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地处江汉平原东部、长江和汉水的交汇处。徐城北先生的文集这样叙述到：“武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四海呼应、五方杂处、六路齐观、七星高照、八面玲珑、九省通衢、十指连心。”寥寥数语，想必是对武汉最全面的概述了。同全国其他特大城市相比，武汉市的水资源优势突出。166个湖泊、165条河流点缀其间，水面面积占全市国土面积的1／4，在全国省会城市中数第一。丰富的水资源为武汉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武汉的人文历史就是水兴武汉、武汉兴水的历史。
一、水文化的内涵
水，是自然的元素、生命的依托。管仲曾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诸生之宗室也。”综观世界文化流源，水势滔滔的尼罗河孕育了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的枯容消长明显地影响了巴比伦王国的胜衰兴亡，地中海沿岸的自然环境是古希腊文化的摇篮，流淌在东方的黄河长江，则滋润了蕴籍深厚的中原文化和绚烂多姿的楚文化。所以，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看，似乎可以将一切文化现象纳入到“水文化”的范畴内，“水文化”称的上是其他文化的母体。总的来说，水文化是对传统水功能的一种延伸和升华，其实质是一个国家或区域人民的优良传统和品德在水事活动中的体现，其根本理念是创造以认为本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境界。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水文化有不同的含义。
从哲学的角度来讲，《管子·水地篇》中说“书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者也……”这里，水充满生机和活力；而老子从另一个角度论水德“上善弱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儿于道。”这也体现了水的人格魅力。可见，水文化就是人的文化，这也是我们现在提倡“人水和谐发展”的最初依据。
从水利的角度来讲，水文化是人类对社会各个时代和时期水环境观念的外化，是人类为适应自然生态水环境和满足兴利除害需求的一种方式，也是人类指导自身行为和评价水利工程、水利事业的准则。
从景观的角度来讲，城市特色景观的生成不外乎三种途径：一是美学途径，二是心理学途径，三是历史文化途径。城市景观设计的三大原则是尊重自然、尊重人、尊重文化。水文化就是指在在城市景观的建设中充分利用城市的人文水资源，以水为载体，紧密联系历史文化和地方特色，将人的行为、历史水文化和创造城市特色景观综合协调考虑。
二、江城武汉的三镇风貌
武汉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处，山丘、湖泊与平陆相间，享有“江城”和“百湖之市”的美誉。从3500年前古“云梦泽”旁盘龙城的兴衰，到三国时期占据长江天险的武昌城的兴起，再到汉水改道后汉口的繁荣，以及近代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快速发展而成的“大武汉”。水生态系统的演变不仅在武汉的各个重要的发展阶段起着特殊的作用，而且还造就了武汉“两江三镇”的城市格局。
汉口是武汉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武昌和汉阳分别隔长江和汉江相望。汉口得名于地处汉江之口，因古时称汉水为夏水，故当时有夏口之地名。汉口因其地理位置优越，自古就有“九省通衢”之说。明朝成化年间，汉江几经改道，最后使得今天的汉口成为同临两江的黄金地段。至明朝末年，汉口已经相当繁华，与江西景德镇、河南朱仙镇、广东佛山镇并称“四大名镇”。武昌之名始于东汉末三国初，孙权为了与刘备夺荆州，于公元221年把都城从建业（今南京）迁至鄂县，并更名为武昌，取“以武治国而昌”之意。有意思的是，今天的武昌高校林立，文风盛行，成为了武汉市的文化区，与当年的“以武治国”相去甚远。“汉阳”一名的来历与汉水密切相关，古语“水北为阳，山南为阳”。古时汉阳在汉水之北，龟山之南，又因得日照多的地方也称阳，故名汉阳，是武汉三镇中最早成形的，被武汉人称为老城。
三、江城武汉的水文化优势
城市的建设需要文化的支撑，文化是一张独一无二的城市名片。武汉的文化特色与个性究竟是什么？历史学家冯天瑜先生曾经说过：“城市风格首先依托于地理环境和自然特色。武汉在这个方面最大的特色就是‘江城风格’。”余秋雨先生说：“中国文化从根本上说是‘大河文明’，能称得上大的城市，只有大上海、大武汉、大重庆，武汉应立足自然生态，做足长江文章。”
其实，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中，就有不少名著名篇名家都是从水的角度来认识武汉、赞美武汉的。《尚书》记载：“江汉朝宗，其流汤汤。”《诗经》记载：“江汉汤汤，武夫洸洸。”崔灏的“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成千古绝唱。诗仙李白一句“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则让武汉第一次有了江城的美誉。后来，南宋诗人袁说友在《游武昌东湖》中也写道：“只说西湖在，武昌新又说东湖……如何不作钱塘景，要与江城作画图。”又一次奠定了武汉“第一江城”的地位。
水不仅是文人墨客关注武汉的重要方面，也是江城政治经济地位形成的重要因素，这在历史记载中也有体现。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一副楹联中高度概括了江城武汉在中国乃至世界中的地位。联云：“昔日整顿乾坤，缔造多从江汉起；今日交通文轨，登临不觉亚欧遥。”孙中山先生不仅把武汉三镇的情况熟记于心，而且几次要把武汉作为中国定都的最佳地方。他曾说“枢轴总揽水陆交通，西连北控，武昌真是天下的根本重地。”对武汉的水更是情有独钟，他在《水调歌头·游泳》中不仅描写出了武汉的气势，更为武汉今后以水而兴指明了道路。当代中央领导人也非常看中武汉，把武汉作为中部崛起的中心城市纳入规划战略。在国务院批准的武汉总体规划首页中明确表述：“要把武汉建设成为具有滨江、滨湖特色的现代城市。”这些都肯定了武汉的江水特色，显示了武汉深厚的水文化底蕴。
四、江城水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武汉是一座源水而发、因水而兴的城市，其城市之根就是水，文化之根就是水文化。因水患肆虐而闻名的龙王庙，江河交汇的南岸嘴，山拥水抱的东湖风景区，全国最大的滨江景观江滩……这些无一不体现出武汉深厚的水文化底蕴，但是目前武汉市的水文化研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对于杭州、成都等城市来说比较落后，不仅在理论研究上没有形成严密成熟的体系，而且对现有的水文化资源保护不够，致使水文化优势得不到合理有效的利用。
举一个例子来说：武昌东湖与西湖相比，为什么一直只是湖北名湖，而不是中国名湖？究其原因，西湖是中国人文资源沉淀最为深厚的文化之湖，一直被人们认定为是活着的吴越文化的“博物馆”，而东湖的文化多流于表面，缺乏历史的品位。“水文化的沉淀与升华不够”才是东湖落后于西湖的根本症结所在。这也说明了我们现在的落后局面，只有加大水文化开发的力度，才能提升武汉的文化品质，创出城市特色。
本文仅对水文化之于武汉的建设提几点粗浅的意见：
1．把水文化贯穿于城市规划中，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在规划中要注意水功能的合理分区，并要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支持、保障武汉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与流域功能区划和武汉市水环境功能区划相协调。
2．把水文化溶入到城市景观建设中，挖掘和突现其文化内涵。近几年来，武汉市重点实施了“绿满滨水、显山透绿、景观道路、亲民绿化”四大工程。建设了一批美丽的亲水景观。今后在这个方还要继续面努力，争取早日把武汉建设成为“一步一景”，并且每个景观都是水文化象征的“有独特内涵”的江城。
3．把水文化展现在城市旅游经济的运行中，二者相互促进。亲水是市民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也是武汉独特的对外吸引力之一。因此，在发展武汉旅游业的时候，应注意开发水域旅游，使旅游者能在游览过程中能时刻感受到江城的水特色，这也是武汉旅游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一个重要方面。
4．适当加大宣传力度，让广大市民知晓水文化的内涵和意义。人民是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加强宣传一方面可以提高人们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可以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到水文化建设的队伍中，促进武汉的水文化发展。
5．武汉已被列为全国第一批开展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试点城市。这也给我们一个提示，在进行武汉市水文化的建设中，要注意保护水环境、治理水污染，运用科学发展观，实现人水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浅议水文化分类结构大纲》．刘星原．《湖北水利水电》2005年第1期．
概略说来，这些深层次理论难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对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对象而存在的“文化”，做出既经得起严格的学术推敲、而又富有现实针对性和理论解释力的定义。综合观之，无论国内目前进行文化哲学研究的各家各派提出何种“独特”的文化定义，都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把文化视为“生活方式”的水平上，不同之处只在于具体的表述方式而已。而这样一来，不仅素以学术研究的严格性和深刻性著称的“文化哲学”研究，必然会因为无法确切界定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本质特征、存在方式和发挥社会作用的具体形式和途径，而处于非常尴尬的学术研究境地，难以建立起真正具有哲学理论高度的、系统全面的理论体系。而且，更加重要的是，正因为它主要是沿袭以往的、早在时期就已经出现的“大而全”的文化定义，试图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都当作文化现象来加以研究，而没有加以更准确的界定。所以，它在具体进行各项研究的过程中，往往“越俎代庖”地研究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冲击其他学科的研究领域，而不是真正发挥自己的理论优势和指导作用。
第二，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来看，难以真正从马克思实践哲学所要求的批判探索精神出发，进行面对现实的、扎扎实实的学术研究和深刻彻底的哲学批判反思。真正实现对西方主流的唯理智主义传统思维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立场，研究模式和方法论视角的突破和彻底变革。找到既符合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精神，又适合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之本质特征的哲学研究框架、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而是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完全照搬以自然事物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有进行这样的扎实研究和批判反思的必要。因而只能通过不断扩大研究对象的范围，不断探究研究对象的细枝末节而维持表面繁荣的不断“发展”局面。从严格的学术研究角度来看，这样的研究虽然得出了不少具体研究结论，但由于没有找到真正适合于对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进行哲学研究的基本立场和方法论视角，因而不可能得出具有哲学的理论深度和高屋建瓴视野的研究成果，更不用说建立相应的、系统全面的文化哲学理论体系了。
最后，从理论研究的现实意义角度来看，由于上述两个方面的基本理论难题所导致的根本性理论研究缺陷的存在，国内迄今为止的文化哲学研究虽然各种专著、论文不断涌现，研究领域也不断扩大和细化，但从根本上说，文化哲学研究实际上仍然处于严重滞后于现实要求的状态。这既表现在它作为哲学的一个理论分支，没有为当今蓬勃发展的各种文化研究和文化产业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概念、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同时也表现在，它对一些具有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往往束手无策，甚至避而不答：诸如“文化在现实社会生活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什么是先进文化”，“评价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是什么”，“是否科学技术发展了、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意味着文化一定是先进的”，“先进文化与先进生产力的关系是什么”，等等。显然，这样的研究状况是根本不可能完成文化哲学所应当肩负的现实重任和历史使命的。
综观当前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现状和存在的上述主要基本难题，我们认为，对于今后的文化哲学研究来说，虽然“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也“是曲折的”——当今的文化哲学研究者若希望取得根本性的理论研究进展，或者希望取得崭新的学术突破，就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的存在，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并且通过自己所进行的、密切关注现实和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真正把文化哲学研究提升到哲学研究的理论高度上来，从而使自己不辜负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所赋予的天职和使命。
一、二、国内文化哲学研究的现状
从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引进角度来看，从由周谷城等任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系统介绍国外文化研究成果的《世界文化丛书》开始，包括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系列、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大型系列丛书在内，国内各大出版社所组织的翻译丛书之中都包含有若干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的重要著作。自90年代起，特别是自2000年以来，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文化和传播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全球文化系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的“知识分子图书馆”翻译系列丛书等等，更是为国内这个方面的学术研究引进了比较系统的参考材料，同时极大地缩短了翻译引进和原作出版在时间上的距离，为国内的文化研究和文化哲学研究与世界学术界同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不足之处主要在于，翻译和引进尚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由于没有对这些著作的学术发展脉络进行必要的梳理而显得有些杂乱，而且严格的文化哲学方面的著作偏少。
1.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视觉文化课程(本科)
授课教师：
AlexanderCampbellHalavais(halavaisu.washington.edu)
课程说明：
课程集中在以下理论的阅读和讨论上：视觉和符号传达与知觉、认知和社会关系的关系。课程将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开始，进入到知觉研究、美学、符号学、空间研究和信息环境设计等领域(该课程在网上教学)。
授课内容：
第一周：知觉理论
阅读材料：柏拉图，《洞穴寓言》；埃柯，《一张照片》；曼诺维奇，《知觉的工作》
第二周：视觉知识和权力理论
阅读材料：米歇尔，《意图和人工性》；马特拉和马特拉，《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和权力》；莱维，《艺术和赛博空间的建筑》
第三周：符号
阅读材料：图夫特，《逃避平面国》；迪尔凯姆，《三种信仰的起源》；伯克，《人的定义》；弗洛伊德，《拜物教》；荣格，Aion；索绪尔，《任意的社会价值与语言学符号》
第四周：社会符号学和创造意义
阅读材料：巴特，《照片的信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和秘密》；霍杰和克莱斯，《社会符号学》；费斯克，《电视：多义性与流行性》
第五周：视觉的机制
阅读材料：拉塞，《形象分析导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罗维，《电影形式与叙事》
第六周：模拟
阅读材料：鲍德里亚，《仿像与模拟》；埃柯，《在超现实中旅行》；莱姆，《第七次突围》
第七周：作为视觉域的城市
阅读材料：魏特姆，《物理空间》；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芒福德，《隐形城市》；米歇尔，《进入生活的计算机》
第八周：信息环境
阅读材料：哈拉威，《虚拟狗宣言》；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克卢兹，《本世纪的十大界面》；克兹维尔，《精神与机器即临的融合》
第九周：狂欢、交游、混乱和文化壅塞
阅读材料：贝伊，《时间自动区域》；埃柯，《走向一个符号游击战》；莱里，《屏幕》
2.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视觉文化研究计划(研究生)
研究计划说明：
视觉文化学科包括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包括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研究生研究或课程包括以下一些领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1920世纪欧洲艺术和建筑，澳大利亚艺术和建筑，美学艺术和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摄影、艺术画廊和博物馆研究，亚太艺术等。
研究性学位：
哲学博士学位
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研究硕士学位
课程性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课程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课程硕士学位
课程资格硕士学位
艺术研究生证书
视觉文化教师证书
3.美国加州大学河畔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atRiverside,本科)
专业名称：电影与视觉文化
主修：电影与视觉文化主修课程提供关于电影、电视、录像、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首先强调历史与理论，其次强调生产，主修课程由三组课程构成：
1)电影与视觉媒介；
2)电影、文学与文化；
3)人种志、纪录片与视觉文化。
辅修：电影与视觉文化辅修课程提供对于电影、电视、数字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突出理论和历史而非生产，以便培养学生的媒体知识。
课程选录：
电视艺术导论；当代艺术批评导论；数码成像导论；现代西方视觉文化；电影研究导论；世界电影批评方法；视觉人类学导论；电影与媒介理论；电影与媒介史专题；媒介之间：艺术、媒介与文化；大众媒介与通俗文化；居间摄影；社会性别、性征与视觉文化；种族、族性与视觉文化；电影与视觉文化专题；高级摄影实践；脚本写作；舞蹈与视觉研究；电影与媒介体裁专题；国际电影、独立制片电影和另类电影；比较电影研究；高级数码成像；摄影史：20世纪；日本电影与视觉文化；电影、录像与艺术：理论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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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觉文化研究英文文献选目
Barnard,M.Art,DesignandVisualCulture(《艺术、设计与视觉文化》)，London:Macmillan,1998.
