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后的今天，货币问题与金融问题依然是世界经济问题的焦点。发生经济与金融恐慌的频率和烈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恐慌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与此同时，中国CPI的持续高涨和股市的长期低迷形成了鲜明对比。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金融领域尤为明显)正面临近年来最严峻的考验。如何设计打开世界恐慌的名案，仍然是摆在所有经济学家面前的首要问题。
现代金融危机的复杂性，是由世界各国不断展开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深化活动造成的。对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这是一个金融现代化的过程，但在另一个意义上，这同时也是它们融入世界金融体系，陷入复杂性危机的过程。自19世纪后半叶开始，中国已经踏上了金融现代化的道路，一百多年来金融界的兴衰起落与成败得失，也尽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了。在20世纪早期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马寅初先生说过:夫思想为百世之根本，某主义之兴衰，某政策之适否，群众之思想如何，最能左右一切。;;z}}思想史的角度考察民国金融体系，或许更能反映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问题的本质和根源。
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渊源结构可借助两个纬度来廓清:一是历史场景下的金融思想演进;二是横截面意义上的金融系统构建。
二、一个基调和两种主义的历史流变
金融思想的产生、发展与推广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经济条件和社会环境而独立演进，必然遵循一定的客观历史规律。张亚光(2008)指出:无论是民国金融出版物发行的总体趋势还是外国金融出版物的传播情况，它们所折射出的金融思想轨迹都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金融思想的发展是建立在既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制度之上的。没有20世纪30年代民国经济的黄金岁月，没有民国元年以后大力倡设的金融学高等教育和社会化职业教育，就不可能恰好同时出现金融思想井喷式的传播。金融思想的发展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历史特征。银行问题由热到温，货币论争从未停息，金融手段日趋多样，每一段时期的金融思想都有所侧重。然而，在纷繁复杂的金融思想背后，是一个基调之下两种主义的斗争和演变。
(一)以发展为导向的金融思想的断裂和延续
民国金融思想演变的基调是以发展为导向。纵观民国金融史及金融思想史，发展始终是所有爱国人士(包括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实业家共同的目的和心愿。从孙中山的实业救国到张窖的棉铁主义，从历次币制改革到农村合作运动，金融在民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要发展，须发达工商，要发达工商，须发达资本，要发达资本，须发达金融。自辛亥革命之后，除民国后期官僚资本垄断金融大肆掠夺造成的断裂之外，金融活动一直在为中国发展而自强努力。
在城市，各商业银行积极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加强管理制度建设和金融创新，在不断壮大实力的同时塑造了良好的社会声誉;在农村，爱国知识分子深入田间地头，宣传发展现代信用合作组织。传统金融机构尽管弊端甚多，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着农民调剂余缺的需要。 对历史传统的传承是无法割裂的，金融思想和制度同样如此。目前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民国金融体系的继承。例如1949年之后的中国银行几乎延续了解放前整套的人员的组织机构。④除了受意识形态影响在经营业务上有所区别之外，其余并无更多的差异;信用合作社这种民间金融互助组织，在建国后也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成为新中国三大合作社之一⑤。甚至1986年组建的中国交通银行，也不再回避其前身可以追溯到1908年的历史事实。
近百年来，尽管受到某些特定历史事件的冲击，金融思想的发展基调在总体上是延续的。 (二)自由市场与政府垄断的对立和再现
两种主义分别是自由市场和政府垄断，杜询诚以1927年为界将民国金融制度钉上了这样两个标签。更进一步地，自由市场和政府垄断代表了古典主义以来的两种经济思潮，前者是经济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的体现，后者则是国家干预主义在金融领域的体现。 事实上，民国初期的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更多的是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政府权力不足而形成的。这一时期民国经济处于原始的金融自由化状态。由于政府经济操控力量薄弱、没有建立完备的中央银行制度，金融市场管制较为宽松，一方面容易受内外部冲击引发金融恐慌，但另一方面也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当时经济自由主义得到极大张扬，很难想象，在民国后期还会有中国银行不执行政府停兑命令的情况出现。
然而政府垄断背后的国家干预主义有着更强大的历史传统和思想渊源。近两千年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制度中流行的是国家本位主义。高度集权的封建治国理念强调一切社会活动都应当受到国家政权的控制，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活动更是如此。在这一逻辑下，从汉代的轻重之辨开始，中国社会经济伦理中很早就确定了国家对于经济干预的合理性。实际上，即便在经济自由主义盛行的西方国家，国家干预主义也有一定的市场。希克斯在分析市场产生时指出:在市场所在地聚集在一起就是一种集会;每种集会都有潜在的危险。这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最初原因，这说明政府为何要三令五申地坚持将开市必须经过某种特许。勺0世纪20年代，金融体系不统一为经济发展制造了很大障碍，加之蒋介石早期深受苏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影响，种种因素促成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金融制度迅速转化为政府垄断型。
金融制度由自由市场型转向政府垄断型，对民国金融的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在政府垄断下，银行主导型的金融制度慢慢变质，中央银行实力日益膨胀，普通商业银行逐渐衰落，最终形成了四行两局一库的官僚资本金融格局。但是政府并没有垄断一切，它只垄断了自己需要的那一部分利益。面对处于破产边缘的农村经济和深受通货膨胀之苦的百姓，强大的政府垄断在此时却消失了。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对商业银行的疯狂挤轧和对民生的漠视，直接导致了民国后期经济的彻底崩溃。
根据现代金融发展理论，政府垄断的金融制度往往会导致金融抑制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在于金融深化，回到自由金融市场制度。历史总是耐人寻味的。如果以金融抑制作为标尺回顾近百年来的中国金融历程，可以发现这段发展历史正好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形结构。也就是说，民国后期的政府垄断型金融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延续，金融抑制现象仍然存在，至今还未抹平。所不同的在于，上一次自由市场型金融制度的出现是政府无力控制的，而现在逐渐松动的金融改革则是政府有信心操动的。三、民国金融思想的系统结构
(一)环境与社会变革导致新旧金融思想的碰撞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至少对于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是适用的。布罗代尔(1958)认为:只有长时段现象才构成历史的深层结构，构成整个历史发展的基础，对历史进程起着决定性和根本的作用。历史学家只有借助长时段的观点，研究长时段的历史现象，才能从根本上把握历史的总体。因此，研究民国金融思想史，必须考虑较长时期内的自然、社会环境变迁，这是一切思想传统传承或擅变的根本渊源。比如，近代民间金融组织的衰落，由长时段的视角能够得到最有力的解释。
辛亥革命之前，传统金融组织仍然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占据着城市小商业和民间金融的主要地位。而外资银行发展迅猛，尤其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逐渐处于上风。这一时期，双轨体现为本土传统金融与西方新式金融两种模式的并存和冲突。在代表先进发展方向的西方新式金融面前，传统金融组织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并思考如何应对;民国成立以后，民族金融业取得长足进步，尤其是华资商办银行迅速崛起，收复了相当比例的金融控制权。这一时期，中西方金融模式的矛盾逐渐淡化，金融制度的双轨性更加复杂，体现为多个层面:银行与钱庄的双轨，银两与纸钞的双轨，城市金融与民间金融的双轨，现代金融机构与旧式金融机构的双轨。在本质上，是传统金融思想(信用思想、理财思想)与现代金融思想的双轨。各种矛盾在冲突对立中并存和发展，最终，以1935年法币改革成功为标志，现代金融制度初步确立，民国金融制度与思想的二元结构趋于弱化。
(二)金融出版物和金融学教育是金融思想的直接来源
淦释学和后现代史学对思想史的研究影响甚大。葛兆光认为: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历史记忆不仅是回忆那些即将被遗忘的往事，或是遗忘那些总是会浮现的往事，而且是在淦释中悄悄地掌握着构建历史、改变现在以控制未来的资源，各种不同的文化、宗教、民族的共同体，都是在溯史寻根，也就是透过重组历史来界定传统，确定自我与周边的认同关系。这种认识，与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移和科林伍德把思想史作为唯一的历史砂的观点并无不同。
既然思想史是一门接近于淦释的学问，文本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思想史的研究者要对流传下来的文本进行淦释，而这些文本本身已经包含了当时作者对文本内容对象的淦释。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是应当肯定的。要想真正的理解文本的含义，必须谨慎地剥离掉覆盖在文本上面的一层又一层的淦释外衣。因此，思想的载体和传播路径对研究思想史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
民国时期著名经济学家唐庆增指出:在昔中国研究经济事物者，仅限于少数哲学家政治家手中，普通人士，对此殊少贡献，甚至为在上者所压迫，其思想无由表现;时至今日，民意大昌，且确能操纵有极大之影响，职是之故，研究今年估计思想史者，对于一切传播知识之机关，如新闻纸杂志宣传品一切，亦应予以相当之注意。穆这段话具有相当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直接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指向了一切传播知识之机关。，，
张亚光(2008)对有关金融出版物的总体分析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各界对于金融概念由浅入深地认识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当时金融思想蓬勃发展、广为传播的盛况;公而外国金融出版物的数据情况则指示出民国金融思想不断演进的外在动力，并且表明这种外在动力对于当时金融思想的发展有着极为关键的作用。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思想乃从教与学中而来。任何一种思想的性质和倾向都有其产生的微观环境。民国金融思想的发达，离不开大学、研究机构的正规金融学教育，也离不开社会化的平民职业金融教育。就学院派而言，一方面是金融学科的建设与完善为传播和发展现代金融思想创造了良好的平台，另一方面是金融学科的繁盛与金融学者的学术贡献交相辉映构成了近代金融思想的基本图景。此外，西方金融思想的引入以及经由正规金融学教育的传播对金融思想启蒙的意义尤为重大;就实业界而言，社会化的大职业教育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式金融机构封闭式的培训教育传统，为广大青年提供了学习金融技能、进入金融业发展的机会，极大地促进了现代金融理念的扩散。
金融与发展的关系是民国金融思想的主题
