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战后美国政府社区治理政策的调整
20世纪60年代，美国约翰逊政府实施了“反贫困战争”的政策，开始推行以公民的广泛参与为基础的“示范城市项目”，同时设立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简称HUD)，从而给予弱势社区的居民在有关社区事务决策中更大的发言权。HUD是美国政府在联邦政府层面对社区事务进行管理的机构，负责制定社区发展计划，帮助社区提高自身发展和能力，向无家可归者提供住房等财政援助项目计划。纽约与亚特兰大市当时的城市治理面临诸多项目，在这个项目推动下，它们成为美国最早开始有意识系统进行城市社区治理的城市。从1974年开始，HUD开始了社区发展联邦补助金计划，为社区提供廉价住房与内部公共服务的供应提供财政支持;并以此为经济杠杆，鼓励并支持公民的社区参与。同时，联邦政府还从制
度层面确定社区管理的政策基础，"1977年联邦政府颁布了《社区再投资法案》，鼓励商业银行和储蓄协会向其社区内的中低收入人群和小企业、小农场提供贷款，以促进中低收入社区的发展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
80年代，美国进入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新发展阶段，联邦政府认为依靠国家政策实现社区复兴是“不明智的”，从而削减了对社区发展的支持。此后，代表共和党的里根总统与老布什总统在整个八十年代的执政时期，开始倡导与推行新公共管理运动。作为一场在政府财政危机背景下开展的运动，联邦政府在新公共管理运动开展时期进一步削减了对贫困社区的援助。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老布什总统对与社区治理紧密联系的志愿服务的倡导与推动，1990年老布什总统签署了《国家与社区服务法》，在全体人民中特别是青少年中倡导志愿服务精神，积极引导志愿服务深入基层社区，客观上对于解决社区问题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90年代后美国政府社区治理的全面推进
中国和美国在文化方面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国在传统文化、国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有本质的不同，因此，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基础、目标、内容和方法途径等方面各有不同的特点，坚持辩证的否定观，理性地借鉴美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不断提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1、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的比较
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取向以集体主义为本位。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近代资产阶级学说基础之上的，其理论基础主要有政治社会化理论、人本主义理论和实用主义哲学等。比较重视实验探索和实证分析，注重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核心”。
2、中美高校思政政治教育目标的比较
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有本质的不同。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比较开放，呈现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美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在1949年提出的“教育要面向民主、面向国际、面向解决社会问题”作为其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有理想、有文化、有道德、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立意高，目标远大，肩负培养社会主义祖国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任，对人的政治要求高。
3、中美高校思政政治教育内容的比较
（1）两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面从相同点来看：
首先，道德教育都是中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强调道的重要内容。公民是否具有良好的道德对社会的稳定和进步有直接的影响，高校大学生应当具有高尚的道德素质和适应社会发展的良好道德修养。
其次，中美高校都高度重视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阶级性，使国民对自己的国家具有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自豪感，对大学生进行民族意识和国家价值观的灌输。
（2）两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方面也有许多不同
首先，宗教教育在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中更加注重伦理道德的教育。其次，美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中抽象、纯理论的概念比较少，重视社会需要与学生个体的需要的紧密联系。我国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注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理论体系的建构。
4、中美高校思政政治教育方法途径的比较
中美两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方法和途径上的不同点。
（1）从美国高校来看。首先，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注重联系实际，针对学生的思想问题、模糊认识和他们所关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时事方面的敏感问题，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其次，美国大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呈现出自主化和多样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渗透在学生的生活、学习、择业和交友等各个方面的过程中，突显了美国高校渗透式教育的特色。
（2）从中国的高校来看。首先，我国高校主要集中在心理咨询和就业指导这两个方面，而且指导理论和方法仍处于探索阶段。我国高校比较注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理论体系的整体性和理论内容的系统性。其次，教育主管部门给高校设置了统一规范的思想政治课程体系，而且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各类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
二、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美国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经验，取长补短，不断提高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生动性、实效性，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1、应当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
从中美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贯穿实用主义哲学思想非常彻底， 而且其教育理论研究也卓有成效。我国高校目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所以效益不高，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存在着脱离实际、缺少实验依据、理论过于抽象以及操作性不强的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缺少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因此，我们应当加强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使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可以在更广的范围内得到运用。
2、坚持人本主义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人的价值
在以往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常常过度地强调了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而忽视了人的价值。借鉴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和人本主义理论的合理成分，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要注重从关注人的实际需要出发，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了解人、理解人，正确地对待教育客体，尊重其个性特点，因材施教，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切实把工作做到人的心坎上。
3、注重公民责任意识的培养也应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
增强公民的责任意识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目标。这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既要重视教育目标的高远性和全局性，又要从扎实的基本实践入手，切实把责任感教育纳入日程，使公民勇于承担宪法确定的权力和义务，勇于担起责任。
4、以法制教育内容为重点，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法律教育内容相对薄弱。因此，应当注重公民的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的教育，切实提高公民知法、懂法、遵法、守法的自觉性，能够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利益。
参考文献：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借鉴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些经验对加强和改进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大的启示。
一、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丰富的内涵，并且在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拥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一）隐性教育是突出特点
“隐性教育”是一种间接的、渗透式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在各种传媒、文学、艺术等喜闻乐见的手段之中，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
1.教育内容隐蔽
爱国主义教育是美国非常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美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很丰富，如美国会将许多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地方演变为著名的古迹供人参观；通过升旗仪式节日庆典、文艺演出等活动，灌输爱国主义和效忠国家的思想。
2.教育途径隐蔽
通过课堂活动进行隐蔽性思想政治教育，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相结合。隐形课程也叫“通识教育”课程，这类课程主要以美国文化和人文社科类为主，包括哲学、政治学、文学等。美国高校不仅重视社会科学的渗透教育，而且还特别重视自然科学的间接性渗透作用，把传授知识和道德教育紧密结合。
（二）思想政治教育途径多样化
1.学校是当代国家有目的、有计划地传输统治阶级思想的重要场所，美国没有专设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但在学校有很多包含思想政治教育的科目。
2.借助社会文化力量和利用公共环境资源， 全力营造思想教化的社会环境，使社会全体成员普遍接受教育，形成教育的合力。
3.家庭教育也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教育将对母亲的素质教育成功地与国家利益结合起来，形成优良的气质、品德。
4.宗教教育在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始终扮演着一个特殊而重要的角色。美国政府通过广泛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利用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三）有丰富完善的理论指导
为了使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加“科学”和“有效”，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美国的教育理论家们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其中代表性的理论有：第一，以柯尔伯格为代表的“道德发展阶段”的理论。柯尔伯格强调社会环境对人们道德发展的巨大作用。第二，以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理论。杜威实用主义的最大特点就是着眼于应付环境，推崇主观经验，强调行动的功利和效用。第三，以里考纳为代表的完善人格道德教育理论。
丰富的理论指导使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不断发展与创新，这有利于美国的长远发展。
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
我国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和建设方面起步较晚，在发展中存在一些不足：第一，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急需我们去研究和探讨，诸如多学科的整合，理论与学科体系的完善等。第二，我国隐性教育注重不够。我国教育往往未与学生的实际问题如政治信仰、价值取向、社会责任感等相结合。第三，我国教育途径不畅通。我国目前社会思想政治教育意识不强，学校教育中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忽视了校园文化、家庭、社会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共同育人的合力还没有真正形成。第四，我国教育方法不科学。我国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重形式轻内容，重结果轻过程，重眼前效应轻长远目标的现象仍然存在。
三、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当今，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丰富和发展需要积极借鉴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成功经验。
（一）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从“灌输式”向“渗透式”转变
长期以来，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在方式方法上，表现出旗帜鲜明，政治倾向明显的特色。而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已难以适应时代的发展以及环境的变化，必须进行方式方法上的创新。要大胆跳出单纯依赖正面灌输的传统做法，把隐性教育理念及各种渗透式的方法引入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将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统一起来，增强教育的可接受性。
（二）多种途径并用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重视多种途径的作用，形成了一个系统而严密的有机整体，这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这启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多途径，在学校以实践活动为载体，改变单一的课堂教育方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在社会公共活动中渗透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调动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家庭等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热情，强化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意识。这样，把思想教育工作社会化、系统化，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者、学校、社会和家庭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合力，真正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三）丰富和完善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理论和美国相比，显得不成熟。我们需要大胆地吸收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的有益成分，来补充和完善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如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柯尔伯格的道德认知发展理论。还有里考纳的完善人格道德教育理论等等。这些将有助于学生建立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丰富和完善。
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既有共性，也各有特性。我国的思想教育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除了立足于我国的实情，不断地创新以外，还需要不断地对外国思想政治教育经验进行必要的借鉴。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经验丰富，借鉴美国的经验，不断地完善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这样在未来，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一定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参考文献】
[1]教育部社科研究与思政工作司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中国在进入民族国家的百年路程中，总是历经坎坷、九曲轮回，少有英美国家那样的民族幸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本于自己传统的与"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 [1] 英国这个老大的自由宪政的国家，它的兴起和发育得益于自发的自由经济秩序，其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国家性格的塑造与它的法治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正像哈耶克等人所指出的，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内生于自由的内部规则，传统的普通法在推进英国的政治变革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所谓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对于英国具有着广泛的解释力， [2]基于市民社会的法治主义是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的内在基础，是英国率先成为一个典型的自由宪政国家的制度保障。可以说，在英国的早期发展中，国家问题是一个隐含在市民社会或经济社会背后的隐秘主题，虽然议会斗争和光荣革命是深刻的和剧烈的，但国家法治问题一直没有转化为成文的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 [3]。
从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十分幸运的民族，虽然它在立国之际经历了一次严峻的生死抉择，但当时一批伟大的联邦党人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宪法政治，从而一举奠定了美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我们看到，美国建国时代的法治主义是有别于英国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摆在美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面前，正像美国联邦党人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4]由此看来，政治国家问题是美国宪法的头等重要问题，美国的宪法政治开辟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路径，而且它的成就已经为数百年的人类历史实践所证实。
相比之下，18、19世纪的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却没有英美国家那样顺利，国家政治问题总是犹如一把克利达摩斯之剑悬于它们的头顶。从经济上看，法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没有英国、荷兰等国家发达，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国民经济，而德国更是落后，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反映了德国的经济现状，也就是说，自由经济以及相关的经济规则和法治主义在法德国家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在政治上，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统治能力和国际竞争的需要，长期强化国家权威以及对于国民经济的支配作用，无论是法国历史上屡屡创制的各种宪法，还是德国历史上从"治安国"、"警察国"到"法治国"的各种演变，都充分说明了政治国家在上述两个大陆-罗马法系国家中的核心作用。
历史地看，500年来，以法德为主的大陆国家在国家建设方面所走的是与英美宪政主义不同的道路，尽管时至今日也可以说是殊路同归，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机遇往往是不可预期的，而且即便是今天，两类国家的国家性格仍然具有着很大差别，特别它们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草创时期，其立宪政治的制度模式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宪法政治在它们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固然，在政治上，审慎的选择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标志，但任何选择都有一个理论与现实的依据，不能说英美的道路行不通，但它们更多的是有待于机遇和时机，而法德国家增生过程中的教训与经验却是血与火那样地激荡在我们面前。
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并没有获得像英国那样从市民社会的经济秩序中自发地生长出一个宪政国家的幸运，我们的时代更像德国的魏玛时期，当然也不排除像美国联邦党人所面对的那种非常时期，但这一切又都需要我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政治成熟，即一个宪法政治所需要的智慧、勇气与审慎。显然，任何政治实践都需要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立宪改革同样需要一种本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状况的宪法理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政法理论家们却很少有人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命运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宪法政治，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现时代所处的与德国19、20世纪之交"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并把它转换为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宪法政治"问题。特别是在今天，我国法学界关于"法治"的言说不绝如缕，有关法治的理论渊源、法学定义、构成要素、具体内容、道德价值、制度设置、司法审查、个案分析等方面研究、讨论、写作，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不能不说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在我看来，上述中国的法治主义理论言说大多囿于一个形式法学的视角，局限于英美法治理论的低水平复制，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的内在本质多有隔膜。
