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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力量扶贫是精准扶贫资源配置的一种补充性吸纳机制。然而,“碎片化”已成为社会力量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困境。这种“
>> 碎片化社会与碎片化传播断想 碎片化与浅学习 碎片化的省域 茶叶的“碎片化”问题 碎片化传播的时代 碎片化的影视表达 破解社会扶贫碎片化的威海探索 应对“碎片化”与“数字化” 碎片化的信息与显示 改变碎片化创新格局 整合建构与碎片化输出 浅谈微博的碎片化写作 碎片化:数字出版的方向 社保制度“碎片化”的隐忧 整合“碎片化”的网络行为 拯救碎片化的Android系统 论网络的碎片化特征 流域碎片化治理的整合 《幕间》:现代意识的碎片化 媒体碎片化的时代已经到来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2015年12月8日。③顾磊等:《“社会组织是扶贫开发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访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院长王名》,《人民政协报》2015年12月8日。④李周:《社会扶贫的经验、问题与进路》,《求索》2016年第11期。⑤赵佳佳、韩广富:《香港社会组织扶贫及其启示》,《理论与改革》2016年第2期。⑥王春光、孙兆霞:《扶贫开发:惩防腐败应重点关注的新领域》,《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9期。⑦李浩杰:《引导社会资金参与扶贫的财税政策研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67页。⑧梁土坤:《新常态下的精准扶贫:内涵阐释、现实困境及实现路径》,《长白学刊》2016年第5期。⑨李晓辉等:《应对经济新常态与发展型社会政策2.0版――以社会扶贫机制创新为例》,《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⑩陈成文、黄诚:《论优化制度环境与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李颖:《社会扶贫资源整合的类型及其适应性》,《探索》2015年第5期。
Abstract: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reduction is a compensatory absorbed mechanism of resource allocation of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However, the fragmentation has become a practice dilemma for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This fragmentation dilemma is the interacted product of formal institution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 From the point of formal institution, mainly including social mobilization, policy incentive and management service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s; from the point of informal institution, mainly including values bottleneck. In order to get out of the practice fragmentation dilemma,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to break through the institutional bottlenecks, scientifically arrange the institution and realize the mechanism innovation. This requires as soon as possible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of value guidance, social mobilization mechanism, policy incentives mechanism, information display mechanism and supervision and restraint mechanism.
Key words: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ocial forces participating in poverty alleviation; dilemma of the fragmentation; mechanism innovation
基金项目:本文属西华师范大学学院课题:精准扶贫少数民族――以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为例(xhmks1710)产出论文
一、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背景
全面实现小康社会,西部脱贫致富是关键,西部能否脱贫,重点在少数民族地区。“中国的贫困人口越来越集中于少数民族地区。”[1]在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少数民族自治县就有257个。2014年底,中国的贫困人口达7017万左右,其中2205万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2]少数民族人口主要集中在我国的西南部,有3736万之多。西南少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密切相关。
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研究现状
精准扶贫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推行以来,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成果丰硕。本文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主要对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特征、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面临的困难及其对策进行研究。
(一)对精准扶贫理论内涵及其特征分析
精准扶贫的概念。沈茂英认为精准扶贫是一种新型的扶贫机制。针对不同的贫困区域环境和不同的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合规程序,对扶贫对象加以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以及精确管理。[3]邓博文指出精准扶贫的主旨是引导各类扶贫资源优化配置,实现扶贫到村到户,逐步形成扶贫工作长效机制,为科学扶贫奠定坚实的基础。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精准考核是精准扶贫的核心。[4]赵和楠、侯石安、祁毓从内涵和构成的角度来分析精准扶贫。从精准扶贫的内涵上来说,精准扶贫是指通过有针对性地帮助和扶持识别出的贫困家庭与人口,消除导致其贫困的障碍因素,增强其自主的发展能力,并且要达到可持续脱贫的目标。精准扶贫的内容构成是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和精准考核。[5]
精准扶贫的理论特征。沈茂英指出精准扶贫的三大特征是精确识别、精确帮扶和精确管理。[3]赵和楠,侯石安、祁毓认为精准扶贫独特的要素是多维瞄准性。精准识别、精准帮扶、精准管理与精准考核各环节之间内在的关联、互为藕合特征。[5]