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开创者赵靖先生认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发展思想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发展途径和发展的政治前提。移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束缚在民族资本主义身上的封建枷锁被打破，发展的政治前提得到暂时解决。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着重研究发展途径等实用问题。正如夏炎德在《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中所指出的那样:民国时期，纯理经济学在中国至今还未见有自创的出现，一般经济学著作，大多系编译或转述的性质，无足深论，而论述现实经济情况的改进与创造的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造思想，则远较为重要，因为这些思想对于国计民生的解决可得到直接的帮助。
在所谓的社会经济学或国民经济改造思想中，金融思想处于极为显要的地位。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识到，金融是当时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围绕金融与发展问题，民国学者作出了大量极富开创性的贡献:吴景超的资本形成思想、徐沧水的金融中心思想、张辑颜的恐慌周期论和扩充筹码论、周宪文的驳通货膨胀复兴农村论以及章乃器等人的信用扩张论都深刻触及到落后国家寻求发展的核心问题，许多研究都领先于后来在西方兴起的发展经济学。
西方发展经济学框架内与金融有关的思想流派主要包括:金融资本理论、金融创新理论、金融市场理论、金融发展理论、通货膨胀理论、金融危机理论等。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对金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分析范式、政策含义等方面都有所不同，但基本的观点是一致的，即认为:金融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而决不仅仅是一层货币的面纱。这与上述许多学者对金融的看法十分相似，而且这些学者所提出的各个领域中有关金融与经济发展的思想，在后来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中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体现。
(四)银行主导是民国金融制度思想的主要方向
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是金融制度的基本功能，采取何种方式完成这一转变是判定金融制度类型的主要依据。现代金融制度主要有市场主导型和银行主导型两种，民国时期属于较典型的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
原因在于，封建时代中国经济的主要方面是以自给自足为主的小农经济，民间金融活动大多是临时的、消费性的借贷关系，难以产生扩大资本流动的大规模金融创新活动。因此，旧式金融机构基本上是以储蓄、汇兑、调剂生活资金业务为主的钱庄、票号、典当等组织，并没有产生容纳生产性资本交易的证券市场。在向现代金融制度转轨过程中，这一传统被保留下来，形成了银行主导型的民国金融制度。资本市场有一定发展，但相当不充分，投机色彩浓厚，并未对民国经济产生关键影响。
中央银行是银行主导型金融制度的核心。自民国成立之初即出现关于倡设中央银行的言论，当时的主要思路是先国有，再转商办。1920年布鲁塞尔国际金融会议和1922年日内瓦国际会议召开之后，世界各国普遍设立中央银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纷纷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建设中央银行制度。曾经为民国政府拟定币制法草案的美国专家甘末尔还先后为秘鲁、智利等国设计过中央银行制度。随着南京政府在形式上统一全国，中央银行的制度环境得到改观，最终于1928年正式成立民国中央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首任总裁宋子文和副总裁陈行对中央银行的理解和定位是不同的，前者坚持维护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后者则强调中央银行推行纸币，解决财政的功能。著名银行家陈光甫与宋子文的观点十分接近，主张中央银行与财政应当分离，同时反对中央银行与普通银行争利。但在当时情况下，社会经济的凋敝和混乱急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银行实现经济统制。民国中央银行在复杂的历史条件中走向了集权垄断的方向。
中国自近代以来，民族工商业(包括农业)发展对资金的巨大需求与商业银行投机惜贷之间的矛盾，是民国中前期金融体系存在的重大问题。发展经济学的经典理论表明，落后国家的发展初期遇到的最大瓶颈就是资本匾乏问题。但是民国的商业银行并没有很好地完成调剂工商资本、促动经济发展的任务。许多商业银行具有强烈的投机倾向，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公债市场炒作，而不愿对民族工业提供资金支持，更不愿深入农村为农业生产提供融资服务。民国商业银行资本流向的错位，直接导致了民族工商业举步维艰、农村经济濒临破产的困顿局面。这种金融功能的扭曲，在茅盾的小说《子夜》中有多处翔实的描写。
(五)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的文化解释
金融创新是一个颇为宽泛的概念。广义的金融创新指的是整个金融领域里的新创造和新发展，既包括金融市场工具、金融结构的创新，也包括金融交易技术创新。扭关于金融创新活动的动因，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回答:
西尔柏(W.L.Silber)的约束诱导型金融创新理论认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寻求最大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性行为;卡恩(}E.J.I}ane)的规避性金融创新理论认为: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的交易成本创新理论认为: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有实际意义，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戴维斯(}S.Davies)、塞拉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银行史的作者张郁兰先生曾认为:研究中国银行业的历史，如果单纯从它的业务中来认识，这意义显然是很小的。从银行业的角度来认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性质，特别是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作用，其意义却是非常重大的，这就是本书的主要目的。忿由此可见，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解放后的学术著作极重视金融业与政治的关系，而不强调对金融研究的探讨。
随着学术研究氛围的松动和金融现代化程度的加深，对民国金融业的研究逐渐出现向业务领域拓展的倾向，尤其是对民国时期各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思想的讨论已十分多见。民国时期的商业银行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创新亮点，中国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近代著名银行在长期经营管理活动中各自形成了一些适合于自身特点的做法和规范，以西方金融创新理论的视角看，基本上都能够划入金融创新的范畴。这些金融创新活动，有的源自银行家超前的意识，有的源自社会环境的变动，也有的是在学习借鉴外国银行先进经验基础上经过本土化改造而形成的。约束诱导型理论、规避性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有关金融创新的西方理论都可以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但不能忽视的是，东方商业传统与现代金融相结合所产生的经营管理哲学，同样是推动民国商业银行进行金融创新的重要渊源。比如儒家典籍早已指出:天地之性人为贵母，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人本观念在民国金融业管理活动中居于十分显著的地位。
1932年黎明书局出版的《银行家银行员座右铭》(戴蔼庐译)和1934年世界书局出版的《金融界服务基本知识》(李权时、胡赞平等著)集中反映了民国时期的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在内部控制、个人修养、商业伦理等企业文化建设领域的努力，其中融入了大量儒家文化的训条和精神指导，对今天的中国银行业仍然极有借鉴价值。
除《银行家银行员座右铭》和《金融界服务基本知识》外，民国时期还有为数众多的刊物或著作涉及到金融机构企业文化、营销理念、服务哲学等层面的内容，如:1923年谢菊曾著有《银行服务论》;1928年某行发行内刊《励练集》;1933年费孟福出版《人寿保险招徕学》;1934年张家傲著有《银行行员的新生活》;1942年四川省银行总行推出《服务哲学大纲战时银行从业员》;1943年金源钱庄发行《金源钱庄第一届练习生毕业刊》;1944年谭荫槐著有《银行家与银行员》;1948年许桐华编制《银行行员手册》等扭。由此足以说明，民国金融业是相当重视企业文化建设的。现在流行的认为企业文化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观点值得商榷。 无处不在的民间金融
无论何种思想，其结构都应该是立体的。民国金融思想，既涉及集中于大城市的银行建设、货币改革等问题，也关注偏隅于农村的资金调剂、消费借贷问题;既包括完整的金融政策、法规、著作、论文，也包括散落于民间的金融意识碎片。
如前所述，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最大特征是求发展。民间金融也不例外。有经济学家指出:不管一个国家怎样穷，也需要这样的机构即金融机构:它使储蓄能够方便地、安全地进行投资，并保证其流向最好的用途。事实上，一国越穷，越需要有汇集国内广大群众和团体的储蓄，并将其用于投资的机构。霉但在民国时期的广大农村，贫困性消费十分突出，即:经济越落后，非生产性的借贷消费越发达。民间强大的信用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生产性资本的聚集，成为农村经济凋敝的重要原因之一。而缺乏资本的有效形成，正是落后国家之所以落后的根源。
针对落后国家农村资本匾乏的普遍状况，发展经济学家们曾提出一种农业信贷补贴的思路，即支持信贷供给先行的农村金融战略多。该理论的前提是:农村居民、特别是贫困阶层没有储蓄能力，农村面临的是慢性资金不足问题。而且由于农业的产业特性叫文入的不确定性、投资的长期性、低收益性等)，它也不可能成为以利润为目标的商业银行的融资对象。因此，为增加农业生产和缓解农村贫困，有必要从农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资金、并建立非营利性的专门金融机构来进行资金分配。
以信用合作为代表的民国农村金融运动，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农业信贷补贴理论的思想。根据该理论，为缩小农业与其他产业之间的结构性收入差距，对农业的融资利率必须较其他产业为低。考虑到地主和商人发放的高利贷及一般以高利率为特征的民间金融，使得农户更加穷困和阻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促使其消亡，需要通过银行的农村分支机构和农业信用合作组织，将大量低息资金注入农村。同时，以贫困阶层为目标的专项贷款也兴盛一时。倡导合作金融的侯哲葺等人是农业信贷补贴理论的主要支持者。然而历史表明，轰轰烈烈的农村建设信用合作川银行下乡等运动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合会、高利贷、典当等传统民间金融组织直到今天依然活跃于广大的农村地区。费孝通、曲殿元、杨肇遇等人的相关研究，科学地回答了传统民间金融组织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民间金融思想的另一个侧面是蕴藏于社会中下阶层的金融意识。这种民间金融意识如同一股暗流，无时无刻不在涌动，却很少浮现出表面，既可能与主流同向而行，也可能背道而驰。但无论如何，民间金融意识是金融思想中最不成体系却又最生动的组成部分。茅盾在《子夜》中借范博文之口对资本主义的金钱拜物教发出了强烈的控诉:为了金钱，双桥镇就闹匪祸了;为了金钱，资本家在田园里造起工厂来，黑烟蔽天，损坏了美丽的大自然;更为了金钱，农民离开了可爱的乡村，拥挤到都市里来住耀靛的鸽子笼，把做人的性灵泪没!;x金融思想史的研究，如果不忽略掉这样的声音，则善莫大焉。
四、结论
