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3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1－0029－06
一、引言
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三十年来，我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强，人均GDP从1980年的272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2034美元；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增加到2006年的35万亿人民币，人均存款近3万元。按照邓宁的发展水平理论，我国目前已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注：根据邓宁的发展理论，经济发展可分为四个阶段，在其中的第三个阶段，本国对外投资规模快速增加，并逐渐超过引入外资的规模。人均GDP达到2000-4750美元间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笔者注。)，即本国对外投资快速增加，并将最终超过引入外资额的阶段。这一点已经明显地在我国经济中表现出来。从对外投资的情况看，在对外投资之初，我们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较重视单个投资项目的操作，而缺乏整体、宏观的策略。时至今日，具备相当实力后的我们，考虑对外贸易、投资区位选择战略时，应该从多重角度，通盘考虑。
理论界至今还未形成企业国际化区位选择的一般理论，但很多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包含了区位选择的思想，这些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对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区位选择理论有较为完整的阐述。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发展，出现了很多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FDI的理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不长，与国外丰富的理论成果相比，中国学者更多地从经验角度对FDI区位理论进行了深化，从东道国区位因素、投资主体、投资动机等角度研究了中国企业FDI的区位选择，虽然验证方法不尽相同，但缺乏对诸多因素合并分析的综合研究框架。本文在总结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企业FDI情况进行了回顾分析，对我国FDI区位选择战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从理论角度上，提出结论。
二、理论研究汇总
（一）FDI区位选择理论沿革
对FDI区位选择最早的论述见于垄断优势理论，该理论由Hymer（1960）提出，后经Kindleberger 和Caves 发展形成理论体系。该理论认为，国内和国际市场的不完全性，造成了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垄断优势理论主要从投资动因角度分析FDI行为。[1]从中不难推论，拥有垄断优势的发达国家是FDI输出国，而不具有以上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则是FDI输入国。R. Vernon在垄断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产品周期理论，从动态角度解释了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与区位选择。该理论认为，产品在市场上呈现周期特性，经历了创新阶段、成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的新产品从最初生产该产品的发达国家，依次向其他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国家转移，在不同的阶段，企业应采取不同的投资战略。20世纪70年代，Buckley & Casson（1976）提出了内部化理论。该理论认为，现代跨国公司是市场内部化过程的产物。正是内部化的动机，促使企业进行国际直接投资。从这个意义上说，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就是在国际间实行市场内部化的过程，交易成本是影响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变量，跨国公司投资趋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区。除此之外，信息成本也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Caves（1971）发现外商直接投资趋向于交易成本低的地区。
Dunning（1973）在总结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并吸收区位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即OIL（Ownership―Internalization―Location）模型，首次将区位因素纳入了FDI理论分析的范畴。他认为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而区位优势则是其充分条件。[2]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在企业优势的微观基础上，对FDI的动因及区位从宏观角度做出了解释。
Kojima根据日本国情，发展了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提出比较优势论。他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从边际产业开始，依次进行。其结果不仅可以使国内的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还有利于东道国产业的调整，促进东道国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发展，对双方都产生有利的影响。
随着跨国公司活动的全球化，除了传统的区位因素（自然资源、市场规模、基础设施、贸易壁垒等），集聚经济已成为FDI区位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跨国公司倾向于把其海外分支机构的区位选择在与其具有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上下游企业集聚区，以利用有利于自身发展的集聚效应。一个产业的空间集聚会形成产业特定的溢出效应和规模经济。在产业集聚地区，基础设施发达，熟练劳动力充足，产业配套条件较好，知识和信息等要素的流动性较强，便于外国企业开展专业化分工协作。Luger & Shetty（1985）通过其对产业的研究，验证了集聚经济对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Porter（1990）认为，产业集聚能加强该产业的竞争优势。[3]
（二）发展中国家FDI区位选择理论
随着发展中国家FDI活动的急剧增加，对其区位选择的理论研究也是FDI理论的重要方面。前苏联学者阿勃利兹若伊利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提出，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采用较新技术的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使产业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组织形式上产生差距，使产业间的联系减弱。同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在供给和需求上的低弹性，无法对现代工业部门提供的经济发展机会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使产业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工业部门在远远未到规模效益要求的情况下，出现了结构性供给过剩乃至个别行业或企业的相对过度资本积累或相对资金富余，于是对外投资就成为可能。
Louis T. Wells（1983）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该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FDI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结合起来，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1）拥有为小市场需求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2）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具有优势。（3）低价产品营销战略。该理论指出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企业来说，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4]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东道国的种族纽带和人文共性来对其投资，因此，拥有小规模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家的跨国企业适宜对收入水平较低、市场容量不大的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
Lall（1983）通过分析印度的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该理论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使用标准技术和劳动密集型技术，但并不是被动地模仿和复制引进的技术，而是对其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技术地方化理论更强调发展中国家对引进技术的再生过程，按照该理论，发展中国家侧重于对相邻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投资区位上有很大的局限性。
针对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现象，Cantwell & Tolentino（1990）拓展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提出了技术创新升级理论。[5]依据该理论，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受“心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e）”的影响，其FDI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即首先在周边国家投资，然后向其他发展中国家逐步扩展；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开始生产高科技产品。同时，向发达国家投资以获取更先进的制造业技术。Dunning（1998）指出，无形资产在FDI区位选择中的影响越来越大，FDI区位的决定因素日益综合化。
小泽辉智（1992）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阶梯形的等级结构，跨国投资的模式选择应能激发国家现有和潜在的比较优势，并使其最大化。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投资模式必须结合工业化战略，将经济发展、比较优势和跨国直接投资作为互相作用的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分析。他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动机是发展中国家从纯吸引外资转变成向海外投资，并把这种转换过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第二阶段是外资流入并向海外投资转型；第三阶段是从劳动力导向的对外投资贸易支持型向技术支持型的对外投资过渡；第四阶段是资本密集型的资金流入和资本导向型对外投资交叉发展阶段。
（三）其他文献研究
很多学者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FDI的区位选择进行了实证研究。Root & Ahmed（1978）利用公司税率这一变量，研究了财政政策对投资者的影响。Nigh（1985）证明了稳定的政局对投资的正面影响。Contractor（1991）证明了政府政策对FDI投向的影响。Loree & Guisinger（1995）研究了政策变量和非政策变量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他们发现东道国实际税率对FDI显著正相关，准入门槛对FDI进入有显著负相关效应。[6]一些非政策性变量，如政局稳定、自然距离、人均GDP和基础设施对FDI流向也有显著正效应。
通过分析美国对OPEC国家的FDI数据，Olibe & Crumbley（1997）发现，政府资本性支出为显著正影响因素，而人口规模的影响并不显著。[7]Mudambi（1999）运用理论，分析了政府投资机构在吸引投资方面的作用。Reuber等（1973）对不同国家FDI流量及特点进行了综合分析，发现FDI更多地流向发达国家。另外，也有研究关注FDI初次进入市场的情况，而不是对FDI进行动态监测。但从FDI投资路径上分析，的确存在地域性因素。这种观点认为随着东道国社会环境的变化，FDI类型也在发生变化。欠发达国家吸收的FDI大多集中于资源开采和劳动力密集型行业。随着这些国家经济、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劳动者劳动技能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会吸引更多附加值高的投资。当然，公司战略和其他宏观经济因素也会对FDI产生影响。
三、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实践回顾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回顾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始于改革开放初期。最初几年规模很小，年均投资流量不足4000万美元。然而，随着改革的进行，对外投资量迅速扩大。至2006年底，我国5000多家境内投资主体在海外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近万家，共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906.3亿美元（见图1、图2、图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产生（1979―1984）、早期繁荣（1985―1991）、稳定发展（1992―1998）、贸易跟随（1999―2002）、“走出去”（2003至今）等几个阶段。
