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目标
学校对中职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主要目标是中职生能够
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能够胜任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能够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职生毕业走向社会后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人，处在建设祖国的最前沿，所处的也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一线的岗位，做的也是最基础最平凡的工作。此外，中职生在社会中从事服务社会，实现自身价值，职业道德素养方面尤其重要。因此，帮助中职生树立起“爱岗敬业”和“诚实守信”的良好职业道德是达到这一目标不可或缺的方法。学校通过对中职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的目标实际上也是帮助中职生能够尽早地适应社会，适应自己所处的工作岗位，帮助中职生在以后的工作中能够更好地实现自我、展示自我和完善自我，以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
三、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学校通过对中职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使中职生懂得工作后作为从业人员基本职业道德应该怎么遵守，使中职生明白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作为职业人应有的职业操守。学校加强对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内容是多方面的。
（一）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的敬业意识
忠于职守、爱岗敬业指的是中职生要十分珍惜和从内心要十分地忠实于所从事的工作，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要有较强的自豪感，要有全心全意为社会服务的责任感。作为高素质的技能型人才，应当具有强烈的爱岗敬业精神，做到尽职尽责，坚守岗位。作为一个从业人员，要发挥才智做出成绩，只有通过爱岗敬业、以高度的职业荣誉感和自豪感，对工作充满激情，将全身心投入到职业活动中。要想成为社会的有用之才，只有通过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来实现。
（二）讲究质量、注重信誉的诚信意识
讲究质量和注重信誉不但是我国社会主义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业主们应该去认真遵守的最基本的行为准则。讲究质量要求企业或从业者立足于以质取胜、反对忽视质量；注重信誉要求其以信立本、反对不讲信誉。讲究质量和注重信誉，它既是反对消费者不负责任的行为，又是反对用户不负责任的作风。讲信誉指的是要求企业业主们必须严格遵守合同或事先约好的条约去做，也必须去认真履行已经向社会和对个人做出的承诺。关于质量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是企业或从业者能够得到顺利发展的前提和条件。
（三）遵纪守法、公平竞争的规则意识
遵纪守法、公平竞争是社会主义职业道德的重要规范之一。遵纪守法和公平竞争从实际上来讲是企业业主们必须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必须自觉遵守行业职业纪律，自觉抵制社会上的各种不正之风。只有企业或从业者都自觉遵守市场法则，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才能得到有效保证。同时，它还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
（四）团结协作、顾全大局的合作意识
现代的许多企事业单位在招聘员工时都要考虑应聘者是否具有“团队精神”。原因何在呢？事业要获得成功，单凭个人力量，进行孤军奋战，是难以实现的。在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下，职业团体内部人员之间和协作团体单位之间需要互相帮助和支持，才能形成职业团体、行业团体中良好的道德氛围，提高从业者的热情，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激励他们创造出更好的业绩，从而更好地实现为社会服务。
（五）苦学习、不断进取的钻研精神
职业技能主要是指从业者们所从事职业活动、在工作中所履行职业责任的能力和手段。它要求所有从业人员努力钻研所从事的专业，孜孜不倦、锲而不舍，不断提高技能。从业者如果不具有丰富的业务知识和熟练的服务技能，那么从业者根本就不可能提供优质的服务，更不可能谈得上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问题。作为新时代的从业人员，要勤于探索，不断学习，才能紧跟时展的步伐。因此，要培养从业人员的学习意识，要有乐于学习，善于学习，终身学习的意识。
（六）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创业精神
艰苦奋斗、厉行节约是我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也是人类发展的共同精神财富。当前，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级阶段，这就要求我们从业者，要有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吃苦耐劳精神，要千方百计地在降低产品成本上多下功夫，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减少能源的消耗，来提高产品质量和管理水平。对于一个企业或职业团体来说，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是提高其经济效益的重要决定性因素。因此，作为社会主义职业活动中的从业者，要珍惜国家和集体资源，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四、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的有效途径
职业道德教育的效果如何常常是通过人们的日常行为体现出来的。在教育过程中，要特别注意从细微处做起，注意从小事抓起，从平常抓起，要求学生从自身做起。要尽力去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尽力做到让学生感受到要在社会这个大课堂中认真实践，遵循相关的规范要求。加强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往往是结合中职生的学习时间分阶段进行，有序推进。第一个阶段：入学时期，与入学教育相结合。在这一阶段，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首要的任务和培养的重点是中职生日常的行为规范教育，以帮助中职生顺利过渡到职业院校的学习生活，并能够尽快适应一切。在这期间，更要注重对中职生的心理教育，培养他们对专业的兴趣，通过组织新生参观学校的实习实训基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活动，引导并启发教育他们热爱学校、热爱专业，以增强他们对专业学习的信心。第二个阶段：专业学习时期，与专业学习相结合。中职生对本专业知识学习的同时，也在加强对职业道德教育，并对职业道德规范有清晰的认识。中职生在认真学习专业基础知识的同时，通过高等学校职业道德课程体系的系统学习，能够了解和认识中职生所学专业的职业道德的具体标准。与此同时，要培养学生认真务实、精益求精的精神，以加强其对专业技能的学习。第三个阶段：就业指导时期，与就业指导相结合。中职生具有熟练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侧重点应该是开展就业指导。高等学校可以采取形式多样的职业道德教育模式，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与此同时，在对中职生进行职业道德教育时，高等学校要通过规范中职生的行为，通过严格管理，使中职生自觉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并且将这些良好的习惯转化为他们自身的道德素养，使他们的思想与行为都得到有效规范，具体转化到今后的工作实际行动中去。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教育要取得实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中职生在岗位或工作上实践分不开的。要真正使中职生达到知行统一，高等学校可以组织中职生开展形式多样的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实践活动。通常可以采用如下一些方法：第一，参观现场法。通过挖掘并收集一些有关职业道德教育的正面或反面教学资源，组织中职生实地参观与专业相关的工作现场，考察与专业相联系较多的工作或岗位，形成或撰写参观与考察活动的报告。第二，社会服务法。职业道德教育中强调的敬业与奉献精神，可以通过中职生课余参加社会服务活动，来帮助其强化。在课余可以组织中职生走出课堂，走入社会，运用自身所学的知识与技能为社会提供多种无偿服务。这种做法通常是在中职生顶岗实习阶段进行，并且这种服务在体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既增强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又强化了学生的敬业和奉献精神，培养了学生的集体主义意识。第三，调查法。为了帮助中职生增强职业道德意识，可以开展与本专业相关的行业道德现状调研活动。采用小组的形式，有计划有目的地开展与专业相关的行业道德综合性实践活动，针对性地实地调查，以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综合素质以及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五、加强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的意义
（一）职业道德教育是中职生提高综合素质，加强自身知识需求的迫切需要
当前，科技文化知识迅速增长，我国正处于一个知识爆炸的年代，处于这一国情下，对于中职生的综合素质提出的要求就更高了。中职生的综合素质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身心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素质等等。其中思想道德素质是首要素质，它的核心是强调要学会做人，而学会做人最关键点还是在职业道德素质上。中职生在面临知识经济时代挑战的同时，不只是在于学多少知识，而更在于学会认知；不仅要学会科学文化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还要学会如何做事和怎样做人的知识。此外，处于知识经济时代的中职生，应当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同时，还要加强自己的职业道德修养，加强人与人的合作，更强调具备团队精神。
（二）职业道德教育是中职生自信自立，敢于和善于竞争的客观需要
我国每年有几百万的中职毕业生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或流入社会。毕业生数量的急剧增加，为用人单位提供了更多选择人才的机会，这对于毕业生而言，则意味着面临更激烈的就业竞争，难免让中职生面临“就业难”的问题。从企业和用人单位反馈的信息来看，中职生在适应职业的过程中有一些不良的表现，比如：出现浮躁心理、功利心理、自傲心理、依赖心理和矛盾心理等等。因此，在专业知识技能水平相当的情况下，用人单位更多看重的是人才的职业道德水平高低。在我国政府重视和职业教育大众化的推动下，整个社会与学校更加关注与重视中职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并且已经开始注意将职业能力与职业素质的教育统一起来，中职生只有通过职业道德教育才能积极应对就业市场变化带来的影响。只有及时地将自身置于社会职业的现实大环境中，才能有效地衡量出自身的价值与竞争力，才能准确地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位置。中职生通过职业道德教育，才能培养出充分自信的职业心理素质。自信是中职生求职择业的动力和职业成功的有效保障。中职生自身的发展和完善，并不是空洞的说教或空谈，而是需要付诸现实的行动。
（三）职业道德教育是中职生适应社会和发展自身的内在需要
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性质都受社会发展需要的决定和制约。中职生职业道德教育一定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不再是单指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还取决于劳动者是否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教育是中职生适应社会和服务社会的必然要求。职业道德教育的鲜明特点就是必须要建立在职业这个基础上，它的最基本精神和最基本的原则也必须是国家所公认的，具有社会的普遍性。与此同时，职业道德教育也是国家的所必须遵守的道德观念在所从事的职业工作上的最直接体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职业道德其实也是社会公德之一，只是由于职业道德是建立在职业特点之上的这个特殊性，职业道德有侧重点而已。此外，让中职生在校期间接受职业道德教育可以帮助中职生更加适应社会，推进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进程，也让中职生真正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生力军。
职业教育是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21世纪初期，职业教育如何为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服务，是决策者必须予以考虑的重要问题。2002年8月，中国政府颁布《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随后，教育部等七部门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我国21世纪初职业教育的发展作了宏观规划。本文以上述职业教育政策为背景，以期梳理出21世纪中国职业教育政策的走向。
一、强调职业教育要适应、服务于社会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职业教育改革一直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政府根据经济发展规划进行“人才预测”，制定“人才发展规划”，职业教育则根据政府对人才的预测与规划主动地为经济的发展培养人才。但这种以供应为目标的“人才规划”，有其先天的不足。首先，人才预测的准确性不高，因为经济的增长率很难估计；其次，根据这种假设的人力需要所建立起的职业教育体系往往脱离经济发展的实际，一旦经济发展不能消化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就会造成严重的人力、物力浪费，加重社会的失业近况。近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存在的在校学生锐减、就业困难、社会认可程度低等问题都与这一政策导向不无关系。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福斯特教授认为，职业教育只能被动地反映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能在人才培养上跑在经济发展之前。英国伦敦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布劳格（MarkBlaug）也认为：这种长期的人力规划的准确性是极差的，“它无法准确预测到2—3年之后经济发展对特定技术的要求，因此，职校的2—3年全日制培训只能教授一些通用技能；这种培训事实上也就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种职业教育了。”他认为：“要求学校通过培训学生以为一些明确限定的职业作准备，这实际上是要求学校做不可能的事”。《决定》指出，21世纪初的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目标是：“力争在‘十五’期间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以市场需求和劳动力就业紧密结合，结构合理、灵活开放、特色鲜明、自主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并明确地强调，职业教育要“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技术进步服务，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服务，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为推进西部开发服务。”第一次将职业教育的发展融入整个社会经济的总体发展之中，将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由过去的自我发展为主，变为以社会需求为主，这是中国职业教育在总结自己多年来的改革经验和对国际职业教育改革趋势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政策调整。以满足社会需求，服务于社会为出发点，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这样，才能使受训者适时就业，使受训者所学知识技能在实际生活中应用，进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职业培训与职业学校教育并重
发展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是中国政府调整单一教育结构的政策选择。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并“力争在五年左右，使大多数地区的各类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学校招生数相当于普通高中的招生数，扭转目前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的招生数与在校学生数的比例成为官方衡量一个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参数。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后，政府也开始强调多形式、多层次举办职业教育，但在实践中，中国的职业教育并未走出投入以政府为主、办学形式以学校为主、管理经营以教育部门为主的职教发展模式。为适应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需要，政府将教育投资的重点放在发展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方面，期望通过兴办职业学校和在普通学校课程中渗透职业教育内容来使学生掌握现代生产技术，促进经济的发展。但由于职业学校的学制长、办学成本高、受过良好学术教育又具有丰富专业经验的职校教师缺乏、教学设施设备落后、课堂教学与生产实际脱离等问题的存在，职业教育的发展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从世界职业教育发展的趋势分析，在发展中国家单纯地发展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的变革，也没有取得成功。因此，《决定》突破传统的职业教育改革的模式，提出：“坚持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重，实行灵活的办学模式和学习制度。”职业教育不仅要为初、高中毕业生，而且要为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将职业培训放在与职业学校教育同等的地位，是中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又一重大转变，也是战后经济发展成功国家和地区兴办职业教育的基本经验。在日本、韩国、新加坡、香港和台湾，这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在职业教育发展的选择上，采取正规与非正规教育相结合的方式，并将重点放在就业人员的在职培训而非在校学生的职业教育上。世界银行在《1991年有关职业教育培训的政策文件》中指出，相对于“学校本位的职业教育”，“企业本位的职业培训”才是职业教育的主要模式。对于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讲，在经济变革时期，重视在职人员的岗位培训与下岗人员。转业人员、农村劳动者、新增劳动者的就业培训，是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理性选择。
三、寻求政府干预与市场介入的适度平衡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高考制度恢复，单一的中等教育结构与高等教育的培训能力之间产生了尖锐的供需矛盾，1978年，中央政府颁布《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报告》，提出要将部分普通高中改办为中等职业学校，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但在有限的教育投入背景下，政府在职业教育发展的策略上，采取了与普通教育截然不同的思路，即普通教育主要由政府举办，职业教育主要依靠社会举办。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发展职业教育，要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和业务部门的积极性，并鼓励集体、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办学”。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对这一政策作了更加明确的表述，即：“基础教育应以地方政府办学为主。”“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主要依靠行业、企业、事业单位办学和社会各方面联合办学。”但事与愿违，由于中等职业学校师资水平低、学生起点低、教学质量低、高考升学率低，以及普通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等因素的制约，职业教育的市场化运作，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效果，与迅速发展的普通高中相比，职业教育近年来呈现逐年下滑趋势。1996—2001年，全国职业中学招生人数分别为188．91万、211．22万、217．57万、194．14万、182．66万和185．02万。职业教育发展的危机，迫使政府反思过去的市场化政策，并对这一政策进行调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作出的。《决定》指出：“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形成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这一政策与1993年的《纲要》相比，在强调职业教育市场运作的同时，强化了政府举办职业教育的责任。《决定》明确指出：“发展职业教育的主要责任在地方”，“市（地）级人民政府要统筹规划，促进本地行政区内职业教育与其他各类教育的协调发展。”同时，继续强调要依靠企业、行业举办职业教育；鼓励和支持民办职业教育的发展；鼓励分办学校引入民办机制。中国政府对职业教育政策的调整，目的是在政府干预与市场介入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既发挥市场对职业教育资源的配置作用，又要强调政府对职业教育的主导作用。笔者认为，职业教育是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教育需要更多的设备、场地和职业技术人员，没有政府的大量投入，仅靠市场运作，在经济尚不发达的发展大国，要实现职业教育促进就业和经济发展，提高国家竞争力的目标，是不现实的，因此，政府对职业教育政策的调整将会为危机中的职业教育带来一线曙光。
四、建立适应市场变化的职业教育体系
职业教育发展的困惑之一就是如何迅速适应急剧变化的劳动力市场。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运用，使职业的更替频率急剧加快，旧职业的淘汰与新职业的产生，要求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具备充分的灵活性。如果职业教育无法迅速适应急剧变化的职业市场要求，无法培训出具有新技术的职业人才，不仅无法促进学生就业，反而会导致结构性失业。因此，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一个适应职业变化的职业教育体系，是21世纪中国职业教育面临的重大课题。为了职业教育更好的适应市场需求，一方面，政府在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十分重视办学形式的开放、灵活和多样。《决定》提出，职业教育要为“初、高中毕业生和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农村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另一方面，强调职业学校与企业的密切合作。《决定》指出：“企业要和职业学校加强合作，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开展‘订单’培训，并积极为职业学校提供兼职教师、实习场地和设备，也可在职业学校建立研究开发机构和试验中心。有条件的大型企业也可以单独举办或与高等学校联合举办职业技术学院”。学者鲍尔先生对当今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研究后认为：“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无力迅速适应急剧变化的技术要求，或无法培养出具有最新技术水平的人才”，而“制造业在80年代后期和整个90年代的发展趋势清楚地表明，私营部门参与未来劳动力的培训是当务之急”，因此，职业教育只有与企业密切合作，让企业更多地参与职业教育，才能及时地培养出企业所需的劳动力。
