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Mediaisasoftnationaldefense.Ifmediacanadvanceitscompetition,andpersistinitsgrantedfunctionsandrolesaccordingtothesituationofitscountry,andmaintaincertainreceiversamongthewhole,thenthecountrycanownitspeacefulandsafestageandboundary.Butsomepeoplecan''''tobservemedia''''sessentialspecialtyandcan''''tunderstandmedia''''smisplayinwesternhistory''''sadvancingcourse,thentheyseektoreplantblindlyandarehesitateonnewssystemweshouldfollow.Forexample,somepeopledenyboththeofficialandpublicmedia,andwanttopushmedia''''smarketconvertingtoanacme,allofwhichneedtobediscussed.
Ontheaboverelativeissues,thispapertriestoputforwardadvisabledissertationfromthedoctrinalangleandhistorydevelopmenttrace.Chinasharesitsownnationalspiritanditsownspecialsocialbackgroundandpoliticalenvironment,whicharedifferentfromthewesterncountries.Onmedia''''soperation,weshouldpersistinwhatdeservespersistence.Weshouldseekrelativematchedmeasuresorcreatefeasibleenvironmentformediaoperation,andencourageeachfieldtoinvestinthisenterprisethatsharesthecharacterofinformation,entertainmentandculture.
Keywords:Newssystem;MediaIndustrialization;Community;
NationalPowerAction;EconomicBenefits;SocialBenefits;NewMedia;GreatMedia;ControlRight;DemocraticSocialism
一、前言
据大陆权威人士透露：星空卫视有限度落地权有望得到国家广电总局的批准。进一步的消息说，美国彭博信息公司所属彭博财经电视亚太频道（Bloomberg）、凤凰信息台、CNN、HBO、BBCWorld等，在现在，已初经国家广电总局批准有限度落地权。这使迄今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大陆的已达三十家。
新闻传播媒体在大方向上的运作问题，我们实在需要就较长远的观点、经验及理论逻辑做深入探讨后，才加以谨慎拍板较妥。尤其是在加入世贸组织（WTO）的缓冲期之后，到2005年前后相关国家(尤其是美方)要中国开放媒体的压力可能会越来越大。相关部会有没有相应的准备?
笔者身为研究新闻与传播的终身志工，对传媒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一直非常留意，并对媒介实务曾进行仔细观察与体会。在此，拟就此相关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二、媒体商业化私营制度的商榷
研究新闻传播学术人士所最想厘清的问题是传媒的社会意涵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真正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严格说来，各家看法不尽相同。不过有些见解的确深入些。
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世界接轨，并加入WTO，所受政治共识的冲击实不下于当日的美国。杜威等人想在关键时刻妥善运用媒介，发挥媒介应有的功能，但因为条件不允许，所以感到力不从心。他们所不能做的，今日中国能，因为中国目前有这个条件，实在应把握这个机遇。
1.西方传媒的发展历程及其新闻制度的形成
回顅西方报业的产生背景，是随着产业革命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发展的。从早期简单印刷物或简单报纸开始，报导一些商业消息，推广产品，或教化民众也是它最早的角色之一。早先主要是官办或特许制媒体。自一五三八年英国建立特许制，出版即是特许独占事业，使十六、十七世纪的报业几乎是政府所掌控，言论及新闻政策由政府决定，其主要目的在使报纸做为政府教育人民与推行政令的工具。接着是启蒙运动民主革命时期，它也渐渐成为推广理念的工具。媒介经营问题，政府逐渐被迫让步，如英国于一六九五年，废除特许制，基本上民间获得出版自由。而接着十八、十九世纪的民主革命建立了代议政治之后，出现了政党报纸。而党报之目的，即在争取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支持。虽政党报纸是政党争取政权及保持政权的一种有力工具，但那时的从业人员基本上维持一定的事业性，认为媒体是社会一股正义的力量。
十九世纪末期，西方主要国家（亦即今天的主要发达国家）先后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情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相应地这些国家的报业经营也全面走向商业化了。认为报业可以像其它产业采取各种手段来赚钱，把印刷机当做印钞机。当然他们为了取得大众的信任，以获得更多的订户，也把他们所采取的客观、公正办报方针，标榜为现代报业的特色。但说穿了，其经营方式和经营手法跟其它以营利为目的的产业没有什么不同。虽然他们认为把报纸当成一种商品是一种合理的看法，但是报纸跟其它消费性物质商品应该不一样，它是一种精神商品，它会对社会形成相当广泛的影响。
2.从历史教训看来，报业不宜私营
我们确认媒介产品可以面向市场，但要以在公众可控制的情况下来经营，而且不宜由私人或私人成立的股份公司来经营，因为私人利益之所在，经营者会不择手段，对社会造成许多负面的影响。
譬如美国私营的自由报业制度，因资本主义的走向，它就在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初，导致黄色新闻事业（yellowjournalism）的发生。它基于业者的私利，危害到社会公共道德及公共秩序。尤有过之的是报业的竞争，造成了报业的合并，产生了「新闻事业的独占及「意见自由市场的丧失，所谓「公众知的权利（therightofpublictoknow），只是报业一种为所欲为的借口，使第四阶级成了特殊阶级。
杜威认为最好不要由私人办报，不是因为害怕传播过于泛滥，而是害怕传播工作做得不够好。社会不仅借着传播而继续存在，我们也可说社会存在于传播之中。人生活在一个社区共同体，而共享某些事物；传播正是他们得以拥有共同事物的方法。（DEWEY,1915:4）
杜威深知私人掌握报纸，徒让办报人把办报当做私人牟利的企业。他指出，在经济大恐慌时期，新闻自由的大纛经常被用来服务「企业经营人。他们为了私利，以自己的方法执行其业务。虽然广播事业的发展得利于商业化的经营，他也相信广播在教育社会大众方面，会有深远的功能。但他也说：广播即使落入私人手中，也不能无视于公共利益。
他和其它符号互动论学者，无论如何，认为媒介的功能应是在给大众提供参考或咨询的，媒介所要做及应做的工作就是事实和观念的传达。因此他们格外重视现代媒介在向民众传播「组织化的信息（ORGANIZEDINTELLIGENCE）所具有的巨大潜力。他们对这股潜力毋宁充满了期盼。但是因为当时媒介所表现出来的却偏向情绪和感情的表达（尤其是那些激情主义的经营手法），让他们忧心不已。
3.要私人报业自律谈何容易？
美国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许多有识之士都知道媒体一直受到不当利用，其经营方式颇有偏差，如报团的形成，新闻报导与评论受到垄断，致使「新闻自由受到扭曲。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大潮，它要面向市场也是一种趋势，但不能像其它产业那样地市场化。在社会经济繁荣的情况下，虽然不刻意利用媒体去赚钱，只是一般广告收入在收支上肯定会出现盈余的。但是如媒体任由私人经营，以营利为目的，且彼此恶性竞争。私营媒体会纷纷去竞逐铜臭，是永远不变的宿命。像西方私营的媒介制度能使现代机械条件日益精致的大众媒体成为未来真正理性及和平社会的基础码？看来实在未必。
从媒体发展的历史看来，我们知道：私人经营媒体其实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在不同制度的国家，不必然会有那种产物。营利性商业化的私人媒体经营制度，应是一种须加以匡正的历史事物。
三、传播对于国家的权力行为的重要性及传播与社会过程的密切性
1.传播对于国家权力行为的重要性
在这里，我们为什么要重新检讨过去西方媒体历史发展的社会政经背景，及其私人经管形态所存在的潜在问题？主要的原因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菁英阶层一直想学美国的做法，可是却不知其失败的盲点在什么地方。总质疑：难道媒体真的那么重要吗？
考察过去人类的来时路，可以了解历史上所出现的疆域广大的国家，其能大能久的原因还是由于地理形势和历史际遇，及最重要的是：有赖于传播（输）功能的维系。
关于媒体的重要性，加拿大学者殷尼斯（H.INNIS）也认为传播科技是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他于1950年发表《帝国与传播》一书，从西方文明演进的过程，评估传播媒介所扮演的角色。在他看来，“帝国”可以指制度化的权力体系，也可以指特殊的国家，原始文化，或历史上的“帝国”。他用“帝国”来形容中世纪的教会，也用“帝国”形容资本主义下的市场经济。这些“帝国”均是当时影响社会结构的权力核心。几乎所有的“帝国”都希望藉由新技术的发展封锁运输途经，以扩张自己的控制力。他归结“科技”发展是历史文化的变因，而在所有的科技中，又以传播媒介最为重要。
今天如要维护自己的权益或安定国际社会，今日中国，尚待急于努力开发的就是媒体这一块。
2.传播与社会过程的密切性
至于传播与社会过程的密切关系，有许多社会学者也相继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
无论如何，我们只有了解人类社会的本然面及其与传播的关系，才能为媒介的正当经营方式及正确使用方法，找到一些答案。
回顾起初的社会学家的学术传承，大致从社会有机论开始，认为社会具有整体性。社会中人都彼此有互动关系。早期的社会学家如史宾赛（H.SPENCER）在一八七六年《社会学原理》一书中，就说到社会其实象极了一个有机世界。社会与有机体，都借着生命来显示其成长过程。……社会结合一旦获得相当程度的永久性，社会整体和社会每一个成员之间，行动与反应于焉展开，彼此影响了对方的性质，集体对其份子实施控制是在塑造社会成员使之与社会需要谐和一致的一种持续过程；个人在受到新环境影响之际，也会反过来塑造社会，使之与个人谐和一致。
古利很显然地在他的思考模式中加入了传播的成分。他认为演变中的现代社会，隐含着目标一致化，活动专门化，社会各部门加深相互依赖。而迈向一致化是由一个极其关键的机制引导着。此即，最广义的运通──观念的传播，所以他认为所有的生命和社会都是有机体，亦即一种形式或过程的复合体：每一部分的生存和成长，源于与其它部分的互动，使整体完整圆融，以致其中一部分有了动静，便会波及其余。（COOLEY,1918:28），他不赞成史宾赛所认为的：人是完全自主独立的看法。他又将社会视为每个人思想的集合体，所以他认为传播非常重要，他说传播是人类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所凭借的一种机制。他把现代传播媒介视为一种解救社会的工具。维系及建构敦厚的社区，透过现代传播媒介，可以不费力施之于整个社会。传播媒介可能使社会愈来愈根据人类较高尚的德性像智能与同情，而结合在一起。
一个伟大的国家所最起码的条件是国民的认同感（identity）及共识。今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所遭遇的冲击及许多待克服的问题，比当时的美国实在有过之而无不及。
现在美国的资本家不了解他们自己本国早期思想家及教育家杜威等人对媒体角色的深刻见解，及社会责任观念，却想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要中国无条件或逐步全面开放，把他们媒体内容不加过滤就长驱直入？中国人是不会随便答应的。
3.传媒应如何扮演其社会教育角色
接着，我们要在学理上回答的另一问题是媒体如何扮演其社会教育角色，首先我们参照前述学者杜威在这方面的看法。他认为报纸应该做的不只是信息的公告栏，它应成为公众教育和辩论的工具；多专注在思想和哲学的重点上，而不是单一行动的描述。报纸应教导批判的思考技巧，并促成重要议题的公众辩论。在杜威的观念里，媒体的职责是「使公众对公众利益感到兴趣。（Alterman,1998:10）
而政治学者及传播学者拉斯威尔（H.Lasswell）则认为：国家唯一的希望是和社会科学家站在一起，他们可以驾驭传布的力量，使之为善而非行恶。许多早期的媒体研究者在那时认为这种媒介角色是相当严肃的任务。尽管拉斯威尔的观念受到一些批评。然而，他对科技专家的期望仍旧影响了许多社会菁英，尤其是大学中的菁英。无论如何，他的观点也为许多主要学者和意见领袖所接受，包括前述的专栏作家─李普曼（W.Lippmann,1922）。
譬如关于一般民众是否有能力理解社会世界并为自己的行为作出理性的选择？李普曼和拉斯威尔一样持怀疑态度。李普曼指出：外在世界和我们脑中图像必然存在着距离。他怀疑一般人是否能像古典民主政治理论所假定的那样地进行自我控制？……人们无法从媒体中获知一切，来帮助他们理解。即使新闻记者很尽职，他们仍然有相当不足之处。他说一般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发生，以及还有什么会发生。媒体只是报导第二手现实（secondaryreality），而煽情的新闻媒体使状况更糟糕。
杜威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就媒体而言，他说的远比实际去进行改革的行动多。或许表面看来，李普曼和杜威的看法充满了矛盾与冲突。其实，这两种观点是可以并存的，尤其是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实际上他们真正说出了一个向现代化转型的社会所需要同时努力的两个相互作用的方向。在这个过程中，人民需要民主教育，同时也需要受到似褓母对幼儿般的呵护。这样才能使社会以较稳当的方式健康地发展。
4.媒体的社会效益
正如前述，媒体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商业化经营的结果，皆尽量以赢利的观点去开拓新闻市场。假如新闻不叫座怎么办？就跨大渲染一番、或操弄得煽情一点才比较能引起大众注意；新闻太少了填不满版面及刊播时间怎么办？就捕风捉影制造一番，所以新闻事业被形容为「制造业，实在问题很大。新闻界为袒护这种欠当的做法，就常以「新闻自由做挡箭牌。因此，媒体对社会造成许多负面的影响，不但没有社会效益，简直反而是社会的乱源及麻烦制造者。
当然，在这前前后后，也让很多人再次觉醒到媒体当初促动文化及领导群伦的事业性角色。具有这种经营理念的人，并提出一些相关看法，就是所谓「社会价值论（theoryofsocialvalue）。媒体有它的社会价值，媒体有它的社会效益。这也是原初媒介成为社会服务工具的本质所由来（Fowler&Brenner,1982）。
论者认为信息传递犹如交通、能源与货币，是社会的基础结构（infrastructure）。这些基础结构是交易与论述的信道，使得社区、社会与国家得以整合运作。因此基础结构的建构与维护通常是政府的责任。（Howitz,1989:11），而基础结构企业均属国家直接介入的焦点。他们主张，媒介政策着重于透过节目品质、多样化、文化认同，以免于商业之影响等价值观，以服务观众，形塑有尊严及通情达理的大众（Blumler,1992:30-59）。
四、改革来自于实践
1.媒体的社会控制与经营权的分际问题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又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媒介的经营及其角色是什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条件下，在新闻工作过程中，可能会引入了一些新的要素，大陆一些学者和实务界人士提出了媒介「产业化的概念（魏永征，1996；谢俊，1996;邵培仁,1998）。其变化包括：政府基本中止了对新闻媒介的财政拨款，媒体单位在许多情况下自负盈亏。因此，在营运上注重发行量的提高，扩大广告收入。它不仅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且它还有经济效益的属性。它本身可以有特殊商品的角色，而且在发展经济生活中对报导经济新闻，促进经济建设能起一定的作用。既然它具有特殊商品的角色，大众传媒的生产经营销售就要按照经济规律来运行。当然，传媒仍然要把社会效益摆在第一位。把做好党和政府喉舌角色及大众代言人角色，当做重要的日程来抓。必要时，对一段时期的新闻，力求配合国家政策做重点报导，从而引导舆论，形成共同信念也是顶重要的。话说回来，在传媒产业化发展过程中，很重要的课题是：媒体的自身管理制度，及其与政治体制的关系变化问题，应该加以充分的探讨和分析。
很需厘清的问题：是要强调在媒体内部的控制中，一切以经营资本为操作上考量重点？另者，是因为它要面向市场，需要重视传媒职业经理人制，并使之成为传媒内部管理的核心，得使其能自行负责？为适合我们中国的环境。在职业经理人的角色扮演中，可能更要注意如何平衡自身发展和政治体制间关系问题。
媒体产业化中有关媒体自身的管理制度问题，因为现代的大众传媒在人类长远历史中，它还是较为短暂的事物，到底要如何进行制度化的控制及操作问题，过去大陆所被看到的起伏变化，常常依违在放松与紧缩的两难之间，媒体工作人员也常有停看听的困惑。现在要面对变化性较大的市场经济，专（职）业经理人员在维护国家利益及党的目标前提下是否需要有较大的运作空间问题，实在值得深入思考。
首先，笔者认为应朝分权的观念走！因为根据一些人类过往的经验显示，把相关的许多权力集中在单一政治系统中，运作起来往往不是最有绩效的。尤其传媒特性比较不一样，它是属于新闻文化的主体，而新闻文化是富创造性的，要能给新闻人员最大的空间，他们才能创造出最优秀的绩效。换言之，我们应设法对新闻人员赋予某种相对自主性。譬如，基本上这些中央级的，影视集团等，以国营性质回隶国家广电总局，出版集团则新闻出版总署，做行业的管理工作，而其职（专）业经理的最高领导（二至多名）则由党的书记处向全国人大所组成的「传媒委员会推荐，经全国人大所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听证并做资格审查通过后任用，并有一定的任期。但一经通过任用，非任期届满，或因禁治产，或因判刑确定，不得随便加以免职或强迫其辞职。任期届满之后，如仍获党组织的信任并再提名，可再经一定程序续任，不受限制。
