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average shareholding proportion of the largest shareholders i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exceeds 30%， and majority shareholders can make decisions directly based on superiority of control rights， while rights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are often ignored. To protect minority shareholders rights， 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 （CSRC） has guided the listed companies to implement internet voting system for shareholders meeting， and encouraged minority shareholders to participate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through attending shareholders meeting. Up to now， the network voting practice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nearly 10 years and the voting mechanism has been improved greatly. However， voting rates of shareholders meetings are not high， and a large number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abstain from voting. Why have voting participation rates not increased while internet voting system for shareholders meeting has improved？ Which factors affect the voting behavior of the minority shareholders？ There are few literatures focusing on minority shareholders participating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researches on abstention behavior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have not been fully developed yet.
Using the shareholders meeting voting data of the companies listed on Shenzhen Securities Exchange from 20072012，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actors affecting abstention rates of shareholders meeting and reveal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shareholders abstaining from voting.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1） reflecting the degree of information asymmetry index of voting resolutions ″market attention″ and benefit dependency index are two important factors for investors participating in the vote. That resolution information of shareholders meetings is open to the public can help reduce abstention rates， and investors can be driven by their benefit to participate in the vote.（2）Investors participation in the vote is based on resolutions being concerned by the market. Abstention rates are high，even if resolutions relates to the rights of investors， unless the voting information is observed by investors. That is to say， benefit dependency can only influence voting rates of resolutions that draw high market attention. （3） According to the 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 before the vote， resolutions ar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good resolution″ and ″bad resolution.″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abstention rates of these two types differ greatly. The benefit dependency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abstention rate of ″good resolution，″ but the impact of market attention on abstention rates is not significant. While market attention has significantly negative impact on abstention rates of ″bad resolution，″ and benefit dependency has no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abstention rates. （4）Accordingly， based on analysis and conclusion， this paper provides policy suggestions about minority shareholders participating in shareholders meeting.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分析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行为有赖于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因此，我们首先回顾有关投资者保护的已有文献，进而结合投票制度和投资者行为提出文章的假设。
投资者权利保护首先依赖于公司内部治理，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能够降低外部环境的冲击，提高公司绩效从而扩大股东权益。La Porta等指出，投资者保护程度和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为有效监督管理者，大股东需要掌握足够的股份，股权集中成为外部法律机制的一个替代[7]1150。白重恩等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投资者权利保护，同时投资者愿为治理良好的公司付出可观的溢价，即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8]8889。除了内部治理结构对投资者保护产生影响外，外部环境的保护功能也不容忽视。辛宇和徐莉萍讨论了公司所处地区治理环境在股改对价和送出率确定过程中的作用，发现较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会降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本，并显著缓解机构投资者和非流通股股东“合谋”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现象[9]130131。陈俊等从外部审计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新股发行市场投资者权利保护机制，发现外部审计质量能部分解决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治理冲突，但有效市场约束机制的匮乏导致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治理冲突难以引发有效审计需求[10]101。Burkart等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投资者保护的法制环境在控制权市场竞争中发挥的作用，证实更高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能抑制并购后控制人掏空公司资源[11]1129。
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外部股东，会利用掌握的投票权推动公司治理的转变。机构投资者可以采取投票权、与高管（或董事会成员）进行谈判、提交投票议案等方式引导公司内部治理的变革，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6，12] 。薄仙慧和吴联生从盈余管理角度分析国有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指出国有控股和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但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治理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受到限制[13]89。同时，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机制并不完善，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机构投资者力量弱小，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还有待提高[14]122。
为更好地保障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用手投票”的权利，中国证监会在2004年《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以引导上市公司实施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制度，沪深两大交易所根据证监会的安排拟定了关于网络投票的实施细则，网络投票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得到迅速推广。国泰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显示，在2007―2012年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共举行股东会议34 700次，开展网络投票比例为1619%。
投资者通过投票参与公司决策，投票表决董事选举、并购重组、新股发行、公司章程修改等重大事项，行使股东权利。同时投票过程也建立起股东、董事和管理者之间的沟通渠道，有利于维护自身权利。但囿于数据缺乏及投票动机的不易观察，针对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本文尝试结合中国现有投票机制和投资者特征，分析中小投资者参与网络投票的动机，推进关于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研究。
（二） 研究假设的提出
在现实中，投资者参与投票的行为必然受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在股权集中的公司中，投资者的投票行为对股东大会的影响较小，在自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中小投资者的理性选择即是市场投机[15]7576 ，投机行为的存在使更多的投资者放弃参与股东大会投票。在问题严重的公司，管理者或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中小股东利益无法保障，因此，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水平将影响普通投资者的投票行为[3，16]。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投票首先需要获取股东大会投票议案的相关信息，投票信息为外部所关注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基础。徐莉萍和辛宇通过分析股权分置改革下媒体的治理职能，发现媒体的广泛报道可以提高中小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热情[17]4445。在获取投票信息后，理性投资者会根据议案内容的利益相关性权衡投票的成本与收益，以此来决定是否参与投票。
因此，结合投资者参与投票的条件和动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投票议案信息不对称程度、利益相关性与股东弃权率直接相关，议案被市场关注程度越高则弃权率越低，议案利益相关性越高则弃权率越低。
投资者弃权行为的两大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可能并不相同，股东只有在获得投票信息后才会基于利益相关性、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决定是否参与投票。即使与投资者利益有极大关系的议案，若不被投资者关注则弃权率也会较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投票信息被外部投资者关注越低，则利益相关性对弃权率的影响越小。
已有的研究发现投资者对待股票的盈利和亏损的心理存在差异，根据Kahneman和 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18]263，投资者继续持有盈利股票的效用要小于卖出盈利股票的效用。当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既有盈利股票又有亏损股票时，投资者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而将亏损股票保留在投资组合中，回避现实损失，这一现象在行为金融学中称为“处置效应”。股东在参与投票时，议案的收益性质将直接影响其投票行为，好议案能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或者引入更好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给投资者带来显著正向的收益，而坏议案只会给投资者带来负收益。因此，两类议案对股东投票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于是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投资者参与好议案和坏议案投票的动因不同，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利益相关性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在两类议案中存在差异。
三、 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7―2012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全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样本，并按如下标准进行筛选：（1）同一次股东大会中不同议案投票数可能存在差异，选择投票数最高的议案作为本次股东大会投票数，合并同一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信息；（2）考虑到投票成本，剔除只进行现场投票而未开展网络投票的数据；（3）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4）剔除ST 公司和数据不完整的公司。股东参与投票数据、公司财务和治理结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避免异常值对模型分析的影响，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普通多元回归分析中，对变量进行了1%水平的Winsorize缩尾处理。在使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中，为充分发挥分位数回归的优势和特点，直接采用原始数据回归而不做任何处理。
（二）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由于大股东参与意愿比中小股东更高，使用弃权率变量（Non_Vote）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中小股东的投票行为，具体的做法是计算未参与投票股份占总股份的比值。
2.解释变量。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反映出投票议案被外界关注的程度，以此来吸引投票者参与投票。许多文献采用媒体关注度和分析师关注度来反映外部机构的关注度，但这些指标并不能衡量出投票信息是否真正被投资者关注。投资者针对市场信息的反应，直接体现在股票成交量上。据此，借鉴权小锋和吴世农的方法[19]100105，选择投票前60天内的换手率（Turnover）作为投票议案的市场关注度，直接衡量投资者对投票议案的关注程度。
对于利益相关性变量，许多文献使用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水平来衡量与股东利益的相关程度，但该项指标并不能反映单个议案内容与股东持股收益情况，并且关联交易水平与股东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传统理论认为关联交易是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会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2021]；另一方面，关联交易可以促进内部资源的有效转移和融合，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增加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2223]。本研究参考孔东民等的方法[3]22，采用会议投票前股票累积异常收益（CAR，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来表征议案利益相关性变量 一次股东大会通常审议多项议案，由于难以区分具体议案对投资者收益的影响，因此利益相关性变量反映的是同一次股东大会中全部议案对股东收益的综合影响。，因为市场的收益本身包含了关联交易在内的各种信息。在变量具体计算上，采用事件研究方法，以投票日为事件日，若投票日无交易，则投票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事件日。利用市场模型度量出股票的超额收益，计算出所有窗口日的超额收益之和为累积超额收益。即对证券j，记其收益率为Rj，t，根据市场模型Rj，t=α+β Rm，t+εi，t，计算出回归的拟合值R^j，t，其中εi，t为白噪声，Rm，t为市场组合收益率，本文选择深成指收益率来表征市场组合收益率。这样证券j在时刻t的超额收益为ARj，t=Rj，t-R^j，t，由此可计算出在窗口时间（t1，t2）内，证券j的累积超额收益为CARi（t1，t2）=t2t=t1ARj，t。我们分别采用投票前三天异常收益率CAR1、前七天异常收益率CAR2、前三天异常收益率的绝对值Abs_CAR1、前七天异常收益率的绝对值Abs_CAR2分别衡量投票议案的利益相关性（CAR）。
3.控制变量。考虑到公司内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对投票行为的可能影响，本研究选择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参考伊志宏等[24]136、姜超[25]434435的方法采用深交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评分（disclosure）。股票的估值水平高低能够带动投资者的情绪进而影响股东参与投票，因此，本研究控制住股票估值程度，用投票前60天的平均市净率（PB）衡量。此外，从公司治理角度，考虑了与股东弃权率紧密相关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P1）、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P2-10）、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Duality）、董事会规模（Director）、独立董事比例（Indpen）、公司性质（Type）、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Debt）及行业虚拟变量（Ind）。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Non-vote=α0+α1Turnover+α2CAR+α3P1+α4P2-10+α5Disclosure+α6PB+α7Type+
α8Duality+α9Indpen+α10Director+α11Size+α12Debt+Ind+ε（1）
具体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样本公司的投票弃权率为47224%，有近一半的股份未参与股东大会表决，弃权率的最大值为94426%，可见在极端情况下即使开展网络投票也仅有少部分股东参与投票。样本公司的整体信息披露接近良好的水平，Disclosure的均值达2935。CAR1和CAR2均值为负，表明在股东大会投票前往往伴随着股价的轻微下跌。
四、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 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因素
本文分别以投票前三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1、绝对值Abs_CAR1及前七天异常收益率绝对值Abs_CAR2来衡量利益相关性，采用方程（1）进行回归，检验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利益相关性对弃权率的影响，表2显示了回归结果。表2的（1）、（2）、（3）列是在控制住P1、P2-10的基础上分别考察市场关注度和利息相关性变量对投票弃权率的单独影响，（4）、（5）列是考察它们对弃权率的综合影响。考虑到公司治理和财务的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计算了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以及模型整体方差膨胀因子的平均值（Mean VIF）。结果发现上述回归中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VIF均处于[0，2]区间，模型整体的VIF平均值均在128左右，可以认为样本数据中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
回归结果表明，投票议案的市场关注度越高则弃权率越低，股东大会的议案信息被公众和股民所了解，有助于降低股东的投票弃权行动。利益相关性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重要动因，中小股东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参与投票。对比Abs_CAR1和Abs_CAR2的系数可以发现，Abs_CAR1对弃权率的影响更加强烈，说明接近投票日期的异常收益率更能反映出投票议案对股东的收益相关性，从而更大程度地降低弃权率。上述回归结果很好地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
