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概述
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及未来经济形势的判断影响着政府、企业或个人对市场的决策和调控的决策。在实际分析和判断中，如果忽视了正确的原则可能造成宏观经济判断上的分歧，使得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与判断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难以确保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相关部门必须科学合理的分析与判断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准确的把握未来经济发展趋势，从而提高个人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促进政府部门经济调控的有效性。
2 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情况
2.1 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与机遇 一是我国经济顺利驶入了稳定发展的正常航道；二是内生性增长机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三是中国出口呈现出了恢复性增长的趋势。
另外，目前中等收入国家向逐步向高收入国家迈进，内需潜力巨大；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企业在面临市场经济改革或者调控时，自我发展能力和适应能力逐渐增强；国民储蓄率较高，对宏观经济政策发展空间较大等。
2.2 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与矛盾 首先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我国通胀压力有增强的趋势不利于市场调控，使得我国房地产行业和汽车行业无法形成新的增长点，房价、物价持续上涨。另外地方债务风险、局部金融风险仍然存在并在积累，诸多中小型企业发展遇到了资金短缺的问题，出现一方面贷款宽松，一方面贷款难的问题同时存在，给货币政策宏观调控带来了巨大的阻力。
3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及未来趋势判断需要把握的问题
3.1 确定经济变量合理的参照 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以及未来趋势的判断，涉及到的宏观经济变量范围较广，往往需要正确的确定相关参照值，参照值可以是正常值、过去值或者目标值，往往需要根据实际的经济变量，以确定不同意义的参照值。就GDP增长率来讲，其主要反映的是宏观经济运行态势的一个经济变量，因此可以将潜在的GDP增长率作为参照，也可以将目标增长率作为参照。实际GDP增长率下降或者上升并非都意味着宏观经济趋坏或者趋好，应该是趋近于潜在GDP增长率的实际GDP增长率上升，意味着宏观经济发展形势趋好；背离潜在GDP的实际GDP增长率上升，意味着宏观经济发展形势呈现不好的趋势。
3.2 区分经济变量临时性波动和趋势性变化 经济变量的变动往往呈现临时性和趋势性，对于这两种波动形式必须进行准确的区分与判断，切不可将两者混淆。对于2011年2月份我国出现进出口负值，有人认为主要原因是中国贸易顺差多年一直扩大的趋势造成的。但是实际上造成我国进出口长期顺差的原因是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储蓄率过高造成投资率过高，提高了产能，这必然会使得出口扩大、进口减少，造成顺差增加。这种中国经济的失衡是长期形式的，而个别月份的变化只是临时性波动，不会是趋势性波动。对经济变量临时波动和趋势波动变化的正确区分，能帮助企业决策者正确的判断宏观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提高企业市场变化的适应力。
3.3 加强通胀预期的管理 首先大力扶持农业生产，对农业产品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规则加以监督与管理，有效防止炒作投机。同时提高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变动的重视程度，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缓解通胀带来的压力。另外，需要根据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趋势适度提高存款利率，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促使合理均衡汇率的形成。通过强化通胀预期的管理，在分析和判断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形势上，对其进行宏观的调控，能有效的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健康、稳定的发展。
3.4 重点调控房地产市场 首先应结合目前房地产市场的实际情况，建立有针对性的住房供应机制；加快廉租房住房建设，使其因商品房投资下降给我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方面起到一定的弥补作用。对于商品房供应通常需要及时进行动态检测，对不合理的住房需求进行制止与疏通，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另外还应该强化房产税的推动工作，积极完善相关的财税和金融政策，加强房地产信贷风险的管理，为房地产市场提供更多的住房资源，在缓解市场不合理住房需求的同时，也对我国宏观经济进行了调控，有利于未来房地产市场的良性发展。
4 结束语
一直以来，对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与判断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面对目前我国宏观经济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必须全面、深入的分析，对相关措施进行准确的把握，确定经济变量合理的参照，区分经济变量临时性波动和趋势性变化，强化通胀预期管理与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有利于相关企业和部门对宏观经济进行实时的了解，并对未来市场经济发展的趋势进行掌控，从而制定出适合企业发展的经济措施，实现企业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邓富民，梁学栋.宏观经济、政府规制与房地产市场发展――政策调控与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研究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12，
一、我国宏观经济概括。
从宏观环境来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实现平稳增长的关键时期。由于中国经济面临的通胀压力较大，并且调整经济结构的难度日益增加，因此中国将稳增长、抑通胀和调结构确定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与之相适应，中国需要在维护宏观经济稳定的基础上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积极的改革，促进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一）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
（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急需解决的问题与矛盾。 二、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调控路径的选择。
为了保持我国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当前必须在保持中国宏观经济运转相对稳定的同时大力推行更多的合理科学的宏观调控政策，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一）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调控首要任务就是要继续加强通胀预期管理。
首先，当前必须要大力扶持农业生产，确保粮食供应充足，要对农业产品市场运行机制和市场规则加以大力监管，以便防止炒作投机，同时避免以农产品为主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快速上涨，确保价格稳定，另外还要对国际市场大宗商品及农产品等价格变动高度关注，以便能及时采取有效应对措施缓解输入型通胀带来的压力。其次就是要适度提高存款利率，要对信贷规模进行合理控制，进一步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要采取有效措施来促进合理均衡汇率的形成。最后就是要通过采取法律及必要的强制行政手段来积极完善市场监管体系，对市场过度投机行为加大打击和监管力度。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确保我国经济稳定增长。
为了确保我国的经济发展平稳，对财政支出结构进行优化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通过优化财政支出可以保障投资规模合理快速的增长。具体来说首先就是要对投资项目进行合理的完善和管理，对于可能出现的国际金融危机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其次要通过努力优化投资结构来严格限制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同时对于代表了高科技的新能源及新材料要给予大力资金支持，只有这样才能培育出新的经济增长亮点。除此之外，政府还要逐步提高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要加大投资倾斜力度。
关键词：
体育经济；新时期；宏观形势；实现路径
自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社会现状有了巨大的改变，同时我国的经济也始终处于稳固的上升阶段。体育经济的兴起以及整个发展的过程，都与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提供了良好契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以特有的经济制度为前提，中国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构成了不同的体育经济。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中国体育行业现已由计划经济体制转为市场经济体制，且行业由原来的福利型变为了消费型，但是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体育经济仍为成长的初始阶段。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现状，并进一步从宏观角度分析了新时期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经济形势和政策形势，提出我国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策略。
一、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1.经济发展质量与产业规模拓展速度不同步近几年来，国内体育产业发展状况良好，于是商家开始利用体育明星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来促进体育产品的销售，这样的形式在体育经济体制中并不鲜见。目前，体育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国内体育赛事的关注度也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随之运动员的影响力也出现了质的飞跃，许多运动员如刘翔、李娜以及姚明等，都成为了在中国乃至国际体坛上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体育明星，其影响力也促进了公众在体育方面的消费，人们开始以此为方向来消费和购买体育产品。由于顾客模仿体育明星的热潮，商家便开始借此机会利用明星形象来促进体育产品的销售，以获得更大的市场效益。这样的运营方式促使许多体育产品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然而，由于市场上以明星形象作为销售手段的商家数量越来越多，其缺点也开始逐渐显现，例如体育经济的质量水平增长赶不上其规模的拓展速度等问题不断涌现。一些产品利用运动员形象吸引顾客，其实际质量却与宣传不符，会给顾客造成上当受骗的感觉。
2.体育经济政策不完善，管理不符合实际在我国经济管理的成长来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其发展的时间较短，特别是在体育经济的管理方法和制度方面仍有许多问题存在，因此限制了中国体育经济在未来的成长和进步。此外，我国的体育经济发展是以体育部门的基本建设为前提和发展方向的，然而这样的方式会使得销售体育产品的商家缺乏自主性，无法对售卖的商品进行自主选择，这种现象也成为了制约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因素之一。体育器械、赛事、鞋服以及娱乐等抽象化商品都能够作为体育经济的表现形式，但是我国的体育经济将更多的发展对象放在体育鞋服方面，其市场壮大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其他商品的发展。
3.体育经济中从事经营方面的人才资源短缺中国的体育经济发展较为迟缓，且仍存在着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就包含了经营类人才资源的不足。在我国，体育经济仍未发展成熟，因此，必然会出现缺乏能够洞悉市场的发展前景、需求规律以及经济结构的整体性人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中国体育经济的发展陷入瓶颈，且一直无法超越发达国家。除此之外，我国目前的现状是缺乏培养机构来针对体育经济人才做专业的系统培训，所有从事该专业的人员依靠的都仅仅是工作经验而非专业知识。
二、新时期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新时期的到来，体育消费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机会。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始终能够实现快速的发展，因此，我国的体育经济在全新的环境和条件下也能够获得有利的发展机会。首先国民经济的不断攀升以及我国人均收入总额的增加，使得在体育经济方面，也存在很大一部分潜在的消费人群可供发展；其次，我国目前市场需求结构和顾客消费结构的更新，也给体育商品的消费创造了新的机会；再者，经济产业结构的改变和更新也提供了一定的机遇。在未来，这些机遇决定了我国体育经济应该将发展要点放在体育用品、娱乐健身、体育终结以及表演竞赛等市场中去。中国体育经济的发展最终的目标应该是争取用近五年的时间能够实现和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遵循现代体育经济增长态势的，拥有全面的类别、合理的结构、规范的发展的体育经济体制政策。要将体育经济的增长从四年前的五百亿元提升至约一千亿元。力争将体育经济发展为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实现其在提供就业机会、改善产业构成以及促进经济发展等多方面发挥积极效用。
三、新时期我国体育经济发展宏观政策形势分析
九五版《体育经济规划纲要》在2012年正式停止实施，过去的十五年来，中国体育经济无论是在知识理论还是实际运用中都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然而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在盼望着国家颁布更加符合体育经济发展趋势的制度法规，体育经济能够得到更快更好的发展前景。近几年，国家出台的新制度首次将体育经济的地位上升到了国家层面，满足了人们对与有关体育经济发展政策的期盼。《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经济的指导意见》(〔2010〕22号)，在2010年正式颁布，该政策不仅对体育经济在我国的成长进步和发展前景做出了肯定，还将体育经济的发展上升到国家，提出要将我国从体育大国发展为体育强国，以推动未来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2011年4月29日，我国体育总局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体育事业“十二五”规划》两大政策性文件提出了《体育经济“十二五”规划》。旨在积极促进体育经济在调整产业结构、促进经济转型以及方便人民群众等方面的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了我国体育经济更加全面的发展目标，其中在制度的建立方面，要注重对体育经济发展的支持和鼓励，完全体育经济有关的法规制度，将现有的体育经济迅猛发展局面维系下去，争取将其发展速度提升到百分之十五以上“，十二五”规划的后期，其增长数额要在四千亿以上，占到GDP比例在0.7％以上，要让体育经济成为GDP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指导意见和十二五规划提出了体育经济发展的未来目标、发展方向以及实施方法，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
四、新时期我国体育经济发展的对策
1.要将体育制度的改革落实到实处，实现体育行业向着市场化方向发展目前是计划经济的时代，我国的体育经济整体都是以国家的预算作为前提。虽然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体育经济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限制，体育产业的进步等，导致了体育产业出现社会化现象，处在改革更新的过渡时代之中。对此，各级体育相关单位应该将体育产业的多样化功能挖掘出来，促进体育产业化，充分利用体育企业和部门之间的合作关系，与企业联系，促进体育经济的发展，逐渐将体育相关部门从政府部分分离出来，根据市场的发展前景来选择适应其规律的发展模式。筛选出较为专业的体育产业企业将其引入市场，并使其逐渐实现从全额拨款转化为差额拨款，从差额预算转化为自我收支，从自我收支最终实现企业化。产业的构成需要符合和融入市场，其发展成长都与市场息息相关，体育产业想要在未来获得较好的发展，就要符合市场的竞争规律。以西方发达国家过去体育经费的筹资经验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未来我国的体育经费主要应该来源于国家的拨款支持，社会的融资应该作为辅助的手段，将国家和社会两种方式联系起来，以多样化的渠道来筹集支持资金，做到主次结合，相辅相成。
2.应该发展具有我国社会特征的体育商品以及国有品牌市场定位的定义是企业为了让自身生产的商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应该从多个角度提升商品的质量，为商品打造独特的销售形象，使增加其在顾客中的影响力，主要目标是获得市场竞争的优先权，使商品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和购买度。目前，体育行业市场对其商品的要求越来越高，我国的体育经济应该向着中国化特色的方向发展。体育产业的相关规定具有世界性，其魅力是亘古不变的，在世界经济市场中，我国的体育商品越具备中国特色就能更容易地获得市场竞争的优势，进一步加强企业的社会竞争力，打造具备独特性的商品形象，以获得更好的实际收益。
3.体育经济的成长和进步本质上还是依赖于人的操作目前通晓体育和经济两种专业的人才数量较少，这一现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我国体育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因此，目前最主要的是培养一批涉及体育和经济两个专业的优秀人才团队，第一方面是要聘请优秀的管理人员；第二方面是要针对目前从事体育经济的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化培训；最后应该努力加强世界各国之间在体育经济方面的协作互助，向西方国家引进优秀的政策制度以及实用性的发展经验。
参考文献：
[1]董立红.浅论当前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下体育产业的发展思路[J].商场现代化,2008,32:239-240.
[2]邹玉享.当前宏观经济背景下我国体育用品产业发展的战略思考[J].武汉纺织大学学报,2014,02:83-86.
