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群众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文化领域，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是先进文化的主要来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中自始至终都贯彻着群众路线方法。
首先，毛泽东坚持群众路线，界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属性。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P.708-709）其中，所谓大众的文化，是指“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P.708）不管是封建阶级的文化，还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他们的文化都是为了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的统治以更好地服务统治阶级。而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工农劳苦民众服务的，是属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以往的剥削阶级的文化明确区分开来。其次，毛泽东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社会文化领域，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他的火力就打不到敌人。”[3]（P.708）可见人民群众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没有人能够脱离人民群众而创造出真正的文学作品。如何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即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方法。最后，毛泽东指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方式。毛泽东说：“人民生活中本来就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成的东西，但也是最深刻、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4]（P.860）因此，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具体来说就是文艺工作者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记录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收集整理后，再将其与自己的作品有机结合起来，便于人民群众更好地掌握。发展先进文化必须深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听群众所言，想群众所想，才能创造出既适应群众需要又能提高群众素质的文化作品。
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毛泽东对“实事求是”赋予了新的哲学含义，他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5]（P.801）实事求是是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从世界观看，世界是客观的物质世界；从方法论看，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便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的”含义：一是意味着主观与客观相一致，二是正确处理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研究过程中，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首先，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认清新民主主义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大批知识分子在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后来到根据地，他们中很多人长期生活在国民党统治之下，或多或少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对当时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毛泽东认清这一情况后，实事求是地提出了将文艺工作与工农兵相结合的方针，以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相结合，创造出真正为大众所需的文化。其次，毛泽东为了保证能够做到实事求是，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调查研究是理论联系实际最有效的方法，也是毛泽东一贯主张践行的方法。早在“五四”运动前期，毛泽东就倡导对国情的研究。究其一生，毛泽东始终都在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实事求是的过程，没有调查研究，就无法知道人民群众真正需要的文化，也就无法创造出为人民所需的文学艺术，也就无法促进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因此，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必须重视调查研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最后，毛泽东坚持“扬弃”的方法，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内涵要求正确处理各种文化之间的关系，从纵向看，是正确处理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从横向看是正确处理与外来文化的关系。毛泽东始终坚持着“扬弃”的分析方法，批判“全盘西化”论和“文化复古主义”两个错误的观念。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毛泽东强调：“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踢出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表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6]（P.707-708）即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待外来文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材料”。[7]（P.706）但不能毫无原则地全盘吸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对此，毛泽东提出：“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肠胃运动，松紧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8]（P.707）即对待外来文化，也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一、高度重视文化对于革命和建设的重要作用，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高度重视文化的重要作用，首先要强化阵地意识。在这一方面，毛泽东维护文化安全的思想主要包括“地位论”“内容论”“方向论”和“队伍论”四个层次。
1.关于文化的作用和地位。“文化之盛衰，民族之兴亡系之。”［1］p255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2］p110他还指出：“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3］p1011在革命战争中，“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4］p866。
毛泽东进一步指出，革命的文化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他战线无法替代的重要战线，“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5］p847
在论述文化直接作用的基础上，毛泽东进一步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中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高度，分析了文化的地位。毛泽东认为，革命文化建设，是整个中国社会“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所必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庄严宣告：“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出现于世界。”［6］p345
2.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建设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构想，并努力付诸实践，促进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文化创立、发展与繁荣。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重要著作中，对如何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做了系统阐述，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3.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他进一步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7］p350
4.注重培养社会主义文化人才队伍。文化安全，关键在人，关键取决于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是否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者的手里。因此，毛泽东关于维护文化安全的队伍建设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即知识分子（传播者）、党员干部（领导者）以及青少年学生（传承者）等主要社会阶层。
关于知识分子。早在1939年，党中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就指出，中国革命“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必须认识到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条件之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还进一步提出，“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8］p462。建设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是毛泽东文化思想体系中的一个伟大战略构想，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关于党员干部队伍。毛泽东一贯重视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多次强调，正确的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是决定因素。毛泽东尤其强调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理论素质。1929年11月，毛泽东受命到红四军工作，发现那里“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就给中央写信，请中央邮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即《论列宁主义基础》）及党报党刊，叮嘱收信者“勿以小事弃置”。在谈到学习文化和理论的好处，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
关于青少年学生。毛泽东高度关心青少年学生的健康成长，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歧不断加剧和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攻势不断加剧时，毛泽东更加认识到，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第一，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第二，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第三，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第四，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第五，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二、对待中外文化现象要有兼收并蓄、求同存异的雅量
文化是否安全往往表现在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交流、碰撞中发生的，是文化交流、传播的客观结果或主观感受。如何对待其他文化现象，维护文化安全，毛泽东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审时度势，提出了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文化现象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原则。
转贴于
1.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 对待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的过程中，针对社会上存在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他提出要在全党树立起对待历史文化遗产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因为，封建时代的文化，也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也有非封建乃至反封建的。我们要注意区分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总之，对待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应是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
古为今用的主要目的。第一，认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提高民族的自信心。第二，民族的文化传统是中国国情民族特点一个重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现时代的革命和建设，都不能脱离中国的历史和传统。第三，学习历史，学习历史的文化遗产，是为了创造新的文化。毛泽东多次指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人”，继承和借鉴不能代替自己的创造。为了达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目的，对于古人创造的文化遗产，我们不仅要联系当时的实际，科学地分析它的历史价值，肯定它的历史地位，而且还要从今天现实的情况和需要出发，研究他们对今天的价值和意义。
2.对待外国文化的基本原则。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系统地说明了学习外国进步文化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种工作过去做得很不够，例如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