其实，即便是美国的法治国家也并非单纯的形式主义法学一统天下，如果说在常规政治（normal politics）时期法律人的法律之治占据主导，但在诸如立宪时代、重建时代和新政时代的非常时期，宪法政治无疑成为当时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它们展示的乃是不同于法律人之法律的政治家的法治主义视角，开启的是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维度。当然，关注宪法政治更是大陆国家法治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早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国家理由就是他考察君主国家的出发点，至于主权理论的倡导者博丹在其《国家六书》中，更是从理论上确立了一个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政治基础。18、19世纪以来，法德国家的制度建设总是沿袭着大陆法系的公法传统，把政治法（孟德斯鸠）、国家法（黑格尔）视为国家宪政体系的关键机制，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德国的魏玛时期，施米特政治法学与凯尔森形式法学的论争，把宪法的政治意义放在了一个突出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英美的宪法理论也并非与政治国家问题相疏离，阿克曼有关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两种法学观的划分，为我们理解英美宪法的政治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当今的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在其皇皇三卷巨著《我们人民》中曾经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划分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二元政治观。所谓"宪法政治"概念的提出具有深远的理论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有大陆政治法学的蕴涵，或者说它超越了英美宪法理论的一般论调，挖掘出深埋在英美宪法背后的深层含义。虽然阿克曼在书中对于法德政治思想未加置喙，理论上沿袭的基本仍是美国宪法理论的实用主义传统，但透过外表的话语修辞，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种自由的国家主义政治法学的实质支撑着他的二元政治观。由此，我们不禁有这样的感觉：所谓英美政治路线与法德政治路线的差别，其实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分野，而在政治国家的本性方面，它们并没有决然的对立，宪法政治作为一种非常政治，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创立、重建与转折关头，都有别于日常的常规政治，它考量出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特殊的政治智慧与技艺。
一般说来，西方宪政存在着两个传统，从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到黑格尔、施米特是一个欧陆国家的法德传统，此外，从科克、洛克、休谟、斯密到美国联邦党人和罗斯福新政是英美国家的普通法宪政主义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英美宪政的传统是更本色的传统，而且其政治实践也取得了远比欧陆国家更辉煌的成果。所以，研究宪政问题，英美国家的法治主义往往占据主导的话语权。长期以来，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理论界存在着一种把英美宪政理论及其实践普遍化为一般原理的倾向，它们把英美国家的法治视为建立一个宪政国家的基本制度模式，倡言法律秩序的自发生长，认为法治国家就是以普通法为基本规则的市民社会的法律秩序在政治领域的正常延续，国家并没有独立的本质和目的，国家完全以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为依据，法治就是一般的（私法）规则之治。在这个问题上，17世纪英国的柯克和现代的哈耶克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5]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英美国家的经验并非具有彻底的普遍性，它需要相当稳固的历史政治传统，需要公民的法治意识和良好的德性，特别是需要一个繁荣的自由经济秩序，等等，并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可以照搬英美经验的。而且即便是就法治来说，上述对于英美法治主义的论述也是有偏颇的，英美国家的法治秩序并不是单纯的私法之治，市民社会的规则就一个局部的社会范围内可以自我实施，而在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内，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哈耶克所谓的内部规则是不可能自我施展的。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必须借助于外部规则来实施，即需要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来实施内部的自由规则体系，也就是说，只有私法的公法之治，或普通法的法治国。对此，休谟早就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法律规则，即私有产权、同意的财产转让和承诺的履行等，必须借助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来加以实施，而哈耶克在晚年建构的宪法新模式也是休谟思想的进一步体系化，他强调的也是一个法律之治问题，在他们的理论中，都隐含着一个政治国家的主题。如此看来，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秩序的塑造中，也存在着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一个政治国家的问题。
当然，英美的政治国家问题与法德的政治国家问题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阿克曼《我们人民》三卷巨著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通过对于美国历史的考察，明确论证了宪法政治在美国法治主义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及其有别于常规政治的非常意义，尤其是通过对于美国三个伟大转折时期--建国、重建和新政的宪法政治的考察，指出了非常政治的基本模式以及发展阶段，突出了"我们人民"与不同时代的政治精英们一起构建了非常时期的美利坚合众国，显示了美国民族的政治成熟。 [6]在阿克曼眼中，美国宪法是一个"活的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美国人民在美国宪法面临危机的非常时期，总能与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携起手来以非常的宪法政治程序进行变革，从而克服危在旦夕的国家分裂，重新塑造新的美国，并重回常规政治的轨道。这一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双重政治状态和"我们人民"与政治精英互动的二元民主，是200年来美国光荣与梦想的保证，是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自由、繁荣与强大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法律与政治、宪法创制与非常政治，它们是具有着内在的本质性关联的。我们不是不想从一般的私法规则中衍生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哈耶克所谓自发的宪政之路当然是很好的，但它们之与我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百余年的宪政之路，其困顿颠沛、玉汝难成，根子仍在于政治。固然，建设一个自发的经济秩序，培育一个市民社会的规则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但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后发国家，特别是在本土资源上缺乏法治传统和公民德行的情况下，如何缓慢而又纯正地生长出一个正义的自由宪政国家呢？这个德国问题的症结对于我们同样如此，同样难以逃避。所以，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法治主义应该关注政治法、国家法或宪法政治，瞄准社会治理的宪法政治维度。特别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宪法政治的特殊时代，致力于一种有别于法律人的法治观的政治家的法治观研究，构建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理论，无疑是一项迫切的理论工作，也是时代精神的需要。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治的政治之维，或强调宪法政治的非常意义，并不等于国家专制主义，更不等于20世纪以来的极权主义，基于宪法之上的自由的国家制度完全是可行的，理论上也是自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混合政体、美国的复合联邦主义、戴高乐的法国政治、联邦德国的宪政架构等，都是自由的宪法政治的典范，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西哀士宪法、德国的威玛宪法等则是失败的宪法政治。上述各国（某一时期的）宪政之所以成败各异，关键在于自由、权威与民主的平衡，在其中需要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审慎的政治智慧，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政治论争、围绕魏玛宪法的政治论争，乃至百年来中国多部宪法失败的关键，都在于这个平衡之能否达成。
不可否认，中国现时代的社会变革又不期而然地处于这样一个非常的政治时期，从理论上摆在我们面前有三种道路：一种是自发的普通法宪政主义，一种是国家极权主义的伪宪政主义，一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宪政主义。在我看来，第一种当然是最理想的政治道路，但我们缺乏支撑它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和私法基础，固然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催生政治变革的因子，但离由此自发生长出一种自由民主的国家宪法还相当遥远，而且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公正、充裕的外部空间，要知道英美的宪政之路大致经历了200年的时间。第二种显然是灾难性的，法、德、俄，特别是前苏联的历史教训使我们刻骨铭心，这无疑是我们力图避免的，但我们仍不能排除这种道路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国家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它们为穷凶极恶的利益集团所把持的情况下，极权主义的复辟不是不可能的。第三种是我们所应期盼的，它在现时代的中国存在着某种或然性，通过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是可以构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我国20年的经济改革已经为这个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法律秩序，时代也呼唤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如果我们能够不失时机地致力于真正的宪法政治，通过国家权威推动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完善，真正地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司法独立制度，那么晚年黑格尔意义上的保护市民社会的法制国家和同样是晚年哈耶克思想中的"普通法的法治国"， [7]也许并非是不可能的。当然，第三种又何尝不是一种理论家的理想呢？我也知道还有一种可能，即前三种的畸形变种政治形态，所谓的拉美化的宪政失败的道路。果真如此，可爱的祖国可就真的是错过了大好时机，今后的命运将不知伊于胡底了。究竟是天命所成还是天崩地裂，世人谁知？《论宪法政治》的写作意图便是翘首以盼第三种自由民主的宪法政治，从理论上梳理出一个宪法政治的脉络，为未来我国的宪法政治选择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
转贴于 注释：
[1]所谓"德国问题"是指18世纪以来德国数代思想家们痛感英国政治社会的成熟并基于本国政治文化传统而提取出的一个普遍问题阈，尽管从早期的德国政治浪漫派、19世纪古典政治哲学到新旧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再到韦伯的社会学、施米特的宪法学，直至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乃至当今欧盟的德国火车头作用，尽管二百年来其中的思想路径以及观点各种各样，迥然有别，甚至相互对立，但有一条主线却是显然的，那就是融入以英美为主体的世界文明的德国自己的道路，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与否及其成熟的程度。当然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有关粗浅的论述，参见拙著《休谟的政治哲学》第六章以及相关论述。至于"中国问题"则是一种比附"德国问题"的说法，指的是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中的自己的道路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目前所谓"中国国情论"、"中国特殊论"甚至"中国例外论"都是基于相关的预设，但它们在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上，过于强调后者，而忽视了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特殊是在融入世界潮流中的特殊，不是相隔绝，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为中国理论界所自觉并进一步提升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问题阈。
[2] 关于普通法宪政主义，参见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Coke， Hobbe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Consititutionlism. James R.Stoner， Jr.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2. 参见小詹姆斯oR.o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的诸源头》（未刊稿），秋风译。
[3] 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在本文中既有特殊的阿克曼意义上的含义，又有普遍的宪法哲学或政治法学的含义，关于上述问题的梳理与阐释，见拙文《论宪法政治》的相关内容，见《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我在2004年下半年即完成了这篇很长的文章，当时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主持召开的纪念54宪法颁布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其实，按照我原先的写作计划，是准备就"宪法政治"问题分上下两篇来探讨的，拿出去的只是上篇"宪法政治"的一般理论及其演变，至于下篇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写完。我的《论宪法政治》一文所要处理的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篇属于法律思想史的考察，主要探讨从孟德斯鸠、黑格尔到施米特乃至凯尔森的政治法、国家法思想，以及阿克曼的宪法政治理论，梳理一下有别于英美宪法理论的大陆公法思想的路径，以及阿克曼的两种政治观；下篇则是针对中国现时代宪法理论的相关性分析。
[4] 《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页。
中国在进入民族国家的百年路程中,总是历经坎坷、九曲轮回,少有英美国家那样的民族幸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本于自己传统的与"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 [1] 英国这个老大的自由宪政的国家,它的兴起和发育得益于自发的自由经济秩序,其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国家性格的塑造与它的法治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正像哈耶克等人所指出的,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内生于自由的内部规则,传统的普通法在推进英国的政治变革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所谓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对于英国具有着广泛的解释力, [2]基于市民社会的法治主义是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的内在基础,是英国率先成为一个典型的自由宪政国家的制度保障。可以说,在英国的早期发展中,国家问题是一个隐含在市民社会或经济社会背后的隐秘主题,虽然议会斗争和光荣革命是深刻的和剧烈的,但国家法治问题一直没有转化为成文的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 [3]。
从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十分幸运的民族,虽然它在立国之际经历了一次严峻的生死抉择,但当时一批伟大的联邦党人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宪法政治,从而一举奠定了美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我们看到,美国建国时代的法治主义是有别于英国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摆在美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面前,正像美国联邦党人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 [4]由此看来,政治国家问题是美国宪法的头等重要问题,美国的宪法政治开辟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路径,而且它的成就已经为数百年的人类历史实践所证实。
相比之下,18、19世纪的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却没有英美国家那样顺利,国家政治问题总是犹如一把克利达摩斯之剑悬于它们的头顶。从经济上看,法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没有英国、荷兰等国家发达,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国民经济,而德国更是落后,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反映了德国的经济现状,也就是说,自由经济以及相关的经济规则和法治主义在法德国家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在政治上,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统治能力和国际竞争的需要,长期强化国家权威以及对于国民经济的支配作用,无论是法国历史上屡屡创制的各种宪法,还是德国历史上从"治安国"、"警察国"到"法治国"的各种演变,都充分说明了政治国家在上述两个大陆-罗马法系国家中的核心作用。
历史地看,500年来,以法德为主的大陆国家在国家建设方面所走的是与英美宪政主义不同的道路,尽管时至今日也可以说是殊路同归,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机遇往往是不可预期的,而且即便是今天,两类国家的国家性格仍然具有着很大差别,特别它们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草创时期,其立宪政治的制度模式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宪法政治在它们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固然,在政治上,审慎的选择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标志,但任何选择都有一个理论与现实的依据,不能说英美的道路行不通,但它们更多的是有待于机遇和时机,而法德国家增生过程中的教训与经验却是血与火那样地激荡在我们面前。
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并没有获得像英国那样从市民社会的经济秩序中自发地生长出一个宪政国家的幸运,我们的时代更像德国的魏玛时期,当然也不排除像美国联邦党人所面对的那种非常时期,但这一切又都需要我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政治成熟,即一个宪法政治所需要的智慧、勇气与审慎。显然,任何政治实践都需要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立宪改革同样需要一种本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状况的宪法理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政法理论家们却很少有人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命运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宪法政治,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现时代所处的与德国19、20世纪之交"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并把它转换为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宪法政治"问题。特别是在今天,我国法学界关于"法治"的言说不绝如缕,有关法治的理论渊源、法学定义、构成要素、具体内容、道德价值、制度设置、司法审查、个案分析等方面研究、讨论、写作,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不能不说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在我看来,上述中国的法治主义理论言说大多囿于一个形式法学的视角,局限于英美法治理论的低水平复制,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的内在本质多有隔膜。
