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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1-0046-02
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和金融形势出现的新变化,以及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中国金融监管改革问题也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呈现的新趋势、新特点要求中国在顺应国际金融潮流变动的同时,应尽快着眼于本国金融业现状,以确保金融安全为目标,稳健运营为宗旨,大力健全和完善金融监督体制,为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与保障。
一、国际金融监管新发展
美国的金融危机,暴露出全球金融监管在风险防范、协调合作等方面存在着问题,金融危机呼唤着国际金融监管改革。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弥漫,美英率先进行了金融监管改革,从而引领和昭示了全球国际金融监管发展的新理念和新趋势。
第一,金融危机的不确定性、隐蔽性、易变性和复杂性、危害性增加,波及范围扩大,蔓延至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及全球范围。影响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保险、证券、金融机构等许多相关行业,使许多国家、地区的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遭受重大损失,导致银行、金融机构破产,进而影响该国的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其破坏性和危害性极大。国际金融危机的复杂化客观上要求丰富国际金融监管方式,实行灵活多样,务实高效的金融监管。所以必须改革监管模式。实现广泛的国际协调,进行合作监管。第二,国际大型复杂银行合并和跨行业业务的发展及大型复杂银行合并浪潮的未来持续,势必在日益动荡不定的国际金融市场上开展复杂的金融业务活动,提供复杂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其技术和操作难度增加。监管方式运用应具有针对性、适用性、安全性与效率性,以适应混业经营的安全需要。要求金融体制的组织结构体系向部分混业监管或完全混业监管的模式发展。第三,随着金融国际化的发展及不断深化,各国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和依赖也不断加强,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跨越了国界的局限。由于各国监管政策的不一致,为跨国银行利用遍布全球的分支机构逃避各国监督,从事高风险甚至非法经营活动创造了条件,同时金融风险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转移、扩散,单靠一国或一家银行控制金融风险已变得力不从心,需要将各国独特的监管法规和惯例纳入一个统一的国际框架中,提倡各国银行联合监管,保持合作与交流。各国对跨国银行的监管趋于统一和规范,因此金融监管法制应逐渐走向国际化。第四,由于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业的创新和变革,金融创新产品的层出不穷,如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网上银行交易等创新业务,它们在增加收益的同时也增大了风险,且更易扩散,对金融市场的冲击也更加直接猛烈。最后,国际金融监管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完善金融机构内部控制制度,提高自我监控水平。监管强调外部控制与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机统一,监管当局通过审查银行内部的风险和资本管理程序,保证资本充足性和自己对风险的评估,建立完善的内部评估和管理系统。
总之,在金融国际化的发展下,国际金融监管的方向将是国际协调与合作,并不断向集中统一、全面灵活、公开透明、务实高效的方向发展。
二、中国金融监管面临的问题
第一,中国已加入WTO,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不断涌入,中国将在更大范围内、更大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国金融业将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中,这对中国的金融监管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正视中国金融监管的国际差距和存在的问题。从金融业长期稳定发展出发,深入研究如何建立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金融监管体系,是目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金融问题。与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相比,中国目前金融监管存在着许多现实问题:如1998年中国进行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形成了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的分业监管体制,这种体制适应了当时中国分业经营的金融体制结构。但随着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分业经营的模式逐渐显现出不相适应的方面。突出表现在银行资产项目过于集中,券商融资渠道不畅,保险资金投资效益低下,于是管理层逐渐放松了管制。如允许券商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允许保险基金以购买投资基金形式进入股市以及允许券商股票质押贷款等,呈现出混业经营趋势,近年来事实上金融控股公司的出现(如:光大集团、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以及加入WTO后外资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出现都需要对纯粹的分业监管进行完善。中国目前需要加强人民银行、证监会及保监会三大金融监管合作就是适应这种要求的变革,这项改革是未来金融监管发展的长期趋势。
第二,中国金融监管偏重于对金融机构经营进行合规性检查,这种检点主要集中在规范经营和规范操作上,对金融机构潜在的资产风险重视不够。而资产质量的风险是金融业深层次的风险,它的产生和发展将危及金融机构安全。同时金融监管内容存在漏洞,对金融创新业务的监管滞后,一些新的金融业务未及时纳入监管视线,一些准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未纳入监管范围。
第三,监管缺乏创新理念,监管手段落后,管理人才缺乏。中国金融监管缺乏主动性,依法监督的观念不强; 同时监管手段落后,仍以直接监管为重,大量运用行政手段,而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运用较少;监管方式不科学,现代化的监管方式运用得少,监管方法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需要;还有监管人员中掌握现代金融业务的人少,从事金融监管研究的人少,复合性人才缺乏,尤其是既熟悉国际惯例又懂计算机、法律及国内金融业务的综合型监管人才十分缺乏。
第四,中国信用环境被破坏,道德风险严重。监管新体制运行以后,没有其他机构可以对三个专职监管机构开展工作的合规性和效率进行监督和制约,监管缺乏合作和统一性,失去应有的制约机制。监管责任不十分明确,对监管者缺乏必要的责任约束,构成监管机构自身的腐败和监管行为的非规范性运作。在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中国的监管模式,无法消化大量的不良资产,业务面窄,监管内容狭小,出现了许多监管真空、盲点和重复监管问题,降低了监管运作效率,并导致信用环境差、道德风险产生。
中国金融监管存在上述诸多问题,有历史的沉淀、体制的原因、金融机构自身自律性不强、脆弱性增加、经营管理能力低下、社会经济因素等多种原因造成。为此,根据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和中国的金融监管现状,应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值得研究和重视。
三、中国金融监管的策略选择
1.改革金融监管框架。经济全球化要求中国金融业必须遵循国际规则,中国的金融监管体制也必须实行跨越式改革,目标定位也应在世界金融业发展和监管的最新趋势上:成立金融监管委员会,保留现有三大监管体,适应混业经营要求,专门负责管理、协调三大监管体制主体的监管工作。建立分合自如,目标一致,运行高效的金融行政监管委员会,对从事混业经营的内外金融机构实行联合监管。这种新的金融监管组织体制模式既能满足实行混业经营后金融业对监管体制的要求,也能适应现阶段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过渡期对监管的要求,因此是一种较为理想的选择。
2.将合规性监管与风险性监管相结合,以合规性检查为前提,风险性监督为主,二者并重;建立银行信用评级制度,进行合规性和风险性评级,以强化银行对其经营和风险程度的识别和管理,增强自我约束力,同时便于中央银行准确掌握银行经营状况,并根据不同等级银行采取不同监管措施;加强银行创新业务的监管,如网络银行业务应正式列入金融机构管理范围,建立专门的网络银行准入制度,制定网络安全标准,建立安全认证体系等。应注意加强监管不能扼杀和阻碍金融创新,运用现代科技对金融运行实施动态、实时、持续的风险监管,以便及时化解风险,提高监管效率。
3.提高监管对象的自律性,要提高监管工作的效率,就要倡导、帮助、督促银行机构建立健全内控制度,客观地评价其在防止舞弊,消除风险,严守监管法规方面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加强对内控部门的独立性、人员素质等方面的检查力度。及时督促修订有缺陷的内控制度并考核其执行情况,负责检查评价的部门应当具有相当大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合理设置内控机构,建立金融机构内部控制的稽核评价制度。使金融监管体制逐步向功能型监管转变。
4.进一步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金融监管应以法规为依据,并严格依法监管。抓紧修改、整理、完善各项金融法规,取消分业经营的限制,允许各金融机构扩大业务范围,建立统一的会计规则,统一会计科目,报表格式和信息披露制度;借鉴国外经验和国际通行的监督规则,根据金融电子化和信息化业务迅捷发展的要求,及时制定和调整金融法律法规,事先进行规范性监管程序设计,建立独立的金融司法体系,重塑信用秩序。
5.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加入WTO后,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加深,为有效地防范和控制金融风险,必须与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开展有效的双边和多边合作,建立定期的磋商和交流制度,加强对金融机构的跨境监管,这既包括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也包括中国在外国设立的分支机构。同时,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性和区域性金融监管组织,如巴塞尔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活动,积极参与有关国际监管规则的制定,以便更好地维护中国金融业的整体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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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客观细致地反映当前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状况，考察山东省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设计了农户金融需求状况调查问卷，并利用2009年7、8月份高校大学生暑假返乡的机会，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实际收回有效调查问卷261份，范围覆盖到了山东省东、西、中部的17个县市。在此期间就农村金融问题奔赴全省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直接与农户进行访谈。本文在统计调查问卷数据的基础上，分析了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的现状，总结了现阶段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的特点，并提出了满足山东省农村金融需求的措施和方向。
一、有效调查样本农户基本情况分析
有效调查样本农户户主平均年龄45岁，户均人口3.9人，户均劳动力2.5人，户均家庭总收入24225元，人均收入6523元，户均务农收入9688元，户均打工收入11368元，户均其他收入2916元。为了更清晰地分析各农户间的特点，按照农户间人均收入分成6个组(见表1)。人均收入2000元以下的农户，占有效调查样本的9.2％，其户均家庭收入最低，户均年龄和户均人口最高，户均劳动力最低，因此其人均收入也最低，且户均受教育程度不高，称之为贫困型农户，多分布于山东省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在2000—8000元的农户有3个组，占有效调查样本的70.2％，其户均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逐渐增加，其中户均务农收入占户均家庭收入的比重呈递减趋势，而户均打工收入和户均其他收入占户均家庭收入的比重呈递增趋势，且其户均年龄和户均人口较贫困型农户低，而户均劳动力和户均受教育程度也较贫困型农户高，称之为维持型农户，多分布于山东省中东部地区；人均收入高于8000元的农户，占有效调查样本的20.6％，其户均家庭收入和人均收入最高，他们或者是劳动力较多，有较高的打工收入，或者是专业种植大户，经营效益比较高，称之为市场型农户。
二、有效调查样本农户金融需求的现状和特点
(一)借款需求强烈
从表2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需要借款的农户占63.2％，说明农户生产生活中借款需求强烈，而实际获得借款的农户占61％，说明有借款需求的农户基本上都可以获得借款。其中，有借款需求的贫困型农户占62.5％，维持型农户占68.8％，说明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需求较为强烈，是农村借贷需求的主体，其借款需求百分比与各自实际获得借款百分比相等，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需求看似都能得到满足；市场型农户中，有借款需求的农户占44.5％，实际获得借款的农户仅占33.3％，说明仍有11.2％的市场型农户的借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从户均实际借款笔数看，有效样本的借款笔数为1.3，其中贫困型农户、维持型农户和市场型农户的借款笔数分别为1.25、1.44、0.83，说明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次数多于市场型农户，这也证明了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是农村借贷市场的主体。
(二)亲朋好友借款是主渠道
一般来说，农户借款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从正规农村金融机构借款，包括从农村信用社和从其他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另一种是从非正规渠道借款，包括从亲朋好友借款和从民间金融组织借款。从表3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从非正规渠道借款占77％，其中从亲朋好友借款占71.3％，是农户借款的主要渠道，从民间金融组织借款比例非常小，仅占5.7％；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占25.2％，其中从农村信用社借款占24.1％，是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主要渠道，从其他正规金融机构借款仅占1.1％。
从不同农户类型看，尽管从亲朋好友借款比例最高，其中市场型农户更是达到了88.9％，但相对而言，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从农村信用社借款的比例较市场型农户高，分别占到了37.5％和29.5％，是其获得借款的第二渠道，而市场型农户则没有从农村信用社借款，但从民间金融组织借款占11.1％，是其获得借款的第二渠道。调查还发现，农户生活性借款更多的来自非正规渠道，而生产性借款则较多的由正规金融渠道提供，但即使是生产性借款，也有较大的比例由非正规渠道提供。