Baudrillard,J.SimulacraandSimulation(《仿像与模拟》),NewYork:Semiotex(e),1983.
Berger,J.WaysofSeeing(《看的方式》)，London:BBCPublications,1972.
Best,S.&D.Kellner.ThePostmodernTurn(《后现代的转向》),NewYork:Guilford,1997.
Bourdieu,P.TheFieldofCulturalProduction:EssaysonArtandLiterature(《文化生产场：论文学与艺术》)，Cambridge:polity,1993.
Bourdieu,P.Photography:AMiddlebrowArt(《摄影：中产阶级的艺术》)，Oxford:Blackwell,1996.
Bourdieu,P.TheLoveofArt:EuropeanArtMuseumsandTheirPublic(《热爱艺术：欧洲美术馆与其公众》)，Oxford:Blackwell,1997.
Brothers,C.WarandPhotography:ACulturalHistory(《战争与摄影：文化史》)，London:Routledge,1996.
Bryson,N.VisionandPainting:TheLogicoftheGaze(《视觉与绘画：注释的逻辑》),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1.
Bryson,N.etal.eds.VisualTheory(《视觉理论》),Cambridge:Polity,1992.
Bryson,N.etal.eds.VisualCulture:ImagesandInterpretations(《视觉文化：形象和解释》),London:WesleyanUniversityPress,1994.
BuckMorss,S.TheDialecticsofSeeing:WalterBenjaminandtheArcadesProject(《看的辩证法：本雅明与拱廊计划》)，Cambridge:MIT,1989.
Burgin,V.In/DifferentSpace:PlaceandMemoryinVisualCulture(《在/不同空间：视觉文化中的地点与记忆》),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
Cary,J.TechnologyoftheObserver:OnVisionandModernityinthe19thCentury(《发现者的技术：论19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Cambridge:MIT1993.
Chambers,I.PopularCulture:TheMetropolitanExperience(《流行文化：大都市的体验》)，London:Routledge,1986.
Cohen,S.VisionofSocialControl(《社会控制的视觉》),Cambridge:Polity,1993.
Dandeker,C.Surveillance,PowerandModernity(《监视、权力与现代性》),Cambridge:Polity,1990.
Debord,G.TheSocietyoftheSpectacle(《景象的社会》)，NewYork:Zone,1994.
DeCerteau,M.ThePracticeofEverydayLife(《日常生活实践》),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
DerBerian,J.ed.TheVirilioReader(《魏瑞里奥读本》),Oxford:Blackwell,1998.
Entwistle,J.TheFashionedBody:Fashion,DressandModernSocialTheory(《时髦的身体：时尚、服装和现代社会理论》)，Cambridge:Polity,2000.
Featherstone,M.UndoingCulture(《解析文化》),London:Sage,1995.
一、从文化反思发端的近代文化史研究
80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30年代国难当头之际，又反复出现文化论战，政治、军事的动荡并未使文化研究萧条，断断续续绵延了20多年。1949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80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1)，中国大陆1949年后30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2)一本，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这一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浩如烟海的文化遗存举世无双，强劲的文化传统传衍不息，但是在这有辉煌文化历史的国家，文化史学科却建树迟缓，不能不使人引以为憾。这种状况又与我国近代史上多次出现的文化论战是多么不相称！西学的传入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之争，使人们震聋发聩。多种文化流派及其彼岸论辩，如层峰叠起，给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而又具体生动的内容。深厚的文化积累、反复的文化论战与薄弱的文化研究形成巨大的反差，这不是偶然的现象。
1949年后，在理论界确立了历史是阶级斗争史的观念，这对不承认阶级斗争的旧史学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正因为如此，它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热情。但是把几千年的文明史全部归结为阶级斗争史，肇启了阶级斗争的绝对化；把影响历史的文化因素摒弃在视野以外，或者当作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加以鞭挞，不能不导致复杂现象的简单化。文化史研究不仅为其他专业史所消融，在现实中也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十年浩劫”几乎扫荡了一切文化遗产，更无从进行文化史研究。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式的信奉，对社会主义不切实际的设想，与外部隔离的社会环境，导致了认识上的偏差，自以为新中国早已解决一切文化问题，甚至凭借一句语录就可以平息复杂的文化争端，无需要再从文化上反思。社会不能提供文化研究的原动力，文化研究也就失去了生机，理论指导的失误和学科建设的偏颇，招致文化史研究的中断。
由此可见，文化研究的盛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国家命运的转机，自然也就成为文化史研究的转折，对“十年浩劫”的反省和对国情的重新思考，是激起人们进行文化反思的第一动因。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年10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80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
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作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3)
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同年12月，在上海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文化史研究座谈会，会议聚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考古、文献等学术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就如何填补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巨大空白交换意见(4)，并倡议立即组织力量开展专题研究，做好舆论宣传，推进文化史研究的复兴。
文化热与一般时尚不同，需要有学术研究的积累，并非如时论所谓一哄而起，它的启动毋宁是滞重的。早在1980年，李泽厚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已经提出研究民族文化心理结构转换的问题，当时的理论界大多关切孔子的评价，而对文化研究中这一最具近代意义的课题，并未引起应有的重视。直到1983年9月28日，《光明日报》才发表了《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这是1949年以后见诸报端的、从总体上研讨中国文化史的首篇文章，与上海会议相距已达10个月之久。
毫无疑问，文化史研究的勃兴，时代的需要是决定性的因素。1984年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对文化研究起了明显的增温效应。人们正是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中西文化的比较和民族心理的剖析中，发掘有利于现代化的因素，转变观念，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意识和心态，给现代化赋予新的精神动力。因此，本属于历史范畴的文化史研究，在当代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广泛的社会基础，并因此成为世纪末中国的一大显学。
二、热点追踪
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问题，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共发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论文60O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以下所列为学者关注的重要论题。
（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50年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体上统一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和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80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同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如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20年代有梁启超，50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多年无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80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意识；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5)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6)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二）对中国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学术问题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师夷”、“工商立国”为特点，对封建传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7)对洋务思潮与洋务派某些政治行径不能混为一谈。有的对“中体西用”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体西用”是利用儒家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力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西学的生根之处，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所以，“中体西用”虽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8)与此有关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的认为洋务运动构成了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9)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洋务运动是政治运动，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主要作用是消极、反动的。(10)
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西体中用”的争论。李泽厚在《西体中用简释》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阐释，认为：“体”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生长在这体上的理论形态。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西体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这是指以西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社会存在本体中产生的科学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谓西体，而“中用”、就是怎样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附议者认为，“西体中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开放，虽然将中西文化纳入“体用”范畴不尽准确，但方向是对的。有的还补充说，“西体”的主要部分应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必然与传统体制发生矛盾，提出这一观念以与“中体西用”相对立，其意义是重大的。(11)
“西体中用”论一出，即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反驳。有的认为这是“全盘西化”的论调，实质是要把西方文明全盘搬到中国，彻底重建中国文化,(12)与此相反的是刘晓波发表与李泽厚的对话，以明确的两化论观点，批评李泽厚，把李置于维护传统文化的地位。另一种意见则认为，“西体中用”有西化倾向，但并不等于全盘西化，涵义模糊，没有超出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13)
（三）对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争议
以德、赛两先生作为五四精神的两大旗帜，在学术界历来鲜有异议。80年代以来对五四精神的再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见解，认为民主是人的社会解放，科学是人的自然解放，因此五四精神可归结为人的解放运动。王元化认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是不是民主和科学还值得探讨，当年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14)
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题，视为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有的突出它批判传统的意义，认为是启蒙运动。李泽厚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这两者由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救亡压倒启蒙，忽视了对个体尊严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导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论战不彻底，遗留下早该解决的思想文化课题，又一次等待今天去继续完成。(15)有的认为，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民主与科学精神贯穿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时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16)
（四）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
传统文化特性问题，实际上是怎样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文化热首先在这一问题上引起不同看法的争鸣。人文主义说、人伦主义说在各种论点中脱颖而出，成为主导这一争论的主要分歧。持人文说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和谐、义务和贡献，并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主客互融的文化特色；主张人伦说者则认为，古人所谓人文是指人与人的等级隶属关系，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人在这种模式中只有隶属他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很难有人权自主意识的觉醒，但是隶属观念又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所以用人伦说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有的还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把人看成道德的工具，排除人的物质性和自然欲望，使人不成其为人，其结果是导向王权主义。(17)
这一讨论的深入，必然提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怎样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制的问题，亦必然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寻找它们的异同、探讨其融合和吸收的历史经验，所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这一主题有一致性。海外华裔学者有关传统文件与现代化的见解在国内的引进，对活跃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论点，有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有认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作为文化核心的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说；也有认为在抨击传统中有害因素的同时，可以适当地对传统的符号和价值系统进行重新解释与建构的“创造性的转化”说，还有主张以多元放的心态，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为体用”说等等。(18)
（五）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及其发展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是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衷，从而使这一讨论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80年代以来，两极对峙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反传统的认为，“建立‘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19)，因此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开放越要弘扬传统，21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20)。
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热虽然有所退潮，但是，作为文化史重要内容的国学，则不仅没有降温，而且形成新的热点。有文章认为：“这种文化思潮既包涵着对80年代以来文化运作的反思，又有对五四以来激进话语的反思；而它的发展也与目前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这一格局的一种文化反应。”(21)所以，国学的重新提倡是对80年代反传统思潮的反拔，足作为与“西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重建信仰，以化解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发社会秩序的失衡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使人们开始怀念传统的道德调谐；海外新儒家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提高了国人的自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又助长了回归传统的情绪。从总体上看，这股国学思潮，比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有较多的理性；比新儒家有较多的批判性；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耐人思考的是，对这股国学热怎样评价？80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90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误区。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在批判旧观念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这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化主题，吸引后来人的注意。
