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我国最高级别的社科类研究项目，代表着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方向和水平，对于推动地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能力层次的提升有着重要的导向和激励作用。努力争取承担更多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力争多出一流成果和优秀人才，对于加强本地区、本单位的社科队伍建设和学科建设，更好地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19%年体育学被列为国家一级学科，科研成果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重视。1997年首次设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体育学科类，并资助了一批有关课题的研究项目，之后每年均有立项课题，这无疑对提高我国体育社会学科的研究水平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为了全面分析历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科立项的具体情况，发现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的一些规律以及存在的问题，作者对历年来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进行了深人统计分析与研究，以其为繁荣体育科学研究，促进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项目发展提供参考。
国家社科基金的设立，是为了鼓励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潜心研究，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国家社科基金工作对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等具有十分独特的重要作用。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能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有重要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一些优秀的专家学者，正是通过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而发挥着非常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国家社科基金设立初期仅有一类项目，即年度项目(包括重点项目、一般项目、青年项目和自筹项目)，现在已扩大为五类项目，增设了重大招标项目、特别委托项目、西部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其中重大招标项目主要资助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课题;特别委托项目主要以委托的方式资助党和政府决策部门急需研究的重要课题;西部项目则是为了配合中央西部大开发的方针，繁荣发展西部哲学社会科学，稳定西部哲学社会科学的队伍，重点资助民族、宗教、区域经济发展、濒危文化抢救、边疆稳定、对外开放等方面的课题;后期资助项目是资助已完成了80%以上的优秀成果，资助其尚未完成部分的科研及出版。包含有马列社科、党史党建、哲学、经济学、统计学、政治学、法学、国际问题研究、社会学、人口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学、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图书·情报与文献、体育学21个一级学科。其中经济学科由于范围太大，将其分割为经济理论和应用经济学两类独立的学科，另将教育学科、艺术学科和军事学科设为单列学科。
二、历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体育学项目情况
(一)年度立项数量分析
1996年7月，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体育学被正式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的一级学科。体育学作为26个学科之一，从当年起，开始纳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范畴。自1997年开始至2008年的12年间，体育学共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2500余万元，立项392项。作为最年轻的学科，短短的12年间立项发展速度之快，足见国家和社会对体育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从体育学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以来，体育学立项数量总体趋势呈现增长，由1997年的20项增加到2008年的65项;在所有立项中一般项目数量最大，12年间一共立项270项，占整个立项数目的68.9%，青年项目立项69项，重点项目17项，自筹项目2项。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党和国家政府日益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体育学有4项作为国家重大社科基金招标项目。自从2004年设立西部项目以来，体育学已经获得30项资助，足见体育学研究在服务西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积极作用。
作为我国最高级别的社科研究项目，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反映了体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依据图1可知，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课题在过去12年间共立项392项，平均每年立项32.7项。从变化曲线走势可以看出，十多年间立项数目呈总体上升趋势，但并不是呈现直线状态，表现出高低起伏的曲线形。观察该变化曲线规律得出，1997年一2008年的12年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数目规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仔细观察发现这三个时期分别以4年为一个单位。第1个时期为起伏期，1997—2000年的4年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数目63项，平均每年立项15.75项，低于整个年平均立项数，这4年里立项数出现直线下滑状态，由1997年的20项下滑到1999年的10项，幸好在2000年上升到19项，但仍然低于1997年的20项，说明在体育学刚被设立成国家社科基金的初期体育科学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形成与其他社会科学齐头并进的态势。第2个时期是平稳发展期，从2001年一2004年间，这期间立项数目处于平稳状态，由2001年的31项变为2004年的34项，这期间出现一次低谷，2003年立项数只有29项。第3个时期是直线上升期，由2005年的44项升到2008年65项，期间获得3项重大招标项目，27项西部项目的资助，可见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为体育事业的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召开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国家的宝贵遗产。
(二)立项课题研究内容分析
1992年，体育学被列为国家一级学科，成为58个一级学科之一。1997年，体育学科被单独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范围，这一决定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体育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卢元镇先生主编的《体育人文社会科学概论高级教程》一书，将体育人文社会学科分为体育人文学科和体育社会学科两大类，每一类又包括有几门具体的学科领域。根据每年立项项目的名称进行具体学科领域的分类，从题目的问题反映对所资助项目进行学科分类，这也是很多学科常用的一种划分方法。在进行分类统计时将民族传统体育的研究划归于体育人类学研究的范畴。依据表2可见，在1997—2008年之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体育学立项课题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体育管理学与体育社会学两个学科，其中体育管理学共立项95项，位居首位，占整个立项数的24.2 %;体育社会学共立项92项，位列次席，占整个立项数的23.5 %。这充分说明这两个学科在体育发展过程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我国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立项数位列三到五位的分别是体育经济学、体育哲学和学校体育学，这三门共立项110项，占整个立项数的28.1 %，说明体育的经济效益、体育哲学与体育教育问题受到高度重视，成为体育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依据体育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在整个立项课题中体育人文学科共立项103项，占整个立项数的26.3 % ;体育社会学科立项289项，占整个立项数的73.7 %，这充分说明国家社科基金更加青睐于体育社会学研究，表明我国体育发展的现实问题与社会发展环境侧重所在。随着科学研究的深人与扩大化，体育学研究与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越来越多，如体育旅游、体育传播、体育新闻等等，交叉学科研究的逐步深人为体育学科的发展提供重要支撑，更加丰富了体育学研究的内容，提升了体育学科的社会影响与学科地位。
(三)项目所属单位与地区分布
1.项目地区分布
在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课题地区分布情况中(见表3)，北京、广东、上海位列前三位，共获得立项课题141项，占整个立项数的36.0 %;其次是湖北、四川、辽宁和湖南。迄今为止海南还没有获得项目资助，西部地区获得资助得予以西部项目的设立促进了地区之间科学研究的平衡，更大地为西部地区建设服务。从整个获得资助的地区分布来看，每年获得资助的省份区域平衡，逐渐扩大，在项目立项的地区分布上更加区域均等化和平衡化，促进了体育科学研究的地区均等化发展。
2.项目所属单位分布
历年来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课题立项都是以体育院校、综合性院校、师范院校和体育机关为核心研究机构。从项目主持人所属单位系分布来看(见表4)，体育院校位居首位，共获得立项课题163项，占整个立项数的41.6%，这与我国体育院校研究队伍的整体素质、研究资源及水平都占较大优势密切相关。综合性院校位居第2，立项数是104，占整个立项数的26.5 %;师范院校获得立项87项，体育机关获得立项32项。从总体发展趋势来看，体育机关的立项比例呈明显的下降趋势，而随着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力度的逐年增加，体育院校保持平稳发展，综合性院校和师范院校的立项比例在大幅度上升。
(四)结题成果形式分析
国家社科基金规划的研究成果形式有专著、译著、论文(集)、研究报告、工具书和电脑软件等。从1997—2008年的12年间，国家社科基金体育学立项课题的结题成果形式主要以研究报告、论文(集)和专著三种形式(见图2)。研究报告是结题采用率最高的形式，共有282项，占整个成果形式的47.6%采用论文(集)形式的有169项，占整个成果形式的28.5%采用专著形式的有141项。可见研究报告是体育科学研究工作者广泛采用的结题成果形式，表明研究报告能够及时、快捷地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能够直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论文(集)是科研工作过程中研究成果的阶段性成果形式汇集而成，这种成果形式形象而有逻辑层次，能够准确表达科研工作所取得的各个阶段成果，能够推进科研工作的进程，为圆满完成研究任务提供指引;而专著则在研究理论深度和研究全面性方面要求较高，一般适用于基础理论研究领域，这对研究者科研水平和理论积蓄以及研究的深人与全面性是一个科学有力的呈现。
(五)研究时间分析
课题研究时间的长短直接关系到课题成果转为社会生产力，为社会建设服务的时间。通过对12年间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研究时间的统计显示，96.5%的立项课题所计划完成时间确定在立项年之后的1—2年。仔细观察科研发现，研究时间的长短与研究内容、结题成果形式有直接关系，一般采用研究报告结题的课题研究时间为1年;采用研究报告和论文(集)相结合的形式研究时间为2年;以专著和研究报告结题的研究时间大于2年。然而，体育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不能按期完成的现象却十分严重，以2000年立项的19项课题为例，在对其立项3年(2003年10月)后的结项情况进行分析发现，至少有58%的课题没有按期完成，多数延长了1.5一2年。2005年10月，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公布了体育学最新结项的10项课题，统计分析可知，这10项课题平均拖期23.3个月，足以反映出课题结项拖期的严重程度
[中图分类号]R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1)06-0122-04
“基金论文比”是指某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文献中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目前，我国一些关于期刊的大型评价系统已将“基金论文比”作为期刊评价的一项指标。例如，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的《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分别在2001年和2004年即开始统计“基金论文比”。《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也新增了这一指标。
将“基金论文比”作为学术期刊质量的评价指标，是中国期刊评价领域的独创。其源头可追溯到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于1994年颁发的《科技期刊学术类质量要求及其评估标准》。该文件规定：学术类科技期刊刊出论文属国家和省、部级基金资助的比例，超过40％的，期刊可以评为“优”；在5％-40％的，期刊可以评为“良”；小于5％的，期刊评为“差”。而在推动“基金论文比”产生广泛影响的还是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制的“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对“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的选取。该所每年推出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均认为：“基金论文比是衡量期刊论文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
在《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这根强力指挥棒的指挥、导向下，“基金论文比”这一期刊评价指标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追捧：首先，我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期刊评价体系，已有不少仿此模式将“基金论文比”作为一个评价指标；其次，一些研究者受其影响，也不断人为地拔高“基金论文比”的评价作用，甚至认为“基金论文往往代表了某研究领域的新趋势、‘制高点’，在各项评价指标中，应该适当增加‘基金论文比’这个指标的权重，因为‘基金论文比’比‘影响因子’更能代表科技期刊的学术质量”。《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增设“基金论文比”评价指标后，将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也全部纳入“基金论文比”的无形制约之中。