(三)借款用途日益多元化，但教育、建房、医疗等生活性借款仍占较大比重
农户既是一个生产经营单位，也是生活消费单位，既需要生产性借款，又需要生活性借款。农户生活性借款主要用于子女教育、医疗、婚丧嫁娶、建房、购买家电、日常开支等；生产性借款主要用于购置农机、购买农资、发展养殖业、发展工商业、外出打工等。从表4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借款最主要的用途依次是子女教育、建房、医疗、购买农资、发展养殖业和婚丧嫁娶，分别占47.1％、37.9％、22.9％、14.9％、13.8％和10.3％，可以看出，农户生活性借款的比重要远远高于农户生产性借款的比重。此外，由于农户的生产性需求具有较大弹性，一旦面临资金约束，生产性资金需求首先被压缩，因而可能会严重影响未来的收入状况。
从单个项目看，教育支出成为农户借款的首要原因，医疗支出成为农户借款的第三位原因，这反映出由于城乡差距的快速拉大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缺失，农户家庭内部难以平抑特殊消费支出所造成的冲击，农户为了孩子的学费和家人的医疗费用四处筹钱的现象较普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居住条件的要求越来越高，住房已经成为农村居民改善生活条件最舍得花钱的项目，农村建房热始终高居不下。农民提高生活水平、改善住房条件无疑是件好事，但其中不容忽视的是农民的盲目攀比之风，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农民消费的不合理性。
从不同农户的类型看，贫困型农户借款的用途相对比较少，主要集中在子女教育、医疗、建房等生活性支出上，而且归还借款的压力比较大，占37。5％；维持型农户借款用途和有效调查样本基本相似；市场型农户借款主要用于子女教育、建房、发展养殖业，分别占38.8％、38.8％、22.2％，其区别于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显著特点是，市场型农户借款发展养殖业的比重较高，表明市场型农户生产性需求相对较为强烈。
(四)借款期限以中短期为主
从表5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借款期限在半年以内的占29.8％，在一年之内的占55.1％，在两年之内的占82.7％，在两年以上的仅占17.3％，说明农户的借款期限以中短期为主。其中，贫困型农户或者需要1—3个月的短期借款，或者需要一年以上的中长期借款，这源于贫困型农户收入较低，或者需临时陛周转资金，或者需较长时间才能归还借款；维持型农户借款期限的特点和有效调查样本基本相似，借款期限以中短期为主；市场型农户借款期限在半年以内的占51.9％，在一年以上的占23.9％，这主要是因为其收入较高，因此仅对短期临时资金需求较多，而对中长期资金需求不大。
(五)实际借款数额以小额资金借款为主
从表6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54.2％，1万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13.2％，说明农户实际借款数额以小额资金为主。其中，贫困型农户实际借款以小额资金为主的特点更为明显，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62.5％，而且没有万元以上借款；维持型农户实际借款数额的特点和有效调查样本基本相似，实际借款数额以小额资金为主；市场型农户实际借款数额也以小额资金为主，3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就占到了50％。调查还发现，山东省中东部地区由于经济比较发达，农户对非农产业投入较大，对资金的需求相对较高；而山东省西部地区由于经济欠发达，农户的非农产业投入较少，户均实际借款数额较低。
(六)小额资金需求基本能得到满足，大额资金需求不能完全满足
前已述及，从表2看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的借款需求似乎都能得到满足，但按借款金额细分后其期望借款额和实际借款额之间的差距就显现出来了。从表7看，有效调查样本农户中，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49.4％，而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54.2％，表明农户期望借款数额仍以小额资金为主，且期望小额资金借款需求都能得到满足。不过值得注意的是，8000元以上期望借款占40.2％，而8000元以上实际借款占34.9％，前者高于后者5.3个百分点；特别是万元以上期望借款占20.7％，而万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13.2％，前者高于后者7.5个百分点，说明农户中有相当一部分大额资金借款需求没有得到满足。
从不同农户类型看，贫困型农户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50％，低于实际借款12.5个百分点，万元以上期望借款占12.5％，但这部分需求却根本未得到满足，说明由于贫困型农户还债能力不强，大额资金借款需求往往得不到满足，而是转为小额资金借款；维持型农户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52.4％，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52.5％，不可忽视的是万元以上期望借款占到了23％，而万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16.3％，说明维持型农户的小额资金需求能得到满足，但大额资金需求不能完全得到满足；市场型农户5000元以下期望借款占38.8％，而5000元以下实际借款占61.1％，而5000元以上期望借款占61.2％，5000元以上实际借款仅占38.9％，说明市场型农户的小额资金供给远大于小额资金需求，但其大额资金需求却不能完全得到满足。
(七)农村信用社借款手续繁琐、利息高、抵押担保要求高
从表8看，贷款手续繁琐占有效调查样本的54。9％，是阻碍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的首要原因。向农村信用社借款手续复杂、审批时间长，有些借款审批下来后已经贻误农时，因此借款手续繁琐是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面临的首要困难。
利息高占有效调查样本的41.7％，是阻碍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的次要原因。农业生产周期长，自然灾害多，成本高，效益普遍低于其他产业，农业收益率相对较低，而且农村信用社更是可以在一年期借款基准利率基础上上浮50％～100％。2005年末山东省农村信用社的农户借款加权平均利息率高达9.93％，较2003年高2.59个百分点，远远超过了大多数农户所能承受的范围。因此，过高的利息率给农户带来了很大的经济负担。
抵押担保要求高占有效调查样本的30.2％，是阻碍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的重要障碍。农民向农村信用社借款需要提供可供抵押物，然而农民可供抵押的财产却“身无长物”。其土地、房屋没有产权证而无法抵押，至于农机具等用品，金融机构也不会接受。在农村，农民通常通过连保等模式获得借款，但是要获得连保也十分困难，因为条件很严格，对于许多农户并不适用。因此，农民通过抵押担保获得借款并不容易。
从不同农户类型来看，贫困型农户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利息高和手续繁琐；维持型农户去农村信用社借款困难原因和有效样调查本基本相似；除手续繁琐外，抵押担保要求高是市场型农户向农村信用社借款面临的主要难题。
三、解决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的对策分析
通过以上对山东省农户借款需求、借款途径、借款用途、借款期限、实际借款数额、期望借款数额、向农村信用社借款困难原因的总体及分类型分析，对山东省农户金融需求的特点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农户借款需求较为强烈，贫困型农户和维持型农户是农村借贷需求的主体，应是重点服务对象，资金需求以中短期为主，农户尤其是对大额资金借款需求不能得到充分满足。为此，应强化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邮政储蓄的支农责任，培育开放、多元化和多主体竞争的农村金融市场，满足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金融服务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
(1)调整商业银行的金融供给，加强对农村经济的服务力度。山东省农业银行要扭转近年来出现的“非农化”倾向，通过机制和体制的转换，充分发挥农业银行作为大型商业银行的系统优势，利用资金、网络和专业等方面的传统优势，把其在农村吸收的存款的相当比例用于农村信贷，切实提高对农业产业化、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城镇化建设的信贷支持。同时商业银行应该根据市场需要；实行更大范围的利率浮动，以适应在农村金融市场上从事金融活动的需要，提高商业金融机构在农村金融市场上的生存能力，推动商业性金融机构更好为农村服务。
(2)完善政策性金融的支农功能。各级政府部门应列出一部分预算，向有政策性金融业务的机构提供贴息资金和弥补呆坏账损失，用少量的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业和农村经济，继续拓展其业务范围，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学技术推广和市场信息等服务体系建设，以及以农村能源、生态农业示范工程和生态资源保护工程为主体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支持力度。
(3)发挥邮政储蓄银行的积极作用。邮政储蓄银行从其网点分布、业务种类等方面来看，与农村信用社的拟合程度均较高。邮政储蓄银行的建立可以成为一个可以与农村信用社形成良性竞争态势的竞争主体，在满足农村金融需求的同时，能够打破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市场“一枝独大”的垄断局面，启动与农村信用社的竞争意识，而这种竞争也无疑将会启动农村金融市场，改善农村金融服务的品质、提高服务效率。一是引导邮政储蓄资金以协议存款、购买金融债券等方式向农村信用社、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以及农业银行提供资金，支持农产品收购、农业扶贫、农业综合开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及农村社会事业。二是充分发挥邮政储蓄银行在广大农村的网络优势，邮政储蓄银行可以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在农村地区的业务以及地方政府扶持农村地区项目的业务。
2从亲朋好友借款是农户借款的主要渠道，农户去农村信用社借款难，其中手续繁琐、利息高、抵押担保要求高是三大主要原因。所以，应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引导民间金融发展，鼓励、支持农村金融组织创新。
(1)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加强合作金融功能。农村信用社改革作为山东省农村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应该牢牢把握为“三农”服务的经营方向，进一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提高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的效率。
(2)引导民间金融发展，充分发挥其支农特殊性。农村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之间是相互补充的，民间金融对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的积极作用是无可置疑的，民间资金进入农村金融领域不但能有效增加金融资金的供给，而且可以通过民间金融与正规金融的竞争来打破农村信用社对农村金融的垄断，促进农村正规金融组织不断深化改革，改进服务质量，使农村金融市场真正按照市场经济机制运行，以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体系。因此，应放宽农村金融行业的准入政策，监督和规范民间金融活动，弥补正规金融机构的服务空白。
(3)鼓励、支持农村金融组织创新。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单一，基层金融机构除农村信用社外，基本没有其他金融组织形式。因此，既要稳步推进农村信用社改革，又要根据农村金融需求多样性的特点，在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适合农村需求特征的金融组织创新。
2.存在的问题一是政府引导基金的杠杆作用不够明显。许多种子期和初创期的科技型创业企业很难获取相应的支持。大部分投资项目和资金被投入处于扩张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以获取高额利润，无法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创业风险投资领域，从而弱化了政府科技引导资金在推动成果产业化方面的杠杆效应。二是科技金融专业人才缺乏。科技金融的特殊性使得从业人员必须既要懂创新又要深谙金融之道，而江苏具有创新敏锐嗅觉的专业化资本运作人才非常缺乏，当前各地开展的科技保险、知识产权资本化运营、科技投融资等业务面临最大的瓶颈就是缺乏拥有金融和技术技能的复合型人才。三是科技金融渠道单一。江苏金融机构、投融资机构当前在信用体系和担保体系不完备、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现状下，对科技创新的支持热情不够，政府在科技金融活动中大多扮演“拉郎配”的角色，科技金融市场化体系尚未完全构建，导致科技对金融的需求与供给难以形成无缝对接。
金融制度的供给也是影响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事实表明，过度宽松的货币环境是助长投机因素的温床。如果在资产价格异常波动的阶段，即使对企业发放贷款，这些资金也很有可能避实向虚，而不是真正应用于生产领域。
（二）货币政策调控不应使经济形成对货币的依赖
多年以来，中国的实体经济与货币政策之间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一放就乱、一紧就死”，经济下行时刺激政策出台、经济好转时刺激政策退出。目前，我国M2/GDP比率已经很高，意味着资金的产出效率明显下降，也意味着整个社会的杠杆率较高。在此货币环境下，金融机构面临两难抉择。
（三）货币政策要关注融资成本，运用相关工具进行调节
这一方面要求货币政策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化，另一方面需要加快资金价格改革，从而充分发挥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
（四）要进一步加快金融体制改革
通过改革准入制度，推动金融机构良性竞争，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水平。加快资本市场发展，通过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提高金融动员资金的能力。大力鼓励社会创业，使资本、科技与企业家精神充分结合。从宏观审慎管理的角度，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确保实体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加快金融领域的简政放权，是引导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重要途径。
二、监管政策层面
（一）从监管上杜绝层层加水、体内循环的问题
2014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国家外汇局联合出台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即是很好的范例。在此之前，金融机构通过一系列产品和交易结构的复杂创新，银行信贷资产化身为理财产品、信托计划、券商资产管理计划等，旨在规避监管。企业通过资金池等非信贷渠道获取资金，导致融资成本提高。此类问题必须从监管层面加以杜绝。
（二）信贷资金的监管
应严格按照《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的规定，坚持受托支付，避免挪用，坚决打击挪用信贷资金进行投机炒作的行为。
（三）注重高频交易的监管
随着技术的发展，在金融市场上出现了利用高频交易套利的行为。高频交易对于市场具有强烈的影响，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有利也有弊，需要结合服务实体经济的目标健全相应的管理机制。
（四）加强对金融创新的引导
