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坛有一类“余秋雨现象”，不难理解，即是一种创作现象，这种独特景观在文坛是一枝独秀的。对历史文化的反思所形成的文化意蕴是鲜明的，是具有独特审美视角的，这个文化意蕴的创造是一个大的突破，引领了一代学者散文的新文风。“余秋雨现象 ”受到文学界广泛关注就是因为其新的架构和手法，而许多围绕余秋雨散文的评论文章如雨后春笋般滋长，能够有如此之大的学者在长时间内如此关注余秋雨散文，不论是褒或贬，这对于一个作家，一个作品，对散文研究来说都是幸事，在繁多的评论中，本文试图从余 秋雨散文的文化意蕴与创作风格入手，对已有评论加以概括梳理，进行全面的考察分析，发现余秋雨散文的价值，更好地了解这两方面的研究现状。
一、对余秋雨散文文化意蕴的探讨
余秋雨散文中，贯穿始终的一个鲜明的主旨是文化，这个主旨决定了研究者的目光着重放在对散文的文化意蕴的研究上，论者们研究的主要方面有 ：华夏历史文化、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对民族未来的关注以及对人格的健全重铸。
余秋雨本人认为，文明是克服了愚昧和野蛮之后达到的境界，是对前者的摆脱，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在重复上演这个过程，总体的人类大发展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我们还是在于愚昧和野蛮作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文明有多么珍贵就可想而知了。 给岁月以文明，而不是给文明以岁月，文化需要公开，文化需要透明，文化需要传播，文化需要共享，文化需要化解，文化需要沟通，文化要发挥自己真正的作用，就要能够克服障碍，只要能够跨越障碍的文化才能够像生命一样延续下去，才能够形成文明，余秋雨散文 是通过深深思考后形成的喟叹，是对文化的尊重，对文明的向往，期待和呼喊。
品味余秋雨散文的时候，很容易就能感受到散文字里行间透露出的对文化的反思和忧患意识，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是余秋雨散文的精神特质，余秋雨先生具有文人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并鲜明地体现在文章当中，余秋雨先生在面对民族文化在多元冲击时的这种时代使 命感和忧患意识更为明显，对文化的反思是文章的一大值得探讨的主题，文化的产生发展创新都需要进行反思，民族文化更是如此，只有不断反思进步的民族，才能继续生存繁衍。
二、关于余秋雨散文创作风格的研究
余秋雨散文在创作风格上有很大的改变，和以往的散文文体不同，余秋雨散文主要有以下四点的改变 ：对传统散文的突破、语言特色、结构模式和表现手法，这些方面上加以体现对传统散文风格的创新。
首先，从对传统散文的突破来看，余秋雨的散文博大精深、气势宏伟，不缺细节描写和大场景描绘，但是其中对于历史的探寻并不少，访古寻古是他散文的命脉，对古文化的深刻思考是余秋雨散文的一大主题，短小精悍的文章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巨大的思想 力度，其中也有对现实的赞叹，但更多的是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喟叹。
其次，从语言特色来看，余秋雨散文中的语言总是能让人眼前一亮，有时一些沉重的历史往事经过他的描写也能变得轻松明了，余秋雨散文抛弃了繁杂的语句，多余的赘言，有些许随心所欲的流露反倒给文章增色，语言简练并且和情感完好结合，书写轻松自如，展 现了特有的奇妙智慧。
再次，从散文的结构模式上看，有些论者也持着否定态度，有些散文的结构过于僵化，与散文的自由精神不相符，与散文创作的大趋势背道而驰，有时行文的直抒胸臆会使情感表达过于夸张，篇幅结构上也有雷同现象，这些都是散文结构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地方。
最后，在表现手法上，余秋雨散文表现出明显的戏剧性，在修辞手法的熟练运用使情感表达激烈直率，很多表现力强的修辞如排比可以增加文章气势，余秋雨散文中加入的一些戏剧元素使的散文在表现手法上别具一格，形成了独特的戏剧化风格。
三、结论
余秋雨在散文上的成就是伟大的，他为散文领域提供了新的写作思路和创造风格，他的散文是理性思维与诗性想象有机结合的，是沉重严谨与激情肆意相融合后表现出来的大散文风范，散文亮点颇多，在散文中对文体的突破，独特的表现手法和美学风格，对于历史 文化的反思，对健全人格的呼唤，对文化的忧患意识，都强烈地通过字眼传达出来，在当下给了读者更多的思考和启发。
参考文献
因为，未来的企业竞争将是文化的竞争。
关键词：企业文化 产品文化 产品形象
一、产品、产品文化、企业文化
什么叫产品？狭义的理解，只是工厂生产出的实物，如食品、服装等。广义的产品概念，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凡是提供给市场的、消费者认为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的，或使用后能满足消费者某种需求、某种欲望的一切，都可称之为产品，例如服务、咨询也是产品。
所谓产品文化，是以企业生产的产品为载体，反映企业物质及精神追求的各种文化要素的总和，是产品价值、使用价值和文化附加值的统一。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与企业、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愈益密切，文化的力量愈益突出，这种文化色彩首先体现在企业的产品上。就是说，企业生产的产品决不仅仅具有某种使用价值，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物质生活需要，而且越来越多地考虑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千方百计地为人们提供实用的、情感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享受，越来越重视产品文化附加值的开发，努力把使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融为一体，突出产品中的人性化含量。换言之，企业产品不仅是技术和工具的产物，而且是员工崇高理想和自觉奉献精神的结晶；不仅凝结着一般的抽象的人类劳动，而且凝聚着职工无限的创造力，是企业员工群体特定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心理的、知识的、能力的综合素质的体现。说到底，产品深深地打着企业文化的烙印，二者相融相合。
一定的产品文化与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紧密联系的，也与生产或提供它的企业文化密不可分。产品文化是社会文化与企业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社会文化背景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产品文化更多地体现的是企业文化的内容。产品文化是直接作用于社会广大的消费者，消费者更多地是从产品或服务的消费中来体现企业文化的。对其企业的认同和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是通过接受其产品与蕴涵在其服务中的产品文化来实现的。
产品文化与企业文化紧密联系。产品或服务是企业生产的成果，任何一种产品和服务都是在企业中生产和形成，既受到一定的企业文化的制约，又凝聚了生产它的企业文化因素。因此，产品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文化的一种体现。
换句话说，企业的精神、风格和价值标准将在企业所提供的具体的产品和服务之中得以体现。这正是我们在强调企业文化建设时，同时强调产品文化的原因之所在。
二、未来企业竞争更是文化竞争
10年前，烧鹅仔在北京方庄首开中国式快餐连锁服务，它既有中国传统的美味，又能适应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这种营销理念在当时是超前的。与此同时，在方庄还诞生了一家麦当劳，同烧鹅仔一样，引得八方来客，叫好声不绝于耳。此后，烧鹅仔分店曾达到近百家，与麦当劳共存共荣。
10年后的今天，若想再到烤鹅仔处一饱口福之时，却发现“此地空余黄鹤楼”，烧鹅仔早已倒闭。但麦当劳一如十年前，红红火火，人流不息。有好事者询问麦当劳方庄店经理原因，他回答：“麦当劳出售的是企业文化”。
当今世界上经济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发展趋势非常明显。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往往与企业文化密切结合，不可分割。企业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文化的含量、附加值越来越高。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的时代，对文化领先和知识创新更加注重。
中国加入WTO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必将进入中国这一庞大市场，高举“文化竞争”的旗帜圈地圈钱，文化竞争将成为未来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进行“商战”的主旋律。企业的竞争将更快进入商业文化竞争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带有更明显的文化竞争色彩，更多的类似于烧鹅仔和麦当劳的故事即将上演。事实上，这样的战斗在麦当劳、阿迪达斯、耐克等国外名牌进入中国后就已打响。外国企业在登岸之时，必将带着各自企业的文化理念和经营管理方式，在中国市场攻城掠寨。在未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忍气吞声绝不是办法。我们需要发掘自身文化、发展自身文化的价值，并创造性地将它融入企业的产品设计当中，这需要我们自身加倍努力与探索。
现代企业需要现代的企业文化。对企业文化内涵的研究，不断提高文化的附加力，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内容。那么中国在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将如何应对这种文化的看似无形却有形的竞争呢？国内制造型企业还沉湎于“价廉物美是一个永远的胜律”，没有认识到“产品文化”的价值。企业家将如何从企业文化的层面来更新各自的产品管理理念、产品文化呢？在产品或服务层面值得我们思考： 这一层面上的文化营销就是推出能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产品或服务，并能引导一种新的、健康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
三、厂家不仅是卖产品，更是卖文化 dolcn.com
今天的消费者，购买产品已不单单只是为了使用，同时对其是否符合自己的审美情趣也很看重，特别是年轻消费者，对产品怡情诉求更为强烈。因此，企业在文化创牌努力中，有意识地将符合消费者怡情诉求，象征人们特有的审美情感，体现现代人的价值观，顺应大多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导向的文化内涵融入自己产品，就可以产品为载体，向品牌投入文化，在满足消费者怡情的心理诉求的同时，取得他们对产品文化的价值认同，实现自己附着于产品的文化识别。产品符合了这样的人文需求，就能以其独特的人文含量在情感上打动消费者，使其因怡情需求而积极购买你的产品，实现情感营销的高附加值销售方式。
生产产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将它卖出去，在买方市场的今天产品的文化内涵也决定了产品的市场前景。有位资深的经济学家说过，“产品的一半是文化”，“文化也是商品”。当我们习惯于在大街小巷听“正宗牛肉丸”、“地道煎肉包”的吆喝声时，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就是有人在卖产品文化赚钱了。美国有名的化妆品制造厂露华浓公司总裁C·雷布隆先生就以“口红不是化妆品，我们让美流行人间”的经营宗旨而取胜于市，闻名于世。
以研究购物心理而闻名的V·帕卡特，在其《隐藏的说服者》一书中这样写道：也许“生意人你不曾想过，如果卖的不是发油而是希望，如果卖的不是桔子而是新鲜的活力，那将会怎样?”不少企业的经营者在产品营销过程中仍沿袭着“黄婆卖瓜，自卖自夸”的老方式，侧重于产品本身的宣传，在文化韵味和服务方面的宣传不够而造成产品压库严重的现状，我们大有必要加强产品文化的宣传。尤其在市场推广广告策略的制定上善于将企业产品的核心价值进行提炼，赋予其特有的文化内涵。须知，当今许多购物者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他们除了看中产品质量外，更看重的是企业形象和售后服务。“卖啥偏不吆喝啥”的高明之处，在于使顾客在潜移默化中认识你的企业形象的同时，进而对你的产品产生好感。我国的红豆服饰、娃哈哈食品等企业注重产品的文化宣传，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四、设计以文化为底蕴
设计的核心是人，所有的设计其实都是围绕着人的需要展开的。设计承载了对人类精神和心灵慰藉的重任：年轻的消费者购买商品是为了张扬个性和焕发蓬勃的青春活力；年壮的消费者购买商品是为了填补青春已逝的失落和展示成熟与自我成就感；年老的消费者则怀者一股浓浓的怀旧感和饱经沧桑的平静感购买消费品。因此产品是反映物质功能及精神追求的各种文化要素的总和，是产品价值、使用价值和文化附加值的统一。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与企业、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愈益密切，文化的力量愈益突出，这种文化色彩首先体现在企业的产品上。就是说，企业生产的产品决不仅仅具有某种使用价值，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物质生活需要，而且越来越多地考虑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千方百计地为人们提供实用的、情感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享受，越来越重视产品文化附加值的开发，努力把使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融为一体，突出产品中的人性化含量。
