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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本高校体育特殊教育实施现状
通过对日本18所高校的调查并参考日本平成21年学校特殊教育实施情况调查研究报告书(高校部分数据)获取分析数据。其中北海道、东北地区及九州、冲绳地区比例最高，其它地区比例相当，所调查82所高校基本覆盖了日本全境。所调查高校，综合性大学占52．4%，单科院校占42．7%，其它4．9%。本科生不足500名的学校占到了42%，500～1000名的学校占18%，1000～1500名的学校占17%，1500～2000名的学校占7%，2000～2500名的学校占5%，2500名以上的学校占7%。
2．1日本特殊体育教育基本情况分析
在全校范围内体育作为必修课的高校占43%，另外作为院系单独要求作为必修课的学校占6%，还有一类是体育综合课程必修的占11%。但也有25%的高校将体育课程作为选修课，而不做强制要求。在这些高校中，对于特殊群体学生的体育教学，38%的高校每年会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进行不同的处理，也就是说会安排适合他们的、更有针对性的教学方式;28%的高校是按学校多年常规进行统一管理和教学;15%的高校制定了相对细化的特殊教育体系，根据体系的划分进行区别对待;另外11%的高校则按照普通学生对待，不进行特殊安排。对于特殊群体学生的判定，不同高校判定的方法也不相同。对于特殊群体学生的认定依靠教师主观判断的占到了33%，根据校外医疗机关诊断的占21%，依据校医院进行判定的占17%，其它判定方式占16%。几乎所有被调查高校都未采用体力测定的方法来进行判定，也就是说主要还是依靠生理上的伤、病、残进行判定的，对于肥胖等体质较差的学生依旧划归到正常学生的范围。从图1特殊群体学生残障分类可知，涉及运动系统方面的人数最多，分别是35%和26%，运动系统原因是特殊群体学生不能参与正常体育教学的重要因素，因此，如何设置适合的体育特殊教育课程是面临的主要问题，其次则是学生的康复和保健。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授课的情况下，项目选择其实是比较广泛的，包括迷你网球、排球、飞碟高尔夫、棋类、瑜珈、冬季运动、轮滑、蹦床、计算机游戏等26个项目。
2．2日本高校体育特殊教育模式调查与分析
只有6所学校没有开设针对特殊群体学生的体育课程，大部分高校都设置了专门体育课程。其中9所高校采用的是一对一的教学模式，这无疑是最具有针对性的方式，但也对教学条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还有18所高校则根据学生情况开设了不同的体育课程。23所高校则开设相应课程，让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上课，其中3所高校另外安排了专业护理人员。另外，有4所高校在原有体育课程教学中，增加助教或专业护理人员帮助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参与正常体育教学。还有17所高校针对特殊群体学生的实际，在他们不能很好完成体育教学的情况下，增加参观、观看或调查等教学形式，以加深他们对体育的理解。在选择第一、第二选项的高校中，有76%的高校是由体育特殊教育的专职教师进行教学;12%的高校由一定比例的专职和兼职老师共同进行教学;8%的高校由兼职老师承担教学工作;其它情况占4%。
2．3日本高校体育特殊教育实施情况调查与分析
调查问卷采用李斯特5级评价量表，表示为:5很符合、4较符合、3一般符合、2不够符合、1不符合。平均值越接近5，说明所提问题越符合实际情况。反之，越接近1，则越不符合实际情况。日本高校对于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授课的认可度很高(平均值达到了3．24)，并且能够根据学生情况进行不同的教学评价，并配置了相关的针对特殊群体学生需求的附属设施，让特殊群体学生能在比较良好的氛围里进行学习(平均值达到了3．32)，而学生对体育课比较积极的态度和兴趣。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资金短缺、医疗保障不完善、特殊体育教学设施、教具不齐全等问题。全纳体育这一教育理念在日本高校已经得到广泛认同，许多高校将特殊群体学生置于正常体育教育之中，因此，“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上课，教学效果理想”的平均值达到了3．30。同时，“将协助特殊群体学生进行体育学习，作为普通学生体育课程的组成部分”的平均值达到了3．57，充分体现了全纳体育教育是对全体学生的教育理念。但在实际教学中也表现出“特殊群体学生的针对性教学具体实施时比较困难”、“满足特殊群体学生的不同需求比较困难”等矛盾。
3日本高校体育特殊教育对我国高校体育特殊教育改革的启示
3．1转变体育特殊教育理念，构建体育特殊教育理论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召开包含92个国家及25个国际组织的国际会议，会议的主题是“specialneedseducation”，着重将有障碍孩子的教育作为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旨在推进“Inclusiveeducation”(全纳教育)的教育理念，创造没有“特殊孩子”的社会，最终通过了“萨拉曼卡宣言”。也正是在这次会议后，“Inclusiveeduca-tion”的教育理念对日本传统特殊教育理论产生了巨大冲击。越来越多的日本高校开始反思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日本许多高校也尝试将全纳教育融入到体育教育之中，现在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一起授课已得到广泛认同，其意义也已凸显。针对全纳体育教育，在适应性教育(adaptiveed-ucation)的大背景下，日本高校也加大了适应性体育(adaptivesports)的推广和创新力度，开发即能满足全纳体育教育需要，又能适合特殊学生不同需求的课程体系。2001年日本文部科学省根据日本社会特殊教育发展的现状，又提出用“特别支援教育”代替“特殊需要教育”的理念，为了适应这一变革，日本体育界又进行了相应的改革。正是在不断顺应世界特殊教育理念发展并充分依据本国国情的前提下，日本高校体育特殊教育才能不断变革、创新和发展。目前，我国体育特殊教育在先进教育理念的引进、推广和践行方面，无论是与国内特殊教育的发展而言，还是与国外体育特殊教育的发展而言都相对滞后。如果没有先进的教育理念作为支撑，没有完善的教育理论作为指导，就很难发现目前体育特殊教育中存在的不足，那么打破旧的桎梏从而进行改革创新也就难以进行。
3．2全面认识全纳体育教育
萨拉曼卡宣言指出:克服歧视态度的最有效办法，是让普通学校逐步全纳化，营造一个宽容的社会氛围，建设一个全纳的社会环境，逐步实现全民教育。全纳教育的核心是忠实地把教育看作是个人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要素。因此，其作为一种教育理念有着重要意义。首先，从社会发展的视角来看，通过一视同仁地为所有学生提供教育，使他们相互理解和信任，逐步改变社会对于特殊群体的态度，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包容、没有歧视的社会;其次，全纳教育要求学校制定出适合学生特点的教学方法，让所有学生各有所用，通过教育在身心两方面受益。最后，能在一定程度上节省教育、社会资源，让教育效能最大化。在这种大背景下，日本文部科学省指出，21世纪的特殊教育应该符合每一位残障学生的需求。全纳体育教育就是针对不同的残障(身体残障、智力残障、身体能力有缺陷等)学生，都有适合其参与的体育项目、器材、场地和规则。而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特殊教育越来越重视，教育环境也不断发展和改善，残障学生进入大学的比例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到2007年，达到国家录取分数线残疾考生被普通高校录取比例为95%，有近2万名残疾人在普通高校就读。我们也面临着残障学生教育诸多问题，而体育所面临的问题更加严峻。正确地认识全纳教育，并最终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全纳体育教育理念、思想和理论，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特殊教育，从而进一步认识体育特殊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全纳教育融合了当今对于残障概念更广泛的理解。按照全纳教育思想，有些学生不能胜任体育教学，我们不能将这个问题归咎于特殊学生本身，而是应从教育体制、体育教学模式、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师资培训、硬件等因素考虑我们自身存在的缺陷，为特殊群体学生扫除障碍，满足他们学习的需求。全纳教育自90年代被正式提出，就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研究热潮，北欧一些国家更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进行了相关的尝试，全纳体育教育是全纳教育的有益补充，我们的体育特殊教育必须抓住机遇，创造条件，跟上世界发展的车轮。
3．3需要构建完整的“体育特殊教学体系”
从对日本高校的调查可以看出，体育特殊教育的开展是单一部门无法完成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有机系统。可以说，“体育特殊教学体系”主要由学校内部环境、特殊体育教学系统、社会外部环境三部分构成。体育特殊教育不是仅集中于学校，集中于课堂实践，它包括学校、社会、家庭的协同配合，也受到多方因素的影响，包括国家政策、教育体制、师资培训、教育系统及其所服务的社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资金和资源的管理问题。但对目前体育特殊教育面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构建合理地“体育特殊教学系统”，这是全面推行体育特殊教育的基础和必经途径。“体育特殊教学系统”的建立就是要力求改变目前体育特殊教育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隔离”的现状，努力做到教育的“融合”。从而最大程度满足全体学生的体育教育需求。“体育特殊教学系统”与普通体育教学系统的主要区别应该体现在四个方面:课程统整、差异教学、教学辅助设计和全纳设计。“体育特殊教学系统”的构建强调的学习是学生积极参与并理解其实际经验的过程，也就是说要让学生学会自己理解并发现事物的本质。主要包括课程目标及课程结构调整。我们从上面的调查可以看出，日本高校体育课程内容的设置是比较丰富的，并能根据普通学生和特殊群体学生的不同需求设置和安排相应的内容，从而保证全体学生的需求。新的教学系统应该融入“全纳体育教育”理念，将更加注重双方学生一种“态度”的培养，即“协作、平等、公正”的态度，把“共同发展”的理念充分体现出来。“体育特殊教学系统”的课程结构主要包括人格教育、认知教育、情意教育。差异教学是实现全纳体育教育的必然要求，我们即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但也不能忽视学生的共性，差异教学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正视残障)，满足不同学生体育学习的需要，促进每个学生身心最大限度的发展。通过评价差异、教学内容差异、教学方法、手段、方式的差异、教学实施的差异，从而能够主动适应学生身心动态的变化，做到教育资源的共享，创造公平的教育机会，营造积极的情感氛围，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并客观评价学习效果。而要实现差异教学，就离不开相应的教学辅助设计，常规的体育教学很难满足和适应特殊学生的要求，这就要求在教学实施、教材、教学设施、教具等多方面进行重新设计，做到“因材施教”。