其实,即便是美国的法治国家也并非单纯的形式主义法学一统天下,如果说在常规政治(normal politics)时期法律人的法律之治占据主导,但在诸如立宪时代、重建时代和新政时代的非常时期,宪法政治无疑成为当时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它们展示的乃是不同于法律人之法律的政治家的法治主义视角,开启的是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维度。当然,关注宪法政治更是大陆国家法治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早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国家理由就是他考察君主国家的出发点,至于主权理论的倡导者博丹在其《国家六书》中,更是从理论上确立了一个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政治基础。18、19世纪以来,法德国家的制度建设总是沿袭着大陆法系的公法传统,把政治法(孟德斯鸠)、国家法(黑格尔)视为国家宪政体系的关键机制,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德国的魏玛时期,施米特政治法学与凯尔森形式法学的论争,把宪法的政治意义放在了一个突出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英美的宪法理论也并非与政治国家问题相疏离,阿克曼有关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两种法学观的划分,为我们理解英美宪法的政治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当今的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在其皇皇三卷巨着《我们人民》中曾经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划分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二元政治观。所谓"宪法政治"概念的提出具有深远的理论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有大陆政治法学的蕴涵,或者说它超越了英美宪法理论的一般论调,挖掘出深埋在英美宪法背后的深层含义。虽然阿克曼在书中对于法德政治思想未加置喙,理论上沿袭的基本仍是美国宪法理论的实用主义传统,但透过外表的话语修辞,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种自由的国家主义政治法学的实质支撑着他的二元政治观。由此,我们不禁有这样的感觉:所谓英美政治路线与法德政治路线的差别,其实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分野,而在政治国家的本性方面,它们并没有决然的对立,宪法政治作为一种非常政治,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创立、重建与转折关头,都有别于日常的常规政治,它考量出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特殊的政治智慧与技艺。
一般说来,西方宪政存在着两个传统,从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到黑格尔、施米特是一个欧陆国家的法德传统,此外,从科克、洛克、休谟、斯密到美国联邦党人和罗斯福新政是英美国家的普通法宪政主义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英美宪政的传统是更本色的传统,而且其政治实践也取得了远比欧陆国家更辉煌的成果。所以,研究宪政问题,英美国家的法治主义往往占据主导的话语权。长期以来,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理论界存在着一种把英美宪政理论及其实践普遍化为一般原理的倾向,它们把英美国家的法治视为建立一个宪政国家的基本制度模式,倡言法律秩序的自发生长,认为法治国家就是以普通法为基本规则的市民社会的法律秩序在政治领域的正常延续,国家并没有独立的本质和目的,国家完全以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为依据,法治就是一般的(私法)规则之治。在这个问题上,17世纪英国的柯克和现代的哈耶克的思想最具代表性。 [5]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英美国家的经验并非具有彻底的普遍性,它需要相当稳固的历史政治传统,需要公民的法治意识和良好的德性,特别是需要一个繁荣的自由经济秩序,等等,并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可以照搬英美经验的。而且即便是就法治来说,上述对于英美法治主义的论述也是有偏颇的,英美国家的法治秩序并不是单纯的私法之治,市民社会的规则就一个局部的社会范围内可以自我实施,而在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内,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哈耶克所谓的内部规则是不可能自我施展的。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必须借助于外部规则来实施,即需要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来实施内部的自由规则体系,也就是说,只有私法的公法之治,或普通法的法治国。对此,休谟早就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法律规则,即私有产权、同意的财产转让和承诺的履行等,必须借助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来加以实施,而哈耶克在晚年建构的宪法新模式也是休谟思想的进一步体系化,他强调的也是一个法律之治问题,在他们的理论中,都隐含着一个政治国家的主题。如此看来,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秩序的塑造中,也存在着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一个政治国家的问题。
当然,英美的政治国家问题与法德的政治国家问题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阿克曼《我们人民》三卷巨着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通过对于美国历史的考察,明确论证了宪法政治在美国法治主义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及其有别于常规政治的非常意义,尤其是通过对于美国三个伟大转折时期--建国、重建和新政的宪法政治的考察,指出了非常政治的基本模式以及发展阶段,突出了"我们人民"与不同时代的政治精英们一起构建了非常时期的美利坚合众国,显示了美国民族的政治成熟。 [6]在阿克曼眼中,美国宪法是一个"活的宪法"(living constitution),美国人民在美国宪法面临危机的非常时期,总能与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携起手来以非常的宪法政治程序进行变革,从而克服危在旦夕的国家分裂,重新塑造新的美国,并重回常规政治的轨道。这一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双重政治状态和"我们人民"与政治精英互动的二元民主,是200年来美国光荣与梦想的保证,是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自由、繁荣与强大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法律与政治、宪法创制与非常政治,它们是具有着内在的本质性关联的。我们不是不想从一般的私法规则中衍生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哈耶克所谓自发的宪政之路当然是很好的,但它们之与我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百余年的宪政之路,其困顿颠沛、玉汝难成,根子仍在于政治。固然,建设一个自发的经济秩序,培育一个市民社会的规则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但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后发国家,特别是在本土资源上缺乏法治传统和公民德行的情况下,如何缓慢而又纯正地生长出一个正义的自由宪政国家呢?这个德国问题的症结对于我们同样如此,同样难以逃避。所以,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法治主义应该关注政治法、国家法或宪法政治,瞄准社会治理的宪法政治维度。特别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宪法政治的特殊时代,致力于一种有别于法律人的法治观的政治家的法治观研究,构建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理论,无疑是一项迫切的理论工作,也是时代精神的需要。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治的政治之维,或强调宪法政治的非常意义,并不等于国家专制主义,更不等于20世纪以来的极权主义,基于宪法之上的自由的国家制度完全是可行的,理论上也是自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混合政体、美国的复合联邦主义、戴高乐的法国政治、联邦德国的宪政架构等,都是自由的宪法政治的典范,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西哀士宪法、德国的威玛宪法等则是失败的宪法政治。上述各国(某一时期的)宪政之所以成败各异,关键在于自由、权威与民主的平衡,在其中需要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审慎的政治智慧,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政治论争、围绕魏玛宪法的政治论争,乃至百年来中国多部宪法失败的关键,都在于这个平衡之能否达成。
不可否认,中国现时代的社会变革又不期而然地处于这样一个非常的政治时期,从理论上摆在我们面前有三种道路:一种是自发的普通法宪政主义,一种是国家极权主义的伪宪政主义,一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宪政主义。在我看来,第一种当然是最理想的政治道路,但我们缺乏支撑它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和私法基础,固然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催生政治变革的因子,但离由此自发生长出一种自由民主的国家宪法还相当遥远,而且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公正、充裕的外部空间,要知道英美的宪政之路大致经历了200年的时间。第二种显然是灾难性的,法、德、俄,特别是前苏联的历史教训使我们刻骨铭心,这无疑是我们力图避免的,但我们仍不能排除这种道路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国家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它们为穷凶极恶的利益集团所把持的情况下,极权主义的复辟不是不可能的。第三种是我们所应期盼的,它在现时代的中国存在着某种或然性,通过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是可以构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我国20年的经济改革已经为这个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法律秩序,时代也呼唤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如果我们能够不失时机地致力于真正的宪法政治,通过国家权威推动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完善,真正地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司法独立制度,那么晚年黑格尔意义上的保护市民社会的法制国家和同样是晚年哈耶克思想中的"普通法的法治国", [7]也许并非是不可能的。当然,第三种又何尝不是一种理论家的理想呢?我也知道还有一种可能,即前三种的畸形变种政治形态,所谓的拉美化的宪政失败的道路。果真如此,可爱的祖国可就真的是错过了大好时机,今后的命运将不知伊于胡底了。究竟是天命所成还是天崩地裂,世人谁知?《论宪法政治》的写作意图便是翘首以盼第三种自由民主的宪法政治,从理论上梳理出一个宪法政治的脉络,为未来我国的宪法政治选择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
注释:
[1]所谓"德国问题"是指18世纪以来德国数代思想家们痛感英国政治社会的成熟并基于本国政治文化传统而提取出的一个普遍问题阈,尽管从早期的德国政治浪漫派、19世纪古典政治哲学到新旧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再到韦伯的社会学、施米特的宪法学,直至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乃至当今欧盟的德国火车头作用,尽管二百年来其中的思想路径以及观点各种各样,迥然有别,甚至相互对立,但有一条主线却是显然的,那就是融入以英美为主体的世界文明的德国自己的道路,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与否及其成熟的程度。当然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有关粗浅的论述,参见拙着《休谟的政治哲学》第六章以及相关论述。至于"中国问题"则是一种比附"德国问题"的说法,指的是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中的自己的道路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目前所谓"中国国情论"、"中国特殊论"甚至"中国例外论"都是基于相关的预设,但它们在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上,过于强调后者,而忽视了宪政民主的普世价值,特殊是在融入世界潮流中的特殊,不是相隔绝,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为中国理论界所自觉并进一步提升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问题阈。
[2] 关于普通法宪政主义,参见Common Law and Liberal Theory: Coke, Hobbes, and the Origins of AmericanConsititutionlism. James R.Stoner, Jr.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2. 参见小詹姆斯oR.o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宪政主义的诸源头》(未刊稿),秋风译。
[3] 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 politics)在本文中既有特殊的阿克曼意义上的含义,又有普遍的宪法哲学或政治法学的含义,关于上述问题的梳理与阐释,见拙文《论宪法政治》的相关内容,见《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我在2004年下半年即完成了这篇很长的文章,当时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主持召开的纪念54宪法颁布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其实,按照我原先的写作计划,是准备就"宪法政治"问题分上下两篇来探讨的,拿出去的只是上篇"宪法政治"的一般理论及其演变,至于下篇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写完。我的《论宪法政治》一文所要处理的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篇属于法律思想史的考察,主要探讨从孟德斯鸠、黑格尔到施米特乃至凯尔森的政治法、国家法思想,以及阿克曼的宪法政治理论,梳理一下有别于英美宪法理论的大陆公法思想的路径,以及阿克曼的两种政治观;下篇则是针对中国现时代宪法理论的相关性分析。
[4] 《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页。
中国在进入民族国家的百年路程中，总是历经坎坷、九曲轮回，少有英美国家那样的民族幸运，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总是背负着一个沉重的本于自己传统的与"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1]英国这个老大的自由的国家，它的兴起和发育得益于自发的自由经济秩序，其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国家性格的塑造与它的法治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正像哈耶克等人所指出的，英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内生于自由的内部规则，传统的普通法在推进英国的政治变革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所谓的普通法主义对于英国具有着广泛的解释力，[2]基于市民社会的法治主义是英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的内在基础，是英国率先成为一个典型的自由国家的制度保障。可以说，在英国的早期发展中，国家问题是一个隐含在市民社会或经济社会背后的隐秘主题，虽然议会斗争和光荣革命是深刻的和剧烈的，但国家法治问题一直没有转化为成文的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politics）[3]。
从广阔的历史维度来看，美国仍然是一个十分幸运的民族，虽然它在立国之际经历了一次严峻的生死抉择，但当时一批伟大的联邦党人发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宪法政治，从而一举奠定了美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我们看到，美国建国时代的法治主义是有别于英国的，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摆在美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面前，正像美国联邦党人所指出的："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4]由此看来，政治国家问题是美国宪法的头等重要问题，美国的宪法政治开辟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的路径，而且它的成就已经为数百年的人类历史实践所证实。
相比之下，18、19世纪的大陆国家，特别是法国和德国，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却没有英美国家那样顺利，国家政治问题总是犹如一把克利达摩斯之剑悬于它们的头顶。从经济上看，法德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远没有英国、荷兰等国家发达，重农主义的经济政策一直主导着法国的国民经济，而德国更是落后，历史学派的国民经济学反映了德国的经济现状，也就是说，自由经济以及相关的经济规则和法治主义在法德国家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在政治上，两个国家的统治者出于统治能力和国际竞争的需要，长期强化国家权威以及对于国民经济的支配作用，无论是法国历史上屡屡创制的各种宪法，还是德国历史上从"治安国"、"警察国"到"法治国"的各种演变，都充分说明了政治国家在上述两个大陆-罗马法系国家中的核心作用。
历史地看，500年来，以法德为主的大陆国家在国家建设方面所走的是与英美主义不同的道路，尽管时至今日也可以说是殊路同归，但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机遇往往是不可预期的，而且即便是今天，两类国家的国家性格仍然具有着很大差别，特别它们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草创时期，其立治的制度模式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宪法政治在它们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固然，在政治上，审慎的选择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标志，但任何选择都有一个理论与现实的依据，不能说英美的道路行不通，但它们更多的是有待于机遇和时机，而法德国家增生过程中的教训与经验却是血与火那样地激荡在我们面前。
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并没有获得像英国那样从市民社会的经济秩序中自发地生长出一个国家的幸运，我们的时代更像德国的魏玛时期，当然也不排除像美国联邦党人所面对的那种非常时期，但这一切又都需要我国人民特别是政治精英的政治成熟，即一个宪法政治所需要的智慧、勇气与审慎。显然，任何政治实践都需要理论作指导，中国的立宪改革同样需要一种本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状况的宪法理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中国的政法理论家们却很少有人从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政治命运的角度审视我们的宪法政治，很少有人从理论上研究中国现时代所处的与德国19、20世纪之交"德国问题"相类似的"中国问题"，并把它转换为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宪法政治"问题。特别是在今天，我国法学界关于"法治"的言说不绝如缕，有关法治的理论渊源、法学定义、构成要素、具体内容、道德价值、制度设置、司法审查、个案分析等方面研究、讨论、写作，铺天盖地，声势浩大，不能不说是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但是，在我看来，上述中国的法治主义理论言说大多囿于一个形式法学的视角，局限于英美法治理论的低水平复制，与中国现时代政治社会的内在本质多有隔膜。
其实，即便是美国的法治国家也并非单纯的形式主义法学一统天下，如果说在常规政治（normalpolitics）时期法律人的法律之治占据主导，但在诸如立宪时代、重建时代和新政时代的非常时期，宪法政治无疑成为当时国家建设的核心问题，它们展示的乃是不同于法律人之法律的政治家的法治主义视角，开启的是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维度。当然，关注宪法政治更是大陆国家法治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早在马基雅维里那里，国家理由就是他考察君主国家的出发点，至于理论的倡导者博丹在其《国家六书》中，更是从理论上确立了一个国家最高统治权的政治基础。18、19世纪以来，法德国家的制度建设总是沿袭着大陆法系的公法传统，把政治法（孟德斯鸠）、国家法（黑格尔）视为国家体系的关键机制，而到了20世纪，特别是德国的魏玛时期，施米特政治法学与凯尔森形式法学的论争，把宪法的政治意义放在了一个突出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英美的宪法理论也并非与政治国家问题相疏离，阿克曼有关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两种法学观的划分，为我们理解英美宪法的政治意义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当今的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在其皇皇三卷巨著《我们人民》中曾经提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划分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二元政治观。所谓"宪法政治"概念的提出具有深远的理论渊源，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更有大陆政治法学的蕴涵，或者说它超越了英美宪法理论的一般论调，挖掘出深埋在英美宪法背后的深层含义。虽然阿克曼在书中对于法德政治思想未加置喙，理论上沿袭的基本仍是美国宪法理论的实用主义传统，但透过外表的话语修辞，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种自由的国家主义政治法学的实质支撑着他的二元政治观。由此，我们不禁有这样的感觉：所谓英美政治路线与法德政治路线的差别，其实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分野，而在政治国家的本性方面，它们并没有决然的对立，宪法政治作为一种非常政治，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创立、重建与转折关头，都有别于日常的常规政治，它考量出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特殊的政治智慧与技艺。
一般说来，西方存在着两个传统，从马基雅维里、孟德斯鸠到黑格尔、施米特是一个欧陆国家的法德传统，此外，从科克、洛克、休谟、斯密到美国联邦党人和罗斯福新政是英美国家的普通法主义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英美的传统是更本色的传统，而且其政治实践也取得了远比欧陆国家更辉煌的成果。所以，研究问题，英美国家的法治主义往往占据主导的话语权。长期以来，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的理论界存在着一种把英美理论及其实践普遍化为一般原理的倾向，它们把英美国家的法治视为建立一个国家的基本制度模式，倡言法律秩序的自发生长，认为法治国家就是以普通法为基本规则的市民社会的法律秩序在政治领域的正常延续，国家并没有独立的本质和目的，国家完全以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为依据，法治就是一般的（私法）规则之治。在这个问题上，17世纪英国的柯克和现代的哈耶克的思想最具代表性。[5]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英美国家的经验并非具有彻底的普遍性，它需要相当稳固的历史政治传统，需要公民的法治意识和良好的德性，特别是需要一个繁荣的自由经济秩序，等等，并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都是可以照搬英美经验的。而且即便是就法治来说，上述对于英美法治主义的论述也是有偏颇的，英美国家的法治秩序并不是单纯的私法之治，市民社会的规则就一个局部的社会范围内可以自我实施，而在一个较大的社会空间内，在一个政治共同体内，哈耶克所谓的内部规则是不可能自我施展的。市民社会的法律规则必须借助于外部规则来实施，即需要一个国家的政治秩序来实施内部的自由规则体系，也就是说，只有私法的公法之治，或普通法的法治国。对此，休谟早就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三个基本法律规则，即私有产权、同意的财产转让和承诺的履行等，必须借助于国家的政治权力来加以实施，而哈耶克在晚年建构的宪法新模式也是休谟思想的进一步体系化，他强调的也是一个法律之治问题，在他们的理论中，都隐含着一个政治国家的主题。如此看来，在英美国家的社会秩序的塑造中，也存在着一个政治问题，或者说一个政治国家的问题。
