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的迅速发展对企业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通过历史的回顾和现实的分析，提升管理思想，改善领导艺术已成为形成新时代领导管理模式的极为重要的两大时代内容。
一、管理思想创新是适应时代要求的首要内容管理思想是管理理论的“前奏”，管理思想来源于管理实践。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经营的组织形式、目标内容和实践方法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而使管理思想的创新和突破已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1、管理思想的创新必须强调一个“道”字此处所谓的“道”，即管理之“道”。“道”的内涵是多层次的，它既含有方法、途径的意思，又包括伦理、道德的含义，更深层的意义是指管理规律和境界。在现代企业中，管理方法的创新是适应现代论文经营环境最为直观的形式，好些企业正在实施的精益管理、目标管理、柔性管理、供应链管理等都是现代管理方法的典型代表。方法是囿于理念的，因此探索现代管理方法是现代管理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途径。经营道德，职业道德也是现代管理思想侧重的内容。随着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企业在经营管理中的信誉、形象、社会责任等重要性日趋明显，社会性的、意识性的道德观更多地表现在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比如，管理中的诚实守信、对社会公共规范的遵守以及管理过程中情感性、伦理性问题的妥然处理等等，均是时代对管理者(经营者)提出的要求。只有建立和营造起良好的经营道德、职业道德的氛围，才能使现代企业更加协调(对外)、和睦(内部)，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状态。“道”的最高层次的含义是管理规律和境界，其中“人本思想”是核心内容。强调人的作用、发挥人的效能、挖掘人的潜力，把人视为“第一资源”，是办好企业的关键，现代企业领导者不但是一个教练，更应像一个圣人一样“善待众人”。另外，现代企业所面临的竞争是一个连续的并带有规律性的过程，企业要参与市场竞争，谋求长期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来研究战略，审时度势，准确地把握未来。总之把握好管理之“道”，是现代管理思想创新的灵魂。2、管理思想的创新必须关注一个“新”字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创新能力已成为企业的核心和关键能力。企业家必须明确创新(尤其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是企业，是自己的组织；也必须努力做到管理思想和理念的创新以适应企业的自主创新和引进后再创新低氛围，并推动组织创新、机制创新、管理方法创新，形成完整的创新体系。3、管理思想的创新必须把握一个“严”字“严”有多层含义，严格、严密、严肃、严谨等等。科学管理之父泰罗创建的科学管理理论中已经充满了严格、严密的管理思想，我国古代也早就形成了严于治身，谨于从事的自我管理的观点。需要强调的是“严”的实施过程中必须做到严而公正。公正在某种意义又是“严”的前提，公正即为平等、合理。我国古代治国方略和思想中早就阐述了“‘平等”观点，儒家、法家学说中均强调：“君子治身要严”，要通过心性方面的修养来加强自我管理。现在我国许多企业的资本结构发生了变化；企业内部管理体制也有了相应改变；投资者、管理者和职工的特定身份以及相互之间的某种关系也随之调整；管理活动中各自的利益趋向也出现变化，因此在组织的管理活动中坚持严而公正的管理原则已经是企业共同面临和需要解决的课题，尤其是管理者或管理职能承担者更需要深刻认识和把握其基本精神，严于律己，培育严谨的管理作风，这也是新时期企业管理者必备的素质内容。4、管理思想的创新必须注重一个“和”字现代管理上的“和”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和衷共济，一是多向趋同。企业管理是由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这两种基本力量构成的，只有两种基本力量在愿望一致、方向趋同的合作态势下，管理系统才会产生1+1>2的放大功效。“内和”是一个管理系统成功的关键的因素，其中“人和”最为主要。当然，我们必须正确理解和把握“和”与“同”、“和”与竞争的关系。“人和”指的是“不同性格、不同能力的人”之间的“群策群力”和“协同一致”，而在“是非原则”上则应是“据理力争”、“直陈逆耳忠言”，乃至采取措施予以纠正，即所谓“和而不同”。另外，对管理者来说，面对来自外部的竞争．既要带领部属去冷静地面对、正视、参与，更要分析共同利益之所在，以求得“双赢”。在此，特别要注重“环境友好”、生态平衡。总之，在管理思想创新中，一定要突出“道”、“新”、“严”、“和”四个字，要强调以人为本、环境友好、内外双赢、全面发展。
二、提高领导艺术是新时期企业领导必然面临的课题面对瞬息万变的客观环境，不但需要有新的领导管理思想与之对应，也要求掌握现代领导艺术来实施领导活动和实现领奖励。待工程完全结束后，应及时对责任者进行最终考核，对分阶段考核出现的偏差，多退少补。首先，要强调奖罚兑现的及时性；其次，要突出政策的刚性原则，该奖多少或罚多少，应不折不扣地执行合同规定。3、全面推行责任成本管理，实行项目事业部承包方式。近几年来，电力行业的竞争愈演愈烈，施工队伍急速膨胀，经济效益不断下滑。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要结合本项目部的实际情况，总结经验推行责任成本管理和项目事业部内部承包，以有效地控制成本支出。(1)工程中标后的责任分解。责任成本如何确定，费用如何划分，必须根据工程的实际情况进行实际调查，以便确定合理的方式，为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础。(2)将定额管理作为责任成本管理的基础，根据中标价和合理的劳动定额，结合具体情况确实预算定额（即施工定额）。(3)对工程中标价、工程项目预算价、施工组织设计、现场需求、确定的定额成本标准进行综合分析，编制责任成本预算。(4)责任成本确定后，分解内部承包额度，层层分解到作业层次，由事业部直至分解到每一个人。(5)按照责任成本管理原则，制定各责任中心的职责范围和考核标准，形成责任成本的控制网络体系。(6)及时了解、掌握责任成本控制情况，使责任成本在各个环节上均受到控制，保证责任成本的落实。各责任中心要建立相适应的台账，按月或分项目编制绩效报告，进行盈亏分析，做到核算及时、反馈迅速、措施得力、控制有效，促进责任成本目标的实现。(7)建立考核、奖惩和分配兑现制度。考核的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考核责任成本盈利指标，将其作为评价成本优劣，确定奖惩的依据和成本否决的主要依据；二是考核挂钩指标，如工程进度、安全、质量和综合治理（文明施工）等指标。4、强化采购管理，采取有效措施，严格控制采购成本。采购管理是整个施工项目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材料的采购管理是项目采购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耗用资金最多的一个环节，材料采购管理的优与劣关系到整个项目成本管理的成败，控制采购成本对一个企业的经营业绩来说至关重要。应建立严格的采购制度，基于集中招标采购平台操作使用的需要，项目部制订了相关的配套管理办法，规范管理，使之有章可循。规范项目部的招标活动，节约成本、提高效益，明确招标管理机构职责。一般消耗性材料，坚持“多家竞争、比价采购、质优价宜”的原则，大大节约了材料采购成本。总之，项目成本控制是我们大家共同奋斗的目标，我们要树立新的成本管理理念和效益观念，只要全员睁大眼睛，张开集约管理的网络，扎扎实实去做就必有回报。我们各部门的管理都应以成本管理为中心，靠合同管理抓钱，靠预算管理找回钱，靠财务管理管好钱，靠材料管理节省钱，靠技术管理少花钱，靠思想政治工作把精神变成钱，靠全员最大程度的参与管理，以达到降低成本支出，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从而为公司的发展做出我们的最大的贡献。
在一定知识、经验和辩证思维的基础上，富有创造性、选择性地运用领导原则和方法的才能。它是非规范化、非程序化的领导行为，是领导者智慧、学识、胆略、经验、作风、品格、方法、能力的综合体现。现代企业的领导艺术内容极为广泛，本文主要讨论企业领导的应变艺术(又称为主动适应艺术)和公共关系艺术。“变”是现代企业共同面临的社会环境，又是现代企业不断创新的本质要求，面对五花八门是变化对象，企业的应变方法也必须因时、因地、因人而宜。应变艺术涵盖许多方面，诸如以优应变、以稀应变、以奇应变、以小应变、以智应变、以新应变、以廉应变等等，总之是以变应变，而且是快速应变。那么如何来把握和运用“以变应变”的领导艺术呢？现代企业领导在制定方针、政策前，首先要了解、把握和分析市场的变化趋势，国内外相应产品的消费政策和当地产业政策导向，现有的和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实力状态和经营思想特点等；同时要仔细地分析和认识自身的优势和弱势。其次应十分重视战略问题，要有战略眼光，高瞻远瞩，从长远看问题，进行科学的预见，把握未来的发展趋势。再次是掌握“火候”，胸中有数，在谋略成熟的情况下，等待时机，捕捉机遇，使之达到最佳效果。总之，做到深谋远虑、多谋善断，把“谋”作为“断”的基础，把“断”作为“谋”的目的。公共关系艺术是企业领导艺术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公共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包括企业)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各部门或集体之间关系的总和。企业要发展就必须研究企业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环境，提高企业对社会环境的适应能力和生存发展能力。
企业领导的公关艺术又表现在企业内部与企业外部两个方面的领导艺术，内部的公共关系指的是企业内部上下左右各方面关系的总和，如部门、分公司、生产车间、员工之间的关系。企业经营活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力量的整合，很大程度上体现和取决于内部关系的程度、状态和模式。企业内部公共关系的中心环节是领导与职工的关系，其中物质利益是基础，而精神鼓励是灵魂，物质与精神的有机结合，是协调企业内部公共关系的根本保证。企业是社会的细胞，它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都与社会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企业对外公共关系的必要条件和内容，主要包括与顾客、供方、政府、社区、传媒机构、中介机构等众多关系，其中与顾客(用户)和政府的关系尤为重要。处理好这些关系，是现代企业领导的基本任务，企业领导者一定要做到“德、诚”，以此立足于世。
总之，在以“变”、“新”、“快”为主要特征的时代环境中，现代企业领导要成功地驾驭局势，就必须构建现代管理思想，有效地运用多种科学的领导方法，全面地提高自身素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领导力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苏保忠，领导科学与艺术，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4年08月
管理是一门科学，领导更是一门艺术。作为领导者，如何艺术地履行自己的使命职责，成为至善呢？中国文化绚丽多彩，诸子争鸣，自成体系，儒家倡礼，墨家兼爱，法家重利，名家善辩，然纵论百家而集其大义于一身的惟有兵家。兵家思想内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唯物辩证思想，其中很多观点对现代领导艺术有借鉴指导价值，现就其中感触比较深的几点谈一下初浅心得。
一、领导者要有“恩威并施”的领导艺术
孙子提出：“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1]文即政治道义武即军纪军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用“文”的手段即用政治道义教育士卒，用“武”的方法即用军纪来统一步调，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就必定胜利。
首先兵家主张领导应当与下属建立情同父子、亲如兄弟的至真、至纯的感情，曾国藩讲：“吾辈带兵，如父兄带子弟一般”，[2-3]并通过感情的交融达到增强己方战斗力的目的。人是群居动物，具有社会属性，没有一个人是没有感情的，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拒绝情感的巨大大感召力。作战取胜的先决条件之一就是上下同欲，而这种仁爱的力量不仅能够把下属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领导者所希望的轨道上来，而且能够极大地调动下属参与实践的热情。有部分领导者不关心、不爱护下属。他们认为，强制性手段更直接、更容易产生直接效果，其实这种认识实际上是非常错误的。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感情的需要高于生理需要与安全的需要，是人类的高层次需要。为了满足高层次的需要人们宁愿放弃低层次的需要。这就是为什么下属“可与之赴深G”、“可与之俱死”的原因。尤其是人处于危难境地，或是组织力量难以发挥作用的时候，感情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会远远超过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压迫所产生的作用。所有的领导都要正视这样的一个命题：感情可以转化为一种力量。所以，领导者必须学会掌握驾御、控制、运用这种力量的本领。
其次兵家还特别强调治军必严。因为仅仅对下属进行感情投资还是远远不能完全达到领导目的的。兵家认为如果只有仁爱，可能会出现“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譬若骄子，不可用也”的局面，[3]所以，传统文化中一直有“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的说法，[4]治军过程中，兵家认为还要用“武”的一手。或许有人觉得既然如此，何不直接使用“武”的手段呢？孙子指出：如果上下级之间没有建立必要的信任和感情就直接运用惩罚的手段打开局面，树立威信是非常不妥的，“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5]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先“文”后“武”，文武并举不可偏废。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提高整体素质，下属才能“凡与敌战”“宁进死，而不肯退生”。
二、领导者要有“贵信贵当”的领导艺术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古今中外的军事史中也有大量犒赏三军的记载。这里涉及三个问题：奖什么、奖哪些人、奖惩的原则。在《作战》篇中孙子指出：“取敌之利者，货也”。也就是说，夺得对方的物质财富，必须犒赏下属，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三略》中也讲到军中没有资财，士卒就不能招徕；军中没有奖赏，士卒就不会向往；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至于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在兵家思想体系里，其目的当然不外乎鼓舞士气，激发斗志等等。