当然这种改革设计的主要精神在于党对媒体政策方针及意识形态的控制，是要透过提名制度，并由党组织透过与党员的关系进行协调或咨询方式来进行，而不是直接的指挥或控管，俾能留给第一线工作人员衡量实际的情况，并拥有一定的裁量空间，以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及积极负责的精神。至于每天新闻的出台则按单位内日常的编辑程序来完成，并没有人可以独断专行。如果他们工作得不好，应该是在一定期间，才能给予客观评定。不能达到一定质量要求，则其集团负责的领导，到换届的时候，党就不再予提名而下岗了。
目前在中国的新闻媒体是党的事业的一部份，是党的权力的延伸，这跟新闻史上党报时期的状况是相符的。但是如果大家来关注「与时俱进这一角度，上述媒体经营人是透过党的提名制度及政策上是与党员日常的联系与协调，而使党的意志成为国家意志，其实是有助于党的政治力量的无形扩大，也是党的事业在格局上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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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业在整个社会文化层面的重要性，永远不会被过份强调，也永远不能被低估。新闻工作要走向专业化，要放心地让有三个代表理论武装的新闻工作人员走向社会，他们每天所面对的是复杂而艰巨的场面，我们期望他们能担当文化发展的促动者，及维护国家安全的守护神。
2.书籍及机构期刊应采开放原则
就印刷媒体而言，过去把书籍及机构期刊也列为大众传媒之一，但是现在的大众传媒主体是指报纸、广播、电视及互联网。因为书籍及机构期刊的出版所需时间较长，比较没有立即的感染性社会影响，如出了什么问题可以比较从容地处理。所以我们以时间因素来考虑书籍及机构期刊应予尽量开放的可能性。书籍及期刊的开放出版对社会文化的繁荣有很大的作用，为迎接中华文化盛世的到来，我们应该让许多劳心阶层所激出的智能成果成为我们社会的共同财产，彼此互动，相得益彰。换言之，如果能够让广大劳心阶层的成果得能发表，则聪明的中国人对人类文化的贡献将是很大的。
就书籍的出版而言，在过去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所有制的限制，丝毫也没有变通的余地，现在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出发，有识者主张只要在坚持正确的工作方针下，凡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对原所有制结构都应可以调整。亦即，它似是传媒中较可向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的一种。
因此，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图书出版方面，不妨尝试寻找亦试行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向民间或海外开放，容许多种所有制形式。但应该坚持的原则是：出版物的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要相对分离。
3.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应采多层式的国（公）营制。
由于其重要性关系，像报纸、广播、电视，及因特网等大众媒介须就现在情况，仔细规划、管理、及发展。基本上，不管是党、法人团体或各级（类）行政部门，只要是公务需要，要大量地办各种媒体。只要不是私营，办得越多显得公务越活络，并能达到社会沟通的效果。
由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工商业已大大发展起来的关系，需要媒体从事大量的工商服务工作，不只是工商新闻的报导，还有广告业所发挥的促进产业发展之效益。
然而，另一方面，在中国大陆最近几年，似已出现了非全民所有制资金背景的报社，但要注意共同经营管理的机制。虽然可以实行内部股份制或盈余分红，但是它绝不宜形成「私人产业的经营型态，应建立机制（或配套性立法）使大众媒体的公益性与知识性、文化性不致变质。
至于像互联网这一新兴大媒体，基本上个人的属性较大，但不能把个人的网址当做新闻的站是很显然的。有时一个安定的社会，会被一些空穴来风的新闻打乱，为整体的利益，不必要的损害应予避免。
网络传播虽然发展很快，但正如前述，它在中国大陆尚不是一个主流传播形式。自然地，在目前情况，除个人电子邮件、资料查询、电子商务、计算机网咖（游戏）外，只能先作为新闻传播的另一个新的部类来看待和处理。在可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它将基本从属于整个新闻传播业及其整体改革进程的一部分。它的未来发展前景也要取决于整个新闻媒体专业的变化发展，取决于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4.互联网在国际传讯中所可能面临的问题
目前还不能完全了解信息时代互联网所带来的远景将是什么。原则上，我们似应认可互联网的出现，扩大了人们收视新闻和发表意见的空间，但网络传播可以打破讯息垄断也可制造信息假像。严格说来，传播科技都是中性的，就看人们如何使用它。
就国际政治而言，这一网络传播的出台所造成的形势，也是值得严肃对待的。
直截了当地说，在传统媒体中所流行的「传播帝国主义或「文化帝国主义的说法，在新的网络传播中，并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其情况更有变本加厉之势。新媒体比传统媒体更容易突破地理区或国家管制的限制。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信息需求者不断地供应永不能满足欲求的信息。新科技与新媒体是他们在全球行销的手段，而国际规范（国际法，或国际惯例，及国与国之间的协议或声明等），似乎永远超越不了已发达国家科技的发展所伴随而来的单向信息流通的洪流，国际传播所显现的现状是日益壮大的信息霸权。信息霸权国所拥有的不仅是全球资本的累积与信息的供应，并且具有科技的优势与研发特权，形成横向及垂直的传播生态整合，而形成全球传播网络。
其传播帝国主义所形成的跨国宰制力，不但造成国际经济均势的改变，而且也造成国际政治势力的更迭。就传播帝国主义而言，在形构上虽看不出帝国存在的影像，但它确实是可以感觉得出来的，它是顺应其资本主义者内在组织及阶级需要而存在的。它对人类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宰制，恐怕也是我们必须想方设法予以摆脱的一种阴影。否则，国家的认同感（identity）将会消失，民族的危机将接踵而来。
在中国成了WTO成员所面对外商即将到来的大举进入，信息的提供服务和传播，将呈现非常复杂的情况，也给管理机构带来许多难题。虽当局对通讯业务的国际进出口予以控制，并制定了对于新闻信息传播资格的具体规定，但是网上新闻信息和非新闻信息的界限并不容易区分，即使能够清楚区分，日常实际监控也几乎很难操作。
特别值得留意的问题是：除了各种国际网站的入侵以外，过去几年间已经有一些外商参与背景的网站在大陆本土运作。
当然基于对既得权益的尊重，这些在政府还没有明确规定时就出现的既成事实，仍应被允许存留下来，但是它们在大陆参与新闻性内容的网上传播，也应予以适当的管理，对于它们目前所出现的影响力，也应予以适当的制衡。再者，据闻大陆一些综合性的商业网站的和资金背景，牵涉到国外多个方面，也是个值得观察的复杂的问题。
现在大陆已有许多商业网络公司，在商业层面进行转播新闻的服务活动，大概问题不大，但是要留意的是：在入世的背景下，外资传媒透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在大陆传播领域进行收购、并购，投资控股，周边渗透，或品牌合作等活动，逐步参与到内容服务或新闻性内容提供，并先由IT媒体再向非IT媒体市场发展，政府应该多关注其后续演变。
随着日新月异的传播科技的发展，网络传播为国际新闻传播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也为中国国际新闻传播提供了绝佳的机遇。中国要加速发展互联网建设，设立大型网站，使之跨入世界网站的前列。互联网不只是在国内互联，而且要建立有效的出口网站，把它连到世界上去，要进一步把中国的网络传播定位于全球大范围中，这样的视野与做法，将使中国进一步挤身世界传播舞台的中央。
5.强化广播电视及其它电子传媒的休闲娱乐功能
今日大陆的广播电视及其它电子媒体，随着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发展，已具有三重功能角色，此即：政党喉舌的政治功能，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以及企业经营的产业功能。但是似乎比较少人注意到广播电视及其它电子媒体在社会上的休闲娱乐功能。
观之西方资本主义市场化的经营方式，他们的媒体业已形成一个盈利丰厚的国际文化产业。但这并不足为训。然而，为了使我们的媒体产业能继续发展，我们可能要另有一番思维，因为在加入WTO之后，见于娱乐性高的西方媒体的排山倒海而来，且从人性耽于逸乐的角度看来，大陆市场的阅听人恐怕会有大量流失给外国媒体的危险。为了保护我们的媒体产业及预防阅听人的流失，又为了发挥媒体寓教于乐的功能，我们要全新规划媒体内容并提高其娱乐性制作质量的水平。
中国媒体如何推出一些新版的，主题正确的娱乐性内容，并设法将媒体此项娱乐导入正途是很重要的。尤其审视目前大陆的社会现状，随着四个现代化的推进，致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大都已经可以过小康的生活了。人民有较多的余闲，大众传媒应该注意如何去填补人民这些空闲，并引导他们如何去消费由大众媒体产生的大众文化。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生活竞争激烈，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需要休息或从事一些放松精神的消遣活动，这也是现代人们必定会去追求的生活理想。观之我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蕴藏丰富，题材众多，只要仔细规划，一定会为观众带来喜闻乐见的节目，蔚为具中国特色的文娱风潮。如此，当然会自然相对地会排斥那些外来的，且充满官能性低级趣味的媒体内容。
7.外资及外人进入大陆媒体市场的问题
据统计中国大陆2001年广告销售额已达八百六十亿美元。外资传媒公司要求落地中国大陆显然是看到大陆广告市场可观的发展前景。
正如前述，外国媒介不能随意登堂入室，且外国人也不宜来本国主导经营权。就是美国也有相同的限制规定，如上述原籍澳洲的媒体大亨梅铎（R.Murdock）为把他的企业扩张至美国，1980年代加入了美国籍。
西方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要求中方开放媒体市场。有些自命为进步的外界人士，常常一有机会就步步追问中方什么时候把媒体市场开放，或至少说出个时间表。但媒体不能随便开放确是真的！媒体历来是「不战而能屈人之兵的最佳武器。因此，我们认为新闻媒介的操作是一国的内政，也属一国的。
“新闻形成社会，因为它给社会以形式。是新闻，实际上也只有新闻，能使社会的各个分子凝结起来，能使潜在的现实明朗化，能够左右潮流，能够引出千百万条件相似且渴望寻觅知音的人们的共同感应。除新闻之外，没有别的东西能把人们连通起来。”（[法]贝尔纳．瓦耶纳；1986:17）
总之，广播电视、因特网的产业经济面、文化自主面与国家主体性思考，须要主政者与立法者，从全球布局的角度来统筹规划，并加强各种立法工作方可。媒体如能扩大它的自卫力和竞争力，及拥有关键性的市场占有率，则就可拥有自己和平与安全的舞台及疆域。更关键的是如何从消费者，从开放市场、从经济与产业发展，从国际媒体等层面正视媒体这个知识产业的创造发展环境，建立辅导奖励的机制，鼓励各方投入这种既是信息又是娱乐更是文化的产业。
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1.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意涵
现在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基本上在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追求新一阶段的国家发展。
从历史的角度看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实为面对同一社会政经问题的求解，所出现的两种反应。其中较为不同的是：一为重视个人自由；一为重视社会平等。因此，从一开始这两套意识形态便针锋相对竞争激烈。于今观之，双方是可相互舍长补短的，但它也只有在中华文化的基底中，方可能朝这个方向发展，最后将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阐扬。本来嘛，「中国两字的含义，不仅仅意味着世界「中央之国，而且还含有「中道之国之意。中国历来主要学术思想流派儒、释、道都主张「中道，尤其是儒家把它发展成「中庸之道，强调和谐平衡观念，它是华夏民族的道统。
事实上，邓小平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本质上也即是「中道。「实事求是旨在透过实践求主客观相符合，事实与理论求其贯通。今日中国大陆的改革，不是盲目的，它是指向以伦理的最高目标为考量的。
中国所进行的改革，不但为了利本国人民，而且在利世界人民。其领导的党及干部不会将自己陷入恶性的争权夺利矛盾中。正如主席前曾在北京的党中央「三个代表研讨班中讲话时表示：领导干部最根本的就是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问题。
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一个不断改革的社会才能有梦和理想，也才能不断进步。我们应该给任何积极进行改革的政府热烈的掌声。尤其知识分子，更应该发出正义、公平和有专业基础的声音，来带动社会的公共论述。
2.「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至理在新世界中
最近由于大陆新闻界在改革与开放的力度加大，与国际接轨成了热门话题。中国新生代媒体人一方面在自身的工作体验中寻求相应的突破，另一方面不断借镜国外同行的经验，尤其是传媒大国---美国的经验。比如一些新媒体在筹划、制作过程中，总以美国某一份知名媒体为目标而模仿，要做中国的《纽约时报》、中国的《时代》、中国的《华尔街日报》等等(吕书练，2003)。其实，他们的媒体并不如想象中那么完美。
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公平的社会下，其新闻媒体的运作在表面上也仍然讲求报导工作上的「公平主义（doctrineoffairness）。其大意谓：你批评某当事人多少篇幅或多少时间，也要给该当事人相对的篇幅及时间答辩，这是制衡报业大老板的游戏规则，新闻界认为这样也是合理的。但是在媒体资本家的强势作为下，它是维持不下去的。正如上述，西方新闻界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不断想法扩大自己的运作空间，使第四阶级成为特殊阶级。「新闻自由变成媒介机构的自由，一般老百姓是没有份的。不但媒介公然忽略个人权益，而且连联邦最高法院也公然有这方面的判例，媒介的社会公器角色受到严重的扭曲。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到高峰。当然很难维持公平的价值。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在战后也曾发展出「民主社会主义及「福利国的思潮，来制衡资本家对个人利益的无限追求。但是形势比人强，原本就是那种制度的国家，社会所显现的人本理念越来越难于去追寻。
一个人如认识到个人在社会中的价值，并为社会公益及社会公道而奋斗，则他的思想才真正得到解放与自由！我们的政治伦理能够具有这样更高规格的哲理为基础，就能发挥强大的主观能动性，这就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至理的新涵义！
六、结语
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过程中所达成的相关协议中，有没有对开放媒体产业作出什么的具体承诺?其实，今后并不一定要再做什么让步。我们一定要继续坚持应该坚持的。
在西方，媒体的社会服务角色，因其服务是为私利，所以发生偏差。合理媒体的社会运作只有在中国大陆才能在不断地适度调整而趋于完善，其它地区或国家并没有这个条件。合理的媒体制度在中国大陆的完善化，将使人类的传播与文化朝着良性发展。这是中国人的历史使命，也只有中国才有这样的机遇。新闻学术界及实务界如能共同来关心并不断研讨调整，不但会使中国传播界的文化工作腾飞，也将使人类的文化再造辉煌。
大陆在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一直克服了一层又一层的困难。在加入WTO之后，外国的媒体工作者为抢食大陆广告市场，借口批评中国新闻制度，对中国不断的施压，要求比照其它产业一样对外开放。然而，虽然媒体可像其它产业一样经营管理，但是它不同于一般产业，它是服务社会的公器，是文化思想的孕育园地。
正如前述，媒体也是软性国防，有时它比有形的武装还重要。将来即使国与国之间的互动，都能在联合国的架构下，朝向和平与理性，但就在走向一般全球化的进程中，国与国之间文化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仍然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成为WTO会员并与世界接轨之时，新闻传播界所面临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如新闻传播学术界与实务界能共同努力，矢志坚持应该坚持的，并就能「与时俱进部分对媒体的角色及运作做适当的调整，使新闻传播工作在三个代表理论的指引下再创光辉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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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下半年以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明显增多；2004年下半年到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密集度也大为增加。例如在英国的主要报纸、杂志、出版物上，几乎每天都能见到中国的新闻和相关报道。今年5月22日，美国大报《纽约时报》在头版报道中，首次使用中文标题“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美国著名记者及中国通纪思道评论说：“如果你看不懂上面的中文标题，你最好开始学中文，因为它是未来的语言”。无论这篇报道的内容如何，世界性的英文大报向西方读者如此推介汉语的做法，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世界关注中国是一件好事，说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确在提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的确在扩大。但是在世界性的“中国热”不断升温的同时，我们更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进行必要的“冷思考”。