从P1的系数可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弃权率降低09个百分点，这与实际情况相符：投票议案的具体内容往往由第一大股东提出，并且第一大股东几乎出席所有的股东大会，因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直接影响投票弃权率。P2-10的系数表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不参与投票的概率比第一大股东要高，在不涉及公司重大事项中，非第一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热情降低。Disclosure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如果公司信息充分披露，投资者往往有更强的投票意愿，但Disclosure仅反映公司一年中信息披露的整体质量，与具体的投票决策关系并不紧密。PB的系数说明估值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励股东更多地参与投票。
根据Type系数，国有企业弃权率更高，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决策制定需要更多地考虑政府和国家意志、对中小投资者利益诉求关注不够有关[26]68。Duality具有显著正效应，与Director的影响相反，说明公司集权的高管往往忽视中小投资者利益，导致弃权率升高，而董事规模扩大使各类股东能够在董事会中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志，因此，董事规模的扩大可促使投资者参与投票。
（二） 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相关性的影响差异
根据假设2的分析，股东只有在获得投票信息后才会基于利益相关性、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因素决定是否参与投票。为分析投资者弃权行为的两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存在的差异，本研究将市场关注度（Turnover）分为低、中、高三组，并使用方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 Abs_CAR1与Abs_CAR2只有在中关注度和高关注度两组的回归中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在低关注度议案中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观察（2）、（3）、（5）、（6）列的系数，相比Abs_CAR1，Abs_CAR2对弃权率的影响更大。上述结果表明投票弃权率首先受市场关注度影响，关注度低的投票议案，其利益相关性即使很高也不能吸引股东进行投票。投资者基于自身利益参与网络投票，必须建立在投票信息被市场高度关注的基础上，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似无关回归估计法（SUR）分别比较中、高关注度两组数据的股票异常收益率系数的大小。发现（5）、（6）两列Abs_CAR2的系数存在差异，但（2）、（3）两列Abs_CAR1的系数不存在差异 表3（2）、（3）两列Abs_CAR1的系数比较的回归卡方值为003，p值为0862，（5）、（6）两列Abs_CAR2的系数比较的回归卡方值为705，p值为0007。，整体而言中关注度的投票受利益相关性的影响可能更大。可能的解释是，受到广泛关注的投票议案，投资者投票行为往往受外界媒体或分析师的影响而参与投票，因此，利益相关性对中等关注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更大。
五、 进一步研究： 好议案和坏议案的影响差异
行为金融的前景理论指出，投资者股票盈利带来的效用增加与亏损股票带来的效用减少之间并不相等，继续持有盈利股票的效用要小于卖出盈利股票的效用。投资者面对带来盈利和亏损的股票往往采取不同措施。同样，面对股票的不同收益，股东参与投票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差异。
参考孔东民等人的方法[3]22，本研究采用投票前三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1）和前七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2）的正负号区分两类议案，若投票前股票异常收益率为正，则认为是好议案，否则认为是坏议案。继续使用方程（1）对两类议案分别进行回归，并将结果列在表4中。表4的（1）、（2）、（5）、（6）列是用CAR1作为好坏议案的分类标准并用其衡量议案的利益相关性，（3）、（4）、（7）、（8）列是用CAR2作为好坏议案的分类标准并用其衡量议案的利益相关性。
结果显示虽然表4的（3）列中CAR2 系数不显著，但p值仍达到0107，总体而言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与投票弃权率显著负相关，市场关注度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坏议案市场关注度能够显著降低股东投票弃权率，利益相关变量对坏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利益相关性变量的影响在好议案和坏议案回归中完全相反。好议案的CAR1（CAR2）越高，则投票弃权率越低，即收益越高越能吸引股东参与投票。而坏议案弃权率随着CAR1（CAR2）的提升而变大，说明损失越大则弃权率越高。两类议案弃权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3的正确性。
投资者除了“用手投票”表达自己意愿之外，也可以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出售手中股份。回归结果反映出面对坏议案，投票者在获取投票的信息后，预期投票议案不利于自身权利，往往采取“用脚投票”方式出售股份。大股东持股变量P1、P2-10对投票弃权率在两类投票议案下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不论是第一大股东还是其他大股东，在公司投票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影响，与两类议案的弃权率显著负相关。
六、 稳健性分析
（一） 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不同公司的弃权率存在很大差异，同时弃权率标准差较大，弃权率极端值的出现可能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陈建宝和丁军军指出，分位数回归对于数据中出现的异常点具有耐抗性，并且估计出来的参数具有在大样本理论下的渐进优良性[27]90。因此，本文使用方程（1）的模型设计，针对弃权率的原始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处理极端值的影响。按照投票弃权率的大小，分别研究好议案和坏议案，并根据投票弃权率由高到低即90%、75%、50%、25%、10%五大分位数进行回归，使用Bootstrap方法重复500次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5。
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能够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但市场关注度对好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以CAR1为解释变量的方程中，Turnover仅在75%的分位数显著，CAR1在弃权率较低的分位数50%、25%、10%上对弃权率均显著。坏议案投票弃权数据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CAR1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在全部分位数上均不显著，即利益相关性变量不会发挥显著作用。在90%、75%、50%、25%分位数上，Turnover对投票弃权率均存在显著影响，这与好议案的回归结果并不相同。
股东参与投票议案存在一定的差异，坏议案导致股东利益损失，作为公司小股东往往无力改变投票议案，在获得投票的相关信息后，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降低持有股票的份额，因此，市场关注度能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市场关注度对坏议案的投票弃权影响更深刻。而在好议案中，投票议案的通过能够给股东带来良好的收益，因此，议案利益相关性与投票弃权率在低于50%的分位数上均显著负相关，但市场关注度对股东投票弃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鉴于好议案与坏议案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与前文分析一致，可认定回归结论具有稳健性。
（二） 其他稳健性分析
年度股东大会开会时间一般比较固定，会议的内容相对规范，而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内容往往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临时决定的。公司年度大会与临时大会被市场关注的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将数据按照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分为两类，采用方程（1）进行实证分析，并比较两类会议中投资者弃权率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显示临时股东大会的市场关注度对弃权率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年度股东大会。但不论是临时股东大会还是年度股东大会，市场关注度与利益相关性回归结果均与前文一致。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投票，针对大会议案表达自己的意见，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维护自身权利的重要方式。本文利用2007―2012年深交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分析投资者不参与公司投票的原因。主要结论如下：反映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的指标即市场关注度和利益相关性成为影响投资者参与投票的主要因素；不同市场关注度的投票议案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存在差异，投资者参与投票建立在投票信息被市场关注的基础上，即使与投资者利益相关的议案，若不被投资者关注，则弃权率也会较高。利益相关性仅能影响较高市场关注度的投票弃权率，对低关注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市场关注度对弃权率的影响不显著；坏议案市场关注度能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利益相关性对坏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投票者在获取坏议案的信息后，往往采取“用脚投票”方式出售股份，只有好议案才能吸引投资者积极参与投票。
基于上述分析，市场关注度反映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利益相关性对股东投票行为的影响差异反映在投票参与的不同阶段，两个变量的影响过程如图2所示。若投票信息为市场关注后，面对坏议案的投票信息，由于股权结构高度集中，中小投资者无力改变投票结果，往往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卖出股票以降低损失。另一方面，投资者基于投票成本收益的考虑，根据好议案的利益相关程度决定是否参与投票。
综上，给出如下三个方面政策建议：第一，健全网络投票制度和平台，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制度，同时建立网络投票激励机制。目前监管部门对于上市公司是否开通网络投票只采取“鼓励”的态度，针对重大事项投票时，大股东可能对参与投票的中小股东设置障碍甚至关闭网络投票。监管机构应明确网络投票的适用范围，规范投票流程，让网络投票成为中小股东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途径。同时投资者参与投票是基于投票收益与成本的权衡，考虑到时间和费用成本，可以给予参与投票者适当的经济补偿，弥补投票成本，激励投资者参与公司决策。第二，应在重大事项决策中实行“分类表决制”，赋予外部中小股东更大的投票权利。分类表决是股权分置改革中的一项过渡性措施，但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的第二类问题并未减轻。因此，在重大事项的表决上，可以尝试赋予外部中小股东更大权力，真正保护中小股东“用手投票”的权利。第三，构建微信、微博、博客等互联网平台，加强公司管理层与投资者的沟通，实现公司信息的全方位覆盖。结合网络发展趋势，设立新的媒体平台，激发投资者参与公司决策的热情，让投资者更快捷便利地参与公司投票和治理。
[参考文献]
[1] 苏梅、寇纪淞、陈富赞： 《股权分置改革中股东间博弈的实证研究》，《管理科学学报》2006年第1期，第5461页。[Su Mei， Kou Jisong & Chen Fuzan， ″Positivistic Research on the Usage of Game Theory in SpitShare Structure Reform，″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s in China， No.1（2006），pp.5461.]
[2] 邢天才、宗计川： 《中国上市公司股东投票出席行为研究――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分类表决的实证分析》，《金融论坛》2009年第7期， 第4551页。[Xing Tiancai & Zong Jichuan， ″Study on Shareholders Voting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Publicly Listed Companies： Based 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Reform on Nontradable Shares，″ Finance Forum， No.7（2009）， pp.4551.]
[3] 孔东民、刘莎莎、黎文靖等： 《冷漠是理性的吗？中小股东参与、公司治理与投资者保护》，《经济学（季刊）》2012年第1期，第128页。[Kong Dongmin， Liu Shasha & Li Wenjing et al.， ″Is Silence Rational？ Minority Shareholder Participation， Governance， and Investor Protection，″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No.1 （2012）， pp.128.]
[4] 黎文靖、孔东民、刘莎莎等： 《中小股东仅能“搭便车”么？――来自深交所社会公众股东网络投票的经验证据》，《金融研究》2012年第3期， 第152165页。[Li Wenjing， Kong Dongmin & Liu Shasha et al.， ″Minority Shareholders Can Only ′Ride Freely′？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henzhen Public Shareholders Vote on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No.3（2012）， pp.152165.]
[5] N. Gantchev， ″The Costs of Shareholder Activism： Evidence from a Sequential Decision Model，″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107， No.3（2013）， pp.610631.
[6] A. Hamdani & Y. Yafeh，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s Minority Shareholders，″ Review of Finance， Vol.17， No.2（2013）， pp.691725.
[7] R. La Porta， F. L. D. Silanes & A. Shleifer et al.，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06， No.6（1998）， pp.11131155.
[8] 白重恩、刘俏、陆洲等： 《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第8191页。[Bai Chongen， Liu Qiao & Lu Joe et al.， ″An Empirical Study on Chinese Listed Firms Corporate Governance，″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No.2（2005）， pp.8191.]
[9] 辛宇、徐莉萍： 《投资者保护视角下治理环境与股改对价之间的关系研究》，《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第121133页。[Xin Yu & Xu Liping， ″Governance Environments and Consideration in Share Reform： An Investor Protection Perspective，″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No.9（2007）， pp.121133.]
[10] 陈俊、陈汉文、吴东辉： 《不确定性风险、治理冲突与审计师选择――来自1998―2004年中国A股IPO市场的经验证据》，《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92103页。[Chen Jun， Chen Hanwen & Wu Donghui， ″Ex ante Uncertainty Risk， Governance Conflicts， and Auditor Choic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Chinas IPO Market， 19982004，″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5（2010）， pp.92103.]
[11] M. Burkart， D. Gromb & H. M. Mueller et al.， ″Legal Investor Protection and Takeover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69， No.3（2014）， pp.11291165.
[12] S. Gillan & L. Starks，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posals and Shareholder Activism：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Journal of Finance Economics， Vol.57， No.2（2000）， pp.275305.
[13] 薄仙慧、吴联生： 《国有控股与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盈余管理视角》，《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第8191页。[Bo Xianhui & Wu Liansheng， ″The Governance Roles of Stateowned Controlling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A Perspective of Earnings Management，″ 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 No.2（2009）， pp.8191.]
[14] 陈炜： 《基于投资收益的中小投资者保护效率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10年第10期，第117126页。[Chen Wei， ″The Empirical Test of the Efficiency of Minority Investors Protect Based on Investment Profit，″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No.10（2010）， pp.117126.]
[15] 李学峰： 《上市公司股东投票权非完备性与股东行为选择》，《证券市场导报》2003年第3期，第7176页。[Li Xuefeng， ″The Incompletion of Voting Rights of Shareholders of the Listing Corporation and Shareholders Behavior Choice，″ Securities Market Herald， No.3（2003）， pp.7176.]
[16] 黎文靖、孔东民： 《信息透明度、公司治理与中小股东参与》，《会计研究》2013年第1期，第4249页。[Li Wenjing & Kong Dongmin，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inority Shareholders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Decision，″ Accounting Research， No.1（2013）， pp.4249.]
[17] 徐莉萍、辛宇： 《媒体治理与中小投资者保护》，《南开管理评论》2011年第6期，第3647页。[Xu Liping & Xin Yu， ″Media Governance and Minority Shareholder Protection，″ Nankai Business Review， No.6（2011）， pp.3647.]
[18] D. Kahneman & A.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47， No.2（1979）， pp.263291.
[19] 权小锋、吴世农： 《投资者关注、盈余公告效应与管理层公告择机》，《金融研究》2010年第11期，第90107页。[Quan Xiaofeng & Wu Shinong， ″Investor Attention， Earning Announcement Effect and Announcement Timing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Financial Research， No.11（2010）， pp.90107.]
[20] M. Bertrand， P. Mehta & S. Mullainathan， ″Ferreting Out Tunneling： An Application to Indian Business Group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7， No.1（2002）， pp.121148.
[21] J. S. Baek， J.K. Kang & I. Lee， ″Business Groups and Tunneling： Evidence from Private Securities Offerings by Korean Chaebol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61， No.5（2006）， pp.24152449.
[22] T. Khanna & K. Palepu， ″Is Group Affiliation Profitable in Emerging Markets？ An Analysis of Diversified Indian Business Groups，″ The Journal of Finance， Vol.55， No.2（2000）， pp.867891.
[23] 邵毅平、虞凤凤： 《内部资本市场、关联交易与公司价值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4期，第102114页。[Shao Yiping & Yu Fengfeng， ″Internal Capital Markets， Related Party Transactions and Firm Valu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No.4（2012）， pp.102114.]