以人为核心进行外延，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设计。人类最初的设计，正是针对人们最普通最基本的需要展开的。几千年来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理环境沉淀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消费品蕴藏着的不同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审美追求，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人们对自我实现的不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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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需要创造。如果没有创造，世界将是一幅模样，但创造是有基础的，不同的地区有其地域环境、气候条件、经济情况、人文思想、民族习惯等等不同。表现在设计方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法兰西民族，地处温带海洋性气候，良好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法兰西民族追求美妙而浪漫的生活习惯，时尚成了这个迷人国度奉行的生活准则。时装、香水这些体现浪漫、时尚的载体成了这个民族的代名词，洛可可风的延存与装饰艺术运动的渲染形成了一种华丽、经典的法国浪漫风格；德意志民族则不同，气候干燥、多山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严谨的德国人。因而，德国的设计体现出了严谨、重功能的品质，就连较为倾向艺术性的平面设计在这里也自由不起来。包豪斯是其代表，乌尔姆设计学院提出的设计就是科学技术，从而形成重功能、技术，缺乏艺术感的德国风格；与之相反，美利坚民族是个民族大融合，渴望自由的环境下造就了设计的幽默感与随意性。短暂的历史，自由的人性，使美国设计更具轻松、乐观的色彩；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与人，人与物之间讲究和谐共处，因此在自我实现要求上表现得深沉含蓄又强烈突出，反映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总之每个民族都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和追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包括产品设计）表现自己，借助有形的实体表达民族识别要求和寻求民族认同感。
社会文明的不断提高，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设计的文化内涵问题，设计必须融入当地的文化进去才可能得到持续性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处于东亚文化核心地位的国度里，更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设计的文化内涵并不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肤浅理解即“形”的简单套用和照搬，而是要将传统中国文化的精髓即“神” 融入进去。香港的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将浸淫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如中国水墨文化、儒家文化之精髓融入设计中。儒家的审美标准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和”。“和”体现包容性，包容性必然衍生多样性。而多样化也是造型与装饰在注重整体效果之下的多样性。把“和”的观念应用于造物工艺之上，就体现在形式与功能的协调结合与造型的多样性。古代工艺产品中讲究和谐，讲究节制，过分强调设计中的某一方面，必然会导致失“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古代艺术家的造型审美趣味很少指向“五色”、“五音”、“五味”等炫人耳目之物，而更多指向“朴素”、“平淡”一类对象的根本原因所在。具体表现在艺术创作和欣赏中，就是“尚清”的审美追求。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审美要求“内敛”，正是美善统一的自觉要求。“和”还体现在“天人合一”，表现在造物设计上就是体现“形式表达情感”的设计理念，对消费者来说购买的不仅仅是产品的使用功能，他们需要通过让人赏心悦目的形式购买包含其中的人文价值、精神关怀和自我意识。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明式家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的特点和内涵。因此，明式家具无论是在造型上、材料上、装饰上、工艺上都体现出传统文人文化的特有的追求：自然而空灵，高雅而委婉，超逸而含蓄的韵味，透射出一股浓郁的书卷气。中国提倡谦和好礼，廉正端庄的行为准则，在造型上，明式家具造型浑厚冼练，线条流畅，比例适中，稳重大方。从某种意义上说，用明式椅歇息，或许不是最佳方式，但它在仪式、社交、伦理上，却甚于休憩的功能，明式椅对于使用者而言，似乎更在乎于一种文化上的慰藉。 转贴于
设计是一种把人们的思想赋予形态的工作，设计就是将所有的人造物赋予美好的目的并加以实现，优秀的设计是真善美的体现。设计从过去对功能的满足进一步上升到了对人的精神关怀，这是在设计中融入文化，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的根本所在，这也是设计师的责任。
五、产品设计中的文化意蕴
企业的文化是市场给与的，严格的说是消费者所给与的——一种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所建立起来的形象。企业形象建立靠的是企业自身的产品，而不是空洞的口号或其它——因为可以支持企业生存的是有市场的产品。企业所有的一切活动，必然要围绕自身产品来展开，来强化既定的发展策略与形象。产品是企业的文化符号和承载体，是企业文化的化身。人们是通过消费产品来认识企业的，而不是相反。因此，通过产品，人们可以认识企业及其文化内涵。
1、产品形象
产品形象是通过产品表现出来的、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的关于产品及其企业的印象和情感。
产品形象是由多个要素构成的集合体。比如有形的物体、服务等和无形的感受。
产品形象是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影响和情感。
产品形象是企业综合素质的反映。
2、产品反映企业文化 dolcn.com
产品反映企业文化。一般来说，产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反映企业文化的：
a、产品反映了企业的价值观和理念；
b、产品反映出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
c、产品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化以及企业变化发展、文化的演进；
企业形象在开始时是靠规划的，但在企业中可以执行企业战略到具体形象——产品——上，工业设计是责无旁贷的一个关键环节，它的设计方向、风格是否和企业整体战略保持以一致，对企业文化建设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产品通过外观线型塑造、细节刻画、色调品位等元素的共性化处理，在市场与消费者心目中建立起的风格统一、特色鲜明的产品形象和产品个性。也就必然成为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代言者。
现代工业设计产品通过整合策略性设计方法实现企业的设计形象（DI），并通过DI系统的实施面向市场推出产品形象（PI），使得企业产品具有家族性、延续性、共生性以及整体个性。所传达的是透过“风格”表露出企业深层文化底蕴和产品发展趋向，是企业文化最重要的核心，它的作用是超越CI（企业形象策划）的，是 CI所无法比拟的。
3．产品整体概念与产品设计
任何一种产品都必须具备核心层、有形产品层、附加层，从而构成产品整体概念。
核心层表达了产品的效用或服务；
有形产品层包括质量、样式、品牌、包装、特点等五大特征；
附加层即是产品设计者所能提供的附加服务和附加利益，而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产品的设计。
4．产品设计是大势所趋
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方方面面重新设计。杨振宁预言，21世纪是一个设计的世纪，产品设计更是商家必争之地。
产品设计既是对人们生活需求的满足，同时又是在超前性地设计着人们的未来生活，所谓设计创造未来，设计不仅创造美的形态，更是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一项活动必然随着人们文化水准的提高而越来越重要。
5．产品文化设计的四大要素
产品设计对企业及其产品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其中，关键是注意在产品中体现文化内涵。
文化情调 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购买某种商品，往往要考虑商品的情调——那种能体现自己爱好、情趣、欣赏品味的感受。为此，产品的设计者应以情调为切入点。
文化功能 产品设计者通过产品所表达出来的实用、审美功能。这是产品设计者的核心要素。因为这反映出商家及其产品的品位，同时也反映出使用者的价值取向、个性特征、身份地位以及文化认同的方向。
文化心理 这就是要注重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切忌自以为是。 转贴于
文化精神 产品应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一个时代的精神，以及一个企业家的精神。
六、 结论
因为，未来的企业竞争将是文化的竞争。
关键词：企业文化产品文化产品形象
一、产品、产品文化、企业文化
什么叫产品？狭义的理解，只是工厂生产出的实物，如食品、服装等。广义的产品概念，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凡是提供给市场的、消费者认为可以用价值来衡量的，或使用后能满足消费者某种需求、某种欲望的一切，都可称之为产品，例如服务、咨询也是产品。
所谓产品文化，是以企业生产的产品为载体，反映企业物质及精神追求的各种文化要素的总和，是产品价值、使用价值和文化附加值的统一。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与企业、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愈益密切，文化的力量愈益突出，这种文化色彩首先体现在企业的产品上。就是说，企业生产的产品决不仅仅具有某种使用价值，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物质生活需要，而且越来越多地考虑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千方百计地为人们提供实用的、情感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享受，越来越重视产品文化附加值的开发，努力把使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融为一体，突出产品中的人性化含量。换言之，企业产品不仅是技术和工具的产物，而且是员工崇高理想和自觉奉献精神的结晶；不仅凝结着一般的抽象的人类劳动，而且凝聚着职工无限的创造力，是企业员工群体特定的价值观、思维模式和心理的、知识的、能力的综合素质的体现。说到底，产品深深地打着企业文化的烙印，二者相融相合。
一定的产品文化与它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是紧密联系的，也与生产或提供它的企业文化密不可分。产品文化是社会文化与企业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在社会文化背景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产品文化更多地体现的是企业文化的内容。产品文化是直接作用于社会广大的消费者，消费者更多地是从产品或服务的消费中来体现企业文化的。对其企业的认同和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是通过接受其产品与蕴涵在其服务中的产品文化来实现的。
产品文化与企业文化紧密联系。产品或服务是企业生产的成果，任何一种产品和服务都是在企业中生产和形成，既受到一定的企业文化的制约，又凝聚了生产它的企业文化因素。因此，产品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企业文化的一种体现。
换句话说，企业的精神、风格和价值标准将在企业所提供的具体的产品和服务之中得以体现。这正是我们在强调企业文化建设时，同时强调产品文化的原因之所在。
二、未来企业竞争更是文化竞争
10年前，烧鹅仔在北京方庄首开中国式快餐连锁服务，它既有中国传统的美味，又能适应现代人快节奏的生活。这种营销理念在当时是超前的。与此同时，在方庄还诞生了一家麦当劳，同烧鹅仔一样，引得八方来客，叫好声不绝于耳。此后，烧鹅仔分店曾达到近百家，与麦当劳共存共荣。
10年后的今天，若想再到烤鹅仔处一饱口福之时，却发现“此地空余黄鹤楼”，烧鹅仔早已倒闭。但麦当劳一如十年前，红红火火，人流不息。有好事者询问麦当劳方庄店经理原因，他回答：“麦当劳出售的是企业文化”。
当今世界上经济与文化融为一体的发展趋势非常明显。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往往与企业文化密切结合，不可分割。企业在市场激烈的竞争中，文化的含量、附加值越来越高。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的时代，对文化领先和知识创新更加注重。
中国加入WTO后，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必将进入中国这一庞大市场，高举“文化竞争”的旗帜圈地圈钱，文化竞争将成为未来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进行“商战”的主旋律。企业的竞争将更快进入商业文化竞争时代，国家之间的竞争带有更明显的文化竞争色彩，更多的类似于烧鹅仔和麦当劳的故事即将上演。事实上，这样的战斗在麦当劳、阿迪达斯、耐克等国外名牌进入中国后就已打响。外国企业在登岸之时，必将带着各自企业的文化理念和经营管理方式，在中国市场攻城掠寨。在未来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忍气吞声绝不是办法。我们需要发掘自身文化、发展自身文化的价值，并创造性地将它融入企业的产品设计当中，这需要我们自身加倍努力与探索。
现代企业需要现代的企业文化。对企业文化内涵的研究，不断提高文化的附加力，是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的重要内容。那么中国在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将如何应对这种文化的看似无形却有形的竞争呢？国内制造型企业还沉湎于“价廉物美是一个永远的胜律”，没有认识到“产品文化”的价值。企业家将如何从企业文化的层面来更新各自的产品管理理念、产品文化呢？在产品或服务层面值得我们思考：这一层面上的文化营销就是推出能提高人类生活质量、推动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产品或服务，并能引导一种新的、健康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
三、厂家不仅是卖产品，更是卖文化
今天的消费者，购买产品已不单单只是为了使用，同时对其是否符合自己的审美情趣也很看重，特别是年轻消费者，对产品怡情诉求更为强烈。因此，企业在文化创牌努力中，有意识地将符合消费者怡情诉求，象征人们特有的审美情感，体现现代人的价值观，顺应大多数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导向的文化内涵融入自己产品，就可以产品为载体，向品牌投入文化，在满足消费者怡情的心理诉求的同时，取得他们对产品文化的价值认同，实现自己附着于产品的文化识别。产品符合了这样的人文需求，就能以其独特的人文含量在情感上打动消费者，使其因怡情需求而积极购买你的产品，实现情感营销的高附加值销售方式。