金融产品的设计和金融业务的延伸应以国家的产业政策为前提导向，禁入产能过剩行业，对于新兴产业中的中小微企业应定向投放，降低其融资成本。对于金融领域的创新产品，特别是交易结构复杂的创新产品，应要求金融机构充分披露信息，监管者要充分掌握产品功能、设计原理及其风控措施，以正确作出引导、加强监管。
（五）探讨建立全国性资金流向监控系统
及时掌握信贷资金、银行表外业务、类信贷业务等各类金融工具融入资金的流向，以保证监管实效。
三、金融机构层面
金融机构要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在经济周期中始终保持稳健。一要不断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增强市场反应能力，抓住市场机遇，在支持经济实体的发展同时，提高壮大自身实力。二要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努力防控经营过程中的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市场风险及其他各类风险，健全审慎经营机制，运用风险抵补措施缓冲经济周期带来的影响。三要不断开发金融技术，努力控制成本，延伸服务范围。四要坚持金融创新。创新始终是金融机构发展的重要动力。金融机构要加强对经济形势的解读，由此找准支持的对象、产业和企业。金融机构应当创新金融工具、设计出新型的融资方案，为新兴产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积极引导企业转型，促进产业升级，推动整体经济形成内生增长动力。
四、金融基础设施、金融生态及金融技术的层面
（一）加强金融基础建设
尽快建立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完善登记、托管、支付、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提供便利。
（二）从金融基础设施的源头根绝监管漏洞
很多看似监管的问题实际上与金融基础设施有着很强的关联。比如，如果企业账户管理规范、绝大多数交易以及全部大额交易都通过电子渠道结算，资金流向清晰且有迹可循，则资金监控就较容易，防范信贷资金挪用的成本就会降低。又如，如果合同管理、发票管理规范，那么利用假合同、假票据骗取金融机构融资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三）优化金融生态是吸引资金的重要手段
在不同经济阶段、不同地区，由于地区经济水平、金融生态状况存在差异，因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也不一，持续优化金融生态是提高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的重要途经。
近年来，随着全球网络经济的迅速发展，电子商务蓬勃发展带动互联网金融业态不断涌现，对传统的金融领域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对此，商业银行应当深刻意识到互联网金融对自身发展乃至金融行业的影响，为应对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冲击，商业银行的创新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一、互联网金融概述
互联网金融主要依托于网络、支付、云计算等互联网工具为手段或渠道平台，在业务形态和运作模式等方面区别于现实环境中的银行、信托、保险、证券等传统金融领域的新金融模式和现象。目前，互联网金融模式主要有P2P小额信贷模式、第三方支付平台、基于大数据分析的金融服务平台模式、金融理财产品网站等。从互联网金融性质来看，它并不是互联网与金融业的简单融合，而是互联网精神与传统金融行业结合所创造的新兴领域，其不同与传统金融之处，在与互联网金融的业务运行、交易方式等都是基于互联网实现的。总的来说，互联网金融是新兴领域，有多种运作模式，是在互联网渠道上实现货币流通与资金融通，使传统商业银行与现代金融服务在互联网上得以实现。
二、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一)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角色被弱化
互联网金融具有多种功能与作用，在其迅速发展的过程中，逐渐替代了商业银行的一些功能，使得商业银行的金融中介角色大大弱化。例如，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余额宝等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可以快速的实现货币支付，使人们无需到商业银行排队办理。此种便捷、快速的支付方式受到了广大客户的青睐。P2P网贷平台的运作，使资金供需双方在了解彼此信息的情况下，快速借贷、多种方式还贷，使得企业或个人融资更加便利、安全。
(二)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面临有力挑战
从互联网金融角度出发来分析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逐渐显示出弊端。因为传统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主要采用柜台服务的方式，客户来到商业银行是开展经营服务模式的首要条件。而互联网金融的运行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完成，这给客户带来很大便利。所以，互联网金融的替代作用逐渐凸显，使商业银行经营服务模式面临有力挑战。
三、互联网金融时代商业银行的创新发展
互联网金融的崛起，使传统商业银行倍感压力，唯有创新可使商业银行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突围，那么，如何在互联网金融时代下创新商业银行呢？笔者建议是：
(一)开拓网络运营渠道
互联网金融时代背景下，商业银行创新发展，首先要做的就是开拓网络运营渠道。通过此种方式的创新，商业银行在从事线下金融活动的同时，进行线上金融活动。基于此，商业银行应当在网络环境中开辟网上商城、融资平台、金融服务平台等，打开网络运营渠道，进行网络金融活动。
(二)创新大数据产品组合
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商业银行必然要在充分认识大数据的颠覆性影响的基础上与互联网金融产生联系，而创新大数据产品组合就是实现与互联网金融联系的有效措施。当然，商业银行要想创造大数据产品组合，应当注意加强以下几方面：其一、商业银行应未雨绸缪，早做布局，从管理体系建设、具体运用模式方面不断探索，抓紧解决内部数据挖掘分析，加快人才队伍建设和技术成果转化，通过大数据高效应用，加速推进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其二、商业银行应加强与外部资源的合作，如与电商核心企业合作，掌握供应商在支付物流等环节的数据，整合外部数据，对产业链上下游进行融资。也可基于重构信息和数据传递机制，创新适合客户需要的大数据产品组合，如订单+应收账款转化融资。
(三)加大个人财务管理力度
互联网金融时代中创新发展商业银行，应当注意加大个人财务管理力度。在线上支付宝、理财通、网易现金宝等互联网理财业务大放异彩的情况下，商业银行作为线下金融服务主力，应当注意做好与线上互联网理财业务的合作，同时优化现有银行业务，使商业银行线上、线下业务发展良好。而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就需要商业银行结合线上、线下业务运行特点，合理设置个人财务管理，使其可以有效监督、控制业务运用，为促进商业银行良好发展奠定基础。
四、结束语
基于以上内容分析，互联网金融的日益兴起，给传统金融业务带来深层次影响。对此，商业银行可采用开拓网络运营渠道、创新大数据产品组合、加大个人财务管理力度等措施，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
作者:武国荣 刘超 单位:内蒙古银行包头分行 中国银行包头分行
参考文献：
[1]巴曙松,谌鹏.互动与融合：互联网金融时代的竞争新格局[J].中国农村金融.2012（24）
一金融危机对国际出版行业产生的影响
（一）金融危机对美国出版业的影响
金融危机源起于美国，所波及到的经济领域范围广程度深，在影响呈现方面也比其他国家迅速。因此，美国出版行业在金融危机下的波动先于其他地区发生，加上传统出版领域普遍受到来自数字出版的冲击，美国书业萧条的状况体现得更加全面深刻。
（1）出版物的发行印刷受到冲击
据美国在线媒体组织WhatTheyThink2008年11月4日推出的题为“美国印刷每月出货量”的最新报告显示，9月份美国商业印刷的出货量为84亿美元，与2007年8月相比下降了3.35亿美元，下降幅度为3.8％，该报告的组织者表示，经济危机的影响以及纸媒向其他媒体转移，是市场印刷需求量减少的主要原因。另据PIA/GATF(美国印刷协会/印刷技术基金会)10月份的统计报告显示，2007-2008年度美国印刷业的盈利出现下滑，美国印刷企业的平均税前利润率为3.1%，较前一年度的3.4%下降了0.3个百分点，盈利能力降低。杂志出版方面，受到金融危机对广告的拖动与网络的双重冲击，部分杂志出现停刊减刊的现象。其中奢侈品时尚杂志12月广告页码较去年同期下降22%，趣味杂志《Radar》倒闭，少女时尚杂志《CosmoGirl》停刊仅保留网站，《Men"sVogue》合并到《Vogue》，形同停刊。
（2）图书销售下滑，报纸广告与发行骤减
美国图书销售三大实体连锁店巴诺书店、鲍德斯书店、百万书店第三季度销售下滑明显。其中，巴诺书店第三季度销售额同比去年下滑4.4%；鲍德斯总销售额同比去年下降10%，净损失1.722亿美元；百万书店平价店总销售额则同比去年下滑9.9%。业界认为美国书业目前的表现比初期的预测更加萧条。美国报业在金融海啸下广告收入大减，发行减少，全美507份报纸08年前两季度发行量减少了4.64%。继美国最大报业集团甘尼特公司（Gannett）和《时代周刊》的发行商时代公司10月底宣布裁员，《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宣布2009年4月开始停止发行印刷版而专注网络版之后，美国第二大报业集团论坛报业12月8日宣布已向特拉华地方法院申请破产保护，这是金融危机下公司无力偿还巨额债务的被迫之举。
（3）出版集团应对危机
企鹅出版集团旗下的哈泼•考林斯和皮尔森两家出版公司宣布冻结员工薪金增长计划并考虑裁员；西蒙-舒斯特和托马斯•尼尔森两家出版公司在美国已经分别裁员35人和54人；时代华纳旗下出版公司TimeInc第三季度业务收入下挫7%，计划裁员250人；
在总体市场萧条的局面下，唯有电子出版物和相关产品销售却表现出繁荣之势。各商家加大对数字化出版的投入，希望以此摆脱危机困扰，占领新媒体市场：企鹅集团宣布进军手机阅读市场，手机版图书供iPhone用户购买阅读；兰登书屋免费向iPhone提供部分畅销书的手机版本；亚马逊推出的电子阅读设备Kindle更是被称作出版业的“特洛伊木马”，业内人士认为它具有改变出版行业整体格局的潜力，巴克莱资本的分析师道格•安缪斯(DougAnmuth)12月5日宣布将亚马逊的股票评级调升至“超配”，相当于买进的评级，肯定亚马逊凭借其现有商业模式在经济低迷环境中的竞争优势，并预估经济情况稳定以后亚马逊的业绩将恢复两位数的成长率。
（二）金融危机下欧洲、日韩、澳大利亚等国出版行业概况
英国：金融危机对银行资本的直接冲击对英国的大型出版集团和图书批发公司造成了负面影响。鲍德斯集团08年年初曾以资产抵押的方式向Landsbanki银行申请了2300万英镑的贷款并得到批准，金融危机对冰岛Landsbanki的冲击使鲍德斯集团的资金链受到严重影响，最后凭借英国政府对Landsbanki英国支行提供的短期担保贷款得以暂时维持运转。英国第二大图书批发商贝特拉姆因其母公司伍尔沃斯集团失去信用担保而陷入信用危机，许多出版社因此要求贝特拉姆提前回款，甚至停止向贝特拉姆供货。
图书的销售市场略显疲态，据尼尔森图书公司的数据，如果排除“哈利•波特”的因素，截止08年10月，英国图书销售额比上年同期下滑1%。新闻集团旗下《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广告收入出现了明显的下滑，尤其是分类广告和单一广告，默多克表示可能对旗下几家英国报纸进行裁员。
法国：2008法国出版行业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保持了稳定的发展速度，销售额持续走高。上半年出版物销售额比2007年同期上涨15%，中小书店销售额增长达到8%。
德国：2008年的德国图书市场和2007年比相对低迷，其中商业街书店的销售额在今年的前9个月同比减少3%。法兰克福书展作为世界最大的图书博览会，08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的状况并不明显，大多德语出版商相信，他们的商业环境仍然十分稳定。
日本：日本最大日报之一《读卖新闻》下属的《读卖周刊》由于发行量大幅下降，在12月1日之后暂停出版。日本出版物研究所预测，从目前的数据来看，预计2008年日本书业全年的销售额和2007年相比将下降3%。
二中国出版业在金融危机下的挑战与潜在机遇
1．金融危机刺激下经济类图书出版销售大幅增长
全球范围的经济波动，大众了解经济现状的渴望和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关注空前高涨，原本只有专业人士关注的经济金融类图书成为了人们寻找解答的重要工具。在图书销售市场上，《伟大的博弈》《次贷危机》《货币战争》等大众财经读物成为畅销书；中信出版社5月推出的《美元大崩溃》销量超过17万册，6月推出的《看不懂的中国经济》销售20万册，《黑天鹅》超过14万册，10月推出的《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上市不到一个月已经加印四次，对市场需求的快速感知和反应令他们收到丰厚回报；其他出版社也看到这难得的商机，加快推出更多的相关内容图书，开始一轮新的市场争夺，轻工业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出版集团等也纷纷准备从美国、欧洲等地购进相关畅销书的图书版权，加快制作推向市场。不过，这种热点书籍的销售成绩能够延续多久，也因经济的快速变动充满了不确定性。
2.中国图书在国际书展上版权输出成绩显著
法兰克福国际书展10月15日在德国开幕，这是国际版权交易最重要的平台，交易额高达世界版权交易高达额70％—80％。虽然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国际图书市场也进入一个版权交易趋于谨慎的观望期，中国展团仍有108家出版社参与了本次书展，品数量达到5300多种，交易成绩突出。据中国展团组织方不完全统计，此次中国展团输出版权1092项，总金额约3767万美元。其中签署版权输出合同的有408项，金额约1204万美元；达成版权输出意向的684项，金额约2563万美元。虽然数量上比2007年的1928项版权输出有所减少，但贸易额大幅攀升，成绩斐然。并且09年中国将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宾国参加，全年将有机会举办大约150场活动，多角度、全方位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是中国出版业走向世界的一次重要机会，全面推广中国的优秀出版产品，提升国中国出版业在国际文化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3．国内杂志出版市场目前尚未出现明显波动
当美国的时尚生活类杂志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举步维艰的时候，国内的杂志行业受到的冲击相对有限，中国的时尚杂志仍有相当大的市场拓展空间，未来生存与发展环境相对稳定。据桦榭出版集团中国区总经理艾弥尔预测：“有实力的出版公司依然不会放缓在中国市场的投入，不会取消在华新项目的开展。”《摩登绅士》，《GQ》内地版，《芭莎男士版》等并未改变原有出版或改版计划，杂志出版商对中国市场仍有信心。
4．传统报业因广告收益下滑受到严重影响，数字化探索步伐加快
金融危机背景下房地产，汽车以及相关消费领域市场需求下滑，广告投放速度减缓或规模紧缩，报纸依赖广告实现赢利的能力降低，加上纸张成本的上涨导致的运营成本增加，报业的“寒冬”也许正在逼近。新闻出版总署有关负责人指出，报纸行业2008年面临全行业亏损的可能。如果经济情况没有明显好转，中国报业在2009年可能更会面对雪上加霜的境况。另一方面，中国报纸的数字化由于技术弱、资金少、机制不灵活、新闻门户网站过于强大等因素的制约，发展方向不明确，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赢利模式，金融危机下整体经济环境的低迷，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快报业数字化探索的步伐，寻求有效的网络出版赢利方式，协调传统发行与网络出版之间的关系，通过资源整合提高价值。
5．数字出版产业在危机中受到制约也面临机遇
数字出版的迅速发展是世界出版产业的趋势。中国的数字出版市场起步晚，在硬件开发、产业链建构、消费者阅读习惯的培养上处于初级阶段，数字出版行业标准、管理规则等相对滞后。金融危机的持续蔓延可能限制对电子出版物阅读终端技术开发的资金投入与市场推广，但从目前国际出版市场上，部分出版社关注数字出版以应对传统出版萧条的走势来看，金融危机会加快出版数字化转化的趋势，在传统图书销售下降的现实条件下中，推进版权的数字化开发，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建构新的数字出版产业链，加快出版产业整体格局的转化。
三、我国出版行业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分析
