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thesinglesuccessofamovieoradirectorcouldnotfinishthecompletestructureconstructionofChinesemovieculture.Inthesituationofglobalizationofanewcentury,Chinesemovieneedtofollowthepopulartrendofworldmovieindustryandcarryouthorizontalmovieculturecooperationamongregions.Italsoneedstofinishtheverticalmulti-levelmoviecultureconstructiontoachievethemulti-choiceofmovietypesandstylemovies.AlloftheseareforthefinedevelopmentofChinesemovie.
Keywords:multi-choice,Chinesemovie,MovieType,StyleMovie
对于一个电影制作机构或者一个导演个体来说，无论是创作“艺术电影”或者“商业电影”，似乎都无可厚非。而对于一个国家，尤其是对于正处在艰难发展时期的中国电影来说，单一的张艺谋或者冯小刚，单一的《英雄》、《十面埋伏》或者《天下无贼》，无论它们取得如何辉煌的票房，都无法完成中国电影文化的整体建构，无法在整体上具备与好莱坞电影抗衡的能力，尽管它们对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发展实际上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全球化语境中，在实施横向区域电影文化合作的同时，只有在纵向上完成多元形态的电影文化建构，才能够促进中国电影良性、有序的发展。
一电影类型的多元化
多元形态的电影文化建构，首先体现在多层次的电影创作上。所谓多层次，就是既需要作为电影文化产业主体的、以商业票房为创作主旨的类型电影，也需要以探索电影语言、追求个人表达为主导的艺术电影，还需要在艺术个性和商业需求之间寻求平衡的电影。在中国内地，当然还有在创作数量上占据相当份额的主旋律电影。事实上，近年来的主旋律电影已经越来越显示出超越单一教化层面的类型化趋势。任何单一形态的电影类型，都无法建构起完备、有序的电影文化产业，久盛不衰的美国好莱坞电影、全盛时期的香港电影、世纪之交崛起的韩国电影都证明了这一点。只有形成电影类型的多元化、多层次建构，才能形成一个电影文化的有序结构。
好莱坞是类型电影发展最为完备的大众商业文化之都，但即便如此，在百年美国电影史上，仍然会间断地出现一些偏离类型电影轨道，乃至偏离商业需求的电影作品。正是这样一些作品的出现，在实质上也推动着类型电影的发展。20世纪40年代初，奥逊·威尔斯的《公民凯恩》以其打破常规的多重视角叙事和景深镜头的创造性运用，成为世界现代电影的一个真正的发端。这部商业上遭遇失败的影片在奥斯卡奖评选中也仅仅获得了最佳剧本奖，成为奥斯卡评选历史上最大的“遗珠”之一。但是，经典永不褪色，随着时代的推移，影片的价值开始越来越为人们所认知，其影响也一直在延续着。法国导演特吕弗说：“从1940年以来，电影中一切有创见的东西都来源于《公民凯恩》和让·雷诺阿的《游戏规则》。”[1]在英国《画面与音响》杂志邀请国际知名影评家评选“世界电影10大佳作”活动中，影片多次名列第一。1998年6月16日美国CBS电视台公布的“美国电影学院百年百片”中，《公民凯恩》名列第一，这次评选是美国电影学院邀请1500多名演员、导演、制片、评论家、史学家、经理人、放映商等电影界知名人士从1896到1996年间生产的400部美国影片中投票产生的。[2]以罗伯特·阿尔特曼、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马丁·斯科西斯、斯坦利·库布里克、阿瑟·佩恩、西德尼·波拉克、迈克·尼克尔斯、乔治·卢卡斯、史蒂文·斯皮尔伯格、伍迪·艾伦等为代表的新好莱坞电影“试图给美学上以及经济上已经部分停滞不前的好莱坞电影生产注入新的生命，他们虽然承认各种电影样式的规律、承认明星制和工业化的生产方式，但却从内部使它们充实新的内容。他们把自己亲身的经验倾注到影片中来，反映青年一代的理想、梦想和期望，更加充分地利用各种电影样式的种种美学手段。”[3]而斯蒂芬·索德伯格的《性、谎言和录像带》、科恩兄弟的《巴顿·芬克》、昆廷·塔兰蒂诺的《低俗小说》等影片的出现并且先后在戛纳国际电影节获奖，一方面表现了素以“艺术”著称的戛纳国际电影节对于美国具有独立品格的电影创作的持续认同，同时，他们对于经典好莱坞模式的反叛，可以看成是对奥逊·威尔斯、对新好莱坞电影精神的某种延续。正是这种对经典好莱坞模式的不断的反叛和背离，构成了好莱坞类型电影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之一。曾经的“先锋”往往成为后来的“主流”。这些曾经“先锋”的导演后来也成为美国主流电影的中坚力量。
通常人们都会把欧洲当成是艺术电影的圣地。二战结束后的现代电影思潮，正是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和新德国电影作为主要标志的。回望世界电影史，可以说几乎所有先锋电影或新浪潮电影都有一个无法逃脱的宿命，这个宿命就是它的短命，它们作为一个运动通常只持续短短几年时间，但其影响力却一直延续着，并影响到了表面上似乎与之相对的商业化的类型电影创作之中。通常认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为一场新电影运动仅有6年的历史，即从罗西里尼拍摄《罗马，不设防的城市》的1945年开始，到德·西卡拍摄《温别尔托·D》的1951年结束。战后意大利特殊的经济文化力量是新现实主义的支持力量，同时也成为终止它继续发展的力量。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意大利社会开始走向复苏和繁荣，反法西斯不再成为人们集中关注的主要问题，因此无法再以此将不同政治倾向的艺术家引向一种共同的创作潮流。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本身的成分就比较复杂，既有共产党员，也有人士，还有天主教徒等，他们是因为反法西斯的共同要求而走到一起的。当这一共同要求不再占据主要地位时，分化就是在所难免的。同时，意大利政府也开始对这样一些具有社会批判意味的影片侧目，审查制度和国家的压力开始抑制这个运动的继续发展。对于电影来说更加内在的因素则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一些局限性开始充分暴露出来，其题材上的狭隘性已经无法充分适应社会和观众的需求；其电影形态上的一些特征事实上也起到了贬低编剧和表演的作用，尤其是当它走向极端的时候。于是，新现实主义的导演也走向分化，罗西里尼开始探讨基督教和西方历史；德·西卡开始关注多愁善感的风流韵事；维斯康蒂开始表现上层社会环境等等。尽管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作为一个运动已然走向终结，但它的影响并没有就此结束。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因素仍然可以在弗特里科·费里尼的《路》、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的《一个爱情的故事》这样一些他们的早期影片中看到。这两位导演后来都走向了现代主义，成为西方现代主义电影的代表人物。“政治电影”的出现也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关联。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世界各国电影都产生着影响。半个多世纪之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还在遥远的东方中国找到了回应，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都以其纪实风格的追求（包括偷拍手法的运用、非职业演员的采用等）在向新现实主义的前辈们表示敬意，而它们都在意大利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高奖金狮奖；从某种角度来说，王小帅的《十七岁的单车》也可以看成是向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经典影片《偷自行车的人》致敬的作品。20世纪50年代末出现的法国新浪潮作为一个运动，60年代初开始走向衰落，而其影响却一直延续着，“新浪潮”也被广义地运用于出现于世界各国的由新锐导演创作的敢于打破传统电影规范的电影思潮。发端于60年代中期“德国青年电影”、70年代有着成熟作品出现的新德国电影，因为1982年法斯宾德的逝世，似乎多少标志着其作为思潮和运动的终结。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些曾在欧美学习电影的香港年轻导演，以新的视角和技巧，差不多同时执导了一些电影语言、影像处理、叙事风格不同于传统电影的作品，包括了严浩的《咖哩啡》、《夜车》，徐克的《蝶变》、《第一类型危险》，许鞍华的《疯劫》、《撞到正》、《胡越的故事》、《投奔怒海》，谭家明的《名剑》、《爱杀》、《烈火青春》，章国明的《点指兵兵》、《边缘人》，于仁泰的《墙内墙外》，翁维铨的《行规》、《再生人》，方育平的《父子情》、《半边人》，刘成汉的《焚琴》，冼杞然的《冤家》，唐明基的《杀出西营盘》，蔡继光的《柠檬可乐》，黄志强的《舞厅》、等，被香港影评界称为“新浪潮”，也即新电影。[4]香港新电影从整体上看更加强调真实性，强调贴近现实，尤其是小人物和社会底层的现实。在制作上勇于尝试新的技术和新的技巧，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香港电影的视听质量，但并不是像通常的欧洲新电影那样走极端。新颖的叙事技巧往往与可看性结合在一起，同时还能够产生较好的商业效果。作为一个思潮，香港新电影的热潮到80年代初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其影响却一直延续着。一方面，严浩、徐克、许鞍华等新电影的主将此后又创作了一系列作品，比如严浩的《似水流年》、《滚滚红尘》、《天国逆子》、《太阳有耳》、《我爱厨房》，徐克的《新龙门客栈》、《黄飞鸿》、《青蛇》、《刀》、《小倩》、《老夫子》、《蜀山传》，许鞍华的《客途秋恨》、《女人·四十》、《半生缘》、《千言万语》等等，他们大部分都融入了主流电影。更重要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作为新电影在精神上的延续，又出现了关锦鹏的《人在纽约》、《胭脂扣》、《阮玲玉》、《红玫瑰白玫瑰》、《愈快乐愈堕落》、《有时跳舞》、《蓝宇》，王家卫的《旺角卡门》、《阿飞正传》、《重庆森林》、《东邪西毒》、《堕落天使》、《春光乍泄》、《花样年华》、《2046》，刘国昌的《童党》，张之亮的《笼民》，陈果的《香港制造》、《去年烟花特别多》、《细路祥》、《榴莲飘飘》、《香港有个好莱坞》等作品。
在韩国，既有象1999年到2003年间连续获得年度票房冠军的《生死谍变》、《共同警备区》、《朋友》、《家族荣誉》、《杀人回忆》以及2004年卖座大片《实尾岛》、《太极旗飘扬》这样类型化的电影，也有林权泽（《曼陀罗》、《悲歌一曲》、《春香传》、《醉画仙》、《下流人生》）、金基德（《漂流欲室》、《收件人不详》、《坏男人》、《春夏秋冬又一春》、《撒玛利亚女孩》、《空房间》）、洪尚秀（《猪堕井的那天》、《江原道之力》、《处女心经》、《生活的发现》、《女人是男人的未来》）这样一些坚持个性创作的导演。正是这样多层次的电影文化建构，才是韩国电影真正具备国际电影节和商业市场双重竞争力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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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进程虽然滞后，却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进行着。以北京电影学院78班作为创作主体的被称为“第五代”的中国新电影从1984年《一个和八个》、《黄土地》的横空出世，到1987年以陈凯歌的《孩子王》、张艺谋的《红高粱》在戛纳和柏林的不同遭际为标志性符号，其作为一个创作思潮持续了大约四五年时间，便走向分化了。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黄建新、夏钢等导演继续坚执于电影创作，然而其创作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偏重个人表达、电影语言探索，转向更关注观众和市场的电影创作，从张艺谋的《代号“美洲豹”》、田壮壮的《摇滚青年》、李少红的《银蛇谋杀案》的初涉“娱乐片”，到《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等“大片”的直击全球市场；另外有更多的导演，则将精力放到了电视连续剧的创作之中，比如李少红的《大明宫词》、《橘子红了》，吴子牛的《天下粮仓》等。
与“第五代”有所不同，同样坚持着创作个性的“第六代”在相当长一个时期里都处于地下或者半地下状态。“第六代”作为从“第五代”自然延伸下来的一种称谓，其更多受到关注的是一种“姿态”，而并非作品。当“姿态”一次一次清晰，作品却常常显得有些模糊不清。张元的《过年回家》、《绿茶》、《我爱你》、《江姐》，王小帅的《青红》，贾樟柯的《世界》等影片终于让“第六代”浮出水面的时候，并没有如张艺谋的“回归”那样取得至少是票房的成功。妥协的结果可能是巨额的票房和在文化上遭遇的指责，也有可能是既丧失曾经有的艺术个性，又无法获得票房的认同。
“第五代”、“第六代”的存在，不但丰富了中国电影的形态，弥补了中国电影史上新电影的匮乏，更有意味的是，他们对电影影像丰富表现力的探索，客观上为后来商业化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某种基础，而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了商业大片创作的中坚力量。而在这些新电影的导演们全面走向分化的时候，田壮壮的《小城之春》、《德拉姆》，顾长卫的《孔雀》等影片则以艺术的微光为中国电影金字塔型结构的顶端添加着令人振奋的元素。
二类型电影的多元化
类型是由于题材或者技巧的不同而形成的，类型电影是按照不同类型或者样式制作出来的影片。作为一种影片制作方式，它在好莱坞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毫无疑问，作为电影文化产业的建构，是以多种门类的类型电影共同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单一的类型电影，同样是无法建构起强大的电影文化产业的。
全盛时期的香港，可能是除好莱坞之外类型电影发展最为齐全的地区之一。香港的类型电影，除了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以李小龙、成龙为代表的功夫片，吴宇森的枪战/英雄片，还有喜剧片、枭雄片、黑帮片、鬼片、赌片等各种类型。在香港，一部影片的成功，往往会引发拍摄续集或者同类影片的热潮，而这种复制性正是类型电影创作的基本特征之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电影开始崛起于世界影坛。一方面是韩国电影院开始放映包括安德烈·塔尔柯夫斯基的《牺牲》、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关于爱情的短片》、吉姆·贾穆什的《胜似天堂》、让－雅克·贝内克斯的《女歌星》以及蔡明亮的《爱情万岁》、王家卫的《东邪西毒》这样的一些艺术电影，另一方面是本土的电影体制和资本的运作方式发生了变化，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韩国电影的繁荣景象。韩国电影开始取代中国、伊朗在国际电影节上的位置，而各种类型的电影创作共同形成了韩国电影多元化的格局。在韩国的类型电影中，爱情片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值得十分关注的类型。许秦豪执导的《八月的圣诞节》（《八月照相馆》）描写了一个面临死亡的摄影师和一个女公务员之间朦胧温馨的爱情故事，节奏舒缓，画面优美，以细节的流动显示出平凡的诗意。《春逝》以含蓄清淡的叙事风格叙述了又一个温婉动人的爱情故事。郭在容执导的《我的野蛮女友》引发了超越电影领域的文化现象，在《新周刊》评选的“2002大盘点·中国年度新锐榜”中，“野蛮女友”被评为“年度时尚”[5]。《我的野蛮女友》、《白色情人节》、《触不到的恋人》女主角全知贤不仅因主演《我的野蛮女友》在韩国大钟奖评选中成为影后，而且还影响了韩国乃至亚洲的择偶取向。《上网》、《美术馆旁边的动物园》、《绿洲》、《不可不信缘》、《恋爱小说》等都是爱情片中重要的作品。同属于爱情片这种类型，这些影片的个性差异又是十分的明显，在爱情的主体元素之外，每部影片又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元素。除此之外，黑帮片（如《朋友》）、谍战片（如《生死谍变》）、功夫片（如《武士》）、恐怖片（如《三更之回忆》）等也都是韩国类型电影中的重要类型。事实上，韩国的类型电影中总是杂糅了多种类型的特点。
相比较而言，中国内地的类型电影仍然处在起步的阶段。事实上，中国第一批故事长片就有类型电影的特征，“《阎瑞生》是第一部情节长片，《海誓》是爱情片的滥觞，而《红粉骷髅》则成为侦探片的先声。”[6]在百年中国电影史上，某些类型电影的创作，比如武侠片、喜剧片、反特片等，总是因为“不合时宜”而一次次地遭致夭折。比如“武侠神怪片”这样一种类型，早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有过一个兴盛时期，“据不十分精确的统计，1928－1931年间，上海大大小小的约有五十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近四百部影片，其中武侠神怪片竟有二百五十部左右，约占全部出品的百分之六十强，由此可见当时武侠神怪片泛滥的程度。”[7]轰动一时的《火烧红莲寺》更是三年间拍了十八集。但其拍摄风潮很快就走向没落了，之后武侠片在港台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浮现的当时被称为“娱乐片”的创作思潮中，诸如“要钱还是要脸”的争议一直伴随着电影的发展。《当代电影》1987年第1、2、3期连载的《对话：娱乐片》，1988年召开的“中国当代娱乐片研讨会”，加之1992年北京电影学院召开的“把娱乐片拍得更艺术”研讨会，对于娱乐片的本质、类型、功能、价值等问题进行了理论探讨。毫无疑问，对于中国电影的发展来说，这种讨论具有着前瞻性的价值。自然，“娱乐片”这样的概念（包括后来取代它的“商业电影”）很少或很难从学理上加以探讨，因为无论“娱乐”，还是“商业”，常常不是作为一个学理概念，而是作为一个炒作口号出现。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真正在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上具有号召力的类型电影，基本上还是以武侠为主，从80年代初由《少林寺》带动而出现的《武林志》、《武当》、《少林小子》，到后来的《双旗镇刀客》，一直到21世纪初张艺谋的《英雄》、《十面埋伏》，何平的《天地英雄》，陈凯歌的《无极》，武侠这种类型电影不但是香港电影中最为重要的类型，同时也是中国内地电影转型中最重要的类型电影。李安的《卧虎藏龙》、周星驰的《功夫》的成功，同样印证了这一点。
中国内地类型电影发展中另一块屡试不爽的金字招牌则是冯小刚的贺岁片，从类型角度来说当属喜剧片的范畴。从电影导演处女作《永失我爱》的小试牛刀，到《甲方乙方》进入贺岁片创作，《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大腕》、《手机》、《天下无贼》持续在票房上大获成功，冯小刚成为除张艺谋之外另一个票房保证。事实上，这些影片无论在影像上，还是在叙事上，并非全部都有共同的特性，而其喜剧风格和明星策略，则几乎是其一以贯之的元素，除了《一声叹息》这个不多见的例外。在冯小刚的影片里，男主角是“铁打”的聪明脑袋不长毛的葛优（除了《一声叹息》），冷静中蕴藏着幽默，显示了强大的票房号召力；女主角则是一部一换人，从《甲方乙方》中的刘蓓，到《不见不散》中的徐帆，到《没完没了》中的吴倩莲，到《大腕》中的关之琳，再到《手机》中的范冰冰、徐帆。《天下无贼》更有刘德华、刘若英、傅彪、范伟、冯远征的加盟。
明星策略，毫无疑问是类型电影创作不可或缺的，这一点与注重个人表达的“第五代”前期作品构成了巨大的反差。在香港，即使个性如王家卫，也始终启用大牌明星。这是一种艺术策略，也是一种商业策略。张艺谋作为导演作品的成功，无论是巩俐、章子怡、董洁组成的“谋女郎”系列，还是在其影片中始终启用诸如姜文、李保田、葛优等既具有票房号召力，又具有超凡演技的明星，都可以看成是一种精明的电影策略。而在《英雄》和《十面埋伏》中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章子怡、陈道明、刘德华、金城武的明星组合，成为其基本票房的保证。更重要的是，这个明星策略中最重要的因素恰恰是张艺谋自己。这个名字在电影上、歌剧上的成功以及在雅典奥运会上的亮相，使他成为全球化时代成功抵制好莱坞入侵的标志性符号。
然而，问题在于，只有张艺谋和冯小刚，只有《英雄》、《十面埋伏》和《天下无贼》，是无法构建起完备的类型电影体系，无法构建起完全意义上的“中国电影文化产业”的，更惘说在整体上与美国好莱坞抗衡。2004年中国内地创纪录的拍摄了212部影片，并且在电影票房整体上首度超过美国进口大片，但是单片平均票房仍与进口大片相距甚远。冯小刚的《手机》、《天下无贼》，张艺谋的《十面埋伏》，周星驰的《功夫》四部影片支撑起了国产电影的主体票房。中国电影在其它类型电影的创作上，比如爱情片、恐怖片、警匪片、科幻片等，仍然显得比较颓靡。
电影作为这样的一种文化艺术样式，它在中国的诞生和发展，始终都无法完全脱离世界电影的整体背景，即使是在相对闭关自守的那个年代也是如此，只不过，这个背景会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有所变化，其姿态上也会有或主动或被动的差异。当历史进入世纪之交，已经很难在全球化的宏观背景中谋求本土电影的完全独立的发展，因此，跟踪世界电影发展的潮流，实施区域间的电影文化合作，不仅是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的需求，也是电影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在中国电影内部完成电影文化的多元化建构，则是保证这种电影文化合作的必要前提，事实上也成为合作的目的之一。
注释：
[1][法]安德烈·巴赞《奥逊·威尔斯论评》，陈梅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2]参见周铁东《百年盛筵百道佳肴——美国电影学院评选出“百年百片”》，《电影艺术》1998年第5期。
[3][联邦德国]乌利希·格雷戈尔《世界电影史（1960年以来）》第三卷（下），郑再新等译，中国电影出版社1987年版，第162页。