生产产品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将它卖出去，在买方市场的今天产品的文化内涵也决定了产品的市场前景。有位资深的经济学家说过，“产品的一半是文化”，“文化也是商品”。当我们习惯于在大街小巷听“正宗牛肉丸”、“地道煎肉包”的吆喝声时，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就是有人在卖产品文化赚钱了。美国有名的化妆品制造厂露华浓公司总裁C·雷布隆先生就以“口红不是化妆品，我们让美流行人间”的经营宗旨而取胜于市，闻名于世。
以研究购物心理而闻名的V·帕卡特，在其《隐藏的说服者》一书中这样写道：也许“生意人你不曾想过，如果卖的不是发油而是希望，如果卖的不是桔子而是新鲜的活力，那将会怎样?”不少企业的经营者在产品营销过程中仍沿袭着“黄婆卖瓜，自卖自夸”的老方式，侧重于产品本身的宣传，在文化韵味和服务方面的宣传不够而造成产品压库严重的现状，我们大有必要加强产品文化的宣传。尤其在市场推广广告策略的制定上善于将企业产品的核心价值进行提炼，赋予其特有的文化内涵。须知，当今许多购物者的消费心理日趋成熟，他们除了看中产品质量外，更看重的是企业形象和售后服务。“卖啥偏不吆喝啥”的高明之处，在于使顾客在潜移默化中认识你的企业形象的同时，进而对你的产品产生好感。我国的红豆服饰、娃哈哈食品等企业注重产品的文化宣传，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四、设计以文化为底蕴
设计的核心是人，所有的设计其实都是围绕着人的需要展开的。设计承载了对人类精神和心灵慰藉的重任：年轻的消费者购买商品是为了张扬个性和焕发蓬勃的青春活力；年壮的消费者购买商品是为了填补青春已逝的失落和展示成熟与自我成就感；年老的消费者则怀者一股浓浓的怀旧感和饱经沧桑的平静感购买消费品。因此产品是反映物质功能及精神追求的各种文化要素的总和，是产品价值、使用价值和文化附加值的统一。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与企业、文化与经济的互动关系愈益密切，文化的力量愈益突出，这种文化色彩首先体现在企业的产品上。就是说，企业生产的产品决不仅仅具有某种使用价值，不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某种物质生活需要，而且越来越多地考虑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千方百计地为人们提供实用的、情感的、心理的等多方面的享受，越来越重视产品文化附加值的开发，努力把使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融为一体，突出产品中的人性化含量。
以人为核心进行外延，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设计。人类最初的设计，正是针对人们最普通最基本的需要展开的。几千年来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理环境沉淀了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消费品蕴藏着的不同的审美情趣、审美理想、审美追求，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人们对自我实现的不同追求。
设计需要创造。如果没有创造，世界将是一幅模样，但创造是有基础的，不同的地区有其地域环境、气候条件、经济情况、人文思想、民族习惯等等不同。表现在设计方面，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色。比如法兰西民族，地处温带海洋性气候，良好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法兰西民族追求美妙而浪漫的生活习惯，时尚成了这个迷人国度奉行的生活准则。时装、香水这些体现浪漫、时尚的载体成了这个民族的代名词，洛可可风的延存与装饰艺术运动的渲染形成了一种华丽、经典的法国浪漫风格；德意志民族则不同，气候干燥、多山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严谨的德国人。因而，德国的设计体现出了严谨、重功能的品质，就连较为倾向艺术性的平面设计在这里也自由不起来。包豪斯是其代表，乌尔姆设计学院提出的设计就是科学技术，从而形成重功能、技术，缺乏艺术感的德国风格；与之相反,美利坚民族是个民族大融合，渴望自由的环境下造就了设计的幽默感与随意性。短暂的历史，自由的人性，使美国设计更具轻松、乐观的色彩；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与人，人与物之间讲究和谐共处，因此在自我实现要求上表现得深沉含蓄又强烈突出，反映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内容。总之每个民族都有自我实现的愿望和追求，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包括产品设计）表现自己，借助有形的实体表达民族识别要求和寻求民族认同感。
社会文明的不断提高，使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设计的文化内涵问题，设计必须融入当地的文化进去才可能得到持续性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处于东亚文化核心地位的国度里，更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设计的文化内涵并不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肤浅理解即“形”的简单套用和照搬，而是要将传统中国文化的精髓即“神”融入进去。香港的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将浸淫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如中国水墨文化、儒家文化之精髓融入设计中。儒家的审美标准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和”。“和”体现包容性，包容性必然衍生多样性。而多样化也是造型与装饰在注重整体效果之下的多样性。把“和”的观念应用于造物工艺之上，就体现在形式与功能的协调结合与造型的多样性。古代工艺产品中讲究和谐，讲究节制，过分强调设计中的某一方面，必然会导致失“和”。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古代艺术家的造型审美趣味很少指向“五色”、“五音”、“五味”等炫人耳目之物，而更多指向“朴素”、“平淡”一类对象的根本原因所在。具体表现在艺术创作和欣赏中，就是“尚清”的审美追求。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审美要求“内敛”，正是美善统一的自觉要求。“和”还体现在“天人合一”，表现在造物设计上就是体现“形式表达情感”的设计理念，对消费者来说购买的不仅仅是产品的使用功能，他们需要通过让人赏心悦目的形式购买包含其中的人文价值、精神关怀和自我意识。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明式家具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物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比较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士族文化的特点和内涵。因此，明式家具无论是在造型上、材料上、装饰上、工艺上都体现出传统文人文化的特有的追求：自然而空灵，高雅而委婉，超逸而含蓄的韵味，透射出一股浓郁的书卷气。中国提倡谦和好礼，廉正端庄的行为准则，在造型上，明式家具造型浑厚冼练，线条流畅，比例适中，稳重大方。从某种意义上说，用明式椅歇息，或许不是最佳方式，但它在仪式、社交、伦理上，却甚于休憩的功能，明式椅对于使用者而言，似乎更在乎于一种文化上的慰藉。
设计是一种把人们的思想赋予形态的工作，设计就是将所有的人造物赋予美好的目的并加以实现，优秀的设计是真善美的体现。设计从过去对功能的满足进一步上升到了对人的精神关怀，这是在设计中融入文化，增加产品的文化附加值的根本所在，这也是设计师的责任。
五、产品设计中的文化意蕴
企业的文化是市场给与的，严格的说是消费者所给与的——一种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所建立起来的形象。企业形象建立靠的是企业自身的产品，而不是空洞的口号或其它——因为可以支持企业生存的是有市场的产品。企业所有的一切活动，必然要围绕自身产品来展开，来强化既定的发展策略与形象。产品是企业的文化符号和承载体，是企业文化的化身。人们是通过消费产品来认识企业的，而不是相反。因此，通过产品，人们可以认识企业及其文化内涵。
1、产品形象
产品形象是通过产品表现出来的、在消费者心目中形成的关于产品及其企业的印象和情感。
产品形象是由多个要素构成的集合体。比如有形的物体、服务等和无形的感受。
产品形象是产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影响和情感。
产品形象是企业综合素质的反映。
2、产品反映企业文化
产品反映企业文化。一般来说，产品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反映企业文化的：
a、产品反映了企业的价值观和理念；
b、产品反映出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传统；
c、产品的变化折射出时代的变化以及企业变化发展、文化的演进；
企业形象在开始时是靠规划的，但在企业中可以执行企业战略到具体形象——产品——上，工业设计是责无旁贷的一个关键环节，它的设计方向、风格是否和企业整体战略保持以一致，对企业文化建设将起到决定性作用。产品通过外观线型塑造、细节刻画、色调品位等元素的共性化处理，在市场与消费者心目中建立起的风格统一、特色鲜明的产品形象和产品个性。也就必然成为企业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代言者。
现代工业设计产品通过整合策略性设计方法实现企业的设计形象（DI），并通过DI系统的实施面向市场推出产品形象（PI），使得企业产品具有家族性、延续性、共生性以及整体个性。所传达的是透过“风格”表露出企业深层文化底蕴和产品发展趋向，是企业文化最重要的核心，它的作用是超越CI（企业形象策划）的，是CI所无法比拟的。
3．产品整体概念与产品设计
任何一种产品都必须具备核心层、有形产品层、附加层，从而构成产品整体概念。
核心层表达了产品的效用或服务；
有形产品层包括质量、样式、品牌、包装、特点等五大特征；
附加层即是产品设计者所能提供的附加服务和附加利益，而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产品的设计。
4．产品设计是大势所趋
随着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生活方方面面重新设计。杨振宁预言，21世纪是一个设计的世纪，产品设计更是商家必争之地。
产品设计既是对人们生活需求的满足，同时又是在超前性地设计着人们的未来生活，所谓设计创造未来，设计不仅创造美的形态，更是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此，这一项活动必然随着人们文化水准的提高而越来越重要。
5．产品文化设计的四大要素
产品设计对企业及其产品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其中，关键是注意在产品中体现文化内涵。
文化情调对于绝大多数消费者来说，购买某种商品，往往要考虑商品的情调——那种能体现自己爱好、情趣、欣赏品味的感受。为此，产品的设计者应以情调为切入点。
文化功能产品设计者通过产品所表达出来的实用、审美功能。这是产品设计者的核心要素。因为这反映出商家及其产品的品位，同时也反映出使用者的价值取向、个性特征、身份地位以及文化认同的方向。
文化心理这就是要注重消费者的心理因素，切忌自以为是。
文化精神产品应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和一个时代的精神，以及一个企业家的精神。
关键词:校训 翻译 文化意蕴
何为校训?通俗地说,校训原本是学校校长讲话中的关键词语,因为它富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且发人深省,所以被师生代代相传,后来便成了约定俗成的话语,其既能用来激励和劝勉师生,还是学校办学原则与文化精神的深刻体现。
举世闻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大学,建校之初就以“Mind and Hand”为其校训(原拉丁文为:Mens et Manus)。它的直译是“思维和手”,其实它要表达的是一种“动手”和“动脑”相结合的教育思想。这个以两个简单名词构成的校训深刻地反映了该校以“为实践而教”的教学理念。另外,“Mind”指代“学者”,“Hand”指代“工匠”。而且,“学者和工匠”就是该校的校徽图案,设计者还把校训有机的融入校徽上,使之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刻画出深刻的文化内涵。
我国大学校训的文化内涵
校训本身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大学对其办学理念、人才培养要求和学校特有精神的一种表征形式,是对其人文传统、治学精神、办学风格的理性抽象。它具有稳定性、继承性、融合性和个性化的特征。通俗地说,它是一所学校的精神象征,是高等学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引经据典,意味深长
我国的大学校训多为引经据典,来源于儒家思想和经典的名言警句,富有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氛围。如南京大学最早的雏形是两江师范,当时的学堂监督李瑞清提出了“嚼得菜根、做得大事”的校训,这个通俗的校训体现了“能吃苦才能干大事”的教育理念,把“嚼菜根”和“做大事”看起来不相干的两件事情和谐地联系到了一起,这个校训的形成与当时的历史背景也有很大的关系。另外,该校训采用比喻方法和口语化语体,看起来好像与其他大部分以文言文形式表达的校训格格不入,但其表意深刻,且浅显易懂。同样,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校训是朱基亲笔题字的“不做假账”。这个校训既体现了该校的学科特色,又反映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以诚为先”的职业操行标准。虽然是一句通俗的话语,但它切中时弊,个性鲜明,意义深远。
大部分中国大学的校训来源于中国古典名著,如《周易》、《礼记》、《论语》和《中庸》(周谷平, 2005)。如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摘自《周易》;天津大学的“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传》;中山大学的“博学 审问 慎思 明辨 笃行”出自《中庸》;复旦大学的“博学而笃志 切问而近思”来源于《论语•子张》。这些校训都立足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灿烂的传统文化,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中汲取养料和形成特色。
(二)学术至上,道德为先