(二)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精准扶贫面临的困难
刘东燕指出云南、贵州、广西是我国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又是石漠化严重区,这导致在新阶段的贫困状况更加严峻、致贫的原因更加复杂、贫困的程度更加突出以及防返贫的任务更加艰巨。[6]黄悦、梁鹂、唐洪亮认为地处乌蒙山片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属于高寒山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均可耕地少,产量低。这就直接增加了精准扶贫的难度,尤其是增大了返贫的挑战。[7]
沈涛、朱勇生、吴建国指出自然生态脆弱以及生态多样保护是云南边疆精准扶贫面临的困难。[8]罗绒战堆、陈健生指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冰雹、霜冻与暴雨,以及干旱等各种自然灾害常有发生。当地的百姓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处于中下等甚至中等的一些农户的生计将处于困境之中。[9]
郑双怡认为西南喀斯特地区是受到东南季风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西南地区属于季风性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多受流水的侵蚀。[10]西南民族地区农民经济底子薄,抗L险的能力差,一旦发生灾害就很容易丧失生计,气候变化的风险容易造成民族地区大面积返贫,影响精准扶贫的进程。
(三)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区域精准扶贫的对策
1.研究发展教育脱贫致富
高天跃说“贵州作为西部民族地区重要省份,省内贫困程度依然位居全国前列。”[11]杨定玉认为贵州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的落后,人的思想观念滞后。在民族地区实施“教育扶贫”战略,发展民族地区的教育来脱贫,断其贫困的“根”,使贫困不再代代相传。防止“贫困代际传递”和返贫时,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措施,必须保障贫困对象的子女能接受一定的,甚至良好的教育,这是实施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措施。同时,要培养大量的优秀少数民族干部参与精准扶贫的实施。[12]只有这样才能使精准扶贫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成效发生本质的转变。
邓秀华认为通过对农村成人引导性培训、农业技术技能教育培训,使其转变旧观念,能塑造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的新型农民、掌握必要的技术技能的就业者。大力支持成人教育推进精准扶贫,从农村成人的实际需要出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以及提高成人培训项目设置的科学性。[13]
2.研究旅游精准扶贫
陈祥碧、唐剑认为旅游扶贫是长江上游广大民族地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路径。他们认为立足于“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创新该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形式,把实现旅游业与农牧业的扶贫相结合,提高贫困人口的参与能力、进而扩展帮扶渠道等途径来增强长江上游民族地区的旅游扶贫实效。[14]
沈涛、朱勇生、吴建国着重研究发展旅游业的转向问题。通过传统旅游转为包容性的绿色发展途径来推进精准扶贫,推进边疆民族地区贫困人口参与旅游发展机会的均等化,制度倾向民族地区贫困人口,进而保护好生态环境。[9]
一、十堰市高校精准扶贫志愿服务开展现状调研
十堰较其他地市州有丰富的高校资源,省属2本院校两所、省属3本独立院校四所、省属高职院校一所,7所高校近10余万师生,十堰高校志愿服务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可以积极的参与并助力十堰市精准扶贫发展战略。以2016年高校暑期社会实践为例,十堰市4所高校共组建10余支精准扶贫专项志愿服务队,涉及精准扶贫内容的志愿队达40余支,他们走进村镇,走进百姓家,调研、访谈、开展结合专业特色的力所能及的慰问活动,将收集到的数据科学分析,通过调研报告、撰写论文、实时新媒体跟踪报道等多样形式向相关部门提供数据,向外界传递消息,同时通过走访慰问,支教支医支农。湖北医药学院彩虹灾害医学救援志愿服务队育蕊小分队连续3年开展关心帮助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今年也结合精准扶贫,到贫困地区开展活动,向官山镇土台村捐赠图书100余册,与该村留守儿童同吃同住,支教并普及常见病预防和相关急救知识。同时对十堰市四所高校为研究参考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了解十堰市四所高校志愿服务特色品牌和优势志愿服务项目,调研数据显示十堰市高校师生志愿者对精准扶贫志愿服务的兴趣度和热情很高,与此同时十堰市各高校也依托学校专业特色优势对精准扶贫志愿服务持肯定态度并大力支持。但通过调研也发现了,十堰市高校志愿服务活动中存在的普遍困难和短板,最显著的短板是各校资源尚未整合,存在队伍很多,优势队伍很少,规模不大,常态化不够,对辐射地区的实际帮扶作用有待提供。此外,各自为阵,没有牵头,导致志愿服务项目重复率高,没有将各高校的专业化功能发挥出来。通过此次调研建议团市委应该将十堰市高校志愿服务资源进行整合,发挥各自特点,成规模,成常态,成品牌的助力十堰精准扶贫。
二、高校志愿服务常态化助力十堰精准扶贫工作的具体举措
(一)资源整合,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完善高校志愿者信息管理机制。畅通志愿者精准扶贫服务渠道,由团市委有效整合志愿者资源,提高高校志愿者服务管理水平,建立完善的志愿者注册、申报、分类、审批制度,统计服务时长,反馈志愿者服务质量,有针对性地精准扶贫志愿的招募信息。利用大数据分析志愿者服务信息,有针对性地合理分配志愿者资源或发起符合高校志愿者专业特点的精准扶贫志愿活动,广泛吸纳社会公益组织和校友资源定期组织参与精准扶贫志愿服务,进一步丰富管理手段与宣传载体,营造充满活力、卓有成效的精准扶贫志愿者服务文化。
(二)知创合一,打造专业化精准扶贫品牌活动,建立高校志愿者项目管理机制。高校志愿者管理与活拥淖ㄒ祷是高校志愿者服务常态化的重要保障。高校应创建专业化的精准扶贫志愿服务活动项目和科研项目,将精准扶贫志愿服务项目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广泛发动专业教师的力量,做好需求评估和调研、战略规划等前期的准备工作,对志愿者岗位进行岗位描述、广告宣传,制定招募战略、提取志愿者数据库信息。
(三)开设微课堂培训平台,加强高校精准扶贫志愿服务培训机制。自主化的碎片化课程培训方式,逐渐受到学生的欢迎,依托微信平台,开设微课堂,学生可以运用零散时间阅读、观看、传播精准扶贫志愿培训的内容。首先,志愿者招募与培训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实现线上互动交流。其次,在培训方面,应以提升服务质量为终极目标推进志愿者服务常态化发展,与精准扶贫服务对象充分沟通,掌握服务需求,制订志愿服务培训计划,包括志愿者价值观、礼仪、应急事件处理、医学知识、法务知识、精准扶贫知识等内容。
(四)校企合作管理模式,拓展社会化、多渠道的精准扶贫志愿服务众筹和共建机制。高校精准扶贫志愿服务工作仅依靠学校的力量是有限的,还应充分利用全社会的力量为大学生精准扶贫志愿服务创造更广阔的舞台。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或挂牌授旗的形式与精准扶贫地区的城乡社区、福利院、敬老院、少管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纪念馆以及博物馆等公共服务机构共建大学生精准扶贫志愿者服务基地。