[4]参见于中莲《香港新电影回顾》，《当代电影》1992年第4期。
20世纪90年代以来，小说家和电影的关系较之80年代有了很多微妙的变化。急于介入电影行业和试图抽身而出的小说家构成了电影改编领域新的时代景观。以往研究者多关注作家“触电”所引发的小说家和电影创作的联姻，实际上，导演对当代知名小说的疏离、小说家与电影的精神对立已经成为90年代后期以来重要的文化现象。分析这一文化现象，对于反思有着悠久文学传统的中国电影和当代小说、小说家存在怎样共生或抵牾的关系，透视当代小说家对待镜像文化立场的差异和变迁，觇见大众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学和电影的双重困境和突围，将具有颇为重要的学术探讨价值。
一、小说改编与中国电影
作为艺术门类中与科技手段、商业利益关系最为密切的现代综合艺术，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纠缠在与其他艺术关系的辨析和梳理之中。对于非音乐片和纪录片的电影来说，其核心价值是否可以通过音乐、造型等因素得以体现？电影的最高境界是否存在哲学、宗教或者文学意义上的价值判断？这些问题在有声电影取代无声电影后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随着电影的剧情、台词等文学性因素要求的相应增强，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和文学家对电影的介入被看作是提高电影艺术水平的必要手段，这一点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史上尤为突出。可以说，凸显和廓清电影与戏剧、小说、文学剧本的联系构成了中国电影理论史的一条主线。后于文明戏而起步的中国早期电影经历了从无脚本到精心构思剧本的过程，所谓“影戏”、“镜头文学”的提法以及受苏联电影理论的影响而形成的文学第一性、电影第二性的观念深入人心，忠实原著一度成为评价电影改编的最高标准。在80年代有关电影独立性等问题的讨论中，虽然分歧较大，但重视电影剧本改编质量的文学性前提则为众人所认同。
在以影戏为核心美学范式的中国现代电影发展史上，介入到电影事业中并参与编写剧本的现代作家以鸳鸯蝴蝶派文人、新感觉派和左翼剧作家为主，故事性被看作是电影的第一要著，戏剧被看作是对电影意义最大的艺术形式，其与电影的形式美学差异被同化。导编合一的创作队伍又使得新文学的小说成就没能通过影像文化得到很好的阐发和扩展。新文学的小说创作与电影剧本写作处于相对疏离的文化状态，虽然夏衍先生在1938年就曾说过：与其说电影和戏剧相近，不如说是和小说相近，并身体力行地将《春蚕》等新文学名著搬上银幕，但小说创作对现代电影的显在影响不够充分，这一点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改编形成明显反差。以革命历史、革命战争和农村题材为核心的十七年小说创作极大地促进了建国后电影事业的蓬勃发展。小说与电影的互动成为这一时期文化事业最为夺目的景观。《青春之歌》、《红旗谱》、《李双双》等十七年小说的电影改编虽然充满意识形态的传声意味，但电影语言的艺术实验不无历史价值。
新时期以来小说和电影的相生相荣有目共睹，中国电影的文学性传统和电影导演的文人气质使得新时期的电影艺术与西方电影相比获得了更为民族化的自觉展现。80年代的优秀小说如《人到中年》、《天云山传奇》、《如意》、《高山下的花环》、《人生》、《黑骏马》、《孩子王》、《芙蓉镇》、《美食家》、《浪漫的黑炮》（片名《黑炮事件》）、《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顽主》、《黑的雪》（片名《本命年》）、《老井》、《红高粱》、《红粉》、《妻妾成群》（片名《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一系列作品均成为新时期以来广为关注的影片，所谓电影的“王朔年”、“刘恒年”之说凸显了小说和电影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密切关系。新时期优秀的小说原著赋予了电影起点较高的故事、主题、人物和意境，导演由此生发的影像创造就有了相对较为完整深刻的文学基础。一些曾经奠定中国现代文学辉煌的小说也重新受到电影艺术家的关注，借助新时期文化启蒙解放思潮和文学审美观念的重新确认，《阿Q正传》、《包氏父子》、《边城》、《春桃》等现代文学名著经过电影导演的影像再创作，重现了历久弥新的艺术魅力。
二、第五代导演：小说情结的生生灭灭
以谢晋为代表的第四代导演特别关注当代小说对历史文化的反思和人道主义诉求。执导过《香魂女》、《本命年》、《黑骏马》的导演谢飞曾说：新时期以来，我的创作一直是随着整个社会的文化思潮起伏。在第五代电影导演中，曾经是诗人的陈凯歌被认为是中国最具有文学修养的导演。他的作品，如《孩子王》、《边走边唱》、《霸王别姬》等，文学底本的自身价值成为其电影改编成功的重要逻辑起点。成功将大量当代优秀小说改编成电影并多次获得国际大奖的张艺谋曾对当代小说有过很高的评价：“我们研究中国当代电影，首先要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因为中国电影永远离不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作品都不会存在。……就我个人而言，我离不开小说。”[1]“中国有一个庞大的作家群，我喜欢的作家很多，像莫言、刘恒、苏童、王朔这几位我所合作过的作家，我都很喜欢。他们的作品作为我的电影的文学母体，在表现文学走向的同时也引导了电影的走向，所以你要看中国电影的发展或者我个人风格的演变，可以看作家们将来的变化。”[2]
但是90年代中期以来，陈凯歌、张艺谋的电影改编观念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当代小说逐渐退出了他们的创作视野，如果说电影《幸福时光》只保留了莫言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中一个“公共汽车壳子”而过多偏离了小说原有的内涵和气氛，《我的父亲母亲》还算有一个最初的文本，到了《英雄》、《十面埋伏》，张艺谋开始热衷于由自己创意而铺陈出的电影脚本，将他特别擅长的视觉处理演化到极端，甚至为了弥补他的电影故事性不足的缺陷，张艺谋决定聘请邹静之为其打点剧本，对当代小说曾经的信任和依赖一去不返。陈凯歌更是以《温柔的杀我》、《和你在一起》、《无极》等影片宣告对中国当代历史镜像叙事的终结。“第五代的创作问题不可能从迷恋过去、失掉与当代中国现状的联系这样一个简单的批判和总结中得到解决。不乐观的地方在于，它的解决需要第三世界民族电影的共同探索，更得期待中国当代文化的创造力的调整和再聚。对于一个与当代文学有着密切关联的第五代创作而言，文学的萎缩对它也并非没有影响，可以说他们对题材的选择仍旧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创作范畴内。”[3]280也许这种评判不再适用于新世纪第五代导演的电影走向。80年代有关电影文学性、电影与文学关系的问题曾引起较为广泛的争论，针对以文学尺度来衡量电影艺术的观念，邵牧君等人以西方电影艺术发展史为参照，力主电影与戏剧、小说等文学样式的疏离，淡化电影文学剧本对电影拍摄的掣肘之用，提倡更多体现导演思想意图的欧洲主流的“作者电影”，以免电影艺术沦为文学作品的注脚和附庸[4]。作为第五代三驾马车之一的导演田壮壮也许是个特例，他的作品《猎场扎撒》《盗马贼》《蓝风筝》《茶马古道》并不取材于当代知名小说。田壮壮试图从历史文化思潮的褶皱里寻找不依赖文学而独立存在的镜像记录功能，他一直在当代电影的喧嚣之外，也一直坚守了最初的电影理念。
在今天，电影的独立地位和独特魅力已毋庸置疑，但电影需不需要文学的讨论仍无法止步。尤其对于跨越当代多重文化思潮且活跃于电影创作的第五代导演，对文学的钟爱与依赖、摆脱文学束缚的焦虑和现实创造力的衰退使他们的电影观念较之第六代导演处于一个更为尴尬和暧昧的状态。
三、第六代导演与当代小说的告别
在不同程度地经历精神阵痛之后，与80年代文化喧嚣中的明亮相比，90年代的中国当代文化出现了多元共生也更为清浊难辨的时代气韵。当第五代导演正遭受辉煌与失落双重刺激并试图进行艺术转轨之时，一群90年代毕业于电影学院，后来被命名为第六代导演的年轻人开始了他们几乎完全不同于前辈的电影实验之旅。贾樟柯、娄烨、张元、王小帅、章明、管虎、陆川和他们的《小武》、《苏州河》、《北京杂种》、《东宫西宫》、《冬春的日子》、《十七岁单车》、《巫山云雨》、《头发乱了》、《寻枪》等关于残酷青春和都市漫游者的地下电影，在国际获奖和国内禁演的媒体报道中，悄然改写着国人的电影观念和西方影界经由第五代导演镜像所建构起来的对中国电影的想像和期待。80年代文学和电影所共同塑造的历史隐喻式的中国镜像场景：庭院、姬妾、黄土、霸王、土匪、红灯和红辣椒不见了，基于青春往事中的琐屑欲望和平静生命中的迷惘与寻找，成了他们挥之不去的情结。女杀人犯（《过年回家》）、精神病人（《悬崖》）、吸毒的演员（《昨天》）、人生游离的同性恋（《东宫西宫》）、非常态的行为艺术家（《极度寒冷》）、无限寂寞的小偷（《小武》）、同样执拗悲哀的少年《十七岁的单车》，构成了中国电影对现实和人性思考并呈现的全新谱系。这些以先锋姿态崛起于影坛的导演们试图超越电影艺术与文学样式和审美风格的同构历史，突破第四第五代导演的文学情结并由此建立的电影发展屏障，有一种急于表达自身情绪和电影理念的冲动，所以他们的处女作几乎都不依托现代或当代的有名小说，长篇小说不可能被纳入视野，连最适宜改编成电影剧本的中篇小说也极少考虑，一些由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也只是借助其中少许因素而进行了大量的重组和重释。和前代电影导演相比，第六代导演的作品更具有影像风格，情节简单、台词少、蒙太奇悬置、开放式的结尾和无限可能的人物命运，使他们的电影具有强烈的艺术实验气质。“独立制作的低成本艺术电影如英国丹尼·博伊尔《猜火车》、丹麦的‘道格玛电影小组’的《黑暗中的舞者》所创立的纯粹个人电影的新范式对当代好莱坞主流电影和欧洲传统的作者电影形成挑战，”[3]285也影响了中国新一代电影人的创作观念。随着DV机等手提摄像机和个人电脑工作平台及相关软件的发展，电影创作的个人化色彩会越来越显著，王家卫无电影脚本式的自由风格成为某种时尚，流行于各高校大学生电影节的DV作品是这一倾向的重要标志。
然而同处于一片社会文化天空之下的各类艺术，其精神指向总会有避之不及的契合，第六代导演回避了第五代对80年代启蒙与寻根文化思潮的共鸣，却与90年代文学中边缘生活写作的精神倾向达成不约而同的一致。由于电影“自诞生之日起就有明显的企业化性质，创作过程中很难真正排除掉商业的影响”[5]，加上中国导演还缺乏欧洲电影大师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电影创造力，在现代都市类后现代景观的语境中，规避了民族寓言的模式的第六代“实际上就面临更多的落入模仿与类型、窠臼的危险，寓言上的深思熟虑与故事契合就是一个问题。”[3]285所以当自身经验资源被不断叙述、重构后，其形式的艰涩和内容的苍白就会造成致命的缺陷。贾樟柯在完成《故乡三部曲》之后的《世界》在威尼斯电影节被惊呼看不懂而铩羽归来。影片的“flash”拼贴并没有实现电影语言创新的预期构想。对纪录片情有独钟并不断实践的年青导演多不善于讲述流畅的电影故事，张元的《绿茶》、《我爱你》和娄烨的《紫蝴蝶》徘徊在艺术片、文艺片之间的含混之举，使其同时丧失了二者可能具有的电影吸引力。在第六代导演中，霍建起和姜文较多地承继了第五代导演的文学视界，注意从小说的语言架构中寻觅电影的改造起点，在生命经验和文化审美上呈现了较为宏大的叙事结构，也显示了所谓第六代导演构成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而由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受到赞誉也说明新生代导演与当代小说的精神联系还无法终止。
四、小说家和电影之间的世俗妥协与精神对立
在西方电影发展史上也曾经历小说与电影孰优孰劣的争议，在早期剧情片时代，作家认为电影不能像小说那样“充分表现思维状况的活动”，因而艺术价值不大。但60年代以来，由于阿伦·雷乃、费里尼和安东尼奥尼等电影大师侧重于描绘人物内心世界的影片获得成功，用“有无隐喻”来衡量小说与电影的本质差异不再适宜。西方电影和小说的艺术发展史并不构成同步关系，尽管超现实主义的画家和诗人曾在电影中实践了他们的艺术理念，象杜拉斯这样的作家对电影改编的参与促进了电影语言的现代转型，《铁皮鼓》、《秘密》等作品能够在文学界和电影界获得双赢，但西方电影史上的经典电影和经典小说的关联并不显著，伟大小说改编的电影和伟大电影之间往往有很大的落差。而三流小说拍成一流电影的观念和事例在电影界则相当流行。从某种意义上说，通俗小说对西方类型片的意义也许更为重要。小说家面对电影的态度常常比较轻谩，托马斯·曼说：电影不是艺术，是生活。弗吉尼亚·沃尔夫甚至认为卓别林的影片象挤奶姑娘一样令人感到单调腻烦。20世纪的文学大师如海明威、德莱塞、福克纳、奥尼尔等人都曾受雇于好莱坞，但都声称电影对他们的吸引力是在经济方面，电影未曾影响他们的创作[4]。
中国小说家和电影的关系比较复杂。当代小说成就了中国当代电影，当代电影也提高了当代小说家的知名度，王朔、莫言、苏童、刘恒、刘震云、北村等小说家的备受大众关注均和其作品的电影改编和电影宣传有关。在这个所谓的读图时代，文字退居次席，图像僭越为文化主调。当代社会从“话语”的文化转向“形象”的文化“与中国当前的小康社会和消费文化的总体性密切相关，反映出眼睛从抽象的理性探索转向直接的感性的深刻变换。”[6]电影所带来的现实利益使得许多作家不仅投身于影视的导演、编剧和策划等工作，更热衷于“视觉化写作”，极力在小说创作中表现适宜影视改编的元素，不同程度地放弃了小说家面对纸笔的独立身份，有人称为“挂小说的羊头，卖剧本的狗肉”。尤其是80年代后作家与影视的亲密结合，实际上对小说创作不无隐患。在具体的电影改编（包括专门为某个导演写小说）实践中，电影的特殊要求和艺术之外的现实因素使得小说家很难在镜像艺术中实现小说的文学精神，再加上有些电影的改编效果并不理想，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小说家对电影的艺术期待，所以当代很多小说家，特别是有电影改编经历的知名作家，都明确表达自己的作家身份和电影之间的不妥协立场。曾经感叹“遇到张艺谋这样的导演我很幸运”的莫言多次说到：写小说时自己是一个皇帝，而改编剧本时是一个奴才。他撰文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写小说就要坚持原则，决不向电影和电视剧靠拢，哪怕一百个人里面只有一两个人读得懂，也不要想着怎么可以更容易拍成电影。小说跟电影、电视剧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各走各的路，然后偶然地在某一点上契合，生出一个作品。我的态度是，绝不向电影、电视靠拢，写小说不特意追求通俗性、故事性。”[7]
小说《手机》被冯小刚包装成贺岁片推出后，著名作家刘震云一时也成了娱乐圈的名人。他表示，由于电影《手机》，自己的小说主题实际上被误读了。他非常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对影视的介入，只是作品的介入，只是同意让我看得上的导演改编我的作品。到目前为止，我没给任何一个导演写过电影剧本，今后绝对也不会。我不会给电影打工，但我同意让电影给我打工。”[8]苏童对小说与电影关系的批评更为无情：“张艺谋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匆匆过客，我俩就像做生意的一样，相互之间只有买卖关系，一手交本子，一手交钱，别无其他。”尽管我不反对联姻，也不认为影视侵犯了文学，但从大量实例看来，作家和影视导演合作很少有好结果，不少甚至弄到了鸡飞蛋打的地步。双方不是水融，而是水火不相容[9]。对于炒的很热的冯小刚电影《天下无贼》，原作者赵本夫认为这部小说“很平常、在心中地位不高”，还拒绝担任这部影片的编剧。在当代小说家中，王安忆对镜像艺术的警惕性最强。她认为：“电影是非常糟糕的东西，电影给我们造成了最浅薄的印象，很多名著被拍成了电影，使我们对这些名著的印象被电影留下来的印象所替代，而电影告诉我们的通常是一个最通俗、最平庸的故事。”[10]所以她宁肯改编话剧《金锁记》，也不重视《长恨歌》的电影拍摄。她的小说充满必须由文字才能传达的细节，“叙事中夹杂进大量的抽象性议论，拖延故事节奏，故意制造阅读障碍，明显地表现出抵抗小说影像化的趋势。”[11]当然坚守小说立场和向大众妥协的功过很难进行简单二元判定，护卫文学纯洁的精英文化立场往往和作家的社会地位、经济状况、作品的文坛认同有关。不过小说家清醒的写作立场仍是真正有价值的小说和电影的重要前提，毕竟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描述是需要小说形式和电影语言共同来承担的，其间的共鸣和冲突自然不可避免。
在半个多世纪的分分合合中，当代中国小说和电影越来越凸显其不可替代的艺术价值。随着游戏、漫画作品对电影改编的介入，小说的电影优先改编权日益受到挑战，这其实也是中国电影拓展艺术视界的必经之途。虽然文学作品的兴衰不再必然地决定电影的浮沉，但是当中国导演的个人性构思不足时，当精美的画面不足以支撑导演和观众对电影的期待时，一个民族或时代的小说家应该能够为导演的探寻目光提供丰饶的文学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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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在历史的沉淀中逐渐形成自己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民族情感和价值观念，我们要本着中国电影全球化的原则，向全世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电影《赤壁》就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以中国文化为核心融入了好莱坞的风格，超越了国界，推广了中国文化。我们以《赤壁》为例研究其为什么在国内外都很卖座，具体在视听语言方面有哪些优势和特点，从而挖掘其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一、彰显特色的细节展示
在电影的开篇出现的是一把锈蚀的铜剑，那些斑斑锈迹正在慢慢剥落。宝剑逐渐显露出原初的锋芒。这把古剑的纹样雕刻精美，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兵器，象征权利的争夺与智慧的交锋。接着曹操的出场镜头是腰部的特写，把观众的视线集中到他佩戴的一大串玉坠上。玉在中国古代使用时有明显的等级地位，君臣佩戴玉的规格和形制都有明确的规定。这里用曹操佩戴的玉之多凸显其至尊贵的地位，大权在握的他极为嚣张，容不下半句反对的言论，为后文一系列情节的发展打下铺垫。在第一次周瑜和诸葛亮上一阵法时，乌龟出现留下悬念。之后在八卦阵启用之时揭示了谜底，原来这种阵法源于乌龟背上的纹理，隐喻了我国古人的智慧和用兵的神奇。林志玲扮演的小乔尽显江南美女的婉约与柔媚，其服装的设计以柔和的波浪线表现古典婉约，色彩上华丽典雅。同时也不乏朴素。这种独有的凸显人物性格的纹样设计，也是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形式。在《赤壁(上)》的结尾出现了很多自由飞翔的白鸽，它们从两军对峙的江水上轻轻飞过。就好像跨越了战争飞向人类共同追求的和平。
二、性格鲜明的英雄人物
三国鼎立时期的英雄层出不穷，但却性格迥异。电影《赤壁》抓住了各个人物身上的主要特点，将中华民族的精神恰当的附加在他们身上，表现出对和平、自由、团结等精神的向往。在影片中首要表现的是人物的重情重义，在危难之时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共同对抗强大的敌人。周瑜在练兵时就强调“东吴军队需要的，就是齐心”，之后又用编草鞋的草告诉大家团结就是力量。在《三国演义》中周瑜和诸葛亮本是不合的，周瑜不能忍受诸葛亮比自己更有才华。但在赤壁中的他们是彼此的知音，互相欣赏对方的才华。在合奏的曲子中就能读懂对方的心思。在《赤壁》中除了表现英雄人物在战场上的神勇和在战术方面的智慧，还表现了不少他们的个人生活，这样就摆脱了好莱坞电影平面的人物形象，使人物更有立体感。刘备多年保持编草鞋的习惯，拿起课本教书的关羽与在战场上勇猛无敌的他判若两人，而张飞放下丈八的长矛竟然拿起毛笔也挥洒自如，料事如神的诸葛亮亲自给鸽子洗澡并用扇子为其晾干。这些情节不仅让三国中的人物走下神坛，成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而且在无形中融入了我国的历史文化，也是带有现代精神的历史传奇。
三、张弛有序的节奏剪辑
电影《赤壁》的节奏发展非常有规律，与好莱坞电影的节奏有几分相像。在松紧交替的节奏剪辑啊中，导演将中国的文化与故事情节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总的来看几场战役是紧张而激烈的，其中穿插了很多缓和观众紧张情绪的段落，从而防止审美疲劳。比如在紧张的练兵场忽然传来悠扬的笛声，随后摇入的几个远景镜头就像中国的水墨画，表现出大山的巍峨壮美、云雾朦胧。待笛声停止后。丢牛事件又让观众不由得的紧张起来，而为小马接生和小乔的出场又让观众悬着的心放松下来。接下来一段瑜亮的合奏非常激烈，用琴声展示了中国的古典文化。在《赤壁(下)》中主要是影片的情绪跌宕起伏，或喜或悲，或愁或忧，穿插变换，同时用两条主线叙述两军战前的准备过程。在孙权为染伤寒病去世的战士而忧虑时，曹操却大声吟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无形中也传播了我国的诗歌文化，表现出曹操豪迈的气概。在赤壁之战的高潮到来之前，小乔尽力为风向的转变拖延时间，劝曹操喝杯茶再去打仗，通过这一情节将中国的茶文化展示给世界。超级秘书网
主流电影应当多样化，但对于现实社会的表现，对于大众期望电影面对现实问题的心理满足，是主流电影首先应当注意的问题。
主流电影要积极塑造英雄人物、道德楷模的艺术形象，但需要采纳更为贴近大众的表现手法。
什么是主流电影？我认为主流电影概念包含了广义和狭义的差异理解。就广义而言，泛称我们时代潮流中具备主导因素的电影，对其包容何样类别创作也会有不同的定性理解，还需要认真讨论。但对于狭义的“主流电影”，我们其实有约定俗成相对明晰的认识，即以主旋律为中心的创作。即便对主旋律创作已经呈现出更为多样的表达，但主导指向应当是公认的，对此不妨借用“一种感觉、多种表述”来描述。本文对于主流电影的认识集中在狭义上，在我的表述中包括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可、国家政策倡导、主导文化价值观体现、情态表现积极向上、表现历史与现实健康的电影创作。显然，至少我们讨论的主流电影应该是以时代主旋律要求为中心的健康积极向上的时代艺术创作。
近年来，人们注意到以《云水谣》为代表的、公认属于主流电影的创作，在中国几大奖项中频频获得最高奖项的突出现象，它显示了电影艺术创作的重要走向。主流电影获得多样认同的事实，提醒我们思考其中的合理走向。
毫无疑问，主流电影的悄然兴旺，是和中国电影的整体兴旺相匹配的，而主流电影的相对成功，又是相对着三个并行的现象，即大片受挫却依然创作坚挺、小片难以担当市场支撑角色但还顽强生存、艺术性创作还缺乏大众呼应等，在这一背景下昂扬出头的主流电影，其获得的成绩实在值得赞扬。为了更好拓展主流电影，就需要研究主流电影的长远发展策略。这个策略是既能站在客观现实基础上，又能够超越现状而具有长远眼光的策略。我们需要为已经具有“良好”基础、却未必是“很好”状态的主流电影提供有益思考。