[24] 伊志宏、姜付秀、秦义虎： 《产品市场竞争、公司治理与信息披露质量》，《管理世界》2010年第1期，第133141页。[Yi Zhihong， Jiang Fuxiu & Qin Yihu， ″The Market Competition in Products，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Quality of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anagement World， No.1（2010）， pp.133141.]
上市公司股东的基本权利可以分为收益权（即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股东的各项权利一般都是根据同股同权的原则投票确定，即通过股东投票选举和更换董事等实现对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分配，通过审议批准（或修改）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等实现对公司收益权的分配。因此，投票权事实上成为股东获得各项权利的基础。
（二）中小股东投票成本过高
股东权利的行使最终要通过对公司重大决议的表决来实现。股东履行投票权利的一般程序是获取股东大会资料、参加股东大会、进行投票。提前向股东告知股东大会的日期及需表决的议案是各国法规的基本要求，股东现在基本都可以方便快捷地获取股东大会的资料，但由于上市公司股权高度分散（我国是一股独大与小股东的高度分散并存），多数股东居住地也高度分散，对大多数中小股东而言，参加股东大会就必须承担额外的支出，比如、食宿费用等。此外，还有不少股东受时间等因素限制而不能亲自参加股东大会。显然，对中小股东而言，行使投票权的主要障碍就在于必须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小股东大多放弃了股东投票权。
为扩大股东的参与范围，各国纷纷设置了表决权行使制度，即股东可以委托人代为参加股东大会并投票，以降低股东投票成本。权投票的领域一般包括选举董事、股票期权计划、董事薪酬、资本增加授权、兼并和股东建议等。从实践效果看，表决权行使制度不仅扩大了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范围，而且为公司控制权市场的竞争提供了新的工具，增强了对公司管理层和大股东的约束力。但由于程序一般有比较明确的要求，手续相对烦琐，实际上只有机构投资者和持股规模相对较大的个人投资者才可能参与，征集小股东投票权的成本仍然相对较高，大多数小股东仍不愿委托他人代为投票。
（三）投票权行使成本过高不利于对中小股东的保护
由于中小股东持股数量很少，投票成本相对较高，绝大多数中小股东不得不放弃投票权，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公司控制权的配置，从而使得大股东和内部人更容易控制上市公司。虽然上市公司的收益权是根据所持股份等比例分割，但控股股东和内部人却可以凭借其控制地位做出更有利于大股东和内部人的分配方案。因此，中小股东放弃投票权实际上也就失去了保护自身权益的基础。
二、投票制度的含义及其进展
（一）电子投票制度的含义
本文所称的电子投票制度是指通过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开发可靠的电子通讯手段，使上市公司的股东能够在不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的情况下通过电子进行投票。
（二）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与应用是推行电子投票制度的基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证券市场产生了深远。目前不仅证券市场实现了证券交易的电子化与网络化，而且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选择网上交易方式的投资者人数也在迅速增长。比如，美国网上证券委托的开户数1999年就已达930万户，在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网上证券委托的发展也相当惊人，目前韩国约有70％的交易量通过互联网完成。不仅如此，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各种网站常就各种进行网上投票，网民对此已非常熟悉。综合考虑两方面因素，在上市公司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技术和设施基础已经具备。
（三）电子投票制度在发达国家的进展
1.有关机构积极倡导。OECD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指出，“本原则认为通过投票一般是可行的。另外，因为目的是要扩大股东参与，那么公司需要在投票中扩大技术的使用面，包括电话和电子投票。外国股东日益重要的地位也表明为求平衡，公司应竭力使股东利用现代化技术的手段进行参与，通过开发可靠的电子通讯手段，使股东可以互相交流而无需遵守执行委托制的各种手续，能够促进股东对股东大会的有效参与。至于透明度，会议程序应保证所投选票经过正确计数和记录并及时宣布结果”（对OECD《公司治理结构原则》的注释，《经济体制比较》1999年第5期）。
2.法律上已经承认电子投票的结果。随着互联网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通过互联网投票已成为现实，目前在一些国家，已对电子投票做出明确的法律规定。如在美国的特拉华州，2000年就通过了相关法律承认电子投票的结果。
3.机构投资者开始利用网络优势提高“投票”的效果。在美国资本市场中，机构投资者大约持有上市公司50％以上的股份。加州公职人员退休计划（CalPERS）是美国最大的养老基金之一，为了便于和其他股东及市场参与者交流，提高投票的效果，从1999年开始，CalPERS开始将其在股东大会中的投票决定在网上公布，公布的时间一般是在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两周。
4.出现了专门为电子投票提供服务的机构。这些机构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向上市公司提供电子投票的技术解决方案；另一类是为股东提供投票意见，这类机构专门上市公司的情况，并对股东大会要表决的决议提出投票意见。
三、我国应适时引入电子投票制度
（一）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意义
目前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各种措施从根本上说仍然源于的思想，比如引入独立董事制度等。虽然积极的监管以及更独立的董事会在保护小投资者利益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但是这些都不能代替直接赋予小股东和独立股东应有的权利，使得他们能够保护并增加他们自己的利益。（斯道延·坦尼夫、张春霖、路·白瑞福特，《的公司治理与改革——建立现代市场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
降低中小股东的投票成本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举措。引入电子投票制度后，更多的中小股东将有机会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因此，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份会增加，这意味着大股东或管理层控制股东大会的局面有望得到改善。同时，网络快速和低成本的优势为不同股东间的交流提供了机会，不仅为机构投资者征集投票权提供了便利，有利于机构投资者“股东积极主义”的行动；也有利于分散的中小股东成为一个有力的利益群体，更好地维护自身利益。从长远发展看，我国企业在海外上市和加入WTO后中国证券市场对外开放步伐的加快客观也需要为海外投资者提供方便的投票机会。
有关实证表明，投票制度的引入和推行股东积极主义能够产生净收益，股东积极的参与公司治理将有助于提高公司创造价值的能力。因此，投票制度的引入将为个人投资者向“积极的股东”转变创造条件，电子投票制度的推行将是保护小股东利益的根本举措，也是提高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
（二）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可能性
1．已经具备技术上的可行性。我国自建立证券市场以来，一直十分重视信息技术在证券业的普及、、提高和创新，实现了交易、结算等方面的电子化、化，并被广大投资者认知和接受。而互联网的快速和网民数量的迅速增加，网上投票这种新的形式也日益被大家所熟知。从技术上看，引入电子投票制度已不存在障碍。
2．已经具备股东应用的可能性。对沪深股市网上投资者的状况进行基本可以判断股东利用互联网的程度。据证监会的统计，2001年网上委托的客户开户数达332万户，占证券市场总开户数3325万户（沪深总开户数的一半）的9.98%。2001年每月网上交易的成交额占当月的市场总成交金额的比例呈现逐步增长的势头，全年累计的成交金额与2000年末相比，在沪深市场总交易金额减少约30％的情况下，网上交易的成交金额增长了约100％，达到了3578亿元，占前12个月证券市场股票（A、B股）、基金总成交金额81715亿元（双边）的4.38％（斯道延·坦尼夫、张春霖、路·白瑞福特，《中国的公司治理与改革——建立市场制度》，中国财政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2002年以来，网上委托客户、网上交易额继续快速增长，2002年上半年，网上委托的客户开户数已达451.2万户，占沪、深交易所开户总数一半（3402万户）的13.26%，2002年6月份，证券公司网上委托交易量为750.00亿元，占沪、深证券交易所6月份股票（A、B股）、基金总交易量8595.28亿元（双边计算）的8.73%（斯道延·坦尼夫、张春霖、路·白瑞福特，《中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改革——建立现代市场制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5月第1版），这表明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可网上交易这种方式。网上交易的快速发展将使投资者更容易接受电子投票这种方式。
3．监管部门已经明确了原则。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2002年1月7日联合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中已经明确提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扩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原则，该准则第八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包括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扩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比例。股东大会时间、地点的选择应有利于让尽可能多的股东参加会议”。
从实践中的进程看，为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召开，使全体股东享有同等的知情权，并为股东在股东大会上行使权利创造更好的条件，2002年6月上海证券交易所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年修订），要求上市公司应当在股东大会召开前至少5个工作日将全部会议资料上网披露。该通知还要求，上市公司会议资料不得超出股东大会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上市公司在召开股东大会时，不得向与会股东发放超出网上披露部分的会议资料。这表明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一些基础工作正日趋完备。
4．机构投资者有望发挥重要作用。在中国证监会超常规发展机构投资者的精神指引下，近两年，我国的机构投资者队伍迅速扩大。截止2001年底，我国共有14家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数量达到51支，基金发起份额总计811亿元。基金已经成为很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之一。而随着保险市场的快速发展和养老金体系的日益完善，保险公司和养老金也必将成为我国证券市场中的重要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实力的不断增强有利于推行“股东积极主义”，从而有利于带动中小股东参与电子投票的积极性。
（三）存在的主要障碍
1．电子投票制度还面临法规上的障碍。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只能亲自出席或委托他人出席，原则上不能以电子投票的形式表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年修订)第6条规定：“年度股东大会和应股东或监事会的要求提议召开的股东大会不得采取通讯表决方式”，同时规定临时会议在审议重大事项时也不得采取通讯表决方式。这种排除包括网络投票在内的通讯表决方式的股东大会投票机制不利于中小股东行使投票权，使得公司更容易被大股东和内部人所控制。
2．电子投票制度所需要的基础条件还不完备。从实践方面看，进行电子投票需要一定的条件。一是上市公司要有一套能够进行电子投票的系统，这是进行电子投票必备的前提；二是股东能够方便地进入上市公司的电子投票系统。相对来说，第一个比较容易解决，难点在由于很多中小股东（特别是小股东）尚不具备上网等条件，因此电子投票的范围在初期可能还比较有限。但是，采用电子投票制度至少会使原来因各种原因无法进行投票的部分小股东可以开始行使他们的权利。
3．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不利于电子投票制度的推行。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还很突出。如果大股东在上市公司居于绝对控制地位，即便中小股东通过电子投票制度能够积极参与，但由于所持有的股份比较有限，对公司治理的也就相对有限。此外，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现象也不利于电子投票制度的推进。由于电子投票制度的引入会扩大股东参与投票的范围，这意味着中小股东对上市公司和大股东的约束力将不断增强，因此受大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缺乏推进这个进程的积极性。
4．股东对电子投票的安全性还有顾虑。网络的安全性是各行业在应用互联网过程中普遍关心的问题，消除股东对电子投票方式安全性的顾虑是引入电子投票制度必须解决的问题。
四、在上市公司中引入电子投票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修改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由于现行的法律法规尚不允许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期间进行电子投票，因此实行电子投票制度还缺乏法律上的基础。鉴于利用网络等方式进行交易的投资者越来越多，建议可以着手研究和电子投票制度相关的法律问题，待条件成熟时及时推出。
（二）逐步建立并完善电子投票制度所需的基础设施
电子投票基础设施建设是进行电子投票的必备基础。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一是可以建立“公共投票系统”，即所有的上市公司可以共用同一套投票系统，与现在的股票交易结算系统类似；二是上市公司可以自行建立电子投票系统。无论采用哪种方式，都不存在技术上的障碍。
（三）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
投资者主要是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进行投资决策和投票决定，因此，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水平就成为股东理性决策的必然要求。
（四）改善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 理论分析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的投票行为有赖于投资者保护机制的发展和完善，因此，我们首先回顾有关投资者保护的已有文献，进而结合投票制度和投资者行为提出文章的假设。