参考文献:
农村文化是农村发展的软实力,农村文化建设是解决我国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有效路径。按照“扶贫先扶智”的思路,应该把经济扶贫和文化扶贫放在同等重要位置,在加强经济帮扶的同时,让文化先行为整体扶贫工作开路搭桥。同时,要多措并举描绘文化扶贫路线图,让贫困人口鼓足“精气神”,着力解决贫困村文化设施少、文化活动开展频率低、文化人才缺乏的情况。
一、目前农村经济存在的主要困难
(一)农村基础设施薄弱。有的农村地区没有垃圾收集站和垃圾焚化炉,环境污染比较严重。村小学设施不完善,对学生的教育影响较大。村部周边环境较差,未达计生室、会议室的要求,受场地限制,很难开展群众性活动,村里无医疗室,不利于群众就近就医。
(二)基础产业没有形成规模。部分乡镇村社没有任何能带动经济发展的产业,村民居住相对分散,没有形成集中的商业网点。农业生产还限于传统状态,以种植水稻、柑橘和饲养家畜牲猪等为主,且都没有形成规模。
(三)缺乏经济来源,村民经济收入偏低。集体经济收入主要靠上级补助,村民经济收入主要来自种植、养殖和外出务工,来源单一,增收困难。
二、农村文化与农村扶贫的关系
“贫困文化”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贫困文化”是指包括小富即安、满足现状、闭关自守、固步自封、墨守陈规等特点在内的封闭、惰性、小农意识。一是文化基础设施较差。文化基础设施是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文化扶贫的主渠道和载体。二是农村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散失严重。农村文化生活贫乏,生活方式落后,思想观念陈旧,限制了农民对于先进文化的接受力和再创造力,农村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散失也很严重。
新农村文化扶贫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三点:一是文化扶贫是解决群众温饱、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文化扶贫就是要转变贫困人口的文化价值观,形成不甘落后、积极向上的价值体系;就是要向他们输入新的文化、知识、价值观念,从整体上提高他们的素质。二是文化扶贫是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文化扶贫是为了消除贫困,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缩小地区差距。要从社会发展的整体、从农村的长远发展出发,创造社会和谐文化。文化扶贫是构建和谐社会,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三是文化扶贫是消除绝对贫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任务。文化扶贫是消除绝对贫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任务。
三、如何结合农村文化做到实施精准扶贫
(一)大力推进“农村文化产业”建设。通过文化产业把“扶贫与扶智”“扶贫与扶志”结合,增强群众的参与感。完善文体活动室和文化大院建设,充分发挥服务广大农民群众的功能。强化社会公序良俗建设,开展孝慈文化建设,倡议村民加入志愿服务团队,积极学习“文明十条”“村规民约”,提升村民整体素质。要坚持以文化扶贫为出发点,以区域扶贫和定点帮扶为重点,让农村百姓过上文化与经济大提升的好日子,促进贫困村走上致富路。
(二)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建设,是保障贫困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要把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任务来抓,积极向上级申请项目资金,认真抓好项目实施,推动公共文化中心实现“五有”,即建有文化室、篮球场、戏台、乒乓球台、宣传栏等文化体育基础设施。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基础和关键。各级政府应加大对村级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倾斜,切实保障农村基层文化建设所需经费。文化部门要加快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切实抓好村级文化广场、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惠农工程建设。广泛引导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文化事业,寻求社会力量对乡村文化建设的支持扶助,努力为农村提供满足群众所需的更多文化产品和服务。
(三)加强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深度挖掘贫困区域的文化遗产资源,建成一批适宜开发利用、与旅游资源有较好融合度的文化遗产传承基地,同时加强对传承人队伍的保护与培养,帮助贫困村群众从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中获得收益;利用和发展民族民间节庆文化活动,将农村特色文化融入到旅游开发中,扩大贫困区域群众在旅游扶贫开发中的参与面,从中获得收入。充分发挥乡镇文化站和村文化室、文化广场的阵地作用,加强与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和学校的联系互动。有计划、有组织、经常性地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坚持贴近农村、贴近实际,按照“业余自愿、形式多样、健康有益、便捷长效”的原则,广泛利用农闲、节日和集市,深入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群众文化活动,使大型、示范性活动与平时的小型、分散性群众文化活动结合起来,让群众就近、方便地参加各种丰富的群众文化活动。
(四)着力抓好农村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搞好农村思想道德文化建设是改变落后乡村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各地基层文化部门,要坚持用丰富多彩、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占领农村文化阵地,用科学思想和先进文化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活跃农民精神文化生活。以文化活动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优良传统和时代精神。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农村精准扶贫上,我们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从大力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角度出发,在扶贫、扶志气、扶文化狠下功夫,努力实现精准化、个性化、知识化的推广,努力探索出一条农村文化与精准扶贫相融合的扶贫新模式,努力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
参考文献:
[2] 唐显武,刘国伟.探索校本课程的特色之路.辽宁教育研究,2005(1).
[3] 覃章成.农村学校校本课程开发的背景、价值与策略初探.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9).
[4] 张波.新课程背景下农村学校校本课程开发及特色学校创建.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5.
[5] 曾煜.多元文化课程开发模式的演进及其启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07(1).