三、学科建设的成效
（一）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和思潮研究的进展
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有紧密的联系。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1949年以后成为批判的对象，评论有失公允。耿云志的《胡适思想论稿》(22)是第一部突破胡适研究的学术著作,此后，从文化近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近现代历史人物成为出版的热点，有关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近代人物的个案研究，对深化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1949年后30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着眼个体人物的论述，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和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80年代以来,这方面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23)，通过多侧面的研究，再现了早年出国的人们在认识相介绍世界方面所经受的误解、屈辱、痛苦和走过的坎坷道路。他们的遭遇和认识反映了新旧思想文化的矛盾、冲突和交替的情景，为中国人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起了引路和搭桥的作用。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24)揭示,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25)认为，洋务知识分子是与近代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致力于引进相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又受到旧体制的约束和传统士人的排斥。这一群体性的悲剧反映了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历程。
对社会思潮的关注是又一重要收获，冯契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思潮研究丛书”(26)通过对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实业救国、新儒家、唯意志论等各种思潮的多侧面探讨，丰富和加深了人们对文化变迁复杂性的理解。有关新儒家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化、系统化的态势。对于贯穿近现代文化史的“体用之争”，丁伟志、陈崧就中学和西学的冲突和交融及其文化观的萌生、形成、嬗变、分解进行了全过程的考察。(27)
（二）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旺
文化热带动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跃，这是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效。起步较早的吴越、楚、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后起的齐鲁、燕赵、湖湘、闽粤文化从点向面铺开。古代区域文化研究的兴旺促进了近代区域文化研究从无到有的开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成果表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劲直尚气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
海派文化研究揭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及某种浮燥和浅薄的市民习气。京派文化研究则多从文学、戏曲着眼，揭示其沉稳、凝重的社会意识。
租界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课题。租界是一个驳杂的移民社会，这一社区对传统观念的淡薄，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成为近代文化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项研究普遍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从而扩大了历史的视野。
（三）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随着90年代文化研究视点的多元化和史学研究的平民化，文化史的内容从精英文化向阅世知人转化，使得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对读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从而促使文化史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文化史的学科建设。
《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28)是这一领域的基础之作，它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该著作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学界的兴趣。此外，数十年来中国大陆从未有人问津的领域，如科学文化，基督教、佛教、民间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课题，正被有志者开拓。
20世纪末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旺，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热，这两次文化热相距七八十年，几乎间隔有三代人之遥，虽然许多课题是那么相近、相似，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延伸。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崛起，就其学术成果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深度的开掘方面，都具有五四时期所没有的广度和力度，并以新领域的开拓为世人所瞩目。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研究室编。
(2)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3)参见会议论文集《科学传统与文化――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
(4)参见《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纪要》，《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5)参见冯天瑜主编《东方的黎明――中国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历程》，巴蜀书社1988年版。
(6)参见刘志琴《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启》，《社会学研究》1993年第2期。
(7)刘学照：《简议“洋务思潮”》，1986年8月26日《文汇报》。
(8)田文军：《“中国走向近代化的文化历程”学术讨论会综述》，《哲学动态》1988年第l期。
(9)余明侠：《洋务运动的历史地位不能忽视》，《江海学刊》1989年第2期。
(10)王劲、张克非：《洋务运动史第三次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5年第6期。
(11)参见《中西体用之争概述》，《哲学动态》l988年第4期。
(12)默明哲：《关于中体两用与西体中用的反思》，《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3)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4)王元化：《我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炎黄春秋》1998年第5期。
(15)《启蒙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的三次大论战》，分别载于《走向未来》1986年第1、2期。
(16)丁守和：《关于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9年第3期。
(17)参见冯小兵编《八十年代中西文化讨论文集》，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7年印行。
(18)参见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版。
(19)甘阳：《传统、时间性与未来》，《读书》1986年第2期。
(20)《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几个问题――天津市弘扬中国民族优秀文化理论讨论会纪实》，《理论与现代化》1990年第8期。
(21)转引自方克立《略论9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沙健孙、龚书铎主编：《走什么路：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若干重大是非问题》，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22)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23)中华书局1985年版。
(24)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25)学林出版社1993年版。
1.美国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ofWashington)的视觉文化课程(本科)
授课教师：
AlexanderCampbellHalavais(halavaisu.washington.edu)
课程说明：
课程集中在以下理论的阅读和讨论上：视觉和符号传达与知觉、认知和社会关系的关系。课程将从社会学和心理学开始，进入到知觉研究、美学、符号学、空间研究和信息环境设计等领域(该课程在网上教学)。
授课内容：
第一周：知觉理论
阅读材料：柏拉图，《洞穴寓言》；埃柯，《一张照片》；曼诺维奇，《知觉的工作》
第二周：视觉知识和权力理论
阅读材料：米歇尔，《意图和人工性》；马特拉和马特拉，《文化工业，意识形态和权力》；莱维，《艺术和赛博空间的建筑》
第三周：符号
阅读材料：图夫特，《逃避平面国》；迪尔凯姆，《三种信仰的起源》；伯克，《人的定义》；弗洛伊德，《拜物教》；荣格，Aion；索绪尔，《任意的社会价值与语言学符号》
第四周：社会符号学和创造意义
阅读材料：巴特，《照片的信息》；马克思，《商品拜物教和秘密》；霍杰和克莱斯，《社会符号学》；费斯克，《电视：多义性与流行性》
第五周：视觉的机制
阅读材料：拉塞，《形象分析导论》；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罗维，《电影形式与叙事》
第六周：模拟
阅读材料：鲍德里亚，《仿像与模拟》；埃柯，《在超现实中旅行》；莱姆，《第七次突围》
第七周：作为视觉域的城市
阅读材料：魏特姆，《物理空间》；西美尔，《大都市与精神生活》；芒福德，《隐形城市》；米歇尔，《进入生活的计算机》
第八周：信息环境
阅读材料：哈拉威，《虚拟狗宣言》；麦克卢汉，《机器新娘》；克卢兹，《本世纪的十大界面》；克兹维尔，《精神与机器即临的融合》
第九周：狂欢、交游、混乱和文化壅塞
阅读材料：贝伊，《时间自动区域》；埃柯，《走向一个符号游击战》；莱里，《屏幕》
2.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视觉文化研究计划(研究生)
研究计划说明：
视觉文化学科包括艺术史和艺术理论(包括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研究生研究或课程包括以下一些领域：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和建筑，1920世纪欧洲艺术和建筑，澳大利亚艺术和建筑，美学艺术和建筑，电影和电视研究，摄影、艺术画廊和博物馆研究，亚太艺术等。
研究性学位：
哲学博士学位
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研究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研究硕士学位
课程性学位：
澳大利亚艺术课程硕士学位
画廊和博物馆课程硕士学位
课程资格硕士学位
艺术研究生证书
视觉文化教师证书
3.美国加州大学河畔分校(UniversityofCaliforniaatRiverside,本科)
专业名称：电影与视觉文化
主修：电影与视觉文化主修课程提供关于电影、电视、录像、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首先强调历史与理论，其次强调生产，主修课程由三组课程构成：
1)电影与视觉媒介；
2)电影、文学与文化；
3)人种志、纪录片与视觉文化。
辅修：电影与视觉文化辅修课程提供对于电影、电视、数字多媒体和视觉文化的多学科考察，突出理论和历史而非生产，以便培养学生的媒体知识。
课程选录：
电视艺术导论；当代艺术批评导论；数码成像导论；现代西方视觉文化；电影研究导论；世界电影批评方法；视觉人类学导论；电影与媒介理论；电影与媒介史专题；媒介之间：艺术、媒介与文化；大众媒介与通俗文化；居间摄影；社会性别、性征与视觉文化；种族、族性与视觉文化；电影与视觉文化专题；高级摄影实践；脚本写作；舞蹈与视觉研究；电影与媒介体裁专题；国际电影、独立制片电影和另类电影；比较电影研究；高级数码成像；摄影史：20世纪；日本电影与视觉文化；电影、录像与艺术：理论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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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视觉文化研究英文文献选目
Barnard,M.Art,DesignandVisualCulture(《艺术、设计与视觉文化》)，London:Macmillan,1998.
Baudrillard,J.SimulacraandSimulation(《仿像与模拟》),NewYork:Semiotex(e),1983.
Berger,J.WaysofSeeing(《看的方式》)，London:BBCPublications,1972.
Best,S.&D.Kellner.ThePostmodernTurn(《后现代的转向》),NewYork:Guilford,1997.
Bourdieu,P.TheFieldofCulturalProduction:EssaysonArtandLiterature(《文化生产场：论文学与艺术》)，Cambridge:polity,1993.
Bourdieu,P.Photography:AMiddlebrowArt(《摄影：中产阶级的艺术》)，Oxford:Blackwell,1996.
Bourdieu,P.TheLoveofArt:EuropeanArtMuseumsandTheirPublic(《热爱艺术：欧洲美术馆与其公众》)，Oxford:Blackwell,1997.
Brothers,C.WarandPhotography:ACulturalHistory(《战争与摄影：文化史》)，London:Routledge,1996.
Bryson,N.VisionandPainting:TheLogicoftheGaze(《视觉与绘画：注释的逻辑》),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1.
Bryson,N.etal.eds.VisualTheory(《视觉理论》),Cambridge:Polity,1992.
Bryson,N.etal.eds.VisualCulture:ImagesandInterpretations(《视觉文化：形象和解释》),London:WesleyanUniversityPress,1994.
BuckMorss,S.TheDialecticsofSeeing:WalterBenjaminandtheArcadesProject(《看的辩证法：本雅明与拱廊计划》)，Cambridge:MIT,1989.
Burgin,V.In/DifferentSpace:PlaceandMemoryinVisualCulture(《在/不同空间：视觉文化中的地点与记忆》),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6.
Cary,J.TechnologyoftheObserver:OnVisionandModernityinthe19thCentury(《发现者的技术：论19世纪的视觉与现代性》),Cambridge:MIT1993.
Chambers,I.PopularCulture:TheMetropolitanExperience(《流行文化：大都市的体验》)，London:Routledge,1986.
Cohen,S.VisionofSocialControl(《社会控制的视觉》),Cambridge:Polity,1993.
Dandeker,C.Surveillance,PowerandModernity(《监视、权力与现代性》),Cambridge:Polity,1990.
Debord,G.TheSocietyoftheSpectacle(《景象的社会》)，NewYork:Zone,1994.
DeCerteau,M.ThePracticeofEverydayLife(《日常生活实践》),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84.
DerBerian,J.ed.TheVirilioReader(《魏瑞里奥读本》),Oxford:Blackwell,1998.
Entwistle,J.TheFashionedBody:Fashion,DressandModernSocialTheory(《时髦的身体：时尚、服装和现代社会理论》)，Cambridge:Polity,2000.
Featherstone,M.UndoingCulture(《解析文化》),London:Sage,1995.
Fiske,J,UnderstandingPopularCulture(《理解流行文化》)，London:Routledge,1989.
Foster,H.ed.VisionandVisuality(《视觉与视觉性》),Seattle:BayViwePress,1988.
Foucault,M.TheBirthoftheClinic:AnArchaeologyoftheHumanScience(《诊所的诞生：人文科学考古学》),London:Pantheon,1973.
Foucault,M.DisciplineandPunish(《规训与惩罚》),Harmondsworth:Penguin,1977.
Freedberg,D.ThePowerofImages:StudiesintheHistoryandTheoryofResponse(《形象的权力：历史与反应理论研究》),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9.
Frisby,D.&M.Featherstone,eds,SimmelonCulture(《西美尔论文化》),London:Sage,1997.
Goldman,R.&S.Papson,SignWars:TheClutteredLandscapeofAdvertising(《符号的战争：广告的凌乱图景》),NweYork:Guilford,1996.
Harvey,D.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后现代性的状况》)，Oxford:Blackwell,1990.
Heywood,I.&B.Sandywell,eds.InterpretingVisualCulture(《解释视觉文化》),London:Routledge,1999.
Jay,M.DowncastEyes:TheDenigrationofVisioninTwentiethCenturyFrenchThought(《低垂的眼睛：20世纪法国思想中对视觉的诋毁》),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
Jenks,C.ed.VisualCulture(《视觉文化》)，London:Routledge,1995.
Jervis,J.ExploringtheModern(《探索现代》),Oxford:Blackwell,1998.
Kellner,D.MediaCulture(《媒介文化》),London:Routledge,1995.
Levin,D.M.ed.ModernityandtheHegemonyofVision(《现代性与视觉的霸权》)，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
Levitt,H.WayofSeeing(《看的方式》)，Durham:DukeUniversityPress,1996.