根据对日本体育特殊教育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高校在体育特殊教育中也存在体育教具、教学设施、教材、资金不足等问题，但相比较我们的体育特殊教育，日本在教学辅助的开发、研制上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比如盲人学生专用体育教材、为听力障碍学生开发的体育多媒体视频、为特殊学生学习或康复治疗而改进或设计的体育教具、为行动不便学生提供网上教学等，特别教室、无障碍设施等在许多高校也作为常规化设施而存在，保障了特殊学生参与各种活动。在这方面国内体育特殊教育基本还是空白。教学辅助设计主要涉及两个方面:(1)教学辅助技术。主要包括三个部分，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辅助技术在为特殊学生提供便利学习的同时，增加了获取知识和技能的途径;教学辅助器具主要针对特殊学生个体差异，设计出符合他们身体特点的教学器具，比如针对盲人学生设计的带响声的乒乓球和特制乒乓球台，改变体积和重量的排球等等，使他们最大程度参与体育教学;第三部分是教学设施方面，设计更利于特殊学生出行和参与体育活动的场地、辅助器材等。(2)辅助治疗技术。体育特殊教学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帮助特殊学生康复或治疗，而不仅仅是承担教学任务。因此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手段、实施等设计上都要尽可能体现这一点，让他们能更健康地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全纳设计是为了适应全纳体育教学所提出的教学构想，目的在于提供一种教学方案，在规定的教学时间和场合下，用最少的人力、物力满足全体学生的体育教学需求，这并非意味着针对全体学生提供单一的教学方案，相反，它强调采用多种方式满足差异学生的需求。它通过创建适应学习者个体差异的灵活性教学目标、教学策略，教学资源和教学评价提供具有深远发展空间的蓝图。例如，葡萄牙正在开发一套灵活的全纳性课程，来代替原有的、严格的、内容过多的课程。这个新课程不是基于课程内容的细节，而是基于三个领域基本能力的发展需要:成为自我管理的学生所需要的能力;正确态度和社会技能的培养;个性发展和对人生质量的探求。根据这三个原则，规定了一个核心课程，在这个框架里，学校可以自由地计划自己的教学项目，组织教学时间和使用教学方法。
4结论与建议
1)日本高校普遍开设了体育特殊教育课程，从体育师资、教学设施及教学辅助设施、项目选择上都较充分地考虑到特殊群体学生的需求;全纳体育教育已被广泛接受，并能将全纳体育教育的理念运用到体育特殊教育实际，保证了特殊群体学生与普通学生的共同发展。
“孩子是成人之父”(Thechildisfatheroftheman)是英国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的诗歌《我心雀跃》(MyHeartLeapsUp)中的诗句，意思是“成人应以孩童为师，让天性永存”。笔者在这里意在强调儿童正处在学习外语的最佳时期和关键期，很多语言习得现象只有在儿童语言习得过程中才有所体现，儿童的语言习得对全面了解语言习得的过程、解决语言习得中的诸多问题有很多的启示。换言之，若不关注和研究儿童外语学习的过程而高谈阔论语言习得问题，则空口无凭、缺乏证据。为此，下文将主要探讨当下基础英语教育尤其是少儿英语教学中的几个突出问题:外语学习的最佳起始年龄，小学阶段开设英语课程的利弊，基础英语教育中的教材编写、教学和测评等。关于外语学习的最佳起始年龄，学术界众说纷纭，尚无定论。谈及该问题时不可回避的一个理论就是著名的关键期假说(CriticalPeriodHypothesis)，关键期假说认为从婴儿出生到青春期(2—13岁)，左右脑半球都参与语言学习，对语言极其敏感，只要有足够的语言输入，人们就能毫不费力地学会一门语言，但是错过了这段时间，伴随着大脑的侧化(lateralization)，人们很难掌握一门语言［6］12－13。尽管关键期假说存在不少争议，但是有一点人们基本上是达成共识的，即从长远来看，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前提下，二语学习者的年龄还是越小越好。此外，语音习得方面，Kuhl指出婴儿刚出生时就具备识别人类不同语言的语音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从出生六个月后开始减退，到一周岁时这种能力基本丧失，儿童只具备识别自己母语语音的能力［7］。鉴于此，目前一般认为，少儿外语学习的最佳起始年龄一般在6—10岁，这时母语已经基本定型，而且语言学习的敏感性还很强。基于上述共识，教育部在2001年颁布了《关于积极推进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指导意见》，要求全国各地小学逐步开设英语课程，小学开设英语课程的起始年级一般为三年级。这种做法充分利用了少儿学习外语的生理优势，有助于少儿高效地、轻易地学到地道的英语。然而，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显著，全国范围内开设英语课程存在着一定困难，如师资缺乏、教师自身语言素养不高、教学资源匮乏、语言环境缺乏等。事实上，儿童英语教学在许多方面的要求比成人更高，因为少儿是一张白纸，全凭教师涂抹。在条件不具备的前提下，开设英语课是徒劳无益的，对少儿来说甚至会贻误终生。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当下基础英语教育的教材编写、教学及测评中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教材”或“教科书”的问题。当下流行的大多数主流小学英语教材内容过于简化，只有一些相互之间无必然联系的孤零零的句子、短对话，这其实是大多数教材编纂者按照成人对少儿语言能力的理解而主观臆断的做法，一方面低估了少儿的超强语言能力，另一方面也不符合语言习得的常识性规律。语言的习得不是信息越少、越孤立越易习得，而是恰恰相反，信息越多越容易建立起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而越易习得(当然这里有一个度的问题)。此外，英语国家一些语言学家的做法亦印证了这一点，如英国语言先驱JacquesRoston先生创办了灵格风英语(Linguaphone)，灵格风英语的教育理念就是不论年龄大小，所有的学习者一视同仁，学习的内容都是日常生活中真实的(authentic)语言素材，不对其简化加工。录格风英语效果卓著，享誉世界。此外，“教科书”(textbook)这个词本身就告诉人们其中的素材应该是以“语篇”或“篇”(text)为主，因为无论是汉语的“篇”还是英语的“text”，它们都要求所选的素材是前后联系紧密、上下文一气呵成的具有“语篇性”(texture)的篇章。下面参照《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11版)提出的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情感态度、学习策略、文化意识等五项课程目标，探讨基础英语教育教学中的一些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强调最多的是其中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两项，这两项的问题最为突出，由于篇幅问题，这里仅就语言知识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其他方面的问题日后详述。就语言知识而言，少儿英语教学首先遇到的便是语音问题，少儿英语学习者要想起好步，首先便是要接受正确的、严格的语音训练，这对少儿日后的语言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语音训练必须是正确的，否则只能是一遍遍地重复错误，从而贻误终生。此外，如果教学不当，学生会以错误的理解代替本有的直观感受，会渐渐失去模仿的本能，于是听录音就不起作用了。再者，母语虽有一定的参照意义，但负面影响更为严重，对此应高度警惕①。少儿语音教学方面的另一个问题是音标是否要教的问题。少儿在接触了一段英语之后音标是应该教的，不仅仅要知道每个音标，更重要的是能正确地发音。社会上一部分功利主义者出于商业化的目的倡导英语国家少儿语言学习中的自然拼读法(即所谓的见词能读，过目不忘)，而不学习国际音标，这其实是一种误导。自然拼读法的前提是要有大量的语言环境，但对于外语学习者而言这个前提是不具备的。此外，英语学习者到了一定阶段自然就能够见词能读，词的读音是没有必要刻意去教的，事实上，即使掌握了自然拼读法，若没有一定的语言基础，仍然是不奏效的。少儿英语语法教学中的问题是语法是否要教和怎么教的问题。语法规则是对大量语言现象的规定，语法问题其实是一个逻辑问题，比如其中的时态问题其实就是时间概念的问题。对少儿来说，如果不影响理解，便没有必要讲解其中的语法现象。即便到了一定年龄段出于应试等目的需要专门学习语法，这时也要讲究方法，即在透彻分析语法现象的基础上把握其内在联系、培养语法意识，而非一味地死记硬背语法规则而不会运用。少儿英语词汇教学首先要注意的是词汇的三要素的顺序应该是音、义、形而非音、形、义，这更加符合少儿的认知习惯。在讲授时，不宜过早提出拼写的要求，不宜过于追求拼写的准确性。单词教学可以采取如下的步骤:先听单词、读单词，然后根据图片或实物说认读单词、把单词与图片或实物对应起来，最后才进入拼写的教学。此外，少儿英语词汇教学还应注意提供丰富的语境，加强学习者对词汇的感知、理解和记忆。
二、附带习得与刻意学习
“附带习得”(incidentalacquisition)这个术语最早见于20世纪初实验心理学的文献中。在语言习得领域，直到1985年，Nagy、Herman和Anderson等人才在儿童母语习得中提及这个概念［8］。从词源的角度来看，“附带”(incidental)中的cid源于拉丁词根cadere，意为“降落”之意，“附带”(incidental)有“做其他事情时带来的非主要的收获”之意。“附带习得”意即学习者在完成学习任务的同时，无意中获取了某些其他的知识，这是一种隐性的(implic-it)学习行为。与附带习得相对的便是“刻意学习”(intentionallearning)，即学习者在完成某项学习任务时，事先已被告知有明确的学习目标，这是一种显性的(explicit)学习活动［9］349－381。从本质上讲，英语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语感培养的过程，要以附带学习为主，同时辅之以适当的刻意学习。适当的刻意学习是必要的，然而当下各个层次和阶段的外语教育由于受传统文化及应试教育的影响，刻意学习方式盛行。如在语音学习中，学习者沿用“音素———语流音变———重音———节奏———语调”的模式，过于分离地、刻意地进行语音训练，一些语音的韵律特征(如重音、节奏、语调等)学生很难有效掌握。事实上这些方面的习得需要在刻意训练的基础上辅之以大量的听音练习等附带学习形式，以使学生形成良好的语感。在语法学习中，很多学习者可以自如地应对考试中的语法单项选择等试题，但实际的语言运用(如英语写作、汉英翻译)却难以尽如人意，连基本的“主谓宾意识”都不具备，不能写出一个完整的句子，更不用说进行有效的(effective)、地道的(idiomatic)英语表达了。词汇学习也存在不少误区。一方面，掌握一个词并不仅仅是知道其相对应的汉语意思。词的意义是语境赋予的，离开了语境而孤立地记忆词义并不奏效，即使大致知道某个词的汉语意思，使用的时候还是很难激活;另一方面，词语方面的知识是多维度的(multi－dimensional)，如语义特征、发音、拼写、词性、搭配、语义韵(semanticprosody)、类链接(colligation)、语用意义、词频的直觉(intuitionsoffrequency)等，上述知识中的语义韵、语用意义、词频的直觉等很难通过刻意学习的方式来掌握，必须大量接触语言，进而去感知词语的这些丰富内涵。
三、教无定法与“后方法”
