伊壁鸠鲁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在有关原子论的思想上，伊壁鸠鲁继承、修正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将原子论进一步向前推进。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主要探讨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在自然哲学中的主要差别，特别是在原子论上的差别，并重点阐述伊壁鸠鲁的原子论。
一
德谟克利特（Demokrit，约公元前460-370年），是古希腊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古希腊原子论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古希腊另一位哲学家留基波最著名的学生，他的原子学说主要就是从留基波那儿继承并发展起来的，他们两人一起发展了阿那克萨克拉的“种子”思想，创立了原子论。阿那克萨戈拉认为宇宙万物各有自己的本原，这无限多的本原就是各种事物的最小微粒――“种子”，每一种“种子”的形式、颜色和气味各有不同。在此基础上，留基波首先提出了万物是由物质构成的原子学说，认为原子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物质粒子。原子之间存在着虚空，无数原子从古以来就存在于虚空之中，既不能创生，也不能毁灭，它们在无限的虚空中运动着构成万物。
德谟克利特认为，“一切事物的本原是原子和虚空，别的说法都只是意见。世界有无数个，它们是有生有灭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从无中来的，也没有一样东西在毁灭之后归于无。原子在大小和数量上都是无限的，它们在宇宙中处于涡旋运动之中，因此形成各种复合物：火、水、气、土。这些东西其实是某些原子集合而成的；原子由于坚固，是既不能毁坏也不能改变的。太阳和月亮同样是由光滑的圆形原子构成的，灵魂也由这种原子构成；灵魂就是心。我们能够看见东西，是由于影像投进了眼睛的缘故。”[1]简单地说，就是他认为，宇宙是由原子和虚空共同组成的。原子有两种特质――大小和形状，它的数量、大小和形状都是无限的。运动是原子的固有属性，在原子的下落运动中，较快和较大的撞击着较小的，产生侧向运动和旋转运动，从而形成万物。一切物体的不同，都是由于构成它们的原子在数量、形状和排列上的不同造成的。
伊壁鸠鲁（Epikur，公元前341-270年），是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主要继承者和发展者。他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原子和虚空构成的，原子在形式上的多样性是有限的。原子除了有形状、次序、位置等方面的差异之外，还有重量上的差别。原子不论是最轻的还是最重的，在虚空中都以同一的速度降落。原子既然有重量，那它在虚空中就必然进行直线下降运动。原子在直线下降的过程中，由于自身的原因脱离原来的轨迹，发生偶然的偏离，因而与其他原子相互碰撞组合成万物，形成无限的宇宙。神也是由原子构成的，一切天象都是自然现象，与神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原子的聚散离合而已。
二
虽说伊壁鸠鲁继承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两个人的观点有很大的差别。可以说，伊壁鸠鲁修正和完善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自然哲学向前跨了一大步。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就是主要说明了两者原子论的主要区别，重点讲述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并进行了细致分析。
原子有重量的特性与德谟克利特不同，伊壁鸠鲁认为，原子除了有体积大小和形状上的差别之外，还有重量上的区别。原子的特质就是大小、形状和重量。他指出，除去形状、重量和大小及与形状必然有关的一切属性之外，我们应当注意到原子不再呈现任何现象的特性。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指出，“原子有体积。另一方面，体积也被否定了。也就是说，原子并不具有任何体积，而原子之间只有一些体积上的改变。可以说，只需要否定原子的大，而承认它小，但并不是小到最小限度。因为最小限度是一个纯粹的空间规定，而表现矛盾的无限小。”[2]这表明，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尽管有体积，但它在运动中由于原子之间体积上的些许改变，而使原本的体积被否定了，这样原子就不具有任何体积了。这实际上包含着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矛盾。原子有体积，但不能无限的大，也不能无限的小。如果原子体积无限的大，那这个虚空就不能够装下它；相反地，如果原子的体积无限的小，那么原子就成为虚空中一个纯粹的点了，也就不是原子了。
考虑到原子的形状，原子形状的对立面就是没有形状。因此原子形状的差别是无法确定的，但它们也不是绝对无限的，原子的形状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原子的体积既不能无限的大，也不能无限的小，如果原子有无限多的形状，那么就会有无限大的原子，这样就与原子体积的规定相反了。这与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可以大如天体的观点是不同的，伊壁鸠鲁认为微小原子的数量和大小是无限多的，但其形状却是有限的。
“伊壁鸠鲁提出重量作为第三种质，因为在重心里物质具有构成原子主要规定之一的观念上的个别性。所以如果原子一旦被转移到表象的领域内，那么它们必定也具有重量。”[3]这就是说，重量体现了作为居于物质自身之外的观念上的点的物质个别性，在经验性的表象的世界中，原子一定具有重量。重量只相对于中心而存在，但原子本身就是实体性的重心，以自身为重心，所以世界上没有一切事物共同趋向的中心。
通过对原子的特性的考察，伊壁鸠鲁重新诠释了原子的特性，将重量作为原子的主要特性，修正了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只有体积和形状的观点。
原子的偏斜运动
关于原子在虚空中运动到底有几种方式，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看法是不同的，伊壁鸠鲁认为有三种运动方式，而德谟克利特则认为只有两种。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指出：“伊壁鸠鲁认为原子在虚空中有三种运动。一种运动是直线式的下落；另一种运动起因于原子偏离直线；第三种运动是由于许多原子的互相排斥而引起的。承认第一种和第三种运动是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共同的；可是在承认原子偏离直线这一点上，伊壁鸠鲁就和德谟克利特不同了。”[4]
伊壁鸠鲁认为，原子的直线下落运动是原子的必然运动，而原子的偏斜运动则是直线下落运动过程中偶然的、非因果性的偏离。他把与必然性的偶然偏离，看作是非因果性，并且把因果性与必然性等同起来。伊壁鸠鲁的这种认为原子具有必然的直线下落运动和偶然的偏斜运动的观点，把偶然性和必然性结合起来。这能从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话语中体现出来，“原子偏离直线并不是特殊的、偶然出现在伊壁鸠鲁物理学中的规定。相反，偏斜所表现的规律贯穿于整个伊壁鸠鲁哲学，因此，不言而喻，这一规律出现时的规定性，取决于它被应用的范围。”[5]马克思认为原子偏斜运动证明了偶然性的存在，而直线下落运动则证明了必然性的存在，偶然性和必然性都是客观存在的，偶然性没有原因。原子的直线下落运动和偏斜运动这两个环节相互矛盾，但都包含在原子的概念之中，这说明原子的直线下落运动之中包含了偏斜运动，这也就是说必然性之中包含了偶然性。
关于第三种运动――由于许多原子的相互排斥而引起的运动，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是从原子的直线下落运动和偏斜运动中综合地结合出了原子的排斥运动的。如果原子只是直线下落的运动，没有偏斜运动的话，原子之间就永远不可能相互碰撞、相互排斥。因此，只有在不同原子直线下落运动的过程中，原子脱离直线发生偏离，原子之间才会相互碰撞、相互排斥，进行排斥运动。不同的原子之间的偏斜运动，是原子在相互碰撞、相互排斥中实现的。正是在这种相互碰撞、相互排斥的运动中，原子才能通过其它原子意识到它自身。所以，原子它们只能自己与自己发生关系，只能自己和自己相撞。推之，即排斥就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通过排斥，自己才能意识到自身的存在。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这样写道：“排斥是自我意识的最初形式；因此，它是同那种自认为是直接存在着的、抽象单一的自我意识相适应的。”[6]依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之所以必要，不仅是为了说明原子在它们运动过程中结合的可能性，更是为了说明人类个体所固有的相对的意志自由，这种自由是由脱离必然性的偏斜表现出本质的。
相对于伊壁鸠鲁，德谟克利特并没有认识到原子偏斜运动的意义。他只考虑到了原子的直线下落运动和排斥运动，把这两种运动看成一种必然性的行为，并没有意识到如果原子只有这两种运动的话，那么有了直线下落运动，怎么才能推导出排斥运动呢？德谟克利特把两钟运动单独地看待，只认识到排斥的片面的物质存在的表面现象，没有将直线下落运动和排斥运动的内在本质联系起来。因此，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因为在偏斜中形式的规定显现出来了，而原子概念中所包含的矛盾也实现了。”[7]
原子的两种规定性
伊壁鸠鲁区分了原子的两重含义，认为原子一层含义可理解为本原，另一层则为元素。马克思根据自己的证明认为，“捏造‘不可分的元素’也没有得到什么结果。要从‘不可分的本原’过渡到‘不可分的元素’，就跟想直接赋予它们以特性一样是困难的。但我并不绝对否认这种区别。我只是否认存在着两种不同的、不变的原子罢了。不如说，它们是同一种原子的不同规定。”[8]这就是说，关于伊壁鸠鲁将原子分为不可分的本原和不可分的元素，即作为始基的原子和作为元素的原子，马克思认为这应该理解为同一种原子的两种不同规定。对于作为本原的原子，我们感觉不到存在，而作为元素的原子则是感性地存在着。伊壁鸠鲁认识到原子具有的两重含义，所以他的原子论并不局限于物理学，而且能用应用于自然哲学和伦理学。
同时，马克思指出原子的概念本身包含着存在与本质、物质与形式，“给原子赋于‘始基的’和‘元素的’这两种规定性，把存在于虚空中的原子认作‘始基的原子’，把作为客观现象基础的构成物体的、具有质的原子认为‘元素的原子’，就表明他已把握住了原子内部的矛盾，并将这种矛盾客观化了。这就是伊壁鸠鲁提出的原子的两种规定性的意义。”[9]
但是，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喜欢把一个概念的不同的规定看作不同的独立存在，习惯将一种对存在的规定性当作存在本身。马克思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在伊壁鸠鲁那里，“无限的东西”是原子和虚空共同具有的一种质，其中的“无限”不仅用来表现原子的无限多，还被独立化为一种特殊的存在、一种原子。
神是由原子构成的
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是从自然和事物的内部寻求一切宇宙现象的原因，从这种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他并不是一位无神论者，他认为神是存在的，神是由原子构成的，但是它们住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过着自己的生活，不问世事。因此人不应该对神有丝毫的恐惧和盲目的崇拜。对于人而言，神不过就是具有人自身所希望获得的美德而已。马克思对此十分肯定，对伊壁鸠鲁在原子偏斜中表现出来的自我意识、个体自由和无神论思想十分推崇。
伊壁鸠鲁不认为原子的运动受到各种自然法则的支配，因此，他否定神是最高的法则制定者。一切天体现象都是自然现象，与神没有任何关系，只不过是原子的偶然复合。在伊壁鸠鲁看来，传统观点中人对神的崇拜，认为神支配着世上一切，反而会破坏人心灵的宁静，甚至产生恐惧。于是，伊壁鸠鲁在遵循自己绝对的准则――“一切破坏心灵的宁静、一切引起危险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不可毁灭的和永恒的自然”[10]的情况下，提出了天体不是永恒的这一观点。
但是，伊壁鸠鲁又认为原子是具有独立性、个体性这种形式的物质，天体是成为现实的原子，在天体中促成原子发展的是物质与形式之间、存在与概念之间的矛盾，而物质与形式、存在与概念这两者之间彼此相互矛盾。这好像又是由于天体是永恒的。伊壁鸠鲁因此而感觉到他之前的理论的方法变得不同了，最终他感觉到了就是在这个矛盾中，自我意识才得以形成。而在天体中这个矛盾消除了。天体破坏自我意识的宁静，扰乱它与自身的统一，因此天体不是永恒的。
三
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是在继承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是一种理论假设不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是从大量的经验事实出发，说明原子的存在，根据原子的三种运动需要来论证虚空的存在的。并且，伊壁鸠鲁将原子原有的两种特性增加为三种，着重指明了重量是原子的固有特性。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更具有辩证法的性质，这与德谟克利特机械的唯物的原子论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伊壁鸠鲁修正和发展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使原子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古希腊的原子论。因此，马克思才在博士论文的最后指明，“在伊壁鸠鲁那里，原子论及其所有矛盾，作为自我意识的自然科学业已实现和完成。”[11]（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6）10-0005-05
“新唯物主义”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称自己所主张的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别的唯物主义。正因如此，人们往往把1845年的《提纲》与时间上相差不远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视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建立的标志，认为马克思是在吸收、借鉴和转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构建起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主流叙事甚至最早可以追溯到恩格斯。然而从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可以看到其新唯物主义思想的端倪，因此武断地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仅仅看作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移植是不够严谨的。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为数不多的以古希腊自然哲学史为主题的研究作品。马克思的兴趣显然既不在哲学史实的考察，也不在自然哲学的论证，而是力图通过对古希腊两位原子论者唯物主义观点的对比，发掘出足以冲破黑格尔观念论藩篱的思想资源。这在唯心主义哲学大行其道的后黑格尔时代，无疑具有理论上的革命意义。
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研究上，人们往往把重点放在其第二部分（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物理学上的差异），特别是伊壁鸠鲁原子偏斜的讨论上。实际上正如马克思在论文的题目中表明的那样，他探讨的是古希腊两位哲学家自然哲学的差异，而原子论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如果仅关注对原子论的讨论，就会把《博士论文》矮化为自然哲学或哲学史方面的研究，实际上，马克思在论文的序言中早已阐明，他的研究不是细节的研究，而是“为了唤起对于这些体系的历史重要性的记忆。”[1]14换句话说，马克思力图通过对特殊问题的考察，探寻希腊哲学走向暗淡命运的普遍性原因，并借此达到挽救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性目的。不以这一宏观的眼光来审视《博士论文》，就很难明白这一作品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意义，无法理解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整个发展历程。
实际上在后黑格尔时代，批判和超越黑格尔的观念论几乎是一切有野心的哲学家所努力的方向，而马克思《博士论文》所展现的批判也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是与其他人不同，《博士论文》对黑格尔的批判更多体现对一种尚未完善的唯物史观方法的潜在运用。那么马克思这种唯物史观的武器来源于何处呢？长久以来，人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马克思是借助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才得以打破黑格尔观念论的桎梏的，这实际上是受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的影响。可是必须指出，虽然恩格斯晚年的这部著作力图阐明马恩两人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吸收和继承，但是恩格斯更多地是回应两人唯物史观成熟时期的理论来源，其关注点并不在《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在序言部分，恩格斯明确提到，“在这篇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看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2]4就此来说，《博士论文》时的青年马克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恩格斯并未言明，故而是值得商榷的。
况且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直到1841年才出版，此时马克思《博士论文》已经完成。从其对唯心史观所采取的批判方法来看，马克思运用了历史分析法，即回到历代哲人对伊壁鸠鲁讨论的语境和细节展开分析，并以此来驳斥黑格尔以精神发展逻辑所推演的哲学史框架，这跟直接否定精神造神运动的费尔巴哈大异其趣，因此简单地将其视为受费尔巴哈的影响是很难成立的。
那么青年马克思这种的唯物史观的萌芽会不会来源于时间上稍早一点的法国唯物主义者们呢？应该说，就唯物主义的某些自然观念方面，马克思可能受益于法国的唯物主义者，但是就唯物史观的构造方面，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则受自身局限性而难当重任。正如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说，“十八世纪上半叶的自然科学在知识上，甚至在材料的整理上是这样地高于希腊古代，它在观念地掌握这些材料方面，在一般的自然观上却是这样地低于希腊古代。”[3]9这倒不是说古希腊的唯物主义成就一定比近代的唯物主义要高，而是说在具有奠基性意义的元哲学的工作上，古希腊自然哲学规定了后来唯物主义者的看待世界的思维导向，在这一点上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并没有实质上的超越。
因而马克思的这种唯物史观来源，很可能就是其主题所表达的，来源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这里古希腊唯物主义既是他研究的内容，也为他的研究方法提供了启示。马克思没有借助近代的费尔巴哈或法国唯物主义者的方法来反对黑格尔，反倒是求助于古希腊的唯物主义的源头，从活生生的历史语境中和感性直观来反思黑格尔唯心史观所预定的“必然”逻辑。因而，其主题选择比较伊壁鸠鲁对德谟克利特的超越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方法论意义了。
伊壁鸠鲁追求快乐主义的恶名及其与德谟克利特类似的原子论，往往令许多哲学家们武断地认为其思想无非是对德谟克利特的抄袭；然而马克思却发现了伊壁鸠鲁的独到之处，并坚信如果能够将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精华予以析取，进而将其优点引入唯物主义，就有可能克服当时观念论哲学的困境并发展出真正的可以影响世界的的实践哲学。而要进行这项工作，就要完成这样几个任务：首先就必须阐明伊壁鸠鲁在哲学史中被误解的原因，并通过这一过程揭示出唯心史观固有的内在矛盾性；其次必须指出伊壁鸠鲁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古希腊唯物主义的理论优势；最后，借助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来重构被唯心史观一再歪曲的哲学发展史。遗憾的是《博士论文》最后一部分亡佚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但是前两个部分却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而从这一部分及相关的七个笔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此一哲学工作的步骤与我们所设想的逻辑基本符合。
一、马克思对黑格尔以唯心史观解读伊壁鸠鲁的批判