由于该评价指标在期刊评价中占有一定权重，因此，各期刊对此都予以高度重视，对基金论文趋附倾向明显。例如，不少期刊以优先录用、不收版费、高额稿酬、快速发表等措施来吸引基金论文；一些期刊在其《征稿启事》中就注明“优先录用国家基金项目和省部级基金项目的科研论文”；有些期刊甚至明确表示非基金论文一律不予刊发。
“基金论文比”评价指标设计者的初衷和思路大概是：基金课题是经过研究者申报和专家评审以及基金主管部门批准而最终确定的，从外在程序和过程看，是比较规范、严格、认真的，而且基金课题的确定是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而产生的。因此，作为基金课题成果表现形式的“基金论文”必然也是高质量的；也因此，刊载“基金论文”的数量越多，其刊物的质量应该越高。“一般来说，各类部级科学基金或资助项目均是通过严格的评审，并且定位于重大的基础研究或科学前沿研究的项目，因而各类重要的科学基金或资助产生的论文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前瞻性。
这一思路看上去颇为科学合理，但却是一种想当然的推论，并不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基金论文比”提出一些疑问；但总体而言，仍是充分肯定这一评价指标，而只是在“人为影响因素”等操作性、技术性层面提出一些修正的意见。笔者认为，尽管前两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已在综合评价体系中降低了“基金论文比”的权重，《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给予“基金论文比”指标的权重还不太大，但将“基金论文比”作为学术期刊的评价指标，不仅在操作性方面会产生一些弊端，而且其整体思路是欠科学、欠合理的，故其不宜作为期刊评价的指标。其理由如下：
(一)“基金论文比”指标使评价主体与评价客置倒错，评价逻辑关系混乱
目前，我国对基金课题项目的评审和确定，主要只是评审课题项目的价值、课题研究团队的研究水平和能力、研究的进程计划、研究成果的预期目标、研究经费的数目等，而不是对最终研究成果内容的评定。而课题项目最终能否通过鉴定、予以结题结项，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和依据，是看成果论文能否发表和在何种档次期刊发表。论文不仅是基金项目或课题研究进展的“计程器”，是基金项目研究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基金项目结题结项的重要理论性依据。而学术期刊审选稿件时，面对的是有着实实在在内容的论文，且一般都要经过几轮审选；同时，期刊的档次越高，对所发论文的要求越高，把关越严，所以自然将论文的发表情况，作为课题鉴定结题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依据。这在很大程度上实际是将课题成果质量的评审和鉴定交给了期刊。
可以说，在科技类和社科类期刊评价系统未将“基金论文比”列为评价指标前，大多学术期刊的编辑在审选稿件时，并不注重文章“贴着”哪一级基金课题的“标签”，而只注重眼前的论文，一切都按眼前论文的实际质量决定取舍。如果我们将“基金论文比”作为评价期刊或核心期刊的一个指标的话(无论其权重高低)，则实际上是将评审与被评审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因为如上所述，原先课题能否通过鉴定予以结题，主要是审核课题论文能否发表以及发表在何种档次期刊之上，亦即由期刊来评价和鉴定课题成果的质量，现在却叉反过来由发表“基金论文”的多少来评价期刊的质量。这就将评价的逻辑关系和评价主体与客体的位置完全颠倒了。
(二)“基金论文质量高”之说，实际是将课题产生优质成果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划上等号
为什么会出现将基金论文刊载的数量与期刊质量划等号的情况呢?在基本思路上，这主要是将基金课题的申报、评审中所提供的可能产出优质成果的外在条件与成果产出的必然性划上了等号。
对通过评审并获得基金资助的课题，只能说由于该课题的选题具有一定价值、有一支达到相应水平的研究团队，或具备一定的研究基础，还有一定的经费支持，因此有可能(但绝不是必然、必定地)获得较好的预期研究成果。这里必须着重指出，决不能将可能性与必然性划等号，将预期的成果与必定的结果划等号；决不能认为具有可能的条件因素，就必然产出预期的优质的成果。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道理。而且必须指出，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还建立在这样的假设性基础上，即假设课题项目的评审确实都是客观、科学、公平、公正的(在当前社会大环境中，尤其是在对基金课题评审本身缺乏评审和监控的情况下，这只能是一种假设)。
而即使认可这一假设是成立的，但在具体课题的研究过程中，由于可能出现的种种不确定的变数，也都可能使成果达不到预期的质量结果：一是课题价值的变化。即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已有他人的同类型、同性质、同内容课题(包括非基金课题)的高水平成果问世，从而使本课题的研究价值大大降低、研究难度大大提高，其成果甚至成为价值很小或毫无价值的无效劳动。二是课题研究团队特别是主要负责人的主客观因素的变化。就其主观因素而言，课题负责人对课题的重视程度、愿意投人精力的程度等对课题成果质量具有很大影响。常有一些课题主要负责人对本课题并不重视，仅是挂名而已，自身投人精力很少，具体研究完全交与普通研究人员甚至研究生完成。就其客观因素而言，研究过程中主要负责人的身体素质下降、其他工作压力增大、各种原因(如出国、出差、会议)挤占时间过多，等等，也都可能使之力不从心难以认真对待本课题，从而使成果质量无法达到预期结果。三是课题执笔者的变数。执笔者本身的专业水平、研究能力、研究态度等因素的不同，也都可能使课题各部分的论文水平迥异。
(三)有关数据和研究表明，基金论文刊载的数量与期刊质量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目前，已有一些研究者指出，科技期刊基金论文刊载的多少，与国际公认的代表期刊质量的“影响因子”没有内在的关联。例如，《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显示：2001年和2002年影响因子位列前20名的期刊中，其“基金论文比”超过50％的仅有9种，有的期刊“基金论文比”还不足10％。有研究者对影响因子灰色关联分析的讨论结果认为：“基金论文比’对影响因子的关联度比较小，也就是说，基金论文数的多少并没能对影响因子起决定作用。”“据报道，中国学者在国际著名期刊Science和Na-ture上发表的论文中一半以上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这表明，获得国家大量资助的基金论文在Science和Nature上与自力完成的非基金论文仅平分秋色而已。而且，如果以中国产的“基金论文比”指标来评价Science和Nature的话，那么其评价结果必然是：这两份期刊不如中国某些“基金论文比”为100％的期刊“质量高”。此外，还有不少的统计研究表明科技期刊基金论文刊载的多少，与“影响因子”没有内在的关联。而且，退一步说，即使“基金论文比”与“影响因子”正相关，则既然有了“影响因子”这项指标，就不必重复叠加“基金论文比”了。
那么，社会科学基金论文质量是否高于非基金论文，基金论文的刊载数量能否代表期刊质量呢?有研究者通过大量数据表明“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论文质量并不一定比非基金资助论文质量高”。但其引证的基金论文与非基金论文的统计数据均出自《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出版以前，而彼时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因无“基金论文比”的导向制约，在基金论文的选用和基金项目的标注上都不太重视其完整性，故其数据还欠准确、完整，其分析的信度与效度还显不足。为了进一步了解社会科学基金论文与非基金论文的质量情况，以及基金论文的刊载数量与期刊质量的内在关系，笔者选取《新华文摘》2010年全年24期中“经济”栏目和“教育”栏目所转载的全部文章进行了统计分析。之所以选取《新华文摘》的这些文章为样本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一是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受《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08年版)“基金论文比”评价指标的导向影响，自2009年以来至少重视了对基金项目的标注，从而使数据的采集统计更加准确、全面；二是作为二次文献的《新华文摘》本身不受“基金论文比”的无形制约，在转载文章时不会考虑其是否基金论文；三是《新华文摘》所转载文章大多反映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一般说，代表着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最高水平；四是在社会科学领域，“经济”与“教育”这两大学科的应用性强，其基金课题数量较多，因而对基金论文与非基金论文进行分析比较，其结果更具代表性和说服力。笔者查阅了每篇文章的原载出处，统计出24期两大栏目的总篇数、基金论文数、非基金论文数及其各占总篇数的百分比(见表1)。
由表1可见，《新华文摘》经济、教育两大栏目转载的基金论文篇数占总篇数的比例还不到1/3。数据表明：社科类基金论文并不比非基金论文的质量高；基金论文刊载的数量与期刊质量之间并没有正相关关系(否则，刊载基金论文不足1/3的《新华文摘》无疑将被贴上“二流期刊”的“标签”)。
(四)“基金论文比”指标对办刊产生负面影响，引发编、作双方“共犯”学术不端行为
如前所述，当今期刊评价系统特别是影响很大的核心期刊评价系统的评价指标已成为学术期刊办刊的强力指挥棒。从期刊方面来说，让办刊工作者担忧的是，将“基金论文比”作为期刊的一个评价指标，将对学术期刊的办刊造成不良影响乃至误导，期刊审选稿件必然会趋附“基金论文”--只要是“基金论文”，即使质量差一些也会优先选用。实际上，不少科技期刊的前述做法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担忧[6-9]。因为其结果将可能导致期刊实际质量的降低。从作者方面来说，“基金论文比”指标间接引发作者学术不端行为，异化学术研究风气。由于期刊在“基金论文比”的指挥下存在趋附基金论文甚至唯基金论文的情况，作者为了迎合期刊要求、提高录用率，在文中标注基金资助情况时出现诸多不端行为，例如，标注的基金项目中有不少是过期基金、搭车基金、无关基金、虚假基金，等等。总之，不少作者想方设法为论文穿上一件真的或假的、合身的或不合身的漂亮“基金”外衣。而期刊对这些基金标注方面的不端行为，也抱着认假、容假、纵假的态度，昕之任之甚至通同作弊，这就更加滋长了一些作者搭车、冒充、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可以说，“基金论文比”客观上造成了一个利益关系链：“基金论文比”一指挥期刊迎合(优先录用基金论文)一指挥作者迎合(产生搭车、冒充、造假等不端行为)。所以，“基金论文比”不仅使期刊实际质量受到影响，而且助长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形成。而这里的学术不端行为并非作者单方面所为，而是有期刊的导向、纵容甚至参与，成为编、作双方“共犯”的不端行为。
(五)“基金论文比”指标对非基金论文作者存在不公平因素，抑制和浪费了宝贵的人才资源与研究资源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3－0078－07
1 引言
中国旅游研究经过近30年的积累，已发展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旅游研究自引入我国，就一直吸引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中国旅游研究的总体情况进行讨论和评述。旅游学科基本理论的研究集中在学科理论体系、学科性质、学科树构建、旅游的本质等方面。综述类的文章有对个别年度旅游研究评述、中国旅游研究14年、旅游学学科发展、中外旅游比较、旅游研究方法等。其他的侧重于某一方面研究进展，如文化旅游、城市旅游、旅游地理、乡村旅游、生态旅游、工业旅游、事件旅游、体育旅游、社区旅游、村镇旅游、草原旅游、商务旅游、奥运旅游等。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权威学术期刊《旅游学刊》，一直记录旅游研究的整体态势，除了刊登论文之外，还有系列笔谈专门探讨旅游研究的相关问题，如“众议21世纪的中国旅游业”和“一次对旅游前沿课题的审题研究”(2000年第2期)，“科教兴国与旅游业”(2004年第1－4期)，“旅游学术研究的前沿关注”(2005年第3－5期)，“为中国旅游研究出谋划策”(2007年第1－3期)等。
以上关于中国旅游研究主要从文献分析、国内外比较、研究进展、笔谈等角度来讨论，而对旅游研究项目的分析很少涉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是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中的主体部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各个学科研究的最新进展，其中旅游类项目最能够代表该学科的学术前沿和整体水平。本文尝试对1987－2007年批准的国家自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进行统计分析，从项目的时空分布、单位和个人、研究内容、学科类别及研究展望等方面进行分析，反映20年来中国旅游研究的学术态势，同时为旅游研究工作者研究选题及申请相关基金项目提供参考。
2 国家自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的时空分布
2.1 资料来源与项目处理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旅游项目(简称自然基金旅游项目)主要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历年资助项目”栏目(，检索时间2007－10－01至2007－10－07，下同)获取，分别以项目主题词“旅游”、“旅游业”、“游憩”、“休闲”搜索，只能查询到1999－2007年度批准的旅游项目，另外查阅保继刚、楚义芳编著的《旅游地理学》(附录3)中1987－1998年自然基金旅游地理学项目，并查询中国社会科学信息门户网站“科研项目与研究数据”栏目()，搜索到1992－2005年自然科学基金管理科学与工程项目，从中筛选出2项旅游项目(罗明义，79360004；刘滨谊，79870012)，进一步通过网络个别查询到2项(肖忠东代替邹惠萍，79600018；戴斌，70640012)，共计58项。需要说明的是，自然基金旅游项目只有地球科学部、管理科学部负责审批、主要有重点项目、面上项目、青年项目等类型。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旅游项目(简称社科基金旅游项目)均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历年资助项目”栏目()获取，只有1993－2007年度批准的旅游项目，包括社科基金资助项目、社科基金西部项目、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和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汇编(1993－1998年)。从每一年度资助的项目中同样以上述主题词进行逐一筛选，共计78项。
2.2 国家自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的时间分布
“七五”期间由孙尚清主持的“中国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是第一个国家重点旅游研究课题，提出了旅游业要“适度超前发展”的战略。此后，国家基金旅游项目缓慢增长，直到2001年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1987－2000年共有31项，而2001－2007年批准105项。自然基金旅游项目自1987年以来，只有1988、1990年没有批准；社科基金旅游项目自1993年以来，只有1995年、1998年没有资助。自然基金和社科基金旅游项目的增长趋势基本一致(如图1)。
2.3 国家自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的地域分布