投资者权利保护首先依赖于公司内部治理，内部治理结构的完善能够降低外部环境的冲击，提高公司绩效从而扩大股东权益。La Porta等指出，投资者保护程度和股权集中度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在投资者保护程度较低的地区，为有效监督管理者，大股东需要掌握足够的股份，股权集中成为外部法律机制的一个替代[7]1150。白重恩等研究发现，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投资者权利保护，同时投资者愿为治理良好的公司付出可观的溢价，即公司治理与市场价值存在正相关关系[8]8889。除了内部治理结构对投资者保护产生影响外，外部环境的保护功能也不容忽视。辛宇和徐莉萍讨论了公司所处地区治理环境在股改对价和送出率确定过程中的作用，发现较好的外部治理环境会降低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本，并显著缓解机构投资者和非流通股股东“合谋”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现象[9]130131。陈俊等从外部审计的视角分析了中国新股发行市场投资者权利保护机制，发现外部审计质量能部分解决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治理冲突，但有效市场约束机制的匮乏导致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治理冲突难以引发有效审计需求[10]101。Burkart等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投资者保护的法制环境在控制权市场竞争中发挥的作用，证实更高的投资者法律保护水平能抑制并购后控制人掏空公司资源[11]1129。
机构投资者作为重要的外部股东，会利用掌握的投票权推动公司治理的转变。机构投资者可以采取投票权、与高管（或董事会成员）进行谈判、提交投票议案等方式引导公司内部治理的变革，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6，12] 。薄仙慧和吴联生从盈余管理角度分析国有机构投资者的治理效应，指出国有控股和机构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治理的改善，但机构投资者的积极治理作用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受到限制[13]89。同时，中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机制并不完善，股权结构高度集中，机构投资者力量弱小，其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还有待提高[14]122。
为更好地保障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用手投票”的权利，中国证监会在2004年《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以引导上市公司实施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制度，沪深两大交易所根据证监会的安排拟定了关于网络投票的实施细则，网络投票制度在中国上市公司中得到迅速推广。国泰安（CSMAR）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显示，在2007―2012年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共举行股东会议34 700次，开展网络投票比例为1619%。
投资者通过投票参与公司决策，投票表决董事选举、并购重组、新股发行、公司章程修改等重大事项，行使股东权利。同时投票过程也建立起股东、董事和管理者之间的沟通渠道，有利于维护自身权利。但囿于数据缺乏及投票动机的不易观察，针对中小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研究尚未深入展开。本文尝试结合中国现有投票机制和投资者特征，分析中小投资者参与网络投票的动机，推进关于投资者权利保护的研究。
（二） 研究假设的提出
在现实中，投资者参与投票的行为必然受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影响。在股权集中的公司中，投资者的投票行为对股东大会的影响较小，在自身权利无法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中小投资者的理性选择即是市场投机[15]7576 ，投机行为的存在使更多的投资者放弃参与股东大会投票。在问题严重的公司，管理者或大股东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中小股东利益无法保障，因此，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水平将影响普通投资者的投票行为[3，16]。
投资者参与股东大会投票首先需要获取股东大会投票议案的相关信息，投票信息为外部所关注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基础。徐莉萍和辛宇通过分析股权分置改革下媒体的治理职能，发现媒体的广泛报道可以提高中小流通股股东参与股改投票的热情[17]4445。在获取投票信息后，理性投资者会根据议案内容的利益相关性权衡投票的成本与收益，以此来决定是否参与投票。
因此，结合投资者参与投票的条件和动机，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控制相关变量后，投票议案信息不对称程度、利益相关性与股东弃权率直接相关，议案被市场关注程度越高则弃权率越低，议案利益相关性越高则弃权率越低。
投资者弃权行为的两大因素发挥作用的机制可能并不相同，股东只有在获得投票信息后才会基于利益相关性、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决定是否参与投票。即使与投资者利益有极大关系的议案，若不被投资者关注则弃权率也会较高。由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投票信息被外部投资者关注越低，则利益相关性对弃权率的影响越小。
已有的研究发现投资者对待股票的盈利和亏损的心理存在差异，根据Kahneman和 Tversky提出的前景理论[18]263，投资者继续持有盈利股票的效用要小于卖出盈利股票的效用。当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既有盈利股票又有亏损股票时，投资者倾向于卖出盈利股票，而将亏损股票保留在投资组合中，回避现实损失，这一现象在行为金融学中称为“处置效应”。股东在参与投票时，议案的收益性质将直接影响其投票行为，好议案能够改善公司治理水平或者引入更好的投资者保护机制，给投资者带来显著正向的收益，而坏议案只会给投资者带来负收益。因此，两类议案对股东投票行为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于是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投资者参与好议案和坏议案投票的动因不同，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利益相关性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在两类议案中存在差异。
三、 样本选择和研究设计
（一）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2007―2012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全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投票数据样本，并按如下标准进行筛选：（1）同一次股东大会中不同议案投票数可能存在差异，选择投票数最高的议案作为本次股东大会投票数，合并同一次股东大会的投票信息；（2）考虑到投票成本，剔除只进行现场投票而未开展网络投票的数据；（3）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4）剔除ST 公司和数据不完整的公司。股东参与投票数据、公司财务和治理结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为了避免异常值对模型分析的影响，在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普通多元回归分析中，对变量进行了1%水平的Winsorize缩尾处理。在使用分位数回归分析中，为充分发挥分位数回归的优势和特点，直接采用原始数据回归而不做任何处理。
（二） 变量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1.被解释变量。由于大股东参与意愿比中小股东更高，使用弃权率变量（Non_Vote）能更准确地反映出中小股东的投票行为，具体的做法是计算未参与投票股份占总股份的比值。
2.解释变量。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反映出投票议案被外界关注的程度，以此来吸引投票者参与投票。许多文献采用媒体关注度和分析师关注度来反映外部机构的关注度，但这些指标并不能衡量出投票信息是否真正被投资者关注。投资者针对市场信息的反应，直接体现在股票成交量上。据此，借鉴权小锋和吴世农的方法[19]100105，选择投票前60天内的换手率（Turnover）作为投票议案的市场关注度，直接衡量投资者对投票议案的关注程度。
对于利益相关性变量，许多文献使用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水平来衡量与股东利益的相关程度，但该项指标并不能反映单个议案内容与股东持股收益情况，并且关联交易水平与股东利益之间的关系并不确定。传统理论认为关联交易是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会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2021]；另一方面，关联交易可以促进内部资源的有效转移和融合，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增加公司价值和股东利益[2223]。本研究参考孔东民等的方法[3]22，采用会议投票前股票累积异常收益（CAR，Cumulative Abnormal Returns）来表征议案利益相关性变量 一次股东大会通常审议多项议案，由于难以区分具体议案对投资者收益的影响，因此利益相关性变量反映的是同一次股东大会中全部议案对股东收益的综合影响。，因为市场的收益本身包含了关联交易在内的各种信息。在变量具体计算上，采用事件研究方法，以投票日为事件日，若投票日无交易，则投票后的第一个交易日为事件日。利用市场模型度量出股票的超额收益，计算出所有窗口日的超额收益之和为累积超额收益。即对证券j，记其收益率为Rj，t，根据市场模型Rj，t=α+β Rm，t+εi，t，计算出回归的拟合值R^j，t，其中εi，t为白噪声，Rm，t为市场组合收益率，本文选择深成指收益率来表征市场组合收益率。这样证券j在时刻t的超额收益为ARj，t=Rj，t-R^j，t，由此可计算出在窗口时间（t1，t2）内，证券j的累积超额收益为CARi（t1，t2）=t2t=t1ARj，t。我们分别采用投票前三天异常收益率CAR1、前七天异常收益率CAR2、前三天异常收益率的绝对值Abs_CAR1、前七天异常收益率的绝对值Abs_CAR2分别衡量投票议案的利益相关性（CAR）。
3.控制变量。考虑到公司内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对投票行为的可能影响，本研究选择公司信息披露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参考伊志宏等[24]136、姜超[25]434435的方法采用深交所对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考核评分（disclosure）。股票的估值水平高低能够带动投资者的情绪进而影响股东参与投票，因此，本研究控制住股票估值程度，用投票前60天的平均市净率（PB）衡量。此外，从公司治理角度，考虑了与股东弃权率紧密相关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P1）、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和（P2-10）、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情况（Duality）、董事会规模（Director）、独立董事比例（Indpen）、公司性质（Type）、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Debt）及行业虚拟变量（Ind）。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Non-vote=α0+α1Turnover+α2CAR+α3P1+α4P2-10+α5Disclosure+α6PB+α7Type+
α8Duality+α9Indpen+α10Director+α11Size+α12Debt+Ind+ε（1）
具体的变量定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样本公司的投票弃权率为47224%，有近一半的股份未参与股东大会表决，弃权率的最大值为94426%，可见在极端情况下即使开展网络投票也仅有少部分股东参与投票。样本公司的整体信息披露接近良好的水平，Disclosure的均值达2935。CAR1和CAR2均值为负，表明在股东大会投票前往往伴随着股价的轻微下跌。
四、 实证检验和结果分析
（一） 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因素
本文分别以投票前三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1、绝对值Abs_CAR1及前七天异常收益率绝对值Abs_CAR2来衡量利益相关性，采用方程（1）进行回归，检验投票议案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利益相关性对弃权率的影响，表2显示了回归结果。表2的（1）、（2）、（3）列是在控制住P1、P2-10的基础上分别考察市场关注度和利息相关性变量对投票弃权率的单独影响，（4）、（5）列是考察它们对弃权率的综合影响。考虑到公司治理和财务的各指标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问题，本文计算了各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以及模型整体方差膨胀因子的平均值（Mean VIF）。结果发现上述回归中所有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VIF均处于[0，2]区间，模型整体的VIF平均值均在128左右，可以认为样本数据中不存在共线性的问题。
回归结果表明，投票议案的市场关注度越高则弃权率越低，股东大会的议案信息被公众和股民所了解，有助于降低股东的投票弃权行动。利益相关性是投资者参与投票的重要动因，中小股东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参与投票。对比Abs_CAR1和Abs_CAR2的系数可以发现，Abs_CAR1对弃权率的影响更加强烈，说明接近投票日期的异常收益率更能反映出投票议案对股东的收益相关性，从而更大程度地降低弃权率。上述回归结果很好地验证了假设1的正确性。
从P1的系数可看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提高一个百分点，则弃权率降低09个百分点，这与实际情况相符：投票议案的具体内容往往由第一大股东提出，并且第一大股东几乎出席所有的股东大会，因此，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直接影响投票弃权率。P2-10的系数表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不参与投票的概率比第一大股东要高，在不涉及公司重大事项中，非第一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的热情降低。Disclosure的系数为负但并不显著，说明如果公司信息充分披露，投资者往往有更强的投票意愿，但Disclosure仅反映公司一年中信息披露的整体质量，与具体的投票决策关系并不紧密。PB的系数说明估值水平的提高能够激励股东更多地参与投票。
根据Type系数，国有企业弃权率更高，这可能与国有企业决策制定需要更多地考虑政府和国家意志、对中小投资者利益诉求关注不够有关[26]68。Duality具有显著正效应，与Director的影响相反，说明公司集权的高管往往忽视中小投资者利益，导致弃权率升高，而董事规模扩大使各类股东能够在董事会中充分体现自己的意志，因此，董事规模的扩大可促使投资者参与投票。
（二） 信息不对称和利益相关性的影响差异
