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17-0007-02
新世纪以来，有关文学经典的研究一直是文学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在现代社会中，当大众文化、网络文化不断扩张，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下的文化批判席卷整个文学领域，消费时代的文化在凭借着视图媒介不断颠覆人们的价值观时，经典文学的解构自然也由此引发不同的声音。当现代化领域中的文学逐渐去政治化，失去文学显学地位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学术研究的时候，文学经典化的问题便成为学术界开始思考的一个问题。
一、关于文学“经典”内涵的论争
西方学者关于“经典”的论争始于对“经典”概念的界定，学者们从文学经典作品的艺术魅力、世界的影响性以及时间的筛选等几个方面，来阐释文学经典的概念及内涵。
中国文学界对“经典”有着本地域性的独特见解，黄曼君认为，文学经典应该是原创性文本和独特阐释的结合，其存在形态生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特征，价值定位上必须具备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①同时，文学经典应是特定历史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相交融的结晶。必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有着“诗性”的内涵，还有着民族的文学特色。②童庆炳认为文学经典“必须经过时间的筛选；是达到艺术极致的作品；是开辟了新的艺术范式的完美之作”③方忠认为应该首先坚守“文学是人学”的原则，将文学作品的审美性、艺术价值还有经典应具有的原创性作为衡量经典作品的标准。④刘晗从“经典”二字字义考究，贯通古今进行纵横比较，得出结论：“文学经典是指那种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文学作品……经典指是指那种能够超越具体时代的价值观念、美学观念，在价值和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的文学文本。”⑤刘象愚对比古今中外、英汉文中“经典”的含义得出结论：“经典’指那些权威的、典范的伟大著作，文学经典的本质特征必须具备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以及时空的跨越性。⑥陈定家在结合中西方学者对文学经典的阐释之后认为：“真正的文学经典应该是那种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价值观和美学观之时代局限的优秀文学作品，是那些在历史维度与美学维度上呈现出一定的普适性，富有教义且常读常新的权威性的典范之作。”⑦
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定义在一定范围内达成共识，我们也可以看到文学经典既有传统视角，又有现代的革新。基于主体对文学文本认识的不同，对现在文学文本进入经典序列后，关于经典的争论更是不休。时代语境的不同，对经典的定义及内涵的阐释仍会继续，文学经典也在阐释和再阐释的循环中发挥着它不朽的艺术魅力，对其内涵及外延的界定，是对文学经典及经典性问题研究的基础。
二、追问文学经典的建构及生成机制
学术界在对文学经典问题研究的逐渐深入中，逐渐跳出对文学经典本身定义的格局，转向如何建构文学经典，推动文学经典建构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等相关问题上等，此类更为深入更具有针对性，更加具体化。
西方文艺界对文学经典的建构有着两种主要观点，即限定于文学作品内部的本质主义经典化理论与限定于外部因素的建构主义经典化理论。国内文学理论界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内外因素同样重视。孙邵振认为，引入西方理论的价值归宿就是对文学经典作品的改写，使得作为历史流传当中的经典文本重新获得一种时代的生命，这实际内在于文本的一种对经典的确认。⑧童庆炳将文学作品内外因素相结合，具体考察经典建构过程中两者的作用方式，认为文学经典的建构是处于一种不断地建构的过程中，同时提出文学经典建构的六个要素：“（1）文字作品的艺术价值；（2）文学作品的可阐释的空间；（3）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变动；（4）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5）特定时期读者的期待视野；（6）发现人（又可称为‘赞助人’）。”⑨朱国华则认为应该从历史的维度辩证地认识经典的准则：“一方面，各种经典的合法化来源都是独特的，我们应该对其进行语境还原；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长时段中，可能存在着相对稳定的经典化规则。”⑩
此外，也有学者针对文学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发表了看法，侧重点不同，观念有着些许不同。刘晗认为推动文本进入经典序列的方式主要有：政治权利的推行、知识精英的遴选和大众舆论的评判等。{11}南帆认为围绕在文学周围强大的社会群体、研究机构、出版社、学生团体、教育部门，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庞大的文学机构，从而形成一整套对文学作品行之有效的选择机制，并逐渐确立各种文学制度。{12}陶东风着眼于文化研究的视野，认为文学经典并不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而是有着特定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凝聚着文化权利。{13}王宁认为，文学经典的构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的批评话语、权力机构及其他的一些人为的因素。{14}此外，黄书泉立足当代文化多元化语境，认为当代文学经典的建构需要从三个维度辩证统一地把握，即充分认识文学史撰写的作用，破除确立文学经典中文学史的话语霸权，从当代社会文学生产和消费的现实关系中确认当代文学经典。{15}注重经典建构内部因素的洪子诚认为：“当代的经典秩序的确立标准，最为要紧的是作品所表达的历史观和政治立场……文学文本在揭示‘历史规律’展示历史发展前景上的典型性和深刻性，是当代经常起作用的经典衡量尺度。”{16}
在笔者看来，文学经典及相关论题是十分重要且关系重大的研究课题，对整个文学自身价值体系的构建、主流意识形态对读者的文学价值观念引导、文学史的编纂和文学教育等都息息相关。当然对文学经典的判断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着的，对文学经典内容的构建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
三、当代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命运
在当前的消费社会下，视觉文化以及媒介文化都以不可挡之势，闯入审美文化的背景中。尽管众多学者对文学经典的超时间性与超历史性都满怀信心，但是当经典面临当下消费时代的语境，图像霸权危及语言的中心地位的现实状况时，对文学经典的命运堪忧。
很多学者就从当下的消费文化语境中探讨文学经典的境遇，分析消费关系对其他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的影响。吴兴明就从当下消费关系的座架中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性扩张，他认为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不断被广泛的借名、挪用，出现大规模的异质重现，他指出，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在消费社会的命运即是：走向终结。{17}但同样是从消费语境中看待文学经典境遇的赵学勇则相对较为乐观，他认为文学经典所面临的危机源于文学经典和消费关系的语境冲突，调和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关系，则是经典问题消弭的关键所在。同时他进一步提出，要依靠市场手段来调节文学经典在当下消费语境中的接受和传播。{18}
在当下消费社会的现实语境下，有学者认为文学经典的n势不可避免。刘晗认为，当下文化语境中语言和图像之间关系的不平衡，图像文化的异军崛起使得语言中心地位旁落，消费文化思潮使得文学经典呈现出消费化趋势，文学经典存在的根基被消解。{19}也有学者着力分析文学经典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孟繁华认为，20世纪以来作家们参与社会的情感需求，与“宏大叙事”热情所创作小说文体，在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他分析其原因：“现代媒介的发展和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特别是与科技手段相关的消费文化的兴起，是文学不断走向式微的原因和条件。”{20}
此后，学者们对文学经典理论话语的拓展与深入、文学经典的命运及古今文学经典承传重构与评估重建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一些学者基于消费文化语境中对经典表示出担忧，如赵学勇从文学经典与消费文化语境的关系入手，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审视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文学经典所面临的一系列矛盾。{21}在陈家定看来，文学经典不仅遭遇了市场上的“生存危机”，而且还出现了观念上的“信仰危机”。但机遇与挑战共存，在去经典的潮流中文学也得到了更广范围的传播；新秩序与新经典为重构文学经典提供了更多种可能；激发了文学经典的多种潜在的文化功能。{22}而盖生认为，在当前的消费文化语境下，文学被媒介文化冲击的边缘化反倒是文学非线性进步的表现，指涉当下、提升现实承担社会的经典化文学仍将是社会价值整合元和意义的生产地。所以文学不仅不会终结，还将在新形势下具有重建经典的可能。{23}
经典的文学作品可以说最能够体现人类思想精髓，最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当下文学终结的声音不仅在国内出现，许多外国的学者也对“文学终结论”的论断发生论争，赞同与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作为文学作品中主流价值观念的代表，学者们对消费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也是忧思与期望并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社会形态变迁的大环境中看待具体的文学现象是理论研究者需要坚持的态度。
注释：
①黄曼君.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诞生与延传[J].中国社会科学，2004（03）.
②黄曼君.回到经典重释经典―关于20世纪中国新文学经典化问题[J].文学评论，2004（04）.
③童庆炳.文学批评首先要讲常识[N].中华读书报，1998-03-25.
④方忠.论文学的经典化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J].江海学刊，2005（03）.
⑤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⑥刘象愚.经典、经典性与关于“经典”的论争[J].中国比较文学，2006（02）.
⑦陈定家.市场与网络语境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文学评论，2008（02）.
⑧孙邵振.西方文论的引进和我国文学经典的解读[J].文学评论，1999（05）.
⑨童庆炳.文学经典建构诸因素及其关系[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05）.
⑩朱国华.文学“经典化”的可能性[J].文艺理论研究，2006（02）.
{11}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12}南帆.文学理论（新读本）[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117.
{13}陶东风.文学经典与文化权利（上）――文化研究视野中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4（03）.
{14}王宁.经典化、非经典化与经典的重构[J].南方文坛，2006（05）.
{15}黄书泉.论建构当代文学经典的三个维度[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4）.
{16}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J].中国比较文学，2003（03）.
{17}吴兴民.从消费关系座架看文学经典的商业扩张[J].中国比较文学，2006（01）.
{18}赵学勇.消费文化语境中文学经典的处境与命运[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5）.
{19}刘晗.文学经典的建构及其在当下的命运[J].文学研究，2003（04）.
{20}孟繁华.新世纪：文学经典的终结[J].文艺争鸣・评论，2005（05）.