从1997到2004年间，中国白酒产业逐渐从中低端产品到高端产品过渡，很大一部分过剩产能被剥离出来，当前正处于黄金增长期。产品结构的变化，中低端产品的产能被剥离出去，实现了从中低档酒向高端酒过渡，相应的提价带来的效应使白酒产业规模在增长。
在烈性酒的消费上，全球消费最高的国家是英国，烈性酒在整个酒水消费中的比重占到了18％～25％，在大部分国家，比如日本，烈性酒在整体酒水消费中的比重占到了10％以上，与目前我们国家的白酒消费水平比较吻合，可以预计，中国白酒的消费量进入了一个平稳的阶段。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用两组数据进行分析：人口结构的变迁是引领白酒消费最重要的因素。白酒消费最主要的人群年龄在35～44岁之间，这个人口结构的比例在2005年到2015年之间会保持增长。以日本为例，在35～44岁之间的人群，人口比例在增长或保持较高水平的时候，对烈性酒的消费呈现出高增长的态势，当35～44岁这一人群，人口比例呈下降趋势的时候，烈性酒的消费量也在下滑。目前，我国35～44岁这一人群的人口结构最有利于白酒消费。从2015年之后，随着中国人口结构调整进入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很可能会面临白酒消费的下滑，白酒的销售也会出现下降。目前的形势是消费量在平缓的增长，消费价格也在增长，带动着整个产业规模的增长。我们预期在未来的5～8年内，中国的白酒行业会继续增长，到2015年的时候会出现变化。
未来中国白酒产业是波动式增长
白酒产业最典型的一个特征是政务消费引领商务消费，商务消费再引领个人消费。政府GDP增长带动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随之也会带动白酒消费的增长。白酒消费量和白酒消费的规模跟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成正比关系。我们看到，随着GDP增长以及中国固定资产投入的增长会带动白酒消费的继续增长。从未来看，中国经济会进入一个持续波动的状态。过去的3～4年中国经济都在持续高速增长，未来3～4年中国经济可能要经历迂回曲折的过程，处于波动状态。在波动的时候，就意味着白酒企业在经济的高峰期可以高额盈利，在整个经济的低谷期，也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所以，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日趋波动，白酒产业在未来将呈现波动式的增长。
中国白酒产业是一个中等竞争强度的产业
中国白酒企业的数量在逐年递减。数据统计，1998年时，中国的白酒企业有1400多家，到现在只剩将近900多家，这个说明整个白酒产业在不断进行调整。调整的背后，是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水井坊等知名白酒品牌在中高端市场销售额的快速增长。2006年的数据显示，这四家企业当年的销量只占当年白酒总销量的8.8％，收入和利润所占的比重分别达到了15.4％和13.4％。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白酒产业在不断增值，产业结构在增值的过程中，整个产业内的销售收入和利润都在上升，这进一步肯定了产业增长的大趋势。所以说，中国白酒产业是一个中等竞争强度的产业。
在一个中等竞争强度的产业里，白酒企业应该关注两个方面：一是追求产品的优化。茅台、五粮液和国外像轩尼诗这样的知名烈性酒品牌相比，差距还很大，产品的发展空间也很大。中国经济的增长会带动白酒产业需求和消费量的增长，高端白酒市场规模不容小视，高端酒的提升空间很大。另外一个就是白酒板块在股市的表现。自年初以来沪深两市指数反弹高达50％，食品饮料行业反弹幅度4铴，高端白酒板块只有30％。白酒板块在股市中的表现应该引起白酒企业的关注。
白酒企业三个方向
多元化
白酒企业最典型的特征是现金流充裕，负债率很低，这为多元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随着产权利益的改革，要么多元化，要么成为多元化的一部分，会是未来发展的一种趋势。
平台化
中图分类号：F123
一、全球经济形势分析
(一)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形成，但结构不平衡
全球经济复苏的方向基本上不会发生变化。从图1来看，世界经济，包括各主要经济体都告别了2009年的经济谷底，经济增长率逐步回升。但是，全球经济复苏的结构不平衡。从图1来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经济复苏程度明显好于发达经济体。美国的复苏进程缓慢，失业率仍然维持在9%以上的高位（见图2）；欧元区整体的复苏态势并不平稳，边缘区域债务危机不断，复苏程度偏低；日本在遭遇这一次大地震和大海啸之后，复苏进程是否会被打断有待进一步观察。因此，本轮的经济复苏是由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强劲增长所主导的，但是发达经济体相对缓慢、低效的复苏进程导致全球经济复苏缺乏坚实的基础。
（二）大宗商品趋势性上涨，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压力陡升。
从图3可见，能源、金属、农产品等各类大宗商品基本上从2009年2月触底以来持续攀升，黄金价格和铜价均创出历史新高，基本形成了趋势性上涨的态势。这一趋势在未来可能继续保持，原因是：首先，美国高失业率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的，美联储在2011年可能仍将继续保持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弱势美元格局难以发生根本改变，从而间接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走高构成重要的支撑因素；其次，全球经济复苏态势基本形成，尤其是新兴经济强劲的经济复苏，导致需求稳定回升，从而进一步推动商品市场行情的看涨；第三，中东地区的动荡局面、近两年偏多的自然灾害等限制了大宗商品供给的增长。
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国内强劲的经济复苏和消费结构的升级导致对大宗商品需求持续扩张，输入性通胀的影响不断扩大，逐步扩散到国内下游产业，通胀压力快速上升，如图4所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CPI增长率自2009年触底之后迅速反弹，目前处于6%左右的相对高位，新兴经济体的代表中国，通胀率也在危机之后持续攀升，处于5%左右的高位。而发达国家因为国内经济复苏力度偏弱，通胀压力目前并没有完全显现，如图4所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处于2%以下，但是，大宗商品价格如果持续上涨，可能会导致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比如美国最近的CPI增长率已经突破2%。
（三）日本大地震带来的可能影响
这次突如其来的日本大地震势必将对全球经济形成冲击，而具体的影响程度可能要取决于核电危机的解决情况。如果日本能够较为顺利的解决当前核危机，我们认为，这一次地震对世界经济的负面冲击并不会很大。本次地震影响最大的东北地区并不是日本主要制造业和出口产业的分布区域，这不同于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即使后者，重灾区生产能力的复苏也只用了半年。因此，这次地震可能在短期内因为生产线破坏、电力不足等原因造成实体经济的停滞，也因为核辐射等问题引发各种心理危机，不利于实体经济恢复。但是在中长期内，因为震后重建等投入将促进就业问题的解决，为本国企业带来新的商业机会。尽管地震初期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一定程度下滑，但是，我们认为，日本大量救市资金的投入和能源、食品等重要商品短缺的相互作用，将进一步拉升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并导致在日本出现通胀水平提高的情况。此外，本次地震爆发的核泄露危机引发人们对核电站的质疑，从而在新能源发展水平短期内难以大幅度提高的情形下，传统能源产品的需求可能进一步扩张，从而在近期内对石油、煤炭的价格上升起到推动作用。
（四）小结
综上所述，世界经济复苏态势已经形成，但是复苏的基础依然薄弱。从世界经济危机史来看，在每一次重大经济危机之后，往往会崛起新的战略性产业主导全球经济的增长，而这一次由发展中国家主导的复苏似乎难以完成这一任务。如果发达国家不能进一步增强其复苏力度，那么，在高企的大宗商品价格冲击下，形成滞胀的风险较大，而这对率先复苏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也不是一个好消息！
二、中国的宏观经济问题
（一）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在2009年第一季度触底后，迅速实现V型反转，如图5所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快速有力的经济回升是世界经济复苏的有力支撑。具体而言，从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根据图6，固定资产投资在危机期间的增速很高，依然是推动中国经济回升的主导力量，但在2010年逐步下滑并趋于平稳；消费和出口的增速则于2009年底逐步回升，并成为稳定中国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
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近期的表现和出于中长期内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考虑，保持相对高速的经济增长的前景是比较明朗的。实际上，现在的经济增长目标并不是10%以上的高速增长，而是重在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改变过去过度依赖投资、出口拉动的模式，实现国内消费与投资、出口并重的发展模式；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因此，为了实现这种转型的目标，牺牲一点经济增长率也是可行的，经济增长率只要保持在7～8%即可，因为，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中国的就业问题就凸显的阀值大约在经济增长率6%。
（二）中国的通胀问题
通货膨胀问题是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最为关注的焦点。
第一，中国的通胀水平较高，但还处于可控水平。从图7来看，8大类商品中，除了衣着、交通和通讯两大类商品之外，其他各大类商品价格均上涨，而且所有商品的同比价格指数均处于上升趋势，因此，本轮通胀呈现出物价普遍上涨的局面。相对而言，食品和居住的上涨幅度最为明显，这两类商品往往是生活成本的主要构成，从而导致居民对本轮通胀的更为敏感。而且，作为CPI的先行指标，依然高企的PPI意味着较高的通胀水平在短期内仍将延续。从通胀幅度来看，CPI整体水平并没有超过前期2008的高点，亦低于1990年代中期的通胀水平；中国目前的通胀水平虽然高于发达国家，但是，根据图8，仍低于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处于可控水平。
第二，中国当前的通胀是多种因素造成的。造成通货膨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类：需求拉动、成本推动和国际输入。中国的通胀三种因素兼而有之，且相互强化。
首先，就需求拉动而言，面临突如其来的全球经济危机，2009年实行了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如图9所示，2009年金融机构贷款、M1发行量的同比增速很高，即使在2010年明显下降，但仍处于较高水平。货币供给过快增长的需求扩张政策在拉动经济的同时，也给物价水平的上涨提供了拉力。
其次，成本推动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不容小觑，这也是本轮通胀区别于以往通胀的主要特征之一。近年来中国 “民工荒”现象非常突出，中国各地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不断提高，从而推进工资成本上升；普遍的物价上涨导致生活成本上升明显，这将进一步推动工资成本的上升；根据图10，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也在2009年12月终结价格下滑的过程，出现较大幅度的提升。上述生产成本的上升将传导到消费产品价格上，引起一般物价的上涨。
第三，国际输入型通胀问题需要重视。国际输入型通胀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是资本流动渠道，国际热钱涌入加上我国的贸易顺差，导致大量外汇流入。从图9来看，我国外汇储备同比增速尽管在2010年中期开始有所下降，但仍基本上保持16%以上的增速。外汇储备额的不断上升意味着基础货币投放量不断上扬，从而形成流动性过剩的局面，进一步恶化需求拉动型的通胀。另一个是商品流通渠道，这主要是来自于国际能源、资源、粮食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如图3所示），特别是我国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在我国需求拉动下，价格飙升，将通过进口渠道推动国内相关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涨价，从而加剧成本推进型的通胀。
根据上述分析，如何治理通胀成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焦点。自2010年以来，央行频繁提升存款准备率，到最近一次的调整，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20.50%；自2010年10月份以来，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连续加息4次，每次幅度为0.25个百分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央行的货币政策从非常宽松的形态回归到常态格局，亦表现出央行治理本轮通胀的决心。
不过，中国本轮通胀的成因是多方面因素交织在一起的，单纯的央行货币紧缩政策未必能够起作用，尤其是对于成本推进型和国际输入型的通胀问题。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是供给层面造成的，那么货币政策层面的紧缩，利率的提升和信贷额度的缩减，都将增加企业的负担，反而会进一步恶化供给。一旦国际经济复苏进程曲折，那么，中国进入滞胀的风险也不是没有的。
三、中国应对之策
从当前的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来看，经济复苏的态势已经形成，但是基础依然薄弱，所以，对于中国而言，虽然经济回升幅度较大，但是面临的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依然较大，如果为了治理通货膨胀而采取货币、财政双紧政策，并不可取，要综合使用需求管理、供给管理政策。
（一）需求管理政策
在需求管理政策方面，在目前的情况下，财政不宜实行紧缩政策。财政支出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特别是影响我国的就业。虽然接连出现民工荒，但当前的民工荒主要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即熟练工和高级技工的短缺，另外也是长期低工资水平造成的，因此，在城镇化进程继续推进的背景下，就业问题依然是我国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从2008年底、2009年初的情况来看，经济增长率一旦低于7%，失业问题就凸显。因此，考虑到中国经济“刹车容易启动难”的特点，以及当前的通胀仍处于可控水平，特别是当前国际经济复苏态势的复杂性，我们仍应该采取相对宽松的财政政策。
同时，虽然不能绝对得把将物价现象等于货币现象，但是，对于当前仍为缓解的通胀问题而言，结束2009年以来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将货币政策回归常态是很有必要的。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央行“数量型”和“价格型”政策工具并重。存款准备金率已达到20.50%，也接连四次加息。与发达市场经济体不同，我国利率是管制的，没有市场化，因此货币供给和利率调整之间没有明确的内生关系。单纯提高利率，并不能减少货币供给，而只会导致企业减少投资，形成负向的供给冲击；同时，利率的提升将引发逆向激励，导致企业和个人将多余的货币会流向高风险的资产市场，追求高回报率的投机利润；而且我国的利率水平高于发达国家，继续提升可能会进一步吸引国际热钱涌入，在当前的外汇管理体制下，反而导致国内货币供应上升。因此，利率工具可能不是当前货币紧缩政策首选。对于量化工具而言，目前准备金率调整、公开市场操作的空间已经不大，M1、金融机构信贷的同比增长率目前已经回落到2004-2010年间的平均水平之下。在偏紧货币政策下，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往往是中小企业，而他们恰恰是解决中国主要就业问题的群体，失业可能会引发比通胀更为严重的社会稳定问题。所以，为了避免实体经济受到损害和稳定就业的需要，货币政策的紧缩空间也并不大。
（二）供给管理政策
扩张性的供给管理政策可能是应对当前复杂国内外经济形式的最佳宏观经济管理政策，尤其是对于治理成本推进型的通胀和避免滞胀的出现。与需求管理政策比较而言，供给管理的政策工具更为灵活，通过在产业、区域、人群层面的细化，可以对宏观经济进行精细化管理。
首先，考虑实施减税政策。实际上，分税制改革以后，我国税收收入的增长率基本上高于GDP增长率，政府税收占GDP 的比重不断上升。在当前企业人力、原料、能源成本不断攀升的情形下，通过减税来抵消成本上升对企业增加的负担，增加总供给。其次，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这包括行政、金融、劳动力等市场体系的改革和完善。通过改进政府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企业融资交易成本、促进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第三，考虑建立各主要大宗商品和农产品的商业化储备，以应对通胀预期，打击恶性价格炒作。第四，积极制定各项政策鼓励企业技术升级和改造，推动自主创新，实现生产率的提高，从根本上降低企业生产成本。第五，考虑适度稳步推进人民币升值，这将有助于降低我国对外依赖程度较高的能源、原材料的价格，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虽然，人民币上升也会对企业出口形成负向冲击，但是通过利弊权衡，小步升值更为有利。最后，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特别是我国对外依赖程度偏高的资源部门，保障国内能源、原材料供应安全，同时也能消化当前巨额外汇储备，从而降低货币供给扩张压力。上述政策都将使得中国的总供给曲线右移，从而在增加供给的同时抑制通胀，避免滞胀。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每一轮世界性经济危机都是由重要的新兴产业的发展来终结的，中国要抓住这一机遇，重点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真正承担起主导世界经济复苏进程的角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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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厉以宁.非均衡的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3] 厉以宁.厉以宁论文选（2008-2010）[M].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
中图分类号：F83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1)05－0026－06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1.05.07
一、2010年海南省宏观经济运行情况
（一）经济增长处于历史高位，区域经济政策影响明显
2010年，海南省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52.12亿元，同比增长15.8%，同比提升4.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5.5个百分点。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26.3%、27.6%和46.1%，第二、三产业占比均比2009年有所提升，产业结构趋于优化①。
2010年，海南省经济增速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运行态势。一季度GDP增幅一度高达25.1%，此后开始逐季回落，年初经济增长大幅攀升，有受2009年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回落较快，基数较低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国际旅游岛政策出台带动了房地产、金融、旅游等行业增加值快速增长。随着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出台，海南省房地产市场受到影响，经济增速回调，但仍处于历史高位。
（二）工业生产震荡上行，服务业运行良好
2010年，海南省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354.80亿元，同比增长18.5%，比2009年提升11个百分点。其中，轻重工业占比分别为23.4%和76.6%，重工业支持地位较为突出。工业增加值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以油气化工、汽车、浆纸为代表的重点行业生产快速恢复。工业产品销售状况持续好转，产品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9.65%。企业经营效益全面转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31%，亏损面同比下降3.6%，企业综合效益指数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
2010年，国际旅游岛建设带动了海南省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9.6%，继续引领经济快速发展。其中，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其他服务业等行业增速均超过20%，有力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旅游业全面恢复，全年接待过夜人数和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5.0%和21.7%。
（三）投资增速高位企稳，消费市场持续走旺
2010年，海南省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331.46亿元，同比增长32.8%，连续三年保持高增长。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257.50亿元，同比增长33.4%。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特点主要以下几点：一是投资增速前高后低。年初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启动带动了全省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增长，随着货币政策调控力度加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管理加强，投资增速逐步回落。二是第三产业主导地位突出。第三产业投资占比84.5%，拉动投资增长29.1个百分点。三是投资资金来源充裕。全年投资到位财务资金同比增长61.7%，资金到位率178.1%，有力地保证了投资的高增长。
