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文化论文例1

abstract：the hedong (a part of today’s shanxi province)liu clan rose as a local power known for its military might in yongzhou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the key figure in the clan’s prosperity was liu yuanjing，whose descendants were all able to serve new rulers to pursue fame and interest so as to maintain the prosperity of the clan.the liu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filial duties and the sense of clan was constantly strengthened.with the rise of social status，the outstanding branches of the clan were subject to the influence of aristocratic social and cultural fashion and soon became known for their artistic taste.during the qi dynasty and liang dynasty of the southern dynasties，liu shilong and many of his descendants were good at chatting，literary creation，playing chinese zither and playing chess and had the air of celebrities.so the clan was accepted into aristocracy and became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new clans.

key words：the hedong liu clan；liu yuanjing；liu shilong；culture；aristocracy

河东柳氏是中古时代地位显赫、影响很大的世家大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其家族支系甚多，颇为繁杂，其中主要以“西眷”与“东眷”二支最为显赫(注：对河东柳氏家族，以往学界已有所研究，专题论文主要有张灿辉先生《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刊于《晋阳学刊》1995年第6期)和韩树峰先生《河东柳氏在南朝的独特发展历程》(刊于《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另，陈琳国先生《论南朝襄阳的晚渡士族》(刊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也涉及河东柳氏家族的情况。以上诸文对柳氏在南朝时期家族地位的变化及其影响皆有考论，也牵涉到其门风问题，对本文多有启发，深表谢忱之意。不过，本文专题考察作为晚起寒门武力强宗代表的柳氏在社会地位提升后其门风的变化问题，侧重点有所不同。)。 关于柳氏兴起之渊源及其主支之由来，《新唐书》卷七三《宰相世系表上》载：

柳氏出自姬姓。鲁孝公子夷伯展孙无骇生禽，字季，为鲁士师，谥曰惠，食采于柳下，遂姓柳氏。楚灭鲁，仕楚。秦并天下，柳氏迁于河东。秦末，柳下惠裔孙安，始居解县。安孙隗，汉齐相。六世孙丰，后汉光禄勋。六世孙轨，晋吏部尚书。生景猷，晋侍中。二子：耆、纯。耆，太守，号“西眷”。耆二子：恭、璩。恭，后魏河东郡守，南徙汝、颍，遂仕江表。……平阳太守纯生卓，晋永嘉中自本郡迁于襄阳，官至汝南太守。四子：辅、恬、杰、奋，号“东眷”(注：对于河东柳氏“东眷”、“西眷”之南徙时间问题，存在不少可疑之处。韩树峰先生前揭文中经过翔实的考证，指出柳卓不可能在西晋末永嘉之乱中南迁，当时柳氏人物仕于后赵等胡人政权，直到十六国中期“秦赵丧乱”时才南迁的。他说：“西晋灭亡以后，河东柳氏的主体并未南渡，而是分别仕于不同少数民族政权。从柳纯、柳耆、柳恭的仕宦情况看，属典型的地方豪强。至秦赵丧乱，河东柳氏和中原地区的其他民众一样，南下避难。只是与其他大族南迁不同的是，柳氏南迁，分为两路，西眷柳恭一支迁于汝颍，东眷柳卓一支则迁于襄阳。”因此，柳氏属于晚渡之北方武力强宗。)。

由此可见，柳氏自秦、汉定居河东解县，仕于汉、晋，成为地方豪族。两晋之际，诸胡南进，中原失据，北方士庶大规模南迁，河东柳氏也有房支南移，柳卓则为柳氏“东眷”的开创者。不过，尽管柳氏在永嘉之乱时期早已南迁，但长期隐埋未显，直到刘宋才浮到历史前台。此后，柳氏家族英俊辈出，其家族文化风尚也随之发生了深刻转变，成为南朝时期新兴门第的杰出代表。本文对柳氏“东眷”家族门风的主要特征及其变化略作考论，从一个侧面透视南朝时期的社会变革。

一、“起自将帅”与世为功臣：南朝时期河东柳氏代表人物之尚武及其家族地位之提升

关于河东柳氏“东眷”在江南的传承情况，《宋书》卷七七《柳元景传》载：“柳元景字孝仁，河东解人也。曾祖卓，自本郡迁于襄阳，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凭，冯翊太守。”诸人并无显赫的官位与业绩，其家族南迁后何以长期悄无声息呢?这显然与其家族之门第及其南迁后的侨居地密切相关。南朝中后期特别是隋唐时期，当时人皆视河东柳氏为高门士族。不过，柳氏“东眷”之高门化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从柳卓南迁选择襄阳为侨居地及其代表人物的仕宦情况看，这一家族原本之门第应该属于地方豪强或“将门”的范畴，其门风的显著特征是崇尚事功与武勇。

陈寅恪先生指出，永嘉年间北人南移避难大体可分为两条路线，“一至长江上游，一至长江下游，路线固有不同，而避难人群中其社会阶级亦各互异”。以最典型的长江下游为例，“其上层阶级为晋之皇室及洛阳之公卿士大夫，中层阶级亦为北方士族，但其政治社会文化地位不及聚集洛阳之士大夫集团，……大抵不以学术擅长，而用武勇擅战著称，下层阶级为长江以北地方低等士族及一般庶族，以地位卑下及实力薄弱，远不及前二者之故，遂不易南来避难，其人数亦因是较前二者为特少也”[1]。从当时不同社会等级移民的地理分布看，其最上层一般聚集于都城建康及其周围地区，后来有些房支移居浙东一带；其中层尚武集团主要居住在以京口为中心的晋陵地区；其下层则散居于江南各地，与土著杂处，并逐渐被同化。而在长江上游地区，南来移民主要集中在以江陵为中心的荆州地区和以襄阳为中心的雍州地区，这两个地区的民风颇为不同，有“江陵素畏襄阳人”的说法。陈寅恪先生以为居住襄阳与江陵之南来北人之社会身份不同，其情形大致与长江下游移民的类别相似。他指出：

西晋末年中州扰乱，北人莫不欲南来，以求保全，当时具有逃避能力者自然逐渐向南移动，南阳及新野之上层士族，其政治社会地位稍逊于洛阳胜流如王导等者，则不能或不必移居江左新邦首都建业，而迁至当日长江上游都会江陵南郡近旁一带，此不仅以江陵一地距胡族势力较远，自较安全；且因其为当日长江上游之政治中心，要为占有政治上地位之人群所乐居者也。又居住南阳及新野地域之次等士族同时南徙至襄阳一带。其后复值“胡亡氐乱”，雍、梁流民又南徙而至此区域。此两种人之性质适与长江下游居住京口晋陵一带之北人相似，俱是有战斗力之武人集团，宜其为居住江陵近旁一带之文化士族所畏惧也[1]。

可以说，长江上游之江陵与襄阳为两个移民区，同时也是两个文化区。河东柳氏南迁后定居于襄阳，这表明其家族之社会地位偏低，无法进入江陵地区，更不要说东下建业了。

从柳氏南移后在东晋的仕宦情况看，其代表人物官至地方郡守，可以肯定其为士族，不过其履职之地多为边防地区，显然为高门士族所不乐为。此外，从柳氏家族文化风尚看，东晋以来，襄阳之地成为南北对抗的缘边之地，雍州地区民族杂居，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大族，在精神气质上更多地表现出尚武好斗和重视事功的气质，从这一角度看，柳氏无疑是地方武力豪强。因此，在当时高门文化士族掌控军政大局的背景下，无论在地域上，还是社会地位上，河东柳氏无法进入门阀社会的高层。对此，《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记载的一则故事颇能说明这一点：

元景少时贫苦，尝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颇有羁旅之叹。岸侧有一老父自称善相，谓元景曰：“君方大富贵，位至三公。”元景以为戏之，曰：“人生免饥寒幸甚，岂望富贵。”老父曰：“后当相忆。”及贵求之，不知所在。

在传统门第社会的长期压抑下，柳元景作为“羁旅”武士，最大的愿望便是“人生免饥寒幸甚”，至于提升门第，则更无从谈起了。

然而，社会历史的巨变却给原本无望的寒门武力强宗提供了发展的机缘。就柳氏而言，关键性的奠基人物是柳元景，他是其家族南迁以来的第四代代表人物。柳元景之所以能够登上当时历史的前台，根本原因在于：刘宋代晋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东晋以来门阀政治的结构，寒门武将势力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别需要指出，刘宋建国后，加强了对雍、梁地区的经营，使得这一地区的豪门将家在征服蛮族的战争中日益崛起。刘宋统治者在内外纷争中，不断利用这一地区豪族的军事力量驱逐戡乱，进而逐步影响到刘宋军政大局。关于柳元景早年的情况，《宋书》本传载：“元景少便弓马，数随父伐蛮。寡言有器质。”可见其本人及其家族素擅武勇的作风。刘宋之初，柳元景已得到荆州刺史谢晦、雍州刺史刘道产等人的赏识。宋文帝元嘉年间，柳元景历任孝武帝刘骏、随王刘诞等人雍州幕府将帅，在讨剿诸蛮的战争中，功业卓著。元嘉二十七年，宋文帝“大举北讨，使诸镇各出军”，其中随王刘诞遣师西进关、陕，“加元景建威将军，总统群帅”。在柳元景的指挥与协调下，这一路北伐军取得了重大胜利，但由于刘宋北伐主力失利，宋文帝“以元景不宜独进，且令班师”。元嘉北伐之役，柳元景不仅因此成为一代名将，而且预示着雍州地方豪族军事力量的崛起。