对于奖惩的原则，兵家认为：首先要诚信，也就是答应的奖惩一定要落实，“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6]也就是说凡奖赏贵在守信，惩罚贵在坚决执行。信赏必罚，才能收到赏罚的效果。如果信赏必罚能在大家看得到听得到的地方执行，则未看到未听到的人，自然也会暗中渐渐感化而行善惩恶了。其次赏贵小贵常罚贵大贵当。《尉缭子》中讲到凡诛杀，都是为施行军威。杀一个人，能使三军震动的，就杀掉他；赏一个人能使万人都高兴的，就奖赏他。诛杀贵在以大人物为典型，奖赏贵在以小人物做榜样。应当杀的，虽然权势显赫也必须杀，这是刑罚能够制裁上层人物。奖赏分到放牛养马的人，这是奖赏地位卑下的人物。能做到对有罪的大人物以法制裁，对有功的小人物给予奖赏，这是将军的威严。《六韬》中讲到将军能够诛杀地位高贵的人，则足以立下威严；奖赏地位卑微的人，则足以示其清明，赏罚审慎得当，则令行禁止。
三、领导者要有“先身后人”的领导艺术
古代兵家认为，只有将帅时时身先士卒，处处为人师表，才能带出一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好军队，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诸葛亮说：“先之以身，后之以人，则士无不勇矣。”[7]历代名将为了将自己的部属培养成好人、好将，大多强调“身正”，他们把“正己”看作是衡量将帅人格力量的重要内容和治军的根本大计，把能否做到“正己”提高到治人、治国的根本战略高度。
首先严以责己。这是古代兵家对将帅人格力量的基本要求。关于责己从严，古代兵家认为有三层含义：一是要求将帅对错误过失要敢于承认，不推诿他人。其次同甘共苦。 最后清正廉洁。
综上所述，作为领导者要想使自己的组织卓有成效，需要具备多方面的条件和技能，才能扮演好领导者这个角色，出色行使自已的使命和责任。不管时生多少变迁，社会有多么进步，传统兵家文化蕴含的极为丰富领导思想，对于今天的领导而言同样具有十分重大的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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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曾胡治兵语录・仁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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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将苑・厉士》.
[7] 《将苑・将情》.
[8] 郑晓华.智慧学堂――评《孙子兵法通释》[J].管子学刊，2015（04）.
领导者是指履行一定领导职务的个人或班子。“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企业的发展,一靠正确的政治路线，二靠优秀的干部队伍.领导者是整个干部队伍的核心，领导者自身素质的高低,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而政府领导者非职位权威的内涵所谓领导者的权威,是指领导者正确运用权力以及非权力因素在被领导者中取得的威望、尊严,获得群众的信赖、信任。领导者的权威是领导者实现有效领导的关键。
HAY公司在全球范围的研究表明，领导力决定企业氛围的70%，而企业氛围决定企业业绩的30%，两者相乘，领导力直接影响企业业绩的21%。2006年在中国的调查发现，在中国的企业当中19%的管理者被认为是高绩效的领导者，9.8%是鼓舞人心的领导者，13.4%是不创造明显价值的领导者，还有57.7%完全是帮倒忙的领导者，也就是说，70%的企业领导者要么不帮忙，要么就是帮倒忙。
以此推断，领导力应该是企业的第一生产力;我们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验，新领导上任，马上扭转了局面，在短时期内就使企业面貌大为改观。(按照政治经济学的原理，领导力应该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它既能推动生产力，也能阻碍生产力;但由于个人的理论功底有限，在这里就把统称为生产力了。)
综上所述，领导者在整个企业或者政府中，他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样的。首先他是群众然后才是一个个体。在整个理论研究的文献中，领导首先还是第一生产力。一个的领导者不是指身居何等高位,而是指拥有一大批追随者和拥护者,并且使组织群体取得良好绩效的人.公正、信念、毅力、进取精神等优秀的人格品质,也会极大地提升领导者的个人魅力,扩大其追随者队伍。法定领导地位和影响的个人称为领导者.领导则是领导者,被领导者和所处环境三因素所组成的一个动态过程,是领导者指引和影响个人或组织,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目标的过程。所以本文先期所引用的观点是一个静止的过程。
[关键词]行政领导；艺术性；途径
一.行政领导艺术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时变而事变，事变而时变。当前的时代瞬息万变，时代对行政领导者的要求也愈来愈多，愈来愈高；被领导者的个人需求与价值观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认识正在变得更加平等、民主、自由、开放。致使行政领导者所面临的客观环境充满了很多新鲜感和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行政领导者就更需要具有全面掌握和灵活运用行政领导艺术的本领，通过使用艺术性的领导方式和方法去解决复杂环境中的种种矛盾和问题。行政管理中的领导职能不但是一门科学，更是艺术。所谓的行政领导艺术是指行政领导者能够运用自身的科学知识，结合工作中积累的实践经验，充分发挥自身的聪明智慧和胆魄实现其行政目标的领导技巧和能力。行政领导艺术体现的是领导者认识和剖析问题、处理和解决问题的深度，速度以及熟练度，体现的是领导者的工作水平和创造能力，并把领导的科学性与艺术性联系起来，巧妙地在日常的领导活动中加以运用，进而才能在领导工作中游刃有余地创造出卓越非凡的工作成绩。
二.行政领导观念更新的必然趋势
正处于关键时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的行政领导管理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我国的行政领导也面临着新世纪下知识经济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挑战。恰如其分地运用领导艺术，提高组织成员工作的积极性和凝聚力是研究行政领导艺术的主要目的。激励鼓舞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统一组织成员目标与组织目标都离不开有效的行政领导艺术。行政领导艺术虽有很大的随机性和主观性，但其往往没有僵化的固定模式，终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和支配；领导艺术不断科学化的过程即是一个不断揭示和遵循行政领导艺术规律的过程。所以，行政领导的艺术性和科学性是相辅相成不能分离的，领导艺术应当接受领导科学的指导。
所以，在新形新时代的发展要求下，如何提高行政领导艺术水平，已然成为行政领导研究领域中的一项重大课题。
三.行政领导艺术存在的问题
首先，当前的许多行政领导者，普遍缺乏对待我国传统领导艺术和西方领导理论的正确认识，有的对古代伟人盲目崇拜和效仿，全盘接受，有的则对传统领导方式全盘否定，极度崇拜与鼓吹西方的领导方式。
其次，领导者普遍因为职位的等级高低而具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不能在管理领导过程中充分重视人的作用，忽视了人力资源的重要性。领导者本身也缺乏专业的领导理论知识和丰富的领导经验，在进行领导决策的时候常常表现出较大的主观随意性，缺乏战略思维和价值导向，而这样的决策往往很难经得住历史和现实的考验。
最后，领导者专权、被领导者被动服从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我国各个行政组织中，组织成员无法表达利益诉求和参与决策；领导者的权力得不到下放，严重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降低了领导活动的效率。
四.提高行政领导艺术性的方法和途径
1.传统领导艺术的继承和发展
领导艺术的培养往往不能够一蹴而就，它的形成是多种历史和文明的交织、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反复检验，从而在历史的淬炼和验证下不断吐旧纳新。我国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波涛滚滚的历史长河中，锤炼了一大批足智多谋的伟大领袖。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领导方式，有的取得了成功，有的则昙花一现。对待传统的领导艺术，我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用“扬弃”的态度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去借鉴历史。
2.正确对待西方领导理论
由于西方的管理和领导理论发展较早，较为完善和全面。有些管理人员过分的迷信合乎崇拜西方的领导策略和方法，将西方的领导理论奉为领导决策与办事的万能宝典，对事务进行决策时就囫囵吞枣，不分主次地照搬照抄，办事毫无灵活性，习惯于因循守旧，毫无创新，忽视了我国在历史和现实上的领导环境和西方的区别，更多的时候甚至是投入多产出少，把事情搞砸。
正确认识西方的行政领导方法时应当秉承扬弃的态度，坚决不能全盘西化，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灵活运用其领导理论，立足于我国基本国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勇于突破西方领导理论固有模式，创造出一条适合我国行政组织的中国式行政领导方式。
3.以人为本，关注成长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最大程度地利用人力资源是领导者用人艺术的最基本要求。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要任人唯贤、知人善任、用人不疑、人尽其才。领导者在领导过程中应该善于将满足成员需求与实现组织目标相结合，以此来激励其为组织的发展做贡献的方式来促进组织效率的提高。一方面，领导者要关注不同的织成员在不同发展成长阶段的需求，为组织成员进行职业生涯规划，兼顾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另一方面，领导者对于组织成员要知其短长、扬长避短、了解下属、奖罚分明，积极推行组织绩效管理。
4.提高领导者自身的素质
在行政领导过程中最不容忽视的是领导者的个人素质和能力。领导者应该不断学习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以促进领导素质的提高；同时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素养，做到“术业有专攻”；要树立创新意识，敢于打破管理常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性的唯一标准的认识观，在实践的过程中检验真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领导者应该把自身具备的科学理论知识运用到日常的领导实践中去，才能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己，树立领导的创新意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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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从艺术理论和批评体系的建构来看，一方面我们打开国门从西方引进了大量的理论话语，在广泛吸收和吸纳西方理论话语的进程中，当代中国艺术理论与批评获得了相当大的拓展和丰富；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在几十年对于西方艺术理论与批评的吸收和吸纳中，尽管我们获得了可以与国际、与世界对话的资格和地位，但与之相对应体现我们本民族独特气魄、格局，基于我们自己特定的国情和土壤，能够有效地解读、指导和引领中国自己当下的艺术生产、创作与传播经验的艺术理论和批评框架与话语，却一直没有很好地建构起来。几十年引进的西方艺术理论框架与话语对于日益丰富的当代中国艺术生产与传播越来越无法予以解读，而传统的经典又不能有效满足和适应当代艺术生产与传播的新的需求。随着中国作为经济大国和政治大国地位的日益提高，中国已经开启了引领新全球化的全新局面，包括“一带一路”等一系列重大战略的实施，都毫无疑问地显示了中国作为新全球化引领者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国引领新全球化的文化软实力亟须获得快速的增长和提升。在这样的新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的艺术理论与批评应当构建怎样的格局才能适应和满足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战略性需求，这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的时代性课题。
75年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成功指导了中国革命文艺和新中国革命建设时期的文艺发展，也适应和满足了时代性需求。其核心精神与思想是不朽的，是永远值得传承的，但毕竟其具体的内容需要根据今天时代的变迁进行创造性发展。而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大量引进的西方艺术理论的话语和框架，尽管丰富了我们的艺术理论和批评，但毕竟无法透彻地解读和助推我们这个古老东方大国特定时代的艺术生产创作需求。也就是说，当今时代中国艺术理论和批评的格局既不能简单地重复过去的经典，也不能简单地移植西方的理论话语，必须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植根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和特殊的国情，基于我们自己的文艺生产、创作的独特而丰富的实践经验，凝练和锻造出具有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和中国气质的全新的艺术理论和批评框架与话语体系。简而言之，就是要对当代中国艺术理论和批评格局进行时代性的重构。
如何对新全球化語境下中国艺术理论和批评的格局进行重构呢？
首先，应当旗帜鲜明地以的系列重要讲话作为指导思想。的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文艺工作座谈会”以及在“文代会”“作代会”上的讲话等，对于包括艺术理论和批评在内的中国文艺的发展方向、道路选择、任务与使命等都做了面向未来、高屋建瓴、大气磅礴的提炼与概括，发出了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新局面的号召和动员令。
第二，应当深深植根中国特色的艺术与传媒这片非常丰厚的实践沃土。中国艺术与传媒事业基于中国特定的国情，有着特定的生产、创作理念和方式，也积累了特色鲜明、丰富多彩的作品和产品。对这些作品、产品及其背后的生产、创作和传播规律的观察、描述、分析与思考，是形成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和批评框架及话语体系的重要基础。
第三，应当充分发挥艺术、传媒理论和批评阵地的功能与作用。作为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和批评探索发展的重要阵地，各类艺术与传媒期刊扮演着特别重要且不可替代的角色。在新全球化语境下，艺术与传媒的理论和批评在内涵、外延、内容、形式、方法、手段等方面的认知与判断有赖于各家期刊的探索与选择。各类艺术与传媒期刊阵地的判断和选择，包括期刊之间的相互切磋和交流，对于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和批评格局的重构将产生重要影响。