首先我们注意到，虽然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迅速变化正在引起世界的关注，但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并不全面，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思维定格中，对它的偏见与误解也普遍存在，比如对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曲解，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的论调。令人遗憾的是，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及中国国力进行夸大式报道的同时，一些华文媒体也失去了应有的理性，对中国经济、华人经济以及大中华经济圈做了不恰当的报道，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某种注脚。由此可见，在当今这个西方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国际舞台上，如何向世界展示一个真正的中国，一个负责任的、和平发展的中国，改变世界舆论对它的误解与偏见，已经成为包括中国本土和海外华文媒体在内的世界华文传媒的共同课题。
其次我们应当看到，虽然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语言，虽然伴随着“中国热”，汉语热也在不断升温——据2005年7月在北京召开的首届世界汉语大会透露，目前海外约有100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教授中文，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数超过3000万。尽管如此，汉语却不能算是强势语言，它的国际化程度仍然比较低。目前将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或工作语言的国家和地区不多，汉语在国际社会重要交际领域（如外交、贸易、科技、教育等）中的使用也十分有限；联合国虽然将汉语列为其工作语言之一，但是地区性或国际性的组织、会议正式使用汉语的尚不多见。在这方面，汉语自然不如英语、法语，甚至不如日语。
这里的原因有多种，其中汉语的规范化、标准化程度低，缺乏一致性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这方面的问题在海外华文传媒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原因，海外华文媒体在语言文字、词汇、字体以及行文等方面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近些年来，这种差异虽然开始缩小，例如随着大陆新移民读者群体的增加，海外越来越多的报刊开始采用简体字，变直排为横排，但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仍然存在。例如美国纽约被称为“第一华埠”的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纽约“第二华埠”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虽通行“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却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这些均通过华文媒体体现了出来。
第三我们应当看到，由于海外华人华侨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也时有发生。例如前段时间海外一小部分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闹出了一场。凡此种种，不但不利于华人社会以及华人受众群体的融合，也直接影响非华人受众群体对华文和中华文化的认知与认同。这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及其国际化的发展进程显然是不相符的。
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软国力”的核心部分，华文媒体有责任、有义务在正确报道中国，提升汉语的国际影响力方面发挥作用。而发挥好这个作用，又必须进行一系列的调整。
第一，读者定位的调整
长期以来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和受众都是华人，媒体说华人自己的话，办华人自己的事，替华人鸣不平，维护华人的利益，总之超不出华人的圈子。随着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来华学习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汉语作为主要外语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华文媒体所在地通晓汉语的非华人群体的存在和与日俱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在中国学成还是在本地学习，这一群体对华文出版物无疑是有需求的，可以看作华文媒体潜在的受众。华文媒体的经营者应当注意到这种新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诉求，将这一群体纳入视野，予以充分的重视，在办报目标和宗旨上作相应的调整。特别是那些在全球发行、有一定影响面的华文大报，在面向华人进行新闻报道的同时，应当兼顾所在地“非母语”受众的需要，担负起推广汉语、推广中华文化的责任，使汉语在国际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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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内容方面的调整
过去华文媒体主要关注与华人利益或族群利益有关的大事小情，为此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华人、华报之间常常发生矛盾与纠纷。应当承认，目前大陆与香港、澳门在社会制度上有着不同的性质，包括大陆、港澳民众在内的广大华人与台湾一部分人在祖国统一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立场和观点，但从宏观上看，这些都属于“内部问题”。如果将这些矛盾、纠纷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为了树立华人社会的整体形象，提高华文媒体的声望和影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摆脱局限性，关注人类发展的共同问题；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这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国际舆论对一个完整的、逐步强盛的中国的认知，同时也有助于提升世界华人的凝聚力与向心力。这种认知与“合力”是目前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最需要的，也是华文媒体国际化的重要前提。
第三，语言文字上的调整
为了改变汉语一致性差、方言分歧严重、有字体之别的情形，应当在华文媒体中推行标准化操作规程。只有将标准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实现华文信息的全球性传播与分享。这不是技术技巧问题，而是战略性的问题。目前许多大国都在有计划地实施各自的语言战略，并努力扩大语言的国际影响。美英等国通过贸易、文化、教育等途径，借助媒体向世界倾销英语；法国努力协调有34个国家和3个地区构成的法语区的语言问题；西班牙利用“西班牙语世界”这一概念向世界进行语言传播；日本、韩国建立基金会不遗余力地推进日本语、韩国语的国际传播。反观华人社会，仅仅是在同一个国家或同一个城市，就有不止一种方言在使用。如果说，海外华文媒体同文不同体、同字不同音的现象一段时期内适应了不同对象群体的需要的话，那么今天，以国际化的视野衡量，它已经不合时宜了。
第四，资源利用的调整
目前，作为对全球投资者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已经成为包括华人、华文媒体以及非华人（懂华文）群体普遍关心的问题。然而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建立起面向世界的、功能强大的华文网络数据库，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目前，网络世界的分割刚刚开始，争夺虚拟空间中汉语的地位，离不开数据库的开发与建设，包括面向世界华文媒体的、便于查询、检索的新闻信息资料库。这种权威信息的提供，一方面可以为海外华文媒体提供坚实的内容支撑，增强它的可信度和影响力，同时也扩大了华文媒体整体上的影响力。因此，华文媒体应充分重视互联网的作用，着力开发、利用互联网资源，形成全球华人信息传播网络，在未来的世界新闻传播格局中占得优势，占得先机。
第五，经营规模的调整
综观世界各国的华文媒体，除了少数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经营规模外，绝大部分小而不强，且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例如在拥有40万华侨华人人口的纽约市，就有十几份华文报刊同时出版。在多伦多、东京、莫斯科等其他城市，也普遍存在这样的情形。由于市场相对狭小，报纸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为了在竞争中立足，一些国家的华文媒体采取不正当的手段相互排挤、倾轧，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对于华文媒体整体水平、声誉和竞争力的提高十分不利。要想摆脱这种局面，变小而弱为大而强，华文媒体只有与媒体发展的国际化趋势相适应，走联合经营的道路，通过资本市场的运作，通过祖籍国（新加坡等华人已成为当地属民的例外）的扶助与支持形成集团优势，彼此间互助互利、共享资源，打造一两个华文媒体的“航母”。只有这样，华文媒体才能走出狭小的区域，走向世界，成为国际化的媒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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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闻社主编：《面对新世纪的海外华文媒体——首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论文集》，香港中国新闻出版社，2001年。
2．大众传播媒介对现代体育的积极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体育日益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成为媒介信息社会中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重要内容。
2．1大众传媒促进了人们体育观念的变化，铸造了适应时展的体育精神在现代信息社会中，体育已成为人们生活方式中的重要内容，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大众传媒则以其独特的优势和手段所营造的“信息环境”不断改变着受众的认知方式和行为意向，使人们对体育的功能和作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2．2大众传媒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任何一种传媒对体育运动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电视对竞技运动的影响最为深远。大众媒体的全方位介入，使得竞技体育比赛可以经由现代化的传播手段立体化的呈现在人们面前，充分满足了人们关注和参与竞技体育的需求，同时也使竞技体育的影响扩大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极大的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发展，提高了竞技运动的吸引力。
3．大众传播媒介给体育带来的负面影响
3．1大众传媒对当代体育构建了新的文化屏障所谓文化屏障，是指大众传媒在促成文化传播的同时，有意无意间阻隔传播，不断造成信息的发出、传递、接受三维之间的“中断”。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大众传媒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沟通、对话、交流的同时，也隐含了可恶的离间、挑拨甚至欺骗。所以，在当代大众的体育生活中出现了“羸弱的体育爱好者”的现象。在大众传媒的作用下，体育不会再像过去那样直接作用于人们的身体，而作用于人们的视(听)觉，体育也有“操练”转变为“观看”，体育的观众在不断增加，而真正的sportsman却在相对减少，“真义体育”即将被大众传媒蹂躏的面目全飞，体育本是人类加强沟通与交流的领域，而今却因大众传媒的介入使得这只能成为“理想”，人们也只能在孤独和冷漠中单独进行，这一点无疑是对当代体育的巨大“反讽”。
3．2大众传媒创造大众客体，重构主客体关系大众传媒的这种重构主要表现为主体对媒介的适应，主体已成为当代大众传媒的奴役而非对媒体制约的主体。大众传媒让我们看到世界的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对世界丰富性的感受，大众日益依赖于媒介，变为媒介的“囚徒”［7］。对当代体育而言，这是极具威胁性的。在大众传媒上，体育不断的被点缀、装饰，应接不暇的体育赛事、节目、话题在不断的塑造观众，塑造他们的消费习惯。大众传媒使大众懒于去思考，只是一味的接受，这使得大众对体育的审美能力减弱，趣味趋同，使得体育本身所具有的坚毅品质和创造精神也遭受严重消蚀。
3．3大众传媒制造新的文化霸权，体育精神受到严重挑战成熟与商品经济发达社会的大众传媒秉承了来自社会深层的物役性，在市场与效益的胁迫下，“不断通过极力便捷的信息通道操纵大众的生活，并演示生活境界低俗化的真相。从而将电脑化的思维方式和现代化的价值标准强加给所有社会阶层和个人。以金钱神话的意识权力话语方式控制大众的思想，使钱成为意义困乏时代金光闪闪的现代童话［8］。”但近期神话背后隐藏的却是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张扬和理想主义的消解，中国当代体育也呼唤着对体育精神的呵护。
多媒体技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尤其是改变了教师依赖板书与教材开展教育的过程，这种对中学语文所作出的优化要求语文教师实现自身综合素质的提升。所以教师在运用多媒体开展中学语文教学活动的过程中，需要在原有教学能力基础上数量掌握多媒体技术，并在深入了解教材的基础上确定教学目标并开展可见制作。而在使用多媒体可见的过程中又需要以学生水平为依据来对课件进行优选，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不断的开阔自身事业，并在不断的探索与学习中实现自身创新能力的提高。这种创新能力的提高涉及到了教师的教育思想以及教育实践两个方面，从教育思想来看，教师需要摆脱传统中学语文教学思维定式，通过借鉴与摸索多媒体教学经验来实现初中语文教学质量的提高，在教学实践方面，教师需要对教材进行创造性的认识、对教学方法做出创造多媒体在初中语文中的运用陆梅常州市第四中学213011性的革新，而这些同时也是多媒体教育环境下对教师所提出的重要要求。
1.2有利于发挥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传统的中学语文教育活动更重视教师的传授，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创造性与主体性都被不同程度的忽略，而多媒体技术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运用可以让学生在学习中具有更多自主发挥的空间，从而让学生真正成为初中语文教学过程中的主人。通过运用多媒体技术，即使是在中学语文教学课堂外也可以在线教师所讲述的重点与难点，并且可以通过创设情境来强化学生对知识的体验与理解。另外，学生对知识进行认知的过程是从直观向抽象发展、从思维向实践发展，而多媒体技术也遵循了学生的认知规律，所以多媒体技术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运用能够更大程度的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热情，激发学生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从而在发挥学生主观能行的基础上实现中学语文教学中教与学的统一。
1.3有利于提高学生语文素质