[6] 廖辉.多元文化课程开发:基本理念、特征与意义.西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一、德
作为一名年轻党员,在坚定党性的同时,能以党风廉政及师德师风的要求约束自己,养成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工作中服从学校管理,领导,生活中团结同志,不阳奉阴违、不挑拨颠倒是非。一年来,无如何违法违纪情况发生。
二、能
担任我校安稳办主任九年,九年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取,在所分管的区域逐渐成长,从生疏模糊到渐熟生巧再到专业灵活独当一面。同时担任我校2-6年级安全教育课及重要时段、节点的集中安全教育工作,为增强师生安全意识打下了基础。为了更好的开展我校园安全工作,与辖区派出所、综治办、卫生院等重要职能部门达成了长期联动协同合作的协议,进一步的完善了学校防范体系和提高隐患排查整改的力度,解决了学校在执法、救助不足之处的短板问题。能妥善处理各类涉校、涉生、涉师繁杂问题,本年度处理4件,并做到和谐处理之下有件可查,有档备查。本年度所分管的安全工作,得到了各级各类安全检查组及教委安监科的高的评价。
本年度还完成了学校分配的继续教育工作及国家体测任务和精准扶贫工作。
三、勤
能按时按量完成教委、分管科室、学校所分配下达的所有任务。能按时开展各项安全常态化实施工作。不足之处就是爱睡懒觉。
这里要说明下,安稳办工作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安稳办肩负的责任重,任务多,项目多。内心无形的压力只有具体实施操作的人才能有体会。
四、绩
本年度,我所分管的安全工作,被县教委评为“教育系统安全先进个人”。得到教委安监科乔志伟科长的高度评价和认可,我们云硐小学安全工作在2018交换检查中得到认可,并在发文通报中点名表扬通报。
本年度,个人撰写的《浅谈学校管理层服务意识的转换》论文获分别得市级论文一等奖,县级二等奖,并在科学咨询作为卷首语发表。个人撰写的《喧嚣的伪装-毒》、《白色的火》禁毒论文分别获得市级二等奖及县级二、三等奖。
五官硬朗,衣着朴素,29岁的徐传超看上去朴实沉稳。作为一名山东籍“学霸”,徐传超16岁上大学,20岁读研,23岁读博。本硕博三个阶段他都跨读了不同的专业:从本科机械制造专业,到硕士光电子专业,再到博士供应链管理专业。“纯机械的东西在未来社会可能会被边缘化,未来很多都要和电子电脑结合。所以考研读了光电子专业。”“未来社会,人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任何行业资源的全球化最优配置离不开物流运输,所以博士选择了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的物流供应链专业。”在学期间,他发表学术论文2篇,申请或授权专利累计达20余项。
天津市南开区西湖道的一家季莳鲜生鲜超市里,摆放着烟台苹果、陇南蜂蜜、内蒙古土豆、玉田白菜等400多种农副产品。在这里,从广西产地直采的蜜橘一斤只要1.9元,而对面的罗江路菜市场,同样的一斤蜜橘售价3.5元。为什么价差这么大?用徐传超的话讲,是因为季莳鲜实现了真正的“农超对接”。
“农超对接”就是把与超市有直接供应关系的生产基地与终端门店进行整体对接,减少了农产中间的流通环节。将原来“产地-合作社-长途运输-一级批发-二级批发-菜市场”的6个环节,缩减到“产地-中转站-超市”的3个环节,让辛勤的农民增收,让普通的消费者得利。“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搭建起‘农超对接’的种植可视化与过程可追溯的全渠道供应链管理体系。通过平台的大数据分析指导产地的精细化种植和养殖,实现农产品的供给侧改革。”对徐传超而言,建立农产品超市仅仅是他创业的第一步,他的创业目标是打造基于农产品流通的供应链金融服务平台。
重塑一个行业,做一个产业领军企业,早在2009年徐传超就明确了人生发展规划。“不可为了钱去创业,而是为成就一份事业去创业。”
“敢想敢干”是徐传超自己用行动贴上的个人标签。他总是习惯性地将思考对象放到宏大叙事中去考量。“未来,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吃的也会更安全健康。很多资源将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这就离不开物流。”徐传超说,“顺丰、中通这些大企业在小件快运方面已经做到了很大规模。大件物流方面,德邦物流已是行业领军企业。唯独有一个细分领域还没有发展成型,那就是生鲜和冷链物流。”
生鲜配送市场预期规模达到万亿级别,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市场规模,天猫超市、中粮我买网这类主要配送旗下网站的生鲜产品,面向的大多是高消费群体,其所覆盖的市场规模相对较小。徐传超认为,“国家统计数据表明,未来3至5年的冷链物流以21%的增长率发展,生鲜物流未来的发展前景
很可观。”
创业经历一波三折
2012年,如愿进入天津大学管理学院物流供应链专业读博后,“物流”这个行业才从之前的设想中,真正进入徐传超的视野,也是从“设想-理论-实践”的转变。“读博期间的论文撰写与项目实践,让我对项目从立项、分析、团队协作完成等方面都有了很好的锻炼,为以后创业点的选择、团队组建、对外合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徐传超的创业并不顺利。从博士二年级起,他就着手推进创业项目。一开始是做物流平台,主要是做车货对接服务平台,由于经验不足,投入资金90多万元全都亏了进去。后来,他又转型“生鲜物流平台”。“当时互联网创业风靡一时,很多实体行业都在想O2O(线上线下)转型。”徐传超想要打造一个生鲜物流平台,对接蔬菜产地和社区零售菜贩。然而由于对农产品销售行业缺乏了解,再加上难以解决农产品挑选、分拣、运输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第二次创业又以失败告终,又亏了100多万元。
谈及两次失败的经历,徐传超显得轻松又从容,“我一点都不担心,我就觉得事做好了,钱自然会有的。”两次创业赔进去的是父母为他准备婚房的钱。徐传超笑称,“我心态特别好,再大的挫折在我看来都不是事。”
每次创业失败,徐传超都会深入反思总结失败的原因:物流平台是只有信息流没有资金流,所以难以成功;生鲜平台是有资金流没有稳定的盈利模式,所以难以持久。只要同时保证了资金流、物流与信息流的,通过提高效率与压缩成本,自然会产生盈利与可持续性发展。
“食品的安全和质量是民生的保障,我觉得这件事够我做一辈子的了。如果我一辈子只做这一件事,把这件事做好,那也是很有意义的。”徐传超说。他认为,食品的天然化与健康化是个大的趋势,关系到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食品安全问题绝对是一片创业的“蓝海”。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徐传超开始着手“自营+合作”模式的商超发展。蔬菜、水果、粮油、米面与鲜肉全部自营。非标准化的产品,像馒头、海产、烤鸭等与分包商合作经营。
两年间,徐传超辗转走遍了七八个省市的几十个农产品种植基地。种地的农民、跑长途运输的商贩、种植基地大户、在街头开蔬果店的老板……生鲜行业的每一个环节他都走进去、沉下去,去了解、去摸索。
现在,徐传超自己做连锁店,把从产地运来的各种生鲜在店内进行挑选、分级,“先用蔬菜做试点,逐渐推广到水果和粮油米面,效果不错。”现在,季莳鲜平台以每月新开一家连锁店的速度发展。“我们一直坚持扁平化管理,整个管理层就6个人,没有中层管理,除此之外我们还雇佣了300多名员工。”
“重塑一个行业,缔造一个产业,要做就要做到行业第一。”这是徐传超的创业理想。目前,季莳鲜已经是天津市单体规模最大的连锁生鲜超市。
目前,徐传超正在积极拓展合作渠道,希望能够对天津地区的部分老旧菜市场进行“生鲜商超化改造”。传统菜市场面积大,农产品种类庞杂,购物环境比较脏乱,农产品的品质和菜价也很难得到保证。徐传超希望通过现有的物联网技术与运营经验,运用互联网平台将菜市场进行提升改造,以现代化设计理念打造全新的菜市场购物体验,形成“互联网+菜市场”的新型社区菜市场平台,使菜市场具备私人订制、大数据应用、平台导流、产品推荐等多种功能,从而实现“互联网+菜市场”的服务扩展与数据转换应用。目前,徐传超已对西湖道菜市场进行升经改造,从菜价、购物环境、食品安全、产地直供等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并得到周围老百姓及区领导的高度赞同。