近几十年来，尽管应用语言学界关于教学法的研究不断地推陈出新，如“语法—翻译法”、直接法、听说法、全身反应法、词汇法、自然法、沉默法、暗示法、交际法、认知法、内容依托法、全脑法、全语言法(whole－language)、后方法(post－method)等，然而在以英语作为外语的中国，各级各类外语教学机构过分强调通过阅读、学习语法、文学欣赏、改写(paraphrase)、翻译等方法学习外语，“语法—翻译法”等传统的教学方法仍然大行其道，“讲单词、讲语法、讲课文”的模式仍然是外语教学的主流模式，外语教学“费时低效”的问题依然突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想当然地以为语言教学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用什么样的教法。从上世纪70年代起，人们逐渐意识到外语教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很难使用某一种或几种方法解决问题，同时，受西方后现代思潮(post－modernism)的影响，外语教学逐渐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后方法时代”，“后方法”与我国传统上提的“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如出一辙［10］。“后方法”的主倡者Kumaravadivelu(2003)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后方法的三大参数和十条宏观策略。其中，三大参数指的是“特定性”(particularity)、“实践性”(practicality)、“可能性”(possibility)，十条宏观策略包括创造最大学习机会、使师生理念错位做到最小、注重语言输入的语境、综合多种语言技能、激发学生进行直觉探索(例如借助语料库)、促进教学中的协商互动、促进学习者自主、保持与社会的关联、提高文化意识、培养语感等十个方面［11］41。库氏的三大参数与十条宏观策略为外语教学提供了一个整体框架，具体的外语教学实践可以在这个框架的指导下有效地开展。当下外语教学中与上述框架中提到的一些参数和策略相违背的一些做法，势必影响教学效果，如精读课中的“改写”(paraphrase)就与宏观策略中的第一条(创造最大学习机会)相违背。不可否认，“改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原文，但是，提倡去背诵“改写”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仅仅是我们通向“更好的理解”这个“目的地”(destination)过程中“一座临时的桥梁”(aprovision-albridge)，一旦到达了彼岸，就应该将其抛在脑后，即对待“改写”应该持一种“过河拆桥”的理念。“新批评”理论认为任何试图借助“改写”来鉴赏诗歌的尝试都会不可避免地曲解或改变原文［12］86。又如过分强调“听说读写译”分离的做法与第四条(综合多种语言技能)相违背。科学抽象(analyticalabstrac-tion)是必要的，但是语言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因此我们需采取“整一论”(holistic)②或“全语言”观点来把握诸多技能之间的联系，从而恢复英语的实际面目，促进英语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
四、外语教育中思辨能力的培养
培养思辨能力(criticalthinkingability)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核心目标之一。“特尔斐”项目组提出的双维结构模型认为思辨能力包括认知能力与情感特质两个维度。认知维度又可分解为分析、推理与评价三项核心技能，情感维度包括好奇、自信、开朗、灵活、公正、诚实、谨慎、善解人意等［13］。大量的研究表明，外语专业学生的思辨能力不强，相对于其他专业学生尤其显得不足，外语专业要想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在学生思辨能力培养方面实现突破，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外语教育从业者要认真研读各级英语课程标准或教学大纲在教学目标方面的要求，在教学实践中不仅注重语音、语法、词汇、语篇等语言知识层面和听、说、读、写、译等语言技能层面的目标，更要重视智力、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的目标。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是和知识教育、自我反思、自觉修炼等成人化行为联系在一起的，要重视这些方面的目标，以重塑外语教育的灵魂，培养有健全人格、全面发展的人，否则，大学的外语教育与培训班就无两样了。其次，大力推行“通识教育/博雅教育”(liberalarts)，“liberalarts”源于古希腊，是非常古老的教育传统，与儒家的“君子之道”不谋而合。教育要突出全面训练，培养博学多才的人，人文、社会、自然三方面的知识缺一不可。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有18门必修的核心课程，范围广泛，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个方面。当下外语专业学生思辨能力不强，直接的原因就是外语教育中忽视了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及自然科学思维的训练。再次，改革现行的教学测评方法和手段，促进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借鉴西方外语教育中的“一条龙”体系，制定统一的语言能力标准，各类升学考试依据该标准确定的等级提出相应的要求，要减轻学生在语言学习中的应试压力，突出其思辨能力的培养;二是重视形成性评估(formativeassessment)，逐步形成“以形成性评估为主，终结性评估(summativeassessment)为辅”的测试体系，重视“为了学习”和“作为学习”的测评，通过“形成性评估”来促进学生思辨能力的培养。
体育债券可筹集社会资金，弥补国家财政支出在体育产业投入不足问题。体育债券按照股权形式向未上市体育经营企业管理与运作进行投资，这有利于产权明晰，加强出资人的有限责任，建立有效内部机制，促进体育企业向现代产业化发展。美国从1998年之后，体育证券市场活跃起来，占据总市值8．12％，在前10位世界体育公司当中，有5家公司是美国的，通过多年发展，美国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已较为完善。因体育债券市场是一种非完全的竞争市场，竞争交易过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存在投机行为，而金融创新又层出不穷，一旦出现危机，受损失的是债券企业与投资者，很可能引发债券市场巨大的震动，这时投资者会因体育债券市场投资信息不足，逐渐远离体育债券市场，体育债券市场出现疲软问题，从而对整个社会的体育经济活动产生影响。在体育股票市场，存在已上市与拟上市体育企业的股票投资，体育企业一旦上市就会获得很大利润空间，收益为倍数概率，上市体育股票投资介入风险大，是高风险中的高收益。我国仅在2009年－2010年18家上市体育企业，其平均营业收入的复合增长率是32．23％，净利润的复合增长率是39．24％，可以说，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是高风险中伴随着高收益。
2．支持政策产品范围
国内外体育产业的金融产品有体育债券与股票两种形式，在体育股票市场存在一系列股票发行的限制条件，发行人应是股份有限责任企业，发行股票前要连续3年盈利，发起人所认购人民币要在3千万元以上等，只有满足这些条件才准许进入。我国的体育企业通过股票融资获得发展资金是有效途径，体育产业是我国新兴朝阳产业，并吸引很多投资者目光。1996年我国第1家体育产业股份公司－北方五环成立，并于10月在深圳上市发行股票。1998年中体产业在上海上市，当年募集资金有2．5亿元，随后又募集2．6亿，被认为是体育产业中风险投资开始的标志。紧接着青岛双星、北京雷诺与体育李宁等公司上市，尽管有些投资者退了出去，但很多实力更强的投资者进来了，为融资成本降低带来了良好时机。有一些国际体育的风险投资企业也逐渐进入中国市场，像IDG、日本软库与高盛集团等，在2005年，我国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资金已有56亿多元，2009年我国包括探路者在内的28家体育证券在深圳上市，标志着我国创业板市场的形成。美国的体育产业经济贡献率为11％以上，而我国体育产业的贡献率仅有0．7％左右，这表明我国在体育产业方面还具有很大发展空间。我国体育上市公司屈指可数，而西班牙的足球俱乐部当中，就有60％以上为上市企业。体育债券是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金融创新方法，成为体育产业投资的新工具。与资产证券、股权融资、一般融资方式比较，体育债券与它们存在本质区别，体育债券是个系统的复杂工程，包括服务人、发起人、投资银行、投资者与资产管理者等，同时还应有完善规范制度环境，如税收制度、信用评级、财会制度与金融担保等。发展体育债券市场，可有效增强体育产业的融资能力，促进体育产业发展。
二、国外体育产业发展现状
1．风险投资发展
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已有几十年发展历程。尤其是美国，体育产业的资金支持多数来自风险投资，仅体育证券与体育股票融资额在2010年已占据体育产业融资结构总比例的30．26％以上。美国的冠军娱乐、西班牙的巴萨罗纳、皇家马德里以及英国曼联集团等，均是在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从证券市场筹集资金情况来看，二级市场中的体育股票影响越来越大，美国的二级证券市场，主营体育产品及其有关产业资本所占据的总市值为8％以上。通过国外体育产业发展调查可知，股份俱乐部资产充足，并走向股份公司道路，以此加快体育产业发展。英超联盟所属的西汉姆俱乐部，1964年股票发行为4000股，资产总值为125700英镑，总收入是64683英镑，通过1997年改制上市之后，到1998年的5月份，其总资产已在3239万英镑以上，总收入也在2401万英镑以上，该俱乐部上市之后，资产上涨了257倍，总收入上涨了145倍左右。风险投资已成为体育产业发展有力资金支持，并为体育行业发展提供可靠运作平台，从而推动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
2．支持政策
第一，税收优惠政策。这项政策是一种独具特色的政策性工具。在一些体育产业较为发达国家，为降低其投资风险，加大体育产业投资发展，大多采用了降低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美国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实施了税制改革，对体育产业的投资税收政策也给予了调整，减少了体育产业投资税率，在1978年美国资本收益由49．5％降到28％，并在1981年降到了20％，其中体育产业投资额中的60％不征税，剩余40％为减半征税，有效促进体育产业的发展，改制后的投资额比原来提高了10倍。西班牙的体育法中规定，税法一般规定之外，股份体育的上市公司和职业体育活动存在法律合同关系，企业为发展体育活动支出就应该考虑减税。德国的体育俱乐部也实施了税收优惠，德国税法规定体育上市企业利润额在7500马克时，可免收纳税，体育俱乐部的上市公司，上年度资金的流转额在6000马克以下的，体育产业上市企业可将应纳税的流转金额中的7％当作预留税金。这些税收政策出台，有利改善了体育产业的外部环境，运用这一措施促进了体育产业的投资市场发展。第二，人才培养政策。在体育产业的投资者与科技创业者一起努力下，所发展来的体育科技的创业家为体育新技术发明者与创新者，而奉献投资者为资本运作者与组织者。一些国家政府为促进体育产业发展，对于人才培养都很重视。日本在1960年曾提出，科技兴体与科学立国战略，其中，科技兴体中的“体”就是指体育事业发展。美国克林顿政府时期，实施了2000年教育战略，实施了2000年教育目标法，主要强调增加职工培训与民众教育水平确保经济增长，美国体育产业的投资家成长是在政府政策鼓励下成长起来的，再将新技术与新思路转为产品的时候，产生了大量体育产业的风险投资专家，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家的成长可有效推动了体育产业发展。第三，特殊金融退出政策。为加强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发展，一些国家政府扩展了体育产业融资渠道，并制定了与体育产业投资相适应的特殊金融支持政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25个州成立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基金，有效促进了就业，刺激了体育经济发展。有限合伙政策是体育产业投资较为适合的组织方式，有限合伙为2个以上依法设立，并拥有多个合伙人，且以合伙人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否定了合伙人无限的连带责任，而这些有限合伙人多为免税实体，有效扩展了体育产业的融资渠道。在体育产业的投资运作中，主要包括投资项目规则、协议签订、投资辅导与资本退出等阶段，而投资退出机制是体育产业投资关键，很多国家对体育产业的退出机制非常重视，在1983年法国建立了风险投资二级市场，美国为促进其体育事业发展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其体育产业风险投资建立相应的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从而有效解决了体育产业融资风险问题。