金融危机的冲击对出版行业而言是不可避免的，我国新闻出版业正处于深化改革、加快技术升级与转型的关键阶段，外部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为行业发展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投资市场的谨慎可能减缓部分出版集团上市融资的步伐，中国出版走向世界的探索可能面临更多的贸易壁垒。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在这种经济低迷的市场环境中，大众娱乐消费减少学习需求增加等客观因素为出版行业发展创造的有利外部环境，中国市场的相对稳定性和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为出版业发展所带来的机会。这是一场蕴涵机遇的挑战，也许会加速我国出版产业已有的增长缓慢、产业链不和谐等问题集中爆发，但同时也会产生外在压力让国家政府职能部门和出版企业大刀阔斧坚持改革推进出版创新。我们需要通过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推行，让中国出版业能够在金融危机中保持健康稳定发展，扩大国内市场，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不断自我完善，真正推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成就，提升文化软实力。
（一）国家管理层面
1．发挥舆论引导的职能，在金融危机中担负维护社会稳定的责任
金融危机的冲击令国民收入消费状况出现一定的改变，不但需要一个物质选择上的调整期，社会心理也会出现一定的变化，缺乏安全感，对未来失去信心等，出版主管部门要通过自己的职能，引导提供大众需要的出版产品，疏导社会情绪，使人们通过学习增加对社会状况的理性认识，提高生产创收能力，积极面对危机，保持社会稳定。比如大力推进“农村书屋”计划，加快建设进程充实文化产品，切实考虑因金融危机影响返乡的相当数量的农民的知识需求，增加涉及农业生产技术、自主创业等相关内容的图书比例，配送大批使农民“看得懂，用得上，留得住”的出版产品，满足基层人民的生产生活需求。
2．大力推进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出版产业的市场转化
出版业担负着民族文化推广传承的重任，我国文化积淀历史悠久资源丰富，却因长期的体制限制，创新乏力，鲜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作品诞生，在国际话语领域处于弱势地位。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国家出版管理部门应加强市场化改革的决心，加快推进出版单位的“转企，脱钩，改制，重组”，鼓励出版企业上市融资，适度放宽行业外资金参与的条件限制，加快以质量衡量为标准的书号审批改革，拓展民营出版机构的发展空间，释放产业的内在创新活力，整合资源提高效率，生产出一批能体现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新闻出版作品，让中国出版业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领域，通过市场规律的优胜劣汰实现出版业的资源整合、结构优化。
3．鼓励出版集团公司跨地域跨行业整合，培养一流的出版传媒集团
纵观维亚康姆，贝塔斯曼等世界十大传媒集团，它们都没有局限于某一单一传媒类型的产业结构，它们不仅仅是出版业的领跑者，还通过深度挖掘资源优势拓展相关传媒领域，相互补充提升，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实现全球化扩张。金融危机中单一出版行业抵御风险的实力较为单薄，与其他传媒行业的资源整合率不高。政府部门应鼓励出版企业打破行政区域限制，以实现资本资源人才的最优化为原则重新整合，壮大实力加强对相关传媒领域的探索，扶持建立产业链完备的真正跨区域、跨行业的出版传媒集团，针对国际市场，打造中国的强势出版传媒品牌，让中国出版业真正走向世界。
4、扶持版权产业基地建设，推进版权产业的规模发展
总结其他国家版权产业园区建设的经验，结合版权产业对智慧创意互动融合的内在需求，与金融危机下国家拉动内需的市场导向，大力支持版权产业基地的建设。依靠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等几个中心城市，借助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的学术研究优势，建设“国家版权产业发展战略基地”与“国家版权产业研究中心”，推进版权产业官产学研一体化发展。
5、加强对数字化出版业的支持与管理，拓展新兴出版领域市场
当英美书市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遭遇寒流之时，人们开始采用电子出版物的发行来转“危”为“机”。虽然2006年我国数字出版业整体收入逼近200亿，但中国的数字出版业基础薄弱，特别是对阅读器终端的开发推广不够，单位产品赢利能力不强，收益结构不合理。但中国的数字出版产业市场发展潜力巨大，出版管理部门应放宽政策，鼓励企业积极投入，加强与国际一流出版商的交流合作，引进先进技术，建立合理长效的盈利模式，引领大众建立对数字出版物的阅读习惯，紧跟世界出版的发展趋势，深挖国内市场，消化金融危机对传统出版业的负面冲击，带动出版产业的整体成长。
6.培养引进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队伍，满足新形势下的人才需求变化
我国开设编辑、出版、印刷相关专业本专科层次专业学校多达250余所，人才培养已具备一定规模。但另一方面由于专业教育与实务需求的脱节，缺乏高水平的出版人才。金融危机压力下要求出版人才了解现代传媒特性、具备选题策划能力，能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政府应推动编辑出版专业方面的教育改革，注重培养的科学性、实用性，认可学科的独立性、权威性，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出版人才队伍，满足出版业跨越式发展的需求。
（二）出版机构层面
1.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的快速变化，推出金融危机下满足消费口味的优秀作品，抢占市场先机。不仅仅要抓住现在经济金融内图书热销的机遇，还要对市场未来走向有预见和判断。比如在经济危机中读者可能普遍感觉苦闷，也许更需要更有趣味性的书来慰藉自己，休闲娱乐类图书在未来可能畅销。企业可以提前策划，指定选题，发掘相关优秀作品，尽量避免因对市场信息的滞后反应而丧失机遇。
2.有一定基础的出版企业要通过上市融资壮大自身实力，以此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下。自2007年12月21日辽宁出版集团首创编辑业务和经营业务合并打包上市，迈出了我国出版企业上市的重要一步以来，我国已有出版行业上市公司11家。上市企业要充分借助资本市场的有力支持，增强自身实力，坚持创新，积极拓展。
3．加大对优秀人才的引进，激发创造活力，为出版产业的发展寻求智慧支持。金融危机的冲击增加了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国际优秀出版人才到中国的可能性增加。国内出版企业要充分发挥他们智力资源，了解国际市场和国外读者的需求和阅读习惯，找准选题，提高品质，减少因翻译、结构、设计造成的质量问题，多出精品，打造自己的国际品牌。
4．加快数字出版物的研发推广，培养消费习惯，探索一种稳定的抗风险能力较高的赢利模式。数字出版的推进工作需要政府与企业双方面的合作。经济的持续低迷使人们更希望通过书本增加知识，提高素质。出版企业对数字出版产品的推广开发要讲究战略步骤。平衡数字出版物与传统出版物的结构，新旧互动，拓展整体的市场需求。
结语
金融危机的强劲破坏力正在逐步显现，未来的一年，中国的出版产业可能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我们要对未来保持足够的理性，但同时也要充满信心，通过政府与企业多方面的沟通合作，促进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建立能够走向世界的强势出版集团，为国家提升文化软实力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
[注释]
[1]《2008年9月美国商业印刷出货量下跌近4%》，科印网，2008年11月11日
[2]《PIA/GATF数据显示：美国印刷业盈利下滑》，科印网，2008年10月10日
一、低碳金融的界定及相关研究进展
所谓低碳金融,是指服务于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活动,包括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所涉及到的技术和项目等提供直接投融资、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它的兴起与发展低碳经济直接相关,起源于两个重要的国际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和《京都议定书》(1997)。那些与发展低碳经济相关的金融政策、金融创新及其市场活动等都可称为低碳金融。对低碳金融的研究和理解是逐步发展的,与低碳金融相接近的研究是关于环境金融或者说绿色金融的研究。
环境金融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出现,主要以如何提高环境质量和应对环境挑战等为研究重点,它标志着现代工业社会解决过去所产生的环境问题的方式和方向发生了根本转变。但其概念一直至1997年才得以提出。在此之前,世界各国政府、国际组织、金融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在环境保护领域进行了多种尝试,取得不少经验。同时一般都认为环境及其产业所提供的产品都属于公共物品,总体上需要财政融资[1]。由于环境金融相关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对其定义还有很多不同观点,比如,SoniaLabatt和WhiteRodney(2002)在其著作《环境金融:环境风险评估和金融产品指南》中指出:环境金融是提高环境质量、转移环境风险的融资行为或过程[2]。EricCowan(1999)对环境金融的定义为:环境金融是环境经济和金融学的交叉学科,探讨如何融通发展环境经济所需资金。作为环境经济的一部分,环境金融能够从发展环境经济中受益。这些研究尽管观点不是完全一致,但原因是相同的,都源于近年来环境的恶化。环境的恶化迫使整个社会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金融业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国外逐步把环境问题引入到金融研究之中[3]。JoseSalazar(1998)对环境金融的功能进行了研究,认为应当寻求保护环境的金融创新[4]。如今,在一些发达国家,环境金融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发展循环经济实践的新领域,更为低碳金融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国际低碳金融的发展现状
低碳金融的理论基础和传统金融是一致的,只不过低碳金融更强调金融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加关注金融与环境的关系,更加注重通过金融手段来改善环境。目前,低碳金融的国际发展现状主要表现为建立赤道原则、重视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以及清洁能源机制的蓬勃发展。
(一)制定助推低碳经济的国际准则: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theEquatorPrinciples,简称EPs)是由世界主要金融机构根据国际金融公司和世界银行的政策和指南建立的,旨在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一个金融行业基准准则。赤道原则正式形成于2003年,但它的起源应该回溯至2002年10月,由荷兰银行和国际金融公司在伦敦主持召开的一个金融会议。会议决定在国际金融公司的保全政策的基础之上创建一套项目融资中有关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指南,这个指南就是赤道原则。2003年2月,发起银行公布赤道原则并征询意见,又根据这些意见做了修改。2003年6月,花旗银行、巴克莱银行、荷兰银行和西德意志州立银行等10家国际领先银行宣布实行赤道原则;随后,汇丰银行、JP摩根、渣打银行和美洲银行等世界知名金融机构也纷纷接受这些原则。
赤道原则的确立是针对国际项目融资的环境与社会风险的最低行业标准,其适用的项目金额在1000万美元以上,涉及制造业、化工、能源、基础设施等62个行业,内容不仅涵盖环境保护,还包括健康、安全和文化保护等方面的标准,而其蓝本取材于国际金融公司(IFC)的《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政策和绩效标准》及《行业特定环境、健康和安全导则》。根据IFC的政策,金融机构保证在其项目融资业务中充分考虑社会和环境问题,将项目按照高、中、低级环境和社会风险分类,只有在项目发起人能够证明在执行项目过程中对环境问题负责时,方可对项目提供资助。
与传统金融相比,赤道原则完全革新银行项目融资方面的信贷理念,并涉及相关制度体系与信贷流程的再梳理。截至2009年3月,全球五大洲一共有67家世界大型金融机构接受了赤道原则。其中,IFC扮演的角色就是筹集专项资金无偿用于促进世界各国的节能和环保。赤道原则金融机构遍布全球,占全球项目融资市场的90%以上。“绿色保险”“、绿色资本市场”领域的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和绿色金融业务近年来在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发展势头十分迅速。赤道原则的信贷理念与低碳金融的实质不谋而合。
(二)建立促进国际减排的碳交易机制:清洁发展机制和碳交易市场
1.国际“碳交易”市场的诞生直接源于《京都议定书》的国际履约
世界上以法律约束力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条约《京都议定书》于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通过,2005年2月正式生效,成为引发低碳经济理念形成和国际“碳交易”市场诞生的动因。《京都议定书》成功之处在于以下几点:一是规定“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即综合历史和发展水平等因素,发达国家应首先承担二氧化碳减排的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暂时不承担减排责任;二是明确全球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总量在2008—2012年(第一个承诺期),在1990年的基准上至少减少5.2%;三是架构了二氧化碳减排的国际合作机制,即温室气体减排“三机制”:联合履行(JointImplemented,JI)、清洁发展机制(CleanDevelopmentMechanism,CDM)和“碳减排”贸易(EmissionTrade,ET)。三种域外减排和减排额交易,使发达国家可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取得“碳减排”的抵销额,以低成本获得“碳减排”配额,缓解发达国家的减排压力,以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减排义务。碳减排的国际履约协议直接推动了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变[5]。
随着《京都议定书》生效,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扩张,逐渐成为全球贸易中的最新亮点。从2005年至2006年仅仅一年间,市场规模就从近100亿美元迅速攀升至220亿美元,而2007年的交易量比2006年又有成倍的增长。具体数值参见表l。而随着全世界都意识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意义后,全球碳(排放权)交易的发展空间越来越大。
2.基于碳金融产品的金融创新活动加速碳交易市场的形成
目前,国际金融机构提供的碳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以下几种:一是碳交易,欧洲一些活跃的银行建立碳交易柜台,提供买卖经纪、风险管理和交易操作等服务;二是基于碳排放额度的金融衍生产品,金融机构开发碳排放额度的远期、互换、期权、额度抵押贷款等产品,为客户提供避险工具及融资服务;三是碳排放额度保管服务,一些银行为客户提供碳排放额度保管、账户登记和交易清算服务;四是碳基金,碳基金专门为碳减排项目提供融资,包括从现有减排项目中购买排放额度或直接投资于新项目,这类基金包括国际多边援助机构受各国或地区委托所设立的碳基金。金融机构设立的盈利性投资碳基金政府双边合作碳基金及一些自愿进行减排的基金等[6]。
三、我国的现实选择
随着我国碳减排交易市场的快速发展,与碳减排交易挂钩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将日益丰富,亟待各级主管部门逐步理顺相关政策和机制,为推动适合我国国情的“低碳金融”市场逐步兴起和蓬勃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根据近几年的实践,相关政策和机制还应做相应的调整与完善。
(一)把我国金融业发展低碳金融的基本准则定位于“赤道原则”