五、重视农村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发展
中国现有农村劳动力近5亿，其中富余劳动力1．5亿，88％的农村劳动力为初中或初中以下。如何提高农村和西部地区劳动者的创业能力，适应农村经济社会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要求，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化，是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也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难点。中国农村和西部，每年都有大批的学生初中毕业后不能升入高中，或高中毕业后不能升入大学，他们如果接受了一定的职业技术教育，掌握了现代农业科技，将有利于促进农村和西部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改变自身的生活水平的生存状态，职业教育在此理应具有巨大市场需求。但遗憾的是，农村和西部职业教育的发展并不理想，近几年更是大规模的滑坡，相当多的职业学校由于经费紧张、生源匮乏、师资短缺而难于维持生计，濒于崩溃，一些职业学校迫于生计不得不向普通中学转轨，因此，振兴农村和西部职业教育是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决定》在农村与城市、西部和东部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选择上，认为：“农村和西部地区职业教育是今后一段时间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要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继续推进农科教结合和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的‘三教统筹’”。在推进农村和西部职业教育振兴过程中，一是强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责任，明确规定，“中央财政增强职业教育专项经费，重点用于补助农村和西部地区加强职业教育师资培训、课程教材开发和多媒体教育资源建设以及骨干和示范职业学校建设。地方人民政府也要增加职业教育专项经费。”二是突破了农村和西部职业教育以初中或高中毕业生为对象，按照长学制进行系统专业训练的办学模式，把农民作为职业教育对象，将农民文化科技知识的培训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内容。《决定》提出：“建立县、乡、村三级实用性、开放型的农民文化科技教育培训体系，把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办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培训与推广、劳动力培训和扶贫开发服务的基地。”“各级人民政府在安排使用农村科技开发经费、技术推广经费和扶贫资金时，要安排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培训经费。”笔者认为，中国农村和西部地区具有广阔的职业教育市场，职业教育在农村与西部发展的萎缩，根源在于职业教育没有依据地方经济发展和农民的创业致富需求，盲目地依照城市职业教育模式，举办长学制、正规化的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这种学校形态的职业教育，以学生为培养对象，实施系统的专业教育，忽视农村、农民的需求。农村和西部的职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农民而非在校学生；教育内容应以向农民推广农业科技为主；办学形式应以对农民的短期培训为主。农村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向农民传授新知识、新技术，帮助农民致富，这样才能激发农民学习的积极性。职业教育是实现农村教育、科技、文化融合发展的生长点和有效途径，也是提高农村构建和谐社会能力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1]石伟平．福斯特的职业教育思想及其影响[J]．外国教育资料，1995（2）．
[2]M．Blaug（1974）EducationalPolicyandEconomicsofEducation：SomePracticalLessensFoeEducationalPlannersinDevelopingCountries．InF．C．Ward（Ed）EducationandDevelopmentReconsidered．NewYork：PraegerPublishers，pp27—28．
“职业教育”一词真正被确立并传播则有赖于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贡献。民国初，黄炎培针对实业教育多理论说教、少实践操作的弊病，提出“实用主义教育”的口号。其后，他则更多地提倡“职业教育”而非“实业教育”。1915年，他考察美国之后更加坚定了“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经职业教育”的信念。1917年，黄炎培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弃“实业教育”而用“职业教育”，此为学术界名称的转换。而黄炎培同年在《新大陆之教育》一书中对职业教育概念进行阐释，并与实业教育加以区别，并在《职业教育析疑》一文中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认识，则是从学理角度对职业教育的论证。到1922年颁布新学制，正式在国家教育制度中规定用“职业教育”代替“实业教育”，这标志职业教育这种教育类型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职业教育学科旋即得以建立与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概述
据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教育、体育)》，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版，555—575页）一书收录1911年至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共计12.4万余种，据编者估算，该书目收书率约为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总量的90%，号称是民国图书的最全书目（王奇生：《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46页）。
该书收录了民国时期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各种书目资料共计303本。其中有关职业教育理论著作70本，译著6本，编译著作7本。如表1、表2所示。
可见，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类著作中，约20%的著作是对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翻译和编译。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其他职业教育理论著作中，约有10%的著作中设有专章讲述各国职业教育，约一半著作都有介绍或研究外国职业教育的内容，余下一半的著作详查其内容，也多有参考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书目。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充分借鉴了外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其间，上述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提供了参考，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主要职业教育译著例述
《职业教育真义》于1917年出版，是朱元善根据日本学者川本宇之介所著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编译而成。这是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该书以中等教育之农、工、商及家事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范围，涉及到英、法、美、德、瑞士等国的职业教育情况，并推及我国国情，从国际视角解读职业教育之于世界各国、之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这本书是继朱景宽的《职业教育论》（1916年出版）之后我国第二本专门论述职业教育理论的著作，但从体系性、完整性来说，可以说其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开篇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作用不可言喻。
1923年，邹恩润（即邹韬奋）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出版，此书依据1920年出版的美国希尔博士所著的《职业教育概论（Introduction to Vocational Education）》，并参以其他名家的著作，并斟酌中国国情编撰而成。邹恩润在编译赘语中说，此书内容多取材于先进国关于职业教育之名著，虽间采吾国社会状况，有所论列；然吾国职业教育尚在萌芽时代，可资参考资料甚少；且统计之学向非吾国所注重，关于统计之参考资料，尤属不易搜集。故书中关于统计之叙述，几全偏于美国社会状况，良非得已；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在善读是书者（邹恩润编译：《职业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赘语1页）。可知此书主要基于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况完成，全书十章，分述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心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指导、职业预备、科学的索究法等。此书较《职业教育真义》一书，内容更加丰富和详尽。这本书的确着力于介绍国外特别是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精华，目的在于令国人“善用是书”，以开创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新局面。
当时的学者特别关注职业指导的理论介绍与研究。杨鄂联、彭望芬于1925年出版的译作《小学职业陶冶》就是根据美国勒维特和布朗所著的“Pre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一书编译而成，所谓“准以吾国之国情，更参以译者之经验，以成是书”。黄炎培在序言中说，“职业教育之于吾国，其为基至薄，诚欲厚培之，必自推行职业陶冶始”（（美）勒维特·布朗著，杨鄂联、彭望芬编译：《小学职业陶冶》，商务印书馆1925版，2页）。视职业陶冶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内容，更是实行职业教育的“前奏”。邹恩润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将《小学职业陶冶》一书称作职业陶冶的“指南针”。可以说，这本书的确为我国职业陶冶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模板”，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石”。
《工作学校要义》一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教育家凯兴斯泰纳，他被美国人推称为杜威先锋，对现代教育的发展而言有重要作用。他著述颇多，尤以《工作学校要义》一书为最重要。民国时期，“工作学校”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译者刘钧在北京大学演讲“德国的新教育”时将“工作学校”概念引介到我国，始被中国学者强烈关注。刘钧本人也高度评价“工作学校”理念，认为是适合于人类整个生活的学校，而《工作学校要义》这本书则是学校施行这种理念的准绳。他认为工作学校合于我国社会的迫切需要，能补救中国社会人生的一切缺陷，为此他翻译了这本书。此书是20世纪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著作，在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起步之时，我国学者便注意到这本书并加以译介，确实难能可贵。这对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实业教育》则是1926年王长平翻译美国利克的“Industrial Education”一书。原著于1913年发行。译者王长平在序言中说：“于公务余暇，阅美人利克所著实业教育一书，议论多偏重实际，办法不拘牵成例，其最足称者，主张有一种实业，设一种学校，庶几乎学归实用，人无弃材。译之以供于世，果能采其长而补其短，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焉。”（利克著，王长平译：《实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26版，1页）此书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以上所介绍各书，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和编译著作的代表性作品，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另外，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5年陆振邦翻译的德国学者培伦子的《德国工商补习学校》，1929年赵仰夫译述的日本学者山田敏一的《欧美的劳动教育》，1926年金振华翻译麦甘佛的《女子职业训练谈》等，同样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开阔了视野。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影响
学科是在独特领域、项目和平台上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体系和研究学派的建构。职业教育要发展为一门学科，就应当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领域和研究方法。
以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概念的认识与研究作为例证来审视译介著作的影响。在《职业教育真义》一书中，把职业教育定义为“供后来选择职业之便，增进其职业能率以作育善良之公民者，是为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即以一定之职业顺应个人之必要，多与以直接之生产的机会者，要之适于生活之教育，即本于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by work），而职业教育即实行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for work）也”。（米靖：《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版，20页）很明显，朱氏的定义是采用外国著作对职业教育的解释，认为职业教育是培养职业能力，便于选择职业，同时培养出好的国家公民的教育。
邹恩润在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中详述职业教育的涵义，他认为当时职业教育之于我国是新产物，是故“惟其为新产物，新旧冲突，常不免各走极端，其意义亦因是模糊不明，莫衷一是。吾国自来重士而轻农工商，盖以科举制遗毒，乃愈积重难，谬见牢不可破”（《职业教育研究》，1页）。他通过研究把国外关于职业教育的涵义概述为六种意义：一、视职业教育为狂想；二、视职业教育为狭义的实用；三、以生产与消费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四、以特殊效率与随境适应之区分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五、以职业教育为实利教育；六、实用教育与道德理想融合。在分析的基础上，邹恩润将职业教育定义为“职业教育乃准备能操一技之长，从事有益社会之生产事业，藉求适当之生活”。（《职业教育研究》，1—10页）显然也是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进行定义的。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学者杨鄂联在其1929年出版的著作《职业教育概要》中，首章首页以“职业教育之意义如何解释？”开篇，作者援引邹恩润对职业教育意义所梳理出的六种意义，根据学理，参酌事实，下一定义为，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上之供给及乐趣，同时尽其对于人群之义务，此种教育，名曰职业教育。(《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并指出“据云经过许多专家之研究，为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所通过者，故比较的以此定义为最确当也” (《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即该定义是为我国当时职业教育界所统一认定的。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原理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其对职业教育定义的解释显然对编译著作《职业教育研究》一书有所借鉴。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还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产生了重要作用，使得诸如职业指导、职业陶冶、职业训练、特殊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师资、职业学校的课程等方面都为国人所认识和理解。
以职业指导学为例。职业指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在欧美兴起的。这一时期，美国的职业指导发展最为迅速，紧接着英、法、德、日等国也都相继开展职业指导工作，掀起职业指导的社会运动。当时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仁开始对职业指导注意并重视起来。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引进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指导，《教育与职业》出版了《职业指导》专刊，介绍国外职业指导情况，探讨我国开展职业指导理论和方法。1923年时任《教育与职业》主编的邹恩润负责职业指导有关研究资料的译著工作，他先后编译出版了《职业指导》、《职业智能训练法》等专著，对职业指导的贡献非常大。
《职业指导》一书指出，职业指导在我国是最新的教育运动，即便在发达国家形成系统的有组织的实行办法也不过10年左右。初闻职业指导认为不过是指导人如何获得职业，不曾想其与实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学校训练、课程编制等都密切相关，切实感到职业指导的重要。邹恩润编译职业指导著作，将其引介给国人，并积极的推行和倡导在我国实行职业指导。该编译著作分3编，介绍职业指导之范围及其效用，欧美职业指导之发达史及其现况，职业指导之机关与方法等，内容系统全面，极大的促进了我国职业指导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除了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指导的论著，还有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4年出版的美国卜龙飞著，王文培译的《青年职业指导》，1937年出版的喻鉴清编译的《各国职业指导》，1935年莫若强编译的《职业指导与职工选择》等，都为我国职业指导提供了借鉴，丰富和完善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也为我国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上举之例旨在说明译介西方的著作是我国学者和国人了解和认识职业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我国国情，通过大量实践经验，逐渐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这是一条由翻译、编译到自成体系的道路，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者对职业教育从认识和了解到理解和创新的过程。不难看出，通过职业教育理论的译介和职业教育的实践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的两个源泉，共同构成了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形成的基础。
客观地评价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引介
中国职业教育学产生和发展基于对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研究借鉴的基础之上。职业教育学的理论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是1916年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论》，之后由我国从事职业教育的学者翻译或者编译外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著作，进而部分学者就我国的职业教育理论进行专项研究，从而形成中国的职业教育理论。
纵观这一过程，从1916年第一本译介的《职业教育论》到1941年第一本《职业教育学》的出版，在短短的25年间，我国的职业教育学理论完成了从引介到形成初步系统理论的发展过程。显然，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模板”，帮助我国职业教育理论迅速的成长起来，这种作用不容忽视。
然而，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并非全为益处。借鉴来的职业教育理论适应其所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模式，在我国也有着“水土不服”的现象，由于不恰当的借鉴造成我国职业教育指导理论与实际发展不相符的问题，从而影响甚至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民国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各地实业学校的成效并未如预期设想得那么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校所设学科，未能适应地方需要，所取教材，未能确合地方情形”，造成各地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殊于设立实业学校之本旨”（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版，162页）。可见，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不能不说与指导思想存在一定的问题大有关系。