马克思首先对历代先哲们关于伊壁鸠鲁的种种误解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工作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任务，一是从肯定方面看，要重新显示出伊壁鸠鲁哲学的价值；二是从否定方面看，要批判之前的哲学史中的错误看法。而在进行哲学史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批判了三个对象：1.哲学史中对伊壁鸠鲁产生误解的哲学家们的具体观点；2.哲学史中误解伊壁鸠鲁的一般性的唯心主义思想倾向；3.黑格尔所继承并系统化的唯心史观。
为什么要区分这三者呢，这是因为归根到底马克思的任务是指向对黑格尔唯心史观的批判，但是为了论证的需要，这些不同层次的批判又必须被综合起来。如果不能准确地区分，就有可能迷失于细节而忘记了马克思的任务。
实际上，“哲学史”概念本身就是黑格尔的发明，正因为有了“哲学史”的视域，历史上的哲学争论才不致沦为偶然随意和无目的的诡辩，而成为可以被系统化综合看待的演进历程。马克思接受这一概念的积极因素，但是却不认可其所谓绝对精神的神秘必然性。马克思在论文中说，“希腊哲学看起来似乎遇到了一个好的悲剧不应遇到的结局，即暗淡的结局……说发生、繁荣和衰亡是每一个人事方面的事物所注定了必定要走一通的铁环，这确是一个老生常谈的真理……不过英雄的死亡与太阳的西落相似，而不像青蛙鼓胀了肚皮因而破裂致死那样。”[1]13
正是在唯心史观的逻辑推演下，伊壁鸠鲁的命运就被黑格尔裹挟到其绝对精神的运动系统中。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暗示了伊壁鸠鲁不同于唯心史观的真正价值，因为只有具备唯物主义价值的东西才会被黑格尔刻意整合并忽略。
同时，黑格尔对伊壁鸠鲁的偏见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历史中唯心主义传统的模仿和必然结果。即，正因为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哲学家都对伊壁鸠鲁怀有偏见，认为其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唯物主义的别子，才会有黑格尔对其的轻视。因此，马克思要想驳倒黑格尔，就要先揭示出历史上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对伊壁鸠鲁的理解为什么是错误的。
（一）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看
如果以亚里士多德（约公元前384―前322）作为古希腊哲学的最高峰，那么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前370年）和伊壁鸠鲁（约公元前341―前270年）两人恰恰处在分水岭的两边。人们自然就会根据历史顺序，认为后者剽窃了前者，普鲁塔克甚至把两者的不一致解释为伊壁鸠鲁只吸收了错误的东西。
然而仅凭时间上的先后和学说上的相似这两点就得出后者剽窃前者的结论就未免过于武断了，因为不同之处也可能恰好是后者对前者的改进。马克思发现，历史上的确也曾经有人看到过这一点，但遗憾的是由于罗马帝国和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偏见，这种理解在历史上被湮没了。马克思说，“当西塞罗说伊壁鸠鲁把德谟克利特的学说弄坏了的时候，他至少还承认伊壁鸠鲁有改进德谟克利特学问的意向，还想张开眼睛去看它的缺点；而当普鲁塔克说它的思想不一贯，并说他对于坏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偏爱时，因而也就怀疑他的意向，那么莱布尼茨则甚至于连他善于摘录德谟克利特的能力也都否定了。”[1]18这其实揭示出哲学史逻辑之外的问题，即历史的和文化的现实环境对哲学思想的筛选。就此而言，并不存在真正超越历史与阶级之上的所谓价值中立的评价，某种思想能不能被尊重和接受，必然要受某时某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这现象本身就是时代经济生活的反映。
在欧洲主流的神学和哲学影响下，唯物主义的哲学非但不会被重视，而且无法逃脱被边缘化的命运。且不说普通人不会关注其细节，即使饱学之士也往往会忽视不同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之间的内在差异，而把他们进行粗略的归类。正是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之下，伊壁鸠鲁被当做对德谟克利特的粗略模仿才成为唯心主义哲学史上的共识。
（二）从知识论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强调感性直观能力，这对于以沉思为主要特征的西方哲学传统来说必然属于异端。对此黑格尔是心知肚明的，“伊壁鸠鲁并不把存在看作一般的存在，而看作感觉到的东西，把以个体的形式出现的意识看作本质的东西……这样也就很明显，既然把感觉到的存在认作真实的东西，那么概念的必要性也就根本被取消了，一切便分崩离析而失去了思辨的意义，而是肯定了对于事物的一般流俗的观点；这样，事实上它并未超出一般普通人的常识，或者毋宁说是把一切降低到一般普通人的常识观点”。[4]48黑格尔的讽刺，实际上代表了整个西方哲学传统对伊壁鸠鲁的否定，这并不难理解，特别是在康德之后，德国唯心论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远离感性直观。然而，马克思却看到这种对伊壁鸠鲁哲学狂妄自大的否定恰恰说明了西方哲学已经病入膏肓，哲学必须再一次从理性的天上走入感性的人间。
（三）从伦理学的角度看
伊壁鸠鲁的哲学最容易被误解为享乐主义，因为伊壁鸠鲁把感性直观作为一项原则，所以如果不仔细分析就难免就会演绎出这样一种理论结果，即伊壁鸠鲁承认肉体的欢愉就是幸福，所以在中世纪伊壁鸠鲁的作品会被列为禁书。另一方面，历史上的哲学家们虽然能够比较公允地对待伊壁鸠鲁的伦理学，黑格尔甚至说道德学是伊壁鸠鲁哲学中最好的部分，但是却总是力图把这种伦理学变为自己唯心主义道德系统中的教条。马克思讽刺天主教的伽桑狄时说他总是力图“使他的良心和他的异教的知识相协调，使他的伊壁鸠鲁和教会相适合，这当然是白费气力的。这正如一个人想要在希腊名妓雷伊斯的皎洁美好的身体上披上一件基督教尼姑的道衣。”[1]9由此可见，历史上对伊壁鸠鲁伦理学的两种极端态度，实际上都不可救药地误解了伊壁鸠鲁。
对马克思来说，这些误解在另一个侧面反倒证明了伊壁鸠鲁的特殊价值。在形而上学上坚持原子论的唯物主义态度，必然会反对空洞的纯粹思辨；在认识论上坚持感性直观的原则，必然要求伦理学上对幸福目标的践行。这就给予正在寻找突破黑格尔唯心主义困局的马克思最为有力的武器，然而这一武器究竟能不能被运用，还需要被进一步检验和阐明。也就是说，马克思必须证明伊壁鸠鲁的哲学具有超越其他唯物主义的优势，即他的原子论不能仅仅是某种突发奇想的先验设定，而必须是能够获得合理证明的认识条件，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
二、两种唯物主义自然哲学的差别
一提到两位古希腊哲学家的差别，就难免让人想到原子论；在继续讨论之前，这里有必要稍微对古希腊的原子概念进行一点澄清。在古希腊哲学中所运用的“原子”概念不同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近代物理学把原子假定为组成事物的最小颗粒，这就意味着借助一定的手段和工具，原子是可以被经验到的。而古希腊的原子说到底是一种形而上学概念，它绝不在经验之内，而毋宁说是保证经验得以成立的某种理念。亚里士多德在谈论德谟克利特时，也没有把原子作为其哲学的核心概念来看待。他说，“留基伯与他的同门德谟克利特以“空”与“实”为元素，他们举“实”为“是”，举“空”为“无是”：他们并谓是即不离于无是，故当空不逾实，实不逾空。”[5]14亚里士多德的意思很清楚，即德谟克利特哲学的根本原则是“实”与“空”这一对相互对立统一之范畴，即使把此处的“实”定义为原子，这个“实”也不是经验意义上的“实物”，而是先验意义上的“是”。因此要理解马克思对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评价，就必须清楚这一论证的关键并不在经验领域，而是在形而上学领域。
《博士论文》第一部分第三节对两者自然哲学的区分是一般性的区分，这不同于论文第二部分对两种原子论具体细节的区分。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既然一般性的区分是两者的主要区别，那么为何篇幅只占用了一节，而原子论只是形而上学中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还要把它单独拿出来并用一章的篇幅来讨论呢？
马克思的这一设计大概出于以下考虑，即原子论虽然只是形而上学的一个部分，但却是最为关键的一个部分，因为它直接决定某种唯物主义的基础是否牢固。如果丝毫没有论证，只是凭空把原子和虚空作为自然哲学的基本原则，那么这种自然哲学即使是唯物主义的，也仍然是一种独断的迷信。在马克思看来，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之所以能够超越德谟克利特，最为核心的原因实际上就是他对原子的规定和说明，因此必须给予最大的篇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般性的区分不重要，恰恰相反，一般性的差异暗示了马克思以伊壁鸠鲁哲学为武器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的目的。
综合考虑《博士论文》对两种自然哲学的一般和具体的双重论证，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考察伊壁鸠鲁对古希腊唯物主义的创新与超越。
（一）在真理问题上的分歧：两者对现象与本体关系认识的差异
马克思发现，两位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承认“原子和虚空”的形而上学原则，但是德谟克利特在对这一原则的运用中却出现了巨大的矛盾。
这个矛盾最先表现为“真”的问题。真理问题表面上看是属于知识论问题，实际上涉及形而上学问题，因为知识论问题只关注认知的条件及过程，而真理问题却关注认知的对象和前提，涉及对世界的设定。德谟克利特在这些问题的表述上的确粗糙，一方面由于他坚持现象与本质的差异，认为除了本体（或者说原子、实有）为真以外，其他一切现象都是主观的因而是不可信的，这样他就把真理存在的基础给否定掉了。而另一方面他又发现现象显然是被灵魂所把握的，而灵魂则是实有的本体，既然如此，那么被灵魂所把握的现象显然也应该具有真理性，这样他又把真理性的标准从认识论上树立了起来。马克思将这一情况称为德谟克利特的“二律背反”。其实说到底，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就是德谟克利特在追求本体的同时不愿意承认感性所获得的现象的真实性，这就等于在本体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同时，在认识论上却坚持唯心主义，如此一来怎能不产生矛盾呢。
而伊壁鸠鲁却克服了这一矛盾，他坚持感性确定性的第一原则，认为“一切感官都是真理的报道者”，而概念必须以感性所获得的现象为标准进行校正。这样来看，伊壁鸠鲁的原子理念就不是一种先验设定的东西，而是借助经验所推演出来的东西，当然由于并不具有更多文献上的支持，马克思也没有就此继续展开。
这却给人们留下一个问题，一个如此重视感性确定性的人，为何没有将这一经验论原则贯彻到底，反倒还笃信原子论的形而上学，休谟不就是太强调经验而最终成为了怀疑论者吗？马克思后文中的解释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一疑问，实际上伊壁鸠鲁区分了“始基的原子”与“元素的原子”，前者是质料性的，类似于近代物理学中的原子概念，而后者则是构成性的，具有形而上学原则的意味。因此不要小看伊壁鸠鲁强调感性确定性的认识方式，这一认识方式本身其实就是他的原子论原理。马克思说，“正如原子是他的原理一样，同样他的认识方式本身也是原子论。发展的每一环节，对于他，立即就转变成一个固定的、仿佛通过空虚的空间从它们的联系中分离开了的现实；一切规定性都采取了孤立的个体性的形态。”[1]45因此虽然表面上看，伊壁鸠鲁可能有坚持感性确定性原则而放弃原子论的倾向，但是实际上他以另外一种动态的方式理解并承认了原子论。也就是说，他坚持的感性确定性本身实际上是“元素的原子”的实践过程，而他借助这一行动所否定的原子，则是质料意义上的“始基的原子”。而这种放弃也不是彻底的放弃，最终它必然通过元素原子的运动重新被构建出来。
（二）寻求知识与追求幸福：两种哲学目标的差异
由于德谟克利特在形而上学问题上坚决区分本体和现象，因此处于本体领域内的原则就不可能对现象界产生影响。但是同时由于他在认识论问题上，又坚决认为只能通过经验才能达到本体的认识，所以他又必然广泛地涉猎一切实证知识。“古代的轶事就算是一个传闻吧，但也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传闻，因为它描述了德谟克利特的本质的矛盾。据说德谟克利特曾经自己弄瞎他的眼睛，以使感性的目光不致蒙蔽他理智的敏锐。正如西塞罗所说，这个自己弄瞎眼睛的人也就是那走遍了半个世界的同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获得他所寻求的东西。”[1]21
而伊壁鸠鲁恰恰相反，尽管他一再强调感性直观的重要性，但是他却并不因此就毫无节制地汲取一切经验。这是因为，伊壁鸠鲁唯物主义的哲学目标不是为了获取纯粹的知识，不是那种把握本体，而是最终指向幸福的生活。因此伊壁鸠鲁始终把他的哲学看做活生生的实践哲学，具有伦理学意义上的现实关怀。“伊壁鸠鲁在哲学里面感到幸福和满足。他说，‘你必须为哲学服务，如是你才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一个人倾心降志以从事于哲学，他用不着等待；他立刻就会得到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1]22通过伊壁鸠鲁，人们最终发现哲学最根本的任务不是“真”，而是“善”，这也是人们寻求知识的目的和真谛。如果知识无助于人们获得生活的幸福，那么此类知识的价值何在。
通过这一比较，马克思发现德谟克利特虽然是唯物主义，但是他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内在矛盾性却决定了他的唯物主义最终不但会走向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而且无论拥有多少知识，也只能在空洞的理念世界中徘徊。反观伊壁鸠鲁的哲学，则始终把感性直观的现实作为判断的基础，把生活幸福的现实关怀作为实践的原则，因而伊壁鸠鲁的哲学是健康的实践哲学，这才是马克思努力寻找的打破唯心主义哲学的钥匙。
（三）必然与偶然：现实的可能性是自由的条件
如果说实践的原因是要把握本体，实践的结果是要获得幸福，那么德谟克利特哲学的内在矛盾就注定了他这种唯物主义的悲剧，即一方面无法追溯到实践的原因，另一方面无法获得实践的结果。哲学家实践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世界和思想之间建立一般性关系的过程。而这一悲剧就造成了德谟克利特把必然性作为现实世界的反思形式。换句话说，德谟克利特对必然性的强烈要求实际出于他对待实践问题上的绝望。
伊壁鸠鲁不但避免了这一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进一步对必然性和偶然性进行了重新规范。在他看来，必然性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意思是指必然性由于超出了人类经验认知的范围，因此必然性不是可以被直观把握的概念，而是被推论出来的概念。也就是说，偶然性和主观任性都是可以通过直观被把握的，人们只有在观察到偶然性和主观随意性之后，在掌握了经验资料后才有可能推论出事物发展顺序的规定和联结，即必然性。因此，马克思指出伊壁鸠鲁的必然性是一种有条件的必然性，即“在有限的自然里，必然性表现为相对的必然性，表现为决定论。而相对的必然性只能从真实的可能性推演出来，这就是说，有一系列的条件、原因、根据等等，那种必然性是通过这些东西的中介的。真实的可能性就是必然性的显现。”[1]24而偶然性对他来说则只是一种具有可能性价值的现实性，而抽象的可能性则正是真实的可能性的反面。所以偶然性要么是被感性直观直接捕捉到，要么则是通过理性自身的想象所获得。以这样一种视角来看待世界，当然不免有其消极意义，但是伊壁鸠鲁的本意并不是否认一切联系和原理，而是认为物理学中的定理恰恰不是第一重要的，说到底定理所规定的必然性的出现也是建立在人类构造的偶然性基础上。因此，自由才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向人类敞开，人们通过实践去追寻自由并获得幸福，才是可能的和可以被期待的。对自由的规定才成为马克思进一步来论述原子偏斜的目的。
三、结语
麦克莱伦在评论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动机和旨趣时写道，“马克思选择这一题目是想通过考察希腊历史上相似的时期来阐明当代的后黑格尔哲学境况……黑格尔哲学正是由于它的完整性和普遍性，从而具有非现实性，并且反对着这个继续被分裂的世界……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时期会出现两个可供选择的替代：要么无力地模仿以前的东西；要么进行真正的彻底的变革。”[6]27的确，当唯心史观成为新的宗教，绝对精神化身新上帝的时候，如何能够打破这一悲剧的命运，重新发现一条自由之路，就成为后黑格尔时代哲学家的必然使命。
马克思在为唯物史观寻找出路的过程中，再次发现了古希腊唯物主义的丰富资源。与德谟克利特的内在矛盾相比，伊壁鸠鲁对感性直观的重视、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以及对偶然性与自由辩证关系等问题的阐释无不令人印象深刻，正是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看到了哲学中另一条隐蔽的林中小路。虽然青年马克思此时还没有投身于“改变世界”的革命实践，但是他对伊壁鸠鲁的哲学史意义上的辩护和他对伊壁鸠鲁感性直观的褒扬，已经迸发出了哲学革命的火种，就此而言《博士论文》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算作唯物史观的理论萌芽。正是在马克思的重新诠释下，由伊壁鸠鲁开启的具有朴素辩证意味的唯物主义实践哲学最终为马克思在20世纪重写哲学史提供了锐利武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博士论文[M].贺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2]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古典哲学的终结[M].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7.
[3]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于光远译.人民出版社，1984.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M].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83.
〔中图分类号〕A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2）05－0148－04
马克思在《导言》开篇就宣告：“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宗教批判在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马克思的一系列经济和政治批判中，依然充满着对宗教问题的阐释与批判，诚如洛维特所言：“马克思走向政治世界批判的步骤并没有简单地把已经作出的宗教批判甩在身后，而是在向批判尘世世界的这种进步中同时也为批判‘天国’世界亦即宗教获得了一个新的立场。”〔2〕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所高扬的哲学对宗教的批判和哲学的拯救行动就是其社会批判理论甚至是整个理论大厦的原始点。
一、哲学征服宗教的“政治活动”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所研究的主题是关于两位古希腊先哲的自然哲学学说。然而，在19世纪50年代末致拉萨尔的信中，马克思明确表明，研究两位自然哲学家的学说，不是哲学兴趣，而是政治兴趣，“［较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出于［政治的］兴趣。”〔3〕从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内容上看，他出人意料地用了大量的篇幅着墨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生活和写作方式之不同；从博士论文的结构形式上看，在论文的序言、附注和附录中他都在慷慨激昂地批判宗教和阐扬哲学的卓越。就此而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展开的不啻是一场以哲学征服宗教、救赎自由的“政治活动”。
伊壁鸠鲁说：“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须为哲学服务。凡是倾心降志地献身于哲学的人，用不着久等，他立即就会获得解放，因为服务于哲学本身就是自由。”〔4〕但世间哲学类别众多，选择为哪种哲学服务才能获得自由呢？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选择伊壁鸠鲁哲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即是选择服务于伊壁鸠鲁哲学。这种选择的重要原因在于伊壁鸠鲁哲学是对实在的解释与对政治自由的肯定。美国学者维塞尔认为：“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哲学感兴趣的部分原因是伊壁鸠鲁哲学提供了一条哲学救赎的道路……马克思对伊壁鸠鲁的兴趣意味着他对作为一种救赎方式的哲学本身感兴趣。”〔5〕此处，“救赎”一词实有“解放”的韵味。联系到伊壁鸠鲁是古代最伟大的宗教批判家与启蒙思想家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认为“伊壁鸠鲁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他曾对宗教提出过完整的解释和批判，几近毁灭性地打击了古代宗教，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救赎方式的哲学”获得了一种超出宗教之外的批判视野，希冀通过哲学对宗教的批判以及哲学的意志拯救行动能够实现真正的解放的政治旨趣。 一般认为，古代的宗教批判是为消除恐惧，获得心灵的平静和快乐，而现代的宗教批判则是为了彻底消除宗教这一最大的欺骗形式，使人成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马克思在哲学拯救与宗教批判的对立意义上，充分彰显出哲学的救赎功能。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作为马克思“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并非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开端，在此之前，马克思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正是在此之前的大量的积淀和酝酿才诞生了提纲，但正是这十一条犹如一发重炮打响了整个世界，对于这场震惊世界的哲学革命，一定有其深刻的根源，而这个根源便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前提和开端。