此后，柳元景卷入刘宋皇族内部权力纷争，其地位也急剧上升。元嘉末，太子刘劭弑父篡位，孝武帝刘骏以柳元景为前锋，东下讨逆，为孝武帝登基立下汗马功劳。孝武帝曾问柳元景：“事平，何所欲?”元景答曰：“若有过恩，愿还乡里。”至此，柳元景还没有摆脱地方豪强的狭隘意识。但此后柳元景主要居住于建康，其军政活动与刘宋朝廷的斗争发生了紧密联系(注：《周书》卷四二《柳霞传》载柳霞谓萧?云：“自晋氏南迁，臣宗族盖寡。从祖太尉、世父仪同、从父司空，并以位望隆重，遂家于金陵。唯留先臣，独守坟?唷3＝氤嫉龋?共晃ゴ酥尽！ 这是说自柳元景、柳庆远、柳世隆，相继居于金陵，这对其家族与中央朝廷及高门士族的结合，有重要的影响。韩树峰先生前揭文以此论云：“柳元景在中央供职，是柳氏进入高级士族圈所迈出的第一步。”。)孝武帝任其为侍中，领左卫将军，转使持节、监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随二郡诸军事、前将军、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后来元景又参与平定臧质等人的叛乱，因功与沈庆之俱以本号开府仪同三司，封晋安郡公，后改封巴东郡公。大明年间，官至尚书令等。孝武帝死前，命其与刘义恭、师伯“并受遗诏辅幼主”。柳元景达到了其军政权势的巅峰。

柳元景在进入刘宋权力核心层的同时，也遭遇到严重的政治危机，孝武帝“严暴异常，元景虽荷宠遇，恒虑祸及”。孝武帝死后，诸人一度弹冠相庆，但岂不知前废帝更为凶狂，于是诸辅政大臣图谋废黜，永光元年，元景诸人事泄被诛。由于事关谋反，元景家族遭到重创，元景长子庆宗早为孝武帝杀害，其他诸子及“诸弟侄在京邑及襄阳从死者数十人”。不过，从其家族发展的趋势看，柳元景一房虽多遭诛，但柳氏之兴隆实多有赖于柳元景之发迹。

谈到柳元景对于其家族发展的关键性地位与作用，不仅在于其以卓著的军政业绩确立了其家族特殊的“门势”，而且在于其行事作风奠定了柳氏门风的某些基调，并为其家族后辈不断继承，深刻地影响着其家族的发展。其一，柳元景具有强烈的宗族意识，提携其兄弟子侄。《南齐书》卷二四《柳世隆传》载：

世隆少有风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为尚书令，独赏爱之，异于诸子。言于孝武帝，得召见，帝曰：“三公一人，是将来事也。”……除西阳王抚军法曹行参军，出为虎威将军、上庸太守。帝谓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号为随郡，今复以授世隆，使卿门世不绝公也。”

柳元景以其特殊的身份，向宋孝武帝推荐其家族精英子弟，孝武帝当然表示理解。在这方面，柳元景注意塑造新的家族精神，可谓远见卓识。此后，柳氏家族代表的宗族意识明显强化。作为宋齐之间柳氏的代表，柳世隆也十分注意提携其家族人物，《梁书》卷九《柳庆远传》载：

初，庆远从父兄卫将军世隆尝谓庆远曰：“吾昔梦太尉以褥席见赐，吾遂亚台司；适又梦以吾褥席与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庆远亦继世隆焉。

“太尉”即指柳元景，可见柳世隆是效仿、追随柳元景的精神传统，希望其他本族人物能“光我公族”，表现出强烈的宗族意识。又，《周书》卷四二《柳霞传》载：

霞幼而爽迈，神彩嶷然，髫岁便有成人之量。笃好文学，动合规矩。其世父庆远特器异之。谓霞曰：“吾昔逮事伯父太尉公，尝语吾云：‘我昨梦汝登一楼，楼甚峻丽，吾以坐席与汝。汝后名宦必达，恨吾不及见耳。’吾向聊复昼寝，又梦将昔时座席还以赐汝。汝之官位，当复及吾。特宜勉励，以应嘉祥也。”

这里说柳元景将“座席”赐予柳庆远，而柳庆远则将之传给柳霞，与上文有所不同。柳氏以“太尉公”柳元景为家族发达之关键人物，而“褥席”、“座席”则是其家族权位与门户延续的象征物，只有世代不乏才俊，传承“座席”，其家族才能兴旺发达。《南史·柳元景传》末李延寿史论云：“柳元景行己所资，岂徒武毅；当朝任职，实兼雅道。”这里肯定柳元景与一般武人的不同之处，颇为中肯。

其次，柳元景“起自将帅”，体现出其家族尚武的后发优势。不过，与一般粗鄙武夫不同，柳元景很善于利用时机，其地位之确立无疑与其追随宋孝武帝有关。此后柳氏尚武之士将这一点发扬光大，不仅多军功显赫，形成了“世为将家”的传统，而且多能在王朝兴替中抓住时机，从而使得柳氏家族代有功臣，以延续其家族的特殊地位。宋齐之际，柳氏代表人物是柳世隆。据《南齐书》卷二四《柳世隆传》，他在宋孝武帝、前废帝打压功臣，其家族遭受严重挫折之后，冒险投靠宋明帝，“泰始初，诸州反叛，世隆以门祸获申，事由明帝，乃据郡起兵，遣使应朝廷。……还为尚书仪曹郎，明帝嘉其义心，发诏擢为太子洗马，出为宁远将军、巴西梓潼太守”。柳世隆的这一举措，使其家族转危为安。特别在宋齐易代过程中，柳世隆及早地转向萧道成集团，他曾为萧赜长史，二人“相遇甚?住保?疤?嬷?倍晒懔暌玻?钍雷媛手谙拢??峋┮兀?缆∮氤ち飨艟跋鹊冉溲洗?冢?虏恍小薄O舻莱纱?蔚囊桓龉丶?侍庠谟诮饩鼍萦猩狭魇屏Φ纳蜇????目谠蛭?糁粕蜇??难屎碇?兀?舻莱捎胂糌邮樵唬骸叭昙热氤??毙胛奈浼孀嗜擞肴暌夂险撸??院笫拢?缆∑淙艘病薄S谑窍糌印熬偈缆∽源?薄A?缆谇V粕蜇??恼秸?凶饔蒙踔???羝虢ü??Τ迹?畹闷敫叩巯舻莱捎肫胛涞巯糌拥男胖兀?浜蠊僦潦讨小⑸惺榱畹龋?⒁辉俪稣蛑钪菘ぁS泄亓?缆《韵羝胫?σ担?赌掀胧椤肪矶?南糇酉杂写?墼疲骸拔囊愿街冢?湟粤⑼???е?牛?莆??āI蜇???曛伪??资拙偈拢?3?狭鳎?浇??隆K骨???弈眩?弁踔?蟮小A?缆∈凭又邢模?昵澄磺幔?卓谷?Γ?鲁翘艄ィ?氽?诓撸??藓孤恚?⒖芄跃冢?η?诟哕??艺拚?龋?当价?罚?窖分?菩?拢?皇枪?病薄？梢运担??缆つ毕舻莱筛缸又?鬯危?粤?霞易宓匚坏墓?毯吞嵘?饔镁薮蟆

齐梁之际，柳世隆子孙辈也颇能见机行事，如其子柳恽，《梁书》卷二一本传载“高祖至京邑，恽候谒石头，以为冠军将军、征东府司马。时东昏未平，士犹苦战，恽上??陈便宜，请城平之日，先收图籍，及遵汉祖宽大爱民之义，高祖从之”。柳恽在萧衍立国前已表归附之诚心，后得萧衍信重。柳?~，“梁武帝举兵至姑孰，?~与兄恽及诸友朋于小郊候接”。柳忱，齐末为西中郎将，齐东昏侯遣师袭击雍州之梁武帝萧衍，西中郎长史萧颖胄犹豫不决，柳忱等“并劝同武帝，颖胄从之”。柳?矗?羝肽??何涞鄢稣蛴褐荩??醋娴溃?劢饷┩劣窕吩??L旒喽?暝?幔?畚皆唬骸?渌?逵窕罚?切峦に???’对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谨服之无?尽！???垡蜓缥???丛唬骸??倒谌汉螅?嗍的罟Α！??注：以上引自《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所附柳?~、柳忱、柳?粗钊舜??。可见柳?础⒘?佬值芤苍缬胂粞芙煌?趺堋？梢圆钩渌得鞯氖牵??缆?锪?迷诹和龊笕氡敝埽?苄?鬯狼埃?洹傲舸??校?肓?P、韦?、皇甫绩同谋，引高祖入总万机。高祖固让不许。裘进曰：‘时不可再，机不可失，今事已然，宜早定大计。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如更迁延，恐贻后悔。’高祖从之”，后来隋文帝常思其“定策功”(《隋书》卷三八《柳裘传》)。

齐梁之际，柳氏最显著之代表人物是柳元景另一侄儿柳庆远。《梁书·柳庆远传》载：

高祖之临雍州，问京兆人杜恽求州纲，恽举庆远。……因辟别驾从事史。齐方多难，庆远谓所亲曰：“方今天下将乱，英雄必起，庇民定霸，其吾君乎?”因尽诚协赞。及义兵起，庆远常居帷幄为谋主。

柳庆远作为掌控雍州地方社会的实力派，他早有投靠萧衍的动机。中兴元年，柳庆远以征东长史身份“从军东下，身先士卒，高祖行营垒，见庆远顿舍严整，每叹曰：‘人人若是，吾又何忧。’”萧衍平定建康，“城内尝失火，禁中惊惧，高祖时居宫中，悉敛诸钥，问‘柳侍中何在’。庆远至，悉付之。其见任如此”。梁武帝称帝，以庆远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加征虏将军，封重安侯。后又任其为雍州刺史，并说：“卿衣锦还乡，朕无西顾之忧矣”。柳庆远一生主要从事武职，延续了其“世为将家”的传统(《梁书》卷九《柳庆远传》)，特别是他在齐梁更迭之际，追随梁武帝，对其家族地位的延续颇有助益。