当然，英美的政治国家问题与法德的政治国家问题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阿克曼《我们人民》三卷巨著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通过对于美国历史的考察，明确论证了宪法政治在美国法治主义秩序中的核心作用及其有别于常规政治的非常意义，尤其是通过对于美国三个伟大转折时期--建国、重建和新政的宪法政治的考察，指出了非常政治的基本模式以及发展阶段，突出了"我们人民"与不同时代的政治精英们一起构建了非常时期的美利坚合众国，显示了美国民族的政治成熟。[6]在阿克曼眼中，美国宪法是一个"活的宪法"（livingconstitution），美国人民在美国宪法面临危机的非常时期，总能与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携起手来以非常的宪法政治程序进行变革，从而克服危在旦夕的国家分裂，重新塑造新的美国，并重回常规政治的轨道。这一常规政治与宪法政治的双重政治状态和"我们人民"与政治精英互动的二元民主，是200年来美国光荣与梦想的保证，是这个国家一步步走向自由、繁荣与强大的关键所在。
由此可见，法律与政治、宪法创制与非常政治，它们是具有着内在的本质性关联的。我们不是不想从一般的私法规则中衍生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哈耶克所谓自发的之路当然是很好的，但它们之与我们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百余年的之路，其困顿颠沛、玉汝难成，根子仍在于政治。固然，建设一个自发的经济秩序，培育一个市民社会的规则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但作为世界体系中的后发国家，特别是在本土资源上缺乏法治传统和公民德行的情况下，如何缓慢而又纯正地生长出一个正义的自由国家呢？这个德国问题的症结对于我们同样如此，同样难以逃避。所以，我认为中国现时代的法治主义应该关注政治法、国家法或宪法政治，瞄准社会治理的宪法政治维度。特别是在目前这样一个宪法政治的特殊时代，致力于一种有别于法律人的法治观的政治家的法治观研究，构建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理论，无疑是一项迫切的理论工作，也是时代精神的需要。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法治的政治之维，或强调宪法政治的非常意义，并不等于国家专制主义，更不等于20世纪以来的极权主义，基于宪法之上的自由的国家制度完全是可行的，理论上也是自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混合政体、美国的复合联邦主义、戴高乐的法国政治、联邦德国的架构等，都是自由的宪法政治的典范，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西哀士宪法、德国的威玛宪法等则是失败的宪法政治。上述各国（某一时期的）之所以成败各异，关键在于自由、权威与民主的平衡，在其中需要一个民族特别是其政治精英的审慎的政治智慧，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我们看到，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政治论争、围绕魏玛宪法的政治论争，乃至百年来中国多部宪法失败的关键，都在于这个平衡之能否达成。
不可否认，中国现时代的社会变革又不期而然地处于这样一个非常的政治时期，从理论上摆在我们面前有三种道路：一种是自发的普通法主义，一种是国家极权主义的伪主义，一种是自由民主的国家主义。在我看来，第一种当然是最理想的政治道路，但我们缺乏支撑它的市民社会的经济和私法基础，固然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催生政治变革的因子，但离由此自发生长出一种自由民主的国家宪法还相当遥远，而且国际经济与政治环境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公正、充裕的外部空间，要知道英美的之路大致经历了200年的时间。第二种显然是灾难性的，法、德、俄，特别是前苏联的历史教训使我们刻骨铭心，这无疑是我们力图避免的，但我们仍不能排除这种道路的可能性，因为政治国家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特别是在它们为穷凶极恶的利益集团所把持的情况下，极权主义的复辟不是不可能的。第三种是我们所应期盼的，它在现时代的中国存在着某种或然性，通过非常时期的宪法政治，是可以构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制度的。我国20年的经济改革已经为这个制度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法律秩序，时代也呼唤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如果我们能够不失时机地致力于真正的宪法政治，通过国家权威推动市民社会的建立与完善，真正地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秩序和司法独立制度，那么晚年黑格尔意义上的保护市民社会的法制国家和同样是晚年哈耶克思想中的"普通法的法治国"，[7]也许并非是不可能的。当然，第三种又何尝不是一种理论家的理想呢？我也知道还有一种可能，即前三种的畸形变种政治形态，所谓的拉美化的失败的道路。果真如此，可爱的祖国可就真的是错过了大好时机，今后的命运将不知伊于胡底了。究竟是天命所成还是天崩地裂，世人谁知？《论宪法政治》的写作意图便是翘首以盼第三种自由民主的宪法政治，从理论上梳理出一个宪法政治的脉络，为未来我国的宪法政治选择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参照。
注释：
[1]所谓"德国问题"是指18世纪以来德国数代思想家们痛感英国政治社会的成熟并基于本国政治文化传统而提取出的一个普遍问题阈，尽管从早期的德国政治浪漫派、19世纪古典政治哲学到新旧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再到韦伯的社会学、施米特的宪法学，直至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乃至当今欧盟的德国火车头作用，尽管二百年来其中的思想路径以及观点各种各样，迥然有别，甚至相互对立，但有一条主线却是显然的，那就是融入以英美为主体的世界文明的德国自己的道路，它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成熟与否及其成熟的程度。当然这个问题极其复杂，有关粗浅的论述，参见拙著《休谟的政治哲学》第六章以及相关论述。至于"中国问题"则是一种比附"德国问题"的说法，指的是中国融入世界文明中的自己的道路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的，目前所谓"中国国情论"、"中国特殊论"甚至"中国例外论"都是基于相关的预设，但它们在处理一般与特殊的关系问题上，过于强调后者，而忽视了民主的普世价值，特殊是在融入世界潮流中的特殊，不是相隔绝，因此这个问题还需要为中国理论界所自觉并进一步提升为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化等多个领域的问题阈。
[2]关于普通法主义，参见CommonLawandLiberalTheory:Coke,Hobbes,andtheOriginsofAmericanConsititutionlism.JamesR.Stoner,Jr.UniversityPressofKansas,1992.参见小詹姆斯oR.o斯托纳：《普通法与自由主义理论--柯克、霍布斯及美国主义的诸源头》（未刊稿），秋风译。
[3]宪法政治（constitutionalpolitics）在本文中既有特殊的阿克曼意义上的含义，又有普遍的宪法哲学或政治法学的含义，关于上述问题的梳理与阐释，见拙文《论宪法政治》的相关内容，见《北大法律评论》第6卷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我在2004年下半年即完成了这篇很长的文章，当时作为会议论文提交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主持召开的纪念54宪法颁布5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其实，按照我原先的写作计划，是准备就"宪法政治"问题分上下两篇来探讨的，拿出去的只是上篇"宪法政治"的一般理论及其演变，至于下篇中国现时代的"宪法政治"问题，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写完。我的《论宪法政治》一文所要处理的是政治与法律的关系问题，上篇属于法律思想史的考察，主要探讨从孟德斯鸠、黑格尔到施米特乃至凯尔森的政治法、国家法思想，以及阿克曼的宪法政治理论，梳理一下有别于英美宪法理论的大陆公法思想的路径，以及阿克曼的两种政治观；下篇则是针对中国现时代宪法理论的相关性分析。
[4]《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页。
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它能够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凝聚起来，并形成强烈的国家自豪感、社会责任意识和权利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高校是每个国家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阵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有效与否，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状况。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我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美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进行研究，进而推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开展。
一、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及其特点
美国没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纵观美国高校的课程设置，没有一门课程有“思想政治教育”或“德育”等学科意义上的名称。但是，这并不代表美国不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相反，它对美国人民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其实，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法制教育、宗教教育、历史教育等过程中的，其具备一切思想政治教育的要素，如队伍、理论、职能、系统等。它没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却能取得相应的甚至比其他专门开设思想政治教育课程更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采取的方式是值得我们去研究和借鉴的。
（一）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课程中
美国高校的课程设置包括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两个部分。光从课程设置来看，没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但是通过分析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里边渗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在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中占了很高的比例。美国高校要求学生必修的人文、社会、管理、经济等课程中都渗透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开始的公民教育和新生入学教育，其功能和作用都和思想政治理论课相似。在通识教育课程中，高校一般设置3～5门政治理论课，包括西方经济学、美国历史、公民与法、美国与世界、科学哲学和实用主义，还有大学生生活导论课、职业道德和社会研究等。这些课程实际就相当于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以美国哈佛大学通识教育中的核心课程为例。哈佛大学2005～2006学年的核心课程包括7个领域的内容，分别是外国文化、历史研究、文学与艺术、科学、道德推理、社会分析、定量推理。通过这些课程，哈佛大学可以加深学生对于文化因素重要性的理解、帮助学生获得历史知识并运用历史的眼光认识世界、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探索道德和政治性的理性选择方法等，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至于专业课，美国高校本科阶段的专业课比重不是很大。在进行专业课教育的过程中，要求学生要了解专业课本身的历史和传统，以及所涉及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等。通过这种方式，来激发学生对与专业有关的社会伦理问题进行思考，进而在探索中接受社会的价值观念。
（二）思想政治教育不局限于课堂教育，重视课外教育的作用
虽然没有专门设置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但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还是课堂教学。通过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教学，高校可以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思想、法律意识和道德规范的教育，同时加强青年学生的专业技能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意识。课堂教学能够对青年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帮助学生在日常的课程学习中提高权利意识和国家意识。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教育者注重采用无形的渗透方式，对学生进行教学；积极调动学的参与积极性，启发学生在课堂上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更深入地思考。在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课外教育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课堂教育必要的补充。在课堂之外，学校通过组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宗教活动等，为学生创造接触社会、了解社会的途径，从而将自身在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融入现实生活中。美国高校内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文体活动等，这些活动融入了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让学生能够在娱乐、实践的过程中自然地接受相关的教育。学校支持学生走向校外，提高学生对社会生活的认识。例如，组织参观历史博物馆、展览馆、历史遗迹等，了解国家发展的历史，加深对国家的感情，培养爱国思想；组织学生参加校内的一些民主活动形式，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进一步接触政治生活。这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课外教育活动正好弥补了课堂教学的不足，并在活动中不断地巩固课堂教学的知识，共同进行着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三）充分借助社会教育的力量，推动学校教育的开展
美国拥有丰富的社会环境资源，帮助高校对学生进行更为全面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美国各地拥有大量的教育场所，如各种各样的博物馆、纪念馆、历史遗迹等，充分展现了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宣传着美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这些渗透着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念的社会政治环境，在无形中向学生渗透着，让学生在日常生活中都能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气息。此外，美国借助大众传媒的力量，通过广播、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方式，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营造了良好、有效的氛围。通过大众传媒，美国政府所宣扬的价值观、政治观和文化观更是渗透到学习、生活的每一个角度，还起到了引导思想的作用。大众传媒潜移默化的特点，容易为学生所接受。在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力量中，宗教教育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美国的宗教是个人精神信仰和社会道德的源泉，对人的思想道德和政治观念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美国将宗教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部分，用宗教来充实人们的内心世界，同时用宗教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在这样有利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高校可以充分享受到这些资源，推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二、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及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是通过学校设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的。高校基本是通过课堂教学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政治观念、法律意识以及历史等方面的教育。经过多年的实践，我国高校逐渐形成了较为完善的课程教育。但由于课程教育本身的特点，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形成了一定的局限，使其面临着诸多的问题。
（一）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设置
我国一直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开始设置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1949年10月颁布的《华北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度公共必修课过渡时期实施暂行办法》，标志着我国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正式设置。1964年10月，增设《中共党史》、《党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使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形成体系。1986年3月，中共中央明确要求把改革开放理论和政策纳入对大学生的教育中。1995年，国家教委提出通过教学改革，逐步形成“两课”课程体系。1996年，正式设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进一步。2005年1月，同志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会议上提出了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建设的新要求，确立了在高等学校开设“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4门必修课作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核心组成部分。目前，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分为政治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两个部分。其中，政治理论课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述及中国近代史纲要；思想品德课包括思想品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形势与政策。
我国高校设置了专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旨在通过这些课程对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提高自身的道德素质、了解国家的历史、熟悉社会法律规范等。
（二）我国高校以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
开设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对学生进行有计划、有目的、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为我国高校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课程设置本身及课程教学本身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产生了一些问题。
1.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不够，甚至边缘化
我国一直以来都十分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并出台了许多相关的文件对其进行保障。但是，由于受我国现行教育制度及教育环境的影响，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程度不够，思想政治理论课没有得到与专业课相同的地位。部分高校甚至没有专门的领导机构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行管理，也没有严格的制度管理。随着高校招生人数的增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紧缺，很多高校采取“学、统一大纲、统一考试”的大班教学形式，使教师失去了教学的创新性，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视程度也随之下降。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重视，导致了很多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价值的错误判断，再加上思想政治理论课对其专业学习、就业等方面没有直接的联系，使学生抱着修学分的心态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学习，无法达到提高自身道德素质的效果。
2.教学方式较为单一，多采用灌输式教学，缺乏课外实践
目前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方式比较单一，大多是根据教育部规定的大纲要求进行课程的教学，即所谓的灌输式教学。在灌输式教学的过程中，教师根据统一的大纲和教学，多以理论为主，对课程内容进行讲授，甚至照本宣科，没有很好地结合当前社会形势或结合学生的思想实际，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显得空洞、不合实际。这使学生失去了听课的兴趣，在课堂上做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听课。灌输式的教学方式，限制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导致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程的学习浮于表面，大大降低了课堂教学的效果。此外，大多数学校主要依赖于课程教学的方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忽视了课外实践的开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内容缺乏丰富性、生动性，没有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对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殊不知，课外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的课堂，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和取得明显的效果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过多依赖思想政治理论课，在专业课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不强