在传统的中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职能依赖教学大纲、教材以及固定的教学程序来开展教学活动，在此过程中，学生也只能对知识进行被动的接受，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的思维力、创造力与想象力，由此可见，传统的中学语文教学难以有效的提升学生各项能力。通过在中学语文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扩音设备以及大屏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后排学生学习效果不理想的问题；画面的直观性以及图像的动态性与教师的指导结合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在这种氛围中，教师通过适时的鼓励与引导可以让学生更加积极主动的参与到语文教学活动中，并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而多媒体技术在学生群体中的适应性也有利于教学效果的提升，从而从整体上实现学生语文素质的提高。
1.4有利于对学生开展审美教育
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是初中语文教学重要的任务与功能，在传统的初中语文教学中，虽然教学教学内容能够为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学生却很难体会到语言文字中所具有的艺术美。而通过发挥多媒体视听结合、声像并买的优势，能够让教学内容变成活跃的画面，这些生动且具有感染力的画面能够让学生对语文教学内容中做出直观的体会，从而受到熏陶。另外，多媒体技术展现出来的语文教学内容可以通过动画、音乐、影视等形式展现出来，审美渠道的拓展可以满足不同审美需求以及审美层次的学生的需求，从而让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教育达到最好的效果。
2、初中语文运用多媒体开展教学活动的优化策略
2.1转变教师思想认识
首先，初中语文教师要对自身教育观念进行更新。多媒体技术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应用要求初中语文教师具备更高的知识素质与技能素质，同时要求教师的教学思想不能仍旧停滞在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中。如果语文教师在多媒体教育技术的掌握方面缺乏紧迫感与自信心，那么他们的教育观念也难以与多媒体教育技术相适应。所以作为初中语文教师应当在语文教学实践中积极应对与使用多媒体教学技术，从而让学生在新的学习环境中更便捷的掌握知识与信息；其次，初中语文教师要对语文教材做出创造性的认识。初中语文教师需要在深入理解教学大纲的基础上对教材内容作出合理取舍，从学生能力发展角度来确定教学内容的深度与力度，不能让教学活动受到教材的制约。另外，在运用多媒体的过程中，应当确定课程切入点，不能期望所有的教学内容都使用多媒体教学技术来表现。另外，多媒体技术的使用加强了教学准备的难度，所以教师需要在教学准备阶段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在此过程中，教师首要要为教材的理解和教法的设计留足时间，从而在教学过程中把握住教学内容的重点与难点，并确保教学方法与学生的理解能力相适应，同时教师避免制定内容繁复且容量较大的课件，从而确保教师能够对课堂教学进行灵活的驾驭；再次，初中语文教师需要在多媒体技术辅助教学中发挥出自身的主导作用。运用多媒体技术开展的初中语文教学，应当明确学生的主体地位与教师的主导地位。在教学实践中，教师需要在遵循教学目标和教学原则的基础上为学生创造思考的时间，并通过发挥多媒体在情境创造方面的优势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最后，初中语文教师需要重视自身素质的持续提升。多媒体技术在初中语文教学中的运用对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教师不仅要熟练操作多媒体与编制多媒体课件，同时要熟练掌握与多媒体教学技术相适应的教学方法以便实现初中语文教学与多媒体辅助教学技术的结合。
2.2多媒体在语文教学中的运用方法
多媒体技术在初中语文教学中不仅是一种展示工具，同时一种情感激励工具和认知工具，如何在初中教学中合理的使用多媒体技术以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多媒体辅助初中语文教学中需要做出重点研究的问题。首先，多媒体技术在初中语文阅读教学中具有着最广泛的应用并且能够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效，无论是互动拓展式的阅读教学模式还是主题探索式的阅读教学模式都重视对网络资源的挖掘以及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虽然这些阅读教学模式具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但是其教学环节都包括情境的创设、学生自主学习、教师对学生进行指导以及教学结果评价几个部分。情境创设的意义在于能够为教学的开展营造氛围并激发学生兴趣与情感，同时为学生思考埋下伏笔。自主学习环节主要是学生利用多媒体课件来熟悉教学内容，并通过思考与理解学习内容来深化自身知识层次。教师指导主要依靠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与认识，在此阶段，教师需要将教学难点和重点向学生呈现，并对学生的问题作出指导，从而深化学生对阅读教学内容的理解。教学结果的评价主要是将学生在利用多媒体开展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反馈与总结，在作出针对性指导的基础上为下一次使用多媒体技术开展阅读教学做好准备；其次，多媒体技术在写作过程中的运用可以实现写作教学质量的提高，在写作教学中应用多媒体技术的环节主要包括情境的设置、思维的启发、素材的收集以及评改。利用多媒体技术在写作教学中创设情境主要是激发学生的写作激情与写作原动力。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生动、形象的特点来用动态画面替代教材中的静态画面，通过让学生体会相对真实的情境来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以及兴趣。在思维的启发中，多媒体技术的运用主要是为了引导学生更好的观察事物，从而为写作积累更多的材料。学生只有掌握良好的观察方法，才能对生活中的表象和事物做出感知，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声像并茂的特点展现出写作内容，从而有针对性的提高学生对事物的观察能力；在素材的收集中，多媒体技术能够为写作教学提供丰富的网络材料，这是传统教学技术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同时，教师需要开展对素材的整理与筛选，并组织学生对素材开展讨论；在使用多媒体技术进行作文评改的过程中，教师可以使用计算机技术来实现评改效率的提升，也可以将评改自还给学生，由学生来开展互相评改。
二、树立为“学生学习服务”的原则
在当前的一些现代化的电教媒体对教学方法的辅助过程中，我们发现电教媒体不再是辅助作用，反而成为教师演示或者装裱课堂的工具。在课堂上，一些教师为了展示自己备课时精心制作的一些“精美”的课件，便将整节课的时间用来展示课件，虚耗掉大量的时间，学生则成了观看软件展示的观众。教学不是汇报演出，我们要做的是提高课堂的效率，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里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如果只是完全依赖课件去展示，而没有与学生交流学习，则永远不会实现“多媒体为学生学习服务的原则”。我在设计PPT时有一些小技巧，如设计完PPT时向自己发问：还可以删掉哪些部分？哪些部分过于花哨？什么内容能够帮助学生去思考？通过这些反思能够有效地减少不需要的部分，减少一些与课堂无关的内容对学生注意力的干扰。在课堂上，我会控制PPT的切换速度，尽量不让学生有眼花缭乱的感觉，让PPT成为教学的辅助工具。因此，在设计总体的教学设计的时候，教师要正确处理“媒体、教师以及学生”三者之间的关系，在教师的控制下，要充分利用媒体的作用为学生的学习提供服务。
三、为达最佳教学效果服务
随着新媒体产业的迅猛发展，近几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传播与媒体研究人员开始关注新媒体的现状与趋势、发展与创新，整个学术界对于新媒体的探索与争论也在持续升温。然而纵观这些年的研究成果，即使是在世界范围内，有关新媒体的很多基本问题都尚未得到解决。比如“新媒体”的权威定义的提出、适用范围的确定、具体研究对象的划分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定位等等。一个准确权威的定义的提出不仅可以建立理论研究领域中系统性、全面性的基础，也可以为该理论领域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解除最基本的定义分歧。笔者认为，新媒体研究混乱局面的始作俑者就是悬而未决的新媒体定义纷争，分众楼宇电视称自己“新媒体”；手机短信称自己“新媒体”；早已出现的都市类、财经类、时尚类、IT类等纸质媒体也纷纷改头换面，把自己扮成所谓的“新媒体”……鉴于这种混乱的持续和加剧，及时准确地定义出当今的新媒体，为新媒体的涵盖范围作以界定便成了当务之急，以为它直接影响着学术界今后对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和深入细致的探索。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W.Schramm）曾经预言：“人类传播的基本性质不会改变，但传播本身的社会体系，很可能同我们已经知道的各个传播时期大不相同。”③诸多新兴媒体的产生对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影响已经逐步显露出来。新媒体在占据大众心智资源上自成一派，在政府管理监督与宣传、社会经济参与、企业公关营销与品牌宣传等方面都表现出无可复制的优势，新媒体对社会的影响无孔不入，用户数量也以惊人的速度飙升。据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介绍，近几年来中国读者传统图书阅读率呈下降趋势，而电子书和网络出版物的阅读率却大幅上升。调查数据表明，国民图书阅读率2005年比1999年下降了11.7%。然而网上阅读率迅速增长，从1999年到2005年7年间增长了7.5倍，每年平均增长率为107％；④据2008年中国互联网络调查（CNNIC）显示，我国已经有2.1亿网民，成为世界上的互联网使用大国；⑤手机用户也已达5.75亿之众（2008年3月国家发改委的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统计）占全国人口的约44.2%。⑥这些数据足以说明，新媒体正在被大众普遍认可并日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和学习交流习惯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新媒体”定义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界对新兴事物的好奇，也不仅是新媒体理论系统全面的研究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对于规范形势模糊、规则紊乱的传媒市场具有很必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国内外新媒体定义的分析
目前，关于新媒体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但有一定影响而被普遍传播的主要是以下观点。
美国《连线》杂志对新媒体的定义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⑦这一观点一语道破新媒体的本质特征，见解独到深刻，但严格地说，这不是一个概念的定义，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句口号。首先，该“定义”的核心概念“传播”并不是“新媒体”的所属类而更像是一个动词，应解为“人类社会的信息流动过程和信息系统的运行”。形式逻辑学对定义的要求首先必须满足被定义项与定义项之间的所指对等，本质定义提出的前提是被定义项的所属类的确定，因此“传播”一词不具备定义“新媒体”这个名词的资格；其次，“所有人对所有人”概念不够清晰，过于笼统泛泛，不能准确界定新媒体本质特征，这只是其众多特质中比较显著的一面，不足以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彻底分离出来。
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媒体分析师VinCrosbie定义的新媒体，“就是能对大众同时提供个性化的内容的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融会成对等的交流者、而无数的交流者相互间可以同时进行个性化交流的媒体。”⑧他指明了新媒体的传播模式——既包括人际媒体的“一对一”和大众媒体的“一对多”的传播模式，还包括特质层面上的“多对多”的模式。这与《连线》杂志“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的表述异曲同工，但显然要具体明确得多。可以说，在此之前，没有人对新媒体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定义。但仔细分析VinCrosbie的说法，在有关“个性化传播”方面表述稍显冗余，定义尚需提炼。而且对于新媒体的传播渠道、信息表现形式、传播范围等区别于传统媒体的重要特质还是没有明确的涉及与界定。
对于“新媒体”的定义，国内学者也是各执己见、百家争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局长岳颂东提出：“新媒体是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的介质。”⑨他的发言侧重于为新媒体寻找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希望该定义能够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不被新媒体的快速发展所淘汰，所以提出“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的说辞。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尝试没有实际意义，正如很多学者讨论过的那样，“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任何人都无力掌控它今后的定义走向和效力范围。况且，定义揭示的是事物的本质，其中不应出现带有模糊时间概念的限定词，诸如“当代”、“今天”、“未来”等。另外，“将信息传播给受众的载体，从而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更像是“媒体”的定义，并没有界定出新媒体有别于传统媒体的特性。而且，“对受众产生预期效应”说法过于笼统模糊，所有传播活动都期望对受众产生预期的效应。显然仅用“采用当代最新科技手段”这一特征无法准确描述新媒体的概念。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媒体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教授在中国网络媒体论坛上指出，“今天的新媒体主要是指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⑩熊教授的定义基本上已经概括了“新媒体”概念的内容，观点清晰明确，但不符合形式逻辑学思想里本质定义的呈现形式。定义中“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基础上”范围过大，现在很多传统媒体都利用了计算机信息处理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应用并没有使传统媒体发生本质上的改变，从而不能被定义为新媒体，例如电子杂志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它只是通过计算机技术的应用改变了纸质杂志上的信息的存储形式，传播内容、模式和目标受众并未发生任何变化。“产生和影响的媒体形态”用词晦涩难懂，不易理解；“包括在线的网络媒体和离线的其他数字媒体形式”外延太广，这将各种户外音视频播放设备（如LED广告牌）也囊括在“新媒体”的范围内，笔者认为此观点尚需完善。
三、新媒体概念的定义方法与新媒体的定义
概念清楚明确是思想正确的先决条件，概念模糊浮泛则是探求真理的阻碍。现在，对新媒体概念之内涵与外延的说法稍显混乱，但也不能仅因标准不同、观点不一等问题，把传统的类别和属差轻易忽略，形式逻辑学中定义本身需要这种层层剥离的过程。换句话说，对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离不开缜密的思辨性，“以偏概全”只能让我们在新媒体的研究道路上越走越迷远。康德的“批判哲学”将世界分割为“感性界”、“知性界”和“理性界”，并提出了“感性——>知性——>理性”的事物认知过程。在已有的针对新媒体的学术研究基础上，我们要使“新媒体”的概念明确全面，应该从大众普遍的感性认知出发，培养自身在学术研究中理应具备的知性认识，进而将这种认识升华为对理性的深入探索和对真理的执着追求。
近些年新媒体的定义常是以推理论证的方式给出，在给出关于新媒体定义一般性要素以后，接着证明推断出有关新媒体分类的种种假设，最后被分离出来的若干似是而非的类别成了新媒体确定性的划分。这样的定义方式在新媒体研究领域俯拾皆是。由于普遍的新媒体论是由从具体形态的根据中推论出来的一套并不完善的系统，根据的本身又是来源于假设，因而其总是处于不断的争论与分歧中失去了根基，这种利用形而上学的方法建立的体系在聚集了极端的可能性（不同的角度）后，已远离了新媒体本身是什么的问题，而事实上新媒体本身的问题却又是这些理论的进步所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新媒体理论应该回到新媒体本身，只有确定了新媒体的本质定义后，才能在此基础上完成扩建，新媒体今后的研究才具有根基和支柱。本文对新媒体的定义正是回归本体的体现。
在纷乱的现代思维中,存在四种这样的基本形态:形而上,逻辑实证,结构主义,存在历史。而后三者都是对形而上的反判,三者又存在争执,逻辑实证否定本质和原则,结构主义在否定本质时却又坚持原则,存在历史肯定本质反对技术逻辑,而我们要做的是在坚持某些必要的定义原则基础上运用形式逻辑学原理探求“新媒体”的本质定义。“本质定义乃是用基本特征去解释事物本身的句子。它只包含事物的本质要素，也就是说，严格的本质定义必须是类加上种差两个要素合成的。”所以在为“新媒体”下定义之前，本文主要从类和种差两个要素对新媒体进行界定。