在世界文学经典性问题上,戴维·戴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一书中讨论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一个主导性特征,即多变性和多样性。他认为,从来没有一种适合用来阅读所有作品的方法,已被认定为世界文学的作品也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某一作品有时属于世界文学,有时又会退出世界文学的领域。很少有作品能担保自己能快速并永久居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行列,大部分作品都是随时代而发生变化,几经出入世界文学经典之林。在2007年戴维·戴姆罗什再次就经典问题发表文章,给出了一些前沿的、科学的分析和总结。文章指出,1993年伯恩海默报告公布,提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周蕾对此回应道:不要出现比亚洲文明这个“他者”更为边缘化的文化。戴维·戴姆罗什肯定了周蕾的担忧。他认为:在世界文学、后殖民理论和工业化等因素的作用下,后经典时代来临,一脉相承的超经典不断瓦解,反经典不断挤进世界文学经典行列。超经典通常由主流作家占据,地位坚如磐石。
例如,英国“六大”浪漫主义诗人。反经典作家通常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例如,弗雷西亚·海曼斯、安娜·莉蒂希娅·巴鲍德。影子经典是原先那些“非主流作家”的真正的不断退隐。例如法德娃·图肯、普雷姆·昌德。没有隐退但处于次要地位的可以成为次经典。例如阿摩斯·图图欧拉和鲁迅。超经典和反经典之间不是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相得益彰的,超经典为反经典提供了基础,而反经典为超经典提供了活力。事实上,后殖民研究重复了欧洲为重点研究领域的超经典老路,也许在国别文学研究领域中还可以避免,但在着名作家这一层面上就难免了。杜威·佛克马也是主张世界文学经典的国别分类,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指出经典的构成是对某种需求或者某些问题所作出的回应,每个国家或许都有自己的经典,因为他们有着不同的需求或者不同的问题。显而易见,所有的经典都具有某些地方风味。杜威·佛克马宁愿相信一种根植于某种特定文化中的经典。然后,理所当然地,譬如说,有一种世界文学的中国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欧洲版经典,一种世界文学的尼日利亚版经典,而所有这三种书之间都会有很大的不同,这将是非常有趣的。也会有一些交叠之处,但是看看这些交叠之处都是什么以及差异之处何在,都将是极为有趣的。世界文学经典广泛阅读和影响力受益于像诺贝尔奖、学校所开列的阅读书目以及文选之类社会机制的支持。而非经典性的、未被认可的、前卫的或者不被理解的作家,他们被阅读的机会将会变得更为稀少。要是那样的话,文学中一个能够提供多样性和新发现的生机勃勃的资源也就可能被扼杀掉了。在任何给定的时刻,文学的文学性总是更多地栖居于非经典的写作中而非经典之中。
关于普世性、相对性的问题,王宁认为任何一部文学作品要想进入世界文学的高雅殿堂。它的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到各国或者各民族之间的巨大差异,即相对性。否则一部世界文学史永远无法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如何判断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第一:它是否把握了特定的时代精神;第二:它的影响是否超越了本民族或者本语言的界限;第三:它是否收入后来的研究者编选的文学经典选集;第四:它是否能够进入到大学课堂成为教科书;第五:它是否在另一种语境下受到批评性的讨论和研究。上述五个方面,第一、第二和第五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第三和第四则带有一定的人为性,因而具有相对的意义。若从这五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人们就能够比较客观地判定一部作品是否属于世界文学。
结论:全球化以来,尤其是近10年,世界文学内涵在批判性分析中获得丰富和新生。东西方的研究者深入地探讨着世界文学具有的多重属性,不仅吸引着更多研究者的加入,更凸出了世界文学在当下研究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超民族性、流通性、疆域性、翻译性、多变性、多样性、经典性、普世性到相对性等多重属性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指标,是世界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歌德开始,世界文学打破了民族狭隘意识的思想束缚,超越了单一民族文化传统,逐渐有机融合了各民族的价值观念,培养了世界主义的观念。马克思的世界文学对世界文学内涵的拓展起着基础性作用。后理论时代,后现代文学的艺术技巧成为世界文学发展的必备参照系,马克思主义依然发挥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继续与后现代思潮沟通和互动,从而为世界文学在思想和艺术的有机融合和创新提供必备条件。世界文学的疆域不断拓展,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创作的分类方式逐渐被替代,文学经典处于超经典、反经典和影子经典三层模式的重新建构之间。世界文学的衡量标准既要具有普世意义,又要考虑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所具有的相对性。最后,期待此文不仅帮助读者廓清世界文学演变发展的脉络,同时能够把握其变化和发展的背景,而且能够对世界文学的理论建构:请记住我站域名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从而促进各民族在文学及其他领域更深入的交流与对话,为美好的“大同世界”努力。
此时期文学经典的重估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以陈独秀、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新知识分子为主体，以“启蒙现代性”话语，即“立足于社会的改造、思想精神的更新，立足于‘新人’的培养”为目的，以“历史进化的文学观”为重估的理论依据来展开。重估从破与立两方面着手，包括古代文学经典、外国文学经典和新文学经典的重估。
由于将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系于思想文化之革新上，因此，近代中国落后挨打之因便尽数归于以“儒者三纲之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思想，于是承载这一思想的古代文学经典便成为经典重估的首要对象。重估的中心主要集中在两点：一在文字工具的革新，废除文言这一“半死的文字”，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二在文学内容的革新，废除“非人的文学”，建立“人的文学”。在倡言以白话替文言这点上，为了更有效地推行白话，使之成为“标准国语”，胡适将中国古代的白话文学作为国语范本。于是，文学革命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眼光抨击用文言所写的骈文古文律诗古诗，转而为传统文学观念中属“引车卖浆之徒”的小说、戏曲等白话文学寻求经典化的合法依据，称其为“可与世界第一流文学比较而无愧色”，并力图为之建构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从文学史的趋势上承认白话文学为‘正宗’”。通过撰写白话文学史①、古代小说史②、古代小说考证③、出版古典白话小说丛书④等方式确立了中国白话文学传统之杰出代表———古代白话小说的经典地位。在提倡建立“人的文学”这点上，周作人认为一些由白话所写的旧小说如《西游记》《水浒》《七侠五义》等在思想内容上宣扬强盗迷信鬼神，只会妨碍人性生长，乃“非人的文学”，不宜作为新文学的楷模，也需要革新。因此，引进西洋近现代文学来革新思想便成为经典重估的另一项主要工作。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是推介重点。被认为体现了“健全的个人主义”和“写实主义”的挪威作家易卜生在1918年6月《新青年》上以专号的形式得到推介。不少刊物积极登载拜伦、雪莱、海涅、歌德等诗人的作品。此外，与中国一样受损害的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也受到青睐，想要借此输入其中的爱国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①。著名的有鲁迅和周作人的《域外小说集》、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郭沫若翻译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鲁拜集》等。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除旧革新之努力下，新文学倡导者们对“文学革命”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也进行了有意识的经典建构，这便是1935年至1936年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初步确立了文学革命后的新文学经典序列。
反观这场文学经典重估运动，它在语言、文体、内容上全面颠覆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等级体系，将文学创作从宣扬儒家义理、文字雅驯为正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开辟出新文学典范的创作路径。这条以白话为语言基础，以小说为经典文类，以诉诸现实为内容的创作路径不仅在当时增强了中国文学对社会现实生活的表达力，而且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提供了多样化的探索路径，一批现代文学经典得以涌现。
但不可否认，这场以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为核心的文学经典重估以激进的方式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系统的延续性和完整性，其赖以重估的话语依据———“启蒙救亡”和“进化论”也偏离了文学自身的建构典律。无论是对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经典序列的建构，对域外小说的经典化，还是建构新文学经典，都表明在“启蒙救亡”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下，“转型期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内在变革冲动，也是中国的现代性焦虑在思想文化上的直接表征。”这种“现代性焦虑”在经典重估中表现为全盘否定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价值，以非理性的二元对立思维，利用进化论为这种传统到现代的裂变提供“科学”的合法性依据。因此，几千年传统之中国古典文学，“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今人也。”不止如此，文学因时进化，新胜于旧，“两千年的文人所做的文学都是死的，都是用已经死了的语言文字做的。死文字决不能产出活文学。”这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新与旧、活与死、先进与落后的二元对立，以科学真理的身份宣告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树立其权威的重要依据———“时间”②因素的瓦解。同时，这种源于革命意识形态的偏激批判话语最终走向对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非理性否定（所谓“不读中国书”），遮蔽了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审美价值，割断了中国文学经典传承的延续性。