根据假设2的分析，股东只有在获得投票信息后才会基于利益相关性、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等因素决定是否参与投票。为分析投资者弃权行为的两大因素所发挥的作用可能存在的差异，本研究将市场关注度（Turnover）分为低、中、高三组，并使用方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 Abs_CAR1与Abs_CAR2只有在中关注度和高关注度两组的回归中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在低关注度议案中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观察（2）、（3）、（5）、（6）列的系数，相比Abs_CAR1，Abs_CAR2对弃权率的影响更大。上述结果表明投票弃权率首先受市场关注度影响，关注度低的投票议案，其利益相关性即使很高也不能吸引股东进行投票。投资者基于自身利益参与网络投票，必须建立在投票信息被市场高度关注的基础上，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2的正确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似无关回归估计法（SUR）分别比较中、高关注度两组数据的股票异常收益率系数的大小。发现（5）、（6）两列Abs_CAR2的系数存在差异，但（2）、（3）两列Abs_CAR1的系数不存在差异 表3（2）、（3）两列Abs_CAR1的系数比较的回归卡方值为003，p值为0862，（5）、（6）两列Abs_CAR2的系数比较的回归卡方值为705，p值为0007。，整体而言中关注度的投票受利益相关性的影响可能更大。可能的解释是，受到广泛关注的投票议案，投资者投票行为往往受外界媒体或分析师的影响而参与投票，因此，利益相关性对中等关注投票弃权率的影响更大。
五、 进一步研究： 好议案和坏议案的影响差异
行为金融的前景理论指出，投资者股票盈利带来的效用增加与亏损股票带来的效用减少之间并不相等，继续持有盈利股票的效用要小于卖出盈利股票的效用。投资者面对带来盈利和亏损的股票往往采取不同措施。同样，面对股票的不同收益，股东参与投票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差异。
参考孔东民等人的方法[3]22，本研究采用投票前三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1）和前七天股票异常收益率（CAR2）的正负号区分两类议案，若投票前股票异常收益率为正，则认为是好议案，否则认为是坏议案。继续使用方程（1）对两类议案分别进行回归，并将结果列在表4中。表4的（1）、（2）、（5）、（6）列是用CAR1作为好坏议案的分类标准并用其衡量议案的利益相关性，（3）、（4）、（7）、（8）列是用CAR2作为好坏议案的分类标准并用其衡量议案的利益相关性。
结果显示虽然表4的（3）列中CAR2 系数不显著，但p值仍达到0107，总体而言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与投票弃权率显著负相关，市场关注度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坏议案市场关注度能够显著降低股东投票弃权率，利益相关变量对坏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利益相关性变量的影响在好议案和坏议案回归中完全相反。好议案的CAR1（CAR2）越高，则投票弃权率越低，即收益越高越能吸引股东参与投票。而坏议案弃权率随着CAR1（CAR2）的提升而变大，说明损失越大则弃权率越高。两类议案弃权率的影响存在差异，回归结果验证了假设3的正确性。
投资者除了“用手投票”表达自己意愿之外，也可以选择“用脚投票”的方式出售手中股份。回归结果反映出面对坏议案，投票者在获取投票的信息后，预期投票议案不利于自身权利，往往采取“用脚投票”方式出售股份。大股东持股变量P1、P2-10对投票弃权率在两类投票议案下并不存在显著的差异，不论是第一大股东还是其他大股东，在公司投票过程中发挥着决定性影响，与两类议案的弃权率显著负相关。
六、 稳健性分析
（一） 分位数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不同公司的弃权率存在很大差异，同时弃权率标准差较大，弃权率极端值的出现可能影响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陈建宝和丁军军指出，分位数回归对于数据中出现的异常点具有耐抗性，并且估计出来的参数具有在大样本理论下的渐进优良性[27]90。因此，本文使用方程（1）的模型设计，针对弃权率的原始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处理极端值的影响。按照投票弃权率的大小，分别研究好议案和坏议案，并根据投票弃权率由高到低即90%、75%、50%、25%、10%五大分位数进行回归，使用Bootstrap方法重复500次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5。
分位数回归的结果显示，好议案的利益相关性能够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但市场关注度对好议案的弃权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以CAR1为解释变量的方程中，Turnover仅在75%的分位数显著，CAR1在弃权率较低的分位数50%、25%、10%上对弃权率均显著。坏议案投票弃权数据的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CAR1对投票弃权率的影响在全部分位数上均不显著，即利益相关性变量不会发挥显著作用。在90%、75%、50%、25%分位数上，Turnover对投票弃权率均存在显著影响，这与好议案的回归结果并不相同。
股东参与投票议案存在一定的差异，坏议案导致股东利益损失，作为公司小股东往往无力改变投票议案，在获得投票的相关信息后，采用“用脚投票”的方式降低持有股票的份额，因此，市场关注度能显著降低股东弃权率，市场关注度对坏议案的投票弃权影响更深刻。而在好议案中，投票议案的通过能够给股东带来良好的收益，因此，议案利益相关性与投票弃权率在低于50%的分位数上均显著负相关，但市场关注度对股东投票弃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鉴于好议案与坏议案的分位数回归结果与前文分析一致，可认定回归结论具有稳健性。
（二） 其他稳健性分析
年度股东大会开会时间一般比较固定，会议的内容相对规范，而临时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内容往往是根据公司实际经营需要临时决定的。公司年度大会与临时大会被市场关注的程度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研究将数据按照年度股东大会和临时股东大会分为两类，采用方程（1）进行实证分析，并比较两类会议中投资者弃权率影响因素的差异。结果显示临时股东大会的市场关注度对弃权率的影响要显著大于年度股东大会。但不论是临时股东大会还是年度股东大会，市场关注度与利益相关性回归结果均与前文一致。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关键词证券分析师股票评级
随着监管法规的逐步完善和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壮大，立足于公司基本面分析的价值投资逐渐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主流理念，我国的证券分析师行业迅速发展起来，其影响力也急剧扩大。公司研究报告是证券分析师对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搜集和分析的总结，而其中的股票评级则是分析师报告的主要结论，也是对证券市场投资者而言最为直观和最受关注的信息。若分析师给予一家上市公司“买入”或“卖出”评级，则代表了分析师认为该公司当前股价被低估或高估的强烈信息，若投资者接受了分析师的信息，则将通过具体的买入或卖出行为影响股价的涨跌。关于证券分析师股票评级的投资价值，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一、国外相关研究
对于个股评级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33年。Cowles（1933）分别收集了16家金融服务公司、20家火灾保险公司、1位华尔街日报编辑和24家金融出版媒体的荐股信息，经过计算发现被推荐股票的平均年化收益率弱于大盘1%到4%。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由于当时证券分析师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职业，关于分析师荐股的投资价值的研究开始兴起。
Diefenbach（1972）收集了1967年11月17日到1969年5月23日期间（共80周）来自24家证券经纪公司的个股评级（包括买入建议和卖出建议），将这些股票自被给出评级后52周的收益率与同时期市场指数的收益进行比较。结果发现：获得买入评级的股票在未来52周的平均收益比同期指数收益率高出2.7%；而获得卖出评级的股票的平均收益率则比同期指数收益率低11.2%，且在全部获得卖出评级的股票中，在未来52周能跑赢指数的股票占26%。
Davies和Canes（1978）研究了股票评级二手信息的扩散对于股票的影响。他们使用市场模型对1970年到1971年华尔街日报“市场消息”专栏中的股票评级（包括597个买入建议和188个卖出建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在这些二手评级当日，买入评级的股票有着0.923%的超额收益，卖出评级的股票有-2.374%的超额收益，并且都是统计上显著的。另外，在二手评级后的20个交易日，被评级的股票并未发生超额收益的反转。作者认为可能的原因是股票价格无法完全反应全部信息，因此即使的二手信息的传播也能够对股票基本面估值产生影响。
Groth et al（1979）以一家美国经纪商在提供的1964
年1月至1970年12月期间提供的约6200份股票评级为样本，并对日期的准确性作了交叉检验，他们以CAPM为衡量基准，发现买入评级的公司在推荐公布前6个月，月超额收益率始终为正，推荐当月超额收益率达到最高，推荐后一个月超额收益率急速下降但仍为正，数月之后超额收益率才变为零。推荐之后股票的超额收益率整体上低于推荐之前。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是这些被给予买入评级的股票在报告之前可能就已经历了利好消息引起的股价上升，而股价上升又吸引了证券分析师对这些股票进行研究，并给出乐观的评级。
但是，这些早期的研究都存在着样本时间短、选取的证券公司数量少且代表性差、个股可能集中于某几个行业等问题。从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数据库的完善和研究方法的改进，有关研究进一步深化。Elton et al（1986）利用IBOS数据库，收集了自1981年3月到1983年11月的来自34家券商的研究报告，其研究发现，相对于中性评级的股票而言，上调至强烈买入的股票在报告当月产生较大正超额收益，且这种正超额收益在此后的两个月会变小，但依然显著；评级下调至卖出的股票在报告当月存在显著负超额收益，这种负超额收益在报告后一个月仍然显著，且绝对值会变大。
Barber 和Loeffler（1993）分析了1988年10月到1990年10月来自华尔街日报”标靶”专栏的股票推荐。该专栏由四位分析师每月各推荐一只股票，作为对照，华尔街日报会随机选取四只股票。他们发现，专栏公告后两天之内，产生4%异常收益。
Womack（1996）利用First Call数据库，以分析师评级的四种极端变动为样本，发现分析师评级的变动对股价有显著影响。在3日事件窗口内，“新添到买入列表”和“新添到卖出列表”的规模调整收益率都在统计上显著，分别为2.98%和-4.69%；“从买入列表中删除”和“从卖出列表中删除”的规模调整收益率也在统计上显著，分别为-1.94%和0.32%。
二、国内相关研究
由于我国的证券分析师行业起步较晚，相关的研究报告数据库直到2005年前后才开始完善，因此国内学者对于股票评级的早期研究大都基于对财经媒体荐股“二手信息”的
市场反应研究。林翔（2000）收集了《中国证券报》每周一“咨询机构看市场”栏目1998年4月13日至1999年6月28日来自601家上市公司的共1414次股票推荐数据，运用事件研究法研究股票推荐前后是否存在超额收益情况。结果发现用市场模型计算的个股超常收益在股票推荐之前第4周就开始显著大于零，在推荐前一周达到最大值。推荐公开后10周都存在显著的负超常收益。他认为其中原因在于证券咨询机构拥有一定的私有信息，在推荐公开以前，私有信息已经在咨询机构的客户中扩散，客户和追随趋势者的过度买入造成了推荐公开后的抛售压力。
朱宝宪、王怡凯（2001）以《上海证券报》每周日“为您选股”栏目的投资建议为研究对象，搜集了1999年1月至11月共44周总计565次股票推荐，以市场指数调整的收益率为衡量基准。他们发现，总体来讲“投资建议”股票组合的收益率统计上显著高于大盘；将“投资建议”划分为短期和中期投资建议后，发现短线投资建议的股票组合收益率高于投资基金的平均收益率，但中期投资建议的股票组合收益率几乎都低于大盘。研究结论认为，一些专业投资咨询机构具有相当的把握市场短期热点的能力，但对中长期的预测能力不足。
徐立平、刘建和（2008）收集了2000年12月1日至2002年12月23日上海证券报每周一“本周股评家最为看好的个股”这一栏目的荐股统计数据对A股市场中证券分析师荐股的市场影响能力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采用事件研究法，用均值调整模型计算非正常收益率，结果发现分析师所推荐的个股在推荐之前正向的非正常收益率（PAR）表现相当明显。推荐之前六个交易周时正向的PAR表现最强，而后依次下降，并在公布基准日后短期内下降为负值。同时，随着时间的延长，负向的PAR也越来越大。
徐永新、陈婵（2009）手工整理了2007 年1 月至12 月《中国证券报》“实力机构周末荐股精选”所推荐的A 股股票作为研究样本。他们发现股票推荐之前一周，所推荐的股票已经具有显著为正的超常收益率，股票推荐前一周的累计超常收益率超过4%，推荐前的第一个交易日的超常收益率高达2%左右；股票推荐之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有1%左右的显著为正的超常收益率，而第二至五个交易日均为显著为负的超常收益率，且推荐后第二至五个交易日累计超常收益率中值低于-1%；同时，推荐前后市场也均有超常的交易量反应。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股票推荐中可能存在信息泄露。
随着证券分析师研究报告数据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对分析师的一手评级信息进行相关的研究。王征、张峥、刘力（2006）整理了六家实力较强的券商研究所每月末向机构投资者提供的业绩预测和投资评级信息。他们将券商研究员2004年3月至2005年6月给出的19310次股票投资评级划分为增持、减持和中性组合，组合每月更新一次，并计算每月各组合的收益率。他们发现，在样本期间，分析师增持评级组合相对市场指数的超额年化收益率达到23.85%，该超额收益率在经过CAPM模型、Fama-French三因素模型和包括动量因素的四因素模型风险调整后仍然显著。分析师减持评级组合的超额收益率为负值，但统计结果并不显著。该策略在考虑交易成本后，仍能取得显著的超额收益率。他们认为这一研究结果认为国内证券分析师股票评
级具有投资价值。
李雪（2007）收集了自 2006年1月1日到2007年4月1日四家研究机构308份股票评级调整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将所有评级调整分为调高与调低评级两组，以市场指数调整的收益作为衡量基准，发现在（t-10，t+51）的时间段内，调高组产生6.53%的正异常收益，调低组产生-7.49%的负异常收益。在（t-1，t+1）、（t+2，t+31）和（t+2，t+51）三个时间段，除了调低组（t-1，t+1）不显著之外，其他调高组和调低组都产生了显著的正和负的异常收益。另外，不同研究机构影响力的差异能够在短时间内产生异常收益的显著差异，但在长的时间段内则效应不显著。作者认为推荐后股票价格漂移根源于分析师推荐报告的内容逐渐被投资者接受而导致的交易行为，而不是由于新的信息出现、推荐力度或者推荐机构的影响力造成的影响。
三、结论
纵观国内外相关研究我们发现，早期的国外研究大多认为分析师的选股建议没有实际价值，而最近20年来的国内外研究结果大多认为分析师的工作是有效率的，即他们的股票评级具备一定的投资价值，特别是报告前后的短期时间内效果明显。研究报告能够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是证券分析师行业在资本市场中所发挥效率的反映，集中体现了证券分析师行业在产业分工中的价值所在。
参考文献：
[1]林翔.中国证券咨询机构预测的分析.经济研究.2000(2):55-65.
[2]朱宝宪,王怡凯.证券媒体选股建议效果的实证分析.经济研究.2001(4):51-57.
[3]徐永新,陈婵.媒体荐股市场反应的动因分析.管理世界.2009(11):65-73.
[4]徐立平,刘建和.证券分析师荐股的市场影响力研究.财经论丛.2008(4):70-76.
[5]王征,张峥,刘力.分析师的建议是否具有投资价值――来自中国市场的经验数据.财经问题研究.2006(7):36-44.
[6]李雪.中国证券市场分析师推荐投资价值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07.11:72-77.
[7]Cowles,A.1933.Can Stock Market Forecasters Forecast?.Econometrica,vol. 1,no. 3:309-324.
[8]Diefenbach,R. 1972."How Good Is Institutional Brokerage Research?"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vol. 28,no. 1:54-60.
[9]Groth,J.,W. Lewellen,G. Schlarbaum,R. Lease. 1979."An Analysis of Brokerage House Securities Recommendations"Financial Analysts Journal,vol. 35,no. 1:32-40.