“体育”一词产生于西方的工业社会。中世纪之后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为体育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以科学－理性主义为核心的工业革命催生了现代体育。体育自身形成体系并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独立领域。我国的体育要远晚于西方体育。最初是一些西方传教士将体育带入中国。直到1905年，清政府的癸卯学制才第1次将体育列为学校教育的一门科目。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中体西用”的工具理性，我们对西方体育的引进更多地局限于外在的表现形式，而对于其文化渊源以及哲学根基却较少涉及。这也为后来的中国体育的发展定了调子，埋下了隐患。体育是社会文化现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反思体育的人文精神需要将体育置于整个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中去。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学术界展开了一场盛况空前的“人文精神问题”大讨论。不少学者针对我国人文学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满怀着深沉的忧患意识，鲜明地提出了“人文精神危机”或“人文精神失落”问题，热切地呼唤人文精神的“回归”，“重建”与“高扬”。人文精神的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它渗透于社会的方方面面，体育也概莫能外。而且，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转型期，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使得体育更为淋漓尽致地反映着社会的变革。中国体育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可以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中国体育从解放前的“强国强种”“保家卫国”到解放后的“乒乓外交”“奥运争光”，它一直作为实现其他文化形态目的的工具和手段，一直没有回归体育的文化本位。面对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及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中国体育自身的社会功能必将发生改变，它将从生产到生活、从群体到个体、从工具到玩具。它将以美统真善，用美实现对人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推动体育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作者：耿传辉 单位：吉林大学学院 吉林省金融文化研究中心
美国金融危机与金融伦理缺失
在这场危机中首当其冲的投资银行更是面临着整个业务全面萎缩乃至消失的危局。受到金融业的影响，美国和欧洲的股市纷纷发生大幅度的下跌，各股指连续跌破历史纪录。金融机构与股市的糟糕表现对实体经济也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从事汽车、建筑、房地产等行业的企业纷纷出现大规模的亏损与破产，其他各行业也都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影响。如今，美国的次贷危机、欧洲的债务危机已经从单纯的债券市场危机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很多国家因此受到波及和影响，经济陷入衰退。各国开始联合行动，试图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但是到今日，这些行动和方法还是乏善可陈，没有对危机的缓解起到决定性作用，金融机构的风险依然巨大，投资者的信心依然在冰点之下。是什么使得花样繁多的欧美金融衍生品被不加限制地滥用？是什么让无数金融界的精英敢于冒着巨大的风险去持续追求超乎想象的高额利润？是什么使得本应该坚不可摧的法律与规则在这场危机面前变得脆弱不堪？答案也许有很多，但其中长久以来有一个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就是金融伦理的缺失。从金融伦理的视角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可以说在金融服务行业、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政府机构监督与干预方面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金融伦理缺失问题。（一）金融服务行业的金融伦理问题作为金融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和金融市场委托——关系中的人，金融服务行业的金融伦理问题将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和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性。由于金融服务是以一种合同关系提供给客户的，大多数的伦理难题都与公司对客人的义务有关。在这种客户与服务提供者的关系中，有些做法与实践显然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有些则具有相当的争议性，并且每种做法与时间都有一个灰色区域。在这个灰色区域内，可接受行为与不可接受行为之间的界线变得模糊，而正是这些模糊的灰色区域，成为金融市场中最危险的地带，并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在金融市场上，金融服务行业可能出现的违反金融伦理的行为有很多，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种：虚假与误导性声明；欺诈；隐瞒相关重要信息；炒单；不进行合适性推荐与风险公布。这几种行为违背了金融市场对于金融服务行业基本金融伦理的要求。而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主要的金融机构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上述一种或多种违反金融伦理要求的行为，并最终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3］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导火索是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次级抵押贷款是指一些贷款机构向信用程度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贷款。美国次级按揭客户的偿付保障不是建立在客户本身的还款能力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假设之上。在房市火爆的时候，银行可以借此获得高额利息收入而不必担心风险；但如果房市低迷，利率上升，客户们的负担将逐步加重。当这种负担达到极限时，大量违约客户出现，不再支付贷款，造成坏账。此时，次级债危机就产生了。自2005年四季度以来，美国的住房市场出现低迷，新开工量、新建房和存量房的销售量开始下降，房价也开始走低，住宅市场的周期波动不仅影响着美国经济，也给银行和金融业带来不小的冲击，其中，次级债危机成了引发美国及全球金融市场危机的导火索。［4］商业银行作为次级抵押贷款的发放者，在贷款发放之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次级抵押贷款可能存在的风险，也没有向自己的存款人及投资者说明这种风险的存在。商业银行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利润与收入，完全没有按照委托——关系中的要求保护委托人的利益，而是将委托人的资产置于巨大的风险之下。这种风险在不久之后随着以投资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的不断进行，各种基于次级抵押贷款的新型债券的发放与销售，使这种风险迅速传至美国的信贷市场。近年来美国旺盛的信贷需求使金融机构的整体风险意识普遍淡化，为提高收益而忽视操作风险的倾向在业务扩张中亦不断强化。违约事件集中暴露后，许多金融机构陷入了不良资产激增、抵押品赎回权丧失率上升和资金周转紧张的困境，加之对美国经济增长预期放缓，一些金融机构提前催收可疑贷款的措施进一步增加了违约事件的发生。信贷资产质量问题的暴露又很快传导至资本市场。在上面整个过程中，包括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共同基金乃至保险公司的各个金融机构都对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负有金融伦理层面的责任。这些金融机构违背了自己在委托——关系中的义务，在委托人并不了解的情况下将委托人的资产大规模地投入到具有高风险的次级抵押债券及其衍生品市场之中试图赚取高额利润，而当最终信用泡沫破裂时，委托人的资产均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保险公司，作为为金融市场中可能存在的违约现象提供保障的金融机构，美国的保险公司为了获得高额的利润不顾投保人的利益，将大量的保险金投入到次级贷款及其衍生产品的市场，通过为这些产品提供担保来获取利润。而当危机爆发，借款人无力偿还时，巨额的保险赔偿直接导致了大量保险公司的破产和投保人利益的损失。以美国最大的保险服务提供者美国国际集团(AIG)为例，据AIG2007年底的数据，在CDS产品上，AIG担保的总金额高达5273亿美元。也就是说，在最差的情况下，这是AIG要赔付的最高金额。除了AIG的金融产品部门“贩卖保险”以外，AIG的人寿保险部门还同时购买了大量的MBS(房贷证券化)产品和CMBS(商业房产按揭贷款证券化)产品。据AIG2007年年底数据，整个2867亿的投资包里，CMBS占4%，MBS占了27%。以此计算，AIG人寿保险在这两块资产上的风险敞口也达到近890亿美元。如此巨大的风险敞口已经将曾经的保险业巨头AIG一次又一次拖到了破产的边缘。［5］（二）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的金融伦理问题在这场由次级抵押贷款引发的金融危机中，金融创新以及由此产生的金融衍生品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由次级抵押贷款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债券的爆炸性的运用最终导致了资本泡沫的形成。