Lown,D.M.,HistoryofBourgeoisPerception(《资产阶级知觉的历史》),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2.
Lyon,D.TheElectronicEye:TheRiseofSurveillanceSociety(《电子眼：监视社会的兴起》),Cambrige:Polity,1994.
Lyotard,J.F.ThePosmodernCondition(《后现代状况》),Minneapolis:UniversityofMinnesotaPress,1984.
McGuigan,J.CultureandthePublicSphere(《文化与公共领域》),London:Routledge,1996.
Melvill,S.&B.Readings,eds.,VisionandTextuality(《视觉与文本性》)，London:Macmillan,1995.
Metz,C.TheImaginarySignifier:PsychoanalysisandCinema(《想像的能指：精神分析与电影》)，Bloomington:IndianaUniversityPress,1982.
Michell,W.J.Iconology:Image,Text,Ideology(《图像学：形象，文本，意识形态》),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6.
Michell,W.J.TheReconfiguredEye:VisualTruthinthePostPhotographicEra(《重塑的眼光：后摄影时代的视觉真相》),Cambridge:MIT,1992.
Michell,W.J.PictureTheory(《图像理论》),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4.
MilesM.Art,SpaceandtheCity(《艺术、空间与城市》),London:Routledge,1997.
Mirzoeff,N.,ed.TheVisualCultureReader(《视觉文化读本》),London:Routledge,1997.
Mirzoeff,N.,ed.AnIntroductiontoVisualCulture(《视觉文化导论》),London:Routledge,1999.
Neal,S.CinemaandTechnology:Image,Sound,Colour(《电影与技术：形象、声音和色彩》),London:Manderin,1991.
Nochlin,L.ThePoliticsofVision:Essayson19thCenturyArtandSociety(《视觉政治：19世纪的艺术与社会》),London:ThamesandHudson,1991.
Phillipson,M.Painting,LanguageandModernity(《绘画、语言与现代性》),London:Routledge,1985.
Pollock,G.ed.GenerationsandGeographiesintheVisualArts(《视觉艺术中的代与地理学》)，London:Routledge,1996.
Poster,M.ed.JeanBaudrillard:SelectedWritings(《鲍德里亚文选》),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8.
Rose,J.SexualityintheFieldofVision(《视觉领域里的性征》),London:Verso,1986.
Tagg,J.TheBurdenofRepresentation:EssaysonPhotographiesandHistories(《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London:Macmillan,1988.
Tulloch,J.WatchingTelevisionAudiences:CulturalTheoriesandMethods(《看电视的受众：文化理论和方法》),London:Arnold,2000.
Urry,J.TheTouristGaze(《旅游者的凝视》),London:Sage,1990.
文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范畴，具有多种涵义。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其《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中收集考察的文化定义达166种之多，“文化理解”的多样性、复杂性可见一斑。我国学者对文化也持多种见解，但从主流来看，大都从思想、精神层面来理解其内涵，把文化看成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并反作用于实践的社会观念体系，主要包括神话、艺术、道德、宗教、政治法律思想、科学、哲学等要素。所谓文化分析，从广义上说，指的就是从上述要素或要素整体与军事活动的关系出发，通过考察和分析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来认识和理解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一种研究方式。
根据上述对文化分析的理解，通过考察军事思想发展史，可以发现，在军事研究过程中，文化分析与经济分析一样，是人们观察和透视军事活动的一种古老的、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方式。人类最初在神话中描述战争的进程，表达自己对战争的感受和领悟，这实质上就是一种朴素的文化分析。艺术、道德、宗教、科学等众多文化要素既是人们创造的精神成果，又是人们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军事活动的一个个独特视角。其中，道德和宗教与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的联系更为紧密，因而更为人们所关注，成为古代军事研究中文化分析的两个基本方面。从道德文化来看，早在商周之际，人们就开始考察道德与战争、军事之间的关系，从道德视野来解释军事活动中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以仁为胜”的战争指导思想以及“以礼治兵”的治军思想。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思想体系的完善及其在社会生活和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增强，人们发现越来越多的诸如“仁、忠、孝、礼、信”等道德范畴点缀在军事研究成果的字里行间，展现着从道德视角剖析军事问题的认识传统。从宗教文化来看，早在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就从宗教世界观出发，探讨战争的根源，提出了宗教战争根源论，这种观点成为夏、商、周三代占主导地位的理论观念，并对以后的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宗教分析在古希腊、古罗马也曾占据重要位置，并在中世纪得到进一步强化和巩固。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宗教分析方法成为观察一切现象的基本认识形式。人们从宗教出发，解释战争的起源、根据以及军队建设的法则。长达两百多年的十字军战争、持续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波兰条顿骑士团战争以及胡斯战争等都被视为宗教战争。对英法百年战争、意大利战争的分析也常常被纳入宗教视野。这种分析方式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直至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在许多观点中找到其思想印记。如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文明冲突论”以及把“9·11事件”归结为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的观点，虽然在论述中运用了大量的现代社会材料，但从其思想实质来看，仍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中世纪的宗教分析方式。
可以看出，古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从文化要素而不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分析和研究军事问题；第二，与经济分析或技术分析相比，文化分析常常被看成是考察和理解军事活动规律的更为根本的方法。这两个特征在近代特别是19世纪中叶以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从第一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的主导倾向不是从文化要素而是从文化整体出发来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即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分析。这种变化，从理论根源来看，与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密切相关。
粗略地说，文化人类学萌发于16世纪，形成于19世纪初叶。这门学科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文化整体来研究社会的发展历程、比较不同社会间的差异。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近代西方世界在地理大发现、殖民扩张、商业资本输出等一系列活动中，接触到了许多不同于他们的种族和民族，为了认识这些种族和民族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思维习惯，仅仅通过分门别类地分析该社会的神话、艺术或宗教等意识形式是难以达到的，它需要一种把这些文化要素统一起来的综合性概念及思维手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及文化分析方法，并把这一概念及方法运用于军事研究。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卡·恩伯—梅·恩伯夫妇在其《文化的变异》一书中，就曾从文化视角分析和探讨战争问题，给人以诸多启示。美国的另一位文化人类学家罗思·本尼迪克特，则不仅注重对军事、战争进行文化分析，而且还运用其研究成果干预政府决策。她曾给美国政府递呈过“日本文化的一些类型”的调查报告，认为日本文化适合自我管理，而不宜采用直接军事占领的管理方式，这一建议对于战后美国选择管理日本的方式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她根据调查报告写成的《与刀》一书，也因此成为文化人类学名著，从文化视角分析战争、政治问题的力作。
从文化整体来观察和分析战争、军事的认识方式，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中也得到了广泛运用。中国近代军事研究从方法论来看，经历了由技术分析向制度分析和文化分析的转换。在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官员、学者主要从技术、物质层面思考军事问题。中国在鸦片战争中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坚船利炮，于是有了“师夷之长技”的思想和洋务运动的实践。经过33年洋务运动的武装，我们有了坚船利炮，当时中国海军舰队的吨位占世界第七位，然而在甲午战争中又败给了排名第21位的日本舰队。这样，人们开始把思考的视角转向制度、文化层面，认为军事上的失败主要不在于技术及武器，而在于制度与文化。中国要想实现军事上的真正振兴，必须进行制度与文化的变革。这种从制度、文化层面对军事问题的透析，深受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赞赏。
从第二个特征的变化来看，近代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出现了一种越来越强的价值趋向，即不再把文化分析看成是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最为根本的方法，而看成是多种方法中的一种重要方法。造成这种变化的理论根源是唯物史观的出现。在古代甚至近代，文化分析之所以被视为观察和认识军事问题的根本方法，原因在于，人们把文化看做是社会的灵魂和核心，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用这种历史观及以此为基础的文化分析来认识军事活动，不可能深刻地揭示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与唯心主义的文化史观不同，唯物史观从社会生产出发，揭示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发展动力。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不是社会结构中的最本质的内容，它只是社会结构的一个基本层面，文化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只是社会合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科学地阐述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为建立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奠定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科学形态的文化分析得以产生，成为人们正确认识军事活动的本质及规律的重要思想武器。
(二)
文化分析作为观察和认识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法，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遭到了忽视和冷遇。从1949年至1978年间，我们没有出版过一本文化学或文化史著作，从文化视角考察军事的文章更是寥若晨星。按照庞朴同志的说法，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片面地理解唯物史观，认为唯物史观只讲经济、政治，不讲文化。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的解放、中外文化交流的拓展和深化、文化在军事活动中的作用的日渐增强以及社会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军事研究中的文化分析也悄然复兴。这一时期，社会科学界、军事理论界曾围绕文化与军事的关系问题进行过一系列的主题讨论，主要涉及到以下内容。
一是文化与战争根源。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展开。亨廷顿把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划分为七大或文明，认为未来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这一观点几乎刺激了所有文明的神经，在许多国家引起了关于文化与战争根源问题的讨论。围绕这一论题，我国学者在几年内发表了数以百计的介绍、分析或批判性文章，表达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考和立场。二是战略与思想文化。学者们讨论这一问题的视野非常宽广，既有对世界多元文化与多极战略格局的宏观思考，又有对国家军事战略与其民族文化关系的微观探析；既分析了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一些美洲、欧洲国家传统战略思维形成和发展的文化根源，又探讨了印度、日本、东南亚各国等一些亚洲国家的文化传统对其战略思想的影响与作用；既思考了中国古代战略思维的特色及其文化因素，又剖析了战略思想形成与发展的深厚的民族优秀文化底蕴。三是文化与新时期中国军事发展。学者们发表了大量文章，从不同侧面分析新时期文化与战斗力的提高、训练效能的增强、军事理论的创新、高素质人才的培养等关系，阐述了军队建设中加强精神文明或先进文化建设的必要性。
可见，90年代以来，文化分析已经成为军事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拓展和丰富了这一时期军事研究的内容及空间，而且对于推动未来军事研究的深化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科学文化的作用，准确地把握新时期军事发展的脉络及特征，并制定相应的策略与原则。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来，科学文化出现了迅猛发展的趋势。它催发了高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在军事领域的广泛运用，引起了军事活动的一系列深刻变化。这种变化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一些西方国家特别是在美国发展成为一场军事革命，从而给世界军事发展带来了广泛影响。在这场军事革命中，文化及技术不仅直接推动了武器装备的精确化、智能化及系统化发展，而且在编制体制、作战方式、军事理论、教育训练等各个方面的变革中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军事领域的一系列变革正在引起军事形态的变化，尽管人们对这一新的军事形态尚未形成统一看法，如有的称之为信息化军事形态，有的称之为知识化军事形态、智能化军事形态，但人们都认识到当代科学文化及高技术的发展，是产生新的军事形态的基础。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在《未来的战争》一书中认为，文化知识正在成为军事战斗力的核心资源，未来战争将是以文化知识为基础的、以各自的文化知识战略为指导的、以知识战士为作战主体的新型战争。可见，科学文化在当代军事变革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果我们缺乏或忽视文化分析的视角，看不见或低估科学文化的作用，就难以全面认识当前军事发展的基本特征及趋势并做出科学的应对决策。
