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银行监管的法价值分析
有关银行监管的法价值追求，将从三个价值分析着手，但在实际操作之中，往往有择取价值序列的不同。众所周知，银行业安全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银行业效率，而效率是银行业的基础。所以，在银行监管的价值之中，所包含着的安全价值，效率价值，及其公平价值之间有着天然的有利于银行监管的排序。简而言之，效率是第一位的，它能直接实现银行业发展的目标，而安全和公平是通过对效率的维护来间接实现银行业发展的目标，是第二位的。
在明确了银行监管法价值追求的基础之上，在面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之下，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与改革无不需要面向市场化而进行，并已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趋势。
二、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的过程之中存有众多问题，并亟须得以解决，且究其发展现状之概括更进一步为其问题之解决提供了现实基础。
第一对商业银行实行控制性监管。此举旨在顺应商业银行的市场化发展，从而建立起审慎完善的政府监管制度。但在实施此措施的同时，由于监管人员的素质不高，加之监A管的目标性不强，信息不够全面，且监管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导致整体监管缺乏严格的制约机制。
第二积极培育和发展商业银行监管的各种约束力量。此举在一方面可以很好的为第一个措施的不足之处给予修正，同时也督促银行内部加强自我约束。从而可以互补银行监管外部力量之不足。
第三对商业银行实行审慎性监管。银行建立审慎性监管，究其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避免银行业道德风险，二是来自金融外放的压力。
在探析商业银行监管市场化问题的前提之下，应当采取相应对策，如：1.建立健全法律制度；2.建立健全银行信息披露制度；3.加大银行监管力度；4.建立一支高素质的银行监管队伍；在这些对策之下加快并促进银行监管市场化之进程。从而，在更广的范围之内为我国商业银行的体系构建提供丰腴的土壤，继而将商业银行改革的“改革与监管并举”落实到实处。
三、商业银行监管体系构建
商业银行监管工作包括银行准入、业务经营及退出机制，而在操作过程中，又包含着多个体系的共同协助，具体涉及到法律、信息、社会信用、监管手段和队伍等等。以下将从几个方面就其体系构建开展一些列初步探讨。
第一 法律体系。虽然从我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及其他的规章，法规当中涉及银行监管的内容来看，我国商业银行法制已不仅初步形成，而且达到完善的地步。但深入分析便可发现我国商业银行法律监管体系存在许多不足，如银行监管权责不明，监管法制体系的构建上存有许多的不合理和不协调，监管法律制度的选择既不利于实现有效管理，也不利于商业银行追求效率，且其监管法制在构建、运用监管手段和方法上有严重缺陷。因而在此种种不足之中，需要对其法律体系进行更加有效的完善。从而采取灵活多变而附有成效的法律监管手段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对其不同的监管对象实施不同的监管措施，落实到各个层次的法律规范之中，更能符合商业银行发展的需要。
第二 信息体系。在监管过程之中，常存有信息不全面，滞后，不合理，不协调等现象。而完善信息体系，规范信息披露制度是风险监管的必要补充。继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市场参与者准确及时全面的信息，更有效维护其权益，有益金融秩序稳定。
第三 社会信用体系。一个好的社会信用体系，可以从根本上促进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有效维护市场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及交易风险的威胁。基于此，更应在银行监管实施过程中，不管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如提高全民族的信用文化的素质，健全单位和个人的信用登记制度，在不涉及侵犯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实现信用信息共享。
第四 监管手段体系。随着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化，电子化，监管手段也应多元化。例如网上银行交易行为，给予必要的监管。首先，应对在网上银行交易的市场参与者，设置必备的交易密码，在监管机构的监督之下，规定统一的支付网关。再次，超前研究对电子金融的法律监管，监管机构应研究制定并颁布条例监督支付系统和网上商业银行
第五 监管队伍体系。监管人员的素质直接关系到监管制度的实施效力，加强监管队伍组织，并强化监管队伍的人员素质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一是从银监会的一线监管人员进行选拔，吸收部分优秀的商业银行人员，充实监管队伍。二是建立有效的监管人员资格认定制度、系统性的教育和培训制度、激励性的工资和人事管理制度。必须逐步建立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法纪教育，加强业务学习和培训，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择、培养、使用及淘汰机制。对那些在执行制度、办理业务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员工及执行内控制度表现优异的人员应大力表彰。通过教育和管理、激励与约束的有机结合，实现人的自觉行为与制度对人行为约束的有机结合，促进监管队伍素质的全面提高。
四、结论
鉴于上述，在法律的规制之下，进一步完善各种体系，加强银行内部结构治理，得使商业银行监管在市场化的发展趋势之下，构建一个成熟而稳健的体系。
参考文献：
[1]李金泽:银行业变革中的新法律问题[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黄永生:试论我国银行监管法律制度的完善[M].福建金融,2004.
[3]刘长霞:中国银行业反行政垄断与监管权力界定[J].科学与管理,2008.
[4]佘春宁:我国银行监管的理论依据与对策[J].南方金融,2007.
一、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存在的问题
（一）监管部门缺乏协调机制
我国银行、证券、保险三大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还不健全。2003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正式建立起“一行三会”制度，我国开始实行分业监管；在行政级别上，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三者地位相等，都隶属于国务院。正是行政级别上的平级关系使他们分而制之，难以协调沟通，实现信息共享。这就容易产生监管的灰色地带，表面上看各家监管机构都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既不超范围操作也不推诿应履行的责任，但依据别国经验，这其中存在的漏洞往往是金融机构不能独自承担的，甚至直接威胁国家整个金融体系。
就我国现状分析，只有人民银行以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和信誉才能够对这些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援助，并且具有决策时间短、见效快的特点。同时，人民银行主要通过检查来了解和掌握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和金融市场动向，以便更客观真实地把握金融机构的运行动态。二者为实现自身的监管目标，都需要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督检查；在协调机制的法律建设方面，只是规定了商业银行与人民银行之间的合作，并没有深入涉及与其它监管机构的合作，有关协调机制的条款只是规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作为平等主体在工作上应尽的义务，没有具体深入到业务内容的文件性规定，没有法律的有力保障，协调机制很难有效运行，终将导致监管盲点和监管成本增加。
（二）监管体系缺乏市场退出机制
银行业监管的内容应该涵盖有关银行从市场准入到市场退出的所有业务环节。但我国目前监管的内容主要是机构的审批和经营的合规性，对市场退出的监管则属空白。面对来势汹汹的混业经营，金融产品交叉点增加，金融业务将更加复杂，没有良好的退出机制对银行进行筛选，导致金融市场混乱经营，不利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
银行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它的破产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虽然近年我国已颁布了《金融机构撤销条例》，对危机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主要采取撤销或关闭这一行政方式，但是我国由于历史原因，无论是监管者、经营者还是消费者，在意识上认为银行“太大而不宜倒”，对于那些违规违法操作、管理差、风险大、经营陷入困境的银行大都采取重组、注资等措施进行援助或依法进行接管、关闭，而没有采用与适合市场经济的破产方式，结果使各级政府和人民银行为此投入大量的救助和处置资金，不仅增加了财政和货币稳定的压力，同时也助长了“道德危机”。因此，迫切需要建立银行业稳定退出市场的处置和保障机制，防范金融风险的蔓延和扩大，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另外，商业银行提高竞争力的关键是要转换经营机制，对于那些经营不善的银行，也应该有生有死、优胜劣汰。政府过度充当“救火队”将不利于商业银行经营机制的转换，不利于经营者增强责任感和危机感。经营不善的银行不能及时退出市场，是对金融安全的一大威胁，而且还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危机。
（三）监管理念落后
监管的理念决定监管的定位、内容、速度设置和监管者的行为规范。监管思想的更新源于市场变革，只有变革才能促进银行不断更新监管理念。主要表现在：银监会往往将自己放在一个高于银行的地位，疏于与银行的沟通；金融创新促进银行业发展，金融创新打破了传统金融分业经营模式，全能银行越来越多，但监管理念还处在创新前的监管平台上；银行监管缺乏创新性和自主性，不能及时对银行系统进行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缺乏事前预测，没有一个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处置系统，还没有真正实现持续性监管，金融监管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盲目性。
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对策
（一）加强监管部门协调
依照我国目前商业银行经营状况，不难看出，对于商业银行的监管单凭银监会一家的能力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在长期发展过程中探索、总结出了一套适应混业经营发展要求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只有运用好这种协调机制，使监管处在最优的均衡状态，各大监管主体才能协调而非冲突获得期望效果，商业银行获得最大收益。
加强协调机制主要建立监管各方高效的信息交流和共享机制，消除信息不对称的冲突。首先，明确信息收集方面的分工，防止监管信息出现缺失或信息重复。银监会和各监管机构应设置专门的信息采集部门，并且一定做到专岗专人，明确自己银行的信息和跨行业系统信息的共享责任，保证信息传导渠道畅通。其次，在机构设置方面，在混业经营趋势下监管部门设置的机构应该起互相补充的作用，避免简单的重复，在监管内容、监管方法、监管频率上合理安排充分协调，以增加监管效率。最后，还应注意监管部门在制度上的协调。各监管部门管理的行业不同，监管的侧重点必然不同，因此，在监管制度上就会出现矛盾和冲突。制度上的不统一，同样使监管存在风险。对此，银监会在完善自身的监管制度外，根据客观情况还要与多种经营所涉及行业的监管机构进行制度协调，制定出既兼顾自身发展要求，又完成混业监管任务的具体制度措施。此外，当商业银行出现危机时，还要建立紧急磋商机制，将危机处理程序化。明确各部门在危机状态下对有关风险的责任和义务，保证危机下信息迅速、完整的传递，多方面配合来分析危机危害性，及时化解，防止因个别突发事件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甚至金融危机。
（二）建立规范的市场退出规定
首先，要明确我国商业银行退出的主持机构及其职责，界定政府在商业银行市场退出中的权限和行为边界。依据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不难看出，银行监管负责机构在市场退出机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国，银监会承担着监管工作，在监管制度完善上应起到领导者的作用，监管当局以各种形式对其进行干预，并且在整个市场退出过程中处于支配性地位，并发挥主导性作用，而政府干预应该改停留在市场和法律基础上。当然，银监会的干预还应该遵循客观的市场规律，因为一般市场处理方法有着较高的效率，而且政府承担的损失小，实际市场行为与行政干预相结合才会发挥市场退出机制的最大效益。