精准扶贫,解决农产品滞销
2016年3月,山东烟台红富士苹果出现大面积滞销,季莳鲜直接在当地预存了100万斤苹果。“我们现在店里的红富士苹果都是从烟台产地直供,没有进行包装,没有打蜡,绝对是真正的‘农超对接’。这也是我们未来重点发展的方向。”
未来,季莳鲜将打造“一县一品”的扶持计划。针对不同县区的地理位置不同,打造适宜的单品扶持计划,以销定产,定向采购,达到农产品的可视化与可追溯。
《实施办法》明确,在职称体系建立上,将原来相互独立的中学教师职称系列与小学教师职称系列统一并入新设置的中小学教师职称系列。在职称等级设置上,改变原来中学教师最高等级为副高级,小学教师最高等级为中级的规定,统一将中小学教师职称设置为五个等级,资格名称依次为:三级教师(员级)、二级教师(助理级)、一级教师(中级)、高级教师(副高)和正高级教师(正高),与原中小学教师职称的对应关系是:三级教师对应原中学三级教师和小学二、三级教师、二级教师对应原中学二级教师和小学一级教师、一级教师对应原中学一级教师和小学高级教师、高级教师对应原中学高级教师。也就是说,中学教师在原中学高级教师(副高级)的基础上,可申报评审正高级教师;小学教师在原小学高级教师(中级)的基础上,可申报评审高级教师(副高级)和正高级教师(正高级)。
此外,《实施办法》还包括按照突出师德素养、教育教学业绩的导向要求,完善职称评价标准,切实改变过分强调学历和论文的倾向;按照社会和业内认可的要求,建立健全同行专家评价为主的业内评价机制两方面的内容。
据了解,云南省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工作将于2016年年底前完成首次评聘,初步实现制度入轨,具体步骤为:6月底前完成资格过渡,8月底前完成三级教师、二级教师、一级教师的评审和高级教师、正高级教师的申报推荐工作,10月底前完成高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评审工作;2017年全省转入常态化评聘。
双江县多种措施抓实教育精准扶贫
《云南日报》消息 双江县围绕提高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把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头号民生工程来谋划,把群众素质提升工程作为推进脱贫攻坚工作8个重点之一来抓,着力解决贫困群众子女入学难,实施贫困村、直过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教育精准扶贫。
自2014年起,双江开始实行高中阶段免学费入学,统一由县财政拨款支付。去年全县财政收入达48 356万元,教育投入达到25 666万元。从2014年至今共免除高中学费416.72万元。“2017年要实现全县贫困村幼儿园全覆盖,学龄前儿童入园(班)率达到90%以上,提高义务教育巩固率,确保无因贫辍学学生;继续实施高中免学费教育,农村贫困户幼儿入园每生每年补助300元,2018年起实施14年免费教育。”县委书记黄光富介绍。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7日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向中西部转移及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实施,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南省迅猛发展,位于湖南省西部的湘西州,根据自身独特的产业优势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逐渐使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湘西州对外贸易发展情况,对湘西州促进外贸发展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湘西州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一)湘西州历年进出口额增速。从整体来看,湘西州的进出口总额呈上升趋势,其中,进出口总额从2002年的7,018万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1,631万美元,增幅达到1.65倍,以平均每年4.7%的速度增长。进口总额从2002年的89万美元增L到2015年的983万美元,增长了11倍,平均每年增长10个百分点。出口额从2002年的6,929万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0,848万美元,增幅达到1.56倍,平均每年增长4个百分点。(图1)
从各个时间段来看,2002~2015年湘西州对外贸易增长时高时低,波动非常大,从各个时期增长速度来看,2002年进口额下降85%,拖累当年进出口总额下降5%;2004年进出口总额增速上升到69%,但次年又下降到了4%,随后又在2007年上升到87%,2009年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大冲击,进出口总额下降了57个百分点,2010年由于进口额的大幅度增加使进出口总额上升了48%,随后又由于出口的减少使进出口额不断减少,2013年进出口总额缓慢回升,2015年由于“一企一策”政策的取消与国际市场价格下降,使出口和进出口总额分别下降了53个和50个百分点。
(二)湘西州贸易顺差。从出口额来看,2001~2008年湘西州对外贸易出口持续增长,由6,794万美元增长到了38,604万美元,增幅达到4.68倍;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出口企业出口量急剧减少,这使2009年湘西州出口总额减至16,764万美元,与2008年相比减少了57%。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我国出口形势有所好转,经济很快步入正轨。湘西州的出口额在2010~2014年也得以增长。2015年,由于国际市场疲软以及“一企一策”政策的取消,出口额由2014年的22,884万美元减至10,848万美元,减少了53个百分点。从进口总额来看,2001年湘西州进口总额为598万美元,2015年增长至983万美元,增幅为64.4%,但是进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颇低,且呈现不稳定的特征。
如图2所示,由于湘西州历年进口额的波动不是很大,贸易顺差主要受出口额的影响。2001~2008年,贸易顺差持续增长,最高达到38,247万美元,2009年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贸易顺差下降到16,688万美元,2015年由于出口额大幅度下降,贸易顺差下降到9,865万美元。(图2)
(三)湘西州对外贸易市场结构。亚洲、欧洲、北美洲等一直是湘西州对外贸易的三大市场。由于湘西州进口的数额比例很小,在这里本文主要分析湘西州外贸的出口市场结构。本文选取了湘西州主要的八个出口对象国,比较出口输往国家数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
由表1所示,2006~2010年荷兰一直都是湘西州的最大出口国,占贸易总额的20%以上,2011~2015年对荷兰的出口比重持续下降到10%以下。俄罗斯、韩国、印度、台湾、巴西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俄罗斯2015年占比达到16.9%,而日本、韩国、印度占比均在10%以上,说明湘西出口主要输往中国周边邻国。但欧美市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同时也因为湘西出口集中在这三大市场,一旦国际市场疲软,湘西出口下降的弹性也非常大。(表1)
(四)湘西州对外贸易出口商品结构。由表2所示,在2013年湘西州对外贸易出口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高达80.8%,而工业制品比重仅仅只有19.2%,2014年虽然比重有所下降,但2015年初级产品依旧高达94.1%,而工业制成品仅占5.9%。这说明湘西州的出口商品结构仍然单一。虽然湘西金属储量大,但是由于缺乏先进技术与人才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与工业设备,湘西出口一直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由此看来,湘西州应该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由表3所示,在2013~2015年初级产品出口中,矿类产品比重均在98.5%以上,这说明湘西“一矿独大”格局尚未根本改变。(表2、表3)