西方的大学校训更多的倡导自由,追求真理,信奉宗教。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更倾向于追求“德”和“才”的兼备,因此大学校训就存在一种“学术至上,道德为先”的文化渗透,这主要体现在很多大学校训采用“博学”、“厚德”和“诚朴”之类的词汇。如中国政法大学校训“厚德明法,格物致公”;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华中科技大学新校训“明德厚学,求是创新”;还有通俗易懂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训“德才兼备,知行合一”等等,这些校训都富有浓厚的中华传统的文化内涵。
另外,我国一些大学的校训强调“爱国”和“责任”的文化内涵。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校训“饮水思源,爱国荣校”和西安理工大学的校训“祖国,荣誉,责任”都非常强烈地体现了人才的“责任意识”培养。还有一些大学利用校训来弘扬其学科特色,如北京师范大学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北京舞蹈学院的校训“文舞相融,德艺双馨”和中国医科大学的校训“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等等。由此可见,大学校训既是激发大学生发奋学习的激励口号,又是学校文化和精神的浓缩,它具有很强的文化内涵。
校训英译时文化内涵的处理
实践证明,较多校训的翻译只达到了“传意”的基本要求,也就是说译文受众接触到的只是表层意义上的校训语言,而表层语言背后隐含的原语文化内涵则流失严重,该如何处理校训英译中的文化现象?笔者认为可以采取“求实”加“核心词汇”的手段来处理。
(一)取其精髓,舍不可译元素
校训的英译应采取“求实”原则是指译者在处理文化因素的时候,不是单纯地追求译文与原文形式上的字字对应,而是要深刻解读原文的字面涵义和联想意义,要考究原文中是否包含什么典故,是否蕴含什么“信仰”。由于中西方文化差异大,这些因素如处理不好往往会影响译文效果,直译会让译文受众说“这些都是英语单词,但把它们组合起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此,译者要通过变通的方法,化虚为实,避繁求简,舍弃不可译元素。
如苏州大学是一所拥有百年历史的大学,其校训出自国民革命先父孙中山先生的“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然而,该校训的英文却是“unto a full grown man”,只有五个单词。而这五个英文词,如果回译为中文则是“成为完人”。显然,译者对原文中的一些次要信息进行了处理,选择一个核心词“完人”得以扩展。这个校训的原文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天时地利人和”思维模式,而这种浓厚的“天”、“地”文化意蕴是无法用简单的英语词汇来描绘的,直译出来只会让人费解。因此,删除不可译的前半句是可取的,而后半句的意思是“仿效古代和当今成功之士”。在这个意义上,译者又变通译为“unto a full grown man(直到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成熟之士)”,该译文符合英文校训的特征,也表达了原文的核心意义,是一个成功的校训译例。
(二)取核心词语,舍“中式英译”
中文校训的语言精炼,词汇涵义丰富,而英文校训大都选词通俗,句型简洁,趋于口语化语体。因此,在英译校训时,对原文内容的选择和侧重是必要的。简单地说,译者要从中文校训中提炼出中心词汇,有意忽略一些次重要的信息。如上海交通大学校训是“饮水思源,爱国荣校”,笔者在互联网上的一个世界大学校训目录中找到了一个英译版,它的全文是“When you drink water,never shall you forget its source;love your motherland and add credit to your almamater”。从形式上讲,8字汉语译成了繁琐的19词长句,不合情理;从文体学角度分析,该英语校训不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从功能对等的角度看,“饮水思源”的直译属于“中式英语”。“饮水思源”只是一种比喻,是“不要忘本”的意思。因此,这个校训的目的在于训示师生“爱国”、“爱校”和“重自己”的精神内涵。所以,笔者认为应该舍弃前半句,侧重后半句进行发挥,建议英译为:“For country,for school,for yourself”。
在校训的英译过程中,译者还应兼顾学校的特点,让译文在符合译入语习惯的同时,体现自己的特色。如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的校训是“To the top”,汉语意思是“走向巅峰”,寓意深刻,但只用了一个关键词“top”。坐落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海拔4000多米西部高原地区的吏麦克雷学院(Lees-McRae College)的校训是“In the mountains,of the mountains,for the mountains”,可以译为“在山里,属于山,为了山”。这是一所美国海拔最高的大学,所以校训用“山”来体现它的特色。该校训还完美地仿拟了林肯总统的名言“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民有,民治,民享),达到了优美的修辞效果。在必要的时候,“仿效经典”在英译校训时也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综上所述,翻译不只是简单地把一种文字符号转换成另一种符号,而是把一种思维转化为另一种思维。这种思维的转变不仅要依赖文字符号,还会受到思维模式和文化因素的制约。校训的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译者应深刻地理解原文,合理的区分主次信息,考虑选词、句式、语体和修辞等因素,避免字字对应的中式英语,这样的译文才能符合译入语的表达习惯。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9-0117-02
一、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文化本质
人创造文化，文化也反过来塑造人，一个人树立什么样的信仰同所受到的文化教育和社会环境息息相关。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文化本质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信仰内容的文化建构上。
第一，马克思主义源自于西方，诞生于欧洲，其理论主要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工人运动实践基础上而创立的理论体系，在西方的文化土壤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属于西方文化的一部分，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产物。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思想的理论学说，理论形成之后，就指导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文化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也是一种文化信仰。马克思主义在没有被中国人所信仰之前，就已经成为全世界人们的坚定信念，就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斗争提供了精神动力和奋斗的旗帜，为全世界各国和全人类的解放指出了光明的正确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来自于西方，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
第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是立刻就被人们所接受和信仰，它结合中国人的认知心理，吸收了中国文化的精华，使之具有了中华民族的特色，符合中国人的接受心理，更易于被认可和接受。从文化视角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以一种先进文化形态传入中国，同中国革命、改革、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相融合，不断被广大民众所理解、接受并树立信仰的社会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信仰的主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一个信息选择接受的过程，是否接受并信仰马克思主义，要看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界信息与主体的认知图式是否有契合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能够被接受并成为人们的信仰，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和中国文化以及人们的接受心理有许多契合之处，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结合点和生长点，吸收融合了已经根深蒂固于中国人的深层心理中的中国文化，使人们产生了文化心理上的认同和情感上的共鸣，这就成为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根基。这一过程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先进文化以及科学信仰传入中国，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提升、整合，并实现自身不断创新发展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文化价值
（一）弘扬主流文化，保持文化的先进性
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是西方科学文化，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而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信仰的根本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功实践，成功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向新的高度的跃进和实现，发展了中国先进的主流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继承人类优秀精神成果的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发展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重点，融合与发展了其他优秀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指导思想，最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特色经济、政治发展的文化，对增强民族凝聚力、发扬时代精神的意义尤其重大，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信仰马克思主义。
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有助于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文化选择观，能够正确地对世界各种文化进行科学分析、判断、筛选和利用。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文化本身的意蕴来看，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和提升，并将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结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文化。
（二）体现人本文化，关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信仰的本质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种精神升华。”这种精神升华是植根于对现实的终极关怀，而信仰就是人类对终极价值的追求。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信仰，从终极关怀层面，指出它的终极价值在于真正关注人的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性和人的内心需要出发阐释人的终极价值，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为人类指出一条通向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性通道，更为全人类指出了共产主义这个远大目标和理想。
马克思主义信仰以人为根本和出发点，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归宿的终极目标，更加鲜明地表现出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本关怀价值。当代的中国社会提出要“以人为本”，它始终作为一根思想线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伟大哲学思想之中。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层面出发，关注人的生活世界，以人为本，解决“人”的意义问题，关注人、理解人，在目的层面关心人的发展问题，关注人的价值追求，以尊重人的主体能动性为前提，以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全面的发展为终极价值目标。
因此，深刻领会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意蕴，有助于促进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在真理追求、价值实现等精神构建方面的丰富内涵，促使其更加坚定不移地树立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
（三）满足精神需求，提升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品质
人是精神的存在物，有精神生活的需要。人们创造文化的同时，又受到了文化的熏陶，懂得了人间的真、善、美，极大地提升了个体的精神境界，这就是文化价值之所在。精神文化是人的精神享受，孕育人的精神家园，决定人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状态，是人的本质属性的体现；精神文化又具有价值导向，在人们的生活中发挥了重大的文化价值作用。文化是人民信念、信仰之源，也是人民丰富生活之源。