为便于分析国家基金旅游项目的地域分布情况，按批准时间划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1987－2000年(表1)和第二阶段2001－2007年(表2)。第一阶段没有获得资助的省份是辽宁、河北、山东、海南、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南等16个省份。第二阶段没有获资助的省份是山东、宁夏、吉林、天津。一直都没有没有获资助的省份是山东和吉林。单从项目总数来看，一直处于研究前列的是北京、陕西、广东、上海，其次是云南、安徽、浙江，另外江苏、、贵州、黑龙江、江西、海南后来居上，增速较快的是湖南、广西。地域分布极不平衡，仅北京市就有20项，占全国14.71％，排名前四位的北京(20)、陕西(13)、广东(12)、上海(11)共56项，占全国的41.18％，其他27个省级行政区占58.82％(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总体来看，旅游项目数多的地区，基本都是旅游业发达地区，同时也是旅游科研能力较强的省份。
从1987－2007年承担旅游项目的单位来看，集中趋势也很明显(见表3)，排前lO名的研究机构承担项目数占全国的41.91％，前20名的占58.82％，可以看出旅游研究能力较强的单位。就研究者而言，保继刚和陆林各承担4项，其中陆林承担过1项社科基金，吴必虎、马耀峰、李文军各主持3项自然基金旅游项目；自然基金旅游项目的集中度远高于社科基金，排名前5位的所承担项目数分别占自然基金、社科基金项目总和的27.59％、10.26％(见表4)。
3 国家自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研究内容分析
本文在对国家基金旅游项目研究内容进行分析时，参考了相关项目的研究摘要、学术论文、学术报告、专著等资料。为便于研究，对每一项目均提炼出一个研究主题(旅游研究往往涉及多学科、多方面的内容，但每一项目都会有主体研究内容)。以下分别从旅游开发与保护、旅游产业竞争力、旅游开发的区域效应等11个主题进行分析。
3.1 旅游开发与保护
旅游开发与保护是旅游研究永恒的主题，比例最高，占项目总和的26.47％。我国第一项自然基 金旅游项目黄山风景区开发理论的地学研究(韩也良，1987)，就属于这方面研究。此后，罗明义(1993)对云南自然旅游资源，宋林华(1994)对喀斯特旅游洞穴碳酸钙景观，黄震方(2004)对海滨湿地生态旅游进行了研究。李文军(2002)的生态旅游与自然保护区的城市化旨在评价城市化对于自然保护区内资源的正面、负面影响、原因及对策。刘滨谊的风景资源时空筹划理论与方法(1998)以及旅游规划AVC评价体系(2005)是对旅游规划及资源评价的理论提炼。近年来，世界遗产地、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风景名胜区等类型公共资源的旅游发展与资源保护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如旅游发展与世界遗产地资源保护的互动机理(张朝枝，2005)，保护地游憩价值的有效供给模式(李文军，2006)。民族文化与传统乡土聚落景观是一种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陈亚颦(2006)对民族文化的旅游展演与重构，余压芳(2007)对乡土聚落景观变迁与保护行为研究等。
社科基金旅游项目中研究西部旅游的占多数。其中最早是高旺(1993)对黄河长城晋陕蒙峡谷区域旅游资源，其次田卫民(1996)对少数民族地区旅游资源，李树民(2001)对西部旅游业实现跨越式发展对策，最后梁学成(2007)对西部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研究等。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体育旅游成为研究热点，如2008年奥运会观战旅游(李益群，2004)等。2004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04－201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红色旅游随即成为研究亮点，如红色旅游与革命传统教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卢丽刚，2006)等。基于社区参与的旅游开发是国外旅游研究重点，近年来我国也逐渐重视，如社区参与旅游开发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孙九霞，2006)等。随着青藏铁路于2006年7月正式通车，兴起了青藏高原旅游开发(张忠孝，2007)，青藏铁路沿线旅游开发和保护(张爱儒，2007)的研究高潮。
3.2 旅游产业竞争力
自然基金旅游项目中旅游产业研究是一个相对薄弱环节，共3项。目前国际学术界对国民经济及其主要产业运行周期研究已取得了大量成果，但是由于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局限，我国对旅游产业发展的监控和预测基本处于理论失语状态，极大地制约了政府的产业调控能力和企业的战略判断能力(.科研立项栏目)。戴斌(2006)主持的中国旅游产业景气分析与预测是第一个对全国旅游产业运行原理做出分析并进行监测的项目。另外，现代旅游生产服务系统的管理创新(肖忠东，1996)从生产服务系统角度研究旅游行业管理。旅游供应链是将旅游产业中六大要素涉及的各相关行业企业为节点而联结成服务于旅游者的供应链模式，郭强(2007)的资源保护型旅游供应链协调机制是供应链管理思想在旅游产业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相对来说，社科基金旅游项目中这方面的研究要多得多，共17项。首先张辉(1993)对现代酒店业管理模式，陈纲(1996)的我国旅游市场竞争规制是重点项目，其次杨铭铎(2006)对现代餐饮企业创新系统的构建，还有对我国旅游业国际竞争策略(杨森林，1996)、国际竞争力测评(孙根年，2003)、产业潜力和竞争力(冯学钢，2006；薄湘平，2006)、产业集群(王兆峰，2005)、产业转型(麻学锋，2007)、产业发展模式(张辉，2007)等。文化旅游产业与文化变迁研究，如民族节庆文化与会展经济互动(覃振锋，2005)，西南边疆民族地区旅游产业发展与文化变迁(吕宛青，2005)。
3.3 旅游开发的区域效应
旅游开发对旅游目的地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保继刚(1992)的旅游开发的区域效应研究，首次从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分析。全球环境变化中人文因素的影响是近年来全球变化研究中的热点，如钟林生(2002)对森林公园旅游活动生态效应，席建超(2005)的六盘山敏感景观对人类旅游活动干扰响应等。旅游区域经济影响评价模型及比较(保继刚，2004)通过分析和比较旅游乘数模型、投入产出分析模型(I/O)、旅游卫星账户模型(TSA)、旅游政策与预测模型(TPF)等，寻找最适合于国情的评价模型。都市旅游功能辐射与区域联动(汪宇明，2005)是在中央提出“五个统筹”背景下研究统筹区域发展中都市旅游功能辐射与区域联动响应机制。旅游城市化是城市化的一种发展模式，城市旅游在旅游城市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旅游城市化过程及机制(陆林，2007)研究旅游作为城市化的动力是如何起作用的?演进过程如何?社科基金项目此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扶贫方面，如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旅游扶贫(余青，1997)，湘鄂渝黔边多民族聚居区旅游扶贫(王兆峰，2002)等。其他的有旅游业对扩大就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贡献(王朗玲，2003)，西部体育休闲旅游产业的社会经济价值与实施对策(周道平，2003)等。
3.4 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基础
自然基金旅游项目首先是保继刚(1989)对旅游地理学若干理论和方法初步研究，其他的主要从旅游资源成因类型(郭来喜，1991)，旅游特色资源界值体系(卢云亭，1992)，旅游资源赋存环境评价体系(尹泽生，1996)，旅游资源价值评价(甘筱青，2001)等方面研究。1996年9月批准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理论基础及宏观配置体系(郭来喜，1996)列入“九五”重点，这是中国部级自然科学领域的第一项重点旅游研究项目，对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机理、指标体系、层次结构、判断模型、资源可持续利用度及发展协调系数开展研究。社科基金旅游项目主要开展综合研究，如中国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李天元，1996)，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机制与调控(陆林，2003)，旅游业快速健康发展研究(熊元斌，2005)等。
3.5 乡村旅游与社区经济
“三农”问题是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2005年10月，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国家旅游局确定2006年的旅游主题为“中国乡村游”，2007年为“中国和谐城乡游”。国家旅游局局长邵琪伟(中央政府门户网站.2007－01－01)提出发展乡村旅游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举措，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自然基金旅游项目中周鸿(2004)从生态适宜性角度研究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的调控，周玲强(2007)对拉萨周边地区乡村旅游产业组织，张骁鸣(2007)对旅游发展与乡村社会经济空间演化机制研究。社科基金项目有旅游开发与农村社区经济(黄郁成，2002)， 休闲农业与新农村建设(黄燕玲，2006)等。2007年批准了4项，乡村旅游发展模式及制度构建(蒋满元，2007)，民族村寨参与旅游发展(陈志永，2007)，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的居民满意度与和谐社会建设(吴忠军，2007)，古村镇旅游开发与利益相关者互动(宋瑞，2007)，从发展模式、社区参与、制度构建、利益相关者互动等角度研究。
3.6 旅游地域系统空间结构及演化机理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是以地球表层一定地域为基础的人地关系系统，也就是人与地在特定的地域中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动态结构。对某一个旅游地来说，其各种旅游资源与旅游者通过一定媒介和方式，在一定地域范围上有机组合就构成了旅游地域系统。最早开展此项研究的是张捷(1995)对九寨沟自然保护区旅游地理结构，吴必虎(1997)对滇东黔西旅游地域结构，陆林对中国海滨(1998)、传统村镇型(2004)旅游地发展特性及运行机理。杨新军(2001)的旅游空间演化机理与优化模式，对研究区旅游空间形态进行分析，筛选主要旅游空间影响因子，剖析旅游地时空演化机理和旅游空间相互作用过程，并建立旅游空间动态仿真模型。另外，保继刚(2001)的城市旅游理论体系、结构功能及游憩商业区，陶伟(2002)的城市游憩系统空间结构，是城市旅游地域系统研究的代表。社科基金项目中只有一项，杨春宇(2006)的旅游地演化系统耦合机制及其周期震荡性规律研究。
3.7 旅游流及旅游行为
自然基金旅游项目方面最早是吴必虎(1992)对国内旅游者流动模式研究，另外，马耀峰对此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如中国旅游热点城市境外旅客时空动态(1995)，不同群体入境游客旅游行为(2002)，典型区域入境旅游流东一西递进空间演化机理(2007)。还有中国大城市老人休闲行为与休闲空间组织(孙樱，1998)，旅游／游憩流的空间分布及空间效应(张捷，2003)，城市居民环城市游憩行为与吸引物空间模式(吴必虎，2003)，出境旅游市场定位感知特征与影响因子(郭英之，2006)等。社科基金项目对此没有研究。
3.8 旅游生态环境承载力及其调控
自然基金旅游项目此方面研究，直到1999年才出现李文军的保护区生态旅游生命周期与承载力的关系及风险评价，利用生命周期评价手段对旅游发展不同阶段的承载力进行评估，利用风险分析方法对生态旅游活动的环境影响进行评价。随后杨桂华(2000)对碧塔海自然保护区旅游环境承载力定位研究；香格里拉旅游线路产品生态足迹(杨桂华，2005)，将生态足迹分析法引入旅游线路产品环境影响研究，对该线路地区旅游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测度。另外，还有对旅游地域系统生态安全评估与调控(杨兆萍，2006)，旅游开发对植被影响的生态过程(程占红，2007)研究。社科基金项目中有2项，生态旅游与环境保护(王红姝，2001)和旅游目的地和谐环境构建(张薇，2007)。
3.9 区域旅游合作
区域旅游合作实践在我国很早就已开展，但直到2003年才出现旅游开发的区域竞争与区域协作研究(张河清，2003)。此后有我国(西部)区域旅游合作的现状、方向和对策(李树民，2004；葛立成，2004)，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空间一体化及联合发展(卞显红，2004)。另外，广西与周边国家合作开发民族文化旅游(李甫春，2005)，开展跨国旅游合作研究。自然基金项目对此没有研究。
3.10 旅游统计
旅游卫星账户既是一种旅游统计制度，又是一种旅游经济分析方法，截至2005年年底，全世界大约有60个国家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旅游卫星账户系统。旅游卫星账户是一种将传统产业中生产旅游商品的各部分结合起来的方法，进而形成一个“合成”的旅游产业。我国对此领域的研究只有3项，赵丽霞主持2项，旅游业宏观决策与国家旅游卫星账户(2000)和旅游统计指标体系构建(2004)，康蓉(2003)主持社科项目“建立旅游卫星账户的意义、方法和难点”。
3.11 其他
自然基金旅游项目中胡涛(2007)的旅游信息网格即时服务及其负载均衡问题，杜军平(2007)的旅游突发事件信息模式与预测，是近年来研究角度非常新颖的项目，共同点是其专业背景为计算机应用技术、智能信息管理系统、旅游信息化建设等，研究重点是旅游信息系统、旅游突发事件及预警机制等。生态旅游利益相关者参与的系统动力学研究(刘静艳，2005)，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生态旅游系统中各利益相关者间结构关系的理论模型，求解协调利益获取和分配、权利和义务、生态耗损和补偿等问题的均衡点。社科基金项目中有休闲运动教育(彭，2002)、有闲经济(李仲广，2004)、旅游安全保障体系(郑向敏，2002)及明清旅游活动研究(陈建勤，2005)等。
1 基金与知识生产
自1996年OECD发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以来，知识和知识生产就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科学研究活动是人类教育知识生产的主渠道。对于大多数身处主流知识生产体制之内的学术人而言，基金应该是一个并不陌生的词汇；一方面，无需讳言，学术研究的进行需要有一定的经费作为支持，即使是一直被视为更多地依赖于个人感悟而不是实证研究的一些传统人文学科，也与基金发生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所以如王炎所言，“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大师巨子还是无名小辈，其实一大半的精力没用在学术研究上，倒花在如何争取到研究经费上了”；另外一方面，正因为基金对现代知识生产机制影响越来越大，基金尤其是一些通常在学界被认为级别比较高的基金，也成为衡量一个学校或者学术研究团体科研能力的重要评价指标。
