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结果
2．1抗精神病药使用频率抗精神病药使用频率为805例次，其中655(81．3%)例次使用SGAs，150例次(18．5%)使用FGAs;居前6位的是氯氮平(206例次，25．6%)、利培酮(133例次，16．5%)、奥氮平(112例次，13．9%)、奎硫平(92例次，11.4%)、阿立哌唑(72例次，9．1%)、氯丙嗪(55例次，6．8%);使用FGAs前5位为氯丙嗪、奋乃静、舒必利、五氟利多、氟哌啶醇。门诊和住院患者抗精神病药使用频率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2抗精神病药使用剂量门诊患者使用氯氮平、利培酮、奥氮平、奎硫平、阿立哌唑、氯丙嗪、奋乃静、帕利哌酮的剂量明显低于住院患者(P＜0．01);使用舒必利、齐拉西酮、氟哌啶醇剂量明显高于住院患者(P＜0．01)。见表1。
2．3抗精神病药使用方式293例(54．36%)患者接受单一抗精神病药治疗，使用频率最高的依次为氯氮平、利培酮、奥氮平、奎硫平、氯丙嗪、阿立哌唑、帕利哌酮、奋乃静、舒必利、齐拉西酮;84．2%(247例)患者使用SGAs，15．8%(46例)为FGAs。246例(45．64%)患者接受联合抗精神病药治疗，97．8%(241例)患者主要抗精神病药为SGAs，2．2%(5例)为FGAs;65．04%(160例次)患者次要抗精神病药为SGAs，34．94%(86例次)为FGAs，使用频率依次为氯氮平、利培酮、奎硫平、阿立哌唑、奥氮平、帕利哌酮、齐拉西酮。19例联合3种抗精神病药(7例SGAs，12例FGAs)，1例联合4种抗精神病药。见表2。
2．4合并用药情况42例(7．79%)合并使用了抗抑郁药(门诊11例，住院31例);109例(20．2%)合用苯二氮艹卓或非苯二氮艹卓类镇静催眠药(门诊16例，住院93例);66例(12．3%)合用心境稳定剂(门诊13例，住院53例);65例(12．1%)合用抗胆碱能药(门诊20例，住院45例);23例(4．3%)合用β-受体阻断剂(门诊2例，住院21例)。
3讨论
本调查显示，苏州地区精神分裂症的药物使用有如下特征:①抗精神病药的使用频率居前6位是氯氮平、利培酮、奥氮平、奎硫平、阿立哌唑和氯丙嗪。②以SGAs治疗为主，其使用频率(81．3%)明显高于FGAs;③接受单一抗精神病药治疗(54．4%)是主流，但合并第二种抗精神病药物(45．6%)是临床实践中非常普遍的现象;④门诊患者使用氯氮平、利培酮、奥氮平、奎硫平、阿立哌唑、氯丙嗪、奋乃静、帕利哌酮剂量明显低于住院患者，使用舒必利、齐拉西酮、氟哌啶醇剂量明显高于住院患者。⑤合并用药以苯二氮艹卓类及非苯二氮艹卓类镇静催眠药比例最高，明显高于合并心境稳定剂、抗胆碱能药、抗抑郁药和β-受体阻断剂，合并使用的目的主要是缓解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抗精神病药治疗过程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存在的睡眠问题或用作增效剂。这与既往国内外的研究结果一致。
氯氮平的使用率高一直是我国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中的一大特点，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氯氮平亦排列本地区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的首位。由于该药的疗效特点及低使用成本，在国内为最常用抗精神病药，尤其对治疗难治性精神分裂症更具优势;在未来较长时期内氯氮平仍将是我国精神分裂症药物治疗的主要选择之一。虽然临床检验手段增加及成本下降，使氯氮平药物不良反应的临床监测更为便捷，但其安全性问题仍应重视。荟萃分析显示:以氨磺必利、氯氮平、奥氮平、利培酮为主的SGAs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疗效与安全性均优于FGAs。本调查发现利培酮、奥氮平、奎硫平及阿立哌唑等SGAs是本地区治疗精神分裂症的主要方式，使用频率超过氯丙嗪、奋乃静、舒必利、氟哌啶醇等FGAs，与国内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无明显差异。
1.2将实践课堂延伸到野外学生在学校中见到的中药绝大部分是成品或半成品，对野生草药的了解并不多。若学生毕业后的工作岗位是医疗设施相对落后的地方时，其所学的理论知识便无用武之地，因此在中药学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充分利用所在地区山林的中草药资源，将实践课堂搬到野外，如此不仅能巩固学生所学知识，还能锻炼学生野外采药的技能。
1.3开展中药兴趣小组活动中药学课程知识点丰富，如单靠教师的力量，学生学习的内容将十分有限。教师应鼓励学生建立中药兴趣小组，利用课余时间学习和研究中药知识。由学校提供中草药栽培场地，学生自行栽培种植中药，弥补野外实践认识中草药品种不全的缺陷，使学生通过实践丰富中药知识。
2灵活教学，提高学习效率
2.1改变方式，提升教学质量中药使用历史悠久，目前记载的能作药用的资源已超过12000种，本科目教材在经过高度概括、浓缩后，所涉及的药物也仅有400种左右。教师上课时若将精力平均分布在400多种中药材的讲授上，授课任务将十分繁重，学生听课也会感到烦闷、无趣乏味，学过便忘，毫无效果可言。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需灵活运用教学方法，重新梳理教学内容，突出每节课的重点，如此能大大提升教学效率，理清主线，学生理解记忆也会变得有章可循。笔者在教学中，先将第一章中的中药理论及每章节对药物的概述作为重点内容讲授，后将同药效的中药归纳后集体讲授，从中选取一到两种代表药物重点讲授，其他药物略讲。如讲到活血行气药物时，选取川芎、归尾等详细讲解，其余药物先让学生尝试自行归纳，后由教师用图表的形式进行补充说明。
2.2强调方法，提升学习效率中药学内容记忆点较多，怎样快速高效地记忆知识点是老师、学生都头痛的问题。笔者在实践中发现，将形态、功效等类似的中药归纳记忆，在“同”的基础上掌握其“不同”，可使学习效率大大提高。（1）药源相同药物归纳比较。中药知识博大精深，相同药源的药物因入药部分、采药时间不同，其性能都会有所不同。如桂枝和桂圆，桂枝为肉桂树的嫩枝，而桂圆则为肉桂树的果实。两者药性均干、平温，但桂枝多用于风寒表症的治疗，而桂圆多用于脾虚、血亏、病产后体虚的治疗。药源相同，采集时间不同的药物药性也有所不同，如青皮和陈皮，青皮为幼橘果皮，具有消滞积食之功效，陈皮为成熟橘果皮，具有健脾、化痰、理气之功效。（2）药名相近药物归纳比较。许多中药药名相似，容易混淆使用。如泽兰和佩兰，泽兰为唇形科植物，而佩兰为菊科植物，两种药物虽外形相似，但功能却有很大差别，泽兰有行水消肿、活血化瘀之功效，而佩兰却主要用于醒脾开胃。再如破故纸和故纸、石决明和草决明等。
中医药学术要在21世纪获得重大进展离不开一批完整掌握中医药理论精髓，且具备现代科学知识、技能的中医药人才，而这种人才培养成功与否的关键在现代中医药人才培养模式的突破。《中药学》是中医药教育的重要课程，培养21世纪合格的中医药人才，教学和教材的改革是关键，基础中药学和临床中药学分段教学能使学生更好地将中医药理论与临床实际衔接，也有利于大学后的继续教育，并有利于中药学科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各科应用的研究和发展。本文中所述的教学模式适用对象是中医医疗专业、中西医结合医疗专业本科或本科以上的学生。
一、《中药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第一版全国统编教材《中药学》至今，《中药学》的教学基本上是在《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诊断学》后开始，学生尚未接触到中医经典著作和临床学科的学习，对中药的临床应用基本上不能理解，尤其是对《温病学》、《伤寒论》、《金匾要略》和临床各科中的病名及术语不能理解，如桂枝治疗奔豚气、半夏治疗心下痞、葛根治疗项背强几几、燕白、瓜篓治疗胸痹、柴胡治疗少阳病、黄荃治疗湿温病等，因而学生对掌握各味中药的适应症有较大困难，影响《中药学》教学的质量。而对研究生或大学后的继续教育，目前的《中药学》教材和教学模式又不能满足较高层次的需求。
二、《中药学》分段教学的意义
寻求《中药学》教学模式的突破，提供中药教学和教材改变的成功范例:现行的《中药学》教学模式基本上是采取课堂满堂罐的教学模式，不管学生是否理解，而且从基础课与专业课的衔接情况看，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一般要间隔一、二年甚至更长时间。而《中药学》分段教学就是指将《中药学》的基础理论部分在临床课之前进行;在教学过程中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等基础理论与中药学基础理论有机地衔接起来;在专业基础课《温病学》、《伤寒论》、《金匾要略》及临床课学习后，进行临床中药学的教学，使学生能顺利地过渡到临床中药学的学习，并为临床实习毕业后的临床工作打下良好基础。两者结合起来学习，还可减少知识的遗忘，节省教学时数，提高教学效率。
培养高质量适合现代中医药发展的中医药人才，适应医药卫生改革的要求:现行《中药学》教学模式由于其与中药学术特点、学术水平存在相悖现象，在中药理论与临床应用教学方面都存在不足，学生在学习《中药学》时，上课记笔记，考试背笔记，考完试连常用中药的药名、基本功效和临床应用均忘记的现象普遍存在，更谈不上在临床上得心应手地使用中药。随着人们健康观念的转变以及医药卫生制度改革的深入，中医药在我国医疗卫生市场将有更大的需求，通过《中药学》教学模式的突破，培养高质量的中医药人才，也有利于《中药学》学科的发展研究，有利于推动中药学术的发展。
三、《中药学》分段教学的依据
1.《中药学》的学科特点、发展趋势
中药学是以研究中药基本理论、中药性能与临床应用为主的一门学科，属中医药专业中重要的基础课。它既是中医学理、法、方、药体系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大中药学学科中的核心和基础，既属药，又属医;既是基础课，又具临床性质。
《中药学》学科的发展已经是在朝着基础中药学和临床中药学的趋势发展，近年来，中药学基础理论研究受到重视，已经对中药的四气五味、归经、十八反、十九畏、中药配伍及炮制等理论进行了初步的实验研究;中药学基础理论的专著如《中药药性论》等，已有一定数量的论文;临床中药学的研究与应用也迅速发展，并向专科临床中药学发展，专科用药和合理用药成为中药学发展的重要方面，如雷载权、张廷模主编的《中华临床中药学》、赵学编的中医药高级丛书《中药学》等。作为高等中医药教育，应根据学科的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21世纪人才的培养需求，调整教学模式势在必然。
2.临床中药学在中医药学科中的地位