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新的建设要求，毛泽东在总结我国经验和苏联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1956年4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十大关系，其中就包括中外关系，再次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毛泽东还特别指出坚决抵制和反对外国资产阶级的腐朽制度和思想作风，同向外国学习、向资本主义国家长处学习是不矛盾的。毛泽东提出了“洋为中用”的思想。第一，吸收和借鉴外国的东西，要从中国实际需要出发。第二，毛泽东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原理，指出中西文化关系中存在着一个共性与个性的关系。他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中的“体”“用”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中学与西学不是“体”“用”的关系：“学”是指基本理论，是“中外一致，不应该分中西”，但中外的表现形式应该是多样的，这就是民族特点、形式和风格。第三，学习外国的东西是为了发展中国的现代民族文化。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认为，“‘搬’也是要搬一些的”，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不中不西的也可以搞一些，非驴非马也可以。洋为中用，就是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一切有用的成分，最后达到中国优秀文化与外国优秀文化的有机融合，创造出既不同于外国，又不同于古代中国文化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新形式和新风格。文化上对外国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3.对待宗教文化的基本思路。宗教存在是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因此，对待信教问题要遵循思想认识发展自身的特点来解决。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指出，宗教的存在是长期的，宗教的消亡是几百年的事。他认为，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各种思想认识问题，必须遵循思想认识的特点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列主义。”［9］p209
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1945年4月，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根据信教自由的原则，中国解放区容许各派宗教的存在。不论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佛教及其他宗教，只要教徒们遵守人民政府法律，人民政府就给以保护。信教的和不信教的各有他们的自由，不许加以强迫或歧视。”在1956年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宗教信仰自由，可以是先信后不信，也可以是先不信后信。
从文化功能上看待和把握宗教问题，把宗教当作一门科学来研究。毛泽东在认定宗教是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同时，还认为宗教是一种文化而非一般的迷信，并强调寻求其合理的内核与精华，对宗教文化的载体，如寺庙等要求给予重视和研究。他说：“群众中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是不行的。”［10］p2161963年12月，毛泽东提出对宗教问题要进行认真的科学研究。他说：“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都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11］p353
将宗教问题和宗教工作纳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体范畴。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我们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12］p368
三、强基固本，建立属于自己民族的、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构筑维护文化安全的坚实屏障
社会现实表明，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一种意识形态，要得到群众接受，依靠政权的推动与维护是必不可少的，但根本上只能依靠真理，以理服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转贴于
群众，满足群众需要，这是维护文化安全的治本之策。
1.新文化要民族化，必须体现自己的民族特点。因为每个民族的文化，其形成和发展总是受该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心理和传统习俗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其内容和形式，总是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文化，具有或显或隐的个性特征。所以新文化建设要能体现本民族的特点。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观点，明确强调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论断表明，一种文化只有有了自己民族的根基，才会枝繁叶茂，才会在激烈的文化交锋中傲然屹立。
站在当代的立场，我们通常把思想文化资源按照其时间、地域、性质以及约定俗成等因素而综合划分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西方思想文化，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属于西方思想文化，但由于它在中国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通常把它从西方思想文化中独立出来。而以西方思想文化称谓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有时也称之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本文则称之为“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以示区别。从思想资源来说，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来源是多方面的，其关系非常复杂。那些认为毛泽东思想与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之间没有联系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至少是表面的。
我认为，毛泽东所接受的思想中，或者，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当然是第一位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第二位的，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只不过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比较表面和直接，而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在毛泽东思想中则是潜藏的，比较深层。事实上，毛泽东在他人生的学习的最重要阶段即二十岁左右（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这是一个“容易接受的年龄”）主要学习的恰恰既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而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18岁之前，毛泽东所学的知识主要是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的儒家文化诸如“四书”、“五经”之类的，18岁到长沙之后就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所谓“新思想”、“新文化”、“新思潮”其实就是西方文化、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以及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等。毛泽东自己说：“在这段自修期间，我读了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我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一幅世界地图，怀着很大的兴趣研究了它。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的一部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着作，斯宾塞的《逻辑》和孟德斯鸠写的一本关于法律的书。我在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4页，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注：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文集》，129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斯诺的《西行漫记》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可参见此书。）所谓“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其实都是西方哲学人文思想。长沙时期是毛泽东读书的最重要时期，对于求知有着强烈欲望、酷爱读书的毛泽东来说，这一时期所读之书肯定远不止上面所提到的这些。而毛泽东在读这些书时的感受如何，由于资料的缺乏，可能永远是谜了，所幸的是，毛泽东在长沙时所读的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一书还被保存下来，从密密麻麻的批注来看，毛泽东对这本书是读得非常认真的，后来当这本书“物归原主”时，他还说：“只因那时我们学的都是唯心论一派的学说……它使我对于批判读过的书，分析所接触的问题，得到了启发和帮助”（注：毛泽东1950年同周世钊的谈话，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上册），139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
许多的证据表明，毛泽东在年轻时曾阅读了大量的中西资产阶级的书籍，认真学习了中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学说，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这一事实，而在于如何评论这一事实。毛泽东在青年时期所接受的西方哲学人文思想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青年时期是学习的黄金时期，是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最容易接受的时期，一旦接受，终身难忘。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可以说深深地印刻在他的思想深处，并终身起作用。虽然毛泽东后来更看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诸如《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等对他的影响，但如果没有早期所接受的资产阶级思想作为基础，毛泽东是不可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一下子跳跃到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24岁才知道马克思，从此终身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毛泽东的历史并不能从此抽刀割断。事实上，毛泽东后来多次从“二元对立”的哲学观点出发强调学习西方哲学的重要性，认为不懂西方哲学，就不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而且，意味深长的是，马克思主义最初就是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思潮的一种而传播进中国的，只是后来由于特定的政治时局的原因它才从西方文化中独立出来作为一种独特的异质文化。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中国本土产生的，它本质上是西方的，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接受了西方，我们不能因为后来中西方的敌对关系而完全否定西方，甚至否定西方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入侵”中国，其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它给自古以来自尊自强的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种伤害至今犹存，以至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外交上的敏感问题。另一方面，洋枪、洋炮、洋文化又给古老的中国带来了新的冲击、挑战、机遇，中国被迫从古代向近代转型以至最后向现代转型。对于后一方面，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我们过去对这一问题重视得很不够。其实，西方对中国的“正面”影响远大于它的“负面”影响，中国人一方面仇视西方，但另一方面又很理智地承认西方的先进并勇敢地向它学习，这正是中国民族精神中最可贵的地方。
谈及毛泽东，大家耳熟能详，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卓越的leader，是politician，是militarist。他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领袖，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名共和国的缔造者和领导人，诗人，书法家。这是我们的领袖，也是中华人民的救星。他为了实现革命目标奋斗了一生，战斗了一生，虽然有挫折但最终赢得了伟大的胜利，这和他的深刻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他的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种具有中国作风的中国气派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完全是中国的东西。在内容上，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并把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的总结和概括，使之上升为理论，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形式上，它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成中国的民族形式。即：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政策。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毛泽东思想包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政策和策略、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多个方面的内容以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三个活的灵魂。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本本”或“原则”出发；就是理论联系实际，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实践观，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路线。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运用在党的全部活动中，而形成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是对党和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群众路线是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决定的，是实现党的宗旨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根本方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正如邓小平所说：“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