第四，应充分发挥艺术与传媒高校的独特作用。艺术与传媒高校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创新、社会服务以及学科建设等众多职能。在艺术理论与批评领域，培养和造就新时代的艺术理论和批评人才，凝练和锻造中国特色的艺术理论和批评的框架与话语，发展和壮大与艺术理论及批评相关联的学科，并为推进新时代艺术与传媒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方面的支持，这些都是重构中国特色艺术理论与批评格局的重要工作。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承接着北师大百年艺术教育的传统，我们与相关高校和艺术传媒类期刊的从业者一样，理应义不容辞担当起建设中国特色艺术与批评新格局的重任。同时，我们也肩负着推进中国高校“双一流”建设的重任，即推进中国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的重任。作为艺术与传媒学科和学术的从业者，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的教师和学生理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样的使命，为中国特色艺术理论和批评的格局建设作出我们独特的贡献。
一、领导与领导者角色
美国前总统杜鲁门曾经说:“领导就是叫人做一件原本不想做的事，但事后却会喜欢它。”这句话一语道破领导的深刻内涵――它是一种影响力，一种360度全方位的影响力。通过这种影响力我们可以影响下级、同级、上级、客户甚至企业外部的所有人。
领导者担当着四种不同的角色：远景领导者，为组织及部属勾勒未来远景，以远景引领众人努力的方向；变革领导者，置身瞬息万变的时代，领导者不仅要灵活应变，更要顺应市场的变动，发动变革，进而创造改变；潜能挖掘者，领导者唯有设身处地地了解部属的期望、志向、看法和价值观，才能获得部属的支援。而唯有当部属支援领导者时，才赋予领导者真正的领导权利；价值创造者，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领导部属，创造价值。人们会追随抱持着“能做事”态度的人，而不是那些总是辩解事情为什么不能做的人，人们也愿意追随能创造价值的人，或者是让他们觉得自己很有价值的人。
二、领导艺术及其内容
领导之所以被称为艺术，在于它是领导者智慧、知识、胆略、经验、品格、作风、能力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体现，这些因素贯穿于领导活动的全过程。由于领导者担任着四个不同的角色，所以领导艺术大致可分为倡导企业文化的艺术、用人的艺术、提高企业绩效的艺术。
1.企业文化的艺术
领导者有责任引导企业文化的建立。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的价值观为“小胜凭智，大胜靠德，认真做事，诚信做人。”经营理念为“做企业，思路决定出路，布局决定结局，吨位决定地位，心态决定状态，脑袋决定口袋，胸怀决定功勋。”牛根生的价值观与经营理念体现在蒙牛集团的企业文化为“与自己较劲；聚精会神搞牛奶，一心一意做雪糕。”由此可见，企业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领导者的价值观。倡导企业文化艺术的关键在于：领导人要在企业中树立符合企业目标和社会利益的正确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所体现的一定是领导者的原则和信念，而这种原则和信念必须为大多数员工所了解和接受。
2.用人的艺术
企业竞争的关键之一就是人才竞争。领导者的用人艺术表现在企业聘用人才的原则上。蒙牛的用人原则是有德有才，破格重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限制录用；无德无才，坚决不用。
用人的关键与基础在于识别人才，要从各个方面综合评价一个人的能力。领导者在选拔人才的制度方面应考虑周全，根据具体职位要求挑选与之相应的人才，做到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合理使用人才，就是要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企业家应该知人善任，根据员工的实际能力分配工作，使员工在适当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要做到有容人之量。企业家既然要用人，就应该以信任的态度，让下属放手去干，充分发挥其主动性、创造性和聪明才智，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下属出现过错时，要宽宏大量允许下属犯错，甚至可以代其认错，并且也给下属再一次工作的机会。
3.提高企业绩效的艺术
提高企业绩效的手段有很多，主要可以归纳为授权、沟通、激励。授权，就是领导者把一部分权力授予下属，为其提供完成任务所必需的一种手段。但现实中往往领导者只授责而不授权，使员工在执行命令时名不正言不顺，受到诸多限制，最终导致任务失败。因此授权的关键在于职、权、责三者的统一。
蒙牛集团的管理观是98%法则，即品牌的98%是文化，经营的98%是人性，资源的98%是整合，矛盾的98%是误会。从蒙牛的管理理念中可以发现，影响企业绩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内部或人员之间沟通的失效。人的行为是由思想支配的，没有思想上的统一，就不可能有行为上的一致和协作。沟通的方法有很多，如对话、聚餐郊游等。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沟通方式，都要做到平等相待、以诚相见，实事求是。
提高企业绩效依赖于下属的努力工作，激发下属工作积极性的途径便是激励。GE的前任董事长杰克韦尔奇无数次向公司员工发出手写的整洁醒目的便条来鼓励和鞭策他们。他利用便条能给人以亲切和自然感的特点，巧妙地对员工施加影响。激励的基本原则在于公平，根据员工实际的绩效进行，突出员工的价值，不但有激励也要有惩罚，做到奖惩相结合。
三、总结
领导艺术是人性化的行为艺术，根据领导主体的不同，进而产生不同的组合。领导者若能灵活运用领导艺术，引领企业文化，开发员工潜能，改善企业绩效，便能促成企业使命及总体目标的实现。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172（2017）Ol-0132-05
党中央于2006年正式颁布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试行）》，既决定了艺术院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重要性必要性和地位作用，也对艺术院校具体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领导和教育管理工作者如何“熟悉校情、了解师生、重视教师干部队伍建设、关心干部成长且知长明短、切实提高艺术院校人才质量”以及如何与时俱进地丰富“上中基层”干部教育培训内容、创新方式方法、提高干部教育培训效果等提出了新的要求。
根据党和国家对高校育人工作的要求和期望，针对新时期艺术院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笔者以“木桶理论与艺术院校干部教育培训层次性相关性分析”“借鉴理论熟悉特点丰富艺术院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内容”和“优化教育培训方法务必坚持木桶理论与扬长避短辩证思治”为经纬，期望在归纳同行体验经验的同时，明示自己的一孔之见，若能引起专家学者的关注与共鸣，也就达成了自己爱岗敬业和潜心钻研的目的与初衷。
一、木桶理论与艺术院校干部教育培训
（一）木桶原理及其发展
上世纪40年代，为提高企业整体销售业绩，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选择最优秀业务员进行培训时，被公司总裁阿佛雷特・小斯隆列为重点培训人员的加拿大留学生劳伦斯・彼得却搬出木桶给总裁建议，让业绩最少的那一部分业务员接受最好的培训，总裁采纳建议两个月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汽车销量不但回升而且还超过了原有水平，这就是后来风靡全球、著名的木桶理论。“木桶理论”简单形象，是指用木桶盛水时，如果构成木桶的木板长短不一，其最大盛水量则由最短的木板决定，所以又称其为“短板效应”。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互联网沟通交融便捷化，木桶理论在全球范围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沿木桶理论深入探讨和实践应用的兴致。时至今日，人们在研究和使用木桶理论解决企业、社会管理、教育培训等各项T作实际问题时，也先后出现一些不顾条件和环境而一味地作“长板”“短板”比较，或者一直在“补短”上下功夫等情况，有些单位或企业万般努力其结果却始终不能令人满意，有的甚至花费了大量时间和金钱，得到的反而是越来越茫然和找不到发展方向。慢慢地，人们又开始把眼光投向“木桶理论”的引申研究，认为：除最短的木板决定盛水多少之外，木桶能够装水的多少，第一，还由木板和木板之间的紧密度决定，在单位和企业中就是团队的凝聚力会决定团队的业绩；第二，还由桶底的大小决定，即在一个团队中的表现，就是领导者的格局的大小，通常，大格局的领导者可以开创不一样的局面，小格局领导者的能力再强也不能够开创很大的局面；第三，还由最短的板能否更换升级决定，即在单位或企业里，领导集体或履行主体责任的主要领导干部能否时刻关注本单位的短板，并且能及时纠正和训练短板，避免员工安乐于短板现状，从而整体提高队伍素质和工作效率。这，也就是目前所说的“新木桶理论（也称作反木桶原理）”。至于网络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参与者，有人认为为了往木桶里注入更多的水，不妨将木桶向长板方向倾斜等研究思路，以笔者拙见，这类思考属于特例研究，有合理性，但暂无教育管理“中观、宏观”层面的指导意义和面上推广应用的可行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无论是木桶原理，还是新木桶理论，它们都是为找出事物发展的关键，而以木桶为模型，系统地研究事物的长处与短处、全局与局部、整体与个体的关系，从而制定出科学可行的发展方案，促进事物向积极的方面转化，取得最好、最优的绩效。
（二）艺术院校干部教育培训对象的长短分析
与木桶理论针对板的长短、木板间的紧密度、桶底大小和随时代变化其板材是否及时升级的道理相似，认真开展艺术高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一方面，对参训的领导干部要有熟悉学校各方面情况进而加强教育、管理、服务工作针对性要求；另一方面，要客观分析艺术院校干部教育培训对象的长与短，只有组织上和当事人明确学校队伍建设和领导干部个人之“短”，才知道干部教育培训的学习重点和目的要求。
熟悉学校和岗位要求情况应当成为参训对象之“长”。尽管艺术院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会依干部教育培训的目的不同和参与教育培训的上层、中层、基层教师干部（包括党员学生干部）对象不同，而在内容、时间、要求等方面会有明显差别，但不管参与干部教育培训的是哪些层级哪些对象，学校对凡是在艺术院校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领导岗位上工作且能列为参训对象的教师干部，对他们都有一个最基本的最重要的要求，就是必须：熟悉学校热爱学校；熟悉艺术院校专业设置、教学科研、学科发展、学生工作、师生社会实践、为艺术师生服务等教育教学管理规律，尤其要了解和掌握艺术师生的特点与优势和缺点与不足。譬如，社会上评价高校艺术师生，有一种较为流行的评语，就是从事艺术教育艺术工作的人，往往是“缺点、优点”双突出的人物。从事艺术工作的高校师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感性多于理性，形象思维强于逻辑思维，一方面，艺术师生基于对专业的执着和热爱久而久之便养成了情绪化的冲动和对某些不感兴趣事物的漫不经心；另一方面，艺术专业学生在理论联系实际、操作表演方面的要求特别高，许多时候艺术生的学习压力要远比很多理工科院校学生的难度和强度要大得多，也就是说，艺术生演艺成就辉煌的光环背后，他们往往比别人多流淌了辛酸和汗水，而这类情况，对于不知情的普通人来说，通常是很难理解的。
让参加艺术院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专家学者型领导干部知长论短，绝非易事。现实生活中，艺术院校参加干部教育培训的对象u价他人时口若悬河，一个不胜过一个，但真要客观准确地认识自己时，则很容易以玉掩瑕，因为知己知彼时，知己是件最为困难的事情。殊不知，艺术院校的领导干部普遍意义上的“短”，就是“关心时事政治”和提高自身思想政治素质。想当初，艺术院校配备各级领导干部之时，的确同步考虑了专家数量、年龄梯队、先前业绩、性别比例、发展潜力、学历和学缘结构，这些都是前提和相对稳定的指标权重，但当各级领导干部上任之后，干部便都处在了一个教育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动态工作平台和各种情况不断变化过程之中，如同改革催人奋进和不进则退的道理一样，这时艺术院校和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保持清醒：一是组织上和当事人自己有必要关注“长”与“短”会随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干部本人与岗位要求的适应程度到底如何，各级领导干部应时常提醒自己，想必于集体于个人都是一种利好；二是艺术院校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从事专业教育教学T作的专家学者，许多同志谈专业眉飞色舞，言政治底气不足，后者，明显是“短”。作为学校各级部门中的负责人，其长与短，他人一看便清清楚楚，但许多时候，当事人自己却仍时不时地浑然不知，如果参与干部教育培训的对象，都能自觉养成审视自己“长处与短处”分析习惯的话，知道单位或个人的板材板质、长与短和底面宽窄，那么，许多教育教学和管理工作中的难题，便可迎刃而解。
新时期新情况新变化，常常会告诫参与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各级领导干部，有的放矢地进行技术和职业培训是干部教育培训的参训重要条件，但不是参训的必要条件，其必要条件应当是进行“思想政治素质”的培训和提高，是强化党的方针政策执行力的培养教育过程。对艺术院校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参与干部教育培训，就是要：坚持把党的德艺双馨育人之“道”摆在首位；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守社会主义育人阵地；坚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决抑制低俗代替通俗；坚持言行一致和榜样示范、并经得起群众评判和历史检验；坚持抓教学科研育人工作既弘扬主旋律高唱正气歌，但同时必须“接地气”和“抓铁有痕”。
二、着力丰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内容
木桶理论中的“木板、桶身、桶底”要素，能给艺术院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以深刻启发。笔者认为，从事此类教育培训工作的广大同仁，完全能够在品味木桶理论给人启示的过程中，催生丰富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内容的想象力和执行力。
基于木桶理论的艺术院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启示，主要有三点：
第一，“木板”这一基础，既决定着领导干部个人是否有履行艺术院校教书、管理、服务育人且与其主管范围和权责相符的能力与水平，也影响着学校重要人事安排是否与学校育人目标和发展要求相匹配。众所周知，组成桶身的各块木板正如艺术院校的基础竞争力，木板越长、木桶越深，装的水就越多，艺术院校的竞争力就越强。相应地，艺术院校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各种能力就是执政的重要基础，每位领导干部尤其是各二级部门的党政一把手，必须逐渐增强自己的宏观统筹能力、发展定位安排、克服困难的能力勇气和办法、学习计划、执行控制、综合管理、统率三军（政治T作、业务发展和后勤保障）、团结协作和合理借力能力，作为领导干部个人而言，这属于材质内容，但作为整个学校来说，每位干部实质上就是一块块长短不一的木板。深化这种认识发现，艺术院校还需要把各块木板做宽、做厚、做实。做宽，就是要求我们的“木板”，即各部门、干部必须拓展视野，精通各个专业的知识，这样直径才能变大，盛水量才能增加；做厚，就是要向深度发展，不但要精通各个专业的知识，还要对某一个专业有较深的造诣，这样才能承受更大的压力，才会变得更保险；做实，就是要脚踏实地，去掉浮躁，这样才会避免漏洞，才不会有“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等问题发生。