由于临床中药学主要是研讨中医临床各科所用药物的如何应用，所以，它又具有与临床学科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直接根于临床。临床中药学这一学科在近几十年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其表现为:一是药物数量的增加及新药的不断涌现。自汉代《神农本草经》载药365种，后世历代不断增加，至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载药已达1892种。而《中华本草》收载的药物达8980种，总结了中国传统药学的成绩，集中反映20世纪中药学科的发展水平。二是新药的研制开发，许多按中医药基础理论组方研制的，如复方丹参片、丹参滴丸等;并对一些临床常用的老药，发掘出新的功用，如川苟用于治慢性肾炎氮质血症、新生儿硬肿症、功能性子宫出血;天麻治脑外伤综合征、神经衰弱;以及肉从蓉可治氟骨症、仙鹤草治肿瘤、白及治肺结核、砒霜治白血病等等。还有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分而制成新药者，如川芍嚓、青篙素、丹参酮、鱼腥草素、靛玉红(青黛中提取)、康来特(惹茵仁中提取)等等;同时对人参、黄蔑、麻黄、附子、大黄、当归、丹参、川芍等常用中药进行了系统的药理研究，揭示了传统功效活血祛疲、扶正补虚、通里攻下、清热解毒等中药功效的若干机理。临床中药学研究离不开临床学科，临床学科的发展促进中药学科的发展;临床中药学的发展又为临床提供有效的治疗方法。临床中药学的发展已经为基础中药学和临床中药学分段教学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四、《中药学》分段教学的模式探讨
通过对基础《中药学》和临床《中药学》分段教学的试教和研究，摸索出分段开设该课程的最佳时机，以及实施的具体方案，实现21世纪中药学的教学模式新突破。
1.内容
基础方药学和临床方药学分段教学的教学方法研究、教学大纲的研究、教材编写的研究、教学课件、多媒体的研究等。
2.方法
(1)文献研究法:收集编写资料。
(2)调查研究法:在充分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分析现行中药学教学存在的问题，并进行广泛的调研。
(3)实验研究法:通过对基础中药学和临床中药学分段教学实验班的研究，摸索出分段开设该课程的最佳时机，以及实施的具体方案。
3.特色
从中药学的学科特点探讨基础中药学和临床中药学分段教学的教学模式，寻找教学研究的突破口，该教学研究实用性强，有运用和推广价值。并结合现代中医药人才培养的模式，从学科特点探讨课程和教材、教学方法、方式的改革，使教学真正与学生的知识发展水平相适应，有较强的创新性。
4.教学模式探讨
(1)基础中药学的教学模式:基础中药学是指中药学中的三基部分，即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具体内容包括总论部分的中药的形成和中药学的发展、中药的名称和分类、中药的产地、采集和储存、中药的炮制、中药的作用、中药的性能、中药的应用等，重点是在中药的药性理论;各论部分包括概说部分(各章节的定义、性能特点、功效、适应证，分类、使用注意等;单味药物的性味、归经、性能特点、基本功效、主治病证等;基本技能包括常用药物植物、饮片的基本知识与识别。
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瑰宝之一,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直到今天仍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日益受到世界的重视,对国际医药学产生越来深远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注意到中医药的疗效,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任中医药。这为中医药的发展、增强其国际文化地位提供了巨大的空间和潜力。
从2001 年以来,在积极推动英语等外语对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进行教学的思想指导下,全国很多中医药院校都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为了迎接现今时代所赋予的挑战,中医药专业的双语教学无疑势在必行。[1]但有研究显示由于中医药的特殊性,其双语教学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有待于思考的地方,其中教材和相关着作的缺乏不容忽视。[2]因此本文通过阐述国内相关着作发展情况,从而探讨其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纵观近20 年国内中医药英语翻译着作的发展状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中医药相关英文着作
1.丛书系列
1990 年张恩勤主编,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其中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上、下册)、《中医诊断学》、《中医临床各科》(上、下册)、《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养生康复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国药膳》、《中国气功》、《中国名贵药材》、《中国名优中成药》,该套丛书在国内尚属首部。之后1991~1994 年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徐象才主编了一套《英汉实用中医药大全》,其中包括《中医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单验方》、《常用中成药》、《针灸治疗学》、《推拿治疗学》、《医学气功》、《自我保健》、《内科学》、《外科学》、《妇科学》、《儿科学》、《骨伤科学》、《直肠病学》、《皮肤病学》、《眼科学》、《耳鼻喉科学》、《急症学》、《护理》、《临床会话》等。2002 年左言富任总主编、朱忠宝等总编译,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英汉对照)新编实用中医文库》,该套从书包括了《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外科学》、《中医妇科学》、《中医儿科学》、《中医骨伤科学》、《中医眼科学》、《中医耳鼻喉科学》、《中国针灸》、《中国推拿》、《中医养生康复学》等14 个分册。2001~2006 年间刘公望主编,华夏出版社出版了英文版图书《针灸基础学》、《针灸临床学》、《方剂学基础》、《中药学》、《方剂学发挥》等,同时刘公望于1994 年和2007 年主编了《针灸学基础篇》和《中医临床基础速览(伤寒、金匮、温病)》,均由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出版。
2.教 材
1998~2000 年间北京中医药大学受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教育司委托,编译了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教材,并由学苑出版社出版“普通高等中医药院校英汉对照中医本科系列教材”《中药学》、《方剂学》、《针灸学》、《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基础理论》等系列丛书。在2007 年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来华留学生卫生部“十一五”规划汉英双语教材编审会指导下,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汉英双语教材,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中药学》、《方剂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针灸学》、《推拿学》、《中医养生学》、《医学基础知识导读》。
3.单个着作
(1)英文
1)中医基础理论
2003 年刘干中、徐秋萍、王台主编《中药基础知识》(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1998 年徐象才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诸病中医中药外治大全》。2007 年李经纬主编的《中国传统健身养生图说》(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3 年谢竹藩编着了《英文中医名词术语标准化》(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
3)针灸推拿
1981 年Chen Chiu Hseuh 编着《Acupuncture: A ComprehensiveText》。1999 年程莘农主编,外文出版社出版了英文书籍《中国针灸学》。2002 年金义成、彭坚所着《中国推拿学概要》(英)由外文出版社出版。2007 年李鼎原着,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教育学院编译《针灸学释难》由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出版。
(2)汉英或英汉
1)中医基础理论
1990 年陈慰中着,俞昌正译《西方的中医五行学说(英汉对照)》由学苑出版社出版。2007 年马伟光、和丽生主编《英汉双解简明中医基础理论教程》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
2)中医临床
3)中药学
2006 年苏子仁、赖小平主编《汉英·英汉中草药化学成分词汇》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
4)针灸推拿
4.工具书
二、讨 论
可以看出,在以上出版的中医药英文着作中,丛书系列大致可分为四套,主要为汉英或者英汉双解形式编写。教材主要有两部,基本包括中医药主要科目知识,一部全英文,一部汉英双解。而个人着作最多,全英文形式较少;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三部,针灸推拿五部,主要集中于汉英或者英汉形式出版;中医基础理论两部,中医临床各科及词汇十五部,主要集中于针灸推拿学的着作编写,共有二十八部,中药学仅一部。工具书包括有十六部,均为汉英形式。
1.目前国内中医药英文着作以及普及存在的问题
(1)专业英语教材:专门针对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的中医药专业英文双语教材还呈现一个短缺状况,尚需进一步编辑完善。