所谓金融创新是指变革现有金融体制，增加金融工具，目标是获取现在无法取得的高额利润。金融创新一般要借助金融深化来实现，目的是为了提高金融运营效率，其手段是通过银行运用货币乘数效应和金融市场效应，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货币供给，加快财富的积累速度。在这个过程中，宏观上是金融组织、金融制度的创新，微观上主要是金融工具的创新，根本目的是节约资本量的使用，加快资本的周转，实现风险的缓释、对冲和转移。这个过程是通过使用金融杠杆、金融产品来实现金融市场间风险的转移。但金融杠杆若被随意、过快放大，且风险的转移和传递得不到有效监管，就极易导致金融泛滥，这正是此次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创造新的金融衍生品的过程中，同样要受到金融伦理的制约。首先，从委托——关系的角度来说，作为委托——关系中的人的金融机构在进行金融创新、创造新的金融衍生品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委托人的利益。一次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衍生品是否可能为委托人带来过高的风险，这种衍生产品的运作方式与风险情况能否被委托人所理解和掌握，委托人的利益是否会因这种衍生产品的广泛运用而受到损害，这些都应当是金融服务行业所考虑的内容。而在这场金融危机中，这样的考量显然被金融机构所忽视了。具有较高风险的次级抵押贷款，以及由其衍生出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CDS)、住宅抵押贷款支持债券(MBS)及相应的保险服务等各种金融产品不断地被设计出来并投放于市场之上。这样的行为本身已经违反了金融伦理对人义务的要求。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过度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也导致了整个金融市场风险的增加和不稳定性的提高，对公共利益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金融衍生品既有分散风险功能也有放大风险作用，极具两面性。华尔街投行对金融衍生品的过度创新，事实上是加大了金融市场的风险和波动。次级抵押贷款、CDS、MBS等一个又一个衍生产品以追求高利润为目的被创造出来，这种过度的创新与形式上的复杂化，导致了金融衍生品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使得整个金融市场结构变得脆弱不堪。尽管如此，把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产品作为这次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未免太过苛责。真正应该为金融危机负责任的，是开发和买卖这些衍生产品的人，他们违背了金融市场中金融伦理对他们的要求，过度追求短期内的高额利润，而忽略了这种行为可能对委托人和整个市场带来的影响。因此，在加强对金融创新与金融衍生品监管的同时，也应当重视金融伦理在金融市场中所起到的作用。（三）政府机构监督与干预的金融伦理问题政府机构作为金融市场上法律与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在这场金融危机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机构在金融市场上的参与主要分两个层面，其中政府监管是基本形式，也是最主要的形式。它是政府借助一系列市场制度设置，引导市场发展方向，规范市场行为，实现市场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也是政府矫正市场失灵与调控市场发展的重要渠道。除了政府监督外，政府干预是政府介入市场的特殊形式。它是金融市场出现系统性风险隐患或金融危机时，政府对政府监管失效或监管失败进行的补救行为，即通过政府采用的特殊方式和手段，使金融市场由非常规运行回复到正常有序的发展状态。作为金融市场的成员之一，政府机构同样也受到金融伦理的制约，这种制约主要体现在危机爆发前的监管与危机爆发后的干预两个方面。［6］在政府对金融市场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金融伦理问题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取舍。效率与公平的取舍是金融市场上金融伦理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政府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如何平衡两者的关系，找到最佳的公平效率均衡点，并依据此制定出相应的法律与法规是政府的重要职责。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正是美国政府以及相关的机构偏离了金融伦理的要求，过分偏重效率在金融市场上的作用而忽略了公平的重要性，才导致了衍生品市场上监管的缺失。政府监管的缺失导致了金融市场信息失真，市场参与者行为失范与市场运行失序，不同程度地破坏了金融市场的运行机制，抑制与削弱了市场机制的活力和作用。这些都是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与深化的原因。在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刻开始积极地介入金融市场，进行政府干预，所使用的主要干预手段有两种，一是修正相关的法律与法规，重建金融市场的秩序；二是对在这场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打击的金融机构给予救助。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机构依然面临许多金融伦理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则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问题。由于此次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非常广，受到影响的行业除了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行业外，许多实体经济行业如建筑业、房地产业和汽车业也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尽管美国政府拿出数千亿美元对金融机构进行救助，但是对于大量处于破产边缘的金融机构来说仍然远远不够。而每一家金融机构都代表了众多投资人、存款人以及投保人的利益，因此，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难免会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是政府救助的公平性问题。事实上，在政府救助的过程中，更多考虑的是获得救助的金融机构对于整个金融市场和国家经济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政府屡次斥巨资救助美国国际集团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进行救助时不得不以公平性为代价，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保持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从而使金融危机得到缓解。
美国金融危机的启示
目前，对于这场金融危机爆发的分析大多集中在技术层面，如次级贷款的泛滥和贷款标准的恶意降低；衍生金融交易过度发展和缺乏监管；信用评级机构缺乏内在约束机制，将大量按揭贷款资产评为AAA级，误导投资者；金融机构杠杆比例过高；金融机构资产和债务期严重错配(以短期债务来发放长期贷款和购买长期资产)；金融机构过度扩张；华尔街盈利模式存在问题等等。而这些技术层面的弊端，其实都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内在缺陷的结果。制度层面的原因主要有四个：（1）所谓“华盛顿共识”导致许多国家不顾本国需要和监管能力，实施金融开放和资本流动自由化，导致短期债务急剧增加和国际投机资金到处冲击各国金融体系，这就是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2）美国首创的股权激励机制导致企业高管片面追求短期盈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价；（3）美联储2002-2003年的错误货币政策（连续降息）直接导致信用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埋下了祸根；（4）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其中的核心是美元本位体制和浮动汇率体系，这个霸权货币体系的本质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的错误买单。［7］金融伦理的缺失是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服务行业人士对于委托——关系中人义务的违背、以追逐高利润为目的的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对于金融市场公平性的破坏、金融市场上普遍的金融伦理问题导致信用链条的断裂、政府监管过程中对于金融伦理的忽略成为金融危机出现和发展的原因。而从更深层的方面来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制度和国际货币体系所蕴含的金融伦理问题——不公平性，才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尽管在较短的时间内，重建国际金融制度和货币体系并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但是对于金融伦理的忽略却必须得到所有金融市场参与者的重视。无论是从整个市场层面，还是以金融服务行业作为整体，抑或是作为个体的金融人士来说，金融伦理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对于金融市场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政府及其相关机构来说，无论是政府监督还是政府干预，金融伦理都应当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内容。当前，美国金融危机未见缓解，欧债危机已经越过意大利大有蔓延到法国之势，整个欧元区面临着解体的考验，而金融领域的危机已开始向实体经济传导，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是长久而深重的。中国金融业当务之急应重视并大力加强金融伦理建设，全面提升金融业核心竞争力。
[中图分类号]G40-057 [文献标识码]A [论文编号]1009-8097(2012)05-0010-07
计算机支持的协作学习(CSCL)虽只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但却已经发展成为教育技术学与学习科学重要的分支领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国外CSCL研究领域理论演进的路径是什么?目前研究的前沿问题有哪些?研究的热点问题又有哪些?本文借助知识可视化理论与方法，试图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为国内教育技术研究者更全面地把握CSCL提供参考。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在知识可视化研究领域，图书情报学科将信息可视化技术与科学计量学有机结合起来，成为当今知识可视化研究的重要分支。这方面国际上公认走在最前沿的是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本研究采用陈超美开发的知识可视化分析软件Citespace II，应用其绘制CSCL知识图谱，提取关键节点文献，并运用其“突现词”探测与“主题词”聚类功能分析国外CSCL研究前沿与热点问题。
