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服务功能是典当公司最主要的也是首要的社会功能，是典当行的社会交易功能，在鄂尔多斯民间融资中，“典当行”和“投资公司”扮演着重要的角色，2000年对典当行的监管职能从人民银行向经贸委移交后，鄂尔多斯典当行发展迅速，至2008年6月末，全市典当行由2000年的1家发展到15家及27家分支机构，注册资金1.79亿元。此外，专事民间融资活动的类似融资机构还有很多，据调查，到2008年6月末，经鄂尔多斯市工商部门注册的投资公司414家，注册资金82.47亿元，担保公司159家，注册资金7.8亿元，委托寄卖商行46家，注册资金499.46万元，小额贷款公司1家，注册资金1亿元，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公司总计635家，注册资金93.1亿元。
（二）业务发展迅速，规模大
由于民间融资形式多样且大多无法通过正规统计渠道进行统计测算，因此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的规模一直没有准确权威的数据统计，目前根据注册机构的注册资金发放情况调查测算，2008年末鄂尔多斯市的民间借贷机构借贷资金总额达到220亿元左右，约占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的28%和34.4％；然而另外根据一份对企业、家庭及个人的问卷调查测算，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规模达到410亿元，约占同期全市本外币各项存贷款余额的66.72%和71.65%。
（三）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总体较高
民间融资利率的市场化程度较高，基本趋势是随行就市，并参照银行贷款利率的变动随时变化，集资集股的利率还要考虑资金使用的回报率。据调查，企业和家庭的民间融资利率主要集中在月利率为10‰-20‰和20‰-30‰这两个区间，并且民间融资利率与企业规模、融资规模没有显著相关性，只是与行业有一定的关联。从总体利率执行结果来看，家庭民间利率大约在20‰-30‰，其中农户借款利率一般在20‰-30‰之间，个体工商户融资利率相对较高，在20‰-30‰，中小企业集资的利率一般在20‰左右，以典当和投资公司为媒介的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一般在30%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了50%。据调查，融资机构吸收存款的利率一般维持在20%左右，最高的达到25%。
二、鄂尔多斯民间借贷情况有如下特点
（一）民间融资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旗区和经济水平中等的传统农牧区，民间融资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自由借贷和民间集资的形式，而在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由于煤炭以及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对资金的需求表现的非常高而且极为普遍，其融资的形式更趋向于组织化、规模化的各类融资机构以及类似私人钱庄这种融资形式。据调查，鄂尔多斯民间融资较为集中，其中60%以上集中在东胜，准格尔旗和伊金霍洛旗，其融资需求主要体现在解决推动私营经济发展和中小企业发展的资金需求以及房地产、采掘业的投资需求方面。
（二）借款期限灵活、用途广、手续简便
一是期限灵活。民间融资的期限由于用途的广泛及利率水平档次多而灵活多用，但总体来看期限集中于短期，最短有几天，最长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以上；二是用途广。民间融资的资金用途主要是用于生产经营以及解决购房建房的资金需要。从企业融资用途看，主要用于解决流动资金不足、更新固定资产以及投资开发房地产。从家庭融资用途来看，主要用于生产经营、经商和进行农业生产及购房建房。总体来看，民间融资的资金用途已从消费型向消费型与投资型并重转变。资金主要投向房地产开发、煤炭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经营；三是手续简便。从民间交易的方式来看，民间融资的形式主要以信用借贷为主导，操作手段比较规范，手续简便。据调查，民间融资的协议方式以选择签订正式合同的形式居多，其次为打借条和口头约定，且借款方式中大部分需要保证人或者财产抵押。
（三）民间借款利差较大，趋利性强，融资方向转变
过去民间借贷关系主要维系在亲朋好友之间，多数出于互助和支持，一般是向家境好的借用，也有大家之间相互帮助而发生的借贷关系。随着民间借贷的发展，期融资趋利性逐渐增强，融入方愿意承受一定的费用支出，融出方希望获得一定利益收入。融资方向也发生重大变化，以前，民间融资主要是“富帮穷”，资金从富裕户向经济困难户移动，现在资金是由一般居民个人向会经营、懂管理、有效益的经济主体方向移动，呈现“民助富”特点。如前所述，民间融资机构吸收资金利率在20%左右，最高的达到25%，然而发放资金的利率却在30%以上，甚至达到50%，利润空间可观。
（四）非公有制经济是民间融资的主体
民间融资的规模与民营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主要为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居民个人，在县域经济中，民营经济占据了中小企业的绝大多数。我国的金融体系结构决定了缺少专门为民营中小企业以及个体工商户提供融资服务的制度安排，中小企业大多数缺乏贷款所必需的抵押品和信用担保，而且对资金的需求呈现规模小，时间紧等特点，正规金融机构出于对其信贷风险和信贷成本的考虑，很难把面辐射到中小企业，因此，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不得已只能依赖民间融资，在民营企业发展越快越好的地方、民间融资的成长也非常迅速。
（五）外来资金占有相当比重
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鄂尔多斯市本市内居民的闲散资金，市外资金通过本市内的融资关系成为鄂尔多斯市民间借贷的一个部分。通过个案调查，发现目前部分家庭事实上扮演着一个小型地下钱庄的角色，在那里聚集着来自四面八方社会关系的闲置资金。
三、鄂尔多斯市民间信贷的发展原因分析
（一）从民间融资的需求层面看，主要由于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繁荣及其金融支持相对缺失几个因素
第一、从整体经济发展的历程来分析，民间融资的扩张主要依赖于地区经济环境的改善和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体系中各个经济体的资金需求量激增导致民间融资的繁荣。
第二、非公有制经济的生存与发展催生了民间金融。
第三、广泛的金融需求与信贷支持的有限为民间融资扩张提供了金融环境。正规信贷支持的有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GDP增长率远高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增长率，正规金融机构发放贷款总量小，存贷比例远远高于国家水平。2）而正规金融机构数量小、种类少、结构不完善、布局不合理，无法满足市场对于资金的需求。3）银行业与企业所有制结构不匹配。
（二）从供给层面看，民间资本的聚集和强烈的投资意识造就了民间融资的繁荣
随着鄂尔多斯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传统生产经营方式的转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个人收入有了显著提高。2007年全市人均GDP已突破1万美元，超过北京（7200美元）、上海（8500美元），排名全国第四，2008年已达到1.5万美元，赶上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水平；2008年，鄂尔多斯市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达19435元，较上年增长14.3%，农牧民人均纯收入也已达6500元，较上年增长8.5%。
四、民间信贷对鄂尔多斯经济的影响
（一）促进作用
首先，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金紧张的矛盾，在弥补正规金融供给不足，满足弱势群体对资金的需求，推动中小企业的发展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
从经济学角度讲，民间借贷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场调节的产物。由于市场需求与银行供给之间存在严重缺口使得民间资金走上舞台，鄂尔多斯经济的高速发展恰恰又成为民间融资渠道的催化剂。根据保守估计，鄂尔多斯的民间融资总量占鄂尔多斯市贷款总量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民间融资资金获得的快速性成为高利率的补偿，很好的适应了中小企业，尤其是房地产公司和能源开发公司。与正规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繁琐手续和高标准不同，民间融资的手续往往只需签个合约，甚至熟人圈内的口头协议，这对于刚起步不符合银行标准的小企业或者资金周转速度要求高的新兴企业来说无疑是唯一的解决途径。以房地产行业来看，2008年，鄂尔多斯二级以下的房地产公司86家，占全部房地产公司的91%，这也就意味着91%的房地产公司或多或少需要依靠民间信贷来维持产业的高速运转，满足大量资金和快速的资金流动。
第三，民间融资能有效缓解央行的货币紧缩政策对中小企业发展所带来的制约。2007年至2008年上半年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但由于民间信贷的存在，紧缩的货币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的影响并不明显，因此民间融资可以说是国家贷款政策与企业需求之间的的一个缓冲剂。
第四，民间借贷市场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经营能力的提升，提高地区整体金融服务水平。民间融资繁荣对正规金融体系形成了压力，为争取社会资金融入正规金融市场体系，银行必须不断创新适应市场需要的金融产品，提高信贷管理效率，提升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平。
（二）负面影响
民间借贷对经济也可能存在一些负面影响，尤其在金融机构发展比较完善的地区。在鄂尔多斯经济发展模式以及金融机构发展现状下，目前可能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
第一，民间融资对制定和执行货币信贷政策产生较大的抵消作用。民间融资使得部分社会资金需求由显性化转为隐性化，不能准确反映社会资金供求状况，货币管理监管部门依据的市场信息不全面，其所做出的宏观决策必然不够准确。在鄂尔多斯，资金的供求缺口十分显著，但银行爱莫能助，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准确与否无法改变资金短缺的现状，因此，这种“自救”式的民间融资成为一种必要。
第二，是民间融资对储蓄存款市场造成一定干扰，给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影响。民间信贷高利率的特点吸引了部分资金，与正规金融机构争夺资金来源和市场份额，分流了金融机构的存款。但是，我认为这种影响只是有限的影响。由于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个体在决策过程中也必然考虑到收益风险，最终的决策结果受到个体对于风险偏好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说，民间借贷与购买股票债券相同是人们的一种投资选择。
第三，民间融资带来一定得市场风险
上述两个问题在我看来都不是民间信贷带来的主要问题，或者说在鄂尔多斯还不是主要问题，我认为，民间信贷造成的最主要的问题是给市场带来了一定得风险。的资金供应者以获取高利为主要目的，而资金需求者则以高利率为诱饵，一拍即合，但高利率使经济行为中蕴含高风险因素，助长投机现象，而非理性的长期投资。
第四、民间融资加重了维护稳定的压力。民间融资大多具有自发性和不规范性，缺乏合法的组织管理机构，因而很容易引发债务纠纷，也极易形成非法集资，扰乱当地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但在鄂尔多斯，文化因素使鄂尔多斯民间信贷享有“信誉度高，资金安全性高，坏账率较低”的美名。当然，随着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扩大，仅仅依靠文化约束是不够的，事实上，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五、相关结论
第一、民间融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合理化运行，对地区经济发展的肯定性作用强于消极影响。民间借贷的发展方向是经济繁荣的一个侧面，而且相互依存。首先，推动多元化经济的发展，民营经济的贡献功不可没，其次，促进行业群体的发展，市场带动作用明显增强。民间融资存在于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中，依赖于庞大的市场主体，从其存在的各种形式来分析，足以证明其巨大的市场需求。因此，民间融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且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的不足，极大地推动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并缓解其融资难的问题。
第二、鄂尔多斯市民间融资的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其运作基本规范，民间借贷并没有出现大的社会问题。
近几年民间借贷纠纷越来越多地诉诸法院,其中有很多涉及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本文对夫妻共同债务进行简要的分析,结合笔者在审判实践中的感悟对如何认定夫妻共同债务进行一些探讨。
一、夫妻共同债务的概念与特征
夫妻共同债务,顾名思义,即夫妻共同的债务,可分为生活性债务和经营性债务。生活性债务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或一方因共同生活的需要而引起的债务,如扶养子女、赡养老人、医疗疾病、建造房屋、购置家用物品等引起的债务。经营性债务是指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出于共同生活的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因此,夫妻共同债务具有时间存续特点、原因行为特点、连带债务性质、外部责任特点。
二、现行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