“类是一个普遍概念，存在于多个不同种的对象上，表现出主体的和其他同类物体所共同具有的部分本质。”美国在线媒体顾问、资深分析师VinCrosbie在他的文章《whatis“newmedia”?》提到，大众媒体的特征为：完全相同的内容到达所有接受者；内容发送者对内容有绝对的控制权。笔者同意这一观点，因此新媒体显然不属于大众媒体。但从新媒体的传播影响力出发，新媒体的传播无疑是一种大众传播，由此，在类概念上只能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视为两个平等的研究对象，它们共属“传播介质类”。
对于本质定义中的另一要素——种差，它是一普遍概念，表现出主体的部分本质，此部分本质为主体和其他同类异种之差异者。‘种差’加上‘类’就结合构成齐全本质的‘种’，这里的“种”也就是本质定义的定义产物。
首先，传统的大众媒体由于各种技术的限制，基本上都是区域性的传播。而随着新媒体传播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人为管理因素的限制，在新媒体的平台上，所的每个内容理论上都是面对全球所有的使用者的。就传播者而言，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这使得大众传播的领域得到了极大的延展。传统媒体是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博弈场，无论如何受众在其中都始终处于被动的位置。纸媒体的交互性还停留在读者热线、读编往来阶段，虽然以借助电子版本，但始终属于辅助手段，电视媒体交互性只表现在专题节目中，也就是说，传统媒体归根到底是一种少数人对大众的传播载体。新媒体提供的一种可能是，任何使用者都可以在新媒体平台上信息、言论等各种内容进行地位对等的交流，通过与其他参与者的互动发出更多的声音，这种“全民DIY”式的信息与思想的传播是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彻底颠覆，使新媒体内容传播模式呈现多根网状，原创性日益增强。同时，这种交互是实时性的，参与各方都能够立即得到反馈信息，彻底打破了大众传播时代文化与传播精英对传播主体的把控。由于实现了个人成为传播主体的大众梦想，新媒体传播的内容所涉及的人类生活的广度、对各类问题所讨论的深度以及传播形式的多样性都是空前的。实际上，新媒体已经涉及和全面展现了人类现有的所有文化形态，并针对不同个体实施个性化的精确传播，这种个性化的范围完全可以缩小到单个个体，使得“个人化精准传受”一词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分众时代新媒体的代名词。另外，传播技术发展到今天，由于传播载体发生了改变，信息的传播形态也发生了本质的改变，依托于数字技术作为新媒体的共同特征，成为现代传播方式与传统传播方式更合适的区分词，“数字化”的字眼在新媒体定义中不可或缺。最后，新的传播技术在传播形态上产生的最大的变化就是能够在新的媒体平台上把传统媒体的各种信息表现形式复合起来。在已有的大众媒体中，按照传播形态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而网络和数字技术所能提供的可能性是主要的传播载体如网络、数字电视、手机等都既能进行文字的传播，同时又能进行视频和声音的传播，并且还能把文字、视频、声音存储下来，为受众提供闲暇时的信息消费。新媒体是多种传播形式复合的媒体，大众媒体界限分明的媒体类型区分在新媒体阶段将不再具有意义，“复合信息”将在新媒体研究领域备受关注。
综合以上特质，笔者将新媒体定义为：新媒体是所有人向大众实时交互地传递个性化数字复合信息的传播介质。
事实上，由新媒体革命推动的不仅是传媒产业的突飞猛进，更是整个社会各个方面的大发展。它是全球化浪潮推动下的产物，又是全球化浪潮强大的造势引擎。在新媒体的平台上，全球正逐渐成为一个真正的网状传播整体。新媒体的互动性和个性化精准传播等特点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和消费观念，“全民DIY”既是新媒体对传统媒体内容生产方式的颠覆，同时也是新媒体不可复制的核心竞争力。自新媒体引起人们瞩目至今，国内外对于“新媒体”定义的研究百花竞放、争奇斗妍，本文对其的定义也只是一家之言，笔者期待各位学术同道的评论和高见，并希望这篇文字能为学术界对新媒体的探讨有所裨益。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服务大众的层面上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我们应该看到，在不久的将来，整个世界将因为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和与传统媒体的互利共赢而愈发丰富多彩。
注释
邬昆如：《哲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蒋宏、徐剑：《新媒体导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
《后互联网时代的大众传播事业》，/13171620/2054279/articledetail.htm
《中国人网上阅读率年均增长107%》，/2007-04/12/content_9772578.htm
《我国网民人数达2.1亿》，/news/2008-01-17/000003192711.html
《2008年1-3月我国电话用户发展情况》，/showdt.asp?sid=336158
胡昱晖：《新媒体的泡沫经济?》,《广告人》,2007(12)
郑治:《新媒体是什么？》，/s/blog_591eeecd0100085r.html
《岳颂东：新媒体产业的8个特点》./hy/20080519/17024884944.shtml
按照生态学的界定，种群是指栖息在同一地域中同种个体组成的复合体。1在自然界，种群是物种存在、进化和表达种内关系的基本单位，是生物群落或生态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引申到人类社会，种群可以界定为：在同一地域中有着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的个体组成的复合体。也许这个界定容易使人联想到较为熟悉的“族群”(Ethnicgroup)的概念，客观地说，华人人口分布情况也可以用“族群”一词描述之。为什么笔者舍“族群”而用“种群”呢？
首先，本文探讨的是华人人口的世界性分布问题，而在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对“族群”的解读和诠释各不相同。在台湾，族群是指人口构成的状态（如将岛内2300万人口分为闽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原住民四大族群），而在大陆地区，“族群”一词则是与“民族”、“家族”等联系在一起的。
其次，自“族群”一词出现以来，有关它的界定林林总总，但迄今为止尚无一个确定的、没有争议的定义。第三，“族群”一词虽然可以用来解释一国之内不同裔群之间的差别，却难以解释同为华裔族群的大陆移民与港台移民之间的差异。
鉴于此，笔者宁可采用为读者所不熟悉却也毫无歧义的“种群”一词，并赋予它引申含义。按照前述界定，从“种群”的角度出发，可以将海外华人的构成大体上分为三类：早期移民、港台移民和大陆新移民。
二
以下将对这三个种群的情况作一个分析。
（一）早期移民
虽然自秦汉起就有中国人流寓海外，唐宋至明，移居海外者逐渐增多，但华工移民的大量出现始于鸦片战争之后。这一时期，随着世界性资本主义市场的形成以及黑奴贸易制度的被废除，美国、东南亚、澳洲的矿场主、农场主以及铁路公司的老板开始从中国、印度、爪哇等地招募契约劳工，华工则是这支契约大军的主力。这些在清政府被迫解除有名无实的海禁之后漂洋过海的华工，就是本文所指的早期移民。
早期移民（以契约华工为主，也有一部分商人和知识分子）大都来自东南沿海地区。例如东南亚华人主要来自闽粤和客家地区，通行的是福州话、闽南话和广府话。美国最早的华人移民大多来自广东省，他们居留的旧金山因此被称为DaiFou（广东方言“大埠”，即大城市）。从早期移民家乡所在地和方言流行的情况看，这一时期的移民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也通过华文媒体体现出来。海外最早出现的华语广播机构——华人播音局（1933年4月30日创建于檀香山）就是用粤语播音的，其创设的初衷是“当地各国侨民多半都有以其本国语言（方言）发音的广播，而华侨却没有自己的母语广播，因此决定创办此台”2。可见，当时的华侨把粤语当作了华语，或是华语的代表。其后出现的华语广播电台，如美国旧金山的金星广播电台（1939年）、洛杉矶的华钟广播电台（1955年），都是用粤语播音的。马来亚早期的“金色广播网”和“银色广播网”也是用广东话和闽南话播出节目。
早期的中国移民大部分是未婚或已婚的青壮年男子。来到异乡后，出于生活和经商的需要，他们大多选择与当地妇女结婚。在东南亚各国，华侨与异族通婚的现象相当普遍；20世纪初期，纽约华侨人口的一半与异族通婚；在拉丁美洲和非洲华人社群规模较小的地方，与异族通婚更是屡见不鲜。异族通婚的结果是出现了众多的混血华裔。他们又依血统混合的具体情况以及教育背景和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美国，华人（女性）与异族通婚，往往意味着她与当地主体文化的融合或被同化；而在东南亚地区，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融合或同化于土著母系，二是融合或同化于华人父系3。既便是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50年代中叶以后（此时华侨90%以上已入籍成为所在国公民）海外华文教育逐渐式微，其后代除少部分人受家庭影响还能讲华语之外，大多数已丧失了讲华语的能力。他们普遍接受当地教育或西方教育，对中华文化知之不多，祖籍国的意识也相当淡漠。即便是纯血统的华侨后裔，其第二代、第三、四代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二）港台移民
20世纪60年代以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开始放宽移民限制，欢迎外国移民迁入，致使发展中国家人口大量移居发达国家。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尚处“”中，伴随这股世界性移民新潮远涉重洋的主要是港、台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
虽然从宏观上讲，香港、台湾与中国大陆同宗同族（群），又是粤文化和闽南文化的辐射区域，但是从微观上看，它们在社会制度、文化环境、生活方式等方面与中国大陆多有不同，由此带来双方在政治理念、价值取向以及目标诉求等方面的差异。
香港原属广东省新安县（今深圳市），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将其割让给英国。在此后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华文化与宗族国文化——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逐渐形成了它颇为独特的文化景观。在传媒领域，香港实行英式新闻自由，其现行报刊注册法例只管注册手续而不问报刊内容，给报刊以相当大的自主空间。受西方新闻理念和报业传统的影响，香港媒体在传递信息、引导舆论、监督政府、教育民众、提供娱乐等方面十分活跃。当处于“”中的大陆报纸上只有一种新闻——政治新闻的时候，香港媒体上已经有比政治新闻丰富得多的经济新闻、社会新闻、文化新闻、赛马消息以及林林总总、五花八门的娱乐报道。这种集各种时尚元素于一体的传媒文化被改革开放后的大陆学者称之为“商业文化”或“消费文化”（后来它更成为大陆地区“流行文化”的先导）。
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渊源深厚而久远，在其2300万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大陆汉族移民及其后裔。虽然中华文化构成了台湾主体性的文化内涵，使它区别于香港，但由于历史传统以及体制、制度方面的原因，双方在经贸、交通、旅游、文化等领域始终保持着互动关系，在报刊出版、影视制作等方面也是如此。
如前所述，六七十年代美国等放宽移民限制之后，大批的港、台移民来此定居（也有许多港、台留学生改变身份成为专业移民）。比之第一代移民，他们大多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基础和较高的学历层次，有的在当地置办产业，有的进入硅谷发展。为了加强华人之间的沟通，为他们融入当地社会提供信息服务，一批以港台移民为对象的报刊创办起来。香港《星岛日报》在海外印刷、发行，台湾联合报系在美国创办《世界日报》，也始于此时。由于大部分华文报刊缺乏专业化的人才，凭借现有的采编力量满足不了读者对信息多方面的需求，于是他们纷纷采取一个共同的做法：除刊登本地新闻外，大量的信息从航寄来的香港报刊上剪贴、摘编，一时间，港台资讯充斥报间，港台作家与影视歌星轮替登场，从金庸到琼瑶，从刘德华到邓丽君都成为海外华人熟知的名字。华文报纸的版面风格也与港、台一脉相承，都是繁体字、直排、间有方言痕迹。其结果是，这一时期的海外华人社会和华文报刊上弥漫着浓重的港台文化气息。
（三）大陆新移民
六七十年代港台之风盛行的十年，是中国大陆关起门来搞运动的十年。这场运动几乎切断了中国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使得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包括港台在内的海外华人对中国（大陆）的了解也十分有限。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外派留学生的工作也全面恢复。自那时起，特别是8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出国留学、定居人员的数目不断增加，势头至今未减。据介绍，2004年有2200万中国人走出国门，是25年前的100倍4。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中（中国大陆）港台三地的海外移民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以港台移民相对集中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例。在美国，从1991年到2003年，大陆移民人数每年递增3—4万，2002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为61282人，台湾移民9836人，香港移民6090人5。1997年以前，香港是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从1998年起，中国大陆取香港而代之，成为加拿大最大的移民来源地。到2002年，加拿大的大陆新移民已近30万人6。不久前澳大利亚移民局公布的移民抵境统计数字显示，从1993年到2004年的10年间，中国大陆移民人数劲升（从2740人到8784人），台湾移民人数涨幅不大（从785人到881人），香港移民人数呈下降趋势（从3333人到1125人）7。除了美、加、澳之外，在世界其他地区，如南美洲、东欧、非洲等地，也有大陆新移民出现。
与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不同，大陆新移民是和祖国一起成长的，和她一起经历了政治变迁，经历了传统文化解构与重构的过程。他们虽然来五湖四海，来自不同的方言区域，却以建立在北方方言基础上的普通话作为通用的标准语，以建国后推行的汉字简化字作为通行的文字符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代表的已不再是小区域文化，而是大区域文化。随着大陆移民人口的不断增加，随着港台、大陆移民数量的此消彼长，区域性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社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也通过华文媒体反映出来。
从80年代末期起，就有大陆新移民创办的报纸出现，90年代以后，这类报纸的数量不断跃升。据统计，目前美国华文报纸近百家，其中三分之一以上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加拿大约有30多家华文报纸，其中的70%为大陆新移民所办；80年代澳洲的华文报刊只有在悉尼出版的两三家，如今已达20多家，绝大部分由大陆新移民所办；日本现有华文报刊30余种，其中80%为中国大陆新移民所办8。与原有的“港台化”华文报纸不同的是，这些报纸大部分为横排、右行文，一些报纸使用简化字，在报纸风格、话语方式等方面更加“大陆化”。此外，这些报纸大量引用“新华社”、“中新社”的电讯稿或国内报纸、网站上的信息，大量报道与中国大陆有关的新闻，而这些新闻在以前的华文报纸上是不曾有过的。
三
综上所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大陆外派留学人员和出国定居人员数量的逐年递增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海外华人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过去相对单一的种群构成变为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在被称为纽约“第二华埠”的法拉盛，这种情形就非常突出。纽约的“第一华埠”——曼哈顿中国城向以广东人和福建人为主，通用的语言是粤语，东百老汇一带的华埠则是福建人的天下。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裔人口迅速集中的法拉盛地区的华人则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以及东南亚各地，他们虽然操着不同地区的方言，但通用的语言为“国语”（大陆称之为“普通话”）9。
新老三代华人虽然都来源于中华民族的大族群，但如前所述，他们的具体情况有很大的差异。第一代移民早已加入居住国国籍，成为当地民族——华族公民中的一分子，政治上认同于所在国。他们的后代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日益本地化，与中华民族的深层关系所剩无几。在东南亚各国，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许多国家曾对华人采取严格限制的政策，印度尼西亚等国还对华人采取强行同化政策，由此加速了华人与当地社会的融合。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情形称为“本土同化文化”。
港台移民中的绝大部分也加入了所在国国籍。作为当地的“少数族裔”，他们同样存在被主体文化同化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所在的西方国家大都实行多元文化政策，对外来移民干预得比较少，这使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的过程中，较多地保留了固有的文化传统。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这种带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兼有中西杂揉色彩的文化称为“变异文化”。