其次，在收购方法上主要以并购方式为主。并购商业银行是西方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中最重要的市场退出方式之一。近年来，我国也经常运用并购的方式解决处理银行危机。当银行综合经营到来后，银行对其他形式的金融机构进行并购，还可以降低综合经营的成本，提高收益。采取并购方式，并不是采取破产清算方式，这样，存款人和其他大部分债权人都可以免除由于个别商业银行倒闭而造成的损失，同时，也可以尽可能地降低金融市场变动的影响。实践证明采用并购的方式化解金融危机，优化资源配置，是非常具有实际操作意义的办法。
再次，立法机关和金融主管部门应尽快制定颁布有关商业银行市场退出的法律、法规，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和操作规则。值得注意的是，在立法过程中要结合中国的经济与金融现实，充分考虑到商业银行的特殊性，确定商业银行市场退出监管的法律原则；明确监管主体、退出监管的主持机构及其职责；建立市场退出的程序；详尽规定市场退出的具体方式及内容。
（三）探索适合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新方法
要增强与被监管者的沟通，形成互动式监管。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但如果相互沟通不充分，双方会产生一些摩擦，从而影响监管质量。因此，商业银行监管机构要重视与商业银行的沟通与交流。通过与商业银行管理人员、操作人员交流，监管人员可以对商业银行做出更实际的评价，也使得商业银行了解相关的监管政策和标准。另外，只有经过与商业银行的充分交流，监管当局提出的建议或处罚才能收到预期效果。
学习借鉴国际银行业监管技术。利用先进的科学手段，依据我国银行业实际经营情况，建设符合我国银行业的监管信息网络系统。滞后的监管统计数据库系统、网络信息系统和非现场风险分析预警技术，都阻碍银行业监管工作的有效开展；建议借鉴国际上先进的评级方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建立一套科学完备的分析指标体系和考核评级方法，对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状况进行定期评价，评定等级。对其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警示，促进商业银行依法合规经营和健康发展，保障金融体系的稳定。
要进行独立自主的金融监管创新。充分考虑到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社会经济运行环境，从实际出发适应金融创新的需要和明确监管目标，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商业银行监管体系，强化监管实施，实现有效监管，其中包括银行监管的体系、技术手段、人才队伍等方而。建立包括政府、行业和社会三个层面的整体监管体系。行业内部监管主要是发挥同业协会的作用。银行监管理念应从“监管能做什么”转变到“监管不能做什么”，以提高银行监管反馈速度来带动金融创新的积极性。
增强监管的前瞻性。银行业是个特殊的行业，其发展的速度和变换的形式，是其他行业不能比拟的，因此商业银行监管就应该多了解商业银行的业务流程，有预见性的对新产生的金融业务进行风险评估，预测。尽快建立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处置系统，改变以往吃一堑长一智，只在事后进行处理，缺乏事前预测的作风，有监管力量将风险防范在未发生时。
参考文献
[1]刘桂峰．我国商业银行业务持续性管理体系的构建及完善[J]．现代商业银行导刊，2008，（1）．
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仅仅从宏观上来影响商业银行适应性的货币创造是不够的,还必须辅之以微观监管,通过规范商业银行的经营,为宏观调控奠定坚实的基础。从政府干预经济的本质看,货币政策更多的是一种行政行为。事实上,任何一种宏观调控手段都必须存在相当的微观监管并与之相配套,否则再好的政策设计也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一、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目标和内容
关于政府对金融监管应达到什么目标,除了传统的“3S目标”外,[1]国外的监管理论对此论述较多,其中以T.F.卡吉尔和J.G加西亚(1985)的观点较具代表性。他们认为,金融监管的目标主要有四个:第一,通过货币控制来实现物价稳定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第二,保证存款机构特别是其负债起货币作用的健全性和生存能力;第三,保护存款人;第四,改善金融体系中流动的效率。他们的观点与其说是金融监管的目标,还不如说是政府对商业银行监管的目标。而MathiasDewatripont和JeanTirole(1993)的分析更是简单明了,他们认为政府对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就是保护储蓄者和银行体系的有效运行。[2]
政府对银行的监管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保护,G.J.Stigler(1971)在《贝尔经济学杂志》春季号上发表的“经济管制理论”一文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凡是管制,照例都是首先为被管制的活动或行业的利益而设计和执行的”,[3]从中可以看出政府对银行监管的主要目标是保护银行,将银行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为宏观金融调控提供稳定可靠的微观金融基础,最终达到保护存款人和稳定宏观经济的目标。
由于各国经济发达程度和金融环境的不同,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内容存在较大的差异,可将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具体监管措施概括为以下几类:[4]
第一,市场结构控制:主要控制各地区金融机构的类别及开业的家数,保证金融服务的多样化和可得性,避免竞争加剧,同时监管当局又不愿看到在银行业中垄断现象的出现。
第二,业务种类控制:主要是监控银行从事监管当局批准的金融业务,一些国家禁止商业银行涉及非金融业务,在分业经营的国家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非本专业的金融业务。
第三,谨慎性控制:主要是限制商业银行风险过度集中和过度投机行为,如规定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对单一客户的最高贷款限额,以及发放按揭贷款的最高成数限制等。
第四,保护性控制:主要是在银行破产倒闭时,如何保护相关行为人的利益,如对商业银行实行存款保险等。
二、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制度分析
微观金融监管的制度是从金融安全网的角度来加以制订的。金融安全网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金融监管当局的审慎监管;二是中央银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三是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林平(2002)将三者的特点概括为下表。
从表中可以看出,审慎监管主要侧重于事前预防,通过加强风险监管来维护银行安全;而最后贷款人和存款保险则主要侧重于事后监督管理,分别通过提供流动性援助和保护存款人来维护银行安全。下面结合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内容,对上述监管制度的设计展开分析。[5]
1.审慎监管制度分析
审慎监管是对商业银行监管的主要原则。在实践中尽管存在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根据该原则制订和的一系列有关银行监管的指导性意见和原则,但由于各国对审慎程度的理解各不相同,各国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力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其中最大的是对商业银行业务范围应该限制到什么程度才能控制其风险的形成、积聚和外化,以达到事前预防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目的。
在各国的实践中,以德国为代表的全能型银行可以提供各类金融服务。号称金融百货公司(FinancialDepartment),其主要理论基础是范围经济和资产组合理论等;而以美国为代表的专门化金融机构(FinancialBoutique),在历史上其业务范围曾受到严格限制,其主要理论基础是风险隔离和比较优势理论等。尽管两者看不出明显的优劣之分,但随着金融创新活动的深入和放松监管,商业银行业务范围会不断扩大,全能化成为大势所趋。
叶辅靖认为,现阶段我国的金融风险具有三重性[6]:一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共有的金融风险;二是产权不明晰和不正当权力引起的体制风险;三是金融不发达阶段的弱者风险。分业经营在防范我国的特有金融风险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现阶段要坚持分业经营。但加入WTO对金融业的影响越来越大,发达国家又相继放弃了分业经营的模式,这对我国的分业经营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实际上我国修改后的《商业银行法》也在处理混业经营问题时,以“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为商业银行业务范围的进一步扩大埋下了伏笔。
2.最后贷款人制度分析
最后贷款人(TheLenderofLastResort)一词最早出自于1873年英国著名记者WalterBagehot(1826-1877)的“伦巴第街”一文中[7]。他提出英格兰银行在需要时发放贷款给那些流动性差但还有清偿能力的银行,成为他们最终的流动性来源。由于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大多与再贴现(再贷款)的操作联系再一起,人们往往注意它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而忘记了它的初衷是为危机中的银行提供最终的流动性来源,正如FredericS.Mishkin所描述的,“美国的中央银行——联邦储备体系,就是针对1907年的银行恐慌而设立的。它设立的本意是作为银行危机时期的最后贷款人,也即当其他人无法向银行提供储备时,为了阻止银行倒闭,美联储应向银行提供储备”。[8]关于最后贷款人的制度设计存在下述争论:
第一,中央银行与监管当局的定位。近年来国际上全能银行的模式越来越流行,相应监管体系的理论也从金融机构说转向金融功能说,各国纷纷将原属于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能逐步分离出来,并把分离的金融监管机构整合为一。英国的情况便是如此,长期以来,英国由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分别负责银行业和证券业的监管,此外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在监管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随着金融混业的发展,英国政府将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他金融自律组织合并,成立了独立于英格兰银行之外的金融监管机构——金融服务局。2000年6月,英国通过《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从法律上进一步确认了上述金融监管体制的改变。但是,根据《1998年英格兰银行法》和英格兰银行与财政部和金融服务局的备忘录,英格兰银行仍需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实际上机构分立后,也只是将原来的内部矛盾外部化而已,中央银行仍旧会存在角色冲突,问题的核心是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的制度安排如何制订,在理论界存在“含糊其辞”和“明确承诺”的制度安排之争:前者是指中央银行事先不明确承诺肯定会履行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以此维护市场纪律,促使银行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和抗风险的能力,同时约束银行的道德风险;后者则是指为提高人们对那些有资格得到紧急援助银行的信心,明确承诺一定会对这些银行承担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同时加强未取得承诺资格银行的市场约束力。不管哪一种制度安排均会存在一定的缺陷,[9]前者可能产生公众信任的风险和挤兑风险;后者的可操作性不强,入围的银行可能产生道德风险。中央银行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点确实是一门艺术。