在当代新的发展条件下，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渗透到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之中，社会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快速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浸润。继承和发扬优秀文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既是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高层次精神需要，就必须学习、创新文化，这也正是文化价值的魅力所在。信仰马克思主义即坚信并崇尚、仰慕，它给人以价值尺度、生活动力及理想追求，让人获得情感寄托、心灵慰藉及精神追求。从本质上讲，人们通过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获得一种慰藉，激发出生活的力量和勇气，去追寻梦想，实现“中国梦”。
（四）融合本土文化，增强民族认同感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关键词：委婉 分类 手法 文化意蕴
中图分类号：H109.2 文献标识码：A
委婉，是说话人不直接说出所要表达的内容，而使用与之有直接或间接关联的词语含蓄表达意思的一种修辞手法。委婉修辞从春秋时期开始被大量应用于日常交际之中，在之后的历史时期内不断发展、完善，从而形成了一种修辞手法。人们在交谈中，凡是涉及到不悦、难堪、反感的内容，通常都采取委婉的手法来替换，让交谈双方能从心理上淡化甚至消除不快，达到容易接受的目的。
在分类上，委婉修辞使用的词语往往具有替代性符号的特征，分类多样；在手法上，委婉修辞有避开、不直说，或掩饰美化、丑化等特征。在语言符号的能指和所指之间形成了心理上的疏离效应，能造成极佳的表达效果；在内涵上，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审美观念的载体，语言可以折射出人类的文化特征和审美观念，委婉语的产生、发展和使用折射出了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我国古老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文化心理。本文将从分类、手法、文化意蕴三个方面对委婉修辞进行探究。
一古代汉语委婉修辞的分类
1表谦敬
中国是礼仪之邦，非常重视“和谐”价值观。在语言交际时，人们讲到对方往往使用敬词，讲到自己则使用谦词，力求“抑己扬人”，以此表达谦和与尊敬。例如：
（1）“得罪辇毂下”、“厕下大夫之例”。（司马迁，《报任安书》）。
上文中的“待罪”是任职的委婉说法，“厕”相当于“置身于”。
（2）“老臣贱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窃爱怜之，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战国策・触龙说赵太后》）
触龙对赵太后讲话，谦称自己的小儿子为卑贱的儿子，说他不成才，为了凑数去当个黑衣卫士，委婉修辞使得整句话语温和谦虚。
（3）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孟子・梁惠王上》）
“寡人”是国君常用的表示谦虚的委婉语。
（4）“臣以此为不完，愿王之熟计之也。”（《魏策・八年谓魏王》）
明明是君王的意见不完美，却谦虚地说自己的意见不完美，以“不完美”来代替“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既能表明自己的立场，又不会触怒君王。
（5）“今楚，万乘之强国也；大王天下之贤主也。”（《楚策・张仪相秦》）
用“万乘之国”来赞美楚国的富有，用“贤主”来歌颂楚王的贤能，这些都是恭维褒扬之辞。
2表避讳
在古代，人们出于对隐私的保护、对不吉不雅事物的厌恶、对尊者的尊重、对神灵的敬畏等目的，在表达此类事物时，采用隐晦曲折却美好动听的词语加以表述。因此，古代汉语中涉及隐私、粗俗、不吉、冒犯别人等方面的内容都有相应的委婉语。
（1）避讳隐私
在古代，人们对年龄问题也如现代人一样敏感。《曲礼》中提到：在外交场合，使者在被问及夫子的年龄时，只能说“始服衣若干尺矣”。国君之子的年龄，只能说“能从宗庙社樱之事矣”或者“未能从宗庙社樱之事也”。庶人之子的年龄，只能说“能负薪矣”或者“未能负薪也”。
除了年龄，在古代，财富也属于隐私之列，不宜直说，理当避讳。例如，问及国君的财富，可以“数地以对”；问及士的财富，可以“以车数对”；若是问及庶人的财富，则可以“数畜以对”。
（2）避粗俗不雅
“即阳为病狂，卧便利。”（《汉书・玄成传》）
“便利”是大小便的委婉说法。
（3）“荒侯市人，病，不能为人。”（《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这里的“为人”是两性关系的委婉说法。
（4） “权起更衣，肃追于宇下。”（《资治通鉴・赤壁之战》）
这句中的“更衣”是上厕所的委婉说法。
3避不吉之事
自古至今，人们都把疾病、死亡等看作是不吉利的事情，语言交际中忌讳出现“病”或“死”字，在古代汉语中，不难找出关于“病”和“死”的委婉说法。
（1）“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孟子・公孙丑下》）
（2）“公去岁违和。”（《南史・刘泯传》）
以上两句都采用了委婉修辞，“采薪之忧”、“违和”都是“病”的隐晦说法。
（3）“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诸葛亮，《出师表》）
（4）“百岁之后，归于其居。”（《诗经・唐风》）
以上例句中，“崩殂”、“百岁”都是“死亡”的委婉说法。在古代汉语中，关于的“死”委婉用法可算是最多的，诸如：“驾崩”、“仙逝”、“晏驾”、“物故”、“见背”、“圆寂”、“寿终”、“失怙”、“归天”等等，都是“死”的委婉表达。
4避冒犯尊者
“二圣北狩之痛，汉唐之所未有也。”（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
宋徽、钦二帝被金俘虏并囚禁在北方，算得上是宋朝的奇耻大辱，不宜直说，只好用体面的“北狩”一词来替代，把被俘说成是到北方打猎。
在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为了维护君主、尊长的尊严，臣下及后辈说话不能直呼其名，写诗作文不能明书其字，凡遇到与君主、长辈名字相同的字，必须设法避开。
例如，秦以前，阴历每年第一个月份是决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月份，故称“政月”，秦始皇出生在政月，取名做“嬴政”。他做了皇帝之后，为避名讳，“政月”便改称为“正月”。再如，《阿房宫赋》中的“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谏太宗十思疏》中的“怨不在大，可畏惟人”，两句中的“人”，实为“民”。唐代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将“民”字改用为“人”字。
5交际辞令
古人在日常交际、军事谈判时，为了使语气缓和客气，不使对方直接受到刺激而难堪，多把话说得含蓄委婉。这类交际辞令刚柔并济、不卑不亢，既有理有节，又不失分寸。
（1）“相如曰：“五步之内，相如请得以颈血溅大王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这句表面上是蔺相如说用脖子里的血溅在秦王身上，实际上是要和秦王拼命。过于直露的话语容易刺激对方，用委婉的说法可以避免把事情弄得太僵。
（2）“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资治通鉴・汉纪》）
曹操没有直接跟孙权说“我带八十万大军和你决一死战”，而是用“想在跟你在一起打一次猎”的委婉说法来表示。
（3）“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论语・公冶长》）
孔子所说的“不知也”，表面上是说自己不了解具体情况，实际上是他不愿明说子路未见仁慈这层意思。
二古代汉语委婉修辞的手法
1借代
（1）“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汉书・楚元王传》）
“骸骨”代指身体，“乞骸骨”意谓使骸骨得归葬故乡，是自请退职的意思。
（2）“张良入谢，曰：“沛公不胜杯杓，不能辞。”（《史记・项羽本纪》）
“杯杓”代指“酒”，是不胜酒力的意思。
2用典
“今亲亡矣，纵使异日授一美衣，对一盛馔，尚当泣感风树，忧思无穷。”（范仲淹，《上执政书》）
“风树”一词取“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一典故，是“父母都已经去世，无法侍奉尽孝”的委婉表达。
3反语
（1）“寡君之以为戮，死且不朽；若从君惠而免之，三年将拜君赐。”（《左传》）
“三年将拜君赐”，表面意思是“三年之后将要拜谢君王恩赐”，实际上取其反义是“三年后我们要率兵同你们决斗，报仇雪恨。”
（2）“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孟浩然，《岁暮归南山》）
“不才”表面意思是“没有才华”，取其反义为“怀才不遇”；“明主”表面意思是“圣明的君主”，取其反义是“不明”。
4比喻
“一旦山陵崩，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战国策・赵策》）
“山陵崩”是“死”的委婉用法，这里用山陵崩塌比喻赵太后的死亡。
5谦敬词
（1）“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摄官承乏。”（《左传・成公二年》）
（2）“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以上两句中的“臣”、“不敏”、“寡君”、“敝邑”、“下臣”为谦词；“敢”、“君”、“玉趾”、“辱”、“执事”为敬词。
6同义词语
“田登作郡，怒人触其名，犯者必笞，举州皆谓灯为火。值上元放灯，吏揭榜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冯梦龙，《古今笑・迂腐部》）
这里的“登”与“灯”为同音字，而“灯”与“火”则为同义字。
7易代
“众不可户说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并举而好朋兮，夫何茕独而不予听？”（屈原，《离骚》）
这里的“余”实际代指“汝”。将“汝”换成“余”，使劝诫的话语和缓、委婉，充满亲切感。
综上所述，古汉语中的委婉修辞具有多样的分类和表达方式，是一种具有极强生命力和极佳表现力的修辞。
三古代汉语委婉修辞的文化意蕴
1体现了和谐的理念
委婉的修辞手法映照了华夏民族丰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其中最深刻的文化意蕴就是体现了传统观念中的儒家“和谐”世界观。《中庸》是儒家的经典文献，它的“和谐”观念促成了汉民族压抑怨恨、体谅别人、以求和气的特质。
“子良之齐，齐使人以甲受东地”。昭常应齐使曰：“我典主东地，且与死生。悉五尺至六十三十余万。弊甲钝兵，愿承下尘。”（《楚策・楚襄王为太子之时》）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是：子良到齐国，齐国派人率领军队去接受东边的国土。昭常对齐国的使节说：“我主要驻守东边的国土，将与它共存亡。己经召集了三十万人老老少少来共同保卫它。我们用粗钝的武器和陈旧的甲胃，愿意迎接您发起战争而卷起的烟尘。”其实“承下尘”的意思就是表示即将决一生死，但是昭常运用了一个非常温和的字眼和恭敬的语气阐述了一个很严肃的话题。这里委婉语的运用体现了和谐的理念。
2体现了避凶近吉的心理
委婉含蓄、忌勿直语的心态特征体现了汉民族避凶近吉的心理。举例说明，古代的人们最不愿提起、最想回避的话题就是死亡。无论是日常言语还是诗文创作中，中国人都忌讳直接谈到死。“言生不言死”这句话说的就是中国人只喜欢谈生，不愿意说死的传统心态。《战国策》中有大量的对死亡的含蓄说法就直接证明了这一观点。帝王之死有帝王的死的特殊说法，比如“驾崩”之类。诸侯大臣的死也有很多相关的委婉说法，比如“卒”、“亮”等等，对亲人的死也很忌讳直说，而是用“天年终”、“不幸”等委婉说法。
3体现了尊卑、恭敬的观念
《战国策》中的许多委婉语由谦卑语和尊敬语构成，比如尊称有：“长者”、“先生”、“陛下”、“足下”等等；谦称有：“小人”、“卑臣”、“鄙人”、“贱人”等含蓄说法。这些委婉语可以说是在语言中体现了当时强烈的尊卑关系。
除此之外，委婉的修辞还体现了“恭敬”、“谦让”的理念。举个例子来说，《战国策・韩策》中“韩傀相韩”选段中，严遂说“闻足下义甚高”，严遂将聂政称为“足下”，而真实的情况为：严遂是贵族，聂政是狗屠。严遂将聂政称为“足下”，这是上对下使用尊称的典型例句。运用谦卑语或尊语表达具有委婉谦卑的效果，而对比自己地位低下的人也如此使用，委婉含蓄的程度就更高了。
综上所述，从大量的古文著作中我们研究了委婉修辞的分类、表达方式、文化意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也是民族审美观念的载体；语言可以折射出人类的文化特征和审美观念，委婉修辞的产生、发展和使用则折射出了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体现了我国古老的民族文化内涵和民族文化心理。
参考文献：
[1] 吴礼权：《论委婉修辞生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缘由》，《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2] 徐朝晖：《浅说委婉语》，《新疆职业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一、黑客的概念：“闯入者”还是“破坏者” 要研究黑客问题，首先就必须明确什么是黑客，只有比较准确地把握了“黑客”（注：“黑客”一词的起源及形式都十分民间化，这决定了它最终只能是一个文化上的概念，只能具有法律文化上的意义。对它也只可能有接近准确的解释，而不可能对之下一个明确的定义，这也是本文取“法律文化”的研究进路的原因之一。）这一概念，才谈得上更好地运用法律来调整与之相关的法律关系。“黑客”一词是褒义，还是贬义？黑客行为是合法，还是非法？学者们对此各持己见，莫衷一是。在我国，人们常常将黑客等同于计算机系统的不法入侵者，其实这是一种不全面的理解，人们的这种片面理解，与黑客一词的翻译有很大关系。“黑客”一词由English/" class=kk>英语"hacker"翻译而来，翻译者试图兼顾音与义，取英文原意中的未经同意进入他人的操作系统一义，将hacker翻译成“黑客”。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人们自然而然地就将其与“夜行客”一类形象混淆，产生了强盗、窃贼之类的联想，但这只是黑客丰富的内涵中的一种而非全部。解释学的观点认为，假如在翻译时我们要突出某种我们认为重要的意思，就会省略甚至压制其他意思，翻译其实是一种突出重点的活动。“黑客”这一译法恰好就压制了hacker的其他决非次要的含义。 那么，到底什么是黑客呢？人们对此看法并不统一，但一般来说，大致有以下几种定义。Jeanie Konstantinou教授认为，对黑客有两种不同的定义，一种是计算机业内人员的普遍观点：黑客是一些技术高超、专注于计算机事业的程序员，他们爱好钻研计算机系统的每个细节，并竭力提高其性能。另一种则是计算机行业外公众的看法，但大多带有贬义，因为黑客行径往往会导致破坏性的后果。他们认为黑客是一些掌握高深计算机技术的人，并依靠这种技术实施偷窃、破坏、非法占用等反社会行为。这种看法代表了美国学者与公众的观点，即黑客并非一定是恶意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者，它还包括单纯的技术爱好者，只有怀有不法目的入侵者才是计算机犯罪者。