如果从广义的角度分析，早在职业教育产生时，我国就开始了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相关研究。鸦片战争之后，职业教育的研究范围更深、更广，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而早在本世纪初，黄炎培先生就对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论述，鲜明地提出了社会化的职业教育办学方向。1913年，黄炎培在《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中提出了教育与学生生活、学校与社会实际联系的教育思想，并倡导职业教育必须体现社会化。1914年，他在《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第一集中又反复强调：“离社会无教育，欲定所施为何种之教育，必察所处为何种社会”。可以看出，在民国初年，黄炎培就意识到要把社会化作为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是在改革开放后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从改革开发初期到九十年代末的二十年都处于这一时期。这一时期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特点是，职业教育社会学并未形成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人们尚未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社学会在职业教育研究中的独特地位，研究也仅是在其相关领域的探索，包括从经济、文化、政策、人口等方面单独阐述职业教育与这些相关社会因素的关系，而很少将这些因素作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领域来进行综合研究。仅有少数人试探着从事了一些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因此，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很少。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存在于一些职业教育学的著作和教材中，讨论的主要问题有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理论基础、实践基础，作为职业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以及教学认识论等，很少有对职业教育社会学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统一探讨。此前虽然有大量的职业教育社会问题和社会的职业教育问题，并引起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界和社会学界的重视，但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也仅出现了少数基本涉及职业教育社会学的著作，如《技术教育概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1983年），提到了职业教育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发展规律。应文涌的《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云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则较为典型，表明已经明确开始了职业教育与社会互动的研究工作。在期刊文献上，完全以职业教育社会学为主题的研究则较为稀少，只是相关的职业教育经济、政治、文化、人口等方面的研究论述。如张先锋、张庆彩1999年《教育与职业》第十期上发表的《对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几点经济学思考》就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难的原因并提出对策。
二、发展阶段：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初步成型
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在21世纪初期则受到越来越多教育工作者的关注，基本形成了职业教育社会学的体系框架，可以称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初步成型期。未来一段时间将是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学的完善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步伐加快，不少研究都表现出了广阔的社会学视野，出版了一些研究和分析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研究专著。其中以钱民辉的《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黑龙江出版社，1999年）较为典型，但是也是从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历史、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经济关系、职业教育社会发展的劳动力需求等方面来进行逐一阐述，还尚未提出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相关内涵和概念，但也表明已经明确开始了职业教育与社会互动的研究工作，标志着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该书把职业教育的发展放在中国社会整体性发展、放在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去考察分析，把职业教育与人的社会化历程、与社会及其变迁、与社会劳动力市场等的需求结合起来，体现了作者独特的社会学视角和宏观的研究视野。
从21世纪初期开始，我国的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则基本成为一个独立、系统的研究体系。其重要标志之一是2001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将“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学研究”列为教育部重点课题（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承担，主持人：王清连、张社字，课题编号：DJB10747）。该课题组2002年在《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职业教育版）2002年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构建》的文章。通过对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与实际问题的分析与透视，梳理了近2O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程和基础。提出建立职业教育社会学，用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解决职业教育问题的路径。并对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现实条件、研究对象、理论体系等进行了分析。这不仅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而且是职业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创新和拓展。标志之二是张社字于2002年提出过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的构建，提出建立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势在必行。认为职业教育与经济、职业教育与文化、社区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与人口、职业教育政策、职业教育体制等相关研究已具背一定的深度，基于相关研究，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建设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标志之三是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研究所、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系开设了“职业教育社会学”讲座。2003年，在天津工程师范学院（原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则在职业教育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开设了职业教育社会学课程，并设立了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方向。尤其需要说明的是，原国家教委职业技术教育司司长，现任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术委员会主任杨金土先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即开始职业教育的社会学思考，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教育背景等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如教育结构问题（《防止教育结构失衡》）、女性职业教育问题（《职教女性颂》）、户口与职业教育（《漫议户口与教育》、职业教育公益性问题（《职教的公益性不容忽视》）、职业人问题（《职业人并非社会人的全部》）等，设计职业教育社会学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和阐述不仅丰富了职业教育理论，而且使职业教育的社会实践活动更加理性、科学和规范。
三、深化阶段：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反思与展望
在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深化过程中，其研究的领域和辐射范围已越来越大，从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研究，继而深入到职业教育与社会和谐、职业教育与社会公平、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及职业教育与农村建设等热点问题。这些相关领域和问题的研究，充实和完善了职业教育与社会发展的研究。如论我国农村职业教育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针对热点社会问题进行相关研究。尽管我国的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已经开始起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还未成为一个有影响的研究领域，还未有具备说服力的成果出现。没有形成相互关联的、能够被广大学者所接受并为职业教育社会学所独有的概念体系。另外，尽管目前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具有职业教育社会学特点的相关观点理论，但是这些观点和理论不仅表现出明显的“借鉴”特征，而且具有相互分离的问题，具有职业教育学与社会学“糅合”的痕迹。另外，所提出的相关概念和理论缺乏时间的检验，没有形成一个能够检验理论和假设正确与否的特有标准，缺少有说服力的实证研究。因此，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历史和成果，对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重点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职业教育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建设
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成熟的标志是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因此未来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点方向将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解决职业教育社会学本身中存在的“问题”和外在的“需求”，探寻形成职业教育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发展和完善职业教育学科环境和学科意识，因此职业教育社会学未来发展的一个重点就是学科体系建设问题，即不仅要建立科学、完善、合理的职业教育社会学学科体系，而且将逐步完善职业教育社会学相关学科的大学科体系，如职业教育学校社会关系学、职业教育学生社会学、职业教育教师社会学、职业道德教育社会学等。
（二）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建立
独立的方法论是一门学科成立的一个重要标志，但是目前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的建立和创新难度太大，基本上是沿用相关学科的方法论，如教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内职业教育社会会学研究将具有方法论上的突破，在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的过程中，逐步探索和形成具有学科特色的方法论体系。
（三）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队伍的逐步壮大
目前，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人员并不是很多，也未有专门的在学术领域有权威影响力的专家学者。从收集到的著作文献来看，职业教育社会学的研究还是处于比较分散的状态，研究工作人员的研究方向并不完全是职业教育社会学，而是涵盖了职业教育原理、职业教育经济学、职业教育文化学等，职业教育社会学还是一个很新的研究视域，因此职业教育社会学研究队伍将逐步扩大。
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历史上，曾先后发生过三次大的名称之争，即“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之争、“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这场争论跨越整整一个多世纪，历时一百多年。今天，基于职业教育实践和学科建设对“什么是职业教育”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提出了越来越迫切的要求，职业教育名称问题再次成为职教界关注的学术话语。
一、“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
职业教育是一个舶来品，是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耦合的产物。在我国，“职业教育”这一名称正式出现之前，曾有过多种多样的名称。例如实学、农工商学、艺学、专门学校等，但后来较集中地称“实业教育”。从制度层面上看，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癸卯学制》将实业教育制度作为其必要的组成部分。因此，一般认为实业教育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正式开端。
然而，就在《癸卯学制》颁布的当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就把实业教育称为职业教育。姚文栋在《添聘普通教习文》中写道：“论教育原理，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就目前文献资料看，这是“职业教育”这一名词的最早出现。之后相继有许多学者使用“职业教育”这一称呼，为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名称之争埋下了伏笔。
实业教育制度创立者所抱的是“教育救国”的梦想，但实业教育制度的实施并没有解决国计民生问题。事实上，在当时混乱的政局和低下的生产力状况下，任何先进的教育也无法创造奇迹。但是，沉浸在“教育救国”迷梦中的近代先驱们，却寄希望一种更加完美的教育制度来改变“民生凋敝”的现实。他们把矛头纷纷指向实业教育所谓的“弊端”。1915年，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黄炎培考察了美国教育，受到很大启发，回国后积极宣传提倡“美式”职业教育。1917年5月，黄炎培等48名教育界和实业界人士在上海发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将“实业教育”正式改名为“职业教育”。从此。“职业教育”成为教育界多数人接受的通用名称，并一直沿用到1949年。
在当时这场名称的更迭中，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实业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两者无区别。如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之一蒋维乔认为“我国实业教育就是职业教育，不必再采美国的分科制。”另一种意见认为，实业教育与职业教育不同，黄炎培等即持这种观点。在当时强调两者之异的是主流观点，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以职业教育取代实业教育成为当时教育界多数人的共识，而要一事物取代另一事物，必定要强调它们的不同之处。然而，用现在的眼光看，我们却不得不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即当时的少数派的意见。因为既然今天把实业教育作为现代职业教育的正式开端，就意味着它们两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种教育类型。
这场争论留给今天的疑问是：既然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没有实质的区别，为什么会出现名称上的更迭?也许这个问题的答案蕴涵在当时的教育和文化思潮里面。我国的近代教育，先是学习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后又学习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继而又学习美国。实业教育制度就是取之日本，而日本则是借鉴德国。职业教育制度却是取之美国。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争，实际上是德日模式与美国模式之争。因此，发生在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上第一次大的名称之争的实质是对不同外来文化的取舍，是学习对象国之争。
二、“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之争
实业教育没有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令人无奈的是，在批判实业教育基础上建立起的“职业教育”以同样的结局而告终。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波澜壮阔的思潮，历经曲折，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不过如前所述，职业教育的称谓却一直保持到了1949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出现了“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的名称之争。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朱德、李立三、马寅初、黄炎培等领导人建议将发展职业教育写入《共同纲领》，但当时却以职业教育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苏联没有这类教育等理由遭到否决。一届政协通过的《共同纲领》只在正规教育之外写入“注重技术教育”的内容。之后，开始称技术教育，没有再沿用职业教育的名称。直到1958年，在刘少奇“两条腿走路”的思想指导下，开始创办农业中学、工业中学、手工业中学，把城市的这些技术中学称为职业中学。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类教育被强加上资产阶级双轨制的帽子，遭到批判。职业教育的称谓销声匿迹。
由上可以看出。这是一场“没有争论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政治完全取代了学术。因此，这场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实质是意识形态之争。
三、“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之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伴随着职业教育的“复兴”，中国职业教育历史上出现了第三次大的名称之争，即“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之争，并形成了有名的赞同“职业教育”的北派和赞同“职业技术教育”的南派之分。两个名称都曾进入到官方文本，并进行了长期的较量。例如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提出国家兴办“职业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把普通高等教育以外所有培养专业技术人员、技术工人以及其他城乡劳动者的学校和培训机构，统称职业技术教育。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中采用“职业技术教育”名称。而1996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却采用“职业教育”名称，并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职业教育”的官方地位。
1996年国家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虽然对这场争论作了法律上的裁决，但却无法终止南北双方心理的对峙和对这场争论的刻骨铭心。当年“北派”的代表高奇教授是这样回顾那场争论的：
“‘体系研究’的课题是华东师大的黄克孝等同志搞的，他们提出，职业技术教育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职业教育……另一个是技术教育……我看了觉得不妥；中央教科所的同志也不赞同。我们认为和高等教育、普通教育相对应的这个教育类型就是职业教育……至于技术教育，它完全是另一码事……这场官司打得很凶，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要求为职业教育正名。后来一直打到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孙起孟那里，孙老也坚持叫职业教育。职教法出台时。就变成‘职业教育’了。”
黄炎培先生之子、全国政协委员、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理事长黄大能先生对职业教育“正名”之事也非常认真。他在文章中写到：
“那么，这个职业技术教育的名称是从哪里来的呢?我可以直率地讲，可能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对于职业两字的错误认识，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在计划经济中，社会不存在失业问题。所以前苏联也没有职业教育这个名称。解放初期，在讨论《共同纲领》时，就有了这方面的争论。最后，《共同纲领》中也就没有职业教育这个名称，似乎我们的国家将来不存在失业和就业问题，所以只需要职业技术教育而不需要职业教育。其二，当时有一个固执成见和狭隘推测，认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几十年来‘霸占’了职业教育这一领域，要冲破这种‘霸占’，个别教育界领导认为，若把职业教育改成职业技术教育，就能冲破这一垄断。所以不惜置职业道德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于不顾，硬塞进‘技术’两字，成为‘职业技术教育’。其三，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中，把‘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并列存在。于是有些人不顾逻辑上的不合理，把两个截然不同内涵的教育名称，合并成‘职业技术教育’。上述原因造成今天仍有不少单位和不少书刊的名称仍沿用‘职业技术教育’这一错误名称。即使国家已立了‘职业教育法’，统一了称谓，一时仍转变不过来。这看来似乎只是一个名称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实质上对职业教育含义是一个歪曲。无法正确下职业教育的定义，所以不解决这个问题，无法认为在我国已普遍统一了认识……我不能不再度提出统一正名问题……”
而对坚持“职业技术教育”名称的学者来说，对将“职业技术教育”“正名”为“职业教育”这一结果，也长久不能释怀。如前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原国家教委职业技术教育司首任司长盂广平先生生前曾提到：
“我国的人才结构不合理，技术型人才比例太小。问题由来已久，至今未得到根本解决，技术教育的发展自然也不顺利。在‘职业技术教育’改称‘职业教育’之后带来更多的不顺利……”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学术委员会委员严雪怡先生也认为将“职业技术教育”改名为“职业教育”带来了一系列新问题。
就在几年前，原国家教委职教司司长、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杨金土先生还惋惜道：
“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影响最大并引起此后许多歧义的名称变动是1994年把“职业技术教育”改称为“职业教育”。当时我还没有退休，曾经为不改名而据理力争，可是没有成功。”