第二，“桶身”这一核心，决定着艺术院校各级领导干部的“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强弱以及个人与任职岗位问的适合程度。木桶能否发挥容水的功能，除了需要坚实的木板外，木板之间的缝隙也起着决定作用。一个木桶的木板间若有缝隙，那么无论木板有多高，水也会通过缝隙流出。从广义角度推演，艺术院校的每个部门、每个组织、每个人都是一块木板，部门与部门、领导与领导、领导与干部、干部与干部之间如木板之间一样，它们之间的协作和联动若出现缝隙，则“木桶”非但不能容水，反而会使学校发展受到影响。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尤其是党员主要负责同志要有大局观和整体意识，少些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人与人问的合作共事多些理解支持、少些个人算计，使用人才坚持用从之长容人之短，同时，作为桶身这一核心，业务型专业性强的领导干部也要争做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工作的行家里手，争取成为既会平面媒体也会网络宣传的舆论导向高手，各级领导干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加固木桶木板问的紧密度、增强单位的凝聚力向心力必然成为趋势。
第三，“桶底”这一关键，决定着领导干部能力水平及其大显身手的能量和容量。如前所述，决定木桶能否容水、能容多少的水，桶底是关键。近年来，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艺术院校招生较为火爆，某些院校面对机遇和诱惑被表象充分头脑，盲目扩大专业和兴办专业，唯招生马首是瞻，导致部分艺术院校畸形发展，大量扩招，千人一面，缺乏特色。有的院系或专业，师资不够时便采取借他校、借演艺团体文化艺术T作者的办法来填充。学校一味强调扩招，讲“就业指标”和“市场现实需求”，看似拓宽了学校的发展前景，实则窄化了艺术学院发展的空间。分析各种各样情形，虽然个别学校和某些主管领导当初的出发点让人挑不出多少毛病，所表现出来的，也可能仅仅是不太冷静，但最终结果，实际上是对学校、师生都不太负责的表现，其问是否有决策草率、个人政绩观和表现欲作祟等问题，只有当事人自己才最为清楚。
从木桶“木板、桶身、桶底”三个视域分析艺术院校材质现状后，再行梳理干部教育培训的内容筛选，思路骤然变得清晰了许多。以笔者之见，艺术院校干部教育培训内容，依问题导向的急缓状况，其内容选择，可作如下考虑：一是要按照党的十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认真把艺术院校的普法教育和依法治校摆在重要位置。其中，既要把艺术院校制定的章程中各项条款切实落到实处，又要把增强艺术师生的法治意识和加强演艺作品权益的法律保护工作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尤其是后者，作品权益的法律保护与艺术院校师生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许多艺术师生维护自身作品权益之时却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侵害他人的著作权。二是要把反腐倡廉和各级领导干部争做德艺双馨艺术领域里的领军人物作为艺术院校的一种文化加以建设和推进。不能只将这些内容仅仅成为宣传口号，只让其挂在墙上或说在嘴上。三是要按中央的要求认真抓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教育、法律约束和民主监督工作。一方面切实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另一方面要用组织制度有效避免有权有话语权的个别领导干部的“对党伪忠诚”现象发生。四是要把转变大小机关工作作风的工作抓紧抓实，认真纠正和杜绝门难进、事难办、不给钱不办事、少给钱慢办事等不良风气，还艺术院校的美好声誉和良好生态。五是要广泛宣传并严把干部提拔任用和能上能下关，严禁干部带病提拔，坚持庸者下、能者上，同时，要把中央自上而下层层实行的政治巡视工作和由此建立起的纪检和巡视工作制度创新的事实，及时告诉艺术院校的领导干部，切实起到尊重规律和法律、敬畏规律和法律的警示作用和行为自觉。当然，艺术院校对各类干部实施教育培训工作时，一定会根据参训“上、中、基层干部”的不同级别，而酌情安排和强调各自不同的教育内容侧重点。
三、努力创新干部教育培训方式方法
艺术院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既是高校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工作内容，也是学校按党和国家要求给各级领导干部及时“补钙”、按需“充电”的现实需要。其问，最重要的思路和方法，就是要创新干部教育培训的方式方法，将木桶理论中“补短板”方法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扬长避短”相结合。对艺术院校各层级领导干部以及教师的教育培训工作，要努力做到“七个坚持”，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武装广大干部的头脑，坚持用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作引领，坚持灌输和引导相结合，坚持理论联系艺术院校师生员工的实际情况，坚持依法治校，坚持正负激励，坚持对领导干部凡不符合任职岗位要求之“短”组织上必须专门安排人力物力和时间及时为其“补”起来。若能如此，艺术院校的统筹决策、人才培养、科学管理和可持续发展，便会出现既有人力资源保障、又有政策制度支撑的良好态势。
搞好艺术院校各层级干部的教育培训工作，创新方式方法时必须注重“问题导向”和“前提限定”，该“补短”的必须补；该“扬长避短”的就应该把重点和精力放在“扬长”和“避短”上，这就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将某些人视“木桶理论的补短法”和传统文化“扬长避短法”为悖论的情况加以了澄清，事实上，二者并非相悖，而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只不过是在不同情况下强调不同方面重要性时的不同方面而已。
基于艺术院校干部教育培训方法创新通常与不同高校不同时期不同教育培训对象和主持教育培训工作责任人的认知角度、高度和知识能力紧密相关，于是，干部教育培训的方式方法一定会呈现出原则性和多种多样倾向。尽管艺术院校各家均有各家的妙招，但以下三点方式方法上的主张，却始终具有指向性和实践中的操作借鉴性：一是培训内容从标准化转为个性化。实践中，某些艺术院校的干部培训就像给学生上课一样，运用统一的模式，采取统一的进度，不考虑实际情况中参差不齐的干部队伍水平，这不仅增加了干部培训的成本，而且效果也不人人意。有的艺术院校，还将培训作为一种给各层级领导干部的福利来使用，以这种方式“奖励”给表现相对出色的干部。这种培训虽然能够满足部分干部的需求，但不能使大部分干部的能力得到有效提升。对此，要勇于纠偏，应实行个性化培训，针对各层级干部的特点和差距，有针对性地制定培训内容，同时，开展丰富多彩的全方位培训，培训内容不一定仅与干部当前的岗位工作相一致，应着眼于学校和干部的长远发展和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要合理保持干部的培育量、储备量和使用量。二是既要整合优质教育资源，又要强调榜样示范的教育培训效果。对于“短板”而言，“长板”就是他们心中的一面旗帜、一个航向标，“长板”们的行为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短板”的行为。“长板”就是优秀干部及其示范引领作用，她能有效地促进干部队伍的团结上进。据此，艺术院校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前，学校组织部门应当把“善于挖掘、整理优秀干部的成功经验”工作提前做好做细，使之运用恰当，努力使优秀干部的智慧和能力迅速转化为全体参训干部的智慧和能量。三是务必注重艺术院校干部教育培训的机制建设和“桶箍”作用的发挥。木桶能否有效地容水，除需要坚实的底板外，还将取决于木桶的“桶箍”及其作用发挥。对艺术院校和各级领导干部而言，艺术的鲜明个性难免或多或少地被带到学校及院系各层级教育教学、人才培育和管理育人工作之中，对此，必须强调党的纪律和办事规则，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个性服从党性的原则立场，强调各部门协调配合和围绕学校育人目标各相关部门的主动作为是责任使然。各业务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之间的协作与联动，就是学校干部教育和使用机制建设中的重要环节，围绕共同目标所形成的这种机制，便如同木板之间的衔接和桶箍，既是艺术院校文化建O的重要内涵，也是各级领导干部思想政治业务素养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客观展现。
结语
摘要：为了适应部队人才模式的转型，本文明确了领导科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指向，阐述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路，对课程教学内容改革和教学方法改革进行了深入研究，对网络课程建设改革的功能模块进行了分析。领导科学课程教学改革对于培养和锻炼学员第一任职岗位必需的领导管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 ： 教学模式；教学改革；领导科学
中图分类号：G423.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23-0258-02
基金项目：总装某部科研资助项目（2010SY4308002），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资助（2005038514）。
作者简介：夏良华（1970-），男，江西新建人，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装备保障、装备健康管理理论与应用。
0 引言
《领导科学概论》是装甲兵工程学院本科生领导管理基础必修课程。本课程的根本任务是研究领导活动与领导过程普遍规律、基本原理、一般方法和主要职能，讲述领导科学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1]。本课程对于学员了解领导科学的基础知识，掌握领导科学的基本内容和方法，培养分析解决领导活动与领导过程相关问题的能力，提高领导艺术和领导管理素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课程是学员后续学习领导管理基础模块其它课程，高质量完成模拟营连任职等领导管理实践锻炼，全面提高自身领导管理实践能力的重要理论基础，也是学员毕业后开启部队基层任职经历的重要支撑。
1 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指向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为了贯彻学院教学模式转型规划，《领导科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的目标指向与以往相比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即由原来的“面向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变为“基于人才模式转型”。这种变化不只是描述字词的改变，而是教学模式改革目标的根本转变[2]。基于人才模式，要求课程教学输出的人才直指基层部队迫切需要，紧紧围绕部队和装备保障的新形势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贴近部队的实际，培养具有良好的领导管理能力素质的初级指挥人才。
对于《领导科学概论》这门课程而言，根据领导管理类课程和授课对象的特点，课程教学改革思路及目标如下：瞄准培养装甲部队一线带兵人，以提升学员领导管理能力和素质为主线；贯彻“教为主导、学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教员是课程教学的启发者、设计者、组织者和推动者，学员是自主学习的管理者、思想火花碰撞的贡献者和素质能力培养提高的受益者。目标是为学员适应第一任职岗位打牢领导管理基础，在帮助学员树立领导大局观念、培养领导系统思维、形成领导角色意识、培养领导风格品质、训练领导方法技能、提升领导管理能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2 课程教学模式改革
除了目标指向和教学理念的转变外，教学模式改革主要包括教学内容改革和教学方法改革。
2.1 教学内容改革
《领导科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选取采用“追踪领导科学、注重普遍规律、突出实践应用”的思路，紧紧围绕领导科学这一核心，以领导科学基本规律与原理、领导科学方法与艺术、领导决策、领导测评等为核心组织内容。广泛吸纳、借鉴管理科学等相关学科的最新理论成果和实际案例以求启发思维或相互印证。内容选取的落脚点放在人类各种社会组织的领导实践活动中，通过实例体现理论的应用方法和应用效果。教学内容安排采用“理论引导、思想借鉴、情境模拟、实践锻炼” 的思路展开。
首先，本文突出课程教学意在打牢人才领导管理理论基础这一基本定位，将教学内容分为认识论、方法论和实践论三个主要模块顺序安排，注重各模块之间的继承性和转化关系。其次，根据人才模式变化的要求，构建了科学的教学内容体系，主要包括6篇：基础篇、思想篇、方法篇、艺术篇、智慧篇和测评篇等。第三，强调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有机结合，教学内容突出领导科学工作的实际特点、要求、方式、方法等。
各部分教学内容层层递进，联系紧密，遵循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认知规律，形成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融合的内容体系。
2.2 教学方法改革
《领导科学概论》课程教学采用案例式、启发式、研讨式、情境式、模拟实践式的教学方法体系[3，4]。课程以大量的案例、领导管理游戏、角色扮演、领导管理挑战等形式展现各种领导管理思想、领导管理原理的精髓，使领导管理理论更贴近实践，具有生动性、启发性、趣味性和可操作性，避免了从理论到理论的说教模式，从而使学员从中更好地领悟领导管理的真谛。
课程教学方法注重引入领导工作中的丰富案例，结合案例分析理论，应用案例验证理论，使学员在理解理论的同时，学会灵活运用这些理论解决实际问题。为强化能力培养，课程拟安排一定数量的、学员参与的专题研讨和模拟实践环节，学员可以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自主分析、自主设计、自主实践，在教员的指导下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效果，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观能动性，全面加强领导管理能力素质培养[3]。
以领导艺术专题研讨为例，教学方法设计思路是：通过本次课学习，使学员复习领导艺术的特征和类型，明确领导艺术的知识要点；掌握领导艺术的运用方法；初步具备一定的运用领导艺术的能力，能够灵活应对、稳妥处置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并妥善处理各个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一定的哲学修养和理论修养，培养领导的风格与气质。要达到上述目的，一要引导学员大量阅读课外书籍，丰富自己的知识面，总结归纳出一些领导艺术，对比分析教员课上总结的内容，进一步加深对领导艺术的理解。二要结合通过询问、走访等多种方式，深切体会领导者的领导艺术，并由学员骨干课下组建研讨小组，共同探讨伟人、名人的领导艺术。
本次课分为三个教学环节实施，一是案例导入，二是理论讲授，三是课堂研讨。其中：