我国《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个人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这条规定将夫妻共同债务限定为因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从婚姻法的其它条文中也找不到关于夫妻共同债务如何偿还的规定,该规定确立了以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作为判断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第二项规定可以看出,《婚姻法》第41条和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的规定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突破,因为不论是不是夫妻关系,只要两人以上有共同举债合意而向出借人借款的,则应共同向出借人承担归还借款的法律责任,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则是一刀切,只要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除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债权人明知夫妻存在约定财产制外,均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此,我国立法与司法解释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标准,立法规定的标准是夫妻共同生活,司法解释规定的标准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前者注重的是本质,更加公平而不便操作,难以具体认定,后者注重的是形式,可能带来不公但是简便易行。在司法过程中,法院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规定来认定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在具体适用时存在一些弊病:
1.夫妻中非举债方未分享到举债带来的利益,却被要求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在实践中,虽然大部分的民间借贷都给夫妻双方带来了利益,但是也存在一些特殊情况,如夫妻一方举债用于、包养情人等,但是因该债务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而被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这对夫妻中非举债方而言显然不公平。
2.虚假债务诉讼增多。在夫妻离婚诉讼中,一方为多分财产,往往虚构借款债务,转移财产。法院在审理这类虚假案件时,根本无从辨别,查明债务是否发生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即可作出判断,容易导致夫妻中一方利益受损。
民间借贷作为一种古老的融资方式,长期以来活跃于基层金融市场,对居民、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资金短缺进行了有利调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迅速膨胀,并呈现出新动向。它所引发的一系列纠纷,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一、民间借贷的新动向及原因分析
一是借贷主体多元化。从调查情况来看,民间借贷的主体情况十分复杂,不仅包括农户、城镇居民、个体工商户,而且涉及较多的企事业单位。部分私营企业由于资金需求大、获取银行贷款支持难,只好选择民间借贷这一融资方式.并且日益发展成为民间借贷市场的主角。二是借贷手续趋向书面化。过去民间借贷一般以口头约定为主,现在大多数要签订书面协议,协议条款包括担保、保证、借款额、归还期、违约金等。有的协议借贷金额条款将本金与利息合二为一,使人难辨利率高低。三是借贷手续规范化。农民群众的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因而在借贷行为上更为谨慎,借贷手续更为规范。大多数借贷行为有正式的字据凭证,有的还要求有中间人作为担保.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专门为借贷双方担保的经济人。四是发展势头呈现职业化。一些个体工商户进入食利阶层。由从事生产经营转为仅从事资金借贷,逐步形成“私人钱庄”,使风险更集中。五是借贷利率居高不下。年息一般在15%至30%之间,比同期银行利率高出2至4倍,极大地扰乱了金融秩序。
当前民间借贷迅速发展并呈现出的上述新动向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是民间借贷手续简便、快捷。据调查,借贷双方一般为本乡或邻乡甚至是本村人。贷方对借方情况相对熟悉。借方如需要资金,通过中介人担保向贷方说明资金用途、借款金额、还款日期及利息,即可签订借款协议(合同),得到所需要的资金。相对于银行贷款,这一借贷形式比较灵活,符合农户季节性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急的特点。二是部分农民理财意识发生转化。在当前存款利率较低,其他投资渠道较窄等情况下,部分农户把闲置的资金转向民间借贷以获得高收益。并且,随着人们社会信用意识的提高,民间借贷行为更趋理智化、规范化,从出借到归还.都采用书面协议这一合规方式进行。避免了不必要的争执,出借方的收益能够得到法律保护。三是农村个体营业户资金需求增大。据调查,某地区部分边远乡镇一般的种养殖、运输专业户,经营成本在2万元左右,其周转资金约为5000元。而农村金融部门对这些专业户的贷款额度较小。一般在5000元以下,且期限较短,不能满足农户生产经营所需。因而多数农村专业户只好进行民间借贷。四是银行贷款复杂,条件要求较高。从某乡部分农户那里了解到,农民向信用社贷款,先要由信用社信贷员对其家庭收入、资信状况、资金用途等进行调查取证。再找有偿还能力的中介人作担保,最后出具担保人、贷款人的身份证、印鉴,签订借款合同,方才能办理一笔贷款。相对严格的贷款程序,使部分资金需求者在无法获得银行贷款支持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民间借贷。五是金融机构集中收缩、信贷权限全面上收,造成金融融资功能萎缩,促使民间借贷日趋活跃。
二、民间借贷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由于民间借贷游离于国家宏观调控之外,借贷行为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影响较小,随意性特征明显。因此民间借贷存在着大量风险。这些风险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经营性风险。县域民营企业普遍存在管理水平较低、人员素质较差、财务体制不健全、信用等级低等问题。同时,县域大部分民营企业主要从事农副产品的收购和初级加工,产品附加值低,这就注定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效能相对低下,赢利能力差。这也是正规金融信贷难以注入资金的主要原因。因此,随着民间融资规模的不断扩张,民营企业逐渐成为民间借贷的主体,从而资金的风险系数增高,经营性风险因素也呈上升趋势。二是民间融资的高利率导致了资金成本风险。目前,县域民间融资的利率大多呈高升趋势,有的利率已远远超出了当地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借款方的实际承受能力,加重了资金借入方的成本支出,获取利润的空间被压缩或亏损;但对于资金的供给方来说,利率高,能够为其实现资金效益的最大化,然而过分追求资金的效益性,却忽视资金的安全性,最终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三是民间融资的程序简化导致了道德性风险。民间融资方式程序简单,且极不规范,决定了道德性风险的存在。民间借贷之所以被推崇,主要是受资金需求方无可供抵押或担保的标的物所致。同时,民间融资的供资方并没有一套类似于银行业机构的信贷管理办法,对资金的借人方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管,一旦借入方以此来诈骗钱财,将给资金供给方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四是民间融资的高利率导致了民间融资缺乏法律保障,存在制度性风险。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还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如果公民之间的借款没有约定利息,贷款方就无权收取利息。而当借款人决定不归还借款时,出借人往往也不依靠法律手段去解决。他们习惯于雇佣社会上的无业青年以暴力的方式逼迫借款人还钱。这种行为在不少地方出现了导致借款人死亡的情况。
三、民间借贷的规范建议
针对当前民间借贷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为了有效的规范其发展,笔者提出以下的建议:
第一,加大金融监管力度,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根据我国有关经济法规的规定,人民银行对全国的金融业有监管的职责。而对民间借贷进行有效的监管,则是基层人民银行的职责所在。当前对民间借贷监测存在的问题是,借钱者认为“借钱不光荣”,不愿意向外透露借贷信息,如城镇个体工商户和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都需要资金的支持和信贷投入,而县域各国有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几乎没有发生,农村信用社支持“三农”后资金也非常紧张,因此只好转向民间借贷,但在实际选监测点进行监测时,监测到的户数极少。再如: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日渐突出,在银行贷款无门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自身发展,也加入到民间融资的行列来,而且资金额比个人借贷更大。但在深入企业调查时,明知企业有民间融资行为,企业却不予承认,所以也就无法统计。同时,债权人也坚持“财不外露”的思想,不愿向外透露借贷信息,实际监测大多采用侧面打听的方式,加大了监测的难度。对此,基层人民银行一方面应该耐心宣传国家政策,讲明监测与个人财产和借贷行为无关,并对个人资料严格保密。另一方面让群众明确在什么情况下民间借贷行为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且怎样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第二,政府部门应妥善处理好社会上的待业青年。当借款人不能返还借款的时候,出借人会把目光盯向这些青年,以暴力的方式逼迫借款人还钱。而在逼迫的过程中,很容易引发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因此,政府部门应尽力对这部分青年人做好就业安置工作。
第三,制定适应民问借贷行为发展的法律规范。明确民间借贷出借金额、管理机构.规定只要是有利息收入的,必须到管理机构进行登记,纳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四、结语
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民间接待也呈现生机。如果规范得当,民间借贷作为一种融资方式会更加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规范不当,则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参考文献:
市民间借贷存在的危害性
在目前国家适度从紧的金融政策背景下，资金供求矛盾将更加突出，一些中、小、微型企业与个人将更加依赖民间借贷资金。虽然民间借贷具有三大优势：1.放款时间快，最快1个小时放款；2.贷款成数高，最高可达评估的九成；3.操作简便，随借随还，按天记息。很适合一些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和个人的需要。如果发展顺利，民间借贷可以成为正规金融业的补充，为南充的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但如果一旦出现混乱或无序，南充市的民间借贷将存在相当严重的危害性。（一）民间借贷具有极大的风险。南充市民间借贷的资金绝大部分都流向了房地产业，这些企业使用的资金利息可能高达25%~35%，或者更高，这早就超过了国家规定银行贷款利息四倍的标准，不受法律的保护。而大中型国企从银行贷款的利息，一年以内为6%、1~3年为6.15%、3~5年为6.4%。这样其在市场竞争中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而房地产业是受国家宏观政策调控的行业。仅从这一点就可以说民间借贷的融资者和使用者、参与者都具有极大的政策风险、经营风险以及法律风险。（二）民间借贷易转化为非法集资或诈骗犯罪。在实际操作中，合法与非法往往只在一线间，法律上的滞后使正常的民间借贷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很难界定。有的借款人编造倒帐、周转资金等理由，以高利息为诱饵，非法集得大量资金后，或挥霍、或携款潜逃，在严重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的同时，给社会的稳定带来极大的隐患。浙江省温州市、山东省邹平县、河南省鹤壁市高利贷所引起的风波，教训不可谓不深刻。（三）极易成为滋生各种违法犯罪的土壤。放贷者为了保证所放资金不受损失并获取自己所希望的利益，在催讨贷款过程中极易发生打架斗殴、绑架、非法拘禁等恶性刑事案件，甚至为了收回所放贷款，雇佣打手，极易逐步形成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组织，严重影响社会治安的稳定。（四）民间借贷扰乱金融秩序。由于民间借贷行为隐蔽性强，资金来源又都集中在亲戚朋友、熟人之间，只要不出大事，外界很难现发。而我国刑法条文中除了高利转贷罪外，尚无对民间违法发放高利贷行为的打击条文。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不仅严重扰乱金融借贷市场秩序，而且还扰乱金融储蓄市场秩序，破坏国家金融稳定。（五）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由于民间借贷的借款期限短、利息高、风险大。债务人受多种因素影响到期很难偿还，有的在多次延期的情况下仍无法偿还，或者无法还清，从而导致企业破产，家庭破裂；同时又因连带责任使担保人凭空增添了大额债务，给担保人经济、工作和日常生活增加了沉重的负担，特别是一些企业破产引发，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民间借贷是一柄双刃剑，如果有序发展，可以为地方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增强地方经济的竞争力。但如果发展失控，则可能严重伤害地方经济。如何趋利避害，规范发展民间借贷业，是管理者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规范市民间借贷业的政策建议