在我国，基金资助是国家科研经费投入的重要方式之一，对我国的前沿科研活动具有导向作用，科研项目从提出到确定的全过程都要经过广泛、深入研究论证，往往代表着该学科领域内研究的新动向、新趋势。我国自1981年建立科学基金制度以来，已经形成了多层次的科学基金体系，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科学研究工作的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是与国家五年计划的实施同步进行的，以国家基金的形式支持面向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基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拨款。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简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作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类研究最高级别的研究项目，在全国社科系列研究项目中处于最高层。国家社科基金设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党史・党建、哲学、理论经济、应用经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国际问题研究、中国历史、世界历史、考古学、民族问题研究、宗教学、中国文学、外国文学、语言学、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人口学、统计学、体育学、管理学等23个学科规划评审小组以及教育学、艺术学、军事学三个单列学科，已形成包括重大项目、年度项目、特别委托项目、后期资助项目、西部项目、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六个类别的立项资助体系。它面向全国高校、社科院、党校、党政机关科研部门、军队院校等五大系统，被社科界视为衡量科研实力和科研组织能力的重要标志。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指南和立项资助的项目居于重大现实问题和学科发展之前沿，研究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代表着全国社科研究的最高水平，从宏观上反映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轨迹、现状及发展趋势。其立项资助项目的学科与地区分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区的科研生产力。
本文试图以一种知识社会学的理论，通过对国家社科基金图书情报立项课题的统计分析，呈现当代中国图书情报学术生产的某种特质。何谓知识社会学?虽然关于知识社会学的定义至今尚无一个统一的说法，但知识论一直是西方哲学的重要内容。早在古希腊时期，对知识本质问题的探求就已成为哲人们苦思冥想、孜孜以求的核心话题之一。经过近百年来的发展，知识社会学在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的同时也由于研究者视域和背景的不同而分成不同的流派，不过，尽管各流派的关注点各有不同，但都强调社会发展对知识生产的决定意义而不认为有纯粹的知识，这也是知识社会学的基本思路和理论预设。本文正是秉承这一思路从宏观反映国家社科基金对图书情报知识生产的影响，为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和把握学术生产提供一种可能。当然，由于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课题对于应用性和时限性的强调，以及目前国家社科基金立项评审制度所存在的一些缺陷，这种从量化管理的角度看图书情报发展状况的思路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只有和其他认识视角一起，才可以完成对我国图书情报研究格局进行宏观审视的任务。本文统计数据来源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公布的“历年资助项目”。
2 从立项课题分布看图书情报知识生产格局
国家社科基金研究课题指南和立项资助的项目，反映了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宏观指导，其立项资助项目的学科与地区分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地区的科研生产力。国家社科基金图书情报课题作为国家规划的学科发展路径的学术性表达，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变迁和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当代中国的图书情报学术生产格局。
2.1 立项基本情况
2.1.1 项目类别
国家社科基金图书情报课题分为重大课题、重点课题、一般课题和青年课题以及自筹经费项目。自1994年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设立了“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类，从1994年到2010年期间，图书情报学科共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总数为553项，其中重大重点项目34项、一般项目374项、青年项目136项，自筹经费项目9项。
统计显示图书情报科学立项数量总体呈逐年上升趋势，从2001年开始增幅加大，2010年立项数几乎是1994年的8倍，这与整个国家社科基金的立项资助数量发展是一致的，表明随着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该领域学术研究非常活跃并不断深入，立项项目的增加和国家财政支持是分不开的。更重要的是，这也是最近几年越来越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国家综合协调发展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认识使然。立项数目的快速增长与国内图书情报教育事业快速发展相一致，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需要理论研究的支撑，而研究的开展又需要教育对人才的培养。
重大重点项目是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为主攻方向，代表着每年的重点研究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体现出项目承担者的科研实力。从课题申报机制看，此类课题综合性强，竞争性更激烈；从课题立项看，重大重点项目大多数由国家图书馆、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共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获得，一方面显示出上述机构具有较强的科研综合实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上述单位在课题选题、资源占有、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比较优势。
2.1.2 立项单位所属系统
我国从事图书情报科学研究的基本力量有高校系统、社科院系统、党校系统、军队系统、公共图书馆系统(包括档案馆、信息中心等)、科研机构等系统。
1994-2010年国家社科立项单位分布的基本特征是：以高等院校为主体，不同类型单位的立项数量差异较大。在几大系统中，高校、社科院、党校、军队、公共图书馆及科研机构所承担的课题所占比例依次为76.49％、5.79％、4.88％、2.17％、5.06％和
4.70％，17年间的比例略有消长，但总趋势未有改变。显然，高校系统立项最多，其次是社科院系统。
2.1.3 预期成果的类型分析
根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申报要求，预期研究成果主要有：专著、译著、论文集、研究报告、工具书、电脑软件等。从立项项目预期成果类型分析，论文集和研究报告居第一位，共154项，占27.85％；研究报告次之，共84项，占15.19％；专著和研究报告77项，占13.92％；专著68项，占12.30％。不同的成果形式各有其优势和特点。一般而言，研究报告和论文的周期相对较短，期限一般为一年，因此，应用性的研究课题一般以研究报告和论文为主；而专著由于自身所具有的理论性和系统性，比较适合于一些重大理论课题。图书情报类基金项目以论文集和研究报告为成果形式的项目居多，说明其研究周期大都比较短，且多数为就某问题进行的对策性研究。在预期研究成果中，大多数项目研究成果都有两种形式，统计表明，论文集和研究报告与专著和研究报告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2.2 立项项目的区域分布
分析研究基金资助项目的地域分布，可以了解各地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情况，揭示各地区科研创新能力的大小。地区研究水平往往与区域经济、文化、教育等密切相关，为了考察各省市区学术科研能力和发展状况，通过对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获得的课题立项数来考察地区的图书情报学术生产力。
从表1可以看出，除海南之外，祖国大陆的30个省、市、自治区都有一定数目的研究课题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立项课题在省、市、自治区的分布差异特别大，立项课题最少的青海省只有1项，而获得的立项数量最多的北京市达137项，北京立项数是排在第二名的湖北省的近二倍。
立项课题的区域分布梯度十分明显，从累计百分比看，北京市的项目数是青海、内蒙古、、广西等21个省市的项目数之和，这说明北京是我国的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主要集中地，是我国图书情报学研究核心区域，北京集中了许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不愧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雄居榜首，表现出雄厚的整体研究实力和人才优势。另一方面因为北京科研学术气氛浓厚，国内外最新情报信息交流与接收的机会也多，从而构成一种优势，学术力量越雄厚，越受基金机构的关注和支持，获得资助的基金项目也越多。而紧跟其后的湖北、上海、江苏、广东、河南是项目产出的重要区域，也是较为活跃的地区，这与这些地区大学整体科研水平高，科研实力强有直接关系，同时这与整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数具有高度的一致性，显示出这些省市强劲的竞争力。而基金数最少的地区则主要分布于经济欠发达、科研实力较薄弱的西部地区和边远地区。
2.3 立项课题的单位分布
分析立项课题的单位分布，可以了解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图书情报研究中的队伍分布现状，从一个角度反映出该领域内具备较强科研实力的单位。统计表明，立项课题的单位中既有代表国家教育科研水平的重点大学和重要研究机构，也有公共图书馆和档案馆及信息中心等，近八成的项目由高等院校获得，这充分说明了高等院校在图书情报研究中的绝对优势地位，是图书情报研究的重要阵地和核心力量。表2列出了获得5项以上基金资助的立项单位分布情况。
统计表明，全国有162个单位承担了553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图书情报项目，单位与单位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如果我们仔细对比分析，不难发现除北京之外，其他省市所获得的研究项目，85％以上是由高等院校所承担。当然，这并不是说北京地区高校的科研水平不高、实力不强，而是由于北京地区集聚了众多的科研机构、公共图书馆和党政机关等，使得北京地区的高校获得的立项课题比例低于其他省市。
从具体立项单位看，以武汉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为代表的重点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为代表的科研院所，分别获得5-10项以上课题，是图书情报学科国家基金项目的主要依托单位，这些单位汇集了大量图书情报研究人才，学科领军人物多，学科团队实力强，占居图书情报研究的制高点，位于学科研究发展的最前沿，是我国图书情报学术生产的主要阵地。
2.4 核心研究群体分析
根据申请人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图书情报学科立项资助的次数作为标准，来反映哪些学者属于本研究领域中最活跃的研究人员，谁在引领中国图书情报研究。1994-2010年共有428人次获得图书情报学科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其中，381人获得1次资助，36人获得2次资助，10人获得3次资助，1人获得4次资助。表3列出了立项在3次以上的学者名单。
从获得资助的学者来源看，主要由三个群体组成：一是图书情报学科各领域的著名学者、领军人物，如侯汉清、范并思、吴慰慈、余锦凤、黄长著、焦玉英等；二是一批年富力强、锐意创新的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如黄如花、陈传夫、孙建军、朱庆华、刘兹恒等；三是一批年轻的博士也崭露头角，如盛小平、张广钦、王继民、冉从敬、吴丹等，他们求新、求变，富于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给我国图书情报研究带来勃勃生机。
这些研究人员大都是在学术上有较大建树或在某领域处于领先研究地位并影响较大的学者或专家。表明我国已经拥有庞大的图书情报科研群体，其中既有德高望重的第二代图书馆学者，也有年富力强的第三代图书馆学者，也不乏充满睿智的第四代青年才俊，他们正在逐步成长为一支有生力量，显然我国图书情报科研队伍青蓝相继，后继有人。
但是，我们同时从核心研究人员分析可以看出，拔尖人才还不多，研究人员还需加强努力，登上更高的研究平台。
3 结语
图书情报研究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理论创新，丰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原动力。综观国家社科基金图书情报学科立项课题，大多都能聚焦国家图书情报改革和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立足于现实中的真问题，产生了众多的学术论文、学术著作、研究报告等多种形态的研究成果，使我国图书情报研究在基础研究领域向纵深层次上发展的同时，也承担起指导图书情报改革与发展的咨询、决策、预测和战略研究方面的任务.相继提出一些重要的理论观点和战略思想，通过综合运用学术、行政和实践等方式，使科研成果分别为不同用户发挥作用，不仅为国家制定图书情报改革与发展的大政方针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对图书情报实践和学科建设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3）11-0051-02
人才培养模式是高等院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和质量标准， 为学生设计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以及怎样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1]。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社会对金融人才的需求标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原有的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出了挑战。变革目前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适应学科生态建设，满足社会需要，提高办学质量的当务之急。
一、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
（一）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是整个人才培养模式的纲领。现有的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人才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扎实的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基础，掌握金融、证券、保险、投资方面的基本知识，熟悉商业银行、证券投资、保险等基本业务技能，能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等各类金融机构以及企业和事业单位从事与金融或资金有关的宏观管理或实际工作，并且有一定的决策、协调和组织能力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二）人才培养质量的基本要求