①案例导入：引入1~2个案例，使学员沉浸在领导活动中领导艺术的情境之中，领悟领导者领导艺术的魅力，充分激发学员深入学习的积极性，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以兴趣为诱导可以确保学员的学习效果良好，为理论讲授奠定良好的基础。
②理论讲授：在案例营造的情境中，教员适当提升讲解层次，注重体现领导者的综合素养，结合案例，引导学员升华思想，提高层次，理解领导艺术的特征。在理论讲授过程中，教员让学员深入分析案例中领导者运用领导艺术的特点，探讨领导艺术的内涵与具体运用，加深学员对领导艺术的理解。
③课堂研讨：国内外著名军事家治军、指挥等活动中领导艺术。1）提前布置课堂发言内容。以“国内外著名军事家治军、指挥等活动中领导艺术”为主题，让学员选出1~2名代表，提前做好资料收集工作，并在课堂上进行主讲，时间控制在10分钟之内；要求制作PPT。2）可以邀请院内在职或已退休的领导以及院外有关领导，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为学员诠释如何在工作中运用和发挥领导艺术，强化学员合理运用领导艺术的意识。3）发言讨论。学员代表主讲后，其他学员可自由补充发言，时间控制在5分钟之内。4）教员点评。教员结合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和学员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点评，引发学员思考：领导艺术要和个人实际紧密结合、领导艺术要与时俱进，领导艺术是潜移默化形成的。时间控制在5分钟之内。
3 网络课程建设改革
网络课程是《领导科学概论》课程教学改革的重要支撑，必须与课程教学改革相适应、相配套。网络课程建设必须注重学员的自主学习、知识的拓展学习和学习效果的评价等功能建设，相应突出各个模块的设计。网络课程建设改革重点在于教学内容模块、考核评价模块、讨论交流模块、学习导航模块等模块的改革与建设。
3.1 教学内容模块
教学内容模块是《领导科学概论》网络课程的主要内容，包括教材库、素材库、试题库及基本信息，涵盖了全部知识点。通过文本、图片、视频、多媒体等多种手段把《领导科学概论》的理论转化为便于理解的形象演示。使教学内容变得更加易于学员接受、掌握，通过提高学员的主观能动性来提高其学习的兴趣，以达到网络教学的目的。教学内容模块还包括课程组编写和收集的《部队基层管理情景汇编》、《领导管理技能训练方案》以及《军队基层管理案例集》等。
3.2 考核评价模块
考核评价模块的设置使学员能够通过网络自主式学习的方法来完成学习任务，以每讲知识点为源头，设置问答题、简答题、名词解释、填空题、案例分析题等题目，可以自组卷进行自测自评，对出现的问题可通过讨论交流模块来进行答疑，也可使教员对学员的学习情况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以便更好地开展教学活动。
3.3 讨论交流模块
讨论交流模块是“军队院校网络教学应用系统”提供的强大的互动教学方式，利用平台提供的电子公告牌、教师信箱、问答天地、疑难解答等和学员进行实时或非实时的交流，使问题解决的途径更高效，实现网上与学员进行交流，产生互动，提高网络课程教学效果。讨论交流模块鼓励学员拓宽视野学习，多渠道获取、丰富领导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理论知识。学员可把从电子书籍、电子期刊、数字图书馆、教育网站和电子论坛等获得的信息资源拿到讨论交流模块用于研讨和交流，培养自主学习、资料查询等能力。
3.4 学习导航模块
学习导航模块是“军队院校网络教学应用系统”提供的强大的自主学习的手段。《领导科学概论》网络课程建立了本课程的内容检索、路径指引以及内容展示、相关资源等，通过左面章、讲目录树，学员可以清楚地了解该课程完整的知识体系结构和现在所学的内容在整个知识体系中的位置，便于学员掌握教学内容间的内在联系。学习提示部分为学员提供了本课程的重点、难点和学习方法，以及每一讲相关的知识点，使学员能够有的放矢地进行学习。
4 结束语
领导科学课程教学改革对于人才模式转型输出非常重要。通过改革，一是能够坚持以提升学员领导管理实践能力为本位，通过案例分析、研讨交流、模拟实践等教学方法，设置情境让学员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加强学员的主体性和积极性；二是能够以部队领导管理实践驱动教学进程，建立多渠道、多形式的开放教学方法体系，培养和锻炼学员的领导管理技能和团队协作能力。
参考文献：
[1]刘银花，姜法奎.领导科学[M].三版.辽宁：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文艺运动的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对当代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加速发展的今天，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我们通过重温《讲话》经典，纪念诞辰120周年，对继续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实践需要和文艺发展规律双重视角重新审视《讲话》的历史背景
《讲话》的形成不是偶然的，其孕育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抗日战争以来，党中央领导同志通过与一些文艺工作者的交往和接触，发现在文化工作中存在不少唯心论、教条主义、空谈等问题。为了给文艺工作一个明确的方向，党中央一直非常关注文艺发展的最新动向，并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党的文艺政策。在的提议下，中央决定于1942年5月召开延安文艺界座谈会，拟就作家的立场、文艺对象、文艺政策等问题交换意见。为了准备这次会议，给许多作家艺术家多次写信或约谈，听取了几十个人的意见建议。《讲话》正是在回应文艺运动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批判当时流行的模糊和错误认识的背景下诞生的，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从时代背景看，新民主主义革命迫切需要文化战线上的有力支持。到1942年，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已经进行了5年，中日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在敌人的进攻之下，中国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倾向在加重，对人民的革命要求进行压制，阶级矛盾也进一步加剧。为了鼓舞抗战军民斗志，加强团结，反对分裂，不仅需要军事上的胜利，而且需要文化上的大发展。
从革命文艺自身发展状况来看，革命文艺运动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点。以前的文化战线，主要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同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之后的文化战线，无产阶级文化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的斗争，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等文化艺术领域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但是，它没有和革命战争完全结合起来，没有摆正革命文艺在革命事业中的位置，以致没有能够很好地服务于革命事业。
从文艺家群体来看，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理论水平和文艺素养亟待提高，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亟待解决。许多文艺工作者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积极投身革命，他们的经历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创作风格和文艺主张也不同，因此产生分歧是难免的。另外其水平也参差不齐，由于部分人没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常识，不了解人民大众的情感、愿望和生活状况，自然在其创作中充斥着形形的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当时，从著名作家到一般文艺工作者，或多或少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认识和做法。
二、从整体上准确把握《讲话》的基本思想
《讲话》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创造性地解决中国文艺运动的矛盾问题，内容非常丰富，其基本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1.重新确立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文艺路线——解决文艺“为什么人”的立场问题。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应该为最广大人民服务，而不是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似乎已不成其为问题，其实不然。认为，很多人并没有真正坚持这一文艺路线，在实际行动上背离了为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服务的立场。表现在文艺创作中，要求放弃无产阶级的领导，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文艺要为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最广大人民服务，就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成分十分广大的国家，延安文艺界的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非常浓厚，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关注和表现的也主要集中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他们的立场也就往往站在小资产阶级上，对于工农兵群众的缺点冷嘲热讽，结果是不能引导和教育群众。《讲话》批判了这一错误倾向，重新确立了为最广大人民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
2.阐述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艺的源泉——解决文艺的源流问题。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文艺工作者就要接触群众、了解群众、表现群众。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意识是存在的反映，文学艺术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文艺的根在人民的生活。“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1]P860文学艺术源于人民生活，革命文艺家应求教于人民生活，因为这是唯一的源泉。但是文学艺术有其发展的历史，古人和今人的优秀文艺作品和文艺传统，作为间接经验，也是革命文艺家需要学习的。
3.阐述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解决文艺“如何为人”的方法问题。只有熟悉群众，了解他们的情感和生活，才能够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和典型的社会环境，才能使群众觉醒，鼓舞群众斗争。《讲话》提出，“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1]P864。《讲话》还就当时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是服务于普及还是服务于提高，也作了回答。他认为当前工农兵迫切需要的是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先普及，然后才是提高，二者要结合起来，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从群众中来，才能到群众中去，更好地服务群众。只有在与群众的结合的过程中，文艺家才能解决文艺“如何为人”的问题。
4.阐述文艺是从属于政治——解决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一部分作家存在不同的认识，文艺座谈会第一次开会，就这个问题讨论很激烈。在这方面，萧军是一个典型，自1938年到延安，他就表示不同意延安的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萧军第一个讲话，意思是说作家要有‘自由’，作家是‘独立’的，鲁迅在广州就不受哪一个党哪一个组织的指挥……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2]P54因此，在《讲话》中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文艺从属于政治，同时也对政治产生极大的反作用，没有脱离政治的艺术，没有超阶级的艺术。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党的文艺工作服务于党的整个革命事业，这就有力地驳斥了艺术完全独立于政治的主张。由此，也提出了建立文艺界统一战线，在抗日、民主、创作风格上与非党文艺界人士团结合作，并进行必要的斗争，以解决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
5.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解决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当时文艺批评领域的斗争相当激烈，提出了许多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例如，有人说延安不顾青年人的人性，主张抽象的人性论；有人提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关于歌颂光明还是暴露黑暗的问题，大体上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这一派是主张歌颂光明，而另一派陕甘宁边区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是主张要暴露黑暗。按照唯物辩证法，按照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如何认识这些问题？《讲话》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为第一标准，艺术标准为第二标准，两个标准不能相互替代。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因此必须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又反对没有艺术性的艺术品。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以此为基础，重点批判了文艺界存在的错误政治观点的倾向。例如，人性论者鼓吹的人性往往是资产阶级的抽象的人性，他们并不承认无产阶级的人性；一些文艺工作者把爱作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这也是抽象的，在阶级社会不存在抽象的人类之爱，求助于人类之爱，彻底放弃阶级斗争，理论上是错误的，客观上认同了统治阶级颇具欺骗性迷惑性的理论，无助于人民解放事业。
三、《讲话》的现实启示