学术期刊与国际会议论文可以视为研究领域主要的知识载体。本研究以Web of Science(WOS)数据库(包括：SCI-EXPANDED，SSCI，A&HCI，CPCI-S，CPCI-SSH)为数据源，以“Computer-Supported Collaborative Learning”OR“CSCL”为主题进行检索，学科范围限定在“EDUCATION&EDUCATIONAL RESEARCH”、“PSYCHOLOGY”、“COMPUTER SCIENCE”等相关学科，检索时间为“所有年份”，共命中以CSCL为主题的804条来源文献，18978条有效引文数据。来源文献包括：作者、标题、来源出版物、摘要、参考文献字段。
将上述数据导入Citespaee，并进行相关参数设置。在WOS数据库中检索到最早的CSCL论文为1991年，所以在Citespace分析中，我们设置“Time Slicing”为“1991-2010”，时间分区为“2”年一个分区。在语词来源“Term Source”选择“Title”、“Abstract”、“Descriptors”和“Identifiers”。在节点类型“Node Types”中选择“Cited Reference”，三个值引文数量(c)、共被引频次(CC)、共被引系数(CCV)分别设定为(2．3．15)、(3．3．20)、(513．20)。二 CSCL理论的演进
“共引网络图谱中的关键节点是图谱中连接两个以上不同聚类，且中心度和被引频次相对较高的节点。这些节点可能成为网络中由一个时段向另一个时段过渡的关键点。”在Citespace分析中，一般以“中心度”来作为节点在网络图谱中连接作用大小的度量。在文献共引网络谱图中，中心度大的节点文献往往被视为具有在领域知识发展过程中起到知识“拐点”作用的关键文献。通过梳理分析某知识领域的关键节点文献的演进，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代表该知识领域核心理论的演进路线。
Citespace可以显示聚类视图(Cluster-View)和时区视图(Time-Zone View)两种不同的视图方式。时区视图可以显示出共引网络中节点随时间变化的结构关系。依照上述设置，运行Citespace，绘制出CSCL研究领域文献共引网络图谱的时区视图(图1)，提取出中心度大于0.1的7篇关键节点文献(表1)。
综合图1与表1，按时间顺序我们可以梳理CSCL理论进的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三阶段。
酝酿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情境学习、社会共享认知等理论的提出为CSCL的酝酿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发达国家村镇规划中，判断可持续发展有2个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以生态为中心；一个是以人为中心的。“生态中心论”以环境可承受和环境得以改善为前提来判断可持续发展，如决定人口和经济增长的限度：“人本论”以满足当前人的需要但不损害后人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为前提来判断可持续发展。两个不同的立足点的差异之一是尺度不同：“生态中心论”的尺度是区域的或全球的，而“人本论”的尺度是地方的，一个村、一个镇和一个城市。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去规划设计社区时大都采取“人本论”的立场。
英国的《21世纪地方发展纲要》从4个方面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村镇规划设计：
（1）在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中，应采取生态学的方式去考察社区，重新研究社区与它的背景的关系，如自然景观、生态系统、水和能源等。
（2）在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中，应尽可能强化地方社区的独立的和综合的功能。一个地方对汽车的依赖会产生环境污染、交通设施使用不平等、过量使用土地和能源等问题，因此，避免地方社区的区域功能衰退，减少对汽车的依赖，是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去规划设计社区的重要内容。
（3）在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中，采用人的尺度、土地与空间的混合使用、人群的混合居住、维护地方的社会资本等基本准则。
（4）调动各方面积极参与社区可持续发展的规划设计，使每个人都能负起尽可能减少对生态系统干扰的责任。
按照这些准则设计的社区有如下理想特征：有适当的住宅、工作机会、当地生产的农产品、稳定的能源和水源；不同年龄和收入的人们形成一个和谐的社区；人们在那里生活、工作、参与各类社区活动；大部分人在那里工作，不需要每天为了工作而长途奔波；所有的人都认为他们自己属于那里。这些描述可以归纳为6大设计原则：
（1）独立性：无论从技术上、社会上还是环境上讲，村镇居民的日常需要应尽可能在当地得到满足。例如，居民在村镇里能够得到就业或得到基本的社会服务，减少出行，从而减少在交通上的能源消耗，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2）混合性：在设计上给村镇里不同的社会阶层、经济收入、年龄特征的人们以选择的机会，包括出行方式、住宅、工作、服务和开放空间等，尽量采取居住混合，功能混合，适宜步行等基本设计手法。
（3）地方性：村镇规划与设计应顺其自然，如地理环境、自然景观、水系、生态系统、小气候的条件，不仅增加了每个社区的个性，也保护了环境。
（4）综合性：充分考虑人们在地方社区内的各种各样的空间联系，如公共场所使用的多样性，道路使用的多功能性。
（5）开放性：村镇规划与设计应尽可能对未来开放，如公共建筑用途的变更，住宅的扩大，基础设施的增容，多功能的开放空间。
（6）自我管理：村镇规划的决策应放到尽可
二、村镇规划建设要注意乡村的特点
（1）非农业使用的土地叠加在多倍于它的自然开放空间上；
（2）人的尺度与乡村自然尺度的巨大反差；
（3）乡村空间基本保存着原有自然地理形态和多样性的相互联系；
（4）土地和空间的非农业化会对生态循环链发生影响；
（5）开放空间与其他使用在土地分配上的比例和在空间布局上存在特殊规律；
（6）村镇居民的资源供应能力和废物吸收能力是确定的；
（7）农用地的保护与对农用地调整的生态约
（8）居民点自然文化特征和地域文化特征混城市规划并不涉及这8大特征，而村镇规划设计如果忽略它们，后果就是失去农业生产空间，失去自然的开放空间，失去良性的生态循环链，失去村镇居民点的各种自然特征，失去地方文化特征。但是，反对套用城市规划的方式、去指导村镇规划，并不意味着拒绝采用城市规划的技术和手段。相反，它仅仅意味着在规划村镇居住区的形体时应用城市规划和设计手段，同时，还必须再加上对乡村自然开放空间、乡村自然尺度、乡村自然地理形态及其联系、乡村生态循环链、乡村生活与生产的混合等因素的考虑。
三、按照乡村发展趋势合理规划村镇布局
1.都市区和非都市区不同地区乡村的变化前景是不同的。比如，都市区的乡村（郊区）与一般农业地区的人口变动会有不同趋势，乡村居民点的生命力也会有不同情况。美国有都市区和非都市区的统计定义。都市区（也译为“大城市统计区”），由5万人口以上的中心城市和在其影响下的城市和乡村组成。在80~90年代，美国有268个都市区，人口1.98亿人，占总人口78％，面积占15％。在都市区中，郊区人口占一多半。非都市区包含其他中小城市和大部分乡村。乡村指居住人口在2500人以下、不属于城市区的居民点。非都市区的村镇，1980年有2443个，1992年有2304个。镇有多种形式，比如农业镇、工业镇、矿业镇、退休人员镇、官员镇等。
在法国，位于城市附近或位于工业和城市人口聚集区（ZPIU，类似于中国所谓城乡结合部地区）内的乡村人口，以及部分边远乡村的人口也有增加的趋势；也有1／3的村镇人口在减少，比如在科西嘉中部、南阿尔卑斯和布列塔尼中部，主要是一些人口密度很低（20-30人／km2）的地区，一直存在着荒芜化、人口外流和老龄化。
Dalton对“高管继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关联性进行论证，结果发现：在绩效水平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变更发生的概率较大，此结果也说明了企业绩效对企业高管变更决策有重要影响。此外，Laker从委托-理论视角出发，认为企业与高管之间是委托关系，但是由于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人（高管）的经营行为具有“不透明”性，所以委托人（企业）需要投入监督成本来防止高管的“偷懒”行为，或者将高管的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来规避高管的负向产出行为。如企业一般以企业经营绩效的水平来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即将高管利益与企业绩效之间挂钩。
1.2 公司治理结构与高管继任
1.2.1 股权结构与高管继任
Brunnello以意大利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股权结构中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继任之间关系并不是显著，而笔者认为这种关系的不显著主要与样本量相关。当高管占有企业大部分股权时，高管变更或继任的概率较低。此后，Volpin和Denis两位学者都以不同国家的数据为基础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也表明了“高管继任的概率，与其对业绩敏感性，以及与高管的持股比重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①。
1.2.2 董事会结构与高管继任
Jensen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会中董事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增大，也就是“委托-”的问题也会增多，例如董事会决策的“搭便车”问题，决策效率自然降低。一旦高管成为大股东，董事会决策也可能会成为高管自身决策，董事会的权限会由高管掌握，并且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摆设，也就不可能有效监督高管的行为。对此，Fama认为企业决策效率还跟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重有关，外部董事由于不会与企业内部经理人之间存在“合谋”的可能性，在决策方面更具有效率，他们更加关注企业高管在经理人市场中声誉，更加关注高管对企业股票价格上升的贡献。
1.2.3 市场环境、控制权市场与高管继任
Defond使用了美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不同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差异导致高管继任频率和模式的差异，越是在竞争程度的高企业中，高管继任发生频率越高，因为企业关注并不仅仅是关注企业绩效提升，也关注与其他企业绩效之间差距，一旦这种差距超出了预期，企业可能就会选择能力更强的高管来替代现任高管（与“替罪羊”假说观点一致）。Manne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获得的“公司控制权”可以带来意外的收益，可以为新企业注入优质管理队伍而获得收益，也可以为股东分配新的股权，并可以为母企的管理效率带来提升。Conyan认为高管的年龄与企业的高管继任决策之间存在关联性，年龄越长，高管越有权力影响董事会决策，则强制继任的概率较大，反之相反。
2 高管继任模式的相关研究
2.1 高管继任模式