2002年十六大的召开，明确了鼓励企业“走出去”的产业政策。“走出去”不仅指企业增加出口，也包含企业增加对外投资。这一政策转变也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一步。由于受制于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我国虽然成为全球“制造中心”，但还是缺乏核心竞争力，通过“走出去”的政策，也有利于我国培育更多的优秀企业和优秀品牌，真正参与全球化竞争。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目标国区位分析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虽然遍及世界172个国家或地区，但其区位分布并不平衡。从2006年的投资流量来看，拉丁美洲地区和亚洲是我国的两大投资地点，分别占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总量的48%和43.4%。投资流出地区分布具体情况见表1。
表1 2006年中国对外FDI流量区位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2006年中国对外投资公报》（M），北京。
从国家（地区）来看，2006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靠前的国家、地区分别为开曼群岛、中国香港、英属维京群岛、俄罗斯、美国、新加坡等。从我国对外投资存量来分析，截至2006年底的统计数据，亚洲和拉丁美洲是我国对外投资的主要目标区域，分别吸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3.9%和26.3%。接下来依次是非洲（3.4%）、欧洲（3%）、北美洲（2.1%）和大洋洲（1.3%）。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分布随时间而变化，北美在早期吸引了更多的中国投资。至1990年，33%的投资投到了北美。此数字在1991年跳升到86%，但在随后的大多数年份，至2001年回落到21%。与此同时，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则持续上升。相比之下，中国对亚洲的投资则比较稳定，在90年代的多数年份，有30%以上的投资都投向了亚洲。
表2 2006年中国对外FDI流量前十位国家（地区）
数据来源：商务部，《2006年中国对外投资公报》（M），北京。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在1979―2001年间，我国对中东欧国家总共才投资了355个项目，涉及投资额1.78亿美元，只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4%。同一期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吸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35%和60%。我国对两类国家的投资有三个特点。一是对发达国家的投资项目平均规模大于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项目平均规模。二是在1991年之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具体讲来，在1979―1991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2%以上进入了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获得了24%。这一特点与一般公认的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应主要投向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大相径庭。三是1992年以后，我国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持续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比例从1991年的6%飚升到1992年的42%，在随后的三年分别达到59%，76%和68%，在1996―2000年更是达到83%。[8]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国家之间分布的差异要比在不同地区或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差异大得多。总体而言，我国的海外投资流量高度集中于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个发达国家。至2001年，约30%的海外投资投到了这三个国家，各分别占中国对外投资的13%、9%和8%。这三国，加上香港、秘鲁、泰国、墨西哥、津巴布韦、俄罗斯、柬埔寨、南非和巴西，共占去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67%。
四、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Dunning，1993a），只有当三类影响条件同时具备时，FDI才可能发生。这三类影响条件分别是：跨国企业内部的所有权优势、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和企业的内部化优势。
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可以抵补企业在别国投资的额外成本，东道国本土企业的优势也会被削弱。所有权优势应与东道国的某些区位优势（如市场容量、资源成本、基础设施等）配合作用。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取决于跨国企业本身，而区位优势则是来自东道国的影响因素。只具备所有权优势的企业可通过出口、特许销售、专利转让等方式进入该市场。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后，企业就会考虑通过FDI的形式进入该市场，条件就是东道国区位优势的存在。如此便知，东道国可通过区位影响因素影响FDI。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在其的《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对FDI东道国的区位因素有着较为深刻的阐述，其将东道国区位因素分为政策性因素、经济性因素和其他商业性因素三类，并对不同动机的FDI影响因素进行了分门别类的分析（见表3和表4）。
表3 FDI东道国区位因素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表4 不同类型FDI，经济性因素的不同影响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World Investment Report》(M)，1998。
（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从我国企业对外投资情况来看，市场导向型投资与资源导向型投资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两个最为重要的诱因。而对这两类投资而言，东道国市场规模、市场结构、资源禀赋、消费偏好等因素都会对我国企业FDI产生重要影响。
毋庸讳言，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之初，仍见“贪大求全”、“赶英超美”的观念(注：如1979―1991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2%以上进入了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只占24%。)，但客观衡量企业在“大国”的投资前景后不难想见，发达国家本就是资本输出大国，其市场已接近饱和，竞争激烈几近残酷，平均盈利水平甚至不及国内，而且其经营管理、技术进步、成本控制、产品创新方面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我国企业进入后市场拓展空间有限，进入的障碍和进入后的管制成本高昂，较高的人力成本、高房租和低市场空间，会使得我国企业难以发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
中国被称为“中央大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邻国众多，这一点不同于美英日。与美国接壤的国家，北面是加拿大，南面是墨西哥；英国和日本都是岛国，没有哪个国家与其陆地接壤。而中国则不同，与中国陆地接壤的国家有十四个之多，其中不乏如“金砖四国”中的俄罗斯和印度那样的大国，也不乏经济发展势头很猛的小国，如越南。如果再向南延伸，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具有潜力的国家，那是一片被称为“新兴市场”的地区，经济发展潜力以及与之相伴的金融业发展潜力巨大。循着影响因素的思路，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GDP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政治经济稳定、“心理距离”短的周边国家，才应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
五、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理论探讨
针对我国FDI区位选择的命题，我国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研究。徐滇庆和耿健（2000）[9]指出我国的资本输出应遵循“快半拍”准则，林毅夫和汤敏（2002）提出了我国对外投资应遵循“早半拍”的原则，同时他们分别进一步指出，符合其原则的有东欧、中亚等地区。赵春明和何艳（2002）从国际经验出发，指出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点应首先考虑东盟国家，其次是前苏联的一些国家和地区。[10]杨大楷等（2003）基于对国际直接投资区位理论的回顾和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指出现阶段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应以东南亚发展中国家为重。江心英（2004）认为国际投资区位选择是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之间的正和博弈，利益原则是双方经济交往和合作的基础，FDI区位选择最终取决于东道国引资目标与投资主体投资目标相吻合的程度。
马先仙（2006）运用28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我国企业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回归结果显示，我国从东道国的进口、建交时间、人均GDP和距离等因素对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影响。[11]程惠芳、阮翔（2004）应用引力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对中国企业来说，“引力巨大型”的国家和地区有美国、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和澳门。[12]“引力型”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菲律宾、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德国和马来西亚，主要是东盟和中亚转型国家，位于中国的周边位置。“引力一般型”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俄罗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处在这一档次的国家也主要集中在东盟和欧盟国家。“引力不足型”的国家包括加拿大、埃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赞比亚、马里、南非和巴西。这些研究都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没有涵盖影响FDI区位选择的所有影响因素，也未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国对外FDI区位选择研究框架。
结合上一部分中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分析，并套用技术创新升级理论（Cantwell & Tolentino, 1990），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我们在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进行战略考量时，也应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轨迹，充分利用我国与睦邻国家经贸往来密切、心理距离短、华人华侨分布广泛、汉文化影响深远等独特优势，实现企业对外FDI效益的最大化。
六、结论
第一，我国目前已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在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之初，我们本着“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注重单个投资项目的操作，而缺乏整体、宏观的策略。时至今日，具备相当实力后的我们，考虑对外贸易、投资伙伴国时，应该从多重角度，慎重考虑。
第二，理论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早已有之，从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到Kojima的比较优势理论，从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技术模型”到对“逆向投资”现象的研究等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技术创新升级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对外FDI区位选择非常具有参考意义。
第三，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组别国家之间的分布也十分不均衡，1991年之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发达国家，至2001年，约30%的海外投资投到了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三个发达国家。
第四，FDI区位选择受到跨国企业内部的所有权优势，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和企业的内部化优势等三类因素的制约。从我国情况看，与我国贸易联系紧密、GDP总量达到一定规模、政治经济稳定、“心理距离”短的周边国家，才应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
参考文献：
[1]Hymer, S. H.,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s of National Firms: A Study of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M]. The MIT Press, 1976. Cambridge, Mass.