金融专业学生毕业时要求系统掌握银行、证券、投资、保险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接受相关金融业务的基本训练，熟悉国家的金融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国内外金融业发展的现状和趋势，掌握在金融领域从事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1）掌握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熟悉中外金融理论与实务，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把握国内外金融业发展动态；（2）熟悉国家有关银行、证券的政策和法规，以及国际金融业中通行的规则和惯例；（3）熟练掌握金融业务的基本操作流程，具有一定的从事银行经营管理、证券投资分析的能力；（4）掌握计算机基础知
识，具有较高的计算机应用能力，以及一定的计算机软件维护和基本的硬件维护能力；（5）掌握经济学的基本
方法，具备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科学研究能力；（6）具备一定的英语听说读写能力，通过专业外语学习，掌握阅读专业文献的词汇和能力。
（三）课程体系的设置
金融专业本科生课程设置包括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和专业方向课，其中每一部分都包含必修和选修两部分，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决策，给学生以充分的自由。公共基础课包括政治课程、军事理论、思想道德修养、法律基础、计算机基础、大学英语、体育、大学语文、应用文写作、高等数学、生命科学导论、经济学导论、管理学导论和科研基本方法。学科基础课程包括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微观经济学、统计学原理、会计学原理、管理学原理、财政学、金融学、保险学原理、宏观经济学、投资学、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央银行学、金融市场学、国际金融、证券投资学、金融工程学、计量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金融审计、银行会计、经济法学、银行信息系统、网络应用基础、文献检索、金融史、金融法和投资项目评估。专业方向课包括金融公关与营销、金融期货、金融专题、金融统计、银行制度比较、投资银行业务、公司金融、信托与租赁、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再保险和保险精算。另外，还有实践环节的军训、劳动、教学实习、课程论文、毕业实习、创业训练、社会实践等。
二、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一）人才培养体系未突出农林院校的特点
“三农”问题的解决和“三农”的发展离不开农村金融的支持。而处在金融体系最基层的农村信用联社在岗的基层人员，很多是农信社职工的子女或原有员工的亲属。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不高， 缺乏基本的金融理论知识，未经过正规的专业培训， 个人业务技能不过关，综合素质偏低，在工作中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给金融机构内部管理造成了混乱。特别是处于第一线的农村金融部门更是缺乏高素质的负责人， 一些业务素质不高、思想境界较低的人员长期占据领导岗位， 使得金融工作开展相当被动， 甚至因违规行为给信用社造成重大经济损失[2]。
与农村金融机构人才严重匮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及课程设置等整个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机制没有突出农林院校的特点。农林院校金融专业课程设置没有农业经济管理、农业经济、农学概论等了解农作物生长规律，农业经济运行基本原理等方面的课程，其培养目标、对学生的要求和课程的设置并无异于财经院校和理工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毕业的学生大都进入工商行业金融机构[3]，而直接服务于农村金融机构的毕业生占很少的比例。即使进入农村金融机构，不懂得农业、农村、农民固有特性，不了解农村金融机构经营特点的农林院校金融专业毕业生照样要从头学起，显示不出农林院校金融专业学生本身应具有的优势。作为用人单位有什么理由舍财经类院校的金融专业人才而选择农林院校毕业生？
（二）应用型农村金融人才培养缺乏系统性
目前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计划更适合培养研究型金融人才，更加注重金融理论知识。而对于学生适应社会经济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所应该具备的能力和素质的培养相对较弱，系统性不强。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模式要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对应用型金融人才的需求，必须是集知识、能力和素质为一体的一个系统，不仅需要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更需要能够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能力和素质，三者相互作用，相互协调，相得益彰，缺一不可，知识是基础，能力是关键，素质是目的。对高素质人才而言，三位一体，也是判断人才培养模式是否具有系统性的重要标准[4]。而农林高等院校的实际情况是金融专业培养机制仍局限于以理论教学为主的模式，用于提高学生实际应用和提升学生素质的实验、实践教学及科创项目很欠缺，导致学生毕业后不能很快适应用人单位的要求，短期内很难进入角色，也致使用人单位更多愿意招收具有金融机构从业经验的人员。
（三）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机制中，实践教学环节依然薄弱。薄弱的金融专业实践教学直接导致学生毕业后动手能力不强，适应能力较差，不能适应金融机构涉农业务的开展。比如，农村小额信贷业务中信贷资金用途考察时分不清方向；开展理财业务时搞不清农民消费特点；农业保险业务中，确定农作物受损时不会测产等等。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一是大多数农林院校的金融专业在整个学校学科体系中都是弱势学科，由于实践教学经费紧张等各种因素，农林院校更多的重视自然学科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而轻视属于社会科学的金融保险专业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致使金融保险专业的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不太乐观。二是金融保险专业的特殊性，银行、保险等金融部门常常出于保密需要，许多科室和部门不能让学生接触，不愿意接收学生实习，学生的社会实践受到限制[5]。实践教学环节的缺乏或薄弱使得学生所学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相互脱节，不利于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消化理解。
三、改革高等农林院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建议
（一）应突出农林院校的特色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农林院校的设立初衷是振兴我国农业产业，促进农业经济发展。作为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培养农村金融人才有其重要的办学宗旨。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毕业生应该在具备金融基础理论知识和能力素质的基础上，懂得农村金融的特点，才能更好地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为此，农林院校无论是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制定还是基础理论课程的设置，都应从农村金融人才的社会需求出发，采取多种形式培养能够适应农村金融发展、服务农业经济发展的农村金融人才，突出农林院校的特点，为农村金融培养更多的，熟悉农业经济发展规律，根据农业本身的特点具有一定创新性的农村金融人才。
（二）构建系统性的应用型农村金融人才培养体系
农林高等院校应该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培养能够将农村金融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创业意识和国际视野、职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意识相结合的应用型专门人才。为此，农林高等院校应该从金融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到课程设置，从基础理论知识的掌握到实验、实践能力的培养，从思想政治教育到社会责任意识等等方面系统构建应用型农村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另外，从学科生态的观点看，学科和建设一流大学有着密切关系，一流大学能够培养一流的学生。农林高等院校金融专业培养一流金融人才离不开强有力的金融学科建设。在学科生态建设的环境下，农林高等院校应该加强金融学科生态建设，使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有机融合，为金融学科的创新发展创造条件，使农林高等院校的金融专业培养的人才具备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三）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设，提升金融专业学生的能力和素质
实践教学环节既是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重要内容，也是培养应用型金融人才能力和素质的关键。因此，农林高等院校应该转变农林院校对金融保险专业实践教学不重视的现象，加大投入，建立稳定的金融专业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另外，还要提高农林高等院校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加强实践教学环节的监督，提高实践教学的效果。
参考文献：
[1]朱强.中澳高校金融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比较研究――以扬州大学查理・斯窦大学为例[J].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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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艳，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曾润喜，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
出版是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科学技术、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出版物凝结着人类的思想和智慧，集聚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和社会实践活动的经验与成果，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1]
国家社科基金作为全国唯一的部级的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资助基金，[2]既是衡量社会科学特定研究领域发展水平的基本标准，也是评价各单位研究实力和作者研究水准的重要指标。[3]目前我国学术界采用文献计量法对国内出版发展状况进行的研究并不多，因此，统计分析国家社科基金数据库出版研究的立项情况，可清楚了解中国出版研究的现状。本文试图运用文献计量法对200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出版研究的发展状况进行回顾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的样本数据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系统。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分为应用经济、中国历史、民族问题研究、计算机科学、管理学等22个学科，出版项目分散在多个学科类别中。以“出版”作为项目名称的关键词，搜索2000―2012年的数据共得到76条数据，本研究运用Excel 2003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并结合SPSS17.0进行描述统计。
二、基本情况分析
1. 立项项目数量分析
200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出版研究项目共立项76项，平均每年立项5.8项。把这13年分为两段，即2000―2009年和2010―2012年，前10年平均每年立项3.9项，后3年平均每年立项12.3项，2000―2009年10年内出版研究受到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立项数量增长缓慢，相比之下，2010―2012年3年内的立项数量增长较为迅速，后3年的项目数量总和超过前5年的总和，反映了国家加大对出版研究的重视与支持力度。
2. 立项类别分布
由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系统已将项目进行分类，因此本文摘取了2000―2012年的所有项目。经过简单的处理后，各类别2000―2012年的立项分布参见图1。
从图1来看，一般项目和青年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出版项目的主体，分别占35项和19项，总和超过了项目总数的一半；西部和后期资助项目显得较少，只有4项。横向来看，前10年的出版项目类型都比较单一，只有一般和青年项目，尤其是2009年，全部集中在一般项目上；而后3年开始蓬勃发展，类型更为全面，每个类型均有涉及。纵向来看，重大项目和后期资助项目是从2010年开始才出现的，之前都处于空白状态。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时间的推进，各类型项目数量均呈上升趋势，体现出国家对出版研究的重视程度加深。特别需注意的是青年项目，从2010年开始项目数量飞速增长，说明国家社科办在规划科学研究的同时，注重对青年人才的培养，这对于青年人才来说是个难得的机遇。
3. 项目所在单位和地区分布
课题负责人的单位和地区分布是对研究队伍现状和项目布局合理性分析的基础素材。[4]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系统对单位的划分，主要将项目所在单位分为高等院校、其他学校，各级党政机关，省、市社会科学院以及其他单位（参见图2）。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集中在高等院校、其他单位，说明高等院校是出版研究的主力，这与国家科研队伍的整体分布状况是一致的。具体来看，2000―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出版研究的76个立项中，高校获得了58项，党政机关获得了6项，省、市社会科学院获得4项，其他单位获得8项。另外，党政机关获得的项目中，项目单位所在地为北京的各部级研究所几乎包揽了全部项目，如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国现代文学馆等。这些研究所由于是国家创办，较地方研究所来说更容易得到国家的支持。
从地区分布来看，出版项目的立项共涉及19个省市，遍及东部、中部和西部，且集中在北京、上海、湖北、浙江等省市，其中北京以18项位居榜首，湖北、上海分别以11、10项位于前列。之所以上述地区立项较多，究其原因，是由于这些地区的高等教育比较发达，对出版研究较为重视，拥有一批出版研究队伍；而西部地区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立项较少，至今仍有10个省市区为空白，反映出这些地区的出版研究支持力度不大，科研实力较弱。
4. 项目负责人的职称分布
从图3可看出，拥有正高级职称的学者占到课题负责人总数的一半，拥有副高级职称的学者为其次，拥有中级职称的学者所占比例最少。而正高级一般包括教授级高工、研究员、教授等，副高级一般包括高级经济师、副教授、副研究馆员等，中级一般指青年讲师等。也就是说，拥有正高级职称的学者在获得国家社科基金出版研究项目上占有很大优势，而拥有中级职称的学者更显弱势。
5. 所涉学科分布