(2)专业英语人才培养:还缺乏一支数量充足,既掌握中医药专业技术,又精通中医专业英语的外向型中医药人才队伍在医疗实践中大力宣传中医药,使中医药难以进入国际医药主流市场,在国外医疗体系中不易取得合法地位和共际认同。
(3)全英文着作:中医药英文着作目前主要还是针对国内相关从事中医药人士的学习,因此编写形式以汉英或英汉双解为主要形式。而以全英文形式编写的着作相对较少;中医药知识全面传播还尚存缺限。
(4)中药学以及其他中医药经典医籍:由于国际社会对于针灸推拿已经比较认同,但对中药学和一些中医经典医籍,如《金匮要略》等的英文着作编写较少,相对限制了有关理论的交流和传播。
药学专升本的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
学生基础存在着较明显差异,对药学知识的掌握情况参差不齐。针对这一特点,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应偏重补充、巩固药学专业基础知识,并增加综合性课程的比例,即以药学专业知识为主干,以化学和基础医学为基础,以外语、数学、计算机为基本手段,重点讲授药学领域的新技术、新成就和前沿性内容。全日制专升本的学制为2年,其中还有一个学期为毕业实习,真正只有3个学期的课程学习时间,科学合理地进行课程安排十分重要。根据药学专业方向的需要,可将药理学、药物化学、药物分析、药物合成、药剂学、生物药剂学与药代动力学、天然药物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天然药物化学、药用植物学与生药学等设为专业必修课;并增设生理学、临床医学概论等基础性课程;有机化学、无机化学、分析化学等化学学科,在专科期间已学过,也是入学考试的考察科目,不必重复开设,可适当增加化工原理、药用高分子材料学、制剂工艺设计学等学科课时;同时,为提高学生外语水平、文献检索能力和综合技能,开设英语、文献检索、计算机、医药数理统计等应用型和综合性课程。另外,浙江中医药大学属于以中医学和中药学为基础的综合性大学,可将中医药学相关知识如中药学、中医学概论、中药炮制学、中药商品学等课程设为公选课,让学生根据兴趣选修,利于他们结合药学与中药学知识,形成自身的特色和所长。教学模式由于专升本的学生具有一定的知识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中应改变以往单纯老师讲、学生听的被动模式,可借助录像、多媒体、幻灯片等多种教学技术,开展问题式讨论、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教学方式,增加老师与学生间的互动。教师在进行教学内容讲授的基础上,应结合学科的当前现状及发展动态,启发学生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重点培养学生对药学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和协同合作能力。例如,药剂学课程中讲授靶向制剂章节时,课堂讨论后老师要求学生选择一种靶向制剂,围绕其辅料、制备、优点和不足等,以小组为单位撰写论文,并以PPT的形式进行课堂汇报,通过小组答辩、教师点评的形式予以评价。此种方式不仅极大地巩固了相应的知识点,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也提高了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组织能力。实验课的教学则可融合药学相关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把药学各专业课程的独立实验相结合,设计成综合性实验。例如,阿司匹林肠溶片的制备,通过分组,分别完成药物化学部分合成阿司匹林原料药、药物制剂部分制备阿司匹林片剂;药物分析部分检测阿司匹林原料及片剂的质量、药理学部分进行药效学和毒理学研究、生物药剂学部分开展药代动力学和稳定性研究等。这种模式有利于学生将理论知识与专业技能相衔接,优化他们的知识结构,提升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从而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同时,教师的教学内容得以丰富,学生也对每一门课程的研究方向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不仅激发了他们的学习热情,也为他们步入社会、更好地开展岗位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药学专升本毕业论文导师制的开展
由于目前大多数药学高等院校往往提前一年甚至一年半进行毕业论文的导师选报工作,而此时专升本学生刚刚入校,在校时间较短,不知道导师的专业方向,导师也不清楚学生各方面的情况,相互间缺乏了解,造成了专升本学生难以找到适宜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因此,学校在专升本学生进校后应给予学生与导师充分交流的机会,通过在网站上导师的相关信息、与导师的见面会等方式,使学生与导师间相互熟悉,在双方相互了解的基础上,首先由学生自愿选择导师,导师再对学生进行一定的考核,合格后开展论文指导。学生在导师的指导下,自选课题或参与导师的科研课题,进行文献查阅、方案设计、实验开展、论文撰写等一系列工作。由于此时专升本学生也正在药学专业课程的学习过程中,学生也可结合毕业论文工作的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在理论课堂上寻求解决的方法,从而形成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而导师也应结合学生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依据毕业论文计划表,要求学生完成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外文翻译等任务后进入实验室;同时指导学生在毕业环节合理安排好毕业课题、实习、考研等的时间,协助解决在实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引导学生开展毕业论文工作,顺利地完成学业和就业。
中药产业作为中国医药卫生保健中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发展传统中医药一贯是中国政府的重大国策。中共十七大报告和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都明确提出积极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措施。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中药现代化”的技术创新到中药产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中药产业现代化在提高产品质量和规模化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但对中药产业国际化进程推动的效果并不明显，表现为在出口贸易过程中过多依赖初级产品，以耗竭中药自然资源为代价。中药产业国际化发展是一个双向接轨的问题，探索中医药知识体系结构和中药产业技术科学构建问题意义深远。
1 古代和近现代中医药教育的发展状况
中医药教育有着几千年的历史，从最早的《黄帝内经》和《神农本草经》到鸦片战争之后的西学东渐，中医药教育的知识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1.1 我国传统中医药学教育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生存和繁衍的重要保障，中医药教育被我国历代中医药教育家所重视，并提出适合当时中医药教育的发展思想。从封建社会早期中医学校教育兴起时始，历时两干余年兴衰起落，学校教育和师承授受教育的两种中医药教育形式为继承发扬中医学术起到了巨大作用。
《黄帝内经》认为医学“至道在微，变化无穷”，要求学医者“去故就新，乃得真人”，非常重视医学人才对医疗技术的掌握。《灵枢•病传》谈到“诸方者，不可能尽行诸术，非一人之所尽行也”，是最早的医药学专科人才的培养思想。孙思邈认为完备的知识结构使学医者具有广博的知识，将有利于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即所谓“医者意也”。金元医学家朱丹溪和罗知悌十分注重对古典医籍基础理论的学习，告诫“学医之要，必本于素问和难经”。明末清初医学家徐大椿指出，医学知识包括医术和医道两部分，医术是实用技术，医道是基础知识。自鸦片战争后的西学东渐以来，西方科学技术发展迅速，并向中国迅速传播并影响着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兴起，新技术的应用，对中医药学的发展产生影响，因而要求中医药人才具有与之相适应的现代科技知识和技能结构。
1.2 现代中医药高等教育的沿革
我国中医药人才培养目标是由特定的社会领域和特定的职业化层次的需要决定的，这是培养中医药人才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高等中医药教育人才的培养，可分为中医药的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和成人高等教育的三类。中医药本科教育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创立时期、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时期。
1956年，北京、上海、广州和成都中医学院的建立，标志着从依靠师徒传授的中医药教育正式纳入了国家正规高等教育的轨道。1959年，国家卫生部制定了中医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即培养具有思想觉悟的、系统掌握中医学理论和具有现代医学基础知识的高级中医师。到1966年，全国共建立了21所中医学院。文化革命时期，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一度停止了教学，直至1972年才重新恢复招生。1977年以来，中医药教育恢复了招生考试。据《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显示：到2008年初我国已经建立47所独立的高等医药，72所中等中医药学校，形成了以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以及成人教育、职业教育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的中医药教育体系，中医药人才应当具有坚实而系统的中医基础理论知识。
2 我国中医药教育的知识结构分析
我国中医药教育直接影响着中医药行业的发展，古代中医药没有出现明显的医药分业，中医药教育更多是针对中医临床实践所设置的，中医临床服务和中药产业两者的知识结构应有所不同。
2.1 古代中医药教育的知识结构体系