一、首先需要探讨主流电影身处的现实生存的观念变化，这也是主流电影创作得以进展和将来进一步发展所不可忽略的问题。不能不涉及全球化文化视野对于中国主流电影发展到底有何意义的判断。在探讨全球化给予主流电影利弊以及发展问题时，首先要判断前提，即全球化视野的本质何在？显然，目前主流电影的生存，已经不是西方侵扰与东方简单对峙的阶段，而进入互融、互包、互惠、互利，在竞争中寻找生机阶段。这是因主流电影具有生机的适应眼光而生发的判断，显然，和世纪初中国电影因为入世而多少有畏死而求生的排斥眼界大不一样。境界的扩大带来的创作姿态和心胸是主流电影自信的主要因素。
这里的关键是观念，是取你死我活的对决观，还是取共生共荣或共济自长的发展观？实践证明后者导致的生存意识反而具有生命力：就是宽容看待文化世界而积极进取的发展壮大意识，以及自己做强做好向前发展的观念。于是：1、自身强大是第一位的生存条件成为主流电影踏出早期期望保护意识，以期实现反而不需要简单保护才可能获得进展的实绩。不依靠自身求取生存而只有简单的义愤，显然无益于自身生存，最终也会被无情的市场淘汰。但我们看到依然有一些电影在缺乏视野的卑弱中等待保护，而不是寻找强盛自身之道，这显然不能成为生存竞争的胜者。2、共生还要面对必然的抗争，本土艺术必须撑得住强大外敌的侵扰，于是，自身特色坚持是取长补短的必要基础，没有特色只能被利用而免不了被弃，也难以被生存大背景所接纳与被看重。3、全球化视野中的发展观也意味着必要的舍弃和一定的坚持，这是生死把握的重要因素。舍己之短或者暂时舍弃生存之短是必要的，一些影片奢谈狭隘的民族创作传统而其实缺乏现展意识，似乎保全了特色其实却丢弃了生存；而坚持本土策略，坚持自己国家利益与长远利益也是赢取最大价值的重要因素。但显然，这里的关键是什么需要保存什么可以放弃。《集结号》《云水谣》《张思德》等创作给予我们的启发就是：东方坚守情感的礼赞，主流大气精神的葆有，人性丰富性的把握，以及宣教意味的舍弃，直露教化语言的放逐等等，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注重的。
二、在此基础上，关于主流电影的文化认同与发展问题研究需要进一步探讨。应该看到，目前一些主流电影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超越了被观众冷落、被艺术看轻、被国域所隔的三种尴尬状态而进入新的文化认同阶段。前所述及，这一认同其实是主流电影创作观念的转变所至的结果。认同，既包括自身对于全球化视野的认同意识，扩展了主流电影的疆域；也包括外界对于主流电影改变后的开始认同，接纳了主流电影的影响力。而认同观是相互的，只有自身的开放观念与开放创作才能逐渐融入世界，外界看重接纳多少带有意识形态性状的主流电影，说明主流电影跃升到一个新平台，内涵与外延都上了新台阶，这是令人可喜的事情。
由此，在中国电影逐步爬升的历史机遇面前，已经具有开放视野的主流电影如何成为多样化和谐格局中的中流砥柱，是应该思考的问题。而如何促进主流电影上一台阶的关键，是主流电影能不能在内在观念上进一步转变。中国电影应该有更高的诉求，高扬主旋律也是明确的目标，于是，下述目标需要进一步思考：
1、文化诉求。电影是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招牌，文化诉求是主流电影发展的关键所在。能够在物欲横流、市场主宰的大潮中坚持电影的文化传播属性，就能够确立主流电影中心的地位。不打文化牌而打商业牌的危险，肯定先是主流电影丧失领地，接着是主流电影失去特色生存。电影文化的传扬如果被主流电影承担起来，生死问题也就无需担心。文化目的一定要成为主流电影的主心骨，诉求文化比诉求政策支持来得更为迫切、正经和长远。所以，主流电影到了确认自己文化传播使命的时候了，只有如此，主流电影的艺术生命才能长久。
中国传统艺术源远流长，在世界美术之林中占有极其辉煌的地位。中国动画这一充满神奇色彩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在这一特有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下形成的。她作为中国艺术的一部分，表现着传统文化特有的审美文化符号，可以激起人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骄傲与自豪。
20世纪80年代中国动画事业依据民族传统文化走出了一条辉煌之路。然而，今天中国动画相对于外国动画却有着明显的差距。有数据显示，当前全球动画产业总值大约为2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万亿元，而中国仅为人民币180亿元，不到1％，并且，在国产的动画中，显示了“出力不讨好”的局面。主要表现为：尽管国产动画正鼓足了劲在抓紧对动画作品的生产及宣传，但在国外动画产业的冲击下，动画欣赏的主要群体——青少年的审美观明显倾向于国外动画。笔者在对此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对1000名桂林市内受众进行动画观赏行为倾向性调查，发出问卷900份，回收831份，回收率为92.3％，其中有效问卷为816份，有效率为98.1％，保证了调查的公平性与公开性。这1000名受众为大学、中学、小学不同文化层面上的学生。
表格如下：
不同文化层面受众对动画艺术风格的偏爱与认同倾向打分(满分为100分)
观察此表格，可看到国产动画片在国内受喜爱程度较低，特别对于传统文化写意风格的动画电影打分较低，并且年龄越小，对这一风格的认同程度越低。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现代青少年对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审美取向越来越模糊，并且表现出低龄化。另外，笔者长期在桂林市少年宫担任美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也深切地感受到孩子们对中国动画片的喜欢程度远没有国外动画片热情高，体现幼儿教育对传统文化也有所忽视。这一事实也从侧面佐证了上述调查结果。这不能不让人为继承中国优良传统文化而担忧。一个国家是否能强大，是否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优秀的文化底蕴以及在此文化底蕴中创新出来的符合时展的文化结构，是衡量此标准的重要尺度。所以，对动画电影中传统文化元素的研究，也能从另一侧面引导人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引起重视。
动画是大众媒体的传播手段之一。是一种特有的文化产业，与其他文化知识一样具有极强的宣传和影响作用，包括社会规范，价值标准，行为方式、文化价值观等。优秀的动画电影能根植于本民族优秀文化，反映社会底层，能经得住社会发展的跌宕起伏。我国20世纪60年代前与80年代后，也曾经有着辉煌的动画成就。先不必说此时的动画有着丰富的民间传说、神话故事等题材作支撑，也不必说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动画形象，表现手法，就单说动画中意境优美的场景也是其他国家所不及，因为这是要求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深刻感受的人才能体会。前人的种种成就无一不是站在中国特有的文化内涵中建立发展起来。
首先在动画的取材方面。选择极富有寓言故事的《骄傲的将军》(1956年导演：特伟李克弱)、《东郭先生》(1955年导演：虞哲光许乘泽)；民间传《抬驴》(1991年导演：王柏荣)、《葫芦兄弟》(1986—1987年导演胡进庆等)。从这些内容题材上我们可以看出较多立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寓教于乐”精神，故事折射出教育孩子分辨善恶，面对困难如何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等，这些对孩子的健康成长都有很好的教导作用。“动画影片不仅需要具有较高的艺术审美水准，还担负着一定的社会教育功能。”“寓教于乐”这一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对比于美国式的“娱乐至上”可谓大相径庭，把“教”寓于“乐”，不但有深度且使“教”更易于接受，这一直是我国教育传统中践行的法则之一。
再说中国动画形象设计。中国动画电影中的人物、动物形象，绝大部分都出自于中国神话、寓言故事、民间传说等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如1962年万氏兄弟兼制作、导演的在当时震惊世界的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就是取材于民间传说《西游记》。其中的主角孙悟空的形象设计可谓显尽了中国特有的文化元素，在装饰上吸收了中国传统艺术中民间木刻、剪纸、京剧等风格，影片中从环境描绘到人物面貌、性格特征，也都是一派中国气概，也无怪当时世界上动画界对此影片的高度赞赏。巴黎《世界报》介绍说“《大闹天宫》不但具有一般美国迪士尼作品的美感，而且造型艺术又是迪士尼式的美术片所做不到，即它完美地表达了中国的传统艺术风格”。《大闹天宫》中孙悟空的“疾恶如仇”、“好强好斗”的性格到现在仍然为包括世界友人在内的人们喜爱，而这一性格特征也正是勤劳、勇敢的中国劳动人民所具有的特征，也是在众多动画电影中，一直未退出人们视野的原因之一。
水墨动画是中国动画电影中的一朵奇葩，也一直到现在都是为人们多关注的动画形式，历史上优秀的水墨动画有很多，较突出的代表是运用齐白石墨趣而制作的《小蝌蚪找妈妈》、李可染笔法的《牧笛》、《山水情》等。在这些水墨动画中，观众不仅能欣赏到精彩的水墨动画故事情结，还能欣赏到水墨淋漓、诗意无穷、画意无穷的动画场面。重视背景对艺术形象的烘托，是水墨动画的一大特点，“留白”及对“远山”的处理、吸取传统画理中“三远法”，使背景犹如一幅会运动的中国水墨画。影片虽然只有20分钟，但格调清新洒脱，将中国诗画的意境和笔墨情趣融进了每一个画面里。影片以景抒情，情景交融，以虚带实，实中有虚，虚实相合的特点，显示出中国艺术的深厚传统。结合现代的动画手法，使中国水墨动画得到了充分的认可。
一、电影本体论何为?
本体论(ontology)的哲学涵义是指关于存在及其本质的学说，它所揭示的是世界存在的基础、原体。本体论是人类思维透过事物表层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达到对世界深层的本质认识，它体现了人类认识世界不囿于感知表象而上升为形而上玄想的一种努力，是对事物认知的积极探索。哲学史上出现过不同的本体论，如巴门尼德的存在本体论、柏拉图的理念本体论、笛卡尔的实体本体论、康德的物自体本体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本体论，这些本体论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对世界本原不尽相同的认识。世界的本体是唯一的，但对世界本体的认识即本体论却并不唯一，各种本体论反映了人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世界始基的理解。
从字面意义而言，电影本体是指电影的最初本原，电影本体论就是对电影本质的形而上研究，但迄今为止关于“电影是什么”，也就是电影本体问题同哲学本体论一样，依然众说纷纭。不论是蒙太奇本体论还是影像本体论，它们反映的并不是电影的本质，而是电影的剪辑与电影的摄像。国内“电影本体论”一词最初是由巴赞的《摄影影像本体论》一文而广为人知，但巴赞在这篇文章中谈论的是“摄影影像的本体论”而并非电影的本体论，也就是说，“巴赞之所以在‘本体论’前面加上‘摄影影像’，是为了表示他的本体论主要是关于(电影)‘摄影影像’的，而不是关于(电影)其它方面的”［3］。退一步讲，即使把摄影影像看成是电影本体，我们也可见它逻辑思维的错误。本体是构成世界最基础的原体，它不会因时间、空间而改变它的本性，如果物质的本体发生了变化那也不成为原物质了。如果把摄影影像看成是电影的本体，那么当今电影中数字技术在影像上的应用已和传统电影以摄影为主的影像相去甚远，电影已不再是巴赞等人所说的物质现实的复原，不是现实反映现实，但电影仍然是电影，并没有因数字科技的介入而改变电影本性。电影发展本身就是科技发展，从默片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摄像到电脑合成，摄影影像只是电影的一个组成部分，并非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事实上，“本体”一词搬用于中国未必恰当。李泽厚就认为，本体论探究的是一切实在万物的最终本质或“最终实在”(TheBeingofbeings)，“而在中国‘不即不离’，即现象与本体既不等同又不分离的传统中从根本上便很难提出这个‘最终实在’的‘本体问题’”［4］(P19)。从这个意义上说，主张电影本体论毫无必要，而且现在所谓的一些电影本体论如蒙太奇论、摄影影像本体论(胶片和其影像呈现)都不是在哲学层面研究电影的“最终实在”，即使像叶•魏茨曼、德勒兹等的理论被视为电影哲学，他们也并不是对电影的哲学研究，而是把电影作为哲学研究的一个对象，“德勒兹的思考起点和终点都是哲学而非电影，他所谈到的是电影对哲学的意义”［5］。
德勒兹自己也表示他不会愚蠢到去建立什么“电影哲学”。因此把形而下的摄影影像看成电影本体就荒谬可笑，如果真要强调所谓的“电影本体”，不如改成“电影本性”更为恰当。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些构成电影组成部分的镜头、构图、光线、色彩、美工、声音等声像元素可以看作是电影的本性。电影是一个较复杂的社会物质存在，除了艺术属性之外它还是工业品，是集合了社会人力、财力、物力生产出来的商品，这势必涉及到作为商品在生产消费过程所必须经历的产品创意、生产、包装、销售以及最终消费等环节。同时电影又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它还是文化产品，具有精神和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属性，罗伯特•考克尔就说，“电影对我们具有情感和精神作用，……要求我们作出情感的回应，并且用道德法则去思考这个世界，……它们甚至对我们在世界上应该如何为人处世的各种问题提出合乎伦理的解决办法”［6］(P143)。把电影研究局囿于电影艺术本性研究无疑是电影研究的固步自封，缩小了电影作为一门综合性艺术的特性。这好比哲学上的本体论一样，本体论本身就存在不少弊病。本体论既然是解释世界，寻根溯源，那么“就要周严圆满自圆其说，毫无漏洞。于是历史上形形的本体论最终都演化成浩大的封闭体系，窒息了哲学的生机和活力”［7］(P93)。提倡电影本体论同样也会压抑电影研究的活力，使电影研究局限于电影本体而失去对电影其它方面的观照。除了电影艺术之外，电影研究理应关注作为商品和文化的那部分属性。电影产业研究、电影文化研究、电影技术研究、电影观众研究应该和电影作为艺术的美学研究一起成为电影研究中的组成部分。
而电影作为艺术的研究并非单一学科研究，从一开始它就和跨学科挂钩，是通过与其它学科的融合逐渐丰富其理论的。像经典电影理论时期的雨果•明斯特堡的电影与心理学的关系研究、爱因汉姆的电影视知觉与心理学、美术理论的联系，巴赞的长镜头理论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关联等等，都借助于电影学之外的学科来研究电影，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性;这和电影的综合性也分不开。即使是电影艺术的美学研究，它也不是胶柱鼓瑟，电影的美学研究是在吸收其它理论中丰赡、发展自己。如现代主义时期电影美学对存在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意识流、叙事学等理论的消化吸收，后工业时代电影美学与后现代文化、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融合，正是在这不断的迭变中电影美学激发出自身的生命力，回应了电影作品本身的发展演绎。因此电影的美学研究不可避免受到时代和文化发展的影响，在全球化时代“必然会涉及跨文化理解和跨文化的审美评价”，它除了一般美学的哲学属性之外，还具有“社会属性、人文属性，同时也有其工业化的和技术的属性，这是电影美学不同于诸如小说美学、诗歌美学、书法美学、绘画美学、舞蹈美学的复杂性的一面”［8］。从这里可以看出，即使是电影本性的艺术审美，它也采用跨学科的方法，而在当下学科分类越分越细而研究却越来越深入的背景下，跨学科研究更显必要。不仅是电影，而且文学、历史、哲学等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跨学科的方法进行相关研究，申丹就对目前的后现代叙事学这样总结说:“注重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越来越多的叙事理论家有意识地从其他流派吸取有益的理论概念、批评视角的分析模式，以求扩展研究范畴，克服自身的局限性。”［9］(P2)可见跨学科、跨界研究是目前学术界普遍运用的方法。在电影研究中，曾经呼吁要镌刻电影精神、强调电影本体论的贾磊磊近期也指出:“电影理论研究在方法论上也真正进入了一个多元化的历史时代，人们……开始在一个更为广泛的文化空间里寻找自己的方法论取向，本文提出的跨界研究，正是在这种历史向度上做出的一种现实努力。”［10］在电影的跨界、跨学科研究中，电影文化研究无疑是当下主流学术前沿，虽然它不时遭到电影本体论以及大卫•鲍德威尔的“后理论”的挑战。#p#分页标题#e#
二、电影文化研究vs后理论
文化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斯图亚特•霍尔、理查德•约翰逊、保罗•威利斯为首的英国“伯明翰学派”，他们拓宽了“文化”的传统界定，使文化研究从原先简单对文化的研究拓展到对不同社会形态中的文化现象研究，同时他们又综合了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哲学等各种人文学科理论，关注社会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对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关注文化对人们日常行为的引导作用。1980年代之后，一些欧美理论家纷纷从文化研究中吸取营养，把文化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的观念和方法引进到文学、电影批评中，文化研究一时在西方蔚然大观，意识形态、后殖民、民族、性别、阶级、权力、现代性、后现代等等都成为电影文化的研究议题。相比于电影的艺术/美学研究，文化研究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从艺术审美转变到意识形态。
传统的电影艺术研究注重影片画面的构图、造型、镜头、意象、隐喻以及电影的叙事策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对电影作品的形式进行探索。电影的美学研究并非不重视影片内容，但只限于阐释作品的思想意义。电影的文化研究也注意影片的影像，但它关注画面表达的文化现象(如城乡差别、阶级对立、性别差异)以及文化现象背后创作者的意识形态和影片的寓言意义，是不局限于政治层面的意识形态分析，如种族、身份、权力等社会文化意义的生成。第二，从中心/主流到边缘/多元。经典电影理论的美学研究注重主流影片，具有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强调纯电影/艺术电影的美学探讨。文化研究则把视野拓展到娱乐、商业等大众电影，同时也触及边缘电影如少数民族电影、独立电影，注意这些电影与主流电影的差异、协商、斗争，主张电影研究的多元性。第三，电影美学虽然也吸收其它学科理论，但最终仍是回归到影片本身的艺术分析。电影文化研究是广泛运用各种现论(如后殖民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念、镜像理论、文化霸权理论等)对影片的跨学科研究，它不仅把影片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同时还强调电影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语境下生成，它代表谁的立场与观点在说话，对观众产生怎么样的意识影响，也就是说它从对电影作品本身的研究扩展到把影片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研究。
电影文化研究虽然给予电影研究广阔的视野与灵活的手段，但它只是熟练运用女性主义、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而没有形成自己的独立研究工具。在某种意义上人们认为它充其量只是把电影作为验证现论的一个实验场域。再加上电影文化研究发展到后来经院化、理论化倾向严重，电影文化研究遭到了人们诟病，特别是鲍德威尔的“后理论”说更是对它彻底持以否定批判。鲍德威尔把电影的主体—位置理论和文化主义统称为“宏大理论”，前者主要指以作者论、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拉康的精神分析为主的电影理论，它们通过电影技术、叙事结构、阐释过程以及特殊类型的表达建构了主体，正如意识形态和社会形式对主置的界定那样，“电影被认为是一个符号系统，通过约定俗成的符码来进行文本世界的表达。电影作为一种符号系统，人们认为它能够把观众结合成为一个分裂的主体，从而展开了一个意识与无意识相互作用的过程”［11］(P5)。文化主义鲍德威尔认为由法兰克福学派、后现代主义以及影响最大的文化研究三个流派组成。文化主义和主体—位置理论虽然相对立，但他认为两者对电影的研讨都“被纳入一些追求对社会、历史、语言和心理加以描述或解释的性质宽泛的条条框框之内”［12］(P4)，是将理论建立在一种更宽泛的对社会、思想和意义的阐释上，而不是电影研究上，从而显示了宏大理论的衰败。针对此状，他提出大理论衰微后的“后理论”建设———“第三种更温和的思潮”，也就是“中间层面”的电影研究。他所谓的中间层面的电影研究，就是不管是对电影制作者、文类和民族电影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还是对电影史学的研究，都“是由问题而非理论所驱动，因而学者们可以用传统方式把不同的探索领域融为一体”［13］(P40)。此外，中间层面还包括洛埃尔•卡罗尔的“碎片式的理论”，即并非从主体性、意识形态或总体文化的意义上建立理论，而是根据特定的现象建构理论———以及电影叙事学。鲍德威尔之所以反对大理论转而认为电影研究中学者个人经验介入的必要性，强调传统电影理论的重要性，正在于对大理论过于成熟的不满。大理论影响深远使电影研究“不是找出问题、提出困惑，或认真对待一部富有魅力的电影，而常常是引证电影以证明某种理论的地位并将其作为中心任务来完成”［14］(P26)，电影成了大理论演绎理论正确的工具对象。卡罗尔由此更激进地提出，大理论已日落西山，宏大理论必定死亡。鲍德威尔对宏大理论的置疑的确击中了大理论的软肋，宏大理论演变到后来逐渐成了学者们的理论玄想，成了知识分子象牙塔里的自我指涉及智力炫耀，与电影作为社会实践和社会物质存在严重脱节。像结构主义用重叠压缩的归纳法分析独具个性的艺术作品，只抽取元素提炼共性致使作品的独特性消失，“难以对其作出美学上价值判断”［15］(P6)，而麦茨的符号学理论以冷漠的符号操练解剖鲜活生动的电影文本，以技术主义的组合段论取代人文思考，对电影创作未有任何启迪，同样也有学者对此怀疑反对①。然而中间层面理论真的能代替宏大理论，宏大理论真的趋向死亡了吗?