与前两次名称之争相比，这场名称之争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纯粹”的名称之争，因为这次名称之争并没有带来职业教育制度或学校形式的任何变化。“职业技术教育”一词最先从何而来尚有待考证，但一般认为一是来源于苏联，另一是来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职业教育称谓(Technical and Voeatioilal EdHeation)的中文译名。Technical and Voeational Education直译成中文，应该是“技术和职业教育”，为照顾中文习惯，才译成了“职业技术教育”。
这场争论虽然以法律这样庄严的形式而中止，但却并没有中止得像法律条文一样干净，而是留下了众多的遗迹。如虽然国家通过法律确定了“职业教育”这一术语的官方地位，但在学术界多是采用“职业技术教育”，如中国关于职业教育的最高研究机构叫“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最高的学术团体叫“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各类实施职业教育的学校不叫“职业学校(院)”而叫“职业技术学校(院)”——《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的文件中把“各类职业学校统一规范为‘XX职业技术学校’，高等专科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逐步统一规范为‘XX职业技术学院’”。在实际的语言运用中，“职业技术教育”这一名称出现的频率和“职业教育”不差上下，而且在同一文本中两者经常交替出现。面对如此众多的“遗迹”，关于职业教育名称的异议就一直从未中断过，而且一直在暗暗凝聚力量。在杨金土先生的倡议下，《职教通讯》杂志2007年第6期组织职教界学者对职业教育概念和名称问题又开始进行新的讨论，就是最好的例证。
四、结语：历史的启示
人们之所以研究历史，是因为它能使我们更聪明地解决实际问题。中国职业教育史上为什么会存在如此频繁而又如此难以结束的名称之争?这些争论对今天有什么启示?我们该如何解决争论遗留下的问题?职业教育名称之争如何才能真正地结束呢?对这些问题的思索和回答正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回顾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意义。
1、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语词应用的混乱，同时也是概念的混乱。因此，在职业教育名称之争的背后，反映的是人们对“什么是职业教育”这一本质问题认识的模糊。相反，关于职业教育的本质问题、概念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首先是一个语言学问题，是一个如何将VOCational edHoarion这样一个外来名称本土化或者中国化的问题，即如何按照汉语的语言逻辑规则，使“职业教育”的概念意义和它的词语意义相和谐、相统一。
2、职业教育的名称虽然频繁更迭，但我国的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历史事实”从诞生之日起却从未因此而中断过。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名称问题影响到对历史的书写与判断。例如，如果单从“职业学校”数目的增减去看“文革”时期的职业教育，就会得出“职业教育遭到严重破坏”的结论。而从“大职业教育”的角度来看，文革时期普遍实行“开门办学”，则会得出“文革时期的整个教育出现了泛职业化”的结论。如何看待这一重大的历史问题，需要我们具有“不为名称所蔽”的足够清醒的理智。
当今国际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摘要：“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职业教育肩负着提高千百万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职业教育探究就是在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遵循三个面向，推动职业教育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培养各类人才的同时，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职教发展道路。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教探究迎来了生气蓬勃的春天1、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早在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摘要：“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会议认为要探究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新问题。这是此后二十年中国职业教育迅速发展、改革和中等教育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先声。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有关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主要是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改变高中阶段教育单一化的局面。二十年来，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逐渐有所改变。
中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强宏观的调控和指导，即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重大理论新问题和重大实际新问题的探究和解决。职业技术教育的探究成果又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宏观决策和政策办法的制订提供了依据，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而不断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中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和初等职业教育也有相应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初、中、高不同层次，又和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相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80－1997年，普通高中学校数从31300所减少到13880所，学生数减少了119.72万人。而同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含中等师范）的学校数则从9688所增加到17116所，学生数从226.3万人猛增到1089.51万人，增长4.8倍（增长情况见附图1），共计培养各类毕业生3085万人。这十七年，普通高中学生数所占比例从81％下降到44％，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数则从19％上升到56％。
2、建立机构、制订规划，职教探究逐步展开
“”期间，教育探究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为恢复教育探究工作，教育部于1978年7月4日向国务院呈报了《有关重建中心教育科学探究所的请示报告》。中心教育科学探究所经国务院批准重建后，所内设立了“教育制度探究室”，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及职业技术教育的探究。该室于1986年改为职业技术教育探究室及成人教育探究室。以后，部分省市及高校也先后建立起一些职教探究机构，至1986年，中心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有职教科研机构12个，高校建立的职教科研机构也有12个，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先后成立了职教学会、职教探究会等学术团体75个。
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强职教事业的宏观调控，1991年建立了部级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探究所”，1993年，原中心教科所职教探究室并入职教中心探究所。现在，随着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已初步形成了由职教行政部门、职教科研机构、职业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术团体组成的、专兼职探究人员相结合的职教科研队伍。部级的职教科研机构有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探究所和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有些业务部委和行业也建有职教探究所（室）。独立设置的省级职教科研机构有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探究所、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探究所和湖南职业教育探究中心等。各省级教育科学探究所（院）一般均设有职业技术教育探究室所，一些高等院校如华东师大及某些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和职业大学、职工大学也设有职教探究室。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是全国性群众性学术团体，学会下设10个专业委员会，从事职业教育探究。
历史悠久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一贯重视职教探究，有探究组织和专兼职探究人员，并出版学术刊物《教育和职业》。
一般的市、县及重点职业学校均建立有职业教育教学探究室，从事教育教学的探究和师资的培训工作。现在，从中心到地方，已初步形成了一支专兼结合，有相当数量和较高水平的职教科研队伍，他们为职教事业的发展，为促进教育教学改革进行着广泛和逐步深入的探究，为行政决策提供咨询。据职教中心探究所最近的统计，现在全国共有中心级和省市级职教探究机构（所、室）81个，中心级和省级专职探究人员约400人。
早在1978年11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教育部的领导下，成立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和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1979年1月，了《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年），在该纲要的探究项目教育制度重点项目内，提出了要重点探究建立适应四个现代化需要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进行中学教育结构改革的实验探究以及高中设置职业课程和练习制度的探究。《纲要》在此把教育结构改革和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探究摆在重要地位。
纵观20年来职教探究工作的开展，可分为两个阶段摘要：
（1）介绍外国职教，探究我国职教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新问题
作为教育科学的一个分支，职业技术教育学科在世界上也还很年青，在我国该学科的探究起步较晚，但近年来发展较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等教育结构的改革，各地学者纷纷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目前状况和体制、理论和模式、教学过程和管理，纠正人们头脑中存在的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和鄙薄职业教育的陈腐观念。为发展我国的职业教育提供有益经验和模式。此时，陆续出版了为数不少的一批译介国外职业教育的著作。如《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西德职业教育》、《技术教育和职业教育》、《六国技术教育史》、《日本职业技术教育探究》、《国外职业技术培训探究》、《职业教育和劳动教育学》、《职业技术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世界职业技术教育》、《苏联职业技术教育简史》、《七国职业技术教育》、《德国双元制教学模式初论》、《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以及一批介绍国外职业指导的丛书。这些著作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职业技术教育的观念、理论、结构、体系、发展历程、教学过程和教学方法提供了大量的信息资料我国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和职业教育的重新起步主要发生在八十年代初，实践中碰到许多有待解决的新问题，全国各地许多从事职业教育的实际工作者和行政管理人员及教育探究人员纷纷开展职教探究。这时，属于起步阶段的探究以应用为主，它和职教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联，探究成果多为论文，发表在各类报纸刊物上，为实际工作提供了指导和建议。立足于基层的实际工作者的大量探究使职教探究有着广泛和深厚的基础，不仅成果丰硕，其中不乏颇有深度和较高水平的成果，也使全国性的职教科研规划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1983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及全国教育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83－85）有一项为《技术职业教育的探究》，由李蔺田等同志负责。探究成果为探究报告。报告根据中心有关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有关建立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精神，提出了职教体系为“两大类型、多种层次、自成序列”的构想，报告还对职教管理体制上存在的新问题提出了职业技术教育管理体制的设想，对加强职教管理，调动各方面的办学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
（2）开展理论探究，进行学科建设
在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教育教学体系的同时，我国的许多学者也开始进行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探究，并不断有成果问世，陆续出版了一批专著。较早的是《职业教育概论》、《技术教育概论》、《职业技术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等。
从1986年开始实施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和全国教育科学“七五”规划布置看，理论探究的比例有所增加，部级部委级课题共129项，其中理论探究25项，占19.4%，应用探究仍占主要部分，有95项，占73.6％，实验探究9项，占7％。职教探究立项11项，理论探究受到重视，并有专门立项，如《职业技术教育基本理论的探究》、《有关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探究》、《职业指导探究和实验》等。此外，还有一大批职教专兼职探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从事为数众多的一系列理论探究，包括课题规划以外的探究，在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科建设上取得较丰硕的成果，出版了一系列专著。主要有摘要：《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学》、《有关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探究》。此外，还有不少学者撰写的专著问世。如《职业技术教育概论》、《中专教育概论》、《职业技术教育导论》、《职业技术教育学导论》、《职业技术教育新论》、《中国职业教育史》、《职业培训概论》、《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学》等等。这批为数众多的学术专著为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建设构建了理论体系的框架，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3、职教探究密切结合改革实践，为行政决策服务，推动职教事业迅速发展。
职业教育和生产劳动关系密切，实践性强，职业教育又处于重大的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因此职教探究必须密切结合改革的实践，探索和解决改革中碰到的重大新问题，为行政决策提供依据，推动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
（1）理顺管理体制、确立多元办学体制。
职业教育要为各行各业培养适用人才，而中国的特征之一是人口多，职业教育底子薄，因此，办好职业教育就不是教育系统一家的事，需要企事业等用人单位的支持和参和，职业教育制度的改革也必然涉及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改革初期，职业学校办学困难重重，资金设备严重不足，教师、教材缺乏，毕业生就业渠道不畅。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和探索，各地兴起了校企联办职业教育新风，大力提倡企事业单位办学、社会力量办学，逐步形成全社会办职业教育的大职业教育观，开始建立多元办学体制。在探究领域，“七五”规划中有《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相关的劳动人事制度同步改革的探究》，政府出台了“先培训后就业”以及“职业资格证书”的相关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办学资金设备不足、师资教材缺乏及毕业生就业的新问题，更重要的是密切了职教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使职教进一步增强了办学活动，明确了服务方向。
（2）职教发展比例新问题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国家明确提出的方针，职业教育在中等教育结构中，尤其是在高中教育阶段中应占多少比例一直是教育行政部门、职教工作者和职教探究人员关心的新问题，教育结构新问题涉及某一特定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人才结构及教育投资结构新问题．该新问题在报纸刊物曾经引起过热烈的讨论，有人提出过职教发展的阈限．多数意见认为职教发展应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适当的比例范围，也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到2000年,使中等职业技术学鹇学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总数的比例全国平均达到60%左右、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城市可达到70%．
（3）职教师资队伍建设新问题
八十年代，职教事业迅速发展，事业的发展涉及人财物三个因素，即师资、经费和教学设施。当时职教师资十分紧缺，数量严重不足，质量达不到要求，严重制约着职教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对此，教育科学“七五”规划有一个师资新问题的立项，该课题工作结束后所提支的探究报告中对师资新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办法建议。和此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召开过多次职教师资新问题座谈会，各地的职教行政管理人员和探究人员也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原国家教委办公厅于1995年8月24日发出了《有关制定并落实职业教育师资培养计划的通知》，然后，国家教育委员会又了《有关加强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办法，建立了一批职教师资培养和进修基地，扩大了来源和进修渠道，目前职教师资数量基本满足需要，素质水平正不断提高。
（4）农业类专业招生滑坡新问题
1993年，农村职业教育出现了农业类专业招生滑坡的现象，即农业类专业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大幅度减少。全国招生数由92年的25万人下降至93年的16万人，减少34.6％，这一现象引起了教育行政部门和专家学者的密切关注。职教行政部门和探究机构曾作过多次联合调查，通过调查，熟悉到滑坡新问题和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的转移、市场经济规律有关。农业类专业招生数适度编减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此“急转直下”的趋向，则超越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实际范围，若继续高速下滑，势心使农村职业教育脱离农村经济实际，形成新的不适应。我国农村情况千差万别应根据各地实际需要，采取灵活多样的办学形式，合理调整学校布局和专业结构。同时，要加大政府统筹力度，对农业类专业采取适当的扶持和倾斜政策，建设示范学校，全面提高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实施创业教育，使毕业生能够真正把握致富本领，对此，原国家教委和农业部联合发文《有关进一步办好农村中等职业学校农业类专业的意见》（教职1996，5号），提出了应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办法。目前，农业类专业滑坡现象已基本上得到遏制。
4、专、兼、群相结合，组成一支强大的职教探究队伍。
职业教育固然有许多理论新问题需要探究解决，然而更多的是职教实践和改革中出现的大量实际新问题．可喜的是许多职教行政管理人员，包括一些长期从事职教管理、经验丰富的离退休同志参加到职教探究的行列，还有许多长期从事职业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也积极参和职业教育教学的探究，他们和专职探究人员组成了一支专兼群结合的探究队伍．使职教探究和职教改革密切结合，改革又促进职教探究。这是职教探究的一项经验，也是职教探究的一个特色.
二、职教探究成果丰硕
20年来职教的探究成果，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摘要：学术理论成果；对实际工作的政策建议；探究手段和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建设；扩大国际学术交流和合作。
1、学术理论成果（1）、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
如前所述，“七五”、“八五”期间问世的学术专著颇丰，理论探究为学科建设奠定了较好的基础，学科体系的理论框架初步形成，这是职教探究的重大成果。职业技术教育学作为一门教育学科在世界上以及在我国还很年轻，很不成熟，其分支学科，如职业技术教育心理学、职业技术教育社会学、职业技术教育经济学等很难说已经成形，而职业技术教育管理学、职业技术教育史同职业技术教育学一样仍处于初创阶段。然而职业技术教育作为一门教育学科，其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成熟一般认为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随着科学技术、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其理论基础和学科体系也会不断发展和完善。毋庸置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和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同步，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科建设的探究成果颇为丰硕，令人欣慰。
（2）、职教体系理论探究取得较好成果
“七五”单独立项的《有关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探究》以学制体系为主，选取机电、，铁路、商业、金融、卫生、农村各业以及一些开放城市作调查探究。其成果探究报告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职教体系的若干原则，如职教结构必须和社会人才结构相适应；职教应和普教、职业培训沟通；文化基础和专业技术、技能协调发展；统一性和多样性相结合等。报告提出了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实施方案。
对建立我国的职教体系，各地的探究人员和行政管理人员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和专著，其成果大多为教育行政部门的决策所采纳，如主要包括以初中后为重点的三级分流的确立；实行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农业、科技和教育相结合；国家宏观管理、社会积级参和、学校自主办学；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构合理，形式多样，职前职后衔接，和其他教育相互沟通、协调发展的职业教育体系。