金融现代化是中国经济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近百年来，金融活动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推动力，也在经济思想史领域内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从13世纪的威尼斯到21世纪的伦敦、纽约，虽然各国金融中心的金融地位和功能发生了变化，但金融中心在全球经济贸易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却一直从未改变。以往已有学者对金融中心发展史的变迁和发展规律进行了总结和归纳，有按时间顺序对金融中心历史进行梳理的研究学者，如游碧蓉的《透视国际金融中心的百年变迁》；也有按功能类型对金融中心发展进行分类归纳的研究学者，如黄育华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考察与现状分析》。本文将摒弃以往的研究方法，脱离时间和空间带给金融中心的客观隔断，从影响金融中心发展变化的各项因素入手，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根据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通过对三要素在金融中心历史作用中的考评和梳理，分析金融中心的发展规律和趋势变化。
一、关于金融中心发展的研究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或“聚集效应”，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从金融聚集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中心的形成。
McGahey(1990)研究认为金融中心的发展和金融机构的选择通常考虑地区成本、金融人才、通信与信息技术、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等因素。其研究表明了金融全球化给金融机构的选择和金融中心的发展带来影响。
伦敦金融城（2005）的分析报告，运用指标数据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以技术型劳动力、管理能力、税收制度、政府责任和生活环境为评价指标，对伦敦、纽约、巴黎、法兰克福4个金融中心城市做了竞争力分析，运用量化的方法分析了金融中心发展中各项因素对其排名和竞争力发展的影响。
二、哲学三要素在金融中心发展史中的历史考评
1.哲学认识论中的三要素
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不同，笔者认为金融中心的发展可以通过哲学认识论中的三要素理解。根据哲学认识论，实践活动需要具备三要素，即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和实践环境，如图1所示。实践主体是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承担者，实践客体是主体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的指向对象。在实践的主体和客体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媒介即实践的环境要素，实践主体与实践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正是在实践环境这一传导媒介中进行的。从这一角度出发，在金融中心建设的实践活动中，实践主体是指服务于金融业，致力于金融中心发展活动的集体或个人。实践客体是指金融实践活动的指向对象即整个金融业，这里既包括金融业和金融市场，也包括金融服务机构。实践环境是指金融中心所处的自然地理、交通信息、城市生活等周边环境。可见，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三要素是金融中心发展过程中必备的三要素。
2.三要素在金融史中的体现――国际金融中心的案例分析
在金融中心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金融主体、金融客体和金融环境是始终伴随金融中心成败、发展的，其作用特点可以进一步概括为主体引导、客体推动、环境保障。
(1)金融主体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主体引导作用
金融主体是指致力于金融业发展、金融中心建设的集体或个人，以及人们的主观反应变化、动机、偏好和态度，同时也包括与个人行为、思想密切相关的文化、习俗等因素。在金融中心的发展建设中，主体因素决定了金融中心的发展方向，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
案例一：金融文化与金融产业的结合带来金融中心地位的不断提升
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习俗往往决定了该国金融功能的定位和金融建设的特点，影响到该国金融中心的发展。范恒森（2000）曾根据这种现象提出了金融文化的概念，即该种思想文化是通过人们在金融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和思想观念来展现的。在各国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苏黎世的金融发展真正体现了金融文化与金融产业的完美结合。
苏黎世地处欧洲中部，城市人口仅为30万被称为欧洲最小的国家，但苏黎世是瑞士的金融之都和商业中心，又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和黄金市场之一。这里集中了世界350家银行和保险机构，25%以上的世界的资产管理业都是在苏黎世进行的。这个欧洲最小的国家却拥有欧洲最大的财富，苏黎世人的成功与他们的民族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苏黎世乃至整个瑞士都具有忠诚而又严谨的民族文化和多元化、国际化的人文环境，这种良好的金融文化形成由来已久。古时的瑞士人为了生存多充当雇佣军人，为出身显贵的贵族和皇族保驾护航，长期的军旅生活让瑞士人形成了优秀的品质――忠诚和勇敢，正是这项重要的文化品质为瑞士私人银行业的声誉提供了良好保障。同时，苏黎世也是极具多元化的国际都市，在苏黎世的常住人口中大约有30%不是本国人，长期在该城市生活的人都会说一门或更多的外语。多元化的城市文化和忠诚稳重的民族形象，为苏黎世金融赢得了极高的全球声誉和来自全球各个地区的金融业务。他们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将金融产业上升到一种文化，将瑞士民族忠诚、敏锐、执著的精神文化融入到金融产业和金融服务建设当中,真正实现了产业文化化与文化产业化的结合。
(2)金融客体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客体推动作用
金融客体是指金融业本身同时包括金融业规模及结构体系。对国际金融产生重要影响的知名金融中心，大多具备完善的金融市场，活跃的证券市场，灵活的货币政策，较强的金融聚集效应，良好的金融客体条件推动了金融中心长足稳定的发展。
案例二：完善的金融市场、完备的金融结构体系决定了伦敦无可替代的金融地位
完备的客体因素推动了金融中心乃至整个金融中心的发展,决定了金融中心的发展速度和功能地位。从具有悠久金融发展历史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金融中心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出拥有竞争优势的金融客体条件,是金融中心快速、稳定发展的必备条件。
19世纪以前，伦敦就已成为世界上有影响的金融中心，虽然在一战、二战期间受到沉重打击，但由于欧洲美元的发展及自身的许多优势条件，伦敦很快摆脱了困境，成为现代国际金融中心。在伦敦金融地位建立的过程中，伦敦优秀的金融客体因素为其提供了绝佳的竞争优势，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在银行业方面，伦敦共有486家外国银行，数量超过其他任何金融中心。法兰克福只有267家，巴黎266家，纽约253家。伦敦的这些银行有33%来自欧洲。外国银行管理着英国银行业50%以上的资产，总计超过36万亿英镑。在保险业方面，伦敦是全球最大的国际保险中心，共有保险公司800多家，其中170家是外国保险公司的分支机构。仅2001年的总保费收入便高达达200亿英镑。在证券业方面，伦敦证券交易所是全球最国际化的证券交易所。来自60多个国家的470多家公司获准在此市场交易。2002年，国外公司的全部证券交易中，56％在伦敦登记。同时伦敦还是主要的国际债券市场中心。在伦敦登记的，以伦敦为基地的券商发行的债券占全球债券发行量的60％。
(3)金融环境在金融中心史中的体现：环境保障作用
金融环境是指金融中心所处的地理位置、城市生活水平、信息条件、政策条件等一系列周边环境因素。从13世纪地中海沿岸的早期金融中心到伦敦、纽约的迅速崛起，从20世纪三大金融中心独揽全球金融业务到如今各国金融中心星罗棋布的发展建设，在每一次世界格局的变化发展中，在每一次金融中心的历史变迁中，适应新时代要求、符合经济贸易发展条件的金融环境总为金融中心的稳定和竞争力的提升提供了良好保障。
案例三:世界格局的变化、金融环境的转变带来金融中心变迁
早期金融中心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公元11世纪到15世纪,地中海沿岸城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水上交通条件,逐渐成为了当时重要的贸易中心。其中佛罗伦萨更是这些贸易中心的佼佼者,到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已在发达工业的推动下,凭借其成熟的金融服务、信息的大量流通、资本投资的快速发展成为早期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但随后由于长期的政局不稳和流行病的困扰，佛罗伦萨的金融发展逐渐低迷。取而代之的是在战争中战胜西班牙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的国家――荷兰。其首都阿姆斯特丹凭借荷兰强大的国力支持，成为整个欧洲的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还成立了世界上最早的股份公司――东印度公司。其金融地位一直持续到英荷大战结束，荷兰在战争中失利,同时也丧失了政治和经济意义上的霸主地位。受战争影响与阿姆斯特丹有着相同命运的金融中心,还有著名的国际金融都市――伦敦，伦敦在18世纪曾经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但随之而来的战争改变了伦敦的金融命运,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削弱了英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力,使英国的出口贸易减少了近一半,并背负了巨额债务，此时的大英帝国无论从经济实力还是从政治地位部明显表露出颓废之势。在战后金融业的恢复期中，没有受到战争影响纽约和苏黎世逐渐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金融中心，从而改变了伦敦独大的金融格局。
三、国际金融中心发展史带来的启示
在金融中心的发展过程中，路径依赖会起到重要作用，即过去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其未来的走向。因此对于国际金融中心的历史分析和梳理，将对我国金融中心今后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根据上文，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1.金融文化作用不可小视，金融人才竞争成关键
金融业的发展受到人文因素、文化因素、民族宗教因素的多重影响。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历史事件和文化变迁通常会诱导新型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产生，带来金融的创新和变革。同时，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文化习俗往往决定了该国金融功能的定位和金融建设的重点，影响到该国金融中心的发展，金融产业与金融文化相结合的重要作用不容小视。随着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金融行业对专业金融人才的依赖越加强烈，各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更多地集中到专业金融人才的竞争，人才贮备成为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
2.金融环境日新月异，不同时挥不同作用
伴随着世界趋势的改变，金融环境也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从战争、疾病、政治地位等早期环境因素到全球贸易发展、通讯信息化条件等新型环境因素，不同类型的金融环境在不同时挥了不同作用。在世界金融史的早期，金融中心的格局变化更多地受到流行疾病、战争的影响，如13世纪地中海金融中心的发展。而随着全球政局稳定，科技医疗水平提高，世界规模战争的减少，流行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使得战争及政治的影响力减少。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全球化趋势明显，更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因此全球贸易发展、信息化水平和金融制度变革等新型金融环境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对全球金融中心的发展和格局分布起到重要的主导作用。
3.三要素的影响各有侧重，均衡发展达到最佳状态