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前提：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
黑格尔哲学在黑格尔逝世以后发生解体，不仅是青年黑格尔派与老年黑格尔派的争论，青年黑格尔派自身也产生分歧，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站在实体的立场上，而以鲍威尔为代表的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但无论是施特劳斯还是鲍威尔都还在黑格尔哲学的内部，站在黑格尔哲学当中的某一个立场上，而且把这一原则进行了彻底的发挥。
作为早期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马克思曾加入以鲍威尔为精神领袖的“博士俱乐部”，因为鲍威尔当时对黑格尔哲学的阐释主要依靠“自我意识”这一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他对圣经故事，基督教进行了激进的批判，几乎达到了无神论的高度，因此鲍威尔也成为了“博士俱乐部”中当之无愧的领袖，“博士俱乐部”中的主要成员为鲍威尔，科本和马克思。科本也是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但是他更多的对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阐释，而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正是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
当时“博士俱乐部”的成员被称为黑格尔派的最左翼，“除了某些隐蔽的分歧，马克思当时在理论上同鲍威尔和科本最为接近。他们自称是哲学上的‘山岳党人’，”他们试图通过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来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进行批判，通过怀疑派的怀疑，斯多葛派的共和主义以及伊壁鸠鲁派对宗教的敌视，来完成他们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的批判，所以，他们在探讨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的时候希望通过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来找到现实的批判的武器，从而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进行批判。
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础――哲学、政治
马克思哲学思想在黑格尔哲学解体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运动这一背景下逐渐形成并清晰起来。从哲学上来讲，马克思当时最接近鲍威尔，甚至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题目都与鲍威尔有关。
从政治立场上来讲，马克思更靠近康德，费希特，而不是黑格尔，他认为黑格尔哲学中散发着一种阴郁古怪的调子，但是在哲学上马克思又暗暗地与黑格尔有着某种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当马克思用康德哲学来做法学理论时，他似乎隐隐感觉康德费希特在哲学上的自我意识立场使得“应有”和“现有”存在无限的分离。
从哲学上来讲，自我意识的立场，特别是康德费希特的立场，在本体论上是二元论和主观主义的，因为他设立了那个自在之物是自我不可能真正达到的领域，费希特的非我是自我的无限的阻力，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它就成为坏的无限性，这种坏的无限性意味着自我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达到或把握或消化非我，这是一种主观思想，而黑格尔要求把这种主观思想变成客观的思想，所以，在道德哲学中他用粗鲁的，惹人恼火的表达方式，道德就是按照一个国家的习惯生活。
总之，马克思当时的政治立场和康德费希特更加接近，哲学的立场大体上也是黑格尔哲学当中的自我意识，由此看出《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比较确定的开端。
三、马克思哲学思想开端的较为确切的根据――《博士论文》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与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几乎同时出版，但在《博士论文》中并没有体现出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所造成的影响。
马克思《博士论文》的基本立场很显然是自我意识，马克思在序言中说道：“普罗米修斯的自白，‘总而言之，我痛恨所有的神’，就是哲学自己的自白，是哲学自己的格言，表示它反对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马克思在自我意识的哲学中徘徊踱步，但是马克思没有白白地进入“自我意识”这所“学校”，这使得马克思后来在哲学上的成果远远超越了其他哲学家。
尽管马克思明确地站在“自我意识”哲学的立场上，但是他对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怀有深深的警惕，因为他认为抽象个别的自我意识有一个重大的缺陷，即“应有”和“现有”，“应当”和“是”之间无限的分离和对立，这一点如果被保留下来并不断夸大的话，在哲学上会犯时代错误。
马克思哲学的开端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同时他对自我意识立场有着某种隐含的保留，也就是说“尽管马克思明确声称自我意识的立场，但却仍然保持着对自我意识哲学的某种批判态度。”
参考文献
黑格尔哲学在黑格尔逝世以后发生解体，不仅是青年黑格尔派与老年黑格尔派的争论，青年黑格尔派自身也产生分歧，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站在实体的立场上，而以鲍威尔为代表的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但无论是施特劳斯还是鲍威尔都还在黑格尔哲学的内部，站在黑格尔哲学当中的某一个立场上，而且把这一原则进行了彻底的发挥。
作为早期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员，马克思曾加入以鲍威尔为精神领袖的“博士俱乐部”，因为鲍威尔当时对黑格尔哲学的阐释主要依靠“自我意识”这一原则，通过这一原则，他对圣经故事，基督教进行了激进的批判，几乎达到了无神论的高度，因此鲍威尔也成为了“博士俱乐部”中当之无愧的领袖，“博士俱乐部”中的主要成员为鲍威尔，科本和马克思。科本也是站在自我意识的立场上，但是他更多的对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进行阐释，而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正是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
当时“博士俱乐部”的成员被称为黑格尔派的最左翼，“除了某些隐蔽的分歧，马克思当时在理论上同鲍威尔和科本最为接近。他们自称是哲学上的‘山岳党人’，”他们试图通过古希腊的自我意识哲学来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进行批判，通过怀疑派的怀疑，斯多葛派的共和主义以及伊壁鸠鲁派对宗教的敌视，来完成他们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的批判，所以，他们在探讨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的时候希望通过古希腊自我意识哲学来找到现实的批判的武器，从而对基督教德意志世界进行批判。
二、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础――哲学、政治
马克思哲学思想在黑格尔哲学解体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运动这一背景下逐渐形成并清晰起来。从哲学上来讲，马克思当时最接近鲍威尔，甚至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的题目都与鲍威尔有关。
从政治立场上来讲，马克思更靠近康德，费希特，而不是黑格尔，他认为黑格尔哲学中散发着一种阴郁古怪的调子，但是在哲学上马克思又暗暗地与黑格尔有着某种不可分的联系，因为当马克思用康德哲学来做法学理论时，他似乎隐隐感觉康德费希特在哲学上的自我意识立场使得“应有”和“现有”存在无限的分离。
从哲学上来讲，自我意识的立场，特别是康德费希特的立场，在本体论上是二元论和主观主义的，因为他设立了那个自在之物是自我不可能真正达到的领域，费希特的非我是自我的无限的阻力，按照黑格尔的看法，它就成为坏的无限性，这种坏的无限性意味着自我永远也不可能真正达到或把握或消化非我，这是一种主观思想，而黑格尔要求把这种主观思想变成客观的思想，所以，在道德哲学中他用粗鲁的，惹人恼火的表达方式，道德就是按照一个国家的习惯生活。
总之，马克思当时的政治立场和康德费希特更加接近，哲学的立场大体上也是黑格尔哲学当中的自我意识，由此看出《博士论文》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比较确定的开端。
三、马克思哲学思想开端的较为确切的根据――《博士论文》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与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几乎同时出版，但在《博士论文》中并没有体现出费尔巴哈对马克思所造成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9749(2010)03-0047-03
高校专题讲座以其思想性、学术性强,信息量大,生动活泼而能够吸引学生。全国有些高校在探索思想政治教育课改革的过程中,把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课开办为专题讲座,这些讲座涉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法治建设、道德建设、经济、哲学、宗教、文学、社会热点、国际形势等问题,内容丰富,受到了学生的肯定和欢迎,起到了较好的教育效果。再加上高校举办的其他各种讲座,专题讲座成为博士研究生受教育的重要方式。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内容,如何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本文尝试对以专题讲座为载体,对促进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做一些研究探索。
一、以专题讲座为载体促进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要
1.博士研究生思想多样化趋势明显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不断增强,社会思想空前活跃,人们的价值观也呈现出多样化趋势,博士研究生也是如此。博士研究生都有自己的家庭或职业背景,思想多样化在博士研究生这里表现突出。博士研究生博览群书,了解的文化多种多样,自己又有独到的思考研究能力,因而思想意识多样化尤为明显。
2.增进博士研究生主流社会意识认同难度比较大
增进博士研究生主流社会意识认同难度大,这和他们的文化知识背景特点相联系。博士研究生都有了较长时间的生活经历,他们的思想意识是经过反复思考和选择的结果,一旦形成不容易改变。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各种各样,各有各的特点,有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少一点或者联系不直接,他们就对马克思主义冷漠、不感兴趣;有的专业和研究方向和西方的某个社会思潮联系密切,他们就极其信奉这种思潮,例如研究环保科学的信奉生态社会主义,研究心理学的信奉弗洛伊德主义,研究西方哲学的信奉西方哲学流派,等等,马克思主义在他们那里遭受拒斥。他们都有各自的认知文化背景,别人很难说服他们改变自己的社会意识。社会主义运动的艰难曲折,我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差距,还有对事物对现实求新的心理,使不少人以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
3.博士研究生的思想变化会对社会其他群体的思想形成较大影响
博士研究生在社会和工作单位被关注,他们接受或排斥马克思主义能够造成较大的正面或负面影响。博士研究生由于具有很高的学历和高水平的专业知识,是高层次的专业人才,受到社会的羡慕和工作单位的重视,他们肯定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讲话甚至被人们作为马克思主义是否科学的证据。博士研究生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能够影响很多人。
4.攻读博士研究生是在学校集中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机会
大学生和硕士研究生都有可能再回到学校受教育,因而有再在学校集中受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机会。而一般来说,一个人攻读博士学位是一生中在学校里长时间集中受教育的最后的机会,因而也是他在学校集中受系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后机会,毕业之后不大可能再有长时间的系统思想政治教育了。国家需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高层次人才。因此,在博士研究生到工作岗位担当重任之前,以合适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一次再塑造,增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是十分重要的。
5.专题讲座是促进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较好载体
专题讲座容易被博士研究生接受。因为思想政治理论课如果再按传统方式进行,比如授课任务由一个固定的教研室或学院(如马列部、马克思主义学院等)按照他们自己编写的教材来完成,受师资、业务水平、授课内容等限制,思想政治理论课可能难以被学生接受。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课原来由马列部承担,由于受传统教学方式方法的限制,学生意见大,入座率低,以后学习其他高校的经验以专题讲座的方式进行。现在山东大学博士研究生的专题讲座内容丰富,密切联系理论热点、社会热点和国际形势,学术性强,能够开阔人的视界。主讲人可以在全校范围内挑选,还可以到校外邀请,主讲人都是在该领域很有学术造诣的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等,在长期教学工作中因教学效果突出而具有较高知名度。在调查中山东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成为深受博士研究生喜爱的课。以学术性较强的专题讲座为载体对博士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可行的。
二、专题讲座作为载体在引领博士研究生思想多样化中的时代价值
专题讲座被博士研究生所认可,成为以马克思主义引领博士研究生思想多样化的载体,是因为它起了很重要的现实作用。
1.专题讲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成功探索
博士研究生专题讲座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和超越。传统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不尽如人意,需要对它的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模式等各方面进行改革,来适应新时期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博士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专题讲座形式进行,这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成功探索。从专题讲座来看,它不仅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改革,引起了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等各方面创新,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而且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超越。因为专题讲座不仅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一种形式,而且成为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在博士研究生中传播新思想新理论,开展学术研究的载体。
2.专题讲座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
博士研究生专题讲座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超越,从专题讲座的功能、产生的影响来看,它不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而且是校园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因为专题讲座已经超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它对一个学校的校风、学风、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的形成具有促进作用,也就是说专题讲座和一个学校形成特色校园文化密切相关,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专题讲座在马克思主义引领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学风,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在尊重差异中扩大社会认同,在包容多样中增进思想共识。这能够升华成为校园文化,使学校具有极大的集体合力、奋发向上的群体意识及宽容自由的学术氛围。一所大学要在激烈的竞争中成为特色名校,一定要有先进的校园文化。
3.专题讲座能够提高博士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博士研究生应该是高素质的人才。高素质的人才不仅要具有高层次的专业素质,而且要具有高层次的思想政治素质以及健康丰满的人格。一个博士研究生如果仅有高水平的专业知识,思想政治素质薄弱,人格残缺,那他就是一具没有灵魂的肉体空壳。像钱学森等科学家逝世后引起全国人民的沉痛悼念,不仅是因为他们是某领域世界一流的科学家,更重要的是他们以深深的爱国感情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专题讲座是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超越。它使博士研究生受到人文社会科学的熏陶和教育,丰厚了自己的文化知识底蕴。那些学术造诣深厚的主讲人传播的新学术观点,能够点燃心灵的火花,激发思想的灵感,对于博士研究生科学研究、完成学业,具有潜移默化、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三、以专题讲座为载体促进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注意的问题
博士研究生专题讲座要办成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还有一些今后需要注意的问题。
1.专题讲座的数量和质量相结合
事物质和量的统一就是事物的度。给博士研究生举办专题讲座也有个度的问题。因为博士研究生学习科研任务很繁重,在他们看来时间是很宝贵的。举办专题讲座少了,起不到思想政治教育和学术交流的作用;举办专题讲座过多,会影响他们的学习科研时间。专题讲座质量达不到一定水平,会浪费他们的时间,引起厌烦情绪。在博士研究生学习的第一学期里,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举办的专题讲座每周一次是可以的,过两三周时间可以附加一次其他讲座,第一学期过后每学期可以举办几次讲座,不宜过多。专题讲座的质量要求是内容上学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形式上生动活泼。好的专题讲座告诉学生感兴趣的新的学术观点、新的研究成果、学科建设状况,帮助学生解读社会热点,增进学生对主流社会意识的认同,增强学生的使命感,师生在愉快的交流中共同提高。