2010年，海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23.82亿元，同比增长19.5%。城乡消费市场保持旺销势头主要得益于以下几点：一是政策效应推动。汽车摩托车、家电下乡政策的实施，农垦系统及林场职工纳入实施范围释放了居民大宗商品需求；二是城乡居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全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3.3%，农村居民纯收入同比增长11.2%；三是国际旅游岛建设带动了旅游消费，房地产市场销售相对较好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住房装修等一系列下游消费的增长。
（四）进出口额创历史新高，实际利用外资大幅增长
2010年，海南省外贸进出口总额实现108.02亿美元（含海南炼化），同比增长21.2%，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23.91亿美元，同比增长25.8%；进口84.1亿美元，同比增长20.0%。在大企业带动下，海南省外贸结构不断优化，外贸转型发展取得突破，高科技产品出口增长1.4倍。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利好消息的刺激下，海南省实际利用外资15.23亿美元，同比增长61.5%，增速比2009年提升88.1个百分点。利用外资主要分布在海口、三亚、万宁等地区，主要集中在房地产业。
（五）财政收入强势增长，支出偏向民生
海南省经济发展向好，工业企业效益稳步提高，房地产税收收入大幅增长以及政策性增收等因素，拉动了全省地方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2010年全省共实现地方一般预算收入271.06亿元，同比增长52.1%，增幅居全国第一。其中，税收收入占比接近九成，税收主导地位不断增强。2010年地方一般预算支出578.45亿元，同比增长19.3%。在财政支出规模扩大的同时，重点支出保障较好。一是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城乡社区事务等方面支出同比增幅均超过20%。二是商业服务业等事务、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科学技术等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支出保持较大幅度增长。三是国防、公共安全、一般公共服务等支出稳步增长。
（六）居民消费价格较快上涨，生产类价格高位运行
2010年，海南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累计上涨4.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百分点。受农产品大幅涨价以及房屋交易价格和租赁价格上涨较快等因素的影响，食品、居住类价格涨幅分别为7.6%和9.7%，成为推动CPI上涨的最主要因素。从全年趋势看，2010年四季度以来物价上涨加快。其中，受10月强降雨自然灾害影响，10月和11月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分别为7.6%和7.5%，12月环比回落0.5个百分点，但同比增幅依然为6.3%，物价上涨压力较大。
随着全球经济复苏预期增强，工业企业生产加快恢复，对资源能源和原材料类产品需求增加，推动了生产资料和原材料价格的快速上涨，加之受美元快速贬值和2009年翘尾因素影响，各类生产价格涨幅较高。2010年，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分别累计上涨10.3%和7.7%，均处于历史较高位。
（七）存贷款持续高增长，银行业经营业绩良好
2010年末，海南省本外币贷款余额2509.72亿元，比年初增加568.86亿元，同比增长29.31%。在国际旅游岛建设背景下，政府投资项目增多，带动了全省庞大的信贷需求，全年信贷新增量超出上年13.74亿元，为历史最高水平。从季度间分布看，四个季度间的贷款增量分别为:182.28亿元、149.16亿元、132.13亿元和105.29亿元，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前高后低”特征。
2010年末，海南省本外币存款余额4217.30亿元，比年初增加1041.6亿元，同比增长32.80%。全年存款增量首超千亿元规模，存款增量创下了自建省以来的新高，存款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省内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居民收入的稳步增长、财政存款和企业购汇、贸易融资存款的快速增长。受加息预期、股市震荡波动和下半年楼市调控措施的综合影响，资金回流银行体系趋势加快，定期存款吸引力逐渐增强，全年定期存款增量占比为25.2%，比2009年高出16.4个百分点。
二、2011年海南省经济运行展望
（一）海南省外部经济环境趋于稳定
国际经济缓慢复苏。经合组织（OECD）公布的经济发展“综合先行指数”（CLI）表明，当前世界经济已走出危机阴影，复苏动能偏弱。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强劲增长势头延续趋势的影响下，2011年世界经济增速再次探底可能性不大。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经济开始逐步摆脱衰退状态，回归正常增长区域，短期增长动力略显不足。日本经济增速恢复到危机前的均衡水平，但此后迅速下滑。欧元区各国为应对债务危机开始紧缩财政，但在德国强势带动下，正逐步走出危机。联合国的《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预计，2011年世界生产总值的增长将由2010年的3.6%下滑至3.1%。其中，美国、欧元区国家、日本经济增速分别降至2.2%、1.5%和1.4%，发展中国家由7.0%下降至6.0%。
国内经济稳健增长。2011年国内宏观调控政策将由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组合，宏观调控目标重在强调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可持续性和内生动力，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预计2011年经济增速将低于2010年。考虑基数影响，2011年我国经济将会走出缓慢攀升的态势，预计一季度增长8.0%，二、三季度逐步回升，全年经济增长9.0%左右。
（二）海南省经济运行前低后高
2011年国际国内经济增速回落趋稳，经济运行从应对危机的特殊状态逐步走向正常增长轨道，这将为海南省经济运行创造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四季度企业家和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经济主体对未来经济预期较好。其中，企业家和银行家对下季度的预测景气指数分别比本季上升2.44个和6个百分点。
1.投资动力依然强劲。随着国内刺激性政策的逐步退出，2011年海南省固定资产投资将难以保持近两年40%左右的高增长，但支撑全省投资增长的因素依然存在。在“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进程进一步展开，中环铁路、博鳌机场、100万吨烯烃等一大批重大投资项目将对全省投资增长形成重要支撑。影响2011年投资增长的不确定因素在于房地产投资。在房地产调控过程中，打击房地产开发企业囤地行为和严格控制开、竣工时间，又会刺激房地产开发企业加快开发进度。保障性住房建设力度加大，也会弥补部分房地产开发投资规模收缩对房地产投资增速的负面影响。综合来看，2011年海南省房地产投资增长将有所回落，但不会出现深度滑坡。考虑基数因素，2011年海南省投资增速呈现前低后高走势，预计全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750亿元，增长27%左右。
2.消费稳中有降。家电下乡、家电和汽车摩托车以旧换新等扩大消费的政策在2011年将出现效应递减，耐用消费品支出的减少将会使得海南省消费品零售额增速有所回落。刺激消费增长主要有以下因素：首先，工资水平提高为扩大居民消费增强了后劲，“十二五”期间，国内将重点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加之近年来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健全，所有这些因素将有助于增强居民消费信心，提高居民消费能力；其次，国际旅游岛概念带来的旅游消费为海南省消费市场增添活力，包括旅游业规模的扩大和旅游消费层次的提高；再次，目前海南省城乡居民消费层次较低，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居民消费升级存在较大的空间。结合数量模型，2011年，海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长较2010年将有所放缓，预计全年同比增长18.5%左右。
3.信贷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011年在稳健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下，海南省信贷增速将有所回落，但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展开，全省资金需求依然充足，信贷增速仍将保持较高水平。预计全年信贷新增贷款约625亿元，同比增长25%。一是按照近两年海南省信贷增速高于全国7～8个百分点的增速，假定2011年全国贷款增速保持在17%，海南省信贷增速应能达到25%，新增贷款627亿元。二是从资金需求角度看，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随着国际旅游岛建设进程进一步展开，中环铁路、博鳌机场、100万吨烯烃等一大批重大投资项目将对全省投资增长形成重要支撑，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将会保持较高增长速度。考虑固定资产投资与贷款投放的关系，运用1993―2010年海南省固定资产投资与贷款余额数据建立协整关系模型，以2011年全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1800亿元（按27%的增长速度）计，全年全省新增贷款约600亿元。三是商业银行资金头寸较为充裕，做大贷款规模的动力较为强烈。2010年四季度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本期银行资金头寸指数比上期上升6个百分点。
4.物价前高后低。从推动物价上涨的因素看，一是食品和居住价格上涨对CPI形成上行压力。虽然我国粮食已连续五年增产，粮食供给形势大为改善，但2010年严峻的国际粮食供求形势以及国内自然灾害等对食品价格形成了压力。高房价直接推动了租房价格上涨，进而增加居住类价格的上涨压力。二是货币供应较快是未来通胀压力的重要因素。依据历史数据，我国M1同比增速对滞后6～8期的CPI有显著的解释效应。2010年以来，我国M1增速持续高于M2增速，较高的货币增长将对2011年物价上涨形成较大推力。三是资源类价格改革、劳动力价格的上涨等导致成本上升，进而推高物价，但物价出现恶性上涨的概率并不大。主要原因是近期国家调控力度增大，中央经济年度工作会议提出应把“稳定价格总水平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一些行政干预会导致产品流通成本降低，恶性炒作的行为遭受打压，加之近年来我国粮食连年丰收，工业品供过于求的基本面没有实质改变。
海南省产业门类相对较少，居民消费品主要来自于岛外输入，具备岛屿经济特征，物价涨幅与全国物价水平有一定联系，但运输成本较高，全省物价涨幅一般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结合数量模型，2011年全省CPI将呈现出前高后低的走势，全年累计CPI上涨5.5%左右。
综上所述，2011年海南省投资和消费增速均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全年经济增长将低于2010年。2011年各季度GDP增速呈前低后高走势，预计2011年全年经济增长11.5%左右。
三、2010年海南省经济运行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2010年海南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高企，产业结构有所改善。仅从数据看，海南省经济似乎直接跨越了工业化阶段。但海南省第三产业占比提高，是在经济发展低水平基础上的由个别行业的超常规发展带来的，并非现代服务业升级后的高比重。整体来看，海南省产业结构失衡现象仍较为突出。国际旅游岛政策出台之后，海南省房地产市场迅速走热，全年房地产业实现增加值187.78亿元，同比增长27.1%，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9.84%；房地产开发投资467.87亿元，同比增长62.5%，占固定资产投资的36.59%。作为一种资金密集型行业，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可实现经济短期内快速增长，但房地产业存在投资属性决定了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如果对房地产业过于依赖将导致经济增长的空心化，容易产生经济泡沫，加剧经济增长的波动。
（二）潜在信贷风险不容低估
2009―2010年海南省商业银行信贷大幅扩张，由此带来利润的迅速增长。在信贷快速增长的同时，银行业潜在的信贷风险值得关注。一是中长期贷款大幅增长带来流动性风险上升。金融机构负债短期化与资产长期化现象并存，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难度增大，潜在风险上升。二是随着宏观调控力度加大，2011年国内信贷收紧，一些信贷退出行业和领域潜在的贷款风险可能暴露，包括“两高一剩”行业、政府投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等。三是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量减少，不良率降低，但关注类贷款总额上升，潜在信贷风险不容低估。
（三）通胀预期不断强化
2010年以来，海南省物价上涨较快，社会各界对物价上涨的担忧加重，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四季度问卷调查显示，当前居民、企业和银行家对物价的预期指数分别为72.56%、58.54%和77.0%，比上期分别高出4.89、9.68和0.4个百分点，均处于历史较高位。相关研究表明，经济主体通胀预期增强可能推升物价进一步上涨。海南省居民总体收入水平较低，物价承受能力较差，政府部门调节手段不足。从历史经验看，物价往往高于国内平均水平，需及时防范物价上涨及通胀预期，避免下一阶段物价上涨过快。
（四）贷款结构性矛盾突出
海南省贷款大幅增长的同时，信贷投向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贷款期限结构中长期化。2010年末，海南省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82.19%，高出上年同期8.25个百分点。二是贷款投放集中于少数大企业。全省前十大企业客户贷款占当期全省企业贷款的66.41%。三是贷款行业集中。海南省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房地产（含房地产开发和购房贷款）、交通仓储和邮政业三类贷款占全省贷款的60.26%。四是海南省投融资平台贷款占比偏高。2010年末全省投融资平台贷款占比28.97%。贷款投向结构过于集中既不利于银行分散风险，也削弱了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力度，不利于海南省经济协调发展。
（五）房地产市场走向不确定性增大
2010年初，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全省房地产市场迅速走热，价格翻番、成交额快速增长。从全年房地产市场的走势看，2010年以来房价一直较为坚挺，四个季度的销售量分别为295.4万平米、186.9万平米、135.1万平米和237.4万平米，销售量走势表现为年初猛增，此后一路下滑，年末又开始恢复高增长。在全省房地产正趋于恢复之时，2011年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再度推出八条房地产市场调控措施。房地产调控的“新国八条”势必让全省房地产再度降温，本为销售旺季的春节期，多处楼盘和房屋中介均曝出零成交量。此轮调控通过提高购房成本、限购、房产税三管齐下，以抑制楼市的投资（投机）需求，短期内海南省房地产市场调整不可避免。但此轮调控进一步打击了房地产投机行为，挤出市场泡沫，促进了银行加强信贷风险防范，有利于全省房地产市场的稳健运行[1]。随着海南省国际旅游岛建设步伐加快，房地产市场刚性需求依然较强，建议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上应积极落实宏观调控政策，逐步形成分层次的市场，在引导境外资金投资高层次旅游房地产的同时，加大经济适用房及廉租房的资金投入。
四、货币政策建议
国际旅游岛建设赋予了海南省经济发展最好的历史机遇，亟需金融给予大力支持。针对当前国家宏观调控和海南经济发展实际，在货币政策方面，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一是在积极贯彻中央银行稳健货币政策、完善货币政策总量和结构调整的前提下，针对区域经济发展实际，探索如何发挥货币政策的区域调控功能[2]。二是在保持一定贷款投放总量的前提下，把握好信贷投放节奏，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大力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优势产业和项目，保证信贷投放力度、节奏和重点，避免贷款投放大起大落。三是针对融资平台数量众多，分散在省、市、县各级，大多融资平台存在资产规模小、资本金不充足、项目投资缺乏总体规划的现象，应进一步规范融资平台建设，加强对融资平台经营风险和信贷风险的管理。既要适度控制平台贷款，又要防止平台贷款过快下降引发的风险。四是建议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保持信贷快速增长的同时，以化解潜在风险为立足点，加大信贷结构调整力度，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三农”等领域的贷款投放力度。
中图分类号:F1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3-0006-05
一、国内生产总值概况及数据分析
国内生产总值(GDP)指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一般有三种计算方法:支出法、收入法和生产法。其中支出法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方法,包括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部分。这三部分就是俗称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09年9月,中国的GDP总额为21781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7.7%;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 676亿元,同比上升15.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55 057亿元,同比上升33.4%;对外贸易累计出口8466.5亿美元,同比下降21.3%。在国际上,中国2008年GDP总额仅次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人均GDP以3315美元居世界第106位。
(一)第一驾马车:消费
2009年1-9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89676亿元,占同期GDP的41.17%。我们先看看有关消费的经济指标: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自2008年1月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几个月处于低迷状态,受中外各国经济刺激政策的影响,从2008年年中缓慢上升,到年末。也就是中国的农历春节,传统的消费习惯带动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出现一个阶段性的高潮,但随着春节的结束逐步下降。2009年初,国家推出了宏观调控政策,如四万亿投资、十大产业振兴方案等,所以与2008年相比,总体情况有所缓和,经济回暖、收入上升等因素甚至使2009年10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春节期间还要高。整个消费市场出现了走出疲软、缓慢上升的良好势头。
2.消费者物价指数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即CPI fConsumer Price Indexl,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统计出来的物价变动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水平的重要指标。如果消费者物价指数升幅过大,表明通胀已经成为经济不稳定因素。
从图1中可以看出,2008年4月至2009年2月期间,CPI总体呈下降的趋势,自2009年3月起,CPI显示LH较缓慢的上升势头。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1)货币供应量加大,前三季度净投放现金2 569亿元,同比多投放965亿元,新增货币供应量(M2)逐月呈上升态势。(2)信贷投放量加大。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8.67万亿元,同比多增5.19万亿元。仅9月份当月人民币各项贷款增加5 167亿元。上述两因素。通过乘数的作用会导致物价呈现出抬头的趋势。
3.生产者物价指数PPI。生产者物价指数即PPI(PreducerPrice Index)是衡量工业企业产品出厂价格变动趋势和变动程度的指数,是反映某一时期生产领域价格变动情况的重要经济指标。根据价格传导规律,PPI对CPI有一定的影响。社会整体价格水平的波动一般首先出现在生产领域,然后通过产业链向下游产业扩散,最后波及消费品。虽然CPI与PPI不具备直接的可比性,直接相减缺乏理论上的根据,但CPI大致反应了居民消费品的价格变动趋势,而PPI反映了工业品的价格变动趋势,以工业品为原料的居民消费品的价格总体呈上升趋势,从图l中是不难看出的。这初步证实了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的情况下,物价也呈上升趋势。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目前已经埋下了物价上涨的种子。