[10]Womack,K. 1996."Do Brokerage Analysts' Recommendations Have Investment Value?"Journal of Finance,vol. 51,no. 1:137-167.
[11]Barber,B.,D. Loeffler. 1993."The 'Dartboard' Column:Second-Hand Information and Price Pressure"Journal of Financi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vol. 28,no. 2:273-284.
[12]Davies,P.,M. Canes. 1978.”Stock Prices and the Publication of Second-Hand Information”The Journal of Business,vol. 51,vo. 1:43-56.
一、问题的提出
中国的资本市场存在大量散户，散户在投资中不知道内幕消息，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研判股市，因此他们在选股投资时常常会很依赖专家机构的投资选股建议。由此，试想如果有大量的投资者相信这些推荐并按照这些推荐进行交易，那么，这些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必将对被推荐股票产生影响。
于是，一个陈旧然而有趣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股票推荐对于被推荐股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有多大，持续时间又有多长呢？
陈旧之处在于，就这一问题中西方学者都利用不同的资料做过很多研究。Black（1973）、Dopeland和Mayers（1982）、Stickel（1985）以及Huberman和Kandel（1987）研究了“Value Line”的股票排名对未来异常收益的预测能力。Lloyd-Davies Canes（1978）和Liu、Smith 和Syed（1990）对华尔街日报的“Heard on the street”栏目进行研究，分析该栏目发行当日的收益率变动情况。在国内的研究中，陈永生（1999）对《证券市场周刊》每周推荐的一组股票及其市场反应进行了统计分析。林翔（2000）以《中国证券报》“咨询机构看市场”栏目中的股评为样本，分析股票在被推荐前后时段中的价格和成交量变化。朱宝宪（2001）以《上海证券报》1999年1月-11月每周日《为您选股》栏目的投资建议为样本，对短期和中期投资建议的效果进行了实证检验。
有趣之处在于，尽管研究的问题都是“股票推荐对于被推荐股票的影响”，但是不同学者选择的推荐载体会有所不同。比如，Lloyd-Davies Canes（1978）和Liu、Smith 和Syed（1990）选择的华尔街日报的“Heard on the street”栏目，Black（1973）、Dopeland和Mayers（1982）、Stickel（1985）以及Huberman和Kandel（1987）选择的“Value Line”，Busse和Green（2002）选择的美国CNBS电视台的“Morning Call”和“Middy Call”专栏，陈永生（1999）选择的《证券市场周刊》，丁亮和孙慧（2001）选择的《中国证券报》，朱宝宪（2001）选择的《上海证券报》。
比较上面所述，可以进一步发现推荐载体都具有广泛性和权威性的特征。一般地，推荐载体可以划分为报刊杂志（如《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市场周刊》等影响力广大的媒介）、网络电视（如财经栏目），炒股软件三类，这也是广大中小投资者获取投资选股建议的三类渠道。值得注意的是，中西方学者研究了报刊与网络电视这两类推荐载体，唯独没有涉及炒股软件。
然而，中国近5000万股民中，大多数股民交易分析股票的工具就是炒股软件，每天都会不可避免地接触到炒股软件上的机构荐股信息。于是，本文将研究上述有趣的问题一部分――炒股软件上的机构荐股信息对于被推荐股票究竟有没有影响，如果有，有什么样的影响，影响有多大，持续时间又有多长呢？事实上，这一问题在现阶段有了新的演变。
随着散户投资者对中国证券市场的了解不断加深，散户投资者不再盲目选择证券机构推荐的股票，而在现阶段往往形成了一种共识――当证券机构建议“买入”的时候，往往是机构准备出货的时候。如果上述观点确乎是一种共识的，那么，当炒股软件上公布某只股票的选股建议为“买入”的时候，散户投资者意识到机构将出货从而抛售股票，导致股价下跌，收益率下降。然而，事实上，当股票出现增持建议的时候，股票价格并非全都下跌，甚至可能会出现上涨。
二、内在逻辑分析
由上可知，炒股软件荐股信息使用群体是散户。“散户”群体有限的证券投资知识和信息来源渠道，使得他们往往成为市场的非理性投资者。相反，炒股软件荐股信息的制造群体是大型机构投资者，拥有专业投资技术和丰富信息来源的机构投资者，往往成为市场的理性投资者。另外，随着金融市场的成熟与发展，中国资本市场涌现出一批中小机构投资者（如私募基金），他们拥有充足的投资知识和较多的信息，在投资之前能够进行正确的分析，往往成为市场的理性投机者。
首先我们来分析理性投资者。理性投资者以股票的基本价值为基础进行投资，他们拥有专业投资知识和丰富的信息来源，一般为市场的价值发现者。作为荐股信息的群体，他们是利益相关者，所以现阶段的散户会认为他们推荐股票是为了出货，从而更加快速的抛售股票。然而，在众多荐股信息之中，不乏真知灼见。甚至，有的券商分析师为达到让散户出货的效果，故意为之。这样就导致了荐股信息这一信号的杂乱性，投资者无法使用它进行正确的投资。
其次我们来分析散户群体。散户群体大多文化程度低，缺乏系统的投资知识教育，或者忙于工作无法花费较多的精力于此。他们最大的特征是容易跟风。所以在早期，荐股信息很是让一部分散户股民跟进，从而达到了主力出货的目的。但是，一旦他们对荐股信息产生了怀疑，他们将会否定荐股信息这一信号。或者，还有一类较为聪明的投资者，他们会认为荐股信息意味着主力出货，于是他们就大量抛出股票。这一类投资者一旦遇到反向操作的机构，他们将再次怀疑自己的判断，从而彻底否定这一信号。
最后我们分析理性投机者。理性投机者有较多的投资知识，较多的信息来源，在投资之前进行必要的分析。他们会从众多的荐股信息中筛选出有用的信息，不为市场谣言所动。
综上所述，对于炒股软件上荐股信息，应该综合理性投资者，散户，理性投机者三方利益相关者的考虑，对荐股信息推荐股票在正确的分析之后进行选择，不盲从，从而达到正确投资的目的。（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证券与期货学院）
参考文献
【关键词】行为金融 个体股票投资者 投资决策
行为金融学研究对于金融理论的发展、资本市场政策法规的制定、市场监管、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股票市场属于新兴的股票市场，在政府监管、市场微观结构、股权结构及投资者构成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特点。因此，通过对中国股票市场构成主体的个体投资者行为特征的研究，对丰富、验证行为金融理论，对于中国股票市场的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行为金融学相关理论及其启示
行为金融就是将心理学尤其是行为科学的理论融入到金融学之中。它从微观个体行为以及产生这种行为的心理等动因来解释、研究和预测金融市场的发展。这一研究视角通过分析金融市场主体在市场行为中的偏差和反常，来寻求不同市场主体在不同环境下的经营理念及决策行为特征，力求建立一种能正确反映市场主体实际决策行为和市场运行状况的描述性模型。
行为金融学的主要理论观点包括：有限理性理论、前景理论、价值理论、羊群效应、有限套利理论、投资者认知有限理论等。
这些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股票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受到各种客观的和主观因素的影响，并且存在一定偏好。通过研究投资者的行为，我们总结出投资者行为的偏好及主要影响因素。个体可以了解自己决策偏好，有意识地对投资策略进行适度调整，尽可能避免因决策错误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政府和股票市场监督管理机构可以根据这些主要影响因素预测、分析、判断股票投资者的行为，必要时进行有效引导，以维护股票市场的正常秩序，使我国股市稳健发展。
二、研究方法与角度
本文以行为金融学为理论指导，采用文献综述和问卷调查法，以608名有投资经验的社会个体投资者为样本，从行为金融的角度入手，对影响他们投资决策的因素的进行调查，从投资者的基本财务状况、外部环境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信息披露情况调查、上市公司影响因素以及投资者本身的认知偏差五个方面对股票投资者的决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我国个体股票投资者在证券投资决策时更倾向于购买蓝筹股、低价大盘股和科技股。而选择购买这几种类型股票的主要原因是它们的市盈率低，并且业绩好。
个体投资者在买卖股票时主要受到外界宏观环境和个体生活的社交环境，以及个体主观因素三方面信息的影响。
外界环境的信息，如国家宏观政治、股市法律法规及政策信息、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行情走热的专家分析，以及个股或专家的小道消息等因素中，国家宏观政治的变更是被45.3%的投资者认为是投资决策的首要影响因素。而且72.4%的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经济发展能够支持股市上升。这也说明了宏观经济因素对股民的股市预期颇具参考价值。
由于人不是孤立存在于社会的个体，所以在决策时难免会接收到来自社交圈里他人给的建议或意见，此时有28.9%的股票投资者会听从他人意见、放弃自己的想法，27.6%的股票投资者会综合考虑他人建议进行决策，还有43.4%的人不理会他人意见，坚持自己的想法。可见，超过一半的股票投资者会在一定程度上会采纳他人意见。
当然，除了外界因素的作用以外，投资者自身的技术知识、认知习惯和个性，也会对股票买卖行为带来影响。个体知识和获取的市场信息是有限的（例如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并不是所有投资者都能读懂并利用到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他们就不可能从公司详细的财务状况这方面对股票进行评估），加上自身的对损失的厌恶、害怕后悔，以及把一部分希望寄托于政府行为的偏好，致使股票投资者的决策难免带有主观判断。
（二）建议
根据上述特征，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股票个体投资者提出建议：
一、上市公司定向增发融资必须遵循的条件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办法》和《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
施细则》规定，定向增发发行条件为：
1.发行对象不得超过10名，并且必须符合股东大会决议规定的条件。这一规定就限制了分散小户申购，基本局限于投资机构、保险、基金等专门投资机构申购。
2.发行价格不能低于定价基准日前20各交易日公司股票价格均价的%90。尽管如此，定向增发的股票也低于一般股票价格，这也是定向增发的最大优势。
3.限售期限规定：特定发行对象认购后12个月内；大股东、战略投资者、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认购后36 个月不得转让。
4.财务状况，近一年财务报表未被会计事务所出具否定意见、保留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5.筹集资金用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二、项目型定向增发融资工作思路
1.选择投资项目。投资项目是项目融资的根本，上市公司所选择的投资项目的行业前景和市场前景，项目本身的创效、创新潜力，是投资者首要考虑的因素。是实现项目定向增发融资的前提，没有项目何来项目融资。因此，公司在投资项目选择上，一定要有科学的投资决策的分析，包括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行业的发展以及项目在行业中的竞争性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严密科学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确保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可持续发展创效能力。对投资者有足够的吸引力。
2.确定定向增发融资议案。根据项目所需资金，有相关部门就定向增发融起草相关文件，报公司董事会审议，确定资金结构和融资议案。项目型定向增发融资议案应该包括的主要内容如下：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非公开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发行非公开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的议案，关于公司建立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的议案等。议案中要明确增发股票底价，股票发行期限等，严格符合国家规定的股票定向增发发行条件。各种议案要形成会议决议予以披露。
3.召开公司股东大会，形成大会决议。召开公司股东大会主要审议由董事会议定的各项议案，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的议案再次召开股东大会形成股东大会决议。同时股东大会还要对关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工作相关事宜的议案进行审议，并表决通过。股东大会形成有关决议要进行披露。
4.报证监会审核核准。公司向证监会上报申报材料包括：关于公司发行非公开股票预案的议案，保荐人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在审核期间要及时披露有关公告：如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通知书》的公告，关于收到证监会反馈意见的公告。得到核准后要及时进行信息披露，如通过证监会发审委员会审核的公告，获得证监会批文的公告，发行报告书全文等。
股东大会是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是股东间接参与公司经营的途径，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对重大事项作出决定并选派自己信任的人进入董事会以使自己的意志能够得以实现。但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由于股东数量极大且分散，如何确保股东得以经由股东大会表决权的行使，以股东大会决议的形式反映对公司的经营意思，是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制度设计的关键。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只能亲自出席或委托他人出席，原则上不能以通讯投票的形式表决。《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2000年修订)第6条规定：“年度股东大会和应股东或监事会的要求提议召开的股东大会不得采取通讯表决方式”，同时规定临时会议在审议重大事项时也不得采取通讯表决方式。这种排除包括网络投票在内的通讯表决方式的股东大会投票机制不利于股东表决权行使的保护，而且使得公司常常为内部人所控制。因此，笔者拟在分析现行投票表决机制弊端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建立网络通讯投票制度的必要性，并对我国未来网络通讯投票机制提出构建设想。
实行网络投票的动因分析
一、亲自出席投票表决成本过大