大多数学校或教师把完成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都放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看成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种想法导致的后果是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更少了，仅局限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加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负担，增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显性意图，弱化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可和接受。与此同时，作为公共课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所占学生全部课程的比重本来就不是很大，过多依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作用，而忽视了所占比重最大的专业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结果放弃了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大量时间和机会。仅仅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影响，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
三、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我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启示
美国和中国虽然是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但它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提高青年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爱国主义意识、社会责任感等，为国家的发展培养更多的人才。因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结合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发展状况总结出相应的经验借鉴，提高我国高校通过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进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一）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创造发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利环境
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到了包括学校在内的多种社会力量的支持，如家庭、宗教组织等。这就为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创造了丰富的资源，也为教育的开展营造了全社会重视和支持的有利环境。针对我国高校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对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不够的问题，我们需要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在我国，作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学校起着连接国家和学生的桥梁作用，如果这个桥梁作用没有发挥好，即使国家政策再科学、合理，都不可能真正引导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因此，高校要及时传达并真正落实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政策，真正将国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落到实处，而不是口头上响应国家的号召，而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真正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的建设。高校尤其是高校领导层需要从本质上认识到高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而制定出相应的制度保障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不仅要在教师群体中营造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的氛围，还要通过有形的案例或机制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包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认识，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对个人的“洗脑”，更不是一种空洞教条、无意义的东西。要使学校教育的每个系统都能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为思想政治教育营造良好的氛围，不断为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添薪加柴。
（二）进行教学内容和方式改革和创新
在教学内容上，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是很直接、明确，都是针对不同领域的问题进行相应的教学。政府和学校没有对相关课程进行内容的限定，教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内容有所创新。在教学方式上，美国高校进行课堂教学时，注重采用渗透的方法进行教学，用启发式或讨论式的方式，引起学生对问题的思考。在思考过程中，教师加以正确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掌握科学的知识和方法。针对我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内容和方式单一的问题，需要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改革和创新。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学生获取信息的渠道大为增加，他们所能获得的信息量也与日俱增，超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所能容纳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高校仍然要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守住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阵地。但是，高校需要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教学方式的改革，不能沿用以往较为陈旧的灌输式教学方式，而需要增加新的教学内容和新的教学方式。在信息时代，学生获取信息的途径已经不局限于课堂和书本，他们所关注的问题也更为宽泛和多样，同时受各种思想影响的几率也大为增加。因此，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时，要针对学生关注的热点问题或出现的不良思想状况进行正确的引导，让学生能真正受益于课堂，接受正确的观念。例如，在教学中可针对不同专业的学生及不同的章节内容，采用课堂讨论、专题演讲、辩论等方式激发学生参与的热情等。随着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为教师提供了更为生动、具象的教学方式，能够利用网络平台的资源进行相关知识的传授，还能为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提供了方便的途径，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学习的主动性。
（三）加强课外实践，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
美国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仅重视课堂教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还积极利用校内外的资源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这就使得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更具生动性和实践性，所取得的效果也大大增强。针对我国高校过多依赖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在坚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础上，增加课外实践的环节，构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不仅理论知识的灌输，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巩固已有的知识，并在实践中加深对相关知识的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不仅是希望学生在观念中拥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在生活中践行这些正确的观念，以这些观念引导自己的行为。而这些观念的践行，就离不开社会实践。构建第二课堂，能够为学生提供更直接、更具体的实践平台。因此，高校在进行课程规划的时候，要增加社会实践的内容，尤其要制定出目的明确的实践内容，保证学生能将课堂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加深理解。这种实践可以是组织学生参观相应的主题展览以培养学生对历史、对社会的认识，也可以是让学生进行志愿服务等培养爱心和社会责任等。在社会实践后，让学生通过调查报告或活动报告的形式与教师、学生进行分享，能够将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加深对相关理论的认识和理解。社会实践还能更加丰富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增加其对学生的吸引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四）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于其他课程教学中
美国没有明确的思想政治理论课，而是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在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课程中，不仅拓宽了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还能充分运用学校的各种教学资源，无形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针对我国高校过多依赖于思想政治理论课，而没有将专业课教学资源利用起来的问题，我们有必要扩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渠道，将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其他课程教学之中。要做到思想政治教育对其他课程教学的渗透，首先要从教师层面先形成这样的意识，让他们在教学过程中加大对本专业的历史、社会价值等方面的介绍，加深学生对专业课程的历史地位和社会价值的认识，以此了解学科的发展以及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帮助学生更好地为自己所学的知识定好位，确立自己将来的发展方向。此外，在全校性的课程设置方面，也要有意识地增加有利于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课程，将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分到更多的课程中，使学生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机会增加，为预期的效果提供有力的保障。通过这种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学校和教学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将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有效开展创造更好的环境。
四、结语
美国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培养了美国人民强烈的爱国热情、民族自豪感、社会责任感等，它在思想政治教育上所采取的方式值得我们去借鉴，并在实践中不断吸收有利于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要素。同时，我们也要对自身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所具备的优势保持一个清醒的认识，要看到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发展过程中所积累的有益经验。只有将中美双方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有益经验结合起来，共同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培养既有专业技能又有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的人才，才是我们研究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
参考文献
[1] 陈立思.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 王洁，张杰林.为国家培养负责任的公民——美国公民课程小览[J].文教资料，2008（30）.
[3] 陈荟芳.浅谈美国公民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前沿，2007（4）.
[4] 戴媛媛，颜素珍.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成都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8（4）.
[5] 刘子实，吴渝.英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及其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1（9）.
[6] 张晓红.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略探[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8（1）.
[7] 王熠晔.中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课程设置比较分析[J].兰州工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1）.
[8] 孙美花.哈佛大学核心课程设计研究[J].教学研究，2010 （1）：41.
一 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
总体上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的专着和论文较少。
赵霞、韩金峰着《外国政治制度史》，其中包含了西方国家如英、美、法、德等国政治制度发展的历史。 2000 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马啸原《西方政治制度史》 一书，在书中作者批判了两个误区：一是认为西方当代的政治制度是资产阶级革命后建立起来的；二是认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是一种模式。书中指出，西方的政治制度都源于古代希腊、罗马的传统，但是各国在他们自身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本国特点。本书不单纯着眼于一般的政治制度知识的概述，而且还着眼与对西方政治文化背景的阐明以及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利弊得失的分析。
另外，在制度史上，有学者从制度的角度去看待古代的民主共和。施治生、郭方主编的《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考察了古希腊、罗马产生和发展民主与共和的特殊历史条件及赖以生存的制度基础，并阐明了古代东西方国家发展最终都走向****主义，因而证明了人类社会发展既有共同的历史规律，又有多样的表现形式；作者从当时西欧社会、经济和政治多元化结构中探索民主和共和制度及其因素的成长、发展和演变过程，提供了对于中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研究的新思路。
在国别史上，学者在西方大国英国、美国方面的专着较多。
在英国政治制度史上，程汉大的《英国政治制度史》可以说是一部奠基之作，作者对于英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做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在程汉大的基础之上，阎照祥 1999 年写成《英国政治制度史》一书，继续不懈探求，深入挖掘英国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使其内容更加丰富、翔实。 程书主要 论述的是二战以前的英国政治制度，二战以后的政治制度很少论及。 阎书填补 了这一空缺，从英国文明的起源一直论述到 20 世纪 90 年代，并进而对 21 世纪可能面临的一些情况作了展望，真正做到了“通古今之变”。 程书对 全国性政治制度论述的非常详尽，但对地方制度的阐述相当简略。 阎书详其 所略，对地方政府机构的沿革、职能的变迁做了更细致的考察。 程书对 议会制度论述的淋漓尽致，可对中世纪的中央政府机构研究相对薄弱， 阎书敏锐 的捕捉到了这一点，辟专章论述了中世纪的 咨 议会，并清晰详细地勾勒出其来龙去脉。总之， 程书和 阎书详略互补，为我们研究英国政治制度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虽然美国的建国历史不长，但是学者们对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较为深入。
自改革开放以来，以公开出版的专着有曹绍濂的《美国政治制度史》和《论美国民主》，蒋劲松的《美国国会史》等。在上述着作中，蒋着《美国国会史》是一部专门探讨美国国会制度的创设、演变和体制模式的专着；曹着《美国政治制度史》虽是第一部比较系统的研究美国政治制度史的着作，但该书出版于 80 年代初，学术观点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1998 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张定河《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可以说是集我国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系统的阐述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的 一部着 作。本书的最大特点，是揭示了美国政治制度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美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确立，是通过美利坚本民族文明与欧洲外来文明结合的方式完成的；美国政治制度形成之后，并没有抱守残缺、墨守成规，而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观环境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美国政治制度突出了制约和监督机制。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
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又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总体上的研究；二是对政治制度各个具体层面的研究。
（一）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
在改革开放早期，国内学者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关注更多的是从阶级本质出发，揭露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虚伪性，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如：张晔着《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一书，作者从国体与政体的关系出发，深刻的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服务于资产阶级的。又如：华袆着《美国民主制漫谈》则代表了左派学者对改革开放初期国内一些学者对西方的民主制度持较为开放态度的回应。作者指出，有些人盲目鼓吹西方民主、自由，甚至宣扬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照搬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这是危险和错误的；作者着重指出美国民主制度的资产阶级本质，揭露其虚伪性，同时又肯定其形式完备和对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作用。
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学者们以科学的态度、借鉴的目的来研究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无论在体系结构，还是在制度分析上，较 80 年代，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田为民、张桂琳着《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一书，书中科学地界定了政治制度这一基本概念，不仅从静态上对它进行分析，而且从动态上对之进行研究。书中提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基本原理是人民主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代表制，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了英、法、俄、德等国的政治制度。唐晓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则不是按国别，而是按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分专题进行介绍，提供了一个比较政治制度的视角。在 杨祖功 、顾俊礼所着的《西方政治制度比较》一书中则把这两种分析框架结合起来，全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为综合比较分析；中篇为典型国别比较；下篇为主权国家联合体。尤为可贵的是，作者把政治制度研究学者关注不多的主权国家联合体纳入研究视野，主要分析了欧共体的形成与发展、权力结构、法律效力等等。
俞可平主编《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此丛书共 18 本，包括美、德、英、法、俄等西方国家。作者完整、准确、全面的介绍了这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行政制度、文官制度、廉政制度、决策制度、司法制度、监督制度和其他重要的政治制度，为国内学者进一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最新基本素材。
在对当代各国政治制度研究上，学者较为关注英、法、美三国。
胡康大 的《英国政治制度》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当代英国政治制度的奠基之作，书中不仅介绍了英国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议会制度，司法制度等基本制度，还提到了英国的文官制度和查 弊制度 ，并分析了英国的压力集团与新闻控制。
在法国当代政治制度方面， 吴国庆着《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 一书。书中指出，当代法国政治制度即 1958 年建立起来并 随之间 的推移而逐渐完善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作者指出，法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主权在民、三权分立与制衡、法治、自由与平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在此基础上，他系统分析了法国自成一体的政府行政体制、“合理化”的议会制度、精巧的司法制度、两极分化的政党制度，并谈到了法国社会中蓬勃发展的利益集团和第四种权力。
李道 揆 的《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是“多年来中国学者研究美国政府制度的意向最重要的科研成果”（赵宝煦语）。本书从美国宪法出发，阐述了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对美国各项政治制度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资料翔实、分析全面。