4.消费现状的原因分析。(1)中国百姓的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与西方不同。中国有句俗语叫做“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有“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等等,从这里面不难看到传统中国人的消费意识和消费心理。通常,即使最穷苦的家庭,有了收入也不敢一分不剩地花掉,老一辈的人即使在去世前也想着该给儿女留下些什么。这就奠定了中国人在危机来临时应对的基础,即使在经济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初,也看不到有人流离失所。(2)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制约了消费的增长。城市化步伐在加快,但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同步健全,供房的压力、子女上学的压力、赡养老人的压力,这些都迫使人们不敢花钱。例如,中国现在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即使不算择校费,九年也只能是到了初中毕业,高中及大学的花销对家长来说不可小觑;养老问题目前是个大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再加上现在的医疗保障不足的情况,作为家中支柱的中年人就更不敢花钱了,所以几乎家家都有储蓄。但是应该指出,储蓄的增加制约了消费,导致了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喊的“拉动内需”拉而不动。而同时期美国的消费是要占到GDP的70%左右甚至更高。(3)中国的消费呈畸形化趋势。根据凯恩斯的消费理论,不管哪个国家,普通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些,而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些,但不管哪个国家,消费均主要由普通人拉动的,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贫富两极分化太严重的话,这个国家的消费则很难拉动。例如,在金融危机中,全世界奢侈品狂跌14%,仅今年第一季度奢侈品平均跌幅就达到了10%。但作为中国较富裕省份的广东省,仅丽白广场一处奢侈品消费便狂涨了20%,价值十几万、几十万的名表的销售涨90%以上。畸形的社会消费结构,只使部分富人受益,绝大多数人需求的下降导致了社会总体消费水平的下降。
5.消费小结。通过对上述与消费相关的指标的分析,我们初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济出现缓慢回暖,温和的通货膨胀或已开始出现,居民收入水平上涨有限,百姓依然在捂着口袋消费,因此消费对GDP的推动作用短期内是有限的。
(二)第二驾马车:投资
本文所指的投资主要指固定资产投资。截至2009年9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达到155057亿元,同比增长了33.4%。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其中有133177亿元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众所周知,城镇才是国家信贷投向的重点区域,下面我们的分析,也同样以城镇投资为出发点。
从图2可以看出,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额整体呈上升趋势,同时,财政支出与银行信贷投放量也呈上涨趋势。其中在2008年8月到10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数额与新增贷款情况拟合较好;而2009年4-9月,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变化趋势与信贷投放的变动趋势到了几近完美的程度。
1.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GDP的拉动作用。从图2中可
以看到,整个2008年财政支出与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呈同一变动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救市初期,财政支出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是占相当的比重的。就数据而言,前三季度累计,全国财政收入51518.87亿元,同比增长5-3%。同时期全国财政支出45202.78亿元,同比增长24.1%。在不考虑政府转移支付的条件下,财政支出占同时期GDP的20.76%强,占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33.94%强,财政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不言而喻。2009年,中央财政多次出现赤字情况,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1月、9月财政出现赤字的时候正是图2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幅度较大的时候,也就是说,中央为了拉动GDP的增长,已经不计预算盈亏了。
2.银行信贷对GDP的拉动作用。在此轮金融危机中,中央虽然提出了四万亿人民币的救市措施,但政府真正掏出的资金不足一万亿,余下的部分要由地方政府、银行信贷和民间资本在“中央投资的带动下”投入到经济当中去。2009年1-9月,信贷投放量共计8.67万亿左右,占同时期GDP的39.88%。但银行信贷资金在投放方向上,也出现不少问题,例如,相当多数资金投向了地铁、马路等“拉链工程”。成了“一锤子买卖”,另有部分资金仍然涌向外贸等产能难以消化的行业,甚至2009年房地产业中迅速崛起的不少“地王”,身后都有着银行信贷的影子……产能过剩、难以可持续发展等行业占据了太多的银行信贷资金,短时间内对GDP的拉动作用较强,但长久以来难以形成GDP的可持续性动力。
3.民间资本对经济的拉动作用。2009年,民间资本的投资到底有多少,其中又有多少投入了制造业,这个不得而知。也没有现成的数据可查。但可以做一个粗略的估算,将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掉各级政府的支出总额,再扣除银行信贷的投放,其形状大致如图3所示:
应该承认,该图形较粗略。只能大致反映民间资本投资情况,2009年第一季度之前,民间资本投资是负值,民众对经济增长的信心不足。2009年初国家的四万亿投资等救市方案出台后,居民和企业的信心得以增强、投资开始增加。就绝对量来说,图3民间资本投资数额最高的是8月份,投资额为8751.88亿元,与同时期城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17593亿元相比,仅占49,75%,比率偏低。民间资本投资的低迷导致了我国的制造业面临窘境。2007年以来,国家曾七次提高利率,五次提高法定准备金率以遏制流动性过剩,但却忽视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制造业借贷困难加剧的问题,民间资本在缺乏好的投资对象的情况下纷纷撤离,造成了制造业生存压力的加大。
4.宏观经济的“挤出效应”。挤出效应指政府支出增加所引起的私人消费或投资降低的效果,这个效应用来分析今天中国的经济现状应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按照上面的分析,金融危机中,政府为了维持GDP的高增长,通过财政或信贷等方式投资于全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虽然GDP增长了,但是在增长过程中,财政支出和信贷支出通过隐性的利率增长“挤出”了相当多的民间资本,而民间资本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5.投资小结。扣除财政支持和信贷投放因素,第二驾马车本身对GDP的拉动作用有限,尽管实现保8%的增长率困难不大,但依赖信贷支持和财政支出带动投资增长的模式显然是难以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动力应该来自制造业的良性发展和民间对制造行业的资本输入,这些都是目前的投资环境和投资现状所欠缺的。
(三)第三驾马车:出口
1.现状。在CDP的核算中,我们用的是净出口,也就是出口减进口的数额。今年的前三季度,中国对外贸易累计出口8466.5亿美元,同比下降21.3%;进口7111.7亿美元,同比下降20.4%;累计贸易顺差1354.8亿美元,同比减少26%。2009年1-7月出口降幅平均达到了创纪录的20%。从图4可以看出,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自2008年年中有所下降,在2009年初降到最低,之后又缓慢回升,净出口即贸易顺差的数额在进出口的绝对数额相对较低的2008年11月至2009年1月达到峰值,之后缓步下降,直到今天仍没有恢复。而同时期2009年19月累计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也仅为26.55%,在以往经济比较正常的年份,这个数据要占到30%甚至更高。就现状来说,2008-2009年,几万家经营纺织、服装和玩具的出口型企业倒闭,这里包括中国最大的玩具加工厂、位列全球第三的广东省东莞市合俊玩具厂,从这个角度上说,本次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
2.原因分析。(1)金融危机中,外国居民购买力的下降带来中国出口的下滑甚至出口企业的倒闭,同时危机也培养了欧美人民的储蓄意识,这种意识可能会引起中国未来的出口进一步减少。例如,根据美国最新公布的数据,其居民储蓄牢已经由过去的0上升为7%了。(2)西方国家有意识保护本国的产业和就业机会也带来中国出口的下滑例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2009年11月7日在天津举行的、“2009年中国国际贸易学会暨国际贸易发展论坛”上说,目前全球35%的反倾销调查和71%的反补贴调查针对中国的出口产品,今年前三季度,有19个国家对中国产品发起88起贸易救济调查(其中反倾销57起,反补贴9起,保障措施15起,特保案7起),涉案总额达102亿美元。“特别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磨擦在增加”。由此看来,贸易保护主义已经成为阻碍我国H;口增长的源头之一。(3)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正在降低。因为人民币升值、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法要求的各种保障也在提高等原因,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步降低。据报道,阿迪达斯公司高层表示,鉴于中国工资水平提高,为降低生产成本,准备将部分产品的生产及采购从中国转移出去。耐克、彪马等国际鞋业巨头也准备效仿阿迪达斯,而美世咨询一项凋查指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是高于印度的,该公司的报告中提到,在所调查的中国42种职位中,95%的基本工资成本要高于印度,经理层和专业人员的收入甚至为印度同等职位的两倍以上。
3.出口小结。随着劳动力低成本优势的丧失,出口对经济的拉动效果越来越差,而且这种状况,因为国外储蓄意识的提高、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原因,有可能是不可逆的甚至是永久的。
(四)三驾马车小结
表1是三驾马车在不同的年份对GDP的贡献情况。2005年以来,最终消费支出在GDP中的比重变化不大,资本形成呈上升趋势,而出口在稳定了三年(2005--2007年)后的2008年、2009年出现了较大滑坡。与2007年对比,消费的增长显然尚有较大空间;资本形成能否持续以高比率增长难度较大。那么,在未来的发展中,如何才能让GDP以更加健康和持续地维持以往的高增长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对策与建议
(一)消费
众所周知,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占
GDP70%左右甚至更高。而中国的消费仅占40%左右,如何将中国从制造大国转变为消费大国,这是促进中国经济良性增长的关键。总理也曾提出,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内生的动力和活力不足”,而这个“动力和活力”显然来自于消费。而消费之中,尚有巨大的潜力可挖。举例来说,在2009年前三季度的89676亿元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县及县以下的消费额仅占31.96%,但这部分人口却占了中国13亿人口的60%以上,如何挖掘这部分人的消费潜力,笔者提出以下观点:
1.推动城市化建设,促进农民和农村消费观念的转变。城市化的发展至少有以下优点:其一,消化存量房源,带动新一轮的房地产投资热潮,拉动GDP的进一步提高;其二,促进消费,托动经济健康发展。农民不是不愿消费,而是不敢消费。因为农民还有以下几大问题没能解决:(1)养老问题。相当多的农民仍然具有养儿防老的思想,依靠子女生活在农村仍占主流。如果能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思维,先将部分农民纳入社会养老保障中去,再逐一扩展,农村和农民的消费是可以提高的。(2)医疗。尽管部分农村已经在推广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但其力度显然尚不能足以让农民不增加储蓄或不储蓄。如果能将医疗进一步改革,扩大医保覆盖范围,也可以带动消费的增加,(3)自耕地和宅基地的资本化问题。自耕地和宅基地的资本化将决定农民是否愿意离开土地而进入城市,能否给予农民清晰的产权,将决定他们在城市化过程中对经济增长的推进力度。(4)变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为所在城市的市民,中国有九亿的农民,其中外出打lT的农民和家属共计4亿左右,这部分人相当多数已经熟悉和习惯了城市生活,建议率先从他们做起,将他们变为市民,以带动消费的增加。
2.扩大城市中产阶级的比重。据不完全统计,美国中产阶级的比重占人口的80%左右,新加坡更是达到了90%,而中国尚不足1、5。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曾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阶层人口的比重。因为他们才是社会消费的主力军。
3.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扩大居民收入的比重。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目前的劳动报酬收入仅占GDP的40%左右,比世界平均数低15%,因此分配制度改革也势在必行。来京参加“2009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英国经济学大师理查德・波茨曾提到,中国现在变得越来越富裕,但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消费水平上去了,将比其他经济政策更有助于促进经济平衡。所以,他也建议中国人的工资水平应该提高。
4.加大医疗、养老的投入比重,培养能够提高消费率的消费环境。我们要培养的消费环境,除了消费,ON、消费意识外,各种抑制消费的隐性因素也应消除,如城市中养老、医疗等报销比率的提高,房价的下调等等。
(二)投资
1.在就业形势较严峻的今天,自主创新是维持竞争力和提升产业结构的核心要素。在2009年的经济救市方案中,产业结构创新在4万亿的救市方案中占比较少,仅占4%。大量资金投向公路、机场等可以大规模地吸收劳动力,刺激消费的行业。但是可能会忽视这样一点:这些产业是可持续发展的吗?它能否带来失业人口的稳定、持续减少呢,它能否使消费的增加也是可持续性的呢?除此以外,中国每年大约有630万大学生毕业。毕业即失业已经成为不少学生和家长的隐忧,而这些大学生有多少能去建地铁、修马路呢?因此建议放手支持民间资本,鼓励和刺激新兴产业出现,鼓励自主创新以提升产业结构,吸收更多的有技术、有文化的人员就业。自主创新才是经济持续和稳定发展的动力源泉。
2.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降低,要在国际竞争中取胜,应提升人力资本优势和创新优势。我们的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低成本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必须要转型,我们需要提升的是人力资本而不是劳动力的数量。那怎么提升人力资本呢?建议改革目前代加工业的现状,延伸产业链,除代加工外,延伸到设计、物流、仓储、广告、市场、销售、推广等等方面,成为整个链条中的99%甚至100%,将各个环节升级换代,人力资本和创新的结合才能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
3.国家政策支持和信贷投向应向民营制造业倾斜,创造健康投资环境。民营资本是经济健康发展的必备要素,也是经济中内生的力量所在,更能引领未来社会的产业升级与产业创新,建议国家通过投资补贴、银行信贷等方式重点支持民营制造业的发展,以使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增长。
政府在扩大内需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在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冲击下,中国经济能率先复苏,主要得益于政府在扩大投资、刺激消费方面的主导作用。去年前三季度,基础设施投资(不包括电力)增长52.6%,对城镇投资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而消费增长的加快也和政府的推动有关。这包括:(1)刺激消费的政策,比如:家电下乡、购车补贴、发放消费券等;(2)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补贴;(3)政府消费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经过不断调整,4万亿投资分布结构逐步改善。从4万亿投资计划的构成来看,在计划刚刚推出的时候,铁路、公路、机场、电站占总投资的比重达到45%,跟民生相关的投资占42.25%,科技创新与环保投资占12.75%。这种分布显然不合理,因为过多地投向大型基建项目,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2009年两会对4万亿的投向进行了调整,铁路、公路、机场、电站投资占37.5%,民生方面的投资接近50%,科技创新等占14.5%。至2009年7月底,又有了进一步调整,铁、公、机和电站投资占比降到了22.9%,与民生相关的投资上升为52.4%,技术创新等增加至24.7%。这些变化,反映出4万亿投资结构在进一步趋于合理化。
从需求与供给角度分析,近期通货膨胀风险不大。影响通货膨胀的最终因素是总需求,或者说是GDP的增长;如果GDP的增长远远超出了潜在增长率,那么通货膨胀肯定会到来。从目前来看,2009年GDP增长8%或略高,今年再高一点,但都难以超出潜在增长率,因此,不必过于担心通货膨胀问题。对于输入性通胀,考虑到发达经济体复苏相当微弱,其GDP增速离潜在增长率还有较大距离,这种输入性通胀压力也不大。有人提出导致通货膨胀的其他诸多因素,如:猪肉价格上涨、食用油价格也上涨、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劳动力成本上升等。这些因素往往是总需求上升的结果,较难成为引起全面通胀的独立原因。目前来看,去年粮食丰收,食品价格上涨的担心会减少。近来大宗商品的上涨较快,但背后的驱动因素并不完全是真实需求,还有很多是投机性需求(包括全球流动性泛滥而美元又看跌情况下的金融资产配置需求)。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很快并成为中国通胀的主因,也不能成立。当前劳动力成本是在一个较低水平下上升的,很多农民工能够到城里找到工作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较低的工资。这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只是回归正常值。在大学生就业比较困难、整个就业形势依然严峻的情况下,劳动力成本不可能上升很快。因此,尽管长期而言,劳动力成本有上升趋势,但从短期看,劳动力成本还不会成为通胀的主因。此外,严重的产能过剩也使得成本上升往往是削减企业利润而较难直接转嫁到最终产品价格的上涨。
对“三驾马车”未来走势的判断
从投资看:投资在三驾马车中贡献最大。2009年前三季度GDP增长7.7%,其中投资贡献了7.3个百分点,贡献率高达94.8%。如此之高的投资是难以持续的。进一步分析会发现,在投资构成中还是以国有或者政府投资为主导。前三季度非国有投资增长27.7%,比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落后5.7个百分点,比国有投资落后20个百分点。关于投资,有两点需要引起我们关注:(1)如果仍然是靠投资来带动增长的格局不改变,所谓结构调整不仅难见成效,而且会更恶化;(2)国有投资增长速度过快,非国有投资增长较慢,意味着经济内生的活力还没有调动出来,而经济复苏的可持续必须依靠社会投资的迅速跟进。
从消费看:目前消费保持较快增长有赖于刺激消费政策、财政转移支付以及政府消费等因素,这些都和政府有关。在正常情况下,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只能跟收入的可持续增长相关。尽管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居民的收入增长能够持续,但收入的可持续性增长难以支撑这么高的消费水平。过去30年甚至60年里,我们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生产上,政府的偏好也主要是生产和积累而不是消费和分配,从而整个生产结构、分配结构、财税结构、金融结构等都是为促进生产和积累服务的,这种局面不可能在三五年内调整过来。这意味着未来即便收入有所增长,也不可能在短期出现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当前消费增长率比过去平均高一大截的状况是难以持续的。从这个角度看,如果消费还要增长,那么对于消费的相关支持政策还不能马上“退出”,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
从外需看:如果说,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将会进入一个“新常态”(即全球经济再平衡;经济增速变缓),那么,中国的外需也要进入一个新常态:即外需仍然必不可少,但外需对增长的贡献会有所下降,并且这个外需是没有过度激励的“正常的”外需。很多发达经济体在崛起过程中,外需和国际市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美国大致持续了90年的贸易顺差,德国是50年,日本是40年。从国际经验以及当前国际分工和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看,中国未来增长仍需维持适度规模的顺差。但同时也应看到:(1)世界经济复苏还很微弱,加上美国在转变增长方式(即减少消费增加储蓄,减少进口扩大出口),这就意味着未来外需增长缓慢;(2)过去一段时间大量顺差的获得,与支持出口的政策(如出口退税政策,汇率政策等)以及针对FDI的一系列优惠政策形成对出口的“补贴”有关(超过一半的出口是由外商投资企业完成的)。这些支持性政策是一种过度激励或扭曲,导致外需增长“不计成本”,从转变增长动力的角度,是需要逐步取消的。如果未来的外需增长恢复到没有过度激励的正常增长,那么,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度一定会有所下降。
综上分析,未来的增长中投资仍将处于重要的位置,它对于GDP的贡献应保持相对稳定或者稳中有降,消费的贡献将有所上升,而外需的贡献肯定会下降。考虑到外需下降较快,而消费上升相对缓慢,因此,必须要接受经济增长率的适度放缓,否则由于消费的上升不能抵补外需下降,只能靠投资上升,那么经济结构将进一步恶化。换言之,如果能够忍受稍微低一点的经济增速,就可以把投资控制在稍低的水平,增长也将更加平衡。
未来政策展望