萧梁一代，柳庆远一房为将者最著。其孙柳仲礼，“勇力兼人，少有胆气，身长八尺，眉目疏朗”。仲礼父柳津随萧纲入朝，“仲礼留在襄阳，马杖军人悉付之。抚循故旧，甚得众和”，梁武帝“思见其面，使画工图之”。侯景变乱前，仲礼早有预料，“屡启求以精兵三万讨景，朝廷不许”。及至侯景渡江，“朝野便望其至”，仲礼与诸将赴援，“见推总督”，侯景甚惧之。其初与侯景战，颇为骁勇，但后来遭遇挫折，“壮气外衰，不复言战”，“常置酒高会，日作优倡，毒掠百姓，污辱妃主”，其父柳津与梁武帝同困台城，登城谓曰：“汝君父在难，不能尽心竭力，百代之后，谓汝为何。”柳仲礼无动于衷，最终竟然“开营降贼”，以致“论者以为梁祸始于朱异，成于仲礼”(注：以上皆引自《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仲礼传》。)。柳仲礼降附侯景，从梁朝兴亡及其家族尚武传统而言，可谓极大之耻辱。柳仲礼之弟柳敬礼，“少以勇烈闻，……侯景度江，敬礼率马步三千赴援。至都，与景频战，甚著威名”。他与仲礼降景后，曾谓兄言：“景今来会，敬礼抱之，兄便可杀，虽死无恨。”仲礼虽许之而不敢动，敬礼后图谋袭击侯景而被杀，临死曰：“我兄老婢也，国败家亡，实余之责，今日就死，岂非天乎。”侯景之乱，给萧梁王朝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南朝士族社会也因此衰微，即便是晚起的河东柳氏也受到严重的摧残，其尚武之房支主要人物皆相继遇难，其“世为将家”的传统也由此中衰。

与柳氏尚武门风相关，作为晚起的军功勋贵，河东柳氏家族代表人物为宦重视实务，具有较强的进取意识和行政能力，与传统的高门士族不同。齐、梁时期，柳世隆、柳恽父子等为官施政，颇得大体。如柳恽“复为吴郡太守六年，为政清静，民吏怀之。于郡感疾，自陈解任，父老千余人拜表陈请，事未施行”(《梁书》卷二一《柳恽传》)。柳?~，梁时曾任蜀郡太守，“在蜀廉恪为政，益部怀之”(《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传》)。由于其门风之熏染，柳氏之女也颇有能力。《陈书》卷七《高宗柳皇后传》载柳皇后乃柳恽孙女，“后年九岁，干理家事，有若成人”，陈高宗崩，“始兴王叔陵为乱，后主赖后与乐安吴氏救而获免，事在叔陵传。后主即位，尊后为皇太后，宫曰弘范。当是之时，新失淮南之地，隋师临江，又国遭大丧，后主病疮不能听政，其诛叔陵、供大行丧事、边境防守及百司众务，虽假以后主之命，实皆决之于后。后主疮愈，乃归政焉”。可见柳皇后对陈朝政局影响之大。不仅如此，柳氏流落北朝之人物也表现出较强的从政能力，与南士普遍浮虚的状况不同。如柳???端迨椤肪砹??敬?仄淠肆?倮裰?樱?和龉橹埽?群笪?钗幕ぁ⒂钗溺吆退逦牡鄣缺背?持握咚?茫??辉僦毖陨馅桑?阅芮兄幸?Γ?牡贸朴??浯?┦仿墼拊弧鞍钣兴局保?刘)行本、柳????印薄A???端迨椤肪砹??敬?仄渥院罅喝胨澹?诳??峭??尽⒏?禄泼攀汤傻龋?白?飨熬烧拢?糯镎?拢?菜?嫡??勰?怀粕啤K胀??裳裕?刈?魇叮?W嗟墼疲骸??先擞醒б嫡撸?嗖幌笆牢瘢?笆牢裾撸?治扪б怠D芗嬷?撸?还?诹??！?唢G亦与庄甚厚”。柳庄以“明习旧章，雅达政事”，深得关中士大夫人物苏威及高?的赏识，可谓难得。由此可见柳氏家族门风之基本特征。

二、齐、梁时期河东柳氏“东眷”门风之雅化及其门望之提升

河东柳氏在南朝社会变革的背景下，以军功勋业发迹。当时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仍然是传统的文化士族，出自寒门的军事勋贵子弟在取得政治权位和经济财富后，必然在思想文化上向高门士族靠拢。不仅如此，南朝时代，各王朝政治斗争错综复杂，政局动荡，而新起的寒门勋贵多依赖皇权，往往卷入政争，旋升旋灭，难以延续。就柳氏而言，柳元景虽将其家族带到军政权势的高峰，但宋孝武帝父子一度诛戮其家族代表人物，造成其家族发展史上的严重危机。因此，无论是潜移默化的内在文化转变的推动，还是其家族现实危机的冲击，都迫使其代表人物努力改造其家族的文化风尚，从而推进其家族的士族化进程。

在河东柳氏家族文化“雅化”的进程中，一个标志性的关键人物是宋齐之间的柳世隆。柳世隆亲历柳元景之祸，可谓触目惊心，因而他努力改造其家族门风。一个重要的表现是世隆特重孝道，这是士族社会最重视的道德伦理。《南齐书》本传载其为母守丧事云：

上手诏与司徒褚渊曰：“向见世隆毁瘠过甚，殆欲不可复识，非直使人恻然，实亦世珍国宝也。”渊答曰：“世隆至性纯深，哀过乎礼。事陛下在危尽忠，丧亲居忧，杖而后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极，加荣增宠，足以厉俗敦风。”

齐高帝萧道成及名士代表褚渊如此表彰柳世隆之孝行，这对柳氏社会地位之提升大有助益。此后，柳氏人物孝义成风，如世隆子柳恽，“为太子洗马，居父忧去官，著《述先颂》，申其罔极之心，文甚哀丽。后试守鄱阳相，听吏属得尽三年丧礼，署之文教，百姓称焉”(《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恽传》)。柳恽不仅本人重视守丧尽孝，而且将其作为治理地方之“文教”，引导社会风尚。世隆另一子柳忱，“年数岁，父世隆及母阎氏时寝疾，忱不解带经年。及居丧，以毁闻”(《梁书》卷一二《柳?创?搅?来??。可以说，齐梁之世，柳世隆一支已成为孝义之家。此外，其他柳氏房支也如此。据《周书·柳霞传》，在柳氏主支逐步迁居建康后，柳季远“独守坟?唷保?笙粼?称帝江陵，劝柳霞笃志不移，一度“因留乡里，以经籍自娱”；“霞有志行。初为州主簿，其父卒于扬州，霞自襄阳奔赴，六日而至。哀感行路，毁瘁殆不可识。后奉丧溯江西归，中流风起，舟中之人，相顾失色。霞抱棺号恸，?逄烨蟀В?砬曛?洌?缋酥瓜ⅰF淠赋⑷榧浞⒕遥?皆疲骸?瞬∥蘅删戎?恚?ǖ萌怂迸В?蛲?⒅蛊渫础！?加ι?此保??账祚?O桃晕?⒏兴?隆薄A?甲恿?福?胨搴蟆白悴焕?巴ィ????亍W拥芊钪??粞暇?伞F溆泄?撸?副叵箩∽栽穑?谑浅び紫嗦拾菪煌ィ?溉缓蠹???靡岳穹āO缋镆嗄蕉???；蛴胁簧普撸?栽唬骸?ǹ至?愕轮?病！?甭鄯街?趿摇薄！吨苁椤肪硭亩?笆烦荚弧背啤傲?剂⑸碇?溃??擞薪凇9燮渚炝捣芈ぃ?湫⒖梢朴诔?ⅲ痪±窬芍鳎?渲铱墒掠谛戮?薄？杉?媳背??┝?闲⒁迕欧缬跋熘?灾?

与此同时，柳世隆也重视学术文化方面的积累。《南史·柳元景传附柳世隆传》称其“及长，好读书，折节弹琴，涉猎文史，音吐温润”。宋、齐之际，其言行雅化，深得士族名士称誉。萧齐时，他着力推进家族文化建设，史称其“涉猎，启高帝借秘阁书，上给二千卷”。又载：

性清廉，唯盛事坟典。张绪问曰：“观君举措，当以清名遗子孙邪?”答曰：“一身之外，亦复何须。子孙不才，将为争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经。”

柳世隆深刻地意识到，对于家族门第的传承而言，无论是财富，还是地位，皆非永恒的依靠与寄托，真正可靠的保障是子孙的才能与学业(注：明人林茂桂撰《南北朝新语》卷一引柳世隆此语，詹子忠评曰：“第一家训”。可见柳世隆深得世族家教之道。)。因此他“盛事坟典”。这与传统文化士族的家教理念是完全一致的。柳世隆本人在文化趣味上积极效仿士族的作风，《南齐书》本传载：

世隆少立功名，晚专以谈义自业。善谈琴，世称柳公双?，为士品第一。常自云马?第一，清谈第二，弹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务，垂帘鼓琴，风韵清远，甚获世誉(注：关于柳世隆善弹琴，《南史》卷二二《王昙首传附王俭传》载齐高帝萧道成曾“幸华林宴集，使各效伎艺。褚彦回弹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弹琴，沈文季歌《子夜来》，张敬儿舞”。)。

柳世隆晚年“专以谈义自业”，且善弹琴等才艺，“风韵清远”，已具备了士族名士的基本素质。柳世隆如此，对其家族文化影响甚深，《南齐书》卷二四史论云：“及世道清宁，出牧内佐，体之以风素，居之以雅德，固兴家之盛美也。”《南史》卷三八史论亦云：“世隆文武器业，殆人望也，诸子门素所传，俱云克构。”对柳氏家族发展史而言，柳世隆雅化之意义可与柳元景之影响相提并论，也是其家族历史上的一位关键人物。