二、社会主义革命话语：社会主义文学与中国文学的第二次经典危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配合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的需要，文化领域有组织地展开了重估文学经典的工作。虽然此时期文学经典的重估呈现不断调整、冲突和变动的状态，但就其整体特征而言，此时期文学经典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和阶级属性被极端强化，作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之一部分的文学经典审定工作受到高度重视，政治因素在文学经典重估中起主导作用。在文学经典的审定上，由中央政府主管的统一审核机构主导，通过确立“马恩列斯毛论文艺”的指导性文学理论③，划定出版选题范围（如一些有导向性的丛书系列）①，在主流报刊上掀起对某部作品或某个作家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运动②、统编教材③等方式来重新审定此时期的文学经典序列。在文学经典的重估中，社会政治运动的趋向、的政治指示和文艺思想、作家本人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标准起决定性作用。#p#分页标题#e#
此时期的文学经典重估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以《新民主主义论》为纲领来重新定义和确立五四文学之性质和经典序列。早在1948年就有“文学再革命”的口号，提出“文学之自由与民主，是以国家民族的利益做它的前提。”这种以国家民族的现实政治取向为文学之标的的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延续。当时，在对已有作品进行经典重估时就着重聚焦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西方文学，尤其是欧美的现代文学，因为这两者与当时中国的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在对“五四”新文学的认定上，贯彻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思想，认为新文学“是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服务的，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它必然是由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因此，在选定入史作品时，突出“革命文学”的主题，在选集出版中突出革命作家的比重。例如，1951年3月由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新文学选集编辑委员会”编选的“新文学选集”丛书按现实主义标准来遴选新文学经典作家，蒋光慈、柔石、胡也频等革命性强的作家均有个人选集，郭沫若选集的印数高达39000册。其二，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准下筛选和重构外国文学经典。此时期将苏联文学视为学习典范，亚非拉美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学作品在国内也可翻译出版，但对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标准的20世纪欧美现代文学则极少评介④。这种选评标准正是“二战后冷战所形成的对立阵营和中国内部的政治现实”的反映。其三，确立共和国“红色经典”。围绕《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2）所创作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作品，如《白毛女》《李有才板话》《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等通过“中国人民文艺丛书”系列“以文选的方式为新中国文学树立‘榜样’。”与文学革命时期的经典重估相比，政治力量而非知识分子成为此次经典重估的主体，表达出迥异的意识形态诉求。社会主义革命话语作为文学经典的重估标准参与到文学经典的筛选和建构中，确立起一套与五四文学大相径庭的文学经典体系，并通过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政治批判运动、学校教育、学术研究等方式使之固定为合法性“知识”。
综观此次文学经典重估运动，不可否认，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它从思想文化建设方面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但由于政治力量主导了整个重估工作，依据单一的现实主义标准所确立的文学经典序列被赋予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功能，文学经典的价值被异化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同时也丧失了持久性的经典价值，随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这套经典体系的起伏变动亦表明单靠政治力量无法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反而会导致文化专制，时期的革命样板戏便是例证。
三、拨乱反正：“重写文学史”与中国文学的第三次经典危机
“重写文学史”作为一个口号被提出是在1988年，它是当时的青年学者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主持的一个专栏名称①。此专栏从1988年第4期始，至1989年第6期便宣告结束。两位主持人在专栏开办时“主持人的话”中指出“重写文学史”就是对“中国新文学的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现象的重新研究、评估”，初衷是“冲击那些似乎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人们重新思考昨天的兴趣和热情。自然，目的是为了今天。”可见，“重写文学史”表现出明确的重估经典之目的，而更为根本的目的则是重估经典所代表的一整套价值观念，即“文学史结论”，强调“从新的理论视角提出对新文学历史的个人创见。”那么，他们重估经典的对象是什么呢？
从1988－1989年间专栏所发表的相关文章来看，重估经典的对象主要包括两个部分。首先，“十七年”和“”时期被树立起来的红色经典，主要质疑这批作品经典地位的合法性。例如，专栏第一期刊登了两篇重评文章：宋炳辉的《“柳青现象”的启示———重评〈创业史〉》和戴光中的《关于“赵树理方向”的再认识》。针对《创业史》，主持人语说：“《创业史》暴露了一个怎样理解生活‘本质’的问题：或者是强化自己对人生的切身感受，由此形成这种‘本质’的悟知，或者是以现成的政治定义为依据，虚构出一个教条式的‘本质’来———不幸的是，柳青基本上走的是后一条路。”从这一评语可知“重写文学史”对《创业史》这一“三红一创”的红色经典所持的否定态度，秉持“个人主体”的重估标准，认为真正的文学创作应该是个体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否定了红色经典所代表的那一套以“国家主体”为核心的评定标准。此外，重估的另一对象是在1949年至1978年间所确立起来的现代文学经典———“鲁郭茅巴老曹”，重点反思这批现代文学经典在“十七年”和“”间被阐释的那一套价值话语的合理性。例如，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的蓝棣之重评茅盾的文章《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重评〈子夜〉》。作者在文章开首援引艾略特的“文学之伟大与否并不全然取决于文学标准，虽然我们必须记住是否成其为文学只能用文学标准加以判定”这句话作为重评《子夜》的标准，认为“《子夜》读起来就像是一部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因而是一次不足为训的文学尝试。”“文学标准”成为蓝棣之重评《子夜》的依据，而处在“文学标准”对立面的则是“政治”。
那么，这次“重写文学史”之重估的矛头为何主要指向红色经典和1949年至1978年间所确立起来的那一套阐释现代文学经典的话语呢？也就是说，为何重估的焦点放在了刚刚过去的那一个时期的经典作品和经典阐释话语呢？时任《上海文论》编辑部主任的毛时安说的很清楚：“‘重写文学史’专栏的筹划和出台，并不是出于编辑部的心血来潮，更不是某个人灵感和机智的产物。它出台的基本背景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因此，要从文学史的角度来否定就必然要牵涉之前的文学史，包括文学史中的作品、作家、文学现象和事件的再认识再评价。“重写文学史”“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逻辑必然。”显然，“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在当时具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形态诉求，而非一个纯粹的学科内事件，这也是“重写文学史”在当时社会之所以能引起极大反响的缘由之一。主持人之一王晓明说：“我们当时基本的想法是把‘重写文学史’基本的立足点定在审美和对文学史应该有个人的理解这两点上”，而这两点在当时只是一种策略性的话语，审美并非绝对“非功利”的文学审美，而是指向以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评定标准的“拨乱反正”，是作为政治对立面的审美，这个词所具有的特定历史内涵源自对时期政治干预文学的批判和反思。由此可见，“重写文学史”所要建立的新经典体系是在否定那一套以政治斗争为中心的经典体系的基础之上展开的。因此，其中所提出的“个人”和“审美”这一新的重估标准只有在与其所否定的那套经典话语的对照之下方可凸显其重估之落脚点所在。#p#分页标题#e#
此外，随着“重写文学史”之提出而陆续确立起来的一批新经典，如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又共同构建起一套表征“新时期”话语的经典系统。正如有学者所言它“似乎是‘新时期’话语建构其‘知识’的合法性的最重要的资源”，而建构一套与之适应的经典体系则正是形成新“知识”的基石。
四、众声喧哗：“大师重排座次”与中国文学经典的第四次危机
20世纪90年代前期，学界出现了一股评选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文库”或“选集”的热潮。在这些形形的评选中，有两件事在学界乃至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是1994年由太邦科技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推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共四卷）（策划：戴光南；主编：王一川、张同道），海南出版社出版。此文库以“为20世纪文学中大师级人物重排座次”标目，寻找20世纪中国文学中能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巨匠相媲美的大师。这次“大师重排”之所以引起热议，其焦点就在于大师位次的认定上。该文库编者所排20世纪小说领域里的大师依次是：鲁迅、沈从文、巴金、金庸、老舍、郁达夫、王蒙、张爱玲、贾平凹。这种次序无疑是对“鲁郭茅巴老曹”位次的极大挑战。其中，尤其是对茅盾的落选和金庸、张爱玲的入选争议最大。编选者给出的理由是因为茅盾获得如今的高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学术偏见，这种学术偏见即“现实主义”、“史诗式”的评价标准，而依据编选者所持的新标准来看，茅盾的小说在总体上看“欠缺小说味，往往概念的痕迹过重，有时甚至‘主题先行’，所以只得割爱。”而针对编选者提出的“主题先行”，反对观点认为这一评判标准并没有公平地运用到其选定的所有作家身上，甚至两位编选者以“主题先行”这一共同理由作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判：一个据此否定茅盾之经典地位，另一个却以此肯定穆旦为百年诗歌第一人，这种厚此薄彼的评判“不过是在已多次出现过的‘左’、‘右’、‘内’、‘外’一齐夹攻的怪圈中重蹈覆辙而已！”论争双方各执一词。“重排大师”的争议还未平息，1996年由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和谢冕、孟繁华主编的“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面世，又引起新一波争论。《文艺报》、《光明日报》、《作家报》、《文学自由谈》等刊物纷纷发表讨论文章，其影响甚至超越文学界，一些电视台、新闻报纸也进行了报道，俨然成为一个文化事件。撇开论争双方孰是孰非的问题不谈，单就90年代前期学术界和出版界推出“百年经典”这一事件来看，至少有两个与“文学经典”相关的问题值得关注：其一，编选者为何急于推出“百年经典”？其二，这次“百年经典”的评选与前几次经典重估有何不同？