[2]Dunning, J., 1977. Trade, 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MNE: A search for an eclectic approach. In: Ohlin, B., Hesselborn, P., Wijkman, P. (Eds.), The International Alloc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y. MacMillan Press, London.
[3]M .E. Porter.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1990.
[4]Louis T.Well.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 the Ri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M]. The MIT Press. 1983.
[5] Cantwell, John and Tolentino, Paz Estrella. Technological Accumulation and Third World Multinationals[J].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Business Studies, No.139, 1990.
[6]Loree, D.W., Guisinger, S.E. Policy and non-policy determinants of US equity foreign investmen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 1995.
[7]Olibe, K.O. and Crumbley, C. Determinants of US privat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in OPEC nations: from public and non-public policy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Public Budget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Management . 1997.
[8]杨德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与理论[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05，(4).
[9]徐滇庆，耿健.中国资本输出[J].中国投资,2000，(11).
一、国外研究成果及评价
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发展于70到90年代，其理论重点
是投资动机、投资决策和投资流向三个问题，其中，投资流向就是区位（投资地点）选择问题。考察所有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区位选择问题。
1.以区位经济学为基础的理论，以成本学派和市场学派为代表。杜能（J.H.Thunen）等成本学派认为跨国公司进行区位选择的目标是成本最小化，由于各国的劳动力成本和技术水平不同，运输和通讯费用不同，相关产业发展水平也不同，使得在投资国选择时成本因素至关重要。克里斯塔勒（W.Christaller）和勒施（A.Lorsh）的市场学派认为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运输成本已不再是决定选址的主要因素，产品的销售才是中心问题，因此，关税、自然资源、风险、行政手续都需考虑。
2.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理论，以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代表。海默（S.Hymer，1960）认为企业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的原因在于拥有特定优势，力图借此牟取更大的利润。凯夫斯（R.Caves，1974）、约翰逊（Johnson，1970）和巴克利（P.Buckley，1976）等对去进行补充，认为中间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的，必须通过内部化来达到节约交易成本的目的。因此，那些造成市场不完全的国家正是对外直接投资应选择的投资区位。
真正将区位因素和对外直接投资结合，并明确提出来的学者首推英国里丁大学教授邓宁（J.Dunning，1977）。他认为，区位因素是决定对外投资的充分条件，它不仅决定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而且也决定了它们对外直接投资的部门结构和国际生产的类型。
3.以国际贸易学说为基础的理论，以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为代表。小岛清（Kojima K）提出的该理论的基本内容是：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己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依次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在母国属于边际产业，居于比较劣势，而在东道国却拥有潜在的比较优势。因此，对外直接投资必然按照母国的边际产业顺序进行，投向在这些产业拥有潜在比较优势的国家。
通过比较以上理论，我们发现区位理论以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出发点决定企业的投资地点，而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以企业的自身优势为出发点，附带推导出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向。但这些理论都是以发达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在指导沈阳市的对外直接投资上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一些复杂的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及流向仍然无法做出合理地解释和说明。
二、国内研究成果及评价
我国学者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发展的特殊性出发，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产业选择有着密切的相关性。而从FDI区位选择本身来看，中国理论界提出的主要观点如下。
1.就近基准。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初期的区位选择应遵循地理上的“就近原则”。“就近原则”，也就是考虑到东道国区位和投资国的地理距离因素。这一基准的本意是通过对邻近地区的投资降低经营风险。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地理位置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作用正在逐步弱化。因此，地理相近将不再成为对外经济活动关系的主要依据。
2.“慢半拍”基准，或称“地区渐进原则”。该基准强调一国对外直接投资应当首先从那些经济技术发展水平相近或稍微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开始，随着投资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水平的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能力的扩张，投资区位逐步向发达国家扩展。应当承认，这种按照东道国经济发展阶段确定区位的思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慢半拍”是一个仅仅适用于部分产业的区位选择思路，它将中国企业的FDI限制在有限的国际空间内，不利于架构多元化的FDI格局，不能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普遍的区位选择基准。
3.多层次或多元化区位选择思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FDI区位选择的研究，一个基本的结论是架构一个多元化或多层次的FDI区位格局。可以说，实现FDI多元化或多层次化的区位格局，已经成为世界大多数国家FDI区位战略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在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不在于要不要实现投资区位的多元化，而在于如何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多元化区位作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基本战略，是以合理区位选择为前提的，或者说是合理化区位选择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6-0108-02
2004年9月22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了《2004年度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4），提出当前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势是转向服务业。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出版的《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称，2011年进入中国服务业的外国直接投资首次超过了制造业，然而服务业FDI在服务业的投资结构亟待提高，像房地产、贸易和商业服务类行业一直是吸引外资的重要行业，金融、保险、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等技术密集型服务业所占比重却很小。如何最大限度地激励服务业FDI在我国产生促进作用，同时减少它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政府和企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也使得服务领域的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问题成为国内外学者学术研究关注的重点，本文立足于此，力图对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1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国外研究成果
目前因为服务业的相关统计资料不健全，所以具体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理论文献虽有一定发展但数量相对较少。