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是贯穿于毛泽东思想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毛泽东思想是中华儿女近代百多年用血肉艰苦卓绝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在深层面探究社会发展的科学，是人民建设新中国，打败国内外敌人，战无不胜的伟大思想武器。虽说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也产生过一些局部利益的不公平，甚至于显现出具体“方式、方法”上的粗枝大叶，在实践中犯了一些盲目冒进的错误（如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但这是值得当代总结经验教训的。尤其是当时是受国内外时局恶劣的境况困扰，出现不足之处与错误之处也是难以避免的，但这些都不能抹杀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功绩和不朽的历史意义。
其次是关于“邓小平理论”的个人心得体会：邓小平曾经说过：“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在邓小平的诸多话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一句。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他的英名、业绩、思想、风范永载史册，他将永远为中国人民所怀念。
邓小平最伟大之处，莫过于他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改革开放的提出。在这届会议上邓小平所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其精髓。所谓精髓，是指贯穿一切的东西。之所以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原因在于：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始终，是邓小平理论创立的思想前提、理论基础，也是邓小平理论建构的基本方法论；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每一个重大问题，成为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的指导性线索。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都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社会生活和实践的变化研究新情况，回答新问题，解决新矛盾，作出新结论的思想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每一重大问题的核心和灵魂。
作为根本的立场观点方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邓小平理论的始终。只有正确地并坚定不移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者能全面地正确地领会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在重新恢复和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过程中，进一步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概括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一概括第一次把实事求是作为由四个基本要素所构成的统一整体来把握，把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进到一个系统化整体化的阶段。这四个基本要素是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的，同时它们又有各自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实事求是是这条思想路线的核心和根本点。
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愿望。它统一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意志，为继续推进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向前发展，为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体现中国共产党锐意改革、奋发进取的形象指明了方向。
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党和人民锐意改革，努力奋斗，整个国家焕发出了勃勃生机，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变化。社会生产力获得新的解放。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断巩固。十一亿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正在向小康迈进。我国经济建设上了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上了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在世界风云急剧变幻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邓小平推行的种种举措帮助数亿中国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摆脱了贫困，这是史无前例的功绩。邓小平推动中国走向繁荣和现代化，走向成为一个世界强国的未来。
我们当代大学生要树立起远大的理想，面对逆境不折不挠、韬光养晦，为祖国时刻准备着贡献自己的力量。须知，机会永远都是为有准备的人留着。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是由人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交织、共同作用构成的实践活动,文化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以人类本身的进化发展来说明文化的重要性。他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进一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人类拥有的文化越多,越脱离必然王国而越接近自由王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论证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关系,既充分肯定了物质生产的终极决定力量。又充分肯定了精神生产对物质生产的巨大反作用力量。实现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奠定了他们在科学史上的不朽价值。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至理名言深刻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是对精神文化重要作用的高度褒奖。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政党,重视文化建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指导革命实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艰巨的文化建设任务,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长期统治中国的目的,在其占领区内,建立奴化教育的统治机构与制度,提倡与利用中国买办性的封建主义文化,培植为他们奴役中国人民服务的奴化文化。这种文化奴化政策,消弭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精神,加深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危机。因此,为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实现国家解放民族独立,必须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必须组织起革命文化大军,用革命文化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化文化。毛泽东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文化斗争,是没有硝烟的斗争,是另一条革命的战线,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共产党既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军事大军,又要组织起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从文武两条战线展开斗争,使日本侵略者,不仅在军事上遭到打击,在精神文化上也要遭到打击,加速其失败,文化是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在毛泽东看来,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不仅仅是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民族独立的需要,而且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目标之一,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需要。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在毛泽东所设想构建的新中国里,文化具有重要位置,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文化任何社会都是建立不起来的,文化与政治、经济三位一体,有机统一,不可分割。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再次把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确立为未来新中国的基本目标之一,强调“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要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毫无疑问,文化建设是毛泽东所追求和确立的国家建设重要目标之一。
二、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
任何一种文化形态都以其特定的指导思想为核心,从而决定着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是历经百般挫折、千辛万苦的历史必然。近代以来,面对中华民族文化危机,中国的仁人志士不断努力探索文化启蒙与文化复兴的道路。从洋务派对器物文化的青睐,到维新派对政治文化的关注,再到新文化运动对观念文化的变革;从“中体西用”,到“西体中用”,再到“中西综合”;从文化保守主义,到文化自由主义,再到文化激进主义等等,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开启了中国新的文化自觉之路,执着地探索着一种新型现代文化,期间经历了漫长曲折的道路,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始终没有找到中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毛泽东指出:“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那时的所谓学校、新学、西学。基本上都是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说基本上,是说那中间还夹杂了许多中国的封建余毒在内)。在当时,这种所谓新学的思想,有同中国封建思想斗争的革命作用,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可是,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和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它的失败是必然的。”“五四”运动催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思想的首次大解放,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五四以后,面对各种社会思潮和救国学说,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在比较中甄别,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俄国人的道路是没有办法后的唯一正确道路,于是他们决心向俄国人学习,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口’开辟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道路。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面貌发生了根本改变。
马克思主义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使中国革命和思想文化建设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实践论》、《矛盾论》和《辩证法唯物论》等着作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作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正确的科学理论,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辨证法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最完备的、哲学的科学”。“这个理论一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毛泽东指出,“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马克思创立了许多学说,如党的学说、民族学说、阶级斗争学说、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文学艺术理论等等,也都应当当作合用的工具来看待”。为了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毛泽东号召广大文化工作者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广大的文艺工作者是文化建设的生力军,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穿单扁竿壮放憋虱铂僵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能动地反映当今世界、当代中国的新变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视野,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典范。
毛泽东思想是我党的指导思想，研究“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1935—1941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酝酿时期。“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概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特定原因的。
(一)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不断深化。在如何对待马列主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内曾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与方法。以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教条地对待马列主义，简单、机械地照抄照搬马列主义与苏联经验，把马列主义条文与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实质上就是割裂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联系。陈独秀右倾主义与随后出现的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就是教条主义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现实体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共产党人则注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认真学习、深入研究和灵活运用马列主义，并逐步学会了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从政治、经济、军事等视角，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的理论阐述与深刻总结，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