（一）深化认识，统一行动，加强监管资金可以说是一个社会的血液，现在一些监管部门对此存在认识偏差。认为这些融资担保公司、投资理财咨询公司从在工商局的注册登记来看，属于一般企业，金融监管部门无权对其财务状况及经营行为进行监管。的确，从公司的登记注册的情况来看，其主要从事的是“信息咨询、服务”，但是在实际经营活动中，“信息咨询”服务早已转换为从事民间借贷了，因为它们从事的是金融业，因此，金融办、银监局就应该理所当然的担负起管理之责任。应当由市金融办牵头，组织工商、人行、公安、银监局等部门对市内从事民间借贷的融资担保公司、投资理财咨询公司的人员情况、经营情况进行调查，做到心中有数，规范其经营行为。要制定完善合理的民间借贷法规和管理办法，正确引导民间借贷行为。鉴于目前民间借贷普遍存在且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国家或相关部门要尽早制定《民间借贷法》或《民间借贷管理办法》，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走上正确的运行轨道。同时，对一些乘人之危攫取高额暴利的高利贷者坚决予以打击、取缔，以维护社会的稳定。2012年12月，南充市广聚行投资理财公司在西充县设分公司，因涉嫌虚假宣传，被西充县工商局查处，罚款5万元；南充市金汇投资理财信息咨询公司在未登记的情况下，擅自在南部县设立分公司，开业当天就被南部县工商局取缔。（二）提高准入门槛，规范经营行为规范民间借贷业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提高准入门槛。即注册资本金须达1000万元，另外还需有1000万元资金被托管。这样能有效减少和控制从事民间借贷经营者的数量，提高其资质水平，规范其经营行为。如果其经营中出现亏损，还可用托管的资金补偿出资人损失。此外，还可以实行从事该行业的许可证制度。必须达到较高的标准要求才能取得经营资质。在办理手续上，要求其按照银行办理贷款的程序，有凭有据，大额度贷款实行公证，防止产生不必要的纠纷。引导民间借贷资金用于经济发展上，防止用于非正常消费。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成立民间借贷企业建立行业协会，制定章程，让它们严格自律，避免出现民间借贷业“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怪圈。（三）金融部门要积极筹措资金，提高服务水平，增强竞争力一是在坚持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前提下适时对经营管理水品高，产品有市场竞争力，能够还本付息的企业加大信贷投资力度，支持其合理的资金需求。二是努力改善服务水平，利用现代技术为民众提供简便、快捷的存款服务。三是各国有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在向大中型企业或大项目倾斜的同时，也应适当满足地方中小企业的合理资金需求，以缓解资金供需矛盾。四是金融部门要创造条件积极开拓融资市场，为企业直接融资创造条件，增强市场竞争力。（四）加大宣传力度，呼吁民众谨慎投资强化金融和法律知识宣传，引导民间借贷业健康运行。媒体要加大宣传力度，通过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种形式，充分发挥主渠道的作用，呼吁民众谨慎投资。
本文作者：何永泉工作单位：中共四川省南充市委党校
据对湖南省益阳市50家企业、120户城镇居民和120户农村居民问卷抽样调查测算,至2008年末,全市民间借贷总量约为54亿元,比2004年增加9.52亿元,增幅为21.4%,分别占全市人民币存、贷款总额的8.6%、9.7%。样本企业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规模122.4万元,比2004年增加38万元,年均增长11.25%;样本城镇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94万元,比2004年增加1.33万元,年均增长9.8%;样本农村居民2008年末通过民间借入资金余额户均3.42万元,比2004年增加1.06万元,年均增长7.4%。根据相关数据,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全市中小企业民间借贷34.29亿元,约占民间借贷总额的63.5%,城乡居民约占36.5%;二是城市居民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略高于农村居民;三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参与民间借贷的比例远高于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
(二)融资范围不断扩大
抽样调查显示:中小企业民间借贷约77%是用于解决生产经营流动资金不足,约23%用于固定资产投产;农户得到民间借贷在生产及生活中的分配比例是58∶42;城镇居民民间借贷资金约74%用于投资经商。从益阳市民间借贷投向看,主要集中体现在三大领域。一是农业产业化领域的需求。据调查的100家龙头企业资金需求达83亿元,较上年增加24亿元,增长13%,银行贷款满足率仅为50%,有三成的企业得不到银行贷款,资金缺口约38亿元。二是房地产开发领域的需求。据调查,在自筹资金中房地产开发商向民间借贷的资金所占比重下降了约12%。2008年农民住房支出较2005年、2006年、2007年分别增长了20%、18%和22%,使民间借贷由过去的生活急用转为居住借贷。三是新型工业领域的需求。
(三)交易活动由暗转向公开或半公开化
民间借贷虽不具有合法地位,但民间借贷对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逐步演变成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和民营企业缓解资金供需矛盾的重要手段,逐渐由“地下交易”变为半公开或公开化。
(四)借贷形式呈现多样化趋势
随着民间资本规模扩大,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应运而生。有的为借贷双方牵线搭桥,从中收取中介费;有的担保公司为民间借贷者提供担保,从中收取担保费;有的企业或个人一方面借入资金,另一方面从事放款活动,从中赚取利差,成为名副其实的民间借贷中介机构或专业放债人。此外,随着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增强,相继出现了白条转借贷的形式。与此同时,在社会上涌现了一批食利群体。其中:包括在职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二、当前民间融资动向及发展趋势
近几年,随着民营经济体不同形式的蓬勃兴起,人们市场意识的不断提高,民间借贷出现了新的动向。
(一)民间融资替代化
据样本点监测显示:民间融资与正规金融互为替代的特征较明显。据监测的10户企业(主要是当地重点企业)数据显示,在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今年1-6月获得银行贷款7345万元,同比增加1350万元,企业民间融资总额2532万元,同比减少了560万元。
(二)融资性质股权化
据样本监测点显示,近几年,股权性融资在企业筹集资金的过程中被广泛的运用,在民间融资中所占比例逐年上升,2006-2008年分别上升了7.3%、10.2%、13.6%。如南县鑫欣渔业有限责任公司,现有入股会员2358人,企业融资规模达680万元,比2006年增长26%,入股者不仅能保利分红,还得到了企业饲养技术和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带来的实惠。
(三)农村融资趋于产业化
龙头企业和农村经济专业合作组织(协会)作为农业产业化的载体,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据统计,益阳市现有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组织756个,拥有资产39亿元,民间融资规模5.8亿元,入社会员26.5万人,带动农户39万户,占到了全市农户总数的39%。问卷调查显示,农信社基本上满足了农户小额信贷需求,资金供需矛盾主要集中于企业和专业大户的大额资金需求,有80%的企业和专业大户都有民间借贷,一些龙头企业或协会通过合股、入股和民间借贷的方式筹措资金,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紧密地连在一起,缓解了企业大额的相对稳定的长期性资金需求。
(四)借贷行为趋于理性化
随着民间融资市场逐渐趋于成熟,辖区民间融资行为更具市场性和公开性,理性化特征也愈加明显。首先是融资价格随行就市,并依据信用、风险、期限等进行定价。二是融资方式更趋规范。据监测数据显示,以书面协议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86%,以担保或抵押方式发生的融资额占14%,同比分别增加了7%和4%。三是付息基本上参照银行的结息方式来执行。
三、区域比较民间借贷风险分析
(一)部分资金流向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益阳市是一个农业大市。长期以来,工业基础较薄弱,原计划经济下的许多小水泥、小钢铁、小纸厂以及高污染、高能耗企业,通过改制转为民营企业后,因长期得不到正规金融的支持,积累了大量的风险。以桃江县为例:全县16家立窖水泥生产企业,年产量普遍为8.8-16万吨,因不符合国家信贷政策而长期依赖于民间借贷维持经营;同样的情况还有桃江县金沙钢铁厂,长期在市场与国家宏观调控的狭缝中求生存,企业发展由小做大完全依赖于民间借贷,2008年末民间借贷余额达到5000多万元。
(二)进入成熟期后的民营企业仍达不到正规金融所需的信贷条件
据了解,为了适应民营企业贷款小、频、急的特点,缓解民营企业贷款难问题,近几年工总行、农总行都制定了一些政策措施,但基层行具体执行起来却十分困难。以益阳市为例:全市工业企业19865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764家,规模以下小企业2566家,个体经营户16811家。调查显示:目前中小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满足率度不到40%,通过民间融资方式筹资的企业高达77.3%,占到了企业融资规模的50%左右。
(三)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法规定义模糊
目前,在我国《刑法》、《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法律法规中,对合法的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定义模糊。《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处有期徒刑或罚金。1998年7月国务院第247号令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取缔办法》中有关规定界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该办法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行为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上述法律对合法民间借贷、非法集资和非法吸收存款行为的定义并不明确,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
(四)民间借贷趋利性极易导致经济结构性风险
民间借贷具有隐匿性,使得地方政府对本地资本市场供求状况和资金投向难以把握,使民间借贷往往集中于热点行业。微观经济实体投资的非理性极易导致热点行业内部企业林立,难以形成适度竞争和合理联合,导致行业生产规模过剩,造成社会整体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当社会投资边际效益为负时,民间借贷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风险的有效途径
(一)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上明确区别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和非法性
目前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等几条司法解释虽在某种程序上承认民间借贷行为的合法性,但都是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为官司纠纷而做的解释,仅有几条“判案解释”已难以引导和规范民间借贷健康发展。因此,国家有必要制定一部适合国情的《民间借贷法》和《民间融资中介机构和中介业务管理办法》,从法律上明确界定民间借贷的形式、运行方式,在制度设计上为民间借贷双方构建法律保障。
(二)加强政策舆论导向,规范民间融资行为
各级政府应尽快明确相应的管理部门,通过行政手段来规范民间融资行为,改变目前民间借贷放任自流的状况。一是加强对群众的宣传和风险教育,提高广大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二是根据民间借贷的性质,区别对待,加强管理。对于数额小、参与人员少、不跨地区、用于互助解困等合法用途的,应允许其存在,并加以引导和规范。三是严厉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对于脱离实体经济的各类非法集资和民间高利贷行为要严厉打击;对于擅自设立非法金融机构和违法从事银行存贷款业务的要坚决取缔。
(三)建立科学监测体系,跟踪民间借贷变化
一是建立民间借贷业务登记备案制度。民间借贷主管部门要以民间借贷借款方为监管对象,建立民间借贷交易行为实行登记备案制度,特别是对融资规模较大企业要实行强制性登记备案,未经登记的可视同为非法行为。二是建立科学的民间借贷监测指标体系。监测内容应包括民间借贷规模、融资方式、用途、期限、利率和借款偿还情况等。对融资规模较大的企业或个体经营户,主管部门应时实定期跟踪调查,及时掌握其动态变化,并实施有效地风险控制和管理。三是依托各级民间借贷监测登记部门建立全国性民间借贷监测体系。区(县、市)一级负责收集辖内民间借贷信息,定期汇总上报省(市)有关部门,全国、省(市)监测部门通过整理分析,为相关部门加强民间借贷管理和制定宏观政策提供信息支持。超级秘书网
(四)加强产业引导,优化民间投资结构
各级政府要根据国家产业政策,结合本地实际,加强民间借贷的引导和服务,选择具有市场前景、成长性好的项目为依托,优化民间投资结构。严禁民间资本投向受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影响较大的高能耗、高污染行业;鼓励中小企业以入股方式吸收民间闲散资金,加大对农业产业化资金投入,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互惠互利的合作机制;有关部门要创造政策条件,帮助有发展潜力的龙头企业直接进入资本市场,逐步减少民间借贷比重。
(五)培育征信市场,加快信用体系建设
1.理论综述与问题提出
1.1P2P网贷和小额贷款业务发展过程及现状
小额信贷起源于1983年尤努斯创办孟加拉银行提供小额贷款。随着互联网发展，新兴的P2P网络借贷平台是个人通过第三方平台收取一定利息向他人提供小额借贷的金融模式。网络借贷起源于2005年英国的Zopa。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名的个人借贷平台有Kiva，Prospe等。2007年8月，中国第一个P2P借贷网站拍拍贷成立。目前国内有较大影响力的P2P借贷网站有红岭创投、易贷365、齐放网、宜信、人人贷、哈哈贷、E速贷等。
1.2农村借贷现状
传统农村借贷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口头约定，无手续。靠个人感情及信用行事。二是简单履约，双方简单履行手续，凭借条或中间证明人成交。三是高利贷，个别农民将闲置资金以高利率借给急需资金的农户或农村企业，赚取利润。近年来，农村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有效改善，农村融资环境进一步改善，融资方式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扩展。P2P的出现正符合了目前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要求。
1.3西方视角的理论研究