（3）、发展战略和发展规划的探究勾划了我国职教未来发展蓝图
对职教发展规划的探究，“七五”，尤其是“八五”有许多立项，如2000年我国职教的发展战略、合理比例；区域发展规划如“老少山边侨”地区、南方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职教、西北五省区职教发展、农村职教的布局结构等。“九五”教育规划尚有多项发展规划的课题起步探究，如经济发达地区、中部农村地区、西部贫困地区、三峡库区。农村社区、经济特区、苏南地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等，这些项目的探究将把职教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的探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有助于各地职教事业的健康发展。
2、若干重大现实新问题的探究和解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职教探究也不断发展。职教事业在发展过程中碰到各种各样的新问题，需要探究解决，大量的新问题是实际新问题，职教探究更多的是应用探究。
由于政府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专业探究机构和职教社团抓得紧，加上广大的职教实际工作者和职教行政管理人员的积极参和，许多重大现实新问题得到了及时的探究和解决。归纳起来，这些年来主要解决了以下一些重大现实新问题摘要：
（1）职教立法的探究为立法机构制订职业教育法提供了依据
早在《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1978－1985）中就提到了“教育立法新问题探究”，虽然没有在科研规划中立项，但由于职教事业发展的紧迫需要，职教行政部门和职教探究机构对职教立法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研，各地的学者和职教行政管理人员也在媒体上发表了大量的探究文章，对职教立法展开了多次的讨论，如《职教立法模式初论》、《制定职业技术教育法的构想》、《国内职教立法工作的进展情况》、《对我国职业教育立法新问题的探索》、《加快民办学校立法，推动民办职教发展》等等。在各省市已制订的职教地方法规的基础上，国务院《有关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件为职教立法奠定了政策基础和构建了总体框架，《职业教育法》最终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于1996年9月1日起颁布实施。
（2）职业教育面向农村的转变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长期以来农村的普通教育、基础教育仍沿袭着传统的升学路子，教育未能密切结合农村建设的实际，为广大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职业中学迅速恢复和发展，鄙薄职业教育的思想受到批判。教育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立足农村。
（3）职教探究和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
职业教育和生产部门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必须落实到适当的职业岗位上才能产生效益。因此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和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同步。对此，教育部门和劳动人事部门的许多同志作过广泛深入的探究，发表过大量论文。立项探究的有七五全国重点项目《有关职业技术教育和相关劳动人事制度同步改革的探究》，探究报告为行政部门的决策提供了参考。
在劳动就业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如“先培训后就业”“优先录用受过培训的人员”以及一系列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制定和实行都表明了行政部门吸取了探究人员和广大实际工作者的探究成果。劳动人事制度的改革又为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4）教育过程、教学改革落实到对培养目标的能力培养上。
职业教育及教学过程有其自身的特征，即和教学实验和生产实习关系密切，我国的职业教育一向重视和生产劳动相结合。近年来我们借鉴了前苏联的生产实习的经验，德国的“双元制”徒工培训的经验和北美社区学院的以能力为本位的教学经验，结合中国实际，经过职教探究人员和广大职教工作者的探索和实践，应该说目前我国的广大职教工作者在教育思想上都熟悉到能力培养的重要性，从过去比较注重学科知识的系统性转变到注重职业能力的培养上，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正围绕着能力培养这一目标去进行，在理论上取得了一些进展，在实践中取得了不少经验。
由于职业教育重视了培养学生的综合职业能力，发展全面素质，实施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课程开发，实施创业教育，这不仅推进了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也大大提高了毕业生的素质和水平。
此外，对职业教育的评估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和部级的省级重点校建设相结合，职教行政部组织了几次评估、探究人员从理论上和评估指标体系上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经验，为今后职教评估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4）高等职业教育的定位和发展新问题
以短期职业大学为代表的高等职业教育兴起于八十年代初，当时全国陆续出现了一批市办短期职业大学，最多时达到128所。由于对兴办高等教育熟悉不尽一致，其管理归属、经费来源，毕业生的就业等也存在一些新问题，致使职业大学发展迟缓。学术界对此极为关注，教育探究“七五”、“八五”规划均有立项摘要：《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探究》、《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目标、途径及其特色探究》，高等职业教育探究会也不断组织学术探究，探究成果有探究报告、专著和大量的论文，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同志也发表了不少有关高等职业教育的文章。短期职业大学和一批普通高校、成人高校及少数部级重点普通中专学校，在试办高等职业教育的过程中，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探究和理论探索，从中取得的成果对我国高等职教的发展具有非凡的重要意义3、探究手段和教育技术的现代化建设（1）、文献信息库和职教网络的建设
职教信息和网络是职教探究的一种手段，是职教探究机构自身建设的一部分，也是职教事业的发展所必须，通过文献信息库和职教网络的建设（将来并入国家教育网并和国际互联网联网），为职教探究机构、职教行政部门及各类职业学校提供信息服务。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职教中心所已初步建成了如下5个文摘信息库摘要：图书目录题录库、期刊论文题录库、期刊论文文摘库、政策法规资料库、省级职教探究机构资料库。对国内外有关职教的文献和信息，经过整理加工，现在以不定期的刊物《职教文献和信息》面世，至今已出版四期摘要：《职教探究机构简介》、《教学文摘专集》、《外国职教文摘专集1、2》等。
对于职教信息网络的建设，“九五”教育科研规划已有立项摘要：《建立全国职教信息网际网络的探究》。由职教中心所和地方的一些探究机构共同实施，目前已建立职教主页。除计算机网络外，正在建立职教探究的“协作网”，开展信息的交流和探究的协作。
职教中心探究所从1994年起每年编制并定期《职业教育年度报告》，内容有摘要：一、综述；二、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三、师资；四、农村职业教育；五、职教经费。职教年度报告旨在反映该年度我国职业教育的状况和发展趋向，概述已发生的重大事件，提出存在的重大新问题，列出主要的统计数据和图表，为各级职教行政部门和学校提供经过提炼的信息。
（2）、传播媒体（报纸刊物）的建设和教学媒体的研制
报纸刊物是信息的载体，也是职教探究的一种手段，既传递信息也推广探究成果。椐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共有公开发行和内部发行的职教报刊60余种，（3）教学媒体的研制。随着音像技术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近年来，职业技术教育司和职教中心探究所编写出版了一些职校校长培训和师资培训教材，翻译出版了一些德国双元制的职教课程的教材，如《汽车基础教程》以及一批教学录像带（46个节目）。1997年10月，职教中心所组织召开了”职业教育教学媒体研讨会“，有11个省市的职教工作者及德国专家出席。
4、国际学术交流及合作
借鉴国外办职教的先进经验，发展有我国自已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教学体系是我国职教界的一贯主张。多年来，我们一直注重探究和借鉴德国的“双元制”等世界上影响较大的一些职教模式以及课程开发的方法。
我国和联邦德国在职教领域有密切的合作关系，我们派出多批学者和教学和行政人员赴德国访问或进修，在六个城市和某些行业实行“双元制”试点，在各地还有如天津的“中德培训中心”等二十多个职教项目在实施，
为博采各家之长，我们也借鉴加拿大社区学院的“能力本位教育及课程开发的方法”，《中加高中后职业技术教育合作项目》（1990－1996），我国派出多批职教工作者赴加拿大考察进修，有数十所项目学校引进和试验加拿大社区学院的课程开发方法，已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下，1993年9月，由国家教委和教科文组织全委会在北京联合主办了“国际职业技术教育研讨会”。有20个国家、地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世界银行的代表应邀参加了研讨会。这是一次由我国的专家学者和职教行政官员和国际众多职教专家和职教官员进行的深入的学术交流。
为了加强我国和国际职教界的交流和合作，“职教中心探究所”作为国家的代表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职业教育国际合作项目（UNEVOC），成为其成员，参和其学术交流活动，提交我们的学术成果和探究报告，作出了我们应作的贡献。
和此同时，我国作为UNEVOC的成员，参和了该项目组织的课程开发，借鉴并推广＂创业教育＂的经验，并从信息网络中获取有关国家的职教信息，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我国和世界银行合作实施的职教贷款．先后两期共计8000万美元．对我国职教师资的培训，对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发展职业教育发挥了重要的功能．评估表明世行职教贷款项目的实施是卓有成效的,令人满足的。
三、“九五”职教科研工作的新进展及期的展望
为总结过去，展望未来，更好地制订职业技术教育的“九五”科研规划，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于1994年冬委托职教中心探究所对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探究状况进行调研，以便提高职教学科“九五”规划的整体水平，使之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促进职教探究的发展。
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对职教探究的探究，为此，由职教司和职教中心所联合组成了工作小组，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调研。调查探究采取文献检索、成果分析、专家咨询（书面征询33名专家意见）及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六五”、“七五”、“八五”期间全国教育科学探究规划所列项目及其成果作了统计和分析，对理论探究（学科建设）和应用探究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证和分析，最后提交了一份《职业技术教育“九五”规划学科调研报告》，报告对制订“九五”职教科研规划提供了建议。这是一项承先启后的工作，也是职教科研的一项重要成果。
我国的教育科研分为12大类，职业技术教育是其中之一。从以前的情况看，职教探究的立项偏少。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上海市智力开发探究所1990年的调查，八十年代全国528个主要教育探究机构承担的课题数达4337项，其中职业技术教育类95项，占总课题数的2.19%，显然，作为12大类之一的职业技术教育所占比例偏低。
教育科学“九五”规划职业技术教育类立项41项，其中部级重点课题2项，教委级重点课题22项，部委级重点课题3项，社会科学基金和青年社科基金课题6项，青年专项课题6项，一般课题2项。均超过“六五”规划（1项）、“七五”规划（11项）、“八五”规划（31项）。
从探究内容看，“九五”规划复盖面广，以区域职教发展及各类职教发展占多数，如经济发达地区、苏南地区、经济特区、中部地区、贫困地区、农村社区、三峡库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川藏边区，高等、中等、初等、残疾儿童的职业教育；职业指导；比较探究；课程、教材、教学模式、教学法和专业设置；职业资格和考核；职教信息网络；职教和劳动力市场；职教和普教的衔接和沟通；等等。探究范围侧重于中观和微观，探究领域趋向具体和深入。“九五”规划的探究将有助于促进各类职业教育在不同层次和特定地区的深入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党的十五大再次强调了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发展职业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职业技术人才是科教兴国的重要组成部分．职教事业的迅猛发展亟须加强职教探究工作和探究队伍的建设，为此建议增加职教探究的经费投入，扩大探究队伍，提高探究人员水平，以促进职教探究和职教事业的发展．为科教兴国，为实现现国家建设＂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作出贡献。
主要参考资料摘要：
1、《教育科研体制、规划和管理的探究文献资料》，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编，1993年。
关键词：
职业教育，文化教育，路径选择
长久以来，我国学者对于所处时代“职业教育”内涵的理解不尽相同，从近代早期的“生活技能教育”发展变化为现代的“培养职业上的专门技能和知识”。我国职业教育的目标也从近代田正平所指出的：职业教育思潮以“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作为所追求的终极目标逐渐发展演变为现今的“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由此可见，我国职业教育的内涵是随着时展而不断变化的，我们不能够简单地把过去人们普遍认为的“职业教育”的内涵，直接运用于当下，同时也不能够简单的用“职业技术教育”来代替整体的“职业教育”。
一职业教育的内涵
我国《职业教育法》中对职业教育是这么描述的：职业教育是对受教育者施以从事某种职业所必需的知识，技能的训练，职业教育是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地位平行的四大教育板块之一。其中，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但由于我国现行的《职业教育法》于1996年开始实施，至今已经历了整整二十年，二十年间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职业教育内涵有了横向和纵向的延伸，对职业教育的要求也寄予了更高的期望。2014年6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六部门关于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中指出，现代职业教育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服务一线，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并促进全体劳动者可持续职业发展的教育类型。本文现以经济和社会重点领域“现代服务业”作为例子对职业教育内涵进行分析，该规划中指出：根据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趋势，需要面向金融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社会工作服务和高技术服务领域，培养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技术技能素质的新型服务人才，培养具备高尚职业道德、较高人文素养、通晓国际标准和高超技术技能的专门人才，通过人才专业化提升服务业的竞争力。从上述对现代服务业人才培养的目标要求来看，高尚的职业道德、较高的人文素养已经成为对职业教育横向要求的延伸，而通晓国际标准无疑是纵向的拓展，职业教育已经不仅仅是生活生存的教育，而是以促进全体劳动者可持续职业发展的教育类型。
二文化教育的内涵
著名的英国教育学家怀特海在《教育的目的》一书中指出：“我们要造就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知识教育是从知识角度来理解人类各种文化，是以教师为中心的教育，以课堂和考试为中心的教育，知识教育以教科书为主要载体，逻辑、系统的传播知识，脱离文化母体，独立存在与人无关的外在世界逻辑中，缺乏理想、激情、直觉和想象力，这种教育于学生角度表现为学生对知识的无兴趣。文化教育则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文化教育包括知识、思维、方法、原则和精神教育五个层次的教育，知识是基础，思维是关键，方法是根本，原则是精髓，精神是灵魂[1]。由此可知，教育是具有文化普及、传播、传承、创新等诸多功能的特殊文化，教育的中心应该是人和文化，其中人应该放在首位，挖掘各种文化的人文意义，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希望人们在理想的文化生活中，不仅获得理论知识，而且接受文化熏陶，更重要的是学习和感悟到创造者不可多得的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从而不仅最大限度地获得全面发展，而且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由、解放和幸福[2]。
三我国职业教育中文化教育诉求
英国学者庄士敦曾说：“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同时，世界上不少汉学家在比较中国与韩国时都认为，韩国在传统儒学的保护与传承方面远远胜于中国，这是相当令人悲哀的。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二三十年一直经济建设为中心，尤其是近十五年来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需要，我国的各类教育招生规模迅猛发展，目前我国大多数职业教育的发展只重视技能的培训和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人文精神的培养，导致学生的国家观念、民族精神、价值观等素质较为匮乏。职业院校的学生在长期的专业知识教育中，虽然技能得到一定提升，也获得一技之长，因此也获得工作的机会。但随着学生职业生涯的发展，获得生活技能的他们并不能够感受到生活和职业的快乐，只是为生计而碌碌工作，缺乏创造、创新能力。这些学生无论从职业横向拓展还是纵向升迁都存在较大阻碍，影响学生全面发展。因此，我国职业教育中加强对学生的文化教育刻不容缓。
四我国职业教育中文化教育的路径选择
（一）践行知识教育和文化教育相融合的新型教育观念
从本文上述的教育的内涵可知，教育需要培养的是既有文化又掌握专门知识的人才。如怀特海所说：“专业知识为他们奠定起步的基础，而文化则像哲学和艺术一样将他们引向深奥高远之境。”知识教育是逻辑和实证主义教育，崇尚知识的功利主义，而文化教育则是思想、创造、文化、精神的教育，崇尚怀疑、批判和创新精神，由于这两种教育存在内容、形式和方法上的区别，一直以来，都是独立存在与实施的，且普遍存在重知识教育，轻文化教育的现象。要改变脱离生活的知识教育及其“应试教育”模式，不仅要改变脱离生活的知识论的教育观而且更要改变脱离生活的知识论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也就是说，要构建一种使知识、文化和生命三者融为一体并以生活为根和本的新型的科学观和科学哲学，由此形成一种使知识、文化和生命三者融为一体并以生活为根和本的新型教育观，从而引导教育回归生活之根和本。这种新型的科学哲学可称为“科学文化哲学”[3]，其目的就是要将知识论、文化论和生活论三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并将其建立在生活论的基础之上，从而形成一种新型的科学观。显然，这种新型的科学哲学和科学观，不仅蕴含着一种将知识论、文化论和生活论三者融为一体，并将其建立在生活论基础之上的新型教育观，而且还蕴含着一条使教育回归生活的途径，那就是从知识教育回归文化教育、再从文化教育回归生活教育的途径[4]。简单的分析上述科学文化哲学理念，就是将知识概括为人类历史的经验的沉淀，将科学理解为人类过去式，现在式、将来不断创造着的文化，将教育的内容从知识扩大到整个文化，包括理想、信念、境界、价值观、人生观、生活等，主要从求真务实的原则传授科学文化，从求善务爱的原则来传递人文文化，以人为教育的中心，关心人如何生活、实践和创新，努力将知识、思维、方法、原则和精神五个教育维度历经博学，睿思，笃行的过程，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令受教育者能够激活知识并超越知识，达到通过实践来验证、并实现创新的目标。
（二）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曾预言，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为世界做出巨大贡献，并预言将来统一世界的绝不是西欧国家，而是中国。中国五千年文化源远流长，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早就有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来形容当下所称的敬业乐业；中国传统文化中更是有不少关于诚实守信、以礼待人等与当今职业教育要求受教育者具有较高的职业道德水平的目标不谋而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是对全体中国人关乎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精辟陈述，而在当下，家国情怀、社会关爱、人格修养教育已然成为良好文化修养的基本要求[5]；上述种种无不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是我国职业教育进行文化教育源源不断并丰富的素材来源。与此同时，在传统文化教育课程建设中，不仅应将文化教育设计于思想政治课程等人文素养课程中，还应该尽可能与行业、产业和专业相结合，将文化教育内容融合在专业技术课程之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文化教育的重点是要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培养文化创新意识。
（三）提升文化教育教师队伍素养
在教育的过程中，无论是知识教育还是文化教育，教师所起的作用都十分关键。新型科学文化哲学教育理念下，对教师的要求也更为全面：要求教师以教书育人为己任，通过修炼气质、修养和人格魅力等来进行言传身教，只有教师对待对科学文化的情感真切深刻，对科学文化的探索过程犹如“感情和思想的一种净化”，新型科学文化哲学教育理念要求广大教师教育与科研并重，只有教育者自身参与创造性活动，才有助于真正切入科学与人文之生命，教育者具有科学和人文两种生命，才能用自己的生命去教育[6]；受教育者才能受到科学文化熏陶，从教育者身上理解科学文化之美，才能切身思考如何学习，包括学什么、怎样学、为什么要学等。
五结语
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需要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人才，更需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人文修养的复合型人才。我国职业教育在专业化教育的同时更加应该关注人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依靠高素质的文化教育教师队伍，在融合知识教育和文化教育的新型科学文化哲学理念下，汲取我国源源不断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精华，探究出符合我国现当代国情的中国职业教育文化教育之路。
作者：王俊彦 单位：广东理工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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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孟建伟.教育与生活-关于“教育回归生活”的哲学思考[J].教育研究，2012，（3）.
[3]孟建伟.科学哲学的范式转变——科学文化哲学论纲[J].社会科学战线，2007，（1）.