新形势下区域发展中招商引资的战略思考 我国物流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入世后我国国际贸易摩擦上升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浅析进口配额的效果及政策取向 绿色贸易壁垒对佛山出口贸易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贸易技术壁垒对我国纺织服装出口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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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三方物流中的问题研究 中国集装箱运输中的问题研究 提单的风险及防范研究 贸易救济制度研究 对国际贸易原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 电子商务环境下新型国际贸易交易结构的确定 欧盟优惠性原产地规则调整与中国出口战略应对 我国纺织品出口的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以美国对中国输美纺织品设限为例 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难题及对策 国际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趋势与促进肉类产品出口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或某省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的技术提升研究 引进外资对我国出口的影响或作用研究 FDI 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企业创新影响的实证分析 对外贸易推动广东产业结构升级研究 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及其在我国的应用研究 国际商品流动与要素流动关系研究 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自主创新与增进我国出口商品比较利益研究 论技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推动 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的地位、利弊或转型升级研究 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研究 社会责任对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研究 国际劳工标准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影响及对策 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研究 出口退税政策对我国外贸的影响研究 标准化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效用研究 国际贸易中的电子商务发展趋势 国际经济一体化与贸易相关问题研究 我国发展国际贸易的知识产权战略研究 劳工标准与国际贸易 市场经济国家地位与我国商品出品对策
国际劳工标准下我国政府、企业对策 我国纺织业出品竞争力问题和对策研究 我国纺织业的贸易格局与市场策略 绿色壁垒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分析 世界 FTAS 发展态势与中国策略分析 我国纺织业出口竞争秩序现状分析与对策探讨 行业协会在规范出口竞争秩序中的作用探讨 加入 WTO 后我国民族产业的保护 区域经济发展的产业模式选择——以惠州经济为例 古典比较利益论与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的思考 FDI 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关系 从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对本国贸易的影响看我国开展海外投资 海外投资与出口贸易的相互关系 中国经济反垄断立法的探索 广东区域聚集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及风险研究 论我国进出口贸易对国内通货膨胀水平的影响 欧元汇率变动对惠州制鞋行业对外贸易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在机理及未来演变研究 中国国有经济角色演进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产业结构调查研究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及解决思路 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研究 我国企业“走出去”的战略思考 广告语言与消费心理研究 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拓展研究 浅论我国民营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 中小企业文化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论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和对策
中小企业品牌经营误区及创名牌战略研究 顾客忠诚研究述评 基于顾客感知价值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研究 浅析房地产市场营销策略 客户关系管理的探讨——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模式 金融危机下的消费思考——中、美消费模式的比较与启示
基于顾客关系投资的个性化价格促销 中小企业出口及其社会责任研究 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策略研究 广东农产品出口跨越贸易壁垒的对策研究 中小企业出口低价竞销的原因及治理对策研究 惠东鞋业出口的现状、困境及对策分析 对外贸易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惠州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全球知识网络与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经济的机制和对策 国际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机制研究 国际金融危机对广东经济的影响研究 知识的国际传播机制研究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 双边 FTA 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进出口的影响 FDI 对我国国际贸易影响的区域性差异分析 广东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我国国际贸易波动的影响因素——基于因子分析的研究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倾销问题 反倾销背后的国家利益博弈 我国对外贸易战略调整的原因及障碍分析 绿色国际贸易与绿色国际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如何跨越绿色贸易壁垒 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出口退税率调整的政策思考 出口退税政策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 国际市场水果检疫准入与促进我国水果出口的对策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竞争法、产业法与反倾销法的冲突与协调 中国的对外贸易环境与政策变化 市场营销视野下的大学生自主择业策略分析 对中小企业国际市场营销方式的分析 论国际市场营销者如何跨越文化障碍和避免政治风险 国外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感知与评价及对中国企业的启示与建议
[DOI] 10.13939/ki.zgsc.2015.03.025
1 引言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以后，中国市场在全球产业链布局中承担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根据中国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日益庞大，对世界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878亿美元，超过2007年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规模，同比增长17.6%（如图1所示）。尽管如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也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曾经出现因未综合考虑对外投资环境而导致投资失败的情况，例如华为未能收购摩托罗拉，丧失开拓海外市场的投资机会，不是因为公司自身实力的问题，而是由于东道国的政府干预和社会文化冲突所致。由此可见，要成功地实现对外直接投资，抓住投资机会，就要综合考虑跨国公司的自身实力和东道国的投资环境，从而决定是否对东道国进行投资，以减少不必要的对外直接投资损失。本文将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通过对目标国A国投资环境的综合评价，使公司管理者进行合理的投资区位决策。
2 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简介
由于评价因素的复杂性、评价对象的层次性、评价标准中存在的模糊性以及评价影响因素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定性指标难以定量化等一系列问题，使得人们难以用绝对的“非此即彼”来准确的描述客观现实，经常存在着“亦此亦彼”的模糊现象，其描述也多用自然语言来表达，而自然语言最大的特点是它的模糊性，而这种模糊性很难用经典数学模型加以统一量度。因此，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应运而生。
模糊综合评价法是一种运用模糊集合理论对某被评价对象系统进行综合评标的方法。该综合评价法根据模糊数学的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即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它具有结果清晰，系统性强的特点，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它从多个指标对被评价事物隶属等级状况进行综合性评判，把被评判事物的变化区间做出划分，一方面可以顾及对象的层次性，使得评价标准、影响因素的模糊性得以体现；另一方面在评价中又可以充分发挥人的经验，使评价结果更客观，符合实际情况。模糊综合评判可以做到定性和定量因素相结合，扩大信息量，使评价数度得以提高，评价结论可信。
传统的研究对对外投资机会所涉及的环境因素的评价方法也有很多，比如冷热图表法，等级尺度法，多因素评估法，关键因素评估法等，但是它们存在着普遍性强，忽视特殊性，没有考虑决策的群体性等不足之处，而模糊综合评价法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性原则，灵活性原则，群体性原则较好的克服了这方面的问题。因此，本文选择能通过精确的数字手段处理模糊的评价对象，能对蕴藏信息呈现模糊性的资料做出比较科学、合理、贴近实际的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对影响投资机会的投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价。
3.4 模糊评价模型结果分析
通过赋值计算的结果显示，跨国公司管理者对A国投资环境综合评价等级表现为“好”的程度为（0.31304），“较好”的程度为（0.251072）“一般”的程度为（0.23412），“较差”的程度为（0.147864），“差”的程度为（0.053904）。按最大隶属原则，得出的结论是该跨国公司管理者们认为就该项投资项目而言 国的投资机会为“好”。所以跨国公司可以根据这一评价结果对 国进行直接投资，进一步拓展海外市场，最终实现对外直接投资收益。
4 对外直接投资机会评价结语
通过对对外直接投资机会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得出了如何综合跨国公司自身实力与目标国投资环境这两级不同指标的指标体系。公司管理层可以根据已经构建的指标体系，根据公司现实经营情况和目标国的实际投资环境进行赋值，计算出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所属的综合评价等级，根据所计算出来的等级决定能否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参考文献：
[1]孙倩，宫姝琳.对外直接投资机会模糊综合评价[J].商场现代化，2007（509）.
[2]吴国蔚，任延忠.对外直接投资环境评价指标的模糊综合分析法[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1998（24）.
[3]杨桂元，黄己立.数学建模[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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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敏，付晓静.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研究[J].知识经济，2013（7）.
[6]张承惠，朱明方.李建更.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J].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9（3）.