西方学者Zeldes发现穷人借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Evans和Jovanovic认为缺乏资金影响穷人脱贫。BondandTownsend发现在芝加哥银行贷款不是低收入企业主启动资金的重要来源。James和Houston认为网络借贷给信息不透明公司提供了机会，使更多借款人获得更低的借款利率。Freedmanetal.认为网络贷款降低了成本。Chircu和Kau_man，SundayTelegrap认为它可以提供更低的利率并对收入不稳定的自由职业者更有吸引力。
1.4吉林省农村小额借贷的发展情况
吉林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农村金融发展对吉林省的建设有着重要意义。2008年，吉林省小额贷款公司开始试点工作；2012年成立吉林省小额贷款公司行业协会；截至2014年5月27日，经吉林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审核设立开业经营的小额贷款公司共有650家。
1.5进行吉林省农村对P2P网贷公司小额贷款业务需求研究的目的
一方面通过研究短期内吉林省农民对P2P网贷小额贷款业务的需求，将互联网金融和农村金融问题之间的问题综合研究。目前此类学术研究较少，可为之后的研究者提供参考文献。
另一方面，政府制定文件时可更了解农民需求，规范P2P网贷小额贷款业务；P2P网贷公司可为农民提供恰当的金融产品获利；农民得以更方便地贷款进行生产经营，提高收益并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从而有利于城镇化和解决“三农”问题。
2.基于问卷调查法的数据分析
为了获得吉林省农村现有的借贷情况和对P2P小额网络贷款的认知情况，本项目走访了吉林省公主岭、农安县等地，共采访了284名农民。问卷主要分为五个部分：贷款方式、收入水平、贷款额度和贷款用途、贷款影响因素、P2P认知情况。
2.1贷款方式
在调查对象中，农民选择的最多的借贷方式还是民间借贷和亲友借贷，占总体的86%，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借贷占少数，占比为13%，其他方式例如：小额公司贷款，占比不到1%。在调查当中，农民的学历集中在初中学历，绝大多数年龄处于40-60岁之间，对于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借款条件和相关信息了解甚少，部分坦言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正式借款和人脉关系有所联系，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借款较难。
2.2收入水平
在本次调查的284名农民当中，11%的个人平均年收入在5000以下，有19%的农民年收入在5000～10000，38%的农民年收入在10000～15000，18%的农民年收入在15000～20000，8%的农民收入在20000～25000，年收入在25000以上的占比仅为6%。
2.3贷款额度、贷款用途
关于农民最近一次的贷款额度情况，借款在1000元以下的占29%，借款在1000-5000之间的占39%，借款在5000-10000之间的占比为25%，借款在10000以上的占比7%。而借款用途包括生产型用途：购买农药化肥种子和偿付土地流转费用等，和消费性用途：家庭开支、教育支出、医疗支出等。在调查当中，72%的农民贷款出于生产性用途。28%出于消费性用途。生产性用途的贷款集中于1000-10000之间，而家庭支出则主要在1000元以下借款，几乎都是亲戚间的零碎借款。
2.4贷款影响因素
在关于贷款方式选择方面，农民提到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期限的可变化性、到账快、无抵押、无手续和零利率，绝大多数农民贷款的数额都小于1万元，使得农民不想花太多的精力去申请银行贷款，宁愿尝试向几个亲戚进行借款。
2.5P2P认知情况
在调查当中，有95%的农民称其从来未听说过P2P网贷，5%的农民因为村委会的宣传而有所耳闻，但没有进一步的了解。在本次调查当中，仅有14%的农民家里联网，所以联网情况也是很大的一个障碍。在本小组成员对P2P进行介绍之后，大多数人表示对其安全性和操作难度存在担忧，农民对于可能面临的欺诈和完全陌生的申请过程感到害怕，仅有少部分人认为希望深入了解P2P网贷后进行尝试。部分希望对P2P网贷进行深入了解的农民对于P2P网贷服务提出了期望：如希望与借款人见面、工作人员亲自教授借款流程、服务时间灵活等。
在调查过程中，有两个村的村委会对P2P网贷进行了相关的宣传，占比很小，并且鉴于农民居住地较为分散，村委会的宣传人员表示宣传效果不是很理想。
3.对吉林省农村对P2P小额贷款需求的研究――扎根理论方法的具体利用。
3.1研究过程
3.1.1研究方法概述
扎根理论是一种定性研究的方式，其主要宗旨是从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建立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系统的理论。这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性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事物现象本质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论。扎根理论一定要有经验证据的支持，但是它的主要特点不在其经验性，而在于它从经验事实中抽象出了新的概念和思想。重要步骤有开放性编码、关联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等。
3.1.2开放式编码
本文进行开放式编码的资料是将与农民进行深度访谈的录音转换为文字后所得，整个录音时常共计7小时15分，最长1小时26分，最短34分钟。其中两位农民以种菜收入为主要来源，两位农民以畜养牲畜为主要来源，一位农民以做小生意为主要来源。
开放式编码是指将收集的资料打散，然后以概念的形式对这些资料进行编译的过程。开放式编码分为逐词编码、逐行编码、逐个事件编码三种编码方法。开放式编码的程序为定义现象（概念编码）一挖掘类属一为类属命名。
经过开放式编码的概念编码提取过程，本研究从5份访谈文件中共提取了95个概念编码。通过初步归纳整理，确定了12个类属：安全性、快捷性、简便性、人情关系、成本代价、借款门槛、资源、身边人的反馈、面子问题、宣传、人脉、违约风险。在开放式编码阶段，概念的数量巨大且互相交叠，而类属则是对诸多概念进行分类与整合。
3.1.3关联性编码
关联式编码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通过对各个概念间的关系进行反复分析，总结出现象上一级的类属，及主类属，而在开放式编码中的范畴则是副类属。通过结合对农民借贷的调研资料，我们总结出各类属之间的逻辑关系，并将上述12个类属进行梳理，我们得到以下4个主类属：成本、安全、借款难度和意识。
成本，统领3个副类属，包括成本代价、快捷性、简便性。其主副属类属间建立的逻辑关系为：农民在选择借贷方式时，会考虑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及学习成本。大多数农民对于借贷的要求首先是利息在承受范围以内；然后是所贷款能在数天内到账；最后是借款流程不复杂易操作。
安全，统领4个副类属，包括安全性、身边人的反馈、违约风险、宣传。其主副属类属间建立的逻辑关系为：由于民间借贷是基本没有法律保障的，出于对自身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考虑。一方面，对未接触过的借贷方式，农民一般不愿意第一个尝试，希望能从熟人那里得到使用的反馈，再决定是否使用，这里的反馈主要是看是否是高利贷和是否能相信；另一方面，借款方式的宣传也会影响农民的使用，农民会愿意使用听说过的、与放贷方接触过的借贷方式。
借款难度，统领3个副类属，包括借款门槛、资源、人脉。其主副属类属间建立的逻辑关系为：如果农民想要通过有法律保障的借贷渠道进行借贷，由于农民对网络认识不够，能够接触的有保障的贷款渠基本只有信用社和银行，借贷门槛较高，需要农民提供抵押或担保等，这其中往往还隐含着一些内幕交易，使得部分本来条件不够的农民能够快速贷款，而一些条件足够的农民反而贷不到款。所以农民希望能够有一个门槛低，公正的借贷方式。
意识，统领2个副类属，包括人情关系、面子问题。其主副属类属间建立的逻辑关系为：农民由于以上几个方面的考虑，目前往往采用向熟人借款的方式，但农民向熟人借款存在人情和面子不好处理的现状，所以农民的熟人借款需求不是刚需，只是目前没有能够真正满足农民借贷需求的方式。
3.1.4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是在分析主类属的基础上选择核心类属，使其能够涵盖所有类属，并由此成为了整个扎根理论分析的最关键之处。选择性编码的思维过程与关联性编码的过程类似，但内容会更加抽象。
通过对安全性、快捷性、简便性、人情关系、成本代价、借款门槛、资源、身边人的反馈、面子问题、宣传、人脉、违约风险12个类属以及对关联性编码中成本、安全、借款难度和意识四个主类属及其涵盖的副类属的综合考虑，我们认为借款难度为本文的核心类属，由其来统领其它三个主类属：成本、安全性和意识。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来理解：借款难度在资金方面的表现是成本，即农民能否承担网贷P2P小贷业务所带来的相对银行较高的利率；在信息方面的体现是安全性，即农民是否会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卷入高利贷等不安全的借贷关系中；而在可行性方面的体现是意识，即农民能否接受这样一个相对传统农村借贷方式来说全新的方式进行借贷，能否得到可靠的信息来源对各个方面的信息加以筛选和思索，最终去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借款方案；同时也涵盖借款难度本身的属性，即农民能否相对容易地跨过P2P小额信贷的借款门槛去顺利拿到借款。
同时将借款难度延伸开来进行思考也能发现其确是影响农民借贷行为最主要的决定因素。在农村，民间借贷之所以能够取代银行贷款和农村信用社贷款等贷款方式成为农村最主要的借款方式就是在于其借款难度小：亲友之间能够彼此互相信任，能够省去长时间的审批时间而快速拿到借款，并且利率较低，约定灵活，能够满足农民对借款的需求。由此可见，借款难度也同样是农民在考虑借款方式时首要考虑的因素。
3.2结果分析
从整个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的实施过程中，我们通过开放性编码、关联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个步骤的分析，得出本文的结论是：吉林省农民为满足自身生产生活的资金需要对小额贷款存在需求，并且对借款方式能够提出具体的需求点，但是传统金融机构例如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不能很好地满足农民的借款需求，新兴的借款方式――P2P网贷公司小额贷款业务相比之下虽有所改进，也不能完全满足农民在成本、安全性和借款难度方面的诸多顾忌，再加上农民自身难以越过自身意识方面的障碍，导致农民的小贷需求成为了一种尚未开发的潜在需求。换言之，如果农民对借款的诸多问题都能够很好地解决，那么农民的潜在需求将被开发成为真正的需求，而农村的借贷方式也将逐步走向现代化。
4.给农民和P2P小额贷款公司的建议
4.1给农民的建议
给农民的建议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给农村村委会的建议。首先，建议农村村委会在进行农村经济社会建设中，注重学习并及时向农民宣传新生事物，使农民的思维能够走出村庄，跟得上时代的步伐，具体方法有：建立学习小组和宣传小组，定期召集村民进行统一讲解和学习，在村里的广播、公告板等媒体上及时进行新闻更新，帮助农民建立一个学习平台。其次，为农民创造一个便于接触外界社会的硬件设施，例如改善交通、增加网络覆盖率并提高网速等。最后，可以积极与企业合作，为农民创造一个开拓创新、敢于尝试的经济环境。
另一方面，是给农民自身的建议。积极接触新鲜事物，面对新生事物要敢于发问、大胆尝试，积极配合村委会的工作，共同发家致富。
4.2给P2P小额贷款公司的建议
加强市场调研，听见来自农民内心的声音，努力改善自己的商业模式，使其能够有效地满足农民的需求点，将潜在需求真正地开发出来，这样才能够在赚取利润的同时促进农村的发展进步。
参考文献
[1]李志刚，李兴旺.蒙牛公司快速成长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的运用[J].管理科学，2006.19（3）：2-7
一、资金供求关系推动我国民间借贷的发展
1、发展中国家民间借贷存在的理论基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农（1973）和爱德华・肖（1989）的“金融抑制”理论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健全的金融体系，机制扭曲的金融市场，政府对金融实行过多的干预和管制政策，行政干预利率和汇率，强制信贷配给等等，造成金融业的落后和低效率，金融与经济之间陷入一种相互遏制的恶性循环状态。我们可以利用罗纳德・麦金农等提出的这种金融抑制假说和市场分割假说来揭示民间借贷在发展中国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正是因为金融抑制的存在使得部分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无法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满足，居民为货币资金的保值增值另谋他途，于是民间借贷这一古老的融资方式便顺理成章地得到发展。
2、我国民间借贷形成的机制
我国的民间资本过剩和中小企业资金短缺并存不是一个短期现象，明显存在“金融抑制”问题。我国体制内金融体系的现状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存在于体制外的民间借贷留下了不小的成长空间。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民间融资就广泛存在，从个体户盛行时代到民营经济的成长都离不开民间借贷。出于对资金安全性考虑等原因，我国现行的银行体系主要是为国有大中小企业服务的，国有银行或国有控股银行对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存在供给偏好，而对民营企业存在事实上的供给歧视，融资难一直是我国小型企业发展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之一。可以设想，如果能从银行融资，人们决不会以更高的利率从民间融资。金融体系与经济结构不匹配是我国民间借贷利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我国缺乏为数量众多的中小型金融企业，尤其是缺乏为小型民营企业服务的中小型银行，对于我国部分企业而言，资金的短缺是无法回避的。调查显示（孙春祥、孙雨，2012），资金已经成为制约中小型企业发展的最大问题，一些处于高成长期的企业，在从银行无法取得资金的情况下，民间借贷就成了这些“小微”企业发展的无奈选择。