而有的德国学者则持不同观点，他们倾向于将凡属入侵计算机的行为都推定为图谋不法利益的行为。中国目前尚没有专门研究黑客的学术成果问世，也谈不上对黑客的定义，但公众观点与前述美国情况相似，计算机从业人员与普通人的看法相差甚远。这一点，从今年轰动一时的吕科案所引发的讨论即可看出（注：有关案件详情和讨论详情可参见《南方周末》2000年5月14日报道以及新浪网新闻及相关讨论。http://sina. com. cn。）。在中国，真正有可能接触过黑客问题的学者只有研究计算机犯罪的那部分学者，但黑客与计算机犯罪分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既不能等同，也没有包含的子集关系，然而，在我国的一些法律工作者心中，实际上已将黑客视为计算机犯罪分子的代名词，这是欠妥的。 此外，还有学者推论说：“计算机犯罪者都是黑客，但黑客并不一定是计算机犯罪者。”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的。事实上不仅黑客不一定是计算机犯罪者，而且计算机犯罪者也不一定就是黑客。有学者将计算机犯罪分子为四类：1.资料操作之不正确。2.资料取得之不正确。3.非法盗用电脑使用时间或服务。4.电脑破坏。其中破坏电脑的犯罪就未必是黑客犯罪。我国《刑法》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计算机犯罪手法有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功能删除、修改、增加、干扰等，实施这些犯罪的犯罪分子未必是就黑客，设计者在软件中加入逻辑炸弹的计算机犯罪就根本不是黑客犯罪，因为黑客行为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侵入计算机系统”，没有侵入，就称不上黑客。 要想深入了解黑客现象及其形成的内在原因，就必须将黑客置于导致其产生的社会科技文化的大背景之中，细致分析黑客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倾向以及文化心理。因此，除以了解以上研究者与社会公众的定义外，有必要了解黑客自己对黑客一词的定义。 日本有一本著名的《黑客词典》（注：《黑客词典》部分词条的英文版参见：hppt://www.genocide26000.com），在1998年出版的第二版中把黑客定义为：“喜欢探索软件程序奥秘、并从中增长了其个人才干的人。他们不像绝大数多电脑使用者，只规规矩矩地了解别人指定了解的狭小部分知识。”这比较能代表黑客的自我定位。美国黑客往往认为自己是“钻研计算机的技术天才，寻求并弥补技术的漏洞，使计算机系统趋于完美”，“黑客就是……网络罗宾汉，打破科技霸权，将信息免费带给公众……”中国的黑客的自我定义也大致相同，相对国 外黑客而言，中国黑客同样强调了黑客对科技进步所担负的责任，而较少涉及关于网络权利、民主以及信息共享等方面的内容。 当然，这些黑客的自我定义并没有也不可能指出问题的全部，但对研究黑客的学者了解黑客的文化心理、思想观念却非常宝贵有用。而且，这些黑客并不是黑客的全部，他们的黑客概念与公众的黑客概念在范围上有所不同。在他们眼中，只有符合他们的定义的人才可以称为黑客，而那些真正的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人不能称为黑客，只能称为“坏的黑客”，他们用单词“骇客”(cracker)（注：“骇客”一词的来源已经不可考，但从历史上看，在最初的计算机研究者，即“好的黑客”进行科学探索时，一部分人发现绕过大学与科研机构，进入更大更具有商业价值的计算机系统可能会为自己带来暴利，就开始进行非法侵入行为，这时“骇客”就开始从黑客中分化出来。）来称呼那些不法入侵计算机系统的人。但是作为一个被广泛传播并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文化概念，黑客却不只是这种意义，甚至恰恰相反，那些促进技术进步，致力于网络安全工作的黑客往往被社会主流文化忽略，而被称为骇客的那部分非法入侵者却普遍被归在黑客名下且倍受关注。其实，对网络空间中自由行动的那些不安定分子还有许多称呼，根据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不同，他们被称为或自称为“赛博牛仔”(cyber cowboy)、“飞客”(phreaker)、“赛博朋克”(cyber punk)、“技术无政府主义者”(techno-anarchists)甚至“赛博列宁主义者”（注：参见“赛博列宁主义网站”http://www.cyberle-ninism.com）(cyber Leninist)，当然也少不了独具中国特色的“红客”，但从社会总体认知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应该被归入“黑客”名下，换句话说，被社会普遍接受的黑客概念是上述所有群体的集合。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应该能够得出比较准确、全面的黑客的定义并指出其基本特征与分类。不带价值判断的黑客定义是：“精通计算机技术，并利用这种技术在未经同意的情况下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人。”其基本特征是“在未经过同意的情况下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按这个定义，可以把黑客分为三类：1.好的黑客，致力于发展计算机技术，维护网络安全，没有任何破坏行为。2.坏的黑客、恶意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为牟利或恶作剧而窃取或破坏他人的计算机系统和信息。3.中性黑客，故意侵入计算机系统并非为了任何不良企图，但也不是为了公众利益，而仅仅是因为沉溺于技术而染上的所谓“计算机窥淫癖”(computer voyeurism)。显然，第一类和第二类黑客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因此，不论那些“好的黑客”是否同意，我们都将这三类黑客归在“黑客”这个总称之下，并对之进行研究。 二、黑客现象的宏观素描 与世界黑客潮流相比，中国黑客有与其共同的地方，也有其独有的特色。这种共同是与世界范围内网络文化的全球化、趋同性密切相关的，而这种不同则体现了我国传统社会文化为黑客的深刻影响。要想研究中国黑客现象，势必要深入考察黑客现象的宏观历史轨迹和文化背景。 （一）黑客现象的历史轨迹和文化背景。如果我们追本溯源的话，就会发现黑客一词最开始是一个纯粹的褒义词，它原本并非社会公众对某类人的称呼，而是一群程序员的自我称呼。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加州大学，一些致力于计算机科学研究的研究生在工作中分析、研究程序及计算机系统，发现软硬件的瑕疵并将之修正，这些研究者随着进出计算机系统，目的在于科学研究与探索，因而给了自己一个称号"hacker",hack在英文中文中有劈、砍、琢磨等意思，这个命名无疑带有褒义的“探索者”之类的意思。 此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黑客技术与文化也不断发展，整个80年代被称为“黑客时代”(decade of hacker)。但是黑客技术失控以及黑客故意犯罪的情况也日趋严重。从此，“黑客”这一称呼就背上了坏名声，在社会大众和司法人员心目中逐渐转变成了计算机犯罪分子的代名词。与此同时，关于计算机犯罪的法律也逐一出台，1984年美国制定了著名的《计算机诈骗及滥用法》(Computer Fraud and Abuse Act)以规范出人、使用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并在1986年、1990年、1994年几次修改，逐渐清晰地规定了计算机犯罪行为的概念并扩大了计算机犯罪的范围。 黑客文化发展到高峰的标志应当算今年初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办的第一届世界黑客代表大会 ，这次大会形式正式、规模庞大，讨论的议题涉及网络文化、电子商务、网络安全技术、自由软件等关于网络未来发展方向的诸多方面。与会者俨然以网络时代的科技、文化理念的缔造者自居。笔者认为，这象征着黑客活动开始走向了成熟时期：在经历了初期自发的科学探索、中期无序、甚至非法的自由发展的过程后，随着科技发展的潮流，缺乏法律与政策规范的黑客行为逐渐被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纳入其运行的轨道，而黑客文化逐渐被裹胁到主流文化之中。从法律的角度看，可以这样描述黑客行为发展的三个过程：合法—非法—合法。 最开始的时候，没有适用于黑客问题的法律，黑客们依靠自觉来进行科研活动，避免越轨。后来，随着黑客社群的大发展，一些不良分子出现，开始不法入侵计算机系统，为了防止这些不正当行为，相关法律出台，法律武器开始被用于与非法黑客行为进行的斗争。最终，随着科技、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黑客自己对网络时代的道德、伦理、社会规律的探讨以及调整网络关系的法律的逐渐完善，多数黑客认识到符合市场经济的行为更能为自己及社会带来利益，其行为逐渐被引向合法轨道。今天，我们已很难再将“网络安全专家”与“黑客”绝对区分开来。在这个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其中科技、文化对黑客行为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它们通过法律作用于庞大的黑客群体。 （二）中国黑客现象的基本特质。黑客问题既有全球化、趋同化的特色，但中国独特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却使中国的黑客有许多独有的特色。因此，如果要研究中国黑客现象并寻找法律对策，除了与国际研究接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外，我们还必须深入中国黑客之中，进行独立的研究。在本项研究中，笔者通过实际接触和利用互联网交流，访问了数十个黑客及站点，得到了一些第一手资料。中国黑客与国外黑客有许多共有的特点，基本上也能分为“好的黑客”、“坏的黑客”、“不好不坏的黑客”三种，再就是中国独有的“红客”。此外，中国黑客还有不少独有的特色，其中比较重要的大概有几点： 1.以网络安全技术为名。从技术上看，黑客技术原本就是关于进出计算机系统，寻找其系统缺陷的技术，这与网络安全技术的定义是完全一样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正名”有着极强的渴望，因而中国黑客也特别注重寻找一个光明正大的“说法”。在中国黑客们中间有一句“官方名言”流传特别广泛：“黑客和反黑客软件其实都是一种武器，区别是掌握在谁的手上。就像一枝枪在警察手上能保护人民，在歹徒手上则是凶器。如果我们只用别人的武器和别人较量，那么总是被动的。”这也体现了某些“好的黑客”支持国家安全事业的愿望和对信息时代国外不法网络入侵行为的高度警惕性。 2.特别强调遵守法律。在我们考察的黑客网站中，最有意思的现象之一就是为数众多的网站非常自觉地遵守法律。它们不仅在网站上张贴了几乎所有与计算机、互联网相关的法律，还对之有深入的研究。在强调遵守法律的同时，中国黑客也指出了现行法律存在的若干问题并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立法建议。 3.重视文化的建设性向度。外国黑客致力于破坏陈旧的道德规范、热衷于反文化的狂欢，而在讲究“中庸之道”的儒家文化传统语境中生活的中国黑客则强调网络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冲突之后的融合与重建。如果说，美国黑客受的是其历史上“牛仔文化”的影响，中国黑客则更多的受到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影响，更注重自己的道德情操，有“己诺必诚，赴士之厄困”（注：摘自《网胜新闻网》，这句话在黑客社区流传极广，它是广东省公安厅计算机安全监察办公室主任在接受记者关于进口计算机系统故意设置安全漏洞问题的采访时的发言。）的古风，当然有时也难免“侠以武犯禁”——当然现在的“武”已不再是武功而是高超的技术。黑客在钻研尖端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同时，中国的黑客文化理论家也提出了建立“黑客伦理学”的建议。陆群在其反响甚大的论文《应该建立黑客伦理学》中说：“如果我们把黑客的斗争放置在更广泛的社会学领域中，伦理学家认为，唯一真正有帮助的力量是个人的良心和个人的价值准则。它们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上：偷窃、行骗及侵犯他人私生活被视为不可接受的行为。如果承认这些价值观数字化生存中所必需的，那么就应该有意识地训练人们按照这样的价值观去生活。如果所有的公民——亦即所有的电脑用户——都学习了这些价值观，同时努力遵守这些规范，那么电脑化空间就可能成为其缔造者设想中的神奇美好之地。” 4.“红客”现象引人注目。中国黑客中最突出、最早为世人所知的一个部分就是“红客”。近年来，一共有四次大的“红客”攻 击事件，攻击方式一般是非军事性与非经济性的，多为在这些反华势力的网站上张贴声讨文章和揭露事实真相的文章。作为中国特有产物的“红客”，其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值得政治、法律学研究者深入探讨。事实上，红客更接近政治、政治问题。与普通黑客的不确定目标的攻击行为不同，在日常生活中，“红客”平时都是遵纪守法，甚至称得上是模范的网络用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第五条所规定的条款，“红客”们不仅没有丝毫的违反，反而还是拥护宪法、法律、维护国家统一的模范代表，上表中强调爱国主义，以国旗、国徽为网站首页的网站大部分为“红客”。但是尽管“红客”的行动是出于爱国主义的目的，也存在着不少政治与法律上的问题。“红客”的攻击行为是民间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违反了国际上的外交惯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为国家政府的政治外交活动带来不便，所以国家要求某些过激的红客网站停止了攻击活动。 5.黑客犯罪日益突出。当然在中国，也有“不好的黑客”，即多数黑客不愿承认其为黑客而将之称为“骇客”的犯罪分子的存在。在增添了计算机犯罪条款的新刑法和其他互联网管理的法律法规生效后，1999年8月，国内审判了首例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主犯广州籍电脑“黑客”吕薛文，被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这是我国运用法律武器和电脑犯罪行为做斗争的开端。此后黑客犯罪随着网络经济的发展逐渐增加，可见，计算机犯罪的规模已较以前扩大。因此，防止“骇客”们的计算机犯罪已经成为法律部门的当务之急。 三、黑客现象的法文化意蕴 黑客是网络时代的新生事物，对它的研究需要更多学科的学者以更长的时间来进行。与黑客问题相关的各种社会因素当中，最突出、最直接反应出时代特点与需求的就是技术与法律两个方面。一方面黑客是技术高手，他们的存在为人们不断创造新的技术、完善网络空间的结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黑客对传统文化、道德规范的挑战、在法律边缘的活动也有可能像他们对技术所做的贡献那样，推动法律观念、价值判断和规制模式的重新调适。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黑客现象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其深刻的法文化意蕴。 （一）法律基础观念。我们认为，黑客作为一种法文化现象，无疑对两个根本的法律观念构成了强大的冲击：第一，自由观。