我国古代中医药教育主要依靠师徒传授，由于无系列教材和稳定的课程内容，学生的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师承学识和经验的局限。综合古代各主要学派的师承教育的课程内容，大体上是以经典医籍、文、史、哲有关知识和专科科目为主的，这也为后世形成中医药学主要分科和最后确定为官府学校教育的课程设置打下了基础。
自周朝起就有食医、疾医、疡医、兽医之分。隋唐的太医署分医学及药学，据《唐六典》记载，分为四科，即：医科、针科、按摩科(伤科)和咒禁科；医科分体疗、少小、疮肿、耳目口齿、角法等；课程规定先学《素问》、《神农本草经》、《内经》和《甲乙经》等基础课，然后再分学科学习；课程结构分为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基本形成了课程结构的雏型。宋太医局的医学教育初分方脉、针、疡三科；宋神宗以后设九科专业学习，而且规定必修课为：《素问》、《难经》、《诸病源候论》、《补注本草》和《干金要方》，令医学生轮流为各营将士治病，并按其治疗结果分上、中、下三等，予以奖励。由上可见，古代中医药教育对医学实践极为重视，并使课程结构渐趋完善，是构建现代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的基础。
2.2 近现代国家对中医药教育的专业设置
近现代中医药教育主要是课程设置中加入了西医学教学。鸦片战争后，西医传入使得中西医得到广泛交流，形成了中西医汇通派，一些中医药教育家把西医的许多内容纳入了教学过程。1929年7月，中医界在上海召开会议，规定中医学校教育的课程有：生理、病理、国文、诊断、医经、医学通论、针灸、推拿、外文、卫生及西医课程共29门。特别是1931年后，成立了国医馆，拟定了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课程，为中医药课程结构的形成做了必要推备。
建国后中医药教育有了较大的发展，1956年至1966年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精神，虽设置了中医、中药、针灸推拿等专业，但此时期的课程建设和课程结构所选用的教材没有脱离历史上中医药教育课程。1985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扩大了中医药专业范围，设立了骨伤、护理、中药资源、中医基础理论等十几个专业。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出台后，各校的专业调整与建设发生了重大变化，增设了新专业，中医药教育新专业出现了一个高潮。高宝忠和杨天仁[1]（1999）提到21世纪中医药人才应当具有全面、合理、优化和复合型的知识结构系统和能力结构系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现代医学科学和技术不断进步，中药产业现代化积极推进，对中药产业国际化认识逐渐深入，探索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3 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
将中医药行业分为中医服务业和中药产业，并参照钱学森院士体系的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分析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对推进中药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3.1 中药产业知识体系概述
借鉴钱学森院士提出的“三个层次一座桥梁”系统科学的体系结构1，相应提出中药科技发展的学科体系结构：中医药基础理论层次，中药技术科学层次和中药技术创新层次，通过“阴阳学说”和“整体论”等辨证思维与哲学层次相连接。（图1）
基于传统哲学思维和民族文化的中医药理论应用于临床实践，丰富和发展了世界医学诊疗体系。但是目前国内中药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的发展理论与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没有遵循中药产业知识体系框架，割裂了中医药基础理论与中药产业的内在联系。中医药基础理论是朴素的系统论思想，在中药管理科学中属于基础科学层次，中药产业发展理论的属于技术科学层次，中药产品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创新）属于工程技术层次。结合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运用创建中国现代管理科学理论与方法的综合集成，对中药产业发展进行系统的技术经济分析与研究，将为中药产业发展和中药国际化带来新的思维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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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药产业发展的知识体系结构
冯显威和贺达仁[2]（2002）论述了医学科技的体系结构；现代医学科技的体系包括基础医学、技术医学、应用医学和人文社会医学（医学人文学）。贺达仁[3]（2005）将医学知识的发展分为原始医药时代、经验医学时代、实验医学时代和技术医学时代。田中识章（日本）[4]将汉方医学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由汉方思想和汉方哲学形成汉方医学体系的主干，“即使到现在仍然通过辨证论治对下部产生很强的影响”。因而，将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纳入到中医药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之中，将促进中药产业的健康发展。
3.2 中药产业技术科学的构建
国内学术界和行业内习惯于将中医服务业和中药行业结合起来分析和研究，统称为中医药行业，即“医药合业”，这源于过去中国技术科学层次缺失的原因。钱学森院士[5]（1988）指出“中医理论是祖国几千年来实践经验的总结，非常珍贵”，“但中医理论现在还放不进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去”；“它是有用的知识，这种不是科学但是有用知识的宝贝还很多，我们不妨称之为‘前科学’”，“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不断把前科学变成科学”。中医药是中医服务业和中药产业两个行业的结合体，随着中医药现代化进程的发展，中医药学借助现论和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并涌现出众多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假如将中药产业从中医药学中分离出来，创建以中药产业为主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结构，中医药学就容易进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结构了。“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医学与现代医学有着显著的不同特点”。2中医学、中药学和中西医结合一级学科，中药学逐步分化为临床中药学、中药资源学、中药炮制学、中药化学、中药药理学、中成药等各分支学科。（表1）
表1 医药产业中的医学与药学交叉学科
化学制药业 中药饮片加工/中成药制造
医药学的思维基础 还原论的思想 整体观的思想
基础科学层次 分子生物学 中医药基础理论、
技术科学层次 药理学、制剂学、制药工艺等 中药炮制学、中药学、方剂学等
医学与药学学科的纽带 药理学 方剂学/中药学
二级学科 药剂学、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学、药理学等 中药炮制、中药栽培、中药制剂、中成药学/方剂学等
药理学是研究药物与机体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是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之间的一门桥梁学科，也是医学和药学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6】。随着临床实践的发展，药理学作为临床药学的重要学科之一，使得临床药学成为了临床与药学（医药）联系的纽带。相比较而言，中药学是研究中药基本理论和临床应用的学科，是衔接中医学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的主要桥梁和纽带，也是联系中医学科和中药学科的桥梁和纽带，使中医学的理、法、方、药得以成为有机的整体。另外，方剂学上挂基础，下联临床，也是中医药学的“桥梁”学科（图2）。基于医学治疗手段的选择，药理学和中药学（方剂学）分别为西医学和中医药学的纽带学科。中药产业是以服务中医临床为目标的工程技术，构建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成为制约中药产业和国际化发展的瓶颈。以中药学/方剂学和中药药理学为技术科学层次，并吸收现代医学知识，以指导中药工程技术，服务于人类健康事业。
图2 中药饮片和中成药、中药提取物所依据的技术科学理论
4 结束语
过去中国国内习惯于将中医服务业和中药行业结合起来分析和研究，源于过去中国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不明晰和技术科学层次缺失。遵循中共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的“医药分开”的指导思想，参照国际上通用的医药分业制度，借鉴国外产业发展规律推动中药产业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构建中药产业知识体系结构，建立与完善中国中药产业的“技术科学”层次。将中药产业技术科学构建问题纳入到中医药高等教育体系之中，为中药产业走向国际医药市场奠定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 高宝忠,杨天仁.面向21世纪中医药教育思想探析[M]. 北京: 民族出版社,1999年版：201-202.
[2] 冯显威, 贺达仁. 医学科学技术哲学[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220～221.
[3] 贺达仁. 医学科技哲学导论[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年第1版: 72～76.
[4] 张明澄. 中国汉方医学体系[M]. 东京: 耀文社, 1973年版.