全年保八没有悬念,政策重心应放到调结构上。从去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来看,经济复苏的基础得到进一步巩固。尽管展望未来,保增长的目标仍需坚持,但保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了缓解,这为结构调整工作赢得了较大的空间和余地,从而使政策重心可以放到调结构上。调结构的重点包括:(1)增长动力结构,从更多依靠投资与出口,转到更多依靠消费;(2)投资结构,更多地投向与民生相关的项目而不是一些大工程;(3)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创造更多的就业;(4)能耗结构,注重节能减排,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发挥内生增长的动力是经济可持续复苏的关键。目前的增长高度依赖政府力量,政府要退出,经济增速可能就下来了。问题的关键在于经济内生力量不足。因此,要特别重视调动和发挥内生增长的动力,让社会投资逐步取代政府投资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主力。这就需要打破垄断,促进公平竞争,放松行业(特别是服务业)管制与准入政策;同时,国有经济应在竞争性领域中逐步退出(其重心应放到战略性领域),让社会资本有更多且有利可图的投资空间。同时,千方百计扩大消费,进一步巩固内生增长的动力。
以危机为契机,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分享型增长。罗斯福新政的一个重大贡献是关注那些“被遗忘的人”(即社会的中下层)。罗斯福治下,美国经历了劳工历史学家所称的“大压缩”,使得一般劳工
阶层的薪资大大提高,降低了收入不平等,造就了一个中产阶级。对于当前中国而言,收入差距问题已经成为扩内需和转变增长动力的瓶颈和障碍,也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源头。因此,必须大力推进各项改革,特别是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实现分享型增长。
刺激性政策不能马上退出,但要考虑渐进地退出的时间表。鉴于回升过程中还存在不稳定因素,以及投资项目的延续性和消费增长对于政府政策的依赖,刺激性政策不能马上退出。1937年的美国(当时罗斯福担心财政赤字问题,在经济还很脆弱的时候就采取了加税和抑制消费的措施)以及1990年代的日本,均因政府过早的退出,危及经济复苏。尽管如此,过度依赖政府,增长的可持续性得不到保障,因此需要考虑渐进地退出的时间表。
财政政策。继续大力度的财政支持,政府难堪重负。根据国际经验,危机后三年政府债务会增长86%。中国目前的综合负债(包括内外债、地方债、银行坏账、社保欠账等)也较高,而财政收入的增长较为缓慢,财政政策应考虑渐进淡出。比如,财政转移支付不能退出,一些刺激居民消费的优惠政策可继续保持,出口退税力度可适当减弱。同时,注重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即增加与民生相关的社会性支出,减少经济性支出。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比较复杂，正面临着“双重转型”：第一个转型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第二个转型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当前，江苏特别是苏南地区正在就此进行重大实践。发展方式的转变对我国当前的发展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双重转型：我国经济形势的特点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14.2%，所以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通货膨胀。因此，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是“适当的收紧、适当的控制”。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外部需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3年—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9.2%，到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外贸出口增长下降4.2%。出口的大幅度下降意味着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外需即出口这辆“马车”的拉动力在大幅缩减。这时，如果继续维持原来的政策取向，就会约束国内的投资增长，再加上对国内的消费特别是对买房的需求采取了控制措施，因此就可能导致内需的增长速度也持续下跌，这样就有可能导致“三驾马车”同时减速，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影响。所以，2008年第四季度，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决定实施“一揽子”计划。
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一揽子”计划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2007年相比，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即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性的重大调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最明显的是在2009年：2009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率为－16%，外贸出口总额由2008年的约14 300亿美元减少到12 016亿美元，净减少2000多亿美元，按照2009年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5万亿左右的人民币出口订单损失。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该变化对2009年GDP增长率的影响是－3.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政策调整，我国2009年的GDP增长率会由2008年的9.6%下降到6%，甚至更低。因为我国原来的经济政策是控制内需的增长速度，在外需大幅下降的时候，如果内需受政策影响也下降，那2009年的增长就有可能会降低到6%以下，这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非常严重。
2．我国经济增速下降所面临的潜在危机
我国经济一直强调不要过分追求高增长。实际上，从2002年到目前，我国的增长率从未低于9%：2002年是9.1%，2003年达到10%，之后10%以上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到2007年，2008年下降到9.6%，2009年是9.2%，2010年是10.4%，2011年是9.3%，10年内从未下降到9%以下。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我国企业的速度型效益，即企业利润和销售规模紧密相关，销售规模扩大促进利润增长，反之，企业就可能会出现亏损。我国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较低，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在今年7月份仅有5.36%。原因之一是技术创新较少，主要通过产品的低价竞争实现微利，由技术创新带来的利润增值很少。原因之二是企业的固定费用比较高，包括退休人员的工资、设备的折旧、医疗费等，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岗人员的工资待遇，不易随生产和销售水平变化波动。这些开支都是固定的，与销售额的变化没有关系，当企业因为市场订单减少，销售额减少而固定成本不变的时候，企业就会发生亏损。因此，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多，市场需求明显减少，企业拿到的订单明显减少，由此导致开工率下降，很多企业就会进入亏损状态，导致诸多矛盾和问题。
首先是就业问题。最近常见的是“招工难”、“招工贵”，表面上看就业压力已成为过去，实际上企业在保持员工队伍稳定方面也发生了由量到质的转变。如果企业发生亏损并不断继续的时候，企业一般不愿意把过去的盈利不断补充进来，很多企业会及时撤股。当企业有微利的时候，往往选择维持生产，保持稳定的职工队伍，因为如果辞退关键岗位上的职工，再招聘新员工进行培养并不容易。当企业面临短期的困难，未来有希望时，也会稳定职工队伍。但是，如果企业认为未来前景更差，目前又有亏损压力的时候，就有可能选择退出。一旦退出，裁员量就会增多，失业的问题会很快发生。
据统计，2012年6月份我国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有1.66亿人，我国每年应届大学毕业生600多万，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就业。如果很多企业不能吸收职工，还大量辞退职工，此时就业就有较大的压力，可能对基础民生带来很大的冲击。在1.6亿多农民工中，58%是“80后”，和第一代农民工不一样的是，他们对农业不太熟悉，很难像第一代农民工可以很自然地返回农村。但“80后”、“90后”农民工对城市工作生活有较强的依赖性，如果他们长时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基本生存就面临危机。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稳定会受到冲击。出于谋生的需要，各种边缘化的社会组织有可能泛滥，对社会稳定的威胁非常大。
就业是民生之本。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始终要把就业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加以重视。因此，对于“一揽子”计划，尽管有人认为是反应过度，笔者则认为非常必要。如果经济增长下降到6%以下，后果将很严重。
其次是金融风险。当亏损企业大量增加的时候，金融风险会陡然扩大。几乎每个企业都有贷款，离不开银行的支持。当生产经营正常的时候，可以按时还款付息，但当企业亏损时，销售收入、资金流量大幅度减少，往往不能正常按时还款付息，这些贷款就会成为不良贷款。如果大量企业亏损，银行将面临很大的金融风险，当贷款不能归还时，存款的支付就面临着危机。银行的高利润包含着风险抵押金，银行和一般生产企业的利润性质是有区别的，银行一旦出现资不抵债，需要拿资本金、利润来弥补存款户的损失。当企业亏损面扩张很快的时候，这种金融风险是银行所不能承受的。
再次是财政困难。我国财政是速度型的财政，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当年GDP的增长紧密相关。我国以间接税为主，针对所得和财产征收的直接税占比很低。财政收入增长主要依赖于名义GDP的增速。通过对近几年数据计算得知，GDP增长率变化1%，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变化4.6%；GDP增长率变化4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速可能变化近20个百分点。因此，当经济增长率下降过多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会大幅下降。但是，经济不景气时，财政支出刚性往往比较大，因为此时对下岗失业人员、困难家庭、低收入人群的救助会增加，保障基本民生等方面的开支会增加。因此，财政的收支矛盾会陡然加剧。当增长率下降过多时，对于就业、金融风险、财政收入的影响非常大。
3．“一揽子”计划对保持民生和经济稳定的积极贡献
推出“一揽子”计划并不是反应过激。如果没有“一揽子”计划，在2009年就会出现深度的调整，对转型升级未必有益。有观点认为，要形成倒逼机制，只有危机才能推动升级，淘汰低水平企业。但当大多数企业都无法自保、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的时候，搞技术改造升级、提升创新能力是不可能的。所以，危机不一定非常有利于转型。
“一揽子”计划的效果，最主要表现在内需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2008年，内需对GDP增长率的贡献是9.1个百分点，2009年提高到12.8个百分点，因此，尽管2009年外需向下拉动了3.6个百分点，但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9.2%。内需增长的加快首先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2009年政府的投资比上年度增长42.2%，占到全部投资的28%。从统计上看，主要有三个部分：电力热力投资、道路交通仓储邮电业投资、水利和城市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市政投资属于第三部分。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0.1%，去掉价格因素，投资的实际增长比上年多了10个百分点以上，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大幅度提高。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措施，比如减税鼓励企业投资、居民消费等。增值税的改革是从2009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改革的重点是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最重要的变化是企业的设备改造投资可以抵扣纳税基数，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减税措施，而且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投资，对投资的增长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汽车需求方面，对于1.6升和小于1.6升排量的车，购置税由11%调整到5.5%，刺激了汽车的消费；在楼市中，减免二手房交易的契税……通过减税促进企业投资获利，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增长，拉动内需。
内需的贡献明显提高，有效地抵消外需大幅下降的影响，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态势。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仅比2008年降低0.4个百分点，从9.6%下降到9.2%。反观美国和欧盟，GDP增长率分别为－3.1%和－4.4%，失业率达到9%以上，较正常年份提高了一倍左右。但在国内居民看来，生产和生活都没有明显感觉到危机的发生，从这个角度看，“一揽子”计划对保持民生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4．扩张型宏观经济的代价
对宏观经济转型来说，“一揽子”计划只是一个起点，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因为这种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代价的。财政政策的代价，就是政府债务风险迅速扩大。所谓政府的债务风险，就是常说的国债，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都是由政府作为主体来归还。如果这些债务迅速扩大，将加重未来政府所承担的还债压力，有可能导致未来政府在债务方面的重大风险，目前的欧债危机就是这样———欧洲国家的高福利导致财政支出规模过大。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但福利的刚性很强，收支缺口迅速拉大，只能通过发债来维持，但是债务规模太大会导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规模不断扩大，加上支出的刚性，使得政府不断扩大发债规模。由于这些国家经济状况很差，财政增收困难，而支出刚性强。因此，对这些国家主权债务的评级持续下调，主权债发行困难日益加大。这必然导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困难，导致政府破产危机。
目前，欧债危机靠欧盟建立的补贴制度来缓解，但是“输血”难以持续，因为欧洲自身的造血机制尚有问题，如果不改革高福利制度，恢复其内部的经济增长能力，欧债危机无法彻底解决。所以，我国一定要避免陷入这样的困难状况当中。我国的财政赤字是发行国债的主要原因。2008年，我国财政赤字是1 000亿元，2009年增加到9 500亿元，2010年进一步扩大到10 500亿元。财政赤字的迅速扩大，必然导致国债发行量迅速扩大，进而导致国债余额迅速扩大，政府未来的偿债风险迅速扩大。
财政赤字的扩大首先和政府开支的扩大相关。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投资性资金是1 000亿，2009年增长到5 900亿，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开支的增加。其次是减税，2009年各项减税措施大约减少财政的税收5 000亿元，因此赤字规模和发债规模必然扩大。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通过抵押从银行取得大量资金搞项目建设。据国家审计署调查，到2010年，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是10.7万亿元，而国债余额大概是7万亿元，总量大概为18万亿元，占到名义GDP的比重已经接近40%。
如果连年坚持扩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政府的债务风险将迅速扩大，这条路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2010年开始，国家采取措施，及时地扭转由政府投资导致政府债务规模扩大的趋势。2010年3月，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0年安排的财政性投资重点保证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实际叫停了政府投资增量。随着政策的调整，2010年政府投资增长率由42.2%下降到19.7%，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2.46%，我国政府投资经历了一个由扩张到退出的调整，目的就是防止政府债务风险迅速扩大，从而有效地控制了政府债务风险的发展。我国的财政赤字在2011年减少到9 000亿元，按照预算安排今年为8 000亿元。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台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地方政府的债务基本稳定。伴随着政府投资的削减，政府债务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另一方面，随着政府投资的削减，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由政府投资形成的订单不断减少，相关企业的开工率不断下降。因此，这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风险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原因导致的价格上涨。货币供给量的三个指标是M0、M1、M2。粗略地讲，M0指的是流通当中的现金，M1是在M0的基础上加上活期存款，M2是在M1的基础上加上定期存款。这三个指标所刻画的货币供给量的内容就是现金加存款。事实上，现金和存款增加以后，往往会扩大需求。需求比较大就可能导致价格过快上涨，人们有愿望去买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有可能过快上涨，如房价、贵金属价格等等，原因就是货币供给量太多，人们的购买能力太强。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表现为贷款的大量增长。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超过当年的财政收入总量。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力地配合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个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但贷款大量增加之后，导致货币供给量大量增加，因为贷款可以很快地转变为存款和现金。
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在2008年底约为48万亿，到2009年底增长为61万多亿元。货币供给量有自我膨胀的特点，自我膨胀就是存款向贷款的转变。银行存款数量变大之后，必须要把存款变成贷款，否则银行就会因为支付大量利息而亏损，这是由商业银行的自身利益所决定的。而贷款加快增长之后，又会扩张存款，存款和贷款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的推动。当货币政策调整之后，资金的运动速度加快，即资金流动性过剩，从而使整个货币供给量存量加速扩大。所以说持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的风险将非常严重，货币供给量迅速扩张，多方面的价格快速上涨。从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人民币的购买力会快速下降，货币贬值，人民的心态越来越不稳定。从企业来看，生产环境的不稳定会使经营者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到倒买倒卖上，而不再专注于生产。
5．我国对货币政策乃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从2010年开始，我国对货币政策进行了调整。中国人民银行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对贷款的增量实行额度管理。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在1999年为6%，2011年上半年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21.5%，从而有效控制了贷款的过快发放。提高利息可以使资金的价格变高，从而约束对资金的需求和贷款的过快增长。此外，还采取了贷款增量的额度管理，有效控制了贷款的集中投放。商业银行倾向于把应该发的贷款尽可能早地发放出去，这对其经济核算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相关的措施，商业银行可能在上半年就把一年要发放的贷款全部发放出去，导致贷款的集中投放，由此引发下一轮存款的集中扩展。进行额度管理之后，使得贷款的集中投放得到了有效控制。在多项货币政策作用下，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的余额，2009年12月底，同比增长27%；2010年12月底，同比增长下降到19.7%；到2011年12月底，同比增长下降到13.6%。所以，2011年下半年，企业普遍感觉到贷款难，这正是因为贷款的闸门被关闭，货币政策的效果明显显现。货币政策调控从源头上控制了物价的过快上涨，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发展。但是，这一政策对整个市场的需求产生了不断的收紧作用，导致企业的采购订单由于资金的约束而减少。所以，它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向下的拉动作用。
回顾我国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表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局面实际上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有紧密的联系。下图是2009年至今经济增长率的总势