其次，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认清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巨大作用及其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保持军队建设的正确方向。思想文化属意识形态范畴，是一定阶级、国家的政治意识及价值追求的理论反映。如果说科学文化带来了武器装备等因素的变革和进步，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水平及效能的话，那么，思想文化则带来了军队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的变化，决定着军事活动的性质和方向。正因为思想文化在军事活动及军队建设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并成为敌对双方相互对抗的“软肋”。考察近代以来的世界军事史可以发现，军事活动中思想文化的渗透与反渗透、扩张与反扩张始终是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而且这种冲突与斗争随着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出台，经济全球化的展开以及文化交往的增多，呈现出越来越复杂、加剧的态势。美国的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书中对这种思想文化冲突与对抗的景象作了详尽的描述与分析。这种状况要求我们坚持文化分析视角，大力研究新时期军队思想文化建设的特点及规律，切实加强思想文化建设，警惕和防止西方国家思想文化的渗透与侵略，保持我军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三，文化分析有助于我们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认清和发扬我军注重先进文化武装的优良传统，增强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的信心和效能。在冷战之后的几场局部战争中，高技术武器装备显示了巨大威力。它使各国更加注重武器装备建设，同时也为“唯武器论”思潮的复苏提供了契机。在美国军事革命的讨论中，有一批颇有影响的“新技术论者”。他们把战争的胜负归结为武器的质量及武器装备系统的优化程度。这种观点在我国军事认识中也有所反映，认为我军武器装备落后，在未来战争中难以取胜，因而对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信心不足。我们承认，先进武器在战争中具有重大作用，但先进武器只有与掌握了先进科学文化及技术、先进的思想文化的军人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并保持正确的使用方向。战争从来就不仅仅是武器与武器之间的对抗，而是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综合力量之间的较量。我军具有在注重发展武器装备的同时，注重文化建设并用先进文化武装官兵夺取胜利的优良传统。坚持文化分析，对于认清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反对军事认识中的“唯武器论”思潮，在大力发展先进武器的同时，加强文化建设，提高综合实力，做好新时期军事斗争准备，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三)
十几年来，我们在对军事问题进行文化分析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推进了军事研究的发展，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加强。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旅游文化上也出现了文化市场化的特点，而这种文化市场化的发展也是存在着利与弊，文化迎合市场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文化的认同挺高文化的知名度，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能更好的促进文化的建设，给文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也在一些方面上给本地旅游文化带来新的问题，这种市场化的转变需要文化本身适应市场，这就使本地的文化缺失了独特性与自然性，表现为文化的大众性，在这基础上一些不被游客认可的旅游文化将会被淘汰，而这些文化在某些方面有其独特的价值，这就给我国的问文化领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不仅是中国的文化缺失而且也是世界文化的遗憾。专家为此讨论正在这种变革的发展中怎样保护那些有价值的文化，提出合理的方案，使文化更好的发展，旅游文化也在市场化中找到属于自己合适的道路。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旅游文化的地位下降问题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现代的文化体验颇多，但是却在不知不觉中发现传统文化的离我们而去。现代更多的旅游是倾向于现代的人文和自然资源，而传统的应有的风格的文化已经衰退下去。这是我们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面对这种传统的衰落我们应该怎样去处理当代的旅游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是值得深度研究的问题。许多学者都在讨论这个问题，各抒己见，看法不一。但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利用上表现出明显的不足，这也是当今制约旅游业发展的一大问题。传统文化是我们国家丰富的文化遗产，如果把传统文化很好的利用到旅游上来，我相信无论是在旅游业上还是在文化的发展与传承上对我们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进步。着个问题的研究是学者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这是好的现象。不断衰退的中国传统文化需要被重视，需要在经济的发展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着对于旅游、经济、社会来说都是一个发展与进步。
（三）旅游文化与民族文化的转向问题
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有文化，而在文化不断发展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文化存在着一个转变的方向，这深深的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异化问题，这种异化问题表现在旅游文化为使其自身存在竞争力对民族文化的改造上，这在旅游文化研究中成为一大热点问题，本身的民族文化就有其多样性在里面，就其名族文化的自身来说，民族文化本身就是其国家文化的代表性，在旅游文化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国家民族的多样性也是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前提与基础，旅游文化的发展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这种民族文化的转向也为双方的发展提供了支持，民族文化受到重视使其自身得到有力的发展环境，也是国家的文化实力不断提高，进一步促进文化的共同发展，旅游文化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也会促进其发展，专家们的讨论与研究为这种转变提供了理论的支持。而旅游文化与民族文化是一种文化的两个方面，不能等同混为一种，这种转变充分展示出两种文化的内在不同性。
（四）旅游人群自身的文化对景区自身的文化影响问题
旅游人群不同造成了不同的文化来源，在不同的旅游文化景区本身也存在着自己的本地文化，这就和旅游者的自身文化产生了不同，在此方面上可能就会想成对旅游文化风景区的不同理解，旅游区游客的一部分认同，与一部分不认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不认同的游客会给景区带来负面的作用，这就给当代的旅游文化带来了不利影响，导致旅游文化的受到排斥，表现在其自身的设计与变革，、适应不同的人群的需求，那么这个转变本身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例如景区自身的本族文化的衰退与丧失等，研究人员看到了这种影响，努力找寻旅游文化的发展方向。解决这种矛盾成为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
（五）当代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论问题
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论也是当代旅游文化研究的一大热点，是内部研究为主体还是外部研究为主体的问题产生了不同的见解，与其说这是一场对主体性问题的讨论不如说是对旅游文化的自身与内容的地位问题存在分歧，也就是说现在在旅游文化的领域内对理论研究存在明显的不足，对旅游文化的整体认识还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而且在旅游文化的讨论中更是有对其旅游文化的界定问题产生了分歧，旅游文化本身的就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专家的讨论对旅游文化研究基本理论的建设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六）当代旅游文化发展建设问题
旅游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的文化在其建设上与有形的文化存在很大的区别，面对这种文化的建设问题许多专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例如对旅游文化宣传的这一方面上的问题，因为旅游存在多种那么这种宣传也是多种的，这就个文化的宣传带来了很大的挑战，而且对旅游文化的建设者的素质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存在区别，很难鉴定这种素质程度，需要合理且有效的规则来提升对建设者的要求这才能有效的建设旅游文化促进其自身的发展，在旅游文化的应用问题上也是一大难点，对此研究的程度也较高，许多专家为此进行讨论怎样应用，应用到的地区和范围都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二、中国旅游文化未来发展趋势
（一）向文化方面转变中国旅游业
在近年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中国悠久深厚的文化资源。2002年，海外游客对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调查中，五种游客最感兴趣的旅游资源，文化类型就占了四种，其中对华侨的调查，文物古迹名列第一位。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与人们的素质不断提高，因为文化做为精神方面是对精神上的提高，当代社会下人们已经有以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在自然与文化之间，人们为了提高自己的精神素养与对文化与知识的理解，都对文物古迹表现出浓浓的兴趣，在黄金周期间，故宫的旅游人数更是创下了史上之最。这种回归文化的势头还会继续增加，人群更是有了一个质的转变，华侨对中国大陆的认同感来源于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所以在当前情况下，文化的作用不断突出。这也体现出人们的态度的转变过程。文物古迹作为文化的依托在文化的传承中有其独特的作用。所以这种旅游文化的未来发展趋势之一就是向这种文化的转变。长城也是文物古迹中的代表，也代表了国家的优秀文化，游客的认可也显示向文化转向的发展。
（二）生态保护与旅游文化的相互作用加强
中国具有发展生态旅游的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中国的生态旅游业开发历史较短。中国的生态旅游是主要依托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发展起来的。中国第一个部级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建立，将旅游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起来。此后，森林公园建设以及森林生态旅游保护的发展突飞猛进。这在旅游的发展过程中有了一个明显的态度的转变。我国面积广阔，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旅游的开发要与当代的生态保护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对旅游开发的首要条件，我们需要经济发展，但是我们不能没有环境，而这种生态保护也是促进旅游发展的重要支柱。只有当地的生态保护做的到位，旅游景区的质量的不断增强，才能招揽大量的游客。例如对我国地区的开发与利用，对藏羚羊的保护尤为重要，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是难得的自然资源，作为国家的资源，保护要第一位，为此随着旅游的开发，生态保护也会得到加强，而游客的增多也为当地的风景区带来大量的资金来做生态环境保护，这种双向的互动，是当代旅游文化发展的一大趋势。
（三）旅游文化内涵
价值提升旅游产品开发从“外向型”向“内涵型”转变实现旅游产业利益最大化和不断发展，关键在于开发利用各种文化资源，满足人们对旅游产品和服务中的文化需求，在深度挖掘旅游文化内涵的过程中，建立产业良性的内部运行机制和外部发展关系，从而提升产业素质，获得可持续发展。旅游文化内涵价值的不断提升是人们对旅游的文化的认同的表现，由于人群不同所以人们对文化的要求，旅游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提高自己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自身所体现的内容是旅游文化发展的一大动力。人们的文化需求要在文化的场景中发展与利用，外在型与内涵型是旅游产品的在发展中形成的各自的文化形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已经不能满足对文化产品的外向型的需求，这就为旅游文化向内涵型发展提供了动力。这种文化内涵价值的提升也促进了旅游文化自身的变革与发展，是从广众的旅游到文化旅游内向型的转变的深刻体现。而且研究发现这种转变的趋势将会大大提高旅游文化的整体发展，这种旅游文化内涵价值的提升是一大当代旅游文化发展的趋势。
在当今的市场环境下，营销渠道管理在企业营销管理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它越来越被看成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一个战略要素。于是，有了“渠道为王”、“得渠道者得天下”的说法。
西方学者对营销渠道的理论研究较早，主要集中在渠道结构和渠道行为两个领域,而渠道冲突是行为领域的一重要研究对象，因为任何渠道有合作也有冲突。透过国外渠道冲突及其管理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其主要界定在相对成熟的市场体系内,或者植根于超级组织体内部来进行（Michman和Sibley，1980）。即意味着对渠道系统进行研究时，只重点研究组织和成员自身的行为，包括竞争、冲突、合作以及关系等，而忽视了宏观环境（如经济、文件、政治、法律、社会价值观等）。有的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但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更缺乏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这也直接导致了许多以典型西方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为基础的营销渠道理论在地理和文化上的局限性。事实上，营销渠道不可能存在于真空中，它们必须在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中运作，而这些外部环境又时时影响着营销渠道管理。这些环境因素很多，其中一重要因素就是社会文化环境。西方学者对于我国市场的具体环境研究不多，这需要我国的研究人员自己来认真研究各环境因素。
1渠道冲突的内部因素研究
渠道成员之间要进行合作，矛盾或冲突就难以避免，SternL.W.和EL-AnsaryA.就说过渠道合作与渠道冲突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谁也离不开谁。企业要做好自己的渠道就必须认真研究渠道冲突。国外对渠道冲突的定义有很多，比较权威的是LouisW.Stern和AdelI.EI-Ansary（1996）提出的定义，他们认为渠道冲突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即某个渠道成员发现其它某个或某些渠道成员正在阻止或妨碍自己完成目标。
导致渠道冲突的原因有很多，如传播误解，渠道成员不同的目标和有分歧的专门化功能，以及联合决策过程的失误；不同的经济目标，渠道成员不同的意识形态；不恰当的渠道结构；不同的感知、领导风格、销售付款条件和目标等。许伟波总结了企业渠道冲突的根源主要来自于客观成因、直接成因、环境成因和现实成因4个方面（见表1）。
2渠道冲突的环境因素研究
导致渠道冲突的原因很多，除了以上介绍的大量有关内部因素的研究以外还有一些是研究其外部因素的，也就是环境因素。任何渠道都存在于某一特定的环境之中，这些环境是存在差异和不断变化的，所以，营销渠道的环境研究至关重要。从广义上讲，环境由营销渠道存在的所有外部非控因素组成。Rosenbloom将众多的外部非控因素大致分为经济环境、竞争环境、社会文化环境、技术环境和法律环境五类。他认为环境对所有渠道参与者和目标市场都产生影响，有渠道成员参与者（生产者和制造者、中间商、目标市场），也有非渠道成员参与者（服务机构），并建立了关系模型。他指出渠道经理在分析环境因素的影响时，必须考虑所有的渠道参与者。Michman和Sibley(1980)曾经提出关于渠道成员行为的整合概念模型，他们认为环境因素也可能导致渠道冲突。
西方渠道研究者们针对环境的不同要素做过相应的研究。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相关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大，国内学者们也逐步对此展开了研究。国内企业的渠道环境的确十分复杂，连国际上著名的美国Boston咨询公司从跨国公司的角度说：中国的分销通道令人头痛。正是我国营销渠道环境的复杂性为企业的渠道冲突提供了沃土。
环境的范畴很广，而每一大类又包含很多具体的因素。通过分析、整理国内外的一些研究资料现将环境因素及其内涵归类如下（见表2）。
3文化环境对渠道的影响研究