第二,中央银行贷款条件的制订,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贷款利率,二是贷款方式,三是贷款时机和贷款数量。WalterBagehot(1873)曾提出,英格兰银行在需要时可按惩罚性的利率无限量地提供抵押贷款,以确保公众对金融体系健全性的信心。如果采取的是惩罚性利率,好处是可避免出现微观金融机构的套利行为,但这有可能会加剧市场资金紧张的气氛,不利于控制危机的蔓延。如果按照真实票据论(TheRealBillDoctrine)实行抵押贷款,有利于减少中央银行的风险,但会削弱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发挥,不能真正做到提供最终的流动性来源。中央银行在操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何时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充当最后贷款人,如何保证中央银行的决策不会屈服于外部环境(尤其是政治压力)的影响,而纯粹是为了避免人们出现心理恐慌,从而确保金融体系的安全。中央银行的时机掌握和满足程度也只能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来加以判断。
第三,中央银行能否成为各类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这实际上是贷款对象的问题,也属于贷款条件中的一部分,由于内容较多,下面单独展开。在实践中,其它金融机构也存在货币创造的能力。这些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信托租赁公司、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等。在国外的实践中,虽然这些金融机构出现危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也很大,但在各国中央银行的实践中大多不向这些金融机构行使最后贷款人的职能。但是,在我国,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版)第30条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向地方政府、各级政府部门提供贷款,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以及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贷款,但国务院决定中国人民银行可以向特定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除外。”这为我国中央银行向非存款金融机构,甚至向政府部门的贷款打开方便之门。自2002年起,我国中央银行先后向鞍山证券、新华证券、南方证券发放了15亿元、14.5亿元以及80亿元再贷款;与1997年以来中央银行在清理整顿各类金融机构过程中向地方政府发放的1411亿元再贷款偿还情况不佳一样,向这3家证券公司发放的109.5亿元再贷款收贷希望极其渺茫;[10]2004年11月4日,人民银行等四部委联合《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收购意见》,意见中将中央银行再贷款视作破产金融机构个人债权收购资金的直接来源;2005年7月中央银行再次给证券公司发放再贷款来拯救股市;这实际就是把部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货币化”,它产生的“示范效应”会将其它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无限放大。这种滥用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做法后果不敢想象。从各国的实践来看,中央银行大多为各类存款性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
3.存款保险制度分析
根据是否建立起明确的制度来划分,存款保险制度分析存在隐性(ImplicitDepositInsuranceSystem,IDIS)和显性(ExplicitDepositInsuranceSystem,EDIS)之分:前者没有明确的存款保险法规和机构,大多由国家采取政策行动来避免挤兑风险和维护金融稳定;后者则建立了专门的制度、机构以及专项拯救基金来确保存款人的利益和金融体系的稳定,[11]在理论和实践中,如无特别的说明,一般指的就是显性存款保险制度。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都相继建立起存款保险制度,随着2005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在“存款保险国际论坛”上表示我国金融业改革日益深化,金融体系平稳运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已基本成熟,目前存款保险制度的推进工作正在加快,我国有关是否应建存款保险制度的长期争论就此结束。从各国金融监管的实践来看,存款保险制度确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防止银行挤兑风险,尽可能降低资源配置的扭曲以及提高宏观经济和金融的稳定性等。但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的内容:
第一,如何设计存款保险费率。一方面,如何从总体上确定合理的保费水平,费率过高会耗用过多的商业银行资金,商业银行的经营成本增加;费率过低又易引发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风险,这样由公共资金资助的存款保险体系就变成了对银行业的补贴,同时过低的费率导致保险基金不足以应付大规模的机构破产。另一方面,是否应该按商业银行风险等级厘定差别费率。从理论上来讲,厘定差别费率有利于存款保险对所承担的风险得到足够的补偿并且对风险高的商业银行形成市场约束,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评估每个商业银行的风险暴露及抗风险能力非常困难,就算在某个时点评估好,商业银行的风险还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而且一旦收取较高的费率等于向市场宣布该商业银行风险较大,反而诱发挤兑风险。
第二,如何确定存款保险的保障额度。目前世界上除了挪威等少数国家对存款保险实行全额保障外,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是限额保险,主要包括三种形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按限额赔偿;二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按比例赔偿;三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按比例有限额赔偿。不提供全额保险的理论基础是发挥存款人监视商业银行的积极性,他们可通过“用脚投票”对商业银行施加市场约束。但由于在实践中,大多数国家出于对小额存款人的关心,在较低的限额内对小额存款人进行100%的赔付,那么大额存款人就可采取化整为零的办法,通过多开户头来达到享受全额保险的目的。世界银行的专家曾建议,对被保险银行每一存款人受保障存款的限额应规定为人均国民产值的1—2倍,但各国必须结合各自的国情来确定存款保险的保障额度。
第三,存款保险制度对商业银行道德风险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讲,存款保险制度有可能加剧商业银行的道德风险。这是因为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后,从存款保险机构的角度来看,可能会降低其及时处置问题银行的动力;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有可能会使其获得承担更大风险的激励,增强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从存款人的角度来看,有可能放松对商业银行的监督,从而弱化商业银行的市场约束。上述这些观点成了人们反对实施存款保险的理由,而J.E.Stiglitz和A.Weiss(1981)的分析则表明道德风险产生于信息的事后不对称,[12]也就是说道德风险与存款保险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关联。实际上,由于存款保险机构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存在,再加上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以及建立相应的外部约束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一部分道德风险。
三、政府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模式选择
在西方各国监管的实践中,政府对商业银行的微观监管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以美国代表的条法式监管,二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对话式监管。下文通过对这二种较为成熟监管模式的比较研究,来简析我国在现阶段该如何对商业银行进行微观监管。
早在18世纪的北美银行时期,对商业银行的微观监管就已经出现。在二百多年的监管史中,美国政府始终走了一条通过立法和法规修正来实现条法式监管的道路,制订了大量的商业银行监管法令和条规。条法式监管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可通过法律的权威震慑住商业银行的违规冲动,规范了商业银行的微观行为,同时又使其无后顾之忧,具有较佳的告示效果,此外,对违规的处罚也简便易行。但是,条法式监管也存在着缺点:随着商业银行适应性创造货币能力的增强,它们回避管制的方法也就愈多,政府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活动,监管法规也就不得不经常加以变更,而法律的修正并非是轻而易举的,往往得经过反复论证才能通过,这就容易导致监管滞后现象的出现。
英国监管体制与美国迥然不同,其特色就在于通过英格兰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和经常性协商来进行监管,这可称之为“对话式的监管”,或称之为“非条例性监管体系”(UnregulatedSystemofSupervision)。该监管方法主要通过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高层人员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断以对话的形式发现商业银行微观经营中存在问题和困难并及时加以处理;中央银行的政策意图也可通过对话的形式传达至商业银行。日本“窗口指导”也可划入对话式监管的范畴,日本银行通过指令方式直接控制商业银行贷款的限额,最终调节资金的流量和流向。对话式监管的主要优点在于其机动灵活性,政府可以随时动态地对银行业中出现的新问题加以处理;主要缺点是工作量大并且规范性差。该监管方式也只能在类似英国这种由少数大商业银行占主导地位的分支行制的国家中加以运用,像美国这种拥有8000多家银行的国家,即使想实行对话式监管也是不可能的。
鉴于条法式监管与对话式监管各具优缺点,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国情,因此,按国际惯例,在健全我国商业银行的监管体制过程中有必要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运用,以确保我国商业银行体系的规范运作。我们不妨从下述展开对商业银行微观监管的改革思路:一方面,逐步完善金融法制体系,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破产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已经出台,为金融业的稳定运行提供了相关法律保障,但立法后还必须进一步完善和充实相应的内容,为商业银行的微观经营塑造有序竞争的大环境;另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既不可能在过去的实践中找到解决的办法,也很难从国外经验中直接找到答案。因此,我国欲一步到位地完成全部的立法任务,不仅在理论上行不通气而且在实践中也不可能。为了确保改革过程的有序进行,从提高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效果和规范商业银行货币创造的行为角度来看,我们可先从借鉴英国的对话式监管模式入手,通过加强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道义劝告”和“窗口指导”功能,在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各项金融法规,最终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商业银行监管模式。
注释:
[1]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导致了以强调政府干预的凯恩斯学派的兴起。西方各国先后形成了较为完善的金融监管体系,确立了监管的“3S目标”,即保护公众利益的安全性(Safety)目标,防止金融体系崩溃的稳定性(Stability)目标,以及避免金融业出现垄断和提高效率的结构性(Structure)目标。有关“3S目标”详细论述可参见杨力:《适应性货币货币供给——全球化和微观视角的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219页。