从微观层面看，无论是在流动性紧缩还是流动性过剩的宏观经济环境中，以国有或国有控股为主的我国银行系统都不乐意向小型企业提供贷款，这必然迫使一些中小型企业求助于机制灵活的民间借贷，由此导致市场对民间借贷的需求经久不息。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逐年增加，我国民间资本总量已经十分巨大。截止2010年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已超过30万亿元，如果加上手持现金、股票、债券、保险以及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总规模超过48万亿元，如果考虑到投资于房地产的居民，我国民间金融资本的规模会更加庞大。由于民间借贷的利率高，这些民间资本都存在转化为民间借贷资本的动力。在通货膨胀长期存在，银行存款利率很低甚至为负的情况下，存在城乡居民的财富不断贬值的财富再分配效应。居民从银行取走资金寻求其他理财措施成为必然。而我国的基金队伍管理的不力，责任心不强也让人敬而远之，股市的长期低迷会让一些居民对其望而止步，有效投资渠道匮乏等等都会增加民间借贷资金的供给，由此形成了民间借贷供求两旺的格局，有公开报道称我国的民间信贷总规模已超过4万亿（任文娇，2012）。从地方政府的角度看，地方之间的竞争主要就是经济竞争，而投资驱动是最直接的竞争手段。可是，地方的投资往往受制于银行在地区间的授信额度及其分配。因此，各地方政府往往也都鼓励民间借贷的存在和发展。
3、完善民间借贷体系，促进资源优化配置
民间借贷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在实践中民间借贷的问题时有暴露。一些学者官员对民间借贷的资金配置效率和安全性的担忧也是合乎逻辑的，而更多的学者则对民间借贷持积极态度，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茅于轼，2011）则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他从理论上分析认为，民间借贷比银行融资更安全，因为民间借贷是面对面的直接交易，而通过银行融资则是间接融资，在银行融资方式中，贷款人无法直接监控借款人对资金的使用，只能任由银行的意志决定，实际上，银行的坏账率比民间借贷的坏账率更高，他同时认为，民间借贷是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民间借贷会使资金流向最需要资金的人手中，实现资金的最优配置。
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尚未完善，在实践中，我国民间借贷出现很多问题。在经济繁荣时期，民间借贷运转正常，表现为借款者资金运作正常，增值空间大，贷款者也能按借贷协议收取利息和到期本金。但在经济萧条时期，借款者无法给贷款者按借贷协议正常兑现回报，在民间借贷资金链时有断裂，挖东墙无法补西墙的情况下，借款者破产或潜逃，贷款者血本无归，给个人、企业和国家造成损失。
二、建设民间借贷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立法监管
由于我国的民间借贷起源于亲朋好友熟人的圈子为主展开的一种特殊信用关系，民间借贷主体风险意识相对淡薄，对风险的防范比较薄弱，交易隐蔽，其风险监控不易。提高全民素质，规定民间借贷各方签订的协议尽可能完整，提高风险意识，引导各类民间借贷主体增强风险防范意识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
总的来说，我国民间借贷资金的分布还是比较全面的，从制造业、房地产、外贸、内贸、餐饮服务等部门，到投机性的领域都有民间借贷资金的存在。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国内外强劲的需求保证民间借贷资金能够以高利率运转。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国际市场的疲软和国内竞争压力加大，成本上升，利润率的下降，一些借款者便无法兑现到期的还本付息协议，民间借贷的双方不能同甘共苦，于是一些地方出现了民间借贷的挤兑现象，民间借贷的问题暴露无遗。
民间借贷属公民之间、公民与企业法人之间、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其主体各方利益理应受到法律保护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我国的高层决策者对民间借贷的认识和态度都比较模糊。我国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大没有为民间借贷立法，国务院也没有对民间借贷的规范运作发过文件，更没有为民间借贷建立官方认可的、全国性的公共信息平台，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人民银行的区区几个发文规定。这说明我国对民间借贷的管理存在诸多薄弱环节，只是在民间借贷发生一连串的挤兑、借款者潜逃等事件之后才会引起高层的重视。对民间借贷存在的问题后知后觉，事后补救的管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发文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受法律予保护”[（民）发〔1991〕21]。此规定中最高人民法院只界定超出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的部分利息不受法院保护，并没有明确指出这类借贷是高利贷。这为民间借贷留下不可控的风险。中国人民银行则在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基础上明确界定，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银发（2002）30号]。但由于人民银行不是立法部门，民间借贷与高利贷的边界仍然不够明晰，在诸多经济文献和经济实践中，民间借贷往往成了高利贷的同义语，这种现象在实践中会造成较大的混乱。
我国的民间借贷之所以缺乏监管是因为只有部门的若干规定而没有《民间借贷法》，由此导致民间借贷成为金融监管的最薄弱环节。政府往往只对出事的民间借贷进行事后严惩，而对民间借贷的整个过程缺乏法律保护和监管，这只能治标不治本。正常的民间借贷是当事双方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贷款者通过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之后把资金借给有经营能力的借款者以钱赚钱，实现双赢。但这不是说民间借贷就没有风险，既然是高利率就会面临相应的高风险。但这个风险主要是来自借款者的市场经营风险和信用风险。这客观上要求民间借贷应该从后台走向前台，从隐蔽走向公开，让放贷者充分了解资金用途和备选项目，同时让借款者能以均衡率取得借款，因此，建设全国性、权威性的民间公共信息平台，使民间借贷在信息尽可能对称的条件下达成协议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三、结论和建议
我国高度垄断的金融业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双轨信贷体系是民间借贷利率扭曲的基本原因，监管缺失以及信息不对称则加剧了我国民间借贷利率扭曲，综合作用增大了民间借贷风险。解决的办法是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尽快为民间借贷立法，并且建立全国性、权威性的民间借贷公共信息平台，切实保护民间借贷主体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Ronald I. McKinnon.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M].Washingt，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
[2] 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中图分类号： F83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13）10008308
一、引 言
在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上，交易双方分别为贷款人和借款人，交易双方仅交易一种商品，即借贷资金。在借贷资金市场上需要融入资金的交易者之间则根据自己能够提供的预期支付收益来竞争资金，这样的竞争和相互作用，推动市场利率不断进行调整，以便达成交易，实现市场出清，最终形成市场均衡利率，由此形成的均衡利率是经济中所有经济主体相互竞争作用的最终结果。现实的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存在市场非出清的情况，对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均衡分析更适宜采用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方法。正因为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不是一个纯粹的瓦尔拉斯均衡市场，而市场出清的瓦尔拉斯均衡市场理论上不存在交易者定价问题，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存在交易者定价问题。本文对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均衡定价模型的构建，采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方法，在货币经济的框架内考察具有纯交换经济特征的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定价方式。
二、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定价的理论模型
1.变量识别与选择
作为成交价格均衡利率的形成，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信贷管理的基本思想，这些因素有来自借款人和贷款人方面的私人信息，主要是微观因素；有来自借贷双方共同受影响的公共信息，主要是宏观因素；以及来自市场交易平台的技术设施等方面的影响。为便于说明问题，现将这些因素集中且分类表示如表1—表4所示。
贷款人才会提出或者接受更低的利率价格，试图重新与资金需求方达成交易的匹配；相应地，借款人无法按照均衡利率价格借到全部希望的资金量，才会提出或者接受更高的利率价格，试图成交。在市场均衡利率的定价过程中，设交易的一方报价（通常是贷款人），另一方对价格做出反应，接受价格或进行讨价还价，或者直接拒绝交易。定价者通过改变价格以应付其面对的数量约束，或通过增加或减少购买量或销售量，来对对方提出的价格做出反应。
舒贝克[1]认为，如果在市场交易中每个交易者只采取单一行动，例如买者出价—卖者报价的方式交易，那么这就是简单的市场机制。中国农村民间借贷的上述两种交易形式应属于简单的市场机制。在瓦尔拉斯均衡中，所有的市场都是出清的，即对市场上各种交易的商品，其总供给等于总需求。 这个市场上的价格完全以这种方式运动：所有交易者接受市场价格，并且在这个价格体系下，所有交易者能够交换到自己需要的任何商品，从而确保了所有交易者的行为协调一致，市场最终表现出来的均衡需求和供给，仅仅是均衡价格信号的函数，即在既定的瓦尔拉斯均衡价格体系下，所有的市场需求和供给都相匹配，没有未满足的需求，也没有未提供出去的供给。 在这个市场上，没有交易者能够实在地制定价格，正如Arrow[2]所说：“经济中各个独立参与者都视价格为既定，从而做出各自相应的购买和销售决策，没有人专门从事价格决定工作。”
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则在不作公理式地假设市场出清的前提下，建立非集中式定价的经济运行分析的理论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市场交易的商品数量和价格信号共同被引入交易者市场行为决策中，价格由不同市场上分散的交易者相互作用所决定，从而允许不同的市场呈现不同的价格决定方式，使考察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成为可能，而且，它修订了完全竞争市场下的需求和供给理论乃至价格理论，引入了市场非出清的可能性，进而使分析市场交易者个体的价格决定行为成为必要的工作。较之瓦尔拉斯均衡概念，非瓦尔拉斯均衡更具一般性，在各种不同制度环境中使用非瓦尔拉斯均衡概念更具现实意义。
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存在市场非出清的情况，这说明对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均衡分析更适宜采用非瓦尔拉斯均衡分析方法。正因为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不是一个纯粹的瓦尔拉斯均衡市场，而市场出清的瓦尔拉斯均衡市场理论上不存在交易者定价问题，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存在交易者定价问题。本文对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均衡定价模型的构建，采用非瓦尔拉斯均衡理论方法，在货币经济的框架内考察具有纯交换经济特征的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定价方式。
尽管均衡市场金融资产定价的理论模型假设严格并且构造简单，但它很清楚地反映了金融市场均衡的基本要求，即成交的金融资产需求总量等于负债发行总量，均衡利率是市场中的经济主体追求个体效用最大化行为导致的均衡结果。在更为现实的非出清市场情况下，非瓦尔拉斯均衡定价模型的基本思想对市场化力量处于初始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市场颇具解释能力；一个自主交易、具有市场效率而且市场配给不可操控的农村民间借贷市场，正是一个具备非瓦尔拉斯均衡配置良好市场特征的现实市场。
3.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实地调查工作，这项工作在广东省农村地区展开， 选择这一地区的原因是它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全国而言处于较高位置，而且地处中国经济发展中诸多改革领域的前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趋势。调查工作受到客观物质条件限制而不能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展开，只能做出上述现实选择。 调查工作于 2009年10月至2010年5月期间前后两次展开，对广东省各地乡镇中约60个自然村，在方便抽样原则下选取发生过民间借贷的农户作为样本，一村至少一户进行逐户入户问卷调查。第一次调查收回问卷57份，第二次调查收回问卷160份，两次调查问卷中整理出数据完整的问卷93份。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与高校合作资助研究项目“发挥民间融资在广东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09KH03）所做的实地调查，本文调研数据取自此实地调查的结果。 本文使用的其他数据，一般取自正式公布的数据，例如国家统计局网站、各种统计年鉴上的数据等，具体的数据来源分别注明了该数据的最后出处。
4.关于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利率水平实地调查结果的统计描述
调查显示，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水平在不同的交易环境下呈现不同的状况。
第一种情况：非零利率。
调查显示， 93户调查对象中有85户农户通过私人间借款方式发生了民间借款，占91.4%， 产生借款的农户并非全部需要向贷款人支付利息， 其中需要支付利息的农户44户，占85个农户的51.76%，即调查对象的借款活动中有48.24%的交易是免息的 ，它约占全部交易数量的一半 。
另外，93户调查对象中有47户农户通过私人放贷方式发生了民间贷款，占50.54%， 发生贷款的农户并非全部要向借款人收取利息， 其中收息的贷款者27户，占47个贷款农户数量的57.45%，即调查对象的贷款活动中有42.55%的交易是免息的。