从金融中心的发展看，三要素对金融中心发展的影响各有侧重，金融主体引导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方向，金融客体推动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速度，金融环境保障作用决定了金融中心发展质量。金融中心发展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系统，其中的各要素是相辅相承、相互推动、缺一不可的。因此，在实力相当的金融中心之间，哪个金融中心能够调节好三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促进三者共同发展，哪个金融中心便更具竞争实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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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3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6-0064-02
自1969年美国经济学家戈德史密斯(Raymond.W.Goldsmith)的著作《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问世以来,金融结构理论业已成为现代金融领域的前沿问题,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金融结构的理论溯源
1580年威尼斯银行的产生,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金融业的产生。早期的关于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是伴随着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的发展而发展的。从历史上看,人们对货币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六七世纪欧洲“价格革命”时期的货币数量论,之后以著名的费雪方程为代表。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提出交易方程MV=PT,认为在货币的流通速度与商品交易量不变的条件下,物价水平是随流通货币数量的变动而正比例变动的。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将研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货币的中性与非中性的问题上,中性论者认为货币不过是便利交易的工具,非中性论者则强调货币能够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中,非中性论者代表之一凯恩斯,其《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著作把金融结构寓于金融业整体中进行研究的方法是与当时金融业的发展相适应的。
二、西方传统的金融结构观:两个基本角度
金融体系的根本目的是在资金盈余部门和赤字部门之间进行资金融通。这种融资主要有两个途径:金融市场和金融中介。因此,传统理论对金融体系的研究也就相应地分为两个基本的角度:一是分析金融市场上各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分析金融中介(银行、保险公司等)活动。
格利与肖的金融结构观。国外经济学家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主张强迫储蓄和国家干预的凯恩斯学派影响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为都实行了低名义利率政策,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金融抑制,降低了实际经济增长率也导致了各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病态和金融体系的不健全,从而迫使人们开始反思并真正关注金融在经济中应扮演的角色。1955年和1956年,格利和肖合作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过程》两篇文章,阐述了金融与经济的关系、各种金融中介结构在储蓄―投资过程中的作用等问题。在1960年出版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把整个经济划分为盈余部门、平衡部门和赤字部门,指出只要经济部门之间存在赤字和盈余,投融资行为便不可避免,而投融资分为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并提出以多种金融资产、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强调经济单位之间的储蓄一投资差异是金融制度存在的前提。虽然格利和肖没有明确提出金融结构概念,但在他们的货币金融理论中,已包含了金融工具、金融机构、融资方式和金融政策等金融结构问题。
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观。研究金融结构问题的鼻祖是戈德史密斯,其在经典著作《金融结构与发展》中,通过对近百年的金融发展史及35个国家的金融结构现状进行了大量的比较研究和统计验证,戈德史密斯指出,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是同步进行的,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一般都伴随着金融发展的超常水平。此书还明确提出了金融结构的概念,即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之和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
麦金农一肖的金融结构观。肖在其《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一书中完全放弃了新古典理论,认为传统货币理论将货币视为财富的观点不符合落后经济,在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往往并未形成统一的市场、价格,资本市场被严重分割,且受到普遍的歧视和干预,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处于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认为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根本原因是金融制度上的缺陷和当局政策上的错误,特别是政府对利率水平的管制。因此应该放弃金融抑制而实行金融深化。
三、西方近现代金融结构研究: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如莱文(Levine)、金(King)、德米尔居斯・孔特(Demirgue-Kunt)、马克西莫维奇(Maksimovic)、泽尔沃斯(Zervos)等又从不同方面研究了金融结构问题,其中大部分的研究集中于金融结构对金融发展乃至经济增长的作用。
迈耶(Mayer,1988,1990)说明了不同国家的企业如何获得资金。他发现,主要发达国家(除日本外)的企业资金来源结构中,企业利润留存是最重要的融资来源;在外部资金来源中,银行贷款是最重要的,而股权融资的比重较小。
克伯特和詹金森(Corbett and Jenkinson,1996,1997)提供了英国、美国、日本和德国近年来的数据,表明企业融资主要依靠内部积累,市场的作用很小。这意味着,从企业融资角度看,各主要发达国家金融结构差别并不大,这一研究直接动摇了人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金融中介主导型和金融市场主导型分类的基础。
莱文和泽尔沃斯(1998)的研究表明,银行发展和股票市场的流动性不仅都和同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资本积累率和生产增长率有着很强的相关关系,而且还是三者很好的预测指标。
德米尔居斯・孔特和莱文(1999)利用155个国家的相关资料来验证戈德史密斯所论述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表明:随着财富的增加,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股票市场规模越大的国家,金融作用越强,效率越高。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金融结构的规模与收入增加没有呈现出明确的变化规律,但是高收入国家的股票市场作用更强。
艾伦和盖尔(Allen and Gale,2000)以传统金融体系分类为前提,对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和英国的金融体系主要功能的发挥进行比较研究。他们认为银行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分类方法是有用的,但是不同国家金融系统功能的发挥差异很大。他们也看到近年来欧洲和日本掀起了用金融市场来补充银行主导型金融系统的广泛运动,但也没有证明这是否代表金融体系发展的规律,是否意味着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优于银行主导型的金融体系。
四、国内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
随着西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理论的逐渐引入和传播,以及中国货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金融发展在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上停留于宏观层面的分析,从其研究体系和内容方面看,基本上还没有完全摆脱
货币银行学的理论范式。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主要有:江其务(1990)、周晓寒(i988)、贝多广(1989)、李弘(1988)等。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了对于金融结构的实证研究。20世纪90年代起,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国内金融、经济关系进行实证性检验,并有学者专门研究和探索金融结构问题。
李茂生(1987)、王兆星(1991)以中国金融结构论为题,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结构的作用,提出了中国金融结构的优化原则和目标模式。王兆星论证了金融结构模式应该是:多元性与约束性结合的组织结构,多样性与流动性结合的资产负债结构,政策性与灵敏性结合的利率结构,开放性与高效率结合的市场结构,以及完善的制度结构和健全的管理结构,并有机统一的结构体系。
在金融结构的实证领域,谢平(1992)较早地对1978-1991年中国金融资产结构的变动状况进行了分析,由此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进程和金融改革对中国经济运行的深刻影响。张军洲(1995)以中国区域金融分析为题探讨了地区金融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周立(2000)研究了中国各地区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情况。
李量(2000)则把“反映一定时期各种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形式、内容、相对规模和比例理解为一国的金融结构。一定的金融结构反映一定的金融功能及效率,也反映了一个经济的金融体系的特征。”他的《现代金融结构导论》在世界经济理论前沿的研究成果和信息基础上,从论述资本积累、金融系统与现代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人手,对金融结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剖析;然后分析了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和战略模型,剖析了金融市场、金融机构等结构,提出了一系列的战略发展模型;最后分析了作为国内增长重要资源的境外资本,提出了利用外国资本的基本方略和开放经济下的金融战略的宏观调控体系以及危机管理模型。
赵志君(2000)从流动性出发,将金融资产分为货币、债券和股票三类,分析了这三类金融资产的内部结构、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关系的外部结构以及金融资产总量、结构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杨林、李建伟(2002)对中国金融结构转变与实体经济结构升级的关联机制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邓智毅(2003)从制度及效率方面分析了金融结构;季冬生(2004)从信息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问题。