从发生学出发，原本的法律上的自由观念当然是现实社会的产物，而与网络空间无涉。然而当网络作为一个外在于现实社会但又真真切切地独立存在的社区生成以后，它对现实社会的观念冲击却是巨大而显著的。黑客现象便是这种冲击强有力的代言人。黑客行为的特质在于“未经同意而进入计算机信息系统”，这种网络自由主义的典型行径督促我们重新审视“人身自由”的基础观念，并时刻提醒我们，当我们夹杂着现实社会的自由观念毅然决然地突入网络空间，侵略式地对网络观念予以沙文主义的统治和同化时，其“正当性”何在？网络作为一种异化于现实社会的独立存在，理应保有自己的观念逻辑，对“人身自由”也有自己的诠释，这些都值得现实社会予以充分的关切和尊重。当然，我们并不是一味褒扬黑客行为，我们只是觉得，黑客现象甚少在某种意义上提示我们，在对自由观念的理解上，观念的特有生存环境是值得警醒的因素，它甚至在某种程序上限制了观念的基本意蕴。第二，平等观。黑客信奉“信息应当平等共享”的基本理念，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挑战既存的科技霸权。从这些“信息交流卫士”的言传身教当中，我们强烈地感受到另一种平等的重要。当技术霸权者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来巩固和强化自己的霸权地位时，黑客们却以行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亦即，他们也应该有更多的平等权利来参与这个世界以及分享这个世界的技术信息资源。这些观念都不是传统“平等观”所能包容，在这个意义上，黑客们的亲力亲为扩充了传统的平等观念。 （二）法律价值评判。正如前述，“黑客”这一概念本身并不带有强烈的价值判断。黑客虽然存在具体分类，但作为一个整体，却无法作出价值上的善恶判断，因而黑客概念应当是价值中立或曰价值无涉的。然而，作为一个广泛传播并被社会普遍接受的概念，黑客经常被误解为带有贬义的价值判断，那些促进技术进步，致力于网络安全工作的黑客往往被社会主流文化所忽略，而那部分非法侵入系统并极力破坏者却被普遍视为黑客的代表且倍受关注。相应地，法律上对于黑客的价值评判也便经常体现为“违法”、“犯罪”，黑客便是“恶”的化身，黑客与计算机犯罪天然地联系到了一起。更为致命的是，法律上的价值评判又反过来引导着社会评判，在两者的“ 良性”互动下，黑客蒙上了不能挣脱的恶名。黑客的卑危处境从反面提醒我们，对于任何文化现象，法律上的价值评判应当格外谨慎。固然，法律判断不能游离于社会评判之外而应当以社会道德观念作为根基，然而更为重要的，法律评判也应保持自己的独立品格，与社会大众评判保持应有的距离，从“公正”的层面关照和引导社会评判，只有这样，法律上的价值评判才能保有其“社会良心”的纯洁和高尚品质。 （三）法律规制模式。黑客行为复杂多样，既可能极大程度地推动技术进步，加强网络建设，又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能量，摧毁信息资源，窃取巨额财富。面对这种情况，如何正确对待和适当处理黑客行为，如何一方面促进技术革新，保障网络权利，将目前尚缺乏规范的黑客团体所蕴涵的巨大科技能量引导到合法的有利于国家建设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又防止破坏行径，维护网络安全，制止黑客的违法犯罪行为，并在两者之间求得适度的平衡，便成为法律调整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而这一问题的妥善解决则有赖于法律规制模式的正确设置。 自从黑客现象诞生以来，黑客行为应该受到何种程度与形态的规范，一直是广受讨论的议题。对于黑客行为的规范与调整，多数人保持着源自现实世界的既成法律观念来展开理解与批评，他们习惯于认为既存的现实法律制度应当直接适用于网络社会和黑客行为规制。然而在我们看来，在现实法律大刀阔斧地介入网络生活之前，公共权力介入的正当性与适度性是必须审慎考虑的前提。网络社会作为现实世界之外的公共生活空间，具有自己既定的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在相当意义上主导着网络生活，规范着网络行为，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在公共权力介入网络空间时这些规则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一方面，现实法律只有在切实吸纳网络既存规则之合理精髓的基础之上才能取得网络规制的“正当性”根据；另一方面，网络既存之规范当然也在相当程度上限定了现实法律干预的范围和力度。所有这些都决定了法律对于网络空间和黑客行为的规制，必须采取一种充分整合网络既有规则和现实法律规范的有理有节的适当模式。这种模式的选择既是维护网络既有秩序，促进技术自由和技术进步的必需，又是保障网络安全，防止破坏行为的必需。如果我们希望在现实世界中苦心经营的“自由”、“平等”，在网络社会中也同样受到尊重，如果我们希望不会在抵制技术霸权的热烈呼声中又被另一种公共权力霸权所侵蚀，那么在确立攸关网络世界发展前途的法律规范机制时，对于公共权力无限扩张的警醒和对于网络既有规范合理性的尊重就应该成为一种必需。黑客现象的出现及可能的法律应对为我们确立正确的网络行为法律规制模式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契机和切入点。【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人类作为智能化生命，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永无止境的进取性，以自身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愉悦人世生活，促进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这是一个承传延续的生命演绎历程。作为人类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当代服饰文化理应遵循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精神。服饰的文化意义在于适应自然环境以满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体活动、美化身姿体态以娱悦身心健康、显示社会身份以表征社会角色等。作为人体的延伸，服饰还能够表现出穿着者的长处和特点，极富魅力地表现个性、欲望和心理特征。为此，服饰设计不仅要切合现时美观大方的流行趋势，使其富有突出的个性表现力，体认穿着者的心理特征和观赏者的趋同心态，而且应将传统服饰文化融入其中，凸显其生命蕴涵和审美意蕴，将传统与时尚有机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营造出有底蕴的时尚服饰文化。
一、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
服饰是人类生活要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并代表着一定时期的文化。Www.133229.cOm服装的款式设计、面料选用、颜色组合等，均记录着特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状况，反映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审美观念。
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不是一种孤立存在的文化现象，它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也是附着于物质载体之上的主体美的物化形态，既主张象征表意性又倡导审美愉悦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创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达，使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完美统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统一之美来展示民族美学的生命艺术品位。f”以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的颜色为例，其文化内涵亦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而演变，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民族性和时代性审美特征。中华传统服饰文化的生活色彩浓郁，它以等级标识为主要体征，并被赋予特定的伦理意义，如商代将取于自然的青蓝、赤红、黄、白、黑五种颜色视作尊贵色彩，规定只有奴隶主和贵族阶层的着装才能使用这些颜色，且“青与赤谓之文，赤与白谓之章，白与黑谓之髓，黑与青谓之献，五彩备谓之绣”。此外，将五色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式相结合，与五行等相对应，构成了所谓“五方正色”的图式，并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终始说”，将之与生命道德联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红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后，到了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服饰色彩作为政治伦理的外在形态直接被用来“别上下、明贵贱”，成为统治阶级等级差别的标志性象征，而黄色和龙纹则成为皇帝的专用色和王权的象征。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高压和儒家礼教思想的双重作用下，色彩的应用已脱离自然的物质属性及其本来意义而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可见，中国传统服饰的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它出干对自然和生命的无限崇拜以及对等级标识的刻意表述而呈现出明快的色彩风格与和谐统一的心理追求，整体效果既赏心悦目又简单大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五色体系和风格表现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调。
人类创造的世界是一个文化的王国，文化伴随着人类生命的进程而发展，并在社会的进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服饰文化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一方面，服饰是文化重要的构成要素，文化的发展刺激着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另一方面，人们对服饰的需求又丰富了文化的内涵，把文化对自然的改造与人的自身培养及生命审美联系在了一起，最终促进了社会的发展。著名人类学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艺术》中指出:“追求艺术表现和优雅的外观，是人类的共性。可以说，在古代社会中，许多人已经感觉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们的意识，要比文明了的后代敏锐得多，强烈得多。在人类历史的演变进程中，服装对于人类已不仅仅限于遮体御寒，还能满足人们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体认，如中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猎手用猎物的牙齿、蹄爪、羽毛或尾巴装饰在自己衣物上，以显示其英勇无敌或地位崇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衣服的质料、颜色、式样及附属装饰越来越与整个社会心态和个性心理相呼应，服饰本身作为一种信息符号，能够传达时代风尚、文化特色以及个人的文化教养、知识水平、风度气质与社会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视为人的“第二皮肤”，它能够反映出一个人尤其是女性的个性和心理状态。美国服装学家布兰奇·佩尼在(世界服装史》中写道:“将一种鲜花戴在头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双唇染上红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审美观点……女性服装的质料、色彩、缝制以及与服装相匹配的佩饰能够加强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场合的自信心、风度、竞争力量。
二、中国传统服饰的审美意蕴
1.适中、和谐的“情理美”
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婉约与中国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华夏“中国”之“中”，皆强调“不过分而和谐”，这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有明显体现。中国传统民族服装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确勾勒人体，又不同于古希腊、古罗马那样用一块布随意地披挂或缠裹于身上，而是采取“半适体”的样式，即倡导一种包藏又不局限人体的若即若离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来就作为一种美德为中华民族的先辈所推崇，所谓“人生但须果腹耳，此外尽属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谛是“精神快乐休闲，胜干物质进步”。这反映在服饰文化中就是讲究随意、闲适、和谐，没有过分的突出、夸张和刻意的造型，于恬淡之中给人一种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国传统服装的制作者(裁缝)在设计和制作服装的过程中凭借直觉与经验，于“适体”中呈现的是一种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种以数理为基础的精确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属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美的范畴，这一手法通常将作者的情感表达寓于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达到启发联想、耐人回味之艺术效果，彰显“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艺术境界。这类似于中国画中的写意手法，即不豺着于对事物的客观再现，而强调欣赏某种朦胧的含蓄美，在虚实关系上偏重于对“虚”的张扬。引入到服饰文化的艺术创作中，就是设计者特别注重“不着迹象、超逸灵动”之美，不刻意追求数字上的精确性或纯形式的客观美感，而是崇尚用无穷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现情感。如用宽衣大袍、中规中矩的样式或写实与变体相结合的动物、几何纹样、花草枝、藤蔓纹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饰图案来传达一种与政治或伦理的关联意向。