由上可见，导致渠道冲突既有内部的因素，又有外部环境的因素，而文化环境也是外部环境中的重要一项。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例如：Hall（1959，1976）；HallandHall（1990）；Hofstede（1980，1991）；TrompenaarsandHampden-Turner（1998）。其中，德国著名学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认为，所谓文化就是一个群体（如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共同拥有的、不同于另一个群体的思维方式。一般而言，同一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倾向于相同的价值观、相同的思维方式和相同的行为方式，而不同文化中的个体或群体在价值观、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方面则有较大的区别；同一文化中的人们容易沟通，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则较难沟通。一些渠道分析师如JaneenOlsen和KentL.Granzin等认为社会文化环境是影响渠道结构的主要因素。
过去几十年来，全世界许多国家有很多研究人员都赞成这一观点，也因此针对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影响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是源于进行跨国营销时面临的一些渠道问题。Buzzell就注意到不同的消费者购买习惯对国际营销者选择的和目标消费者想要的渠道结构的类型产生影响。有很多文章是从整体上分析不同国家的文化体系对渠道产生的影响，而不是具体的某个文化特征。如Wadinambiaratchi研究了日本、土耳其、委内瑞拉、埃及、印度和热带非洲这六个地方的消费品销售渠道，发现其渠道结构有很大的不同，他认为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在于它们有不同的社会、心理、文化和人文背景。Hall、Knapp和Winsten在大不列颠和北美，Guirdham在西欧，Galbraith和Holton在波多黎各，Baker在热带非洲，诸如此类对分销渠道的研究结果都说明了以上结论。
而在具体的文化特征方面，Dubois指出价值和社会组织是影响渠道的关键因素。有些研究人员针对文化相关因素对渠道内部关系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早期的Rosson和Ford（1982），他们选择了二十组加拿大生产厂商和他们在英国的分销商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他们的关系如何受制于地理、社会和文化差距因素。然而，文化差距并没有特别地纳入研究，因为这些研究对象所处环境的文化距离是相同的。但他们也指出文化差距这一障碍可通过频繁地沟通和相互作用加以克服。再后来，Johnson，Sakano和Onzo（1990）对70个美国出口商和他们在日本的分销商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推断出一种非抑制状态会减少这种美日渠道间的冲突，并用社会心理的因素来解释这种现象，也就是日本文化所特有的标准和价值。此外，KaleandMcIntyre（1991）提出了一个文化特征对渠道的影响评价模型，并期望其他的研究跨文化渠道关系的人员来采用它。他们借用了德国著名学者霍夫斯蒂德(Hofstede，1980)的文化理论中概括出的文化的四个维度，即个体主义、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躲避和夫权主义，将其应用于国际渠道研究中，提出了跨文化渠道行为理论。他们认为在国际营销渠道中，渠道成员在文化上的差异将影响渠道关系的建立、渠道关系建立后渠道成员之间的互动，以及渠道效率的评价。他们觉得在评价文化对渠道行为的影响时应选择一些基本的特征变量，然而，这是一项相当复杂、烦琐和高投入的工作，需要更多人的合作研究。Jean-EmileDenis总结了文化对分销决策的影响，他从习惯、价值观、社会组织、标准和个性特征五个维度对渠道的结构、成员关系和内部行为等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BertRosenbloom结合美国的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从人口年龄、种族结构变化、教育趋势、家庭或住户结构和妇女地位的变化五个方面分析了对渠道可能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1SternL.W.，EL-AnsaryA.，MarketingChannels,NewJersey:Prentice-Hall,Inc.,1992
2BertRosenbloom,Marketingchannels(6thed.),Chicago:TheDrydenPress,1999
3Dubois,Bernard,“Cultureetmarketing,”RehercheetApplicationsenMarketing，1987
二、蒙古音乐与草原音乐的关系问题。
蒙古族集草原文化之大成，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应该说音乐文化也在其中。我们所说的“集大成”不仅体现在宏观视域，也包括实例佐证。就宏观而言，历史上曾经生活在中国北方草原的匈奴、乌桓、鲜卑、党项、契丹和奚等游牧民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各自的文化，这些文化用“辉煌灿烂”来表述很是准确。从文化生成的环境看，上文所涉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同源性。也就说，这些民族文化所生成、所依附的自然环境是一致的，其范围同在被称为“草原地貌脊梁”的阴山——大兴安岭山脉和南北两麓的广阔草原。在此，我们将其概括为所处的自然环境一致、社会环境一致、生产方式一致。正因为如此，以上民族在文化（包括音乐文化）上表现出了较多的一致性或相似性。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蒙古族代之而起，成了这块广袤土地的统治者。就生产方式等而言，蒙古族与此前的民族存在着明显的继承性。正是这种继承性导致学界从“同源角度”看蒙古族和其之前民族在音乐方面的联系，并且得出了“蒙古族的乐器潮尔、四湖等都是从奚琴演变派生而来的”之结论。就实例佐证而言，同样不乏例证。据有关文献记载，成吉思汗“从西夏征用旧乐”，窝阔台“在燕京征用金朝太常寺遗留的雅乐”。进入忽必烈时期，活跃在宫廷中乐师、乐士、舞者数以百计，有的来自草原，有的来自内地。不难看出，蒙古族音乐与曾经存在于草原上的各个北方游牧民族的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二者互为依存。离开了对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对蒙古族音乐，特别是蒙古族早期音乐的研究就不可能深入；而将草原音乐文化的研究不适当地放大，就会偏离研究的主体，进而失之偏颇。
三、有关早期蒙古音乐的系统研究问题。
对早期蒙古族音乐的系统研究到涉及到音乐本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因研究力量较为薄弱，研究方法较为滞后，研究所需的基础材料较为缺乏等原因，目前对此问题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其成果缺乏系统性和学理性。正因如此，草原岩画的恰当“介入”，会从另一个侧面推动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相关问题的解决。所谓系统研究离不开音乐形态、基本特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解决，此前的研究者已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有学者将早期蒙古族音乐的基本特征概括为“曲调简短，节奏急促”“粗犷有力，稚拙古朴”；另有学者将蒙古族早期的音乐，也就是“狩猎经济时代”的音乐置于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加以关照，并提出“歌、舞、乐融于一体，唱歌跳舞、游戏娱乐”“边唱边舞”的观点，在业界具有很大的影响。以上论述对于早期蒙古族的音乐文化研究之所以有导向意义，其根本原因在于透过现象而关注了问题的本质，进而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路径。通过对具体的岩画作品进行分析、解读，不难发现，在如此众多的画面中，粗犷有力、稚拙古朴的作品不在少数，而将歌、舞、乐融于一体，在同一时空内唱歌跳舞者也可谓比比皆是，如果将其视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找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并非没有可能。
在当今的中国和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全球化问题是相当时髦的，因为这一话题不仅吸引了经济学界和金融学界的学者，甚至对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学者也有着相当的诱惑力。就电影学界而言，在最近的二十年里，一大批优秀的中国电影先后获得了各种国际电影节大奖，从而使得中国电影的“全球化”大大地先于中国文学的“全球化”。确实，随着中国的日益走向世界，中国电影的世界性和全球性进程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因为理解电影文本较之理解文学文本要容易得多。虽然我已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论述过全球化及其对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影响，但本文仍将首先再次追溯一下全球化的起源，然后由此出发将中国电影文化置于一个广阔的全球化语境下，并对新世纪的中国电影的现状以及电影研究所受到的挑战提出一些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
当代电影和文化工业的“全球化”
在这一部分，首先我将重申我在其他场合对全球化的不同形式作过的评述。(1)在我看来，在这样一个被描述为“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经济、文化和信息资本的迅速流动，传统的时空观念也大大地改变了。在这一硕大的“地球村”里，人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已经变得越来越便利。对于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左派知识分子已经作了仔细的研究并写下了不少批评文字。确实，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的职能将在某种程度上为一种隐形“帝国”的全球治理(globalgovernance)所取代。这个帝国就是全球化：“虽然它掌握着巨大的压迫和破坏的权力，但这一事实也不应当促使我们去缅怀过去的那些老的主宰形式。通向帝国的道路以及全球化的过程提供了各种解放力量的新的可能性。当然，全球化并不只是一样东西，被我们认可为全球化的多重过程并不是一个统一体或一种声音。我们将论证道，我们的政治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抵制这些过程，而是要对它们进行重新组合并将其引向新的终端。支撑帝国的有着创造力的芸芸众生同样也有能力自发地建构起一个反帝国的力量，以及另一种全球流动和交往的政治组织。”(2)也就是说，我们在提出应对其挑战的策略之前，应该首先承认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毫无疑问，在全球化的时代，所有人为的中心结构均被资本的流动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所消解。一种新的身份认同危机随着（处于帝国之中心的）西方理论的向（处于边缘地带的）东方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运动而出现在民族文化的机制中。较之文化的其他形式，电影是仅次于电视的另一种最容易受到全球化浪潮波及的艺术形式。既然电影产业最容易得益同时也最先受到全球化的波及，因此，中国电影便不仅受到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受制于多种国内的因素，如电视和网络的崛起和挑战等。面临这一境况，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面对这一具有威慑力的挑战我们应该采取何种对策？难道我们将坐等幽灵般的全球化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吞噬吗？或者说我们在新的世纪将仍然像以往那样固执地抵制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的冲击吗？这些均是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确实如同幽灵一般威胁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机制，特别是电影更加如此，但情况并非如此简单。诚然，面对上述所有这些不利的条件，我们首先应该承认，全球化向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普遍主义特殊化”与“特殊主义普遍化”的双向渗透过程。(3)也即全球化的影响具体体现在两个极致：它的影响从西方运动到东方，同时也从东方向西方反向运动。或者说，诚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Jameson)所指出的，“我们在这一具体例子中注意到了认同和差异的对立的抽象性被赋予了一种整体与多元之对立的具体内容。”(4)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教导我们，不要把自己局限于事物的任何单一的方面，因为全球化的过程始终是与另一种力量并行不悖的：本土化。在世界文化的进程中，时而全球化显得强大有力，时而本土化又从另一方面制约了它的权力。因此，全球化若不落实到某个特定的本土情境是无法实现的。也就是说，用以解决这种悖论的也许是一种妥协和变形了的“全球本土化”策略。只有这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才能始终处于发展之中。
既然全球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那么我首先将其视为一个远远早于20世纪的漫长过程。在这方面，重读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百五十多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的一段论述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认识全球化过程的起源及发展。按照马恩的论述，美洲的发现无疑开启了资本主义向全世界扩展的过程，而伴随这一过程而来的则是旅行中的资本(travellingcapital)，发展到20世纪后半叶便进入了其高潮。这不仅为物质生产所证明，同时也为文化生产所印证：“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5)按照我的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文学”绝不是指一种单一的具有趋同性的文学，而是一种代表着多重取向的各民族先进文学发展的方向，也即歌德当年理想中的一种跨越国界和民族疆界的文学。与经济领域内的情况所不同的是，文化上的全球化绝不意味着只有一种形式的文化，而是一种既有其共通性同时又有着多元发展方向的文化上的全球性特征。它和歌德所追求的“世界文学”有着某种共通之处，但是马恩所谓之的“世界文学”之含义则更广，它甚至可用于电影生产和发展的文化全球化方向。
我们在读了马恩的上述这段话后便清楚地明白，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至少涉及了我们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下研究全球化的四个问题：(1)经济全球化的起源以及其从西方向东方的运动规律；(2)由资本的崛起以及由此而来的资本的积累和扩张所导致的国际劳动分工；(3)跨国资本化的出现，资金的流动以及跨国公司的应运而生；(4)由物质生产所激发的精神文化生产以及世界文学的诞生。尤其是第四个问题与我们的文学和文化生产及研究密切相关。因此，不管我们讨论经济全球化或文化全球化，我们都不得不看到这二者之间内在的关联以及从马克思主义的教义中产生出的一些灵感和理论资源。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不可能直接地讨论（经济上的）全球化与（文化）生产以及审美表现之间的关系，更不可能预示20世纪后半叶全球化进程的最新发展，但是他们实际上却已经触及到了这一事实，即精神文化生产的全球趋向也是由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导致的一个必然结果。既然电影工业更加受制于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以跨国公司为其重要标志的全球化，那么当我们讨论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电影时，我们首先应该想到全球化这一幽灵所可能导致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文化上的全球化可以同时带来文化趋同性和文化多样性，而且后者的特征更加明显。尽管我本人并不赞成那种“趋同”式的文化全球化，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当代文化中出现的越来越明显的趋同特征：强有力的（第一世界）文化越来越向处于弱势的（第三世界）文化渗透，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美国电影产业在中国市场的大举入侵和强有力渗透。显然，文化传播始终依循了这样的规则：强势文化在全世界的传播总是影响着弱势文化的发展。但有时也会出现逆向运动的现象，这一点尤其可以在这两个例子中见出：张艺谋执导的《英雄》同时在中国本土和海外的大获成功，以及中国旅加作家贝拉的小说《9.11生死婚礼》（现代出版社，2002年版）以102万美元的天价被好莱坞大导演卡梅隆买断电影改编权。(6)因此正如美国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谈到全球化与文化的内在联系时所中肯地指出的，“我认为，全球化是一个传播学的概念，它依次遮盖并传播了文化或经济的含义。我们感觉到，在当今世界存在着一些既浓缩同时又扩散的传播网络，这些网络一方面是各种传播技术的明显更新带来的成果，另一方面则是世界各国，或至少是它们的一些大城市，的日趋壮大的现代化程度的基础，其中也包括这些技术的移植。”(7)作为当今极少数在文学研究和包括电影在内的文化研究领域内著述甚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詹姆逊的上述文字实际上提醒我们，文化的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信息的传播造成的，因此，在本文的下两部分，我将分别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和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所处的现状作一反思，以便提出我们的文化知识对策。