赤道原则对于银行业而言,它第一次把项目融资中模糊的环境和社会标准明确化、具体化,使整个银行业的环境与社会标准得到了基本统一,有利于平整游戏场地,也有利于形成良性循环,提升整个行业的道德水准;对单个的银行来说,接受赤道原则有利于获取或维持好的声誉,保护市场份额,也有利于良好的公司治理和对金融风险科学、准确的评估,同时也能减少项目的政治风险;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可以使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到实处,赤道银行客观上成为保护环境与社会的私家人,通过发挥金融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可以使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等达到真正的和谐。因此,我国金融业应积极顺应国际潮流,结合实际逐步采纳赤道原则。目前,中国兴业银行已经采纳了赤道原则,为把我国金融业发展低碳金融的基本准则定位于“赤道原则”迈出了第一步。
(二)成立和完善碳减排环保基金
我国在2005年10月出台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中国政府将从氟化烃(HFCS)、氧化亚氮(N2O)减排项目的收益中拥有65%和30%的份额用来建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支持国家在优先领域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活动,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提供持续和稳定的支持。实际上,国家还应通过多种方式,比如设立环境税(碳税)或财政收入划拨或向中央银行申请再贷款的方式,成立和完善“环保低碳专项基金”,专门用于环境保护事业以及对环境污染重大事件的受害人进行赔偿。各级地方政府也应同样设立类似的低碳绿色专项基金,同时鼓励基金管理公司专门投资于能够促进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生态基金,这是兼具生态商机和生态效率的朝阳性金融投资领域。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碳基金一般投资于气候变化相关项目与活动,推动了气候变化保护项目,促进了先进技术,尤其是环保技术的进步和扩展。随着节能减排的推进和低碳产业的发展,该类基金的投资目标将更加合理,通过碳基金将促进找出新的节能技术和低碳技术(也包括产品、过程和服务),评估其减排潜力和技术成熟度,鼓励技术创新,开拓和培育低碳技术市场,以促进长期减排。
(三)搭建既符合国际准则又符合我国特质的碳交易平台
温室气体排放量是有限的环境资源,也是国家和经济发展的战略资源。中国应借鉴国际经验,进一步研究探索排放配额制度和发展排放配额交易市场,着力加强CDM市场的培育和发展,通过金融市场发现价格的功能,调整不同经济主体利益,鼓励和引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效分配和使用国家环境资源,落实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通过市场各主体的共同努力,实现碳掉期交易、碳证券、碳期货、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助力低碳经济迅速成长。
(四)努力引导金融机构积极开办CDM项目金融服务
CDM是国际上开展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减排项目,是市场化解决气候变化的理想机制。金融机构要积极参与到国际碳金融市场操作,应加强与国际专业机构合作,为国内减排项目提供CDM项目开发、交易和全程管理实施的一站式金融服务。比如,为国内相关企业提供融资、咨询、方案设计等金融服务;协助CDM项目业主选择具有良好的交易记录和履约能力的买家;为CDM项目业主提供并锁定合理的CER(CertificationEmissionReduction,核证减排量)报价,帮助企业实现最佳收益,为我国企业参与碳交易增强话语权。同时,金融机构本身应在境外设立投资公司,主动参与到国际碳市场交易以及参与碳基金、投资碳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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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来，国际金融市场突飞猛进，急速发展。可兑换货币间的外汇市场交易规模持续扩张，到1998年4月底，外汇市场日平均交易量持续上升到1.49万亿美元，比1986年上升了8倍，数额相当于所有国家外汇储备的87.4％。在1984到1998的十五年间，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累计额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2.34%，远远超过全球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37%和国际贸易的年平均增长速度6.34%。
在规模持续扩张的同时，金融市场的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外汇市场率先实现单一市场形态的运作，其显著标志是全球外汇市场价格的日益单一化，主要货币的交叉汇率与直接兑换的汇率差距明显缩小。
在资本市场，资金开始大范围地跨过边界自由流动，各类债券和股票的国际发行与交易数额快速上升，整个90年代，主要工业国家的企业在国际上发行的股票增长了近6倍。1975年，主要发达国家债券与股票的跨境交易占GDP的比重介于1％到5%之间，1998年，给比重上升到91%（日本）到640%（意大利），其中，美国由4%上升到230%，德国由5%上升到334%，各国该比重增长最快的时期几乎都集中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
与此同时，国际债券市场的二级市场获得了蓬勃发展。债券市场信息传递渠道、风险和收益评估方式以及不同类型投资者的行为差异逐渐减小，以投资银行、商业银行和对冲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以复杂的财务管理技巧，在不同货币计值的不同债券之间，根据其信用、流动性、预付款风险等的差异，进行大量?quot;结构易"，导致各国债券价格互动性放大，价格水平日趋一致。
海外证券衍生交易的市场规模有了突破性提高。几乎在所有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都在进行大量的海外资产衍生证券交住T谛录悠律唐方灰姿瓤梢源邮氯站?25种期货合约的交易，也有部分马来西亚的衍生证券交易；美国期货交易所的交易对象，更是包括了布雷迪债券和巴西雷亚尔、墨西哥比索、南非兰特、俄罗斯卢布、马来西亚林吉特、泰国铢和印尼盾等多种货币计值的证券和衍生产品。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发展
在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一体化潮流中，我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国际化进程加速。
在银行领域，1979年起，外资银行开始在我国设立代表处、分行、合资银行、独资银行、财务公司，到今年年初，共有38个国家和地区的168家外国银行在我国25个城市设立了252家代表处，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7家外资金融机构在我国19个城市设立了182个营业性机构，其中，有32家外资银行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到今年6月底，在华外资银行总资产达323亿美元，其中贷款208亿美元。
在保险领域，到去年底，我国共有外资保险公司15家，对外开放城市由上海扩大到广州、深圳等地。
在证券领域，1992年，我国允许外国居民在中国境内使用外汇投资于中国证券市场特定的股票，即B股。有关管理部门对于B股市场的总交易额实行额度限制，超过300万美元的B股交易，必须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1993年起，我国允许部分国有大型企业到香港股票市场发行股票筹集资金，即H股。部分企业在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股票筹集资金，称为N股。境外发行股票筹集的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开设外汇帐户，筹集的外汇必须存入外汇指定银行。进入2000年后，部分民营高科技企业到香港创业板和美国NASDAQ上市筹集资金，标志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国际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在债券市场，我国对于构成对外债务的国际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计划管理。由经过授权的10个国际商业信贷窗口机构和财政部、国家政策性银行在国外发行债券融资，其他部门可以委托10个窗口单位代为发行债券，或得到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特别批准后自行发债。债券发行列入国家利用外资计划，并经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在国外发行债券所筹集资金，必须汇回国内，经批准开设外汇帐户，存入指定银行。
三、我国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前景
随着加入WTO步伐的不断加快，我国金融市场正在准备与国际市场接轨，国际化进程将明显加快。
根据我国与有关国家达成的双边协议，加入WTO后，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将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在银行领域，我国将在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等方面对外资银行进一步开放，逐步允许外资银行向中资企业和居民开办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加入WTO之初，外资银行可向外国客户提供所有外汇业务。加入WTO一年后，外国银行可向中国客户提供外汇业务，中外合资的银行将可获准经营，外国独资银行将在5年内获准经营，外资银行在二年内将获准经营人民币业务，在5年内经营金融零售业务。
在保险业领域，加入WTO后，人寿保险公司中外资持股比例可高达50％，加入一年后，提高至51％。非人寿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将获准在合资保险公司中持有51％的股份，并可在二年内成立全资的分支机构。
在证券市场，中国将允许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基金管理公司从事基金管理业务，享受与国内基金管理公司相同待遇；当国内证券商业务范围扩大时，中外合资证券商亦可享有相同待遇；外资少量持股的中外合资证券商将可承销国内证券发行，承销并交易以外币计价的有价证券。
显然，随着金融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我国金融市场将逐步走向全面的国际化。
这种全面的国际化含义是：以资金来源计，国外资本以允许的形式进入我国金融市场，国内资本则可以参与国外有关金融市场的交易活动；以市场筹资主体计，非居民机构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内机构则可以在国外金融市场筹融资；国外交易及中介机构参与我国金融市场的经营及相关活动，国内有关交易及中介机构获得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经营及相关活动的资格和权力。
四、金融市场国际化的利益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将降低新兴市场获得资金的成本，改善市场的流动性和市场效率，延展市场空间，扩大市场规模，提高系统能力，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高会计和公开性要求，改进交易制度，增加衍生产品的品种，完善清算及结算系统等。
海外金融资本的进入，尤其是外国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对市场交易活动的参与，迫使资本流入国的金融管理当局采用更为先进的报价系统，加强市场监督和调控，及时向公众传递信息，增加市场的效率。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通过采用国际会计标准，改进信息质量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改善交易的公开性。交易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有助于完善交易制度，增加市场流动性。而外国投资者带来的新的金融交易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衍生产品的出现及发展。建立一个技术先进的清算和结算系统，对于有效控制风险、保持该市场对外国证券资本的吸引力、
五、金融市场国际化的风险表现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在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仍然蕴涵着一定的风险，因此，加入WTO后，我国金融风险可能有如下表现：
1.市场规模扩大加速甚至失控的风险。
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在增加金融市场深度、提高金融市场效率的同时，将导致金融资产的迅速扩张。在缺乏足够严格的金融监管的前提下，这种扩张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爆发的根源。
此外，由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体系不成熟，相关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资本流入导致其金融体系规模的快速扩张，而资本流入的突然逆转，则使其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大幅度上升。
2.金融市场波动性上升的风险
对于规模狭小、流动性比较低的新兴金融市场来说，与国际化相伴随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和外国投资者的广泛参与，增加了市场的波动性。尤其是在一些机构投资者成为这类国家非居民投资的主体时，国内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表现得更为显著。
由于新兴市场缺乏完善的金融经济基础设施，在会计标准、公开性、交易机制、票据交换、以及结算和清算系统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无法承受资本大量流入的冲击，导致价格波动性的上升。新兴金融市场股票价格迅速下降以及流动性突然丧失的危险，大大地增加了全局性的市场波动。
3.本国金融市场受到海外主要金融市场动荡的波及、市场波动脱离本国经济基础的风险。
外国资本的流入和外国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大量参与，潜在地加强了资本流入国与国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联系，导致二者相关性的明显上升。
从国内金融市场与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关性来看，近年来，主要工业国金融市场对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的溢出效应显著上升。国外研究表明，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韩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3年到1994年间高达12%，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泰国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88年到1991年间高达29.6%，美国股票市场波动性对墨西哥股票市场波动性溢出的相关程度在1990年到1994年间高达32.4%。
这种溢出的影响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在市场稳定发展时期，资本流入国金融市场波动接受主要工业国的正向传导，表现为二者波动的同步性；其二，在市场波动显著、存在一定的恐慌心理时，二者波动出现背离，甚至呈反向关系。
从日本和韩国股票指数的相关性看，从1989年1月到2000年4月，二者股票指数的相关系数为36.52%，而在1989年1月到1992年7月间，该相关系数达89.09%。从92年7月到98年5月，该相关系数下降到44.86%，此后，该系数再度提高到80.65%。
4.本国金融市场与周边新兴金融市场波动呈现同步性，遭受"金融危机传染"侵袭的风险。