作者简介：唐锡海，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南宁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研究所主任、教授
目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成绩斐然，职业教育理论研究初步取得一定成效，但基于学科发展的职业教育科研成果比较薄弱，职业教育学科尚未展现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有针对性的诠释、指导和预测功能。在职业教育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促进职业教育学科自觉，构建职业教育学科基本框架，形成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学科体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
一、职业教育学科自觉的缺乏与问题
(一)职业教育学科自觉的缺乏
对于学科自觉学界尚无共识，但关于文化自觉的诠释有助于教育学者解读学科自觉。“文化自觉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特色和发展的趋向，不带有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对文化的自知之明即避免“文化回归”和“全盘西化”的过程。“五四”运动以来，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是阻碍中华文化自觉的最大障碍。教育理论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内容，文化自觉意识的缺乏表现为学科自觉意识的缺失。职业教育学科自觉意识的缺乏，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恪守不合时宜的传统理论，即固守20世纪20、30年代我国职业教育理论旨意；二是迷恋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用当今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理论取代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建构，即“全盘西化”。职业教育学科自觉意在唤醒学者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意识，使学者对自己所属学科有自知之明，对自己所从事的学科学术工作自我觉醒、自我反思和自我创建。学科自觉对职业教育学科发展和职业教育科研的意义，犹如文化自觉对社会文化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性。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可有三方面来源：通过哲学演绎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相关成果的综合；移植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理论；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及其管理经验的归纳、概括和提炼。前两者属于演绎路径形成职业教育理论，第三个方面系归纳路径形成职业教育理论。无论遵循演绎逻辑还是归纳思路构建职业教育理论，其普遍有效性均悬而未决，它需要我国职业教育实践的检验。检验实践对理论有效性的标准，需要寻找理论要素与实践活动的逻辑联系，学科自觉的参与是寻找这种逻辑联系的前提。因此，学科自觉成了职业教育学科划界的问题，它成为解释我国有先进的职业教育实践智慧，却无有学科自觉意识的职业教育理论尴尬的原因；使学科面临试图摆脱职业教育改革实践缺乏理论指导，却无相应理论回应的窘境。职业教育学科自觉的缺乏既是凝练职业教育实践智慧需要，也是构建职业教育理论体系的呼唤。
学科自觉即独立的学科意识，表现为基于本学科学术活动的学术文化(规范)和组织的能动性。独立的学科意识即遵循学科生成逻辑和学科发展的历史理性，正视学科或学术活动领域，在同一个学术共同体内，形成进行学术活动的基本伦理规范和相关学术活动的基本准则。学科共同体在学术自觉支配下开展科学研究，自主管理与协调自己的活动。学科自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独立的学科建制与学术权利、学位点与相邻学科并列、学术平台、学术刊物；二是具有独立的学科逻辑及其内容体系；三是具有独立的主流学术圈及其规范。用这三方面标准衡量我国职业教育学学科体系表明，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还不成熟，落后于其他学科的发展。职业教育学科建设的深度和广度表明，职业教育学科学术自觉程度较低，还不能按学科建设的严格原则和标准进行学科规划及其实施，由此导致职业教育学科的贫困。它表现在，职业教育学科缺乏相对明晰的基本范畴、概念、命题和研究方法，导致职业教育学术活动中“各说各的话”和“自言自语”现象盛行，职业教育学术活动要么依附于教育行政工作，要么沉溺于职业教育实践工作，使职业教育学科缺乏独立性。虽然职业教育学有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并具建制雏形，但较成熟学科差距很大。职业教育的学科自觉任重道远。
(二)职业教育学科自觉的缺乏产生的问题
1.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理性水平低
理性的缺乏困扰着我国职业教育研究，导致研究过程及其成果理性水平不高，集中体现为经验或常识性思维主导职业教育研究过程。由于经验或常识性思维主导研究过程，致使从常识和经验事实层面描述和分析职业教育现象或事实成为职业教育学科知识的主流，其理论仅停留于经验总结或工作手册性质的形态。研究者热衷于对职业教育热点问题过多关注，对热点问题的描述、经验总结和工作讨论性文章成为职业教育研究成果的主流形式。用经验思维替性思维的研究过程及其结果，弱化了职业教育学科的理论性。职业教育学作为职业教育科学的知识体系，应体现人们认识职业教育现象的智慧结构，具有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对职业教育实践具有解释、指导和预测作用。职业教育学不是职业教育工作手册或经验汇编，它承担着对职业教育现象的理性抽象使命，理性和抽象反映职业教育理论的方法和形态。职业教育实践为职业教育理论提供事实依据和实践智慧，但职业教育实践的总结和经验描述不是职业教育理论。职业教育理论按照一定的学术规范，遵循自身逻辑，形成知识体系，而不是基于职业教育实践的职业教育思想和观点简单集合。经验描述是学科发展的初级阶段而不是科学理论。成熟理论需经历由经验描述到经验分析的过程，不论职业教育的学科体系进展到何种程度，最初的研究也必定是从问题开始的经验水平的论述，经过问题研究的材料积累，才有可能从经验水平的概括总结上升到范畴水平的学科体系。[2]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智慧的日益丰富，呼唤职业教育学科超越简单的经验描述，使职业教育学科“是对教育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提炼，通过理性抽象的系统化而形成教育理论”[3]。
2.照搬国外职业教育理论
职业教育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毋庸置疑工业化历史较长国家的职业教育理论具有先进性。但应该看到，工业化国家职业教育理论的先进性是有条件的，满足这些条件，对他国职业教育才有指导意义。借鉴工业化国家的职业教育理论，用以解释和指导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无疑是明智之举。然而，国外的职教理论是根据本国国情提出的，有些理论只适用于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国情。很多职业教育研究者没有注意将国外的理论与我国的具体国情联系起来，照搬国外理论，有的研究者没有充分理解国外职业教育理论适宜的历史、文化和精神实质，便大规模的运用到我国职业教育教学实践中，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相互矛盾，致使很多改革实验只进行了一段时间就宣告失败。造成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是迷恋西方职业教育理论，这是职业教育学科自觉意识缺乏的表现。形成学科自觉，是避免我国职业教育研究者照搬西方职业教育理论的根本。学科自觉意识的觉醒能够借鉴国外先进职业教育理论，结合中国实际，实现职业教育理论创新。
3.以普通教育理论演绎职业教育理论
职业教育学科缺乏自觉，由普通教育理论演绎职业教育理论是职业教育研究存在的重要问题。对职业教育学科基本范畴缺乏学术共识，致使职业教育学科基本概念指称对象不明确，要么指称工作实践，要么处于常识经验，造成职业教育研究的事实或价值不确定。缺乏基本概念体系，就不能形成统一的学术话语体系，职业教育学难免沦为普通教育学的“殖民地”，普通教育理论成为它的宗主，陷入职业教育论著中盛行普通教育的“殖民话语”的尴尬，使职业教育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普通教育理论演绎的结果。众多职业教育理论依附普通教育原理展开，更有甚者直接“移植”、抄袭普通教育学的概念和学科体系。就连“职业教育学”的定义都是直接套用普通教育的定义，将“教育学是研究教育现象，揭示教育规律的一门科学”演绎为“职业教育学是一门研究职业教育现象，探讨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新兴学科。”[4]对职业教育学科体系的分类，完全照搬普通教育的学科分类，在教育学二级学科名称前加“职业”二字便成了教育学的分支学科。职业教育学科成了普通教育学科的影子，受普通教育学科的实质性牵制。职业教育研究采用教育学一些观点、方法和相关原理是必要的，但人们对教育学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独立性的质疑，使之身处尴尬境地。“‘教育学’是一门次等学科，把其他‘真正’的学科共冶一炉，所以在其他严谨的学术同侪眼中，根本不屑一顾。在讨论学科问题的真正学术著作当中，你不会找到‘教育学’这一项目。”[5]教育学尚且处于质疑中，用它演绎职业教育学，势必造成职业教育学的科学性、有效性和独立性天生遭受质疑。完全用教育学观点认识职业教育，会导致片面的结论，影响其科学性、有效性和独立性。
二、职业教育实践呼唤职业教育学科自觉
职业教育实践构成职业教育学科奠基性、本源性基础，实践需要是职业教育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因，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需要是我国职业教育学学科自觉的最终动因。
(一)职业教育学科自觉是职业教育转换发展方式的需要
我国职业教育由规模扩张转向内涵式发展，急需职业教育的理论引领。高等职业院校招生规模已经超过了普通高等院校招生规模，有力地促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随着时间推移，外延扩张暴露出若干问题，限制了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实现职业教育从外延扩张向内涵发展的转变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必然取向。职业教育的内涵发展以其资源合理配置和内部因素优化为动力，以结构调整和重组而获取质的发展。
职业教育实现内涵发展，提升教育质量，需要职业教育发展方式理论引导。示范性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率先探索内涵建设，需要现代职业教育理论诠释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课程开发、专业建设、教师队伍、实训基地等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联系，为职业教育内涵发展提供知识和智力支持。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实践发展，尤其是国家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和职业教育示范工程实施，探索职业教育内涵发展，急需职业教育发展方式理论指导。然而，职业教育理论尤其是职业教育发展方式理论滞后于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无力指导职业教育改革实践，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步履维艰。“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职业教育进人了高速发展时期，但在发展过程中，始终是实践超越着理论研究，一直未能形成比较成熟的、能切实指导职业教育发展的理论体系，导致职业教育更多地靠政府政策的推动，在实践中时起时落，教学方向摇摆不定，至今未能形成鲜明的特色。”[6]职业教育理论在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需要指导时，却失语了，由于自身薄弱，即使解释也显得苍白无力。面对自身尴尬地位，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须反躬自省，使职业教育理论研究跟上职业教育实践发展的时代步伐。
(二)职业教育学科自觉是挖掘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智慧的需要
职业教育改革积累的丰富经验(实践智慧)急需概括提炼，形成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理论。实践经验既是科学抽象与理论思维的逻辑起点，也是科学抽象与理论思维的对象。实践是职业教育学产生和发展基础。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起伏跌宕，曲折艰辛，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既有自身的独立实践探索，也有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实践创新。在收获一系列改革成果的同时，更需要将这些宝贵的改革经验进一步概括和提炼，由此构建起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为中国职业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地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同时也为世界职业教育发展做出理论贡献。
目前，亟待概括提炼的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智慧主要有两方面：一是我国独立的职业教育改革的实践智慧，它包括我国自主职业教育改革实践存在的前提条件，确保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实践得以进行的主要因素，指导该实践的已有理论要素和尚不清楚的理性因素及其与已有理论的关系；二是挖掘借鉴国际实践创新的先进经验及实践智慧，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本理论要素，这些理论要素应用的条件，我国的文化背景、教育制度、教育体系、教育政策、教育管理等与国外先进职教理论运用条件的异同等。这两方面都是对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实践的分析批判的过程，实质是对感性直观的职业教育改革实践经验的概括提炼过程，已实现职业教育改革经验由实践活动混合向相对独立的职业教育观念的理性抽象的提升，此过程是实践智慧逐步成为理论元素的过程。
(三)职业教育学科自觉是借鉴吸收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的需要
如果说发现职业教育改革实践智慧要处理职业教育实践世界与理论世界的关系，那么借鉴吸收相关学科理论和方法则要明确与职业教育理论相关学科的理论世界的关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一直为中国教育问题所借鉴，被视为中国教育变革的理论和方法后盾。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繁荣，与职业教育密切的相关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得到长足的发展，其新成果为职业教育学科建设提供理论支撑，成为职业教育学科新生长点的基础，从而有助于进一步拓展职业教育学科视野。同传统哲学社会学科相比，一些新学科近年运用于教育研究，为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联系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路径。
职业教育学是教育学二级学科，教育学的不断发展完善为它提供了养分。随着元教育学研究兴起，教育学科建设有很大进展，给职业教育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范式，整体性反思和深入元理论逐渐取代职业教育研究零散非系统的思考，极大拓展了职业教育的研究领域。近年来，受职业学科研究和国外相关研究启发，职业学纳入研究者视野，将职业作为职业教育逻辑起点，按逻辑演绎出职业教育学新架构，“职业教育以职业为基础并为职业服务，故职业是职业教育的起点，也是职业教育的终点。从内涵与外延两方面考虑，‘职业科学’这一概念的建立，有利于将其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的基准科学，从而能为职业教育(学)在我国获得与普通教育(学)同等的一级学科的地位，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7]。此外，与职业教育密切相关的技术学、技术哲学也被用来作为构建职业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三、职业教育学科自觉的使命
(一)确立职业教育学科的源概念，形成独立的学科基本概念
概念准确是学科基础理论成熟的重要标志和理论研究的基本条件。概念含混模糊，会导致对事物本质认识不清和随意性，容易造成空洞、抽象的议论和无休止争论。“如果条件不具备而急于建构学科的理论体系，则是舍本逐末，流于空谈，即使外观堂皇，终究是建在滩上的‘大厦’”。[8]由于概念含混不清，人们不在同一个范畴或框架内讨论问题，“各说各话”和“自言自语”现象盛行，降低了职业教育研究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职业教育学是由一套专门概念(范畴)、命题构建起来的话语方式和体系。现有的职业教育学概念大多数移植于普通教育学，存在不严密、不周全现象。职业教育学要想走向成熟，占有社会科学的一席之地，得到学界的尊重和认可，对现有基本概念梳理首当其冲，需根据新的范式重新确定本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基本概念体系等。“原先的知识不是被拒绝，而是通过一种重新的排列而被改变。在这种重新排列中，新的知识领域被开启出来，迫使对于原先不加反思地接受的东西进行重新评价。”[9]如“职业”作为职业教育学科的源概念界定，对其科学解读是职业教育学科建设的奠基性工作，它直接影响学术界对职业教育学理论逻辑起点的把握，以及职业教育学科基本范畴的厘定以及该学科体系的构建。因此，既不能用常识性概念去反映职业教育规律，又要反对套用西方概念。我们应将确立、把握职业教育基本概念体系作为强化职业教育学科自觉的基本工作。
(二)明确职业教育学科定位，确立学科建制