改革时代中国电影的文化反思
在当今时代，那些高级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都被看成了消费品，甚至理论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可消费的文化产品：无节制的复制、模拟和戏仿、增殖甚至大宗制作等均取代了现代主义时代对文化艺术产品的精雕细琢，平面的人物描写取代了对人物深层心理的细致描写，碎片甚至精神分裂式的结构取代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深度结构，等等。这一切状况的出现都表明，文学艺术的现代主义精神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同时这些症状也引起了一切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文化学者和理论家们的密切关注，但是他们的担忧绝不应当是对之抱一种敌视的态度，而应当正视这些复杂的现象以便从理论和文化批判的角度对之进行分析阐释。通过这些分析和阐释也许可以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
虽然电影也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并且曾对精英文化和文学形成有力的挑战，但是它却无法摆脱有着更广大受众的电视业和最近崛起的网络文化的更为有力的挑战和威胁，因为后二者无疑有着更为广大的市场。在讨论中国当代电影的走向时，我们很容易想到曾经对电影批评家和文化研究者有着极大诱惑力的关于“本土化”(localization)和“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问题的争论。我这里首先对近二十年来中国电影所经历的繁荣时代作一文化反思，因为我认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理解当今全球化时代中国电影所遭遇到的挑战和不利境遇。
首先，令我们感到振奋的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即在近二十年里，中国电影已经大大地早于文学而率先与国际接轨：中国电影在著名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一个又一个大奖，在某种程度上圆了不少中国文化人和电影人试图“与世界接轨”的梦想。这一方面给那些导演和明星们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和截然相反的两种意见。毫无疑问，一种意见认为，这些电影节和电影奖是由西方电影界所操纵的，带有强烈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色彩，因此中国电影的获奖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中国文化和电影的“殖民化”进程。在这些学者看来，全球化就是“西方化”(Westernization)或“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或“殖民化”(colonization)的代名词。他们顽固地坚持某种本土主义的立场，排斥任何形式的外来影响，或更具体地说来，拒斥来自西方国家的影响，以便实现中国电影的“非殖民化”目标。一方面，他们指责张艺谋、陈凯歌等有着强烈先锋意识的导演们蓄意歪曲中国和中国人的形象，使其以一个“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以达到讨好西方人的目的。因此，在他们看来，毫不奇怪，这些电影并非凭借其自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高超的艺术手法而获得西方大奖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以对中国人的歪曲描写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们对东方的不健康的情趣。因此他们基于本土主义的立场试图发起反对中国电影和文化“殖民化”的斗争。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电影在国际电影节的获奖标志着其最终得到了国际同行和权威机构的认可，中国电影终于先于文学而走向世界了，这应该被视为一个良好的开端，它不仅促进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同时也有助于中国电影业在市场经济的不利环境下的发展和繁荣。我虽然比较倾向于后一种观点，但认为有必要从一些具体的电影文本的分析出发来从理论上消解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的二元对立。
从理论上来看，本土主义者旨在保护本民族固有的“本真性”(authenticity)，使其免受外来影响，这在已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国的当代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中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一直在实行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流。在这样一种大的氛围下，我们无法摆脱外来影响，因为就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性而言，不仅是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国际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包括电影和大众文化产品，也在不断地影响其他的民族和文化。因此本土主义便改头换面成为另一种新的形式：大肆攻击所谓的“文化殖民主义”，试图通过弘扬本民族文化的精神来对抗全球化时代的新殖民主义渗透和入侵。既然电影是从西方引进的一种集现代技术与艺术为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那么在中国的电影理论批评领域翻译介绍当代西方最新批评理论思潮也往往早于文学领域对西方理论思潮的引进。(8)年轻的电影导演或批评家对西方学术理论界正在进行的研究之兴趣往往大于对中国批评理论界所讨论的问题。尽管在中国的文化学术界始终有着关于中国电影获得国际电影节大奖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的争论，但我仍认为从一种后殖民的理论视角对这种独特的现象作一分析是十分必要的。
诚然，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向世界再次打开国门实行经济改革时，各种西方批评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自然蜂拥而至，首先对作家艺术家的创作产生了强烈的影响。(9)这种影响虽曾经历过与艺术家的互动，并打上了后者对之的有意识误读甚至创造性建构的色彩，但最终还是形成了与西方原体有着种种差异的不同变体。在此我仅举出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电影导演是如何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将自己从西方理论中获取的灵感糅合进自己的电影文本的。
首先是80年代后期名噪一时的《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得金熊奖一例就有着种种电影之外的因素。在我看来，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西方的理论批评风尚不无关系。这部根据莫言同名小说改变的电影在创作和生产之时正值“尼采热”在中国文化界再度兴起之日。电影中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一种尼采式的“酒神精神”(Dionysianspirit)和巴赫金式的“狂欢化”(carnivalization)场面，一切宁静和和谐的秩序都被破坏了。这显然在渗透了某种“日神精神”(Apolonianspirit)的中国文化土壤里是缺乏的。确实，对尼采的重新发现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因为在西方，经历了后工业文明的洗礼，人们所渴望看到的是一种消除人为痕迹的自然的素朴感，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电影中那一大片带有象征意义的高粱地里。另一部获奖影片《菊豆》是根据刘恒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改编的，小说原来的目的是再现一种带有传统的弗洛伊德式“男性中心”社会之特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中国变体，而到了影片《菊豆》中，这种俄狄浦斯情结的变体则掺进了某种拉康式的女权主义新精神分析学成分。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演的无意识心理的作用，他很有可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当时西方批评风尚嬗变的影响而突出女主人公的地位。对“男性中心”意识的反叛和对现存世界的消解导致了另一个“他者”的诞生：以菊豆为中心人物的一个“女性中心”世界。而杨天白的先后杀死自己的两个父亲则更是突出了菊豆的中心位置，这一点正好与后现代主义的反等级制度之尝试和拉康的新精神分析学以及被压抑的边缘话语所采取的“非边缘化”策略相吻合。因此这部电影在西方观众和学者中颇受欢迎并被频繁讨论就不足为奇了。根据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刻意渲染了一种对西方观众来说十分陌生而又神秘的仪式：灯笼的摘挂意味着男主人公将进入某个“太太”的闺房，颇有一番性和政治的
应当承认，张艺谋和陈凯歌等导演未必曾意识到西方批评风尚的嬗变，更谈不上有意识地以（中国的）第三世界经验来实践（西方的）第一世界理论了。因此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这些艺术家有意识地误读西方理论并将其应用于歪曲中国的现实倒是从另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理论修养，因为我认为，他们对西方理论的理解和误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作为东方艺术家所特有的艺术直觉，这一直觉使他们敏锐地感觉到艺术风尚和批评标准的嬗变，为了获得国际大奖必须拿出自己的独特产品，使得（以西方占主导的）电影节评委觉得他们的作品既不流于重复，又带有西方人无法获取到的一些东方民族特有的东西，也即霍米·巴巴所谓之的“介于二者之间”(inbetween)，因为只有这种产生于二者之间并能够互动的东西才具有独创性：它既是地地道道的产生于中国本土的东西，同时又能在经过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包装之后同时与这二者进行对话。这不仅是张、陈等中国艺术家能获得成功的奥秘，更是西方的不少有着第三世界背景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后殖民理论家获得成功的必经之路。不看到这一隐于表面现象之背后的复杂因素而一味指责这些导演，就不可能对他们的成功作出公允的评价。无论如何，虽然这些充满异国情调的场景从后殖民理论的角度来看包含有明显的东方主义色彩，但这些中国电影获得国际大奖至少使中国文化和艺术更为世人所知。本土主义的因素无法摆脱与全球主义的融合甚至混杂而产生出某种“不东不西”的第三者。我们谁都无法否认，在全球化的时代，所谓文化的“本真性”是不存在的，甚至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等西方的理论思潮经过不同的学派的阐释也变得“本土化”了。因此，鉴于全球化时代的民族-国家之疆界变得日益模糊，用“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或“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这样的术语来解释这一现象也许是比较合适的。民族的身份认同也是如此，在当今时代，原有的一种（固定的）身份已经裂变为（可以建构的）多重身份和多种文化认同。因此“身份研究已经越过了许多学科之界限，涉及种族、阶级以及女权主义、同性恋研究中的多重交织这些问题，以及种族和区域研究中的后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种族性互动这类问题。这种相互交织的现象为新的理论和不同身份的话语的接合和讨论提供了激烈论争的场所。”(11)虽然这些中国电影依循的是好莱坞的创作和生产模式，但它们所描写的情节和展现这些故事的方式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的东西。也就是说，全球化若不定位于特定的文化语境是无法实现的。如果我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张艺谋和陈凯歌等有意地讨好西方观众而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的话，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他们的众多追随者不像他们那样在国际影坛倍受青睐呢？这个问题确实难以回答，但在我看来，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全球化的来临，国际社会和中国的交流变得越来越方便了，中国本身也越来越开放了，因此中国电影导演们的创新意识也越来越紧迫了，再重复那些老的东西已不仅不再能吸引域外观众，甚至还会失去更多的本土观众。这就是为什么近几年来中国电影颇不景气以及大批观众流失的部分原因所在。面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他们将采取何种对策呢？在提出我自己的策略之前，我将简略地描述一下中国当代电影的现状。
21世纪中国电影的“全球化”战略
显然，正如我所简略描述的那样，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及全球化时代各种后现论的波及下始终在曲折地发展。虽然第五代导演们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他们的既定导演和生产模式已最终被“经典化”了，成为新一代导演们所要批判和超越的对象。因此如何发展这些技法并超越这些前辈便成为中国新一代电影导演们无法回避的一个严峻问题。
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电视业和其他媒体的冲击而导致的电影业的萧条，中国电影产业逐步进入了自己的低谷：大批观众的流失和影院功能的转变。进入新世纪以来，面对除了好莱坞以外的日本和韩国电影的渗透，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电影批评家和研究者曾经对第六代导演的崛起抱有过很大的希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们除了炒作出一些别出心裁的电影运动外，并没有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形形的运动包括“中国独立电影”、“独立制片运动”、“新纪录片运动”、“新影像运动”、“状态电影”、“大陆地下电影”，等等。单从这些新名词来看，这批导演的创新意识确实较之他们的前辈来有过之而不及，而且这批青年艺术家中确实也不乏才华横溢者，但是他们却面临着下列困难：首先，他们必须经历国内电影检查制度的审查和删节，而要通过这一关往往是很困难的，因为他们的作品中的“另类”描写不仅官方难以接受，就是普通的电影观众也一时难以欣赏。其次，由于制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他们走的又是另一条路：既非主旋律又非跨国资本，因此他们必须花上大量的时间忙于筹措资金以便满足拍摄电影的最低消费之需要。再者，既然他们的前辈---第五代导演---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那么他们就不能再重复前辈导演所走过的路，而必须随时想出新的技巧和招数，以吸引国际电影节的那些大导演和评委们的注意力。这些综合因素导致了他们为什么至今仍难以在国际影坛崭露头角，更谈不上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夺得一个又一个国际性大奖了。但幸运的是，他们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生产出了这样一些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另类”影片：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王小帅执导的《冬春的日子》、胡雪杨执导的《留守女士》、娄烨执导的《周末情人》以及吴文光执导的《流浪北京—最后的梦想者》等。(12)毫无疑问，在政治体制管理和经济制约的双重压力下，这些年轻的先锋派导演不得不选择与第五代导演们不同的欣赏趣味和运作方法，以达到超越前辈的目的。正如当代文学界的新写实小说作为对先锋派的激进写作实验的反拨而崛起于80年代后期的文坛，第六代导演们拍摄的这些电影同样更为关注当下的社会现实，尤其是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和“另类”青年所处的状况和境遇。他们也和文学上的同道---新写实小说家---一样，试图以平实的手法展现这些小人物的真实境况，以唤起人们对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同情。虽然也和他们的前辈一样，这些导演们仍集中描写那些边缘人的生活，但与前辈们不同的则是，他们所描写的并不是远离当下的逸闻轶事，而是就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真实的人和事。这倒给我们的文化研究这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电影文本，同时，这一现象也与西方学界对全球化所导致的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研究课题不谋而合，因此把他们的创作归入一种“后人文主义”的实践也许是比较恰当的。