《讲话》捍卫了文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批判了当时延安和各根据地流行的错误文艺理论，为文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并对新形势下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1.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领域也处在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当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借助网络、影视、报刊、经贸往来等多种途径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及一些具体制度的不完善，导致社会中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价值观和社会思潮有相当市场，文化庸俗化、低俗化、媚俗化日益盛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终结论、淡化论时有浮现。“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舆论引导能力需要提高，网络建设和管理亟待加强和改进；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3]，等等。
文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其原因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同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而形成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之间存在差异和矛盾的内部原因，也有国际敌对势力长期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进攻和文化渗透的外部原因；既有受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意识形态的干扰，也有因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能遵循文化发展规律、还不够科学所导致。面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我们必须积极应对，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坚持为当代中国最广大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服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创造出反映波澜壮阔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发展的伟大作品，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风尚，满足人们快速发展的精神文化需要。
在现实社会中一些文化工作者还没有真正贯彻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还有一些人，或者不敢坚持，或者反对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在他们眼里，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等同于坚持“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的观点。实际上，这种认识是片面的有害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体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4]P663—664。以这一唯物史观观点为基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路线是正确的，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和发展。
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这是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在当代中国，就是要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历史上一切进步的文化创作生产都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创作方向反映着文化创作生产的根本立场，决定着作品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社会主义文化必然是人民大众的文化。而要真正坚持“二为”方向，就要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允许多种表现手法、多种艺术风格和流派存在和发展，满足社会各个群体阶层的不同需要。针对价值观多元化、社会思潮多样化、社会心理多变化，整个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的多元性、多样性、多变性特征的整体态势，一方面我们必须积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采取理性、开放、包容的态度，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整合各种大众文化、流行文化、消费文化、新媒体文化，在尊重社会思潮的差异性和合理性基础上整合各种社会思潮，形成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社会思潮多样并存的格局；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在文化领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抵制和批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和各种腐朽文化。“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说理的方法”[5]P231，用先进文化占领思想文化高地。
2.坚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着力提高创新能力
重读和学习《讲话》，我们应当学习的不仅仅是它的具体结论，更应该学习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照搬照抄马克思的字句。《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之作，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部生动的教材。它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也正如《讲话》中所说，“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1]P858。
从《讲话》的孕育、形成和贯彻运用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在文艺领域从文艺创作到各项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完善，都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主观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风气。“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1]P800。正是在《讲话》的指引下，许多作家在文学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出许多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艾青的诗歌，曹禺、夏衍的戏剧等。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工作者一方面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另一方面要学习社会，借助新媒体和现代信息技术，提高调查和研究能力，在熟悉群众、倾听群众、学习群众实践的基础上探索恰当的文艺表现方法，这样才能创作出合乎群众需要、受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理论与实践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必须坚持的原则。
3.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好与坏，在很大程度上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文化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地位如此重要，作用如此巨大。《讲话》指出党的文艺工作者应克服小资产阶级思想，自觉确立党的文艺工作服务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观点，与党外文艺工作者结成统一战线，以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在当代，学习《讲话》的基本精神，就必须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文化领导权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主题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多次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利用其在生产领域的统治地位，采取各种手段对社会成员进行思想控制，使其接受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也不例外。所以工人阶级要想获得解放，必须认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阶级性、虚假性，不但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而且进行文化斗争。列宁在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强调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性，反对工人运动的经济主义倾向，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自发的工人运动只会产生工联主义，提出把社会主义思想灌输到工人群众中去。由于俄国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政权，列宁更是强调要进行文化革命，确保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因为“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加强”[6]P326—327。巩固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才能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在革命战争年代，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领导人民展开不屈不挠的全方位斗争，不但在军事上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而且在文化上强调党的文化领导权。新民主主义，“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4]P698。正如《讲话》中所说，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军队，然而单靠军队是不够的，还要一支文化军队，党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式加强文化领导权。时至今日，党在文化领导权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基础上、在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过程中文化建设实践探索的基本结论，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丰富和深化，鲜明回答了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样的目标迈进”这个带有方向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党的十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我们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三贴近原则，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坚持这一道路，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是必然要求。为此，我们一要继续推进理论创新，吸收外来优秀文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应对西方意识形态进攻和国际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二要正视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阶层分化，积极稳妥解决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打牢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的物质利益基础，增强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感。三要积极顺应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背景下文化发展规律，不断改进舆论引导机制，完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发展现代传媒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增强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的吸引力。四要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管理体制，大力培养造就具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高素质文艺人才队伍；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使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做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马克思主义者；繁荣发展社会科学，培养造就包括具有世界影响的思想家、学者在内的思想文化队伍，巩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从而形成文艺人才队伍、党员干部、高级知识分子队伍三合一的人才格局，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胡乔木回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3]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新华社北京2011年10月25日电.