(二)毛泽东在党内领导地位的确立与毛泽东的思想成为党的政治思想的主流。1935年初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毛泽东政治生涯的重大转折点。1936年12月，毛泽东成为中央军委主席。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主席。至此，毛泽东成为我党、我军的最高领导者。与此同时，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长征，发展了陕甘根据地，领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着毛泽东政治地位的确立及其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伟大贡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日益受到党内的信服与拥护，成为党内政治思想的主流。
(三)学习马列主义、研究党史与整风运动的开展。到达陕北后，在党中央与毛泽东号召下，党内兴起了学习马列、研究党史和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的热潮。1941年到1942年，中共中央编辑出版《六大以来》、《六大以前》，用马列主义理论为指导，系统地研究和总结了建党以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这两书共收录毛泽东的著作近百篇，是党宣传毛泽东的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四十年代初的整风运动是党内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列主义教育运动，清算了党内各种错误思想路线，使全党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理论正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典范。
(四)特定的国际与国内形势。三十年代末以来，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日趋式微，并最终于1943年解散，这就为中国共产党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客观上推动了党对确立党内指导思想问题的探索与研究。在国内，国民党积极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力宣扬“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大肆攻击共产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企图从根本上取消马列主义与中国共产党。这就需要党在政治上突出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在政治思想上树立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反击国民党猖狂进攻的重要方法与内容。可以说，中国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孕育着“毛泽东思想”概念的产生。
二 1942—1944年，这是“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时期。
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积极贡献。1941年，张如心相继发表《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学习和掌握毛泽东的理论和策略》等文。张如心提出“毛泽东的思想”一词，这已涉及到毛泽东思想的命名问题。
党的领导人对“毛泽东思想”概念的命名做出巨大的贡献。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纷纷发表文章，宣传毛泽东的思想在我党思想理论中的领导地位。其中，王稼祥于1943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该文首次出现“毛泽东思想”概念，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王稼祥在全党酝酿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思想”概念，作为首创者的贡献是应充分肯定的。从此，“毛泽东思想”概念逐步为党内同志的普遍认同与接受。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研究特点/发展趋势
Maozedong Thought/characteristic of study/trend of development
【 正 文】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人，我们对近20年来我国学者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发展阶段，以及当前研究的特点、在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一概述。
一、近20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
20年前，研究者还难以把握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学术研究一度让位于政治评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形成和发展、科学体系等作了科学的论述，它标志着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真正突破，也使毛泽东思想研究进入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学术境界。
首先，表现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自1983年以来，相继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上下册）《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哲学批注》《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总计700多万字，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打下了基础。同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张闻天、董必武、彭真、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也为研究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提供了条件。
其次，表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地普遍展开。此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业学术队伍渐次形成，有关的论文和著作，除少量的宣传、阐释及教科书之外，绝大多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或探索性。就内容来看，既有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研究，也有对毛泽东哲学、伦理、教育、文艺、军事、经济等思想的深层次研究；就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来看，既有通史式的透视、断代史式的剖析，也有就部分专题而展开的纵横结合的考察。
再次，表现为学术团体和专业研究刊物的不断涌现。全国性和各省市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术团体相继成立，高校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开出了《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等课程，一些研究机构相继创办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论坛》《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后两种现已停刊）等刊物。
毛泽东思想研究在社会科学学科林立的情况下，成为独立特色的独立科学，且具有国际影响。近20年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专著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围绕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出现的新情况进行理论思考。研究者的笔触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新的角度发掘毛泽东思想中具有重要价值、需要继续发挥的东西；二是毛泽东思想在当前的运用和发展，对现实具有重要指挥意义和起借鉴作用的东西。在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准确评价之基础上兴起的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由于学术禁区的不断被打破、专业研究者学术心态的日趋自由和宽松，20余年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
二、近20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阶段
1981年至1986年，是开拓进取阶段。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做出的科学评价，为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依据。但研究仅是初步的，有创建性的成果尚不多见，而且以“注释”为特色，关于毛泽东生平、著作、思想体系研究的专著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学者的毛泽东思想研究，由于他们接触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公开的大量档案资料，同时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影响，一些左翼研究者觉察到过去研究的表面性和片面性，在修改、调整、充实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了更高层次的研究，与国内学者的交往也日益增多。梁怡指出，澳大利亚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在近20年发展得比较快，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果。由于政治气候变化，虽然前苏联、东欧学者的攻击性论著剧减，但第三世界的“毛泽东热”也明显减退。
1987年至1993年，是逐步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研究团体和大型学术活动增多，领域得到拓宽，研究人员由分散趋向集中，选题由自发议定走向统一规划。有十几个省市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组织，如全国性团体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地方性团体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呈全方位态势深入展开，并且与错误思潮有所交锋（少数研究者带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著述，曾经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综合性的研究朝辞书、丛书方向倾斜，有《毛泽东思想辞典》《毛泽东风范辞典》《毛泽东著作大辞典》《毛泽东墨迹大辞典》《毛泽东诗词大辞典》《毛泽东大观》《毛泽东思想宝库》等工具书和《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与实践》《毛泽东的艺术世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等大型丛书。1993年以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学术活动频繁，研究进入高潮。
1994年至今，是稳定发展阶段。1994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一定进度。王世谊等认为，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研究毛泽东思想，从研究中看到了新的内容和开拓了新的实践，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回答新问题中不断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时期主要是结合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重要论述进行研究，从而丰富和拓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同时，有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不提及，这就是在1998年随着周恩来、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的相继到来，中共有关部门主持召开的两个高水平的全国大型学术讨论会，以及随后召开的纪念张闻天诞辰100周年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这些会议，既检阅了学术界对他们个人思想研究的新成果，也进一步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三、当前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特点
回顾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后的研究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把1993年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的话，那么1993年以来则是在这一高水平的基础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成果的不断出现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较高的起点。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无不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其中有许多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思想。一直以来，这些著作的出版和发行，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一系列著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专题文集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为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得研究的水平能够长期保持在较高的起点上。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新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集如《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注集》等，虽然早在1993年就已出版，但真正对它们的消化和吸收，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研究，却是在1993年之后。可以这样说，自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来，正是随着上述一系列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领袖人物著作和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才使得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
二是新视野的不断开阔对毛泽东思想研究拓展了发展空间。