二、湘西州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湘西州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产品单一,以锰矿类产品出口为主,“一矿独大”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2015年湘西锰系列产品出口8,779万美元,占全州出口总额的比例达80.93%;第二,初级产品比重仍然过大。湘西向国际市场出口的多为锰矿初级原料和简单加工后的低中端产品,原料加工行业的发展模式较为粗放,处于产业链的较低环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数量扩张来赚取生产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不但出口收益不高,而且极易受国际市场的影响。2015年由于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出口大幅下滑,同比下降了50.27%。锰系列产品出口呈现量增价跌的走势,1~12月共实现出口47,143吨,出口额8,779万美元,同比增长2.17%和下降12.39%。这正是上述问题的体现。
(二)进口规模小,贸易顺差过大。内生性增长理论认为增长由内需来驱动,而技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进口商品结构要可以为未来的高新产业提供要素和支持,出口商品结构可以向为这些高新技术提供销售市场。湘西州的进口规模远远低于出口规模,对技术的进口能力相对比较薄弱,进口商品以锰矿砂类的原料为主,技术含量普遍偏低,这就抑制了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思想的引进,商品进口带来的技术渗透和学习效应就很难被实现。
(三)加工贸易发展显著不足。虽然成本的增加会使加工贸易的发展优势减弱,但发展加工贸易有利于促进技术改进、优化产品结构、推动湘西配套产业的发展,在增加就业方面也有着重大作用。2011年,湘西才实现加工贸易的零突破,加工贸易的规模小比重低,缺少核心生产技术,绝大多数只是简单的贴牌加工,低水平的加工贸易对湘西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反映出湘西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能力较差,加工贸易无法充分发挥其功能。
(四)出口集中度偏高。湘西州出口一直集中在欧美以及亚洲周边邻国地区,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台湾、巴西、荷兰八个国家的出口额占到了出口总额的70%以上。出口区域结构集中性过强,外贸地域机构构成单一,市场多元化发展仍然不足,风险性也相应较大,一旦危机爆发时易受到较大冲击,同时还阻碍了对其他新兴出口市场的拓展,导致对新兴市场的进出口贸易规模相对偏小,从而面临较大的外贸风险,严重影响湘西对外进出口的规模,阻碍进出口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湘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三、湘西州对外贸易发展对策建议
(一)促进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优化。其一,要促进出口商品Y构的优化。要提高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在全州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把经开区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和科技兴贸的平台,要坚持利用创新驱动企业从产品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依托湘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与劳动力优势,提高技术含量,延长产业链,拓展利润空间,为出口提供更多的高附加值产品,提高湘西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其二,要适当加大进口力度。对外贸易既要重视出口,也要重视进口,才能促进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加大对重要资源和产品的进口,保证湘西的资源安全。加大对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的进口有助于湘西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改变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现状。
(二)转型升级加工贸易。近些年来,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和其他费用不断提高,为了降低成本保证利润,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明显增快。在此背景下,湘西必须要在转型升级和梯度转移的引导下,抓住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一方面湘西加工贸易的发展应紧紧围绕支柱产业,促进产业链由低端的加工装配向高端的产品研发升级;另一方面要努力形成多元化、专业化的产业链,重点扶持一批科技型、自主知识产权型企业开展技工贸易,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加工贸易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升级。
(三)扩大国际市场,促进国际市场多元化。按照巩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的要求,要以开拓新兴市场和周边市场为重点。引导企业积极应对国际市场形势新变化,努力巩固和扩大俄罗斯、美、韩等传统市场,大力拓展东盟、南亚、中东、南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一步推动湘西州出口市场多元化,有利于分散对外贸易的市场风险,避免因外贸市场的过分集中而使一国对外贸易受他国的制约和垄断,同时减小他国或地区的经济因素及非经济因素的变化带来的波动和影响。
(四)坚持把精准扶贫与对外贸易发展结合起来,出口湘西特色农业。2013年11月,到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坚持精准扶贫与对外贸易发展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坚持修炼内功与借助外力结合起来,既要努力打造贫困地区发展的基础,又要最大限度地依托对外开放。一是要因地制宜,把“五个一批”与对外贸易结合起来,充分把握“616”对口帮扶工程等政策机遇,借助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扶持政策,按照“六个精准”的要求,产业发展脱贫一批,整合农业资源,创新项目,努力打造具有湘西特色的农业产业品牌,提高产品质量,以符合国际出口及卫生标准。同时,要扶持一批出口企业,帮助微小型农业产品企业出口;二是要主动地、全方位地推动开放合作。积极搭建合作平台,加强与发达地区的合作,充分发挥湘西的比较优势,利用资源劳动力等优势发展非地经济;与此同时,创新机制,把基于资源上的扶持转变成为优势交换基础上的合作,以促进湘西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湘西外贸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国际市场形势虽然严峻,但是也意味着湘西的对外贸易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关键在于能不能认识到自身问题并积极做出转变。