[2]详见石磊等译:《银行监管》,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3]转引自陈观烈:“银行在西方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载黄宝奎主编:《西方银行业务与管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
[4]有关对各国微观金融监管概述的详细分析,可参见骆玉鼎:《信用经济中的金融控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20页。
[5]有关中国金融安全网的现状及其有效性分析可参见刘士余:《银行危机与金融安全网的设计》,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7-269页。
[6]叶辅靖:《全能银行比较研究——兼论混业与分业经营》,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版,第280页。
[7]伦巴第街(LombardStreet)是位于伦敦的一条金融机构云集的著名街道,它在英国的地位就相当于美国的华尔街,英格兰银行就在这条街上;Lombard一词在意大利语中就含有“银行家”之意。
[8]见中文版《货币金融学》(第4版),李扬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
[9]有关“含糊其辞”和“明确承诺”制度安排缺陷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刘宇飞:“中央银行的两难抉择:救助或不救助”,载《当代金融家》2005年第2期。
中图分类号：F8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近年来，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银行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银行业的行业特殊性决定了银行监管的重要性，这是一个风险较大的行业，其风险来自方方面面，不仅有一般行业共有的信用风险、经营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还有金融行业特有的利率风险、汇率风险、国际游资冲击风险。经济发展、体制改革、宏观经济调控都要求对金融风险进行有效的控制，金融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基础。一旦金融机构发生危机或破产倒闭将直接损害众多债权人的利益，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银行监管可以将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金融机构的稳定和金融资产价格的泡沫不至于过多。金融体系安全运行，能够保持公众的信心进而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商业银行法律监管概述
1.1监管目的
商业银行法律监管的目的包括：维护公众对银行系统的信心；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促进银行服务系统的效率和竞争；维护社会信用秩序；打击金融犯罪；维护公平的竞争环境；维护金融业的平稳发展；保证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顺利实施等。
1.2监管原则
商业银行监管法的基本原则包括依法监管原则、适度竞争原则、谨慎监管原则、合理监管原则、高效监管原则，在实际的关系和过程中，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浑然一体、相辅相成的，它们必须贯穿于商业银行监管立法、守法、执法、司法等全过程，只有在整个监管法制过程中都体现这些监管原则，才能确保我国银行业、金融业的稳健安全有序的发展。
1.3监管的特殊原因
第一，商业银行是以信用为本的行业，信用一词兼具信誉和借贷行为双重含义。银行作为一个一般经济行为必然维护其商业信誉，其次银行是以资金借贷活动作为其主要经营方式的特殊行业，信誉是借贷活动的基，而借贷活动的结果反过来又是对信誉产生影响，因此信用对银行业是很重要的。不幸的是，历史已经证明单纯靠银行所提供的这种信用的脆弱性。早期银行在准备金不足的情况下滥发银行票据，经常造成票据贬值或无法兑现。许多银行由于资金实力较弱或流动性较差，无法向存款人作出保证，造成挤提而破产，使存款人的存款受到损失。因此，银行业需要通过监管来治理银行界较差的信用环境，恢复或增强社会对银行业的信心，使银行业步入健康发展的运行轨道。
第二，商业银行是事关公共利益的行业。正如肯尼思·斯邦在《为何管制银行》文中写到：“虽然银行以赢利为经营目的，银行家在日常经营中也可以自由地作出许多决定，但银行业被普遍地认为是一项涉及公共利益的行业。作为经济社会的信用中介人，银行通过向社会公众负债，将私人、公司、企业、团体、甚至政府的闲置资金转化为银行存款。又通过发放贷款将存款向社会各行业投放。作为中介机构，银行将无数个存款人变成了贷款人。
第三，商业银行是高风险行业。与其他行业不同的是，商业银行业务是高负债行业，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外部。银行业是一种以部分准备金为支点，以借短放长的期限变换为杠杆，依靠资产组合的资产扩张来盈利的产业，它的经营必然受到利率、存款结构的规模、借款人的偿债能力、汇率等变化的影响。这些未知因素的存在使得金融机构可能面临着利率风险、流动风险、信用风险和汇率风险的影响。
第四，银行业是一种充满危机的行业。银行危机早在几百年前就己存在并频繁发生，小到单个银行陷入困境或倒闭，大到整个银行业面临行业生存危险及大规模的银行倒闭甚至金融体系的崩溃。如国际商业信贷银行倒闭案；巴林银行破产收购案；大和银行巨额亏损案；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动荡等等。
商业银行构建法律风险监管制度体系的途径
2.1建立独立的法律风险管理部门
建立独立的法律部门是建立健全法律风险监控体系的基本前提。由于法律风险银行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法律风险防范对于银行安全稳健运营的重要性不低于对其它风险的防范，而要有效地推进监控制度体系的建立，提高监控制度的有效性及执行力，必须具备一个拥有一定独立性和权限的法律部门。目前我国的银行金融机构中，法律部门设置的主要形式为，一是设置了单独的法律部门； 二是将法律与合规部门并为一个部门； 三是将法律事务职能放入其它部门，作为该部门的下设机构。
2.2设计有效的法律风险监控技术
在 2004 年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中，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等都有属于自己的风险监控技术，包括基本指标法、标准法、初级评级法、高级评级法、高级计量法等，这些技术体系的存在为银行控制相应的风险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但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及其它相关文件均没有提及如何识别、评估、计量法律风险的问题，没有为银行提供控制法律风险的定量型技术支撑。虽然有的学者认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法律风险纳入操作风险后，就自然地适用操作风险的全套控制技术，但笔者认为，由于法律风险与操作风险本质上的差异性，二者不能适用相同的控制手段和技术体系。那么，我国商业银行如何建立有效的法律风险监控技术，笔者认为可以有两条途径，一是向国外银行金融机构学习借鉴； 二是利用既有经验设计监控技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长期以来重视业务量上的积累，而忽略了质上的沉淀，在风险管理方法和水平上落后于一些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其次，我国商业银行还可以利用自身优势，积累经营数据，设计出具有自身特色和适用的法律风险监控技术体系。
2.3充实法律工作队伍
无论是法律部门的设置，或是监控技术的借鉴与设计，都需要拥有优秀的法律工作人员，这是任何一项工作的必备条件。法律工作人员的充实需要从几方面，一是人员数量需达到基本要求； 二是人员结构须合理，包括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学历结构等； 三是加强对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培训，保证法律知识能够得到及时更新。只有拥有了高质量的法律队伍，才能拥有较强的法律风险防范能力，才能设计出有效的法律风险监控技术和制度体系。
2.4培育银行法律文化
优秀和被普遍认同的法律文化有助于法律风险监控制度体系的构建，也有助于推动员工自觉地防范法律风险。一般认为，一种企业文化的建设需要从 4 个层次入手，即物质层、行为层、制度层、精神层。在银行法律文化中，物质层主要体现在通过法律部门办公室环境、工作工具等物质要素制造法律氛围； 行为层则主要从员工自身行为出发，从行为体现法律规束； 制度层则主要通过制度设计与执行、制度制订程序等体现对法律的尊重和重视； 精神层则是最高级别的法律文化层次，它主要体现于银行的核心理念中。
从上述4个层次入手建立银行法律文化，能够与构建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监控制度体系产生相互推动的作用。法律文化的建设有助于推进监控制度体系的构建，而监控制度体系也可以在行为层和制度层上树立银行法律文化。
3结语
银行监管一方面源于银行业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又深刻影响着银行业的发展趋势。对于商业银行的法律监管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保证银行业及金融业的平稳运行，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宏宇.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的监管与评价[J]．国际金融研究．2007，(l)．
[2]周慧.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研究［J］．四川大学学报，2010，( 1) ．
二、私人银行业务的风险的特点
私人银行业务是一项高风险业务，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能力。与理财业务相比，私人银行业务风险特点表现为：一是面临的风险多。由于私人银行业务的产品和服务范围远远丰富于理财业务，因此其面临风险更多。二是风险发生的概率大。私人银行业务更复杂，存在更多的潜在风险事件和风险点，需要较高的风险管理水平。但作为一项新兴业务，银行相应的内控管理较弱，因此更容易引发风险。三是风险复杂，有较强的关联性。私人银行业务集多种风险于一体，各种风险的抵补或交叉关系更为复杂，更容易相互传染、转化。四是风险计量难度大。由于私人银行业务是针对极少数的客户，面临合规风险、声誉风险等许多新型风险，传统的计量方法较难预测和计算。五是从风险分类来看，操作风险与合规风险是商业银行发展私人银行业务面临的最大风险。
私人银行业务由于其组织形式和业务特点，导致了其风险生成有如下特殊的原因：一是私人银行业务与利益冲突。私人银行的存在和发展降低了市场的交易费用，改善了市场和投资者间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了市场的发展。但私人银行的中介地位决定其难以规避利益冲突，由于私人银行获得信息的机会和能力远胜于客户，客户不得不依赖私人银行提供的信息进行决策，当一项交易为客户服务而可以有两种解决方式时，私人银行可能会选择从自己的利益角度看更为有利的方式，进而引发“利益冲突”。“回扣”是利益冲突的典型表现形式。私人银行可能会选择给予自己回扣多的产品与服务推荐给客户。私人银行给客户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时，利益主体也随之多元化，利益冲突就更为激烈。二是私人银行业务与合谋行为。在私人银行业务中，合谋主要是指私人银行可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协助客户从事“洗钱”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损害社会福利。
三、我国现有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对私人银行业务实施的监管主要是依照商业银行理财业务的监管进行的。尽管他们都是商业银行个人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监管手段、指标设定等方面都有很多相似性，但对私人银行来讲，它毕竟与理财业务有不同的业务特点，面临不同的风险，因此，对它的监管还应考虑其经营模式的特殊性，否则监管就极可能出现低效率的情况。具体来说，私人银行业务在风险监管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健全。我国目前没有针对私人银行监管规定。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暂时采用理财业务的监管规定，这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是理财业务只是私人银行业务的一小部分，因而不能将私人银行业务划归到理财业务框架之中。二是上述的管理规定与办法，或主要针对某一种产品，或主要针对某一种风险，而私人银行业务是一种产品多元化且具有复杂风险的业务，这些规章制度不能替代对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