与五四文学革命迫于救亡图存之危机和启蒙之迫切不同，与建国后为配合政治需要进行文化建设不同，与80年代后期对“拨乱反正”的文化需求不同，这次经典重估热潮一方面受到荷兰学者佛克马1993年9月至10月间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谈及中国文学的经典问题的触动而引发，但这只是外因。就其内因而言，它仍是80年代后期“重写文学史”的延续，确切来说，是对“重写”行为的延续①。但在“如何重写”这点上，与“重写文学史”相比此次重估百年经典的价值取向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回顾前三次经典重估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文学在社会生活，尤其是政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一套文学经典的重估及确认往往和建构一套合法化的知识话语（包括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紧密相关，重估行为具有相对明确和统一的意识形态诉求。而90年代前期的这次经典重建热潮则是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之后”的市场经济语境中进行。经典重估不再有明确统一的意识形态诉求，而更像是研究者对百年文学经典的个人总结。因此，同为“百年经典”，《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国百年文学经典》的所选对象和所排次序却有诸多出入，评选标准也是各自言之成理①。尽管编选者中不乏有声望的学者，但这也未能让读者对这些“百年经典”一致认同，反而一石激起千层浪，学界内外的聚讼之声不断，可谓一场众声喧哗的经典重估②。
如由文学专家白烨、陈骏涛、倪培耕和贺绍俊担任总策划编辑出版的“世纪文学60家”系列丛书，采取专家评选和读者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给20世纪00位中国现当代作家评分，结果贾平凹排名第六，为中国当前在世作家之首，在巴金、，曹禺、郭沫若、钱钟书之前翻；谢冕、钱理群编选的《百年文学经典》对一百年以来的中国文学进行了经典化的筛选嘲；经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的专家评委会评选，1998年8月6日他们推出了中国文学的“百年百：优”嗍；香港《亚洲周刊》也通过组织专家评审和网上投票，于2000年8月遴选出了“二十世纪中文小说00强”嘲在“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沈从文、张爱玲等曾：经因为被边缘化而墙里开花墙外红的作家迅速向中心回归，而当年因为“政治因素”而红极一时的作家作品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冷落。由此可见，有关经典问题的争论已渐次浮出水面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这种现状，黄浩曾认为：‘‘经典文学时代’正在离我们远去，而一个新的‘后文学时代’则正在向我们走来。”昀与黄浩的理论推断不化潮流作为一种叛逆思潮不仅使文学经典本身面临同，孟繁华还为文学经典终结的命题做了证实研究。着被解构的可能性，而且这种思潮往往以其新奇的表其实，文学经典问题的核心是文学经典神圣性与崇高征呈现并易于对广大青年学生产生影响，因此，文学感消退所带来的整个文学的社会地位与价值功用危机。面对当前的文学经典乃至整个文学危机，陈嘉不无担忧，他认为：“(当前的)文学成为纯粹的一次性消费品，其振聋发聩的精神力量和灵魂净化的力量正在逐渐消解。文学对社会和人生的严肃性、深刻性思考的价值及其意义，遭到严重的颠覆和解构。
文学过于顺应乃至迎合欲望化的市场消费趋向，过于走向边缘：化和世俗化，过于重娱乐休闲而轻社会人生与诗性审美。”网由此可见，文学经典在当下的生命力问题已引起了人们的担忧。不过，有关文学经典终结的论断确：有将问题扩大化的嫌疑。虽然如此，但文学经典在当下所面临的诸多困境与危机却是毋庸置疑的。既为经典，何以危机?季中扬认为，当前的经典危机主要是由r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随着消费社会文化逻辑的展开，视觉文化与媒介文化不断扩张，文学经典在精神生活与文化建构中的重要性明显衰落，二是文化研：究从理论层面质疑经典化机制本身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其实，文学经典危机的原因何止这些，作品自身的时效性、经典作品的话语场、经典阐释背后的意：识形态和受众的审美趣味等问题都是导致文学经典遭遇危机的重要原因。季中扬认为：“超然的审美仅仅是幻象，文学经典不是功利世界中的‘飞地’，而是文化权力的竞技场。如何在社会变革与理论消解两面合】击下传承与重建文学经典，这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学术问题。”也正因为文学经典的确立与传播和许多现实的社会人生问题密切相关，所以大凡文学经典出现危机的时候常常是人的价值观、人生观、审美观和信仰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当今文学经典的危机就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发生深入变革的背景下所发生的。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文学审美范式的转换乃至文学的当下转型都是导致文学经典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文学经典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文学经典的传播必然困难重重，而文学经典传播的困难又常常导致以传播文学经典为己任的文学教育面临诸多的困境。
长期以来，文学教育主要取材于文学经典，并成为培育：和传承文学经典的主渠道。然而，由于当今的去经典教育在经典危机语境下，不仅面临着如何取材的困惑，而且面临着如何取得教育对象认同的困惑。虽然，当今中国各级学校文学教育所使用的教材都是由相关职能部门审定的，教育者本人没有多少自主遴选权，但文学教育还涉及到对作品的阐释问题。从什么角度阐释，在什么立场上阐释，阐释中彰显什么、忽略什么等差异，常常使作品在教育对象面前呈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境界，这种差异主要决定于教育者潜在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学观。在经典危机语境下，文学教育者的价值观、人生观和文学观难免与作者甚至教材编者有所不同，因此，他们阐释中的作品就已经偏离了作者及教材编者的预设，甚至面临欲说不能或言不由衷的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文学课可能因为激情的弱化而使文学教育丧失其应有的生机，而生机的缺失又使文学教育面临丧失自身优势的风险。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教育者失去按教材编撰者意图言说阐释的激情，还在于广大青年学生接受期待的变化。由于广大青年对新事物非常敏感，加之青春期的他们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叛逆心理，因此，他们对去经典化的现象也有较高的关注度，甚至还有人加入了恶搞经典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经典对他们的魅力必然会相应地减小，并由此导致一些学生失去阅读经典的冲动，这也是当今学生甚至是大学中文专业学生的文学阅读兴趣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学生也许能安静地听文学教师的授课，也有可能考出高分，但他们在内心深处是否按老师的期待来接受就应另当别论了，更不要说老师能否彻底除掉去经典化现象留在他们心目中的印象了。
什么样的作品是经典，经典的评判标准是什么？汪介之认为，经典是积淀了人类普遍经验并可以指导以后的文学作品，是具有永恒价值和纯诗品格的文本。李昌柯认为，经典必须具有深厚的精神文化底蕴，必须具有高度的审美艺术性，同时还必须具有强烈的民族文化特色及特定的时代精神。黎皓智认为文学经典是指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权威性的作品，它是在文学运动中经历大浪淘沙的结果。一部文学经典的形成，大体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深刻地反映了时代，记录了历史沧桑，是时代造就的；二是负载着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基因，体现了独特的民族性格和民族智慧；三是饱含着艺术审美的丰富性，可以从形成、理性、道德、文学隐义等不同层面进行解读。作为经典，其中必然有永恒的因素，也有可变的成分。叶廷芳认为经典的定义应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研究者不应把经典当古董，应该在尊重传统的同时勇于创新。吴晓都认为，真正的经典文本为未来理论内设了阐释的空间，所以经典总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郑体武将经典划分为三个层次，即民族意义上的经典、世界意义上的经典和具有永恒价值的经典；张杰分析了当下对文学经典所持的几种态度：质疑文学经典标准；注重文学经典的负面影响；强调经典化与去经典化应同时进行。他认为我们需要经典，但不能将其神化，应放开眼光，不断筛选出具有潜在价值的经典。
如何更科学更有效地重读经典是会议关注的热点。曾艳兵认为，后现代语境消解了诸多既有观念，当前亟待重新解读经典。黎浩智认为重读是研究经典的最基本方式。他指出，重读经典并非否定前人的理论成果，而是不断发掘经典的新内涵。重读经典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着多元文化的丰厚信息，并非人为地推倒一批，又人为地树立一批。盛宁认为，重读经典时，要选取思想有分量的话题，要注意建立起自己的话语体系。一些学者认为，重读经典要有一定的理论思维及理论创新能力，要运用多种文学批评方法从多角度去解读。申丹分析了目前国内外经典文本研究存在的“不注重跨学科研究”、“对文学理论缺乏研究”、“阐释不当”、“机械地用时髦理论套文学作品”、“作品与语境脱离”六个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即借鉴各个学科知识认真梳理理论，在尊重作品本身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阐释，对作品进行整体性细读。而叶廷芳认为，文学史上每一种重要理论的产生都是创作先行，当理论与现象发生矛盾时，要尊重现象，尊重创作。黄梅也指出，阅读是一种注视美学，进行文学研究时应抛开理论预设，尽量保持作品的原生态，这样才可能有更多的收获。郭宏安介绍了法国日内瓦学派的阅读观，其中即包括“注视美学”一说。他认为，完整的阅读应该包括没有成见的阅读、客观的研究和自由的思考。张旭春认为解构批评使当代文学经典研究趋向于否定历史语境、否定作家意图，阻隔当代读者与文学经典的真正对话，也造成了对经典的过度诠释。
小学阶段，是人生的记忆黄金期，是经典诵读教育的关键期。抓住黄金期与关键期，让小学生诵读一辈子管用的经典，打下深厚的经典底蕴，做一个堂堂正正、出口成章、下笔成文的大写的“人”，每个教师、每个校长责无旁贷。扎扎实实地做好此事，将功德无量。
1.提高广大小学生的思想素质。传统文化经典中承载的“仁义忠恕孝悌礼信”道德伦理观，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要通过经典诵读，让这些传统美德根植于小学生的心灵，进一步丰富学校德育内容，加强小学生思想道德建设，提高小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
2.提高广大小学生的人文素养。传统文化经典内容丰富，文字精炼，是语言文字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高度融合。要充分利用小学阶段--人生记忆黄金期拓展学生的诵读读范围，增加学生的诵读量，广泛深入科学诵读，进一步夯实学生的文化功底，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增强学生的记忆能力、思维能力和表达能力。
二、经典诵读教育的探索
在区域性开展经典诵读教育中，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要遵循小学生的记忆规律，要选择小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学习，要让学生在实践中领悟经典，体验经典，实践经典。