高管继任来源是指当企业需要解聘现任高管时考虑的替代者是来自企业内部，还是选择外部（或者同一个产业领域，还是不同产业领域）等。Shen（2002）②认为企业选择高管继任者有三种渠道：一是企业内部类似岗位继任者；二是企业内部岗位下属岗位；三是外部继任者。而Rajagopalan（2003）③认为企业的高管继任模式主要有：既定高管继任、非既定高管继任和外部继任三种。
2.2 高管继任来源影响因素
2.2.1 经营业绩
企业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发生高管变更呢？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当企业经营绩效处于困境时，他们极易实施高管继任决策。当处于绩效困境的企业现任高管来自企业内部时，董事会则更倾向于选择外部继任者，因为可以带来企业战略的变化，带来更多的创新之举④。当企业经营业绩达不到董事会预期时（如董事会对未来绩效提升有更高的预期），董事会考虑实施高管继任政策。由于内部继任者往往与现任高管之间存在着种种显性或隐形联系，内部继任之后的绩效提升空间也较小。所以选择外部高管成为董事会的最优选择，外部继任者可以带来变革，企业绩效改善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不仅如此，股东们的收益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经营绩效，一旦绩效水平下降，他们会怀疑现任高管的能力，也会对高管所带领的团队有所怀疑⑤，并且认为内部继任者也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因为内部继任者往往来自现任高管团队），这些都表示了企业选择外部候选人来继任高管的概率较大⑥。
2.2.2 企业规模
Furtado就认为企业在内部培养一个高管继任者需要一定的成本，且需要产品市场规模的支持。当企业经营规模或人员规模下降时，企业负担各种形式的成本压力会增大，此时从外部招聘高管的成本低于内部培养，继而使得企业倾向于选择外部继任。Dalton对此也表示赞同，他认为与规模较大的企业相比，规模较小的企业一般都是选择外部人来继任现任高管的，因为这种继任成本远远低于内部培养继任。
2.2.3 董事会工作经历
对此，Helmich认为石油企业中董事会成员数量与企业高管继任模式相关，且与外部继任高管数量及其在总数中比例有直接关联⑦。Borkhovich则将董事会中董事分为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两种，认为外部董事占的比重越高，企业的外部高管继任概率越大，并且概率随着比重增加而提高⑧。
3 高管继任的结果产出研究
3.1 结果之一：战略调整或变革
战略是现代企业持续生存的关键，经营管理者（包括高管）的职责主要是制定和执行与企业特征相匹配的战略，让企业在竞争中受益。一旦企业陷入困境，董事们会寄希望于下一任高管的管理和经营，期望他们能够调整或变革现有的发展战略来以提升企业绩效。一般情况下，高管继任后企业的经营战略会发生调整或变革，或为销售战略、财务战略和生产战略等，此类调整或变革会直接带来组织架构调整，让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模式⑨。Miller对内部继任和外部继任两种模式进行研究，发现外部继任更能够给企业带来变化，尤其是战略的变化更为明显。
3.2 结果之二：高管团队晋格
高管的能力不能够通过他一人体现，一般情况下，他的各种经营和管理是由他所带领的团队共同来实现的。企业的高管继任事件往往伴随着大量的高管队伍的升级或被替代。这种替代在外部继任事件上更为明显，因为内部继任往往是高管一人的替换。一旦企业选择外部继任高管，原有的高管团队可能会发生三种形式的变化：一是解除前任高管团队中对新战略有“反对之意”的个体或群体，组建凝聚力高的新团队；二是用新的战略来俘获原有高管团队的成员，让他们尽心投入到新战略的执行过程中；三是从外部引入新成员组建新的高管团队⑩。
3.3 结果之三：绩效改进
学术界关于继任高管对企业绩效是否有改进之处观点也存在差异，不同学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总体来说有三种：“改进论”、“消极论”和“平行论”。Helimich支持第一种观点，他认为“企业的高管继任事件是对原绩效一种改进，继任之后的企业股票市场表现较好，经营绩效得到明显改善”。所以，当企业绩效处于较低状态时，通过高管变更来提升绩效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且可以被大多数企业采用。与第一种观点相比，“消极论”则认为企业进行高管继任是对企业现有运作体制一种打击，每一次的继任可能会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例如组织架构和人员的调整等都会带来企业经营市场上低状态表现。
注释：
①Hambrick，D.C.，和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9（2）.
②Shen， W.，和 Cannella，J. A. A. Power dynamics within top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acts on CEO dismissal followed by inside succes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2）.
③Greiner， L.，Cummings，T.，Bhambri，A.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4-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 Organization Dynamics （winter）， 2002.
④Hambrick， D.C.，和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⑤Boeker，W.，Goodstein，J.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⑥Zajac，E.J.CEO selection， successi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3）.
⑦Greiner， L.， Cummings， T.， 和 Bhambri， A. 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 4- 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Organization Dynamics（Winter），2002.
1．调查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调查对象：国内外优秀女子七项全能运动员。
2.2 研究方法
（1）文献资料法 查阅国外的有关文献资料和1981年以来我国有关女子全能项目的论文。
（2）归纳推理法 运用归纳推理与研究，探索女子全能运动的发展趋势和培养全能运动员的方法与途径。
（3）比较研究法 引用一些学者对过内外著名运动员各项成绩差异的有关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分析与探讨。
2．调查结果与分析
2.1 总体成绩不稳定
我国女子七项全能大体经历了从初期到发展，从发展提高到出现低谷，再从低谷状态又开始回升的这样一个”马鞍型”的变化周期。自80年代女子七项全能引入我国以来，运动员的水平提高很快，特别是80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我过女子全能水平一直保持较好势头，先后8人打破亚洲女子全能运动纪录和全国纪录，有多名运动员总分达6000千分以上，在亚洲处于领先位置。1987年在第二届世界田径锦标赛上，我过女子全能选手朱玉清跻身前八名，这标志着我国女子全能项目的发展进入世界先进前列，并在1993年达到最高点，但此后我国女子全能水平开始出现下滑，特别是1995～1999年，我国选手在世界大赛中表现平平，达到或超过6000分的选手廖廖无几，这种低谷状态一直持续着，直到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和2000年的第十四亚运会才有数人超6000分以上体育论文，在这两届运动会的比赛中，众多女子七项全能运动员的表现使人又看到了希望。
2.2 我国优秀运动员的强弱项变化不均等
从表1988~1999年的各个不同时期比赛的情况来看（见表），1993年以前我国运动员的各项成绩与世界水平相比差距较大，主要表现在跳高，跳远，标枪和800m 这四个项目上。而1993年以后，我国运动员标枪这一弱项的成绩已超过了世界水平，跳高也相对由弱变强。所以，这个时期的弱项主要是跳远，200m 和800m。到了1996年，强、弱项的情况又有新的变化，投掷项目成为明显的弱项站。目前，速度节奏性的项目仍然是我国女子全能选手得分较高的项目，但与世界水平比较，其成绩不高.我国女子全能运动员强弱项目变化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各个运动员本身的不同特点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在培养和训练运动员方面尚有不足。
表1 1988～1999年各阶段中外女子全能优秀选手各单项得分差值表
时间/年
100m栏
跳高
铅球
200m
跳远
标枪
800m
1988~1991
-42
-141.5*
--41
-53
-233*
-149*
-153*
1992~1995
-21
-66.96
-39.8
-79.5*
-78.657
7
-79.94*
1996~`1999
-107
-106.48
-136.48*
-111
学校体育作为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体育形式，具有很多的优势，如：有专门的体育场馆、体育器材，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体育教师等。充分利用学校体育场馆资源，完善体育场馆的管理制度，对体育场馆进行有偿性对外开放，不但可以解决教职工的福利问题。而且还可以解决体育场馆自身的维护费用。当今，国家把教育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为了改善教学环境和设备，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使学校的体育场馆条件不断改善，如果这些规范的场馆、良好的设备仅仅用于体育教学，那么它们的利用率就太低，是对资源的浪费，优良的体育设施应服务于全体民众，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它们的价值。
一、国内外关于社区和学校体育场馆设施的研究
(一)国外社区和学校体育场馆设施的研究
日本三好乔教授编著的《现代社区体育论》一书对社区体育的定义、构成要素等进行了研究，认为社区体育是指：居民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为了加强相互间的联系和作用，产生和巩固社区感情而利用那里的生活环境和设施进行的体育活动过程和结果的总称。为了提高学校体育设施的使用率，为市民提供参加体育活动的便利条件，日本政府要求，公立学校的体育设施在晚上和节假日向公众开放。美国的家长普遍关心体育，每到节假日经常自愿到体育中心当义务工。日本在1976年颁布了推进学校体育设施开放的法令，现有97.7％的学校体育设施对外开放，很好地解决了社会体育对体育场馆的需求和供给不足的矛盾。法国在《体育法》中明文规定“所有学校体育设施，应充分利用，向各类使用者开放。”在英国，1973年兴建的巴克州美地安娜中学不仅将餐厅、运动场向大众开放，甚至将大量教室开放，形成数理、科学、戏剧、语言等若干中心，方便附近居民学习。英国政府1982年制定的“社区使用计划”的首要目标是：尽可能开放教育机构的体育设施，要求在学生放假或放学回家后，必须向社区开放，最大限度地使用体育设施。美国1927年就有32个州通过法律规定“社区可使用学校的建筑作为社区中心”。为了开展社区体育活动，政府与校方联合制定了计划，使学校设施尽可能多地向社区居民开放。
(二)国内社区和学校体育场馆设施的研究
1 国内社区体育的发展及研究