调查数据还显示出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一个特别之处。在本组调查对象的93个农户中，有12个农户既是借款人又是贷款人，占农户数量的12.9%， 这些在同一个时刻既有借款又有贷款的农户， 这些人各自执行的借款利率跟自己的贷款利率相等，即无论借贷，同一个农户执行同一个借贷价格，不存在借贷利率差；而不同的农户执行的利率大多不相同。除此之外，其余农户或者是单纯的借款人，或者是单纯的贷款人， 作为借款人和贷款人的身份是不交叉的，或者说，身份是分离的， 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存在性质差异的交易者群体——借款人群体和贷款人群体。
对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的现实水平描述统计结果如下：
本文选用调查资料农户记录中的指标“借款利息率” （表示为变量ZD1701）、 “放贷利息率”（表示为变量ZD1201），分别作为反映农户在民间借贷中作为借款人获得借贷资金时的支付价格——借款利率、作为贷款人提供借贷资金供给时的出售价格——贷款利率的衡量。这里选取两组相互独立的利率数据作为借款人和贷款人的价格进行分析，分别从借贷资金的需求者和供给者的角度来考察他们面对的交易价格。
首先，观察 借款人支付利息时的利率，即借款人面对的支付价格—— 借款利率。描述统计量的结果显示，在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上，借款人需要支付借贷利息，其平均水平为月息4.82%（合年利57.84%）。进一步估计时发现，若以99%的置信水平估计这些进行有息借贷的民间借贷活动，则作为借款人支付价格的利率水平在月息3.27%—6.37%（合年利率39.24%—76.44%）之间。
其次，观察 贷款人收入利息时的利率，即贷款人面对的出售价格—— 贷款利率。描述统计量的结果显示，在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上，贷款人贷款利率平均水平为月息4.57%（合年利54.84%）。若以99%的置信水平估计，则作为贷款人出售价格的贷款利率水平在月息2.67%—6.47%（合年利32.04%—77.64%）之间。
由上述统计描述和估计的结果可见，在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上，从借 款人角度进行的借款利率统计和从贷款人角度进行的 贷款利率统计显示，它们的总体水平非常接近，借贷利率的平均水平没有明显差异，可以被理解为市场上借贷资金的供需均衡价格的平均水平。一方面，由于事实上借款人和贷款人身份基本分离，双方执行市场供需均衡的利率价格；另一方面，即使二者身份合一，交易者也未执行有差异的借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从而使得这种民间借贷活动功能单一，成为货币资金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枢纽，金融资源配置功能仍是它的首要功能。另外，统计结果显示的借贷价格年利率水平的下限数值明显触及我国当前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其中“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的规定，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上出现的这种水平的利率，显然够得上 “高利贷”的称谓，但是，这种称谓能否作为划分贷款经济性质的合理标准，目前尚存疑问[3]。
第二种情况：零利率。
调查显示，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借贷活动中 有48.24%的交易是免息的，贷款活动中有42.55%的交易是免息的，它们分别占到全部交易数量的 大约一半是免息的，这种免息的借贷就是零利率借贷。零利率借贷主要发生在“友情贷款”、“人情贷款”情况下。“友情贷款”的借贷关系发生在民间信用发达的熟人社会中，一般以血缘、地缘和人缘等社会化因素为关系纽带 ，例如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乡里乡亲，同窗共事等等，彼此之间充分了解个人的背景信息，借以形成借贷关系的信用基础，以及控制贷款风险的相关措施，撮合借贷交易完成 。这种交易方式具备降低借贷价格的有利条件，例如能够节省对借款人信用信息收集和识别的交易成本；能够降低违约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机会，从而解决利率中包含风险溢价的问题，直接降低交易价格即利率水平。这种类型的贷款可能成为互贷款，今日的贷款人可以预期在未来自己能够直接享受同样的优惠条件获得贷款。这种零利率借贷的存在，依赖并反映着特定交易范围内的社会资本资源配置状况，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同时需要这种文化背景的支撑。对提供零利率贷款的贷款人将其社会资本中哪些因素进行了货币化处理，目前还不清楚，而且这个中间有相当大的个体差异性，涉及人的社会心理及价值观等诸多方面，现在还没有相应的统计数据显示准确的信息，因此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还有困难。
三、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利率定价模型的经验分析
1.公共信息因素影响下的利率预期
影响市场利率的公共信息主要是一些经济因素，其影响是通过参与市场交易的农户对这些宏观因素的理解和反映而形成的。一般来说，农户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宏观经济指标中，对民间借贷利率产生显著影响的因素主要有：农村居民消费物价指数、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利率、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和金融机构农业贷款等。 为考察这些宏观经济因素对农户民间借贷利率的影响方向及程度，本文选取我国1980～2009年期间的14个可以取得数据的年度进行分析。
方程拟合优度较大，说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能够解释因变量的大部分变动情况。DW统计量值为1.8559，显示残差序列不存在正的自相关。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的平均水平受到农村消费物价指数和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的正向影响，特别地，当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同期的一年期贷款利率提高1%时，民间借贷利率提高1.0633%；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变动对民间借贷利率的影响是反向，随着农民纯收入的增加，民间借贷利率的平均水而下降。
2.基于市场交易者私人信息利率定价过程
利率是借贷市场资金供求双方竞争、各种市场化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影响它定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农村民间借贷市场上，这些因素包括了这个市场特定环境的具体影响，除了加塔克模型中的几个因素之外，还涉及市场上资金的总体供求状况、地域文化习俗、地区经济水平、通货膨胀水平、同期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水平等等。为便于分析问题，可以将这些因素分为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宏观因素例如上述补充的各项；微观因素例如加塔克模型中的各项，以及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信用状况、放款人的收益模式等。
Hoff 和 Stiglitz [4]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对非正式金融市场的利率问题做出解释，认为无论是垄断还是竞争的观点都不能解释利率高的问题，其利率高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信息不完全导致市场不完整 ，无论是借款人还是贷款人都不能得到完整的信息 。因此，利率相对于正式金融的利率要高些。他们的模型分析了正规金融市场与民间金融市场并存且民间金融市场上的资金部分来源于正规金融市场的情形，结果表明，由于私人放款者之间的策略互动、执行成本和声誉机制等因素的存在，正规金融市场上的信贷补贴有可能会引起更多的私人放款者进入该市场，导致民间借贷利率上升。
Gupta和 Chaudhuri [5]在其民间借贷利率决定模型中确定了三个参与者：农民、正规金融机构官员和私人放贷者。农民向正规金融机构的官员行贿以得到正规金融市场的贷款，因此其正规贷款的成本除了规定的利率外，还包括行贿的成本。当正规信贷与私人借贷两者之间是相互替代关系时，信贷政策能够降低私人借贷利率。
农村民间借贷市场的利率取值本身是连续的，但是由于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在当前的民间借贷中出现零利率，实地调查数据也显示了这种情况的客观存在，因此，因变量的观测值实际上来源于总体的一个受限制的部分，因而不能完全反映总体的实际特征，故在如下的分析中采用受限因变量模型。
鉴于利率非负的一般性质，在模型中作为审查临界点的左端点为零，故令 i=0；且其审查临界点没有右端点，故令 i=+∞。此时模型为规范的审查回归模型，即Tobit 模型。
考察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各微观因素对农村民间借贷市场利率的影响，以下分别从借款人和贷款人角度进行分析，同时，对农户借款人和贷款人建立不同的回归模型。
（1）借款人利率定价模型与实证
这里考察借款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利率定价受到私人信息的影响，这些信息主要反映借款人对其自身还款能力和风险抵抗能力的认知和价值评估，与民间借贷市场交易的信息传递、风险防范等机制关系密切。以下模型中选择的变量是对上节理论模型中相关变量的具体化。
利用实地调查资料中的相关信息，基于现实调查可得数据，选择设计以下变量如表5所示。
统计显示了当前农村经济的一种状况，这些参与调查的农户中，民间借贷利率平均水平为月利率2.28%（合年利率27.39%）；平均每户农户借款需求中有67.98%的部分是向农村民间借贷市场融资解决的；每户农户的借款中平均约55.25%的部分用于生活消费，包括日常消费、应急支出等；农户将借款用于务农生产或者商品经营的比例，平均每户约为35.44%；家庭收入模式中，从事农业生产和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农户数量一半对一半。
为避免产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而影响模型检验的结果，给出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7所示。
就实地调查的农户借贷数据显示的平均水平而言，农户贷款人在正规金融机构的存款金额在其家庭消费后的剩余资金中所占的比例每增加1个单位（这里是1%），则其放贷的年利率降低约1.4813个单位（这里是1.4813%）；当贷款人使用消费后剩余的资金进行商业经营投资时，其投资金额占其家庭剩余资金的比例每增加1个单位，则其放贷的年利率降低约2.0685个单位；作为放贷对象的借款人，如果在借款时声明此项借款的用途包括生活消费，则贷款的利率会受此影响，借款人计划将借款用于消费的比例每增加1个单位，贷款的年利率降低约1.0615个单位。由于当前中国农村的农户参与现代金融市场投资的经济行为尚不普遍，农户用于证券投资的资金数量占其全部剩余资金的比例平均是5.4800%，这偏小的比例水平使得变量ZD9对农户贷款的影响不显著。正如选择贷款人方面的影响因素时对各个变量的经济含义所做的解释那样，变量ZD6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贷款人选择固定收益存款对各种风险的规避愿望，当这部分资金的比例加大时，说明其抗风险的账面能力在增加；ZD8反映了贷款人利用自有剩余资金创造利润收益的机会，当这部分资金的比例加大时，说明贷款人创造利润机会的努力程度在提高。这些来自贷款人经济行为的私人信息和来自借款人借款用途的私人信息，直接影响着民间借贷市场上贷款人提供资金时的利率报价，实证数据显示，这些私人信息和微观方面因素对贷款利率报价的影响全部都是反方向的。
参考文献：
[1] 马丁·舒贝克.货币和金融机构理论[M].王永钦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280-287
[2] Arrow， K. J. Towards a Theory of Price Adjustment：The Allocation of Economic Resources[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
2011年初，温州、鄂尔多斯等地陆续出现企业主“跑路”事件，引起各界媒体的关注，民间借贷危机逐渐显现，特别是轰动全国“吴英案”的出现，引起政府部门和民众的高度关注，各界学者也纷纷就民间借贷问题展开学术研讨。
一、民间借贷的概念及其法律性质
1.民间借贷的概念
“借贷”一词古已有之，它涉及两方当事人，由约定俗成的习惯逐渐上升至法律，我国《合同法》中就有借款合同的规定。民间借贷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学者对其概念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从国内外的学术著作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认识：
（1）国外学者认为民间借贷是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不受国家信用控制和中央银行管制的存款、贷款以及其他金融交易，是和正规金融是同一国家中同时并存的，相互割裂的。正规金融处于国家信用和相关金融法律控制下，而民间金融则在这种控制之外进行运转，二者利率不同、借款条件不同，目标客户不同。
（2）国内学者中有人将民间借贷界定为一种民事法律行为，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不经国家金融行政主管机关批准或许可，依照约定进行资金借贷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也有人认为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与非金融机构的法人，其他组织与公民之间的相互借贷货币、实物和其他财产的行为。
本文认为，民间借贷是游离于官方正规金融机构之外，与正规金融并存的，发生在个人、非金融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以货币资金为标准的价值让渡及偿付本息的活动。
2.民间借贷的性质