如果我们在第五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诸多后殖民因素的话，那么我们同样也可以在第六代导演的电影文本中发现更多可供文化研究学者进行分析批判的因素，例如张元执导的《北京杂种》展现了摇滚艺术家的生活，颇有后现代主义游戏人生的意味，另一部《东宫西宫》则探讨的是文化研究所关注的女性同性恋主题。这些“另类”电影文本都为当代文化研究学者提供了难得的分析阐释范本。尽管这些影片在大陆的影院是看不到的，但人们总可以通过各种“地下”途径购得影碟或光盘在“家庭影院”里观赏，此外它们在海外仍有着一定的市场，有些还获得了一些国际电影节的大奖，但却再也无法达到第五代所曾达到过的空前的辉煌境地。总之，在全球化大潮的波及下，这些电影导演们越来越认识到，既然他们的电影不能在国内市场上卖座，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走国际化或全球化的道路。如果我们肯定第五代导演的作品更为接近过去的普通人的生活，那么第六代导演们执导的影片便更为接近当下普通人的生活，并且分担那些非主流的边缘人们所关心的东西。因此，正如霍米·巴巴在谈到全球化之力量时所断言的，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物或与之平行的运动，少数人化(minoritization)也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其目的在于最终消解中心的权力。(13)
笔者意图从三个层面爬梳意识形态话语的传统，即三个主要理论学派中的代表性人物关于意识形态概念或结构等的研究，由此寻绎出大众文化研究与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逻辑关联。首先，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流变，大多数研究成果已成为学界共识，正如季广茂所说:“意识形态是我们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国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研究尤其具有集中性。事实上，概念色彩的不同区分和使用语境中的依据来源，也成为经典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概念产生歧解的重要缘由。自1797年法国学者安东尼•德斯图•特拉西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明确的术语出现。特拉西在1801-1815年写作的《意识形态原理》中提出一种观念学，并认为它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摆脱宗教或形而上学的偏见，对思想的起源进行理性的研究，这可能是建立一个正义和幸福社会的基础”；“自然的和社会的是重合的。而这种重合可由思想起源的例行分析，由意识形态解释出来”；“因而，在它的最初意义上，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是积极的，进步的”。此种具有科学意味且概念色彩表现为积极的含义一直被使用，直到19世纪末结束。拿破仑关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成为当下意识形态讨论的主流话语：“就是这些空论家的学说———这种模糊不清的形而上学，以一种不自然的方式，试图寻出根本原因，据此制定各民族的法律而不是让法律去顺应‘一种有关人类心灵及历史教训的知识’———给我们美丽的法兰西带来的不幸的灾难。”
简言之，通过拿破仑的解释，意识形态成为一个被泛化的词汇。19世纪初期开始，意识形态被视为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在德国，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的释界延续了该词的贬义色彩，并且迅速普及开来。“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说出的情景就像‘暗箱’中一样上下颠倒，那么这种现象也是出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正如物像在视网膜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物理过程中产生一样。”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虚假意识。其次，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从二元对立到逐渐统一。意识形态概念的发展脉络基本沿着两种途径推移：一种是从特拉西开始的积极的解释。经过迪尔凯姆到结构主义、经验主义的丰富、发展，意识形态主要被解释为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认识的社会科学方法。另一种解释主要从拿破仑开始，经马克思、恩格斯到曼海姆、哈贝马斯。他们注重讨论认识的真假问题，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幻想，某种程度上对意识形态概念有所误读。意识形态作为一个概念的存在与嬗变，经历了从积极倡导到消极误读的过程。最后，在意识形态产生与存在结构上的思考与辨析。“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是贬义的，其贬义主要包括两种：首先，意识形态与唯心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唯心主义作为一种哲学观是和唯物主义相对立的：任何正确的世界观在某种意义上都必定是一种唯物主义观点；第二，意识形态与社会中的资源和权力的不公平分配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的和经济的安排受到怀疑，那么作为其一部分的意识形态也会如此。”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流话语辨析
首先，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存在语境作了阐述。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商品拜物教的出现、人的异化都是意识形态造成的结果。马克思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了物质生活关系才是其批判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立论基础，他同时也指出不是所有经济和社会发展都会产生出相应的意识形态，只有少部分符合统治阶级意识的物质基础才会产生意识形态。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运作机制的分析，抽象出意识形态的结构。然而他只是停留在批判的维度和立场，未能具体指明意识形态的一整套运作方式与构架。其次，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阐释具有消极色彩，但是所谓“虚假意识”并非出自其言论。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本身存在矛盾与吊诡处，很多文献中关于意识形态的表述也往往是相互对立的悖论。但是，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是虚假意识的这一说法未见明确出处。事实上，最早使用此种说法的是恩格斯，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是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可见，这种误读的理论逻辑首先在于马克思本人充满矛盾的意识形态论述，然后是虚假意识的绝对消极性。最后，马克思对于意识形态的释读因为受时代背景限制，因而必然会存在局限和误差。马克思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消极性，指出了物质生产中人的异化与“商品拜物教”现象，但是马克思未系统地建构出一个关于意识形态的理论体系。正因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拓展了马克思未曾触及的领域———大众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是当代人文学术中意识形态分析的起点。”
二、剥离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关联性
消费社会的到来使主体成为被符号征象遮蔽的存在，主体不再以鲜明的对抗或态度来挣脱客观世界的宰制和压抑。原因在于，统治阶级的力量不再以政治压迫表现出来，而是通过环绕大众的消费与娱乐文化对大众进行更内在也更为隐蔽的宰制。
（一）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合理关联
全球化之后，传统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力逐步减弱，而新型的社会意识形态影响日益扩大。如女权主义、科技主义、生态主义等不像传统的国家意识形态那样关注社会的各个方面，而只是选取一个角度或者一个特殊领域关注社会变化。新型社会意识形态的崛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扩大了意识形态的影响。马尔库塞1963年发表了题为《弗洛伊德的人的概念的过时性》的演讲，“每一座房子上的天线，每一个海滨上的收音机，每一个酒吧与饭馆里的自动电唱机，如同种种绝望的嚎叫———他不会扔下它们不管，他无法与这些现代怪物分离开来，他不会谴责这些东西的无聊或憎而恨之，也不会抱怨它们搅了自己的美梦。这些嚎叫吞没了其他人，甚至吞没了那些虽遭谴责但依然渴望实现其自我的人。在庞大的被捕获的听众中，绝大多数人陶醉在那些嚎叫声里”。不难见出，发达工业社会中的个人业已陷入“失根”状态。大众文化在马尔库塞看来就是“技术理性”对于大众的一种新型控制手段，易言之，主体在后工业时代俨然已成为“单向度的人”。
（二）意识形态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渗透
“大众文化”一词有两种常见的译法：massculture或者popularculture。这两种译法已经很能表现出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在雷蒙•威廉斯看来，“Mass的词义复杂难解在20世纪尤其明显：一个过去与现在皆指涉‘稳固的集合体’的词（包含正面与负面的意涵），现在同时也指涉‘一大群的事物与人’。这种意指‘一大群、大量’的用法，大体而言已经变得非常普遍通用。”如此，mass主要指数量的表现、品味的通俗化。大众文化理应是针对多数社会群体的一种以媒介手段为导向的文化模式。而popular则是通俗的、流行的。它更侧重社会文化发展的及时性、内容的大众化与文化模式的时尚消费性。所以，不应该紧抓两者之间的区别不放，而更应在不同的语境中适时地引入这两个概念。“文化的这种媒介化过程是普遍的、不可逆的。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部分地构成了这些社会，并且部分地界定它们为现代的。而且这种进程在我们身边继续发生，并改变着我们今天的生活。”在大众媒介影响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生活和社会不再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分离的独立体，而是一个消费与文化相互交融、共存互生的多样整体。正如马尔库塞所说：“在非压抑性生存的环境中，工作时间（即苦役）被降低到了最低限度，而自由时间也摆脱了统治利益强加于它的所有闲暇活动和被动状态。”
广告、电视、电影、流行歌曲等大众文化产品，对于消费主体而言，不仅是外表光鲜、内容轻松的消遣方式，而更成为一种具有主导色彩、潜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新“糖衣炮弹”。在商业电影的消费行为中，类型片成为最具体的意识形态操纵物。诸如爱情片、战争片、社会历史片等，每一段虚拟的光影故事背后都隐匿着某种易变了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意识形态于是在黑暗的角落窥视主体的分崩离析，观看大众的愉快接受、狂热追捧。电影在“窥视”这一手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在希区柯克的电影中，每一个窥视镜头都可以解读为一个十分显豁的意识形态植入。观影者自以为控制了电影中被展示的角色行为和思想，预设了各种可能展示的具体生活，但是主导和控制观影者观看行为的仍是银幕背后的意识形态的“黑暗之眼”。希区柯克最有代表性的电影《后窗》正是以一扇窗作为媒介来展现不同的观影可能。意识形态概念在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那里亦有深入阐发。在阿尔都塞看来，意识形态通过询唤主体而植入现实，再通过现实本身诱导主体接受被改造的命运。电影并非我们主动选择的娱乐方式，而是一种被集体无意识遮蔽了的意识形态植入手段。
（三）意识形态借用文化研究的外衣
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意识形态植入是教条式、显性的。经过大时代背景的淘洗，意识形态借用文化这一抽象的外延宽泛的对象来巩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以华美的外表、易于接受的形式等手段，使每一个接受者愉悦地主动成为意识形态的改造对象。至此，大众真正成为“大众”，失去话语权，被迫模糊了存在的状态，只能停留在现实中经历一轮又一轮意识形态的改造。正如阿尔都塞将意识形态与人类社会的生存相联系后指出的：“种种事实表明，没有这些特殊的社会形态，没有意识形态的种种表象体系，人类社会就不能生存下去。人类社会把意识形态作为自己呼吸的空气和历史生活的必要成分而分泌出来。”于是，颠覆传统意识形态的新媒介开始通过大众文化进行隐蔽的意识形态植入。技术理性成为虚假意识附着的新外衣，生活方式和社会运作的重新设计也成为“理所应当”的现实需要。“品味”或“趣味”成为大众消费的竞斗场。大众在这样“狂轰滥炸”的生活中“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个被改造的对象。语言不再与主体相关，而是呈现出控制化的新面貌。语言锲入现实生活的诸方面，控制每一个可能控制的对象。
三、意识形态超越与大众文化研究的未来走向
（一）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研究反思
随着时代更变，意识形态终结的说法开始出现。1957年，雷蒙•阿隆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问题；1960年，丹尼尔•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指出意识形态已经失去意义；巨变后，佛朗西斯•福山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1993年，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试图用文明的冲突代替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话语自身面临更加严酷的现实挑战。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建基于所谓的“批判理论”，其对大众文化的理解和批判有赖于其时的社会历史状况。试析之，首先，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阶级背景和受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等都已经决定他们所处的阶层是社会上流的精英阶层；他们对于大众文化的否定基于研究环境的“大转移”。从保守严谨的德国迁徙到自由多元的美国，研究所的研究课题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主观成分。这种研究的态度一直都存在于研究所的大多数成员身上。其次，法兰克福学派具有惶恐的“法西斯情结”。国家的分崩离析与自身的命运相勾连，法西斯的强大威慑力早已对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心理产生严重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呈现出多层次、多维度的关联性，正如霍克海默所指出的：“在今天，每个社会阶层的意识都有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和侵蚀，不管它在自身所处的环境里可能多么地专注于真理。”
（二）日常生活与大众文化研究中的意识形态性
在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通过雅与俗之间的转变来实现自身统治的需要。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是潜在的，难以察觉的。这种意识形态可能会附着于各种艰深的大众文化理论之上。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因其具体的存在环境复杂多样，于是划分、区别成为当务之急。洛文塔尔基于传记的大众文化研究，本雅明基于电影的大众文化论断都指向了一个新的两极：雅与俗。在文化层面，雅与俗是一个渊源有自的二元对立式。它存在于鉴赏主体、鉴赏对象，也存在于鉴赏方式中，藏匿于社会现实的诸多面相背后。大众可以是通俗文化的生产消费主体，也可以是高雅文化的欣赏者与品评者。在社会阶级层面，雅与俗的同义语应该是上层阶级与底层阶级。电影《朗读者》中的汉娜因为是文盲而始终处于被支配、被统治、被压抑、被改造的劣势群体中，而与她相反的是上层阶级的米高，因为掌握了文化控制权而始终处于主导大众的统治阶级群体中。底层希望以受教育的方式寻找一个上层阶级的“爱人”，但阶级之间的对立早就已经割裂所谓的爱情，取而代之的是两者之间的互相改造与隐形对抗。在心理层面上，雅俗之间的划分使主体的自我意识被不断削弱。雅与俗也应该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上的区分，并非单纯物质层面的表现，因为雅俗之间的分明界限让执守雅俗文化二元对立的创造和接受主体产生相异的心理反应。“在电影院中，观众个人的批判态度和欣赏态度已融为一体。这里，关键之处在于，没有什么地方比得上在电影院中那样，个人的反应从一开始就以他置身其中的群众化反应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