汉初之“袍”被作为礼服，一般多为大袖，袖口部分收紧缩小，紧窄部分为“祛”，袖身宽大部分为“袂”，所谓“张袂成荫”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其画像人物皆穿着宽敞的衣衫，衫领敞开，袒露胸怀，或赤足，或散发，无羁放荡，张扬着崇尚虚无、轻蔑礼法的人生品性，给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随性自然的审美意境。中国传统的女性服装旗袍，是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完美结合的典范，它造型完美、结构适体、内外和谐，是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是中华服饰文化的代表，在女装舞台上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设计表面上不温不火，实质上内涵丰富、意蕴幽远，达到了形式与内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质感和简洁的造型表现出流畅明快的线条与和谐一体的气韵，展示出东方女子温柔、典雅之美。这种气韵不仅展于外表，而且沉于内心。穿上旗袍，既能衬托出东方女性优美的身段，又能显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闲的生活节奏，充分展示出中国传统服饰的含蓄美，呈现出一种宛若自然生命律动的朦胧佳境。
三、中国服饰文化的承传拓展
1.继承:拓展传统服饰文化的基础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纵观华夏服饰文明的发展史可知，“谐调”、“统一”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真谛。自中国服饰文化诞生伊始，就遵循着理物取暖与审美表现、标识显示与象征表达、个性突出与喜庆吉祥相结合的制作原则，以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服饰与社会、服饰与人群的和谐统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统一更是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最珍贵的审美品质。比如，作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基本元素，“标示突出文化”同主要应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中对等级尊卑、行业职别、年龄性别的标示和意念表达上，从原始部落首领与狩猎功臣的服饰标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标示，从文官武官的服饰标示到现代军装、职业装、晚礼服的服饰标示等，均彰显着其“标示突出文化”的审美底蕴。当然，中国传统服饰文化承载着传统儒家中庸观，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深;而20世纪中期的“绿色”服装覆盖全国，“军干装”及其灰色基调也使中国服饰呈现简单划一的窘况。然而，中国传统服饰文化中占数千年发展主流的是“谐调”、“统一”的服饰文化，理应将之发扬光大，诸如以原色表现为主的大气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内涵意义与表现形式圆满统一并最大限度地达到服饰与自然、社会、人群协调一致的完美原则，以民俗吉祥意象为特征的表现形式等，现代中国的服饰文化都应予以承传拓展。
2.创新:传统与时尚的完美融通
在当代中国，传统服饰与时尚设计的审美融通对提高服装的文化附加值、满足时尚消费需求、缔造民族特色品牌、开拓国内外市场具有特殊意义。全球化时代的服装产业竞争日趋激烈，各国服装设计师在服装设计中都很注重对本国传统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张扬本国服饰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国现代服装设计整体上还存在着设计理念落后、创意不够、没能把传统服饰文化的精髓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之中等问题;加之国外品牌纷纷涌入，国内又缺乏与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国的服装设计在国内、国际竞争中均处于不利地位，严重影响了中国服装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在借鉴传统文化符号的基础上，将传统与时尚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将之从表面符号的简单借用提升到对服饰文化内涵的审美体认与表征阴，创立自己的服装品牌，发展中国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设计和谐融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服饰文化。
实现传统服饰文化与现代时尚设计的完美融通，实质就是一种在继承传统服饰文化基础上的创新。这种创新首先须领会传统文化，否则创新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设计师要在精神文化层面上把握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的精神理念，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与各种时尚理念、理论资源加以整合，把传统服饰文化中的实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创造性地融入现代服装设计，丰富其文化蕴意，提升产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对传统元素符号化、表面化的简单组合或图解式、猎奇式的样品展览。好的服装设计创意是设计师在把握了传统服饰文化理念之后，结合时尚理念和设计原则，对传统文化积累、消化并感悟的一种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现买现卖、照猫画虎。河南“丙戌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动中展示的服装就非常具有文化价值。拜祖服装系列大多采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颜色迥异、面料粗朴，以金色缎带镶边;纽扣的设计则采用盘扣样式，其金属材质与服装面料及服装的金边质地形成细腻的对比;袖口翻边采用缎织纹路，既有古朴特点又有现代的工艺形式。整个设计将传统元素与时尚设计完美结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义，可谓形式与内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极佳的艺术效果。所以，当代中国的时尚服饰设计应该分析研究传统服饰的配色及制作规律，理解、感悟传统服饰文化的深厚、博大与凝重，并使之巧妙地运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来，加之挑花、刺绣、蜡染、扎染、手绘、编织、织花、抽纱等现代工艺，并结合时代流行趋势与时代特征，将继承传统与探索创新有机结合，这样才能创造出既有时代感又有民族神韵的服装。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97（2014）09-0089-02
作者简介：马昕露（1990―），女，甘肃平凉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诗经》作为原典，本身就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以往学者们多从民俗学的角度对其进行研究，这恰恰打开了读者与《诗经》时代社会生活沟通的大门。本文将从情感角度对《周颂・闵予小子》组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期能了解其中更为深层的文化意蕴及《诗经》时代人们的思想情感。
郭晋稀先生在《诗经蠡测》一书中认为《闵予小子》组诗均作于大乱未平之时，结合历史典籍纵观这组诗，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资历浅薄的成王难以应对三监作乱的动荡局面以及体现在诗歌当中的那种“未堪家多难”①的苦楚。
一、《闵予小子》组诗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与祭祀活动息息相关
自周公制礼作乐以来，周代的史官文化逐渐代替了巫觋文化，在这背后礼乐精神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从此之后，礼乐精神就深深根植于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之中。礼乐精神具体体现在大量的礼制制度方面，它包含了很多的礼仪行为。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②，祭祀和战争是周代人生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通过祭祀，我们可以了解很多那个时代的重大事件。
据《毛序》所说，这几首诗都曾在周成王即位时被传唱于宗庙中，也就是说，这四首小诗其实就是当时祭祀时的祭辞，而这些祭辞和当时社会的重大事件息息相关，这些在情感结构上互相关联的祭辞为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那个时代提供了宝贵的线索。
（二）与音乐的关系十分密切
顾颉刚先生根据春秋时代“徒歌”不区别章段、语句复沓不整齐、歌词铺张等特点和《诗经》进行比较，进而得出《诗经》是乐歌的结论。可见，《诗经》中出现的这种复沓的章法不但反映了那个时代诗歌、音乐、舞蹈相互杂糅的特点，同时也为组诗的体式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闵予小子》组诗其实就是在祭祀祖先的严肃场合中配合音乐咏唱的歌词，所讲述的是周初的历史史实，通过这种可以被感知的语言，委婉地传达了周成王向先王先帝祈求赐予福祉、得到保佑庇护的愿望。
这四首小诗产生于那个时代，还与配乐演唱的乐器有关。当时青铜乐钟的铸造以及调音技术不甚发达，导致无法发出像《大雅》《小雅》《国风》中那么整齐的声音，其不分章节、篇幅短小、大多不押韵的诗体风格与当时的编钟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③。
二、《闵予小子》组诗的文化意蕴
（一）亲祖情感的流露
在天命观的支配下，周人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愈演愈烈。这是一种以血缘为纽带产生的感情的表露。穿过历史的长河来看《闵予小子》《访落》《小毖》三首诗，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后代人对至亲至爱的先祖发自内心深处的倾诉。《闵予小子》的开头就讲述了周成王孤苦无助的境遇，有“遭家不造”“王王在帧敝句。世事难料，周邦未平又遇三监之乱，更是雪上加霜。成王经历浅薄，担忧自己不能接承祖先遗业，不能发扬先祖的光辉道德，所以忧心忡忡，与群臣在庙中谋始即政之事，所以我们不难理解《访落》《小毖》中“未堪家多难”的深深感慨。这些看似是把自己屡屡受挫的境遇娓娓道来，亦真亦切，但从心理层面分析，人在极度困窘的状态下往往会选择向自己亲近的人倾诉，这正体现了周人与先祖的亲近。与之不同且形成明显比照的是，《周颂》中的其他一些祭祖诗，主祭者更多的是宣泄情感，而不是彻底压制自己的情感，形成了与一般宗庙祭祖诗不同的风格。
可以说，这一组祭祀诗从不同的程度表达了参加祭祀的主要贵族阶层，尤其是周成王的情感，其情真诚动人，可见这种祭祀祖先的诗歌也有人性化的一面。当然，这种情感虽然真实纯朴，但并非毫无节制。《诗经》祭祖诗里真实的感情和礼制的冲突，正是在合理的规范约束下适度放纵的体现，二者在祭祖诗中辩证的存在，正是《诗经》祭祖诗情感价值的外在体现，也是亲祖情感的艺术化流露。
（二）崇尚先祖美德，勉励后代
与周人不可抗拒的天命观相比，颂扬祖先的丰功伟绩显得更为具象化，因而周人很重视宣扬祖先那显赫的德业功勋。“德”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周代，所以在祭祀中被反复提倡。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周之典礼，实则为道德而设”“周之典礼乃道德之器械”④。因而他们敬畏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品德高尚、不怕困难的人。诗歌中的“皇考”“昭考”被反复歌颂，他们正是被后代所敬仰的圣人。这不仅说明了周民族取代殷商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能让后人体会先祖创业之艰辛，勉励晚辈兢兢业业，继承家业。
在“天命靡常”的思想主导下，敬德思艰是祭祀时达到政治训诫的重要手段。这在《敬之》一诗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日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维予小子，不聪敬止。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①
黄天赫赫在上且不可抗拒，做为天地间卑微的臣子，不能沾沾自喜，因为我们无法掌控各自的命运。上天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隐形力量，它无处不在，并且随时随地监督着我们。作为刚刚继承父业的成王，不能不敬畏上天的警戒，更不能轻视上天的存在，唯有不断学习，并且不断积累、殚精竭虑，才能确保家国人民的平安。《闵予小子》中也讲到，继嗣的成王面对“遭家不造”的境遇，念忧在心，只有“夙夜敬止”，夜以继日，不懈努力，谨慎践行先王先祖之道，才能获得更大进步。《访落》中有“维予小子，未堪家多难”等句子，既是向群臣求助，又在向武王的灵德祈祷，诚惶诚恐，宛转曲折。
《毛序》谓《小毖》：“嗣王求助也”。这首诗似是在向先王诉苦，但更多的是以自身的困境为出发点得出教训并告诫、勉励后辈：
“予其惩，而毖后患。莫予L蜂，自求螫鳌。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①
周成王吸取“三监之乱”的教训，追悔莫及，家国的多重灾难实在令年幼的成王不堪承受。但幸亏有圣贤的美德光照天下，终能挽回局面，得以安定。成王借此告诫后代要小心微患，不及时清除小患则会酿成大祸，就像鹃鹑终究有变成大雕的一天。
综上所述，《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体制风格独特，饱含政治训诫意味，不仅表达了期望得到先祖庇护的愿望，更勉励后代要敬畏仁德，谨慎处事，发扬祖业，与《周颂》其他诗篇相比，有更为动人且理性化的文化意蕴。
注释：
①毛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②杨伯峻.春秋左传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③韩高年.诗经分类辨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④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姚际恒.仪礼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