一是整合内容，突出典范性。
选择诵读内容要十分注重语言与精神的典范作用。因此在内容的选择上要有坡度，低中年级段背一些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节奏感强的经典儿歌、古代诗歌、《三字经》《声律启蒙》等；中高年级背一些难易适中的诗词歌赋与哲理性强、趣味盎然的小古文等。在内容的选择上要有序列性，可根据教科书单元主题选择与主题相近、相似的经典诗文，根据小学生年段特点分册编写，循序渐进，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可根据本校、本班学生特点，拿来为我所用，整合诵读内容，编写校本教材。
二是纳入课程，体现规范性
将经典诵读作为校本课程的重要内容进行开设，科学开发适合学生年龄段的经典诵读校本教材，纳入教学课程管理整体范畴，列入小学教育教学计划，将经典诵读课程化。要注重经典诵读在学科教学中的渗透，特别在语文、历史、德育等课程中融入诵读内容，在校本课程模块中设置经典诵读课时。在学习过程中注重“本色”诵读，不要追求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引导学生感悟做人的道理，把道德文章转化为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让学生从“读圣贤书”到“行君子事”，强化诵读经典活动的效果。
三是创新形式，彰显多样性。
要注重营造经典诵读教育的良好育人氛围，以音频、视频、书画等生动形式及校园广播站、电视台、校园网、墙报、校刊（报）等载体展示经典诗文，同时充分利用班会、学生会和社团活动、兴趣小组、课外实践活动等有效载体，围绕经典鉴赏、诵读艺术等，开展生动、多样的主题活动、竞赛活动、展示活动等。
四是分级诵读，把握阶段性。
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在诵读方法上要有所侧重，小学一到三年级的学生，重诵读积累，只求背诵，不求甚解。小学四五年级的学生要引导他们在诵读的基础上初步理解经典内涵，用先贤训戒昭示做人、处事的道理，规范自己的言行，使学生在诵读经典中潜移默化地熏陶道德思想，养成文明礼仪，汲取人文营养，修养道德心灵。
五是循环往复，体现渐进性。
根据艾宾浩斯遗忘曲线，不能只单纯重视诵读当时的记忆效果，更要重视后期的保持和再认。在不同的时期注意将以往背诵的篇目进行及时复习巩固，在牢固掌握已有篇目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背诵新的经典篇目，从而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和文化底蕴螺旋上升。
六是评价科学，凸显持续性。
教育主管部门把各小学开展诵读经典教育的情况列入学校“书香校园”建设的重要考核内容。各级各类学校建立经典诵读教育的评价机制，将教师开展经典诵读教育的情况列入教师日常工作考核。语文教师将每个学生的经典诵读情况进行多元评价，注重形成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只有建立起全方位的评价机制，经典诵读教育才能广泛持续开展。
三、经典诵读教育的思考
读经之风颇盛，甚至有人认为经典诵读就是人生的灵丹妙药，可以包治一切。有些家长把孩子送到国学经典诵读学校，认为只背《大学》《中庸》等，孩子就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些教师不加选择、不采用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强塞给学生。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上世纪初，也走了一个极端，把经典批得一无是处。全盘肯定与全盘否定都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回顾这一百年的语文教育，我们应怎样认识经典呢？
改革开放之初，一批英美文学经典引入国内，构建起了这些作品在当代中国的最初译本形态，此后的30余年间，又经不断重译，很多作品都派生出了多个不同译本。近年来，乘国家“一带一路”政策之东风，东西方文化交往愈见频繁，国内出版业迎来了读者群体对于英美文学作品需求量的第二次高速增长，然而与这种日益旺盛的需求量不相符的是，当前英美文学经典的重译质量良莠不齐，图书市场上存在着相当一部分的低水平译本，严重影响了读者对英美文学经典的审美接受，也与国家新近提出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文艺工作指导意见不相贴切。因此，提高英美文学经典的重译质量已是当务之急。出版行业作为英美文学经典重译最有效的传播平台，应当结合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下重译过程中译者与语境相互关系的不断变化，积极发挥引导作用，力争将更多更优秀的重译作品呈现于世，实现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共荣共生。
一、英美文学经典重译与出版持续升温
文学经典在异国的重新译介是各国出版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名著每过三十年到四十年总有新译本出现，这是西方翻译、出版界通行做法”。我国每年所译域外文学经典颇多，而其中英美文学始终占有着极大的体量，例如近年来《雪莱诗集》《傲慢与偏见》《老人与海》……许多经典名著的中译读本不胜枚举，处于一种持续升温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仅简•奥斯丁的《爱玛》就有王勋、孙致礼等10余个不同译本，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有王富民、石伟、赵宇等20多个不同译本，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芬恩历险记》有贾文浩、牟扬等近20个译本，菲兹•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有范岳、王晋华、吴然等24个版本的译作，而且平均每两年就有一个新的译本出现，英美文学经典重译与出版热潮可见一斑。当前学界关于经典重译原因虽是众说纷纭，但普遍来讲，原作的经典特质及跨地域、跨时空的生命力构成对于不同时代不同读者强大的吸引力，被认为是第一因素。
除此之外，语言本身的演进，经济模式的转型，文学观念的更迭，意识形态的变迁，译本质量与读者期待视野的提升，译者理解历时与共时的更新等等，也都是形成当代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现象的重要原因。具体来说，一方面，随着社会文化发展，语言演变进程加速，旧有的译本无法适应新时期审美理解，语言老化、翻译不准确、理解偏差等问题使重译成为客观必须。另一方面，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在版权时限上超出法定时限，进入公共版权领域，使得重译与出版具有了现实可能。此外，出版社市场行为推动重译并出版进入公共知识产权领域的英美文学作品，也是出版社占领市场实现逐利重要路向。
二、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出版引导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文学领域的出版引导是指通过出版行业的影响来指引文学生产走在合理的发展路向之上，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尽管是一种文学现象，但如果完全任由其自由发展，难免会产生失于偏颇之处，这就需要一定的干预措施，而由于传播媒介在文学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出版业是英美经典译作最主要的传播媒介，因此，通过出版业引导当前的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十分必要且现实可行。
1.出版引导的必要性
当代的图书供给往往是既有精品力作出现，也会有大量残次作品生成，英美文学翻译出版同样遵循此种规律，倘若缺乏合理而有效的引导，势必会出现作品数量与质量失衡发展的局面，基于此种考量，加强英美文学经典重译作品出版引导，是外来文艺作品再生产的重要理论贡献，也是确保艺术生产意识形态指引，保证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与科学性的重要实践举措，更是符合当前文学出版实践的必然选择。经典出版属于文艺再创作的基本范畴，社会历史语境的变化势必影响文艺再创作的供给、消费与批评逻辑。同时，英美文学经典翻译也是一种主体，存在着主观能动作用，翻译者在经典重译过程中难免出现思想观念、情感要求、语言特色全新差异。
例如，英国简•奥斯汀的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关于其旧译本的认识主要表现为人性与婚姻在金钱面前的异化，而对近年来的新译本，则又有了来自于女性主义价值体系的解读声音。然而，多元解读不能等于随意解读，重新译介不流于无序译介，当前文艺创作要求坚持以人民为导向的大众化取向，这就要求英美经典文学作品在价值观念方面有必要进行相应调整，以适应时代生活创新与艺术个性创新。因此，出版业界建立起相应的引导机制，是符合经典重译艺术规律与出版事业发展规律的必要之策。除了大众化引导的必要性以外，引导英美文学经典重译与民族文学规范相契合，同样是当前出版业发展的应有之义。对于英美文学的出版再生产而言，其旨归在译者所处民族语言文化语境中，借由此种语境也就产生了民族文学规范要求。我国近现代翻译出版史上的成功作品几乎皆是如此。如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译本早已有之，最早可溯至林纾和魏易合译的《吟边燕语》，到卞之琳时已属重译，但是他将英文句式用“顿”的方式移植到汉语体系中，符合了民族文学的审美习惯，从而带来了较好的接受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旧译本，这就是经典重译的成功事例，由此可见，引导以民族文学规范英美文学经典重译是必要的。
2.出版引导的可行性
经典重译不仅是一种文本再翻译的文学活动，它是综合了媒介传播、读者接受等众多因素在内的复杂存在，其中出版商与读者、译者的关系呈现出互动化、功利化等特征，而且囿于旧译本与原文本、旧语境与新语境、旧译者与新译者制衡抗衡、冲突对话，重译参与因素、翻译过程与出版之间而具有了耦合性，这些都使得出版业来引导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具有了现实可行性。首先，出版业可以通过影响整体的社会文化语境来作用于译者，进而引导英美经典重译。作品的译介毕竟是要由行为主体，即译者来完成，在经典重译的过程中，社会文化语境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译者的具体判断、选择与决策。一般来说，社会文化语境的形成有赖于知识话语的传播，而出版业对于知识话语的传播过程又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良好的出版业发展态势可以形成积极的社会文化语境，英美经典的译者会自觉地将经引导优化的文化语境与文学观念的影响落实到自身重译过程中，从而译制出更优秀的重译作品。
其次，出版业还可以通过影响文化语境来影响读者群体文学观念的形成，由此来引导英美经典重译。特定文化语境的形成有赖于与此种文化相关的话语或者信息的传播，这就涉及了媒体传播属性的影响力问题，而出版业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媒体形态之一，对于特定文化语境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出版业所传达的思维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所处时代文化语境的精神实质。在出版引导机制视域下，经典重译不仅要考虑原作者的基本身份与现实意图，切实理解原作品的基本意义，做出相对合理的阐释，也要考量原作与译作在语境、译者对于读者理解层面的归化与异化尝试，以便实现最大层面上的契合。以傅雷重译《珍妮姑娘》出版为例。原译作与重译作相隔达24年，跨越了我国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时代变化带来的读者审美口味的变化深刻影响了译者自身抉择。与原译作相比，傅雷后期译作更多地是表现为以读者为导向的主张，二者在读者的阅读期待与自身抉择中寻得译作理解上的均衡。因此，受出版业影响的读者群体的文学消费观念直接影响着译者的重译工作，这也成为出版引导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完善经典重译的出版引导机制