我们知道，鲍德威尔的中间层面理论是建立在实证研究基础上的理论，显示了美国学者以实用为目的的学术传统。它强调研究者个人经验对电影的认知，而不是对大理论的依赖，因而他津津乐道对电影中演员“眨眼”的关注，对电影中某些特定现象的碎片式发现，这是一种以个人经验为基础的认知理论。电影研究如果只是停留在经验主义之上，而没有对认知经验的概括与提炼，那就与学术研究精神背道而驰。尽管不同学者的研究经验各不相同，他们可以对电影问题的发现开出因人而异的碎片式具体、确实的药方，但研究本身就应是把浅层的认知上升到抽象的理论层面，使之具有普遍性和共性，大理论的主置并不能成为反对大理论的理由。更何况“后理论”也是一种理论，如果“后理论”成为主置，是不是到时还要再倡导“后后理论”呢?其次，中间层面的研究离不开宏大理论。“宏大理论所拓展的领地正是中间研究所关注的区域，宏大理论所实现的成果也是中间研究所寻求的资源，它已然是中间层面研究和理论碎片路径难以摆脱的背景和无法舍弃的参照。”［16］按鲍德威尔所指，中间层面研究的主要领域是对男、女同性恋、女权主义、少数民族和后殖民主义研究，这些不正是电影文化研究着重关注的领域吗?中间层面理论不正需要从宏大理论中寻找外援吗?“后理论”与大理论之争只不过是学术话语权力与学术机制之争，宏大理论固然有不少缺陷，但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出有“理论死亡”的征象。事实上在更私密的对话中，鲍德威尔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诸如文化理论、女权主义、意识形态分析和Queer等理论的研究还会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我不认为它们会走向消亡。就连后殖民主义理论和一些其他的理论也会继续好几年。”［17］(P354)尽管以文化研究为主的宏大理论并不会消亡，但我们不得不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电影文化研究到底有何作用?#p#分页标题#e#
三、电影文化研究何为?
正如孙绍谊指出，宏大理论提升了电影学科的理论厚度和学界地位，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电影研究和电影创作的断裂，“文化研究逐渐转型为整合了诸多有时相互抵牾的理论派别的庞杂体系，以其为指导原则衍生的很多充满睿智、但却不免晦涩的观念被运用到电影文本和电影现象的讨论和分析时，更拉大了电影研究与电影创作之间业已疏离的关系”［18］。文化研究成了知识分子自娱自乐、自说自话的智力游戏，这一方面反映了现代主义时期知识分子主张的“知识就是启蒙”进入后现代社会之后风光不再，它已从培根时代的“知识就是力量”沦落到为学术而学术的境地。在福柯眼中它甚至被看成是权力角逐的结果，知识的神圣性已被解构颠覆;但另一方面它又和文化研究误入歧途分不开。伯明翰的文化研究最初源于二战后对英国工人阶级与青少年文化的考察，是建立于马克思理论的“左派”研究，本身具有很强的涉世精神与现实意义。只是经过70年代之后的宏大理论洗礼，电影文化研究才和电影创作拉大了距离。
关键词:散文诗化 情感 韵律
作者简介:屈文琳,198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广安,重庆大学电影学院2007级电影学文学方向硕士研究生。
一 、引言
散文诗,一种不同于传统诗歌样式,兼具诗歌与散文所长,自由灵动,融会贯通,并无十分教条的韵律规定却又有鲜明的旋律美和韵味性的文体,散文诗化电影则是指在剧作结构上具有散文诗的结构原则,艺术审美中兼备散文诗意美的电影样式。在中国,因电影有商业艺术之分。散文诗化电影属艺术电影范畴。
二 、意象的外延――散文诗化电影韵律的构成
中国古典文论中讲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而散文诗是中国传统诗歌演变发展而来的文体,自然也受到这一思想的重要影响。当然,散文诗化电影创作亦是如此。
我们以《城南旧事》、《小城之春》、《台湾往事》、《我的父亲母亲》等散文诗化电影的叙事与抒情为基,分析散文诗化电影节奏形成过程中的艺术情调与审美品格。大致有以下特点。
(一)叙事方面
1非传统的电影化叙事结构
在叙事结构中不讲求剧作的“起”、“承”、“转”、“合”和“一人一事”贯穿到底的“整一性原则”。淡化戏剧冲突,淡化情节,注重情感走向。
散文诗化电影不把情节表达作为首要任务,它注重细枝末节的生活表达。如《小城之春》中玉纹和志忱的四次见面,玉纹的衣着从素色的黑旗袍,到夹衫的搭配,再到飘逸的黑纱巾,最后是色泽明艳的旗袍。她的一次比一次艳丽,行动一次比一次大胆,没有情感的转折,而是层层递进的情感波动。
2形散神聚的“自由”框架
所谓形散神聚在散文诗化电影的主要表现在外部所述故事本身相对松散,而内在情绪节奏却紧密有力,并非完全散状无序,无重轻,高潮平淡之分。
《我的父亲母亲》中母亲对父亲的“等”、“追”、“找”、“看”描写,很明显人物性格情绪变化大于情节走向,母亲追求爱情的勇气远远大于我们对情节发展的需求。
3无重大利益冲突的人物关系
散文诗化电影所选择的主要人物常常是时代大环境中微小而平凡的小人物。没有较为直白的政治等意识形态的渗入,人们思考到更多的是大时代环境中的小人物的命运的变化带来的影响。
《城南旧事》里可爱的小英子是平凡的儿童,是全片的中心人物,她用纯洁、干净的视角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我的父亲母亲》里儿子用回顾的方式讲述父母平凡而伟大的爱情……
没有敌我、善恶关系的对立,影片传达出的宁静与圆融无不凸显世俗的关怀,人性光辉的力量。
(二)抒情方面
5画外音的引入
这里的画外音,主要是指旁白。《城南旧事》里年华老去的小英子回忆的旁白;《小城之春》中女主人公揭示心理活动的旁白;《我的父亲母亲》中我讲述父母故事的旁白……旁白,成为最直接的讲述手法,让我们更深刻的感知真实的存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旁白都具有优美的文笔,舒缓的节奏,具有丝丝诗的韵律,又点点滴滴道出真挚的情感。
旁白,在散文诗电影中作为一种“在场”的存在,让我们既更加肯定的故事的真实,又让我们与影片中人物的距离进一步拉进。它可以推动情节的发展,丰富人物的性格内涵,表达人物的情感体验,更重要的是可以较为直接有效的把握节奏韵律的快慢。在每一个情绪上升阶段蕴积情感的冲击力,在高潮之后又将视角拉回到客观,让人的情感与剧中人物的心理情绪协调一致,为建立起观众与创作者间有利的情感沟通提供了条件。
2意犹未尽的音乐
音乐可以煽动人的主观情绪,加深电影影像视觉的感触映像,增加电影缺少的感识维度,给人一种话虽尽,意无穷的情感体验。
《城南旧事》中那悠扬动听的“长亭外,古道边……”道出了对曾经岁月的留恋。《小城之春》里戴秀为志忱演唱的“一朵玫瑰花”,暗示了戴秀对志忱的情感。《我的父亲母亲》中跌宕起伏的伴奏暗合了父母爱情艰辛与坎坷……这一切在电影中既是情感的补充与增加,也是情绪的讲述,给人以余音绕梁的感觉,为影片声画的和谐统一,情感的升华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
3故意消减(激烈)的情境营造
通常,散文诗化电影以温润、舒缓的节奏吸引观众,给人以平和细腻的美学体验。因此消减激烈、消减矛盾是其在情境营造上的必然需求,且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不会有两极镜头跳接、人物对话语言含蓄委婉。志忱与礼言重逢的喜悦、激动只用了喃喃的两句“十年了”,道出岁月沧桑的变化,人事的改变。
(2)注重琐碎细节的积累,在细腻自然的积淀中表情达意。散文诗化电影就如中国人煎中药慢慢的文火,慢慢的熬。《城南旧事》里小英子对于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从好奇、关心到倾听、了解、理解、同情。在无数循序渐进的细节中,让人思索并体会到人性的光辉和引发那些对故事的原因所在的思考。
(3)内心情绪通过物、景、人调度与结合外化为叙事的情节驱动力。《小城之春》这种志忱到来后为其接风的那场戏,后景是戴秀和志忱,左边靠后是礼言,前景是正在为礼言倒药的玉纹。志忱用余光看着玉纹,而戴秀用歌声和细微的动作提醒志忱注意她……人物的关系和心理的矛盾在这样的画面中彰显无疑,表面看来并无冲突,可观众却早已心知剧中人的心理已是波澜起伏。
5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的渗入
在电影中,象征、隐喻等艺术手法的运用,往往是为深化影片主题,提升影片内涵的制胜法宝。
“象”是在视觉刺激反复强调的情况下,在一定的叙事机制中层次深入,在语言和外部形体结合的情况下而产生的表“征”意义。比如,散文诗化电影《我的父亲母亲》中的“发卡”、“青花瓷”都形成了对女主人公细腻的情感内心活动的象征,是父母那荡气回肠、动人心魄的爱情的宝贵见证。
隐喻,则是导演不通过直接抒情说理,而借助电影运动的声画影像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的画面内容之外的意义的延伸,它是隐藏在影片内部中的。比如《小城之春》中那些残缺颓废的城墙,就隐喻了那个时代的风雨飘摇,冰冷与隐晦,具有很强的民族性特色。
三 、情感的升华――吟诗唱晚的韵律之美
散文诗化电影为何拥有强有力的韵律之美也在于它特有的情感升华方式。
(一)平和打响震撼人心的力量
有人说,散文诗化电影就是淡化故事情节,重情感而不叙事。这种说法在笔者看来是有些唐突的。电影的首要任务还是叙事,散文诗化电影之所以给我情感上以淡化了情节的感受,是因为电影中情感韵律的表达更为吸引人的注意力。《城南旧事》中那一个个的故事都是活生生的悲剧,妞妞的生世之谜,疯女人秀英与进步学生间的爱情,宋妈孩子的夭折……这些情节段落,当我们单独提取出来用平常的视角去看时,都会为之悲恸。但在电影中小英子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讲述淡淡的掠过。让人感受到平静故事背后暗藏这不可轻视的力量:每一个生命的死亡、哀痛、无奈……都会化成面对生命无常时坦然的微笑,这平和的一笑将撼动你的心灵,让那些关于同情、博爱的普世价值自然生长。
(二)温婉中的静谧与希望
《小城之春》中的小城暮气沉沉、荒芜颓废,仿佛锁住了一切鲜活的生命,阴郁而冷寂。玉纹是活在小城中的女人,她温婉文静却孤独无助。芳华的年龄没有爱情的滋润,昔日情人的到来让她不得不面对情感的断裂与彷徨。情人最后离,一切又归于平静。
尽管如此,玉纹还是喜欢每天到城墙上走一圈,因为哪里有相比小城拥有更广阔自由的天地,喜欢在妹妹那充满阳光的房间里刺绣……这些都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鼓励人性解放的希望。
(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悟”
在中国传统的古典文论中常常讲到“体悟”、“顿悟”、“感悟”、“参悟”等,这都是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中特殊的感知方式,皆突出一个“悟”字。的确,悟到的东西才是内在的而非皮象的,才是有生气、有灵气、有生命力的。就如,散文诗化电影中给人以质朴与朦胧感一样,质朴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了故事的真实,朦胧则是因为我们观影时常常能意会到故事背后的深层含义。
散文诗化电影的主题一般是没有刻板的规定和硬性的标志。主题,本身是一种理念性的东西。而散文诗化电影追求的是一种诗意的美感,每个人的感悟不同,所思所想自是不同。如果我们刻意的要求作品主题鲜明,态度鲜明,这就容易图解作品,如此消减吞没艺术感的存在。
“悟”到的东西往往是说不情、道不明的。这恰恰是作家、艺术家的特别之处。无数流传不朽的作品一再证实,主题明确未必胜于主题朦胧。“悟”得的是一种情感的境界,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宝贵财富。
综上所述,散文诗化电影的韵律蕴藏于电影情感叙事过程中。它是为一种艺术精神的体现,是创作者通过运动的声画影像系统与受众达到的情感共鸣,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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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电影发展史》是程继华主编的权威电影史学书籍。本文通过对此书的研究试图探究特定历史时期文化思维模式,有助于找寻出一条更深层的中国电影史发展脉络。以批判的态度和严谨的作风研究史学书籍,并在求证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同时深入读解本国电影文化。
关键词:文化思维;政治;电影运动;中西文化
20世纪以来，伴随美国政治、经济力量的壮大，特别是媒介产业的迅速发展，好莱坞电影一直是世界电影工业体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中国从世纪初期就开始进口好莱坞电影，"国片"一直处在洋片的冲击下，早在1946年11月，"中美商约"签定以后，好莱坞电影当时的年进口量就多达了200多部，"米高梅"等电影公司还试图利?"中美商约"垄断中国各大城市的电影院业务，甚至提出要自由支配电影院线的营业方针并限制国产片的放映。好莱坞电影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占领在1949年以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宣告结束，美国电影几乎完全被拒之门外。
直到70年代末，好莱坞电影又重新逐渐进入中国。9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化的经济交往和信息传播的发展，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密切互动的网络，全球化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也作为一种动力，交互作用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而中国大陆电影则正处在这种全球化互动语境之中，再次面对好莱坞的挑战。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中国允许按照分帐发行方式进口外国"大片"，美国电影更加直接和迅速地进入中国电影市场，尽管中国国产电影具有数量上的绝对优势，而且政府规定各电影院必须保证国产电影占有2/3以上的营业放映时间，但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10部左右的进口影片（其中多数为美国电影）、1/3以下的放映时间，在中国各大城市却几乎占有了电影票房的60%以上。1999年11月15日中美双边签署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协议，根据协议"入世"后，每年将可能有20部美国电影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与1946年相似的是，美国也提出要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电影院线，好莱坞各大公司甚至已展开对中国电影市场的全面研究，有的还设立了"中国部"，以进行更适合中国市场的调整。好莱坞已经对中国电影市场虎视眈眈。显然，加入WTO以后，中国电影将面对美国电影更大规模的进入，这对于中国电影来说，既是政治权力问题，也是工业经济问题，同时还是文化问题。许多人担心，好莱坞电影所贯穿的美国式神话是否会在影响国族认同的同时创造一种美国情结，好莱坞电影那种个人英雄的叙事原型是否会解构民族发展的自我凝聚力，好莱坞电影那种奇观化趋势是否会压抑人们对本土生存状态的关怀和体验，好莱坞电影那种消费主义的价值观是否会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价值观念产生负面的影响，好莱坞电影的艺术规则是否会完全替代中国叙述美学的传统，好莱坞电影是否会彻底摧毁中国的民族电影工业，好莱坞电影是否会使中国电影丧失所有的本土意识和本土责任。应该说，在中国电影目前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威胁都是一种现实的存在。
好莱坞电影对于中国电影的威胁，来自于美国国家力量和"现代化"文化的强势背景，也来自于百年来美国资本主义电影工业机制的经验，还来自于其对国际电影文化消费市场的多年培育，当然也来自于它利用自己的优势对于电影人才、资金、技术的广泛吸纳和融合。面对这种威胁，中国政府采取了种种行政措施来支持国产影片的生产和流通并限制和控制进口电影的数量和传播，并采用制作、发行、放映业的体制变革和走大型化集团化的方式来与外来电影抗衡，而与此同时，中国的许多电影人则试图在中国意识形态的有限空间中通过电影文化的选择来寻找本土电影的生存道路：或者，通过国际化策略扩展电影的生存空间，如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或者通过本土的产业化运作，制作消费娱乐电影，如冯小刚的"贺岁片"；或者，通过对本土文化和民族生存现实的关照来提供一种本土人文关怀，突出好莱坞重围，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民族的视野，如黄健新的城市影片。……显然，正如中国电影艺术家协会主办的重要学术刊物《电影艺术》2000年第二期的首栏标题一样，"面对WTO增强中国电影的竞争力"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电影面临的现实考验。
二
当前世界这种被称为"后殖民"图景的不平衡互动性带来了"第三世界"国家在全球化状态中的一种普遍的民族情结：走向世界。而所谓"世界"在很大意义上就是支配世界主导经济文化秩序的西方发达国家，而所?"走向"则意味着试图受到西方本位的世界主流经济文化秩序的接受和肯定。因而，进入世界市场一直是中国电影积极争取进入电影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方式。80年代后期以来，许多中国电影人采用各种方式来寻求进入国际电影市场的通道，在投资上，有的中国电影从海外获得相对于本土投资更为雄厚的制作经费以提供能与世界电影发展相适应的制作水平；在发行上，中国大陆电影借助于与海外的合作制片来开发更具回收潜力的海外市场；在途径上，中国大陆电影依靠各种国际性电影节和跨国电影交流来获得世界命名和被世界认可，获得国际通行权；而在制作上，一些中国大陆电影也努力按照所谓的世界性标准来进行意识形态/文化/美学包装和改造。
90年代初期，随着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等纷纷成功地"走向世界"，一种"国际化电影"类型在当时便流行于中国大陆。这种类型为中国最优秀的电影导演提供了一个填平电影的艺术性与商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鸿沟的有效的手段，同时也为这些影片寻求到了获得国际舆论、跨国资本支撑并承受意识形态压力的可能性。于是，在滕文骥的《黄河谣》、何平的《双旗镇刀客》等影片之后，经典"国际化电影"创造了它新的摹本：从黄建新的《五魁》，我们看到了对《红高粱》的叙事结构和影像造型的临摹，从何平的《炮打双灯》，我们看到了《红高粱》、《黄河谣》、《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各种文学元素和电影元素的奇特的混合，从周晓文的《二嫫》，我们看到
了对《秋菊打官司》的有意无意的重复，还有《桃花满天红》和青年导演刘冰鉴的《砚床》，都走着几乎同一条国际化的道路……，中国大陆电影的国际化已经形成了一系列成规化策略：黄土地、大宅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造型，京剧、皮影、婚殇嫁娶、红卫兵造反的场面，与、、窥视等相联系的罪与罚的故事，由执拗不驯的女性、忍辱负重的男人以及专横残酷的长者构成的人物群像，由注重空间性、强调人与环境的共存状态的影像构成所形成的风格，使这些电影具有了一种能够被辨认的能指系统，获得了一种公共形象走向了世界，创造了一种中国式样的电影商标或者说品牌。尽管电影的这种全球化策略如今仍然还为一些后来者摹仿，但随着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中国电影逐渐进入国际艺术电影的主流，这些电影所具备的边缘性优势开始消失，尽管张艺谋、陈凯歌都试图改良他们的全球化电影策略，但是他们电影的国际影响却已经减弱。随着这些电影的类型化，它曾经在一定意义上所具有的某些艺术和观念的前卫性和探索性消失殆尽，艺术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因为不断的自我复制而失去了精神震撼力和美学震撼力，中国电影通过国际电影节进入全球化的道路应该说已经不是一条康庄大道了。
如果说，从80年代后期张艺谋的《红高粱》到90年代中期新生代导演张元等人的《北京杂种》等几乎都还是通过国际电影节来开辟国际化道路的话，那么90年代中期以后，从《秦颂》、《兰陵王》到后来的《红色恋人》、《鸦片战争》、《红河谷》、《黄河绝恋》、《洗澡》等影片则试图通过一种国际化的商业运作方式强化电影的全球性，进入国际电影市场。这些影片都具有自觉的国际意识，在制作水平和工艺水平上力图最大限度达到国际通用标准，特别是在文化/艺术层面上也都试图与西方通用意识沟通交流。许多影片不仅投资巨大，而且有意识地采取了东西方交叉的故事题材或者东方化的奇观策略，甚至在《红色恋人》中还基本采用了英文的对白处理。这种国际化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一批按照赛义德所谓的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进行文化编码的中国影片。而1999年最典型的影片样本之一就是青年导演张扬执导的由西安艺玛电影技术有限公司（外资公司）和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的《洗澡》。