郑长德(2006)在《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利用四川省金融发展数据。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四川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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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辩证思维方法是研究事物发展规律的唯物辩证思维方法之一，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在他的唯心辩证法体系中首次提出。但古代的一些军事理论家从战争史中概括战争指导规律时，就已经不自觉地采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合理成分，使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不再是用来描述观念或概念的自我运动与发展的方法，而成为理解包括战争现象在内的整个社会历史现象的重要科学手段。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要求在认识事物时，要把对事物历史过程的考察与对事物内部逻辑的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逻辑的分析应以历史的考察为基础，历史的考察应以逻辑的分析为依据，历史与逻辑最终走向现实，以达到客观、全面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目的。
二、金融学课程理论的特点
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修订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将原目录中的“货币银行学”专业和“国际金融”专业合并为“金融学（含：保险学）”专业。但是对于金融学学科体系是存在着广泛的争议的，我们是以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课程为基础来进行本论文研究。
（一）金融学理论具有历史性特点
金融理论往往来源或根植于实践，这些理论都有着各种类型多样、程度不同的历史渊源或历史背景。几乎每一个金融学理论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不去理解每一个理论的历史起源、发展过程，就很难理解理论本身的真正内涵。比如，关于货币理论，究竟什么是货币呢？如果单纯从现实来看，人们通常把纸币称作货币，但是中国古代又有贝币、银币、金币等，那么这些是不是也是货币呢？如果是，它们和现代的纸币又有什么区别呢？想知道答案，就必须对货币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再例如，关于货币层次的划分，中国的M1货币层次不包含居民活期储蓄存款，而关于货币M1的一般定义是包含所有的活期存款的；所以如果单纯以理论来看就解释不通，但是如果了解中国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居民活期储蓄存款是以存折形式存到银行的；不像企业活期存款以支票形式存在，可以直接进行支付；那么就能够理解中国货币M1层次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划分了。
（二）金融学各理论之间逻辑关系强
金融理论既有完整的知识体系，又是一门规范性很强的课程，不同部分的知识结构以及同一部分的知识内部往往有着严密而科学的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既表现有必要的规范性分析特点，又表现为应有的实证性分析特点，而且随着金融理论课程的不断发展和完善，这一特点表现得日趋明显。
比如，对于货币的知识体系，许多章节都有涉及，有货币的概念、货币发行、存款货币创造、货币供给与需求等，这些知识点联系非常紧密，如果不深入、客观的追溯、考察、分析并解读历史，厘清它们的逻辑关系，将难以理解并运用这些知识理论。
（三）金融学理论与现实密切相关
金融学理论与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经济生活密切相关，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经济金融环境当中，或多或少的受着金融时事的影响。但是要想通过现成的理论去透彻的理解、解决现实问题，还是有比较大的难度的。而且正是因为金融学与社会经济密切相关，所以金融课程要求培养学生广泛的文化意识，以金融视角进行思考和观察能力，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所以教学过程中不能满足于一般理论的简单解释。
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在金融学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因为金融学理论具有历史性、逻辑性强和与现实联系密切的特点，所以要求教师在思考和讲授金融理论时必须贯穿历史分析和逻辑分析相统一的方法。在实际运用这个方法的时侯非常困难，一方面要求教师具备扎实的教学基本功，完备的知识理论体系；另一方面，要有广阔的知识背景，而且能把复杂的纵向和横向的知识结构体系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展示给学生。
（一）寻根溯源，厘清脉络
每一个理论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所以在研究理论的时候，就不能仅仅只限于表面的解释。而是要探求理论的渊源，找出其产生原因，发展的历程，然后就主要观点或发展主要阶段以比较易懂的方式讲授给学生。
当我们讲到利息时，给利息的定义是利息是在信用关系中债务人支付给债权人的（或债权人向债务人索取的）报酬。如果就到此为止的话，那关于利息的许多经典的意义我们是无从知道了。关于利息，马克思主义认为利息实质是利润的一部分，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西方经济学将利息分为实质利息理论和货币利息论，实质利息论认为利息是实际节制的报酬和实际资本的收益，实际利息率最终取决于起初的生产力因素，如技术、资源的可用性和资本存量等。货币利息理论认为利息是借钱和出售证券的成本，同时又是贷款和购买证券的收益。作为一种货币现象，利息率的高低完全由货币的供求决定。我国学者认为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利息来源于国民收入或社会财富的增值部分。为什么各种定义差别如此之大，这就要从利息产生、发展及利息理论的演变去厘清。
再比如我们介绍货币银行学课程里金融市场部分中的欧洲货币市场，它是一个境外货币市场，有着相对宽松的市场政策和制度环境以及诱人的市场利率结构，所以欧洲货币市场才那么的发达。但是这只是比较肤浅表面的解释，因为即便给出相等的或更好的条件，中国的市场也很难像欧洲货币市场那样发达如此之迅速。因为一个发达的市场不只需要良好的条件，还需要历史的机遇。欧洲货币市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有前苏联将其在美国的同类资产转移到伦敦形成境外美元，又有“石油美元”进一步促进，所以欧美货币市场才发展的那么迅速。这样对境外货币市场的特点和被管制程度等相关问题的理解也显得非常容易了。
（二）注重留疑，整合要点
如前所述，金融学理论各部分内容之间相互关联，交叉融合，比如国际金融里面的外汇与汇率、国际收支、国际储备等知识模块之间有密切关系，讲到汇率内容时候要用到国际收支知识，而讲国际收支内容时也要涉及到汇率知识，所以最好方法就是在先讲的内容里面注意留好疑问，切记这个疑问是经过老师的精心准备提炼出来的，另外，切记以循循善诱的方式让学生牢记这个疑问。并且还要通过案例、时事加以引导，让学生课下去查找资料，自己去寻求答案。这样就可以一方面避免学生因不懂而失去信心，另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增强求知欲。
当留疑做好以后，随着课程内容的进展，当进入到留疑模块时，要记得以留疑为切入点，逐渐导入所要教授的内容。在讲授完所有相关课程内容之后，还要有个归纳总结，就是把相关的内容以合理的逻辑关系进行归纳整理。比如简要归纳汇率与国际收支关系：当汇率被低估时候，会导致国际收支顺差；而国际收支顺差会导致汇率升值，这虽然会使低估现象有所缓解，但同时也会影响一国出口。
（三）结合现实，深入探讨
历史的、逻辑的分析最终要走到现实中来。当对理论的来龙去脉，相互关系都厘清了之后，再去分析、解决现实的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锻炼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加深巩固对所学理论的记忆和理解。
比如，对货币的起源、货币的形式、货币的层次等有关货币的内容清晰理解之后，要求学生结合现实中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现实进行分析，给出学生自1998年以来的CPI指数，让学生自查我国自1998年以来的货币供应量，分析通货膨胀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
再比如，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相关内容，学生觉得不易理解，所以往往是浅尝辄止，不去深入探讨；尤其是对于“特里芬难题”和“没有泪水的赤字”，他们觉得实在无法理解。为了让学生深刻把握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及历史意义，在上课过程中结合“9・11事件”之后美国十年来经济发展变化这个现实的热点问题进行分析，并详细解读美国作为世界资本家的本质；这样一来，学生兴趣盎然，不但认真听，还向老师发问，结果是不仅理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实质，而且理解了二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展变化历程。
当投资者的财富随资本市场的繁荣或崩溃而跌宕起伏，当金融工程师为设计出精妙的衍生产品而沾沾自喜，当人们在养老金和住房抵押贷款的庇护下安享天伦之乐，智慧与狡诈，贪婪与保守，勤勉与投机――以及糅合上述人类情感的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昭示着这个时代的文明、幸福和狂妄。
置身纷繁芜杂的金融世界，一些人妄图以无所顾忌的金融创新加速地球的旋转，最终却让世界迷失了方向，于是，一个简单而又根本的问题被掷地有声地提出：人类为什么会有今天这般发达的金融活动。无以计量的价值从何而来?
为华尔街的咖啡桌而创作
《价值起源》一书彻底击碎了现代人的自以为是，将解决这一问题的视角投向历史的远方。这是一部兼具广阔历史胸怀与严谨学术态度的力作，它由耶鲁大学杰出的金融学家和历史学家合力编著，以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为背景，通过大量的实物图表、详实的史料考证，有取舍地描绘了今天各种重要金融制度、技术和产品的历史渊源，展示了4000年以来人类所走过的金融创新的道路，揭示出“这个看似令人眼花缭乱的不断创新过程的基础只是几个基本原理”，从而再次验证了“太阳底下没有全新事物”的真理。
该书使人们对金融和金融创新的认识扩展到全人类，延长至几千年。它对人们思想的深刻冲击使其一举荣获2005年“美国最佳图书”，成为美国金融人士的必读之书，被《经济学家》杂志称为“第一本专为华尔街的咖啡桌而创作的书”。然而它的流行和可读性丝毫没有损伤其学术价值，读者仍可从浩瀚延绵的史料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智慧水滴，并以此作为新研究的起点。
它的一个核心论断是“金融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自身的起源”，金融创新伴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发生，又推动了文明的进程。为了证明这个结论，编著者选取了利息、股票、金属货币、纸币、政府债券、期货、期权、共同基金、通货膨胀指数债券等我们或熟悉或陌生的金融产品，追寻它们的起源，探究它们对社会进步的作用。咀嚼史实，我们能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发现：早在古罗马时期已经有了公司和股票的雏形；中国在宋朝时的金融创新是领先于世界的；政府债券的产生原为战争筹款；现代证券交易所的起源可追溯到荷兰东印度公司；17世纪发行的永久年金如今还在派发利息……
事实上，每一次重大的金融创新在历史上都近似独立的事件，有其特殊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而“模仿者往往只是关注和采用这些技术形式，而完全忽视了那些进行金融创新国家的时代背景和实际情况，这必然会使模仿创新的国家也无法真正应用这些创新技术”。这是我们以史为鉴尤要注意的。
金融创新能否创造价值
倘若我们的思维空间没有为该书繁复的史料所完全挤占，我们还将从字里行间获得更有意义的启迪：
首先是金融创新和文明兴衰的关系。西方国家是当今金融创新的主导者，但在历史上，东方则是金融创新的先驱。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发明了利息，后来才传到希腊人那里；纸币最早在中国出现，之后才在欧洲发明。然而，中世纪之后，东方的金融创新戛然而止，西方则方兴未艾，而东西方文明从此分岔。是由于文明兴衰引起了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还是不同的金融发展路径引起了文明的兴衰?这一问题可以看成是“李约瑟问题”在金融方面的重述。正如书中所揭示的，二者是相互影响的。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权威成就了纸币在中国的流通，而恶性通货膨胀又迫使其消退；从威尼斯、荷兰到美国，政府债券的发行，从支持战争、殖民地开发，到支持国家建设，金融创新为国家崛起贡献了至关重要的力量。国家的经济和制度会决定金融发展的路径，而金融创新又能推动国家的勃兴，对希望崛起的中国而言，这不正是我们从本书中所获得的最大启示吗?