出版研究项目的立项涉及新闻学与传播学、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国历史、民族问题研究、中外文学以及马列社科等7个学科，反映了出版研究交叉性、综合性的特点；且立项项目主要集中在新闻学与传播学和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两个学科，分别为47项和15项，其中新闻学与传播学立项项目数量比图书馆情报与文献学、中国历史、民族问题研究、中外文学以及马列社科项目数量总和还多（参见表1），体现出新闻传播与出版的紧密联系。
6. 立项的主题分布
对立项主题研究分布的统计分析发现，出版立项课题的研究内容丰富，研究视角体现多学科、多角度的特征。
（1）选题主题广泛。立项项目的选题范围较广，包括应用型的研究课题（如“网络出版对传统出版的挑战及对策研究”）和基础理论研究课题（如“宋代出版史研究”）等。内容涉及经济、政治、科学、文化、宗教等几乎所有方面，几乎涵盖了本学科的所有研究领域。
（2）选题主题重点突出，且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在立项项目中出现频度较高的主题词有出版业、出版事业26项，数字出版、网络出版等17项，某一研究问题的资料搜集、整理与出版13项，各个时期或民族的出版史10项，这些都是国内的研究热点。
（3）选题学科交叉趋势明显。出版研究呈现出跨学科发展的趋势，与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计算机科学、管理学、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传播学、史学和宗教学正在不断交叉渗透，产生了新的学科知识增长点。如出版业的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就吸收、借鉴了管理学的理论知识。
7. 出版项目的内容分析
（1）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资料是研究的前提，而搜集、整理与出版资料不仅能使自己的研究更为方便，也有利于其他学者对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目前，很多学者对当代基层档案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表现出极大兴趣，不同学者分别以苏浙赣黔、皖鄂粤冀等地域为例进行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则致力于整理出版名人的著作，如《恩格斯著作的写作出版及在中国的传播研究》《〈鲁迅全集〉编辑出版研究》。
（2）数字出版研究。近年来数字出版发展迅速，其技术日益完善，凭借丰富的形态和迅速增加的受众展现着势头强劲的发展态势。研究数字出版的学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研究数字出版本身及其带来的一系列效应，如《数字出版与媒体舆论引导力研究》《数字出版企业版权战略管理研究》《数字出版商业模式研究》等；另一类是针对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业的关系、传统出版业该如何应对等问题，如《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矛盾与协调问题研究》《网络出版对传统出版的挑战及对策研究》。
（3）出版产业研究。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谭跃表示：“未来5年，出版业的发展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唯一确定的就是，这个产业必将发生深刻而剧烈的变革。”这一预测也刺激着学者开始以“中国出版产业结构及其演变趋势研究”“出版业的体制改革与管理研究”“中国出版集团现状与发展模式研究”等为题，致力于中国出版业的现状、发展模式、产业结构演变、改革等方面的研究。
（4）出版史研究。出版史从研究文化史各侧面物化、传播过程而来，同时，本身又是供文化研究的各侧面、各对象的一部分。目前很多学者的研究点集中在宋以后的出版史（如《宋代出版史研究》《民国时期重要出版人群体研究》《中国近代图像新闻出版史研究》）、某地区的出版史（如《浙江近代图书出版史研究》《山西出版史研究》）以及少数民族的出版史（如《蒙古族出版史》）。统计表明，研究某地区和少数民族出版史的均为当地的高等院校或省市社会科学院，这大概是因其较其他单位更容易获取相关资料。
（5）其他方面的研究。中外出版机制研究。一是就中外出版价格体系进行比较研究，二是将中西方学术期刊出版机制进行比较研究。
出版文化研究。部分民族地区非常重视本民族的出版文化，如延边大学朝鲜―韩国学学院就研究中国朝鲜族新闻出版文化、内蒙古教育出版社研究清代蒙古文出版文化。
出版学学科体系研究。此方面的研究略显薄弱，目前仅有一项相关研究，课题名称为“出版学学科体系（与教材建设）研究”。
结 语
本文的研究视角是通过国家社科基金出版项目的立项项目数量、项目类别、立项单位等对新闻出版进行回顾和展望。总的来看：
（1）国家社科基金出版项目的研究领域基本覆盖出版研究的各个方向；
（2）立项以一般项目为主，偏远民族地区的研究应得到重视，重点项目和青年项目还有待加强；
（3）高校是出版项目研究的主力军，北京、上海、湖北、浙江4省市位居前4位，大部分省市均在3～5项；
（4）研究内容较为丰富，且能紧跟出版发展的潮流，但研究主题更多地集中在应用层面上，基础理论研究稍显薄弱。
因此，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 加快出版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出版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方向，其理论体系、基本内容、研究对象及范围等仍在探讨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出版项目需要对其进行基本理论框架的构建。
2. 适当加深出版研究的重要程度，提高学术地位。
增加出版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中的份额，在出版研究的学科规划和立项指引上给予更多的指导和帮助。
3. 进一步加强和推动我国出版学学科专业建设。
目前国家社科基金已有很多关于出版的研究项目，且研究队伍逐步壮大，研究基础十分扎实，已具备建立出版学学科的条件。可以在已经开设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或新闻传播学等一级学科下增设出版学二级学科，鼓励还未开设编辑出版类学科的高校增加相关的专业，培养专门人才。
参考文献：
[1] 许力以. 出版是人类进步的杠杆[J]. 编辑学刊，1989（2）.
国家出版基金是为适应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新形势，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鼓励和支持优秀公益性出版事业而成立的第三个部级文化基金。自2007年设立以来，国家出版基金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准确把握职能定位，公开公正遴选了一批学术价值高、视野开阔、针对性强的精品项目，启动了一批颇具紧迫性、现实性和前瞻性的重点文化工程。截至2014年年底，基金累计资助出版具有文化传承与积淀价值的图书1784项（含专项主题出版），结项验收成果836项，在打造精品、引领方向、繁荣文化、推动发展等方面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导向和引领作用，其公信力越来越强、美誉度越来越高，业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也越来越广泛。本文以历年来已通过结项验收的成果为例，从成果的社会效益、可持续影响等方面分析其产出成效。
一、基金规模逐步扩大，项目成果不断推出
2009年，国家出版基金开始立项资助出版项目，并陆续推出一批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项目成果。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实行结项验收制度，现选取2009年至2014年期间问世的国家出版基金成果进行分析。
2009～2014年间，国家出版基金已结项验收836个项目，占同期全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成果总量的47%。同时基金资助规模初期是每年2亿元，2013年增加到3.5亿元，2014年规模达4.5亿元，累计投入达19亿元。基金资助规模的逐步加大，一方面显示出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势头强劲，另一方面也充分说明中央对“文化强国”的认知更加明确，对“文化强国”的推进更加重视。而基金资助规模的持续增加和扩大，让更多学术品质纯、思想性强、原创性高的成果得到及时出版和推介，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研究人员的学术热情，这种良性循环有效地保障了学术研究工作的有序开展和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具体实施。
将国家出版基金成果产出量的增长与资助经费的增长相比较（见图1），可以看出，经费投入与成果产出增长趋势呈正相关关系。从投入来看，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金额从2007年到2014年，增长了3.5倍，经费增长整体曲线呈上升趋势，从2012年开始，经费投入呈现出连续增长。从成果产出来看，每年产出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国家出版基金成果产出量从2009年的28项成果，增加到2013年的341项和2014年的227项。
据统计，自2012年国家出版基金经费投入逐渐提高之后，成果产出量明显增加。以经费增幅较大的2012年为例，该年经费投入比上一年增长50%，一年后～2013年，成果增长量为130%。从增长幅度来看，国家出版基金成果产出量增长高于同期年度资助额增长。这―方面说明，立项项目一年后进入产出高峰期；另一方面说明，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力度加大对国家出版基金成果产出、文化繁荣起到了有效的推动作用。
二、精品项目不断累积，社会效益更加突出
截至2014年12月，在基金办组织的年度（2009～2014）综合绩效考评中，836项已结项目实施情况总体良好，其中得分在90分（含）及以上，评为“优秀”的项目有246个，占29.43%；得分在80-89分之间，评为“良好”的项目有532个，占63.64%；得分在70～79分之间，评为“合格”的项目58个，占6.93%。优良率占比较高。此外，《星火燎原全集》《费孝通全集》等近50个项目获得了我国新闻出版领域最高奖――中国出版政府奖和提名奖。《傣族英雄史诗》获素有印刷界奥斯卡之称的美国第63届印刷最高荣誉奖项――班尼奖。基金项目成果的社会效益主要体现在促进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发展，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等各学科领域发展，促进公益事业发展等方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丰富了精神资源，夯实了思想大厦，奠定了理论基础。
1.促进了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发展
新闻出版公共服务体系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新闻服务公共体系的组成部分，国家出版基金等出版专项资金的设立，尤其是基金项目成果的不断推出，有效促进了新闻出版事业和公共文化的发展。
唱响主旋律，丰富服务内容。国家出版基金的各项成果政治性强、涵盖广泛、特色鲜明，尤其是近年启动的专项主题出版项目，极大地丰富了服务内容。2012年至2014年，基金共资助围绕学习贯彻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的十精神、宣传阐释“中国梦”、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专项主题出版项目共383项，截至2014年年底，结项验收184项。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现实和未来》、北京人民出版社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传播的研究》等成果对于唱响主旋律，壮大主流思想文化阵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具有重要价值。
与时俱进，创新服务形式。历年来立项并推出成果的专项主题项目，贴近时代，贴近生活，既有理论研究著作，也有深入浅出的通俗读物；既有适合成年人阅读的读物，又有面向青少年的普及读物；既有适合少数民族读者阅读的民文版读物，也有面向海外读者的读物。《我们家这十年》除了借助书市、校园等进行正常图书推介外，还运用线上“页面+微博+push”三线整合的推广思路，做了充分宣传。以出版社联合手机阅读官方微博、短信群发等方式做活动，手机阅读上的点击量达几十万人次。《丰碑》等一批优秀的音像电子出版物以鲜活影像记录真实，构成宣传党史国史、阐释“中国梦”的亮丽风景。
注重效果，拓宽服务渠道。国家出版基金的多项成果不仅注重社会效果，而且在拓宽服务渠道方面也作了有益探索。例如，为使《中共党史少数民族人物传》项目社会效益最大化，开拓除传统纸质图书以外的传播渠道，项目承担策划并实施了3项公益性数字解决方案。在消费主义时代人文精神缺失和信仰迷茫的现实背景下，学习和发扬“红岩精神”尤为重要，基于此，《红岩风骨》成果出来后，该书主编、重庆红岩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在全国各地进行了1，000多场相关主题演讲，听众反响热烈。与此同时，出版社趁热打铁，举行了系列赠送活动，使“红岩精神”深入人心，为社会主义杨心价值观输入了新的思想血液。
2.促进了各学科协调发展
国家出版基金每年都将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的出版项目纳入资助重点，一直积极鼓励和扶持具有较高水平的原创学术精品出版，从2010年至2014年，推出的多项相关基金成果促进了各学科领域的发展。
促进学科建设。历年出版的各学科领域成果涵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哲学、宗教，社会科学总论，自然科学总论等26个大类，促进了各学科建设。国家出版基金成果中有多个深度发掘和系统整理学术研究成果的项目。如《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100卷）系统、全面地呈现了中国近代思想大家百年学术成果，对于研究中国近代思潮的发展和演变有着重要的参考借鉴意义。而《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则全面梳理了中国现代学术发展的名家、名作和精神历程，重新审视了中国本土的思想资源与文化根基，被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评价为“足以体现出20世纪以来我们为世界贡献的中国智慧”。。
反映最新成果。各项成果中，有不少反映了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是学者们对快速发展的中国社会的积极回应。《物联网在中国》系统反映了中国在物联网方面的特色、水平和现状，包括中国物联网发展历程、关键技术和新技术、标准和体系等最新技术和成果。《中华手术彩图全解》丛书由7位医学界的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及200余位外科专家历时7年编撰完成，以全媒体形式展示了我国外科手术学的最新成果。
展望学术前沿。有不少基金项目成果聚焦学术前沿、关注社会重大命题，努力打造理论服务实践的桥头堡。《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研究与发展》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围绕我国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对相关行业的发展思路、发展重点、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和介绍，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深入实施提供了重要参考。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围绕大飞机研制的进展阶段和信息诉求，推出了结构总论系列、适航系列、发机系列等成果，对大飞机研制、国内适航领域学术研究和专业拓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成为科技为国家发展服务的典范。