《洗澡》具有特殊的文本意义，这不仅因为该片在加拿大、在西班牙或者其他地方获得了各种大奖小奖，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90年代末期全球化背景中的一部具有明显"东方主义"色彩并试图进入西方世界的样本。这是一部贯穿父子关系的影片。80年代，在第五代电影中，作为一种精神依托的"父亲"形象悄然退场，陈凯歌、张艺谋在《黄土地》中所塑造的那个苍老、沧桑、愚钝的父亲形象正如同罗中立那幅经典油画《父亲》中的形象一样，是对"父亲"/传统的一种含泪的追忆和无奈的告别，小憨憨与父辈们的逆流而动，正象喻了与过去的艰难而执着的决绝。进入90年代以后，当第五代解开了那个曾经让他们神采飞扬的俄狄浦斯情结而不断出席各种国内外的加冕仪式的时候，60-70年代出生的更年轻的一代电影人则开始了新一轮的电影冲击，在他们的影片中，常常情不自禁地表达出"父亲死了"的空洞、绝望和寻找"父亲"的迷惘、努力。先是阿年在《感光时代》中，叙述了一个在物欲现实中青年人的成长故事，一个与商品社会格格不入的艺术青年在"父亲/精神"和"母亲/物质"之间进行着艰难的拒绝与认同，在那个教育他成长的"父亲"一样的老人死去以后，这位青年也告别了那个试图豢养他的"母亲"一样的款姐，最后成了一个孤苦无告的流浪者；路学长更是在《长大成人》一开始，就借用唐山大地震来隐喻失去精神之父的后时代的降临，直到故事结束，一对青年男女还在继续他们寻找早已失踪的父亲式的"朱赫来"的心路旅程。新生代电影一次又一次地表现了一群没有父亲庇护、也没有父亲管制的青年人那种飘荡和游离的迷惘和狂乱，处处洋溢一种没有家园和憩居的青春骄傲。但是，在《洗澡》中，那个被告别、被遗忘、被丢失的父亲却重新款款登场，而且不仅是以一种家庭身份出场，还以一种文化符号出场，在影片所提供的父与子的冲突中、父与子的隔膜中，最后以子对父的全面认同而结束了叙事。影片中的父亲老刘，是一?"澡堂"老板，不仅外貌造型慈祥、温和，而且性格开朗、豁达，倔强但通情达理、与人为善，叙事极力回避"澡堂"作为经营实体的经济运作和金钱效益而极力渲染"澡堂"对于社区、对于远亲近邻的亲和作用和凝聚作用，"澡堂"似乎是一个供人们共享天伦之乐、人情之乐的大家园，而老刘就是这个家园的家长。不仅各种各样性格各异、年龄各异、身份各异的人都能在这里得到快乐，而且即便是二明这样的傻儿子也能够在这一世外桃源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似乎更像是一个老少咸宜、妇孺同乐的人间天堂。而影片中唯一与这个天堂般的"澡堂"世界格格不入的人，就是老刘的大儿子大明。大明因为不认同父亲"澡堂"生活，曾经离开（背叛）了父亲和他的澡堂，离家出走到了被80年代中国文化符号化为与"内地文化"、"传统文化"迥然区别的"他者"--深圳淘金，显然，父与子的冲突不仅仅是一种血缘亲情的冲突，而是澡堂文化与深圳文化的冲突，或者可以更准确发说是父/传统/东方与子/现代/西方的冲突（由濮存昕饰演大明，显然与这位演员被当作消费社会中男性偶像的广告象征有互文本联系）。而影片的意义并不在于父与子的冲突，子对父的背叛在影片中是被作为过去时来间接叙述的，或者说，背叛在影片中几乎从来没有真正出场过，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仅仅只是当二明用一幅图画将大明从深圳"误骗"回北京以后，大明如何亲眼目睹父亲的"澡堂/天堂"生活的过程，如何亲身体验父亲的"澡堂/天堂"生活的魅力，最后终于意识到自己的早年叛逆的轻狂，而心甘情愿地臣服在父亲慈祥的形象面前，不仅成为了一个"浪子回头金不??quot;的血缘亲情意义上的孝子，而且也成为了告别叛逆、皈依传统的父亲所维护的"澡堂"文化的精神遗产继承者。大明一直被安置在一个被动的观看位置上，他在影片中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主动性，他只是一个被教育者，如同我们所有观众一样，是通过看而成为了父亲和父亲所代表的"澡堂文化"的俘虏，我们被父亲的宽厚、被父亲的亲切、被父亲与周围人的和谐和睦、被父亲所代表的超功利性的东方人伦情感所感动、所征服，于是我们也同大明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恋父认同，也完成了"澡堂文化"的认同。
"洗澡"离不开"水"，但是在《洗澡》中，"水"却是负载了明确文化意义的符号。在影片中，当老刘回忆陕北缺水的过去时，插入了一个相当突然的陕北农民祈求雨水的画面，无论是画面造型或是秀儿、弟弟的人物设置，都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当年的《黄土地》，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段落其实就是想让我们联想到《黄土地》。而在《黄土地》中人们所祈求"雨水"渺茫无望，翠巧消失在黄河的滔滔急流中，憨憨仍然在绝望地期待，但《洗澡》中，人们终于有了源源不断（但隐逸了来源）的水，这水就是所谓东方的仁慈、宽厚、和睦、亲情，是一种以老刘和他的"澡堂文化"所代表的东方人伦。在《黄土地》中，"水"是一个悲剧性的期待，而在《洗澡》中，"水"则成为了一个正剧性拯救。《黄土地》中的西部造型被有意识地生硬地插入当代都市空间中，的确显示了张扬整合第五代的勃勃野心，那似乎是对第五代的一种消解：当年陈凯歌、张艺谋们沉痛地展示了中国农民祈求"水"的执着和愚昧，而这救命之"水"在《洗澡》中早已预备妥当，《黄土地》中那个逆人流而奔向新生活的憨憨已经得到"水"的滋养。第五代的文化反省经过15年的演化，在《洗澡》中成为了文化回归。几乎可以说，影片中所有对"水"的赞美，其实都是对父亲、父亲所代表的"澡堂文化"，"澡堂文化"所像喻的东方传统的赞美，我们不仅在影片中看到了赫然醒目的"上善若水"的匾额，而且也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人们对水的崇拜和留念，水之万能在影片中被作为一种意念反复被强调。当然，我们可能会提出质疑，水（传统人伦）之万能作为一种神话，它是否真的能够解决我们正在经历的走向现代化的危机和我们每天体验的生存危机。
任何人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部影片是如何将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市场与天伦进行二元对立的设计的，我们也会感受到这部影片是如何将东方、将传统、将人伦想象为人间天堂的，尽管我们其实面对的是一个被西方强势文化诱惑"走向世界"、"国际接轨"、"现代化"的现实。在西方人的"东方主义"中，东方其实常常都是一个双面人，一面是面目狰狞的妖魔化的东方，专制、愚昧、落后，那是西方人通过一个"反面"的"他者"来确立自己的优越性的文化/心理策略；另一面则是含情脉脉的天使化的东方，温馨、宁静、祥和，这是西方人借助一个"正面"的"他者"来平衡自己文化矛盾的另一种文化/心理策略，其实，无论是妖魔化的中国，还是天使化的中国，都与我们正在遭遇和正在经历的中国无关，东方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只是他们为了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建构和想象出来的中国，正如我们从义和团、直到现在也常常有一种将西方想象为天堂和地域、使者和强盗的西方主义一样。但是，在文化全球化背景中，西方的东方主义不仅是西方人的想象，它也可能成为东方人的自我想象，特别是当我们试图"走向世界"，试图"国际接轨"，试图"文化输出"的时候更是如此。而《洗澡》则正是在一个西方人精心策划下满足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想象的精巧文本，它将澡堂文化为象征的东方传统人伦书写得如此暖气融融，无论是澡堂内那腾腾的热气，或是人与人和平共处的大量的全景镜头以及两人或两人以上相濡以沫的镜头，或是关于父与子关系的叙述、关于"水"的隐喻，都提供了一个想象的安全、温暖、平和、干净的东方家园，那也许可以为处在后现代主义、后工业时代的西方人饭后茶余提供一点多愁善感，为他们在丰衣足食、灯红酒绿之外呈上一盆奇花异草。《洗澡》与西方人的东方主义视野中那种天使化东方的需要有谋而合。加上影片本身制作精良、节奏流畅、造型鲜明，一些细节也相当精彩，它能够在西方国家得到认可、接纳（当然，作为对西方主流文化的一种补充，这种认可和接纳的空间相当有限）并不奇怪。
显然，《洗澡》是自觉地试图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反省转化为文化回归，影片在叙事上的从容、视听造型上的精致以及影像、声画表意上的营造，都显示了一种远离弑父渴望、恐惧和焦虑的恋父认同。这一认同的意义相当复杂，联系到影片的投资者身份，也联系到这部影片诞生的特殊语境，我们说，一方面它是对青年一代叛逆意识的审判和对权威文化的一次靠近，同时也是对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东方主义"的一次义演，在满足西方人的"东方想象"的同时，影片也为我们自身提供了抵制西方他者的优秀民族传统"自我"想象。这是一个既满足了世界主流文化对东方的文化想象也满足了中国权威文化对自我的文化想象的电影大餐。弘扬传统的主旋律化策略与面向西方的东方主义策略在《洗澡》中竟然如此天衣无缝地叠和在一起。尽管这两种文化策略的立场和出发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它们却殊途同归。正像《红色恋人》、《黄河绝恋》用一个人道博爱、高大英俊的美国男性（阳性/主动者）对年轻、美丽、楚楚动人的中国女性（阴性/被动者）的认识、理解、崇拜来证明革命历史的合法性一样，在《洗澡》中，主旋律也利用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来强化传统的承传性、民族的同根性以及民众的向心力，而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则借用主旋律将中国故事变成了一个情意绵绵的文化传奇。《洗澡》和它的制作人通过对主旋律化和东方主义的双重满足，获得了自己的主流定位和利益回报。
应该说，中国电影的国际化往往只能像《洗澡》这样，通过将自己奇观化来作为以好莱坞电影为中心的世界主流电影市场的陪衬。对于大多数中国电影来说，它们很难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国际交流的公正性，中国电影在全球电影市场的位置是与中国在全球的政治/经济/文化位置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定位，使得中国电影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占据重要的地位。
三
在全球化背景中，中国电影试图进入国际电影市场，但是却举步艰难；与此同时，中国电影也试图通过对电影工业的商业化改造来抵御好莱坞电影对国内市场的占领。现在，好莱坞电影和其他国家的电影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方式，以及各种传媒手段纷纷进入中国，于是，中国电影也试图模仿好莱坞，借用商业娱乐元素争取票房利益，不仅那些直接面向市场运作的商业/类型电影追求电影的娱乐性，而且许多主旋律影片也都自觉地采用了商业/类型电影的策略，呈现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趋势。然而，从90年代中期以来，电影成为了国家主旋律文化的焦点领域，在电影意识形态化的处境中，中国主流电影事实上很难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好莱坞式的商业/类型电影，好莱坞电影那种个体宣泄、个人英雄、感官刺激、弑父原型的叙事策略与中国主旋律文化所强调的稳定、团结、昂扬的基调并不和谐，因而，中国模仿好莱坞的商业/类型电影往往又或多或少地被进行了主旋律改造，呈现出商业电影主旋律化的趋势。
1999年出品的由张建亚导演的《紧急迫降》就是一部体现了在好莱坞与主旋律之间尴尬徘徊的当前中国商业娱乐电影处境的典型文本。这部以一次飞机空难事件为题材的影片试图模仿和遵循一个我们早已熟悉的好莱坞灾难片的类型模式：倾斜的构图、轰鸣的飞机声、简短而紧张的剪辑……似乎都为正在草地上玩耍的李嘉棠父女俩蒙上了灾难的阴影；接下来夫妻俩的冷眼相向和冷言相对也揭开了家庭危机的序幕；当两人不期而然地登上同一架波音客机的时候，观众已经开始期待一个冲突与解决的故事；伴随那些透露着紧张和不安的短促的镜头剪辑和令人心惊的效果声音，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已经为这部影片提供了充分的关于灾难的预期。飞机上的婴儿使我们联想到"敖德萨阶梯"中婴儿车所起的惊险而恐慌的叙事功能；农民企业家作为喜剧性调节因素进入了惊险叙事的格局；两位西方人为飞机上即将出现的事故埋下了文化冲突的伏笔；端然而坐的气功大师似乎为飞机内喧嚣的空间提供了某种诡异莫测、老谋深算的神秘；李嘉棠、刘远和丘叶华的出现使人们意识到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三角恋爱故事将在与世隔绝的飞机上和陆地间拉开序幕……。影片到这里，似乎一切都准备就绪了，正如那架即将冲天而起的飞机一样，观众也正等待着一个虽然并不陌生但却始终充满刺激的灾难性的电影游戏旅程的开始。
但是，电影并没有按照我们的预期进行。影片虽然给了我们一切关于灾难的预期和伏笔，但灾难、甚至是微小的灾难都没有真正发生，严格地来说，这部按照灾难片模式开始的影片在灾难还没有出现时就
迅速地被一个救难的故事所替代。于是，尽管影片采用了大量的交叉性、对比性的蒙太奇剪辑来强化视听效果的危机感，大量使用短镜头、小景别的快速切换来制造节奏上的紧张感，大量使用电脑特技来创造各种貌似惊险的空中场面和离奇景观，最后甚至采用了夫妻俩逃离记者独自团聚的好莱坞类型电影的典型桥段作结尾，这一切似乎都想使观众能够继续以一部灾难片的预期来完成叙事经历，但是，我们还是逐渐意识到，我们面对的不是、也不可能是一部真正的灾难片。灾难在这部影片中是被放逐的、被遮蔽的。牺牲、受难甚至惊恐在影片中都被降低了，唯一的灾难奇观只能通过一场假想的可能性被展示而失去了逼真所带来的惊恐体验，我们没有看到英雄的出现而只是看到了所有人都按部就班地采用一切常规手段排除故障直到脱离似乎危险性并不大的危险，以至于影片一开始埋下的许多人物的伏笔、设计的许多叙事功能到后来都有头无尾地消失了，观众对于灾难片的期待被影片的进程逐渐否决了。
影片不是一个灾难的故事而是一个救助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目睹的是上下同心、四方协力的患难与共的场景。从中央到地方、从党、政、军到企业、百姓都无一遗漏地出现在影片救难过程中，从民航总局、市委领导到航空公司、消防部门都直接在影片的叙事中亮相，而尤勇所扮演的刘远无非是这种集体智慧的代表。几乎所有的救助者都是一种无个体性的功能性符号，是共享相同的思想和行为模式"群体人"的代表，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没有冲突、没有差异，在整个救助过程中，参与者构成了共性化的群像，从而也构成了万众一心的社会理想的象征。而飞机上的几乎所有人都成为了被救者，都失去了行为的主动性，只是等待救助或者等待救助的命令。在救助故事中，没有一般灾难片类型中不可缺少的个体化的行为英雄，他们都没有表现出作为英雄所独有的巨大的智慧、勇气或者个人意识、胆魄。影片展示的救助过程，是一个表现集体智慧、集体团结的过程，个人仅仅"集体"指令的模范接受者和操作人，以至于机长的"英雄性"最后只能通过妻子的广播来得以传达。显然，这是用集体力量、用团结来解决危机的主流文化模式的一种自觉阐释，在这一阐释系统中，基本上没有为好莱坞似的个人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甚至也没有为中国电影传统中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留下空间。
毫不奇怪，从《紧急迫降》以及当前许多中国的所谓商业类型电影中，我们主要看到的并不是关于勇气、关于牺牲、关于生死考验的故事，而是关于信仰、信心、团结、理解的故事，这是没有英雄崇拜的故事，是找不到牺牲者和受难人的故事，是没有人性冲突和人格较量的故事，是依靠集体力量、依靠团结精神度过危机的故事，应该说，几乎所有我们主流文化对于现实和现实危机的理解都通过差事灾难性事件得到了完整呈现。因此，这些电影讲述的不是自救的救助故事而是一部被救的救助故事，我们从这部影片中得到的不是英雄主义的崇高感而是一种被人救助的庆幸感，从而影片完成着它主流意识形态的使命：我们面对危机但是我们能够度过危机，如"抗洪抢险"一样，这部影片也是一个党政军民众志成城的大叙事的组成部分--无论我们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和患难，只要我们有核心，有秩序，甘苦与共，那么所有的危机和患难都不过是一场虚惊。
尽管许多人都认为好莱坞主流电影也是一种"主旋律"影片，但那是一种美国/西方式的主旋律影片，那是建立在个性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上的主旋律影片，它的基本意识形态策略是通过欲望的宣泄来完成个体的净化，通过对叛逆情绪的疏通来维护核心秩序的稳定，通过对个人自由的渲染来证明人道主义的意念。而在我们当前的主旋律意识中，欲望、享乐、宣泄、叛逆、刺激等商业/类型元素的生存空间却相当狭窄。因而，主旋律化与商业化的共谋往往很难在宣泄与认同、叛逆与维护、个体与整体之间达成共识，因而也很难在权威的价值观念与观众的观影之间达成共识。而这正是中国主流电影文化所面对"症候性"难题。从《龙年警官》到《烈火金刚》直到《紧急迫降》，都是当前处在市场产业与规划控制、消费领域与政治领域夹缝中中国主流电影应对好莱坞电影进入的一种方式，当好莱坞电影培养了越来越多的好莱坞观众的时候，民族商业电影这种"欲学还休"的尴尬很难为国产电影保存广阔的市场疆域。
四
尽管全球化为中国电影带来了一种未必公平、公正但却越来越自由的竞争环境，尽管好莱坞电影对于中国民族电影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冲击，但民族电影正如本土文化一样，始终是这个民族文化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中国来说，人口众多、地域辽阔，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纷繁复杂的现实处境、民族认同的社会心理都仍然为民族电影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条件。
近年来，在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本土民族电影都显示出了市场竞争力和生存力。如日本1997年以来票房纪录前10位的影片中都有多部本土电影，1977年国产电影《幽灵公主》还以100亿日元的票房高居榜首。在波兰，国产影片《凶手》的票房收入达到了380万美元，超过了当年美国影片《空中大掼篮》240万美元的票房纪录。而在中国大陆从1995年到2000年，各地都有国产影片突破进口大片票房纪录的现象。从历史上看，在1949年以前，好莱坞影片曾经大量进入中国，但据当时的票房记录，30年代最卖座的影片是《渔光曲》，40年代票房纪录的保持者是《一江春水向东流》。90年代以后，国产影片《阳光灿烂的日子》、《红樱桃》、《我的父亲母亲》、《黄河绝恋》、《不见不散》，以及神话题材的动画片《宝莲灯》等，都在每年10部外国"大片"进入中国以后创造了辉煌的市场成绩，许多影片的票房收入甚至超过了当年的进口好莱坞电影，1997年《甲方乙方》在北京的票房达到1150万，创造了当时北京单片票房的历史纪录。可以说，华人世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有其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与审美观，这些都是民族电影得天独厚的文化优势。
当我们们被像《橄榄树下的情人》这样朴素地展示人性善恶的伊朗电影所打动，被《中央车站》这样细腻地揭示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和沟通的巴西电影所感染，被《美丽人生》这样凄地苦叙述生命故事的意大利电影所征服，被《香港制造》这样富于想象力地表达都市人困惑和迷乱的香港影片所震动，被《青青校树》、《给我一个爸》这样娓娓地透视人的心灵的捷克电影所吸引的时候，甚至也被《真实节目》这样创造性地揭示当代人梦幻困境的美国电影所惊异的时候，反省民族电影，也许会意识到，中国电影所缺乏的不仅仅是电影市场运作机制，不仅仅是金钱和技术，不仅仅是艺术能力和艺术想象，最缺乏的还是对于本土生活的真诚、洞察和热情。应该说，面对好莱坞电影的进入，中国民族电影真正能够具有生存优势的，还是在广泛融合和吸收世界文化氛围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本土的文化资源，关注本土的社会人生，与中国人自己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相联结，成为对于人，首先是中国人的生命、生存和心灵的观照、呵护和热爱。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处在转型和发展的过渡时代，面对着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社会现实和经历着完全不同的文化体验，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翻云覆雨的社会动荡中丢失和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
，现实的生活本身已经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加富于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都更加鲜活的人生传奇，因而，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不仅仅需要电影教导我们如何独善其身或者兼济天下，也不仅仅需要电影带给我们梦幻想象和心理刺激，同时也需要通过电影这面"镜子"来"反映"心灵的变异和外观世界的诡异，通过电影来与同样处在转型时期的其他人共享苦难、迷惘、欣悦和渴望，通过电影来理解、面对和解释我们所遭遇的现实。
然而，这一切恰恰被许多民族电影有意无意地遗忘了。民族电影的危机不仅来自好莱坞电影的冲击，更多地也是来自实用主义和商业主义的双重威胁。电影脱离了人文关怀，也脱离了人们对于电影的期待。因而，在政治/道德电影和商业/娱乐电影之外，应该期望真正的民族电影的生存可能和成长空间，期待一些真诚地关怀人的生存状态、现实境遇、人生困境和人性经验的电影的出现，这样的电影将不再是对好莱坞电影模式的东施效颦，也不是对王冠和花冠的翘首以待，而是对我们所遭遇的现实和我们所经历的人生的一种挚爱，它们将连通我们对现实的体验，不是用利益而是用真诚守望人生，与观众对话。
在传统电影艺术的鼎盛时期，世界上曾出现过一系列标榜直面现实的真实美学。在电影的虚拟时代，以数字化技术为最新表现形式的电影艺术，它的美学价值又用什么来衡量呢?虚拟美学是否将会成为继真实美学之后，又一种新的美学风格呢?