2.专题讲座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
要使专题讲座成为以马克思主义促进博士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必须做到其学术性和思想性的完美结合。我们之所以要求讲座有较强的学术性,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可以开阔人的视野,是因为这样能够激发博士研究生的兴趣。生硬地宣讲马克思主义会引起反感,需要选找一种渗透性的、润物无声的载体和方式,专题讲座很符合这个要求。专题讲座带来新的学术思想,使人了解时事,但这不是专题讲座的唯一目的,专题讲座更重要的目的是对博士研究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专题讲座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就一个专题讲座的学术性和思想性来说,可以说学术性是思想性的存在形式,思想性是学术性的灵魂。当然,一个专题讲座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结合得让博士研究生接受、喜欢,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需要高超的艺术和深厚的功力。专题讲座的学术性和思想性相结合是很复杂的,有的主讲学者提出一些观点是正确的,但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相矛盾,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开放的思想体系,需要不断吸收时代的养分,这是可以理解的。
3.教师讲和学生学相结合
“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应与时俱进……重要的不仅在于老师让学生‘听懂’,还在于让学生‘想懂’。不仅要让学生按照教育者指引的方向‘公转’,更要设法让学生增强‘自转’的能力。”[1]现代教育注重师生互动,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这就需要主讲人注意教学方法改革,学生也要积极参与。有的主讲人只顾自己讲,忘记了和学生互动、沟通,没有抓住学生的思维,没有引导、启发学生思考。如果主讲人注意和学生互动、沟通,学生在思考中很可能会产生新的疑问、答案和思想,专题讲座是一个师生互相启发、互相学习的机会。主讲人不仅要治学严谨,讲解研究成果和学术观点,更要注意以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引导学生,尤其不可当众贬低或否定马克思主义,还要尊重学生和自己思想观点的差异性。学生有自己的观点是正常的、可贵的,但要注意虚心和主讲人探讨。有的主讲人讲话方言很重,还不注意调整自己,结果学生似懂非懂,讲座成了走过场。为了把专题讲座长期办好,对主讲教师要有淘汰激励机制,对学生要有必要的纪律要求。
4.课堂内外相结合
我国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设立，不仅是学科发展史上的大事，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大事。它不仅对于我国学科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设立和规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要充分认清这一点，自觉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对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和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基础工程、精品工程和生命工程来建设，这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我们应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客观地正视学科建设的现实，明确目标和任务。对此。要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立与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这次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立，但平台的建设还有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建设的路还很长。建立非建设。建立是起跑线和跑道，建设才是比赛的过程；建立具有“外在形式”意义，建设则要发挥“内在内容”的功能。一字之差的区分，其意义在于让我们明确建设的艰巨性，体会要把这一学科建设成为基础和精品工程的必要和重要性。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通过的学科、专业中，共通过博士一级学科授权单位392个，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授权21个，占5．4％；共通过博士点680个，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56个，占8．2％；硕士点共4101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186个，占4．2％。现在共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一级授权单位21个，博士点共210个(分布在93个单位)，分别占所有一级学科点的2．4％，二级学科点的14．5％。这在文科中可能是最多的。在210个博士点中21个一级博士授权单位占了近一半，计105个。在21个一级博士授权单位中综合大学10个，师范大学7个，工科大学2个，党校系统1个，解放军系统1个。其他105个博士点覆盖了除医科、农业以外，还有综合、师范、理、工、林、矿、地质、军事等学校，这可能是任何一个学科点所没有的特点。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下的博士点也不平衡，在新增加的56个博士点中(不涵一级学科和第十批授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博士点25个，占了近一半；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20个，占了近36％。其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博士点6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博士点3个，国外马克思主义博士点1个。现在210个博士点的分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52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24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46个，国外马克思主义22个，思想政治教育66个。由于学校门类不一，各个学科点的学科背景、学术环境以及学术标准和要求也多有差别。一定要充分认识“建立”的重要性和“建设”的艰巨性。对前者认识不够，对建设非常不利；对后者艰巨性认识不足，是十分有害的。
二、马克思主义学科队伍的基础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原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的扩大，而应从马克思主义整体发展的视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科学体系重新认识。对此，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与原来马克恩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联系，更要认识到区别。在这样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认识要有新的高度、新的视野和眼光。不能“旧瓶装新酒”，也不能“新瓶装旧酒”，更要避免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成为无所不包的“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有自己的“边界”，其划分应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否则便无以确定各学科学理上的内在规定性，无法说明各分支研究在总体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划分标准不一，必然带来各学科在理论层次上缺乏内在统一和必然联系。在这里，既要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边界”，也要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各个二级学科之间的界域。
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队伍建设要有“准人制”。各个单位倾其所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热情是应充分肯定的。但在队伍建设上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学科整体的建设，吸收人才，培养新人，壮大队伍。******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要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拔尖人才的重点扶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加强对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的重点培养，造就一批各学科各专业的领军人物；加强对高校马克思主义专业人才的重点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高素质、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后备人才。
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立后，在队伍建设方面还有诸多不适应，一是观念，二是知识结构。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的培养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考虑。
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到码头全上岸”。原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认为自己只是授课，没有学科支撑的研究，有一种“没有码头停靠的漂泊”感觉。找不到学科的平台，没有学科归属感。现在有了学科，可能会萌生在课程上花力气不如在学科研究上下功夫“值”的思想。不能正确处理学科研究和课程建设的关系而顾此失彼；另一种是“到码头不会上岸”。有了学科平台，因为多年的“漂泊”，科学研究的能力不足，而失去了上岸能力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三、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中的“一元与多元”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于这一学科的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当然，对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做一区分也是必要的。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观点存在，可以有一定的研究讨论空间，可以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可选择的理论和观念。而党的指导思想绝不能搞多元化。党的指导思想如果多元化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甚至造成党的分裂。这就是说，对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允许做多元化的解释的。由此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或把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才能具有弥久常新的生命力。正像邓小平同志说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学科性也是统一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性，强调的是其科学性，而不是其学派性。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是要强化其指导地位，是要为其服务，而不是把其学术性与科学性以及意识形态性对立起来。加强学科的理论建设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关键。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的指导地位搞好学科建设的同时，坚持“双百”方针，促进学科的繁荣和创新。具体地说，要建设好这样的学科，要求和标准应有所统一，应建立相应的学科或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学科发展。而在具体学科特色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应有多样性。
四、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与理论体系
一级学科建立后，如何处理好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爿lj匿体系的关系，是必须认真加以研究的。从一般意义上讲，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形成是其理论体系发展的结果，也是重要标志；其学科体系的研究和发展又会促进对理论体系认识的深化。当然，其学科体系与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是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每一种理论学说，都要表现为一定的体系并以体系的方式而存在。一般来讲，一种理论的思想体系是各个思想间所固有的内在逻辑联系。这种无形的逻辑往往隐含在思想观点之中。而一种理论的学科体系则是有形的逻辑，是通过一定的范畴、原理的有机统一联系起来的系统。我们要把思想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必须通过相应的概念系统建立起自觉的逻辑联系。而这只有经过专门的研究才能做到，这就是属于学科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可以说，学科体系是一种理论、科学必然有的模式。学科体系也成为理论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它的精华和实质都凝结在这个系统中。正像黑格尔说的：“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我们一定要从其相互促进的意义上理解其关系。不能因为学科体系的划分拘泥于理论体系研究的范围，也不能因理论体系的丰富而无限度地扩张学科体系的内涵。理论体系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规律，同样学科体系的建设也要尊重其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
五、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广义与狭义
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学科，是指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等。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就是指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不是使这两者的关系疏远了，而是更加紧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设不应该，也不能够离开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展；同样，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展也更加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显然，要建设好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不能离开广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视野，要借助其力量来发展，而且必须借助其力量才能发展。这也是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必须放眼的视野。离开广义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平台，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研究也很难深入；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地位。只有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中的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学科才能更加丰富和繁荣。
我国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设立，不仅是学科发展史上的大事，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大事。它不仅对于我国学科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设立和规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史无前例，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对于我们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来说，要充分认清这一点，自觉增强使命感和责任感。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加强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对社会主义事业高度负责的使命感和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基础工程、精品工程和生命工程来建设，这是我们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我们应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客观地正视学科建设的现实，明确目标和任务。对此。要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立与建设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为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这次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建立，但平台的建设还有一个十分艰巨的过程。建设的路还很长。建立非建设。建立是起跑线和跑道，建设才是比赛的过程；建立具有“外在形式”意义，建设则要发挥“内在内容”的功能。一字之差的区分，其意义在于让我们明确建设的艰巨性，体会要把这一学科建设成为基础和精品工程的必要和重要性。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批博士、硕士学位授权通过的学科、专业中，共通过博士一级学科授权单位392个，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授权21个，占5．4％；共通过博士点680个，其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56个，占8．2％；硕士点共4101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186个，占4．2％。现在共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博士一级授权单位21个，博士点共210个(分布在93个单位)，分别占所有一级学科点的2．4％，二级学科点的14．5％。这在文科中可能是最多的。在210个博士点中21个一级博士授权单位占了近一半，计105个。在21个一级博士授权单位中综合大学10个，师范大学7个，工科大学2个，党校系统1个，解放军系统1个。其他105个博士点覆盖了除医科、农业以外，还有综合、师范、理、工、林、矿、地质、军事等学校，这可能是任何一个学科点所没有的特点。此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点下的博士点也不平衡，在新增加的56个博士点中(不涵一级学科和第十批授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博士点25个，占了近一半；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20个，占了近36％。其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博士点6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博士点3个，国外马克思主义博士点1个。现在210个博士点的分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52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24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46个，国外马克思主义22个，思想政治教育66个。由于学校门类不一，各个学科点的学科背景、学术环境以及学术标准和要求也多有差别。一定要充分认识“建立”的重要性和“建设”的艰巨性。对前者认识不够，对建设非常不利；对后者艰巨性认识不足，是十分有害的。