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来，有关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平、事业、思想的研究著作也进入了出版高峰期。有影响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真实地记述了毛泽东建国前的实践活动，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则根据毛泽东的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等大量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一部比较翔实的传史，不仅再现了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的一生，而且再现了作为理论家的毛泽东的一生。
在此期间，《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朱德传》《朱德年谱》《陈云年谱》等著作也相继出版，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199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了大型文献记录片《毛泽东》，为直观形象地感知和发掘伟人的思想内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邓小平》《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传记以及《毛泽东在浙江》《毛泽东与上海》等资料，无疑有助于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并使得研究者过去许多的结论不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总而言之，不仅仅局限于毛泽东等人的一些理论著作，而是从他们的全部实践活动，包括个人经历乃至情感兴趣，去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去把握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他们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建树。
三是新领域的不断拓宽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些过去未曾涉猎和较少涉猎的领域，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重点。如对毛泽东关于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呈上升趋势。不仅一些哲学工作者写出了研究文章，而且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也拿起笔来，向人们介绍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理解。吴军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伟大实践基础上成就的，是对古代哲学、近代哲学智力水平的全面突破和提升。除此之外，近年关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艺术哲学和美学实践，以及“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等观点的探讨，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曾军指出：近20年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进一步走上组织化、规模化和系统化的轨道。一些过去有所研究或取得一定成果的领域，开始向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方向发展。如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这一工作实际上早就在做，而且取得了大量专题性的成果。但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要真正跃上一个台阶，必须建立在对6卷本的《毛泽东军事文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之后。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必将丰富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各地高校、各级党校纷纷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等课程，向广大学生和学员系统地讲授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对它们的科学体系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新的探讨和新的表述。
一些过去已经有过比较深入、全面研究的领域，近几年来又开始表现出向阶段化、专题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以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为例，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一系列专著相继问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多卷本或大部头的形式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如四川社会科学院编写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和湘潭大学编写的《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尤其是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史论结合，夹叙夹议，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以至使近几年来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表现出了重在抗战时期的阶段化的特征。与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向阶段化发展相对应，关于毛泽东思想原理的研究，近几年来表现出向专题化发展的趋势。其中，如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关于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关于经济建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都在研究中比较热门。此外，随着江泽民关于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要培育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三个代表”等讲话的发表，又开始引导人们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专题研究。
四是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更好的途径。
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使得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与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表现在人们更加注意从历史的实际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这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探讨，而且是同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验总结。例如，王湘军指出，以“双百”“双用”方针为核心的毛泽东文化思想，已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的基点和支撑。
毛泽东思想研究还表现出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特征，人们在结合历史实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理论研究还必须结合今天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毛泽东关于反腐倡廉、关于加强政党建设、关于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等的论述，都能够引起人们很大的研究兴趣。例如，刘泽雨指出，毛泽东非常注意加强党风建设，并把执政党建设与廉政建设一起抓。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高潮的出现，以及江泽民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因此，近些年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亮点。
四、当前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注重它的时代特征是所有专家一致关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教授认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一要与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相结合。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是这么做的，对毛泽东思想更应如此。因为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它经历的时间差不多为半个世纪。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有机结合，更是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传统可以超越，但不可以被省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由此出发和成长的最深层次的根基和文化渊源。同时，毛泽东又在革命建设实践及其理论形成过程中，以马列主义作为思想指导，自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至重建。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文明步入现代化的文化标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直面现代化进程中于20世纪所形成的最高典范。二要与时代和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如果结合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实际来研究，就会看到：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一种思想、理论所不能代替的。三要有高度的针对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其产生和发展都是诊断当时的“左”的教条主义和错误思潮、观点而提出的。今天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既要联系它产生时的高度针对性，也要重视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这样，才能使人感到亲切，感到解渴，感到能解决问题。
当前，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以下趋势：
趋势之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加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的兴起，不仅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毛泽东长期以来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正是紧紧地抓住了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如何正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自中共十五大明确地提出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以来，理论界对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热烈的讨论。其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一脉相承，两个阶段。一脉相承，承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没有这个结合，那就是教条主义，难以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实际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从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两个阶段，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思想阶段，后一个阶段是邓小平理论阶段，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新道路、开拓了新局面。两个阶段的关系，有继承、发展与继承、纠正和发展的争论。关于比较研究的背景，中央党史研究室郑谦研究员认为，应着眼于被比较的理论所处的时代背景。关于比较研究的标准问题，许全兴教授认为，只能是实践。[9]
趋势之二：重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研究，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
根据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重新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十分必要。田克勤、田岩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其理论渊源。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从各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永远在符合时代进步潮流和中国发展方向的位置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强调先进性，二是强调广泛的代表性。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其丰富的内涵贯穿了一条主线，即怎么使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在各种复杂的斗争中能够保持它的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成为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另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倡导了党的三大作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格化，要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来体现，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看到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的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归根到底是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塑造和养成优秀的党风来实现的，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一条相当成功的经验。[10]