[5] 钱学森.论人体科学[M].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注：
2结果与分析
2.1总体情况
以立项年度为准，1998至2012年与中医药研究相关的“973”计划立项3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65项，两类项目（以下两类项目均指1998至2012年与中医药研究相关的“973”计划已立项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已批准重点项目，不再说明）共95项。
2.2项目承担单位情况
2.2.1各类承担单位承担项目情况按照项目承担单位性质，把项目承担单位分为医药类大学（含军医大学，以下不再说明）、研究机构（含军医研究机构，以下不再说明）、非医药类综合大学、中医医院、医药企业五大类。除1999年立项的“973”项目《方剂关键科学问题的基础研究》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共同承担之外，独立承担的94项项目中，各类单位承担的项目情况见表2。其中，承担项目最多的前三家单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12项，包括14个二级院所）、上海中医药大学（8项）、中国药科大学（7项），三家单位承担的项目总数占比287％。
2.2.2各省（区市）项目的承担数从承担单位所在地域分析，“973”计划项目承担单位分布于全国10个省（区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承担单位分布于全国17个省（区市）。
2.3项目研究领域分布情况两类项目按照研究领域大致可分为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药方剂研究、针灸穴位研究、科研方法学四大领域，其分布情况见表4。其中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包括基础理论的系统整理与框架研究、脏腑津液气血体质、病因病机、诊断研究、证候研究、治则治法六个小方向，各方向的项目数见表5。中药方剂研究包括中药资源、中药炮制、中药药性、方药有效成分及作用机理、中药方剂配伍、中药研究的新技术六个小方向，各方向的项目数见表6。针灸穴位研究包括经脉穴位研究、针刺治疗及作用机制、灸法研究三个小方向。
3特点与问题
3.1中医药整体的资助力度在不断加强表1中反映出1998至2012年两类项目的项目总数总体上是上升的；经统计，2005至2012项目总数是1998至2004年的3倍，可见中医药基础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从两类项目的导向上看，“973”计划中医理论专题强调重大理论问题的解决，提出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指导实践的基本思路，结合多学科技术但坚持中医理论自身道路；国家自然基金重大项目针对重大问题，强调多种创新思路的探索，强调多学科新技术的应用，二者各有侧重和不同。
3.2医药类大学是中医药研究的主力北京、上海两地集中了中医药基础研究丰富的科研资源。两类项目中，医药类大学承担的项目总数超过一半，原因可能在于医药类大学集教育、科研于一体，有较为宽松的科研条件和优越的科研条件，为承担部级重大研究项目奠定了基础。同时，企业应该是医药研发的重要力量，企业的研发成果可以更快的促进中医药的产业化。医药企业在2005、2008、2011年分别承担1项“973”计划项目，显然离人们的期望有较大差距。从承担单位所在地域来看，北京、上海两地承担的项目占据总项目数的一半，说明京、沪两地集中了丰富的科研资源。而中西部地区承担项目数较少，此种情况与李氏等［4］从2005至2011年度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学技术奖情况看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状况得出的结论类似，中医药的基础研究可能也存在地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3.3从研究领域分布看中医药基础研究的特点和热点1）整体来看，中药方剂研究是中医药基础研究的热点，且中药方剂研究吸引了更大程度的广泛参与。表4反映出中药方剂研究占据了中医药基础研究的主导，其项目数较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多出一倍有余。经统计，承担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21家单位中，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科研机构、中医医院共16家，比例为762％；承担中药方剂研究的56家单位中，中医药大学、中医药科研机构、中医医院共21家，比例仅为375％。其他承担中药方剂研究的单位中，不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985”“211工程”著名高校，中国医学科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中国药科大学等著名西医院校／研究机构。可见，中药方剂研究比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吸引了更大程度的广泛参与。有学者［5］统计了2011年《中国医学文摘—中医》全年收录文章中基金文章的结果，得出了“在中医药研究领域，重视中药方剂的研究与开发，高于重视中医药的临床实用”结论，本文数据从一个侧面验证了此结论。2）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脏腑津液气血体质和治则治法是研究热点，证候研究和中医诊断研究项目数相对偏少。6项脏腑津液气血体质研究中，五脏相关的理论研究占据了4项，分别是2008年立项的“肺与大肠相表里”脏腑相关理论的应用基础研究、2009年立项的“基于‘肾藏精’的脏象理论基础研究”、2010年立项的基于“肝藏血主疏泄”的脏象理论研究、2012年立项的“脾主运化、统血”等脾脏脏象理论研究。治则治法中，主要集中于死亡率高、危害大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COPD、Alzheimer病等。在中医基础理论系统整理与框架研究方向中，广州中医药大学的邓铁涛教授负责的项目《中医基础理论整理与创新研究》于2005年获得“973”项目资助，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潘桂娟教授负责的项目《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结构研究》于2012年也获得“973”项目资助。证候研究方面，辨证论治作为中医药特色之一，证候研究项目仅为4项，说明证候研究仍然是中医理论研究的难点，有待进一步加强。中医诊断研究方面，2004年由北京工业大学贾克斌教授负责的项目《中医关键诊断信息获取与处理理论与技术研究》是目前为止唯一的重大项目，这可能与中医诊断特有的抽象性、标准的多样性以及所需技术手段的多样性和多学科的交融性有关，该方面的研究还迫切需要加以重视。3）中药方剂研究中，中药方剂药效物质及其机理和中药方剂配伍是研究的热点，中药安全性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中医药之所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根本原因在于其在临床的有效性，但中药方剂组成成分复杂，确定中药方剂中的有效成分及其配伍规律自然成为研究的热点。同时，随着中药在临床广泛使用，中药的安全性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2002年批准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乌头类有毒中药的安全性研究》和2008年立项的“973”项目《确有疗效的有毒中药科学应用关键问题的基础研究》反映了此种趋势。4）针灸穴位研究中，针刺治疗及作用机制集中于针刺镇痛的机制，经穴特异性是经脉穴位研究的热点。与针刺镇痛有关的研究中，北京大学分别于2007、2012年获得“973”项目支持；在经穴特异性研究方面，成都中医药大学梁繁荣教授申请的项目获得2006、2011年的“973”项目支持，广州中医药大学的许能贵教授申请的项目获得2009年“973”项目支持。灸法研究中，上海中医药大学吴焕淦教授领衔的团队于2008年申请的《灸法作用的基本原理与应用规律研究》获得“973”项目资助，该项目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灸法首次作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立项。5）随着循证医学、统计学、临床流行病学等学科新思想、新方法不断应用于中医药研究，中医科研方法学研究逐渐得到重视，中医药疗效评价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两类项目中，与中医药疗效评价的方法学相关研究的项目有5项，其中2项“973”计划项目，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但国内有学者［6］在总结中医临床疗效评价的现状和进展时谈到：“我国在研究中医药的临床疗效评价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很多方面还存在着问题，至今为止未建立一套适合中国国情及传统文化的临床疗效评价体系，这在很大方面阻碍着中医药事业在国际上的发展，在这种医学背景下，如何健全发展中医疗效评价体系成为发展中医学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
高等中医药教育50余年来进行了很多适应社会变革的改革，初步形成了系统的学科群体和课程体系。据不完全统计，1999年全国中医药院校在校生人数为80，637人，至2005年达到303，075人(《全国中医药统计摘编》)，办学规模翻了两番;多数中医药院校的本科专业及专业方向由原来的6一7个增加到20个左右。但是受现代大学制度和西医教育模式的影响，高等中医药教育仅仅依赖单一的院校教育模式，并且根据临床实际要求，中医院校学生中西医两套理论都要学。基于中医和西医各自独立的理论和临床教学内容，培养的中医院校毕业生中医思维和中医实践能力不尽如人意，在继承和发扬中医药学术上也显得不足，部分学生甚至面临中医不精、西医不通的尴尬局面。
1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还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不足之处。
院校教育往往只注重单科的专业知识传授。课程设置不完整、没有依据完整的中医学知识结构来完成教学任务，相关经典医学文献学习不够，忽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等中医药理论形成的外部因素的了解和学习，使得学生出现“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现象。
高等中医教育一直沿用基础课程、临床课程、毕业实习三段式培养模式。中医学人才成长缓慢，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被割裂为相互独立的两个阶段，使得学生理论与实践脱节，临床中医技能不足，更缺乏理解经典、运用经典的能力，从而社会适应能力下降。