在各国比较政治制度研究方面，较有代表性的是曹沛霖、徐宗士主编的《比较政府体制》一书。书中虽然对各国的政府体制分别介绍，但是按照同一逻辑线索和逻辑结构，对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德国等五国的政府体制进行比较研究。学者张星炜 撰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一文，作者依据翔实的资料、运用比较政治分析的方法，对英美政治制度的主要方面进行了同异比较以及同中之异和 异中 之同的比较。这种比较，对于研究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具有典型意义。
有的学者立足中国，对于中西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由徐育苗主编的《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包括《中外政党制度比较》、《中外代议制度比较》、《中外选举制度比较》、《中外行政制度比较》、《中外监督制度比较》等十本书。作者力图把规范研究与经验研究、制度研究与比较研究结合起来，对当代中国和外国（主要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探寻中外政治制度形成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结构内容和基本特点，为中国政治发展服务。
（二） 对当代西方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的研究
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体与政体；二是国家结构形式 ；三是具体的各项政治制度包括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等等。
1． 对国体与政体的研究
国体政体问题是政治制度，也是实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在西方政治制度的专着或教材中，都或多或少的涉及到这个问题。
樊体宁在《西方国体政体初探》一文中历史的考察了西方的政体学说，指出自希腊以来，西方有关政体的分类比较研究历久不衰，但西方思想家的一个共同缺陷是，他们都偏重于从形式上去考察政体，而不是从本质上去把握国家，他们都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国家有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内容是国体，形式是政体。并进一步指出，当代西方国家的政体主要是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但不论采取何种政体，都是由资本主义国体所决定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维护本阶级根本利益的不同统治形式。
有的学者还力图探求西方分权政治和集权政治形成的原因。 施雪华 在《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一文中指出，近代以来，资本政治取代土地政治的根本原因是资本比土地更有推进社会价值增值的能力；同时，资本与政治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形式，并在互动、互 适中互择与 自己相应的存在形态：自由资本选择了议会分权民主政治，而垄断资本偏爱行政集权民主政治。
在政权组织形式上，学者较为关注对三权分立与制衡制度的研究。李青、索若 撰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一文，从横向纵向和综合三个向度，从国家形式、政治形式和权力运行机制三个层次分析了“三权分立”政治的实质和根本特征。作者认为“三权分立”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 一 权政治中的各资本家集团之间政治妥协、权力制衡、分工合作的权利运行机制，并不是适用一切类型国家的完美的政治形式。这一点应是我们从世界历史范围来探讨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参照原则。 郭 大方在《美国政府“三权分立”体制透析》一文中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权扩大，美国的三权之间的制衡张力有可能被打破。曹绍濂在《美国政治制度史》一书中指出，三权分立学说在制度上已名存实亡，只是美国人民不愿接受罢了。原因有三：一是美国行政权的扩大是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人们不易觉察；二是三权分立在形式上予以保留；三是主流不排斥支流的存在，议会有时还会起作用。
2． 对国家结构形式的研究
国家结构形式是指国家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形式，主要是指中央政权机关与地方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如何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重要课题。
杨小云、邢翠微在《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及启示》中指出，西方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联系十分广泛和密切的基础上，同时又以垄断资本和福利国家经济为其深刻的经济基础。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以现代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联邦分权模式、以法国为代表的单一集权模式和以现代英国、战后日本为代表的单一分权模式，并对他们各自的特点逐一作了总结。展望未来，文章指出，集权与分权并存是西方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发展的基本趋势，扩大中央与地方合作、平衡矛盾将会是贯穿西方国家中央和地方关系的主流。
学者林尚立着《国内政府间关系》一书，在书中探讨了集权主义、地方分权主义、 均权主义 、联邦主义的原则和特点，在此基础上系统的分析了英、美、法三国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并对它们各自的发展趋势做出展望。
有的学者对西方各国的中央与地方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胡康大 在《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关系》一书中，攫取英、德、法三国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通过比较，作者认为德法两国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方面显得更有章法、更为宽松，因此也更为有效；而英国的则失之与过严的中央集权思想，以及政党政治的严重影响，造成章法混乱，以致有时造成无序状态，这种情况在保守党撒切尔政府改革地方税收方面及中央对地方拨款制度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另外，在 2002 年的《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上，国内学者翻译了一批西方学者的关于联邦制的文章，表现了国内对联邦制的关注。
3． 对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
在这方面，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选举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和文官制度上。
（1） 选举制度
现代西方选举制度可溯源于古代希腊、罗马，但真正形成却始于近代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成长和发展，选举制度作为一种工具与手段，自身也日趋完善。西方选举制度是由一系列与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方法相关的 京法律 规范形成的各种具体制度构成的整体和总称。
国内学者对西方选举制度的研究鲜有专着，对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政治制度的书的一些章节中和一些论文中。
很多学者对美国的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予以关注，刘建飞在其《美国选举制度评析》一文中对美国的总统选举作了全面的介绍，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特征：受联邦制和分权制的影响；政党的作用相对较弱。同时也指出了美国总统选举的弊端：第一，时间太长，令人厌倦；第二，费用高昂，富人的游戏；第三，驴 象 之争，两党垄断政坛。
总统的选举方式，不但反映总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权利与地位，而且也反映一 国采用 何种政体。法国在 1946 年宪法下，总统由国会选举产生，其政体系议会内阁制；而在 1958 年宪法下，特别是在修改总统选举方式之后，法国总统由全国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这种选举方式不但提高了总统的权力和地位，而且也意味着法国政体向总统制的转变。杨士林， 穆春玲 撰写的《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就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转变的过程，对当前的法国总统选举制度作了系统的介绍，并对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与美国做出比较。
德国不是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也不是总统制的国家，而是一个实行联邦议会民主制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要掌握政府权力，必须争取议会权力。刘建萍的《德国的选举制度》一文，就对德国的选举制度作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马敏的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一文则从历史的角度，在阐述选区代表制的一般含义和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魏玛时期和战后德国不同的选举制度对其政党制度和议会政治所产生的不同影响。
总体上说，国内学者对选举制度的研究还停留在较低的层次上——介绍较多、分析较少，对这方面的研究稍嫌薄弱，有待加强和深入。
（2） 议会制度
当今世界，议会被绝大多数国家看作是实现民主的基本形式。各国议会在结构和功能上有很多共同特征，但他们之间的不同，尤其是功能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
学者蒋劲松在《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一文中，对美英法德瑞以六国中的议会地位作了深入的比较和分析。作者划分了三种模式：以英以瑞为代表的奉行无条件议会上的原则；以德国为代表的有条件的承认议会至上的原则；以美法为代表的否定议会至上的原则。当然，具体到每个国家，议会在国家政体中的地位又各有不同。作者指出，从以上六国议会在各自政体中的地位看，在当代政体下，何谓“最高权力”或“最高国家权力” , 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予以说明。无论如何，立法权等于最高权力的说法，日益显露出矛盾，很难继续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现代，人民主权并非必然等于议会至上，当然也不排斥议会至上。
关于议会的功能，蒋劲松在其另一文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中，把议会的职能归为两方面；即为选民办事和担当国家论坛。为选民办事是各国议会的基本职能之一，其作用是反映民意，发挥议会对社会矛盾的 的 整合职能和政治凝聚力。充当国家论坛是议会的另一职能， 即由代议 机关扮演对时事国计的制度性辩论场，其作用是增加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促使政府及时感知社会动静并做出灵敏反应。
虽然议会有许多功能，却不是万能的，也不是完美的。由王晓民主编兼总策划的《国外议会》丛书共 18本，涉及英、德、俄、法、美、瑞士、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王晓民在导论中指出，议会制度从产生那天起就面临着许多责难。 卢梭可能 是最早批判代议制的着名思想家，从那时起，代议制无时不受到那些崇尚直接民主的人们的诘难。行政权力的膨胀曾经是现在也是议会面对的主要威胁，但它所引起的应该是有关议会功能发挥程度的忧虑，而不是议会是否发挥作用的问题。议会制度自身存在的一些弊端只有在议会制度的发展中得到解决，各国议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借鉴也将继续下去。
另外， 2002年1月华夏出版社出版由王晓民主编的网上论坛论文集《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其中涉及美国、英国等西方大国的议会制度。这是我国的议会制度研究更加开放、成熟的一个标志。西方议会不再被学者看成是“清谈馆”，加强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对于完善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3） 政党制度
冷战结束以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政党制度在各国政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政党制度的研究成为制度研究学者所关注的热点。当今世界是一个多彩的世界，政党制度的多样性反映了各国不同的 的 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背景，体现了世界政治的多样性。
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学者对政党制度的关注已不仅仅局限于对西方各国政党制度的介绍，而是深入分析政党制度的起源、政党的本质和功能、政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并根据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方法来预测政党的命运和政党制度的未来。
学者 郇庆治 在《西方政党体制：一种比较观点》一文中指出，西方学者把政党概括为，政党是一个由具有相近观点的个体联合起来，通过选举控制在政府的人事与政策的团体；政党具有利益聚合、政治一体化、政治社会化、政府管理等功能。他认为欧洲国家的政党与美国相比有着更强的政治影响力和组织稳定性，而它们的政党格局有着更强的自我适应性和调整能力，虽然以政党为基础的西方政治民主制在七十年代以后确实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压力，但是这种危机所带来的将是政党自身的比如在美国和整个政党体制比如在西欧的不断变化，但这并不影响政党作为现代民主制种的一个重要角色和某种相对稳定政党格局的存在与延续。
蜀君译美国 学者 K · 劳 森《美国政党的变化》一文，文章中详细的阐明了西方政党衰弱的原因：美国的立宪制度；美国社会和社会制度的变化；美国各州通过的反党法律等，作者对美国的政党和政党制度表示深深忧虑。
在这方面的专着，具有代表性的是周淑真的《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和王长江的《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研究》。周淑真在书中指出， 21 世纪世界政党格局和政党体制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世界政党数量增加，各主要政党力量此消彼长，传统政党格局打破；二是政党模式多样化，欧洲传统政党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左右翼政党逐渐向中间靠拢；三是政党的传统社会基础面临挑战，发达国家政党开始出现“全民化”的现象，政党活动领域拓宽，尤其是政党国际联盟作用突出。在对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的比较中，表现出了作者对前两者的肯定和对后者的否定。
与周淑真对待政党制度总体上较为乐观的态度相比，学者王长江则表示了对政党制度的忧患意识。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政党作为利益表达和利益总和的工具，经济的多元化是不是必然带来多党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政党体制的关键，不在断言 一 党制和多党制孰优孰劣，而在于这个体制中的政党有没有协调各种力量和利益之间关系的张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一种新兴的政党日益成为西方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力量，不少学者对此予以关注。绿党的出现的确是对传统的政党制度构成了冲击，但大多数国内学者对绿党能否成为主宰政局的大党不持乐观态度。刘建飞在《英国政党制度和主要政党研究》一书中谈到，绿党因为是小党，对有才干的政治家缺乏吸引力，同时也缺乏吸引全国选民的纲领和政策，而导致缺乏一个支持它的稳定而壮大的选民队伍。而传统的两大党由于资金和组织上的优势，再加上选举制度的有利，在选举过程中他们完全可以把绿党的一些政策和纲领吸收进来。王长江指出，绿党在理论上的超阶级、超意识形态的定位，在实践中往往是难以实现的；所谓建立生物区以取代国家的设想，听上去是吸引人的，但它和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也会令许多人望而却步。但是，不论怎样，绿党表达了一种人类的愿望，尽管有不切实际的成分，应该说，它所显示的方向是进步的，它所做的探索也是有价值的。
最后，在政党制度方面，还有一个方法论的创新。王邦佐、李惠康主编《西方政党制度社会生态分析》一书，提出要以社会生态的方法去研究政党制度。他们指出，政党制度是特定民族国家的社会生态环境的产物，并在与社会生态环境的动态平衡中得到发展。资本主义政党制度和政治制度是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的产物，并进而成为它的一部分。政党制度是社会政治系统中的一个核心子系统，它和其他子系统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政治系统的动态平衡，与此同时，特定的政治系统的 的 总体要求以及其他子系统的形态结构，也在与政党制度的相互作用中赋予了它特殊的形态和功能。
（4） 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是西方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国内学者对此予以较大关注。
徐振寰、王晓初主编《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一书，作者有重点、有选择的对世界上（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类型的公务员制度或公务员制度中的某些专项制度进行分析和比较，试图从发展的角度，对公务员制度的形成过程、基本体系、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进行横向研究，探索其中的某些规律，为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服务。
“政治中立”原则作为西方文官制度的重要特征，很多学者对此 项原则 的含义、特征，弊端、发展趋势做出论述。符晓薇在《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一文中指出，所谓“政治中立”原则，是指业务类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活动中，必须对政党政治采取公正、超然的态度，对任何政治问题都保持沉默。作者通过分析，进一步指出，“政治中立”原则产生与西方三权分立和两党（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之下，它的目的就是要求公务员忠实的执行政府的政策，为政府服务，同时保证文官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但是也应看到，由于行政管理机构都必须服从政权机构，为政权机构服务，所以，行政管理机构试图保持或自我标榜“独立”、“中立”、“不介入政治”，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现代文官制度的国家。自 1870 年英国确立现代文官制度以后，英国文官制度便一直处于平静的“制度化”进程之中。但是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富尔顿报告》的出台，英国文官“制度化”的平静被打破，到了 80 年代，撒切尔夫的上台及改革，更将文官制度带向动荡。在新世纪悄然来临的今天，英国的文官制度，乃至世界的文官制度将走向何方，它吸引和 困惑着 每一个关注它的人们。
学者李治国在《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一文中，通过对英国文管制 度历史 沿革的分析，认为传承与变革是当前英国文官制度的典型特征：“政治中立”原则面临挑战， 专业文官的呼声逐渐获得合法性，文官 改串政治 角色现象时有发生。在体现英国文官制度稳定的机构建立以前，英国文官制度将处于一段动荡骚乱时期。
有的学者对美国的文官制度进行了历史的回顾，石 庆环撰 《 20 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一文。本文从美国文官制度管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美国政治结构的倾斜与文官政治角色的变换、美国文官势力的膨胀与官僚主义的泛滥等三个方面对 20 世纪的美国文官问题进行了分析。作者认为，文官势力的崛起，使 20 世纪的美国社会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文官既是政治运行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又在一定程度 上威胁 现行的政治体制。因此，美国文官制度改革的根本任务应该是：在保留优点、发挥作用的前提下，建立健全的控制机制。
在当代世界，行政改革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一个 最共同 的方面是对文官制度的改革。改革已成为西方文官制度建立后必然的、共同的道路。无论文官制度的改革将走向何方，效率和廉洁将是文官制度改革中最高的价值取向。
三 对当前政治制度研究的一点认识
总体上看，我国学者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自 80 年代以来 20 多年的发展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
第一，完成了研究态度的转变。学者们不在以简单的贴标签的 的 方式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开始以科学的态度，比较、借鉴的目的去客观分析西方政治制度。
第二，基本构建了研究西方政治制度的体系框架。在西方政治制度史和当代西方政治制度方面，在国别史研究与专题研究方面，宏观与微观的制度研究框架已基本确立。
第三，实现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国内学者利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多种方法去研究西方政治制度，提供了分析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同视角。
第四，视野更加开阔，分析更加深入。进入 90 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是在整个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从而使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同时，学者们已不再满足于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介绍与说明，而是力图分析政治制度形成的社会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弊端，对各国政治制度进行比较研究，并试图科学预测各种具体政治制度的未来。
第五，形成了较为稳定的学者群。在这二十年的发展中，对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学者群体，有些学者已经成为某个方面、某个领域的专家。如：阎照祥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吴国庆对法国政治制度的研究；李道 揆 对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周淑真、王长江、施雪华对西方政党制度的研究；王晓民、蒋劲松对西方议会制度的研究等等。
在这 20 多年的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缺陷与不足。
首先，对西方政治制度史的研究缺乏“政治”的视角。当今研究西方政治制
度史的 学者多是历史学家，他们往往从历史的角度，而不是从政治制度的内在特点和运行方式上来研究西方政治制度史，这就不利于西方政治制度研究的发展。
其次，对西方某些具体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够深入和全面。在具体制度上，学者们往往对中央一级的政治体制予以较多关注，却忽视了对政治制度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治制度的构成、运作及职能演变的研究；对于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的研究似乎关注不够（研究司法制度的往往是一些法学界人士，不能够把司法制度放在整个国家机制的背景下去研究；研究行政制度的往往是一些行政学家，着眼与行政改革与行政效率）；随着国际交往的频繁，一些国际组织和主权国家联合体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国内学者应对此予以关注。