齐梁之世，柳世隆诸子多具有文学艺术才能。其长子柳悦，“少有清致”，文采未显。次子柳?矗?赌鲜贰ち??按?搅?创?吩兀骸???好学工制文，尤晓音律，少与长兄悦齐名。”史载其“尝预齐武烽火楼宴，帝善其诗，谓豫章王嶷曰：‘?捶峭椒缭锨逅??嗍粑腻倮觥！?彼?肓何涞垡灿惺?耐?梗??粗?度收??芳爸钍?常?钟写且濉薄A?瓷苄?浼曳纾?靶园?衾帧薄

柳?吹芰?⑽难б帐醪拍芨??怀觥！读菏椤繁敬?仄洹吧儆兄拘校?醚В?瞥唠埂薄9赜谄湮难?扪??读菏椤繁敬?兀

恽立行贞素，以贵公子早有令名，少工篇什。始为诗曰：“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邪王元长见而嗟赏，因书斋壁。至是预曲宴，必被诏赋诗。尝奉和高祖《登景阳楼》中篇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深为高祖所美。当时咸共称传。

萧齐世，柳恽以诗才得到王融称赞；入梁，又以此深得梁武帝赞赏，可见其文才之突出。在艺术上，柳恽最擅长者当首推音乐，这是其家学传统：

初，宋世有嵇元荣、羊盖，并善弹琴，云传戴安道之法，恽幼从之学，特穷其妙。齐竟陵王闻而引之，以为法曹行参军，雅被赏狎。王尝置酒后园，有晋相谢安鸣琴在侧，以授恽，恽弹为雅弄。子良悦：“卿巧越嵇心，妙臻羊体，良质美手，信在今辰。岂止当世称奇，足可追踪古烈。”

又，《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恽传》亦载：“初，恽父世隆弹琴，为士流第一，恽每奏其父曲，常感思。复变体备写古曲。尝赋诗未就，以笔捶琴，坐客过，以?扣之，恽惊其哀韵，乃制为雅音。后传击琴自于此。恽常以今声转弃古法，乃著《清调论》，具有条流。”可见柳恽不仅善弹琴，而且精通音律。此外，《南史》本传载其善于投壶：“齐竟陵王尝宿宴，明旦将朝见，恽投壶枭不绝，停舆久之，进见遂晚。齐武帝迟之，王以实对。武帝复使为之，赐绢二十匹。”他又能射，“尝与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阔，乃摘梅帖乌珠之上，发必命中，观者惊骇”。柳恽又“善弈棋”，梁武帝也有此好，“使恽品定棋谱，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优劣，为《棋品》三卷。恽为第二焉”。他又继承乃父善卜之业，著《卜杖龟经》，又“性好医术，尽其精妙”。梁武帝曾谓周舍曰：“吾闻君子不可求备，至如柳恽可谓具美。分其才艺，足了十人。”柳恽多才多艺，其修养、气质与才能完全名士化(注：在《梁书》卷二一传末史论中，姚思廉以柳恽“多才艺称”，与其他士族才俊一并视为“梁室名士”。)。

从家族文化的角度而言，柳世隆父子之所以能才艺显名，主要在于其家族教育。当时士族社会极重“家教”，钱穆先生也曾指出：“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2]齐梁时期，柳世隆一房已形成了以文学艺术为特色的“家学”与“家教”传统，才俊辈出。

此后，隋朝南士北徙，柳氏精英成为南朝文化之代表，如柳，《隋书》卷五八《柳传》载其为柳?此铮?吧俅厦簦?馐粑模?枚潦椋??澜?蚓怼保?罅悍虾笕胨澹???跹罟阙岩椴尉??晕难П妒苤厥樱

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为序，词甚典丽。初，为庾信体，及见已后，文体遂变。仁寿初，引为东宫学士，加通直散骑常侍、检校洗马。甚见新侍，每召入卧内，与之宴谑。 尤俊辩，多在侍从，有所顾问，应答如响。性又嗜酒，言杂俳谐，由是弥为太子之所亲狎。以其好内典，令撰《法华玄宗》，为二十卷，奏之。太子览而大悦，侪辈莫与为比。炀帝嗣位，拜秘书监，封汉南县公。帝退朝之后，便命入阁，言宴讽读，终日而罢。帝每与嫔后对酒，时逢兴会，辄遣命之至，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帝犹恨不能夜召，于是命匠刻木偶人，施机关，能坐起拜伏，以像于。帝每在月下对酒，辄令宫人置之于座，与相酬酢，而为欢笑。……撰《晋王北伐记》十五卷，有集十卷，行于世。

隋炀帝招引江左文士，柳则“为之冠”，对江左文学艺术的北传影响很大。

从“家学”的角度看，柳氏也重视经史学术与玄理的积累。如柳世隆子柳?~，“少有大意，好玄言，通《老》、《易》”(《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附柳?~传》)。柳恽少子柳偃，颇为梁武帝喜爱，“年十二引见。诏问读何书，对曰《尚书》。又曰：‘有何美句?’对曰：‘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众咸异之”(《梁书》卷二一《柳恽传》)。柳?此锪?螅?擞诤罅海?吧儆形难В?岳穸茸跃校?胪??俱以风范方正为当时所重”(《周书》卷四八《萧?传》)。即便是居于襄阳的柳氏才俊，萧梁以降也趋于文士化，如柳霞，自幼“笃好文学，动合规矩”；其子柳靖，“少方雅，博览坟籍”，入隋后，“优游不仕，闭门自守，所对惟琴书而已”(《周书》卷四二《柳霞传》)。可见柳氏后辈之学术修养的进步。及至唐代，柳冲“博学，尤明世族”(《旧唐书》卷一八九《儒学下·柳冲传》)，成为唐朝中期最重要的谱牒学者。不过，总体而言，柳氏在经史学术上的成就比之文学艺术略有逊色。

随着柳氏代表人物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和其门风的不断雅化，其家族门望也不断提升，逐渐实现由权势之家向清雅门第的转变。这有多方面的表现。

其一，就柳氏人物交际活动看，柳元景在宋孝武、前废帝时，虽然位列三公，“荷恩宠遇”，但其交际范围主要局限于寒门勋贵的圈子，《宋书》本传载其与颜师伯等“常相驱逐，声乐酣酒，以夜继昼”。《南史》卷三七《沈庆之传》也载：

柳元景、颜师伯尝诣庆之，会其游田，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庆之独与左右一人在田，见之悄然改容曰：“夫贫贱不可居，富贵亦难守，吾与诸公并出贫贱，因时际会，荣贵至此，唯当共思损挹之事。老子八十之年，目见成败者已多，诸君炫此车服，欲何为乎!”于是插杖而耘，不为之顾。元景等?厥体缴汛又??熘?擞胂喽晕?丁

沈庆之虽同为寒门武将，但对柳元景等“鸣笳列卒满道”的炫耀车服的行为不满。高门士族对这种暴发户作风自然更是嗤之以鼻（注：《宋书》卷七六《王玄谟传》载宋孝武帝喜谐谑，“柳元景、垣护之并北人，而玄谟独受‘老伧’之目”。 所谓“北人”，是当时士族门第轻视晚渡北来人物的称谓，只是孝武帝没有直接羞辱柳元景为“老伧”，但轻视之意是相同的，显然将其排除在士族门第之外。又，《南齐书》卷四六《王秀之传》载琅邪名士王瓒之不趋权贵，“及柳元景、颜师伯令仆贵要，瓒之竟不候之”。王瓒之为宦“未尝诣一权贵”，被誉为“朝隐”，对柳元景之类的武人更是不屑一顾。）。

宋齐之际，随着柳氏代表人物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得到士族社会的认可，进入名士阶层的交际圈子，如柳世隆，宋末“与张绪、王延之、沈琰为君子之交”，其清谈、弹琴等才学正是其与名士交往之手段。世隆与名士领袖王俭、褚渊等交往也颇为密切，据《南史·柳元景传附柳?创?吩兀?跫蟪破涠?恿?谩⒘?矗

王俭谓人曰：“柳氏二龙，可谓一日千里。”俭为尚书左仆射，尝造世隆宅，世隆谓为诣己，徘徊久之。及至门，唯求悦及?础G参绞缆唬骸跋妥泳阌惺⒉牛?蝗占?耍?窆时ɡ瘛H羧韵嘣欤?品潜疽猓?帜晟倏?恕！

王俭作为萧齐士族社会之领袖人物，如此称赏柳?葱值埽??得魇孔迳缁岫粤?系奶?取S郑?捌蜕湔硼⒂?瘁蛎堋保??葱院靡衾郑?黄淦藜刀剩?芭?烤?觯?圆桓沂印保?ㄕ硼?莘茫?淦薏旁市砼?垦葑啵?灾隆?疵坑??耍?阋蝠⑶胱唷保??斯叵抵?芮腥绱恕A?⒃谄肓菏逼谄捣辈斡胂糇恿肌⑾粞茏橹?拿?炕疃???坝胄诲?诰樱?罴?寻???唬骸??狭?桑?晌?潜怼！?庇衷仄洹拔ㄓ胪??⒙疥缴啤C刻驹唬骸?┧涿?遥?炭掷畚乙病！?绷?~在梁代“与琅邪王峻齐名，俱为中庶子，时人号为方王”(注：以上皆见《南史》卷三八《柳元景传》所附诸人传。)。谢举曾引见柳霞，甚嘉之，对人说：“江汉英灵，见于此矣”(《周书》卷四二《柳霞传》)。齐、梁之间，一流侨姓士族琅邪王氏、陈郡谢氏和吴姓名门张氏、陆氏等代表人物皆与柳氏子弟交往密切，称誉有加，而柳氏人物则以玄化名士之态度应对，颇为风雅。柳氏人物交际圈的改变，说明他们已为传统士族社会所接受。

其二，萧梁以降，柳氏与皇族通婚，也体现了其门望的提高。如柳偃，梁武帝下诏命令其娶长城公主；其子盼，尚陈文帝女富阳公主；其女则嫁予陈宣帝为皇后。柳?此锪?茫?采辛汗?鳎??饴矶嘉?注：见《隋书》卷三八《柳裘传》。至于柳裘所尚为哪位公主，则无详载。)。柳氏成为梁、陈皇族国婚的对象。士族社会尤重婚姻，柳氏之婚姻正从侧面说明其家族清望的提高。