民间借贷在本质上为法律行为，符合法律行为的特性。《民法通则》颁布前，国内学者对法律行为的概念存在两种不同认识：一种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基于意思表示而从事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包括有效地法律行为、无效的法律行为、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和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另一种是，将法律行为视为民事主体通过意思表示而从事的必然产生、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合法行为，将其范围界定在合法行为上。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及大陆学者董安生教授均倾向于传统民法中的法律行为概念，即法律行为本质乃意思表示，是一种法律上的意效行为。目前，学界多倾向于第一种观点。民间借贷是当事人之间基于借贷的意思表示而进行的行为，它能够引起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终止。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间借贷的性质不在仅仅局限于私法领域的法律行为上，其发展变化对公法领域的金融市场产生很大影响，因此其又具有公法性质。
二、民间借贷的优势及其监管的必要性
1.民间借贷的优势
民间借贷有其存在的必然性，符合我国目前的经济制度状况。其优势主要体现在：
（1）民间借贷是一种直接的融资方式，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正规金融服务的不足，同时也分流了国家正规金融服务系统的一部分放贷风险。如果能合理利用民间借贷的话，它能够成为国家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
（2）民间借贷资金满足了民营中小企业主等的融资难问题。这些民营中小企业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及吸收人员就业等方面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其自身的一些特点使得其很难在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取得其发展所需要的资金，这时，庞大的民间金融市场满足了其资金要求，而且手续方便简单，效率较高，能够满足其发展要求。
（3）民间借贷对正规金融起到了示范作用，对正规金融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民间借贷的市场化利率促使正规金融加快利率改革；民间借贷的手续简便，效率高对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提高效率，改善服务等方面起到示范效应。
2.监管的必要性
民间借贷是法律行为。法律行为本质上是自由的，为何还需要监管？这是因为民间借贷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在民间借贷给国家宏观经济金融调控、区域经济发展以及企业和个人正常生产生活都带来一些不可避免的影响。
（1）影响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效。政府根据国家总体经济形势采取相应的货币政策，避免经济危机。但是，由于民间借贷一般处于地下隐蔽状态，政府相关部门很难对其进行监测，在制定货币政策时难以将其考虑在内，而且，民间借贷资金的走向经常是与宏观货币政策相反而行的，这样就会影响国家宏观货币政策的实效，国家的宏观调控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2）干扰正常的金融秩序。民间借贷资金庞大，影响银行等正规金融的资金来源。有的民间借贷资金是从正规金融市场上取得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走向不能掌控，而且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上资金的配置效果，对金融秩序产生很大影响，而且还会影响小城镇及乡村的经济发展。
（3）法律地位尴尬，正常发展困难。由于目前民间借贷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处于不明朗的尴尬地位，监管缺位，其问题突出，人们经常将民间借贷等同于高利贷及非法集资等非法的民间金融，导致民间借贷不能正常发展，一直处于政府部门严加防范之下。
三、我国民间金融监管的现状及其完善
1.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现状
（1）在立法上，没有给予民间借贷这种合法的民间金融以相应的法律地位地位。《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银行业监督管理办法》等金融法律均未明确民间借贷的合法地位，政府相关部门陆续出台的有关规章文件，如《严禁擅自批设金融机构》、银监会制定并颁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均未界定民间借贷的合法性、规范性，也未明确界定民间借贷金融机构的性质。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对民间借贷行为有一定的规范，但是总体来说比较原则，操作性不强，主观随意性较大，有些规范甚至还出现矛盾的情况，导致行为人和司法机构在认定民间借贷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上出现分歧。在对非法集资、金融诈骗、地下钱庄等非法的民间金融，我国一直严厉监控和打击，《刑法》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入罪说明了我国对这些非法金融的打击力度。以至于司法实践中出现将民间借贷归于非法民间金融的误区。2003年在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的孙大午案以及近期热烈讨论的吴英非法集资案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官方对民间借贷这一民间金融的态度。
（2）在监管上，存在监管缺位的问题。目前对民间借贷的立法尽在民法领域，民法的特性使得民间借贷仅仅体现为当事人自由意志的活动，国家对其态度是，在没出现问题时未有具体措施加以引导和规范，在出现问题时则是严加打击。因此，关于我国民间金融的监管，一直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对于高利贷、非法集资、地下钱庄、抬会等非法民间金融，国家一直是严加控制和打击的，而对于合法的民间借贷则是法律和监管均是缺位的。
2.我国民间借贷监管的完善
要规范民间借贷并给予其合法的地位，使其阳光化运作，必须有一个良好的金融环境，这就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放宽金融市场。
（1）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准入机制。要规范民间金融，首先要在金融体制上进行改革，逐步开放金融市场，放宽准入机制，使得民营中小企业能够有机会进入金融领域。
（2）认可民间借贷，给予其合法的发展空间。政府逐步放宽金融改革的政策，为民间借贷的正规化、合法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后，总理在十一长假期间带领财经人员专赴温州调研，提出探求化解以温州为代表的民间借贷可能引发的“中国式次贷”风险，这无疑是加快了政府部门在政策上对民间借贷的正视。另外，温州市委、市政府为遏制民间借贷危机蔓延出台相关文件，采取各种措施防止资金链断裂后引发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其中就有加强对民间借贷的规范等措施，这也说明地方政府在积极探索，不断认可、肯定民间借贷并寻求民间借贷规范化之路。
（3）加快立法进程，规范民间借贷。鉴于我国目前民间借贷立法的状态，应该在法律规范上进行改进。对于民间借贷，在已有的《民法通则》、《合同法》等原则性规范的基础上，加快出台民间借贷相关法律法规或其他规章制度，使民间借贷在法律上正名。同时加快对《中央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条例》相关条款的修改，增加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由于民间借贷是一种普遍的融资渠道，而且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建议在充分调查论证的基础上，尽快出台民间借贷法律法规，如《民间借贷法》、《民间借贷管理条例》，依法确定民间借贷的概念、范围、基本原则、期限、利率、管理部门及其职责等，以规范、保护正常的民间借贷行为，引导民间借贷依法合规进行，而且能够为相关部门加强监管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
（4）创新机制，加强民间借贷监管。在融洽的金融环境和有效地法律规范之上，我们还要创新机制，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在监管的具体制度设计上，一方面吸收正规金融机构的经验，另一个方面要根据民间借贷自身的特征积极创新。
首先，形成多元化监管主体，中央银行和银监会积极配合，促进民间借贷自律机构的形成。其次，区分监管方式，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形式做区别对待。对于普通的个人之间的自由借贷，可以做消极监管，引导双方当事人尽量采用合规的借贷合同，减少纠纷；对于个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要加强监管，规范借贷合同，建立借贷登记制度，以对借贷规模、资金用途等进行积极监测；对于有中介机构的民间借贷，要加强对民间借贷中介机构的监管，对其资质、信用度、运营方式等进行指导和监督，必要时协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进行定期检查和考核。再次，培养专业的民间金融监管人员，监管人员进行相关培训，使其熟知民间借贷监管业务知识，增强对民间借贷金融市场的敏感度，方便及时有效地收集相关信息。最后，创新监管制度，建立民间借贷存款保险制度、民间借贷利率监测制度、民间借贷征信体系、民间借贷登记备案制度，逐步形成一个安全、诚信、稳定、可控、能预见的民间借贷金融市场体系。
参考文献：
[1]张志昆.当前中国民间借贷研究.中央民族法学硕士论文
[2]戴建志.《民间借贷法律实务》.法律出版社，1997
[3]黄向红.完善法律制度 脱范民间借贷软环境.改革与理论，2002（1）
[4]许孟洲等.《金融监管法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一、吴英案回顾
（一）吴英非法集资案始末
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用个人或企业名义，采用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注册公司、投资、借款等为名，从林卫平、杨卫陵等11人处非法集资77339.5亿元，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息、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达3.89亿余元。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吴英不服，提请上诉。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院维持原判，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2012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该案发回浙江高院重审。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二）吴英案争议的焦点
引发民众热议的是民众并不清楚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而现有规则的模糊性、不合理性更加增加此类案件的争议性。如判断非法集资一个重要标准是集资对象属于不特定人群。而吴英的集资对象林等11人，他们之中有些是吴英的亲戚朋友，有些成为企业的高管。这些人员是否属于“社会公众”，在法律上未明确。再如法院认定吴英的行为属于集资诈骗，基于的事实是吴英明知自己不可能承担如此高的债务，却仍然向债权人大量借款，且借得的款项并不是用于投资，而是用来偿还之前借款的利息。但是，吴英与杨等11人签订的合同为附条件的合同。吴英虽然将集资款的一部分用于偿还之前借款的利息，但大部分还是用于酒店经营以及房地产投资。集资款的使用是企业的自由，吴英没有履行合同约定，构成违约，承担的是民事违约责任，而不应当是刑事责任。此外，酒店经营、房地产投资都是回报周期很长的投资，短期内无法收回成本。而杨等将吴英软禁的行为导致吴英的资产被查封，直接导致资金链断裂。根据吴英资产被查封时的价值评估，足以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可法院对于杨等人的非法拘禁并没有追究，却以吴英无法偿还集资款认定吴英的行为为集资诈骗，显然是不符合市场规律。如果都要求企业完全依照合同，并且单凭以集资款无法归还为由认定非法集资，那么一方面，企业的积极性会经受严重的打击，企业已经被束缚在合同中。可是，商机往往都是转瞬即逝的，企业遇到一个比原计划更好的商机，却因为必须严格按照合同，错失良机；另一方面，企业将承担随时还款的沉重义务。而国家对此又过多采取刑法制裁以及“一刀切”打击。这种“一刀切”的定义过于简单化、机械化，而根据这种机械化的概念定义犯罪并且使用刑法制裁未免过于草率。长此以往，企业将减少甚至完全放弃贷款，这样无论是对企业对民间借贷还是对我国财政收入以及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吴英案中所暴露出来的现有法律制度在民间借贷尤其是企业与个人之间借贷方面存在的不足引起了学者的担忧，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亚布力论坛上更是喊出了“保护吴英就是我们自己”的呼声。
二、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融资的法理分析
（一）金融服务受限
一个企业想要合法获得资金有三个办法：第一，上市；第二，银行借款；第三，私募。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上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银行信贷门槛高，中小企业往往达不到银行制定的信用评定等级，从而无法从银行贷款。因此，中小企业转而寻求私募。而相对宽松、手续简单，资金充足的民间借贷就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首要选择。
（二）民间资本游离
金融危机之后，数以千亿的民间资金游离。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流动的民间资本已经达到6000亿，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快速增长。民间资本已经成为温州改善投资机构，推动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改善民生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难以取代的重要力量。如此大的民间资金，一旦披着“合法”外衣从事非法融资，并且获得利益之后，其他投资者便会在市场上盲目跟风，同时，对高回报的追逐心理加剧了歪风邪气的蔓延。
（三）监管力度不到位