一、引言
中国是外汇储备大国，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使得政府和人民对外汇储备问题的关注度增强。2008年，为了适应复杂的金融环境，根据WTO的规则和我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国务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进行了修改和完善，这一次调整主要是为了实现推进外汇市场市场化、稳步推进人民币可自由兑换、大力改善出口结构和缓解国际贸易纠纷和争端四个目的。
外汇储备可以进行如下定义：外汇储备（Foreign Exchange Reserve），又称为外汇存底，指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即一国政府保有的以外币表示的债权。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持有并可以随时兑换外国货币的资产。狭义而言，外汇储备指一个国家的外汇积累；广义而言，外汇储备是指以外汇计价的资产，包括现钞、黄金、国外有价证券等。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国际清偿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对于平衡国际收支、稳定汇率有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外汇储备的原则是“安全、灵活、保值、增值”。第一位是安全，只有在安全的前提下，保值和增值才有基础。但由于储备资产是支付工具，应该随时能变现，因此必须具有灵活性，这两者缺一不可。当然，这里所说的安全，不仅是货币汇率、利率风险的防范，更重要的是变现、流通、兑换风险的防范。因此，为减少储备资产风险，在考虑对外支付的情况下，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手段，把储备当作金融资产进行管理和运营。在保值的基础上，不仅仅要获取基本利息的收益，还要努力争取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实现储备资产的增值。在“安全、灵活、保值、增值”的原则下，国家外汇局应该对外汇进行分散化投资，降低其风险，根据相关因素确定外汇货币的形式和数量，密切的注意国际经济情况，以及储备货币的汇率情况，及时对外汇储备进行调整。因此，影响外汇储备的因素是国家外汇管理局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基于外汇影响因素的重要性，笔者选择了本文的题目进行研究。
二、相关文献综述
在介绍完本文的引言以及研究文献之后，笔者对相关文献进行综述，为下文影响因素的总结作铺垫。
梁莉，陈金贤（2007）认为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与年度进出口额、外商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具有长期的稳定关系，年出口规模与外汇储备规模之间具有单向因果关系，是造成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外商直接投资和外汇储备规模具有正向相关关系，但影响强度较弱，而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汇储备有负向相关关系，影响强度最弱。
胡尧（2008）在我国外汇储备剧增，大量闲置，投资成本低的背景下，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他认为，出口额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是构成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GDP持续高增长是造成外汇储备高增长的客观原因。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我国外汇储备增长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机制。货币市场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是外汇占款增加即外汇储备增加的结果。随着研究的深入，结合国内外理论界对适度。
赵艳国（2009）认为我国净出口、资本流动、误差与遗漏都构成了我国外汇储备的来源，因此，他认为加工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人民币汇率变动预期是影响外汇储备的相关因素。赵艳国通过协整检验发现加工贸易、外商直接投资与人民币汇率变动预期与外汇储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协整关系；通过对向量自回归模型的估计，得出以FDI形式进行的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路径。
杨东星（2012）认为从长期来看，影响我国外汇储备的最重要因素是汇率，其次是外商直接投资，再接下来是货币供给量；净出口对我国外汇储备的影响相对较小。
三、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
在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进行文献综述以后，本文笔者将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划分为三大类：
第一，经常损益类项目。经常损益类项目是至我国出口进口对外汇储备的影响，出口可以增加外汇储备，而进口又会减少我国的外汇储备。因此在这个项目中可以选择净出口作为外汇储备最终的影响因素。
第二，宏观政策因素。通过文献综述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人民币实际价值的变动会引起外国资本流入和流出的改变，从而影响外汇储备。人民币实际汇率、人民币利率以及人民币货币的供给量变动都会引起人民币的购买力变化，从而引起国际资本投资的变化。在这个项目目中，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考虑国内外的经济因素，货币供给量主要考虑国内的宏观环境的变动，货币供给量变动是引起货币利率变动的原因。因此，笔者将外汇汇率变动与货币供给量当作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
第三，国际投资因素。涉及到外汇的投资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会一起外汇储备的增加，对外直接投资会引起外汇储备的减少。由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额和方向是可以调控的，因此，在这个方面，笔者认为外伤直接投资是影响哇哦会储备的主要因素。
四、文章建议
在了解外汇储备的影响因素之后，我国应该加强对中国外汇储备的管理。对外汇储备的管理，中国应建立一个完善的管理框架，积极实行多层次、多元化的对外投资策略，满足企业、个人和金融机构合理的持有、使用及投资的外汇需求，支持和鼓励我国民间对外投资，进一步推动由“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转变。增加外汇储备的投资渠道，不能仅仅只为流动性而放弃收益性，应该根据投资组合原理来实现“风险最小，收益最大化”的目标来实现储备的管理，把流动性与收益性原则相结合，寻求流动性与收益性之间的平衡点，妥善安排外汇储备的资产形态。
参考文献：
[1]赵艳国.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外汇储备影响的研究[D].中国硕士论文库，2009.
[2]胡尧.我国外汇储备的因素分析与规模合理化的研究[D].中国硕士论文库，2008.
[3]梁莉，陈金贤.我国外汇储备规模增长主要因素的实证分析[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7（27）：30-33.
二、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企业开始以多种形式走向国际市场，研究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韦勇钢和吴瑛（2002）研究了跨国风险投资目标的评估模型，文章指出风险投资是高风险的投资行为，风险预测作为其关键环节之一是不可缺少的。许晖（2004）研究了风险感知与国际市场进入战略决策，指出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应培养成熟的风险意识，积极研究外因变化，主动并及时采取一系列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以此降低风险的潜在损失，甚至实现风险向收益的转换。高勇强（2005）以跨国投资中的政治风险为基础对西方研究进行了综述，系统研究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的政治风险。许晖和姚力瑞（2006）通过构建模型研究了我国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时的风险测度，同时将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可感知的风险分为三个层面并分别进行风险定义。衣长军和胡日东（2006）探讨了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市的风险预警与防范。邓爱民等（2008）述评了国内外有关风险预警体系的研究，指出目前研究的不足以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三、企业海外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以层次分析法为理论基础建立了一个多层次、多因素的综合评价模型，将我国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的风险因素进行量化处理，归纳为三大一级指标：宏观环境风险、中观行业风险以及微观企业风险。三个一级指标下面分别有若干二级指标，而二级指标进行细分后又可量化成三级指标，以此为基础构建海外投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来判断企业风险程度的高低，并为风险评价提供依据，如图1所示。
第一，模型的基本原理。本研究将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进行风险评估，在充分利用专家经验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对风险进行定量评估，以此实现对最佳方案的选择。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简称AHP）是美国运筹学家萨迪（T.L.Saaty）教授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提出的，是对定性问题进行定量分析的一种灵活、简便且实用的多准则决策方法。模糊数学由美国控制论专家L.A.Zadeh教授于1965年所创，是针对现实中大量的经济现象具有模糊性而设计的评判模型与方法，而模糊综合评价法（fuzzy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简称FCE）是一种被广泛应用并有效的模糊数学方法，即以模糊数学和模糊统计方法为基础，综合考虑影响某事物的各个因素，对该事物的优劣做出科学且合理的评价。
第二，模型评价的基本过程与步骤。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综合评价是一个涉及多个因素的评价问题，由于各个因素影响程度的大小是由人们主观判断确定的，同时该评价不可避免地带有结论上的模糊性。因此，本文以构建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模糊综合评价模型来提高风险评价的可靠性，将层次分析法与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有机结合，形成优势互补，以此提高对风险评价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基本过程如图2所示。
本文将海外投资风险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采用三级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构建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具体步骤为：
一是将评价对象分解成评价要素，构成要素集R={R1，R2，…，Rm}；
二是对每个要素的评价分为n个等级形成评判集U={u1，u2，…，un}，用专家评分的方法来确定第i个因素Ri的单因素模糊综合评价结果Ri=（ri1，ri2，…，rin），由m个单因素模糊综合评价结果R1、R2、…、Rm构成模糊关系矩阵：