(二)监管主体多元化，重复监管与监管真空并存。从监管部门来看，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私人银行业务进行监管。但从整个业务范围看，涉及的部门更多。如，中国人民银行负责反洗钱，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外汇，证监会对证券市场进行监管等。商业银行开展私人银行业务须与不同监管部门沟通，得到不同部门的许可，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监管职能的重复与真空，造成商业银行的被监管成本提高或是逃避监管。因此，私人银行这一金融创新实际上对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提出了挑战。
(三)缺乏风险监管，监管能力和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对于开展私人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客户构成、产品定价等方面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可循，对风险性监管和规范性监管涉及不多，特别是缺乏有效的控制措施来抑制利益冲突与共谋行为引发的风险。从风险监管角度分析，这样的监管措施往往起不到应有的效果。一旦私人银行业务出现经营风险，监管部门只能被动地事后处理，这影响了私人银行业务的稳健发展。
(四)与国际监管标准还没有接轨。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私人银行业务已从传统的自律型监管向政府型监管方向转化，各国监管机构出于保护消费者、控制业务风险的角度提高了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要求。如，欧盟2007年11月1日开始生效的“金融工具市场法规”，几乎涉及到私人银行业务的方方面面。国内目前较为宽松的监管要求易使中国成为私人银行业务的“监管洼地”，对业务发展迅速、业务范围相对复杂的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难以真正起到防范风险的作用。
四、改进私人银行业务监管的建议
(一)制定私人银行监管条例，加强协同监管。监管的宗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围内。银监会应尽快制订私人银行业务监管条例，在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条件、业务范围、信息披露、监管流程等方面参考国外立法做出相应规定，使金融监管有法可依。同时，应加强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的协助监管和补充监管，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及时提供监管对象的活动情况和通报监管要求的变化与考虑。
(二)加强私人银行业务市场准入监管。监管当局应通过一系列定性和量化指标，加强私人银行业务的市场准入监管。其中，最重要的市场准入标准有三方面：一是银行的准入标准。由于银行经营私人银行业务后其操作风险、合规风险加大了，因此可考虑对经营私人银行业务的银行提出资本充足率要求、合规记录要求、经营范围要求等，以保证银行的安全与稳健经营。二是从业人员的准入标准。制订从业人员行为规范，对高层管理人员、客户关系经理的任职资格提出严格要求，尽量避免人为因素可能造成的风险。三是客户的准入标准。监管当局应规定私人银行客户的最低个人净资产要求，并要求商业银行实施“认识你的顾客”(KYC)的测试。
(三)强化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合规监管和风险监管并举。私人银行最大的责任是充分的信息披露、确保交易的公正及良好的风险控制。监管当局的监管不能有效替代私人银行内部的风险管理与合规职能，监管当局应对私人银行的业务流程、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信息披露提出具体要求，规范各服务提供方的行为，明确各自的法律责任，促使服务提供商高度重视业务流程，严密监控主要的风险集中及其传递，保护消费者利益。
(四)加强国际监管合作，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目前，银监会正积极推进与国外金融监管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并与英美等国的监管机构达成商业银行代客境外理财业务监管合作协议。在此基础上还需进一步加强信息交流和监管合作，建立监管高层的互访和磋商机制，实行跨境联合现场检查。同时，还应努力与国际监管标准接轨，促进监管制度国际化，并积极参与国际金融监管新规则的形成与发展，以适应金融监管新形势的需要。
(五)加强监管人才培养和对金融消费者的知识普及。监管当局应加强对监管人才的培养和对金融消费者的知识普及，提高私人银行监管的效率。监管机构对监管人员要加强监管理念、监管手段的培训教育，增加员工对被监管机构创新产品的理解和熟悉程度，培养熟悉业务运作的高素质、专业化的监管队伍。监管部门还应加强对消费者金融知识的普及，提高消费者风险认知水平，以提高对金融机构选择能力，消费者在信息披露充分的情况下，理应为自己的投资决策负责。
商业银行在经营中会遇到很多中风险,其中信用风险是金融市场中最古老的也是最重要的金融风险形式之一,它是金融机构、投资者和消费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影响着人们对信用风险概念的理解。
传统观点认为,信用风险是指交易对手(受信方)拒绝或无力按时、全额支付所欠债务时,给授信方(信用提供方)带来的潜在损失。授信方可能是提供贷款的银行,或是以信用方式销售商品或提供服务的公司。授信方总是会更多地考虑信用风险问题,比如发放贷款的银行,其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在商业银行的早期业务中,常常将信贷风险等同于信用风险。随着商业银行业务的演变和发展,信用风险出现了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
从广义上说,信用风险还包括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对银行信用的影响,使银行经营实际结果与预期目标发生背离,从而导致银行造成潜在损失的可能性;
从狭义上说,信用风险一般是指借款人到期不能或不愿意履行借款协议、偿还本息而使银行遭受损失的可能性。
信用风险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借款人或债务人没有能力或者没有意愿履行还款义务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另一个是指由于债务人信用等级或信贷资产评级的下调、信贷利差的扩大导致资产的经济价值或者市值下降的可能性。前者主要着眼于贷款是否违约,成为违约风险;后者则强调信贷资产质量价值的潜在变化,所以通常称为信贷利差风险。
另外,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1)道德风险与信息不对称是形成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2)非系统性与系统性。(3)风险和收益的非对称性。信用风险的收益分布具有典型的非对称性。(4)信用风险的历史交易数据难以获取。
二、国内外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监管的现状分析
随着现代经济中信用活动的不断发展和创新,信用风险所涉及领域和规模迅速扩大,因此,各个国家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管理都是非常重视的。
(一)国外先进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管理的现状
1、风险管理上升到银行发展战略高度,董事会直接负责风险管理政策的制定。近些年来,一些大银行由于风险管理失败而遭受了巨额损失,甚至破产倒闭,使得银行股东、经理们以及金融监管当局领略和感受到银行风险的严重后果,深刻地认识到现代风险管理对于银行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目前,国际上一些大银行的最高决策层已把风险管理纳入其发展战略计划,将之作为银行内部管理的一个组成部分,风险管理在整个管理体系中的地位已经上升到银行发展战略的高度。
2、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开始出现,风险管理趋于日常化和制度化。与风险管理上升到银行发展战略高度相适应,现代银行风险管理在组织制度上形成了由董事会、风险管理委员会直接领导的,以独立风险管理部门为中心,与各个业务部紧密联系的风险内部管理体系。风险管理决策与业务决策的适度分离,改变了风险管理决策从属于以盈利为首要目标的业务决策的传统管理体制。同时,以独立风险管理部门为中心的风险管理体系的运行是建立在管理日常化和制度化的基础上的,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商业银行在复杂的风险环境中及时、有效地管理风险的能力。
3、更加重视全面风险管理。与主要重视信用风险的传统风险管理不同,现代银行风险管理还非常重视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更全面的风险因素。而且不仅将可能的资金损失视为风险,还将银行自身的声誉和人才的损失也视为风险,提出了声誉风险和人才风险的概念。
4、市场风险日益突出,市场风险管理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市场风险成为银行风险环境中的重要因素。同时,金融自由化和银行综合化经营的发展,使得商业银行传统的以信用风险为主的模式发生变化。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两者,无论是在管理技术手段上,还是在管理理论上,都构成了现代金融风险管理的两个基本内容。
1.扩大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
一是优化完善行政许可事项管理，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清理、减少和调整行政审批事项，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对中资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的管理，在许可条件和程序上最大限度实现中外资银行监管标准一致性。二是积极推进机构主体市场化，稳步开展民营银行试点。首批获准筹建5家试点银行，分别是前海微众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温州民商银行、浙江网商银行、上海华瑞银行。三是加快推进政策性银行改革，强化其政策性职能定位。坚持以政策性业务为主体，审慎发展自营性业务。四是《存款保险条例》开始征求意见，存款保险制度破冰。
2.借鉴国际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和稳健标准，持续加强和改进银行业监管
一是创新资本工具，拓宽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渠道。开展优先股试点，推动直接融资发展和企业兼并重组，支持和指导商业银行开展资本工具创新，拓宽资本补充渠道。二是开展定量影响测算，完善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框架。规范商业银行建立健全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对法人和集团层面、各附属机构、各分支机构、各业务条线的流动性风险进行有效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确保其流动性需求能够及时以合理成本得到满足，规定我国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覆盖率达标要求时限；进一步明确存贷比计算口径，以适应资产负债结构多元化发展趋势，完善存贷比监管考核。三是加强市场约束，规范商业银行全球系统重要性评估指标信息披露的最低要求。四是实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统一部署开展国内金融市场基础设施自评估和外部评估工作。
3.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支持实体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一是加强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着力解决小微企业倒贷（借助外部高成本搭桥资金续借贷款）问题，完善和创新小微企业贷款服务，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二是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指导商业银行改进绩效考评制度，设立存款偏离度指标，约束存款“冲时点”行为，多措并举着力缓解企业融资成本高问题，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支持作用。三是支持区域发展。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方案支持上海自贸区金融发展以及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沿边金融综合改革试验，促进沿边金融、跨境金融、地方金融改革先行先试，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提升对外开放和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4.推动银行业公司治理体系改革，建立制衡有效、激励兼容的运行机制