由于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各项制度还不完善，我国没有一个确定的部门对民间借贷进行专门的监管。民间借贷是市场化发展的产物，随着市场的发展，民间借贷已经发展为一种普通的民事行为。如果缺少了必要的监管，让民间借贷独自生活在阴暗中，难免会导致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融资。并且放任的时间越长，异化的几率越大，后果越严重。
三、非刑法手段规范民间借贷模式的建议
鉴于我国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民间借贷尤其是中小企业与个人间借贷进行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构建我国以非刑法手段规范民间借贷模式，需要政府、金融市场共同努力。政府为主，金融市场次之。
（一）政府
1.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
中小企业作为民间借贷最重要的主体。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后备力量是否强劲。美国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管理机构提高了中小企业借贷的效率。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呈现区域集聚，竞争压力大，需要由政府出面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全程导航。因此，各地政府可以结合自身地区的发展特点，在政府机构中设立中小企业管理部门，明确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及职权，充分履行其职能，向小企业提供资金和贷款援助，帮助小企业联系融资事宜以及提供管理培训和咨询。
2.鼓励个人间小额借贷的发展
国家在放宽金融限制，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同时，应当鼓励个人间借贷（p2p）发展。与美国个人间借贷相比，一方面，个人拥有更多的民间闲置资金但资金分散，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子商务逐渐成为诸多商务人士的首选。这些都为个人间借贷平台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是，美国的个人间借贷平台中的诸多制度如真实信息披露制度、利率制度等都是有政府管理机构进行监管。而在我国，相关方面还刚刚起步。所以，个人间借贷在我国拥有良好的基础，也会逐步成为中小企业进行融资的一条重要渠道，但现阶段由于我国相关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个人间借贷尚不具有实践操作性。
3.加快《民间借贷法》制定
我国至今没有一部独立完整的《民间借贷法》。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散布在很多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中。如此分散且不完备的规范不利于国家对民间借贷的管理。因此，制定一部《民间借贷法》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在2012年“两会”期间，甚至有浙江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自己草拟的《民间借贷法》。《民间借贷法》的出台将成为规范模式中的基石，让一切民间借贷活动有法可依。
4.建立民间借贷的监管制度
第一，加强对民间资金的引导，引导人民合法投资，合法获利。因为民间借贷是市场化的产物，极易误入歧途。政府必须加强对民间借贷的引导，大力推动民间项目立项，既保证资金运转安全，又盘活了民间闲置资本，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第二，对规模化民间借贷要定期监管。东部沿海地区民间借贷频繁，已经呈现规模化趋势，同时，如“拍拍贷”等“p2p”模式的信用网上借贷平台的出现，在服务民间借贷的同时，也比零散型借贷有着更高的风险。如何对规模化民间借贷进行监管，可以借鉴证券管理制度，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其一，严格执行交易登记制度；其二，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完善资金运转以及信用监管制度；其三，加强风险预警。
第三，加强对第三方抵押担保机构的监管。作为民间借贷的一个重要部分，第三方担保承担着降低借贷风险的职能。可由于民间借贷很少寻求第三方担保。担保机构中一部分倒闭，一部分异化为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组织。对第三方抵押担保机构的监管，可以将担保机构纳入中小企业管理机构或者个人间借贷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民间借贷体系，统一监管。
（二）完善民间借贷的市场准入制度
金融市场的垄断就是严苛的市场准入制度，让很多民间借贷无法进入金融融资市场，更别提与正规金融机构形成竞争。因此，完善金融市场，让民间借贷进入金融市场是有必要的。对于民间借贷的准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第一，资金准入。以往的金融行业的资本来源为公众的存款、发放的债券、像央行借款等形式。而对于民间资本的进入一直采取观望保守的态度。现如今，国家有了一定的政策。无论是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等领域”还是“新36条”，这些都体现国家在逐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限制。
第二，业务准入。民间借贷服务的范围为中小企业以及公民，国家可适度放宽限制，让民间借贷进入金融领域，与正规金融机构产生竞争，既减轻金融机构资金压力，又可促使整个金融机构提高服务和效率，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一、吴英案回顾
（一）吴英非法集资案始末
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吴英用个人或企业名义，采用高额利息为诱饵，以注册公司、投资、借款等为名，从林卫平、杨卫陵等11人处非法集资77339.5亿元，所得款项用于偿还本金、支付高息、及个人挥霍等，实际集资诈骗人民币达3.89亿余元。2009年12月18日，金华市中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吴英不服，提请上诉。2012年1月18日，浙江省高院维持原判，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复核。2012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吴英死刑，该案发回浙江高院重审。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吴英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
（二）吴英案争议的焦点
引发民众热议的是民众并不清楚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界限，而现有规则的模糊性、不合理性更加增加此类案件的争议性。如判断非法集资一个重要标准是集资对象属于不特定人群。而吴英的集资对象林等11人，他们之中有些是吴英的亲戚朋友，有些成为企业的高管。这些人员是否属于“社会公众”，在法律上未明确。再如法院认定吴英的行为属于集资诈骗，基于的事实是吴英明知自己不可能承担如此高的债务，却仍然向债权人大量借款，且借得的款项并不是用于投资，而是用来偿还之前借款的利息。但是，吴英与杨等11人签订的合同为附条件的合同。吴英虽然将集资款的一部分用于偿还之前借款的利息，但大部分还是用于酒店经营以及房地产投资。集资款的使用是企业的自由，吴英没有履行合同约定，构成违约，承担的是民事违约责任，而不应当是刑事责任。此外，酒店经营、房地产投资都是回报周期很长的投资，短期内无法收回成本。而杨等将吴英软禁的行为导致吴英的资产被查封，直接导致资金链断裂。根据吴英资产被查封时的价值评估，足以偿还借款并支付利息。可法院对于杨等人的非法拘禁并没有追究，却以吴英无法偿还集资款认定吴英的行为为集资诈骗，显然是不符合市场规律。如果都要求企业完全依照合同，并且单凭以集资款无法归还为由认定非法集资，那么一方面，企业的积极性会经受严重的打击，企业已经被束缚在合同中。可是，商机往往都是转瞬即逝的，企业遇到一个比原计划更好的商机，却因为必须严格按照合同，错失良机；另一方面，企业将承担随时还款的沉重义务。而国家对此又过多采取刑法制裁以及“一刀切”打击。这种“一刀切”的定义过于简单化、机械化，而根据这种机械化的概念定义犯罪并且使用刑法制裁未免过于草率。长此以往，企业将减少甚至完全放弃贷款，这样无论是对企业对民间借贷还是对我国财政收入以及经济的发展都是不利的。
吴英案中所暴露出来的现有法律制度在民间借贷尤其是企业与个人之间借贷方面存在的不足引起了学者的担忧，经济学家张维迎在亚布力论坛上更是喊出了“保护吴英就是我们自己”的呼声。
二、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融资的法理分析
（一）金融服务受限
一个企业想要合法获得资金有三个办法：第一，上市；第二，银行借款；第三，私募。对于中小企业来说，上市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银行信贷门槛高，中小企业往往达不到银行制定的信用评定等级，从而无法从银行贷款。因此，中小企业转而寻求私募。而相对宽松、手续简单，资金充足的民间借贷就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首要选择。
（二）民间资本游离
金融危机之后，数以千亿的民间资金游离。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流动的民间资本已经达到6000亿，而且每年以14%的速度快速增长。民间资本已经成为温州改善投资机构，推动经济发展。调整产业结构，繁荣城乡市场，改善民生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难以取代的重要力量。如此大的民间资金，一旦披着“合法”外衣从事非法融资，并且获得利益之后，其他投资者便会在市场上盲目跟风，同时，对高回报的追逐心理加剧了歪风邪气的蔓延。
（三）监管力度不到位
由于我国对于民间借贷的各项制度还不完善，我国没有一个确定的部门对民间借贷进行专门的监管。民间借贷是市场化发展的产物，随着市场的发展，民间借贷已经发展为一种普通的民事行为。如果缺少了必要的监管，让民间借贷独自生活在阴暗中，难免会导致民间借贷异化为非法融资。并且放任的时间越长，异化的几率越大，后果越严重。
三、非刑法手段规范民间借贷模式的建议
鉴于我国民间借贷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对民间借贷尤其是中小企业与个人间借贷进行规范就显得尤为重要。笔者认为构建我国以非刑法手段规范民间借贷模式，需要政府、金融市场共同努力。政府为主，金融市场次之。
（一）政府
1.成立专门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
中小企业作为民间借贷最重要的主体。中小企业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后备力量是否强劲。美国设立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管理机构提高了中小企业借贷的效率。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呈现区域集聚，竞争压力大，需要由政府出面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进行全程导航。因此，各地政府可以结合自身地区的发展特点，在政府机构中设立中小企业管理部门，明确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及职权，充分履行其职能，向小企业提供资金和贷款援助，帮助小企业联系融资事宜以及提供管理培训和咨询。
2.鼓励个人间小额借贷的发展
国家在放宽金融限制，为中小企业服务的同时，应当鼓励个人间借贷（p2p）发展。与美国个人间借贷相比，一方面，个人拥有更多的民间闲置资金但资金分散，另一方面，中小企业需要大量的资金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子商务逐渐成为诸多商务人士的首选。这些都为个人间借贷平台在我国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但是，美国的个人间借贷平台中的诸多制度如真实信息披露制度、利率制度等都是有政府管理机构进行监管。而在我国，相关方面还刚刚起步。所以，个人间借贷在我国拥有良好的基础，也会逐步成为中小企业进行融资的一条重要渠道，但现阶段由于我国相关监管制度的不完善，个人间借贷尚不具有实践操作性。
3.加快《民间借贷法》制定
我国至今没有一部独立完整的《民间借贷法》。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散布在很多的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中。如此分散且不完备的规范不利于国家对民间借贷的管理。因此，制定一部《民间借贷法》成为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在2012年“两会”期间，甚至有浙江的学者向大会提交了自己草拟的《民间借贷法》。《民间借贷法》的出台将成为规范模式中的基石，让一切民间借贷活动有法可依。
4.建立民间借贷的监管制度
第一，加强对民间资金的引导，引导人民合法投资，合法获利。因为民间借贷是市场化的产物，极易误入歧途。政府必须加强对民间借贷的引导，大力推动民间项目立项，既保证资金运转安全，又盘活了民间闲置资本，减轻了政府的财政压力。
第二，对规模化民间借贷要定期监管。东部沿海地区民间借贷频繁，已经呈现规模化趋势，同时，如“拍拍贷”等“p2p”模式的信用网上借贷平台的出现，在服务民间借贷的同时，也比零散型借贷有着更高的风险。如何对规模化民间借贷进行监管，可以借鉴证券管理制度，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其一，严格执行交易登记制度；其二，加强信息披露制度，完善资金运转以及信用监管制度；其三，加强风险预警。
第三，加强对第三方抵押担保机构的监管。作为民间借贷的一个重要部分，第三方担保承担着降低借贷风险的职能。可由于民间借贷很少寻求第三方担保。担保机构中一部分倒闭，一部分异化为地下钱庄和高利贷组织。对第三方抵押担保机构的监管，可以将担保机构纳入中小企业管理机构或者个人间借贷的一部分，从而形成一套完整的民间借贷体系，统一监管。
（二）完善民间借贷的市场准入制度
金融市场的垄断就是严苛的市场准入制度，让很多民间借贷无法进入金融融资市场，更别提与正规金融机构形成竞争。因此，完善金融市场，让民间借贷进入金融市场是有必要的。对于民间借贷的准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
第一，资金准入。以往的金融行业的资本来源为公众的存款、发放的债券、像央行借款等形式。而对于民间资本的进入一直采取观望保守的态度。现如今，国家有了一定的政策。无论是201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市政、金融、能源、电信、教育等领域”还是“新36条”，这些都体现国家在逐步放宽民间资本进入金融市场限制。
第二，业务准入。民间借贷服务的范围为中小企业以及公民，国家可适度放宽限制，让民间借贷进入金融领域，与正规金融机构产生竞争，既减轻金融机构资金压力，又可促使整个金融机构提高服务和效率，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