大陆移民移居海外的时间最短，却是这个阵容最庞大的一支。他们来自中华民族的中心区域，与中华文化的主体部分最为接近，对它的认同意识也最强。在居住国落地生根以后，他们也会逐渐融入当地社会，但是这个融合过程将是曲折而缓慢的。从华人文化的角度看，这种来自中华民族大区域的、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存在发展的、带有明显的内陆特征的文化，可称之为“根文化”。
由多元化的种群构成带来的“本土同化文化”、“变异文化”以及“根文化”的同时并存，是200多年来海外华人文化史上从未有过的。这种“质”的变化，必将对以华人社会为基础的华文媒体的生存环境造成巨大的影响，迫使媒体经营者调整或改变原有的办报理念和模式，跟上时展的步调。以笔者之见，这种调整与改变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特别的注意：
第一，正视受众群体的变化
长期以来，海外华文传媒的受众群体较为单一：老一代媒体主要面向“本土化”了的老移民，六七十年代的港台媒体主要面向后来的港台移民。由于华人社会人口有限，报纸的辐射面和影响力也就十分有限。中国大陆的移民大军到来后，特别是以新移民为读者对象的报刊出现后，这种局限性就更加突出了。因为新移民报刊大量介绍有关中国大陆的信息，包括它的经济发展状况、市场运行情况、投资环境等等，这些信息不但为大陆新移民所需要，也为老一代移民和港台移民所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原有的报刊仍是一副老面孔，仍然恪守固有的套路，就会失去读者，被市场淘汰。所幸许多报纸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内容和版面的调整也在悄然进行中。例如美国的《联合日报》、法国的《欧洲日报》等创刊时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性，版面上时有言论，随着形势的变化，它们逐步转向中间立场，并开始刊登有关中国大陆的新闻。为了争取更多的读者，一些有着港台背景的报纸在版面风格上进行了调整，改直排为横排。如澳大利亚华文报纸《澳洲新报》原为香港《新报》的澳洲版，在悉尼独立出报后，90年代初期由直排改为横排。2002年2月9日，总部在香港的《星岛日报》一改创刊以来始终不变的风格，改直排为横排。3天后，《世界日报》也全面改为横排10。有着台湾背景的《世界日报》改为横排后，被一些人指责为“向左转”，这显然是冷战思维在作祟。笔者认为，《世界日报》等报纸版面的调整，是办报者顺应市场规律的自觉行为，而不是政治博弈的结果；至于报纸将来主要使用繁体字还是主要使用简化字，也只能由市场选择，我们应当以平常心看待这些问题，没有必要大力提倡，也没有必要横加指责。
总之应当看到，以接受可以统称为“国语”的标准语为共同特征的庞大的海外华人群体的形成，是华文媒体生存和发展的新的土壤。
第二，淡化华人之间的分野与矛盾
华人同宗同源，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神州五号”升空华人同庆，“李文和间谍案”华人同愤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由于台移民所来地区不同，移民海外的时间不同，与中国关系或乡土观念的程度不同，文化、教育背景不同，加之大陆与港澳有一国两制问题，大陆与台湾有两岸关系问题，相互之间的矛盾、冲突与歧见在所难免。比如2004年发生在加拿大的“陈太风波”就是由时任多伦多警察总长顾问议会成员的陈林媛碧（60年代自香港移民加拿大）在接受中文媒体采访时，对大陆新移民颇有微词而引发的。新移民认为陈林媛碧“担心大量大陆新移民定居多伦多，会造成种族关系紧张”的言论，损害了大陆新移民在主流社会的正面形象，要求她向大陆新移民道歉。又如海外极小部分分子为了“去中国化”而发起运动，要求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口统计除华人之外，增设“台湾人”一项，也闹出了一场。尽管的矛盾与分歧客观存在，但是如果将其在华文媒体上过度强调或过分渲染，不但不利于海外华人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不利于所在国对华人族裔的认同。拿来说，对于中国政府而言，祖国统一是必须坚持的原则，不能妥协。但是绝大多数的海外台胞是反独促统的，即便有少数分子兴风作浪，也无碍大局。因此，没有必要把本土矛盾带到海外，以“独”或“统”为两岸移民划线。事实上，对于许多国家的主流社会而言，不论来自何方的华人，Chinese是他们的统称。在加拿大统计局的人口统计报告或是美加移民的研究中，台移民都归于华人，没有区分。因此，为了共树华人社会形象，共谋华人政治利益和地位，华文媒体应当尽可能少地强调“内部矛盾”，更多地展现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将“共性”的一面突出出来。
第三，不以“中华民族”一概而论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清末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个组成部分，海外华侨与祖国辅车相依、休戚与共。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进程，都会对华侨产生巨大的影响，都会引起他们强烈的回应。辛亥革命时期，海外华侨追随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不但踊跃捐款捐物支持民主革命，而且积极投身于国内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海外华侨表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操，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全力支持抗战。从中足以看出海外华侨对祖国、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以及中、南美洲的一些国家开始推行民族化政策，迫使华侨在祖居国与所在国之间作出选择。其结果是绝大多数华侨选择了所在国国籍，成为外籍公民。外籍公民与华侨身份已有本质的不同。后者无论在血统上、政治上和法律上都属于中华民族的范畴，是中华民族在海外的延伸；而前者只在血缘上、文化上与中华民族有关系，在政治上、法律上则属于其他民族。华侨落地生根以后，出于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希望所在国政府和人民视他们为一家人，而不希望“称某国籍华人”11。考虑到华裔群体在一些国家发展的政治敏感性，这种主张应当得到尊重。事实上，直到今天，这种“政治敏感性”依然存在。例如数年前，当北京击败多伦多取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后，一批华人欣喜万分走上街头庆祝，经媒体报道，引发了一场不小的风波。不但有主流社会对华人归属感的指责，也有华人社区内的不满，有人甚至在中文网络上攻击某些华文媒体的主办者为“中共特务”。“9.11”恐怖袭击以后，美加对移民的国家忠诚度更为重视，种族背景问题更显敏感。对此华文媒体的主办者应有足够的警觉。
第四，对华人经济的宣传应当适度
改革开放二十年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在持续发展、稳步上升的基础上，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在世界经济各项指标中的排名不断上升。与此同时，中国人外出学习、工作、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中国商品行销世界各地。加之以中国为祖籍国向外扩散的还有3000多万华侨华人，他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地位不断提升。这些不但使世界华人倍感自豪与欣慰，也引起世界舆论的普遍关注。在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热切关注的同时，一些国家也生发出对中国的歧见与敌意，一时间“中国”甚嚣尘上，“华侨是中国的第五纵队”的说法也颇有市场。中国需要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样的论调对她的发展显然不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华人学者和华文媒体对此缺乏足够的认识。当美国、日本的政界、学术界和新闻媒体积极地鼓吹和渲染“大中华经济圈”时，当美国学者暗示最终可能出现一个“华人共和联邦”时，他们受“民族自豪感”的驱使，也飘飘然附和起来，而没有意识到这种说辞的主要用意，是为了转移人们对美国和日本在东南亚地区扩张的视线，将矛头对准中国和“经济势力有所抬头”的华侨与华人。除此之外，一些学者和媒体还热衷于为华人的财富作估算和预测，夸大华人（华商）经济网络的作用，不经意间暗合了美日等国推销其后冷战思维的需要。应当承认的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华人经济的确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华商企业的成就也非常突出。然而华人经济不是独立存在的，它首先是所在国民族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世界经济或全球化经济的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与华人经济共谋发展，主要依靠全球通用的市场经济规律，入世后则要按照国际规章制度办事，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他们前来投资或采取其他的合作方式，而不是靠打“血缘关系”的底牌。鉴于此，华文媒体的相关言论与报道，应当更多地考虑到中国以及各国华人社会发展的大局，把握好分寸与尺度，避免授人以柄，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
总而言之，以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为起点，海外华人社会正在变得丰富起来；有着不同文化背景的媒体创办者的出现，也使海外华文传媒摆脱了相对单一的模式而逐渐趋于多元化。多元化固然是一个进步，但同时也会带来相互间在文化归属、价值取向以及终极目标诉求等方面的矛盾与冲突。面对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华文媒体应当采取更加理性的态度和更加策略的方式，增信释疑，消除彼此间的矛盾与冲突，消除外界对华人的误解与偏见，为华人社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环境。
注释：
1尚玉昌、蔡晓明编著《普通生态学》，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
2程曼丽著《海外华文传媒研究》，第95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
3周南京著《华侨华人问题概论》，第58页，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
4见2005年1月26日《环球时报》。
52003年9月3日《福建侨报》转载美国《洛杉矶时报》报道。
62002年11月15日[和中网]：“最新统计：全加大陆移民约30万”。
72004年11月22日《华声报》。
8《世界华文传媒年鉴》（创刊卷），第63页，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出版，2003年。
二、课上以学生的“学”为主
以学生的“学”为中心，其实是把“课堂”还给学生，变“课堂”为“学堂”，让学生成为教学的主体，课堂的“主题”。教师要清楚地认识到自己面临的是学生，他们有着自己的思想观点，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所以课堂上要把学生视为学习的主人、课堂的主人，不要随意剥夺他们思考、学习的权利。如在教学《十里长街送总理》一课时，为了让学生能够发自内心地为失去这样的好总理而悲伤，我并没有一味地向学生灌输是如何伟大和平易近人，多么得值得我们尊重，而是让学生在反复阅读中体会，从送行人的穿戴和脸上的表情去感受，从内心深处生发沉痛的感情。这样的教学过程，学生自己动手、动口、动脑，教师只是做学生的组织者、引导者、互动者，取得了不错的教学效果。小组合作学习作为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也应该在教学中恰当合理地运用。当“以讲为主”被“以学为主”的课堂取代后，课堂不再是教师表演的舞台，而是学生学习、研究、交流的场所。我把全班分为七个小组，每组六个人，每组一名组长，组长负责管理本组成员，课堂上有了需要讨论的问题，各个组长就组织讨论。
小组讨论不仅是为了活跃气氛，而是通过学生之间的思想碰撞，真正达到学习的目的。在这过程中，学员全员参与，全程参与，远比传统的以讲为主的课堂教学效率高。在学习《翠鸟》一课时，我用多媒体向学生展示了翠鸟的图片，并让学生指认作者笔下翠鸟的各个部位，从而感觉到翠鸟的美丽和可爱。当学生理解了课文之后，我接着引导：翠鸟身上的羽毛除了作者描写的那样外，还像是什么？翠鸟的活动有什么特点？然后让各小组展开讨论。在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做学习的主人，才能使他们真正地把书上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学习才称得上高效率。
二、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主要有两大趋势：
（1）从“英语广播为主”逐步转向“英语广播媒体和电视媒体并重”
新中国的英语广播诞生于战争年代。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的英语电子媒体主要是以中国国际广播台的英语台为主打媒体，并主导着我国的对外广播，成为我国重要的对外传播窗口。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每天能用43种语言播出211个小时的广播节目，覆盖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1年的听众来信多达90万封，代表了约4500万听众。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目前不仅是我国拥有海外受众最多、影响最大的外宣单位之一，它的广播语种、播出时间、发射功率和听众来信四项指标也均居世界国际广播电台前列。【1】
英语台则一直是国际台的大台。它创办于1947年9月11日，现在每天播出60个小时的新闻、专题、音乐以及其他节目，每年约有一千多万国际听众收听英语台的节目，占整个国际台听众数的四分之一。据估计，英语台已成为世界上了解中国最为有效的媒体之一。【2】
我国英语电视媒体起步较晚，是从教育类节目发展起来的，如80年代初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跟我学”节目。真正意义上的英语电视节目应该说是1987年1月1日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英语新闻”，1988年播出的专题纪实类节目“焦点”的问世代表着英语节目版块的形成。此后推出的娱乐性节目“文化长廊”和“您好，北京！”则标志着中央电视台英语类节目日趋完整和正规。
1997年9月20日，中央电视台在上述英语类节目的基础上组建中央电视台国际卫星频道（CCTV-4），主要针对国外华人、华侨和对中国事务有兴趣的外国受众，每天播出17个小时英语和中文类节目，侧重新闻、时事、经济、娱乐、体育、少儿节目、影视、和电视纪录片。2000年9月25日中央电视台正式开播英语频道CCTV-9，每天播出24小时，分四大版块，每个版块六小时，以保证不同时区的受众都能收看国际频道的节目。目前，该频道的节目已在美国、北欧洲、英国和法国以及东南亚都已落地。【3】
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的开通开创了我国的英语电视媒体时代，并迅速成为国际受众主要信息源之一，形成了英语电子媒体中广播和电视的鼎足之势，出现了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并重的局面。
（2）地方性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同时得到发展
在我国中央级两大英语电子媒体占主导地位的同时，我国地方性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也开始得到发展，其发展模式基本与中央级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模式一致：基本都是先创办英语广播节目，然后再创办英语电视节目或频道。
以上海为例，80年代中期随着上海进一步对外开放，上海人民广播台于1986年9月15日率先开设了广播英语新闻（ShanghaiCalling），1989年到1997年平均每天有6小时的英语节目，95年前后甚至长达13小时。但随着媒体竞争的加剧，英语广播逐步缩减为每日10分钟的英语新闻，2001年起主要是转播国际台英语新闻为主。【4】
上海的电视英语新闻开播较早，1986年10月1日上海电视台的英语新闻节目开播，后来组建的上海卫视（SBN）频道还专门成立了外语部，开设常设栏目。据上海卫视外语部主任戴骅介绍，预计在3—5年内上海电视台还将成立英语频道。【5】
据了解，目前广州、南京、武汉、杭州等地也都纷纷创办了或正在创办英语广播或电视节目。
三、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存在的问题
尽管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
1．资金的相对不足
像其他英语媒体一样，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一般都不实行市场化操作。它们的资金来源一般有两种：一是国家拨款，二是大媒体的资助。目前而言，中国国际广播台英语台的资金靠国家拨款，而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则基本靠央视资助。地方性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则基本都受中文媒体资助。