出版重译作品是一项系统工程，既体现了译者翻译作品水平，更体现了我国文化出版与传播能力，此项工作必须整合各方力量，坚持顶层设计、通盘考量、长远规划。具体来说，就是从价值把关机制、评价示范机制、创新推进机制等层面入手，引导并加强英美文学作品再创作的生产引导。
1.制定经典重译规划，增强出版系统性和科学性
制定经典重译规划是建立和完善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出版引导机制的重要举措，具体来说就是出版业应当主动对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工作制定一个宏观的布局，根据整体发展状况作出正确的分析与调控，实现有的放矢，面对适合于新译本补充市场的领域要勇于投入资源，避免非理性的重复出版。例如有一部分英美文学经典已存在极高水准译本，而且现有的译者又暂时难以超越于此，此类文学作品若是再投入图书市场，一方面在书籍质量上难有突破，另一方面市场反应很可能低迷，因此出版业对这样的经典作品在整体上应有一个审慎的态度，须在充分权衡市场、考察评估译作质量的基础上作出是否出版的决定，规避资源无效集中。外研社于2015年7月开始陆续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英汉双语本》就是近年来经细致规划而成的重译佳作，此前莎士比亚文学作品译本虽然书目庞杂，但系统性较差，且水准参差不齐，读者深感选择之困惑，外研社察觉到了这一市场机遇，主动调配多方力量专攻于此，该作一经面世即获好评，在文化界影响极大，读者反应也十分热烈，成为了莎翁系列译作的当代经典。实现了“叫好”与“叫座”的双赢。
2.加强资金与媒体扶持，引导出版正向连锁效应
完善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出版引导机制还需要有资金及整个媒体行业的支持，首先，要不断发挥国有大型出版集团以及基金项目支撑的资金辐射与引领作用，加大国家新闻出版有关部门的资金扶持力度，有重点的选择重大选题，动员协调相关职能部门积极配合。积极探索政府与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模式，引导社会资金有序进入、合理参与到相关项目的推进中。其次，在做到资金到位的同时，出版项目推进过程中还必须要进行相关的跟踪服务与质量监管，以保证经典重译的思想性、艺术性得到最大程度的保障。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与项目推进单位要定期召开相应地调度会议，督促相关的创作进度，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激发译者与项目单位的动力、潜能与责任心，提高重译作品的成功率。再次，完善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的出版引导机制还应当充分利用其他传媒手段，整合除了出版业之外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传播功能，强化网络与移动互联终端的激励与交流机制，充分利用微信、微博与移动客户端和自媒体平台等新生媒体形态，确保出版业对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的引导效果。
3.强化出版翻译交流，完善经典重译人才培养模式
要夯实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的人才基础，首先须加强本土译者与外国文学界、文化界的交流。通过设立翻译与出版专项基金，引导、资助、鼓励、帮扶英美作家到中国来游学，鼓励国内译者与出版机构人员进入英美文学经典作品所处的文化语境中寻找作品翻译与出版的灵感，解决经典重译过程中的难题与问题。通过设立翻译基地，解决英美文学经典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实现异域文化在文学、文化等层面互通有无。立足当下数字化时代，英美经典作品的重译研究要充分利用新媒介作用，加强国内学术研究机构与海外传媒的交流，充分发挥海外华侨、华人群体文化传播力量，借助现代网络与科技出版进行英美文学经典重译的有益尝试。其次，要完善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工作培养模式，教育与出版机构要努力培养高层次英美文学经典翻译团队，强化经典重译的双语性和双向性，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双语型、复合型语言人才多元培养模式，使其不仅具有扎实的欧美文化理论，同时掌握完备翻译技巧与策略，能够站在全局、思想与观念的层面审视翻译工作，创造经典重译与出版工作持续健康发展的有效机制。
4.充分对接市场机制，妥善解决版权和收益问题
市场经济体制下，要引导好英美文学经典重译工作，首先，出版业应当平衡经济与社会利益，杜绝以次充好，防止劣质译本投放市场，坚持出版底线，对于重译作品安排具有相应知识结构的编辑审稿，确保重译作品的思想性与文学性。其次，要充分重视版权与译者收益问题，实施相对优厚的稿酬，用经济手段调动起译者的积极性，以便向市场投放更多的重译精品力作。再次，要建立健全译者的版权意识，译者要遵循学术道德底线，在知识产权法律规定内对于他人的劳动成果进行借鉴。对于英美文学经典作品的翻译要在充分理解原作、吃透内涵基础上，自己通译一遍。可以借鉴对比其他译作的翻译，取长补短，切不可直接挪用他人翻译，胡乱拼凑。
四、结语
英美文学经典重译是我国文化出版事业不断深化发展的重要路径，尤其是，对于公共版权领域作品如何通过重译活动让作品思想性与艺术性变得更有价值，是一个颇值得思考的命题。站在出版引导机制角度，既要规范译者的行为避免粗制滥造，又要强化出版实践的市场机制与社会效益，促进经典重译出版实践活动不断改进发展。需要指出的是，基于英美经典重译出版的实践活动，究竟如何将理论有效转变为机制、实践，又在实践中确保译作的信度与效度，是今后研究应当探索的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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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一词是我们谈论文学甚至是其他领域问题时不可避免的话题，似乎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模式，那就是无论在接触到任何形式的作品时都会不自觉地出现经典的影子。但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什么是“经典”，“经典”的标准何在？古往今来，经典没有一个确切而精准的定义，而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建构起来的。“经典”一词在英语中可以用“canon”和“classic”两个词来表示，“canon”最初来自希腊文，是用于测量长度的物体;后来意义引申，表示尺度;接着经典的应用领域发生了转变，由丈量尺度变成了对宗教经文的形容，最初用来对希伯来民族的宗教经典《圣经・旧约》释义，《新约》等宗教经书文本也都被纳入经典的范畴;随着学校制度的盛行和文艺的发展，经典开始进入文学的视野，且不断被引用、重新阐释。相对于“canon”，我们在描述中更倾向于“classic”，“classic”也出自希腊文，最初用于等级的划分，表示头等的、上乘的;后来在文艺复兴时期，用来形容作家的出色、杰出，再后来被广泛运用于文学领域。
什么是经典？按照目前一般的理解，所谓“经典”，就是经久不衰的万世之作，是具有典范性、权威性的著作或者作品。经典就是历史选择出来的“最有价值的书”。根据这些条件，我们基本上可以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经典性的个人价值判断，但是对于经典的认定这些都只是必要不充分条件。换句话说，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不仅仅是文学文本的内在本质决定的，当然，内在本质占据了很大的成分;从哲学的角度而言，内因决定事物的本质，内在的文学性本身是决定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的关键。但是，在经典的建构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外在的因素，有政治的，有文化的，也有传播过程中的筛选，这些因素在对一部作品进行经典性解释的过程中也占有很大的比重。政治性因素在文学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现代化社会的进步，政治性因素越来越淡出文学的视野，但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某些历史阶段，政治对文学作品的取向性起着巨大的作用。例如由美国作者卡罗里德斯、鲍尔德、索瓦共同编著的《西方历史上的100部禁书》，集纳了100部在西方历史上曾被查禁的著名作品，它们或因社会、，或因政治、宗教等原因遭到各国政府或宗教组织的查禁，其中既有小说、诗歌、传记等文学作品，也有宗教经典及政治性纲领著作，如今为世人熟知的《十日谈》《红与黑》《坎特伯雷故事集》《第二十二条军规》《麦田里的守望者》《美国的悲剧》《洛丽塔》《包法利夫人》《一千零一夜》等经典著作也名列其中，这并不意味着当时的读者对这些经典作品的忽视，而是当时社会的政治环境使然。此外，本书还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如实再现了每部作品的查禁始末，使读者能见微知著地了解西方历史上的书报审查制度，洞悉人类文化发展与演进的历程。在国内的历史上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古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抗战时期的红色经典，现当代的“样板戏”经典标准等等，或因为不符合统治的规定被查禁，或因为政治的需求而备受推举。可见政治因素对于文学的地位与流传起着巨大的作用;而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政治会决定文学发展的内容和方向。除此之外，文化的差异也会对同一部作品做出截然相反的评价。由于各个国家在意识形态或者认知上存在着差距，就会形成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角度，因此从各自的角度对作品进行审美阅读或经典与否的评判，当然就会出现参差不齐的结果。传播的过程与其说是经典的流传，不如说是经典的二次认定。经典在传播的过程中首先有空间意义上的流传，即会传入到不同的文化氛围中，就是上文论述到的不同空间文化对经典的接受;其次就是时间意义上的检验，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其中的一点就是能够经受时间的检验，在长时间的历史洗练、冲击中依然保持活力，获得读者的青睐，得到大众的认可。如美国的爱伦・坡，他是象征主义的始祖，但在初期却被无数家出版社退稿;法国的普鲁斯特，将意识流手法融入小说的创作之中，却被人们所忽视，被时代所抛弃，他们的作品在当时被视为无意义，但是在经历了时间的洗练之后，他们的作品散发出光芒，逐渐被读者认识到它们的价值所在而得以昭雪。
然而这种对经典的传统定义却遭到了异议，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社会处于激烈的动荡时期，反战情绪、怀疑主义和反传统气氛弥漫了整个欧洲世界。文学界的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兴起，一系列的文学问题被重新提上议程，一直以来颇有争议的对于“经典”的探讨也不可避免。关于这一时期对经典的发问，主要集中在对传统意义上的经典进行修正，修正者认为传统意义上所谓的经典其实是一种权力的建构，预示着一场阴谋。经典就意味着白种人、贵族阶级、男性中心等特权的堆积，已经成为了一种象征，他们试图打破这种怪圈。这种尝试首先发难于“女权运动”。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各个国家都掀起了民族解放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潮，他们开始要求更多的权力和认同，女权主义者率先发起抗议。这一时期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第二次涌动，其中以贝蒂・佛里丹等人为代表的“激进女权主义”和“自由女权主义”最具代表性，她们挑战的是整个男性社会，挑战“性阶级”体制。表现在文学上，则是要求破除长期以来以男性为中心的经典的价值标准，要求在文学表现的表现内容上倡导男女地位的平等，倡导女性应有的地位以及以男性作家为主的作家群对女性作家的重视，对女性作家给予应有的地位和关照。在她们的不断努力下，女性作家的作品和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越来越多的文学作品被吸纳进了经典的范围，重新写入了教科书，这一过程的转变虽然漫长，但却富有极大的意义。民主运动的发展也推动了对经典内涵的新解释，长期以来，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事实如此，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传统经典的作家一般都是来自西方正统的贵族阶级，而随着对经典的修正，下层人士、黑人作家、本土作家的作品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这些对经典的修正在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上显现了出来，由杨仁静、杨凌雁编辑的《美国文学简史》中有专门的章节对各类文学进行展开讲述，如女性文学、黑人文学、南方文学、犹太小说等等。在杨仁静主编的《20世纪美国文学史》中还加入了对华裔作家的关注。这场对传统经典发起的战争收获了很大的成效，长期以来一直被文坛忽略的作家作品重新得到了认可，而且也丰富了读者的视野。虽然一些作家作品被写入了文学史的教程，但并不代表经典地位的确立，仍然要将其放在与传统经典同等的地位进行优胜劣汰的残酷选择，让历史来见证这一切的发展。