趋势之三：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将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着重于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其根本内容与跨世纪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遇到的重大课题有许多相类似的层面。例如：在新旧体制转轨、封闭开放相互冲突的条件下，在持续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如何使中国既要不断地改革开放，又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既要不断地摄取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和优秀的文化，又要坚决地抵御和积极清除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既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推动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又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等。重新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必将给人民以深刻启迪和帮助。石仲泉等认为，研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就充分地肯定了毛泽东探索的积极意义。[11]汪杰指出，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生的错误是有其原因的，并将真理与失误交织、成就和缺点共生之复杂景图呈现在人民面前，必然给研究工作带来新的启示。[12]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较之以前，资料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领域有所更新，方法有所改进。但是，也有不少的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的心态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不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消化和吸收；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写论文往往容易落入常规俗套，缺乏新的视角、新的表达方式；研究的方法过于单一，就事论事的多一些，盲目比附的多一些，读后给人的印象不深；研究的创新意识不足，观点雷同的不少，课题重复较多，缺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有力度的理论分析，缺乏能够开创研究新局面的力作。但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将有一批力作推出，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水平。
参考文献
梁怡.国外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考察——澳大利亚部分[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9，(2).
王世谊，郭渐强.毛泽东思想研究：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吴军.中国哲学的“和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和历史地位评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5).
曾军.熔铸时代精神深化系统研究——二十年来国内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8，(3).
王湘军.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2).
刘泽雨.毛泽东党风建设的理论建树和若干特点[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6).
庄福龄.简论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J].毛泽东邓小平理沦研究，1999，(6).
郑谦.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
[9] 许全兴.着眼于理论的新发展进行比较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
【关 键 词】毛泽东思想/研究特点/发展趋势
Maozedong Thought/characteristic of study/trend of development
【 正 文】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为纪念这位伟人，我们对近20年来我国学者开展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发展阶段，以及当前研究的特点、在未来的发展趋势等问题，作一概述。
一、近20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基本状况
20年前，研究者还难以把握政治与学术的界限，学术研究一度让位于政治评论。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形成和发展、科学体系等作了科学的论述，它标志着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真正突破，也使毛泽东思想研究进入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学术境界。
首先，表现在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着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自1983年以来，相继出版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上下册）《毛泽东诗词选》《毛泽东哲学批注》《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总计700多万字，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打下了基础。同时，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任弼时、张闻天、董必武、彭真、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着作和党的重要文献陆续出版，也为研究作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及其发展提供了条件。
其次，表现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多层次地普遍展开。此间，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专业学术队伍渐次形成，有关的论文和着作，除少量的宣传、阐释及教科书之外，绝大多数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或探索性。就内容来看，既有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研究，也有对毛泽东哲学、伦理、教育、文艺、军事、经济等思想的深层次研究；就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来看，既有通史式的透视、断代史式的剖析，也有就部分专题而展开的纵横结合的考察。
再次，表现为学术团体和专业研究刊物的不断涌现。全国性和各省市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术团体相继成立，高校为本科生或研究生开出了《毛泽东思想概论》《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等课程，一些研究机构相继创办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毛泽东思想论坛》《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后两种现已停刊）等刊物。
毛泽东思想研究在社会科学学科林立的情况下，成为独立特色的独立科学，且具有国际影响。近20年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专着有一个显着特点，就是把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结合起来，围绕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出现的新情况进行理论思考。研究者的笔触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从新的角度发掘毛泽东思想中具有重要价值、需要继续发挥的东西；二是毛泽东思想在当前的运用和发展，对现实具有重要指挥意义和起借鉴作用的东西。在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做出科学准确评价之基础上兴起的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研究，由于学术禁区的不断被打破、专业研究者学术心态的日趋自由和宽松，20余年来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长足进步。
二、近20年来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阶段
1981年至1986年，是开拓进取阶段。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做出的科学评价，为理论工作者的研究提供了依据。但研究仅是初步的，有创建性的成果尚不多见，而且以“注释”为特色，关于毛泽东生平、着作、思想体系研究的专着并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海外学者的毛泽东思想研究，由于他们接触到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公开的大量档案资料，同时受《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影响，一些左翼研究者觉察到过去研究的表面性和片面性，在修改、调整、充实过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始了更高层次的研究，与国内学者的交往也日益增多。梁怡指出，澳大利亚的中国革命史研究在近20年发展得比较快，特别是在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为世人瞩目的成果。由于政治气候变化，虽然前苏联、东欧学者的攻击性论着剧减，但第三世界的“毛泽东热”也明显减退。
1987年至1993年，是逐步成熟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研究团体和大型学术活动增多，领域得到拓宽，研究人员由分散趋向集中，选题由自发议定走向统一规划。有十几个省市成立了专门的学术组织，如全国性团体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地方性团体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呈全方位态势深入展开，并且与错误思潮有所交锋（少数研究者带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的着述，曾经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综合性的研究朝辞书、丛书方向倾斜，有《毛泽东思想辞典》《毛泽东风范辞典》《毛泽东着作大辞典》《毛泽东墨迹大辞典》《毛泽东诗词大辞典》《毛泽东大观》《毛泽东思想宝库》等工具书和《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与实践》《毛泽东的艺术世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等大型丛书。1993年以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为契机，学术活动频繁，研究进入高潮。
1994年至今，是稳定发展阶段。1994年以后，毛泽东思想研究在此基础上又有了一定进度。王世谊等认为，人们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研究毛泽东思想，从研究中看到了新的内容和开拓了新的实践，在总结实践经验和回答新问题中不断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时期主要是结合邓小平理论和******的重要论述进行研究，从而丰富和拓展了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同时，有三个重要的会议不能不提及，这就是在1998年随着周恩来、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的相继到来，中共有关部门主持召开的两个高水平的全国大型学术讨论会，以及随后召开的纪念张闻天诞辰100周年生平与思想研讨会。这些会议，既检阅了学术界对他们个人思想研究的新成果，也进一步促进了毛泽东思想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
三、当前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特点
回顾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后的研究情况，我们认为，如果把1993年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发展史上的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的话，那么1993年以来则是在这一高水平的基础上保持了平稳发展的势头。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成果的不断出现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较高的起点。
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着作，无不来自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其中有许多是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经验总结，蕴涵着极其丰富的思想。一直以来，这些着作的出版和发行，为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一系列着作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人的专题文集以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等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为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使得研究的水平能够长期保持在较高的起点上。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新出版的毛泽东着作之外，还有一些重要文集如《毛泽东军事文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注集》等，虽然早在1993年就已出版，但真正对它们的消化和吸收，对它们进行系统的研究，却是在1993年之后。可以这样说，自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来，正是随着上述一系列毛泽东着作以及其他领袖人物着作和中央文献集的陆续出版，才使得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准上。
二是新视野的不断开阔对毛泽东思想研究拓展了发展空间。
1993年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以来，有关与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平、事业、思想的研究着作也进入了出版高峰期。有影响的如中央文献研究室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将资料性、学术性、传记性相统一，真实地记述了毛泽东建国前的实践活动，多侧面、多角度地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体系，展示了他的思想发展轨迹。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传》(1893-1949)，则根据毛泽东的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等大量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写出了一部比较翔实的传史，不仅再现了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的一生，而且再现了作为理论家的毛泽东的一生。