学科的研究对象、概念、范畴、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内在建制是学科的核心和根本，“外在建制一方面是学科内在知识和精神规范的外在社会延伸和形式，另一方面更是促进学科内在建制成熟的条件，为学科内在建制的成熟提供了多种支持和保障”[10]。学科建设过程在于形成学科的内在建制与外在建制的互动机制。职业教育学科成熟过程是其内在建制和外在建制互动机制生成过程，职业教育学科外在建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推动其内在知识体系的发展和成熟，内在知识体系的发展和成熟进一步推动内在理论体系的建设，反过来又巩固和加强了职业教育学科的外在建制。学科研究只有建立专业研究机构，形成专门的研究力量、交流平台、学术期刊及其相关资源支持，才有学科的内在建制建设的优越条件，避免传统学科建设无序状况，促进学科的内在建制的有序发展。通过外在制度推动内在制度建设，使职业教育学科知识体系的成熟和服务实践的贡献赢得社会承认，并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形成由外到内良性互动，促进学科走向成熟。
(三)克服学术自由主义，凝练职业教育学科方向
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后，有关职业教育的理论几乎是一片空白，不仅广大的民众对职业教育及其理论的认识相当模糊，在社会上，不少人对职业教育还存在很深的偏见。因此，其同仁基于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深刻认识和对西方先进教育的熟谙及崇尚，在立足于介绍美、德、英、法乃至俄国、日本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有关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发展情况和教育的具体现状，在1917～1927年间，通过创办《教育与职业》杂志，集会研讨，编、撰并出版职业教育理论著作，等等，就职业教育的含义、目的、意义、内容，乃至实施方法等，积极开展理论探讨。
一、职教社探讨职业教育理论的背景
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大会于上海假西门外林荫路江苏省教育会召开，并暂借江苏省教育会为社所；参与发起者除来自教育界的蔡元培、严修、范源濂、袁希涛、陈宝泉、张伯苓、周诒春、蒋维乔、邓萃英、顾树森、郭秉文、黄炎培等个中翘楚外，还有来自实业界、出版界乃至政界的著名人士，像伍廷芳、唐绍仪、汤化龙、王正廷、张元济、陆费逵、史量才、穆藕初、余日章，以及尚在美留学的蒋梦麟等，计48人。虽然他们所受教育背景不同，甚至学术思想也有分歧，但却对职业教育怀有共同的情结、期盼和希冀。7月，上海《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同时发表了他们共同署名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附“组织大纲”）。
在职教社同仁看来：“本社之立，同人鉴于当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莫过于生计；根本解决，唯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矢愿相与始终之。”因此，“宣言书”中特规定，职教社以“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为适于职业之准备”为目的，规定其所办事业计有：调查，研究，劝导，指示，讲演，出版，表扬，通讯答问，设立职业学校，设立教育博物院，组织职业介绍部。其中，“调查”包括调查现行教育及职业界的状况；调查社会各业供求及学校毕业生的状况；调查各地已办职业教育的状况。“劝导”是指“劝政府使注意促办职业教育；劝导社会有力者倡办职业学校；劝普通学校之堪以兼办职业教育者，务注意办理并指导之；劝职业学校之有须改良其教育方法者，务注意改良并指导之；劝导学生与学生父兄，凡青年力不能升学者，速受职业教育；劝导社会，咸注意职业教育。”等等。①可见，“宣言书”既是这些有志的发起人士基于中国教育弊端所作的沉痛概括，更是他们基于借鉴西方国家教育发展经验为民族强盛所开的救国之方。
在职教社的发起人、主要领导者及其一些社员中，有的是思想比较开明的实业界、教育界元老，有的是民国初年积极投身教育改革的民主教育家，也有的是沐浴了欧风美雨、接受了西方先进文化知识熏陶、先进教育理论影响的留学生，还有的是从清末民初新式学堂（校）走出来的新型知识分子。面对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的新的民主共和国，面对落后、传统的教育发展和创立先进教育体系的客观要求，使得“实业救国”“教育救国”成了当时这些在当时极具开拓性和影响力的先进知识分子们孜孜以求、矢志不移的理想。
然而，要推行职业教育，实现“职教救国”的目的，首先必须有一定的理论指导。虽然，早在1914～1915年黄炎培于国内进行教育调查和远涉重洋赴美国考察教育期间，黄本人及少数有识之士就对职业教育的有关理论进行过一定探讨；如在《新大陆之教育》中，黄炎培就曾说：“职业教育，以广义言之，凡教育皆含职业之意味。盖教育云者，固授人们学识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若以狭义言，则仅以讲求实用之知能者为限，亦犹实业教育也。” ②但时值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有关职业教育的理论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这从职教社在成立“宣言书”中关于职业教育十分概括的说明，也可见一斑；而1917年7月，朱元善“取日人川本宇之介所著《职业教育研究》一书，芟其繁芜，抉其精髓，衡以我国国情”译述而成的著作，取“名曰《职业教育真义》”，③更可谓当时职教界同仁在职业教育理论十分匮乏情形下对之急切期盼的一个典型注脚。
实际上，在当时，不仅广大的民众对职业教育及其理论相当模糊，而且，即便是职教社的大部分发起人，对职业教育这一舶来的新生事物的内涵、意义，以及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也没有太多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社会上，不少人对职业教育还存在很深的偏见，“有以为普通教育中，不应涉及职业教育者，有以为职业教育，与实业教育，名异而实同者，亦有以职业教育为功利主义之教育而反对者，甚至有别立一派，专事攻击职业教育者。”④就其反对之声而言，因为职业教育关注生计，有人即认为，接受职业教育，仅仅只是为将来谋得一个饭碗，故将职业教育视为“饭碗教育”“吃饭教育”“饭桶教育”；由于职业教育最初乃是黄炎培从菲律宾舶来，而菲律宾又是美国的殖民地，遂将职业教育鄙视为“奴隶教育”；还有人利用谐音，将职业教育称为“作孽教育”。种种不实、不符、不当之词，不一而足。有鉴于此，职教社成立后，其同仁基于对中国传统教育弊端的深刻认识和对西方先进教育的熟谙及崇尚，在立足于介绍美、德、英、法乃至俄国、日本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有关经验和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发展情况和教育的具体现状，就职业教育的含义、目的、意义、内容，乃至实施方法等，积极开展理论探讨，一时蔚为风气。
二、职教社早期职业教育理论探讨的主要形式
在1917～1927年中国职业教育的草创时期，职教社同仁开展职业教育理论探讨的形式至多，要而言之，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办《教育与职业》杂志
1917年10月20日，职教社的机关刊物——《教育与职业》创刊，《教育与职业》所设栏目每期不固定，在1927年以前，主要的栏目有：专论、通讯、调查、通讯、社务丛录、校事报告、研究、附录等。其中，专论和研究栏主要刊登有关理论研究文章。
统计《教育与职业》创刊到1927年刊登的职业教育的理论探索文章主要有：蒋梦麟《教育与职业》（第1期）、《蒋梦麟先生演讲职业教育之原理》（第2期）、黄炎培《职业教育析疑》（第2期）、陶行知《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第3期）、黄炎培《职业教育谈》（第3~6期）、郑宗海（译）《职业教育诸问题之分析》和顾树森《职业陶冶之意义与其方法》（第5期）、俞子夷《职业陶冶的办法一例》（第6期）、穆藕初《穆藕初先生演说实业上之职业教育观》（第7期）、蒋梦麟《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和顾树森《职业教育与道德训练》（第8期）、朱鼎元《对于实施职业教育之管见》（第10期）、庄泽宣《中国职业教育问题》（第11期）和《关于职业教育的名词与定义》（第23期）、潘文安《职业教育的实际问题》（第23期）、廖世承《中学校与职业教育》（第33期）等。
就理论研究来说，《教育与职业》注意敦请专家担任编述，注意介绍职业教育专家的新学说、新方法，注意调查中外实施职业教育的状况，广搜各方意见。
除了发表大量的理论研究文章外，还出版有多种专号。如“补习教育号”（第13期）、“职业指导号”（第15期）、“职业学生自治号”（第16期）、“职业心理号”（第17期）、“农业教育号”（第25期）、“工艺教育号”（第26期）、“商业教育号”（第27期）、“职业教育研究会特号”（第28期）、“职业训练号”（第29期）、“女子职业教育号”（第30期）、“职业科设计教学号”（第31期）、“家事教育号”（第32期）、“新学制职业教育研究号”（第33期）、“农村职业教育号”（第38期）。这些“专号”所登的文章和其他有关研究文字一起，对推动早期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提到了重要作用。
（二）集会研讨
1.年会。职教社的年会，每年5月举行。从1918~1927年间，共举办年会9届。年会是职教社最重要的会议，讨论涉及问题众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确定职业教育目的。1918年5月5日，职教社在江苏省教育会举行第一届年会，明确职业教育的目的为：谋个性之发展，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此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发展的需要，职教社关于职业教育的目的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第二，报告有关职业教育发展近况。在年会中，除例行报告社务外，还要专门对职业教育的发展近况进行报告。不过，值得指出的是，在有关职教社职业教育发展近况的有关报告中，报告人常常会结合职业教育开展中的问题，发表见解，提出建议，供大会讨论，而这无形中，就体现了理论探讨的成分。如在1922年5月的第五届年会上，顾树森在报告中华职业学校近况时，鉴于中华职业学校一方面是要使学生获得相宜的职业，一方面又要养成其具有一般公民的知识，故提出必须重视学生自治，“俾效力于国家社会”；并认为，办理职业学校，既要注意于设科，又要有相当的教材，而“设科须要适应社会的需要，根据社会心理的趋向”“教材须要预有计划”⑤。
第三，议决有关职业教育的议案和计划。职教社召开年会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向有关部门提出今后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目标和规划，而这些方向、目标和规划，则主要是通过有关议案的形式来体现，并在得到采纳后最终实施。在职教社历届的年会中，通过的职业教育议案众多，不胜枚举。如1924年5月26日召开的第七届年会上，就通过了《西北各省区职业教育推行计划案》。在这届年会上，还议决了1925年度本社的进行计划，计有十项：继续为各省区计划职业教育，继续为各省区代办职业教育，从退款项下提倡大规模之职业教育，编订职业课程标准，实施职业指导，提倡女子职业教育，继续调查职业教育统计，推广出版事业，筹备职业教育出品展览会，附属各机关之规划；同时召开的中华职业学校联合会第三届年会，通过了《请求政府准许各职业学校原料及出品一律免税案》。这些议案和计划，对当时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邀请实业（职业）界和教育界名人讲演。在职教社的同仁看来，讲演是宣传、探讨职业教育理论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年会上，常常会邀请一些名人进行讲演，这些名人，除了实业（职业）界的巨子外，更多的是对职业教育有所研究或熟悉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近况的专家。
如1918年5月，在第一届年会上，马相伯、穆藕初和吴稚晖分别演说《教育与实业联络为救国之本》《实业上之职业教育观》和《英国职工之生活》，另请甘肃省教育会牛厚泽演说《甘肃省对于职业教育之希望》；1920年5月的第三届年会，请时在中国的美国教育家杜威讲演《职业教育之精义》和《职业教育与劳动问题》；1921年6月的第四届年会，郭秉文、黄炎培先后讲演《美国职业教育之新趋势》和《南洋职业教育之新趋势》，邹秉文讲演《我人今后对于国家农业上应有之觉悟》，菲律宾教育局副局长兼职业教育科、体育科科长奥西亚斯讲演《菲岛职业教育状况及趋势》；1922年5月第五届年会，请中国驻英公使顾维钧演讲《职业为发明的先河》，阮尚介演讲《德国战后之生活状况及职业教育》；1923年5月第六届年会，请穆杼斋、崔奇峰演讲《职业界希望职业学校学生应备之性行知能》；1924年5月第七届年会，请同济大学工科学长德国培伦子博士演讲《职业补习教育》；1926年5月第九届年会，陶行知演讲《〈大职业教育主义〉之说明》。这些演讲，从不同方面对职业教育进行了解读，对增进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开展的信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专家会议。专家会议是职教社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它是职教社邀请社会上的职业教育专家、教育专家与中华职教社的办事部负责人共同讨论职业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高层次研讨会，有时也会对重大社务工作进行讨论。从1926年起，每年春召开一次（1928年和1932年除外），其中在1927年前的两次会议，即1926年2月和1927年1月召开的第一和第二次专家会议，先后在苏州和嘉定举行。
由于专家会议的举办意在缜密讨论当时有关职业教育的重要问题，以期圆满之解决，所以，历次的专家会议往往会对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加以研讨。如第一次专家会议就对此前黄炎培提出的“大职业教育主义”进行了研讨，不仅对“大职业教育主义”加以肯定，而且提出，在实施“大职业教育主义”时，应遵循视其缓急、量力而行的原则。
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有每年3月和9月举行董事部的董事会，每年1月、4月、7月、10月各举行一次的评议部的评议员会（遇有必要时，得举行监事会），每周一举行的办事部的办事员会；以及各种不定期的研究会、顾问会、谈话会等。这些会议，同样也是宣传和研讨职业教育理论的重要形式。
（三）职业教育理论书籍的编、撰
在职教社的同仁看来，有关职业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必须首先明确的重要问题，因此，从职教社成立始，在积极倡导职业教育的同时，针对职业教育概念不明、内涵不清、理论匮乏的状况，职教社在1917年8月，专门成立了“职业教育研究部”。研究部吸纳江苏省教育会所设的职业教育研究会，积极开展理论研讨。不久，又设立职业教育编辑股。在研究部和编辑股的组织领导下，职教社有关领导人充分发挥职教社各地社员的积极性，在引介职业教育、宣传职业教育、实践职业教育的同时，组织刊行了大量职业教育理论著作。值得指出的是，在早期，由于对职业教育的理论认识十分有限，所以，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主要以翻译为主，由本社同仁自己编写的著作多以概括性的阐述为主，这也可见当时职教社同仁对职业教育本身基本问题的认识尚十分粗糙。这些著作，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类：
1.明确职业教育基本问题的书籍。这方面的书籍如：《职业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版）：该书系徐甘棠辑译美国施讷登博士所著《职业教育问题》一书而成，由蒋梦麟审订。该书对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情形作了简要的说明，通过它，有关职业教育的种种问题将涣然冰释，故出版以来，风行全国。
《职业教育表解》（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该书是职教社鉴于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未能十分了解，为了帮助人们有所认识，由顾树森辑40幅表所成。书中对职业教育的意义、种类，职业教育设施的范围、准备，职业教育实施的方法，以及职业陶冶等，均有简要的说明。
2.介绍国外职业教育的著作。有关这方面的书籍主要有：庄泽宣译述《美国家事教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该书在简单介绍美国家事教育机关的基础上，对家事教育的范围、目的、教法、设备等作了分析，并就乡村学校、小学、中学、师范学校等与家事教育的关系作了说明，另列举了美国一些实施家事教育的主要学校。
《德国工商补习学校》（商务印书馆1925年1月版）：为“职业教育丛刊”第六种，系陆振邦根据同济医工大学工科学长德国培伦子博士原著所译。该书详述了德国工商补习教育的现行办法和实施情形，出版后，成为当时国内办理工商补习教育和热心职业教育者的重要参考书。
3.关于指导职业教育如何实施的书籍。为了有效地指导各地职业教育的实施，职教社专门编写了指导职业教育如何实施的书籍，这类书籍，一般从职业教育的重要性论起，涉及职业教育实施的方方面面。兹录数种如下：
《职业教育研究》：为“职业教育丛刊”第一种，系邹韬奋根据新近出版的美国希尔博士所著的《职业教育概况》，并参考其他英文名著、斟酌中国情形编成，经黄炎培校阅审定后，于1923年3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共10章，涉及职业教育的意义和重要问题，职业学校的分类，职业心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等，书末并附有“美国实行振兴全国职业教育之大计划”，被认为是“研究职业教育最新颖最完全之善本”。
《小学校职业科教授要目》（中华职业教育社1919年版）：乃江苏省立各师范附属小学针对本省各县设立职业科的小学日渐增多，而对小学校职业科教授要目所做的研究草案。该书条分缕析，内容详尽，被称为小学开办职业科的最佳参考书。
《实施职业教育要览》（中华职业教育社1922年版）：由职教社编，包括内容有10个方面：职业教育在新学制上之位置，职业教育之定义，职业教育之目的，职业教育之分类，职业教育机关之种类，职业学校名称标准，职业教育设施标准，职业教育机关各学科之种类及分量，职业训练标准，职业教育参考书诸要目钩要、提要一览。该书被认为是“办理职业学校者不可不看，研究职业教育者不可不看”的一部重要著作，自1922年5月出版后，1923~1928年曾五次修订（正）再版，对指导当时职业教育的有效实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综上可见，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倡导、研究、实施职业教育的全国性的教育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成立后的最初10年间，其同仁团结一致，怀抱“教育救国”“职教救国”的信念，在致力于介绍西方职业教育的经验、大力宣传职业教育的同时，积极探索职业教育的有关理论，寻求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模式，他们所编写或撰著的大量职业教育理论著作，不仅有力地推进了当时职业教育的近代化，更是成为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注释］
①田正平，李笑贤.黄炎培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85.
②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教育文集（第2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4：107.