2009年第一季度，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6.5%。如果没有其他的相关措施，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下滑。推出“一揽子”计划后效果明显，第二季度上升到8.1%，第三季度为8.9%，第四季度为10.7%。这个V型翻转在2009年是非常鲜明的，表明“一揽子”计划在抵御国际经济危机冲击方面效果显著。但是，随着经济政策的同步退出，从2010年开始，经济增长率开始向下发展，由第一季度的11.9%，降到第二季度的10.5%和第三季度的9.6%，第四季度略回升至9.8%。这个趋势没有得到维持，到201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9.7%，第二季度为9.5%，第三季度为9.2%，第四季度为8.9%。今年第一季度为8.1%，第二季度是7.6%。尽管随着政策的调整，我国经济经历了先向上再向下的变化，但政策的调整确实有其必要性。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稳增长，通过针对性、适应性的预调、微调，努力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政策措施更加注重稳定需求增长、稳定经济增长。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政策重点是控制经济过热。比如，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带有鲜明的扩张特点，但经济却没有出现持续过热的表现。通过研究发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潜在增长率已经由过去的10%左右降低到7%～8%。如果强行通过政策的刺激提高到10%，代价是巨大的，诸如政府的债务风险，通货膨胀的风险等将会迅速扩大，因此这种高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所以，要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潜在经济增长率阶段性下降了，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1995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七大把这个概念进一步拓宽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指GDP的总量在年度之间的变化，而经济发展指的是在中长期的时段内，经济总量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包括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等)，所以，经济发展的概念比经济增长概念内涵更丰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务更复杂。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直没有明显的进展，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决定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没有改变。粗放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由两个条件决定的：第一是供不应求的市场，第二是要素的低价格，或者说是低成本。当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候，企业的发展必然是低水平的数量扩展，扩张的速度很快，质量却不高。当要素成本很低的时候，经营者对要素的投入就不会很在意，这就是粗放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当资源价格和污染排放收费很低时，就可以维持“三高一低”的发展模式。当供不应求的市场和要素的低成本这两个条件不变的时候，粗放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是不会转变的。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外贸出口条件明显改善。美国金融创新导致新一轮的繁荣，使我国外贸出口面临供不应求的外部市场环境。我国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走出国门，如箱包玩具、服装、家用电器等，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大显身手。贸易壁垒打开之后，订单大量增加，2003年到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接近30%。因此，当时我国的企业在数量上进行扩张，不太追求质量和品牌竞争力的发展。
2002年之后，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人民改善生活的重点由吃穿用转向住和行，国内的汽车市场、房地产市场由无到有，迅速扩张。汽车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也出现了低水平的数量扩张。我国建设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内在的质量不高，可保持的时间不长，却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产生了大量的污染。我国低水平扩张的原因就是需求太旺盛，供不应求，巨大的市场利润吸引着企业先把产品制造出来，无需注重追求质量。消费结构的升级，实际上还给投资的高增长带来了机会。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工业结构的转型，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带来投资的高增长。2002年到200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给重化工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带来了迅速扩大的市场需求。
此外是生产要素成本很低。我国劳动工资的水平，土地、水资源的价格，矿产资源、原材料的价格，污染排放的收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很低的水平。这些条件决定了粗放、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得以持续。
但是从最近几年的变化来看，这一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2008年到2010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只有9.9%，2012年1月至7月下降为7.8%，出口接近30%的高增长年代已经结束了，未来也不会再出现。发达国家由于国内经济状况恶化，订单在减少；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在发展，我国外贸出口企业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而是一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因此，外贸出口企业低水平数量扩张的道路是走不下去的。我们国内的汽车和住房市场，经过将近十年的快速扩展，现在也开始转入相对成熟稳定的发展时期。随着汽车市场保有量的增加，用车条件、用车成本的变化，对于汽车企业来说，现在的任务是生产性价比更好的产品，否则就有可能被淘汰。在房地产市场，国家正在积极制定政策，并通过制度建设，例如开征房产税等，增加住房的占有成本，开征房产利润税，遏制投机性投资性的买房需求，使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转入需求增长比较稳定的状态。未来房地产企业的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随着我国产能过剩的普遍发展，基于产能扩张的投资高增长已经结束了。在政府投资撤出之后，投资增长下台阶的结果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总体说来，支持企业低水平数量扩张的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全面的改变。企业必须转型，过去那种依靠订单的增加维持薄利多销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了，必须要从品牌的打造、售后服务的优化、成本管理能力的提高和研发能力的提升上来寻找新的发展出路。我国低成本的优势在最近几年改变得很快，无法支撑“三高一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所以，过去那种通过价格竞争打开市场的模式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企业必须尽快适应这种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加剧的新的发展环境，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这种变革必然会对企业的发展能力、扩张能力带来一定的影响，使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在这一艰难的、充满风险的转型过程当中，期望企业还能达到2002年之后那么强的扩张能力是不现实的，也很难再设想通过政策的刺激让企业重新具备这种能力，因为类似的发展环境无法通过政策而改变。所以说，我国经济的“双重转型”，决定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复杂特点。
二、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新特点
在复杂的形势下，我国经济正在出现一系列积极的变化。
(一)开始出现止跌趋稳的迹象
尽管今年7月份工业增长率比6月份又下降了0.3%，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为7.6%，第二季度的工业增长率是9.8%。但是，7月份工业增长率是9.2%，比6月份下降了0.6%。尽管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增速下降的趋势还在发展，但是从需求方面来看，已经有很多积极的变化。今年1月—6月，投资的同比增长率是20.4%，比1月—5月提高了0.3%，7月份，投资增长率继续保持20.4%，说明投资的增长已经从下降转为稳定。当然稳中是否有升，还需要继续观察。
(二)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速度加快
2009年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工程占全国投资的28%，今年这一比例约为22%。政府投资增速恢复较快，今年1月—5月同比增长5.6%，1月—6月同比增长9%，1月—7月同比增长9.9%，政府投资增速处于比较快的恢复状态当中，这与稳增长的政策、项目审批速度加快、加大重大项目建设保障力度等等有直接的关系。
(三)制造业投资增速略有提高
制造业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比重的36%～37%，今年1月—6月制造业的投资同比增长24.5%，1月—7月同比增长24.9%。制造业的投资增长和企业的转型升级直接相关，说明我国支持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比如放宽市场准入、降低税赋、改善融资条件等等措施已经发挥作用。企业的转型升级，伴随着很多的社会投资或是新建公司的活动，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支持，是进一步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实施细则，这对于整个制造业投资也有积极的作用。
(四)房地产投资的增速仍在下降
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与房地产的销售状况有密切关系。去年10月份之后，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我国城市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速持续下降。今年1月—4月出现了16%～16.7%的负增长。开发商存量房积压比较严重，资金比较困难，使房地产投资出现增速的持续下滑。从历史数据分析看，从房地产的销售改变传导到房地产的投资增长改变，大概需要半年时间。从去年10月份至今，房地产投资放缓的趋势还在延续。但是从房地产销售情况来看，今年5月份已经开始出现好转。这是因为政府的房地产调控对于买房的需求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措施，对自住型需求的政策支持，主要表现在按揭贷款的利率优惠方面，由此对按揭贷款的发放和自主性的买房需求都形成了有力的支持。在这一背景下，今年5月份以后累积了半年左右的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开始比较快速地释放，使得城市商业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开始持续回升。据估计，第四季度以后将会结束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落态势，所以，从投资的增长来看，这也是一种走稳或者稳中略升的发展趋势。
购房需求的好转，给消费带来了间接的影响。从今年5月开始，家具、家电和建筑装修材料的销售额持续增长加快，到7月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已经达到了12.2%，比6月提高0.1%，6月份的实际增长率比5月份的增长率提高1.1%。随着“稳增长效果”的显现，内需的增长在由弱转稳，或者稳中略升，必然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支持。
当前，外部形势比我们估计的更严峻。7月份外贸出口增长只有1%，相比6月份的11.3%大幅回落，8月—9月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情况，外部形势对我们稳增长的冲击比预期要大。所以，目前基于对外需变化的考虑，相关的稳增长措施的实施力度在进一步加大。
2009年之后，随着内需的持续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提高，外需的作用则在持续下降。2008年，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大约为25%，2011年下降到约15%，所以，通过内需增长的稳定，通过“稳增长”政策的预调、微调，整个经济增长“止跌趋稳”的迹象会越来越明显，全年的经济增长率有望保持在7.5%～8%，能够完成我们“稳增长”的目标，使我们国家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由年均增长10%左右平稳下降到7%～8%。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我国经济实现转型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国增长率的适度下降，给企业转型带来了“倒逼”的压力。企业能够真实感受到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成本条件的变化，有助于加快企业的转型。另外，我们7%～8%的增长可以防止经济增长率过度回落对就业、金融和财政带来过大的压力，将压力保持在我国大体所能承受的水平之上。因此，这一增长目标要坚持下去。
三、未来我国经济政策展望
(一)坚持稳重求进，实现经济平稳转型
围绕“稳增长”目标的实现，更多地要着眼于增长，加快经济转型和改革，基于现实制定相应的制度。
第一，贯彻破产制度。通过破产把低水平的企业和低水平的产业淘汰出局，进一步完善失业再就业的援助制度，抓好基本生存保障线的建设，从而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保障基本民生，维护社会稳定。
第二，完善市场定价机制，进一步放开市场的准入管理。通过市场竞争把好的企业请进来，淘汰相对较差的企业，只有通过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企业素质和产业素质才会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才能不断优化。
第三，完善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在当今社会风险大量增加的背景下，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过多参与，对经济责任的过多承担是难以维持的，因此，政府必须要尽可能地从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中撤离出来。但是，政府在公共事业、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改革是当务之急，是支持经济转型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面对当今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二)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
未来的政策重点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
稳增长，就是要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控物价，就是要继续采取综合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反弹；调结构，就是要有扶有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惠民生，就是要坚持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办成一些让人民群众得实惠的好事实事；抓改革，就是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推进改革开放，着力解决影响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促和谐，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积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加强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
中图分类号:F83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0)09-0016-05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0.09.03
一、当前海南省宏观经济运行态势
(一)经济增速高位趋缓,第三产业贡献突出
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018.19亿元,同比增长19.4%,同比提升10.1个百分点,高于全国8.3个百分点,季节调整后,环比下降4.04%,比上季回落12.66个百分点。
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三次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258.68亿元、261.04亿元、498.4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7.1%、19.5%和26.5%,第三产业中,房地产业为128.53亿元,同比增长56.2%增势较为突出。在第三产业的强势拉动下,全省三次产业间“一一二”的经济格局初步形成。
(二)工业生产较快增长,企业经营效益回落
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增加值167.32亿元,同比增长18.6%,同比提升16.6个百分点。其中,重工业完成增加值122.54亿元,同比增长18.9%;轻工业完成增加值44.78亿元,同比增长17.4%。工业增加值较快增长主要原因是汽车制造、纸浆、甲醇、水泥等重点行业生产经营好转,投入力度加大。
2010年1―5月,海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45.33亿元,同比增长23.2%,亏损企业户数124户,比2009年同期减少20家;综合效益指数303%,同比提升18.9个百分点;产品销售收入453.12亿元,同比增长22.8%。
2101年以来,海南省工业企业利润增幅逐渐走低,主要原因是海南炼化利润增幅同比回落。全省利润总额增幅降低,但企业盈利面扩大,主要是由于国内外经济复苏,外部需求增多,全省重点工业行业的产品出厂价格普遍出现上涨。随着工业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增大①,预计未来工业企业的利润空间将会受到挤压。
(三)入境游客增幅高于国内,旅游收入大幅增长
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接待过夜人数1323.62万人次,同比增长15.8%。其中,国内旅游者1289.37万人次,同比增长15.1%;入境旅游者34.25万人次,同比增长15.7%。2010年6月,入境旅游者同比增幅63.1%,自金融危机以来首次超过国内旅游者增幅,也是近几年海南省入境旅游增幅最大的一个月,直接导致上半年入境旅游者增幅超过国内旅游者增幅。入境游客的增长较快,省内旅游景点住宿、饮食等价格上涨较快带来了旅游收入的快速提升。2010年上半年,全省累计旅游收入138.91亿元,同比增长29.2%。其中,入境旅游收入和国内旅游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9.1%和30.3%。
(四)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高企
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城镇固定资产投资534.62亿元,同比增长43.2%,同比提升6.2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完成投资6.31亿元,同比下降13.7%,第二产业完成投资85.22亿元,同比增长30.3%;第三产业完成投资449.25亿元,同比增长47.3%。其中,房地产开发投资205.33亿元,同比增长78.9%,占投资总额的36.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房地产投资高位增长是推动上半年全省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在建项目(未含房地产项目)1206个,同比增加227个,增长23.2%。其中,新开工项目590个,同比增加158个,增长36.6%。新开工项目明显增加,为投资快速增长提供坚实基础。而2010年上半年,全省财务资金到位987.89亿元,同比增长94.2%,资金到位率182.68%,资金来源充裕。
(五)消费名义增速较快增长,城乡差距较大
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00.13亿元,同比增长19.2%,比去年同期略高0.2个百分点。按经营地划分,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66.81亿元,同比增长19.6%;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32亿元,实际同比增长16.2%。消费品零售额较快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今年以来物价上涨较快,1―6月全省商品零售价格指数累计增长3.7%;二是居民收入增长较快,消费能力增强;1―6月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10.3%,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15.2%;三是旅游业较快恢复,来琼旅游人数增多。