传统的电影美学观念是建立在传统的电影制造方式之上的。这种方式的核心是“以现实反映现实”。也就是说，电影对现实有重要的依赖性，即使是一个假造的现实(舞台化的布影、摄影棚里的布景、特制的特技模型)它也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才能用于摄影机的拍摄。这些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东西(银幕的对应之物)是衡量一部电影真实与否的重要依据。如果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美学称之为真实美学的话，那么数字时代电影艺术的典型样式则应当是“虚拟美学”。相对于过去传统影片的真实性和现实感，“虚拟时代”的电影将更具有“仿真性”和全方位模拟现实的特征。在这样开放性的创作空间里，好像也只有数字技术才能装点人类的无边想象，才能满足电影观众不断变化的心理需求。有人说，电影中最好表演是看不出来在表演的表演、最好的摄影是看不出来有摄影机存在的摄影、最好电影音乐是让观众感觉不到音乐的音乐。那么电影中最好的虚拟技术，也许还是那种让人看不到破绽、看不出痕迹的虚拟技术。这也许才是虚拟美学的最大魅力。尽管观众很爱看数字特技制作的电影，因为有很多特殊效果，而且非常逼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人们很难看到。但是对电影、电脑特技制作人员来说呢，最重要的美学原则是要用电脑制作的内容要让观众看不出来是电脑特技制作的。因为它要达到一个非常真实的视听感觉。所以要尽可能在画面的最终效果当中避免流露出是电脑制作的任何痕迹，而让观众感觉到确实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寻枪》导演陆川认为：“数字化在电影中的使用要看不出痕迹来，完全是无缝衔接的那种感觉。它能做出非常逼真的、让人震撼的画面、场景，但是你不会觉得它有‘数字味’，如果‘数字味’出来的话，那就不是好的效果。”导演吴子牛在谈到《英雄郑成功》的数字化技术时也说：“我觉得还是跟片子本身结合得比较紧才好。要尽可能做的比较朴实，看不出。现在你在上面(《英雄郑成功》)看到一个炮弹，唰的横飞过来，正面来轰炸一座门，然后旋转着冒着白烟，一看就是电脑做出来的——尽管它做得很逼真，但是像这样的运镜，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景别一看就是我们特意要去强调这个炮弹。观众看了以后可能觉得挺来劲儿，但是我看了以后觉得当时如果搞得更朴实一点就更好，就更真实一些。”
数字化技术正在彻底改变电影的历史面目。当今的电影是电脑工程师不断渐入的时代。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将任何人的图像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处理，让他在银幕上“为所欲为”。有趣的是：电影的虚拟世界在视觉上和我们在银幕上见到的现实世界可能并没有任何区别。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胡克认为：“数字化电影如果发展起来以后，那么它比较可以预见到的这个变化是，人(在电影中)越来越把真实世界和虚拟的世界混为一谈了，已经难以判断什么是真实的世界，什么是虚拟的世界了。”是的，当科学迈着诱人的脚步在艺术的殿堂不断飞旋、舞动的时候，电影因与数字技术的联姻是否还能保持住它那颗艺术的心?自古以来，艺术注重的是人的感性生命，截取的是生活的偶然性；而科学注重的是人类的理性，追寻的是世界的必然性。电影与科学的融汇是否能够使他们永远亲如一家，电影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交叉点上。
数字化技术给传统电影业带来的巨大影响，犹如一阵阵排天的波浪，任何人都无法躲避它的冲击。尽管目前由于高额的制作成本使许多电影对数字技缩望而却步，使它还不能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电影创作手段。但是，数字技术毕竟进入电影的生产过程之中，它正在渐渐地改变着我们的过去习以为常的电影银幕。导演张建亚认为：“现在是一个新世纪的当口，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用以往的经验来对待电脑技术，对待这个新的这个技术，它绝对会改变语言的，它现在已经初见端倪，有各种各样的电影，它已经适用了一种，用一种新的语言风格在叙述。”这就是说，数字技术在给电影带来了无穷变幻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电影“以现实反映现实”的语言属性。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当电影通过数字技术创造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存在的影像时，它便用虚拟的空间形式颠覆了100年来电影赖以生存的现实空间。
当下，在数字化技术全面引入电影制作业之后，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制作业首先会面临严峻的挑战!旧式的电影制片厂就像一个还冒着滚滚黑烟的工厂，尽管在影片的拍摄现场依然人潮涌动；但是在另一外间电脑机房里，几个戴眼镜的白领工程师可能正在创造一个人类从未目睹的虚拟的梦幻世界。斯皮尔伯格说：“电影《失落的世界》实际上是根据我的愿望，由我完成控制，创造出来的。而当你坐在自家的电脑前，操作主电脑派生出来的电子游戏的时候，你成了控制一切的人物，你可以掌握游戏中人物的命运、右转、左转、离开，全部由你控制，这是非常不同而有趣的感觉。你有了讲不同故事的可能，这就好像你在自己的电脑中做电影一样。”显而易见，数字技术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力。凡是人所想到的东西数字技术几乎都能够达到。由于数字技术的支持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题材是电影不能拍、无法拍的。童话、神话、幻想、梦境——所有的一切在现实中不存在的事情都可能首先在电影中存在——包括恐怖事件。也许，自从有了数字化技术以后，我们才真正感受到电影中的想象境界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难怪乔治·卢卡斯说，数字化技术“它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如果你着手拍摄一部电影，将你的想象力乘以十倍，你就可以进行特技制作了”。
数字技术给电影带来了人们所想到的一切。美轮美奂的天堂也好，阴森恐怖的地狱也罢，电影的世界如今成了一个无奇不有的世界。惊险的变得更加惊险，恐怖的变得更加恐怖，美丽的变得更加美丽。现在的电影变得越来越着重于它的视听感官的层面，人们会变得越来越注重于电影那种视听的享受，所以电影会变得越来越好看，会变得越来越好听。总而言之，数字化技术使电影越来越具有娱悦性和消费性。但是过分的视觉化消解了影片本来就潜在于影像背后的思想内容。电影所能提供给观众的有限的理性思考层面正在“淡出”。电影图像化的语言表意形态，使所有的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都退回到了一个原始的、梦幻的想象中的虚构世界。电影环环相扣的叙事程规和密集多变的剪辑方式，在90分钟的白日梦幻中几乎剥夺了观众所有的思考空间，数字技术又以其超强的影像化功能，把电影的直观效果推向极致。
由于数字化技术在电影制作中无奇不有的作用，运用“使电影越来越虚假，使人们判断电影就失去了一个经验，失去了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我们传统电影观影经验里面人们对电影的认识，比如我们常说它对现实的表现深度以及如何表现现实生活，大家会用真实和不真实来判定它，这些数字化技术以后，这种虚拟的环境，虚拟的现实状况，虚拟的人物，它整个带来的是无法用原来的规则去解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我想它肯定会使原本虚假的电影更加虚假”。(陈国星语)除了从远古神话，舞台戏剧，传奇小说选取创作素材之外，虚拟时代的电影开始直接从虚拟的世界——电子游戏中汲取素材。当影片《古墓丽影》将电子游戏中的一系列程序转变为电影情节的时候，就是主人公的境遇再危险，人们也不会替她担忧。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永远不会面临真正的危机。正如清华大学传播系教授尹鸿所说的：“因为它人物关系被高度简化了。它基本上按照一个游戏程序设计的，然后把一个游戏程序设计好的人物放在一个游戏的假定空间里边去战争、去搏斗。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它的情感的含量越来越低，而且故事的叙事本身的精巧度也越来越小，而变得越来越程序化。”归根结底，数字技术所造成的影像奇观，尽管无法改变我们对一个世界的真实感受。但是它却已经改变了传统电影艺术真实的最终意义。
数码电影与观众心理
数字化电影不仅可以虚拟现实，而且还可以虚拟过去。像影片《恐龙》那样带你回到人类的史前史，去领略在想象中那里发生的一切。数字化技术使电影与生俱来的所谓记录的本性和摄影机不会说谎的“真实的神话”一起破灭，——从此电影似乎永远成了“真实的谎言”。观众在对电脑动画所制造出来的这种奇异景象叹为观止的同时，对那些仅仅还靠摄影机来拍摄的影片还能够再保持与往日同样的热情吗?清华大学传播系教授尹鸿认为，数字化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改变了我们对电影的期待，过去我们讲，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说电影无论是胶片或者声音，我们尽可能想要还原，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得到的那样一种接受信息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说觉得它像真的，它的运动像真的，它的声音听起来像真实的，但是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它极大的刺激了所有的艺术手段的表现能力，这样它实际跟观众有一个互动关系，观众就慢慢慢慢、越来越远离一个真实的生活信息的判断。比如我们现在在电影院里听到的通过数字方式处理出来声音它已经完全跟我们还原出来的生活中的声音很不一样了”。导演滕文骥则认为：“科学的发展实际上要从电影方面说，就是为观众着想的，假如要是观众不喜欢它不会往这方面发展，它就是让你越来越真实，越来越觉得让你的所有的能够想象的空间全部被你打破。”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陈犀禾指出：“作为一个叙事系统来说，数字技术出现以后，也对传统的电影叙事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传统的电影它往往是——好莱坞的传统电影它就是按照一个线性的逻辑，按照一系列排列好的情节，激发一系列规定的情绪反映，最后达到一个预定的结论，它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单性的、单线的、单向的，但是数字技术出现以后，人们现在谈论很多的就是一个交互式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导演陆川认为数字技术“会促使观众要求越来越高，对电影越来越挑剔。我觉得它对观众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观众对自己的视觉要求会越来越高，它只会对我们电影工作者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挑战。作为观众，我觉得观众关注的就是人，电影中间的人和人的情感、人的命运，坦率地说我就觉得是这样的，你只要这个电影把这些人的情感、人的命运的这样一个跌荡起伏的走向能够清楚的传递给观众，观众就满足了，他不在乎说你这段用数字做的，这段是用铁做的；这段是用金属做的，还是用木头做的。这个他不在乎，他只要在乎他看到的过程中感受到人的感觉了，人的内容打动他了他就够了”。
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观众的观影经验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自虐性的情节。他们喜欢用虚构的故事来满足自己。喜欢被制造得尽善尽美的影像所欺骗、喜欢被看不出来的特技所蒙蔽。观众已经被现代电影的技术和节奏所迷惑，他们越来越喜欢这些东西。数字化技术的产生正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满足了观众这种心理欲望。一部没有数字技术所制造的视觉奇观的电影将来也许就像一部没有色彩的电影那样尽管有意义但却令人不悦。数字化技术为电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就整个电影的制作过程而言，它并没有使其更便捷，更简单，为了增加影片的观赏性现代电影的制作越来越复杂，耗资也越来越巨大。电影这架吞进金钱吐出胶片的巨大机器，正变换着浑身的解术来吸引观众。但是，当人们确信银幕上的一切都是经过数字化技术天衣无缝地制作好的虚拟影像时，也许他们宁愿看汤姆·克鲁斯在影片拍摄现场从上面跳下来的场景。因为这样来得更真实，也更有趣儿。
数字技术在改变电影的制作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电影的放映方式。1995年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影院播放了运用数字技术制作的电子拷贝。从此，数码影院应运而生。它的诞生标志着电影已经可以不再依赖于胶片就能够和观众见面。
数码影院或称电子影院(ELECTRONICCINEMA)是指能够播放采用数字技术制作的电子“拷贝”影院放映系统。这类影院放映系统与传统影院放映系统完全不同的是：电子影院放映的是以数字技术制作的电子“拷贝”，通常以数字录像带(如D5格式)、活动硬盘(如QUTTT)、光纤传送、卫星转发等为纪录媒体或传输媒体。从整体上看，数字影像质量不仅与胶片影像质量相当，而且在某些方面优于胶片影像。如数字影像对比度高(据了解数字影像对比度为1000∶1，而常规胶片影像为400∶1)。据卢卡斯电影公司的THX技术服务公司介绍，该公司曾进行了电子影院的专项调查：92%的观众认为影像质量很好；85%的观众认为数字影像比胶片影像好；43%的观众认为清晰度很高；19%的人认为色彩很好。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在美国大约有接近40家的数码电影院在正常运作，在日本大约有两三家，在韩国有一家，中国的上海在也建成了第一家数码影院。数码电影的银幕与常规影院的银幕完全相同，其影像清晰，色彩逼真鲜艳，从整体上看，数字影像在质量上已经超过了胶片。根据卢卡斯电影公司的对数码影院的专项调查：92%的观众认为数字影像质量很好；85%的观众认为数字影像比胶片影像好。由于数码电影院它的用途很广，它的用途可以用在不单单只是播电影，也可以用在播时事的节目。比如说足球赛，它提供的声像系统就好比坐在足球场里面，在观众席的某一部分，能够把整个足球场的感受带进电影院，所以当你在电影院看这场足球赛时况转播的时候，虽然你不能亲身在足球赛场，但是你可以在电影院感受那个热烈的气氛。
近些年来，猖獗而廉价的盗版活动导致了盗版光盘的极度泛滥，它成为制约整电影产业健康发展的负面力量。数字化技术进入电影的发行放映系统之后，对盗版活动将会形成致使的打击。因为利用卫星传输的数码电影，你只需要数码拷贝，在中央发射台把这个拷贝给传送到卫星，然后通过卫星可以覆盖整个中国。将来每个地方的电影院都可以接受到这部电影。这就会把整个盗版的问题解决掉，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可以复制的胶片去盗版。
中国电影的数字化历史
中国电影正处于一个市场化的历史转型时代，怎样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电影市场机制，如何完善电影的各种政策、体制，如何面对国际上高技术、高成本电影的挑战，是当今电影界所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电影未来命运的历史问题。科学技术曾为中国电影插上了振翅九天的翅膀。电影的数字化，应该说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美好的前景。中国电影的数字技术是在90年代中期开始采用的，当时是从电影的声音制作开始。也就是在电影的声音音频制作方面。到现在我们影院的音响系统已经具备了六声道、八声道环绕立体声播放。这是个历史性的革命。中国电影史上最先采用数字化图型技术的影片是《秦颂》，导演周晓文用数字化技术演绎了中国古代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惨烈悲壮的历史画面。张建亚导演的《大闹天宫》由于资金短缺而中途下马。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没有完成的这部影片的个别片段。导演张建亚当时的艺术构思已经有许多“原创性”的内容。他回顾那时的创作情况时说：“那个时候我想着有一场戏就是托塔李天王去扫荡花果山。这场戏本来设计图都已经画出来了。托塔李天王一挥手，然后狂风呼啸，姹紫嫣红的花果山一下子就变成一片黄颜色了。然后再一挥手大雨纷飞，满山遍野的树木就变成那个枯枝了。小猴子们没地方躲，全都躲在树枝上，浑身发抖。它们赶紧往水帘洞里跑啊。就看见那个水帘洞哗哗的流水突然全冻住了。小猴子钻进去给孙悟空报告，说不好了不好了，外头出事了。孙悟空那会儿正在喝酒呢。说：‘不就吃了两烂桃吗?一会儿我跟玉帝老儿说去就是’。然后再一喝酒没喝出来。一倒咚一个冰坨子。他往水帘洞外面走去，看到一群小猴子全冻在那儿，水帘洞全都整个变成那个冰窟窿了!那时候想做，我们后来还没拍到这儿，没做成。”事隔多年，导演张建亚看到了好莱坞利用数字技术制作的影片中出现了类似的情景，施瓦辛格扮演的冷冻人的神奇功力与张建亚构想的托塔李天王如出一辙，只是中国电影没有做成。尽管如此，《大闹天宫》标志着中国电影在数字化进程中的一种有益尝试。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电影人对数字技术最初的艺术感觉。张建亚导演在回顾这部影片的创作时还说：“那个时候也有那种就带记忆云台的摄影机啊。但是那个大家都觉得太贵。你值得吗?你为这么一个镜头、值得去花这么多钱嘛?你是必须要吗?你一定要这个运动吗?都是这类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第一个感想就是说给我一双翅膀，但砍掉我一双脚。”作为中国首次大规模运用数字化技术制作电影的朱达电脑公司，在无力支付影片《大闹天宫》每日所需的巨额的制作资金后，不得不退出了中国电影数字化的历史舞台。电影市场化这只无形的巨手在电影数字化的时代显得更加沉重。
毫无疑问，资金是制约中国电影走向数字化道路至关重要的客观条件，所以人们在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影片创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省钱。《横空出世》的导演陈国星说：“我们拍人们在沙漠里沸腾的场面，本来要需要两万人，那么我们调不到那么多的军队，为省钱，那么也可能我们用三千人来拍摄，最后再利用数字技术合成出两万人，借助于现代科技的手段达到同样的艺术效果，同进降低了电影的制作经费。”另外，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铁塔应该是105米高，而影片摄制组把它建成54米高的时候就已经没钱了。因为那时候已经用了90吨的钢材，花了300多万。现场不可能再去真的建造一座100米高的铁塔，这时候上面那50多米就是数字技术合成出来的。看上去这里玩儿的像是一种偷梁换柱的技术，但实际上数字技术在这里却为忠实于历史提供了必要的技术的保障。为了突出历史的真实感，影片《横空出世》将许多历史的画面进行了数字化合成。导演陈国星总结时说：“《横空出世》这个片子里，我觉得我们利用数字化技术所能做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用钱所难以拍出来的一些东西，而又是导演必须在影片中表现的那一部分东西。比如说核弹的爆炸，以及对它摧毁力的描写，不可能在现实中去引爆一颗核弹。而传统的那些记录的资料片很有限，不能满足今天观众的观赏需要，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跟数字技术进行合作。”与好莱坞动不动就上亿美元的资金相比，我们一部影片的制作资金的确有限。但除了资金投入的这种悬殊，在使用科技手段的观念上我们与他们也迥然不同。导演张建亚在谈到中国特技和外国特技的基本差别时说：“外国导演想到要做特技就是要花掉一点钱，他要制造一个效果。中国人想做特技的时候是想要省掉一点钱。我能不能不炸一辆车，我能不能不翻一辆车啊，你给我做个小车翻掉，你如果光为了避掉一些拍摄难度，为了省掉一点钱，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是要制造一种视觉冲击力，创造一种效果而且这种效果进而能影响观众对你整个影片那种理解那就值钱了。”
中国电影首次大量的使用数字化技术是从影片《紧急迫降》开始的。当时，为了填补中国电影在数字技术设备方面的空白，上影集团用巨资专门从美国购置了数字化设备。从技术上保证了这部影片创作理念的实现。为此，这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便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事隔多年，上影电脑特技制作中心总经理朱觉在回顾这部影片时不无感慨地说：“大家都知道，在《紧急迫降》影片里边一共有9分多钟的电脑特技的镜头。这个9分多钟应该说是凝聚了中国电影人的一个心血，而且圆了中国电影人的一个梦，这个梦也就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赶上那个国外的电影制作的先进水平，这个梦，应该说从《紧急迫降》开始，那我们把这个梦给圆了。”导演张建亚算得上是中国数字化电影的先行者之一，当年的《大闹天宫》虽然未能使他在银幕上实现中国神话的旧梦，但却为他、也为中国电影的数字化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事隔多年，他又要用高科技数字技术打造中国的空中救险片。作为一部以空中飞行事故为题材的影片，数字技术的关键的是要完成对飞机空中状态的逼真再现。对数字技术情有独钟的导演张建亚一直希望在中国电影中创造出一种数字化的新空间。他不想仅仅用数字技术完成那种简单的特技。他在回顾《紧急迫降》的创作时说：“如果说简单的一个合成，就比较一般，因为画面上看去觉得比较简单，我们可以拿一个飞机，然后直接地把它的镜头拉远，但这个从视觉冲击力就不是特别强，所以当时我们设想出一个，就是说从机舱里边，摄影机从机舱里面一直是运动的，一直拉出来，然后包括一直拉到很远的地方，所以这个从整个画面的运动来说，这是非常连贯的一个镜头。所以像《紧急迫降》这种电影我给你看的角度是你永远看不到的角度，是苍蝇的视点。我跟摄影杨涛讲这个镜头你从这个地方开始，到那个地方。他说，导演那是苍蝇的视点。我讲那好你就做苍蝇。”从弥补现实中不可能拍摄的场景，到创造影片中独特的空间效果，中国电影的数字化进程在不断拓展。而以空军试飞员的生活为题材的影片《冲天飞豹》所面临的难题是导演要在一个不真实的(三维)环境中制造出一种真实的景象。有限的资金，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条件，《冲天飞豹》对导演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挑战。导演王瑞坦率地说：“毕竟是第一次。以前做过短片。比方说几秒钟的广告。现在让你做大的。做一架飞机怎么从里面蹿出俩人来，然后飞机就直接落地摔碎了!很多一开始的想法全部失败了。比方我们想让这个飞机在空中是和摄影机相对运动，而不是静止光拍它走，我的摄影机也在动。这时候就需要天地间的那么一种运动。”《冲天飞豹》的数码影像世界虽然并没有完全达到导演预期的目的，在许多场景的展现上还有“数字化的痕迹”，但是《冲天飞豹》毕竟展示了一个中国电影过去未曾展示过的历史空间。