其三，在仕宦方面，柳氏显支也与高门士族的地位相当，《南史·柳元景传》载柳世隆子柳忱“兄弟十五人，多少亡，唯第二兄?础⒌谌?帚ⅰ⒌谒男?~及忱三两年间四人迭为侍中，复居方伯，当世罕比”。后梁时期，柳氏人物柳洋、柳信言和柳庄等分别以“民望”、“文章”和“政事”显名(注：③见《周书》卷四八《萧?传》的相关记载。)，成为萧氏后梁政权的支柱。这与刘宋时期柳氏暴发而起的情况完全不同，依靠的是其清流雅望。综合上述，齐、梁以降，河东柳氏“东眷”在文化上已不断雅化，在门望上则实现了士族化。

三、余论：由河东柳氏“东眷”门风之变化看南朝寒门勋贵的士族化问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门甲族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在门阀制度的保护下，这一阶层逐渐处于封闭状态。不过，任何社会现象都有其相对性，中古士族阶层及其相关制度也是如此，其演变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包容性和更新机制。唐长孺先生《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考察了士族形成、升降的过程及其主要因素，指出在门阀制度形成以后，士族社会依然重视“当代轩冕”，而并非一味依赖“冢中枯骨”，这就决定了门阀士族社会必然存在着不断升降的变化。这种士族门第的升降变化，直到南朝时期依然在进行，唐代柳芳论江左士族称“过江则有侨姓，王、谢、袁、萧为大”(《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柳冲传》)。唐先生据此指出，兰陵萧氏本为寒门，“在宋代，萧氏包括齐高帝父承之、梁武帝父顺之都是将家，以军功显，那时不过与高平檀氏相比，虽挤入士族，并非高门。齐梁两代是宗室，不以一般门第论。柳芳以萧氏和王、谢、袁并列，恐怕实以梁陈以后萧氏的地位为断。在南朝，出生寒微，以军功显达的人很多，但能列于士族的已不多，被称为高门、甲族的只有萧氏一家而已”[3]。在此基础上，唐先生概括指出：

……士族的形成是在魏晋，因而只有在魏晋时获得政治地位的家族才有资格列于士族。西晋人谴责中正品第高下据当时权势而定，中正所据的“门资”实际上即当时的官爵。东晋南朝中正品第业已固定，沈约指出：“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若干家族属于“门地二品”，即按照门地理应二品，当前官爵的高低，权势的大小和中正定品的关系并不像西晋那样重要。但是士族内部的高低升降仍然视当时官爵而定。我们在上面举出谢、庾、褚、萧四族为例，说明这些家族在东晋南朝成为第一流高门是和权重位尊(萧氏更是皇室)有关的[3]。

依照唐先生的考论，东晋南朝士族社会依然存在着通过现实的权势地位和联姻皇族等渠道晋升门第的情况，虽然南朝寒门军功阶层最终获得与王、

谢齐名的高门甲族只有兰陵萧氏一家，但其他寒门军功人物在社会地位上升后，则普遍寻求其家族门第的士族化。

必须指出的是，无论是东晋时期陈郡谢氏、颍川鄢陵庾氏、颍川阳翟褚氏，还是南朝时期的兰陵萧氏。他们之所以能够适时地成为第一流高门，除了各种权势地位的影响外，还与其家族文化风尚的深刻变化密切相关。在当时，士族社会最核心的要素和最显著的表征在于其家族文化，即所谓家学门风。陈寅恪先生曾指出：

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凡两晋、南北朝之士族盛门，考其原始，几无不如是。魏晋之际虽一般社会有巨族、小族之分，苟小族之男子以才器著闻，得称为“名士”者，则其人之政治及社会地位即与巨族之子弟无所区别，小族之女子苟能以礼法特见尊重，则亦可与高门通婚，非若后来士族之婚宦二事专以祖宗官职高下为惟一之标准者也。……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4]。

陈先生以为决定士族社会地位的重要表征在于“门风之优美”和“学业之因袭”。

南朝时期，随着当时社会政治的变动，不断出现寒门人物以其勋业获得军政方面的实际权位，并以此挤压高门士族。不过，这些勋贵尽管取得了军政实权，但他们在文化上则缺乏士族社会“门风之优美”和“学业之因袭”的优势，反过来必然被这种士族文化所征服。检阅南朝时期的相关史籍，不难看到许多在当时改易朝代中崛起的寒门勋贵子弟很快模仿士族社会的文化习尚，从而出现了士族化的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最明显的成就多表现在文学艺术等显示“才情”的方面，而在经史学术上则相对逊色。这方面，河东柳氏可谓一典型。当时，与柳氏情况相似的新起文学艺术世家，齐、梁以降著名者如兰陵萧氏、彭城刘氏、彭城到氏等都是如此。兰陵萧子恪一支为萧齐皇族之后，《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载：

子恪兄弟十六人，并仕梁。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五人。子恪尝谓所亲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

兰陵萧氏其他宗支特别是萧梁皇族子孙在文艺方面的成就更为显赫。

彭城刘氏安上里一支晋宋之时本尚武，其代表人物为刘?遥?肫耄?渥恿趸娴纫岩晕牟畔悦??爸亮捍??渥拥芪薏簧形模?读菏椤肪砣??读跣⒋麓?吩兀

孝绰兄弟及群从诸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也。其三妹适琅邪王叔英、吴郡张嵊、东海徐悱，并有才学；悱妻文尤清拔。

可以说，彭城刘氏成为萧梁最显赫的文学世家之一。彭城到氏，晋宋之际，到彦之因尚武暴发，宋、齐之际，其家族门风趋于雅化，其代表人物是到?郑?赌掀胧椤肪砣?摺兜?执?吩兀骸?肿始?栏唬?褡苑钛???钌匠兀?┦Φ谝唬?随?艘眨?郧钌掀贰2诺髁魃模?颇山挥危?页?崽螅?嘀卤隹汀薄＜爸亮撼??绞厦?勘渤觯?谖难Р乓罩罘矫姹硐滞怀觯?渲械姐臁⒌礁取⒌角⑷?俗钗?????羌嫔嫘?⒎鹩肴逖В?绕湮难б帐跫?ぃ?灾铝何涞鄢菩怼爸畹娇晌讲抛印保?笔蔽氖苛煨淙?P则对曰：“宋得其武，梁得其文”(《梁书》卷二七《到洽传》)。

以上所述彭城刘氏、兰陵萧氏、彭城到氏与河东柳氏一样，其家族之兴起皆肇始于晋宋之际，以武力功勋发迹；宋齐之际，其第二代人物开始致力家族文化的转型；及至齐梁时期，其家族门风普遍雅化，人才辈出，成为文学艺术世家。当然，其中也有子弟出入经史，但总的说来，其学术积累尚浅，主要倾心于文学才艺。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是由其士族化进程所决定的。因为，一般说来，寒门人物在接触到高雅的士族文化后，首先比较能够吸收、仿效的是其表面的行为举止和围棋等娱乐项目，进而是诗文音律，而经史学术的积累则需要经历更漫长的时间。

最后，有一点必须说明，南朝寒门勋贵在士族化进程中，不仅不同房支往往参差不齐，甚至同一房支也会出现反复。齐、梁时期，柳氏门风之雅化渐达高潮，与柳世隆一支积极推进士族化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柳庆远一房则比较固执地坚持其家族尚武之风。如柳庆远子柳津，《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津传》载其“虽乏风素，性甚强直。人或劝之聚书，津曰：‘吾常请道士上章驱鬼，安用此鬼名邪。’”所谓“劝其聚书”，目的在于促进其门风之雅化，而柳津则表现出对文化的轻视。柳津子柳敬礼，《南史·柳元景传附柳敬礼传》载其“少以勇烈闻。粗暴无行检，恒略卖人，为百姓所苦，故襄阳有《柳四郎歌》”。柳庆远父子皆尚武轻文，与柳世隆父子在齐梁时期努力雅化的情况明显不同(注：韩树峰先生在前揭文中指出柳氏在梁代出现了文武分途的情况，即柳世隆一支趋文，而柳庆远则尚武。之所以如此，在于前者居于建康，仕宦已“中央化”；而后者则长期居于襄阳旧里，任职地方，因而不必舍弃擅长的武功，向文化士族转化，从而继续保持其浓厚的将门色彩。“要之，中央化与地方化的不同发展趋势，是河东柳氏文武分途的根本原因。”这一论述颇为深刻。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作为晚起的权势家族，柳氏各房支的士族化进程是不可能等齐划一的，其过程必然迟速有别。其实，襄阳地区的柳氏宗族也在致力文雅化，如前文所述柳霞的情况便可说明。后梁时期，柳氏襄阳旧里宗族显支的士族化进程明显加快并完成了。其后，他们陆续入周、入隋，并奠定了这一家族在隋唐时代成为关中一流门望的基础。而在南齐、梁时期获得殊誉的柳氏显支在梁、陈之际的社会变乱中遭受重创，对隋唐时期其宗族地位升降的影响似不如其襄阳地方房支突出。)。不仅如此，即便是柳世隆之后人，在文化转变过程中，其个别人物也难免会出现“返祖”现象，表现出粗鄙的本色。如陈朝时期，柳恽孙柳盼，“性愚?撸?咕疲?R蜃沓寺砣氲蠲牛??兴舅?溃??夤伲?溆诩摇薄A?先绱耍?渌??叛?笠灿欣嗨频那榭觯?馐悄铣?缕鹧?笥氪?澄幕?呙攀雷宓拿飨圆钜臁

[参考文献]

[1]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m]∥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0：55-77.