(六)进出口总额低位徘徊,利用外资降幅较大
1―5月海南省进出口总值35.6亿美元②,同比增长1.5%,其中出口8.47亿美元,同比增长33.1%,进口27.13亿美元,同比下降5.5%。与全国进出口贸易主要来自于加工贸易不同,往年海南省进出口贸易主要来自于一般贸易③。2010年以来,加工贸易大幅增长,占比开始提升:1―5月,全省加工贸易出口总值3.28亿美元,同比增长64.2%,占出口比重38.72%,拉动了出口快速增长。
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新签利用外资协议合同36宗,同比增长12.5%,协议合同外商投资额1.17亿美元,同比增长1.2倍。实际利用外资2.03亿美元,同比下降54.9%。
(七)房地产税收支撑财政收入,民生支出保障有力
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150.5亿元,同比增长74.5%,增幅居全国第一。房地产业累计完成税收67.04亿元,同比增长221.15%,占税收收入比重50%,比上年高20.89个百分点;增收46.17亿元,增量占税收收入增量的74.01%。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地方一般预算支出188.77亿元,同比增长11.1%。其中,教育、医疗、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关注民生的公共服务类支出增速在两位数以上,分别增长32.2%、28.9%、85.3%、16.6%;支出比重前两位的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分别完成34.95亿元和31.14亿元,占一般预算支出比重18.51%和16.5%。
上半年海南省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快速增长,仅半年时间地方一般预算收入已超过2008年全年(145亿元)。一般预算支出增幅却连续5个月低于10%,上半年全省地方一般预算支出仅完成年度预算的37.7%,支出进度偏慢。
(八)居民消费价格较快上涨,上游价格指数“V"型反弹
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累计上涨3.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其中,食品类价格指数累计上涨4.6%,居住价格指数累计上涨10.0%,家庭设备用品维修服务价格指数累计上涨5.5%,对拉动CPI上涨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
海南省生产、生活资料大都来源于内地,加上属于旅游地区,每年旅游人数是本省常住人口的三倍,直接导致了居民消费价格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受上年翘尾因素、国际市场需求逐渐回暖、生产好转以及原材料价格回升的综合影响,生产类价格指数触底快速反弹,且呈“V”型反弹态势。2010年上半年,全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累计上涨4.6%;工业品价格指数累计上涨8.0%;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累计上涨10.2%。
(九)存贷款双双快速增长,跨省资金持续净流入
2010年6月末,海南省本外币贷款2272.3亿元,比年初增加331.44亿元,同比增长37.18%,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15.8个百分点。除一、二月外,信贷投放月度间较均衡,上半年信贷新增量略高于去年同期。各银行之间投放进度不一,贷款增量较多的国家开发银行为129.83亿元,工商银行为43.44亿元。
2010年6月末,海南省本外币中长期贷款余额1836.3亿元,比年初增加399.8亿元,同比增长58.53%,占本外币贷款余额的80.8%,高于2009年末6.9个百分点,中长期化特征明显。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分别比年初减少46.9亿元和23.4亿元。
2010年6月末,海南省本外币存款3910.33亿元,比年初增加734.62亿元,同比增长42.62%。其中,全省本外币居民储蓄存款1578.87亿元,比年初增加284.45亿元,同比增长29.94%。本外币企业存款1635.58亿元,比年初增加280.37亿元,同比增长47.46%。
2010年1―6月,海南省新增活期储蓄存款210.62亿元,占新增储蓄存款的74.1%;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新增170.5亿元,占新增企事业单位存款的60.8%。存款结构呈现活期化态势。
存款增长与跨省资金流入增多有关。1―6月,跨省资金流入18353.81亿元,流出17676.32亿元,净流入677.49亿元。
6月末,海南省本外币贷存比58.11%,比年初下降3.01个百分点,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存差1631.13亿元,比年初扩大403.17亿元。银行业资金流动性较为充裕,表明银行业资产负债结构整体风险较低,信贷投放存在较大空间。
二、海南省经济运行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宏观调控背景下房地产走势值得关注
自“国十条”颁布以来,海南省内购房者观望情绪加重,尽管房价依旧高涨,但房屋成交量大幅下滑,5月、6月单月全省房屋销售面积分别为53.54万平米和42.53万平方米,远低于1―4月份月均97万平方米的销售面积。
此轮房地产调控,让省内房地产市场价格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炒房、跟风买房的形势发生扭转,市场秩序有所整顿;房地产投资和建设进度明显放缓;房地产贷款首付比例和利率提高,信贷风险有所防范,银行资产得以保护,但从调控的目标来看,预期效果还远远没有达到,当前房地产市场仍处于政策博弈的阶段[1]。
2010年上半年,房地产业对海南省经济增长贡献率20.6%,对全省税收贡献74.01%;房地产新增贷款在海南省人民币新增贷款占比42.74%。当前海南省房地产市场的调整情况仍有待观察,下一阶段应密切关注海南省房地产市场走势,提高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能力,避免房地产市场失控给海南省经济金融带来负面冲击。
(二)潜在信贷风险不容忽视
从账面数据看,银行业的经营状况趋于改善,信贷风险有所下降。但随着银行贷款特别是中长期贷款的快速增长,潜在的信贷风险不容忽视。首先,平台贷款高速扩张,地方政府债务率超全国平均水平。2008年以来海南省内项目投资进程加快,省市县级、开发区地方融资平台32家。平台贷款急剧扩张,一季度末平台贷款649.49亿元,占当期人民币贷款的33.95%。这种投资项目缺乏足够的现金流,对地方财政收入的依赖较高。2009年海南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率①高达108%(全国平台贷款债务率为97.8%)[2]。二是房地产贷款增长较快,少数银行房地产贷款占比较高。2010年6月末,房地产贷款余额占人民币贷款余额的21.66%,房地产贷款新增余额占人民币贷款新增余额的42.74%。其中,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光大银行房地产贷款新增余额分别占人民币贷款新增余额的113.19%、109.53%、248.26%。三是信贷投向过于集中少数大企业。2010年6月末,海南省贷款前十大客户人民币贷款余额1020.33亿元,占海南省企业贷款的49.69%。信贷投放集中于少数大企业,使银行业对少数大企业产生依赖,一旦贷款企业经营出现问题,不良贷款将出现较大反弹。
(三)物价上涨增大经济主体负担
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居民消费价格累计增长3.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2个百分点。下半年,海南省经济运行仍然面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偏高带来的输入通胀压力,流动性过剩导致的旺盛需求压力,高企的工业品出厂价格向下游消费品传导的压力。这些影响因素使得短期内省内物价上涨幅度不会显著下降,物价上涨的整体压力难以在短时间内减轻,增大了各类经济主体的负担。首先,按2010年价格涨幅4%初步匡算,城镇居民人均每月生活费支出将分别增加40元,对省内人均月消费支出仅300元左右的低收入群众生活质量影响较大。居民储蓄问卷调查显示,今年一、二季度居民对物价的满意度水平分别为17.5%和19%,处于近几年来的较低水平。其次,农资价格过快上涨导致农产品生产成本增加,农民增收难度加大,且可能带来新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第三,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上涨使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加大,对省内企业生产经营效益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三、2010年下半年海南省经济发展预期
(一)经济增长可望逐步回稳
当前,发达国家债务风险尚未完全释放,全球经济复苏具有不确定性。国内对新开工项目的控制渐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回落,部分先行指标显示经济增速有下滑迹象,外需对出口的影响可能在下半年显现。2009年下半年以来,宏观紧缩政策已基本释放,调控压力已明显缩小。综合来看,2010年下半年管理层再出紧缩政策的空间已不大。从区域经济政策的刺激到国内房地产市场调控力度的逐步加大,海南省内固定资产投资经历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过程,2010年全年经济运行也会呈现前高后低,逐步走稳的态势。基于上半年经济运行基础较好,预计全年经济增速将达到16.5%,超出年初海南省内预定9.8%的增长目标。
(二)信贷增速将有所趋缓
2010年是金融危机之后海南省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同时全省面临着国际旅游岛建设的机遇。支撑信贷快速增长的因素,一是当前海南省政府投资意愿仍较为强烈。目前年内全省规划的储备项目较为充足,一旦项目实施将会带来信贷资金需求。二是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好转,流动资金需求将增多。据问卷调查显示:海南省工业企业经营状况预期指数为62.8%,连续四个季度回升;总体银行贷款需求指数上升为74%。三是当前银行业资金头寸比较充裕,具备较强的放贷能力。
制约贷款增长的因素主要有几点:一是政府投融资平台门槛提高,投融资平台贷款是近两年推动贷款快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其一旦收紧就会制约全省信贷增长;二是我省经济基础薄弱、实体经济相对落后,有效需求依然不足;三是房地产信贷调控政策会制约住房消费贷款及房地产开发贷款增长。总体来看,2010年下半年海南省信贷投放将有所趋缓,以全年35%的增长幅度计算,全年信贷增量500亿元左右。
(三)物价进一步上涨空间不大
2010年上半年,海南省各类价格指数均出现较快上涨。考虑上年基数较低,预计下半年物价既不会出现较大幅度降低,进一步上涨的空间较小,全年物价上涨应在4%~5%左右。
(一)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与转型
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表现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基本代表了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方向。2007年我国GDP增长率达到14.2%,所以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双防”———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转向全面通货膨胀。因此,2007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确定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基调是“适当的收紧、适当的控制”。
1.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的外部需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2003年—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29.2%,到2008年第四季度,我国外贸出口增长下降4.2%。出口的大幅度下降意味着我国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外需即出口这辆“马车”的拉动力在大幅缩减。这时,如果继续维持原来的政策取向,就会约束国内的投资增长,再加上对国内的消费特别是对买房的需求采取了控制措施,因此就可能导致内需的增长速度也持续下跌,这样就有可能导致“三驾马车”同时减速,有可能使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影响。所以,2008年第四季度,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采取果断措施,决定实施“一揽子”计划。
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一揽子”计划包括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2007年相比,政策发生了方向性的改变,即财政政策由稳健转为积极,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宏观经济政策方向性的重大调整,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最明显的是在2009年:2009年我国外贸出口增长率为-16%,外贸出口总额由2008年的约14 300亿美元减少到12 016亿美元,净减少2000多亿美元,按照2009年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5万亿左右的人民币出口订单损失。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测算,该变化对2009年GDP增长率的影响是-3.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其他的政策调整,我国2009年的GDP增长率会由2008年的9.6%下降到6%,甚至更低。因为我国原来的经济政策是控制内需的增长速度,在外需大幅下降的时候,如果内需受政策影响也下降,那2009年的增长就有可能会降低到6%以下,这对我国经济的影响非常严重。
2.我国经济增速下降所面临的潜在危机
我国经济一直强调不要过分追求高增长。实际上,从2002年到目前,我国的增长率从未低于9%:2002年是9.1%,2003年达到10%,之后10%以上的增长率一直保持到2007年,2008年下降到9.6%,2009年是9.2%,2010年是10.4%,2011年是9.3%,10年内从未下降到9%以下。与高增长相伴随的,是我国企业的速度型效益,即企业利润和销售规模紧密相关,销售规模扩大促进利润增长,反之,企业就可能会出现亏损。我国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较低,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在今年7月份仅有5.36%。原因之一是技术创新较少,主要通过产品的低价竞争实现微利,由技术创新带来的利润增值很少。原因之二是企业的固定费用比较高,包括退休人员的工资、设备的折旧、医疗费等,特别是国有企业在岗人员的工资待遇,不易随生产和销售水平变化波动。这些开支都是固定的,与销售额的变化没有关系,当企业因为市场订单减少,销售额减少而固定成本不变的时候,企业就会发生亏损。因此,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过多,市场需求明显减少,企业拿到的订单明显减少,由此导致开工率下降,很多企业就会进入亏损状态,导致诸多矛盾和问题。
首先是就业问题。最近常见的是“招工难”、“招工贵”,表面上看就业压力已成为过去,实际上企业在保持员工队伍稳定方面也发生了由量到质的转变。如果企业发生亏损并不断继续的时候,企业一般不愿意把过去的盈利不断补充进来,很多企业会及时撤股。当企业有微利的时候,往往选择维持生产,保持稳定的职工队伍,因为如果辞退关键岗位上的职工,再招聘新员工进行培养并不容易。当企业面临短期的困难,未来有希望时,也会稳定职工队伍。但是,如果企业认为未来前景更差,目前又有亏损压力的时候,就有可能选择退出。一旦退出,裁员量就会增多,失业的问题会很快发生。
据统计,2012年6月份我国在城乡之间流动的农民工有1.66亿人,我国每年应届大学毕业生600多万,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就业。如果很多企业不能吸收职工,还大量辞退职工,此时就业就有较大的压力,可能对基础民生带来很大的冲击。在1.6亿多农民工中,58%是“80后”,和第一代农民工不一样的是,他们对农业不太熟悉,很难像第一代农民工可以很自然地返回农村。但“80后”、“90后”农民工对城市工作生活有较强的依赖性,如果他们长时间在城市找不到工作,基本生存就面临危机。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稳定会受到冲击。出于谋生的需要,各种边缘化的社会组织有可能泛滥,对社会稳定的威胁非常大。
就业是民生之本。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我们始终要把就业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加以重视。因此,对于“一揽子”计划,尽管有人认为是反应过度,笔者则认为非常必要。如果经济增长下降到6%以下,后果将很严重。
其次是金融风险。当亏损企业大量增加的时候,金融风险会陡然扩大。几乎每个企业都有贷款,离不开
银行的支持。当生产经营正常的时候,可以按时还款付息,但当企业亏损时,销售收入、资金流量大幅度减少,往往不能正常按时还款付息,这些贷款就会成为不良贷款。如果大量企业亏损,银行将面临很大的金融风险,当贷款不能归还时,存款的支付就面临着危机。银行的高利润包含着风险抵押金,银行和一般生产企业的利润性质是有区别的,银行一旦出现资不抵债,需要拿资本金、利润来弥补存款户的损失。当企业亏损面扩张很快的时候,这种金融风险是银行所不能承受的。 再次是财政困难。我国财政是速度型的财政,财政收入的增长和当年GDP的增长紧密相关。我国以间接税为主,针对所得和财产征收的直接税占比很低。财政收入增长主要依赖于名义GDP的增速。通过对近几年数据计算得知,GDP增长率变化1%,财政收入增长速度变化4.6%;GDP增长率变化4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速可能变化近20个百分点。因此,当经济增长率下降过多时,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会大幅下降。但是,经济不景气时,财政支出刚性往往比较大,因为此时对下岗失业人员、困难家庭、低收入人群的救助会增加,保障基本民生等方面的开支会增加。因此,财政的收支矛盾会陡然加剧。当增长率下降过多时,对于就业、金融风险、财政收入的影响非常大。
3，！.“一揽子”计划对保持民生和经济稳定的积极贡献
推出“一揽子”计划并不是反应过激。如果没有“一揽子”计划,在2009年就会出现深度的调整,对转型升级未必有益。有观点认为,要形成倒逼机制,只有危机才能推动升级,淘汰低水平企业。但当大多数企业都无法自保、难以维持正常经营的时候,搞技术改造升级、提升创新能力是不可能的。所以,危机不一定非常有利于转型。
“一揽子”计划的效果,最主要表现在内需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内需对GDP增长的贡献明显提高。2008年,内需对GDP增长率的贡献是9.1个百分点,2009年提高到12.8个百分点,因此,尽管2009年外需向下拉动了3.6个百分点,但GDP增长率仍然达到了9.2%。内需增长的加快首先靠投资,特别是政府投资。2009年政府的投资比上年度增长42.2%,占到全部投资的28%。从统计上看,主要有三个部分:电力热力投资、道路交通仓储邮电业投资、水利和城市公共设施管理投资,市政投资属于第三部分。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上年增长30.1%,去掉价格因素,投资的实际增长比上年多了10个百分点以上,使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大幅度提高。当然,还有另外一些措施,比如减税鼓励企业投资、居民消费等。增值税的改革是从2009年1月1日开始执行的,改革的重点是从生产型转向消费型,最重要的变化是企业的设备改造投资可以抵扣纳税基数,这实际上是很重要的减税措施,而且鼓励企业进行设备投资,对投资的增长也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在汽车需求方面,对于1.6升和小于1.6升排量的车,购置税由11%调整到5.5%,刺激了汽车的消费;在楼市中,减免二手房交易的契税……通过减税促进企业投资获利,促进居民家庭消费增长,拉动内需。
内需的贡献明显提高,有效地抵消外需大幅下降的影响,缓解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强烈冲击,使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的基本态势。2009年我国经济增长率仅比2008年降低0.4个百分点,从9.6%下降到9.2%。反观美国和欧盟,GDP增长率分别为-3.1%和-4.4%,失业率达到9%以上,较正常年份提高了一倍左右。但在国内居民看来,生产和生活都没有明显感觉到危机的发生,从这个角度看,“一揽子”计划对保持民生和经济的稳定,作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
4.扩张型宏观经济的代价
对宏观经济转型来说,“一揽子”计划只是一个起点,还需要进一步调整,因为这种扩张型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有代价的。财政政策的代价,就是政府债务风险迅速扩大。所谓政府的债务风险,就是常说的国债,包括地方政府的债务,都是由政府作为主体来归还。如果这些债务迅速扩大,将加重未来政府所承担的还债压力,有可能导致未来政府在债务方面的重大风险,目前的欧债危机就是这样———欧洲国家的高福利导致财政支出规模过大。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经济下滑,财政收入大幅度减少,但福利的刚性很强,收支缺口迅速拉大,只能通过发债来维持,但是债务规模太大会导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规模不断扩大,加上支出的刚性,使得政府不断扩大发债规模。由于这些国家经济状况很差,财政增收困难,而支出刚性强。因此,对这些国家债务的评级持续下调,债发行困难日益加大。这必然导致到期债务还本付息困难,导致政府破产危机。
目前,欧债危机靠欧盟建立的补贴制度来缓解,但是“输血”难以持续,因为欧洲自身的造血机制尚有问题,如果不改革高福利制度,恢复其内部的经济增长能力,欧债危机无法彻底解决。所以,我国一定要避免陷入这样的困难状况当中。我国的财政赤字是发行国债的主要原因。2008年,我国财政赤字是1 000亿元,2009年增加到9 500亿元,2010年进一步扩大到10 500亿元。财政赤字的迅速扩大,必然导致国债发行量迅速扩大,进而导致国债余额迅速扩大,政府未来的偿债风险迅速扩大。