师徒传承的传统培养模式弱化，纯正中医后继乏人。作为中医院校，临床实践是整个学习过程的重要环节，关系到学生的培养质量和培养目标的实现。但是由于扩招、培养目标不明，带教老师水平参差不齐以及临床实习基地西医化等因素，临床实践中中医比例过少，缺乏纯正的中医治疗，教师和学生都偏于西医知识的深化学习，或者西医诊疗操作的锻炼，忽视中医知识的讲解和运用，忽视锻炼学生的中医诊疗思维，长此以往，学生的中医基础知识渐渐弱化，中医临床基本功逐渐减弱，中医思维慢慢被西医的思维模式所取代，不能处理好中西医的关系，使中医实习没有达到应有的目的。临床中医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中医科研创新能力的不足。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高校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但从目前高校的学生培养过程来看，对学生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传授比较注重，对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度却显得不足。
中医离不开创新，而创新离不开科研。目前的中医教育既要有中医的创新性，又要凸现出中医的理论与思维，从科研中领会中医理论的奥妙。然而，部分高等中医院校不注重锻炼中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与科研技能，许多中医学生的实验设计能力与实验室技能十分差，中医毕业生缺乏基本的科研思维和方法，在今后的发展道路上不具备科研优势。
2对我国高等中医药教育的思考
如何使身处21世纪的高等中医教育和中医人才培养与中医药学术传承发展相得益彰，既传承中医药的思维方式，又适应现代医学发展的要求，探索出不断进步的中医药教育规律和培养方式，中医院校必须进行办学目标、发展战略等宏观层面的思考，还必须在培养模式，尤其是在临床教学中保持和发挥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克服套用西医办学模式的负面影响，从中西医学发展规律的差异进行反思。
2.1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定位
高等中医药教育是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遵照中医药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特点去办学。中医药不同于西医学的学科体系和思维方法，决定了中医院校应该努力探索办学道路，开展试点，确立具有自身特色的办学道路。当务之急是要深刻思索中医教育的主要任务，继承中医药传统思维和方式，以培养具有中医传统文化基础和具有在中医领域进一步深造和有发展潜力的学生为目标，跳出固有的中医教育体制，顺应中医药事业的快速发展，拓展思路，敢于开展并确立新的中医药人才培养方式。
2.2对高等中医药教育的几点思考
(1)系统学习中医课程，早期建立中医知识架构
多年来，各界对于中医院校课程设置的争论一直未有定论，普遍认同的是要遵从中医学的理论体系，准确地体现中医药学的知识结构体系，中医学的知识结构包括:学习中国传统文史哲和自然知识以形成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学习中医药的经典医著以确立中医药学的概念和体系;学习中医药治疗方法，包括中药、针灸、推拿、按摩、导引、食疗等疗法。
对于西医知识的学习，各界也持有不同观点，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贾谦教授的《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概要》中提出:“能否不要让中医药院校学生学习西医和外语课程，将来工作需要西医知识和外语时，可以再脱产学习。起码应允许一半中医药院校以纯中医药院校方式存在，同时，应允许师徒传承方式的存在，并给师带徒出身的人以一定的学术地位。培养兼具中西医知识的人才应该由西医院校承担此项工作”。笔者认为，在目前中医院校普遍学习西医基础课程的现状下，培养中医药学生最重要的莫过于建立中医药知识结构，加强中医理论知识的学习和考核，加大中医经典的学习深化，扩大中医传统文化必修课程的比例。当学生在学习初期接受中医药传统文化的熏陶，牢固地掌握了中医药理论基础的辨证论治体系后，再学习必要的西医知识。中西思维的碰撞建立在基本理解中医内涵和确立中医整体观的基础上，那么，中医药学生也会更加客观深人地看待中西医诊断思维和治疗方法的区别。
(2)重视中医临床技能的早期培养
中医经典是中医药学独特理论和临床诊疗体系的基石，但其内容比较抽象，主要依赖于人的理性思维去学习和体会。因此中医专业思想的根植，是一个临床实践与理论学习不断反复的过程。中医的院校教育应以中医知识结构的方法论内容为重点，使学生能透彻地理解中医最基本的原理，在此基础上加强中医的临床技能的学习运用能力。
因此，应该在学生学习中医经典的同时，进行临床跟诊、见习，也就是在贯彻“早临床、多临床、反复临床”的基础上，注重学生学习中医经典和临床见习的同步性。可采取多种形式，如通过临床典型病例中医讨论、临床见习、中医门诊跟诊，或者经典与临床的讲座等多种形式，在学生学习中医经典理论课程的同时，接触实际病例，在临床上培养中医经典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学习经典并及时深化理解经典、运用经典的能力。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在本科教育和七年制教育中，以医学知识基础为根基，加强医学生医学基础知识训练。为了巩固中医学生的基础知识，从学生人学的第二个学期起，每学期组织学生参加《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方剂学》、《中药学》、《诊断学基础》五门课为主的“中医基础知识竞赛”，历年的考试成绩将作为进人临床实习的先决条件，极大地强化了学生的基础知识。并在实施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注重提高实践课的比例，规定实践教学应占整门课程的30 %。实践学习时间的增加能帮助学生理解、消化抽象深奥的基础理论知识。70%的理论学习时间基本保证了理论教学的学时数，也为提炼实践知识留下了足够时间。
(3)继承师承教育，发展院校教育
现今的中医药教育主要采用院校教育的形式，具有传播知识的信息量大，传授的知识标准、统一、规范，受教育的普及率高等特点。相对于院校教育，师承教育注重传统文化学习，中医基础知识较扎实，有利于继承教师独特的临床经验和学术思想，因此将中医药教育的师承教育和现代的中医药院校教育更加有效地结合将更加有利于中医药人才的培养。
在现有的中医教育体制中适当的方式是在学生的临床课和临床实习中实行导师制。这样，可以使医有专长的教师培养学有专长的学生。同时可采用多种形式的师承教育，如普及性的师带徒和高层次的师承教育，既有利于继承老一辈中医名家的个人经验，又有利于从业个体在潜移默化中领悟中医学丰富的理论内涵，把握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和独特的临床经验，增强人才队伍对中医的信心。
针对近年来中医院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师承教育的模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面对这种情况，可以采取“一代带二代”、“跨学院、跨医院、跨地区”的模式进行师承，甚至可以试行优秀的中医药博、硕士研究生辅导本、专科中医药学生的方式，在实践中检验成果，不断的修正培养方法。
根据邓铁涛等巧位全国名老中医的倡议，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中西医结合专业为试点，创新传统“师带徒”模式，发挥“集体带集体”的优势，全国名老中医带徒中青年骨干，由中青年骨干带徒学生，师生定时见面，进行生动的授业解惑，并且实行定期的不同的名老中医跟诊制度。该举措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学生毕业后均受到了就业单位的一致好评，不仅掌握了扎实的中医药知识，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而且拥有开阔的思维，在掌握自己导师的基本思想的基础上，还不同程度地吸纳了其他老中医的医学思想。
(4)中医院校学生科研能力的培养
高职生物制药技术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必需的理论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能从事生物制品的生产、生物制品检验、生物制品经营等工作岗位，能解决生物制品生产实践、经营中遇到的一般专业问题，服务第一线的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
根据对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分析，我院高职生物制药专业的课程分为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综合实践、拓展课等五个模块。每模块的课程门数、学分、学时比例见表1。
一、公共基础课
公共基础课安排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高等数学、英语、计算机应用基础、体育共9门课程，占课程学时比22.1%，占总学分比27.5%，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标准，符合国家的教育方针，将素质教育贯穿于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使学生掌握必需的文化基础知识，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思想、文化和身心素质，培养和训练学生的不断获取新知识、新技术信息的能力、使用外语的能力、团队协作精神和人际交往能力，以满足学生适应社会、独立生存、自我发展、创新超越的需要，同时为专门课程的学习提供理论知识基础。
二、专业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包括基础化学、微生物学基础、药事管理与法规、人体结构生理学、实用药理基础、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现酵技术、天然药物学知识、药物制剂技术共9门课程，占课程学时比29.3%，占总学分比29.0%。专业基础课为后续课程学习所必需，各门课程学习以理论和实训穿插进行，构建专业所需的化学、医学、药学、生物学等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理论部分强调以“必需、够用”为度，重视相关技能的培养，技能方面特别要强调规范化操作。
1.基础化学包括了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和分析化学。考虑到高中学生的无机、有机化学基础较扎实，授教时侧重应用性较强的分析化学，理论方面总体以“够用”为度，重在培养学生基本的实训操作技能，它是专业技能的基础。实训内容选择从传统的经典的训证为主转向应用性广的综合性实训，在这些实训中使学生掌握常用仪器设备的操作，熟悉基本原理与方法，能正确地记录、收集和处理数据，规范书写实训报告，并对实训结果进行客观分析，重点培养学生扎实的基本功和科学、严谨、踏实、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和作风。