一是促进商业银行建立健全内部控制，有效防范风险。二是加强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三是强化上市公司监管，保护投资者权益。改革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制度；规范上市公司现金分工，增强现金分红透明度；规范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东、关联方、收购人以及上市公司的承诺及履行承诺行为；修订完善上市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指引；加强规范公开发行证券并上市的公司（包括银行）信息披露；在上市公司中开展员工持股计划实施试点。
5.规范银行业务管理和业务创新，加强银行业务风险防控
一是加强同业业务管理和规范。增加同业业务透明度，限制发展不合理的同业业务，推动开展规范的资产负债业务创新。二是规范银行理财业务发展，督促银行开展理财业务事业部制改革。三是规范商业银行保险业务管理。要求根据客户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评估结果推荐保险产品，加大力度发展风险保障型和长期储蓄型保险产品。四是规范商业银行保理业务经营行为，督促商业银行妥善处理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的关系。五是规范银行卡收单业务管理，保障各参与方合法权益，防范支付风险，维护市场秩序。六是规范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明确银行办理即期结售汇业务和人民币与外汇衍生产品业务的市场准入与退出、监督管理等要求。
6.规范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加强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
一是规范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要求商业银行建立科学有效的服务价格管理体系，加强内部控制，充分披露服务价格信息，保障客户获得服务价格信息和自主选择服务的权利。对商业银行基础金融服务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管理，公布具体的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二是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遵循依法合规和内部自律原则，构建落实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体制机制，履行保护银行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义务。
7.持续完善相关会计标准，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一致性
一是修订和完善会计财务制度。整合原先分布在各项会计准则中关于产品成本要素的内容，进一步规范企业会计信息化；规范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优先股、永续债等金融工具的相关会计处理。二是修订企业会计准则通用分类标准编报规则，适应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银行业扩展分类标准的实施要求。三是进一步完善企业会计准则体系。修订一系列细则并解释，提高企业财务报表质量和会计信息透明度，保持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同。
二、监管政策变化新趋势及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持续深入，商业银行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一是放宽金融业准入，互联网金融企业的进入使商业银行的信用中介、支付结算等方面面临新的冲击；统一中外资银行市场准入标准和开展民营银行试点，也使商业银行同业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二是，健全资本市场体系，改革股票发行注册制度、推动股权融资、发展债券市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对商业银行传统的间接融资模式产生冲击。三是，人民币利率市场化、资本项目可兑换持续推进和即将落地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必将使我国金融环境和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将对商业银行主要依靠利差和规模扩张获得盈利高速增长的传统模式产生严重冲击。
2.银行业监管规则接轨国际标准，商业银行经营管理能力要求不断提高
监管机构参与国际银行业监管改革，构建与国际标准接轨的银行业审慎监管框架，对商业银行尤其是系统重要性银行在资本管理、流动性管理、信息披露、风险管理和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提出更高的监管要求，商业银行各方面经营管理能力要求不断提高。
3.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商业银行风险防控压力上升
在经济增速放缓、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商业银行盈利增速明显下降、生息资产增速放缓、净息差有所下降、资产质量压力上升。问题突出行业的企业短期内较难摆脱经营困境，这些企业不良贷款的增长将导致商业银行资产质量惯性下滑、信贷成本有所上升；房地产价格下行压力增大，房地产贷款信用风险增加；平台融资集中到期，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违约风险有可能明显上升，商业银行拨备压力和风险控制压力进一步增加。
4.金融机构改革持续深化，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水平和透明度稳步提升
监管机构继续推动银行业公司治理体系改革、强化上市公司监管和信息披露，推动商业银行完善治理结构，探索建立规范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构建现代化金融企业制度。
5.监管压力和市场竞争推动银行转型，商业银行业务创新风险加大
银行业所面临的市场机制和经营环境正在发生显著变化，监管标准的提高和竞争压力的增大加快了商业银行金融创新和发展转型的步伐。在利润压力、监管套利等因素作用下，商业银行大力发展同业业务和中间业务，尤其是理财、信托等融资性表外业务，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投融资需求，但也蕴藏一定风险。一些商业银行存在表内资产表外化问题，将资金投向宏观调控限制行业和领域，或将不良资产从表内转移至表外，导致信贷风险透明度降低；一些商业银行利用同业、理财等业务短借长贷，在一定程度上绕开了贷款规模限制，规避宏观调控和金融监管。
6.银行基础金融服务价格标准透明化，商业银行市场化产品和服务定价难度增大
根据服务的性质、特点和市场竞争状况，商业银行服务价格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和市场调节价。银行基础金融服务具有一定的普惠性质，其政府指导和定价标准趋于透明；但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其它产品和服务价格不再由监管部门统一设定，银行间的产品和服务价格竞争将更加激烈，为客户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权。如何对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精准定价，以在争夺客户资源的同时保持良好的收益，成为商业银行业务持续健康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商业银行的应对建议
1.以客户为中心，加快经营模式转型和发展战略转变
金融脱媒和利率市场化将从根本上改变商业银行盈利主要依靠发放贷款的模式，加快商业银行由传统商业信贷银行向综合服务的现代化金融企业转变。商业银行需“以客户为中心”，加快业务经营转型，通过强化架构建设、客户分层管理、营销服务体系、结构调整等措施，依托信息化、集约化和差异化管理，打造特色核心竞争优势，实现效益、质量、规模协调发展，成为资本集约型的跨地域和多种金融领域的专业综合金融提供商。
2.持续加强完善内部治理，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和信息透明度
商业银行需持续加强内部治理和风险管控，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制衡和激励机制，把公司治理的要求落实于日常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之中，通过精细化管理，提高创新发展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如提升资源配置与考核评价体系；强化全面预算管理和精细化成本核算；强化多层面、多维度的关键绩效的综合评估；建立与价值管理导向相符合的长效考核评价机制等。另外，还需遵循新的会计标准，按规定披露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3.建立更加有效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构建与自身风险管控能力相适应的业务发展规划和运营模式
商业银行需根据业务管理办法和自身经营管理实际，建立健全相关内控制度和操作流程，严格审查资金去向和风控措施，建立风险“防火墙”和代偿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建立更加有效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以先进的风险管理量化技术为支撑，通过强化经济资本管理、内部资金管理定价等手段，实现从管理风险到经营风险的转变。
4.依法合规进行业务创新，严防风险传染和蔓延
一、我国金融市场现状及商业银行的地位作用
我国的金融市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发展不断完善。按照使用期限，金融市场可以被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是短期的资金流动场所，满足流通需求；资本市场是长期的资本流动场所，为市场参与者提供安全性和盈利性的保障。完善健全的金融市场可以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为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能使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迅速、有效、顺畅传导，促进经济稳定发展。
我国金融机构由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组成，商业银行是除政策性银行以外的银行的主要组成部分。与政策性银行相比，商业银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金融企业。我国的商业银行是以国家控股银行为主体，是我国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商业银行是“聚宝盆”，为我国经济建设的筹集和分配资金，是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的纽带；商业银行是“气象站”，能够掌握和反映社会经济活动的信息，为企业和政府作出正确的经济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商业银行是“调节器”，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
商业银行在我国金融市场上地位不可替代，但是，商业银行在运行和管理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管。
二、商业银行存在的问题
（一）存在压单压票行为
压单压票行为是指消费者凭支票到银行跨行转账收款业务办理不易成功。商业银行之所以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今年以来为控制物价的过快上涨，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紧缩的宏观调控措施，人民银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收紧银行的流动性，导致各银行资金趋紧；二是银行存款考核压力加大，尤其是到了月末、季末为完成存款任务，想方设法留住客户，有时会出现压单压票的违规行为；三是一些企业没有严格遵守与银行达成的协议，如承诺贷款资金的使用和流向要接受银行的监管，但事先未与银行沟通便将大额资金划出，导致银行压单拒付。
（二）内部管理问题频现