在公司的早期阶段，股东通常是公司住所的居民或其亲属，股东大会为股东提供了一个讨论公司行为、分享公司智慧的场所。在那个时代，股东的投票权被认为是财产权，是人格化了的权利，只能亲自出席行使，不能通过其他形式进行。但当公司的所有者逐渐分散时，更多的股东分布在一个日益扩大的地理范围，股东亲自出席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越来越不方便。尤其是现代上市公司，大多数中小股东所持股份很少且往往分布于世界各地。这些中小股东所持股份较少，他们往往认为其所行使的表决权对股东大会的决议形成无足轻重；而且在“目前形势下，单个中小股东由于受获取资讯成本巨大的障碍而使他们实际上已经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他们出席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的热情并不高。另外，在现代分散投资以分散风险的理念下，一人同时为数家公司股东的情形非常普遍。若其持有股份的数家公司股东大会同日召开或相隔很短召开，该股东即使有出席各公司股东大会的意愿，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尤其是当投资的公司属外国公司时，若中小股东欲出席股东大会则从成本上核算更不合理。
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一方面加大了出席股东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增加了公司的会议成本。由于现代上市公司往往规模巨大，股东众多，在股东人数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的情形下，若多数股东同时出席股东大会，将使公司承担巨大的会议开支，而且将发生场地容纳与事务处理等事实上的困难。为了节省公司会议成本以及为无法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一个投票机会，使用网络通讯投票制将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
二、委托表决制度的局限性
我国法律上承认股东可以授权委托人出席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公司法》第108条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人出席股东大会，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委托制度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股东不出席股东大会而行使表决权的问题，股东可以在委托书上记载其对股东大会议案的赞成或否定意见，或直接明确人所行使权利的范围，以确保其表决权行使的意思决定能够确实反映到股东大会。但委托投票制度本身具有缺陷性：首先，不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未必能找到可以信赖的人，尤其是在远离公司住所的边远地区，这样就使部分股东难以通过委托制度行使表决权。其次，在行为下，表决权行使的意思表示经由人进行。为确保人依股东的指示行使表决权，公司必须设计相应制度，例如股东须在委托书中明示其对股东会议案的赞同或否定意见，以及其所欲支持的董监事候选人，若人未依股东指示行为不予计算等等。但这种消极地将该人的表决行为归于无效并不代表股东的本身意愿。况且将这部分表决权归于无效可能导致决议难以达成，因为按公司法规定，对于特别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2/3以上表决权的人数通过，由于股东委托人出席视为亲自出席，这样其表决权不计入将可能导致议案难以2/3以上通过。再者，委托书制度本身具有负面作用。我国对于主动向股东征求委托书的所谓“征求委托书制度”并非持禁止态度，但若有人采取“征求委托书”的形式收购委托书，将可能发生如下负面作用：(1)委托书如果管理不当，有可能成为少数人谋其私利的工具，尤其是通过大量收购委托书而当选董事、监事者，若其非专业股东，则往往短视近利，不顾公司长期利益；(2)造成公司董事、监事随意抛售股票，仅依赖委托书的收购维持其经营权；(3)如非专业股东藉收购委托书当选董事、监事时，容易影响公司营运，造成公司经营不稳；(4)成为少数股东控制公司的工具，造成上市公司由少数人掌握的现象；(5)企业须顾虑经营权可能易主的情况，影响其公开发行股票的意图；(6)职业收购委托书者，低价买入委托书高价卖出，以赚取价差，图谋私利。
在现代上市公司，由于“股东投票的增长，公司法已经从一个独特的民主机制变形为公司董事和股东利益的极端冲突的状态”，在委托投票机制下，缺席股东被置于一种“危险的漠视”状态，因为法律赋予缺席股东可以委托人参加股东大会但并没给予其获取公司资讯的权利，那些不能亲自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实际上被剥夺了投票权。委托投票制度的发展使得管理层利用未通知的股东来巩固自己的控制权，他们通过挥霍管理费用，榨尽股东利益的方式滥用控制权，从而部分导致公司的不景气，直接影响了股东的权益。
在因公司控制权争夺而导致委托权争夺的过程中，公司管理层往往任命几个人，由他们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投票，股东被劝诱委托这些管理层利益代表者作为人，而这种劝诱股东的成本往往由公司财务承担，管理层以此巩固其控制权，但如果公司管理人以外的人想最终当选，则他们必须自己承担一笔任命过程中的特殊程序所需的可观费用，而管理层却用公司财富来承担。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将限制有能力的股东去进行控制权的争夺，从而使得原管理层的控制权得以巩固。由于这种无能的管理层的控制权的巩固以及有能力的人当选机会的减少，目前的这种投票机制并不能像它当初设立的目的那样去增加股东参与讨论并提高其价值的目的，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热情并不比以前高。这种动机的缺乏是因为采取提供建议的信息以及选举任命提名董事的成本超过一般股东的支付能力。
三、现代公司需要股东直接参与
现代公司的运营需要广大股东的真正参与，扩大股东参与的机会可以提高公司价值。首先，从社会观点来看，增加进入董事会的机会及获取信息的机会有助于增加公司的民主。其次，在公司控制权争夺中，董事面临被取代的威胁加大，因此他们在作出决定时将会更多地考虑股东及公司的利益，而不仅仅是考虑私利，这样有利于实现公司价值最大化。另外，对于整个证券市场而言，由于股东积极参与而不是盲目地随股价“用脚投票”，因此有利于证券市场的稳定。
但也有学者认为扩大参与的机会不利于公司的运营，他们认为“作出决定的主体规模越大越难作出决定”。在公司早期阶段，股东人数相对于现代公司动辄数十万人而言显然要少得多，如此规模的股东来自众多利益冲突的集团，假想他们能够齐心协力地一致行动是不可能的。另外一些反对扩大股东投票机会的学者认为，股市行情是对公司管理最好的检测手段，因为不满意公司管理的股东可以通过“用脚投票”的方法来卖出他们手中的股票，从而导致股票价格下跌，所以没有必要采取扩大股东投票机会的方式来解决目前的问题。但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并不符合股东的根本利益及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要求。首先，一个完全由董事会作出决定的机制本身就有滥用权力之嫌。股东是公司终极意义上的所有权人，董事会仅是股东的受托人，股东之所以采用信托的形式授权予董事，其本身也是一种无奈之举，作为股东参与公司管理的权利是一种天然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扩大参与机会的价值并不是指望任何合格的股东都参与公司的管理，公司民主的理论不是每个股东必须去行使其权利，它仅仅只要为股东提供一个参与的机会。其次，公司管理层可能为了实现短期股价上涨而实施一个对公司长远发展不利的决定。另外，股票的高换手率将导致股价的虚拟增长，它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及股市虚假繁荣，从而最终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如果赋予股东更多的参与机会，股东“用脚投票”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这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及证券市场的稳定。
四、实行网络投票有利于解决目前投票机制的弊端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投票表决机制的变革创造了条件。自从上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互联网大大改变了获取和传播信息的概念，传统上由于时空限制而导致相互交流困难的时代已经不复存在。实行网络投票有利于实现公司的民主化。一方面，由于传统直接投票的高成本及投票的低民主，使得现代公司股东的投票权无法得到保障。使用网络投票可以使投票表决的效果达到与股东出席股东大会表决一样的效果，股东可以通过网上资料浏览以及在聊天室与其他股东一同商讨有关议案，权衡利弊，形成对自己最有利的表决。另一方面，使用网络投票有利于节省投票成本，实现股东利益及公司价值最大化。网络传递信息的最大特征在于其成本低，公司通过低成本的方式向股东传递信息，而股东几乎不必花费任何成本就可获取信息并根据该信息作出表决。网络在证券市场上已广泛利用，但在投票机制上却还未广泛运用。最早试图运用网络于该领域的是美国的1989年Parshalle V.Roy案，在该案中被告试图运用网络向人授予权。法院最终判定所谓的“数字化”由于缺乏必要的签名或其他股东可以辨认的签名而无效。但德拉华州后来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德拉华州普通公司法》(1992年修订本)第212节C项第2款规定：“一位股东可以用通讯的方法授权他人代替自己行使权力。”1995年11月6日，美国证监会对证券信息条款进行了更为广泛的解释，规定公司可以利用网络向股东信息以提高投资者“接近、研究、分析信息”的能力。美国证监会之所以作如此解释，是其认为使用电子技术可以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一种比传统方式更为便宜的获取信息的手段。
网络投票制度设计
由于网络投票制度的目的在于减少和保护中小股东权益，因此，在设计我国网络投票制度时应注意两大价值之间的平衡。
一、适用网络投票的主体设计
网络投票制度的意义在于使公司分散的股东可以通过互联网而不必亲自出席或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就可行使表决权。从单纯的股东行使表决权所产生的效果来看，网络投票显然不如亲自出席投票理想，但基于成本考虑，拘泥于传统的亲自出席投票往往使众多中小股东表决权难以行使，因此设计网络投票制度可使股东表决权的行使与成本冲突最小化。在网络并非完全普及的中国，网络投票只能作为传统投票制度的一个补充方式。由于网络投票在现实生活中的局限性，在设计时应该将其限制在因实施网络投票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小于因之而节省的成本的范围内。为使网络投票制度效用最大化，在设计网络投票制度时应限制适用公司及适用股东的范围。
首先，在设计适用网络投票所适用的公司时，应对不同规模的公司采用不同的态度，采取强制网络投票和自愿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于适用强制网络技术的主体应仅限于具有一定规模且股权分散的股份有限公司，因为如果公司资本规模并非庞大，强制其适用网络投票制度将相对提高其股东大会成本；若公司股东人数并非众多，则强制其适用书面投票制度并无必要。我国公司法将公司分为有限公司与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由于股东人数最多不会超过50人，规模通常也较小，因此对于这类公司没有必要实行网络投票制度。股份有限公司分为非上市公司和上市公司，我国对于非上市公司只规定发起人不少于5人，在现实中，由于我国非上市公司的股东分布往往具有地域化的特点，因此往往并不分散，因此对于非上市公司可采取自愿网络投票制度而不必采取强制网络投票制度。如果该非上市公司规模巨大，股东人数众多且分散，经股东大会决定采取强制网络投票制度时，法律一般不应禁止，但其资金规模与股东规模不应低于上市公司的最低标准。对于上市公司，公司法第152条规定，公司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五千万元，持有投票面值达一千元以上的股东人数不少于一千人，向社会公开发行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25%以上；公司股本总额超过人民币四亿元的，其向社会发行股份的比例为百分之十五以上。因此，上市公司一般具有资本规模大、股东人数较多的特点，而且由于股票发行面向全国，有些甚至面向全世界，股东分布往往超过地域性范围分布分散。由于上市公司具有规模大、股东人数较多且分布分散的特点，在我国未来建立网络投票制度时，为了确保中小股东表决权的行使，应该强制实行网络投票制度。
其次，对于可以适用网络来进行投票的股东予以限制。网络投票制度的目的在于使中小股东的表决权能够得以行使，大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不宜采取网络投票的方法进行表决。在理论上只要持有已发行股份过半数者即可成为控股股东，但在实践中，由于股权的高度分散，往往只要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5%左右即可控制该公司。由于控股股东可以利用其拥有的表决权要求公司接纳其主张，此时其地位相当于公司董事，故须对公司及其他股东负忠实义务及注意义务。因此控投股东应尽一个“善良管理人”的义务为公司谋求最大利益，他有义务积极参与公司各项活动，尤其是股东大会。设定网络投票制度是为中小股东提供一套低成本的表决方法；而控股股东由于其本身的控股地位不可能会出现难以承受出席股东大会成本的问题，加之控股股东对公司与其他股东的忠实义务，因此不宜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来行使表决权。
二、网络投票的程序设计
在设计网络投票制度时，公司首先应设置一个公司会场主页，该会场主页必须记载公司有关信息，股东可以通过该会场主页向公司管理层提供建议或进行投票。为确保只有登记的股东才可以进入该会场主页，有必要设置一道“防火墙”或 “安全门”。 该防火墙或安全门可以通过为登记的股东在投资时设立IP地址及密码的形式来设置，只有公司中央主机将IP地址与密码进行核对相符时，股东才可能进入会场主页。在设计该程序时，必须确保投票的真实性并能正确辨别投票的股东及其所代表的股份。该网页也可以设置一个聊天室，允许股东之间通过聊天室相互交流，而且该聊天室的内容应该保存，以便后来进入的股东能够浏览。为了使股东能够比较便利地了解公司，公司应当将所有股东大会的资料在会场主页的首页予以公布，以便股东对公司的信息提出建议并对有关建议进行讨论。当然，这种网上提出建议的方式会导致某些潜在的问题，尤其是规模巨大的公司可能会因股东建议的数量巨大而与股东产生不协调。为了解决这种不协调状态，一方面，应该限制股东提出建议的字数，一般规定不宜超过五百字；另一方面，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对股东予以甄别，认为不适当的可以排除在投票表决权以外，但董事会必须说明理由。
购买“输家”
所谓的“输家”是指公司或项目效益差，或增长率下降，或管理不善，或三者同时兼而有之，或出自其他原因，致使股价剧烈下跌，被市场无情地惩罚并抛弃，成为典型的“输家”。（反之，则可以称为“赢家”）
不过，金融市场经常会出现神奇的“均值回归”效应。比如，在过去5年里上涨幅度最大的股票比其他股票在下一个5年更有可能下降，而过去5年下降幅度最大的股票比其他股票上涨的可能性要大。这就是那些愿意购买“输家”的股票、出售或避免购买上涨幅度最大的“赢家”股票的原因。
纽约大学商学院金融学教授阿斯沃斯？达摩达兰在他的一本著作中举证说，有两位叫DeBondt和Thaler的研究者曾建立了从1933-1978年每年一个的由35种股票组成的“赢家”投资组合，这些股票是前一年上涨幅度最大的股票；他们还建立了一组由35种股票组成的“输家”投资组合，这些股票是前一年下跌幅度最大的股票。他们观察到，购买了上一年35种输家股票，并把股票持有5年的投资者得到高出市场收益率大约30%的累积超额收益率，比购买赢家股票的投资者收益率高40%。