我国社区体育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经历了基础理论研究、应用性研究，管理和发展性研究三个阶段。第一，社区体育基础理论研究阶段(1990―1995)。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江苏省体育科学学会体育社会学分会为代表的学术团体。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中科院的社会学研究所为首的中国城市发展模式研究社区体育作为城市文化与战略措施成为研究对象，从而揭开了社会体育研究的序幕，但真正独立地对社区体育开展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0年我国学者编著的第一本《体育社会学》专著问世。1991年国家体委在天津召开了“全国部分社区体育工作研讨会”其主要内容是对社区体育概念做讨论。1993年11月举办首届全国职工体育论文报告会，征集了7篇有关社区体育方面的论文，此后社区体育研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1994年6月中国社会学体育社会学专业委员会在福州正式成立。1995年《体育法》和《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出台，对社区体育性质、功能的研究有所加强。1996年底的首届全国体育工作会议，将社区体育作为发展和体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动了我国社区体育研究发展。1997年体育社会学开始纳入国家社科专项研究，是体育界众多学术组织中的第1个。1998年，卢元镇的《体育的社会文化审视》、吕树庭等人的《体育社会测量方法》出版。2000年12月第六届体育科学大会上群众体育专题报告会上，有关社区体育的论文占50％，从而形成社区体育的研究热潮。第二，应用性研究阶段。主要包括社区体育管理，居民需求研究等。此外，研究多结合现状调查和对策研究，为社区体育政策提供了大量参考依据。20世纪90年代以后，它与体育管理学、体育哲学、体育文化学等学科的交叉更是十分频繁，尤其与体育经济学相结合来讨论中国体育社会现象更是一个突出的特征。另外一些原来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学者转而研究体育社会学，还常常带有原来学科的痕迹，跨学科研究的现象也十分突出。第三，管理和发展性研究阶段。随着我国社区体育基础理论研究的成熟及在社区体育中的应用，社区体育的发展方向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从事体育活动的热情不断增长促进了社区的管理问题的研究。与此同时，我国现有的经济水平的制约，体育场地设施的缺乏与人民日益高涨的健身热情的矛盾，使我们不得不寻找解决社区体育设施的最佳的发展方向。
2 国内学校体育场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有关资料显示，中国体育场馆设施分布情况如下；体育系统的场地占有量仅为全部场地的2.34％，而学校系统的占有量为67.17％，工矿、铁路、其他企事业单位的占有量为16.5％，而中国有70.76％的城乡居民还是在自家庭院、公路、街道、住宅空地、场院等非正规体育场所锻炼身体。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群众追求健康的生活方式，锻炼身体的迫切需求与体育场地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果能合理地开发学校资源，特别是高校体育场馆设施对社会开放，将会有利缓解这一供需矛盾，更加有利于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学校的这些场地设施除平时教学训练使用之外，周末和假期基本闲置，即使是平时上课期间，有些学校的场地设施也未得到充分的利用。白耀东在《体育预测学》中指出，我国未来体育将是学校体育、社会体育相互交融互为依存。当终身体育成为现实时，学校、家庭、社会，体育融为一体互为开放，为人们创造更为有利的体育条件，社会体育将依靠学校体育师资、场地、器材来发展，学校体育设施全天向人们开放，形成与社会体育设施共有、共用、相互开放，相百补充的局面。
二、社区体育与学校体育的现实状况
(一)社区体育的现实状况
尽管我国基层社区体育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其管理系统尚未形成一个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协调有序、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相互制约，从而推动整个系统运转的运行机制。随着各类基层社区体育组织的发展，标志着社区体育管理自主化程度的提高和组织基础的初步形成。虽然旧的“单位制”基层社区体育管理模式已打破，而新型的体制尚未得以确立，
使得各类基层社区体育组织的管理权限不甚明确，管理职能难以协调，管理手段不甚合理，特别是缺乏横向联系与合作，尚不具备独立运作的能力，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自我发展的无序性。致使其在场地、经费、管理人员、指导者和较大规模活动的组织上，不得不依赖于政府体育行政部门的帮助与支持。在调查中发现社区的管理者基本就没有和学校领导者进行过接触，缺乏沟通联系，导致彼此之间的独立发展。
(二)学校体育的现实状况
在调查中发现，学校拥有体育馆的数量比例很少，拥有的场馆设施的数量比较多。特别是在调查中发现每个学校都有田径场和篮球场，而且大多数的学校的田径场地又多是塑胶为主。而位居城市居民体育活动之首的是散步、跑步，这为学校场地的开放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学校体育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和物质基础资源，是社区体育开展活动、培训、辅导最为理想的依托。
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养护资金的来源，大多数都是国家拨款而且数量有限，根本不足以维持设施养护的最低支出。有些场馆由于年久失修，许多功能已基本丧失，国有资产被闲置、浪费现象较为严重，因此又必须走“以馆养馆，以场养场”的道路。合理利用学校体育场馆设施资源对社会有偿开放，并把收入款项再投入体育场馆设施养护中，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也会有效缓解资金来源困难的局面。
三、结语
(一)学校体育场馆设施具备补充周边社区体育的有利条件
关于梦想
“一位登不上赛场的残疾人对我说，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实现。”
孙丕平所说的这位运动员名叫向清要。在残疾人射击领域并没有他的名次，但是他始终有一个体育梦。曾经是是部队神的他因为见义勇为而被飞驰的卡车截去下半截身子。人们总想，这个人能活下去就已经不容易了，而向清要心里想的，是去实现一个梦想――他要参加残疾人射击队，他要参加北京残奥会。有一天，人们惊异地看到这个半截身子的汉子重新像部队战士一样，手上绑着砖，拿着一把玩具枪去练习瞄准。向清要说，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实现。
人生并不总是如意，向清要的成绩并没有让他登上2008年北京残奥会的赛场。但是他还是那句话――“我有一个梦想，我要去实现。”
体育梦，人生梦，皆为了一个证明。
奥运赛场上，人们不断用身体的极限去挑战一个个数字，残疾人体育赛场上运动员留下每一滴汗水与泪水却是更加的沉重。牙买加选手博尔特创造百米跑世界纪录9秒69，在第七届全国残疾人运动会上，天津的脑瘫女运动员张磊跑完 100米却用了 2分43秒67。她在百米跑道上跌倒了又爬起来，跑几步又跌倒，却一直坚持到了百米的终点。伴随她跌跌撞撞奔跑的，是全场数万人经久不息的雷鸣般的掌声。当记者问她为什么非要这么艰难地坚持跑完一百米时，她没有豪言壮语，只是平静地回答：“因为我是运动员。”
每个人都有梦，当张磊为了梦想而登上赛场，我们怎么能够以失败者来称谓这最后一名选手呢？向清要、张磊不是赛场上的胜利者，也不是失败者，他们是众多追寻梦想的残疾人中的一个。张磊用顽强与毅力抵达了终点，向清要还在为跨进赛场而努力，人们记住的该是什么呢？是成绩？是精神？是感动？
每个人记住的不同，但是相同的一点是：是否残疾并不应该影响拾起梦想――追梦的人，终会到达终点。
关于残酷
“国内一位著名的射击运动员对我说，残疾人在水里不叫游泳，叫做挣扎。”
“残疾人体育很残酷”，这是残奥专家孙丕平一直在纠正的一个错误观点，他从1991年就开始讲解残疾人体育的美与价值，一直讲到了2008年，17年前，也正是孙丕平第一次亲身接触到残疾人体育的时间。当时正在筹备第六届北京远南运动会，这是中国第一次筹办国际性的残疾人体育赛事，也成为了残疾人体育运动被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个契机。一时间，关于“残疾人残疾体育赛事是否残酷”的质疑成为了社会上争论的话题。“当时，一位著名的射击运动员对我说，残疾人在水里不叫游泳，那叫做挣扎。我想，如果连专业运动员都这么看，普通人对残疾人体育的误解更会大于了解了。”现代残疾人体育运动起源于二战后为伤残士兵举办的运动会。它是伴随着战火和硝烟诞生的，是对于残酷的战争带给人们伤害的一种补偿。“残疾人练习书法不残酷，外出经商不残酷，为什么练习体育就残酷了呢？”如果仅仅看到残肢的无力，忽略掉残疾人也有进行体育运动的能力与权利，才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如果说残酷，那一定不是体育本身带来的。
天津有一位著名的盲人游泳运动员名叫杨博尊，他的人生经历是命运开的一次残酷玩笑。曾经是天津中考状元的他身高1.86米，外表英俊，弹得一手好吉他，有一个漂亮聪明的女友为伴。当似乎所有的好运都给予了这个小伙子时，仅仅一次厄运便将他击倒了――他因急性青光眼突然间失去了光明。那是一天的早上，当他再次醒来便堕入了一片黑暗。不甘、恐惧、挣扎还是诅咒，无论你以什么心态对待命运，命运依旧还是命运。杨博尊的女友说，虽然你看不见了，我要做你的眼睛，继续和你一起生活。杨博尊不同意，他知道，他们人生已是岔路，他们不再是同路人，便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分手。有一天，杨博尊接到了电话，说她出车祸了，当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对他说：“咱们这次算是扯平了吧。”杨博尊哭了，泪水中依旧是一片漆黑，他依旧看不到女友的摸样，尽管这已是她生命中最后一刻。泪水无法阻挡一个生命的消逝，他的女友永远走了，命运再次给了杨博尊重重的一拳。
人生还要继续，但自己还能做什么呢？当悲伤无以复加，当前方似乎无路可走，体育给了他一个方向，一段新的人生之路从他跃入泳池的那一刻便开始了。全盲的他缺少平衡与方向感，碰壁、撞线，一次次泳池的水线将他的身体划破，但这又算得了什么？在刻苦的训练下他用超人的成绩来证明自己的人生。当金牌挂在他的身上，他笑了，过去无法抹掉，但可以选择开始；命运无法左右，人生却可把握。
残疾人体育残酷吗？当你的人生真的处在某一种境地的时候，你会发现，体育恰恰能够给“残酷”以救赎。
关于宽容
不能说维纳斯因为残缺而变得美，但她并没有因为残缺而变得不美。
在采访孙丕平的会议室里，一整面墙上都挂着残疾人运动员的摄影图片，激情勃发者有之，驻目凝神者有之，这些瞬间并没有让人觉得残疾是阻碍传达“美”的障碍。孙丕平说：“比如断臂维纳斯，多少人试图为她安上臂膀，都会破坏原来的美感。美是一种习惯，一种认可。如果原来看到的是完整维纳斯，那么现在的断臂维纳斯也不会被广泛接受的，这是一个角度问题。”在日常生活中，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不会经常地看到残疾人，一旦残疾人运动会出现，种种猎奇的眼光便会出现，人们首先看的不是比赛，不是韵味，而是触目惊心于残肢，这又怎么会出现美感呢？当然，这也是一种直觉反映，造成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国外对于残疾人的宽容度就要好很多，而这种宽容也体现着社会文明的进程。
试着将心态脱离开猎奇，将视线离开残肢，残疾人体育会将独特的美感与感动，传达到你的心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