必须结合湘西州独特的产业优势、劳动力优势,突破地理位置偏僻的劣势,把握国家西部大开发与精准扶贫战略的机遇,加强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不断推进市场多元化,以促进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转变,实现湘西州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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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云.洛阳对外贸易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D].河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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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农业大学校团委(创新创业学院)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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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河北省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生态文明建设视阀下河北省山区扶贫开发模式创新研究”(编号:A201400172)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涞源县山区移民搬迁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6月20日
目前,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到了“啃硬骨头”的最后攻坚阶段,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我们尚有一大批生活在生态条件脆弱区的农村居民,由于他们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诸如土壤贫瘠、水源匮乏、地质灾害频发、山高坡陡难以耕作等的限制,很难通过特色产业扶贫等形式的扶贫开发模式来改善其生存条件和家庭生计水平。而移民搬迁作为解决身处如此困境的贫困农户的生计安全的有效手段,一直得到政府和相关人士的关注。然而,在依托移民搬迁推进扶贫进程的过程中暴露出的很多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本研究基于对河北省涞源县移民搬迁案例的系统调查研究,探讨了贫困山区移民搬迁的政策决策以及政策落实方面的基本情况,从中挖掘出在移民搬迁过程中依然存在的问题,并就应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生态环境脆弱贫困区移民搬迁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借鉴。
一、涞源县移民搬迁概况
(一)涞源县生态经济条件。涞源县地处太行山、燕山、恒山三大山脉交汇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谷纵横,地形复杂,地势相对高差跨度大。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春季干旱少雨多风,夏季凉爽,秋季寒冷多风,年平均气温7度,年均降水量556毫米,无霜期比较短(90~120天),自然地理条件较差只适合极少数农作物生长。自然地理区位特点决定了这里农业耕地条件差、水土资源不协调、粮食作物产量低、生活质量无保障。2003年之前,农业是当地支柱产业,这之后随着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县域范围内形成了钢铁、旅游和农业三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一些经济作物,诸如速生核桃、杏扁、优质小杂粮等特色农业生产基地相继建立。然而,这种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对那些居住在生态条件极度贫困区域的农户而言,并没有太多的积极影响,其结果就是县域范围内农户经济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截至2015年底,全县仍有7.22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其中近3万人是生活在生态脆弱区,难以在当地靠自身发展起来的。
(二)涞源县移民搬迁现状及近期规划
1、搬迁规模和搬迁方式。涞源县共有2,448平方公里的深山区,285个行政村,其中1,076个自然村,共27万人,是革命老区、扶贫开发“三合一”重点县,即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河北省环首都扶贫开发示范区重点县。根据新的贫困标准,全县7.22万重点扶贫对象中3万人居住环境恶劣,很难就地扶贫,需要通过移民搬迁的方式实现脱贫的目标。
涞源县的移民搬迁工程自2003年开始启动。根据贫困村及自然村居住特点,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实行“建移民小区安置为主,分散搬迁为辅”多种形式并存的搬迁方式。在迁入地或者安置地选择上,主要涉及到三种类型,即向中心村搬迁,向重点镇搬迁,向县城内搬迁。搬迁过程中,从迁入地选址,到统一规划建设,再到具体选料施工,全程有移民搬迁代表参与。据涞源县扶贫局资料显示,按照《省异地扶贫搬迁“十二五”规划》,结合“7.21”灾后重建,按照“群众自愿、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分户监督”的原则,到目前为止业已建设完成17个移民小区,上级支持5,062.1万元,搬迁2,147户,涉及7,025人。
2、近期扶贫搬迁规划。根据县域扶贫规划,通过多部门合力推进和更多资金支持战略推进,争取在2020年响应国家号召,实现全面脱贫。未来几年移民搬迁计划为:2016年搬迁约1,200户,3,600人;2017年搬迁约1,900户,5,700人;2018年搬迁约2,800户,8,400人;2019年搬迁约1,400户,4,200人;2020年搬迁约1,686户,5,259人。
二、涞源县移民搬迁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涞源县相关扶贫工程推进工作的了解以及南阳峪、四角台等多个移民搬迁村的观察和村民走访,发现目前在涞源县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起到了显著的扶贫效果,然而在整个移民搬迁工作动员及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在未来几年的移民开发工作中引起注意。
(一)移民搬迁项目宣传动员和农户信息获取严重不对称。实地调查走访了解到,关于“对移民搬迁工程的了解渠道”,大约40.2%的村民是在与邻里街坊的谈话中获取关于移民搬迁的相关政策信息的;35.5%的村民通过村干部或社区广播而关注到;8.6%的村民直接通过扶贫机构了解相关信息;还有15.3%的村民是从亲戚朋友的口中了解到的,剩下不到1%的村民通过其他的方式了解。由此所造成的村民对有关移民搬迁项目的了解程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有一部分村民反映,只知道只要搬迁就可以拿到补贴,至于怎么搬、搬到哪里去,自己一概不知,所以有想法但不知道怎么实现。由此可见,关于移民搬迁相关政策和项目执行方面信息供给和村民对信息的获取之间存在严重不对称性。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从村民视角而言,其关注的信息获取渠道不同,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差异。而这种信息获取的差异性和不对称性恰恰是造成部分村民在搬迁决策方面摇摆不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移民搬迁工程推进的步伐和实施效率。