二、马克思主义学科队伍的基础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是原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的扩大，而应从马克思主义整体发展的视野，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科学体系重新认识。对此，我们一方面要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与原来马克恩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联系，更要认识到区别。在这样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认识要有新的高度、新的视野和眼光。不能“旧瓶装新酒”，也不能“新瓶装旧酒”，更要避免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成为无所不包的“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要有自己的“边界”，其划分应有相对统一的标准。否则便无以确定各学科学理上的内在规定性，无法说明各分支研究在总体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划分标准不一，必然带来各学科在理论层次上缺乏内在统一和必然联系。在这里，既要注意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边界”，也要关注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各个二级学科之间的界域。
与此相应，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队伍建设要有“准人制”。各个单位倾其所有发展马克思主义学科的热情是应充分肯定的。但在队伍建设上要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学科整体的建设，吸收人才，培养新人，壮大队伍。胡锦涛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指出，搞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要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拔尖人才的重点扶持，造就一批学贯中西、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家；加强对崭露头角的学术新秀的重点培养，造就一批各学科各专业的领军人物；加强对高校马克思主义专业人才的重点培养，造就一批具有较高素质、有志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后备人才。
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立后，在队伍建设方面还有诸多不适应，一是观念，二是知识结构。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的培养作为一个战略问题来考虑。
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种是“到码头全上岸”。原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认为自己只是授课，没有学科支撑的研究，有一种“没有码头停靠的漂泊”感觉。找不到学科的平台，没有学科归属感。现在有了学科，可能会萌生在课程上花力气不如在学科研究上下功夫“值”的思想。不能正确处理学科研究和课程建设的关系而顾此失彼；另一种是“到码头不会上岸”。有了学科平台，因为多年的“漂泊”，科学研究的能力不足，而失去了上岸能力的现象也是存在的。
三、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中的“一元与多元”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建设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学科建设的重要保证。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于这一学科的建设具有特殊的意义。当然，对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学术研究的马克思主义做一区分也是必要的。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马克思主义可以有不同观点存在，可以有一定的研究讨论空间，可以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可选择的理论和观念。而党的指导思想绝不能搞多元化。党的指导思想如果多元化就会导致思想混乱，甚至造成党的分裂。这就是说，对于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允许做多元化的解释的。由此而否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或把意识形态性与科学性对立起来都是错误的。
正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才能具有弥久常新的生命力。正像邓小平同志说的，“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学科性也是统一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学科性，强调的是其科学性，而不是其学派性。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性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是要强化其指导地位，是要为其服务，而不是把其学术性与科学性以及意识形态性对立起来。加强学科的理论建设是建立具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关键。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的指导地位搞好学科建设的同时，坚持“双百”方针，促进学科的繁荣和创新。具体地说，要建设好这样的学科，要求和标准应有所统一，应建立相应的学科或教学指导委员会，规划学科发展。而在具体学科特色以及课程设置等方面应有多样性。
四、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与理论体系
一级学科建立后，如何处理好理论体系、学科体系和爿lj匿体系的关系，是必须认真加以研究的。从一般意义上讲，三者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形成是其理论体系发展的结果，也是重要标志；其学科体系的研究和发展又会促进对理论体系认识的深化。当然，其学科体系与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是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每一种理论学说，都要表现为一定的体系并以体系的方式而存在。一般来讲，一种理论的思想体系是各个思想间所固有的内在逻辑联系。这种无形的逻辑往往隐含在思想观点之中。而一种理论的学科体系则是有形的逻辑，是通过一定的范畴、原理的有机统一联系起来的系统。我们要把思想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必须通过相应的概念系统建立起自觉的逻辑联系。而这只有经过专门的研究才能做到，这就是属于学科体系建设的主要任务。可以说，学科体系是一种理论、科学必然有的模式。学科体系也成为理论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它的精华和实质都凝结在这个系统中。正像黑格尔说的：“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没有体系的哲学理论，只能表示个人主观的特殊心情，它的内容必定是偶然性的。哲学的内容，只有作为全体中的有机环节，才能得到正确的证明，否则便只能是无根据的假设或个人主观的确信而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与学科体系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但我们一定要从其相互促进的意义上理解其关系。不能因为学科体系的划分拘泥于理论体系研究的范围，也不能因理论体系的丰富而无限度地扩张学科体系的内涵。理论体系的形成有其自身的规律，同样学科体系的建设也要尊重其学科发展的一般规律。
五、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广义与狭义
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学科，是指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等。狭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就是指现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立，不是使这两者的关系疏远了，而是更加紧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建设不应该，也不能够离开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展；同样，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发展也更加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显然，要建设好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不能离开广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视野，要借助其力量来发展，而且必须借助其力量才能发展。这也是我们建设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必须放眼的视野。离开广义马克思主义学科的平台，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研究也很难深入；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建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和发展中的地位。只有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中的引领作用，马克思主义学科才能更加丰富和繁荣。
一、我国博士生政治理论课程开设的历史渊源及分析
1.课程设置的历史渊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规定，政治课程是硕士、博士研究生必修的学位课程之一。目前，我国各高校现行的博士政治课程设置是以《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基础设置的。文科各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开设“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课程，理工农医科各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开设“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课程。这两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开设至今已十余年，长期以来，这两门课程为我国博士生的培养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可以帮助博士研究生切实解决好根本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原则问题，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用以观察社会问题，分析社会思潮及指导科学研究。
2.课程教学的问题分析。在思想认识上，由于政治课伴随着学生从小学、中学、直到博士研究生课堂，大家感觉并不陌生，甚至是很熟悉的。这样就造成教师认识不够、学生不积极的局面，使这门本来十分重要的课流于形式。学生对政治课程的抵触情绪比较严重。特别是博士研究生，不少人认为，在博士阶段应该进行专业学习，而不应该再学政治课程。
在教学内容方面，根据《规定》的要求，开设这类课程是全面贯彻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内容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关原著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有关代表著作。有人认为，该课程偏向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也有人认为，该课程政治色彩浓厚，但在新的形势下，课程功能显得单薄。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学科定位
教育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对教育提出的客观要求，也是教育自身发展的内在必然。教育国际化的核心，是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大背景下，各国都希望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教育市场，优化配置本国的教育资源，抢占世界教育的制高点，最终目的是培养具有国际意识、国际交往能力、国际竞争能力的人才。为此，要在新形势下对政治理论学科进行正确定位。
1.坚持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始终与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教育应服务于政治，这就是教育的政治功能。教育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培养政治人才以补充社会的管理阶层；二是对学生进行政治教育，促使他们政治社会化，即对学生的社会化成长进行政治导向。总之，教育的政治功能可以概括为强化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功能。因此，在教育目标上，要相应地注重提高受教育者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道德素质，尤其要重视对受教育者社会意识形态的识别能力、公民意识的实践能力、遵纪守法行为习惯的培养。面对挑战，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要积极与国际接轨，努力培养国际化人才；另一方面，又要为留住国际化人才而努力。表现在政治课上，就是既要与博士生的其他专业课程一道实现国际化，又要坚守思想阵地。正因如此，政治理论课程的政治功能必须加强。
2.坚持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教育的文化功能。教育与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开设政治课程这一文化载体，可以向博士生传递文化，使学生接受文化，并适应当代的文化，解决文化观念的冲突。《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要求：“研究生阶段的思想理论教育，应当在大学本科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并注意与专业学习适当地结合起来。”因此，一个和谐发展的博士生，不但要加强政治素养，更应注重文化学习，将二者紧密结合，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和历史的进步中积累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一个有素质的人是建立在有文化的基础之上全面发展的人。要以此为立足点，在博士生的政治课程教育中注重加强思想、信念教育，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也要加强文化方面的教育，发挥教育延续文化、普及文化和更新文化的功能。
三、建立多功能的政治理论课程模式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研究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的教学改革，应该确定一个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发挥政治理论课程政治和文化功能的教学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要使博士研究生政治课程既能发挥政治功能，又能发挥其培养创新人才的功能；既能加强思想、信念教育，又能加强科学方法论的教育。
第一，在理念上，立足教学改革，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学校思想品德和政治理论课程教学的通知》的规定，以“研究生阶段的思想理论教育，应当在大学本科的基础上继续提高，并注意与专业学习适当地结合起来”为出发点，坚持政治课的理论性、科学性和思想教育性。
第二，在课程教学活动中，打破文理工农医的学科界限，把“现代科技革命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教学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构建。在对各个教学环节的设计过程中，要始终以提高博士研究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核心，以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综合素质为目标。要注重培养博士研究生们思考问题、理解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三，在教学内容上，要将科学与精神进行融合，增加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法律、伦理、道德、人文等诸多社会科学领域内的知识和重大问题。
第四，在教学形式上，要以专题讲座的形式授课。选定的讲座题目应既注重夯实基本理论，也注重对前沿问题的研究；既注重政治理论课程的思想教育性，也注重科学性。在讲座的模块设计中，一部分是哲学和政治学一级学科范围的基本理论，另一部分是法学、教育学、经济学、工学、医学、农学等其他一级学科的前沿讲座。
四、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教学改革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在理念层面上，要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本文所探讨的博士研究生政治理论课程的改革是在高等教育国际化背景下的一种尝试，我们必须处理好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教育的国际化不等同于一体化、统一化、趋同化，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西方化，必须始终把握民族化是全球化进程中永远的底色。
2.在具体层面上，要把握好三个关键因素。一是要完善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教育理念；二是要提高授课对象的积极性；三是要合理地进行课程结构和内容的设计。为此，需要建立两个机制：一是加强授课教师之间的沟通交流和做好课程设计的机制；二是在课程教学中引入争鸣机制。
［参考文献］
［1］国家教委.关于高等学校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若干规定［（87）教政字007号］［Z］.1987-06-15.
［2］国家教委.关于进一步改革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公共课）教学的意见［（87）教政字004号］［Z］.1987-03-17.
［3］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我国理工科博士生教育现状剖析及对策［J］.中国高等教育，2002（8）.