“职业教育”一词在我国首次出现于1904年山西农林学堂总办姚文栋的《山西农林学堂添聘普通教习详文》中，文曰：“论教育理论，与国民最有关系者，一为普通教育，一为职业教育，二者相成而不相背……本学堂兼授农、林两专门，即是以职业教育为主义。”姚文栋在《送农林学生崔潮游学日本文》中又说：“职业教育为东西洋各国所最重，生等出洋后自知之，予不必言也；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需为用，缺一不可。”（陈选善：《职业教育之理论与实际》，中华职业教育社1933年，35页）可见，某些晚清官员对西方职业教育及其重要地位已经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和了解。
“职业教育”一词真正被确立并传播则有赖于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贡献。民国初，黄炎培针对实业教育多理论说教、少实践操作的弊病，提出“实用主义教育”的口号。其后，他则更多地提倡“职业教育”而非“实业教育”。1915年，他考察美国之后更加坚定了“今后之富国政策将取经职业教育”的信念。1917年，黄炎培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弃“实业教育”而用“职业教育”，此为学术界名称的转换。而黄炎培同年在《新大陆之教育》一书中对职业教育概念进行阐释，并与实业教育加以区别，并在《职业教育析疑》一文中进一步完善这种理论认识，则是从学理角度对职业教育的论证。到1922年颁布新学制，正式在国家教育制度中规定用“职业教育”代替“实业教育”，这标志职业教育这种教育类型在中国的正式确立，职业教育学科旋即得以建立与发展起来。
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概述
据统计《民国时期总书目》（北京图书馆：《民国时期总书目(教育、体育)》，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版，555—575页）一书收录1911年至1949年间中国出版的各类中文图书共计12.4万余种，据编者估算，该书目收书率约为民国时期图书出版总量的90%，号称是民国图书的最全书目（王奇生：《民国时期的日书汉译》，《近代史研究》2008年6期，46页）。
该书收录了民国时期关于职业技术教育各种书目资料共计303本。其中有关职业教育理论著作70本，译著6本，编译著作7本。如表1、表2所示。
可见，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类著作中，约20%的著作是对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翻译和编译。通过研究进一步发现，在其他职业教育理论著作中，约有10%的著作中设有专章讲述各国职业教育，约一半著作都有介绍或研究外国职业教育的内容，余下一半的著作详查其内容，也多有参考外国职业教育论著的书目。由此可见，民国时期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充分借鉴了外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在借鉴的基础上发展。其间，上述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理论提供了参考，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主要职业教育译著例述
《职业教育真义》于1917年出版，是朱元善根据日本学者川本宇之介所著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编译而成。这是我国最早的成体系的职业教育理论著作。该书以中等教育之农、工、商及家事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基本范围，涉及到英、法、美、德、瑞士等国的职业教育情况，并推及我国国情，从国际视角解读职业教育之于世界各国、之于我国发展的重要意义。尽管这本书是继朱景宽的《职业教育论》（1916年出版）之后我国第二本专门论述职业教育理论的著作，但从体系性、完整性来说，可以说其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的开篇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作用不可言喻。
1923年，邹恩润（即邹韬奋）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出版，此书依据1920年出版的美国希尔博士所著的《职业教育概论（introduction to vocational education）》，并参以其他名家的著作，并斟酌中国国情编撰而成。邹恩润在编译赘语中说，此书内容多取材于先进国关于职业教育之名著，虽间采吾国社会状况，有所论列；然吾国职业教育尚在萌芽时代，可资参考资料甚少；且统计之学向非吾国所注重，关于统计之参考资料，尤属不易搜集。故书中关于统计之叙述，几全偏于美国社会状况，良非得已；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在善读是书者（邹恩润编译：《职业教育研究》，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赘语1页）。可知此书主要基于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与实况完成，全书十章，分述职业教育的意义、职业心理、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教育指导、职业预备、科学的索究法等。此书较《职业教育真义》一书，内容更加丰富和详尽。这本书的确着力于介绍国外特别是美国职业教育的理论精华，目的在于令国人“善用是书”，以开创中国职业教育理论的新局面。
当时的学者特别关注职业指导的理论介绍与研究。杨鄂联、彭望芬于1925年出版的译作《小学职业陶冶》就是根据美国勒维特和布朗所著的“pre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public school”一书编译而成，所谓“准以吾国之国情，更参以译者之经验，以成是书”。黄炎培在序言中说，“职业教育之于吾国，其为基至薄，诚欲厚培之，必自推行职业陶冶始”（（美）勒维特·布朗著，杨鄂联、彭望芬编译：《小学职业陶冶》，商务印书馆1925版，2页）。视职业陶冶不仅是职业教育的内容，更是实行职业教育的“前奏”。邹恩润在为该书所写的序中将《小学职业陶冶》一书称作职业陶冶的“指南针”。可以说，这本书的确为我国职业陶冶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模板”，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石”。
《工作学校要义》一书的作者是德国著名教育家凯兴斯泰纳，他被美国人推称为杜威先锋，对现代教育的发展而言有重要作用。他著述颇多，尤以《工作学校要义》一书为最重要。民国时期，“工作学校”对于我国学者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译者刘钧在北京大学演讲“德国的新教育”时将“工作学校”概念引介到我国，始被中国学者强烈关注。刘钧本人也高度评价“工作学校”理念，认为是适合于人类整个生活的学校，而《工作学校要义》这本书则是学校施行这种理念的准绳。他认为工作学校合于我国社会的迫切需要，能补救中国社会人生的一切缺陷，为此他翻译了这本书。此书是20世纪职业教育领域的重要著作，在我国职业教育学科起步之时，我国学者便注意到这本书并加以译介，确实难能可贵。这对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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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业教育》则是1926年王长平翻译美国利克的“industrial education”一书。原著于1913年发行。译者王长平在序言中说：“于公务余暇，阅美人利克所著实业教育一书，议论多偏重实际，办法不拘牵成例，其最足称者，主张有一种实业，设一种学校，庶几乎学归实用，人无弃材。译之以供于世，果能采其长而补其短，实于国计民生，两有裨益焉。”（<美>利克著，王长平译：《实业教育》，商务印书馆1926版，1页）此书对我国职业教育实践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以上所介绍各书，为民国时期职业教育译著和编译著作的代表性作品，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强的借鉴意义和价值。另外，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5年陆振邦翻译的德国学者培伦子的《德国工商补习学校》，1929年赵仰夫译述的日本学者山田敏一的《欧美的劳动教育》，1926年金振华翻译麦甘佛的《女子职业训练谈》等，同样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开阔了视野。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的影响
学科是在独特领域、项目和平台上对研究对象、研究范式、研究体系和研究学派的建构。职业教育要发展为一门学科，就应当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领域和研究方法。
以我国学者对职业教育概念的认识与研究作为例证来审视译介著作的影响。在《职业教育真义》一书中，把职业教育定义为“供后来选择职业之便，增进其职业能率以作育善良之公民者，是为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即以一定之职业顺应个人之必要，多与以直接之生产的机会者，要之适于生活之教育，即本于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by work），而职业教育即实行勤劳之教育（education for work）也”。（米靖：《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版，20页）很明显，朱氏的定义是采用外国著作对职业教育的解释，认为职业教育是培养职业能力，便于选择职业，同时培养出好的国家公民的教育。
邹恩润在编译的《职业教育研究》一书中详述职业教育的涵义，他认为当时职业教育之于我国是新产物，是故“惟其为新产物，新旧冲突http://，常不免各走极端，其意义亦因是模糊不明，莫衷一是。吾国自来重士而轻农工商，盖以科举制遗毒，乃愈积重难，谬见牢不可破”（《职业教育研究》，1页）。他通过研究把国外关于职业教育的涵义概述为六种意义：一、视职业教育为狂想；二、视职业教育为狭义的实用；三、以生产与消费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四、以特殊效率与随境适应之区分为职业教育与自由教育之区分；五、以职业教育为实利教育；六、实用教育与道德理想融合。在分析的基础上，邹恩润将职业教育定义为“职业教育乃准备能操一技之长，从事有益社会之生产事业，藉求适当之生活”。（《职业教育研究》，1—10页）显然也是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进行定义的。
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学者杨鄂联在其1929年出版的著作《职业教育概要》中，首章首页以“职业教育之意义如何解释？”开篇，作者援引邹恩润对职业教育意义所梳理出的六种意义，根据学理，参酌事实，下一定义为，凡用教育方法，使人人获得生活上之供给及乐趣，同时尽其对于人群之义务，此种教育，名曰职业教育。(《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并指出“据云经过许多专家之研究，为全国职业学校联合会所通过者，故比较的以此定义为最确当也” (《二十世纪中国职业教育学名著选编》，151页)。即该定义是为我国当时职业教育界所统一认定的。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原理中颇具代表性的著作，其对职业教育定义的解释显然对编译著作《职业教育研究》一书有所借鉴。
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还对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体系的完善产生了重要作用，使得诸如职业指导、职业陶冶、职业训练、特殊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师资、职业学校的课程等方面都为国人所认识和理解。
以职业指导学为例。职业指导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发展首先在欧美兴起的。这一时期，美国的职业指导发展最为迅速，紧接着英、法、德、日等国也都相继开展职业指导工作，掀起职业指导的社会运动。当时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同仁开始对职业指导注意并重视起来。他们做了大量工作，致力于引进和发展我国的职业指导，《教育与职业》出版了《职业指导》专刊，介绍国外职业指导情况，探讨我国开展职业指导理论和方法。1923年时任《教育与职业》主编的邹恩润负责职业指导有关研究资料的译著工作，他先后编译出版了《职业指导》、《职业智能训练法》等专著，对职业指导的贡献非常大。
《职业指导》一书指出，职业指导在我国是最新的教育运动，即便在发达国家形成系统的有组织的实行办法也不过10年左右。初闻职业指导认为不过是指导人如何获得职业，不曾想其与实用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哲学、学校训练、课程编制等都密切相关，切实感到职业指导的重要。邹恩润编译职业指导著作，将其引介给国人，并积极的推行和倡导在我国实行职业指导。该编译著作分3编，介绍职业指导之范围及其效用，欧美职业指导之发达史及其现况，职业指导之机关与方法等，内容系统全面，极大的促进了我国职业指导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除了邹恩润编译的职业指导的论著，还有其他的译介作品，如1924年出版的美国卜龙飞著，王文培译的《青年职业指导》，1937年出版的喻鉴清编译的《各国职业指导》，1935年莫若强编译的《职业指导与职工选择》等，都为我国职业指导提供了借鉴，丰富和完善了我国职业教育理论，也为我国职业教育学学科理论的形成做出了很大贡献。
上举之例旨在说明译介西方的著作是我国学者和国人了解和认识职业教育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他们结合我国国情，通过大量实践经验，逐渐探索我国职业教育学理论体系，这是一条由翻译、编译到自成体系的道路，实际上是我国职业教育的实践者对职业教育从认识和了解到理解和创新的过程。不难看出，通过职业教育理论的译介和职业教育的实践是我国早期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发展的两个源泉，共同构成了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形成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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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评价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的引介
中国职业教育学产生和发展基于对世界各国的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研究借鉴的基础之上。职业教育学的理论于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出现，最早的是1916年朱景宽编译的《职业教育论》，之后由我国从事职业教育的学者翻译或者编译外国优秀的职业教育著作，进而部分学者就我国的职业教育理论进行专项研究，从而形成中国的职业教育理论。
纵观这一过程，从1916年第一本译介的《职业教育论》到1941年第一本《职业教育学》的出版，在短短的25年间，我国的职业教育学理论完成了从引介到形成初步系统理论的发展过程。显然，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为我国职业教育学科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模板”，帮助我国职业教育理论迅速的成长起来，这种作用不容忽视。
然而，职业教育的译介著作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并非全为益处。借鉴来的职业教育理论适应其所在国家社会发展的模式，在我国也有着“水土不服”的现象，由于不恰当的借鉴造成我国职业教育指导理论与实际发展不相符的问题，从而影响甚至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民国在发展职业教育的过程中，各地实业学校的成效并未如预期设想得那么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学校所设学科，未能适应地方需要，所取教材，未能确合地方情形”，造成各地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殊于设立实业学校之本旨”（米靖：《中国职业教育史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版，162页）。可见，职业教育发展中遇到的种种问题，不能不说与指导思想存在一定的问题大有关系。
邹恩润作为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积极和重要的引介者，也深刻地认识到“各国职业教育皆有其特性，美国有美国之职业教育，英德法有英德法之职业教育，皆参酌本地情形，各适其特殊社会之需要，非徒抄袭成法所能奏功。故实行职业教育者，固宜博考他国之良法美意为借镜，尤宜体察本地之社会状况为基本，庶几因地制宜，不贻削足适履之讥笑” （《职业教育研究》，赘语1页）。这也是我们今天的职业教育研究应当避免的大问题。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11-0124-01
一、国内职业教育理论研究
1.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理论研究
我国古代职业教育体系仅局限在各个职业圈内进行，古代职业教育中， 很多受教育者都是艺徒制的，同时， 这也是我国古代保持时间最长的职业教育形式。艺徒制作为我国古代职业教育中最为典型的教育形式，是奴隶制社会的统治者集中全国功匠艺人建造作坊为开端， 在封建社会里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日益兴盛。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盛与劳动者的职业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
《论语》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们将“习”取其原意：练习、实践，也就是学习了理论知识后，我们更应该注重的是学生的反复练习，变成自己的职业技能，并付诸于实践。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我们当今的职业教育不无启示，也是我们当今职业教育的教育目标。
2.我国近现代职业教育理论研究
中国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创办被公认为近代职业教育的开端，从此中国开始对现代职业教育进行研究。教育家黄炎培认为：“人们大都有天赋的个性与特长，而兴趣做他的先导在不断启发着，很可能尽量地发挥出来；前人所获得的知识和经验，乐于传给后人，后人从仿效中获得改进，或进而有所发明，这就是教育；社会生活方式采用分工制，求工作效能的增进与工作者天性天才的认识，进而与其工作适合：于是乎有职业教育”。孟广平的课题关于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研究以学制体系为主，选取机电、铁路、商业、金融、卫生、农业各业以及一些开放城市作调查研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若干原则，以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实施方案。
总之，我们国家职业教育经过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思想和理论，它们推动我国职业教育的演变，对我国教育事业的不断进步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职业教育理论体系尚未真正形成，我们引以为鉴，不断探索。
二、国外职业教育理论研究
1.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学家约翰・杜威确提倡“民主主义”
约翰・杜威是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心中的理想国是民主社会，杜威倡导民主主义，民主的功能，杜威在其代表作《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做了细致描述：倘有一个社会，它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同享受社会利益并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生活的相互影响，使社会各种制度得到灵活机动的重新调整，这个社会就是民主主义的社会。杜威一度认为，不能仅单凭主观臆想就来制定标准衡量社会，而应以成员共享利益的多寡为尺度，还以本社会和其他社会究竟能否交流互惠为尺度。杜威强调的民主社会主要否定了外部权威原则，采用自愿倾向和兴趣原则。学校是传播社会团体重视的价值与目标的核心机构，通过学校，任何社会团体所重视的价值以及试图实现的目标便可得到传播，民主社会的维持与发展更离不开教育，杜威正是认识到教育在民主社会形成，维持与发展中的作用，才依据民主理念，逐步构建了一套实现民主社会教育理论。
2.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
德国职教体系的主要部分是双元制，它是一种私营的与非全日制公立的职业学校，合作进行职业教育的模式。
德国双元制非常重视发挥企业的作用。在这种职业教育制度下，受培训者在企业里当学徒来接受职业技能培训，跟着师傅学习和掌握怎样做，又以学生身份在职业学校接受教师专业理论和普通文化知识教育，解决为什么，这将企业与学校教授实践技能与理论知识结合了起来，进而培养出既有过硬操作技能，又有扎实专业理论知识与普通文化知识的技术人才。
双元制教学理念指导下，职业学校以市场为导向，灵活设置课程。虽然德国的各类职业都有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但却没有全国统一的课程设置，只要符合教学大纲的难易程度，学校和企业有权根据市场变化设置和选用自己需要的课程和教材，德国职业教育研究所不仅跟踪形势变化，而且还负责公布人才市场信息。
3.日本的终身职业教育模式
20世纪60年代，日本引进终身教育的思想，进而提出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的教育改革。
日本的终身教育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新理念。日本终身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就是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其构建要求对家庭、学校、社会各领域的教育体制和学习机会进行综合性重组，明确各个领域所扮演的角色在终身学习体系中的作用与特点，在终身教育政策的实施中注意各领域的协作与配合，以形成终身学习的学习化社会。
4.澳大利亚的“能力本位教育”
澳大利亚能力本位职业教育，它提供企业和社会对培训对象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能力基本准则。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其培养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过程、教学效果评估都是以动手能力为出发点来确定的。这样，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培养是学校教育的头等大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始终强调动手，教学目标明确，以能力为教学单元，打破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每个学生在学习前阅读大量资料，自学在前，动手在后，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主动性，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学上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动手能力进行职业选择。
目前，中国的中等职业教育在国家教育政策的影响和支持下稳健发展。同时，我们看到旧的教学方法和教育理念已经不适应现代职业教育的要求，我们和国外职业教育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在“做中学，做中教”教育理念指导下，教学必须进行改革，其实教学改革已经成为核心问题，教学改革研究已成为职业教育研究的核心领域，党的十，提出的“中国梦”振奋了我们每一个中国人，我们的“中国梦”我们的“职业教育梦”也在推进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因此，中等职业学校会计专业的教学实现“以学生为主体，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目标具有重大意义。
参考文献
[1]徐东.我国古代职业教育的发展[J]职教论坛，2006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