财政赤字的扩大首先和政府开支的扩大相关。2008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投资性资金是1 000亿,2009年增长到5 900亿,另外还有其他一些开支的增加。其次是减税,2009年各项减税措施大约减少财政的税收5 000亿元,因此赤字规模和发债规模必然扩大。另一方面是地方政府的债务,地方政府通过抵押从银行取得大量资金搞项目建设。据国家审计署调查,到2010年,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是10.7万亿元,而国债余额大概是7万亿元,总量大概为18万亿元,占到名义GDP的比重已经接近40%。
如果连年坚持扩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政府的债务风险将迅速扩大,这条路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2010年开始,国家采取措施,及时地扭转由政府投资导致政府债务规模扩大的趋势。2010年3月,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0年安排的财政性投资重点保证在建项目,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实际叫停了政府投资增量。随着政策的调整,2010年政府投资增长率由42.2%下降到19.7%,2011年进一步下降到2.46%,我国政府投资经历了一个由扩张到退出的调整,目的就是防止政府债务风险迅速扩大,从而有效地控制了政府债务风险的发展。我国的财政赤字在2011年减少到9 000亿元,按照预算安排今年为8 000亿元。地方政府的债务平台受到了严格的检查,地方政府的债务基本稳定。伴随着政府投资的削减,政府债务风险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另一方面,随着政
府投资的削减,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由政府投资形成的订单不断减少,相关企业的开工率不断下降。因此,这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风险是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由于货币原因导致的价格上涨。货币供给量的三个指标是M0、M1、M2。粗略地讲,M0指的是流通当中的现金,M1是在M0的基础上加上活期存款,M2是在M1的基础上加上定期存款。这三个指标所刻画的货币供给量的内容就是现金加存款。事实上,现金和存款增加以后,往往会扩大需求。需求比较大就可能导致价格过快上涨,人们有愿望去买的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有可能过快上涨,如房价、贵金属价格等等,原因就是货币供给量太多,人们的购买能力太强。
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首先表现为贷款的大量增长。2009年新增贷款9.59万亿元,超过当年的财政收入总量。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力地配合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支持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个项目建设的快速推进。但贷款大量增加之后,导致货币供给量大量增加,因为贷款可以很快地转变为存款和现金。
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在2008年底约为48万亿,到2009年底增长为61万多亿元。货币供给量有自我膨胀的特点,自我膨胀就是存款向贷款的转变。银行存款数量变大之后,必须要把存款变成贷款,否则银行就会因为支付大量利息而亏损,这是由商业银行的自身利益所决定的。而贷款加快增长之后,又会扩张存款,存款和贷款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相互的推动。当货币政策调整之后,资金的运动速度加快,即资金流动性过剩,从而使整个货币供给量存量加速扩大。所以说持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的风险将非常严重,货币供给量迅速扩张,多方面的价格快速上涨。从日常生活方面来看,人民币的购买力会快速下降,货币贬值,人民的心态越来越不稳定。从企业来看,生产环境的不稳定会使经营者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到倒买倒卖上,而不再专注于生产。
5.我国对货币政策乃至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
从2010年开始,我国对货币政策进行了调整。中国人民银行12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对贷款的增量实行额度管理。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在1999年为6%,2011年上半年几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21.5%,从而有效控制了贷款的过快发放。提高利息可以使资金的价格变高,从而约束对资金的需求和贷款的过快增长。此外,还采取了贷款增量的额度管理,有效控制了贷款的集中投放。商业银行倾向于把应该发的贷款尽可能早地发放出去,这对其经济核算至关重要。如果没有相关的措施,商业银行可能在上半年就把一年要发放的贷款全部发放出去,导致贷款的集中投放,由此引发下一轮存款的集中扩展。进行额度管理之后,使得贷款的集中投放得到了有效控制。在多项货币政策作用下,我国广义货币供给量的余额,2009年12月底,同比增长27%;2010年12月底,同比增长下降到19.7%;到2011年12月底,同比增长下降到13.6%。所以,2011年下半年,企业普遍感觉到贷款难,这正是因为贷款的闸门被关闭,货币政策的效果明显显现。货币政策调控从源头上控制了物价的过快上涨,控制了通货膨胀的发展。但是,这一政策对整个市场的需求产生了不断的收紧作用,导致企业的采购订单由于资金的约束而减少。所以,它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向下的拉动作用。
回顾我国对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表明我国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局面实际上和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有紧密的联系。下图是2009年至今经济增长率的总势
2009年第一季度,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只有6.5%。如果没有其他的相关措施,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下滑。推出“一揽子”计划后效果明显,第二季度上升到8.1%,第三季度为8.9%,第四季度为10.7%。这个V型翻转在2009年是非常鲜明的,表明“一揽子”计划在抵御国际经济危机冲击方面效果显着。但是,随着经济政策的同步退出,从2010年开始,经济增长率开始向下发展,由第一季度的11.9%,降到第二季度的10.5%和第三季度的9.6%,第四季度略回升至9.8%。这个趋势没有得到维持,到2011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为9.7%,第二季度为9.5%,第三季度为9.2%,第四季度为8.9%。今年第一季度为8.1%,第二季度是7.6%。尽管随着政策的调整,我国经济经历了先向上再向下的变化,但政策的调整确实有其必要性。当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是稳增长,通过针对性、适应性的预调、微调,努力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政策措施更加注重稳定需求增长、稳定经济增长。
(二)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2002年以来,我国经济政策重点是控制经济过热。比如,2009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带有鲜明的扩张特点,但经济却没有出现持续过热的表现。通过研究发现: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潜在增长率已经由过去的10%左右降低到7%~8%。如果强行通过政策的刺激提高到10%,代价是巨大的,诸如政府的债务风险,通货膨胀的风险等将会迅速扩大,因此这种高增长是难以持续的。所以,要深刻地认识到我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一个重要的转型期,潜在经济增长率阶段性下降了,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是加快转变发展方式。
1995年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要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党的十七大把这个概念进一步拓宽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是有区别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指GDP的总量在年度之间的变化,而经济发展指的是在中长期的时段内,经济总量包括经济结构的变化,如三次产业的产值结构、就业结构(包括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等),所以,经济发展的概念比经济增长概念内涵更丰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务更复杂。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一直没有明显的进展,原因何在?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决定经济发展方式的条件没有改变。粗放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经济发展方式是由两个条件决定的:第一是供不应求的市场,第二是要素的低价格,或者说是低成本。当市场供不应求的时候,企业的发展必然是低水平的数量扩展,扩张的速度很快,质量却不高。当要素成本很低的时候,经营者对要素的投入就不会很在意,这就是粗放的“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当资源价格和污染排放收费很低时,就可以维持“三高一低”的发展模式。当供不应求的市场和要素的低成本这两个条件不变的时候,粗放的以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是不会转变的。
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以后,外贸出口条件明显改善。美国金融创新导致新一轮的繁荣,使我国外贸出口面临供不应求的外部市场环境。我国大量劳动密集型产品走出国门,如箱包玩具、服装、家用电器等,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大显身手。贸易壁垒打开之后,订单大量增加,2003年到2007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接近30%。因此,当时我国的企业在数量上进行扩张,不太追求质量和品牌竞争力的发展。
2002年之后,随着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人民改善生活的重点由吃穿用转向住和行,国内的汽车市场、房地产市场由无到有,迅速扩张。汽车企业和房地产企业也出现了低水平的数量扩张。我国建设发展速度很快,但是内在的质量不高,可保持的时间不长,却耗费了大量的劳动力和资源,产生了大量的污染。我国低水平扩张的原因就是需求太旺盛,供不应求,巨大的市场利润吸引着企业先把产品制造出来,无需注重追求质量。消费结构的升级,实际上还给投资的高增长带来了机会。消费结构升级带来的工业结构的转型,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移带来投资的高增长。2002年到2008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给重化工原材料和装备制造业带来了迅速扩大的市场需求。
此外是生产要素成本很低。我国劳动工资的水平,土地、水资源的价格,矿产资源、原材料的价格,污染排放的收费,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保持着很低的水平。这些条件决定了粗放、数量扩张为主的发展方式得以持续。 但是从最近几年的变化来看,这一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之后,2008年到2010年,我国外贸出口年均增长率只有9.9%,2012年1月至7月下降为7.8%,出口接近30%的高增长年代已经结束了,未来也不会再出现。发达国家由于国内经济状况恶化,订单在减少;劳动力更加便宜的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在发展,我国外贸出口企业面对的不再是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而是一个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因此,外贸出口企业低水平数量扩张的道路是走不下去的。我们国内的汽车和住房市场,经过将近十年的快速扩展,现在也开始转入相对成熟稳定的发展时期。随着汽车市场保有量的增加,用车条件、用车成本的变化,对于汽车企业来说,现在的任务是生产性价比更好的产品,否则就有可能被淘汰。在房地产市场,国家正在积极制定政策,并通过制度建设,例如开征房产税等,增加住房的占有成本,开征房产利润税,遏制投机性投资性的买房需求,使我国的房地产市场转入需求增长比较稳定的状态。未来房地产企业的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随着我国产能过剩的普遍发展,基于产能扩张的投资高增长已经结束了。在政府投资撤出之后,投资增长下台阶的结果会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总体说来,支持企业低水平数量扩张的供不应求的市场环境已经发生了全面的改变。企业必须转型,过去那种依靠订单的增加维持薄利多销的局面已经难以为继了,必须要从品牌的打造、售后服务的优化、成本管理能力的提高和研发能力的提升上来寻找新的发展出路。我国低成本的优势在最近几年改变得很快,无法支撑“三高一低”的粗放型发展模式。所以,过去那种通过价格竞争打开市场的模式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企业必须尽快适应这种成本提高、市场竞争加剧的新的发展环境,这是一个深刻的变化。这种变革必然会对企业的发展能力、扩张能力带来一定的影响,使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在这一艰难的、充满风险的转型过程当中,期望企业还能达到2002年之后那么强的扩张能力是不现实的,也很难再设想通过政策的刺激让企业重新具备这种能力,因为类似的发展环境无法通过政策而改变。所以说,我国经济的“双重转型”,决定了我国经济形势的复杂特点。
二、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新特点
在复杂的形势下,我国经济正在出现一系列积极的变化。
(一)开始出现止跌趋稳的迹象
尽管今年7月份工业增长率比6月份又下降了0.3%,第二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为7.6%,第二季度的工业增长率是9.8%。但是,7月份工业增长率是9.2%,比6月份下降了0.6%。尽管从生产的角度来看,增速下降的趋势还在发展,但是从需求方面来看,已经有很多积极的变化。今年1月—6月,投资的同比增长率是20.4%,比1月—5月提高了0.3%,7月份,投资增长率继续保持20.4%,说明投资的增长已经从下降转为稳定。当然稳中是否有升,还需要继续观察。
(二)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工程建设速度加快
2009年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工程占全国投资的28%,今年这一比例约为22%。政府投资增速恢复较快,今年1月—5月同比增长5.6%,1月—6月同比增长9%,1月—文秘站:7月同比增长9.9%,政府投资增速处于比较快的恢复状态当中,这与稳增长的政策、项目审批速度加快、加大重大项目建设保障力度等等有直接的关系。
(三)制造业投资增速略有提高
制造业的投资占全国投资比重的36%~37%,今年1月—6月制造业的投资同比增长24.5%,1月—7月同比增长24.9%。制造业的投资增长和企业的转型升级直接相关,说明我国支持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政策,比如放宽市场准入、降低税赋、改善融资条件等等措施已经发挥作用。企业的转型升级,伴随着很多的社会投资或是新建公司的活动,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支持,是进一步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实施细则,这对于整个制造业投资也有积极的作用。
(四)房地产投资的增速仍在下降
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与房地产的销售状况有密切关系。去年10月份之后,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影响,我国城市商品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速持续下降。今年1月—4月出现了16%~16.7%的负增长。开发商存量房积压比较严重,资金比较困难,使房地产投资出现增速的持续下滑。从历史数据分析看,从房地产的销售改变传导到房地产的投资增长改变,大概需要半年时间。从去年10月份至今,房地产投资放缓的趋势还在延续。但是从房地产销售情况来看,今年5月份已经开始出现好转。这是因为政府的房地产调控对于买房的需求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措施,对自住型需求的政策支持,主要表现在按揭贷款的利率优惠方面,由此对按揭贷款的发放和自主性的买房需求都形成了有力的支持。在这一背景下,今年5月份以后累积了半年左右的刚性需求和改善型需求,开始比较快速地释放,使得城市商业房的销售面积同比增速开始持续回升。据估计,第四季度以后将会结束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落态势,所以,从投资的增长来看,这也是一种走稳或者稳中略升的发展趋势。
购房需求的好转,给消费带来了间接的影响。从今年5月开始,家具、家电和建筑装修材料的销售额持续增长加快,到7月份,社会消费零售总额的实际增长率已经达到了12.2%,比6月提高0.1%,6月份的实际增长率比5月份的增长率提高1.1%。随着“稳增长效果”的显现,内需的增长在由弱转稳,或者稳中略升,必然对未来的经济增长带来积极的支持。
当前,外部形势比我们估计的更严峻。7月份外贸出口增长只有1%,相比6月份的11.3%大幅回落,8月—9月有可能继续保持这种情况,外部形势对我们稳增长的冲击比预期要大。所以,目前基于对外需变化的考虑,相关的稳增长措施的实施力度在进一步加大。
2009年之后,随着内需的持续扩大,内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提高,外需的作用则在持续下降。2008年,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大约为25%,2011年下降到约15%,所以,通过内需增长的稳定,通过“稳增长”政策的预调、微调,整个经济增长“止跌趋稳”的迹象会越来越明显,全年的经济增长率有望保持在7.5%~8%,能够完成我们“稳增长”的目标,使我们国家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由年均增长10%左右平稳下降到7%~8%。这一目标的实现,是我国经济实现转型非常重要的转折点。我国增长率的适度下降,给企业转型带来了“倒逼”的压力。企业能够真实感受到市场环境的变化和成本条件的变化,有助于加快企业的转型。另外,我们7%~8%的增长可以防止经济增长率过度回落对就业、金融和财政带来过大的压力,将压力保持在我国大体所能承受的水平之上。因此,这一增长目标要坚持下去。
三、未来我国经济政策展望
(一)坚持稳重求进,实现经济平稳转型
围绕“稳增长”目标的实现,更多地要着眼于增长,加快经济转型和改革,基于现实制定相应的制度。
第一,贯彻破产制度。通过破产把低水平的企业和低水平的产业淘汰出局,进一步完善失业再就业的援助制度,抓好基本生存保障线的建设,从而在转型的过程当中保障基本民生,维护社会稳定。
第二,完善市场定价机制,进一步放开市场的准入管理。通过市场竞争把好的企业请进来,淘汰相对较差的企业,只有通过这种优胜劣汰的竞争,企业
素质和产业素质才会不断提高,产业结构才能不断优化。 第三,完善政府职能,解决政府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在当今社会风险大量增加的背景下,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过多参与,对经济责任的过多承担是难以维持的,因此,政府必须要尽可能地从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中撤离出来。但是,政府在公共事业、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必须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改革是当务之急,是支持经济转型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面对当今经济形势,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继续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着力加强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着力深化改革开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二)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
未来的政策重点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
稳增长,就是要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大力发展实体经济,努力克服国内外各种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及时解决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控物价,就是要继续采取综合措施,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防止价格走势反弹;调结构,就是要有扶有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惠民生,就是要坚持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办成一些让人民群众得实惠的好事实事;抓改革,就是要以更大的决心和气力推进改革开放,着力解决影响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促和谐,就是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积极有效化解各种矛盾和风险隐患,防止局部性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三)加强债务管理和风险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