由于我国英语媒体一般只有投入，少有出产，资金相对不足一直是个困扰着我国英语媒体的问题，而对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电视尤为如此）而言，这一点显得更为突出，因为广播电视都是以技术为依托的媒体，而技术设备的更新都是以资金因素为基础的。从某种角度讲，资金是决定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能否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
2．国际受众定位趋同
这一问题可能适用于我国所有英语媒体。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也不例外，其受众定位趋同倾向也较明显，一般都确定为：境内外受众（外国人和华侨）和国内受众（主要以外语学习为主）。
这样的定位使得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受众显得较为抽象、笼统，缺乏个性化。正因如此，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主要是中央级媒体）尚未能形成非常明确的国际受众群。
从长远来讲，这会影响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传播针对性和总体传播效果。例如，目前央视英语9频道用同样的节目向美国、欧洲和南亚地区播放，而这些地区的受众的文化背景和爱好肯定会有差异，因此从理论上不可能在这些地区取得同样的传播效果。【6】
3．可信度还较低
上文已提及，我国两大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已具一定规模并拥有较多的国际受众。但根据在来华外国受众中的一次调查发现，来华外国受众中对我国英语媒体新闻报道的认同度并不高，只有16.7%，而大多数外国受众持反对（19.7%）和谨慎的模糊态度（46.9%）。【7】
当然，可信度的问题不光是一个传播问题。它还与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密切的关联。由于我国的政治和社会体制与外国多数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不一样，这些与我国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的受众自然不会完全信任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从而增加了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有效传播的难度。
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以上的三大问题尽管在性质上不相同，但它们都会影响到我国对外传媒的传播效果，影响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实现其最高目标：为我国在国际上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最终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四、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思考
鉴于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现状和面临的问题，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如要能实现其肩负的使命，那么它们就必须能有效打入、影响和左右国际主流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国际舆论空间。
但是，要做到这样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个需要认真策划、考虑的战略性问题。因此，我们应该认真探讨一下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战略问题。
1．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应具备的特点
如上所述由于我国的英语广播媒体创办于战争年代，因此我们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总体思维模式很容易停留在过去战争年代的思维模式，较少从传播效果角度谈战略问题。我们老是想着要宣传中国，但所采用的手法往往不符合国际受众的特点。国际受众的特点和需求在多数情况下往往由领导决定，而不是通过调查研究来确定。我们总是把我们认为国际受众应该知道的当成国际受众真正要了解的东西。
此外，由于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由政府和媒体集团资助，因此资金这个重要问题很少在发展战略中提及。我们知道要打入国际舆论界，却不太研讨要打入国际舆论界的必要的经济条件。
因此，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未来的发展战略应具有三个特点：（1）必须体现以我为主，其发展模式能符合我国的政治和经济环境；（2）能注重实效，促进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不断进行新闻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3）以提高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自我形象为重点，并使之成为我国对外传播策略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战略应该体现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
2．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目标
目前，我国英语广播和电视媒体的规模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目前国际台英语台节目在能世界大部分地区接收，而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也已先后在美国、北欧、英国和法国以及南亚地区落地，因此两台的发展战略应该以进一步提升影响力为重点。
本文认为我国广播电视媒体的总体战略目标应该是要打造成为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具体而言可以分成二个阶段：第一阶段目标是要让国际台英语台和央视英语9频道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区性（包括我国国内）英语媒体，主要是在亚太地区能成为报道中国和世界的地区性权威;第二阶段就是要在我国打造具有一定国际影响力的国际性广播电视媒体。
本文认为这样分两步走的战略目标是有一定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从理论角度讲，本文认为这符合了新闻传播学中“二段流程”（也叫“二级传播”）理论的原理。“二段流程”理论是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学者拉扎斯费尔德等人提出的一种有关受众中人际传播影响的模式，即受众可分为两类，一类被称为“意见领袖”，一类被称为“追随者”，前者可以影响后者。
从我国对外传播的角度讲，这里的“意见领袖”主要是指在亚太地区或在华的外国人，包括商人、技术人员、学生、游客、记者和使馆人员等。这些人一般是他们所在国家的中产阶级或以上阶层的典型代表。这里的“追随者”主要是指那些没有离开本国或没到过中国对中国不甚了解的外国公民，他们基本可以是中产阶级成员。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不但渠道有限，而且对中国的了解带有或多或少的偏见。但他们都是这些国家的舆论主体，有较大的影响力，可以自然成为较合格的对中国问题的“意见领袖”。这些人回国后对中国的一些评介和描述更容易使他们的“追随者”认同和接受。这是他们之间文化认同的结果。这种效果是我国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所无法达到的。
此外，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各方面条件（包括财力、物力、管理模式和报道手段等）还有限，不应该全面出击，应该选择重点，集中突破，并在现有条件基础上取得最大的传播效果。客观地讲，我国英语媒体目前的受众定位确定为国内和亚洲地区的外国人为主并致力于成为报道中国地区性权威比较符合我国英语媒体的管理水平现状。因为我国的英语媒体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经济上还要靠政府和大媒体的支持，其总体管理水平还较低，一下完全跑到国际上与西方强势媒体竞争，显然不现实。
同时，能定位国内和亚洲地区的外国人作为为我国英语媒体的国际受众，积极打造具有地区性影响力的媒体权威对我们而言已极具竞争力，已经体现了我们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毕竟，我国英语媒体在报道中国问题或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时，享有利用天时地利的地理和文化优势。如果我们能报道好、报道透、报道足发生在中国的新闻事件，必然引起在华外国人的兴趣。尤其在报道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如我国入世、我国申奥和申博成功等，如按照西方的报道模式在时效性、真实性、客观性、公正性等方面赶超西方媒体，我们在这方面的权威性就可以树立起来。而只有在中国问题上的新闻报道树立了权威性，才可能在其他问题逐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
据估计，如果在今后的十年中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能基本达到第一步战略目标，出现够1－2个具有地区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英语媒体，那已是一种非常令人满意的成果了。
第二步战略目标须是在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从目前情况看，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是有可能的，并很有可能在本世纪中期达到这一目标。
这战略目标的实现主要是由中国国家发展实力和大国地位所决定的。到那时，我国已成为一个中等发达的国家。虽然这时我国的发展水平可能还不及西方国家，但是考虑到中国是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和我国不断增长的综合实力，我国必将成为亚太地区以及世界中心之一。近代历史发展表明强势的国家必然会成为地区乃至世界性的信息中心，并造就强势英语和汉语媒体。这是实现我国对外传播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的有利外部条件。有了良好的大环境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能够打造出具有影响力的国际性媒体。如果我们不注重战略目标的实施，那么打入国际主流舆论界照样可以变成一句空话。
五、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实施
1．实施模式
根据上述确定的总体战略目标，本文认为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结构模式应该可以多样化，其实施过程也可以选择以下二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为官方媒体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以中国国际广播台为主，其报道方针、指导思想和整个运作体系可以由政府主管部门确定，并代表政府的基本观点和立场，是我国政府的窗口。
由于这类模式媒体性代表着我国政府，因此这种模式的媒体经营无需市场化，其运行资金基本依靠政府资助，其针对的国际受众群为世界范围内的听众。这是由电台的特性所决定的，因为广播对于听众的要求较低，只要买一个短波收音机即可。
第二种模式为半官方媒体模式：这一模式媒体以中央电视台英语9频道为主，并以打入西方占主导的国际主流舆论为目标。这类媒体初创时，由政府或者大媒体投入，但将朝着基本能依靠市场运作方向发展，其主要国际受众是主流国家的受众（包括居住在中国的国际受众），并兼顾非西方国家的受众和海外华人。
原则上，这类媒体应尽量以民间或非官方形式出现，其半官方地位主要是指它能介入市场运作的自。政府主管部门主要通过有关法规对其实行宏观监管并提供政策支持。政府主管部门的宏观监管主要是指对其媒体总体战略的调控和对媒体运作的年度审核，但一般不介入媒体的具体业务运作。此外，这类媒体的市场化程度也相对较高，可以允许其上市，吸引外来资金，以用于进一步发展。当然，政府应该保留在紧急情况下（战争等）介入媒体的权力。
要能真正形成上述两种模式，必须有二个必要条件：（1）政府职能部门要有决心推动这项改革，并决心分离英语媒体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尽量通过法律形式而不是行政手段实施对英语媒体实施宏观监管；（2）政府部门要把英语媒体的经营管理权还给媒体老总和管理层，让他们真正按照对外传播规律去开展传播活动，树立以外国受众为中心的观念，而不是盲目以我为中心。
这两个条件目前看来并非空中楼阁、纸上谈兵，而是有可能实现的，因为（1）英语媒体的改革是我国政府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而主动提出的；（2）由于是主动的改革，政府对可能会出现的失控情况可以制定并采取有效的防御措施。如果真的出现混乱，政府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和其他强制性措施解决；（3）由于语言的隔阂，这种改革在英语媒体首先试行可以尽量减少对国内舆论的影响，同时可为中文媒体国际化改革积累经验。
2．对外传播战略的重点
在实施过程中，我们还应该注重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战略的一些重点方面。它们可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这些方面：
（1）注重这些英语媒体自身形象设计、提高可信度
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要取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必须注重自身形象设计，这样才能有效提高我国英语媒体的可信度，取得预期的传播效果。因此，英语广播电视媒体自身形象设计应该成为我国国际传播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以上两种实施模式，我国的英语广播媒体（指国际台）主要以塑造代表国家的官方媒体为主，树立的是国家形象，维护是国家的立场。当然，地方性英语广播媒体可以根据地方的情况确定定位。
半官方模式性质的媒体主要以央视的英语9频道为主。当然，半官方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它是我国英语电视频道的事实。它还代表着我们中国英语媒体的总体形象，还应该为我国的总体国家利益服务，但在具体运作方式上又可以发挥其电视娱乐化较强的特点融入市场化的轨道，增强其与国际受众的接近性并参与国际竞争，使之能在一个不同的平台上提高对外传播的有效度。
（2）建立高效的英语媒体人才管理体系
当然，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在这个大的战略之下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管理制度，这样我们才能在国际传播中逐步扭转被动局面。而要建立这样一个高效的管理体系，其核心问题是高级英语新闻人才的培养和管理。
人才问题解决了，其他体制问题也就迎刃而解。这是因为只有高素质、高觉悟的英语新闻人才也能推动解决我国对外传播管理体制其他方面问题，如：如何使我国对外传播的发展更加符合新闻规律；如何较好处理有效把关和有效传播的关系、政府和媒体的关系、长期效果和短期效果的关系等。
现在我国英语新闻人才的问题突出表现在：英语媒体采编人员队伍不稳定，普遍年龄较轻，我国英语媒体俨然变成了“对外传播人才输出中心”。由此可以看出吸引高素质的对外传播采编人才对我国对外传播而言已不光是这些媒体的人事工作，还是决定我国对外传播事业能否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否实行上述战略的重要因素。
当然，人才流动是正常的。但关键是我们的人才流出去的多，流进的却较少。流进的人才主要是指我国英语媒体根据我国的外事规定聘请的外籍专家，但就目前而言，这些外聘专家只能当成英语改稿人。他们可以修改由中国记者采写的英语稿子，而不能直接参与采访和报道，更不能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的管理层，参与决策过程。这样的规定和管理模式当然有其合理性：既可以利用外籍专家的语言优势，又可以保证在政治上的正确性。
但是，如果我们的英语媒体要能够打入国家舆论界，进入西方主流媒体，或与西方主流媒体进行竞争并能打造我国自己国家形象的话，那么我们上述的人才管理体制（当然也指媒体运作和管理体制）是落后的，至少在人才管理体制上已经注定我们的英语媒体是无法和西方媒体进行竞争的，因为在多数情况下西方媒体的人才管理是相对开放的。
例如以美国文化背景的CNN之所以能在短短20多年中逐步发展成为世界性的电视新闻中心，成功的人才管理模式恐怕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这丝毫不影响CNN在面临重大事件时（如9·11事件中的报道）成为一个代表美国国家利益的电视新闻中心。
因此，我国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的发展如果要有所突破，首先必须在人才管理制度上有所突破。我们不光可以聘请外籍人员当我们英语媒体的英语改稿人，也可以聘请他们进入管理层，甚至当高层管理人员。当然，我们应该尊重“外事无小事”的传统。但是只要我们事先制订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怕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媒体管理层后会做出不符合我国现行政策和法规的事情。严格的、有效的人才管理制度将会促使他们愿当一名守法的雇员，并用他们的知识和专长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所以，聘请老外进入我们英语广播电视媒体管理层本身并不可怕，关键是我们要能制订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而当我们确立了严格的、有效的和完整的人才管理制度，那么我们的英语媒体的有效管理制度也就自然会建立起来。在这样的管理制度下，我国英语媒体的运作体制也会自然发生变化。