东南文化论文例2

1引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一个民族的魂。先进文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先导和旗帜，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区域文化是生长于此地的人类为适应其生存的环境和条件而创造的生活方式之总和，对于本区域的人来说，文化也是他们从祖辈的先人那里继承下来的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和相应的行为方式[2]。文化是多样的，文化存在的三个基本样式为民族性、时代性和区域性。就民族性来看，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分子，是中原文化在岭南的延伸。以时代性来说，岭南文化可分为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等时段，是近代岭南文化最具瞩目的个性和强烈的时代精神。以区域性来说，岭南文化是一种十分独特的南方山河海文化。

2广东高职教育深受岭南文化的影响

梁启超曾说过：“竞争者进化之母也，战事者文明之媒也。”他从西方理论和经验中吸取“竞争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的思想，代表了岭南知识界打破传统的勇气。从古至今，每个时期进入岭南的移民们，为了寻求新的活路，就必须抛弃依赖思想，自立自强，敢于拼搏，因此竞争意识空前强烈。广东地区的教育及文化氛围自古受岭南文化的深刻影响，各高校氛围也带有其独特的岭南气质，广东地区的高校数量历来居全国前列，其中的高职教育近年来的发展也非常迅速。如广东省教育厅的《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15）》显示，截止到2016年底，广东省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已经有85所，在校生人数已超百万。其中，有11所高职院校被列入了“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25所高职院校被列入“广东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2016年全日制专科毕业生人数达到26.1万人，其初次就业率为98.1%，明显高于本科和研究生的初次就业率。可以说广东的高职教育已从边缘教育逐渐进入了主流教育的行列，已经成为广东省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广东省教育厅又公布了《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强校工程”（2016-2020年）实施方案》，其中规划高职院校五年内要建设57个项目，到2020年，广东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将愈加完善，计划培养一批在全国领先、有世界影响力的一流高职院校及品牌专业，形成独树一帜的“广东模式”人才培养方式。高校是文化、思想、教育的摇篮，广东地区的学生敢想、敢做、敢闯、务实，带有典型的岭南区域性格。广东高职院校招生对象中广东生源占大多数。因此在平时的教育中要激发学生的区域特质，发扬岭南文化的精神优势，培养出高素质、高质量的专业职业技能型人才，使广东高职教育在地方经济建设的基础上迅速发展。同时发挥岭南文化的开放包容精神和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的技术技能人才支撑，使之在广东教育史上留下色彩斑斓的一笔。

3岭南文化的包容务实精神促进广东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

近代岭南人在抵抗西方殖民侵略的同时，理智地向对手学习先进科技和政治思想，对有益的东西不拘一格地兼收并蓄，是包容特质的典型体现。创造能力也是最重要的能力，在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格局中，创造力对振兴中华具有决定性意义。高职教育从类型上看是职业技术性质的高等教育，从层次上看又是职业教育的高级阶段。作为职业教育，它要体现职业教育的特性。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职业教育是培养人学会生存技能的社会教育活动。广东省高职院校以提高质量为核心，彰显办学特色为重点，以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为主线，创新办学体制。目前省内大部分高职院校已经建立了由政府、企业和学校等多方合作的校企组织，共同探索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建立健全各种形式的议事制度，形成多方参与、多元评价、共建共享的运行机制，由此增强办学活力。在这些特殊的“教室”里，企业中的技术工作者、专家是相关专业的兼职老师，专业教师和学生团队一起又共同承接着相关的企业项目，他们同时也是企业项目的重要技术者。在这个“教室”里，企业和学校不是独立的个体，他们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学习的过程被授予了一种融入市场、融入社会的新意义。目前由广州市政府打造的广州教育城更是对职业教育的肯定，教育城坐标广州市增城区朱村和中新镇，规划总面积约20.20平方公里，目前主要包括二十四所职业学校及一处技能人才公共实训鉴定基地。规划显示，广州教育城的目标是要建设成为立足华南地区、辐射港澳，同时影响东南亚地区，集职业技术教育、培训、实训、研发、职业指导、创业孵化于一体的大型国际一流教育服务集聚区。教育城的建设与发展将给广东的职业教育带来新的活力与机遇。正是由于岭南人民包容务实的创造能力，使高职教育在岭南这片土地上快速发展。如何有效融合“精神、能力、技术”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之中，以实现个体职业生涯的发展，增进个体幸福，推动社会发展。这将是我们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工作者思考的一个新课题。从2000年开始，广东省教育厅就率先展开了与英国教育文化委员会的交流与合作，在向国内多所优秀高职类院校学习的同时还走出国门，向其他国家学习并引进先进的职业院校办学理念。先后与德国F+U、澳大利亚“TAFE”、美国半岛学院、加拿大圣力嘉学院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十所教育机构以及院校合作学习，有力地推动了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如本人所在院校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于2017年4月~5月，选派了不同院系的13位学子前往泰国博仁大学（DhurakijPunditUniversity）进行为期8天的游学活动。中泰游学项目是我校践行国家“一带一路”发展的重要举措，游学活动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交流，为双方进一步发展合作打下坚实基础，为我校服务广东农垦“走出去”发展战略提供人才培养支持，彰显了我校一流院校建设的国际化办学特色。目前在广东85所高职院校中，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有四所，国家重点建设高职院校一所，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正是由于岭南文化的包容性特征，广东高职教育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4广东高职教育任重而道远

在提升核心知识能力的强烈需求下，《广东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也作出了具体的要求：①加强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强化专业基础教育，注重创新能力和实践动手能力培养。②加快构建具有广东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搭建人才培养的立交桥，通过联合培养、合作办学、国际交流等方式，为毕业生继续深造和提升层次提供更多的机会。建设一流高职，打造一流专业已经成为不少高职院校“十三五”时期的建设目标。此次实施方案也提出，广东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要紧密结合区域产业发展，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互联网+”、“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工业转型升级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广东自贸区建设，高职院校要成为技术技能人才配置、产业新技术创新积累、促进高质量就业的前沿主阵地。如本人所在院校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领导一行6人在2017年6月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开展国际教育合作交流，双方致力于通过加强教师、学生、专业技术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在教育、学术和文化领域内的交流活动，扩展和深化合作项目，搭建区域职业教育协同育人共享平台，取得了一系列具体成果，贯彻落实了“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总之，建设文化大省不仅需要物质形态的文化建设，更需要创造文化和建设文化的各类人才。因此，我们要齐心协力大力发展高职教育，提高办学水平，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奠定坚实的人才和智力基础，以此构建文化创新之源，让广东的高职教育走向更辉煌的明天。

【参考文献】

东南文化论文例3

《文镜秘府论》，“文”即作文，“镜”字揭示了该书的教材性质，即为了讲解写作规范，教导学习者模仿范例并进而学会写作而编撰，“秘府”即告知书中珍藏着作文的种种奥妙。全书分天地东西南北卷以配六合。该书一直被认为是一部文学批评理论的专著，对于诗歌写作学习者是很有价值的，其价值仅次于刘勰的《文心雕龙》。

通过对《文镜秘府论》的初步阅读，我们不难发现，弘法大师在编撰该书时用中国传统的方位为各卷次命名，对于作者为什么要以方位为各卷次命名以及卷次顺序为什么是“天、地、东、西、南、北”，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具体论述。

第一，空海在模仿和吸收汉民族文化，一个民族吸收另一个民族的文化，往往是从仿学开始的，从仿学入手，学习外国的传统文化是文化交流常见的现象，弘法大师来中国以前， 汉语素养已有相当的基础， 能用汉语作文著书。在《诗经》中，有许多篇目都运用了方位词，它们除了指具体的方位以外，还有其他的很多意思。“东”多指征伐之事，多指青年男女幽会之所；“西”则多有一种眷恋，思慕、回望的意义；“南”多与一些美好的事物用在一起，寄托憧憬向往之意；“北”字在《诗经》中则多与人生不适意，命途多舛有关。《诗经》中的的方位词“东南西北”之所以有多重意义，这和先民们的空间崇拜有关。原始时期，先民们凭借自然景物辨认方向，从社会生活经验中，逐步形成了“东、南、西、北”的概念，也形成了对“东、南、西、北”的不同的心理体验，从东开始进行顺时针旋转，依次为东、南、西、北，这种排列顺序也符合汉民族的生活习惯。当天地四方观念在人们心目形成之后，还必然伴随着一些情感活动。空海在构建《文镜秘府论》时，采用了中国传统的方位观，反映了当时汉民族对空间的崇拜。可见空海在创作的时候，是运用传统汉民族的思维方式的并继承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海空采用方位词为各卷次命名。

第二，空海在吸收和传播汉文化的同时，加上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对汉文化进行了创新。我们不难发现，该书卷次排列的顺序是“东西南北”而不是中国传统的“东南西北”。这说明空海在吸收和传播汉文化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的日本意识。他不是一味的吸收汉文化，而是把吸收异域文化，立足于本民族实际， 带着本国意识， 这在文化交流史上是普遍现象， 也是正常现象。只有立足本国实际， 才能使异域文化为我所用，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

关于《文镜秘府论》的卷次，本人通过阅读相关的资料就发现，各版本的说法不一。有人说《文镜秘府论》的卷次顺序是“ 天、地、东、西、南、北”， 有人又说它是“天、地、东、南、西、北”。到底是哪一种排列顺序才是当年空海原始的编排顺序呢？

通过各个版本的对比，应该采用第一种说法。一、《文镜秘府论》天卷序记述细目以及《文笔眼心抄》正文，顺序均为“天、地、东、西、南、北”。二、从传本材料看， 《 文镜秘府论》江户刊本每卷末有“ 卷一” “ 卷二”…… “ 卷六” 字样， 顺序是天（卷一）、地（卷二） 、东（卷三 ）、南（卷四） 、西（卷五）、北（卷六） 。维宝《文镜秘府论笺》和《文镜秘府论》天海藏本顺序与江户刊本同。《文镜秘府论》醍醐寺甲本天卷封面里页贴纸有“秘府论天东西南四帖在之……弘治三年九月”字样， 说明此本顺序为天地东西南北。《文镜秘府论》高山寺丙本残南卷， 南卷封面为“文镜秘府论卷第五” ， 则知其西卷在南卷之前。高山寺丙本和醍醐寺甲本年代均在平安末镰仓初， 即使醍醐寺甲本的里页贴纸，也在日本弘治三年（1555） ， 年代均远早于江户刊本。且维宝《文镜秘府论笺》34 卷， 显然是自编， 江户刊本等的顺序亦当为收藏者自编， 而非原貌。