［4］郭凤志.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改革需要新的视角［J］.现代教育科学（高教研究），2002（3）.
1984年，中国高等教育专业与学科体系中开始有了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科的设置、建设与发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基本同步的，经历了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三个阶段，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梳理建设历程、分析发展原因和总结成功经验，将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又快又好地发展。
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简要历程
1.思想政治教育（1984—1995）
设置本科层次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一是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全国人才需求调研结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才奇缺；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讨论，一致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
1983年7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国营企业职工政治工作纲要》（试行）指出“：中央和地方要筹办以培养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干部为目标的政治院校。现有的全国综合性大学、文科院校，各部、委、总局所属的大专院校，有条件的都要增设政治工作专业或政治工作干部进修班”“，要经过若干年的努力，在全国形成一个初级、中级和高级的政治工作干部的教育训练体系”“，努力造就一大批思想政治工作能手，一大批精通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
教育部于1984年连续发出三个文件，布置在部分高等院校设置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开办本科班、第二学士学位班、大专起点本科班的工作。1984年正式设置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全国首批办学点共13家。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经过几年本科层次的办学经历、经验积累以及社会需求，党中央、教育部、各高等学校和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可以进入硕士研究生培养阶段。1987年5月29日，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和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决定》，指示“有关院校要认真办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好第二学士学位班，并创造条件培养这方面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造就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人才开辟一条新路。”
198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目录，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中增设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军事学一级学科中增设军队政治工作学专业。经过严格审批程序，1988年全国10所高等院校获准首批招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硕士研究生，1990年学科评议组正式通过相关学校的硕士学位授予权。
2.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1996—2005）
1991年起，中国人民大学许征帆教授开始领衔挂靠科学社会主义学科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博士生。这是全国首家、也是当时唯一一家。1995年国务院学位办委托专家组到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校进行调研，对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学、科研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情况作综合评估。准备设置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调研组建议：将思想政治教育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设置博士点。
199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新目录的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中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相应的硕士点、博士点，代码为030205。
首批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全国只有三家：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合作）、清华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合作）。1997年首次招收博士研究生。本科层次的政治教育（师范）与思想政治教育合并，名称统一为思想政治教育，设置师范与非师范两个专业方向。既可授法学学位、也可授教育学学位。从此，形成了本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研究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名称上的不一致。
3.思想政治教育（2006—）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2005年12月23日的学位【2005】64号文件指出：“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推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高等学校教育教学中的指导地位，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培养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经专家论证，决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中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及所属二级学科。”
从此，思想政治教育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等5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名称在本科、硕士、博士三个层次得到统一。2008年4月又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共包括6个二级学科。
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学位点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21个、硕士点73个；二级学科博士点213个，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52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26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47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22个，思想政治教育66个，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待设；二级学科硕士点842个，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204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100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189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96个，思想政治教育253个，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待设；本科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办学点大约300个。
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主要原因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什么能够在短短24年间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壮大？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今后怎样才能实现又好又快地发展？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党中央高度重视、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继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
1.党中央高度重视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前提条件
第一，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特事特办、重点扶持。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以胡锦涛为总书记党中央，始终把思想政治建设放在首位，始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始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发表了许多重要指示，颁布了中央16号文件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发展指明了方向。
第二，采取有力措施切实贯彻特事特办原则。从1984年设立思想政治教育本科专业，1988年招收硕士研究生，1996年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点，到2005年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2006年批准21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都是中央文件决定的，无一不是特事特办，没有其他如何一个学科享有这样的规格；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纳入其中，在设立教育部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时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规定和要求等，都是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具体举措。
第三，加强组织领导确保重点扶持得以落实。教育部先后由政教司、思想政治工作司、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司、社会科学司等一个甚至两个司局领导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专业，各省市自治区、各高等学校也都有相应的组织机构管理这一学科和专业。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幸运之处，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快速发展的组织保障。
2.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客观基础
第一，设置、建设与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一方面，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和差异性日益增强。另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建设事业需要确保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需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需要克服和清除各种消极落后现象和不良社会思潮，需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需要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设置与发展是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
第二，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一些大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政治信仰迷茫、理想信念模糊、价值取向扭曲、诚信意识淡薄、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团结协作观念较差、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面对新形势、新情况，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不够适应，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紧迫的重要任务。解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存在问题，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化和现代化，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依托和支撑。
第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宣传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具有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特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的宣传与传播，需要正确的原则和方法。设置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适应了这一重大需求，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成果为此提供了理论、原则、思路与方法。
3.专家学者共同努力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
专家学者是个广义的概念。教育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高等学校的很多相关领导同志，他们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专家学者，有的就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专家学者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离不开专家学者辛勤努力、不断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同仁申请和完成了一批高层次科研项目，出版了众多著作与教材，发表了大量高水平学术论文，获得了包括国家、教育部和各省市自治区奖励；在学科理论创新、完善学科体系、学位点建设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等各个方面做出杰出贡献。
第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及学术委员会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发展方向、理论研究、学科建设、课程建设、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队伍专业化、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科学化以及沟通信息、总结交流经验、团结队伍等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引领作用。研究会在、教育部领导下，1984年2月在上海成立。至今已拥有31个省区市、军队院校系统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团体会员33个。研究会举办学术会议、举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优秀专著与论文的评奖、出版论文集、创办学术性刊物《思想教育研究》、成立学术委员会，加强与有关学科专家学者的联系，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2007年春开始，学术委员会就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体系及辅导员工作理论与实践两大专题进行研讨，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分别承担两个系列共22项专题研究，预定于2008—2010年分批出成果。
第三，报刊杂志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都定期设有思想政治教育版面；《马克思主义研究》、《教学与研究》、《高校理论战线》、《求是》等都设立思想政治教育专栏；《思想理论教育导刊》、《思想教育研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思想理论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刊物的办刊质量都有很大提高；最近，《北京教育》出版了《北京教育（德育）》版。报刊杂志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发挥了媒介平台作用，也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中提升了自身的学术水平和刊物品位。
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
新时期最显著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与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加强与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也是改革开放的生命线。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设置、建设与发展，对顺利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1.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为改革发展稳定、市场经济与和谐社会的“生命线”工程提供理论、学理和人才支持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结论提供学科依据。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不是一门科学的问题就引起了争论和讨论。如1980年8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题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的文章。1982年，、教育部联合召开政治理论教育座谈会，一致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但在一些人的心目中，一直存在疑问。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设置、建设与发展，才从学理和学科层面解决了这一问题，结束了一些无谓的论争。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生命线提供理论基础。思想政治工作是生命线的提法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都被党中央和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所确认。但从理论与学科、历史与现实等角度科学论证和系统证明生命线结论，使之建立在理论和学科之上，则是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充分发展之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为加强和改进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人才条件。思想政治教育专业自创办以来，培养了数十万优秀人才，大量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奋战在思想政治工作第一线。他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岗位上发挥着骨干作用。
2.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促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使得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内涵和基本原则更加明确。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在2004年中央16号文件中得以确立，不再存在其他概念和说法，避免产生歧义和造成混乱。16号文件也明确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坚持教育与管理相结合；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上述6条重要原则的确立，既是思想政治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更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结晶。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与发展，明确和规范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与内容。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进行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素质教育；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形势政策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途径；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课程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职责；高等学校各门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所有教师都负有育人职责；深入开展社会实践；大力建设校园文化；主动占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阵地；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解决大学生的实际问题等，实现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内容与效果的有效结合。上述关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形式和内容取得的共识，得益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建设成果，是建立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比较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立，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奠定学科基础。新四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中国近观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由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六个二级学科支撑，其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与新四门课程分别具有直接对应关系。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强有力支撑。