2.微生物学基础、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现酵技术是既是专业课学习的基础，又是职业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微生物学基础中的微生物的形态观察方法、培养基的制备及消毒灭菌方法、微生物的接种分离培养技术、微生物大小、环境中的分布测定技术、药物微生物检验技术、血清学检验技术、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中的电泳技术、核酸提取技术、酶活测定技术、现酵技术的菌种选育、菌种保藏、培养基的制备、灭菌、发酵过程的控制、发酵液分离、提取和精制等技术等是均为学生职业关键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3.人体解剖生理学、天然药物学知识、实用药理基础、药物制剂技术、药事管理与法规是涉及医药方面的基础课程，学生通过天然药物的功效、活性成分结构修饰、提取制备、各种制剂制备等实训，完成从原料药到成品药规范生产、规范管理的全过程学习。并采用现代检测分析手段与方法，对原料药与制剂药的质量、在人体内的代谢途径、作用机制、以及药物的有效性、安全性进行科学评价，从而学习如何获得安全有效的药物，使学生对医药有较全面系统的认识，并为以后从事药学相关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专业课
专业课包括生物药物检验技术、生物制药设备、生物制药工艺、GMP实务4门课程，占课程学时比8.4%，占总学分比7.2%，是构建专业核心能力最为重要和必要的课程。生物药物检验技术测定各类生化药物的含量、检测其安全性的技术、评价生化药物的质量的方法，生物制药设备中对通用设备和生物制药工艺使用设备的结构、性能、操作方法，生化药物的生产工艺流程的操作技术、生产规范化管理技术都是日后从事专业工作所必不可少的，是形成综合职业能力的关键。
四、综合实践
包括微生物学技能训练、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技能训练、生物药品制剂技术实操训练及GMP技能训练、生物药物检验技术技能训练、生物制药工艺技能训练、毕业实习与设计共6门课程，占课程学时比32.1%，占总学分比38.5%。此模块突出特点是综合性。通过较复杂的、融合多个知识点或多学科知识的校内综合实训，各种基本操作技能在不同实训项目中多次操作，反复整合，大大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对各门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最后通过在生物制药技术相关的岗位上进行一年的顶岗实习及论文设计，突出对学生科研意识和创新工作能力的综合训练，要求学生从查阅文献、设计和实施方案、写出论文，两年来学习的各种知识和技能在此阶段相互碰撞、相互揉合，上升为综合的职业能力。有利于提高学生就业的竞争力。
五、拓展课
包括药学文献检索、生物药品新药开发基础知识、基因工程原理3门课程，占课程学时比3.0%，占总学分比2.9%。培养学生具有不断获取本专业新知识、新技术信息的能力，为学生将来在专业范围的自我发展，提升自身位置及从事高层次研发工作打下基础。
此外学生还可选修药品市场营销、药用植物识别技术、生命的奥秘等课程，以拓展视野，拓宽就业范围。
一、中国当代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背景
在中国的民族医药中，可能没有哪一种向苗医药一样，医与药的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一方面苗药发展的形式喜人，但另一方面苗医院、苗医执业人员的发展及地位却相当尴尬。
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社会各界从不同角度基于不同目的，纷纷将眼光聚焦于苗医苗药。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其中不可避免夹杂了经济利益的动因，这会让苗医药研究，特别是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充斥着浮躁，容易被经济上的短视所影响，从长远上会有害于苗医药基础理论的研究。笔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笔者首先亦承认当下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存在一定的浮躁，且与经济利益的驱动密不可分。但不可否认，在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许多研究者是抱着“赤诚”的学术之心进行研究的，不少项目支助资金来源于政府，而政府的目的虽然一部分是为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但更多的是对民族历史遗产的挖掘与开发。另一方面，不管基于什么原因，社会的共同关注本身也是利大于弊的。
另外，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也存在一个不太寻常的现象。那就是，苗医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苗药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了瓶颈，而这一瓶颈就是苗医基础理论的缺位所导致的。为了突破这一瓶颈，不得不关注苗医的基础理论研究。到此，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是苗医基础理论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说是为苗药进一步发展而服务的，苗医的发展不是一种自觉主动式的，而是被动式的。
二、是否存在苗医的理论之争
由于这种奇特的“跛脚”现象，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只存在苗药不存在苗医。因为苗族的“迁徙”特点，苗族同胞为对抗疾病过程中吸纳了“迁徙”之路上所能接触到的一切医药知识，同时凭借大量祖祖辈辈传下来的药物知识经验，因此形成了今天苗药“简、便、效、廉、奇”的特点，也由于此原因造就了苗药加工简单，苗医擅长治疗外伤、虫蛇咬伤。但在医学基础理论上，苗医不像藏医、维医等那样在借鉴古代印度、古代阿拉伯等医学知识的基础上诞生出具有自身特点的医学。相反其中充满了大量“巫术”这类在今天看来完全不科学的因素，其较为可取之处中可以看到许多中医的影子。另外，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亦提出，当代苗医在基础理论上也呈现四分五裂的状态，彼此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很难调和，也没有哪一种理论具有足够压倒其他理论的优势，获得广泛的认可。笔者对此种观点并不赞同，笔者认为：首先，从医药的逻辑关系上来讲，不可能出现存在大量的苗药不存在苗医的局面。笔者承认，无医学理论支撑，仅仅为药物使用经验的积累和传承在人类历史上是存在的，这种情况下注定药物使用情况是零散、无体系化的，就是一种经验的简单堆积。但今天苗医在针对外科、内科、妇科、儿科、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上，均有自己独特的诊疗方法。比如苗医正骨、蛇伤疗法及九节茶治疗头晕、骨折、风湿疼痛等项目已经被列为“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次，苗医之中的确存在这一些远古“巫术”的因素，但这恰恰说明其产生时间久远，符合人类医学产生的客观规律。因为苗族处于“迁徙”之中，注定其作为一个团体存在时，是较为封闭的，因此苗族的一些传承已久的文化可以延续到今天，这其中也包括了苗医。第三，今天苗医基础理论不统一，彼此之间冲突较为激烈，甚至有的观点可能在后世看来是谬误的。但这只能说明苗医由于苗族所经历的特殊的历史原因，无法像中医、西方古代医学等可以在从容发展文化的基础之上诞生成熟的哲学体系，进而为其产生做好充分的铺垫。医学从本质上来说与其存在的社会所普遍承认的哲学相一致，哲学是从千千万万的具象中抽象出最普遍的一般性规律。因此具象是客观存在的，最普遍的一般性规律也就存在，只是现阶段暂时还未抽象出令人信服的最普遍的一般性规律，苗医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如此。
三、当代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的常用方法
1、根据历史文献进行实证分析
苗医从目前的历史考证来看，具有悠久的历史，不少历史文献都有记载：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指出：“西汉刘汉《说苑》说上古有人名苗父……这个苗父就是黎苗族的巫师（巫医），巫师治病主要是祈祷禁咒术，但也逐渐用些酒草等药物。” 伤寒病发狂兼发斑疹的治疗，在《验方新编》一书中记录了苗人用癞蛤蟆贴敷治疗之秘方。“凡伤寒发狂，眼直舌强，或发斑疹，急用铜钱于脊背、两手弯、扇榕浴⒘酵韧涔纬銮嘧仙，随取癞蛤蟆一只（目红、皮红、腹无八字纹者勿用），破开去肠肚各物，贴心坎上，取蛤蟆肝煎水服之。并用煮熟鸡蛋，去壳，于刮伤处乘热滚擦，随滚随换，其病顿减，有起死回生之功。滚过鸡蛋埋入土内，不可使鸡犬误食。此苗人秘方也。”《贵州苗族医药研究与开发》介绍说：“经欧志安研究统计，《神农本草经》苗语记音的药草达1/3左右；欧氏尚发现，明代李时珍的名著《本草纲目》第一册有17种苗药，第二册有27种苗药。《本草纲目》还记载了不少苗族药物的形态、采集与药用经验。”这个介绍，一方面肯定了苗族医药在久远的古代就对中国传统医药知识体系建构产生了影响，同时，也是认同了欧志安先生为代表的“从古老医书研究苗族医药”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试图复原历史上的苗医，还原苗医的本来面目，并常常与同时期的苗族历史研究有着一定的关联度，但却存在着一种为了追求历史感而在一开始就没有自己独立知识体系和相应说明方法的缺陷。
2、从现存临床病例治疗经验入手进行实证分析
前文已提过现存苗医大多文化水平不高，在传承上多为家庭内部成员之间进行，不少苗医在传承过程中丢失了治疗方法基础理论，却保存了有关疾病的药方，所以在对疾病治疗过程中对病理及治疗基础理论无法进行清晰的阐述，当然更别提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在阐述时的保留。同时，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不可否认在民间也存在一些挂羊头卖狗肉的情况。因此，采用此方法的学者在资料收集时不得不面临这样的难题：一、资料庞杂，且其中真伪难辨，特别苗医药传承上具有一定的保守性，要从中选出具有代表性的，真实的材料，具有一定的难度，且在材料的选择上保持中立，不被其他因素所影响也是对研究者的考验；二、收集苗医药的第一手资料最好的地点是在苗族聚居的，苗族文化保持较完好的苗族村落，而当地往往使用苗语，且为保证材料的“原滋原味”，往往要求研究者对苗语有相当的了解，但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通晓苗语的不多，因此常常存在解读第一手资料时就已经存在失真；三、由于收集资料源于基层苗医药行医者或家中所传的已保留不多的医药知识，或在个人长期行医过程中所形成的个人心得，因此这些材料过于零散化，过于具象化，在收集资料后必须要进行普遍性论证，但在具体操作中，由于前两个原因的存在，使得这一工作的完成困难重重。因此，从材料的收集、整理、分析，到对研究者本身所应具备的能力要求来看，客观地说，目前作为研究苗族医药基础理论的资料，还远远不够的。现有研究成果在深度和可信度，还难以让人信服。