数字化技术不仅为大场面、大制作的历史影片提供了技术支持，而且也为电影特殊场景的拍摄提供了保证。影片《大战宁沪杭》我军突击敌军暗堡群的战斗中那些纵横交错的弹道就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合成的。数字技术在制造宏大的战争场面时，更显示出它的无所不能的超常技艺。它几乎可以把战争影片中的“音乐效果化，效果音乐化”(韦廉语)。就是说把音乐作为整部影片音响系统的一个声部，和爆炸的炸点和机枪的发射相配合，组成影片总体的音响效果；同时把机枪和爆炸的声音做成十六符音符，把效果录下来，再根据它的音乐节拍长度镶嵌到乐谱中去，它这种听觉的冲击是传统的电影达不到的。
除此之外，数字化技术还为电影提供了许多化妆、美容乃至整容术。导演韦廉在谈到战争影片的拍摄时说：“我相信可能我走的路跟一些导演都差不多，就是开始都是补漏，没有办法的事情就请数字技术了。比如说我拍《大战宁沪杭》四川路桥有一场战斗。我们拍现在的四川路桥，背景上有一个现代化建筑，怎么办呢，想办法削掉，当时也提心吊胆的。削得比较难。因为它有烟，烟是千变万化的，做起来不容易，但是最后还是做好了。”《大战宁沪杭》通过数字化技术，使今天的上海四川路桥又重新回到了五十年前它的旧日容貌，回到了那场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展开的殊死决战。包括现代城市马路上的交通标志，数字技术也可以让它们变得无影无踪。数字化的“电影整容术”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导演掌握，用它来弥补电影自身的种种局限。不过，随着中国电影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电影艺术家对数字技术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他们从最初的为影片“添窟窿”、“打补丁”，逐步过渡到用它改变电影的视觉空间。攻克台湾城堡是影片《英雄郑成功》的重场戏——为了表现海战特殊的历史场面，必须借助于数字技术在声音和影像上的支持。一贯注重影片视觉效果的导演吴子牛，这次在银幕上实现了他的又一次艺术攀登。他说：“用电脑给我带来的一个直接好处就是我把想象的东西比如说表现海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把八艘船变成两百艘战船，其规模和气势都有了。在攻城的这场戏里就搭一个平面的城堡，最后电脑最后做出一种立体效果来，我觉得用常规电影手法是达不到的，除非你花很多很多的钱。”随着中国电影业不断地发展，数字技术正在越来越普遍地采用。在常规影片的制作当中，在那些不经意的情节展现中，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着中国电影的表述形态。导演滕文骥在拍《致命的一击》就采用了比较多的数码技术，来制造影片中的许多翻车、追车、爆炸的场面。利用数码技术来增加影片视觉的冲击力。它使汽车翻过来后可以在空中转圈。从而使电影的观看过程变成了一种视觉和心理的享受过程。数字技术的根本在于提高电影的观赏性和表现性。让观众更加爱看电影。无论是什么题材，什么类型的影片，数字技术的引进都会使它更加动人，就是一个普通的影片开场镜头。一经数字技术的装点，便有一种格外的神韵贯注其中。好像使人们不得不去关注这里将要发生的一切。
由于数字技术的应用需要大量的制作资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尚未形成规范化所良性循环机制的时候，对于主要的国产影片来说，对数字技术的采用必然是有限的。近几年来我们采用数字技术的影片基本上都是由国家投资的主旋律影片：《冲天飞豹》、《横空出世》、《紧急迫降》，这就是说，数字化数字技术还没有作为一种纯商业性的因素进入到电影市场中来，数字化技术进入本土电影的制作领域之后，它究竟有没有商业回报，在电影市场上究竟有没有竞争力，它高额的制作成本有没有回收的可能，这一切都是未知数，都还需要市场来检验。我们现在可以说，在数字化技术方面我们已经在与世界先进国家逐步接近。但是，这一切技术的数字如果不能转换成经济的数字，换句话说，如果高额的电脑制作不能变成高额的市场回报、不能扩大我们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那么这种高额的资金投入就会变成高额的亏损。这些都是我们在欢呼数字化技术进入电影之后应当冷静思考的问题。
现在许多的影片往往是在影片的后期制作遇到困难时才想到利用数字化技术。而对于一部电影的总体设计来看。数字化技术必须成为它整个艺术构思的一部分。正如中国电影集团总工程师黄耀祖先生所说的那样：“策划一部电影应该是从头开始，从分镜头就要开始进入如何搞数字。哪一部分要数字来完成，哪一部分用常规特技，所以现在我们开了很多研讨会，跟很多编导、艺术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拍一部电影，从开始就有高科技的思路渗透到里面去，将来做起来，我们就不会有败笔。”
数字化技术在为中国的电影导演提供无限的创作空间的同时数字化电影对中国的导演、摄影、美术方方面面的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但是，数字化技术尽管对电影艺术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导演来说数字化技术并没有使他们放弃自己一贯的艺术创作追求。导演陈国星说：“我自己我觉得不会因为高科技的在电影制作当中的运用而改变自己创作的理念，我很喜欢我们传统的中国人自己的故事，我们拍给中国人看，用低成本，不借助任何高科技手段去拍。”因为有了数字技术的科学巨手，中国电影的航船从此驶向了一个新的历史航道。它特别为本土电影的观赏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数字化技术不仅强化了影片的历史感和观赏性，而且还为中国电影的类型化提供了保证。电视电影《大沙暴》中的那些铺天盖地的狂沙，其逼真程度与我们在引进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已十分接近。它标志着中国电影在数字技术方面与国际同行逐步接近。负责该片数字技术的清华同方数码影视中心经理刘言韬在总结制作经验时说：“这个影片是灾难片，很多主角都是灾难性的场景。这些场景如果用实拍肯定的这种来拍是达不到剧本里要求的这种视觉效果的，同时也很危险。所以电脑特技制作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影片里面有很多的抢险的镜头，直升飞机到当地抢险，很多的直升飞机和沙暴进行你追我赶这样的镜头，然后沙暴在后边贴着飞机很近，扑过来很惊险这样的镜头。还有一些这个直升飞机进行特技飞行，贴地飞行，还有擦着山峰飞入山谷这样的很危险的镜头，如果全用直升飞机进行拍摄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种角度和镜头应用就能在数字技术里得到很好的发挥，在电脑虚拟制作直升飞机里面镜头可以任意地设定拍摄方向，同时在飞机的飞行特技动作上还可以任意设计，根据情景的需要，我们在后期里面通过三维制作技术，加进很多沙暴背景和前景，这样使整个飞行感觉就在沙暴中飞行，同时还做了很多沙暴就像海浪一样从飞机后扑过来，飞机在前面飞过，这样很多很惊险的镜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感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影像风格，数字化技术为不同的导演群体提供了新的创作手段，中国电影在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之后，他们对电影数字化的感受是怎么样呢?《寻枪》的导演陆川说：“我觉得这次在《寻枪》中使用这些手段之后，我自己的启发特别大，就是我觉得下一部戏完全可以更加充分的使用这种手段，它会能够更加给导演更多的自由。这次严格地说只用了六七个镜头，加起来一共三分多钟的片长，我觉得我自己挺满意的，给我的电影有一些不同的气息，我觉得下次使用的时候会更加充分地知道它的能力。因为现在很多的资金，很多制片方面的原因，很多东西拍不了。现在有了数字化技术，我现在没有想到国内已经能够做得这么好了。”电影的数字技术并不是专门用来制造灾难和战争的，数字化技术同样适用于艺术的个性发展。
在电影数字的历史浪潮中，中国的电影人已不再满足于仅仅用数字化技术去改变影片的某个镜头，某个场景。他们开始打造全新的数字电影。《青娜》便是中国目前第一部全数字电影。作为北京紫禁城三联影视发行有限公司与中华世纪坛数字传媒公司合作的一个数字短片，青娜虽然是一个虚拟的人物，但是她却融合了当代人的审美时尚。她健康，快乐，神彩飞扬，蓬勃向上。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艺术形象。她生动地展示数字电影的魅力。青娜是一部根据当代青年人的审美观念制作的数字电影。在制作阵容上调集了南北两地青年创作人员进行合作，通过数字技术体现出一种新的艺术理念。导演组把这个创作叫做虚拟空间的造星运动。他们找了日本的、韩国的、好莱坞的明星，根据现代的审美观点研究他们的脸部结构、五官的特征。包括眉距、鼻距、脸型、身材、最后找到一些普遍的规律之后，通过科学家的介入来研究她的身体结构和脸部结构的关系。在数字工程师和导演、美术师综合创造下，剧组作了将近有9个青娜的人像。然后再进入市场研究。在市场研究之后找到我们适龄的消费者来进行检选。选出当中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人。再用40天时间做数字技术的制造。从而制造出了一个“有缺点的但是有现代大众审美气质的一个新像”。
数字化的陷阱
对电影来说，科学技术为它带来了一次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它使电影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成果。在电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始终是达到电影美学境界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而不是它的终极目的，更不是它的归宿。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电影艺术的表现空间日新月异。但是归根到底，数字化技术在电影中不能替代了观众对故事的观赏。如果电影的内容空虚空泛，再好的技术也只能是对内容的一种粉饰，没有恰当的表现内容，技术永远是空壳，是外表。
在世界电影史上任何一个技术的产生，任何一次科技的发明都可能有一个被“偏爱”的过程或者是“极端化”的过程，声音出现以后是这样。所以才有爱因汉姆出来捍卫传统电影的艺术纯洁性。他告诫人们有声电影的出现将会损害电影纯视觉的艺术本性，并且提出了无声电影在当时的“新技术时代的生存权问题”，同时对滥用声音的可能产生的“声灾”提出警告。然而，使爱因汉姆不可抗拒的是声音进入电影的真正力量在于它彻底改变了无声电影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时的狭窄性，从而使电影在表现层面上更加逼近现实世界的原生形态。现在的数字技术也许正处在这样一个被“极端化”的历史过程之中。电影生来就被称之为白日梦幻。数字化技术使这种梦幻在外在形态上越来越趋于现实化的同时，在内容上也将人的种种欲望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故事形式。
因为数字化技术的进入，传统电影与观众那种以直观的情感交流为核心的亲缘关系也被无情地打破了。观众从此不再相信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由真实的现实世界所组成的感性天地，电影成了一种真正的电脑游戏。
无论是冲天的巨浪还是飞掠的流云，数字技术都是针对对影片的总体美学风格进行设计制作，并为影片的叙事主题服务的。如今的数字技术已可以合成出非常逼真的爆炸、烟云、流沙、风暴的效果。而所有这些模仿自然现象的目的也都是针对着影片中的人。对于观众来说，他不关心这个电影是记录在胶片上的，还是记录在计算机硬盘上的，也不关心导演是利用了常规的特技还是采用了数字技术，他关心的是它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的那种影像效果是否能够打动人，感染人。导演韦廉说：“我们不是在那儿纯粹玩技术，数字技术它要服从你的艺术表现，它是艺术表现的一部分，你要纯粹玩数字技术，那就不是电影了。电影的根本在于运用它的。”所以，技术的运用归根结底恐怕还得服从艺术整体上的需要。如滕文骥导演所说的：“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现在恐怕就那个话筒出来的声音最好听。你要用数字化技术把它变化了以后可能还不行。变化了以后那个声音感觉不像了。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当时就是那样。这就是那个时代，过去的或者是最简单的录音机录下来的这种声音最亲切。”因为电影最终还是反映人、表现人的，数字技术只有在丰富和强化表现人的情感世界时才是根本。而当它使电影远离了这个宗旨的时候，就走向了它的迷途。数字化技术可以把电影的外形弄得面目全非，但是它依然不能改变人们对电影与生俱来的期待，他们想在电影中看到人的内心，人的情感，人的灵魂。
到目前为止，面对滚滚而来的电脑数字技术，成龙是第一个公开声明要拒绝采用电脑技术的电影人，他的一系列影片公开与数字化相抗衡。无论是火海、是悬崖、是摩天大楼、是高挂的彩灯，成龙都会只身前往，从不后退。如果我们把电脑称之为吞噬电影世界的“魔鬼”的话，那么成龙现在是它惟一的克星。成龙在拍摄《龙旋风》时还坚定地说：“我就要像跟他们特别，特别之处我是不需要用电脑，有特技。我还是走我以前走开的路子。我能跳多高就跳多高，我能打多快就打多快，我不需要电脑合成去帮我忙，这样我的电影在世界上就有一定的风格。不管现在美国他们的动作片有多强，我的电影是有我自己的特点。他们知道成龙作品是用真功夫，是真动作，是不需要电脑、不需要科技去帮我忙的。”
结语
在传统电影艺术的鼎盛时期，世界上曾出现过一系列标榜直面现实的真实美学。在电影的虚拟时代，以数字化技术为最新表现形式的电影艺术，它的美学价值又用什么来衡量呢?虚拟美学是否将会成为继真实美学之后，又一种新的美学风格呢?
传统的电影美学观念是建立在传统的电影制造方式之上的。这种方式的核心是“以现实反映现实”。也就是说，电影对现实有重要的依赖性，即使是一个假造的现实(舞台化的布影、摄影棚里的布景、特制的特技模型)它也必须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才能用于摄影机的拍摄。这些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东西(银幕的对应之物)是衡量一部电影真实与否的重要依据。如果我们把这个时代的美学称之为真实美学的话，那么数字时代电影艺术的典型样式则应当是“虚拟美学”。相对于过去传统影片的真实性和现实感，“虚拟时代”的电影将更具有“仿真性”和全方位模拟现实的特征。在这样开放性的创作空间里，好像也只有数字技术才能装点人类的无边想象，才能满足电影观众不断变化的心理需求。有人说，电影中最好表演是看不出来在表演的表演、最好的摄影是看不出来有摄影机存在的摄影、最好电影音乐是让观众感觉不到音乐的音乐。那么电影中最好的虚拟技术，也许还是那种让人看不到破绽、看不出痕迹的虚拟技术。这也许才是虚拟美学的最大魅力。尽管观众很爱看数字特技制作的电影，因为有很多特殊效果，而且非常逼真，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人们很难看到。但是对电影、电脑特技制作人员来说呢，最重要的美学原则是要用电脑制作的内容要让观众看不出来是电脑特技制作的。因为它要达到一个非常真实的视听感觉。所以要尽可能在画面的最终效果当中避免流露出是电脑制作的任何痕迹，而让观众感觉到确实是真实的发生的事情。《寻枪》导演陆川认为：“数字化在电影中的使用要看不出痕迹来，完全是无缝衔接的那种感觉。它能做出非常逼真的、让人震撼的画面、场景，但是你不会觉得它有‘数字味’，如果‘数字味’出来的话，那就不是好的效果。”导演吴子牛在谈到《英雄郑成功》的数字化技术时也说：“我觉得还是跟片子本身结合得比较紧才好。要尽可能做的比较朴实，看不出。现在你在上面(《英雄郑成功》)看到一个炮弹，唰的横飞过来，正面来轰炸一座门，然后旋转着冒着白烟，一看就是电脑做出来的——尽管它做得很逼真，但是像这样的运镜，这样的角度，这样的景别一看就是我们特意要去强调这个炮弹。观众看了以后可能觉得挺来劲儿，但是我看了以后觉得当时如果搞得更朴实一点就更好，就更真实一些。”
数字化技术正在彻底改变电影的历史面目。当今的电影是电脑工程师不断渐入的时代。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将任何人的图像通过数字化技术的处理，让他在银幕上“为所欲为”。有趣的是：电影的虚拟世界在视觉上和我们在银幕上见到的现实世界可能并没有任何区别。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胡克认为：“数字化电影如果发展起来以后，那么它比较可以预见到的这个变化是，人(在电影中)越来越把真实世界和虚拟的世界混为一谈了，已经难以判断什么是真实的世界，什么是虚拟的世界了。”是的，当科学迈着诱人的脚步在艺术的殿堂不断飞旋、舞动的时候，电影因与数字技术的联姻是否还能保持住它那颗艺术的心?自古以来，艺术注重的是人的感性生命，截取的是生活的偶然性；而科学注重的是人类的理性，追寻的是世界的必然性。电影与科学的融汇是否能够使他们永远亲如一家，电影正处在这样一个历史交叉点上。
数字化技术给传统电影业带来的巨大影响，犹如一阵阵排天的波浪，任何人都无法躲避它的冲击。尽管目前由于高额的制作成本使许多电影对数字技缩望而却步，使它还不能成为一种普遍采用的电影创作手段。但是，数字技术毕竟进入电影的生产过程之中，它正在渐渐地改变着我们的过去习以为常的电影银幕。导演张建亚认为：“现在是一个新世纪的当口，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用以往的经验来对待电脑技术，对待这个新的这个技术，它绝对会改变语言的，它现在已经初见端倪，有各种各样的电影，它已经适用了一种，用一种新的语言风格在叙述。”这就是说，数字技术在给电影带来了无穷变幻的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电影“以现实反映现实”的语言属性。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当电影通过数字技术创造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存在的影像时，它便用虚拟的空间形式颠覆了100年来电影赖以生存的现实空间。
当下，在数字化技术全面引入电影制作业之后，传统意义上的电影制作业首先会面临严峻的挑战!旧式的电影制片厂就像一个还冒着滚滚黑烟的工厂，尽管在影片的拍摄现场依然人潮涌动；但是在另一外间电脑机房里，几个戴眼镜的白领工程师可能正在创造一个人类从未目睹的虚拟的梦幻世界。斯皮尔伯格说：“电影《失落的世界》实际上是根据我的愿望，由我完成控制，创造出来的。而当你坐在自家的电脑前，操作主电脑派生出来的电子游戏的时候，你成了控制一切的人物，你可以掌握游戏中人物的命运、右转、左转、离开，全部由你控制，这是非常不同而有趣的感觉。你有了讲不同故事的可能，这就好像你在自己的电脑中做电影一样。”显而易见，数字技术极大地丰富了电影的表现力。凡是人所想到的东西数字技术几乎都能够达到。由于数字技术的支持现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任何题材是电影不能拍、无法拍的。童话、神话、幻想、梦境——所有的一切在现实中不存在的事情都可能首先在电影中存在——包括恐怖事件。也许，自从有了数字化技术以后，我们才真正感受到电影中的想象境界是令人难以想象的。难怪乔治·卢卡斯说，数字化技术“它远远超乎人们的想象，如果你着手拍摄一部电影，将你的想象力乘以十倍，你就可以进行特技制作了”。
数字技术给电影带来了人们所想到的一切。美轮美奂的天堂也好，阴森恐怖的地狱也罢，电影的世界如今成了一个无奇不有的世界。惊险的变得更加惊险，恐怖的变得更加恐怖，美丽的变得更加美丽。现在的电影变得越来越着重于它的视听感官的层面，人们会变得越来越注重于电影那种视听的享受，所以电影会变得越来越好看，会变得越来越好听。总而言之，数字化技术使电影越来越具有娱悦性和消费性。但是过分的视觉化消解了影片本来就潜在于影像背后的思想内容。电影所能提供给观众的有限的理性思考层面正在“淡出”。电影图像化的语言表意形态，使所有的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都退回到了一个原始的、梦幻的想象中的虚构世界。电影环环相扣的叙事程规和密集多变的剪辑方式，在90分钟的白日梦幻中几乎剥夺了观众所有的思考空间，数字技术又以其超强的影像化功能，把电影的直观效果推向极致。
由于数字化技术在电影制作中无奇不有的作用，运用“使电影越来越虚假，使人们判断电影就失去了一个经验，失去了一个规则，这个规则就是，我们传统电影观影经验里面人们对电影的认识，比如我们常说它对现实的表现深度以及如何表现现实生活，大家会用真实和不真实来判定它，这些数字化技术以后，这种虚拟的环境，虚拟的现实状况，虚拟的人物，它整个带来的是无法用原来的规则去解释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么我想它肯定会使原本虚假的电影更加虚假”。(陈国星语)除了从远古神话，舞台戏剧，传奇小说选取创作素材之外，虚拟时代的电影开始直接从虚拟的世界——电子游戏中汲取素材。当影片《古墓丽影》将电子游戏中的一系列程序转变为电影情节的时候，就是主人公的境遇再危险，人们也不会替她担忧。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永远不会面临真正的危机。正如清华大学传播系教授尹鸿所说的：“因为它人物关系被高度简化了。它基本上按照一个游戏程序设计的，然后把一个游戏程序设计好的人物放在一个游戏的假定空间里边去战争、去搏斗。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它的情感的含量越来越低，而且故事的叙事本身的精巧度也越来越小，而变得越来越程序化。”归根结底，数字技术所造成的影像奇观，尽管无法改变我们对一个世界的真实感受。但是它却已经改变了传统电影艺术真实的最终意义。
数码电影与观众心理
数字化电影不仅可以虚拟现实，而且还可以虚拟过去。像影片《恐龙》那样带你回到人类的史前史，去领略在想象中那里发生的一切。数字化技术使电影与生俱来的所谓记录的本性和摄影机不会说谎的“真实的神话”一起破灭，——从此电影似乎永远成了“真实的谎言”。观众在对电脑动画所制造出来的这种奇异景象叹为观止的同时，对那些仅仅还靠摄影机来拍摄的影片还能够再保持与往日同样的热情吗?清华大学传播系教授尹鸿认为，数字化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改变了我们对电影的期待，过去我们讲，我们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说电影无论是胶片或者声音，我们尽可能想要还原，我们在生活当中所得到的那样一种接受信息的方式，比如说我们说觉得它像真的，它的运动像真的，它的声音听起来像真实的，但是由于数字技术的出现它极大的刺激了所有的艺术手段的表现能力，这样它实际跟观众有一个互动关系，观众就慢慢慢慢、越来越远离一个真实的生活信息的判断。比如我们现在在电影院里听到的通过数字方式处理出来声音它已经完全跟我们还原出来的生活中的声音很不一样了”。导演滕文骥则认为：“科学的发展实际上要从电影方面说，就是为观众着想的，假如要是观众不喜欢它不会往这方面发展，它就是让你越来越真实，越来越觉得让你的所有的能够想象的空间全部被你打破。”上海大学影视学院教授陈犀禾指出：“作为一个叙事系统来说，数字技术出现以后，也对传统的电影叙事观念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传统的电影它往往是——好莱坞的传统电影它就是按照一个线性的逻辑，按照一系列排列好的情节，激发一系列规定的情绪反映，最后达到一个预定的结论，它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单性的、单线的、单向的，但是数字技术出现以后，人们现在谈论很多的就是一个交互式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导演陆川认为数字技术“会促使观众要求越来越高，对电影越来越挑剔。我觉得它对观众带来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观众对自己的视觉要求会越来越高，它只会对我们电影工作者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越来越高的挑战。作为观众，我觉得观众关注的就是人，电影中间的人和人的情感、人的命运，坦率地说我就觉得是这样的，你只要这个电影把这些人的情感、人的命运的这样一个跌荡起伏的走向能够清楚的传递给观众，观众就满足了，他不在乎说你这段用数字做的，这段是用铁做的；这段是用金属做的，还是用木头做的。这个他不在乎，他只要在乎他看到的过程中感受到人的感觉了，人的内容打动他了他就够了”。