[中图分类号]F721[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2 — 0118 — 02
[收稿日期]2014 — 01 — 21
[作者简介]崔佳宁（1984—），男，黑龙江齐齐哈尔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公司金融，融资租赁。
一、引言
融资租赁业是中国入世10年之中最为受益的行业之一。在经历了入世前的极度低迷之后，从2007年3月1日起，在中国境内受银监会监管的银行，可以控股设立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金融租赁公司。由此而拉开了中国融资租赁业的高速发展的新篇章。然而，如何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融资租赁行业近年来的发展全貌？如何客观、恰当地评价我国我国融资租赁业的现状？如何引导我国融资租赁业和谐、有序地发展？都是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
由我国融资租赁业的资深专家史燕平教授组织编写的《中国融资（金融）租赁行业发展报告（2013）》一书，于2013年7月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该报告问世后，得到了业界广泛的好评。同时，作为从事融资租赁研究的一员，笔者也认为，该书虽然名为“发展报告”，但其内容的严谨与深刻并不亚于教材或专著。本文将简要介绍该书，希望该报告可以得到我国融资租赁业的从业人员、研究人员的足够重视。
二、报告特色
（一）历史与国际的纵横视角
这一理念明确的体现在本报告引言及前两章所呈示出的“历史——现状——展望”的行文逻辑之中，而且这一逻辑不仅体现在引言与前两章的顺序安排上，而且即便在其他章节内部，这种梳理历史脉络的理念同样清晰可见。例如在分析增值税对融资租赁业影响的第七章中，其分析的起点一直追述到了增值税的起源，而且也简述了改革开放至今的几次重要税制改革与政策变化，最终才基于对以上历史变迁的思考做出了对当下增值税改革影响的判断。可以说这种具有历史感的章节安排与内容书写，使得本报告虽然名称中包含“2013年”的字样，而其内容绝不仅仅是对2012年行业内各种现象的简单概括和评论，更多地方体现的是融资租赁业发展各方面的历史轨迹。而且为了保证报告对上述历史脉络的准确把握，报告撰写过程中还对业内资深人士进行了采访，他们均是在融资租赁业有几十年从业经验的学者、企业家、行政官员，他们多年的经验不但能保证对融资租赁业发展历程的精准把握，而且受访者不同的身份也保证了视角多元。
而该报告国际视角的特色，并不是指报告第三部分简要论述了世界租赁行业的发展概况。而是指本文的理论立足点是建立在对全球租赁业发展以及国际租赁研究成果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的。该报告撰写团队近年来多次承担《世界融资租赁年报（中国篇）》的编写工作，而且本报告报告撰写过程中，也邀请到美国犹他大学的融资租赁研究专家Jame Schallheim探讨了有关融资租赁的形式、本质、特点等一系列进行租赁研究所必须弄清楚的基础性问题。在这些国际的活动中，该报告撰写团队在对世界各国的租赁业发展也有了深层次的认识，对融资租赁的定义、租赁物的划分有了更为精准的了解。
在综合了上述历史视角与国际视角之后所形成的，便是对当下我国融资租赁业核心概念最为精确的认知，这一点突出体现在报告最后《市场角度下融资租赁的界定与交易形式分类》中。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历程的特殊性，“融资租赁”四个字的概念一直界定不清，也由此导致过国内租赁市场的种种乱象与监管难题，以及对外经济交流中的鸡同鸭讲。因此，在对我国融资租赁业各个方面发展过程全面认识后并且结合国际交流合作中的各种经验，本报告中对融资租赁业中种种术语的精确释义的确为租赁业务、租赁研究与国际接轨做出了贡献。
（二）多学科的交叉视角
融资租赁是学科综合性非常强的一种金融业务，经常涉及到会计、税收、法律、营销等经管类的专业知识，个别时候甚至涉及到医疗、机械、能源、IT等技术性非常强的理工类专业知识。因此，报告主编史燕平教授认为融资租赁犹如一个盒子，盒子的各个面看似独立却实有关联。所以，在融资租赁的理论研究、操作实务、交易设计、政策制定等各个方面，若是没有盒子的立体感，经常会犯站在税收的立场讲监管的问题，或者站在法律的立场讲会计的错误。
在这一点上，该报告体现出很强的学科交叉型。虽然从各章的标题中会看到诸如“法律”“税收”甚至“光伏”这样的关键词，但仔细阅读后会发现，在这些章节的论述中，处处体现了融资租赁非常强的学科交叉性。例如在第四章谈到融资租赁案件面临的法律问题时，用到了租金总额与租赁物总价的大小判断这一思想，而这一思想实则来源于金融学中关于金融学中融资决策的相关内容；在光伏电站融资租赁模式的探讨中也可以看到金融风险控制与光伏专业技术的结合。
可以说在学科的交叉综合性这一方面，该报告的确给读者呈现了一个关于融资租赁各个方面的、有机联系的、展开的盒子，适合身处融资租赁不同侧面的从业人员了解融资租赁的其他各个侧面，让我们看清了融资租赁各个侧面的形式、本质、联系，这些章节同时也说明了融资租赁行业需要复合型的人才。
（三）监管与政策的宏观视角
融资租赁是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其所进行的研究不可以脱离中国经济运行现阶段的特殊环境与国情。而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大特色，这只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手几乎已经成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任何一方面所必须关注的宏观大背景。
本报告对这种宏观层面的特点把握也及其到位，并且做到了利弊兼顾不偏不倚的论述。这一特点集中体现在该报告对租赁监管与租赁相关政策两个方面的分析上。首先，在监管上，该报告第三章详细论述了当下内外资融资租赁公司的国民待遇差别。报告认为，由于我国融资租赁业发展历程的特殊性，形成了当下监管中的差别待遇，而这种差别待遇严重影响到了行业的公平竞争，对行业的长期发展非常不利，实行非审慎监管才是将来的发展方向；而后，在关于我国区域性融资租赁促进政策与部分地区融资租赁业发展状况的对比中， 更是以全国各地区的宏观视角提供了地方政府制定融资租赁相关政策与推动融资租赁业发展时宝贵的思路与实践经验，值得有条件利用融资租赁完善金融改革与金融深化的地区参考借鉴。
（四）市场细分的微观视角
这一特点主要体现在该书的第二大部分。该报告从前面的历史国际视角、学科交叉视角、宏观环境视角对融资租赁进行的阐述之后，在第二部分才进入了融资租赁业最核心的部分——融资租赁市场本身。
其实在该报告问世之前，报告主编史燕平教授在她之前的租赁研究中将融资租赁市场划分为出租人市场、承租人市场和租赁资产市场。这种划分方式是一种看似简单却极其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划分方法。因为融资租赁本身是一种金融服务。这种服务也的确可以被看做是一种商品，商品的供给方就是出租人，需求方是承租人，商品是以资产为载体的金融服务。这是一种规范的、理论层面的划分与分析方法。但是在当时提出这种分析方法的时候（2004年），我国的租赁业刚刚起步，数据很难搜集，导致难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的融资租赁市场，只是用了外国的数据对国外的融资租赁市场进行了分析。但这次则不同。在中国融资租赁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原来的分析方法可以对中国融资租赁市场进行更深一步的分析。
在市场供给方面，也就是出租人方面，报告的第十章对融资租赁公司的融资渠道做了论述，可以说融资渠道是关乎租赁公司存亡的重大问题。报告指出，在银行信贷仍是各大公司主要渠道的大环境下，点心债、资产支持证券等融资渠道会成为未来的方向。
而在市场需求方面，也就是承租人方面，第十一章以上市公司作为承租人的视角进行了分析，并认为对于上市公司来讲，以短期内获得大量现金流为目的的出售回租成为了融资租赁各种交易形式中最受青睐的一种。但这种现象并不值得乐观，它背后反映的是金融资源的垄断与不当配置。
在对供求的分析之后，报告第二部分的重点放在了资产，对资产的论述涉及到飞机、船舶、医疗设备、农业机械等。而在对各种资产的论述中，处处体现着前面各种分析视角的结合，任何一种设备都会从历史的、国际的、宏微观的、供求的视角去分析，甚至涉及到非常专业的科技知识。这正是在读完关于各种资产的论述后才会感觉到，融资租赁的核心在资产，对于资产在市场中的风险、价值、供求等一系列问题的判断才应该是融资租赁的核心内容。
三、报告的核心理念——关于融资租赁融资本质特征与核心竞争力的思辨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体系是列宁经济国际化思想亦即全球化理论的集中表达。这一理论实质上是关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发展新时代的理论,是新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等着作发表已近百年,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加速推进,全球化内涵的不断丰富,当代资本主义产生了许多重大的不同于马克思时代也不同于列宁时代的新变化。从发展的趋势看,资本主义在经历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到私人垄断资本主义以及由其转化而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进而向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演进,或者说发展到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正如国内外许多学者认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在金融领域。我们可以进一步分析认为,列宁指的新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称之为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而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也经历列宁所论述的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即从一般垄断到国家垄断阶段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转变到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阶段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这称之为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亦即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新阶段从本质上说虽然依旧是在列宁讲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内的变化,但确实是重大变化,甚至是某种质的变化。
“注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的研究是胡锦涛同志一再要求的,正如我们所认为的,在这个阶段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必将产生多种极不相同的与全球化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严重挑战,并非仅仅来自某些社会主义国家的骤然剧变,还有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
因此,如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由传统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变化的实质和根源即转变的内在机制、影响及历史地位,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性定位和阶段性特征,以便在扑朔迷离的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中把握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更主要的是对于我们在揭示和把握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和运行规律中,利用全球化的机制和发展规律、做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也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二、梳理与辨析
“金融资本”的概念不是时下才出现的。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着作中。“金融资本”的概念是由拉法格首先提出的。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做出了卓越贡献。而列宁对金融垄断资本的概念、必然性、形式、特征等进行了科学阐述,全面、科学地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在这个意义上,有人也将列宁称之为“金融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
列宁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做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那么,马克思是怎样论证这种转变的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着作,特别是《资本论》中,马克思从生产力发展基础上资本积累规律的作用必然导致的结果的角度,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必然性。“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融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就是说,所谓垄断资本是由于资本集中而达到极限的资本。马克思不仅通过对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分析,从理论上推断垄断的产生是必然的,而且敏锐地发现当时所出现的垄断组织萌芽。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为保证这种生产的顺利进行,资本家之间的原料供给和产品销售方面形成的资本家联盟就是最早的垄断组织形式。恩格斯晚年沿着这一思路,更多地关注垄断资本形式问题。
虽然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提出“金融资本”的概念,但他们关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资本集中进而到垄断的形成、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信用、股份公司以及银行的作用、工商业关系的分析等,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趋势,也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研究金融资本问题奠定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进入20世纪,金融垄断已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导形式,金融资本垄断也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个中心课题。
拉法格是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第一个深刻把握“金融资本”精髓的人。他在1903年就发表了《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一文,文中以美国为典型,通过对美国托拉斯及其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的研究,看到了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日趋结合的趋势,分析了金融垄断资本的基本特征。拉法格指出:“金融资本家”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控制着各种类型的工业企业、商业企业和金融企业,在各种金融活动扩展的同时,银行作为新型的金融机构迅速发展起来,“金融业已成为强大的吸压泵,它把资本集中起来,再压进工商业各条渠道上去”。这样,工商业和银行业的关系更加紧密,工商业需要银行为其筹集资本,而银行集中资本只有重新回流到工商业中才能为其筹集资本;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二者间具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是一个不断融合、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
由此可见,尽管拉法格没有明确为“金融资本”这一概念下一个科学的定义,但他已经明确地指出“金融资本”是垄断资本形成和发展的产物,其要旨在于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融合。拉法格还认为,金融垄断资本的产生是合乎规律的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即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是对中世纪封建社会行会组织垄断的否定,而金融垄断则是由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否定之否定”,垄断资本主义是一般商品经济规律运行的必然结果。