经典的形成是历经争议且不断被重塑的过程，在这样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典何以成为经典？除了其内在文学性本质之外，外在的建构作用也同等重要。内在本质和外在建构并不矛盾，而是作为经典的两个层次并存着，缺一不可。那么一部好的作品如何能成为经典，就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价值标准：经典是一种遗传，即所谓的传世性。爱德华・希尔德在《论传统》中提出“经典必须经过时间的检验”，经典不可能在产生的初期就被确定经典的地位，相反，必须经过重重的考验。传世性要做到能够克服阅读的个别性，而达到审美的共时性。这其中包含了不同文化阶段、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认同;经典至少要经历两种不同的社会阶段、两种意识形态的验证才能获得经典的地位。而且在流传的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未知的状况，有的被逐出经典的王国，有的则重新加入了经典的行列。法国主义小说家萨德侯爵，因为小说所涉及的题材内容而长期受到压抑，然而在他死后一百四十多年人们才认识到其小说的价值，他的作品开始受到推崇，并被冠以经典的名号。费德曼曾在《一生的读书计划》中说道“好书是不会沉默的”，好的作品不会在时间的长河中淹没，相反会脱颖而出闪烁星光。因为在经典之中同时包含着普世价值，反映人类的一般价值倾向，而且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无论是性别、种族、肤色的差距，还是意识形态的迥异，人类有着一致的精神上的共鸣，“经典就是对所有人说话”，这是一部文学作品所具有的独特性。当然，经典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上的最高峰，具有权威性，这是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是其他文学作品都无法超越的，不论在时间还是空间上的向度。古有希腊的《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戏剧、巴尔扎尔的小说……今有各种流派的角逐、才人辈出、经典作品不断涌现，他们分别代表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特色。最高成就也意味着作品本身的耐读性，“经典对我们是陌生的，陌生中有一点熟悉感”，读到一部经典之作我们都会有类似的体验，每次阅读都会有新的感受，这种新的发现又会增加对经典的探求欲望，这正是经典的魅力所在。经典无疑都孕育着一种独创性、深厚丰富的内涵，而且往往是超前的，因此作者注定是孤独的，只有在时间的流逝中证明经典的价值。关于经典的修正在20世纪90年代也传入中国，接着在国内文坛出现了一大批关于经典讨论的著作，谢冕的《百年文学经典》、童庆炳的《文学经典的建构、解构和重构》等等，还有关于文学大师的排行榜著作。
关于经典问题的修正和重构，与文学相伴而生，而且将会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修正大潮将经典的范畴扩大化，“拓宽经典”使得越来越多的鲜为人知的或曾经被埋没的优秀作品投放到读者的视野中，将经典从传统的特权建构的怪圈中解救出来。也让我们能够在正确地评判一部作品是否是经典之作时，从作品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全面的考察。经典的衡量没有确定的标准，而且建构的过程本身也包含了解构的因素，并且我们必须明确一点，经典是真实存在的，无论是修正主义者还是经典重构论者，他们并非否定经典的存在，而是要在现有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经典与经典形成中的缺失而加以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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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概念，来自拉丁文classicus，意为第一流的，指公认的、堪称楷模的优秀文学和艺术作品，对本国和世界文化具有永恒的价值，。①显然，这一定义反映了一般人对经典的理解，它主要从实在本体论角度来看待经典，将其视为因内部固有的崇高特性而存在的实体。近代以来，许多理论家更倾向于从关系本体论的角度来看待经典，将它视为一个被确认的过程，一种在阐释中获得生命的存在。如伽达默尔说:古典型这词所表现的正是这样一点，即一部作品继续存在的直接表达力基本上是无界限的。，①这里所说的古典型，具有经典的意思，而无界限则强调其无确定性，实际上就是处于不断的阐释之中。
就个人而言，我倾向于认为经典既是一种实在本体又是一种关系本体的特殊本体，亦即是那些能够产生持久影响的伟大作品，它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且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其内涵和特征至少应该从如下三个方面把握:
首先，从本体特征看，是原创性文本与独特性阐释的结合。经典通过个人独特的世界观和不可重复的创造，凸现出丰厚的文化积淀与人性内涵，提出一些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性问题。它们与特定历史时期鲜活的时代感以及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富有原创性和持久的震撼力，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同时，经典是阐释者与被阐释文本之间互动的结果。经典只有持续不断地被解释、接受、传播，它内在的潜力才能得以开发。如《红楼梦》被称为红学即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的重新解释，又如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也是此意。可以说，富有原创性的文本也需要富有原创性的阐释对之进行塑造和定位。因此，经典的本体特征呈现于经典文本与独特阐释的结合中。对经典的独特的读解系统与阐释空间，是它得以持续延传、反复出现、变异衍生，真正成为经典的必由之路。
其次，在存在形态上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经典作为人的精神个体和艺术原创世界的结晶物，它诉诸于人的主体性的发挥，是公众话语与个人言说、理性与感性、以及意识与无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如果说对经典的阐释大多借助上面三对关系的前项，那么，这些关系的后项，即个人的阅读、感性经验和无意识(包括集体无意识和个人无意识)则是经典具有超越性，开放多元的重要途径。特别是文学经典的审美把握，通过主题内蕴、心理情感、意境营构、人物塑造、修辞方式等努力，容纳了丰富多彩的心灵世界与鲜活丰满的本真生命，这样创造出来的经典既具有自身的特质，又包含了文化、人性的内容，从而使不同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得到深层沟通，在文化和文学生命信息的传递中实现对话、互通和互动。惟其如此，经典才能出现共鸣现象，成为多数人的共识。
再次，从价值定位看，经典必须成为民族语言和思想的象征符号。如莎士比亚之于英语与英国文学，普希金之于俄语与俄罗斯文学，鲁迅之于中国与中国新文学，他们的经典都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意义，而富于民族的精神气质。也是在此意义上说，鲁迅被称为民族魂。无论是所谓古代轴心期文明，或是在古代向现代转型期的文明，伴随着经典的出现和阐释，往往会出现能体现中国文化特有的人生体验结构、价值观念和审美风尚的意义场和意义空间。这里具有双面性:一是在社会文化长时段的深层结构中形成了经典阐释的土壤和背景;二是经典阐释又反过来推动社会和文化变革。
随着社会发展步伐不断加快，人们开始思索和探究传统文化的意义，经典诵读在小学语文中也逐渐兴盛，加强语文陶冶性教化功能，引导儿童形成积极而丰富的精神世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现阶段的语文教学偏重于凸显语文的功利性，导致语文中人文性熏陶和教化作用不断被弱化。为了调整传统语文教学观念，不断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引导学生建成健全而积极的情感态度，语文课堂应当积极输送经典读物，潜移默化地对学生进行濡染和陶冶性教化。
一、经典诵读与陶冶性概述
1.经典诵读
所谓“经典”，一般将其定义为儒家代表所著经籍，或权威性的具有指导意义的著作。真正的“经典”应当是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不朽的作品，它在时空中形成而超越时空，随着时代和观念的变化而被赋予新的意义，以永恒的生命力满足人们的精神追求。而进入小学语文课堂中的经典，多为适应小学生身心发展的中华文化典籍，如《弟子规》、《幼学琼林》等启蒙读物，以及经史子集中浅显易懂的精粹。所谓诵读，是指以“诵”为主的读书方式，对文本进行详细了解，细分明读，让经典杜文在唇齿间留香，在反复诵读中自显其义。
小学阶段的“经典诵读”专指在学校的日常语文教学活动以外的诵读活动，具体的开展形式表现为以晨读、诗歌朗诵、经典诗文、经籍背诵、经典作品讲座等。它通过全方位多层次的解读，引导孩子全面提升文学素养，丰富自己的性格和文化积淀，增进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凝聚力。
2.陶冶性
陶冶性具有双重内涵：一方面，强调文学的文化熏陶功能，旨在陶冶性情，愉悦身心，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强调语文教育的本质属性，在潜移默化中锻造学生语言、情感和精神。陶冶性教学旨在引导教师反思语文课程的价值和意义，让孩子在学习过程中提升语文能力，塑造健全人格。
小学语文课堂向学生介绍大量的经典读物，让学生在阅读过程中，不自觉地将经典中的文化内涵渗透进自己的性格和灵魂中，建立健全的人格。教师通过合理安排课余时间，引导孩子诵读经典，培养孩子的朗读能力，并从朗读中感受传统经典文化的魅力。
二、小学语文陶冶性经典诵读教学策略
经典读物肩负着文化继承性，对于少儿阅读启蒙和性情陶冶具有重大意义。开展经典诵读教学需要多方的相互协作与配合。
1.学校重视经典诵读教学，加强宏观统筹
学校制定语文教学计划时，应当重视提升经典诵读的教学比重，为学生营造浓厚的课内课外文化氛围。第一，开展丰富、多元的教学形式，增加课程种类，丰富和拓展课堂教学内容。如在校本课程的开发中凸显出学生的主体性地位，适当开设经典阅读课程，添加阅览室，加深学生对经典理解的广度与深度。第二，让各班级在早读和午读等课余时间进行经典诵读，在潜移默化中增加学生的文学积淀。第三，积极推广渴望阅读，为学生推荐不同学习阶段的书目，建立阶梯式阅读，让学生有层次地进行阅读。第四，创建丰富的经典诵读形式，比如设置专门的读书角，开展“读书节”活动，组织“诗词朗诵竞赛”等活动，营造浓厚的经典文化氛围。
2.教师教师要形成多元化教学策略，加强微观引导
教师作为经典诵读的主导者和传播者，应当全面加强经典诵读的实施效率，提升经典诵读的课堂有效性。
第一，应当注重提升语文教师的专业储备。教师作为经典诵读的主导者，应当具备扎实的知识储备，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对传统文化有着独特的见解和认识。只有这样才能娴熟地将知识转化为技能，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同时教师还要注重自身文化素养的提升，为学生树立崇高的榜样，将传统文化精髓内化于心，外化与形，做到知行合一，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濡染传统文化的精髓。