R= R1R2…Rm= r11 r12···r1nr21 r22···r2nrm1 rm2···rmn
三是依据层次分析法确定各因素之间的权重：W={W1，W2，…，Wm}，其中∑■■Wi =1。将权重W与结果R进行矩阵的合成运算B=W×R=（b1，b2，…，bn）；
四是将B归一化得： B=|■■…■|，即为相应评价对象的模糊评价结果。
第三，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综合评价。首先，应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参数计算，通过构建层次分析矩阵来计算权重的大小。求权重的主要过程：以判断矩阵法来计算各个指标的权重；对各个构成决策问题的指标构建多层次结构模型；对同一层次的指标通过征求专家意见进行两两比较，并参照相应的评定尺度确定其相对重要程度，据此确定判断矩阵；通过计算综合重要度来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其次，以欧美发达国家为投资国，根据各个评价指标对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程度的不同及不利情形发生的可能性，专家将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评价集设为V={v1，v2，v3，v4}。v1，v2，v3，v4分别表示为“0～0.2”、“0.2～0.5”、“0.5～0.8”“0.8～1.0”，对应的投资风险等级分别为：低风险、较低风险、较高风险、高风险。经过专家的分析与评判，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因子的权重及其模糊评价隶属度矩阵如表1所示。
分层模糊评价：
C层综合评价。按公式：
Cij=WDij·Rj=（ WDij1 ，WDij2 ，…，WDijm） rj11 rj12 rj13 rj14rj21 rj22 rj23 rj24… ··· ··· rjm1 rjm2 rjm3 rjm4
=（Cij1，Cij2，Cij3，Cij4）
计算C层各指标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如表2所示。
B层综合评价。在C层模糊运算结果的基础上，按公式：
Bi=WCi·Ri=（ WCi1 ，WCi2 ，…，WCim）ri11 ri12 ri13 ri14ri21 ri22 ri23 ri24… ··· ··· rim1 rim2 rim3 rim4
=（Bi1，Bi2，Bi3，Bi4）
计算B层各指标的模糊综合评价结果，如表3所示。
A层（目标层）综合评价。在B层模糊运算结果的基础上，按公式：
A=WB·B=（WB1，WB2，WB3）r11r12 r13 r14r21 r22 r23 r24r31 r32 r33 r34=（A1，A2，A3，A4）
计算结果：A=（0.1717，0.4521，0.2928，0.0834）。
从目标层的评价结果可知，A中0.4521为最大值，对应着较低的风险水平，因此投资风险评价较低，适宜企业投资。在实际应用中，需要结合各类风险的分析研究结果，有针对性的采取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使风险降到可以接受的水平。
综上所述，本文应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评价风险的过程中，不仅充分考虑到专家的丰富经验，又能够有效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实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分析。文中的评估方法同样可用于评估企业在其他一些目标地区进行投资的适宜程度。如，评估中东地区是否适合投资的过程中，其战争风险对应的隶属度可能与欧美发达国家刚好相反，即低风险、较低风险、较高风险、高风险发生的概率为（0.1，0.15，0.25，0.5）。当然，这只是一种可能，具体的隶属度矩阵还需要邀请专家进行赋值，才更加具有权威性与准确性。本文应用Matlab编程实现数据的处理，快速且精确，适合对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的评价。
参考文献：
[1]韦勇钢、吴瑛：《跨国风险投资目标的评估模型》，《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02年第12期。
[2]许晖：《基于风险感知的国际企业管理控制体系研究》，《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3期。
[3]高勇强：《跨国投资中的政治风险：西方研究的综述》，《当代经济管理》2005年第6期。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走向海外，实施跨国经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大幅增加。2003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28.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5％，2004年将达到70亿美元，比2003年增长145％，2005年达到140亿美元。不同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在资源投入、控制水平和风险承担上对企业要求各不相同，这不仅影响着企业对外投资的管理和控制，而且还影响企业自身投资的风险和绩效，因此选用合适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是确保企业海外经营成功的前提。国内已有学者对海外投资中各种对外投资方式的优劣（刘松涛，2004）、独资和合资的选择（尹建桥，2001）、对外投资的国际经验（陈浪南等，2005）等作了研究，但基于直接投资理论系统提出企业海外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的研究甚少，也缺少选择对直接投资方式的建议。
本文从如何高效转移和利用企业优势的视角，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梳理，将影响企业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因素概括为：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转移终点的因素和企业战略因素。并据此提出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一个综合分析框架，最后应用这个分析框架就我国企业选择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提出了相应的策略和建议。
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从知识转移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主要是说明企业所具有的特有技术、管理等优势如何有效转移到国外，与东道国的资源和能力结合，产生最大效益。早期的主要理论有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巴克利等的内部化理论，以及弗农的国际产品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垄断优势理论主要强调企业拥有的特定的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从而具有相对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将这些优势生产和过程专有技术转移到海外，就能产生更多的经济收益。直接投资的内部化理论主要认为能使企业利用内部组织体系和信息传递网络能比市场以更低的成本发挥将企业专有的知识和技术优势转移到国外。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区位理论认为直接投资在那些适合企业知识和技术充分发挥作用的区位条件下，企业专有的技术和知识才能充分发挥作用。邓宁对上述三个理论进行了综合，提出了折衷范式，认为对直接投资的成功不仅取决于企业拥有特定知识和技术等无形资产，而且还要有特别适于企业特有技术和知识发挥作用的国家和地区的有利配套条件，而这二者的结合取决于企业转移和利用这些知识和技术的内部化能力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企业所专有的技术和知识的性质，东道国的政策，所要转移知识的价值，企业转移的能力，东道国的配套资源和文化差异等因素。
从企业国际战略的视角，对外直接投资是企业总体市场战略和竞争战略的一部分，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战略防御、分散风险、提高企业形象或者协调战略行动，是为了避免竞争地位被削弱，而不是仅仅为了获取利润，或者是为了抢占一种有价值且有限的资源或生产要素，以防止其落入竞争者手中，或者是企业为了出于海外战略协调，加强各子公司之间的战略支持和协作。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主要是基于企业的战略动机或者投资动机考虑。
综上所述，各种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概括见表1。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分析框架
对外直接投资方式按其海外企业的股权安排，可分为独资和合资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海外企业中的股份全部为母公司所有，后者是指海外企业股份为母公司与合作伙伴共同拥有。而按照海外企业的建立过程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可分为并购和新建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母公司直接收购或者兼并国外已经存在的企业，将其纳入母公司的运营体系，后者是指企业通过在海外建立全新的企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并购相对新建，优点在于能快速进入市场，利用原有的供应、分销渠道，不确定性和风险比较小；缺点在于进入市场后整合难度大，短期内投入大，同时可能购买到企业不需要的资源，并可能受到东道国政府政策的限制。独资相对于合资优点在于控制程度高，企业技术扩散风险低，可能的投资收益高，但缺点在于投入资源多，投资风险大。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就是围绕如何将企业国内优势高效地转移到国外，实现其战略目标，让这些优势充分发挥其价值的过程。从企业优势跨国转移和利用这一视角，我们对上述从理论推演中得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来自优势转移起点的因素，如企业优势资源的性质和价值，企业的国际经验等；二是来自优势转移终点的因素，如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差异和配套资源等；三是企业海外战略，如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投资动机等。企业直接投资方式的选择就是这三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投资方式选择的综合分析框架，见图1。
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选择的策略建议
从企业优势资源转移起点因素看
我国机械、纺织、轻工和家电等行业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应采用独资新建或合资新建方式。我国的机械、纺织、轻工、家电等在国内已经处于市场饱和，处在产业的成熟阶段，而且有比较成熟的技术，企业所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优势相对比较容易转移。如果当地政府对直接投资股权有所限制，则可采用合资新建模式投资。
对于以高技术和创新为特征的行业，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应该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以高技术和创新为主要特征的行业，发达国家资金、人才等配套实施方面比较齐全，具有技术上的优势，而且考虑到这些行业技术更新快，投资金额大，合资可以降低投资风险，并购可以节省进入时间，能比较迅速地获得新技术，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因此，我国企业以直接投资进入发达国家这些行业时应采用合资并购方式。