在此期间，《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朱德传》《朱德年谱》《陈云年谱》等着作也相继出版，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1993年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电视台等单位联合制作了大型文献记录片《毛泽东》，为直观形象地感知和发掘伟人的思想内涵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邓小平》《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传记以及《毛泽东在浙江》《毛泽东与上海》等资料，无疑有助于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并使得研究者过去许多的结论不再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总而言之，不仅仅局限于毛泽东等人的一些理论着作，而是从他们的全部实践活动，包括个人经历乃至情感兴趣，去研究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去把握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考察他们的理论渊源和思想建树。
三是新领域的不断拓宽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些过去未曾涉猎和较少涉猎的领域，逐渐成为人们的研究重点。如对毛泽东关于自然科学和自然辩证法思想的研究，呈上升趋势。不仅一些哲学工作者写出了研究文章，而且许多着名的科学家也拿起笔来，向人们介绍毛泽东对自然科学的认识和理解。吴军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在伟大实践基础上成就的，是对古代哲学、近代哲学智力水平的全面突破和提升。除此之外，近年关于毛泽东的国际战略思想、艺术哲学和美学实践，以及“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等观点的探讨，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研究兴趣。曾军指出：近20年来，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研究进一步走上组织化、规模化和系统化的轨道。一些过去有所研究或取得一定成果的领域，开始向全面化、系统化、体系化的研究方向发展。如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这一工作实际上早就在做，而且取得了大量专题性的成果。但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要真正跃上一个台阶，必须建立在对6卷本的《毛泽东军事文集》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之后。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关于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研究，必将丰富新时期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各地高校、各级党校纷纷开设《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等课程，向广大学生和学员系统地讲授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进一步对它们的科学体系和内在逻辑进行了新的探讨和新的表述。
一些过去已经有过比较深入、全面研究的领域，近几年来又开始表现出向阶段化、专题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以对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为例，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时，一系列专着相继问世，其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以多卷本或大部头的形式呈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如四川社会科学院编写的《毛泽东思想发展史》和湘潭大学编写的《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历史轨迹》。尤其是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史论结合，夹叙夹议，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以至使近几年来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表现出了重在抗战时期的阶段化的特征。与毛泽东思想史的研究向阶段化发展相对应，关于毛泽东思想原理的研究，近几年来表现出向专题化发展的趋势。其中，如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关于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关于经济建设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问题，都在研究中比较热门。此外，随着******关于领导干部要讲政治、要培育高素质的干部队伍、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三个代表”等讲话的发表，又开始引导人们对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相关思想进行了更加深入的专题研究。
四是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为毛泽东思想研究提供了更好的途径。
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使得新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表现出与社会实践越来越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表现在人们更加注意从历史的实际来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使得这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探讨，而且是同历史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验总结。例如，王湘军指出，以“双百”“双用”方针为核心的毛泽东文化思想，已为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的基点和支撑。
毛泽东思想研究还表现出了与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特征，人们在结合历史实际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也开始认识到这一理论研究还必须结合今天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正因为如此，近年来毛泽东关于反腐倡廉、关于加强政党建设、关于改善思想政治工作等的论述，都能够引起人们很大的研究兴趣。例如，刘泽雨指出，毛泽东非常注意加强党风建设，并把执政党建设与廉政建设一起抓。随着社会主义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发展，全党学习邓小平理论高潮的出现，以及******等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也得到了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因此，近些年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亮点。
四、当前毛泽东思想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毛泽东思想的研究中，注重它的时代特征是所有专家一致关注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庄福龄教授认为：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一要与深刻总结历史经验相结合。我们学习邓小平理论是这么做的，对毛泽东思想更应如此。因为毛泽东思想在这方面有更加优越的条件，它经历的时间差不多为半个世纪。毛泽东思想既是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有机结合，更是马列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传统可以超越，但不可以被省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由此出发和成长的最深层次的根基和文化渊源。同时，毛泽东又在革命建设实践及其理论形成过程中，以马列主义作为思想指导，自觉地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更新、改造以至重建。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文明步入现代化的文化标记，是中国传统文化直面现代化进程中于20世纪所形成的最高典范。二要与时代和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思想是在实践当中产生的，也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如果结合时代背景和深刻的实际来研究，就会看到：毛泽东思想在历史上发挥的巨大作用是任何一种思想、理论所不能代替的。三要有高度的针对性。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样，其产生和发展都是诊断当时的“左”的教条主义和错误思潮、观点而提出的。今天学习、研究毛泽东思想，既要联系它产生时的高度针对性，也要重视它在今天所具有的现实针对性。这样，才能使人感到亲切，感到解渴，感到能解决问题。
当前，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呈现出以下趋势：
趋势之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的辩证统一，加强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的兴起，不仅是由于毛泽东思想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发展的需要。众所周知，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毛泽东长期以来一贯强调的实事求是，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邓小平正是紧紧地抓住了实事求是这一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正因为如此，如何正确地把握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也是邓小平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自中共十五大明确地提出邓小平理论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和两大理论成果以来，理论界对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热烈的讨论。其关系概括起来就是八个字：一脉相承，两个阶段。一脉相承，承的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之“脉”。没有这个结合，那就是教条主义，难以创造性地运用到中国实际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从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在改革开放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继承，也是发展。两个阶段，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运用和发展的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是毛泽东思想阶段，后一个阶段是邓小平理论阶段，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新道路、开拓了新局面。两个阶段的关系，有继承、发展与继承、纠正和发展的争论。关于比较研究的背景，中央党史研究室郑谦研究员认为，应着眼于被比较的理论所处的时代背景。关于比较研究的标准问题，许全兴教授认为，只能是实践。
趋势之二：重视毛泽东建党思想的研究，深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意义
根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重新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十分必要。田克勤、田岩认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是其理论渊源。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始终从各个阶段的具体情况出发，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党永远在符合时代进步潮流和中国发展方向的位置上，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三个代表”的精神实质，最突出的是两点：一是强调先进性，二是强调广泛的代表性。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其丰富的内涵贯穿了一条主线，即怎么使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在各种复杂的斗争中能够保持它的先进性和广泛的代表性，成为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另一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倡导了党的三大作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人格化，要有一批优秀的共产党人来体现，从而使人民群众真正看到党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党的先进性和广泛代表性，归根到底是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塑造和养成优秀的党风来实现的，这是毛泽东建党思想一条相当成功的经验。[10]
趋势之三：毛泽东晚年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将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
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着重于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其根本内容与跨世纪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所遇到的重大课题有许多相类似的层面。例如：在新旧体制转轨、封闭开放相互冲突的条件下，在持续向现代化演进的过程中，如何使中国既要不断地改革开放，又要坚持社会主义不动摇；既要不断地摄取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科技和优秀的文化，又要坚决地抵御和积极清除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既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以推动生产力不断地发展，又要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等等。重新研究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尤其是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必将给人民以深刻启迪和帮助。石仲泉等认为，研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与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就充分地肯定了毛泽东探索的积极意义。[11]汪杰指出，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发生的错误是有其原因的，并将真理与失误交织、成就和缺点共生之复杂景图呈现在人民面前，必然给研究工作带来新的启示。[12]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较之以前，资料更加丰富，视野更加开阔，领域有所更新，方法有所改进。但是，也有不少的缺点和不足，主要表现在：研究的心态比较浮躁，容易急功近利，浅尝辄止，不重视对原始资料的消化和吸收；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写论文往往容易落入常规俗套，缺乏新的视角、新的表达方式；研究的方法过于单一，就事论事的多一些，盲目比附的多一些，读后给人的印象不深；研究的创新意识不足，观点雷同的不少，课题重复较多，缺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和有力度的理论分析，缺乏能够开创研究新局面的力作。但我们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之际，将有一批力作推出，提高对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水平。