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外资流入周期及结构基本相同，因此，其金融市场表现具有很强的同步性。
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间的股票市场相关系数显著增大，韩国和印尼股市的相关系数由43%上升到73%，印尼和泰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15%上升到78%，泰国和韩国股市的相关系数由55%上升到63%。显然，在金融危机期间，国际投资者把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视为一个整体，同时从上述市场撤出资金，导致其同时崩盘。
此外，由于机构投资者在全球资本流动中发挥主导作用，而其行为特征表现出很强的"羊群效应"，其对新兴市场的进入和撤出也具有"一窝蜂"的特点，从另一个角度加强了新兴市场表现之间的同步性，这种同步性在金融危机时期表现为危机传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或"龙舌兰酒"效应。
5.银行体系脆弱性上升的风险
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现代化的压力下。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可能大幅度上升。
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加深后，外资可能大量流入该国银行体系，促使银行资产负债规模快速扩张，尤其是银行的对外负债增长更为显著。在一些国家，以银行对外负债形式流入的资金绝大多数投资于国内市场，导致银行体系外币净负债上升。特别是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不合理时，大规模资本流入使银行的流动性出现大幅度摆动，银行贷款膨胀和收缩时期交替出现，引起影响全局的风险，甚至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
由于负债和流动性的快速上升领先于经济规模的增长，特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和有限的经济增长速度，无法为新增巨额贷款提供足够的投资机会，可供投资并提供高额回报的行业有限，银行的新增贷款往往集中于少数行业，如在泰国，大量资本流入后，银行信用发放给建筑和不动产的份额从1980年的8%增长到1990年的16%。大部分新增贷款用于不动产交易。
此外，由于大多数信用等级比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在国际市场直接发行股票和债券获得资金，国内银行只能向次级层次风险较高的客户贷款，因此，银行对于借款企业和借款个人的利润和信用等级要求相应下调。在外资持续流入、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前提下，这样的信贷投放策略通常能够得以维持，但是经济形势突然逆转及外资无以为继时，这种循环将被迫中断，一些行业出现周期性逆转，银行产生大量不良贷款。例如，在泰国，1988到1990年的资本净流入与资产价值的上升显著相关，即使商业银行对房地产贷款的土地抵押值超过贷款很多，而房地产价格下降，仍然使银行资产负债的获利能力受到很大打击。
由于银行体系保持巨额对外净负债，面临着很大的汇率风险，可能遭受本币意外贬值引起的损失。
中央银行针对外资流入实行的冲销性市场干预政策，往往导致市场利率的突然上升，从而加大商业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而在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某一个汇率水平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的情况下，短期利率可能上升到一个非理性的水平，这样将削弱银行盈利能力甚至危及银行的稳定。因此，货币危机往往是银行体系危机的前奏。
2004年，襄樊被湖北省政府确定为省域副中心城市。襄樊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强力支持。襄樊应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抢抓金融危机和东部经济向中西部转移的机遇，充分应用好国家振兴中西部政策以及武汉城市圈、鄂西生态旅游圈建设政策，认真研究襄樊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金融需求，找准金融支持襄樊经济发展的支点和突破口，确立建设襄樊省域副中心城市金融支撑体系的基本思路。即：充分发挥国有商业银行的主力军作用，积极发挥其他金融机构的职能作用，积极引进多家股份制商业银行来樊设立分支机构；做大做强地方性商业银行，加快推进村镇银行试点工作，积极发展互小额贷款公司和合作型担保机构，创新担保、抵押、质押形式；发展多种层次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市场，鼓励本地企业上市到资本市场融资，力争用一两年时间，初步构建市场主体多元、布局合理、结构优化、规模适度、功能齐全的区域性金融服务体系。
按照这一思路，襄樊在加快构建与省域副中心城市地位相适应的金融支撑体系，为襄樊经济发展提供丰富的金融血液进程中，应着重要解决好襄樊金融发展的五个问题。
一、完善金融服务功能．是襄樊金融发展的现实选择
是建设区域金融中心，还是完善金融服务功能，建立与省域副中心相适应的金融服务功能?一个地区能否成为金融中心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高度集中的金融机构和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健全的金融法规和管理制度，实现较宽松的金融管制；良好的地理位置，交通便利的通讯设备；有足够以至较高的金融专业知识水平和经验较丰富并通晓国际通用语言的从业人才。其中，地理位置、经济实力和金融发展是金融中心形成所需要的三大最基本的要素。
襄樊属鄂豫川陕毗邻地区重要城市，历来为“南船北马，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十分独特，具备了能够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地理优势，但是，从目前看．囊樊市的经济综合实力、金融发展水平，与省域副中心城市的地位和作用还不相称，更与金融中心形成条件相去甚远。2008年，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3万亿，武汉市接近4，000亿，我市尽管突破了1，000亿．但还占不到全省的10％。只相当于武汉市的1／4强一点。从中心城市和副中心城市应该拥有的经济实力看，省域副中心城市的经济总量一般要占到全省和省会城市的15％(=1，695亿元)和60％(=2，400亿元)以上，而我市目前只占到9％和25％多一点。从这点看，襄樊必须快速扩张经济总量．增强综合实力，这样才能真正成为湖北“两圈一带”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增长极，为全省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而2008年末，全市各项存款本外币合计余额为834.41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379.55亿元，存、贷款余额仅分别占全省存贷款余额总量的6.15％、4.17％(2008年全省存、贷款余额1.35万亿元、9，100亿元)，而全市各类金融机构仅35家，其中银行类12家、保险类28家(财险15家、寿险13家)、证券类5家(证券交易营业部)，金融从业人员2.2万余人，没有一家总部在襄樊的全国性金融机构，还没有一家外资金融机构人驻襄樊，唯一一家地方性商业银行一襄樊市商业银行规模还十分弱小，这样的金融发展状况仅仅能够满足目前襄樊经济发展需求，而与能够带动、辐射一定区域的金融服务需求相去甚远。
结论：以目前及今后相当一段时间看，襄樊显然不具备成为区域金融中心的条件，那么，襄樊应当定位为以完善金融服务功能为支持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的金融支撑体系建设为努力方向。
二、明确发展目标．是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2009年，襄樊市委市政府根据全国全省战略部署，确定了襄樊市未来4年经济发展战略布局，即未来4年襄樊发展的234目标：就是力争用两年的时间实现固定资产投资翻一番，达到750亿元；用三年的时间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翻一番，达到2.000亿元；用四年的时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翻一番。达到2，000亿元，实现襄樊经济跨越式发展。
襄樊市经济发展新目标的提出和实施．为全市金融服务功能的完善和发展挪出了新的空间，准备了充足的信贷载体。企业数量与规模的大增。必然导致支付结算、融资担保、保险等各类金融业务需求增加；而全国、省、外地资本和项目向褒樊转移和投入更需要承载的金融机构为其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企业要做大做强，不仅需要间接融资，还需要到资本市场上市直接融资等等，这些都为完善襄樊金融服务功能提出了现实的需求，我们必须为市场主体的发展壮大搭建整合资源、吸纳聚集各类生产要素的有效平台，使襄樊成为吸纳和聚集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各类生产要素的“洼地”，从而满足企业扩张需要，降低企业商务成本，增强企业创新活力。
因此。对应于襄樊经济发展的目标，襄樊金融未来4年的发展目标应该是：各类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翻一番达到800亿元、本外币存款余额翻一番达到1，600亿元、各类金融机构数量达80家；建立区域性地方金融机构一城市商业银行，形成区域银行网络并争取上市；加强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结合，提升产业转移的金融服务水平。成立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机构，增加对转移企业的有效资金供给；构建有针对性的贷款担保机制，增强企业融资能力；完善有针对性的信贷管理制度，妥善解决承接产业转移中的融资体制问题；创新有针对性的业务品种，创新中间业务。满足转移企业的金融服务需求。
三、优化融资结构，是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无论从全国、全省还是我市企业融资来源看，均表现为“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的格局。这造成金融风险的压力过分压在银行身上，使银行不堪重负；优秀的企业不能以低成本获得资金支持迅速做大做强，企业发展的激励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也不能借助于资本市场建立健全起来。
从我市2008年年底的银行数据看，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为379.55亿元；而我市在沪深股票市场上市的企业仅有5家．即：东风汽车、中航精机、新华光、襄阳轴承、湖北金环。5家上市公司总股本为27.462771亿股，截止2008-12-31股东权益为78.08985396亿元，并且未有发行企业债券。其它未上市企业更没有发债的资格，企业通过发债融资的渠道几乎没有启用。
假定以股市融资代表直接融资，股东权益算做企业的直接融资，那么这个直接融资(78.08985396／(379．55+78.08985396))仅占17.06％。即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的比例为：17.06：82.94。
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和改革以来历史上最高的20％(最高近30％)的水平相比相差甚远。如果仅以股本算直接融资占比仅为(27.462771／(27.462771+379.55))6.75％，与国外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直接融资占比在30％-50％的比例相差甚远，说明绝大多数企业资金来源于银行，企业融资过度依赖银行系统导致金融市场结构失衡。
因此，未来襄樊经济要实现翻番，必须注重调整融资结构状况，积极扩大直接融资，尤其是扩大在证券市场的直接融资(包括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推动全市企业做大做强，帮助优质本地企业在证券市场融资发展。未来4年的发展目标就是要建立多途道融资体系与金融体系，重视和加强政府融资服务平台建设，推动银企对接；重视和加强银行创新机制建设，提高融资水平；重视和加强资本要素市场建设，培植多元融资格局。进一步培育资本要素市场，多采取风险投资、债券融资、股权融资、创新资本等手段，来增强投融资能力；进一步做好企业上市服务工作，力争到2012年全市上市公司总数达到20家以上。
四、加强金融机构体系建设，是繁荣市场主体的迫切要求
襄樊市金融组织体系分为银行、证券、保险三大类别，其中银行类体系最为完善，既有业务经营机构，又有宏观管理部门，其业务运行和管理行为对襄樊经济社会生活的影响巨大；证券、保险业务则全部是业务经营机构。在经济杜会生活的作用也逐渐在加大。全市现有各类金融组织机构35家(以市级为统计口径)，其中银行类12家，保险类28家(财险15家，寿险13家)，证券类5家(证券交易营业部)，金融从业人员2.2万余人。
目前来看，主要是银行类市场主体与襄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差距较大，目前除中央银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以外，银行类市级机构仅有11家，这显然不能满足辖内多样化市场主体的金融服务需求。
(一)大量的产业转移企业和项目更喜欢与自己熟习的银行打交道，而辖内没有其钟情的银行分支机构；
(二)县域经济的发展。更需要个性化的银行服务。而目前传统的银行类分支机构，要么没有相关的金融产品，要么市场的定位达不到支持县域经济发展的要求；
(三)本地地方性金融机构块头小，资本金与信贷规模不足以满足各类市场主体的金融需求。
因此，襄樊未来4年内要实现234的经济发展目标，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建设刻不容缓，必须高度重视和加强银行业市场主体建设，做大做强金融市场主体规模。
(一)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全国性银行分支机构，鼓励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来樊设立分支机构，以满足产业转移与资金流动的需要。
(二)鼓励外资银行机构来樊设立分支机构。据了解。全市登记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200户左右。随着更多的外商来樊设立企业．为了更好地为这些企业提供个性化金融服务，引进外资银行来樊设立分支机构势所必然。
(三)随着襄樊本地企业不断壮大，大型企业集团公司将会诞生．为了做好企业内部的资金调度和管理，应当积极设立企业财务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以满足企业管理的需要。
(四)做大做强地方金融机构――樊市商业银行，强力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当务之急，一是通过增资扩股形式引入战略投资者，近期股本扩大到10亿元，远期目标可以扩大到50亿元，并争取在证券市场公开上市；二是加强内部治理，扩大信贷产品线，全方位满足城乡个人、企业金融服务需求；三是扩大机构网络，向县域和区域延伸，广泛延揽各类机构、个人客户，逐步形成区域性商业银行规模。目前仅在市区开设分支机构6个，应逐步向辖内各县市区增设分支机构，形成遍布城乡的机构网络，并适时在周边地市开设跨区域分支机构，实现襄樊经济对周边毗邻地市的辐射带动；四是找准市场定位。要以服务襄樊市城乡中小企业与本地居民为市场定位，争取用1-2年时间建立一大批商行优质忠诚客户，办成真正的“精品银行”，“老百姓自己的银行”。
五、优化金融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需求
襄樊经济发展新的目标的提出，为我市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金融生态环境尚需进一步优化。
(一)信贷载体不足。目前，襄樊规模以上A级信用企业数量不足600户，仅排全省第6位，导致信贷资源运用与企业数量不匹配；
(二)信用担保不足。襄樊市信用担保机构少，资本金低、合作面窄。全市比较规范的信用担保机构仅8家．担保基金总额只有1亿多元，担保规模明显不足；
(三)发展环境尚需优化。抵押贷款评估、收费、登记不规范，制约了对中小企业、县域经济的贷款。
(四)政府金融服务保障尚需进一步加强。政府部门在企业资金需求信息共享上还缺乏有效的沟通，在推动银行放贷上缺乏坚实的政策和措施保障，银行存在信贷风险的顾虑。
今后努力方向与目标：重视和加强市场经济主体建设，扩大信贷载体；重视和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打造信用襄樊。
(一)加大企业成长工程建设。必须通过大力开展企业成长工程，使企业提档升级，消除银行与借款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更多的企业进人银行信贷领域，信用优良的企业贷款需求能得到更好地满足。