3.设置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学科体系更加完善
第一，先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后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中具有重要作用。1996年设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思想政治教育是其中两个大方向中的一个，而且是学科体系相对比较成熟的学科。在2005年底设置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中，思想政治教育独具特色、兼有理论性和应用性的特点。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现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和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学的性质和方向，也是中国大学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重要保障。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设置，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在目前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12个学科门类中，虽然在哲学、经济学等门类中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等学科，但始终缺少从整体性上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科，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思想政治教育等六个二级学科的设立，填补了从整体上系统研究、把握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空白，使中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得以进一步完善。
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春天已经来临；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的进程任重道远。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又好又快地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批转《国营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纲要(试行)》(1983年7月1日)[DB/OL](2007-06-07)[2008-10-26]ce.cn/xwzx/gnsz/szyw/200706/07/t20070607_11633643.shtml.
[2]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院校马列主义理论教育的若干规定的通知》(1984年9月4日)[DB/OL](2005-06-20)[2008-10-23]souku.com.cn/viewtitle.jsp?url=3964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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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键 词 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 工资 利息 劳动价值论 生产劳动理论
我们曾经发表《论马克思的工资、利息范畴创新》一文（《岭南学刊》2006年第4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工资、利息范畴做出了新的概括。其中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工资是劳动的价值，而非劳动力价值，利息收入属于劳动收入，而非剥削收入。张福军博士发表《对马克思的工资和利息理论的再认识——兼与关柏春等有关观点的商榷》一文（《岭南学刊》2007年第3期），对我们的观点提出了质疑，这对于学术进步是非常有益的，所以我们非常欢迎这样的讨论。他主张坚持马克思主义并引证了《资本论》的话，但是他在很多地方错引了马克思的话，得出的结论都是不正确的。现在回答他提出的问题，并提出一些问题和他共同探讨，期望学术界同仁参与讨论。
一、党、政、军、公、检、法等人员是否创造价值？
张福军博士说，现实社会“不可能将社会总价值只分配给创造价值的劳动者。党、政、军、公、检、法等人员，需要社会救济的人员以及获得奖学金的学生，等等，他们也要获得价值收入，参与价值分配。”
他的意思是说，价值是由某些劳动者创造的，而党、政、军、公、检、法等人员则不创造价值。但是，他们怎么就不创造价值呢？对于这一问题，他没有做任何说明。当然，目前学术界确实流行着这样的观点，他们认为工业、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是创造价值的，而远离物质生产的党、政、军、公、检、法等人员则不创造价值。既然张福军博士没做具体的说明而认为这些劳动不创造价值，我们就只能认为他附和了目前流行的观点。但是，目前流行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这涉及生产劳动理论问题，而生产劳动理论是从前人那里继承发展而来的，下面就让我们看看前人都是怎样认识的吧。古代的游牧民族曾经认为，对外战争能够掠夺财富，他们把战争当成了财富增长的方式。后来，重商学派强调商业劳动是创造价值的，之后重农学派则强调农业劳动是创造价值的，这在形成统一的市场以前有其相对的合理性，尽管他们片面强调了某一产业劳动的重要意义。再到后来，形成了统一的市场以后，斯密打破了行业的界限，提出了“一般劳动”范畴，他认为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这样就把生产劳动理论大大地向前推进了，反映了工场手工业阶段和大工业阶段的实际。但是，这并没有终止人们对生产劳动的认识，马克思后来提出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而其他的劳动则不是生产劳动，他又把生产劳动理论向前推进了一步，反映了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的实际。那么，生产劳动理论是否到此就终止了呢，今日社会的理论家们就只能重复马克思的认识呢？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各个社会阶段的理论家们都曾根据自己所处社会阶段的实际做出了自己的概括。这说明，生产劳动理论有它的时代性，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过去的结论反映了过去时代的认识，但是不能代替今天的认识，对于今天的现实我们应当从现实出发做出新的理论概括。
斯密认为，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这是斯密提出的衡量是否生产劳动的标准，是非常有意义的。然而，独立手工业者的劳动仅仅生产物质商品，而不创造剩余价值，按照前一标准衡量是生产劳动，按照后一标准衡量则不是生产劳动。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是混乱的，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但是它却是符合现实的，因为他生活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同时又看到了大工业生产的来临，他的前一句话反映了工场手工业阶段的实际，后一句话反映了大工业阶段的实际，他反映了两个社会阶段的实际。很显然，他所处的社会阶段具有过渡性，同时包含了农业、手工业、大工业和服务业等多种行业。他要反映那个社会阶段的各个方面，既是从手工业者创造物质财富，促进财富增长的角度说明问题的，又是从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不断积累资本的角度说明问题的，他认为所有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对于财富的增长和资本的积累都是有意义的，这是有其相对合理性的。当然，马克思批判了斯密的生产劳动理论，但是马克思是从大工业阶段的实际出发的，他的批判是有他的道理的。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如果从生产力的角度可以划分为工场手工业、大工业、后工业这样几个阶段；如果从对生产力的作用来看，资本主义社会又经历了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从工场手工业到大工业的前期（以1825年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为界把大工业阶段划分为前、后期）为上升阶段，这个阶段资本主义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到了大工业的后期就进入下降阶段，就开始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了。后工业阶段又有了新的特点，但是本文就不做探讨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是还隐藏在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之后，他们之间相对还是比较和谐的，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封建主义，斯密就生活在那个社会阶段，他在那个时候肯定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肯定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正确的，既符合那个社会阶段的生产目的，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马克思则不同，他处在工业革命的完成阶段，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下降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已经退居次要地位，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剥夺资产阶级占有的财产，他是从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说明生产劳动理论问题的，他要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劳动的特殊本质。在他看来，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符合那个社会阶段的生产目的，其它的劳动就都不是生产劳动，对于资本家也就没有意义了。
很显然，生产劳动理论是指导劳动投向，引导产业发展的理论，与生产目的理论具有一致性，同时又具有革命的意义。斯密说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这在工场手工业阶段是有他的道理的，符合手工业者生产物质财富，促进财富增长的目的，马克思说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这在大工业阶段是有他的道理的，符合资本家占有剩余价值，积累资本的目的。但是，今日后工业阶段应当怎样概括？我们认为，后工业阶段的生产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所以所有的能够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劳动就都是生产劳动，就都是创造价值的，这样才能反映当代社会的实际。在现实中，劳动人民纳税，党政官员领取工资，反过来党政官员领取了工资之后为劳动人民提供社会管理服务，这就是一种劳动交换关系，从而也就是价值关系。说党政府官员不创造价值，是劳动人民供养了他们，这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在今日社会，再把劳动划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说有的劳动创造价值，有的劳动不创造价值，这不是人为制造劳动歧视吗？在物质生产部门就创造价值，到精神生产部门就不创造价值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斯密说只有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和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而地主、国王、牧师、军人等等则不创造价值，是社会的“累赘”，他做这样的概括是要革封建主义的命，马克思说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而资本家、地主、官吏等等则不创造价值，是“多余的人”，他做这样的概括是要革资本主义的命，你张福军博士说今日党政官员等等不创造价值是什么意思啊，想要革无产阶级的命吗？
可以肯定，以为只有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而党、政、军、公、检、法等人员的劳动则不是生产劳动，也不创造价值，这与今日社会的现实相矛盾，是完全错误的。
二、价值分配与价值创造能否统一？
张福军博士说，“社会主义国家还需要有资金积累，建立新企业，进行扩大再生产；需要办学校，建医院等。这种‘社会扣除’并不是按每个人的劳动返还给本人。所以，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不是完全统一的关系，创造价值的劳动者并不一定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成果。”
在张福军博士看来，社会要做“扣除”，所以劳动者就不可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劳动者能否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这反映了社会的本质关系，而社会“扣除”和社会的本质关系并非完全是一回事。社会“扣除”是一个笼统的概念，简单地从社会“扣除”出发说明劳动者能否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是过于简单化了。对于劳动者是否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马克思是从社会的本质关系出发做出说明的，马克思并没有因为社会要做“扣除”就说劳动者不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比如，资本主义社会也搞社会救济（甚至古代的封建国家在饥荒之年还打开粮库赈济灾民呢），劳动者也不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但是马克思并没有由于这个原因说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剥削；社会主义社会要做六项“扣除”，但是马克思也没有因此就说劳动者不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相反，他在说明社会要做六项“扣除”之后仍然说社会主义社会是等量劳动交换关系。很显然，劳动者能否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是由更加深刻的原因决定的。实际上，社会“扣除”具有一般性，无论在任何形式的社会化生产中，社会都要做必要的“扣除”。但是，“扣除”分为两个部分，一个用于扩大再生产，它体现了社会的本质关系；另一个用于社会的公共需要（公共需要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国家公职人员的收入，另一部分用于扶助贫困、落后地区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员，前一种分配要体现一定社会的分配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要通过模拟市场而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后一种分配主要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体现社会的公平原则），它体现社会的分配原则和公平原则。简单地说，前者属于一次分配，体现一定社会的本质关系，后者属于二次分配，体现社会的分配原则和公平原则。它们是不同层次的问题，是不能混淆的。马克思分析社会的本质关系是从一次分配关系出发说明问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扣除”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为资本家所有了，所以那里是劳动力买卖关系；社会主义社会“扣除”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部分则又为劳动者所有了，所以这里是等量劳动交换关系，这就是马克思的逻辑。劳动者能否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马克思是从体现社会本质关系的一次分配关系出发做判断的，马克思没有象张福军博士那样用二次分配关系说明社会的本质关系，那样也不可能说明任何问题。马克思并没有因为存在社会“扣除”就说这里不是劳动交换关系，恰好相反，他在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必然要做“扣除”之后还是肯定现实是等量劳动交换关系。很显然，这里的“扣除”和等量劳动交换关系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张福军博士的判断和马克思的判断是相悖的。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一次分配应当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二次分配则要做到多劳多得者多做贡献，少劳少得者（及丧失劳动能力者）多得福利，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原则。做贡献和得福利不对等这恰好是二次分配的题中应有之意，如果贡献和所得相对等，那还能叫做二次分配？如果是那样还要二次分配干什么？张福军博士却把它看成分配和创造不能统一的根据了，岂不怪哉？
三、私营和外资企业中的员工能否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
张福军博士说：“在私营和外资企业中，工人要为资方提供剩余价值，不可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
按照他的意思，私营和外资企业中的工人为资方提供了剩余价值。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并非如此。在我国目前的条件下，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劳动者当然也会创造剩余价值（暂借张福军博士的语言），但却不是给了资方，资方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要为国家上缴税收，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就通过这个形式上缴给国家了，之后劳动者又会间接地得到这些剩余价值，从而就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张福军博士凭什么说劳动者不可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呢？或许张福军博士认为私营和外资企业家占有的财产是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吧？但是今日社会的企业家还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吗？在马克思那个年代，资本家不劳而获，无偿占有了工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之后要唤起劳动人民奋起斗争，剥夺剥夺者。马克思在那个年代做出那样的概括是符合实际的，同时又具有革命的意义，但是今天做这样的概括符合实际吗，目的是什么呀？
张福军博士单纯从所有制关系出发认定私营和外资企业中的劳动者被剥削了，这是不正确的。要知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是基本的事实；社会主义市场又是统一的，要素能够在各种所有制经济之间自由流动，而要素流动的规律就在于要素所有者实现要素价值的最大化。当然，现实中某些国有企业占有了特殊资源，实行垄断经营，结果就限制了竞争，那些在国有垄断性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就得到了较高的工资，而其他劳动者却无法自由进入，但是这是暂时性的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这样的垄断局面就必然会被打破，要素就能真正自由流动，通过竞争企业之间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就会平均化（劳动者之间则会适当拉开差距）。有些外资企业经营管理水平较高，因而工资水平也比较高，结果引来劳动者趋之若鹜，应当说他们都得到了较多收入。在改革过程中，很多劳动者在国有企业享受着比较平稳的工资收入，但是也有很多员工“跳槽”到私营经济中去了，之后就得到了较多收入。你能说原来在国有企业挣较少工资时没有受到剥削，而到私营或外资企业之后得到了较多收入反倒受到剥削了，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私有制企业存在剥削，资本家占有了劳动者的剩余劳动，劳动者则不可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这是马克思的结论，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关系，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用它说明社会主义现实就是不正确的了。现实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并存，这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公有制经济的分配经验会发挥参照系的作用，今日社会的劳动法则保护了劳动者的权益（工资法限制了工资的最低水平，低于这个水平是违法的），其他企业的工资不可能低于这个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它保护了各种所有制经济中劳动者的权益。我们的市场是统一的和开放的，要素能够遵循市场原则自由流动，通过市场评价劳动的过程就能使劳动者的利益最大化，从而就使劳动者各得其所，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在这样的外部环境条件下，私营和外资企业的劳动者还能多得，这除了说明人家具有高超的经营管理水平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条件及其普遍后果，这也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事实。只有从这样的基本事实出发才能客观反映现实，但是张福军博士却是单纯从局部所有制关系出发的，这样就过于简单化了，是不可能客观反映现实的。
在市场经济中要素的流动将会越来越普遍，越来越频繁，通过充分的竞争过程，各种生产要素就能够得到优化利用，劳动者的收入就能够最大化。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条件下，劳动者无论在哪种性质的企业中都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利益关系是很现实的，劳动者是否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这才是是否受到剥削的实质性问题，这完全是个量的问题，单纯从所有制关系出发是说明不了问题的。张福军博士完全排斥了统一市场这个现实，完全没做量的分析，这样是不可能客观地反映现实的。下面我们做些量的分析。价值的本质是劳动交换关系，其实体是社会必要劳动。个人劳动创造的价值仅仅和个人劳动的复杂程度（以及熟练程度和强度）有关，而和所在企业的经济性质无关。在一定的时间内，个人劳动的复杂程度是一定的，因而他所能创造的价值也是一定的；或者说，不管在公有制经济中还是在私有制经济中，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所能创造的价值都是一定的，它是一个恒定的量。所以，不管在哪种性质的企业中，只要他得到了这个水平的收入就得到了自己的全部劳动，就不可能受到剥削。但是，张福军博士不管员工收入的高与低，单纯以所有制划线，以为只要是公有制经济其中就没有剥削，凡是私有制经济其中就有剥削，这是没有道理的。
张福军博士说有的私营企业延长工时、克扣加班费了，但那是个别的法律问题，而不是普遍的经济事实，分析经济问题应当从社会主义社会普遍的经济事实出发，而不能从个别的违法事例出发。
四、劳动能否交换？
张福军博士说：“合同在先，劳动在后”。所以，他认为劳动不能交换。这完全是一种主观的判断，并没有事实根据。实际情况则恰好相反。劳动和签订合同的确不在同一时间，但是所有的劳动交换都是这样的，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对于劳动力的买卖，马克思就是这样说明的，他说：“力(即劳动力——引者注)的让渡和力的实际表现即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这里是“先通过出售而在形式上让渡使用价值、后在实际上向买者转让使用价值”，①“交换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实现，并不会使这个关系有丝毫变化”。②马克思从来也没有说过因为“合同在先，劳动在后”劳动就不能交换。不仅如此，现实中的劳动交换都是这样，合同在先，劳动在后，怎么在张福军博士那里就成了不可能的了呢？尤其期货市场上就更是这样的了。比如，玉米是春天种下的，秋天才能收获，但是在种下去之前就签订了合同，或者说秋天交割的玉米，春天就买卖了。难道张福军博士因为劳动在后，就业的时候就不提报酬的要求了吗？计划经济时期的确如此，个人都没有要求，全凭组织恩赐，给多少就算多少，但是现在哪里还有这样的了？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先说清楚工资待遇，之后才能签订劳动合同，付出劳动，市场经济中都是这样操作的，难道你置身于市场经济之外，还是置身于计划经济之中，或者置身于君子国吗？劳动合同，劳动法，这些都是保护劳动者权益的，每个企业招工都必须说明工资待遇，这是签订合同的基本要求，不说明工资就让人家上工的我看一家也没有！请注意，在劳动者这一方，即使你不提工资要求恐怕也是不行的，将来出现了问题，企业是负不起这个责任的。要知道，企业那样做是违法的，至少有欺诈的嫌疑！