【参考文献】
梁怡.国外研究中国革命史的历史考察——澳大利亚部分[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1999,(2).
王世谊，郭渐强.毛泽东思想研究：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
吴军.中国哲学的“和题”——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意义和历史地位评析[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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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湘军.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J].毛泽东思想研究，2000,(2).
刘泽雨.毛泽东党风建设的理论建树和若干特点[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6).
庄福龄.简论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J].毛泽东邓小平理沦研究，1999,(6).
郑谦.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比较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
许全兴.着眼于理论的新发展进行比较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5).
关键词 毛泽东新闻思想 群众观 研究概况
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始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国内相关研究已从多角度展开。研究毛泽东新闻思想的著作有《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丁淦林著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窦其文著的《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和郑保卫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等。代表性的论文有童兵教授的《依靠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办报———毛泽东新闻思想要点之三》、刘国云《试述毛泽东关于群众办报的新闻思想》等等。本文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笔者认真研读毛泽东相关经典原著及重要讲话、相关文件及文献选编、有关“群众路线”和“毛泽东新闻思想”硕博士论文、核心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等，这些都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新闻思想提供了系统而又可靠的原材料。本文在撰写过程中运用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并对其进行了系统地分析和研究。
一、研究现状
毛泽东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最卓越的领导人，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党的新闻传播事业是联系人民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毛泽东同志极度重视新闻传播事业的群众性。从毛泽东同志群众路线新闻思想的确立到现在，国内学术界一直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其进行探索和研究。通过相关著作、论文和文章的梳理大体观点归纳如下：
1、对毛泽东群众路线新闻思想历史渊源的研究
研究发现有很大一部分著作都是论述毛泽东同志新闻思想的理论渊源。我们可以追溯到1945 党的“七大”时期，“群众论”是由毛泽东创立的，他强调我们的报纸要靠大家来办，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关著作、中国资产阶级报刊活动家的办报实践与报刊思想、新闻教育、自身的新闻实践这五点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主要来源。陈建军、李朝霞《试论毛泽东新闻思想中的群众观的现实意义》一文中指出：我党的群众路线和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群众观的理论基础。童兵认为，中国共产党党报学说和新中国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为毛泽东的新闻思想和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2、对毛泽东群众路线新闻思想基本内容的研究
（1）党报必须走群众路线，强调新闻的党性原则，重视为无产阶级服务。人民性是党性的基础，党性是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全党办报” 集中体现了党的新闻事业的无产阶级性与群众性相结合的原则，1957 年6 月14 日，毛泽东指出“在世界上存在着经济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徐占焜《新闻工作的灯塔—学习党的三代领导人新闻思想笔记》一文中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科学性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资产阶级新闻事业最显著的标志。”
（2）把握新闻的真实性，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假话一定不可讲。有一分说一分，反对弄虚作假，‘不偷、不装、不吹’，真实性是新闻的生命，是不可修改的根本原则。” 新闻传播必须讲真话，拿事实说话，强调新闻的真实性。唐玮鸿认为，坚持新闻的真实性原则是一种态度。新闻界最大的危险是讲假话，新闻界最大的危机是信任危机。胡正强认为，真实性是新闻传播的第一原则和进行媒介批评活动的基本理论出发点。
（3）“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是当代社会主义新闻传播事业的根本办报路线。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延安整风运动开始，《报纸是指导工作教育群众的武器》和《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使得全党群众路线最终形成。1948 年4 月2 日《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讲到：“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才能有生气，可是报社自己的工作却往往未能贯彻实行群众路线。”唐维红认为，毛泽东在新闻实践中高度重视群众的感受和创造、强调要坚持依靠群众办报。刘国民认为，党报要反映群众，又要群众自己反映自己。童兵教授认为，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引入新闻传播活动，实行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的这个方针，报纸与党的生命息息相关。
（4）贴近群众、深入群众是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一贯追求。毛泽东新闻思想历来重视通过新闻手段反映人民群众和新闻工作者的文风问题，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原则，强调新闻工作必须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反映生活、了解群众，写出具有吸引力、影响力和说服力的新闻报道。试想如果当今社会中缺少“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新闻思想，那么被群众喜闻乐见的报纸会越来越少。
（5）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毛泽东所提出的一些新闻观点，使我们侧重从群众的角度来认识党的新闻事业的功能、作用、工作特征与要求，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认识。他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包涵要深入群众、调查研究，把群众的新问题、新思想、新创造集中起来进行总结和传播。1942 年毛泽东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郎劲松和童兵教授《毛泽东新闻思想与邓小平新闻理论比较》一文中认为坚持群众路线，注重调查研究。吴廷俊认为，党的新闻工作要求新闻工作必须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取得经验，贯彻群众，指导工作。陈建军、李朝霞《试论毛泽东新闻思想中的群众观的现实意义》一文从报刊要鼓动群众的热情、联系群众和教育群众、贴近群众的阅读习惯、号召群众积极参与、号召群众和反应群众、群众因素纳入评价标准等方面详细的论述了毛泽东群众路线新闻思想的基本内容。
（6）鲜明生动的报道文风，提升群众认可的艺术。毛泽东沿用马列主义文风教育广大宣传工作者要改进文风，抛弃空洞、干瘪的语言。彭焕萍《论毛泽东新闻思想中以人为本的受众观》中认为新闻报道形式生动活泼、语言通俗易懂、形式贴近群众，重视受众来信、来访，建立健全通讯员队伍并吸引广大群众支持并参与。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发出了《关于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切实改进文风的意见》，再次提倡新闻报道要“短、实、新”，反对“假、长、空”。
3、对毛泽东群众性新闻思想学术意义的研究
（1）突出历史地位。唐维红认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实践证明。朱清河认为，群众办报，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新闻宣传战线中的集中体现，是无产阶级执政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闻工作光荣传统和作风，是“全党办报”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郑保卫认为，毛泽东新闻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经验与传统的集中概括，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基础。朱清河认为，“‘群众办报’在新闻传播领域及其历史发展进程中，表征着现代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基本特质与核心属性。”
（2）强调现实意义。陈建军、李朝霞《试论毛泽东新闻思想中的群众观的现实意义》一文指出，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和强化新闻媒体的责任意识需要我们坚持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群众观。乔尚云《坚持毛泽东新闻思想和新闻工作的群众路线》从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政治家办报和新闻的党性原则初步探讨论述得出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博大精深，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新闻理论的极大丰富和发展。毛泽东群众工作群众路线是党的新闻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胡少兆在《毛泽东新闻思想浅识》一文中试图对毛泽东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历史使命以及论新闻的真实性、指导性等方面进行探析认为，毛泽东新闻思想对于当前新闻工作者队伍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陈力丹认为，毛泽东新闻思想视角不能着眼于行业化的新闻传播，而是需要通过新闻媒体加强政治性的宣传。杨祖恩认为，毛泽东新闻思想有助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新闻媒体的监督与促进作用。
二、研究不足
1、研究单一，不够全面
目前，对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并没有系统的涉及毛泽东新闻思想，也没有从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历史形成、主要内容、基本特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更没有完整、深入的认识和把握毛泽东群众性新闻思想体系，甚至有些方面的研究尚属空白。
2、纵向研究，不够深入
从目前研究程度上来看缺乏对毛泽东群众性新闻思想的深入研究和系统的研究。研究大多只是立足于实践，或者仅仅只是研究了毛泽东新闻思想的某个方面、某个层次，未作深入的理论研究和科学概括。
3、缺乏独立性、针对性
部分研究与毛泽东政治工作思想交织在一起，研究的独立性、针对性不够，未能突出新闻思想研究的独特性与个性。这些文献成果为我们进一歩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存在着一些需要深入改进的地方。应力求在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立足时代，力求整体、全面、系统研究毛泽东群众性新闻思想。
三、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首先，可以从中国新闻学术体系和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学术体系的高度探索毛泽东新闻思想的学术地位视角进行相关的研究，研究者应充分利用自己的学科背景，采用跨学科研究方法将该领域的研究进一步推进下去，使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研究更为深入。
其次，研究视线并不能仅仅局限于研究毛泽东本人的新闻思想与新闻实践，而是要扩展到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新闻思想和新闻实践对毛泽东的影响、探讨他们的新闻思想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对无产阶级新闻学理论的贡献等方面。
最后，应该用毛泽东新闻思想去回答现实问题，挖掘具有说服力的第一手资料，改进新闻文风，进行新闻队伍建设，更好地联系中国新闻事业实际，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使新闻报道更贴近群众、贴近民生。这些不仅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的课题，而且需要用毛泽东新闻思想给予回答。
在全球化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需要了解我们党的新闻思想的全球视野，坚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新闻。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优良传统，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无时无刻不体现出独特魅力，发出诱人光芒。它在革命战争与现代化建设中，始终指导着中国不断前进，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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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③窦其文：《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M].中国新闻出版社，1986
④郑保卫：《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史》[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
⑤郎劲松、童兵，《毛泽东新闻思想与邓小平新闻理论比较》[J].《社会科学战线》，2000（6）
⑥童兵，《依靠全党和全体人民群众办报———毛泽东新闻思想之三》[J].《新闻与写作》，1993（8）
⑦童兵，《具有中国特色的创造性贡献—学习毛泽东新闻思想盛纪念毛泽东班辰100 周年》[J].《新疆新闻界》，1993（8）
⑧徐占焜，《新闻工作的灯塔———学习党的三代领导人新闻思想笔记》[J].《新闻前哨》，199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