但近年来管理层出台的一些管制措施对票据市场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些地方的票据业务增长幅度急剧下降,票据市场相对萎缩。本论文由整理提供以票据业务总量占全国2%的票据中心城市武汉为例,2001年票据业务总量为731亿元,同比增72%;但2002年该地区票据业务总量同比增长小于20%,票据承兑、贴现增幅大大下降;2001年一季度再贴现发生额为21亿元,2002年再贴现业务没有发生一笔,完全停滞。国内其他票据中心城市也出现了类似情况,票据业务发展面临严峻考验。由此,严厉的金融管制约束票据业务发展与金融创新推动票据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将成为下一阶段的主题,金融创新作为规避管制和推动业务发展的有效手段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票据市场的现实需求。
一、当前票据市场发展的制约因素:严厉的金融管制
一般认为,金融管制对规范金融机构业务经营、防范金融风险起着积极作用。但这种管制必须适时、适度,即符合当时的形势需要,否则会阻碍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健康发展。就我国票据市场而言,近年来已经走上了稳步、快速的良性发展之路,此时首要的是扩大市场规模、培育市场主体,充分发挥票据市场具有的拓展企业融资渠道、引导规范商业信用、促进银行资产结构优化和作为央行宏观调控工具等多方面作用,其次才是纠正违规和适度管制。2002年我国票据业务量急剧下降,票据市场出现萎缩,与过于严厉的管制有着很大关系,这些管制措施不利于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发挥,对市场的进一步培育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效应,成了当前我国票据市场发展的“瓶颈”。
1.票源管制:5%的比例限制不利于票据市场规模的扩展。2001年人民银行印发了《关于加强开办银行承兑汇票业务管理的通知》,规定商业银行的承兑汇票规模不得超过上年末存款余额的5%。出台这一管制措施的初衷在于防范风险,但由此带来的负面效应却十分突出。(1)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明显限制了票据市场规模的扩展。目前银行承兑汇票是票据市场的主要票源,对总量实行比率限制必将导致整个票据市场票源不足,影响市场的培育和发展。而且实践中各商业银行按此要求层层下达比例控制,对票据业务的正常发展产生实际上的损害。(2)无法有效控制票据风险。商业银行依照规定能够将承兑汇票业务的规模控制在5%比例之内,但5%比例以内承兑汇票的风险包括伪票风险、套现风险、无真实贸易背景风险等依然存在。(3)不利于商业银行资产结构的优化。票据业务不仅为银行增加利润,而且是优化银行资产的重要途径,商业银行可以视资金富裕情况,通过签发承兑汇票、卖出已贴现汇票、办理贴现或转贴现等操作,调节资产流动性、提高资产收益,进而达到优化资产结构防范风险的目的。将银行承兑控制在存款余额的5%以内的规定与原来将贴现纳入75%存贷比例考核相比,银行办理贴现的空间明显缩小。
2.利率管制:过高的再贴现利率剥夺了银行盈利空间。2001年9月,人民银行下发了《关于提高再贴利率的通知》,将再贴现利率由2.16%提高到2.97%,提高了37.5%。这项举措减轻了人民银行的再贴现压力,但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1)银行和企业办理票据业务的积极性明显降低,票据市场业务量因此萎缩。随着市场的发展,票据贴现市场上已初步形成了以再贴现利率为基础,以市场资金供求关系决定的贴现利率,一般在3.3%—3.6%左右,这样对银行而言,其贴现和再贴现之间的利差收益只有0.33—0.63个百分点,考虑到贴现和再贴现过程中的各种交易费用,银行已基本无利可图。如果银行相应提高贴现利率,则一方面加重了企业的利息负担,不利于促进当前经济的发展,而且在另一方面也会导致民间票据市场的滋长,这在一些地区已经成为现实。(2)再贴现率作为一种货币政策工具,对整个金融市场的利率具有指导效应,提高再贴现率意味着中央银行在紧缩银根,这与目前我国支持扩大内需,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相矛盾。2002年2月21日人民银行再次下调存贷款利率,唯有再贴现利率没有下调,从而进一步缩小贴现率与再贴现率之间的利差,票据市场利益决定机制再次受损。
3.苛求的金融监管:挤出票据风险的同时也挤出了票据信用。有效的金融监管对规范票据经营行为、防范票据风险至关重要,但过于苛求的金融监管同样会对票据业务的发展形成负面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由于信用体系不健全,作为信用基础的商业信用并不发达,实践表明,票据业务以商品交易为基础,以真实票据为前提,对引导和规范商业信用,将分散的商业信用引导到银行信用轨道上,从而“倒逼”商业信用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近年来人民银行以金融监管工作为重心进行机构调整后,监管部门不断加大检查和处罚力度,严厉打击各种无真实贸易背景的票据业务和贴现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等违规行为,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此举对防范信贷风险起到一定作用,但在目前商业银行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责任和利益的不对等的情况下,必然影响到商业银行开拓票据业务的积极性,从而阻碍票据市场的快速发展;这种将票据贴现资金等同于信贷资金严禁入市,过分要求银行保证企业贴现资金专款专用和全程管理的做法既有悖于票据的抽象性也不切合实际,苛求的金融监管在挤出票据风险的同时也挤出了票据信用。
二、中国票据市场发展的前提:放松管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金融改革如火如荼,金融监管主体不再墨守成规,而是积极顺应世界经济金融发展趋势的客观要求,不断进行金融改革,如美国对商业银行和存款机构的放松管制,日本近年连续推出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等,这些改革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放松管制。从我国情况看,严厉的金融管制对票据市场的发展已经形成瓶颈,制约着市场扩容和功能提升,我国票据市场要摆脱目前的困境和取得进一步发展,从管理层面上来说,应及时适度放松管制。
1.放松票据市场利率管制,适应市场化需要。目前贴现的市场利率在3.6%左右,这是由市场供求双方根据银行贷款利率决定的,反映了以票据贴现方式获取资金应付出的成本。银行作为资金供给方,如果提高贴现利率,则企业的资金需求必然减少,这意味着银根紧缩和票据市场发展受阻;如果不提高贴现利率,则银行几乎没有盈利空间。为加快票据市场的发展,同时给商业银行一定的盈利空间,人民银行有必要降低再贴现利率,对再贴现率定位应由市场供求双方决定,适应市场化需要,而不能由单方确定,另一方被动执行。
2.放松票源管制,取消对银行承兑汇票5%的比例限制。银行承兑汇票的需要量是由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易价值量决定,或者说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与银行存款余额并无必然的联系;通过5%的比例限制以期达到降低风险的做法既缺乏科学依据和实践佐证,而且比例明显偏紧。目前我国的票据市场还不发达,银行承兑汇票总量占GDP之比还相当低,说明经济发展对这种信用形式的需求还很大,必须鼓励企业在商品交易中使用银行承兑汇票,支持和引导商业银行发展票据业务。目前银行承兑汇票业务中出现了一些违规和风险问题,有商业银行原因,有企业原因,还有管理制度不适原因,这些问题通过完善票据业务管理规章、制度,加大事后监督可以得到解决,客观存在的风险比信贷风险小得多,基本上可以控制,对银行承兑汇票进行比例限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的和控制风险。
3.放松金融监管,创新监管理念,为票据市场发展创造宽松的环境。金融管理当局为了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正常发展,通过法律、法令对金融机构实行管制是很有必要的。通过监管,维持金融业的稳定来保持国民经济的发展,保障社会经济效益的最优化,这是金融监管的最终目标;同时,处在金融监管的环境中,银行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在市场竞争和金融管制的夹缝中求生存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实。显然在一个过于苛求的监管环境中二者要达到本论文由整理提供平衡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有一个高效、宽松的市场环境。对当前的票据市场来说,完善、发达的市场对经济金融发展起到很好的推动作用,尤其是作为资金需求者的企业创造了融资便利,由此形成很好的社会经济效益。从目前情况看,过于苛求的金融监管与票据市场的现实发展需要并不吻合,实际上破坏了市场平衡,导致交易量萎缩、企业融资难度加大,社会经济效益因此受损,必须放松过于苛求的金融监管,实行适度监管,为票据市场的新一轮发展和质的提升创造宽松的环境。鉴于我国票据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的实况,应树立边发展边规范和在发展中化解风险的理念,切不可采取苛求监管的做法,以致在挤出市场风险同时将信用也挤出。
三、当前中国票据市场的金融创新思路
关于金融创新的成因,经济学界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金融机构的内在需求,即金融机构为追求潜在利润而进行的金融创新;另一种解释认为是外在供给所致,即金融机构为逃避金融管制、规避风险进行的金融创新。纵观我国票据市场,金融机构将票据业务作为新的利润增长点,同时外在环境又存在严厉的金融管制,票据创新的内在和外在诱因均具备。无论哪种原因,金融创新无疑会起到积极的建设性作用,充分发挥票据市场融资、信用、宏观调控、降低风险的功能,使票据市场摆脱目前的低迷和困境状态,推动票据市场的发展。
(一)放松对银行承兑汇票必须具有真实性贸易背景的苛求,将其作为融资性票据发展
融资性票据与真实性票据相对应,是指没有真实商品交易背景,纯粹以融资为目的的商业票据。票据在承兑、贴现过程中不强调具有真实贸易背景则意味着这种票据就是融资性票据。它在本质上是一种类似于信用放款,但比信用放款更为优良的融资信用工具。之所以进行融资性票据业务创新,不强调真实性贸易背景,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发展要求我国进行融资性票据业务创新。随着世界经济金融的发展,西方国家早已抛弃真实票据要求(即现在我们强调的真实贸易背景票据),企业凭借自己的信用度来发行商业票据已成为基本的票据融资形式。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融资性票据市场已经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美国的商业票据市场和欧洲票据市场的主要交易工具都是商业票据,这种商业票据不要求具有真实性贸易背景,企业仅凭信誉就可以签发,是一种纯粹的融资性债务凭证。这些经验和做法为我国发展融资性票据业务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借鉴,随着我国加入WTO后中外资银行竞争的加剧,中资银行迫切需要开办融资性票据业务。
2.我国经济金融转轨为融资性票据业务创新创造了适宜的外部环境。我国一直未主张发展融资性票据主要是受限于1995年制定的《票据法》,而当时中国面临特殊的经济形势,通货膨胀达到了顶峰,整个社会信用、经济秩序混乱、社会乱办金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开始实施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经过6年经济转轨,当时的通货膨胀已转化为现在的通货紧缩,国内商业银行的贷款发放也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出现被动收缩,近几年一些银行的新增存贷比连50%都没有达到。而且票据市场已经走上稳步快速发展轨道,在这种情况下,从试点开始逐步开放融资性票据业务就具备了较好的外部环境。
3.融资性票据在我国已经有现实的需求和基础。尽管有关法律对融资性票据进行了限制,但实际上由于我国融资工具缺乏,银行承兑汇票已经常被作为融资工具使用。根据监管部门对票据业务检查,商业银行已经采取开新票还旧票、超商品交易金额签发银票等多种变通方式,对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出票人签发银行承兑汇票,这实际上是使用融资性票据。尽管监管部门对这些违规行为进行严厉管制,但效果不佳;同时在一些地方的民间票据市场上,融资性票据业务也有较大的发展。这说明融资性票据在我国已经有较大的需求和现实基础。
4.发展融资性票据可以节约监管成本。目前监管部门对已经有着较大需求和现实基础的融资性票据业务主要采取了防堵措施,事实证明此措施效果不佳,票据“违规行为”屡禁不止,而且花费较高的监管成本,包括信息收集成本、监督检查成本等直接成本,还包括过度监管带来负面效应形成的间接成本,也就是在挤出票据风险的同时也挤出了票据信用。在这种情况下开办融资票据业务,通过科学的制度安排,加强引导和规范,有效控制风险,无疑能够有效降低监管成本,同时有利于中国票据市场的长远发展。
5.融资性票据更符合票据无因性特征。票据是一种无因的债权凭证,票据的原因作为其基础关系同票据上的权利、义务是分离的,当债权人持票据行使票据上的权利时,可以不明示其原因,只要占有了票据,就可以向票据所记载的债务人请求票据表示的金额。从这点上说,过分强调票据真实性贸易背景以及严格审查票据的原因关系与票据的无因性特征背道而驰;不强调真实性贸易背景的融资性票据则更加符合票据无因性特征,也更能遵循票据演变发展规律。
如同其他金融创新一样,融资性票据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工具,在对金融市场乃至整个社会经济带来富有建设性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存在着负面效应,其中最大的问题亦即推行融资性票据最大的障碍就是创新带来的风险。当然这种创新本身会使金融机构资产结构优化,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但这并不意味着消除了风险,相反发展融资性票据在减少风险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风险。因此必须做好配套措施,强化对融资性票据的风险控制。可采取的措施包括:
1.分阶段逐步放开融资性票据,在区域信用环境较好的地区先进行试点,积累相关经验后由点到面,逐步推广。目前运作成本较低的方案是直接将银行承兑汇票“改进”为融资性票据,即选择一些资信情况较好、经营状况正常、现金流量稳定的大型企业进行试点,不再强调其签发的单笔票据的真实贸易背景;然后推广到效益好、信誉高、管理规范的中小型企业;最后是建立专业性的商业票据发行公司和规范的票据交易所,通过严格控制票据再贴现,鼓励转贴现和票据转让行为,活跃和培育规范、高效的融资性票据市场。
2.实行“一户一行”管理制度,企业只能在一家主开户行银行签发融资性银行承兑汇票,这家银行就是企业的管理行,管理行对企业开票情况进行监控,尤其是对开票限额进行控制:(1)销售收入控制法,要求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余额不超过上年销售总额的一定比例,从实际情况看,生产型企业通常应在上年销售收入的1/5以内开票;流通型企业按上年销售收入的1/10控制。(2)资产负债控制法,要求签发银行承兑汇票额与企业其他负债之和要小于企业资产总额,其资产负债比率须控制在85%左右。(3)现金流量控制法,从企业现金流量管理中寻求合理的经济评判标准与监控机制,通过分析和掌握其现金流量,正确评价票据融资的偿债能力和资金周转能力,使票据融资保持在可以控制的安全性、流动性和风险限度以内。应该说这一评判标准较具科学性,因为票据融资的基本功能在于满足企业短期资金流动性需求,通过分析现金流可以预测一个企业未来某个时期的现金回流情况,以便确保票据融资如期得到偿付。
3.银行在签发和贴现银行承兑汇票时必须如实逐笔将其录入到信贷登记系统中,由于信贷登记系统所有信息共享,当企业签发票据与其现金流量不对称时,银行可以停止对该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
4.建立票据融资企业退出机制,约束企业严格守信,对出现银行到期垫款的融资性票据的情况,由监管当局采取警告并勒令还款、黑名单通报直至取消票据融资资格的处罚,淘汰劣质企业,净化市场环境,有效降低市场风险。
(二)应大力推进商业承兑汇票的发展