3.促进了公益出版事业发展
基金项目的实施，尤其是基金成果的推出对于特殊人群、少数民族地区的公益出版事业起到了良好作用。
扶持了民族地区出版事业。中国共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历史，充分发掘、整理和总结各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优秀元素，扶持民族地区出版事业，体现了国家的战略高度。历年来，新疆、、广西、宁夏、内蒙古五个自治区共立98个项目，尤其是2014年，这五个自治区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共有27个项目获得资助，总资助额达3047万元，突出体现了国家出版基金对少数民族地区文化事业的支持。截至2014年年底，五个自治区已有结项项目成果41个，
扶持公益事业。国家出版基金设立的宗旨之一就是繁荣发展公益性新闻出版事业，基金规模的逐步稳定增长标志着国家对公益性出版事业的长效投入机制已初步形成。“中国无障碍电影”和《新世纪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关爱》《托起明天的太阳・快乐成长阶梯丛书（蒙、藏、维、哈、朝）》等多项项目成果，面向特殊人群、民族地区、基层农村等，具有鲜明的公益性质。
积极服务“三农”。多年来，“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央一号文件的重要内容。积极服务“三农”既是政策的需要，更是顶层设计的具体体现，既接地气又具针对性。已结项目中还有不少成果积极服务“三农”。例如，《中国农作物病虫害》（第三版）修订增补了该书第二版出版以来植物保护领域基础理论研究和关键防控技术方面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对于提高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和防治技术水平、普及植保新技术等具有重要价值。而《现代农业科技专著大系》立足于现代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对现代农业理论研究、科技发展成果进行理论上的梳理、归纳和总结，对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三、引领行业发展，推进文化传承与传播
随着基金成果不断推出，项目后续运行在提升出版基金社会及国际影响力方面作用较显著。这主要体现在项目成果对保存、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及提升出版基金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方面的作用。
1.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
保护文化多样性。多项成果致力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岭南民族源流史》介绍了岭南民族源流研究的缘起，回顾了岭南民族源流研究的文献，并且从史学与基因结合的角度对岭南民族源流史进行了详细论述，既使人们从文献的层面对岭南民族的历史有了全面的认识，又引入分子人类学的成果，使人们从基因的层面对岭南民族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识。《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综合运用民族志深描、历史文献、田野调查、跨文化比较等多种研究方法，将各民族特定文化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全面展示西部多民族文化的历史演进和独特魅力。
填补研究空白。有多项成果填补了相关方面的研究空白，促进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城市记忆――北京四合院普查成果与保护》对北京地区有代表性的各种类型四合院资料进行了首次集中编录，在传承历史文化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作用。《中国南海文化研究》以大量翔实的史料为依据，证明南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填补了我国南海文化研究领域的空白。特别是在南海不安宁的严峻形势下，该成果的出版从历史渊源和法理上对中国在南海维权的“国家意志”进行了强有力的现实呼应和理论支撑。
推动可持续发展。基金资助项目对保存、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推动可持续发展作用显著。《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忆档案》（第一、二辑）从我国上千种世界级和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选取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展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有魅力，该项目成果对于抢救和保护中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古代地图文化史》从文化史的视角阐述中国古代地图史，打破了以往中国地图学史著作以朝代分期为脉络、以地图测绘技术发展史为主线的叙述方式，采用专题图分类模式，以地图的绘制、运用、流传、谱系为主线，实现了学术、科学、观赏价值的统一。
2.提升出版基金的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
获得广泛认可。多项项目成果获得国内外的各种奖项，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出版基金连续资助了四辑《大飞机出版工程》，项目成果推出后，受到出版界和学术界一致好评，被誉为“出版为国家科技发展服务的典范”，并受到国际出版界的关注，其中部分精品学术专著的英文版版权输出到爱思唯尔出版集团。
韩永青黄丽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湖北武汉430073）
摘要：从CSsci发文量、权威期刊发文量、基金立项数三个维度，对2001－2013年近13年四所代表性财经类高校（上海财经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科研成果进行对比分析，揭示四所高校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科研贡献、质量与实力，为高校学科评价提供参考，从而促为高校重点学科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 ：财经高校；应用经济学；科研成果；比较
中图分类号：G35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6.004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将“加强高等学校重点学科、科研创新重点基地、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和创新团队建设，实现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能力的跃升”作为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五年规划，并提出完善以科研成果“质量和贡献”为评价导向的激励机制。可见，建立以“质量和贡献”为核心的科研评价机制、加强高等学校重点学科建设等已经成为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共识。
重点学科建设是创建一流高校的核心工作，而科研质量的提升则是高校重点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高校重点学科科研成果进行分析，是加强重点学科建设的有效途径。目前国内相关学科科研评价研究主要集中在学科评价指标探讨、学科领域学者分布、机构分布、图书分布及基金分布情况，学科国际发展研究等方面，但少见从高校比较的视角，对某一学科科研成果进行分析。而高校之间的对比分析，是明确高校之间学科差距的重要方法，是指导高校进行重点学科建设的有效途径。基于此，笔者拟以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为例，以四所财经类高校为研究对象，对财经类高校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科研贡献、质量与实力进行较为系统的对比与分析，旨在明确高校之间的差距，以促进学科建设与发展。
1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1.1数据来源及检索方法
为了保证统计数据的质量，本文仅统计三类信息源，分别是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CSSCI，Chinese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发文量、应用经济学权威期刊发文量、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为了保证高校研究成果的连续性，考虑到最新数据的时滞性，本文选取了2001－2013年13年的数据。选取了四所具有代表性的财经类高校，分别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
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开发研制的引文数据库，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从全国3500余种中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性期刊中精选出学术性强、期刊质量高、编辑规范的500余种期刊作为来源刊。因此，CSSCI收录文献可以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评价指标，可定量评价一个机构的科研贡献。本文具体检索方法为，在作者机构字段输入学校名称，在学科类别中选择“经济学”，在学位分类中选择一级中的“应用经济学”，并将发文年代限制在2001－2013年即可。
公认的权威学术期刊在繁荣学术事业、推动学术创新、培养学术新人、促进叙述交流等方面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分析高校发文质量，本文选取国内公认的权威刊物，统计四所高校应用经济学学科在权威期刊上的发文量，依此来分析四所高校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科研成果质量。本文权威期刊选取以《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14版）为依据。选取的四本期刊分别是，中国社会科学（A／K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0排名第一位）、经济研究（F0经济学理论排名第一位）、经济学（季刊）（F0经济学理论排名第二位）、世界经济（F11／F17（除F12）世界各国经济排名第一位）。具体检索方法为，在作者机构字段输入学校名称，在期刊名称字段输入期刊名称，在学科类别中选择“经济学”，在学位分类中选择一级中的“应用经济学”，并将发文年代限制在2001－2013年即可。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是我国支持社会科学研究的最主要基金，是我国研究课题的最高档次，代表了我国科学研究、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是教育部面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设立的各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另一个主要项目。笔者主要通过统计这两类项目的立项数，已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四所财经类高校的应用经济学学科的科研实力。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来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立项数来源于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
1.2数据分析方法及相关标准
（1）文献计量分析法。通过对CSSCI发文量的统计，分析四所财经类高校应用经济学学科科研产出能力；通过对权威期刊发文量的统计，分析四所财经类高校应用经济学学科科研影响力；通过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立项数的统计，分析四所财经类高校应用经济学科学科的科研实力。
（2）相关数据采集标准。由于各类基金项目数据库与CSSCI数据库的结构不同，提供的检索功能也有略有差异，本文尽量制定统一的数据检索方法和标准。具体包括：为了统计署名为某高校的所有发文量，在检索时，没有将作者机构限定在第一机构中，只要署名为该单位即可；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数据库提供的学科分类有应用经济学，依此进行检索即可；③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平台的学科分类只有经济学，故检索结果统一限定在经济学学科范围内，其统计结果只到2013年1月1号，所以检索结果实质上为2001－2012年；④应用经济学二级学科的分类参照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的二级学科划分，具体包括国际贸易学、财政学、金融学、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由于利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作为二级学科在CSSCI中均未找到检索结果，故本文不予考虑。
2结果与分析
2.1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科研产出分析
对高校来说，其发表学术论文的多少是其科研产出水平的直接度量指标之一，的数量可以表征高校的科研贡献度。本文以CSSCI发文量来统计高校的学科科研贡献度。从图1可以看出，2001－2013年间，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CSSCI发文量位居第一位，科研实力最强，发文2983篇，高出第二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472篇，在国内应用经济学领域占有绝对优势。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中央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CSSCI发文量相差不大，而西南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CSSCI发文量相对较少。从图1中可以看出，四所高校对我国应用经济学学科科研产出的贡献程度。
从图2可以看出，上海财经大学的国际贸易学、金融学、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CSSCI发文量位居第一位，而财政学、劳动经济学发文量在四所财政类高校中排名第三，可见，国际贸易学、金融学、国民经济学、区域经济学是上海财经大学的优势学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产业经济学、劳动经济学CSSCI发文量位居第一位，可见，产业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是该校的优势学科。中央财经大学应用经济学总体发文量位居第三，但财政学发文量位居第一，且高出第二名高校193篇。可见，在国内财政学领域，中央财经大学具有相当的科研实力。因此，从四个高校应用经济学二级学科的排名情况，可以看出不同高校的优势二级学科，从而指导该校加强优势重点学科建设，突出同类高校之间的不同特色。
2.2应用经济学权威期刊发文分析
从CSSCI发文总量可以看出一所高校的科研贡献度，而权威期刊发文量则可以看出一所高校的科研质量。在本文选取的四本权威期刊中，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发文总量排名依次为上海财经大学（99篇）、中央财经大学（65篇）、西南财经大学（46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18篇）。上海财经大学无论是CSSCI发文总量、还是权威期刊发文量都位居第一位，其应用经济学实力可见一斑，值得其他高校学习（见图3）。