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观众的观影经验使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自虐性的情节。他们喜欢用虚构的故事来满足自己。喜欢被制造得尽善尽美的影像所欺骗、喜欢被看不出来的特技所蒙蔽。观众已经被现代电影的技术和节奏所迷惑，他们越来越喜欢这些东西。数字化技术的产生正是在更高的层面上满足了观众这种心理欲望。一部没有数字技术所制造的视觉奇观的电影将来也许就像一部没有色彩的电影那样尽管有意义但却令人不悦。数字化技术为电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就整个电影的制作过程而言，它并没有使其更便捷，更简单，为了增加影片的观赏性现代电影的制作越来越复杂，耗资也越来越巨大。电影这架吞进金钱吐出胶片的巨大机器，正变换着浑身的解术来吸引观众。但是，当人们确信银幕上的一切都是经过数字化技术天衣无缝地制作好的虚拟影像时，也许他们宁愿看汤姆·克鲁斯在影片拍摄现场从上面跳下来的场景。因为这样来得更真实，也更有趣儿。
数字技术在改变电影的制作方式的同时，也在改变着电影的放映方式。1995年美国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的影院播放了运用数字技术制作的电子拷贝。从此，数码影院应运而生。它的诞生标志着电影已经可以不再依赖于胶片就能够和观众见面。
数码影院或称电子影院(ELECTRONICCINEMA)是指能够播放采用数字技术制作的电子“拷贝”影院放映系统。这类影院放映系统与传统影院放映系统完全不同的是：电子影院放映的是以数字技术制作的电子“拷贝”，通常以数字录像带(如D5格式)、活动硬盘(如QUTTT)、光纤传送、卫星转发等为纪录媒体或传输媒体。从整体上看，数字影像质量不仅与胶片影像质量相当，而且在某些方面优于胶片影像。如数字影像对比度高(据了解数字影像对比度为1000∶1，而常规胶片影像为400∶1)。据卢卡斯电影公司的THX技术服务公司介绍，该公司曾进行了电子影院的专项调查：92%的观众认为影像质量很好；85%的观众认为数字影像比胶片影像好；43%的观众认为清晰度很高；19%的人认为色彩很好。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在美国大约有接近40家的数码电影院在正常运作，在日本大约有两三家，在韩国有一家，中国的上海在也建成了第一家数码影院。数码电影的银幕与常规影院的银幕完全相同，其影像清晰，色彩逼真鲜艳，从整体上看，数字影像在质量上已经超过了胶片。根据卢卡斯电影公司的对数码影院的专项调查：92%的观众认为数字影像质量很好；85%的观众认为数字影像比胶片影像好。由于数码电影院它的用途很广，它的用途可以用在不单单只是播电影，也可以用在播时事的节目。比如说足球赛，它提供的声像系统就好比坐在足球场里面，在观众席的某一部分，能够把整个足球场的感受带进电影院，所以当你在电影院看这场足球赛时况转播的时候，虽然你不能亲身在足球赛场，但是你可以在电影院感受那个热烈的气氛。
近些年来，猖獗而廉价的盗版活动导致了盗版光盘的极度泛滥，它成为制约整电影产业健康发展的负面力量。数字化技术进入电影的发行放映系统之后，对盗版活动将会形成致使的打击。因为利用卫星传输的数码电影，你只需要数码拷贝，在中央发射台把这个拷贝给传送到卫星，然后通过卫星可以覆盖整个中国。将来每个地方的电影院都可以接受到这部电影。这就会把整个盗版的问题解决掉，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可以复制的胶片去盗版。
中国电影的数字化历史
中国电影正处于一个市场化的历史转型时代，怎样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电影市场机制，如何完善电影的各种政策、体制，如何面对国际上高技术、高成本电影的挑战，是当今电影界所面临的重要时代课题，同时也是一个关系到中国电影未来命运的历史问题。科学技术曾为中国电影插上了振翅九天的翅膀。电影的数字化，应该说为中国电影的发展提供了美好的前景。中国电影的数字技术是在90年代中期开始采用的，当时是从电影的声音制作开始。也就是在电影的声音音频制作方面。到现在我们影院的音响系统已经具备了六声道、八声道环绕立体声播放。这是个历史性的革命。中国电影史上最先采用数字化图型技术的影片是《秦颂》，导演周晓文用数字化技术演绎了中国古代血流成河，尸横遍野的惨烈悲壮的历史画面。张建亚导演的《大闹天宫》由于资金短缺而中途下马。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只是没有完成的这部影片的个别片段。导演张建亚当时的艺术构思已经有许多“原创性”的内容。他回顾那时的创作情况时说：“那个时候我想着有一场戏就是托塔李天王去扫荡花果山。这场戏本来设计图都已经画出来了。托塔李天王一挥手，然后狂风呼啸，姹紫嫣红的花果山一下子就变成一片黄颜色了。然后再一挥手大雨纷飞，满山遍野的树木就变成那个枯枝了。小猴子们没地方躲，全都躲在树枝上，浑身发抖。它们赶紧往水帘洞里跑啊。就看见那个水帘洞哗哗的流水突然全冻住了。小猴子钻进去给孙悟空报告，说不好了不好了，外头出事了。孙悟空那会儿正在喝酒呢。说：‘不就吃了两烂桃吗?一会儿我跟玉帝老儿说去就是’。然后再一喝酒没喝出来。一倒咚一个冰坨子。他往水帘洞外面走去，看到一群小猴子全冻在那儿，水帘洞全都整个变成那个冰窟窿了!那时候想做，我们后来还没拍到这儿，没做成。”事隔多年，导演张建亚看到了好莱坞利用数字技术制作的影片中出现了类似的情景，施瓦辛格扮演的冷冻人的神奇功力与张建亚构想的托塔李天王如出一辙，只是中国电影没有做成。尽管如此，《大闹天宫》标志着中国电影在数字化进程中的一种有益尝试。同时也反映出中国电影人对数字技术最初的艺术感觉。张建亚导演在回顾这部影片的创作时还说：“那个时候也有那种就带记忆云台的摄影机啊。但是那个大家都觉得太贵。你值得吗?你为这么一个镜头、值得去花这么多钱嘛?你是必须要吗?你一定要这个运动吗?都是这类的问题。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第一个感想就是说给我一双翅膀，但砍掉我一双脚。”作为中国首次大规模运用数字化技术制作电影的朱达电脑公司，在无力支付影片《大闹天宫》每日所需的巨额的制作资金后，不得不退出了中国电影数字化的历史舞台。电影市场化这只无形的巨手在电影数字化的时代显得更加沉重。
毫无疑问，资金是制约中国电影走向数字化道路至关重要的客观条件，所以人们在利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影片创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省钱。《横空出世》的导演陈国星说：“我们拍人们在沙漠里沸腾的场面，本来要需要两万人，那么我们调不到那么多的军队，为省钱，那么也可能我们用三千人来拍摄，最后再利用数字技术合成出两万人，借助于现代科技的手段达到同样的艺术效果，同进降低了电影的制作经费。”另外，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铁塔应该是105米高，而影片摄制组把它建成54米高的时候就已经没钱了。因为那时候已经用了90吨的钢材，花了300多万。现场不可能再去真的建造一座100米高的铁塔，这时候上面那50多米就是数字技术合成出来的。看上去这里玩儿的像是一种偷梁换柱的技术，但实际上数字技术在这里却为忠实于历史提供了必要的技术的保障。为了突出历史的真实感，影片《横空出世》将许多历史的画面进行了数字化合成。导演陈国星总结时说：“《横空出世》这个片子里，我觉得我们利用数字化技术所能做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用钱所难以拍出来的一些东西，而又是导演必须在影片中表现的那一部分东西。比如说核弹的爆炸，以及对它摧毁力的描写，不可能在现实中去引爆一颗核弹。而传统的那些记录的资料片很有限，不能满足今天观众的观赏需要，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需要跟数字技术进行合作。”与好莱坞动不动就上亿美元的资金相比，我们一部影片的制作资金的确有限。但除了资金投入的这种悬殊，在使用科技手段的观念上我们与他们也迥然不同。导演张建亚在谈到中国特技和外国特技的基本差别时说：“外国导演想到要做特技就是要花掉一点钱，他要制造一个效果。中国人想做特技的时候是想要省掉一点钱。我能不能不炸一辆车，我能不能不翻一辆车啊，你给我做个小车翻掉，你如果光为了避掉一些拍摄难度，为了省掉一点钱，那就没什么意思了。如果是要制造一种视觉冲击力，创造一种效果而且这种效果进而能影响观众对你整个影片那种理解那就值钱了。”
中国电影首次大量的使用数字化技术是从影片《紧急迫降》开始的。当时，为了填补中国电影在数字技术设备方面的空白，上影集团用巨资专门从美国购置了数字化设备。从技术上保证了这部影片创作理念的实现。为此，这部影片在中国电影史上便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事隔多年，上影电脑特技制作中心总经理朱觉在回顾这部影片时不无感慨地说：“大家都知道，在《紧急迫降》影片里边一共有9分多钟的电脑特技的镜头。这个9分多钟应该说是凝聚了中国电影人的一个心血，而且圆了中国电影人的一个梦，这个梦也就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赶上那个国外的电影制作的先进水平，这个梦，应该说从《紧急迫降》开始，那我们把这个梦给圆了。”导演张建亚算得上是中国数字化电影的先行者之一，当年的《大闹天宫》虽然未能使他在银幕上实现中国神话的旧梦，但却为他、也为中国电影的数字化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事隔多年，他又要用高科技数字技术打造中国的空中救险片。作为一部以空中飞行事故为题材的影片，数字技术的关键的是要完成对飞机空中状态的逼真再现。对数字技术情有独钟的导演张建亚一直希望在中国电影中创造出一种数字化的新空间。他不想仅仅用数字技术完成那种简单的特技。他在回顾《紧急迫降》的创作时说：“如果说简单的一个合成，就比较一般，因为画面上看去觉得比较简单，我们可以拿一个飞机，然后直接地把它的镜头拉远，但这个从视觉冲击力就不是特别强，所以当时我们设想出一个，就是说从机舱里边，摄影机从机舱里面一直是运动的，一直拉出来，然后包括一直拉到很远的地方，所以这个从整个画面的运动来说，这是非常连贯的一个镜头。所以像《紧急迫降》这种电影我给你看的角度是你永远看不到的角度，是苍蝇的视点。我跟摄影杨涛讲这个镜头你从这个地方开始，到那个地方。他说，导演那是苍蝇的视点。我讲那好你就做苍蝇。”从弥补现实中不可能拍摄的场景，到创造影片中独特的空间效果，中国电影的数字化进程在不断拓展。而以空军试飞员的生活为题材的影片《冲天飞豹》所面临的难题是导演要在一个不真实的(三维)环境中制造出一种真实的景象。有限的资金，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条件，《冲天飞豹》对导演是一次不折不扣的挑战。导演王瑞坦率地说：“毕竟是第一次。以前做过短片。比方说几秒钟的广告。现在让你做大的。做一架飞机怎么从里面蹿出俩人来，然后飞机就直接落地摔碎了!很多一开始的想法全部失败了。比方我们想让这个飞机在空中是和摄影机相对运动，而不是静止光拍它走，我的摄影机也在动。这时候就需要天地间的那么一种运动。”《冲天飞豹》的数码影像世界虽然并没有完全达到导演预期的目的，在许多场景的展现上还有“数字化的痕迹”，但是《冲天飞豹》毕竟展示了一个中国电影过去未曾展示过的历史空间。
数字化技术不仅为大场面、大制作的历史影片提供了技术支持，而且也为电影特殊场景的拍摄提供了保证。影片《大战宁沪杭》我军突击敌军暗堡群的战斗中那些纵横交错的弹道就是通过数字化技术合成的。数字技术在制造宏大的战争场面时，更显示出它的无所不能的超常技艺。它几乎可以把战争影片中的“音乐效果化，效果音乐化”(韦廉语)。就是说把音乐作为整部影片音响系统的一个声部，和爆炸的炸点和机枪的发射相配合，组成影片总体的音响效果；同时把机枪和爆炸的声音做成十六符音符，把效果录下来，再根据它的音乐节拍长度镶嵌到乐谱中去，它这种听觉的冲击是传统的电影达不到的。
除此之外，数字化技术还为电影提供了许多化妆、美容乃至整容术。导演韦廉在谈到战争影片的拍摄时说：“我相信可能我走的路跟一些导演都差不多，就是开始都是补漏，没有办法的事情就请数字技术了。比如说我拍《大战宁沪杭》四川路桥有一场战斗。我们拍现在的四川路桥，背景上有一个现代化建筑，怎么办呢，想办法削掉，当时也提心吊胆的。削得比较难。因为它有烟，烟是千变万化的，做起来不容易，但是最后还是做好了。”《大战宁沪杭》通过数字化技术，使今天的上海四川路桥又重新回到了五十年前它的旧日容貌，回到了那场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展开的殊死决战。包括现代城市马路上的交通标志，数字技术也可以让它们变得无影无踪。数字化的“电影整容术”已被越来越多的中国导演掌握，用它来弥补电影自身的种种局限。不过，随着中国电影数字化进程的不断发展，电影艺术家对数字技术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他们从最初的为影片“添窟窿”、“打补丁”，逐步过渡到用它改变电影的视觉空间。攻克台湾城堡是影片《英雄郑成功》的重场戏——为了表现海战特殊的历史场面，必须借助于数字技术在声音和影像上的支持。一贯注重影片视觉效果的导演吴子牛，这次在银幕上实现了他的又一次艺术攀登。他说：“用电脑给我带来的一个直接好处就是我把想象的东西比如说表现海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我把八艘船变成两百艘战船，其规模和气势都有了。在攻城的这场戏里就搭一个平面的城堡，最后电脑最后做出一种立体效果来，我觉得用常规电影手法是达不到的，除非你花很多很多的钱。”随着中国电影业不断地发展，数字技术正在越来越普遍地采用。在常规影片的制作当中，在那些不经意的情节展现中，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着中国电影的表述形态。导演滕文骥在拍《致命的一击》就采用了比较多的数码技术，来制造影片中的许多翻车、追车、爆炸的场面。利用数码技术来增加影片视觉的冲击力。它使汽车翻过来后可以在空中转圈。从而使电影的观看过程变成了一种视觉和心理的享受过程。数字技术的根本在于提高电影的观赏性和表现性。让观众更加爱看电影。无论是什么题材，什么类型的影片，数字技术的引进都会使它更加动人，就是一个普通的影片开场镜头。一经数字技术的装点，便有一种格外的神韵贯注其中。好像使人们不得不去关注这里将要发生的一切。
由于数字技术的应用需要大量的制作资金，在中国的电影市场尚未形成规范化所良性循环机制的时候，对于主要的国产影片来说，对数字技术的采用必然是有限的。近几年来我们采用数字技术的影片基本上都是由国家投资的主旋律影片：《冲天飞豹》、《横空出世》、《紧急迫降》，这就是说，数字化数字技术还没有作为一种纯商业性的因素进入到电影市场中来，数字化技术进入本土电影的制作领域之后，它究竟有没有商业回报，在电影市场上究竟有没有竞争力，它高额的制作成本有没有回收的可能，这一切都是未知数，都还需要市场来检验。我们现在可以说，在数字化技术方面我们已经在与世界先进国家逐步接近。但是，这一切技术的数字如果不能转换成经济的数字，换句话说，如果高额的电脑制作不能变成高额的市场回报、不能扩大我们本土电影的市场占有率，那么这种高额的资金投入就会变成高额的亏损。这些都是我们在欢呼数字化技术进入电影之后应当冷静思考的问题。
现在许多的影片往往是在影片的后期制作遇到困难时才想到利用数字化技术。而对于一部电影的总体设计来看。数字化技术必须成为它整个艺术构思的一部分。正如中国电影集团总工程师黄耀祖先生所说的那样：“策划一部电影应该是从头开始，从分镜头就要开始进入如何搞数字。哪一部分要数字来完成，哪一部分用常规特技，所以现在我们开了很多研讨会，跟很多编导、艺术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希望拍一部电影，从开始就有高科技的思路渗透到里面去，将来做起来，我们就不会有败笔。”
数字化技术在为中国的电影导演提供无限的创作空间的同时数字化电影对中国的导演、摄影、美术方方面面的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但是，数字化技术尽管对电影艺术的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导演来说数字化技术并没有使他们放弃自己一贯的艺术创作追求。导演陈国星说：“我自己我觉得不会因为高科技的在电影制作当中的运用而改变自己创作的理念，我很喜欢我们传统的中国人自己的故事，我们拍给中国人看，用低成本，不借助任何高科技手段去拍。”因为有了数字技术的科学巨手，中国电影的航船从此驶向了一个新的历史航道。它特别为本土电影的观赏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数字化技术不仅强化了影片的历史感和观赏性，而且还为中国电影的类型化提供了保证。电视电影《大沙暴》中的那些铺天盖地的狂沙，其逼真程度与我们在引进影片中所看到的景象已十分接近。它标志着中国电影在数字技术方面与国际同行逐步接近。负责该片数字技术的清华同方数码影视中心经理刘言韬在总结制作经验时说：“这个影片是灾难片，很多主角都是灾难性的场景。这些场景如果用实拍肯定的这种来拍是达不到剧本里要求的这种视觉效果的，同时也很危险。所以电脑特技制作在里面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影片里面有很多的抢险的镜头，直升飞机到当地抢险，很多的直升飞机和沙暴进行你追我赶这样的镜头，然后沙暴在后边贴着飞机很近，扑过来很惊险这样的镜头。还有一些这个直升飞机进行特技飞行，贴地飞行，还有擦着山峰飞入山谷这样的很危险的镜头，如果全用直升飞机进行拍摄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这种角度和镜头应用就能在数字技术里得到很好的发挥，在电脑虚拟制作直升飞机里面镜头可以任意地设定拍摄方向，同时在飞机的飞行特技动作上还可以任意设计，根据情景的需要，我们在后期里面通过三维制作技术，加进很多沙暴背景和前景，这样使整个飞行感觉就在沙暴中飞行，同时还做了很多沙暴就像海浪一样从飞机后扑过来，飞机在前面飞过，这样很多很惊险的镜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感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影像风格，数字化技术为不同的导演群体提供了新的创作手段，中国电影在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之后，他们对电影数字化的感受是怎么样呢?《寻枪》的导演陆川说：“我觉得这次在《寻枪》中使用这些手段之后，我自己的启发特别大，就是我觉得下一部戏完全可以更加充分的使用这种手段，它会能够更加给导演更多的自由。这次严格地说只用了六七个镜头，加起来一共三分多钟的片长，我觉得我自己挺满意的，给我的电影有一些不同的气息，我觉得下次使用的时候会更加充分地知道它的能力。因为现在很多的资金，很多制片方面的原因，很多东西拍不了。现在有了数字化技术，我现在没有想到国内已经能够做得这么好了。”电影的数字技术并不是专门用来制造灾难和战争的，数字化技术同样适用于艺术的个性发展。
在电影数字的历史浪潮中，中国的电影人已不再满足于仅仅用数字化技术去改变影片的某个镜头，某个场景。他们开始打造全新的数字电影。《青娜》便是中国目前第一部全数字电影。作为北京紫禁城三联影视发行有限公司与中华世纪坛数字传媒公司合作的一个数字短片，青娜虽然是一个虚拟的人物，但是她却融合了当代人的审美时尚。她健康，快乐，神彩飞扬，蓬勃向上。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新的艺术形象。她生动地展示数字电影的魅力。青娜是一部根据当代青年人的审美观念制作的数字电影。在制作阵容上调集了南北两地青年创作人员进行合作，通过数字技术体现出一种新的艺术理念。导演组把这个创作叫做虚拟空间的造星运动。他们找了日本的、韩国的、好莱坞的明星，根据现代的审美观点研究他们的脸部结构、五官的特征。包括眉距、鼻距、脸型、身材、最后找到一些普遍的规律之后，通过科学家的介入来研究她的身体结构和脸部结构的关系。在数字工程师和导演、美术师综合创造下，剧组作了将近有9个青娜的人像。然后再进入市场研究。在市场研究之后找到我们适龄的消费者来进行检选。选出当中最集中、最具代表性的人。再用40天时间做数字技术的制造。从而制造出了一个“有缺点的但是有现代大众审美气质的一个新像”。
数字化的陷阱
对电影来说，科学技术为它带来了一次次前所未有的变革，它使电影赢得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成果。在电影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科学技术始终是达到电影美学境界的一种手段和方法，而不是它的终极目的，更不是它的归宿。数字化技术的飞速发展，使电影艺术的表现空间日新月异。但是归根到底，数字化技术在电影中不能替代了观众对故事的观赏。如果电影的内容空虚空泛，再好的技术也只能是对内容的一种粉饰，没有恰当的表现内容，技术永远是空壳，是外表。
在世界电影史上任何一个技术的产生，任何一次科技的发明都可能有一个被“偏爱”的过程或者是“极端化”的过程，声音出现以后是这样。所以才有爱因汉姆出来捍卫传统电影的艺术纯洁性。他告诫人们有声电影的出现将会损害电影纯视觉的艺术本性，并且提出了无声电影在当时的“新技术时代的生存权问题”，同时对滥用声音的可能产生的“声灾”提出警告。然而，使爱因汉姆不可抗拒的是声音进入电影的真正力量在于它彻底改变了无声电影在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时的狭窄性，从而使电影在表现层面上更加逼近现实世界的原生形态。现在的数字技术也许正处在这样一个被“极端化”的历史过程之中。电影生来就被称之为白日梦幻。数字化技术使这种梦幻在外在形态上越来越趋于现实化的同时，在内容上也将人的种种欲望演变成各种各样的故事形式。
因为数字化技术的进入，传统电影与观众那种以直观的情感交流为核心的亲缘关系也被无情地打破了。观众从此不再相信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由真实的现实世界所组成的感性天地，电影成了一种真正的电脑游戏。
无论是冲天的巨浪还是飞掠的流云，数字技术都是针对对影片的总体美学风格进行设计制作，并为影片的叙事主题服务的。如今的数字技术已可以合成出非常逼真的爆炸、烟云、流沙、风暴的效果。而所有这些模仿自然现象的目的也都是针对着影片中的人。对于观众来说，他不关心这个电影是记录在胶片上的，还是记录在计算机硬盘上的，也不关心导演是利用了常规的特技还是采用了数字技术，他关心的是它在屏幕上显示出来的那种影像效果是否能够打动人，感染人。导演韦廉说：“我们不是在那儿纯粹玩技术，数字技术它要服从你的艺术表现，它是艺术表现的一部分，你要纯粹玩数字技术，那就不是电影了。电影的根本在于运用它的。”所以，技术的运用归根结底恐怕还得服从艺术整体上的需要。如滕文骥导演所说的：“主席在天安门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现在恐怕就那个话筒出来的声音最好听。你要用数字化技术把它变化了以后可能还不行。变化了以后那个声音感觉不像了。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当时就是那样。这就是那个时代，过去的或者是最简单的录音机录下来的这种声音最亲切。”因为电影最终还是反映人、表现人的，数字技术只有在丰富和强化表现人的情感世界时才是根本。而当它使电影远离了这个宗旨的时候，就走向了它的迷途。数字化技术可以把电影的外形弄得面目全非，但是它依然不能改变人们对电影与生俱来的期待，他们想在电影中看到人的内心，人的情感，人的灵魂。
到目前为止，面对滚滚而来的电脑数字技术，成龙是第一个公开声明要拒绝采用电脑技术的电影人，他的一系列影片公开与数字化相抗衡。无论是火海、是悬崖、是摩天大楼、是高挂的彩灯，成龙都会只身前往，从不后退。如果我们把电脑称之为吞噬电影世界的“魔鬼”的话，那么成龙现在是它惟一的克星。成龙在拍摄《龙旋风》时还坚定地说：“我就要像跟他们特别，特别之处我是不需要用电脑，有特技。我还是走我以前走开的路子。我能跳多高就跳多高，我能打多快就打多快，我不需要电脑合成去帮我忙，这样我的电影在世界上就有一定的风格。不管现在美国他们的动作片有多强，我的电影是有我自己的特点。他们知道成龙作品是用真功夫，是真动作，是不需要电脑、不需要科技去帮我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