第二，把握学生的认知状态。经典诵读强调学生的记颂能力，教师应当准确把握学生的记忆心理特征，从形象记忆逐渐过渡到抽象记忆，将学生分散而不稳定的学习兴趣进行及时的调整和集中。由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心理发展速度快、跨度大、过渡性强，还应当区分低中高年级学生的不同心理认知特点，总结出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第三，丰富教学手段，因材施教，采用科学、合理的经典诵读教育方法。首先，导读激趣，从贴近学生生活的内容引入，将经典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充分利用多媒体信息手段，激发学生的兴趣。其次，加强背诵指导，强化诵读效果。教师应指导学生正确的诵读习惯，比如，抓住关键词语背诵，提高背诵效率。最后，加强课程整合，拓展诵读外延。改变并丰富课程内容和结构，变革整个课程体系，创立综合性的课程文化。教师通过音乐与美术课程内容的融入，可以大大增强学生的想象力与理解力。使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形象与具象的转换中，在视觉与听觉的共同熏染中，取得实质性的教育效果。
三、结语
经典诵读具有长期性和持久性，教学活动开展也应当具有持续性，学校应当从宏观上加强对语文教学中经典诵读的重视；教师要为提升经典诵读的陶冶性教育价值而形成多元化教学策略，加强微观引导；家长也应当给予重视与配合。只有形成对经典诵读教学活动的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才能真正发挥经典诵读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经典诵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腹有诗书气自华。”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陶冶情操，丰富自身情感。
⒖嘉南祝
汉语言文学学习目标不仅是系统地学习汉语言理论知识，更要培养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阅读对弘扬民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因此，阅读在汉语言文学学习中起着重要作用，经典阅读尤为重要。而当今社会互联网和计算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各个环节，如何运用网络优势，优化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模式，是当前汉语言文学急需思考的重要问题。在网络时代，各种各样的新媒体为人们阅读提供了更多便利条件，网络中包含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这就对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造成一定影响，若要合理运用网络便利条件，提升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效率，就必须深入思考二者之间的关系，准确寻找其结合点。
一、新时期网络时代与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和谐关系
在新时期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途径也逐渐拓宽，纸质书籍的阅读信息时常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和统一性，而互联网则包含大量信息，在资源获取和存储方面能够有效补充纸质书籍的不足。在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中合理运用互联网，不仅能够及时获取丰富的阅读资源，拓展阅读视野，接触到更多有关经典阅读的研究资料，还能够有效打破经典阅读中的时空限制，增强汉语言文学学生在经典阅读中的灵活性，学生可以根据自身的时间安排，在网络环境下随时随地进行经典作品阅读。此外，网络具有鲜明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世界各国的人通过网络都可以互动交流，利用网络进行经典阅读，可以在世界范围内就阅读内容进行讨论和研究，这一方面能够使汉语言文学学生及时了解国内外在经典阅读方面的方法、理念和观点，另一方面也能够及时弘扬我国经典作品文化，使世界各地都能够体会到我国经典作品的魅力。
二、新时期网络时代与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冲突
新时期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资源，营造了更加便利的阅读环境，但调查显示，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在网络阅读方面多选取言情类或科幻类文章，甚少涉及经典文学作品。此外，经典作品具有深刻的文化内涵和艺术品位，需要阅读者在安静的环境中深入研读，但在网络环境下，一些平台为了吸引读者眼球，会在经典阅读中增加娱乐性元素，这显然不利于汉语言文学学生深入思考经典作品内容。在网络环境下，许多汉语言文学学生往往带着娱乐心态进行经典阅读，这就导致阅读缺乏系统性和深入性，往往只选取故事情节较强的部分阅读，对经典作品相关的社会背景、作者信息则甚少涉及，众所周知，经典作品多源于作者对当时社会的思考、感悟和揭露，若在阅读过程中流于表面，就根本无法体会经典阅读的价值和魅力。当前，网络管理存在严重不足，准入门槛较低，许多人歪曲或恶搞经典文学作品，若汉语言文学学生缺乏辨别能力，就很有可能受到这些不良信息的影响，进而对经典作品产生误解。此外，网络信息繁杂，许多网络平台上的经典作品未经严格审核，其中存在大量错别字，或章节错乱现象，这对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开展显然极为不利。
三、新时期网络时代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的实施策略
1.营造和谐的课堂氛围。经典阅读教学同样需要关注学生的参与积极性，因此，教师应当为汉语言专业学生营造和谐、良好的阅读教学氛围，促使学生主动参与到经典作品阅读中。经典文学作品内涵丰富、情节曲折，能够带给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喜悦、悲伤、痛苦、愤怒等情感，只有引导学生进入相关的阅读情境中，才能够促使他们与作品、作者产生情感共鸣，全面把握经典作品的意蕴，进而提升他们的文学艺术品位。而若要增强经典阅读教学的趣味性与和谐性，就需要采取多样化的阅读方式，使经典文学作品阅读更加生动、形象，进而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阅读兴趣。网络时代教学方式更加多样化，教师可以根据经典作品内容采用背景、道具、灯光等设备，还原经典文学作品中的一些场景，并选择合理的配乐，烘托场景氛围，展示作品人物的情感变化。这一方面能够增强经典阅读的生动性和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另一方面也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体验和把握经典作品情感。需要强调的是，借助网络工具和平台营造和谐氛围的同时，还应当要求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利用课余时间自主研读经典作品，大致把握作品内容和情感。
2.将课堂变成舞台。将课堂变舞台，主要是指以戏剧或话剧形式展现经典文学作品内容。调查表明，许多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较低，但却很热衷于表演《红楼梦》《雷雨》《茶馆》《水浒传》等经典作品。因此，教师应当鼓励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将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成话剧，并为他们提供表演舞台，促使他们以多样化形式展现经典作品内容。网络的多样性、丰富性特点，能够帮助学生对经典文学作品进行多种形式的改编，通过音乐、灯光、视频等形式，丰富表演形式和内容。这些网络元素都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揣摩、品味和思考经典作品中人物的情感、语言和思想，进而更加准确地把握经典作品作者的写作意图。为了避免学生将表演内容局限于四大名著和《家》《春》《秋》等经典作品，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运用网络资源，扩大自身知识面，了解和接触更多经典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教师在点评学生的表演内容时，应当着重点评其语言、情感和故事框架，而非他们的表演技巧。要明确话剧表演只是经典阅读的教学形式，主要目的是促使汉语言专业学生在表演中更好地把握作品情感。教师也可以将学生的表演录制成视频，上传到相关的网络平台上，便于更多人点评和探讨。除此之外，教师还可以组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通过网络平台观看有关经典文学作品的视频，并鼓励学生思考视频内容与作品内容的异同，并就这种差异展开讨论和探究.
3.用网络视频形式展现经典阅读。在网络时代背景下，许多学生都不愿意再认真阅读纯文字的长篇文学作品，而对那些图文结合或声像结合的作品更加关注和喜爱。新时期网络时代，网络视频已经逐渐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所以，教师可以通过网络视频开展经典阅读教学，利用网络资源和相关软件，在经典文学作品中融入图片、声音等元素，相较于传统纯文字作品，这种改编作品更容易吸引汉语言文学学生的注意力。比如，教师可以组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开展“校园百家讲坛”，并要求学生将自己阅读的经典文学作品制作成PPT或视频，且对这些内容进行详细讲解。这就要求汉语言文学学生必须预先研读经典文学作品，并根据自身的理解和感悟制作视频。同时，也可以鼓励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通过网络平台开展经典阅读交流会或校园说书会，在网络视频平台上自由发表自己对经典文学作品的观点和看法。
4.增强经典阅读课堂的艺术性。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是一种艺术性、文学性学习的形式。经典阅读内涵丰富，但往往篇幅较长，语言书面化，包含许多生涩字词，比如，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讲述薛府、贾府的盛衰起落，涉及众多人物，各个人物的肖像、心理、情感变化都十分丰富。若只依靠课堂教学很难使学生领悟这部经典作品的魅力和价值。所以，教师应当利用多媒体增强经典阅读的艺术性，例如，运用多媒体播放电视剧《红楼梦》的主题曲《枉凝眉》，引导学生对主人公贾宝玉和林黛玉形成感性认识，进而自觉进行文本研读。或通过网络平台搜集归纳国内外对某一经典文学作品的观点，然后组织学生就这些观点展开讨论、辩论和演讲，主动发表自己的见解，这不仅能够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经典阅读学习兴趣，而且能够增强他们的阅读能力、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综上所述，网络时代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角落，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时代形势的影响。网络中包含的不良信息为经典阅读带来一定挑战和冲击，但与此同时，网络时代特有的开放性、丰富性等特点也为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提供有利条件。所以，在汉语言文学经典阅读教学中既要关注网络时代存在的不利因素，加以引导和监督。也要充分利用网络时代的有利条件，寻找二者的结合点，为经典文学作品阅读和理解提供多样化渠道，进而引导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自主进行经典作品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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