2.3应用经济学各类基金立项数分析
对四所高校各类基金立项数进行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被研究高校的科研实力和水平。从图4中可以看出，2001－2013年，四所财经类高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总量分别是，上海财经大学2271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立项1191项、西南财经大学969项、中央财经大学660项。其中，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最高，达236项（见表1），即2001－2013年13年间，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立项数最多，但其科研贡献与质量还需加强。上海财经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最多，达2117项（见表1）即2001－2013年13年间，经济学学科立项数最多，其科研贡献与质量也最高。
从年代分布情况来看，四所高校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呈稳定上升趋势，但从2008年开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立项数开始下降。这与其相关限制有关，如申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的负责人同年度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连续2年申请教育部一般项目未获资助的申请人，暂停1年一般项目申请资格等。
3结语
本文通过CSSCI发文量、权威期刊发文量、基金立项数三类信息源，使用文献计量分析、对比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具有代表性的四所财经类高校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科研贡献度、质量及科研实力。通过对比分析，进一步明确不同高校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在科研成果、质量和科研实力之间的差距，同时可以看出不同高校的优势二级学科，为高校重点学科建设提供参考。当然，由于研究时间及篇幅限制，本文仅挑选了CSSCI发文量、权威期刊发文量、基金立项数三类信息源，SCI、SSCI、EI等国际信息源并未统计在列。挑选的高校也仅选取了四所具有代表性的财经类院校，未能对所有开设应用经济学专业的高校进行对比分析。因此，本文的研究仅仅只是一个开端，一个雏形。但本文的研究方法可以为其他高校、其他学科科研成果分析提供参考。下一步，笔者将选取更多的院校，选取更为全面合理的指标，多层次、多指标、全方位进行科研成果影响力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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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因此金融学是一门具有特殊地位的学科，具有极重要的社会经济意义。随着我国加入WTO后金融业全面开放,中国金融业不但面临着外资金融企业在国内的强大竞争压力,还必须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显然，当前形势下国家必须加大培养适应未来需要的金融人才的力度。未来的金融业从业人员不仅要懂现代金融实务,熟悉国际金融市场惯例,而且要懂得金融投资管理和金融企业管理，能够进行金融创新产品设计,通晓英语、计算机、法律、电子商务等相关知识。金融网络化与工程化的发展,给新世纪的人才培养带来了挑战。我国的金融教育是一种建立在传统金融产业，特别是传统银行业基础上的金融教育,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既反映了这样的认识，也是当前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最大障碍。而现代金融学教育的开展还面临着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师资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校培养的大多数金融人才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和国际竞争的需要，最终必将影响我国金融业的业务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因此,我们的高校迫切需要学习国外先进的金融学教育模式，在和国际接轨的同时改革金融学教学方法，根据自身情况探索和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学教育体系。
一、国外金融学教育的特点
尽管西方各国不同高校的金融学本科教程在培养目标上各有侧重,但它们之间亦有共同点，例如都十分强调培养学生宽广而扎实的理论基础(既包括通识教育的知识，也包括专业理论基础)，同时十分注重培养学生各个方面的能力，特别是面向实际工作的能力，强调本人学识和能力的增加与对经济和社会做贡献两者的结合。西方高校的金融学教育特别强调本科层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的需要相结合,不少西方国家的高校就直接以“所培养的学生满足社会上各种组织不同层次的需要”或“能够在争取良好的职位时有足够的竞争力”作为培养的目标提出来,这其实真正体现了高等本科教育的实质目的。而反观我国高校的金融学教育，正是由于这个目标不够明确，才会过多的给学生灌输一些与社会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无用的知识，而学生走上社会工作岗位以后也不能很好发挥作用，实现自我价值。
多数西方国家的大学都认同本科阶段的教学应该是一种专业基础教育,因此,它们的教学计划都十分注重通识教育,即培养学生广泛的文化意识,这当然也会反映在金融学这样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的学科中。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会要求金融系学生在头连年里学够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类的基础课程,甚至还需要学习文学、写作、数学、生物和物理。然后才是是公共核心课程部分和金融学专业课程的学习,主要由经济学类、金融类、会计类、管理类及市场营销类等课程组成，其金融学专业课程包括金融会计、公司金融、投资学、衍生证券
和金融中介机构等。这样的教育模式强调基础和能力的培养，辅以良好的教学，就能把学生培养成真正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与国内金融学教育的一个很大不同在于，国外大学的金融学专业都是以微观金融，即金融市场、投资和公司财务为主，而不是以宏观金融，即货币银行和国际金融为主的。
国外高等学校金融学专业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大体上都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进入专业课学习之前,一般均有十分严密的前导课程安排,以保证学生在修学高级课程之前已经掌握充分的理论基础和前导知识。比如,在学习金融经济学课程前,一般都要求学生修完微
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学习公司理财课程之前,学生一般都要将会计学原理、财务会计等课程修学完毕；学习金融工程之前，必须学完投资学等，这既能保证每门课的授课质量和教学要求的严格贯彻,又能指导学生在种类繁多的课程中进行选择。(2)专业课程设置十分丰富多采。国外高校在金融学课程的设置上一般分为两个层次：专业必修课一般只有3到4门。尽管课程的命名有所差异，但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货币经济学，金融市场，公司金融，投资学和期货期权这几个方面。而专业选修课可以根据客观实际的需要和本校在金融学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特长设置。这些课程有的紧密联系实际,有的紧紧扣住金融学前沿理论的进展,有的课程国际化色彩浓厚,都可以满足学生不同的需求,为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及专长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对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非常有益。(3)国外高校金融学专业所开设的专业课的内容,一般都会涉及该课程应该涵盖的金融学理论和知识点,这一点对于保证金融学本科生完整的知识结构至关重要。但是与每一门专业课程所具备的广度相比,其所涉及的有关理论的深度则是参差不齐的,有的课程紧紧围绕现代金融学前沿理论,例如资产定价理论。而一般的课程,由于其出发点主要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因此这些课程往往重介绍轻分析、重实践少理论，例如固定收益证券，房地产金融等。(4)在国外高校所有的金融学专业课程中,都十分强调实践环节。最为简单的就是强调通过课程作业，包括作文、小课题、案例分析等，强化对所学知识的掌握。根据不同课程的特点，还会安排金融和统计软件的学习和练习，案例研究，学生讲述，乃至社会调查等。比之课堂讲授，这些方式的优点都是强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培养能力。与国外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的差距是明显的，课程体系不合理，教材陈旧，教学手段僵化，都是急需改进的地方，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对金融学这个学科的内容和办学目标的认识问题。
二、国内金融学教育改革的思考
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在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下,直接与国外金融机构进行市场化、国际化的竞争，同时，我国的宏观金融监管也必须走向国际化,融入国际金融协调、监管过程中。这就需要高等教育部门顺应时代的呼唤,培养出既熟悉本国金融运行的特点和规律,又通晓国际金融规则和惯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和国际竞争、国际合作需要的金融人才。高校金融教育的改革可以说势在必行，根据以上分析，这里提出以下几点改进建议:
首先，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在对照国外教学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和培养目标上实现突破,才能保证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成功。具体而言,就是在教育观念上要实现以传授知识为主到以能力培养为主的转变,在培养目标上要实现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到以培养综合素质以及能够适应社会各种需要的金融学通才为目标的转变。
其次，全面与国际接轨，以现代金融学为核心规划金融学教育体系。彻底转变我国金融学科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学为主的教学思路，突出微观金融学为主的办学方向，强化微观金融类课程建设。根据金融学与社会实践密切结合的特点，在注重金融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培养，使学生通过本科阶段的学习,建立起全面的金融知识结构体系的同时，建立起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让学生不仅仅是学到多方面的知识，而且能培养出优秀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为未来个人发展和工作打下厚实的基础。
第三,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面对金融全球化、网络化、技术化的趋势,金融学本科教学必须做到与法学、数学、外语、计算机等多门学科的交叉融合。这既是金融学科发展所需,也是为了培养学生的知识再生能力。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调节市场运行和交易行为的最重要的制度基础就是法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金融国际化背景下,学法、懂法、用法、守法,对培养金融人才尤为重要。金融活动通常以数理模型为基础,缺乏较高深的数理知识,不仅很难登其堂奥,更不用说去设计和开发新型金融工具。金融的高科技化又使得传统方式进行的融资和支付业务,为电子化、信息化、系统化、工程化的现代金融所取代,使金融学科成为了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新型边缘科学。外语和计算机更是跟随金融学科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工具性技能。知识再生能力指的是一种学习能力。我们不可能在本科教育阶段解决学生未来发展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能,重要的是在向学生传授基本知识的同时,培养学生的知识学习能力。注重金融学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使学生文理交叉,理工结合,知识结构合理化,有利于提高他们走向社会后的再学习能力,增强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
第四,革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是教学活动的重要环节。考虑到金融学科更具有实证和实用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的理论解释,而应更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判断。对于像货币银行学、国际金融、保险学等宏观类课程,可在着重讲授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的基础上,通过组织课题讨论、撰写小论文和学术报告等形式,提高学生的思辩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对于像公司融资、金融机构经营与管理、投资理论等微观类课程,应突出其应用性、操作性和前沿性等特点,可通过案例教学、聘请业务人员授课、模拟实验等手段,增强学生对业务知识的感性认识、理解应用能力和动手操作能力。
最后，高质量的金融学教育需要有一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作为保证。由于现代金融学的引进是很晚的事情，国内高校金融专业的师资队伍不是很完整，水平更有待提高。从事金融学教学的教师，需要对各种金融经济理论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同时对社会对各类金融人才的需求状况也有着深刻的理解。正是通过教师与社会及学生之间的直接交流,各种符合实际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计划才能得以酝酿并付诸实施。建设高素质的师资队伍，需要从海外引进人才，更应该立足于师资的培训，以及通过加大高水平的研究的支持力度促进师资队伍的整体进步。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峰，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高等教育研究，2000/5，pp69-73.
教学活动:主要承担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法经济学、经济史等专业博士生的《经济理论前沿》、《金融理论研究》《世界经济理论与实践》、《法经济学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理论研究》等课程;世界经济、金融学、劳动经济学、统计学等专业硕士生的《世界经济统计》、《国际金融理论与实践》、《国际金融实务》、《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等课程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