最后，一些学者对政治制度的理解似乎不够全面 （ 当然，学者对政治制度的
定义还存在着争议 ） ，对一些非制度化的因素 如利益 集团、新闻控制等较少涉及。董 晓阳着《俄罗斯利益集团》 可以说是这方面的一个开创。随着社会发展，不仅利益集团的种类和数量越来越多，而且利益集团对政治制度和实际政治影响越来越大，在西方政治制度的研究上，对这方面的研究应予以加强。
参考书目及论文
一 政治制度 史部分 ：
书目：
《西方政治制度史》 马啸原 着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版
《外国政治制度史》赵玉霞 韩金峰 着 青岛出版社 1998 年 10 月版
《英国政党政治史》阎照祥 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版
《西方政治制度史简编》董建萍 着 东方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史》 程汉大 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 7 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史》阎照祥 着 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9 月版
《俄国政治制度史》赵振英 着 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3 月版
《外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李德志 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5 月版
《古代民主与共和制度》施治生 郭方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12 月版
《法国政治制度的变迁：从大革命到第五共和国》 洪波 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3 月版
《美国政治制度史》曹绍濂 着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5 月版
《美国政治制度的起源与演变》张定河 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年 7 月版
论文：
《 雅典公民制度刍议》 /姜颖/《武陵学刊》1999/5
《关于西方政治制度史的考察》 /董建萍/《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0/2
《中世纪英国议会制度的成因与特点》 /陶飞亚，鲁娜 /《山东大学学报》/1994/2
二 政治制度的总体研究部分
书目：
《美国民主制漫谈》 华祎袆 着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7年2月版
《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及其比较》张晔 着旅游 教育出版社 1989年6月版
《外国政治制度与监察制度概要》 林修坡 ，李茂春，叶自成着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外国政治制度》曹沛霖，刘玉萼， 林修坡 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外国政治制度理论与实践》田为民，张桂琳着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年8月版
《当代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唐晓，王为，王春英主编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6年7月版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剖析》吴大英主编 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6年版
《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丛书俞可平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1998年4月版
《外国政体概要》郭成伟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西方政治制度》董建萍 着 经济日报出版社 2002年7月版
《西方政治制度》刘玉萼， 石永义 编着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英国政治制度》约翰·高兰 着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年2月版
《英国政治制度》 胡康大 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6月版
《当代法国政治制度研究》吴国庆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 11 月
《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李道 揆 着 商务印书馆 1999年3月
《美国政治制度剖析》董秀丽 编着 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0年10月版
《当代美国政治》刘国杰 着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12月版
《德国政治制度》吕耀坤 着 时事出版社 1997年版
《西方政治制度比较》 杨祖功 ，顾俊礼 着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2年8月版
《比较政府体制》曹沛霖，徐宗士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7月版
《当代世界政治体制比较》李敬德 主编 中国物价出版社 1997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 王惠岩 主编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8年版
《比较政治制度》宋玉波 着 法律出版社 2001年5月版
《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 周民锋 主编 华东化工学院出版社 2001年4月版
《中外政治制度比较》丛书徐育苗 主编 华夏出版社 2001年版
论文：
《西欧各国政治制度的危机》 /张世鹏/《中国党政干部论坛》1995/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政治制度》 /吕耀坤/《德国研究》1995/4
《英美政治制度的异同及历史根源》 /徐广春/《地方政府管理》1998/1
《英美政治制度同异比较》 /张星炜/《天府新论》2000/3
《转型时期俄罗斯政治制度探析》 /王树春/《东北亚论坛》2002/1
《从德国看欧洲政党政治制度的危机与改革前景》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美国政治制度的顽疾——政治献金》 /屠丽美/《党政论坛》2002/4
三 对具体政治制度研究部分
书目：
国体与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
《国内政府间关系》林尚立着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欧盟主要国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胡康大 着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9月
议会制度：
《国外议会》丛书 王晓民 主编 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
《议会制度及立法理论与实践纵横》王晓民主编 华夏出版社 2002年1月版
政党制度：
《资产阶级政党及其制度》姜士林 着 群众出版社 1986年版
《美国两党制剖析》陈其人着 商务印书馆 1987年版
《英国政党制度与主要政党研究》刘建飞着 中国审计出版社 1995年10月版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李景治 着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年 10 月版
《政党的危机——国外政党运行机制比较》王长江着改革出版社 1996年9月版
《西方政党制度生态分析》王邦佐李惠康 着 学林出版社 1997年1月版
《外国政党概要》俞遂 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年1月版
《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研究》周淑真 着 人民出版社 2001年5月版
《俄罗斯利益集团》董晓阳着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9年9月版
文官制度：
《当代资本主义国家文官制度》周凯敏着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年1月版
《世界各国公务员制度比较》徐振寰王晓初 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年版
《美国公务员制度和道德规范》马国权着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9年5月版
行政制度：
《外国政府管理体制评介》谭健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比较行政体制》余潇枫 着 浙江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当代国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 周志忍 着 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1999年版
《现代西方行政管理体制》袁辉 主编 山东人民版社2000年版
司法制度：
《外国司法制度概要》郭成伟主编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论文：
国体与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部分：
《西方国体政体初探》 /樊体宁/《国际关系学报》1993/3
《“三权分立”政治分析》 /李青 ，索若/《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1994/1
《论西方国家资本形式与政治形式的关系》 /施雪华/《武汉大学学报》2001/6
《西方国家协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集中模式的及启示》 /杨小云，邢翠微/《政治学研究》1999/2
《美国国家结构形式的演变及联邦中央权力集中的特点》 /李德志/《吉林大学学报》1994/4
《全球化时代的联邦制》 /罗纳的·瓦 茨 着，黄 纪苏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走向规范性的联邦制理论》 /丹尼尔·威恩斯托克着，李 存山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联邦体制的适应能力与变革》 /里查德·西 半恩着 ，刘 北成译 /《国际社会科学》2002/1
《试论美国宪法中的“三权分立”原则》 /赵德平/《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5/4
《美国政府 “三权分立”体制透析》 / 郭 大方/《北方论从》2000/4
《三权分立的两种模式——英美政权形式比较》 /郭红霞/《高等函授学报》1995/6
《略论“三权分立”中司法权与立法及行政权之关系》 /王旗/《中央政法管理学院学报》1995/5
选举制度：
《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及其启示》 /谭卫华/《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3
《意大利新选举制度及其影响》 /罗红波/《欧洲》1994/5
《美国选举制度》 /梁宇/《乡镇论坛》1994/9
《美国德国法国议会选举制度的若干特点》 /卓越/《人大研究》1994/5
《西方现代选举制度原则与功能论析》 /郭艳梅，黄永俊/《东北师大学报》1998/4
《德国的选举制度》 /刘建萍/《乡镇论坛》1999/10
《美国选举制度评析》 /刘建飞/《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0/10
《从美国大选看西方选举制度》 /苏南/《时事》2000/2
《从 2000年大选看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袁征/《前线》2001/1
《德国选举制度对政党政治的影响分析》 /马敏/《德国研究》2002/1
《法国的总统选举制度》 /杨士林，穆春玲/《政法论从》2002/3
议会制度：
《 多党议会内阁制的危机与演变》 /胡伟/《政治学研究》1997/3
《浅议资产阶级议会政治》 /何强，王清/《齐齐哈尔师范学院学报》1998/4
《西方议会民主政治悖论》 /唐君黎/《理论前沿》1998/ 10
《议会的两种职能：为选民办事与担当国家论坛——论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制度》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0/9
《美英法德瑞以六国议会与政党的关系》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6
《西方国家议会的地位》 /蒋劲松/《人大研究》2002/8
文官制度：
《试析英国文官制度的连续稳定性》 /王晓焰 /《内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 / 1
《近代英国文官制度改革剖析》 /姚景芳/《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5
《英国政府文官制度改革回顾》 / 周金昭/《中国公务员 》1999 / 5
《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官制度改革——从政党“分赃制”到“功绩制” 》 /张淑华/ 《 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 /5
《英国贵族与文官制度》 /邹冠秀 /《龙岩师专学报 》2000 /2
《试析 19世纪中叶英国文官制度改革的不彻底性》/ 洪忠杰 /《齐齐哈尔大学学报》 2000/3
《当代西方文官制度改革的潮流》 /徐晓丹/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0 /2
《对西方文官制度中“政治中立”原则的认识》 / 何青 /《江西社会科学》2000 /2
《英美文官制度的模式差异及其历史影响》 /石庆环/《世界历史》2001 /6
《传承与变革之间——当代英国文官制度发展路径前瞻》 /李治国/《历史教学问题》2001 /5
《 20世纪美国文官制度的历史回顾》/石庆环/《美国研究》 2001 /2
《西方文官制度“政治中立”原则浅析》 /符晓薇/《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1 /6
《浅议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形成》 /王霞/《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7
《廉洁与效率 :英国两次文官制度改革的共同价值取向》/张延华/《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2/1
政党制度：
《美国政党的变化》 /（美国）K· 劳 森 着 蜀君 译/《国外社会科学》1993/8
《后工业社会的政党制度危机》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4/1
《政党政治与西方社会》 /施雪华/《学术月刊》1994/4
《西方政党制度的确立及前因后果》 /杨卫平/《新疆大学学报》1996/2
《论西方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 /金太军/《政治学研究》1997/3
《绿党对西方政治制度影响》 /汪洋，王义 桅 ，彭文兵/《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4
《战后意大利政党制度的特征与走势》 /金太军/《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8/6
《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演变与发展》 /赵龙庚/《新视野》1999/2
《试论转轨时期俄罗斯的政党制度》 /王立新/《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1999/5
《现代世界政党和政党制度比较论纲》 /刘开寿/《探索》2001/1
《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政党制度改革》 /李兴耕/《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1/2
《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度》 /刘金东/《求实》2001/6
《西方政党体制理论：一种比较观点》 / 郇庆治 /《山东大学学报》2001/9
《从德国看政党政治的危机与改革前景》 /张世鹏/《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2
《从安然破产案看美国政党制度之弊端》 /李启先/《前进论坛》2002/6
行政制度：
《 当代西方行政制度改革：取向与启示》 /张立荣/《求实》2001/10
《英国行政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孙迎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1/5
司法制度：
虽然美国高校没有一个统一的“德育课”或“思想政治课”等概念，但无论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设置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来培养“好公民”。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无其名而有其实”，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强化思想政治教育，大力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进行宣传和捍卫，导向明确，旗帜鲜明，措施得力。
美国以法律形式明文规定，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开设美国历史课程，小学讲故事、伟人轶事，重在“知事”；中学讲系统历史课，侧重于学习历史事实和过程，重在“明理”；而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形成于18世纪末，经历了“道德发展阶段理论”（即强调学生道德发展应该与他们认知水平相适应）、“价值澄清理论”（即强调学生应正确地评价行为过程）、“政治社会化理论”（即通过教导学生学习政治文化，重视个体教育，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以社会政治文化为基本特征的政治理念，政治信仰、政治准则，形成特定的政治立场、政治信仰和政治人格）三个发展阶段。
在此基础上，著名美国教育家柯文瑞安先生提出了当代美国重要的教育理论之一：“五E”理论，即榜样（example）、解释（explanation）、勤勉（exhortation）、环境（environment）、经验（experience）五个英文单词的首字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一般每个大学都会设置3?5门政治课，如《西方经济学》《美国历史》《公民与法》《美国与世界》《科学哲学和实用主义》等， 还有3门思想品德课： 《大学生生活导论课》《职业道德课》《社会研究课》等。
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公民宗教教育、政治观教育和社会规范教育。
首先，公民宗教教育分为民族精神教育和社会信仰教育。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已经融入了公民宗教教育。处理宗教与政治关系时，可以借助宗教情感、习俗信仰发挥作用，因此公民宗教教育也成了一种思想舆论工具。其次，政治观教育。美国的政治教育是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为主。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自由主义思想不仅仅是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基础，又是它的主要内容之一。最后，社会规范教育包括义务教育、品德教育和法制教育。
美国道德教育和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历史文化及独特的美国思想、行为方式和性格有着密切联系，集中体现了美国的主体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它除了灌输那些为维护每个社会秩序正常所必需的道德普遍标准之外，更加侧重于“奉行符合民主制度原则的道德标准”。在法制教育方面，美国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第一条便是遵守法律。美国宣扬的守法、纳税和投票是“好公民”的必备条件。在美国大学生的教材中，大力强调守法的重要意义和不守法的危害性，强化了学生们的遵纪守法意识。
从实际来看，美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式却很隐蔽。美国社会学家杜威在思想政治教育方式上主张“运用‘间接法’，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到各个学科和各种活动中，把德育由几个美德的概念和理论词汇转变成一种长期的、经常的、全面的追求人格完善的行为，成为思想品质的建构和塑造过程”。和中国要求分数的教学法不同，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注重对学生思维的启蒙和渗透。在课堂上，老师在组织教学活动时，会不露痕迹地把意图隐蔽地贯穿其中，引导学生按照他们的导向做出“自主判断”。例如，设置一些具体的道德情境来让学生进行判断和选择，通常这些道德情境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暗含着教育者的导向和选择。美国还提倡“把社区变成大课堂”“每个学生都要做好公民和参加社会服务活动”。
总之，美国高校几乎所有的课程都渗透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美国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性教育以及每四年一度的总统竞选宣传的爱国主义教育等，都是美国实施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隐蔽性的教育具有很好的实际效果，克服了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潜意识的逆反抵触心理，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了某种特定的价值观念。
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中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一直在不断地摸索和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现在仍然是以思想政治老师的灌输和填鸭式教育为主，教育教授方式没有太多的互动。师生不能进行有效互动，这也使得不少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的热情不高，态度不积极。在课堂之外，也很少组织活动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
第一，注重调动学生主动性，把课堂教育和学生的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在课堂上，老师要多引导学生提问，并和学生一起讨论社会热点问题。通过对热点问题的分析，引导学生学有所用。在课堂之外，学校多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如社会服务活动等。通过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为他人服务精神以及自主、自重、自爱意识等。这些社会实践活动可以帮助学生将道德原则内化为自己的道德信念，不断深化自身的思想道德水平，弥补了课堂教育的不足，增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第二，加强隐性教育。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思想政治教育的熏陶，中国和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一大不同即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有很强的显性教育，而美国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隐蔽性。这点我们应当吸取借鉴，重视隐蔽课程的作用。我们应该多举办各类学术讲座、演讲比赛、辩论比赛、校园文化日等活动，变被动教育为主动教育，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空洞无味状况。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2-0209-02