卷次作“ 天地东西南北”，而不是作“ 天地东南西北” ， 可能就和空海的意识有关。在方位观念上， 中国的传统和日本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中国古代也有“东西南北” 的说法，但有多个意思。一是在方向上东西和南北对举，还有是泛指到处各处，还可以指人生凄惶之意。不论东西和南北对举， 还是泛指各处乃至用指人生凄惶， 都没有方位顺序的意思。上文中《诗经》中的例子也可以说明这一观点。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用作方位顺序的是“东南西北” 。这也和中国人的四时观念有关。春夏秋冬是自然顺序， 和这个观念联系， 方位顺序是“ 东南西北” ， 五行八卦也有与之一致的顺序， 而五行八卦之说进一步确立了“ 东南西北” 的方位顺序。讲到方位顺序， 应该是“东南西北” ， 因为这才是顺天顺四时乃至顺五行八卦之序， 才符合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观念。

卢盛江教授曾经向《文镜秘府论考》的作者小西甚一先生和其他一些知名人士请教过，他们几乎都是脱口而出，东西南北就是日本人的习惯，虽然没有书面文献的证实，但民间的口传往往最能反映真实的风俗习惯，因为风俗习惯就在于每个人自然而然的生活中。所以“东西南北”才是日本方位的顺序。

综上所述， 就看出《文镜秘府论》的卷次应当是“ 天地东西南北”。这说明海空在创作过程中不仅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而且融入了自己的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他对中国文化的吸收是采取了扬弃的态度。只有立足本国实际， 才能使异域文化为我所用，融入自己民族的文化。空海在编撰《文镜秘府论》卷次的时候，他的方位顺序观念， 是“东西南北” ， 而不是中国的“东南西北” 。他应该是按照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因此， 从《文镜秘府论》本身的编撰和《文镜秘府论》卷次的安排， 都能显明地感受到空海的日本意识。

参考文献：

[1][日]弘法大师原撰.王利器校注.文镜秘府论校注[M].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M].上海教育出版社

[3]金安辉.《诗经》中“东、南、西、北”及其对后世诗歌的影响[J].辽宁教育

学院学报，2003年1月第二十卷，第一期.

东南文化论文例4

  the unity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in ancient time

                                        

key words : civilization exchange; neolithic age; bronze age; indo-china; southwestern china; unity

 

abstract:in many cases historians only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the unity in modern world history and ignore the study of the pre-modern, especially ancient, world history as a whole.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views are so confined that al- though they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ome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in remote ages, they can not exert an influence on the world history. in view of the above-mentioned facts, based on some new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archaeological data at home and abroad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this paper proves the distant unity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the inter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are strengthened by civilization exchange. it also has a decisive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unity in this region.

 

以往的历史研究通常只强调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研究而忽视此前时期，尤其是上古时期世界的整体性问题①，这是整体史观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整体史观的理论界说在目前取得的成果较多，而具体又深入的个案研究却并不多见。这两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年代太远，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较少；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者囿于学科背景和学识视野，未能对此问题做认真的综合研究。就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整体性研究而言，综合性研究的成果则更少②。本文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民族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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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数十年来，伴随着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作为相关成果的理论论著不断涌现。在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或世界历史的起点上，主要存在三种不同意见：15、16世纪，17、18世纪；20世纪。这三种意见的共同特点是认为世界历史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时才形成的，而不是在人类历史一开始就产生了世界历史。但是，必须考虑到两点：一是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程度，永远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社会的进步和交往的发展都是一个无止境的、连续性的过程，因此必须考虑究竟交往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构成世界历史。二是不能说15世纪之前就不存在世界性的交往。由于今天我们所有的研究能力、认识水平、历史资料的局限性，对15世纪以前人类的交往所知甚少，如果因此而断言15世纪以前人类完全是孤立闭塞的，显然过于草率。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15世纪以前世界各大洲之间人们的交往。因此，“把世界历史的起点或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放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不妥当的。容易造成理论上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并且也经不起历史发展的检验。只有把世界历史的起点与人类的产生统一起来，把世界历史溶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之中，才能真正说明世界历史。”对整体史观的反思，详见张一平《论世界历史整体及其形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s1期。

②  历来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学者大多探讨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区分、族属与民族迁徙的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却较少具有世界历史整体史观的视野。在此方面，童恩正是个例外。早在1980年代他就开始关注中国西南地区与古印度、古东南亚等地区的考古文化交流与民族互动，同时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以来，在中国东北直至西南地区的广大地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这种宽阔的学术思路为后辈学者以开放的眼光从事跨学科的古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佳范本，其主要成果均收入童恩正著《南方文明》一书(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同样，研究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的世界史学者，多探讨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主导民族的族属、早期国家的发展形态等问题，能够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整体性研究的成果也并不多。即便能够取多角度看待东南亚的整体性，目光也多限于东南亚地区，并没有把中国的西南地区也纳入这个大区域的整体性格局之中。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是贺圣达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事实上，由于自然地理生态背景和地缘的相近，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之间在历史文化上的一致性、进而在其他方面形成的整体性是非常突出的，本文将揭示这一点。

 

历史地理学所提供的成果，以文明交往论①为指导，讨论远古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内部以及它和中南半岛之间形成的整体性格局，并描述这一格局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该大区域的总体形势。文明交往使得西南地区之间和它同中南半岛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在该大区域整体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  文明交往论与中南半岛—中国西南整体性形成的条件

 

    文明交往论是一种解释“全球化”的全新理念，它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人类正是连续不断的文明交往，才从分散走向整体，进入“人类历史上空前伪、规模宏大的文明交往”的全球化时代，即“人类的现代文明，正在走向普遍的全球化”。它认为，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之一，它是伴随着生产力同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也是历史交往的过程。文明交往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内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又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交往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文明化问题。世界史和文明史就是通过交往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的，文明交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所谓整体性，就是从分散走向统一，从孤立走向整体，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种小的整体走向大的整体然后再到更大的整体。以此理论为指导，如果把我国西南地区同中南半岛作为一个考察对象，就会发现早在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这片广阔的地域里就初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整体性，它深刻影响了以后该区域的历史进程。

从地理上讲，大陆东南亚指的是包括中国大陆北纬30度(大致以长江为界)以南直到中南半岛南端，中国南海西至缅甸伊洛娃底江的区域[1]。其中，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最早起源的地区之一，很早就有人们在此生息繁衍，这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中国西南跟中原地区在地理上连为一体，跟大陆东南亚也有地理的亲缘关系，贯纵本地区的几条大江大河都是南北走向的，云南境内几条河流尤其如此，最后都经由中南半岛注入大海。在这些河谷地带，历来都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历史上常有南北向的民族流动，而且其流动之规模声势之大令人难以想象。而且，西南地区同南亚大陆由于地缘接近．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从新石器时代起，在华南广为流行的几何印纹陶和有肩、有段石器等器物，在西南和中南半岛都有广泛分布。有学者在比较了东南亚大陆和华南的陶器之后，指出：“通行于东南亚之语言可能源于长江中游，更古老的泰—南岛语可能已经产生。这样的话，沿华南海岸从长江到东南亚大陆，很可能是一种文化的连续统一体。某些器物的相似特征暗示着文化的极其相似的特征和联系，而不是在华南和东南亚大陆孤立发展的。……据我估计这种相似特征似乎是普遍存在的”[2]。到青铜时代，这种一致性进一步加强，在考古学获取的材料中，器物的形制和纹饰等方面有更多共性，说明其整体性已初具规模。这种整体性的出现除了地缘上的接近外，应该同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有关系。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当时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周邻有两大古文明(古巴蜀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存在．使得它们之间的交往有着外来的强大推动力而愈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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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必须着重考虑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其积极倡导者是吴于廑、彭树智等先生。吴于廑较早提出必须将交往作为世界史横向发展的联系线索，尤其强调人类历史上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交往活动，见《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第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彭树智则进一步发挥并完善这一理论，提出了“文明交往论”，其主要理论内涵详见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该著作对文明交往论的论述相当深入和细致，为“全球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精彩的个案分析，对世界历史整体性的持续深入研究也极富建设性意义。以此观点为指导，在彭先生带领下，产生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尤其是对于中东西亚国家历史的研究，具体反映在《中东国家通史》各卷(商务印书馆2000—2004年陆续出版)和《世界帝国兴衰丛书》各卷(三秦出版社2000年以来陆续出版)、《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等论著中。对于这两套丛书及文明交往论的评介，主要有以下文章：彭树智《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彭树智《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世界帝国丛书>总序》，《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彭树智《文明交往论和通史研究问题的思考—<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彭树智《论中东的战争与和平交往问题——<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编后三记》，《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彭树智《论中东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中东国家通史·塞浦路斯>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彭树智《阿拉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张倩红《阿拉伯史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新思路——<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读后》，《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巨永明《文明交往论：解析全球化的新路径——读(文明交往论)》，《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方光华《历史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完美统——一读彭树智先生<文明交往论>》，《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陈天社《新採索、新视角、新观点——读<文明交往论>》，《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王铁铮《历史上的中阿文明交往》，《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等等。从目前以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文明交往论对于整体性史观在具体个案分析的运用中有其独到的优点，也可以弥补整体性史观理论建树多、个案研究少的缺点，因此值得在世界史的研究中继续将其推向纵深。本文以远古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为对象，就是考虑到在东南亚史研究、中国上古史与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与整合研究的成果尚屑少见，因此尝试以文明交往论为指导进行初步探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体包括小的整体和更大范围的整体，小的整体构成大的整体，然后又构成更大的整体。它的发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基础、交通和民族交往。