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作出了卓越贡献。希法亭在1910年出版的《金融资本一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中,以当时德国的银行资本为研究对象,明确提出了“金融资本”这一理论范畴,探讨了金融资本形成的原因、途径、运行规律及银行资本在金融垄断资本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是第一个对金融资本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考察的人。希法亭由货币问题分析入手,着重考察资本发展的历史,把资本区分为三个阶段: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和金融资本,并围绕货币流通和信用发展,系统考察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信用、股份公司等。通过考察,希法亭将“金融资本”界定为“固定在产业资本中的银行资本”,强调在产业资本与银行资本融合的过程中银行资本的统治作用。
希法亭把金融资本的研究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考察密切结合起来,将“现代的”资本主义与以前的资本主义相区别,他清楚地指出两者的密切联系。希法亭认为,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标志就是由银行资本同工业资本融合而形成的金融资本取代了产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并认为“不懂得金融资本的规律和职能,就不可能了解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同时就不会有科学的经济学和政策”。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叫做金融资本的时代,而把帝国主义视为金融资本的对外政策。所有这些表明,希法亭已经了解了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8-0135-02
目前关于清末东北货币原始资料有东三省的通志：张柏英主编《黑龙江志稿》中的卷二十一，财赋志，钱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金毓黻主编《奉天通志》中的卷一百四十五，财政志（辽海出版社，2003年版）；清代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卷四十，经制志五，钱法；此外还有专门关于清末东北地区的货币文史资料：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编著《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和《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1964年编选）。
一、近代货币研究历史与现状
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经济卷入世界体系范围内。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而东北尤甚。在货币流通方面，随着外国货币大量流入和流通，中国各省出现多种外国货币（以鹰洋和卢布流通最为广泛）并同清政府银两一起流通。错综复杂的货币关系逐渐引起清政府的开明官员对于本国货币问题的关注和初步探索。他们对货币问题的言论出现在奏章和一些典籍里。民国初期对其进行的专门整理体现在张柏英主编的《黑龙江志稿》、金毓黻的《奉天通志》和清代长顺修、李桂林纂《吉林通志》。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金融史料组于1964年编选的《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辑录了档案馆1840—1911年间的大量清代珍贵货币档案文献。
关于近代货币史的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主要著作有张家襄的《中华币制史》，论著从文献研究着手，按历史顺序阐述中国货币和其制度的发展过程，是中国第一部以近代学科史方法从事货币史研究的专著。1954年由彭信威编撰的《中国货币史》是中国货币史开山之作，他将旧钱币学发展成为具有现代的学科结构，并更多涉及货币的流通领域以及货币和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联系。初次把中国货币同世界各国货币进行联系并注意到相互的影响。紧随其后的经济学家杨端六主编《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三联书店，1962年版）通过银钱比价变动这一特殊问题研究货币整个发展过程中趋势以及外国资本侵略对中国货币制度影响。但在此后20余年间鲜有关于货币文章面世。对货币问题研究是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化研究复兴而发展起来的。这一时期出现的专著非常之多，其中对近代货币史研究非常翔实的有魏建猷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黄山书社，1986年版）、萧清主编《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简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同时出现了专门研究东北地方货币的书籍如毕凤鹏主编《东北地区货币》（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年版）。此外有关货币的论文也多达几十篇。
目前关于东北货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政府、沙俄在东北的货币体系以及卢布对东北金融的侵略。
清政府在东北的货币体系分成清末和清末以前。清末以前清政府沿用明朝的“银钱并用”作为货币制度。在东北，一般民众日常使用的只有制钱，大宗货物或者纳税用银。清末以前东北二百余年所有交易以现银、制钱为实币，以商号凭贴为纸币。只是到清末才出现官贴。清末东北地方政府鉴于外币肆虐分别铸造了小银元以抵抗。奉天在1886年设立奉天机器局并于次年试铸银币。1902年设奉天银元制造总局，铸造铜元和银元。1907年奉天、吉林两省银元局合并，改称东三省制造银元总局。清末东北地方政府发行货币主要为小银元和银元券。吉林于1887年设立宝吉局铸造制钱。钱庄清前期多在奉天，末期多在吉林和黑龙江。其主要业务是兑换金银，收入贴水。吉林和黑龙江的钱庄著名的有两家，一是吉林牛姓创办的升号，另一是河北刘姓在黑龙江开办的发号。1905年奉天官银号在奉天成立，1909年改组为东三省官银号。在东北各地甚至上海都设立分号初发行小银元票，又发行大银元票，均为银本位兑换券。后发行以银元为本位的大洋券、小洋券，并收回初发行的旧票。1898年成立吉林永衡官帖局发行官贴和官银。1909年官贴局和官钱局合并为官贴总局，发行官贴、吉大洋券、吉小洋券、哈大洋券。1904年黑龙江设立广信公司先后发行官贴、银两票、大洋券、四厘债券、汇兑券等多种票券，其中以官贴流通时间最长，大清银行、交通银行也于东北各地设立分行。
东北小银元于1882年开始铸造。清统治者为制止卢布入侵，一面取缔东北私贴滥发、一面铸造各种小银元，为补银元不足并发行官贴（小银元券）后又铸造铜元为辅币。毕凤鹏所著的《东北地区货币》详细介绍了东北各地官银号和发行的货币种类。此外还有一些论文就清政府发行的某种货币进行详细描述如黄成《清末铜元制度评价》（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钱峰《黑龙江银元票考略》（中国钱币，1993年第3期）因为白银不易携带而且在清末白银大量流失造成金属货币稀少，并且发行私贴对商家有利可图。东北商户往往自己发行票贴，不但银号、商号等发行私贴，工厂、矿山等也发行私贴。现在还没有专门书籍对东北私贴进行阐述。但是王凤杰《清末民初东北私帖述论》（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第2期）里对于东北私贴产生原因和各县流通额进行了详细论述。私贴在发行初期还能保持良好信誉，但由于经济环境恶化，一旦商家倒闭，私贴往往变成一堆废纸，带来很多社会问题并直接造成物价飞涨。私贴的存在一方面使东北货币体系更加复杂，另一方面使得东北自己发行的省币不容易推行，阻碍了东北经济发展。清政府对私贴进行多次查处但收效甚微。进入民国后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要求东北地方货币由多元化走向统一，因此在主政时期对私贴全面查禁，奉票逐渐变成东北主币。
随着中东铁路修建，卢布开始进入东北并对东北经济政治环境产生深远影响。为了便于对东北金融的侵略。华俄道胜银行在1895年成立于俄国的首都圣彼得堡，1896年华俄道胜银行的上海分行开业，随后在北京、汉口等地设立分行。极盛时期，道胜银行有分支机构50多个，遍及日本、印度、香港、英国及北美各地。其中16所分行和3所处设在中国。日俄战争后，营业委顿。1910年与另一家俄国银行北方银行合并，称为俄亚银行，中文仍沿用华俄道胜银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其国内部分被收归国有，但海外部分仍营业，直到1926年由于其股东在巴黎金融投资失利才宣布停业倒闭。
目前国内关于华俄道胜银行银行的研究专著仅有两本：一本是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内容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详细叙述了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的具体历程，第二部分则为相关史料的选编。另一本是杨培新所著《华俄道胜银行和欧亚大陆第一桥——未透露过的沙俄侵华内幕》（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1992年）。文章用形象化的手法来重现历史，认为华俄道胜银行的历史，实际上就是20世纪初沙俄对华扩张主义的缩影。两书都集中阐述了华俄道胜银行协助沙皇俄国对华侵略扩张，侧重其侵略性、反动性一面。但黄丽巍硕士论文《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发行研究》（吉林大学2004）对于华俄道胜银行和卢布研究最为全面。论文从华俄道胜银行历史说起到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的发行和发行量及其对东北影响，最后又对发行的货币进行全面分析：论文从选取货币发行为切入点，对华俄道胜银行在华货币发行情况、流通情况及其对东北政治经济文化影响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对卢布在东北所起作用评价较为客观。
二、东北近代货币研究存在的问题
针对近代东北货币的研究时间不长，但经过一些学者努力开拓已经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与任何其他新兴的研究领域一样，近代东北货币的研究也存在不足之处需要继续加以改进。
首先在东北流通的各种货币其错综复杂矛盾关系还没有彻底理清：如沙俄对清政府采用何种手段秘密进行货币渗透。卢布是如何打败了东北地方货币并逐渐被东北商民所接受。清政府不甘心货币旁落他人又是如何进行反击的。
其次以往文章都是从侵略角度描写外国货币入侵。但是卢布除了压榨东北金融，剥削东北经济之外是否在客观上对于东北金融发展起了促进作用，而且东北在时代成为全国最早统一富强地区，卢布是否起促进作用。
最后要提高对近代东北货币研究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认可。金融兴亡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各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下一个战争将是金融的战争。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由于一些人的偏见，货币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并未被充分评估和认知。当前中国金融面临的挑战使得对近代货币的研究有着直接的现实意义，可以对当前金融问题的调节与控制提供重要的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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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
脆弱时代:全球视野下的生态与生存
历史意识与解释学循环
从改革史角度看宏观调控
走进历史的分析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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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党的领导的基本任务和途径
外资零售业扩张与我国经济安全
低碳背景下能源产业发展的金融共生策略
高校创业教育与我国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观及其启示
科学发展观与生态公平
论高校创先争优的实践经验
再论冯契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有益探索
叶澜“生命·实践”教育学创建的思想路径
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与文化重建
中国共产党兴国执政的基本经验
论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
中国共产党90年理论武装科学化研究
论国际化背景下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
充分发挥学术平台的理论辐射作用
国际分工与我国现代产业体系发展
金融国际化与金融安全问题
美元霸权和信用评级垄断支撑美国霸权
扎实做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工作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在新的起点上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建设学习型政党提高思想领导能力
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加强高校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
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学的几点要求
论“第二次结合”的思想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
[DOI] 10.13939/ki.zgsc.2015.03.011
1 引言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是学术界永恒不变的研究主题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以戈德史密斯、麦金农和肖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就提出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金融和经济发展。总体来说，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分为四块：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引导金融发展，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二者相互作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关系。本文借助于帕加诺的AK模型所推导出的结论，运用我国1983―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 文献综述
在过去的40年中，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在学术界受到空前关注，出现大量关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文献。这一领域研究的先驱可能要算熊彼特（1912），他认为一个国家金融部门的发展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以及个人收入的提高。格利和肖（1955，1956）系统探讨了各种金融中介在经济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必要条件。戈德史密斯（1969）首次从实证方面对金融和经济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通过对国际上近30多个国家的经济和金融的发展状况研究，揭示大多数国家二者间存在大致平行的关系，但没有明确给出具体的关系。