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虽然提出的时间不长，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却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其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因此我们可以说，思想政治教育是阶级社会中的一种人类精神活动，存在于任何历史时期和任何社会形态，不过其实现途径和表现形式各不相同。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都发生了变化。这对我国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与此同时，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其短暂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取得的成绩是毋庸置疑的。这一切成绩的取得与其所采取的有效方法是分不开的。所以，比较分析当代中美两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不同，继承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传统优势，同时借鉴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成功经验，是很有必要的。
一、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一）理论灌输法
我国的所有高校都开设有思想政治理论课，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及《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四门课程设为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并设有统一的课时，规定相应的学分与考核体系。这一规定是政府全面规划、教育部统一部署的。这类课程带有很强的政治性与目的性，内容枯燥乏味，在教学过程中缺乏师生互动，教学形式单一。学期末，学校都组织统一的考生，并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之一，这种方法使得学生和老师都以应付为主，很难达到预期效果。
（二）榜样示范教育法
榜样示范教育法指的是学校通过评比、考核，树立出道德领域的典型人物或事件，将社会所倡导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变成活生生的典型人物或事件，倡导学生模仿学习，激起学生情感的共鸣，达到内化社会主义道德规范的方法。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一直有树立先进典型对大学生进行教育的优良传统。例如，在我国高校中经常设有榜样宣传栏，对优秀学子及其事迹进行宣传，在学生中树立学习榜样，号召大家学习，起着很大的激励作用。
（三）表扬批评教育法
表扬与批评是最常见的教育方法，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通过比较对学生进行教育和激励的方法，在我国高校一直都很受重视。表扬先进的人和事，是对学生的肯定与鼓励，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积极性和自身发展。同时表扬先进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对事物的评判标准有导向的作用。而批评落后也有助于他们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促使其在以后的学习工作中不断努力、奋起直追、向先进靠拢。
二、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方法
（一）间接教育法
在美国实行的是地方分权制，各州或各高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高校所开设的课程，灵活性很大。政府不明确规定高校必修的思想政治教育或道德教育课程，但美国的各大高校都普遍开设通识教育课程，主要包括3-5门政治理论课：《西方经济学》、《美国历史》、《公民与法》、《美国与世界》、《科学哲学和实用主义》，与3门左右的思想品德课，如《大学生生活导论课》、《职业道德和社会研究》等。通过间接的方法对学生进行资本主义教育是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之一。
（二）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在美国每所学校都可以采用不同的理论和不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校长有根据本校特色和自己的爱好来确定本校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的自由，任课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和自身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在美国，教师并不像中国的教师一样，强加给学生一些思想和观点，而是将这些思想与观点罗列给学生，让学生自主选择价值观。对于一些社会道德现象，教师采用两难法，让学生自主选择判断，而不是直接教学生去判断。此外，美国追求历史通俗化、社会化和政治化，其历史课程也丰富多彩。为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国家和地方创办了各种各样的有关历史的报刊、书籍及影视资料，地方也普及地方的各种历史，这对学生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催化作用。
（三）宗教灌输法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联系密切。美国的宗教势力会以上帝的名义向公民灌输一些含有美国社会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原则的信条，代表资本主义的利益。在美国，许多宗教势力可以设立自己的广播电台，播放宗教节目和信条，宣传。在高校，普遍开设圣经课程，将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信条结合起来，来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异同
（一）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相同点
第一，都采用灌输教育法。中美两国高校都采用了灌输式的课堂讲授法，并把它作为教育的基本形式，注重直接的、正面的、正规的灌输方法，重视课程的教学工作。
第二，都重视协调配合的教育方法。当今各国，思想政治教育都呈现出社会化趋势，都比较重视学校、家庭、社会教育的合作，注重社会公共环境的情境熏染，形成一个互动协调、目标一致的最大教育合力，努力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第三，都注重教育方法的多元化。由于教育的普及化、社会化，故而在两国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不论采取的方法怎样的不同，但在维护各自统治阶级的政治统治方面，在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效果是趋同的。
（二）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不同点
首先，我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侧重显性灌输，往往过多的是通过课堂直接讲授思想政治理论，不注意运用间接和渗透的教育方法，对个体存在的差异与个体的主动性也有所忽视。在美国，高校教育则注重对学生的隐形渗透。道德教育重视各个阶段的衔接性、层次性和渗透性，这些特点符合学生的实际情况，使学生也容易接受，从而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其次，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侧重于理论教学，向学生灌输理论知识。而美国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注重理论实践，从实践中获得真知，进行疏导性教育。我国的理论灌输式教学，忽视了教学中的师生互动，也忽视了对学生的疏导性教育，导致理论与实践的脱节。我国对教育投资过少、相关机制也不健全、教学手段缺乏科技含量等也是造成这点的原因。在美国，学校则注重用社会实践的方式评价学生的道德水平，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观念也增强了。
最后，在处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的关系方面，中美两国有很大不同。在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宗教是分离的，宗教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不大。而在美国，宗教与公民教育是结合的，宗教在公民教育中起了很大作用。
四、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对中美两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比较，我们认识到我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一些优势，比如直接理论灌输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有组织、有纪律性等，同时也认识到其中仍存在不足与缺陷，而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一些方法恰好可以弥补我们的不足，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加强师生互动。我国填鸭式的教育方法使得老师和学生位置互换，老师苦口婆心地讲，学生被动消极地听，完全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地位，结果收效甚微。这一点我们应借鉴美国，采用互动教学方式，发挥学生主动性，调动学生积极性，仔细分析学生的思想实际，密切关注社会热点问题，为学生释疑解惑，及时引导学生思想动向，形成所有教师以及其他工作人员共同“育人”的良好局面。
第二，深挖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增强教育的渗透性。美国通过宗教教育对高校学生进行基督教文化的熏陶，这是其优势。而我们中国，历史悠久，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其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我们也可以利用其精华来陶冶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在挖掘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道路上也需要政府的支持与帮助，包括制度上的完善、经济上的支持等。同时，学校也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树立良好的学风、校风，开展、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发掘班级文化、宿舍文化、社团文化、教师言行举止、课程设置等资源，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向学生渗透德育内容。
第三，探索心理咨询辅导的方法，加强教育针对性。在我国，很多高校虽设有心理咨询室或相关机构，但都未受到重视，缺乏专业的心理咨询人员，没有发挥心理咨询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应有的作用。这一点上，我国应借鉴美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首先，重视学生的心理问题，及时与学生沟通，疏通学生的心理障碍；其次，政府应出台关于建设和完善心理咨询辅导机构的相关政策，使其正规化；再次，高校应广开心理咨询的途径，组织各种心理咨询活动、开展学生心理问卷调查、举办文体活动、鼓励学生互相咨询、开展网络平台，推广网上咨询；最后，家长也应该在做好学生监护人的同时，关心孩子的心理变化，及时与孩子沟通交流，做孩子的知心朋友，形成全员积极参与的咨询辅导教育模式。
第四，丰富思想政治教育途径，鼓励社会实践。我国的社会实践只注重进行理论性的“大”而“空”的思想政治教育，片面地强制灌输不但没有收到成效，反而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教育脱离实际，教育方法缺乏实践性和操作性。而美国的社会实践却使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收到很好的效果。因此，应借鉴美国的成功经验，将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立体化，渗透到能够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去，寓教育于更为广泛和丰富的途径中去。
参考文献：
[1]张耀灿，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12.
[2]袁建生，江晓平.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比较[J].前沿，2007，（6）：84-86.
[3]冯益谦.中美大学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比较研究[J].思想教育研究，2007，（1）：36-39.
[4]陈立思.当代世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述评[J].教学与研究，2000，（11）：38-43.
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活动，它普遍存在于阶级社会的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阶段。美国作为当今世界上最大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对国内的思想政治教育予以高度重视，从事了大量实质性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取得了相当的成果。通过深入研究中美两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现状、特点，比较、鉴别和吸收国外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方法，有助于推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改善和加强，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样的思想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本文在这里主要是对中美两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一、中美两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差异分析
1.教育主导方式不同。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方式，是指国家对本国公民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方法、途径、侧重点及教育承担主体等的选择和引导方式。虽然中美两国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方式有许多共同点，例如，两国的思想政治教育都趋向多渠道、多样化，都非常重视学校教育等，但更多的是不同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主导特点不同。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教育中都有相应的课程名称，而教授思想政治课的也大多是经过大学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培养的教师担任的，所以其主导方式具有显性特点；而美国无论是政治社会化或公民教育，“圈子外的人”都无法找到与之匹配的课程，实际上其历史课、公民学与政府、社会学、计生教育、全球教育等均为公民教育课程，而在大学培养这些课程教师的则是一个名为“社会研究教育”的专业。这些专业 ，课程设置的名称确实让我们很难与公民教育、政治社会化等挂钩起来，但事实上却是无处不在，具有隐性特点。
②教育阶段不同。由于应试教育在根本上并未得到有效的扭转，我国中小学虽然也开思想品德、思想政治课，并于2004年2月26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8年10月14日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思想政治理论课成了每个专业的必修课，而且大学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及学位的设置也比较完善，设置了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而美国的公民教育主要集中在中小学，到了大学则规定众多的政治课选修一门即可，“每个学生得必修一门美国历史课……这些课程充满了资产阶级政治观、价值观。”美国对学校政治课做如此的处理，和其政治社会化理论所研究的儿童在青少年期就形成政治自我的过程是分不开的。
2.学校教育体制不同。就学校教育而言，中美两国在教育体制上存在很大差异，具体而言如下：
①“三观”教育的内容不同。中美两国学校都注意利用课堂教学向学生进行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美国学校向学生灌输的是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而我国倡导的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以及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核心的人生观、价值观，根本目的在于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和建设者。
②课程设置不同。美国学校的政治课和专业课、人文课不严格区分，把思想政治教育课与专业课、德育课与人文素质教育课统一起来进行教学，并且注重其实效性，尤其重视通过美国的历史和地理教育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信念，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将公民教育渗透在所有课程教学和实践活动中。
而我国的学校教育中只有政治课程是传播政治思想的，习惯将政治课和专业课、德育课与人文素质教育课分开，表面上是强调政治课、德育课的特殊性和重要性，但实际上往往容易给学生造成误会，似乎政治课的科学性、学术性不如专业课，从而使得许多大学重智育而轻德育，而轻视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二、中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存在差异的原因
1.国情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中美两国由于国情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导致国家核心价值观和培养目标不同。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思想政治教育的培养目标即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思想道德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四有”新人；而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它因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称呼，只有打着道德教育、公民教育、政治社会化之名而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之实的教育活动。
2.社会历史文化的差异。美国于1776年建国，至今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从建国起，美国统治阶级为了适应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直实行开放的民主式的统治方式；而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差异显著。中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故中国文化以“孔孟儒家文化”为核心，在社会美德伦理观念上，既强化以和为贵、利他、奉献的人伦之爱，也强调为民族、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的整体主义思想。
3.教育理念不同。美国坚持的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美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促进青少年的个性自由发展，自我完善，并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前途为动力，促进学生最终接受其价值观教育。
而中国倡导的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科学的世界观以及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国的道德教育尤其以“集体主义”为核心，批判个人主义，指出个人主义必须服从集体，在为集体做贡献的基础上关注个人利益，而且当两者出现矛盾时，要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个人利益。所以，中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概念就是注重“统一”、“一致”、“集中”。
三、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1.坚持一元理论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依赖于理论的指导，唯有以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才能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健康发展。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根据本国国情，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指导，假使一味脱离国情，借鉴美国多元化的理论指导，在表面上似乎会营造出一副灿烂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画面，但经不起时间的检验，最终拥有十四亿人口的多民族国家将会在庞杂无章的理论轰炸下走向“混乱”。总之，鉴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上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元论的指导。
2.加强隐性教育，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长期以来，我国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主要采用以直接灌输为主，注重系统的教育和理论的灌输，而让学生通过各种形式去体验、品味、独立思考的少，因此我们要借鉴美国的经验，创新教育方式，加强隐性教育，强化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
3.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关注人的心理健康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国际心理卫生大会将心理健康界定为：在身体、智能以及情感上，在与他人的心理健康不相矛盾的范围内，将个人心境发展成为最佳的状态。学校是青少年高度密集的地方，因而也是以青少年为主要关注对象、广泛进行心理干预的最佳场所。因此，在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不可忽视对青少年学生的心理健康的教育。
总之，探究是为了鉴别，鉴别是为了吸收精华。中美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的的差异不应成为学习、借鉴的羁绊。我们要在认清中国文化的特点与现实的基础上，挖掘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明确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指导思想，改进教育方法，完善教育内容，进而推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杨静云.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一）[J].中外企业文化，1995（5）.
[2]高峰.美国政治社会化研究[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09：214，42，77，93，255.
[3]王瑞荪等.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01：72-75，149，150.
[4]（美）弗雷德・赫钦格.美国教育的演进[M].汤新楣，北京：美国祝华大使馆文化处，1984：24，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