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的主要原因是其股权结构不尽合理，地方政府、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对城市商业银行的参与过多，真正关心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私有企业、自然人以及外资股东所持股份比重并不大。这就导致了城市商业银行被少数人控制，其贷款受政府意愿的影响很大。再加上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不合理，权力真正掌握在少部分人手中，导致银行腐败案件的发生，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遭受互联网金融的冲击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金融也应运而生。2013年以来，中国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崛起。其发展的速度超过人们预期，各种众筹、移动支付和互联网金融财务管理及销售平台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国范围内活跃的P2P网络借贷平台已超过350家，累计交易额超过600亿元。
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是去“中介化”，而商业银行正是那个应该被优化掉的中间层。商业银行天生需要对抗去中介化的趋势，它的努力方向是要让这种中间层产生的价值大于它的损耗。商业银行的职能确实在多样化，但只要它业务的主体摆脱不了融资中介和支付的角色，那就不可能从这种对抗中解脱出来。因此，如果商业银行不及时作出应对，就很可能被互联网金融给推倒。
三、媒体监督对商业银行监管的影响
商业银行的监管除了依靠国家法律法规外，在媒体迅速发展的今天，媒体对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媒体监督，是指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对各种违法违纪行为的违法犯罪、渎职腐败行为所进行的揭露、报道、评论或抨击，支持和监督国家机关的方式，其具有速度快、范围广、影响大的特点。
（一）为监督者提供决策信息
新闻媒体在对商业银行行为进行报道时，往往会有一些专家学者商业银行行为所透露出的金融市场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对金融市场监管的意见及建议，这为金融市场的监督者提供了多方面的决策信息。监督者可以从媒体信息中听取社会各界对金融市场监督的声音。
（二）增加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强化市场机制
媒体作为各类行为主体披露和传递信息的主要载体，以不同方式对商业银行直接进行舆论监督，能够影响和反映广大投资者和商业银行的方方面面。因此，提高金融市场的透明度，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既能够辅助监管部门实施有效监管，又能够强化市场机制的约束。
（三）媒体监管减少腐败的发生
金融市场以及金融监管领域官员的腐败问题成为阻碍我国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绊脚石”。在促进金融股市场规范化和金融监管领域官员的清正廉明方面，媒体发挥着重要的监督作用。媒体对银行行长等银行从业人员的曝光力度增加，就增加了银行工作人员及官员的透明度，对金融市场的监督作用明显。
（四）媒体成为听取民意的重要渠道
在金融政策制定实施之前，国家往往会通过媒体释放一些政策信号，观察民众对政策的意见及建议。在听取民声后，再对政策进行适当的修改后再正式实施。媒体称为决策制定者和监管者与民众联系的“桥梁”，避免了金融政策的偏激性及无效性。
四、媒体监督的负面性
大众传媒是一种方便、快捷的舆论工具，可以发挥监管部门很难起到的重要作用。但同时，大众传媒犹如一把“双刃剑”，如果管理不善或运作不规范，也有可能对监管部门制定政策、实施监管起到消极作用。
（一）媒体报道增加了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
媒体作为大众传媒，为获取浏览量和关注度往往会采取方法博得民众的眼球。在博取眼球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一些错误或偏激的报道误导民众，民众对信息的判断能力不同，往往听信媒体报道，增加了金融市场的波动，增加了对金融市场监管的难度。
（二）媒体人违背职业道德
在数字媒体时代，每个普通民众都有可能成为信息的传播者和制造者。职业媒体人的职业道德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职业媒体人为了个人利益收受贿赂虚假报道，成为扰乱金融市场的罪魁祸首之一。近年来在我国股市上，也时常有极少数新闻记者，与股市“庄家”进行串谋，携手“造势”，给广大股民“下套”。
五、媒体对商业银行的监管措施
（一）加强对媒体的监督
加强对媒体的监督。媒体监督权应该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实行，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媒体监督法律法规体系的建设。同时，完善我国新闻媒体监督制度，需要加强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引导。加强对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引导，让媒体监督起到积极作用。媒体监督的主要目的是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进行制约，以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利益，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
（二）建立媒体自律机制
一、加强中间业务监管是金融业发展的必然
在国际金融一体化和自由化的趋势下，既要增加效益又要规避风险，大力拓展中间业务是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必然选择，商业银行只有开辟新的业务领域，扩大中间业务市场，才能把握市场竞争先机，占据市场制高点。
1、中间业务是未来商业银行发展主流。我国已经加入WTO，在国际间银行业竞争日渐加剧的情形下，世界各商业银行新业务层出不穷，中间业务有了迅猛的发展。从国外商业银行来看，中间业务收入占其总收入的40％以上。近年来，我国各商业银行对中间业务的发展也非常重视，中间业务从量上、质上都有较大的发展，中间业务作为新的效益增长点，越来越受到国内商业银行青睐，逐渐成为各商业银行竞争的焦点。从国内国外银行竞争来看，中间业务将成为未来商业银行发展主流，因此，为建立一个有序竞争的市场，作为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强监管。
2、中间业务并非“零风险”。
虽然中间业务是一项低成本、低风险、高效益的业务，但它的风险并非等于零，中间业务可能产生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等，特别是形成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的中间业务，以及与证券、保险业务相关的部分中间业务，相对于其他中间业务来说，它的风险就较大了。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开展中间业务时注意风险控制，尤其要加强对或有资产、或有负债的控制，防范风险。因此，为降低中间业务的风险，要防止不顾成本，一哄而上，盲目追求扩大中间业务规模的现象，作为金融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
3、实现金融监管目标要求央行加强对中间业务监管。从目前来看，我国金融监管目标主要是保护存款人利益，建立有效、竞争的银行体系，创建金融安全区。银行在当前存贷利差越来越低的前提下，中间业务就成了商业银行的必然选择，虽然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能有效降低和分散风险，但不是毫无风险。如信用卡透支、篡改IC卡数据信息、窃取网络资金等，都是潜在风险。为了实现金融监管目标，保护存款人的利益，维持公众对一个安全、完善和稳定的银行体系的信心，创建金融安全区，因此需要监管部门加强对中间业务的严格监管。
4、中间业务监管国际化需要央行作出决择。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国内银行业的发展将遇到激烈的竞争，金融市场的安全将遇到严峻的挑战。东南亚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启示表明，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过程中，没有真正做好迎接这种开放的政策、法制准备，导致本国金融市场一旦放开，由于宏观经济、金融调控能力不足、内部监管不力等原因，使得本国经济发展不能适应快速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将严重影响正常的经济秩序。因此，号称“金融百货公司”的国外商业银行进入中国后，对我国中间业务的争夺将是首选目标。相对于我国央行来说，为提高自身监管水平，以适应未来国际银行业在我国中间业务市场上激烈竞争的监管，维护市场的繁荣稳定、有序竞争，必须加强监管。
二、加强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监管的思考
商业银行开展中间业务具有潜在的风险，那么，怎样才能做到既能使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得到长足发展，又能保证其健康运作和规避风险呢?笔者认为应从八个方面加强对中间业务的监管：
1、严控中间业务市场准入关，稳妥谨慎开放中间业务市场。由于商业银行中间业务风险“非零性”的特性，央行应严控中间业务市场准入关。即金融监管当局要根据市场发展变化以及客户的需求，做好有关中间业务审批或备案工作，推动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开展。首先，央行应严格审查拟开办业务品种的风险特征和防范措施、成本和收益预测、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配备情况、业务支持系统、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相关内部控制制度等资料的完整性；其次，央行再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金融业发展状况、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及自身监管能力来确定是否允许商业银行拟开办的业务品种。央行监管工作提前介入，通过严格的市场准入关，把中间业务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不把风险带入市场。
稳妥谨慎开放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市场，可以起到在国外商业银行资本冲击下构筑“防洪堤坝”的作用。在目前复杂的国际金融环境下，草率开放我国目前尚不成熟的中间业务市场，显然不可取。商业银行中间业务市场的开放应该是一个渐进、稳妥的过程，应该在国内金融体制改革较为完善，金融体系逐渐健全，证券市场运作规范，法规制度建设齐备，国际金融环境稳定，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增强等条件下进行。
2、建立科学合理的中间业务风险监管体系。首先，对中间业务的风险监管实行“分类指导”的原则，根据商业银行开办中间业务的风险和复杂程度，分类制定不同的风险系数和费率系数。如：加强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资本充足率的管制，根据对象、内容的不同，制定相应的资本充足率，以规避其可能带来的业务风险。其次，要根据审慎原则，加强对中间业务的风险监测和控制，从市场特点和产品特点出发，适时调整有关风险系数，做到动态监管风险，改善金融监管方法，提高金融监管水平。第三，建立有效的监控、预警制度，通过先进的电子化手段，建立可靠的预警体系，提高金融预测及化解风险的能力。第四，随着中间业务广泛深入的开展，商业银行逐步向证券、保险等多种业务渗透，这就要求我们实行监管体系的改革，以适应监管国际化的需要。
3、督促商业银行加强自身管理。首先，各商业银行建立统一规范的核算体制，完善各商业银行会计核算科目，保证中间业务核算的真实和完整。其次，建立中间业务初级核算系统，充分发挥财务管理作用。即在基层商业银行实行统一的大业务核算的同时，建立单独的中间业务核算系统，保证中间业务核算的真实性，还中间业务的“山真面目”。财务管理部门应根据对风险的预测，提前作出安排，消除风险可能带来的损失，这样，有利于基层商业银行了解自身经营状况，分清各项业务的效益性，及时把握发展方向；有利于基层央行加强对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监管的操作性。第三，督促商业银行健全内部经营机制，各商业银行可考虑改变传统业务部门的职能，新成立一个综合业务部门来统一筹划、协调发展、规范管理各项中间业务。第四，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内部控制，保证制度落到实处，确保中间业务得到有效管理和规范发展。第五，加强对客户的信用调查和信用评估，加强信用管理，在央行确定的分类指导费率范围内，商业银行费率要与客户的信用等级和业务风险系统相联系，避免企业经营风险的转嫁，降低信用风险，增加经营效益。