到那时，我们的政府部门可能没有时间来争论产业化是否会削弱我国英语媒体的喉舌功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底线，我们正在缔造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在和国际性媒体展开竞争了，我们知道我们的英语广播电视媒体可以塑造一个相对真实的国家形象，并最终为我国的国家利益服务。
注释：
【1】张振华，个人采访，上海，2000年4月14日
【2】中国国际广播台2001年宣传小册。
作为传播媒介实体，要在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它不仅要有先进的硬件和科技设备，也需要具有良好业务素质的从业人员，值得提出的是应有符合自身发展管理机制。管理机制直接关系着媒体的生存和发展，其管理机制亦受到客观环境的制约。除去社会制度的影响外，主要的决定因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传播机构的内在权力划分，利益分配模式，经营方式等，这些都是影响传播媒介选择管理体制的因素，西方新闻出版事业领先我国百年，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一、关于新闻出版的理念渊源
探析西方传媒的管理体制，不能不提弥尔顿。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建立，在理论渊源上同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分不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形容弥尔顿对传播媒介的影响时曾说：“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有一声炸响的霹雳穿过至今，仍隆隆回荡……这就是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
《论出版自由》的核心是（Givemeliberytoknowtoutterandtoarguefreelyaccordingtoconsience）“让我们凭着良知自由的认识，自由的发言，自由的讨论。”在这篇名作中，弥尔顿深刻揭示了对言论出版自由限制的弊端，他认为只有通过自我对事件的讨论才能不断的获取真知。弥尔顿大声疾呼任何权力机构不应该阻止、妨碍，公众运用合理的手段获得真知。
《论出版自由》虽然在思想界、传播界掀起轩然大波，但毕竟仍未具有法律效应。《人权宣言》的发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为媒体建构自身的管理机制提供了法律保障。《人权宣言》明确指出，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为珍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担负责任。
它言简意赅的表明：第一，人有言论出版自由的权利。人和利益集团、政府机构都不得以自身的利益为借口，干涉、限制公民获取及传播信息的权利。第二，要为自己传播的信息担负责任。美国的一位大法官霍姆斯在审理一件案件时曾说：“宪法中的言论出版自由不是绝对的，它绝不能保护诸如在剧场中大喊‘着火了’一般。”西方传播媒介管理机制，在建立时就对假新闻及新闻造假做了法律上的规定，如果在法律及宪法规定的规则范围内活动，政府会乐意看到这一切，但如果踏出这一范围，那么传媒机构必须要为它所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二、影响西方传播媒介体制管理的经济因素
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佣劳动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二战中，由于适应战争与外交的需要，国际广播迅速发展，从1939年到1945年的二战期间，拥有国际广播电台的国家从27个猛增到55个，翻了一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形成了几家大型的垄断机构，但媒介从根本上说是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分不开的，是与社会化大生产密不可分的。例如，美国是高度私有制和高度竞争的国家，它的传播媒介管理体制必然要适应美国的经济发展，即市场经济。
英国的BBC公司，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另一种传播管理体制形式。表象上BBC是公营类似于我国的传播机构，其实不然，BBC由于技术方面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与其它西方媒体的体制管理表现出特殊，是由于英国与他国国情的不同决定的，其主要因素是英国的经济体制。其次，是新型科学技术装备的应用，影响着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建构，正是由于高新科技设备的应用，西方媒介管理体制才日益完善。
三、政治体制是媒介管理体制变革的重要原因
政治体制是媒介管理体制建立的一大因素，在不同种的社会制度当中，媒介的管理体制的性质是不同的。我国的媒介管理体制是姓“社”的，所以媒介管理体制的建立就必须首先为广大人民群众而服务，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上面。而西方则情况就不同了，西方是资本主义社会，所以媒介管理体制就必然姓“资”，所以它是建构于经济利益之上的，它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集团服务。媒介管理体制的构建以经济利益为目的，所以西方媒体存在付费的成人频道。
四、新闻道德和新闻法律理论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随着社会责任论的诞生，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新闻道德建设的步伐，相关的职业道德规范陆续出台，旧有的规范被完善和修葺，媒介机构纷纷将这些道德目录拉入自身的管理体制当中，媒介管理机构在内部建立了严格的内部纪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但我们需要明白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自律本身只是在新闻机构内部依照自愿的原则上建立，其原则的应用只能依靠自觉来进行。尽管这一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有利于新闻职业道德的建设，但因其缺乏无力的制裁措施没有很强的约束力。
新闻自由是必须的，但必须要有一种力量来约束，防止其“过于自由”。保护自由和预防新闻自由的泛滥，体现了调控传播媒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此，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社会团体、政府的调控是极其必要的。
美国的著名法学家福乐（Fuller）在其《法律的道性》（《Themoralitylow》）一书中提到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进行了深入的探究。福乐把道德区分为两种。第一是“愿望的道德”。第二是“义务的道德”。福乐认为第一种是对善的追求，追求的愿望是道德的进步，受到舆论的好评。而“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秩序生活的基本要求，遵循义务道德不会受到人们的表扬，但是违背了它就要受到谴责及相应的惩罚。“愿望道德”是一种理念，证明“愿望道德”不是一种现实可行的行为准则，而“义务道德”则是人们所必须践行的。
近代以来，西方的新闻实践也贯彻新闻道德的法律化，但是任何关于道德方面的手段及行为方式都不具有强制性，它只是建构媒介管理体制的肉身，所以新闻道德化不仅要把道德法规与法律有机的结合起来，而且必须将社会普遍道德纳入到法律结构中来，这也是建构媒介管理体制的要求。
在新闻媒介管理体制当中，新闻道德法律规范化，作为新闻媒介管理的重要性日益显现，新闻道德的规章化和制度化使新闻媒介有了严谨的行政手段。约束其以利益为目的而不顾新闻真实性的恶劣行为。新闻从业人员必须遵循它，更好的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当然新闻传播媒介管理体制的道德的规章化、制度化，很可能造成两种情况，一种是“道德的过泛化”。二种是“规章过泛化”。“道德的过泛化”会使新闻道德显得过分脆弱，没有强制力的道德将很难约束新闻行政、运营行为；“规章过泛化”极易会发生新闻机构运营新闻呆滞化，没有任何创新的行政运营手段，只会让新闻机构走向衰败。如果新闻规范过于苛责的话，那么新闻从业人员将会对新闻采访、编写、播报畏首畏尾。
探析西方新闻媒介管理体制的产生和发展，对搞好我们现在的新闻改革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应坚持用历史的辩证的观点看待媒体管理体制变革，搞好我们的新闻体制改革，使我们的新闻管理体制更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为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服务。
参考文献：
[1]周鸿铎.应用传播学.中国传媒大学.
ESG标准定义了一整套数据模型,用以描述在DVB-H广播网络中,透过CDP所能够传送的各种应用服务以及传输的细节。终端上的ESG处理程序负责辅助用户浏览收到ESG数据和选取在DVB-H广播网络上所传送的服务。
CDP标准定义了在DVB-H广播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上,以IP数据包传送音视频媒体流以及数据文件所需的通信协议集,包括FLUTE(FiledeLiv2eryoverUnidirectionalTransport,单向文件传输协议)、RTP(Real-timeTransportProtocol,实时传输协议)和HTTP(HyperTextTransferProtocol,超文本传输协议)。SPP标准则是实现收费服务的基础,定义了保护前述的音视频媒体流广播服务及数据文件广播服务所需的CA(ConditionalAccess,条件接取)与DRM(DigitalRightManagement,数字版权管理)技术。而正在制订中的NotificationFramework标准则被用来作为交互应用服务的基础框架,应用服务的数据内容都能以通知消息的形式传输,并通过通知应用服务(NotificationService)的方式提供给终端应用程序使用。在这个通知业务框架中,通知消息被用来作为向终端或者用户提供即将到达的或不可预知的服务事件或者信息。一条通知消息可能触发一系列随之而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来的交互应用操作[3]。
在DVB-IPDC的框架下,现有网络中IP层之上的各种多媒体应用服务,都可以弹性地跨平台应用。从服务的角度来看,以提供数字媒体内容为主的流媒体服务,无疑是目前的主流业务。通知应用服务则可以作为媒体服务的附属增值业务或者独立的应用服务业务,提供增强型的多媒体交互应用。
而ESG服务则提供了访问由上述两种基本服务组合的各种不同应用服务的用户界面和访问指南,是与用户交互的接口。DVB-IPDC标准体系结构下文将主要探讨一个基于该框架的,实现上述服务应用处理的移动多媒体终端原型系统的设计与具体实现方案。
2系统设计与实现
2.1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总体架构服务端采用实验室开发的DVB-IPDC多媒体综合服务系统提供各种应用服务,本终端的设计目标是在DVB-本论文由整理提供IPDC的框架内,能够接收服务端用各种协议会话传输过来的数据信息,实现流媒体服务应用、ESG服务应用、通知服务应用的处理及用户配置与注册等管理功能。整个系统以Java作为基础平台进行开发,根据功能需求,采用分层设计的方案,如图2所示。1)传输层:向上层应用提供指定会话协议的通信功能。
其中RTP模块主要负责接收音视频流媒体以及具有时间同步、服务相关性要求的通知应用服务数据。FLUTE模块用来接收绝大部分通过DVB-H网络传输的通知应用服务数据。HTTP模块则提供了一个双向通道,使终端可以完成服务注册或者向服务端请求个性的通知应用服务信息,提供了点对点的交互功能。2)功能层:在传输层提供通信服务的基础上,该层负责相关应用服务的数据处理以及终端系统的管理。会话管理模块负责其他功能模块调用下层协议通信模块创建服务接收会话。媒体处理模块负责提供音视频流媒体的解码以及同步处理。ESG处理模块主要负责ESG分片的维护、聚合以及解析,实现DVB-IPDC标准定义的ESG数据模型处理。
通知消息管理模块负责终端接收到的通知消息的解析、过滤、生命周期管理以及服务应用投递。订阅管理模块负责终端的服务申请与注册功能。
配置管理模块负责处理用户对终端的系统参数设置管理。存储管理模块负责终端的用户参数、ESG应用服务数据以及通知应用服务的相关信息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数据的存储。应用管理模块则向各种应用服务提供了一个公共的应用框架,用户通过获取或者订阅启动使用的应用服务都集成于该框架之内,通过公用的接口调用其他模块的功能,使得终端能够动态加载各种应用服务,而具体的应用服务的功能逻辑实现与平台无关。3)应用层:媒体播放器负责播放经解码和同步处理后的音视频媒体流。
ESG浏览器能够显示终端得到的ESG数据信息并支持与用户交互。用户配置使得用户能够设置终端的用户应用参数。通知应用界面容器是用来装载各种通知应用的用户界面接口,提供终端用户与通知应用服务的交互。终端架构2.2ESG数据的处理与显示。
ESG用XMLSchema来定义其数据结构[4]。分片(Fragment)是ESG内容的最小组成单位。根据分片携带信息数据的属性的不同,可以分为3大类共7种类型的分片:①服务信息相关分片:Service、Sched2uleEvent、Content,提供有关服务类型、时间安排、服务内容等应用服务的业务信息;②订阅购买信息相关分片:ServiceBundle、Purchase、PurchaseChannel,提供有关购买组合、价格等相关信息;③获得信息分片:Ac2quisition,提供应用服务的访问途径和参数,对于用户不可见,但却是终端访问业务应用的入口。通过分片机制,终端可以独立地接收和更新不同分片,而不管其发送顺序,并且可以在接收部分的分片后就根据各分片之间的关系进行聚合(Aggregate),通过ESG浏览器展现内容给用户,不需要等待全部分片到达。
目前以XMLDOM树形式来组织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管理ESG分片信息。符合ESG数据模型定义的分片到达终端后,通过遍历该DOM树,可以作为新节点加入或者更新相应位置的节点信息,同时检查是否有失效的分片信息,进行删减维护。ESG显示处理采用MVC模式[5],后台DOM树数据对象发生的变化,可以实时地反映到ESG浏览器。
2)流媒体服务与特定通知应用服务的关联与信息同步问题。基于DVB-IPDC框架的多媒体服务相对于传统多媒体服务的最大优势就在于支持用户实时交互。流媒体服务不再是单纯的数字媒体收视,而是可以与通知应用服务进行绑定,提供交互应用,并且通知消息与流媒体服务的媒体内容可以进行紧密的时间同步[6]。
前者通过在应用服务ESG数据的Service分片描述中指出了服务关联。而对于通知消息与媒体内容的时间同步,可基于RTP/RTCP传输协议进行。RTP/RTCP协议中的同步采用时间戳方法,不同媒体之间依靠RTCP报文中包含的参考时钟信息和相关的RTP时间戳信息来进行同步[7,8]。
终端系统在RTP协议会话上接收到音视频媒体流和通知消息数据流后,依据同步的各方共享的远端参考时钟,建立一个虚拟的时间轴来决定媒体的下一帧表现时间和通知消息的应用时间。需要指出的是,通知消息并不像媒体数据那样具有持续时间(Duration)的概念[9],目前采取的处理方法是,用每条消息的首包中的RTP时间戳来对齐参考时间轴,在完整地接收到一条通知消息后,用得到的应用时间值设置一个计时器绑定该通知消息,然后提交给通知消息管理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模块,由计时器来触发后续的应用处理动作。
3)通知消息管理。在终端的通知应用中,虽然通知消息的处理是由承载的数据内容和通知应用程序决定,但终端系统处于动态变化的移动环境下,行为并不具有可预测性,尤其是在通知消息丢失后,可能会导致终端异常。为此DVB组织提出了一种管理通知消息在特定状态下的潜在应用动作的生命周期参考模型[3]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
根据消息本身的时间特性和数据内容的接收情况,通知消息可能处于3种稳定状态和1种过渡状态中的某一状态中,状态之间的变迁具有确定的处理动作。具体如图3所示:通知消息的默认初始状态为Absent,这同时也是通知消息从系统中删除后的最终状态。该状态下无计时器与通知消息关联,从该状态向其他状态变迁意味着加载该通知消息。Loaded状态表示该通知消息已经下载完毕,但是没有后续的被启动媒体播放器,通知应用程序启动自己的应用界面)。
然后该应用服务程序通过会话管理模块调用底层协议通信模块,根据应用服务的访问信息创建对应的服务会话接收应用服务数据。如果是流媒体服务,则将媒体数据信息交由媒体处理模块处理后在媒体播放器展现;如果是特定的通知应用,则经通知本论文由整理提供消息处理后分发给该通知应用程序使用。如果该通知应用存在交互动作,用户能够通过HTTP模块同服务端进行交互操作(如图6所示)。图6ESG交互与应用服务启动3结束语随着DVB-IPDC的推广,基于该框架的移动多媒体业务应用必将得到广泛发展。笔者在DVB-IPDC技术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移动多媒体终端的设计与实现方案,并对实现过程中的关键问题和相关技术方法作了一定探讨,目前已经初步完成了一个基于上述方案的原型系统。下一步的工作是在该原型系统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业务流程处理,进行平台移植测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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