对拥有较多国际经验和实力的大企业，宜采用独资新建；而对缺乏国际经验的小企业，宜采用合资并购。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以国有大型企业为主，但中小民营企业表现日渐突出。我国对外投资的大企业往往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管理和营销技能，具有较多国际经验，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熟悉东道国投资环境，为了防止这些优势的扩散，需要较强的控制程度，应该采用独资新建为宜。而实力比较弱小的企业，缺乏国际经验，对国外经营环境比较陌生，宜采用合资并购的方式，以充分利用合作者在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
从优势资源转移终点因素来看版权所有
东南亚国家和我国社会文化差异比较小，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不很大，直接投资中，应采用独资新建方式。东南亚各国与我国有着相似的地理、人文环境，社会文化产差异比较小，这些国家经济发展比较快，市场潜力比较大，对我国企业具有的技术、知识和管理能力有良好的吸收能力，具备相应的配套资源和环境支撑，投资风险相对较小，因此在这些国家的直接投资，我国企业可采用独资新建的方式。
欧美各国，和我国社会文化及经济发展水平差异都比较大，则在直接投资中，宜采用合资并购方式。对于欧美等西方国家，我国的直接投资总量比较少，一般是为了获得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应采取合资并购的方式进入。通过并购，企业可以直接获得所需的技术和知识资源，带动国内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升级。采用合资的形式，企业可以减少资源的投入，而且在企业运营中得到合作伙伴的帮助，以充分利用和转移这些技术和管理知识。
从企业海外投资战略看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纷纷兴起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原来的国际主流FDI理论对此很难做出解释，为此，经济学家开始探讨它们FDI的动因、投资决策和投资方向，产生了不少FDI理论成果。本文按照理论发展所遵循的方法论展开，对发展中国家的FDI理论进行梳理与分析，其落脚点是看这些理论是否能够解释我国FDI的实际情况。更为重要的是以期对我国的FDI有所启迪和借鉴。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比较综述
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异军突起，诸多疑问凸显出来：发展中国家在普遍存在资本缺口的情况下，为何能有资金对外投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跨国公司并不具备垄断优势为何有能力对外投资?等等。传统的各种理论显然不能充分科学地解释，于是许多学者另辟蹊径，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和特点纷纷提出自己关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的理论。
(一)资本相对过渡积累理论
“资本相对过渡积累理论”是前苏联学者阿勃利兹若伊利提出来的。该理论运用产业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原理，辩证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资本绝对短缺与相对过渡积累的二元格局，论证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能性。
他提出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与采用较新技术的现代工业部门同时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产业间在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经济组织形式上的差距使产业间联系减弱。同时由于传统农业部门在供给和需求上的低弹性使其无法对现代工业部门提供的经济发展机会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使产业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这样，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工业部门在远远未到规模效益要求的情况下，出现了结构性供给过剩乃至个别行业或企业的“相对过渡资本积累”或“相对资金富余”。于是对外投资就成为可能。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是资本过剩的产物，或者说是资本输出的一种形式，可称之为“资本过剩型跨国投资”。
(二)小规模技术理论
1977年。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威尔斯(Louis T.Wells)在《发展中国家企业》的一文中提出小规模技术理论。该理论指出国际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即使对于那些技术不够先进、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不够庞大的企业来说，参与对外直接投资仍有很强的经济动力和较大的市场空间。
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企业的比较优势在于：1，拥有为小市场需要提供服务的小规模生产技术。2，发展中国家在民族产品的海外生产上具有优势。3，低价产品营销战略。该理论的最大特点，就是摒弃了那种只能依赖垄断的技术优势打入国际市场的传统观点，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竞争优势的产生与这些国家自身的市场特征有机结合起来，从而为经济落后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
(三)技术地方化理论
1983年，英国经济学家拉奥(Saniaya Lall)在《新跨国公司：第三世界企业的发展》一书中提出了用技术地方化理论来解释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行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技术特征尽管表现为规模小、使用标准化技术和劳动密集性技术，但这种技术的形成却包含着企业内在的创新活动。发展中国家能够形成和发展自己独特优势主要有以下几个因素：一是在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环境下，发展中国家将引进的技术知识结合本国的要素价格及其质量进行当地化。使其产品在当地或邻国市场产生竞争优势：二是发展中国家企业竞争优势不仅来自其生产过程和产品与当地的供给条件和需求条件紧密结合，而且来自创新活动中所产生的技术在小规模生产条件下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益：三是从产品特征上看，发展中国家企业往往能开发出与名牌产品不同的消费品，特别是当东道国市场较大、消费者的品位和购买能力有很大差别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仍有一定的竞争力。
(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英国学者坎特威尔和托兰惕诺(Cantwell，John A.and Tolentino，Paz Estrella)提出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用以解释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受其国内产业结构和内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变化，且可以预测。在产业分布上，首先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的纵向一体化生产活动，然后是以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为主的一体化生产活动：在对外投资方面，它们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产业的传统产品，开始从事高科技领域的生产和开发活动。在地理分布上，发展中国家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离”的影响，其投资方向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道。
二、对我国FDI的启示
总结以上各种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理论可以看出!这些理论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各发展中国家的不同时期国际投资领域的现象和特点，对产生国际直接投资的原因、决定因素以及对各国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这些理论可以为各国政府制定相关政策和各国企业经营决策提供实践参考。综合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际，笔者认为，对我国开展FDI有如下启示：
(一)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从发展中国家的FDI理论和实践活动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更多情况下是“比较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因为世界经济发展具有多层次性，这为经济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可能。目前，我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中等偏下的发展水平，已经具备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实力基础和比较优势。
根据小规模技术理论和技术地方化理论，世界市场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小规模生产技术和创新的引进技术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生产和经营活动。我国经过50多年的建设，目前已经建成了一个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通过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创新，我国的综合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轻工、纺织、家电、重化工等加工业在世界经济中尤其是对于那些低于或接近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备了相当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目前我国这些产业技术和相应的产品已趋于标准化，并且与这些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梯度较小，易于为它们所接受。
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我国在资金、技术、管理总体水平上均要低于这些国家，但也存在着一定的竞争优势，如庞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这些都是发达国家相对缺乏的。经过多年的发展。发达国家内部不同程度地存
在着产业空心化的倾向，经济发展受资源、资金的约束越来越大，这为我国向发达国家投资创造了契机。
(二)通过FDI重新配置生产
近年来，我国许多产业都面临着被控诉倾销、争取出口许可证、贸易壁垒的问题，致使相当多的企业产品销路不畅，企业处境困难，生产能力过剩。其实在这些过剩的生产能力中有相当一部分技术和产品并不落后，可以考虑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既可以使这些资产继续发挥作用，又可以绕过东道国的贸易壁垒，直接在东道国生产销售，从而既实现向东道国出口最终产品改为向东道国出口中间产品和机器设备的转换，又可以减轻国内企业的困境。
(三)在FDI中充分发挥民族产业优势
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历史，有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产品深受世界各族人民的喜爱，在国内也有很多厂商经营中餐、丝绸、中草药等产业，但大多数都仅限于在国内生产然后出口的模式，且缺乏自己的自主品牌。我国的跨国公司可以考虑在国外侨民集中的地区直接进行投资设厂，不但有华人市场，还可以在他国打响品牌名气。