商业承兑汇票作为一种便利的结算和融资工具,在发达国家的信用制度乃至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起到很大的支撑作用。在我国,商业承兑汇票发展缓慢,基础薄弱,市场规模偏小,主要原因在于社会信用环境不佳,企业逃废债较严重,企业信誉度很低,加上市场缺乏企业以外的强力推动,这些因素使得由企业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很难得到社会认同。事实上,从我国当前经济金融发展形势以及票据市场现状看,扩大市场规模,大力发展商业承兑汇票相当有必要:(1)商业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石,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商业信用不发达使得信用发展不是遵循由商业信用向银行信用演进的自然过程,而是由银行信用反推商业信用的发展。当前通过发展商业承兑汇票这一载体将对商业信用的发展起到助推作用;通过授予企业商业承兑汇票签发资格形成一种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逐步改善社会信用环境。(2)签发商业承兑汇票的成本较低。与银行承兑汇票相比,商业承兑汇票仅靠企业信用就可以签发,它不需要企业到银行三番五次申请,也不需要向银行交纳保证金、手续费,企业花费的成本较低;另一方面,商业承兑汇票主体较简单,通常只有一对主体,信息容易获取,银行监管较方便,管理成本相应降低。(3)银行能够通过商业承兑汇票业务操作盈利。商业承兑汇票签发后,银行可以对其进行贴现、转贴现,还可以申请再贴现,这无疑能够增加银行的贴现收入。(4)企业自身也愿意使用商业承兑汇票,不仅能获得融资便利和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而且能提高资金利用率,支持企业加快发展,还可以树立企业形象。因为企业一旦获得签发商业承兑汇票资格,首先意味着企业拥有一笔很大的无形资产,说明企业形象、信誉度非常高,这对企业的发展相当有利。(5)商业承兑汇票签发的安全度较高。与融资性银行承兑汇票不同,商业承兑汇票的签发必须强调真实性贸易背景,主要原因在于:商业承兑汇票主要以企业信用作保证,而企业信用尚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通过要求真实性贸易背景限制可以大大降低这种不确定性,排除恶意融资行为;而且,商业承兑汇票简单的流转关系,使真实性贸易背景要求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基础,管理层很容易进行监测和控制,商业承兑汇票必须具有真实贸易背景要求才能有效提高票据签发的安全度。
我国商业承兑汇票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主要由人民银行推动,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难题主要是如何规范管理和防范风险。实践证明,通过金融创新进行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达到有效控制风险的目的。这些创新性制度安排包括:(1)推荐制度,企业的主开户行对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推荐,为人民银行选优企业提供参考。(2)评级制度,人民银行认定的权威性评估公司对待选企业进行评级。(3)公示制度,由人民银行对候选企业名单在银行系统进行预公布,广泛征求各方意见。(4)审批制度,人民银行对候选企业的资格进行严格审查。(5)管理行制度,企业的主开户行为管理行,监控企业的开票及承兑情况,对企业签发的商业承兑汇票办理贴现和转贴现,用银行信用弥补企业信用的不足,为推动商业承兑汇票业务的发展提供保障。(6)公告制度,在新闻媒体上公告,列出企业和管理行名单、商业承兑汇票承兑额。(7)检查制度,人民银行对签票企业及管理行的业务开办情况进行现场检查,纠正违规行为。(8)评先制度,定期评选商业承兑汇票优秀管理银行和优秀企业,实行正向激励。(9)淘汰制度,每年对商业承兑汇票业务开办不佳、到期未能及时兑付、超限额超期限签票以及签发无真实性贸易背景票据的企业,列入黑名单,吊销签票资格。
通过以上制度创新,解决了票据市场上两个极为关键的问题:(1)信息不对称问题。通过推荐制度、谈话制度、公示制度、公告制度的推行,银行可以获得企业的生产经营情况和信用情况,企业借助于管理行可以了解签发商业承兑汇票企业的有关信息,从而大大减少签票企业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机会,有利于票据市场的健康发展。(2)风险分摊问题。签票企业通过管理行制度、淘汰制度,受到相应的约束和管制,承担到期不能兑付就退出市场的责任,但企业通过签发商业承兑汇票增加了一笔无形资产,同时降低了资金成本;管理银行投入了人力、物力和财力,对企业进行监测管理,但获得了票据贴现的利息收入,权责对称;人民银行对企业进行审查和管理,进行市场准入,要花费成本,同时承担一定的政策风险,但通过推行商业承兑汇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因此商业承兑汇票的市场风险和收益实现了高水平的对等,较好地解决了风险分摊问题。超级秘书网
(三)建立票据专营公司
所谓票据专业公司,就是专门从事票据市场交易的法人公司。一般来讲,票据经营大约有四种运作模式:柜台交易模式,就是银行设一个票据交易的柜台;专营窗口模式,就是银行开辟专业性的票据业务窗口;交易所模式,就是建立经纪人共同交易的场所;票据专营公司模式,就是建立法人公司,专业从事票据市场交易。从实际来看,前两种模式我国都已经实行,但成效并不理想。设立交易所则需要标准化的金融产品,以商品交易为基础的承兑汇票,难以满足金融产品标准化的要求。从英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发展经验来看,票据专营公司是一种较好的可行模式。
从我国来看,由于目前票据市场发展存在多重的制度性缺陷和阻碍,成立票据专营公司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有利于解决我国票据市场发展存在的制度性问题。票据专业公司作为高效率的机构,可以加大票据市场拓展力度,促进业务的发展,提升市场规模;有利于防范票据业务经营风险,实现票据业务的市场化和规范经营;有利于形成票据市场发展的本论文由整理提供竞争机制和创新能力,为我国票据市场的形成发挥孵化器的重要作用。票据专营公司由中国人民银行进行监督和管理,采取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形式组建,实行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管理体制,参股单位可以是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集团。业务活动范围包括:(1)对企业办理商业票据的承兑和贴现;(2)对金融机构办理商业票据的回购和转贴现;(3)与金融机构开展商业票据的买卖;(4)办理短期信用票券质押;(5)受托办理企业的短期债券的发行和还本付息;(6)提供短期票券投资和融资的信息咨询服务;(7)充当票据市场票据交易的中介;(8)为企业和金融机构提供票据鉴定服务等。资金来源可以为自筹,或通过再贴现、回购等方式向人民银行进行短期资金融通,也可以向商业银行进行同业拆借,还可以持有未到期票券作为抵押向商业银行申请短期贷款。
参考文献
二、金融危机下对公允价值的质疑
美国的一些银行家、金融业人士以及国会议员指责公允价值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认为金融资产和负债按照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在市场大跌和市场定价功能缺失的情况下，导致金融机构过分的对资产按市价减记，低估了金融资产的真实内在价值，且加速了金融资产价格的下跌。由于巨额亏损和资本充足率下降，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大资产抛售力度，对加重金融危机推波助澜。
10月，60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写信给sec，要求暂停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他们认为失灵的市场常常意味着没有什么价格可以作为基准来盯住，如果银行不必按照市值来给资产定价，金融危机就会慢慢消退。
三、公允价值对金融机构的影响分析
（一）公允价值如实反映市场波动所导致的金融机构经营业绩的波动
当市场处于非理性繁荣状态时，金融机构手中持有的大量以公允价值计价的金融工具价格也随之飙升，从而产生巨额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反之亦然。以a股市场为例，-，我国金融机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剧烈起伏（见表1），而公允价值在其经营业绩中又占较大比重，如，海通证券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占当年度净利润之比为19.44％，中国平安达44.19％，中信证券和中国银行分别为24.74％和27.15％。因此金融机构的经营业绩也随公允价值剧烈波动。
不能因此而断定是公允价值的引入引起了金融机构业绩异常波动。客观地说，由于公允价值对利率、汇率、税率和资产价格的波动相当敏感，公允价值能够揭示市场变化所导致的金融机构经营业绩的波动。
（二）公允价值还可能缓和金融机构的业绩波动
以交易性金融资产为例，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的要求，交易性金融资产必须以公允价值作为计量基础。公允价值在各个资产负债表日的变动必须计入公允价值变动损益，待出售时再转为投资收益。因而出售时确认的损益对当期的影响将明显小于按历史成本计量的影响。即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通过多次而不是一次反映收益，缓和了经营业绩的波动。
（三）公允价值并非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sec应美国参众两院的救援法案要求，就公允价值对金融业的影响进行了全面研究，12月30日提交了题为《studyonmark-to-marketaccounting》的研究报告。明确认为公允价值并非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真正原因是信用衍生产品投资巨额损失、金融资产信用质量不透明以及贷款方市场信心严重缺失。该报告赞成会计界关于公允价值会计让投资者认识到银行资产负债表的真实情况的观点。
四、公允价值计量属性是目前经济环境下的必然选择
（一）公允价值的产生背景
20世纪70年代，美国会计界和金融界一直对金融工具，特别是衍生金融工具的确认、计量和披露等争论不休，从而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历史成本计量属性的严重缺陷，进而怀疑财务报告信息的相关性。由此产生了公允价值的概念。80年代末的美国储蓄及贷款危机促使fasb广泛推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90年代后，衍生金融工具产品的大量出现及随之而来的金融风险，使公允价值成为其唯一被正式认可的计量属性。
9月，fasb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统一了公允价值的涵义和计量方法。接着又于2月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9号——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选择》，强制美国公司尤其是银行和金融机构使用公允价值计量特定的金融资产和负债。
（二）公允价值的科学性
决策有用观认为，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主要是外部的利益关系人，会计信息应当对其决策有用。公允价值是现行交易中的估计价格，它立足于当前的交易价格，是最贴近资产和负债真实价值的价格信息。从本质上讲，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符合决策有用观的要求，能够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因此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这主要是因为公允价值计量有以下优势：
1、能使相似的资产或负债项目产生相似的确认、计量结果，使不同的项目出现不同的结果，增进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2、能如实反映现行条件下与资产相关的预期经济利益的流入，或与负债相关的预期经济利益的流出。
3、既能如实地反映继续持有决策对业绩的影响，又能如实反映取得或处置决策对业绩的影响。
4、可以比较容易地反映大多数风险管理战略的影响，有助于风险识别与管理。
5、能够较好地满足资本保全尤其是实物资本保全的要求，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三）金融危机后公允价值的广泛引入仍是大势所趋
fasb于10月了一项解释公告，进一步阐明按市值定价的会计准则，该解释公告允许金融企业对部分流动性较低的资产以高于这些资产当前售价的水平进行定价，这并未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取消按市值计价的会计准则。
11月11日，在由美国特许金融分析师提交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一份调查报告中提到，公允价值不是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对于金融市场的信用至关重要的公允价值应该保留下来，并建议加强公允价值相关信息的披露。
，sec副首席会计师stephanie hunsaker表示“sec最近完成了由国会委托的对公允价值会计的研究，该研究认为公允价值会计不应被暂停使用，但需要进一步改进。”
五、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问题
（一）公允价值难以体现其公允性
公允价值的应用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1、存在活跃市场的资产或负债，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
2、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参考熟悉情况的交易并自愿交易的各方最近进行的市场交易中使用的价格或参照实质上相同的其他资产或负债的当前公允价值。
3、不存在活
跃市场，且不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应用估值技术等确定资产或负债的公允价值。就第一、第二层次而言，有时市场价格并非由于市场自身的原因而上下波动，据此确定的公允价值并不具有公允性，很难真实公允地体现产品的价值。而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认定，是建立在合理的主观判断和准确可靠的估值技术基础之上的，鉴于无法保证主观判断的可靠性，估值技术也存在误差，第三层次的公允价值计量结果同样未必公允。
（二）公允价值的可靠性难以保证
公允价值的确定依赖于活跃的相关资本市场，然而当市场环境动荡不安时，市场交易价格会大幅波动，从而影响信息资源及时准确的获取。如果不存在相关资产的活跃市场，则运用现值技术等估计，但如果未来现金流量及折现率的信息都很缺乏，公允价值的判断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现值的主观估计成分较大。公允价值的可靠性难以保证。
（三）公允价值计量的实际操作难度大
多种多样的金融衍生产品增加了市场环境的不确定性，加大了公允价值的弹性空间，增加了获取公允价值信息的难度，特别是许多没有相关市场价格的金融工具，其公允价值更不易确定，需要运用现金流量折现法来对公允价值进行估值。而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点以及折现率的选择等也是不确定的，在计量操作上同样面临着很大难度。
（四）公允价值的计量具有顺周期效应
公允价值的的顺周期效应，是指市场利好时，以公允价值计量的金融产品在利润表上显示大量浮动收益，价值高估。诱使各大企业管理层滋生片面乐观的情绪，进而诱使股东增添超额利润的冲动；而一旦经济下滑，相关金融资产价值看低，价值低估，金融机构要提高减值准备，这势必会影响金融机构的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率水平。
六、规范与完善公允价值计量及披露方式
（一）规范公允价值的运用范围和确定标准
1、明确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范围。《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活跃市场中的报价应当用于确定其公允价值。”而对于非金融资产、非金融负债，其公允价值如何取得，准则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为防止价格操纵导致的公司利润管理、公允价值会计信息失真，应明确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的范围。
2、规范公允价值确定的标准。对于已经存在活跃、公开的交易市场的，应由国家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明确其中符合公允价值确定标准的市场，其交易价格可以直接使用，形成相对统一、标准的公允价值信息；如需运用估值技术确定的，由相关部门指定研发机构，制定标准的估值模型系统，集中采集有效的市场数据，同时简化系统使用者所能调控的要素，以降低主观因素对估值的影响。
（二）完善公允价值披露模式
市场失灵时，公允价值计量会使资产价值偏离而不是公允。而历史成本有其优势，应该综合利用历史成本的更具可靠性与公允价值的更具相关性的特点，使两者有效结合，实施历史成本、公允价值等计量基础并用的计量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