(二)政府补贴和农户搬迁的资金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对一些搬迁中“顽固分子”的走访了解到,除了个别因为年岁大了,难舍故土,只求安身立命之外,他们不愿意搬迁的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举家搬迁所享受到的补贴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这也是我们在关于移民搬迁调查中常常遭遇的一种最为尴尬的情况之一――搬迁工程一旦启动,项目区相对富裕的农户很快会行动起来,而真正的贫困农户则左右为难,摇摆在搬与不搬的决定之间。在涞源县这样一个贫困山区的农村,原本以农为生,靠农立命,没有过多家庭积蓄,甚至每年的收入还不够贴补家用的部分贫困农户而言,他们认为即使有了政府的补贴勉强满足了他们搬迁的意愿,而在新的安置地重新“安家立业”需要支付比原居地更多的成本,对他们而言似乎“得不偿失”。
(三)培训资源供给与农户的就业技能需求不匹配。实地调研显示:首先,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了部分针对农户就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但是这种培训机会一般的农户很难得到。加之,培训名额分配方面存在所谓“干部优先”、“干部亲属优先”等不良风气,普通农户在培训机会获取方面被严重边缘化;其次,参与过培训的农户中有人反映,培训内容过于单一化,有时候不是自己想做或者能做的,和自己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出入,同时也不知道搬迁后到安置地是否能够用得上;最后,就是培训消息的时间相对滞后、培训时间安排和自己时间安排上存在冲突等,也使得很多农户无法及时并完整地参与全程培训。
(四)原居地财产处置和安置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系统再造缺乏事前规划。对涞源县相关村庄的调研了解到,目前对移民搬迁户而言,其主要家庭财产包括住房、土地等都在原居地;而在新的安置地虽然可以享受到诸如水电、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比原居地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但是基本没有属于农户自己的生产性资源和财产。所以,很多农户顾虑一旦举家搬迁,原居地的房屋和土地等如何处置?安置地的家庭生计如何去维持?因此,原居地财产处置和安置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系统再造成为制约当地贫困农户搬迁的又一重要因素,而克服这一障碍,就必须对移民搬迁户在原居地的财产处置和安置地生计系统的再造提早进行规划设计和相应的咨询服务供给。
三、推进和完善贫困山区移民搬迁对策建议
第一,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农户对移民搬迁的认知水平,增强自主性,遏制在搬迁事宜上“等、靠、要”的思想。强化宣传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让搬迁户能够全面了解移民搬迁的目的、流程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信息,避免因为信息疏漏或者不知情而对搬迁工程推进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宣传教育还要让农民充分地了解搬迁是为了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但这绝不意味着搬迁是政府的责任,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一些农户把自己不能完成搬迁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政府,把搬迁的经济负担都转嫁给政府,自己不积极主动的筹集资金,寻找办法,这种消极的心态是错误的,在进行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要特别指出,通过强化宣传教育,让农户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项目中来。
第二,强化政府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工程中来,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和严格规范的资金监管机制。因为搬迁户绝大部分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户,因为家庭储备资金极为有限甚至根本没有,搬迁所需资金以及家庭生计再造的资金投入是他们不得不考量的问题,也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在移民搬迁过程中资金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是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首先,尽量加大政府扶贫力度;其次,鼓励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实施点对点的精准扶贫;最后,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持,放宽贫困移民的贷款利息政策。
第三,加强对搬迁户劳动力技能培训,为其再就业和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再造提供支持。对于纳入移民搬迁计划的农户,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提前设计和开设更多关于就业技能支持的培训班,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为进一步再就业提供良好基础。在新的安置地,鼓励和支持周边的原居民和有经验的中小企业经营者进行“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甚至是“以点带面”的帮扶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新迁入居民的生计系统再造,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社群。
第四,以村为单位,妥善规划和解决搬迁户在原居地滞留财产的管理处置问题以及安置地相关财产权的获取问题,保障搬迁户能够“安居乐业”。中国农民,尤其是年长的农民都有一种乡土情结,顾家守业的思想,他们认为家是“根”,根不能丢,所以宅基地和耕地承包地问题是移民搬迁工作中必须解决和处置好的首要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激发创业者创业或志愿者进行原居地财产的承接,从而改变村民搬出后原房屋无人看管和耕地可能荒废的现状。当然更重要的是解决村民安置地的进入权的问题。必须要明确“初来乍到”的新迁入居民在新的安置地的房屋产权以及社区成员权资格,以保障其基本的房屋使用、土地租赁等权利的获取。
第五,做好对搬迁户的跟踪评估,最大可能地减少其返贫的机会。定期对搬迁户进行走访调查,了解他们搬迁后在安置地的生产、生活最新动态,如政府补贴落实情况、家庭劳动力就业情况、子女受教育情况等,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户搬迁的后顾之忧和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困难。尽最大努力减小搬迁户返贫的可能性。
主要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