当然，我们要慎重使用统计样本及其数据，因为他们或许夸大了输家投资组合的潜在收益率。比如，12月创建的输家投资组合可能要比6月创建的输家投资组合赚得的收益率要高得多，又比如，超额收益来自几个收益率特别好的股票而不是投资组合普遍的业绩情况等等。
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想购买输家股票，一定要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因为DeBondt和Thaler的研究也显示，在1941-1964年，输家股票用了28个月才超过赢家股票；在1965-1989年输家股票甚至用了36个月还没有开始超过赢家股票。我们能等三年吗？如果我们缺乏耐心，持有的时间较短，不但颗粒无收，还可能以亏损出局而告终。所以，购买输家股票的关键在于，是否具备长期持有这种股票的能力。
期望值博弈
市场对于赢家股票的期望值往往高之又高，而对输家股票的期望值总是低之又低。如果我们能够看出其中的玄机，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购买后者而出售前者。
好公司也可能成为坏投资，差公司也可能成为好投资。购买经营良好的公司，期望这些公司收益的增长会使其价格上涨的任何投资策略都是危险的，因为它忽略了公司目前的价格已经反映了公司的管理和资产质量这一可能性。如果当前价格是正确的，最大的危险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司的光环将褪去，市场给予的奖励将耗尽。
当市场夸大公司价值的时候，就算公司在增长，也只能导致较差的收益率。只有在市场低估了公司质量的时候，才有可能赚得超额收益。克莱曼（Clayman）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1981年对业绩不突出的公司投资的100美元到1986年增长到298美元；对业绩卓越的公司投资100美元到1986年仅增长到182美元。虽然这项研究没有考虑风险因素，但是它的确提供了好公司不一定是好投资，差公司也可能成为好投资的证据。
期望值博弈并不比购买输家来得容易。与购买输家的策略相同，期望值博弈回报的期限也可能会很长，并且还可能冒着很大的风险：首先，绩效不好的公司不一定都是管理不善的公司。它们中的一些公司由于长期处于不景气、见不到转机的行业，完全有可能在将来仍然绩效不佳。但是如果它们的经营状况良好的话，那么成功的几率可能会很高。换言之，只有公司有改进的潜力，才有可能看到股价的上涨。其次，绩效不好的公司可能就是管理不善。如果公司的管理层地位很牢固，未来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大的绩效改进。除非你有能力改换现行的管理层，否则你几乎没有什么办法。并且你还可能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在管理没有得到改善之前，你的投资组合可能变得越来越差，从而给这个投资组合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当然还有其他的风险。
上市公司股东的基本权利可分为收益权和控制权。股东的各项权利一般根据同股同权的原则投票确定，即通过股东投票选举和更换董事等实现对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分配，通过审议批准或修改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等实现对公司收益权的分配。因此，投票权是股东获得各项权利的基础。股东投票机制就是股东行使投票权的制度保障。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股东投票机制的 发展 现状，从制度和技术层面对我国上市公司股东投票进行机制优化与创新，降低中小股东的投票成本和投票信息的不对称性，发挥股东投票机制的保障效能。
一、我国上市公司股东投票机制发展现状
我国上市公司股东投票机制的发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证券市场建立到2002年，传统投票机制占主导，相应规定是2000年修订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第二阶段从2002年到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前，这一时期以互联网为代表的 现代 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对证券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外学者winter(1998)提出通过 网络 投票来扩大股东参与上市公司治理的建议。oecd的《公司治理结构原则》明确了各类非现场投票的 法律 效力心]。国内学者邓郁松(2002)对电子投票在我国的发展前景作了研究。因此，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2002年联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明确提出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扩大股东参与股东大会的原则。第三阶段从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启动至今，配合股权分置改革，股东分类表决制度和股东网络投票制度得以确立。证监会2004年12月7日颁布《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规定对社会公众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必须经过参加表决的社会公众股股东半数以上通过，方可实施或提出申请，而股东的表决可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同时进行。
在股权分置改革进程中确立的股东分类表决制度和股东网络投票制度，改变了上市公司中小股东在与大股东利益博弈中一直所处的弱势地位，各家上市公司股改对价支付最初方案到最终方案的变化证明了制度变革的效果。证监会的统计资料显示，股权分置改革前，中小股东参与投票的比例普遍不高，最低的投票率只有l％左右，也有个别的达到40％，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投票率有了提高，但波动较大。全景网络的统计资料显示，从首批试点清华同方的投票率超过70％，到江苏三友投票率下滑至20％以下，扣除机构投资者(如证券投资基金)的投票，中小股东的投票率依然偏低。制约中小股东行使投票权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一是股权分置改革进程中，大股东利用自身的强势地位，动用一切资源“拜票”和“拉票”。同时，作为保荐人的券商为了可观的保荐费，积极动员下属证券营业部为其保荐的上市公司股改方案“劝票”，个别的甚至利用投票环节存在的漏洞“改票”；二是在分类表决中拥有较大话语权的机构投资者(如证券投资基金)的管理人员“寻租”行为；三是股东网络投票制度较传统现场投票机制确实方便了中小股东行使投票权，但现实中存在的一些瓶颈限制了中小股东的参与程度。证监会2004年12月8日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工作指引(试行)》指出，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包括两条渠道，一条渠道由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提供，另一条渠道由
(三)依托证券交易所交易平台，构建统一的投票信息揭示系统。统一的投票信息揭示系统，有利于投票分类信息的揭示，克服当前投票信息揭示重结果、轻过程的弊端，可有效降低股东间的信息不对称性。三种股东投票方式纳入统一的投票信息揭示系统，对信息系统的性能要求就会比较高，如海量数据并发处理能力、接口接入容易、很高的系统稳定性、安全性、地域覆盖面广等，我国沪深证券交易所 电子 交易行情系统能够满足这些高标准要求。因此，可依托证券交易所交易平台，构建统一的投票信息揭示系统。具体方案：第一，将各种方式的投票直接或间接纳入证券交易委托系统，前端由证券公司营业部证券交易委托系统接受股东投票指令，后端由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处理。第二，将汇总的投票即时信息纳入证券交易行情系统，证券公司营业部收到交易所行情库中的投票信息数据，通过各种行情分析系统(如钱龙)揭示投票即时信息。在方案第一步中，所谓投票直接进入证券交易委托系统，是指股东通过自己熟悉的证券营业部委托交易终端(如磁卡自助委托、柜台委托、电话委托和互联网上证券行情分析自助委托)输入投票指令。所谓投票问接进入证券交易委托系统，是指股东大会现场在电子交易支持能力不足的情况下，由大会主办者将股东投票以补单方式输入证券交易委托系统，以保证投票数据揭示的完整性。按上述步骤设计的优点是明显的，一是充分利用证券交易系统前后端现有数据接口，接口数据结构可以保持不变；二是规模 经济 ，避免重复建设；三是便于中小股东操作、查询，股东不仅可查询自己在证券营业部的投票记录，还可通过证券交易所提供的委托交易电话语音自助查询系统，查询交易所主机系统数据库中自己的投票记录；四是投票、计票、信息揭示快速，透明度高。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机构投资者迅速崛起，它们的持股比例不断上升，在成熟资本市场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发达国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逐渐由分散化向机构化转变的同时，机构投资者逐渐放弃了一贯“用脚投票”的华尔街法则，开始了其股东积极主义的实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美国五大公司（GM、IBM、康柏、AT&T和美国捷运）的董事会在机构投资者的压力下，被迫先后解雇了CEO，并改变公司的经营策略，成为“投资人资本主义”的代表性事件。自此，机构投资者也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推动公司治理的一股重要力量。
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较快。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股市从无到有、快速发展，走过西方发达国家两百多年的历史。截至2012年末，国内沪深股市总市值达到22.97万亿元，流通市值达到18.11万亿元，排名跃居到全球第3位。
但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市场环境和配套制度建设远远不够成熟，上市公司治理也暴露出了一系列问题。如国有股“一股独大”现象普遍存在，股东的监督缺位；中小股东持股分散、力量薄弱，导致对管理层的监督不力，委托问题突出，“内部人控制”现象较为严重。同时，控股股东利用自身的绝对控制地位掏空上市公司的情形经常发生，中小股东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而我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董事会难以真正独立，难以建立规范有效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Hovey，2007）。而机构股东处于大股东之下、中小股东之上，兼备监督管理层、制衡大股东的动机与能力。它们的出现和发展为缓解和克服两类问题带来了希望，有望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制度的重要补充。
机构投资者参与上市公司治理有内部机制和外部行动两种方式。
内部机制即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三会”来积极干预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最重要渠道是股东大会：（一）机构股东可以参加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和治理情况，对公司的日常运作和未来发展提出建议；（二）较高的股份额度赋予机构股东的较多的表决权和选举权，或者同一家上市公司的机构投资者可以联合起来，在股东大会上提出议案，尤其是向上市公司推选董事和监事人选。通过向董事会派驻代表，机构投资者可以：（一）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委托成本；（二）监督控股股东，防止其侵占公司财产，保护股东权益（Chidambaran and John，1991）；（三）直接参与公司的日常人事、财务和战略决策。监事会是上市公司的常设机构，负责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监督，防止董事、经理等、违反法律和公司章程行为的发生。机构投资者通过监事会可以从内部防范管理层和大股东的问题，保护中小股东利益不受损害。
此外，机构投资者还可以利用资本市场和控制权市场，从外部对上市公司改善公司治理施加压力。机构投资者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市场关注，它们大量抛售问题公司的股票会引起股票价格的下跌，并引发“羊群效应”，对股价造成进一步的打击。
关于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具体途径，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第一，通过股东大会提交议案。
股东大会作为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全体股东组成，对公司经营管理、人事任免和重大事项都有决策权，并负责公司董事的聘任。我国《公司法》规定，单独持有或者合计持有公司3%以上股份的股东，可以在股东大会召开前10天向董事会递交临时股东提案。特别的，机构股东可以通过股东大会向公司推荐董事和高管人员。
第二，合理行使投票权。
现代企业制度中，作为股东其他所有权利的基础和保证，投票权是机构投资者行使权力的最重要工具和参与公司治理的最直接方式。相比中小股东，拥有较多股权的机构股东通过合理行使投票权，可以参与公司的重大人事任免和重要决策，监督管理层，维护自身权益。当所持股份无法满足需求时，机构投资者也可以利用自身影响力征集委托投票权，从而在股东大会上与大股东对抗。
第三，公开建议或批评。
机构股东可以借助媒体对上市公司发出公开的建议或者批评，从外部对公司治理施加影响。迫于舆论压力，相关公司往往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弥补手段或者改善措施。当机构投资者的影响力足够大时，媒体愿意配合其挖掘公司内部信息，公司受到的外界压力较大，这种方式往往会比较有效。
第四，与管理层或董事会等私下谈判。
与上述的公开建议或提案不同，私下谈判方式不需要借助股东大会或者社会媒体，流程短、费用低，而且避免了公开方式可能带来的矛盾和冲突，不会对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造成负面影响，更容易被经营者所接纳。一般情况下，机构投资者会优先采取私下谈判或沟通的方式对上市公司的运作提出建议。
第五，机构投资者联合行动。
由于我国相关法律对于各类机构投资者投资单个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有最高限制，有时机构投资者仅仅依靠自身力量难以获得足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时若多家机构投资者可以联合协作、共同对抗控股股东和内部人，才能对公司的作力市公司地受到政府干涉，治理产生重大影响。
第六，以上措施无果或协商不成时，机构投资者通过“用脚投票”可以诱发“羊群效应”，从而对上市公司造成外部威胁。2002年中兴通讯了《关于公司H股发行上市方案的议案》，股东大会上遭到了许多重仓持有该公司股票的证券投资基金和中小股东的强烈反对，但最终决议以90%高票通过。随后基金经理们联手狙击，抛售股票，使中兴股价从27块一直被打压到17块，该公司赴港上市计划也只能被迫搁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