3、创立苗族医药理论
一些苗族医药研究者依托“八代苗医大师龙玉六秘传生成哲学与交环学说”，进行了一种带有哲学意味的理论建模，并演绎了一些试图解释其相应医理逻辑合理性的诊治原则和方法，其影响不小。
笔者认为，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同盲人摸象，仅为人类在认知上具有局限性的情况下不得不采用的从不同路径认识事物本源的无奈之举，但不管采用哪种研究方法，都应建立在历史上已有的和现存的苗医药的各种具象基础之上。
四、苗医药基础理论的几种代表学说
1、三界说
苗族医的三界学说是在苗族民间长期流传的一种人体功能区划分的学说，是一种类比自然界中物类相互关系来解释人体三大区域之间的联系的朴素理论。该学说将人体划分为树界、土界、水界三个区域，三界之间具有紧密的相资和相制的联系。树扎根于土壤，必须从土壤之中获得养分，土壤孕育着生命，但有赖于水的滋润才能肥沃，水是生命之源，但也有赖于树的运转和土的吸纳才能鲜活、灵动。只有三者协调人体才能发挥正常的功能，否则一损俱损，疾病产生。
2、四大筋脉说
苗医认为，筋与脉是人体两个关系十分密切的重要系统。它们既是各自独立的系统，同时彼此之间又具有紧密的联系。四大筋承担着指挥、组织、带动和协调人体运动的任务，四大脉则是向四肢和各组织供应其所需物质的主干，“筋为气道，医有脉行血”。筋脉与疾病的关系由于筋脉的重要生理功能，四大筋脉在疾病的产生和治疗中往往有着特殊的作用。筋脉的特点是“以通为用，以畅为安，以塞为病，以绝而亡”，而外伤、内损都有可能导致筋脉受损。苗医的筋脉理论与中医的经络学说有明显的不同。它在形态上相对模糊，不像中医的十二经脉、奇经八脉那样线路清晰而具体；但在功能上却较为明确。
3、苗医毒学说
苗医认为“毒为百病之源”，有“无毒不生病、无乱不成疾”之说，故对毒的治疗极为重视，也因此给其他地区的人民以苗人擅使毒的印象。苗医认为，毒祛病消，因此将除毒邪作为治疗疾病的主要手段。苗医药经过长期发展，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祛毒邪的方法，主要有：解毒法、攻毒法、排毒法、拔毒法、克毒法，表毒法、赶毒法、清毒法、败毒法等等，被称为“去毒九法”。苗医根据不同性质、不同部位、不同程度的毒邪采用不同的祛毒邪的方法。
4、生成哲学与交环学说
该学说强调一切事物由搜媚若、各薄港搜、玛汝务翠三大要素组成，即物质、能量和条件，三者不能缺一的苗族生成哲学。该学说认为人体生理、病理、病因、疾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都与生成哲学密不可分。在病因上认为毒、亏、伤、积、菌、x是致病原因。
笔者认为，前三种代表学说过于肤浅，因为解决医药学基础理论的认知问题应当首先回应关于世界本源的问题，即世界是有什么构成的。不管是传统中医还是现代西医对此问题均做出了回答，并在此答案的基础上构建了完整的医药学基础理论：中医认为世界的本源是阴阳五行，人体的构成与平衡也离不开阴阳五行；现代西医从分子、细胞等现代物理、化学、生物学的角度认知世界，进而认知人体的构成与疾病。这种对世界的认知和对人体与疾病的认知形成统一，从哲学的角度对医学给予了有力的支撑。第四种代表学说笔者认为，生成哲学并不是建构在苗族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哲学范式。首先从其源头来说，其真实性是有待进一步考证的。根据相关学者论文记载，生成哲学源于龙玉六传唱的苗族古老话《万物生成共源根》。但作为论证生成哲学的重要依据，首先在万物起源与构成的记载上，其真实性笔者是有所保留的。关于世界的起源，在苗学界公认的是“邃古之初，古老昔时。天地粘连在一起，日月贴合在一块。世间黑漆漆，宇空暗幽幽。”“重公”、“黎公”用锤和钻把宇宙打开的，而不是《苗族生成学》译文所说的“就分了天和地；先安日月，后配星斗，山、水、气都齐备。”“天气罩人，地气托天。其次，生成哲学一分为三的哲学模型在笔者看来不过是对中医的“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的哲学模型的另一种稍作变化了的表述，其核心思想与苗族民间的各种各样“医文化现象”和“药文化现象”所遵循的传统知识体系的哲学思想是不同的。
五、结语
苗医药基础理论的构建应当放在一个更大的场域中进行探讨，即苗族的哲学问题探讨中来，这也是笔者认为在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缺憾。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需要各个方面苗族问题研究者的共同合力，苗医药基础理论研究者在研究时眼光同样应当关注其他领域中关于苗族哲学问题的研究。历史研究表明，医药学问题同样是世界的认知问题，人们在认知世界的同时认识自己――包括身体和心灵，另一方面在认知方法上会以已获得的认知外部世界的经验去认识自己，因此最终医学必将导向一种哲学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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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杜江，苗医“四大筋脉”学说的探讨，中华中医药杂志[J]，2006年第10期
四气又名“四性”，是指中药“寒、热、温、凉”四种不同的药性，是从药物作用于机体产生的反应。四性理论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理论体系，目前“中药药性理论的科学性”成为了中药研究热点。
按照现代药理研究，可以重新定义“四性”的概念，即是具有纠正机体寒证或热证内在活性的一类中药。具体表现在：寒凉药可抑制中枢神经系统、交感神经和内分泌系统的兴奋性，并能降低基础代谢率；反之，温热药则具有兴奋中枢神经、交感神经和内分泌系统，能提高基础代谢率。欧阳兵[1]提出的 “组群中药四性组合性效谱”假说。他认为四性属性相同、功效相近的中药理论上应当具有基本相同的、能客观反映其药性寒热本质的“性效谱”。“性效谱”即可作为界定某一新中药四性属性的科学依据。
近期的相关研究显示，中药的四气属性与其化学成分有关。并总结出如下规律：温热药多含有生物碱类、挥发油；寒凉药多含有蒽苷、皂苷等苷类成分及薄荷脑。此外，中药中锌、铜含量高者其药性多寒凉，反之则药性多温热。由此可见，中药所含化学成分及含量多是中药药性的决定因素之一。
2 五味
药物具有辛、酸、甘、苦、咸五种不同的味道，五味不仅是味道，也是对中药的功效的概括和总结，现代研究表明，五味与其有效成分和药理作用也存在着联系。
金勇[2]选用60味涵盖所有性味归经的常用中药，按常规法煎成药液，给小鼠服用，结果发现“五味”作用之间表现为各种药性影响各器官组织的性质（兴奋或抑制）及其强弱的不同，“五味”的作用主要影响间脑、大脑、小脑、脊髓、肺脏、肾脏、胰腺、头颅骨等器官组织，对其他器官组织的影响较小。实验说明“五味”的作用可能指的是中药对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查青林[3] 从古代本草文献中选取五味分类确定的治疗咳嗽中药，提取文献中MeSH 词数据并用关联规则分析、因子分析进一步处理，发现不同五味分类中药 MeSH 词关联网络特征。结果发现中药五味分类在代谢方面有其自身生物学特征的调整作用。
3 归经
郭顺根等[4]应用放射性自显影技术研究了川芎活性成分之一的川芎嗪在小白鼠体内细胞、组织、器官的定位分布。表明川芎的活性成分川芎嗪的体内分布与川芎归经密切相关。许福泉[5]通过对膀胱经中药功效、活性、化学成分等进行整理统计，发现黄酮类成分与其主要功效相吻合，提示具有相同结构类型的抑（抗）菌黄酮成分是中药归膀胱经的重要归经物质基础，与膀胱经“属膀胱，络肾，与心脑有联系”的中医认识相吻合。
4 升降沉浮
升降沉浮理论是药物对机体有向上、向下、向外、向内四种不同作用的趋向。是疾病所表现出来的趋向性。升降沉浮属性是与药物的气味、质地密切相关。
现代中药学理论对药物双向性进行了一定的解释，在近几年的研究发现，这一现象是客观存在的。例如，对川芎的药学研究中证实“川芎中所含的川芎嗪，阿魏酸对血管平滑肌有解痉作用及抗血栓形成作用，同时川芎嗪能增加脑血流量，显著降低脑血管阻力，抑制子宫平滑肌的作用”[6]。周刚[7]采用分析试错法、直观法、归纳法、演绎法、直感类比法等试探法在中药的升降浮沉理论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指导性作用。可见，在试探法指导下形成的具有明显的古代思辨哲学色彩的中药升降浮沉传统理论，是中药学的特色和优势之一。
中药药性理论是现代中药基础理论研究的热点，在药物试验的基础上，还有很多信息学及数据挖掘技术对此理论的研究。周福生[8]采用基于药性位势模型与功效知识元网格的模型化表征方法，探索中药性理论与功效之间的内在关联规律，从而用现代科学理论解释中药的药性理论。沈志冲[9]通过对临床中药按照四气、五味、归经以及功效 4 个层面的逐层分类，进行科学的分析与解释。旨在将中医药理论融为一体，形成一个科学的理论知识，更加科学的指导临床应用。王耘[10]将中医药的基本理论与思想同系统生物学的技术手段相结合，并建立的数学模型，研究中药药性的系统学意义，建立以中药药性理论为基础的中药药效评价方法。雷钧涛[11]介绍了一种用基于光谱指纹图谱单体的定量构效关系研究类比说明基于光谱指纹图谱的中药性味研究。中药指纹图谱具有特征性，重现性和可操作性。其目标是实现指纹图谱特征和药性相关性研究。包括开展指纹图谱特征分别和药性、药效的研究以及三者之间相关性研究。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会有更多更科学的方法研究传统的中药理论，为此证明中药理论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并不断充实和完善相关理论基础，才能更好的指导临床实践。
参 考 文 献
[1] 欧阳兵，王振国，王鹏，等.“组群中药四性组合性效谱”假说及其论证.山东中医杂志，2006：25（3）：154-156.
[2] 金勇，俞仲毅，王博，等. 中药“五味”作用的形态学基础研究.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9， 23（3）：67-71.
[3] 查青林，余俊英，余飞，等.基于代谢相关MeSH 词文本挖掘分析治疗咳嗽中药五味分类的生物学特征.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0，16 （7）：616-618.
[4] 郭顺根，牛建昭，贲长恩，等.3 h-川芎嗪在动物体内分布的放射自显影研究.中国医药学报，1989，4（3）：17-21.
[5] 许福泉，管华诗，冯媛媛，等.基于化学成分的中药归经研究.亚太传统医药，2012，8（5）：197-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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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周福生.中药药性理论模型化表征方法研究思.世界科学技术，2009，11（2）：229-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