国内关于金融和经济增长的研究文献也很丰富，它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文献主要基于全国的视角来分析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谈儒勇，1999；韩廷春，2001等）；这类研究都表明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或多或少的作用。第二类研究主要是通过区域数据来研究两者关系的区域差异（周力，2002；郑长德，2003）这类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金融发展在不同地区对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第三类就是研究农村金融发展与经济的关系（姚耀军，2004；许崇正，2005等）。
3 基本模型和理论分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不少学者开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机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帕加诺模型。他借鉴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建立了研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的AK模型。
4 实证分析
以上理论分析表明，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三个途径对经济增长能够产生影响。在这一节中，我们转向实证研究，试图通过中国1983―2012年的30年时间序列数据来检验上述理论结果。
4.1 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金融发展不仅表现为金融数量上的增长，更强调的是金融效率的提高，因此本文以金融的规模指标和效率指标来衡量我国金融发展水平。
我们借用戈德史密斯（1969）提出的金融相关率（FIR）来衡量金融发展的规模，本文将以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衡量。金融发展的效率指标应该反映金融体系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能力，本文用金融机构年末贷款额与存款额的比值来表示这一指标，用FE来表示。本文以GDP增长率作为经济增长的指标。本文研究所选用的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和《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
4.2 实证检验
4.2.1 ADF检验
本文使用Eviews3.1计量软件分别对金融规模指标（FIR）、金融效率指标（FE）、经济增长指标GDP进行ADF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1中数据可以看出，GDP增长率（GG）、金融相关率（FIR）和效率指标FE是非平稳序列。在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的序列D（GG）、D（FIR）和D（FE）的ADF是平稳序列，可见原三个序列是一阶单整序列。
4.2.2 协整检验
由上面的检验结果，GDP增长率、金融相关率以及金融发展效率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故三者间可能存在协整关系，可进行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从上表结果可以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GG、FIR、FE这三个变量间存在且只有一种协整关系，也就是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4.2.3 格兰杰因果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我们确定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但这并不能说明两者之间因果关系如何。为了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我们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其因果关系，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看出，在5%显著性水平下，金融发展效率与GDP增长率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能显著影响金融发展效率，而金融效率不能显著影响经济增长。
5 结论分析和政策建议
5.1 结论分析
本文基于帕加诺理论模型，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我们的实证检验结论发现，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金融发展并不显著影响经济增长，具体表现为金融发展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显著Granger关系，而金融发展效率也只是单向受经济增长影响。
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指标选取或者考察期限长短方面；另外，由于20世纪90年代后，金融市场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不再像以前那么单一，这必然会对金融体系的效率产生影响，因而可能在做实证分析的时候分阶段去考虑得到的结果应该会更理想一些。
5.2 政策建议
尽管本文的实证结果没能检验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间显著的影响关系，但不能否认的是，从长期来看，我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作用。但是由于现阶段我国的金融发展还处在相对较低水平上，政府信贷政策的倾斜造成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例如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这些导致我国金融发展效率不高。
鉴于此，我国应该积极推行金融体制改革，调整信贷政策，合理有效地引导资金流向，促进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从而可更好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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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谈儒勇.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 经济研究，1999（10）：53-61.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9)05―0002―03
随着全球经济金融化的深入发展，金融逐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金融工具层出不穷，金融体系日益复杂。金融功能问题相关研究将传统金融理论与金融功能观有机地结合起来，更符合当前金融发展的实际，从而可以更有效地指导经济金融实践。
一
自上个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金融及金融发展问题的重要性逐步显现出来，接连爆发的几次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深重影响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金融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量变积累终于达到质变的程度。金融创新飞速发展，各类金融工具层出不穷，金融机构日新月异而且不断相互融合。以前那种对不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区分逐渐失去意义，仅仅从传统的视角来研究金融及金融发展问题将是千头万绪、一头雾水。这也导致了理论研究上的“两难”困境：理论研究一方面需要不断细化和深入，另一方面也需要能够解释现实、指导实践；而在传统视角下，一方面对各种具体金融工具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另一方面这些研究之间缺乏逻辑联系，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而且，在传统视角下对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助长了一种重视微观效率忽视宏观效率的倾向。微观效率很重要，在一定程度上是宏观效率的基础；但微观效率始终不等于宏观效率，宏观效率也不是微观效率的简单加总。传统研究视角带来的必然结果就是微观效率不断提升，而宏观效率难以保证甚至受到损害。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功能观应运而生。机构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进行研究，就机构论机构；而功能观着重于对金融机构运作的经济功能的把握，在功能的指导下探寻运作这些功能的最佳机构结构。面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深刻变化，从功能视角进行研究则会使金融及金融发展研究的脉络相对清晰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讲，功能观的出现使处于某种混沌状态的金融及金融发展研究显示出一些较为清晰的线索。
二
所谓功能，简单地理解就是功效或作用，金融功能就是金融工具、金融机构以及整个金融体系对经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推动作用。金融功能具有客观性、稳定性、层次性和稀缺性等基本特征。它比其他金融要素更具稳定性，更少受人的主观意志影响与控制，更适于长期观察与整体把握。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量或一种状态，是自动剔除一切可计量的与不可计量的、已知的与未知的影响因素以后的“净剩余”、“净结果”。可以说它是研究金融与经济相互关系的主轴、核心与关键，是质性金融发展的直接结果和观测器。关于金融功能有许多不同的表述，这种不同主要源于观察视角与抽象层次的差别。根据白剑眉(2005)的研究，对金融功能的层次结构可以进行如下划分：(1)从横向上看包括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从上到下的抽象程度依次降低。也即从最抽象的层次上来理解，金融的功能就是资源配置功能；从具体的层次上来理解，金融功能可以分为基础功能、核心功能、扩展功能和衍生功能；从完全具体的层次上来理解，金融功能包括支付结算功能、投融资功能、动员储蓄功能、信息传递功能和风险管理功能；从最为表象的层次上来理解，金融功能表现为渗透功能。(2)从纵向上看则反映了不同层次之间的递进关系，具体层次的功能是对抽象层次资源配置功能的分解和具体化，同时又是对完全具体层次功能的一定程度抽象和归纳总结，例如具体层次的核心功能其实包含了完全具体层次中的投融资、动员储蓄和信息传递；从完全具体层次到表象层次则反映了各种具体金融功能的实现对金融渗透功能的依赖。
上述层次结构划分只是一个梗概框架，抽象的层次还可以根据实际问题研究的需要进行分解。这种划分的主要意义在于明确指出金融功能的层次性，并初步勾画出金融功能的层次结构，基本理清了各种表述之间的逻辑关系。
三
关于金融发展问题的文献可以追溯到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他把金融结构定义为“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而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这就是金融发展的结构观点，它对后续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随后许多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基本都遵循了这一界定。白钦先(1989)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金融倾斜及其逆转”是从融资结构的角度来研究金融结构，并从融资结构变迁这一动态演进的视角对金融发展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这一研究思路与戈德史密斯的概念也是完全吻合的。戈氏的“金融发展”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主要是由于它所揭示的事实可以被真切感受到，这也是传统研究视角的优势所在。但金融体系日新月异的迅猛发展使戈氏理论的片面性和局限性逐步显现出来，白钦先(2003)针对这些不足将金融结构重新定义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
这种努力仍然没有改变传统的研究视角，只是在传统视角下为适应现实变化所做的一种改进。在前面对金融功能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考虑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金融发展似乎是自然的事情，那就是金融发展的功能观点，即金融功能演进是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即是金融发展。研究视角的改变可以更好地适应金融体系急剧变化的现实。
除以上两种主要观点以外，关于金融发展还有组织观点和产业观点。金融发展的组织观点就是把金融组织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考察金融组织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而从金融组织演进的角度来界定金融发展。金融发展的产业观点就是把金融产业作为基本的研究对象，考察金融产业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而从金融产业演进的角度来界定金融发展。另外，白钦先(1999)提出的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也是对金融发展的一种全新界定，强调金融是一种资源，也存在合理开发利用的问题，进而引申出量性金融发展和质性金融发展相统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观。
四
对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就是从具体的金融要素(包括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出发到实现金融发展这样一个逻辑过程。一般来说，一定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形成一定的金融组织，一定的金融组织形成一定的金融产业，一定的金融产业形成一定的金融结构，一定的金融结构具有一定的金融功能，如果金融的各种功能都得到有效的发挥也即实现了金融发展。在这一逻辑链条上，研究切入点的不同导致了对金融发展的不同界定。从金融组织切入进行研
究就是金融发展的组织观点，从金融产业切入就是金融发展的产业观点，从金融结构切入就是金融发展的结构观点，从金融功能切入就是金融发展的功能观点。另外，由于金融资源是一个内涵极为广泛的概念，它涵盖了从金融机构到金融功能的所有金融要素，所以，金融发展的资源观点并不在刚才所述的逻辑链条上，而是在该逻辑链条之外对该逻辑链条的一种综合和抽象。根据谭庆华(2003)对金融资源论与金融机构观、金融功能观之间关系的考察，金融资源的三个层次可以分为实体金融资源和功能金融资源两个部分，而分别对应着金融机构观和金融功能观的研究对象。因此，从金融资源的角度研究金融发展问题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加深了对金融发展的理解，也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当然，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仍然会回归到对金融机构、金融组织、金融产业、金融结构等具体金融要素的分析，从距离“金融发展”这一逻辑结果的远近上来看，功能观点更为基础、更为直接，而资源观点更为抽象、更为间接。
上述分析并不是想要证明任何一种观点的优劣，而是想说明已有对金融发展问题研究的不同观点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各自在从具体的金融要素到金融发展这一逻辑链条上的相对位置。当然，金融功能处在离金融发展最近、最基础、最直接的位置上，从而在研究金融发展问题上显得极为关键。
参考文献：
[1]白钦先，百年金融的历史性变迁[J]，国际金融研究，2003，(3)：59―63。
[2]北京奥尔多投资研究中心，风险、不确定性与秩序[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3]白剑眉，金融功能的层次结构：一个全景图[J]，广东金融学院学报，2005，(5)：9―14。
[4][美]雷蒙德・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周朔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5]白钦先，比较银行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6]白钦先，谭庆华，论金融功能演进与金融发展[D]，厦门：首届中国金融学年会会议论文，2004。
[7]姚勇，金融组织演进与金融发展[D]，沈阳：辽宁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