针对“择将”话题，报道的原文是――虽然缺“高峰”的原因复杂，但最重要的是文化单位常常被作为安置干部的地方。由这样的干部管理文艺单位，只怕日后“高原”都会变为“盆地”。然后是针对性的建议，希望领导部门选好配强专业文艺单位的领导班子，选拔有专业实践经验、德才兼备的从业人员作为后备干部培养。该文章把“有高原缺高峰”现象的“最重要”症结点明了，那就是缺乏懂行的文艺干部。甚至毫不避讳地挑开了“内幕”：“文化单位常常被作为安置干部的地方”。这些安置的领导往往既无专业历练，亦无文化特长，似乎只是为“解决职级升迁”而“到此一游”。由此令人不得不遗憾地推测：在组织部门眼睛里，文化单位“反正不重要”，让干部来“转一转”而解决职级安置，或许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唯独没有想到，文化对于民族素质和民族精神的塑造力，担责至伟。此岗位何其重要，并非可有可无。
由是常常禁不住“遥想当年”。想当年，总理、元帅等老一辈革命家，不但诗文俱佳，甚至还有表演天才，他们虚怀若谷，热情内行，与著名文艺大家打成一片，鼓励文艺家创造一流作品。这些打江山的老一辈革命家，会放弃“政治正确”吗？当然不会，但是对文艺的领导，岂能停留在简单的“政治领导”？他们太懂得和擅长“寓教于乐”，深谙文学艺术的多重功能，所以才会与文艺家和谐共舞。而相比现在的一些文化干部，由于缺乏艺术禀赋和专业素养，常常只顾“政治正确”，而忽视艺术规律。这就很容易加剧文艺界人际关系的紧张和艺术创造的衰退。此种例子所在多有，如今被一些政协委员归结为文化高峰难以攀登的“最重要”原因，甚至“预言”为“高原恐怕都会变为盆地”，这种猛击一掌、醍醐灌顶式的呼吁，值得深思和反思。
在这儿，我们不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之类的旧调重弹。能不能领导，怎样领导，领导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可以深入探讨的。但有一点恐怕容易达成共识，就是“内行”更容易遵循艺术规律，更容易懂得艺术家所思所想，更容易将心比心地珍爱艺术家的创造。
对延安文艺时间、空间的划分，学界有不同意见，为了方便行文和收集材料，本文采用狭义时空界定，把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1935年10月作为“延安文艺”的上限，下限则是1947年3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主动撤离延安。①我们将发生在这13年里的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文艺运动和文艺作品称为“延安文艺”。一般认为，狭义的延安文艺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开创和发展时期（1935.10-1942.4），后期是新文艺方向确立与完型期（1942.5-1947.3）。
延安文艺与苏区文艺和中国共产党存在着天然密切的关系，我们很容易把握延安文艺前后期的不同特点及其一脉相承的联系。简单说来，延安文艺前期是“多元共生”的境况，后期则是主张“工农兵方向”的时代或者用今天的话说是提倡“主旋律”的时代。由此形成文艺创作主体即艺术家包括作家生存的客观环境，其具体细节又直接作用于作家的主观精神，并制约了作家的创作和文学经典的生成。
通过对延安文艺前期艺术家及其文艺创作实绩的原生态考察，我们发现延安文艺队伍由三方面人员组成：一是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所属革命文艺队伍中的成员；二是从其他地区（苏区和白区）来延安的党的文艺领导和文艺工作者；三是从其他地区（苏区和白区）来延安的普通文艺工作者，包括有影响的作家、艺术家。延安文艺队伍的开放性质，为文艺社团建设、文艺创作实绩打下良好基础。
作家丁玲到延安时所受到的礼遇、茅盾在延安的4个半月的经历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文学史佳话。冼星海曾在日记里记载他到延安的原因和经过：“延安这个名字，我是在‘八·一三’国共合作后才知道的。但当时并不留意。到武汉后常见到‘抗大’、‘快公’招生的广告，又见到延安来的青年。但那时，与其说我注意延安，倒不如说是注意他们的刻苦、朝气、热情。正当我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寄来一封信，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聘我。我问了些相识，问了是否给我安心自由的创作环境，他们回答是有的。我问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他们回答说是完全自由的。我正在考虑去与不去的时候，‘鲁迅艺术学院’又来了两次电报，我就抱着试探的心，启程北行。我想如果不合意再出来。那时正是1938年冬天。”
1938年11月3日，冼星海和他的夫人钱韵铃乘着一辆华侨捐赠的运送药品的救护车到达延安。11日，八路军前方将领宴请冼星海。12月，冼星海完成《军民进行曲》歌剧。1938年3月，他花了6天时间完成《黄河大合唱》的创作。4月13日，由冼星海指挥的《黄河大合唱》首次公演。受到党的领导人、文艺评论家和所有观众的热忱欢迎和高度赞扬。
冼星海不仅受到政治、业务上的悉心关照，也在经济上享有优厚待遇。冼星海当时每月津贴是15元（含“女大”兼课津贴3元）。当时延安生活艰难，1938年的津贴标准为：士兵和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也是5元，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4元。惟著名文化人、大学者5-10元。1938至1939年抗大主任教员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徐懋庸每月津贴10元。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发的是延安的“边币”，一元边币可买两块肥皂或一盒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
当时的延安是革命圣地，其“刻苦、朝气、热情”曾吸引了许多作家艺术家，具备“自由的创作环境”，不合意可以“再出来”等宽松氛围，许多艺术家就是抱着像冼星海这样的心态投奔延安的。事实上，像冼星海这样的艺术家，到了延安，确实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不仅在当时的延安及其他根据地产生了广泛影响，至今仍然是中国的名曲之一。2009年9月14日，冼星海还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文艺队伍的开放性，还可以通过以下史实说明：1936年11月初，丁玲到达延安；1937年8月，周扬、艾思奇、李梨初、何干之、周立波、林路基抵达延安；1938年9月，何其芳、沙汀、卞之琳来到延安：1939年5月，萧三从苏联抵达延安……由三方面人员组成的延安文艺队伍，是开放的，是“刻苦、朝气、热情”的文艺队伍。三方面人员依据自己的专长和对艺术的理解成立了相关的艺术社团。这个阶段成立的文艺社团有60余个，基本涵盖当时所有文艺门类，同时又带有延安文艺的时代色彩和地域色彩。如戏剧方面的社团就有人民抗日剧社、民众剧社、鲁艺实验剧团、烽火剧团、战斗剧社、战士剧社、先锋剧团等。按艺术门类、按战争需要组成的这些艺术社团，对激活艺术创作、鼓励艺术创新、开展艺术批评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在组织民众、动员民众和服务战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队伍成分多元、艺术社团门类风格多元必然带来文艺成果的多样化。这个时期的文艺批评也具有广泛性、多样性、民主性和经常性。如1938年1月“关于诗歌朗诵问题的研讨”；1940年5月“关于文学才能问题的讨论”；1941年4月“陈企霞与何其芳关于诗的争论”；1941年7月“关于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引起的争论”；1941年8月“力群与胡蛮关于美术创作的争论”；1941年11月“杨思仲与魏东明关于果戈理评价的争论”……我们知道，适时和正常的文艺批评对艺术家、对读者观众、对社会甚至对文学理论本身的发展都具有积极作用。文艺批评对文艺创作具有一定的引导作用，体现社会对文艺创作的影响力；文艺批评可以影响读者观众对作品的理解：文艺批评对作品的文学价值观念产生影响与塑造作用。文艺批评通过对艺术作品的分析与评价表达出特定价值观念与理想，由此对社会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同时文艺批评的新发现可能被总结提炼成新的文艺理论，向既有的理论发出挑战。
延安文艺的品质乐观向上、生机蓬勃，带有革命英雄主义的浪漫色彩。而形成这样局面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党对文艺的领导。延安文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随行产物”④。党对文艺的领导通过多种方式体现出来，主导方式是以“指示”、“决定”发出的，要求各级组织贯彻执行。这在战争年代是必须的，也是有效的。延安文艺同时是对苏区文艺领导经验的发扬光大。苏区文艺领导经验表现在党直接领导文艺；组织文艺团队和活动的方法；文艺对革命斗争的配合方式；培养革命文艺人才；对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的指导和作品的收集整理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党的领导人个人文艺素养、人格魅力对文艺带来的直接影响。
以“指示”、“决定”的主导方式领导文艺生产，带有强烈的战争年代的色彩，同时又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风和领导特色。这在延安文艺开创和发展的前期为吸引人才，培养人才，繁荣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动员民众，服务战争，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没有接触到延安文艺原生态材料的时候，许多人可能会存有一个简单的想法，以为延安文艺是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这种看法显然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延安文艺前、后期的发展有一个合理的轨迹，如果说前期“多元共生”是原生态的必然体现，那么后期的确立新方向、强调为工农兵服务也是原生态的必然体现，其中的变化存在一个渐变、复杂化的过程。
我们从文艺队伍建设、文艺社团建设、文艺创作实绩和文艺领导四个方面来分析。后期的文艺队伍、文艺社团的开放性与前期没有大的变化。以文艺对外开放大事为例：据《延安文艺大事记》记载，前期有1936年7月，在保安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1939年，老舍作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表。随“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抵达延安；1940年2月14日。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三厅领导的中国电影制片厂西北摄影队，为拍摄《塞上风云》外景路过延安，15日、接见电影队，16日边区文化界与电影队座谈；1940年3月初，四川旅外剧队抵达延安，先后演出《雷雨》、《抓壮丁》等剧目。延安文艺后期，1945年1月1日，鲁艺举行毕加索画展；同年同月10日，边区文协电唁法国作家罗曼·罗兰逝世；3月6日电唁阿·托尔斯泰逝世；1946年7月，中央党校俱乐部举行珂勒惠支逝世纪念展……