五、说明劳动的价值是否必然会导致循环论证？
张福军博士说：“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指出，劳动是商品，具有价值，就必然导致循环论证，即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
张福军博士引用的“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这句话的确来自于《资本论》，但是它却不是马克思的本意。那段话是赛·贝利说的，马克思只是引用了而已。③ 张福军博士把它说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我看是张冠李戴了。那么，赛·贝利这段话是什么意思，马克思引用这段话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些问题可能稍微复杂一些，还需慢慢道来。
下面我们首先看一看说明劳动的价值到底有没有循环论证的问题。关于循环论证的问题马克思是这样说的，一个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由其中包含的12个劳动小时决定（请注意，中文版《资本论》对于“12”这个数量是用中文和阿拉伯文这两种文字表示的，用两种文字表示这相同的数量是有其特殊的含义的），这是毫无意义的同义反复。④但是，我们从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理论出发说明劳动的价值却没有这样的问题。假如，我也读了博士学位，并有幸和张福军博士在同一时间内写完了各自的论文，但是质量却有很大差异，因而我们的劳动价值就是完全不同的。我们都知道，个人劳动具有二重性，包含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决定价值的是抽象劳动，而不是具体劳动。具体劳动的量由自然的劳动时间来表示，抽象劳动的量则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表示（对于两种劳动时间，中文版的《资本论》分别是用中文的“十二”和阿拉伯数字的“12”表示的，“十二”表示的是具体劳动时间，“12”表示的则是抽象劳动时间）。很显然，我们之间的具体劳动的形式是一样的，都是写论文，但是抽象劳动就不同了，包含了不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劳动质量有差异因而劳动的价值就不同，其原因就在于其中包含了不同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张福军博士撰写的论文头头是道，符合现实，而我则错误百出，偏离实际，所以我们虽然耗费了同样的具体劳动时间，但是各自耗费的抽象劳动却是不同的，张福军博士八小时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比较多，可能会有16小时、32小时，或更多，而我的八小时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比较少，可能只有4小时、2小时，或更少。很显然，在统一的八小时工作制条件下每人每天的具体劳动时间都是一样的，比如每天都是八小时，但是个别劳动者八小时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不同了，有的可能多些，有的可能少些（当然，有的劳动者可能比较特殊，他的八小时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恰好就是8小时，但这是极其偶然的，在科学上可以看作零）。决定张福军博士八小时个人劳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32小时，而决定我的八小时个人劳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能是2小时。看看吧，当我们这样说明劳动的价值时哪里还有什么循环论证的问题呢？但是，马克思不是说过十二小时工作日的价值由其中包含的12个劳动小时决定，因而会导致循环论证的问题吗，马克思是不是搞错了啊？不，马克思没有搞错，这里的关键是要弄清马克思这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马克思创造性地证明了劳动的二重性，他清楚地知道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具有矛盾性，具体劳动时间能够直接知道，而抽象劳动时间则无法直接知道，决定价值的劳动和作为交换对象的劳动是不同的，十二小时个人劳动当中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一定就是12小时，如果让马克思说明某一劳动者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他能说由12小时劳动时间决定吗？不，绝对不会，他是不会这样说明劳动的价值的。很显然，由12小时劳动决定十二小时劳动的价值，这决不是马克思的本意。那么，马克思为什么会提出循环论证的问题呢？这就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马克思提出这一责难是有其特殊的原因和特殊的目的的。
斯密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同时又认为劳动也是商品。斯密关于劳动创造价值的说法是正确的，但还不是科学的，他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他仅仅知道劳动创造价值，但却不知道什么劳动创造价值；关于劳动商品的说法则是错误的，因为它不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事实。马克思就是在批判斯密关于劳动商品的错误观点时向他提出循环论证的责难的。斯密的劳动商品的观点是错误的，马克思的批判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事实。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非科学的，在他那里决定价值的劳动和作为交换对象的劳动是相同的，从他的非科学的价值决定理论出发说明劳动的价值就要说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决定，这样就必然会导致循环论证的问题。斯密关于劳动创造价值和劳动商品的两个论点之间存在矛盾性，马克思利用了这种矛盾性向斯密提出了责难。马克思采用的是归谬反驳法，即从论敌的前提出发进行合理推论，然后得出荒谬的结论，从而批驳论敌的论点或结论。归谬反驳法的要害问题在于从论敌的前提出发，马克思就是这样提出责难的，因而是符合反驳的逻辑的。但是，必须认清的是，马克思在反驳中所用的前提并不是马克思所要肯定的，说明劳动的价值会导致循环论证并不是马克思的本意。
在这里，关键是要认识到马克思创造性地证明了劳动的二重性，从而使劳动价值论科学化了。古典经济学家虽然创立了劳动价值论，但是他们的劳动价值论还不是科学的，从他们的非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说明劳动的价值就必然会导致循环论证的问题，但是一旦我们从马克思创立的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出发说明劳动的价值就没有循环论证的问题了。
需要指出，关于循环论证的反驳开始是赛·贝利提出来的，他是反对劳动价值论的。赛·贝利作为庸俗经济学家要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看到要坚持劳动价值论就必然会引出革命的结论，他看到了革命的危险，所以他就向古典经济学家提出了责难，指出“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这样说明劳动的价值就必然会导致循环论证。他是从古典经济学家的两个命题出发提出责难的，因而是符合反驳的逻辑的。古典经济学家当然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庸俗经济学家是出于反对劳动价值论的目的而提出责难的，但是他的责难同时也能够有力地批驳劳动商品的观点，所以马克思就引用了赛·贝利的这段话。很显然，马克思和赛·贝利虽然都在批驳古典经济学家的观点，但是他们的目的却是不同的，马克思批驳的是古典经济学家的错误观点，而赛·贝利批驳的则是古典经济学家的正确观点，这是我们所应注意的。
马克思引证了赛·贝利的话，但是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就认同了他的观点。在很多时候，马克思引用前人的话只是说明前人曾经提出过这一问题，对于阐述自己的理论具有某种意义，至于那种观点是否完全正确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于马克思的这种引证方法恩格斯曾经一再做过说明。⑤ 如果以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谁的话，就以为是马克思的意思，那就完全搞错了。
张福军博士仅仅知道《资本论》有这样的话，但却没有说清楚这段话是谁说的，是什么意思，马克思为什么要引用这段话，是怎么引用的，他在没有搞清楚这一系列问题的条件下，就懵懵懂懂地拿来用了，结果完全用错了，这样怎么可能客观地说明今日社会的现实呢？
可以肯定，马克思针对古典经济学家关于劳动商品的观点提出责难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我们在今天的场合说明劳动的价值他就不会提出这样的责难了。张福军博士认为说明劳动的价值必然会导致循环论证的问题，于是就把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责难运用到今天的现实中了，这是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的。把循环论证当成马克思的意思，甚至把赛·贝利的话强加给马克思是完全不正确的。
六、破解了循环论证问题之后能否看出来？
张福军博士说：“关柏春却认为只有劳动的价值形式，即‘个人劳动=货币工资’，才是破解‘循环论证’之迷（原文是“谜”，这里的“迷”可能是笔误——本文作者注）的钥匙。但怎样破解人们看不出来。”我不知道他这里所说的“人们”指的是谁，是他自己，还是所有的人？如果说他自己看不出来，我相信，但是如果说所有的人都没看出来，这不符合事实。当然，这个问题可能确实比较难，能看出来的实在不多，但发现其中存在问题的却大有人在。⑥ 那么，是不是破解了循环论证问题之后人人都能看得出来呢？不见得。我倒不是故弄玄虚或假装高深，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看出这个问题还是有点难度的，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看得出来的。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工人阶级的圣经，是写给每一个工人的。但是，是否每一个工人都能看得懂呢？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是这样说的：“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当然，我指的是那些想学到一些新东西、因而愿意自己思考的读者。” ⑦ 可见，看懂《资本论》是有条件的，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看得懂。耐人寻味的是，马克思在说明学习这么艰深的学术著作的时候完全没有涉及文化水平的问题，这里的条件仅仅是想学到新东西和愿意独立思考。这超出了我的意料之外。我原来以为，如果说读《资本论》有困难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文化水平的原因！现在看来这样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我感到，还是马克思说得对，关键在于是否真心想学新东西和愿意独立思考，有了这个态度文化水平是不成问题的，工人也能看得懂，否则，就是读到博士那个份上恐怕也是读不懂的。
七、马克思主义理论能否发展？
张福军博士说：“马克思将劳动商品、劳动价值的观点发展为劳动力商品、劳动力价值，并作了充分的论证。”的确是这样，马克思发展了斯密的观点。斯密认为劳动是商品，劳动有价值，马克思批判、发展了斯密的观点，证明了劳动力商品和劳动力价值范畴。但是，真理是否到此就终结了，不再发展了？首先需要澄清一点，传统的教科书都认为斯密关于劳动商品、劳动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而马克思关于劳动力商品、劳动力价值的观点是正确的，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它们都是相对正确的。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⑧ 马克思则是大工业时期的理论家和革命家。斯密那时候说劳动商品、劳动价值是有他的道理的，在工场手工业阶段反映了实际，具有相对的合理性，但是到了大工业阶段就背离实际了，斯密自己也知道，在“资本积累和土地集中”以后劳动者就不能得到自己的全部劳动了。马克思发展了斯密的认识，证明了劳动力商品和劳动力价值范畴，但是它仅仅在资本主义大工业后期阶段才是正确的。斯密提出的劳动商品、劳动价值的观点和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力商品、劳动力价值的观点是对立的，但是他们相对都是正确的，反映了他们各自所处社会阶段的实际。否则，把它们绝对化就是不正确的了。比如，斯密如果把劳动商品、劳动价值的观点用到资本主义大工业阶段就是错误的了，同样的道理，马克思如果把劳动力商品和劳动力价值的观点用到工场手工业阶段也是错误的。试想，如果把马克思的观点运用到工场手工业阶段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我敢肯定，那样不仅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倒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把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和劳动力价值范畴运用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后果也是可想而知的！对于以往的不同的社会阶段人们做出了不同的概括，社会主义社会有自己的特殊本质，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关系显然应当做出新的概括。结论我在其他场合已经说过，虽然张福军博士不予赞同，但是我仍然坚持。在辩证法看来任何认识都是发展变化的，斯密的观点能够发展，马克思的观点也要发展，但是张福军博士却相反，他以为前人的认识可以发展，而马克思的认识就不能发展了，这样他就把马克思的结论僵化了，当成教条了。张福军博士以为斯密是错误的，马克思是正确的，这样就把他们的认识绝对化了，这是完全不正确的。张福军博士认为，我们提出劳动商品、劳动价值范畴就重复了斯密的观点。这也是不正确的。我们的认识和斯密的认识是根本不同的。斯密的认识在工场手工业阶段是正确的，到了大工业前期阶段还有相对的合理性，之后（到了大工业后期阶段）就没有合理性了，而我们的认识则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斯密虽然提出了劳动商品、劳动价值范畴，但是因为他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所以无法做出科学的说明，而我们说明劳动的价值则是从劳动二重性理论出发的，所以能够做出科学的说明。
八、价值是“凝固状态”的劳动，还是“流动状态”的劳动？
张福军博士说：“马克思在表述中认为劳动是指人类劳动力的‘流动状态’，价值则是人类劳动的‘凝固状态’。”是的，张福军博士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实际，在资本主义社会“凝固状态”的劳动采取了价值形式，他关于价值形态的认识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价值的特点，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仅物质商品具有价值，而且活劳动也具有了价值，面对这样的新的现实再说价值是人类劳动的“凝固状态就背离实际了。价值是劳动交换关系的一种抽象，这是价值的本质，具有一般意义，但是在不同的社会阶段又会有自己的特殊形态，至于采取“凝固状态”，还是“流动状态”，那完全取决于特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不是死的东西，它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把马克思说明资本主义关系的具体结论凝固化，怎么可能客观地反映今天的现实呢？
九、活劳动能否交换？
张福军博士说：“因为劳资双方在市场交换时，劳动还未进行，不存在‘流动状态’的劳动交换；而当劳动凝结在商品中时，所形成的是商品价值，而非劳动价值。”
按照张福军博士的意思交换时劳动还未进行，所以活劳动就无法交换，但是这却背离了现实。比如，美发厅男士美发的价格是10元钱，张福军博士接受了这个价格，之后享受了美发服务。在这里，张福军博士接受了10元钱的价格，就等于接受了这个劳务交换合同，这里的劳动交换合同在先，实际服务在后，但是这不就是活劳动交换的现实吗？在现实中服务劳动的交换是普遍的存在，怎么能说活劳动不能交换呢？这是第三产业的劳动交换，其它行业的劳动交换也是这样，都是先订合同，后付劳动。张福军博士的合同在先，劳动在后因而劳动不能交换的论断与普遍的劳动交换现实恰好相悖。
劳动不能交换，《资本论》确实有这个话，但是，张福军博士却完全误解了它的意思。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都被资本家占去了，劳动者则一无所有，他自己无法劳动，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劳动者就只能出卖劳动力，而不能出卖活劳动。但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者成了生产资料的主人，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怎么还能说劳动不能交换呢？
十、按劳分配原则究竟是怎么实现的？
张福军博士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即社会和集体以人们付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作为分配尺度，按劳分配借助于货币工资来实现。所以，工资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劳动报酬形式，是劳动者在必要劳动时间内创造价值的货币表现，不是劳动力价值，也不是劳动的价值”。这个话我们已经说了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在现实中却没有很好地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尤其在计划经济中正是在坚持这样的说法的条件下导致了普遍的平均主义，现在到了反思这样的说法的时候了。但是，张福军博士却相反，他不仅不去反思这样的说法，反倒用它说明现实了，这是不正确的。我们一直都在这样说，但在实践中却没有很好地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其原因何在呢？我以为，我们以往关于按劳分配的认识还具有空想性，至少还不是充分科学的，因为它仅仅说明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但却没有说明通过什么形式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即没有说明按劳分配原则的实现形式，这就说明按劳分配的主张还具有空想性（比如共产主义理论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主要是解决了为什么和由谁实现的问题，而以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仅仅说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但却没有说明为什么和由谁去实现的问题，所以它们就具有空想性）。张福军博士就是这样，他仅仅说明要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但却没有说明怎样才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所以，我们认为张福军博士上述那段话不过是一段空话而已。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一直也没有解决个人劳动创造的价值的计量问题。在现代生产中，劳动者都要通过集约劳动的形式进行生产活动，劳动创造的价值都凝结到集体劳动成果中去了，从集体劳动成果中计量个别劳动者创造的价值，这是做不到的。你主观上要根据劳动创造的价值分配，从而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客观上却无法计量劳动创造的价值，你怎么可能实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呢？你说了一大堆，但却实现不了，你说它是不是空话？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这个问题自然就解决了。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在现实中通过市场计量劳动本身的价值，从而就实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基本事实。但是，张福军博士却离开了基本事实，还在重复那些空话，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
十一、资本收入是占有了谁的劳动？
张福军博士说：“劳动者获得的资本收入并不等于是占用了自己的劳动。”他的意思是说，劳动者获得资本收入并不等于占用了自己的劳动；他还认为资本收入是非劳收入，而不是剥削收入。那么，劳动者获得资本收入是占有了谁的劳动呢？马克思的科学劳动价值论认为，所有的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如果你不否认这一点，那你就必须回答资本收入到底是谁的劳动创造的，你否认是占有了自己的劳动，那就等于承认是占有了别人的劳动，凭着占有资本而占有别人的劳动，这还不是剥削？张福军博士认为，它既非自己的劳动，又不是剥削，这是自相矛盾的。
十二、奖学金、助学金能否说明问题？
张福军博士说：“例如，学生拿奖学金或者助学金，困难户拿救济金或者补助金，很明显这是非劳动收入，难道说这是剥削收入吗？”
张福军博士用“奖学金或者助学金”说明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是不正确的。我们在《论马克思的工资、利息范畴的创新》一文中说过，劳动者的资本收入从形式上看是由资本带来的，实质上则是由自己的劳动创造的，具有劳动收入的性质。同时，我们对非劳收入的说法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一切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资本收入或者是自己的劳动创造的，或者是别人的劳动创造的，如果是占有了自己的劳动，那就是劳动收入，如果是占有了别人的劳动，那就是剥削收入，非劳收入是什么意思啊？很显然，把资本收入叫做非劳收入是回避了问题，资本收入到底是谁的劳动创造的，这是要害问题，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不能回避的。然而，张福军博士却绕开了资本收入的要害问题，而用“奖学金或者助学金”说事了。他用“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的非劳收入性质说明资本收入也是非劳收入，这是完全错误的。“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确实是非劳收入，但它属于社会的再分配，是二次分配问题，资本收入则属于社会的初次分配，是一次分配问题，一次分配反映了社会的本质关系，二次分配则反映了社会的公平原则，它们不是同一层次的问题，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拿它说事是在混淆不同性质的问题。马克思在讨论资本收入反映的本质关系问题时涉及过“奖学金或者助学金”问题吗，不会的，他在分析社会的本质关系问题时将会尽可能地排除这些非本质的因素，不要说马克思了，就是极力为资本家的剥削行为做辩护的萨伊也没有这样做过。他们的观点虽然不同，但是他们却都能够直面现实，直接讨论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这是应当予以肯定的。张福军博士却相反，他绕开了资本收入的性质问题，而用“奖学金或者助学金”说事了，这连萨伊都不如了。“奖学金或者助学金”也是劳动创造的，只不过是经过二次分配得到的，所以就不能把它们叫做占有他人的劳动了。用“奖学金或者助学金”等的非劳收入性质说明资本收入是非劳收入，这哪里是在科学地讨论问题呀？
十三、两点小结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经济形式，马克思没有体验过这样的社会生活，他不可能回答我们今天遇到的所有问题。我们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现实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关系做出新的理论概括，这样才有可能客观地反映今天的现实。
2、经济学家们没有弄清楚马克思某些结论的意思，误解和错解了马克思，结果使马克思的结论背离了现实，使马克思面临非常尴尬的局面，不了解真相的人还以为马克思主义不合时宜了呢，实际上这是经济学家们错用了马克思的结论所造成的结果，是他们让马克思背了黑锅，经济学家们是应当承担责任的。
注释：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7页。
②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428页。
③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5-586页注释。
④ 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85页。
⑤ 参见恩格斯：《〈资本论〉第三版序言》、《〈资本论〉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