(四)根据FDI动机，合理确定投资区位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存在密切联系，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则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就会有很大差异。一般而言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有扩大和占领海外市场利用国外生产要素、回避贸易摩擦、追随竞争者、企业区位分散化来减少风险等几方面的目的和动机。因此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首先应明确自己的动机，然后综合影响对外投资国别选择的各方面因素，如地理、文化与历史上的联系、国别地区经济规模和市场潜力、东道国政府对外资的态度和政策以及劳动成本、原料和零部件的供给等，进行投资区位的科学定位。一般而言，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要经历国别区位选择一东道国国内区位选择一厂址选择等三个阶段，我国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应遵循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一般规律，即遵循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渐进发展轨迹。
(五)通过FDI促进产业升级
从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的实践可以看出，对外直接投资在产业次序方面存在着一般规律。即企业对外投资总是由初级产品产业向制造业和第三产业转换，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换。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变化的跃升期，我们一方面通过引进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拉动我国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优化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从资源开发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做起，一是为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二是将这些具有比较优势、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转移到国外，在形成企业自身利润增长的同时。也可以通过技术传递和市场扩展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形成“内推外拉”促进国内产业结构提升的一条新的有效途径。进而争取在较短的时间里跨越对外直接投资的各个阶段，最终在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领域同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竞争，成为有竞争实力的全球性公司。
参考文献：
[1]柳思维，杜焱.比较优势、大国优势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一2008年湖南商学院大国战略研究学术论坛综述[j]经济研究，2008(12).
[2]李丽，徐明峰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新动向田投资研究，2007(6).
[3]谢建国.市场竞争、东道国引资政策与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j]经济研究，2007(6).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关于投资和贸易相关关系的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近年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名列世界前茅，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功不可没。所以，了解已有研究对指导我国的引资工作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本质是国际分工深化，所以贸易投资一体化是国际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其《资本论》中渗透着资本输出的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产生的“过剩资本”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资本输出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必要出路，追逐高额利润是资本输出的内在动力，接受资本输入的国家将成为资本输出国的经济附庸。
列宁根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实际情况，发展了资本输出理论，允许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并提出应该利用外资改造国有经济。毛泽东指出“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他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管，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邓小平指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归根结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些论述都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西方经济学者的论述
1 基于传统贸易理论的观点
投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投资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投资理论都是经验性的不完善的理论体系。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源禀赋论，之后各种投资理论在其基础上得到发展。
资源禀赋论(H－O定理)。俄林(Ohlin，1933)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的差异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提出了“资源禀赋论”。该理论构建了一个2x2x2框架，认为各国开展贸易的直接原因是要素禀赋不同导致的生产成本的差异。结论是一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该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该国稀缺要素的产品。
蒙代尔模型。蒙代尔(Mundell，1957)提出了贸易与投资的替代模型。从H—O定理的2x2x2框架出发，考察了贸易与投资相互替代的两种极端情况。结论是在存在国家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沿着Ry—bezvnski线实施FDI，那么这种FDI就能在相对最佳效率或最低的要素装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出口贸易的完全替代。Gruber(1967)、Hoist(、1972)、Adler和Stevens(1974)、Beldelbos和Sleuw aegen(1998)、Gopinath(1999)的研究证实了蒙代尔结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关于投资和贸易相关关系的问题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普遍关注。近年来，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名列世界前茅，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功不可没。所以，了解已有研究对指导我国的引资工作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研究综述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对外贸易和直接投资的基础是国际分工，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本质是国际分工深化，所以贸易投资一体化是国际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虽然没有创立系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但其《资本论》中渗透着资本输出的思想。他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必然产生的“过剩资本”是资本输出的物质基础，资本输出是过剩资本的一条必要出路，追逐高额利润是资本输出的内在动力，接受资本输入的国家将成为资本输出国的经济附庸。
列宁根据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实际情况，发展了资本输出理论，允许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同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并存，并提出应该利用外资改造国有经济。毛泽东指出“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他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管，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邓小平指出“‘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的有益补充，归根结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这些论述都说明利用外资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
(二)西方经济学者的论述
1 基于传统贸易理论的观点
投资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投资实践有着密切关系。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投资理论都是经验性的不完善的理论体系。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资源禀赋论，之后各种投资理论在其基础上得到发展。
资源禀赋论(H－O定理)。俄林(Ohlin，1933)在李嘉图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的生产成本的差异和比较优势的变化。提出了“资源禀赋论”。该理论构建了一个2x2x2框架，认为各国开展贸易的直接原因是要素禀赋不同导致的生产成本的差异。结论是一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该国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该国稀缺要素的产品。
蒙代尔模型。蒙代尔(Mundell，1957)提出了贸易与投资的替代模型。从H—O定理的2x2x2框架出发，考察了贸易与投资相互替代的两种极端情况。结论是在存在国家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如果直接投资厂商始终沿着Ry—bezvnski线实施FDI，那么这种FDI就能在相对最佳效率或最低的要素装换成本基础上实现对商品出口贸易的完全替代。Gruber(1967)、Hoist(、1972)、Adler和Stevens(1974)、Beldelbos和Sleuw aegen(1998)、Gopinath(1999)的研究证实了蒙代尔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