从党领导文艺的政策与方法上分析，我们曾经说过，党的领导人的个人文艺素养、人格魅力对文艺产生过直接影响。但党领导文艺的主导方式仍然是“指示”与“决定”。它是行政的，也是战争年代切实有效的方法，更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风和领导特色。这在延安文艺开创和发展前期，为“多元共生”的延安文艺的繁荣发展提供了有力可靠的保证，也为延安文艺后期确立新方向、倡扬主旋律提供了组织领导的有力保障。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写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埃德加·斯诺首次访问延安是在1936年6月，为时4个月之久。斯诺对红军的宣传有切身体会，他曾经多次观看延安剧团演出。“任何文艺都是宣传”，但不能反过来说，任何宣传都是文艺。文艺在战争年代成为中国共产党有力的“宣传武器”，这是不争的事实，随着中国共产党地位和任务的变化，对这个宣传武器的要求也有所变化，这也是自然、合理的，我们不能脱离历史而一厢情愿地给予假设和判断。
以延安时期的“演大戏”为例。所谓“大戏”，“最初是包含了：多幕、写得好、难演、难鉴赏等内涵的。既指形式上的精，也指内容上的好和精。后来，延安剧团演出的一些戏剧，不限于形式上的大，而是侧重于选那些外国的、大后方的名剧上演，既有多幕的大戏，也有独幕的小戏，但以前者为多”⑤。延安戏剧舞台上演“大戏”的时间主要在1940年至1942年5月，其剧目分国外和国内两种。外国剧目有果戈理的《婚事》、《钦差大臣》，罗穆的《钟表匠与女医生》，沃尔夫的《马门教授》、《新木马计》，拉夫列尼耶夫的《破坏》，莫里哀的《伪君子》，契诃夫的《求婚》、《蠢货》、《纪念日》，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莫里哀的《悭吝人》，卡塔耶夫的《婚礼进行曲》等；中国剧目有阳翰笙的《塞上风云》、《李秀成之死》，夏衍的《一年间》、《法西斯细菌》、《上海屋檐下》，曹禺的《雷雨》、《蜕变》、《北京人》，宋之的的《雾重庆》，陈白尘的《太平天国》等。从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起，延安戏剧舞台基本上就不演“大戏”了。
演“大戏”最初是为了学习技术。开扩视野，后来把“大戏”的演出与政治活动联系起来，以表示为政治服务的热情，结果显得文不对题。如欢迎等回延安，演出罗穆的《钟表匠与女医生》等。关键还在于，当时的延安处在战事频繁、物质匮乏、民众文化水平低下的环境里。要演好大戏十分困难；大戏演多了也不合时宜。
在战争年代，纯艺术的追求总是被大打折扣，更何况是在革命圣地延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不以某个艺术家、文艺理论家的意志为转移。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划时代的，却不是一个突发事件。前面我们说过，党对延安文艺的领导，其主导方式是以“指示”、“决定”发出，要求各级组织贯彻执行。这些“指示”和“决定”，完全服务于当时党的中心工作。即便是前期，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其服务战争、宣传政治的特点。
以相关文本为例：1939年12月，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先以党内文件形式下达执行，后来又刊于党内刊物《共产党人》第3期。1940年9月延安时期的党中央了第一个关于文化问题的指示即《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1940年10月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1941年1月八路军总政治部、中央文委发出《关于部队文艺工作的指示》；1941年6月7日党中央的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了《奖励自由研究》的社论；紧接着在6月10日又发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的社论；8月3日发表《努力开展文艺运动》的社论；1942年3月25日发表了《把文化工作推进一步》的社论。
理顺了这么一个发展线索，我们就可以说，延安文艺前期与后期存在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没有前期的“多元共生”的繁荣就不会有后来的新立场新文艺的要求。傅乐成对唐宋文化作出的分析也许对我们有一些帮助。傅乐成比较研究“唐型文化”和“宋型文化”的不同特点，他说，唐型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和进取的，宋型文化里各种外来思想与主流渐趋融合，并产生了民族本位文化，其文化精神和动态转趋单纯与收敛。然而在文学上，唐宋时期都同样涌现出大批的文化巨人。
假如我们能够更多地从复杂性角度分析延安文艺前后期的变化，就可以说延安文艺前期的主体与成果是“多元共生”；后期就多少带有单纯与收敛色彩。这种单纯与收敛在文艺队伍和文艺社团方面并不明显，因为直到1946年7月，还成立了“延安中央管弦乐团”这个延安唯一的大型正规化乐团。延安文艺后期的变化由文艺整风运动和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体现出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纲领性的文件，指明了革命文艺发展的工农兵方向。从此，文艺创作要有工农兵的、大众的、歌颂的内容，强调文艺的普及性作用以及民族形式等成为延安文艺的主导方向。延安文艺的原生态是复杂的，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天然地紧密地联系着。“多元共生”当然更加有利于文艺的繁荣与发展，但在革命圣地延安、在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发展变化阶段，文艺的服从性和服务性就容易被提出和被强化。这大概也是历史的真实和延安文艺的必然结果。
众多的文艺社团，相关的文艺政策和领导人对文艺的喜好等，所有这些，都助推了与之相关的文艺经典的形成。如《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就非常具有代表性。《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张光年），在1938年11月武汉沦陷后，带领抗敌演剧三队，从陕西宜川县东渡黄河，转入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光未然途中目睹了黄河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聆听了高亢、悠扬的船工号子。次年1月抵达延安，就写出了《黄河》词作，在除夕联欢会上朗诵了这部诗篇。冼星海听后非常兴奋，当即表示要为演剧队创作《黄河大合唱》。在延安一座简陋的土窑里，冼星海抱病连续写作六天，完成了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型声乐作品《黄河大合唱》。
《黄河大合唱》是一部史诗性大型声乐套曲，气势宏伟磅礴，音调清新，朴实优美，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强烈地反映了时代精神，表现了在抗日战争年代中国人民的苦难与顽强斗争精神，也表现了我们民族不可战胜的力量。《黄河大合唱》几乎超过了所有艺术经典的影响。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引起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整个中国。它由词到曲，创作时间之短、作品反响之大，与其鲜明的民族风格（声乐套曲）、时代精神和易于被民众接受的形式密切联系，这些元素是《黄河大合唱》成为经典的必要条件。
当然革命文艺经典的生成还要受物资条件制约，电影艺术就是代表。著名导演袁牧之，30年代在上海主创《桃李劫》（编剧兼主演）、《都市风光》、《马路天使》三部故事片，其中《马路天使》被称为早期现实主义电影的登峰之作。为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残暴侵略，袁牧之放弃都市繁华，毅然来到延安，创建延安第一个电影机构——延安电影团，利用极其简陋的设备拍摄了延安第一部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但在延安，袁牧之没有创作、导演出经典的故事片，连纪录片也少之又少。延安时期物质的匮乏对电影这门综合艺术的限制不言而喻。
赵树理的小说似乎更容易被当时的民众所接受，其中最突出的元素是将混沌质朴的民俗变成文学创作题材，包括家庭、家族和乡间社会的民俗、恋爱婚姻习俗等等。赵树理还成功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以故事套故事，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语言运用上，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通俗浅近而又极富表现力，使小说表现出一种“本色美”。他的《小二黑结婚》（1943）、《李有才板话》（1943）一经发表就产生了极大影响并最终成为文学经典。
丁玲的情况比较复杂，也更能够代表延安时期文学经典的生成特点。由于时代环境和个人经历等因素影响，丁玲延安时期的文学创作散文类（杂文、随笔、通讯、报告文学等）写作量明显高于她所擅长的小说。从到达延安到创作出经典小说代表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花了十余年时间。与《黄河大合唱》和《白毛女》的产生和成为经典比较，丁玲创作出小说经典文本的时间长，其在民众里的影响也远不及《黄河大合唱》和《白毛女》。从受众角度分析，文学作品需要个人阅读，个体的、文化水平的以及大段闲暇时间的要求，在当时都极难满足，也就极大地限制了文学作品的经典生成和广泛传播。因为在红军到达陕北之前，延安是全国最落后的地方之一，也是文化教育的荒原。陕甘宁边区成立以后这种状况有了很大改变，但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据《解放日报》统计，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的文盲人数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三到百分之九十五，学龄儿童在学的只有四分之一⑦……物资的、文化的、地域的、时代的因素均作用于作家主体，形成复杂和多层面的力量，助推或者限制艺术经典的产生。另一方面，则是作家自己的因素影响了文学经典的生成。
丁玲文学创作的三个阶段都有经典文本产生。如张扬女性觉醒的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书写恋爱与革命的小说《韦护》和表现运动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丁玲在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之前，在延安曾经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等9篇有代表性的小说，我们不禁要问：延安文艺产生经典文学文本为何需要如此长的时间？用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的体制特点加以说明恐怕过于简单。有学者指出，丁玲延安时期的小说文本，存在个人文学话语和政治主流话语的游离，其矛盾之尖锐，调和矛盾之困难，似乎超过了其他艺术门类如绘画、音乐和话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