4、健全监管机构，落实监管人员，加强对监管人员的培训。首先，明确中间业务的监督管理部门，对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进行统一的、日常的、现场和非现场的监管和协调，使央行对中间业务管理更加系统化、规范化，并抓好实施，搞好落实，使我国中间业务具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竞争环境。其次，明确专门的监管人员，实行“人盯机构、人盯业务”、“谁审批、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把中间业务的监管纳入监管目标责任制，充分调动各级监管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防化金融风险。第三，针对目前基层监管人员对中间业务监管不适应的现状，建议上级央行注意培养一批具备管理、金融、法律、财税、工程、计算机等专业知识的人才，逐步建立起一支能够有效降低中间业务风险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同时，应从目前着手，培养高层次、综合性监管人才，从而适应未来外资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监管的需要；
5、建立非现场和现场监管操作程序。首先，要求商业银行定时向央行报送中间业务报表，及时报告中间业务的交易情况，增强中间业务的透明度，央行根据商业银行报来的有关报表，进行相关风险指标的考核分析，按“分类指导”原则，针对不同的中间业务，根据其报表反映风险程度的大小，制订相应的监管措施，通过有效的非现场监管避免或减少中间业务产生的副作用。其次，建立现场检查操作规程，加大处罚力度，对不公平竞争，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商业银行进行严厉查处。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也不断进行着改革。在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现象越来越广泛的背景下，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效率不断提高，伴随业务发展所产生的风险和问题也不断增多，人民银行的监督职能的重要性不断增强。
一、对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进行监督管理的重要性
目前，各商业银行在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时缺乏统一的制度标准，业务的监督也往往游离于银行内部的监督体系之外，资金划拨渠道繁杂，导致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常常出现问题。因此，人民银行必须加强对商业银行国库集中业务的监管力度，促使商业银行合法、有效地办理集中支付业务，提高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规范性和有效性，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平稳运行。
二、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商业银行自身以及外部存在的诸多监督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效率的快速提高，以下浅谈了几项有关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存在操作风险，整体规范程度相对较低
商业银行在对集中支付业务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实质上是代替人民银行来实行其管理职能的，因此其处于人地位。大量信息表明，当前许多商业银行在对国库集中支付业务进行性质的管理时，缺乏人民银行详细有效的授权证明、客户详细的开户证明，以及授权书上签章不符等事项，种种现象导致商业银行在国库集中支付业务时大量风险的产生，极不利于国库支付业务质量的提高。
（二）商业银行对财政资金的划拨流程繁琐，导致资金使用效率降低
商业银行对财政资金的划拨流程繁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业务处理流程繁琐。事业预算单位收到财政部门下达的预算支出额度时，需要向支付的银行发出支付令，支付的银行针对预算单位发出的支付令，先将垫付的资金放在零余额账户，最后将预算资金从零余额账户划拨到申请人账户。这种划拨资金的形式比较复杂，延长了资金流动的时间，从而使资金到达使用人账户的时间比较晚，资金的利用效率降低。二是资金结算过程复杂。支付的银行运用的清算方式依据的是统一的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该账户体系是国库集中支付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先垫付的资金需要在与人民银行进行清算的同时，与人民银行预算执行单位和财政进行有效对账。这种国库支付业务管理方式，需要事先垫付的资金，事后还要进行对账和清算，这在一定程度上拉长了资金的流通链条，使得人的主观不良行为在其中有了可乘之机，加大了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管理的风险。三是清算方式效率偏低。小额支付是商业银行进行资金划拨的重要方式，该方式运用于商业银行与人民银行之间的倒清算。小额支付业务具有集中性、业务量大的特点，其常常发生在每天下午，由于时间有限，小额支付业务又具有业务大量性，导致W络运行缓慢的情况时常发生。以上三个方面综合导致了划拨资金在途时间的延长，使得资金的利用率降低，最终导致国有经济发展缓慢。
（三）商业银行、财政部门对资金的控制相对较为宽松，运营存在较大风险
由商业银行集中支付业务，人民银行由业务的直接参与者变成了间接参与者，国库资金没有直达预算单位，人民银行只负责商业银行垫付资金的最终清算。财政部门、预算单位和银行形成了集中支付业务的实际交易主体。人民银行对财政部门拨付资金的合规性失去有效监督，对银行的行为也难以实现有效监管。由于制度设计和监督管理上存在缺陷，预算单位在进行财政直接支付时可能会采用和提供伪造虚假收款人的账户或是经过变造、伪造重要信息的虚假申请和合同，一旦没有被察觉，资金将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到达虚假收款人的账户，造成财政资金的流失。在进行财政授权支付时，不仅预算单位可能会通过伪造、变造虚假的收款人账户非法骗取资金，银行也会因为支付系统缺乏监督而与预算单位进行合谋，最终导致大量国家资金向外流出，这时造成的风险就会更大。因此，人民银行如果不能够对预算单位和银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财政资金将会被非法移出，最终导致国家经济利益受到严重损害。
（四）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经验不太成熟，监督管理缺乏科学的体系
商业银行作为人受理人民银行委托的国库集中支付业务，其经验还不太成熟，商业银行内部缺乏有效、科学的监督管理体系。
1.银行的监督管理体制制约着监督管理体系的有效性提高
银行的监督管理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监督管理体系的有效性提高又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人民银行对银行缺乏有效的监督控制体系。比如说在财政直接支付活动之中，预算单位可能会伪造虚假收款人并且提供虚假收款人账户，对于合同进行伪造或者变更，所以资金就很容易通过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直接划出或者转移到非法收款人账下，而人民银行却不能有效地对其进行监管。另外，法律以及监督制度对违规行为的处罚规定不充分。现有的法律以及监督制度虽然对监督内容、职责和范围的规定不断进行完善，但很少完善针对具体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的规定，导致没有有效的依据对违规、违法现象涉及的单位和人员进行处罚，违法、违规分子行为猖獗。最后，不能够对财政资金使用的合规性和合法性进行有效的监督。
2.监督措施、考评机制与监督工作要求之间存在差距
监督措施、考评机制与监督工作要求之间存在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财政单位内部缺乏科学、合理的考评机制。目前，财政单位内部对考评机制采取的措施依赖于科学性较低的考评机制体系，导致监管不能够得到有效实施。另外，优胜劣汰机制不完善。优胜劣汰机制是激发部门内部人员积极性和防止违法、违规现象发生的重要途径。然而，人民银行一直没有实行严格的年检制度，导致银行压力较小，内部违规现象频繁发生，监督效率不断降低。
三、应对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监督管理中存在问题的措施
（一）加强业务处理规范性，提高监督效率
人民银行是管理国库的主体，而国库会计是进行国库管理的具体实施者，其在进行业务处理时应严格遵守《中国人民银行法》、《国库会计核算业务操作规程》等一系列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国库会计的综合素质不断提高，国库核算的技术越来越先进，形式也越来越丰富，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监督管理的效率。作为人民银行日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内控制度越来越完善。规范、科学的国库会计操作技术和流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弊端，从而为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监督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而为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二）建构科学、合理的国库监督管理体系
建科学、合理的国库监督管理体系应尽快完善相关制度。首先，应针对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监督管理中的制度问题，根据现实需要对法律法规进行完善。有效的法律法规是约束银行进行非法操作的关键手段，对提高监督管理的效率具有重大意义。人民银行应依据完善的法律法规对国库的监督管理职能进行强化，建立科学、完善的监督管理制度，对监督管理中的惩罚问题进行详细划分，从而提高监督管理的效率，进而提高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规范程度。
（三）加强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网络信息化建设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经济链接为一个整体。信息的便利性、快速性和共享性运用到商业银行的国库管理中将极大地提高商业银行国库集中支付业务的效率，并提高人民银行的监督效率。建立国库集中支付网络信息化平台，进一步建立先进的财政管理信息系统，人民银行、财政部门、预算单位和银行可以在有效的国库集中支付网络信息化建设中互联互通、相互分享信息，进而快速、准确地对预算资金进行划拨和清算，提高国库资金运用的安全性。
世界范围内商业银行混业经营模式可以划分为三类：德国全能银行模式、日英的母银行模式以及美国的控股公司模式。
全能银行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银行以自己的账户从事证券保险等业务，部门作为内部附属机构而存在，没有独立的权力，且各业务之间联系紧密，整个体系为一级法人体系。
全能银行型模式在业务经营方面最具开放性和自由性，是最彻底的混业经营。该模式可以使商业银行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全能银行通过其部门或分公司，以银行为窗口向客户提供银行、证券、保险、投资银行等金融服务。多元化的业务可以使银行实现范围经济，业务经营协同效应明显，产品研发能力强，能够根据客户需求设计出最优秀交叉产品组合，充分利用网点优势，最大限度地降低服务成本。
母银行模式。在母银行模式下，银行从事证券、保险等业务不是在银行内部进行，而是通过另外设立独立的机构（子公司），由母银行通过控股的形式进行经营。这种模式结构较为松散，其子公司为二级独立法人，在授权范围内有独立决策的权力。
该模式要求各个法人主体在市场风险和内控机制方面具有一定的水平。它可以使银行所经营的不同业务由不同的法人分别进行经营，减少了金融风险的市场传递。母银行对各个控股公司实行分业管理。
控股公司模式。该模式是以一个金融机构作为控股母公司，全资拥有或控股参股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进行多元化经营的金融集团。金融控股公司具有两大特征：一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实体组成，且这些实体处于集团的共同控制之下；二是其全部或主要的业务是提供金融服务，包括银行业务、证券业务、信托业务、保险业务等。
金融控股公司可以根据各个子公司的不同情况，发挥整体优势，在集团内部对各个子公司进行资源配置，调整控股公司在各个金融行业中的利益分配，进而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外国商业银行混业经营的监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