    1．经济基础

    整体性的形成要有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会产生民族文化交流，然后通过商旅贸易、使节往来和民族迁徙等方式而实现。古代的西南地区跟中南半岛，由于地缘的接近，自然环境的相似，使得他们之间在经济方式上有些共同性。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一地区在居住方式和农作物品种上，都有些相同和相似，这也是我们说它们之间能够形成整体性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文明首先在一个或者多个中心产生，然后文明之光向播送，这是文化传播的一个常见规律。从中国西南地区到中南半岛，以前多被认为是文明的蛮荒之地，可是20世纪的考古和其他研究工作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现今都发现了很多高度发展的文化，特别是青铜文化。在西南地区包括有蜀文化、巴文化、滇文化和石棺葬文化等，它们之间时代不尽相同、发展程度也不一致，其中最早的是巴蜀青铜文明，它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和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对四邻的各个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巴蜀文明的高度发达及其代表的经济发展程度，都可以从其灿烂的青铜文明里面看出来。中南半岛，自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文化的考古工作分别从1920、1970年代开展以来，都揭示了该地区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丰富文化内涵，其中泰国班清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是最为光辉的代表。围绕着农作物尤其是水稻人工栽培起源于何处的问题，中外学者历来争论不休。但不管怎样，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由于地理上的亲缘、自然生态环境的接近，在经济上的共同点是肯定有的，比如可以把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看成是一个水稻种植圈。这正是说它们之间形成整体性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这个前提，又通过交通条件得以实现。

    2．交通条件

    首先看四川和中原以及周边的交通。从东西向看，四川盆地位于青藏高原和江汉平原的中间地带；从南北向看，它处于黄河流域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所以它自然而然成为该区域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西北的氐羌，就是南下到此进而到达更南的云南；荆楚的濮人也是西进到此，进而广泛分布在西南地区；同时云南和越南、两广的越族，也同四川地区发生了交往。四川盆地的巴蜀先民，最晚在殷代就已经与中原地区和云南有了交往。这说明交通已经开通，不过这种开通程度随着巴蜀先民的否断向外开拓而扩大。而各个地区的交往，都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了成形通道。四川地区跟外部的交往通道，一是北边，二是南边。在北边，到战国时期已经有几条通往中原的通道，其中最重要的是石牛道和褒斜道。往东则可以借助长江、清江(夷水)和大溪(鸟飞水)出川。川滇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利用横断山脉南北走向的峡谷与河谷而开辟的西夷道，就是从成都出发，经雅安，沿会理，渡金沙江，直到云南晋宁和大理，然后从大理到永昌，再到密支那(今缅甸八莫)，并进一步到达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再人印度等国家。这段从永昌之后称滇缅道或蜀身毒道，是构成我国西南和东南亚、南亚次大陆交往的大动脉。学界对这条道路的探讨已经非常深入，获得的证据也非常充分[3]。第二条是南夷道，即从川东到滇东北。此外在川黔之间还有夜郎道，因汉代由此通往夜郎，因之得名。《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武帝时人唐蒙入夜郎，可能就是走这条道路；蜀地的枸酱等产品从夜郎远输到南越，也可能是走这条路。

    从昆明出发到越南的道路主要是循着红河的水道。《蛮书》卷六云“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就是红河水道，这条水道也很古老。此外，《水经注》卷37“叶榆河”条云：“建武十九年，伏波将军马援上言，从粜冷出贲古击益州。臣所将骆越万余人。……愚以为行兵此道最便，盖承借水利，用为神捷也。”在广西田东县发现的战国墓出土了典型的中原地区的铜戈和滇文化的铜鼓、铜剑和玉环[4]。这种文化的交汇表明这里曾是交通要道，从岭南通往滇中的交通路线，是经过句町的。《史记》记载南越王国“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说明南越国已经可以直接通往滇西了。《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耆豀，置鑴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章先人恶行。”不韦县在今云南保山，说明要经过广西西南部和云南东南部，也可能就是通过这条路线的。

    从云南西南部到达泰国东北部的交通，没有哪部古籍文献注明是经过什么路线的，可是由于地缘关系，都不可能没有交通。发源于西藏、流经云南的几条大江大河就纵贯其中，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历来就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在此流域，从滇西南一直到该河流的出海口附近的越南同奈盆地的文化因素中有很多共同性。加上民族的近缘，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是肯定的。

    3．民族互动

正是在交通被逐步开发的基础上，民族迁徙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贸易，战争与和平，都促进了整体性的大大加强。四川盆地的地理很独特，它是西南连接中原和西北的通道，云南又是连接四川和东南亚的桥梁，通过贵州又可以到达荆楚地区，广西西南部又是从越南北部和云南到达两广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个大区域的战略地位历来非常重要。而其间发生的民族分布情形却非常复杂，这里的各民族长期以来在此共同生息繁衍，他们之间又有不断地流动、迁徙、融合和消长，因此这种变动使得整体性成为可能。对西南地区各古代民族的研究表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古代民族在地域上的分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动态地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肇始于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和民族语言则随之不断传播流布而产生地区变异。我国称呼秦汉时期及此前生活在今云贵高原、川西南和桂西部分地区的民族为“西南夷”，其中族系纷繁、民族众多，一般认为“西夷”指的是氐羌族群，“南夷”指百越族群；他们在分布上各有聚居区而又交错杂居。没有人口的流动和贸易、战争等方式，文化不可能传播，文明不可能交往，因此也不可能形成这种众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不论历史文献、民俗材料还是考古材料，都表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民自古就有对文化的兼容性，他们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西南民族文化。总之，古代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它们内部由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互动、交通的开发，已经显示出相当的整体性。而通过交通条件和民族流动，西南地区又在外部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文明交往上形成了初步的整体性。

 

二  新石器时代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

 

    在新石器时代，由于人们已经开始进入定居生活阶段，所以他们的交往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产生了贸易和交换；伴随着贸易和交换，又必然带来文化的交往．新石器时代最能体现文化内涵的两样东西，一是石器，二是陶器，所以陶器和石器成为考古学确定时间和划分文化类型的重要标准。中国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很多，在四川、西藏、云南、贵州都有发现。四川盆地东部的大溪文化时间大约在五六千年前，盆地西部的三星堆一期的年代也有四五千年。云南元谋大墩子文化时间是距今三千年，宾川白羊村遗址距今四千年，滇西云县、忙怀也有新石器文化的发现。西藏昌都卡诺遗址，距今四五千年。贵州的新石器文化也有较多分布．在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如泰国东北部、東埔寨湄公河沿岸、越南大部分地区也都发现有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泰国的能诺他和班纳底遗址，时间可能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越南北部冯原文化、南部的同奈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可早到公元前3 000年。在这些时代有先后或者非常接近的石器文化之间到底是否存在传播因素?答案是肯定的。

    从总体上看，这些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之间，虽各自独立，但还是有些共同的文化特征，比如夹沙陶和绳纹等。四川盆地西南端青衣江的有肩石器，与长江其他地方出土的相似；川东、川南以及嘉陵江流域的文化因素也都同大溪文化相类似；西藏卡诺遗址同川西南和滇西的有肩石斧、夹沙陶质等之间，都有相同之处。云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体可分三个区系：即有肩石器文化，分布于红河、元江和澜沧江中游及上游部分地区；有段石器文化，在滇东北；有肩有段石器文化(即梯形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三江并流地区。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洱海地区的宾川白羊村建筑、绳纹、半月形穿孔石刀都同大墩子一致。在滇池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有肩有段石锛，乃是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而这些正是百越文化的典型器物。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石寨山类型各遗址还出土少量印纹陶器，器型以罐类为主；纹饰多属斜方格纹、点线纹与圆圈纹等，均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出者颇为相似。在云南西南部中缅边界的耿马县南碧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里发现器物的文化特征很接近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如陶器种类少，多为圜底的釜、罐、钵等，不见平底器、三足器、带耳器；夹沙陶，大量流行绳纹，纹饰多用刻划、剔制以及压印法制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属食物采集经济；天然洞穴；有肩斧等[5]。这说明百越文化的分布已经远到萨尔温江。百越文化特点开始显露于新石器时代，从东南、岭南到西南，凡是越人分布和活动过的地区，都有越人文化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出土于新石器时代遗址。贵州夜郎故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比较广泛，在黔西、黔西北的许多地点，发掘和调查征集了大批新石器，有斧、锛、锄、有孔石刀、刮刀和凿等。这些石器质地坚硬，磨制精湛，刃部多有使用痕迹，其中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占一定比例。在出土陶器中，也有方格纹和几何图案。越南冯原文化的特征竟然同百越、云南地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越南学者甚至据此认为是冯原、东山文化发展成了以后的石寨山文化——当然，已有研究则更多地表明，石寨山文化是在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①。越南同奈盆地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也是有肩、梯形石斧和石铲。泰国东北部湄公河流域发现的石器也多有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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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寨山文化能否在当地找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渊源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西南考古工作者。这主要是因为在滇池区域附近所作的新石器文化的发掘工作还很少、所获证据尚不充分。具体情况见蒋志龙《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这些现象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影响和传播。虽然不能排除不同地区在相同时代会创造相同或类似的文化，但应该考虑到正是由于地缘的接近，由于交往或者互相影响更容易导致相同文化因素的出现。就石器而言，即使自然条件相似，由于不同的构思和使用者的不同，器物类型也会有差异。在此情况下，石器器形相似就是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了。在广大南方和中南半岛发现的有肩石器，当是各地之间文化交流的结果。代表百越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以及几何印纹陶器，在云贵高原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均有发现，这说明越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经生活在云贵高原了[6]。他们在居住环境上有共同特点，都是南方平原地区或江湖地区．有关百越族群的记载，虽然最早见于商代甲骨卜辞，但他们决不会是到三千年前才出现在我国南方及境外的民族，而是自远古以来就一直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其形成年代可以上溯到史前。换言之，百越的先民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分布在中国东南、西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地区了。新石器时代百越文化的特征有：使用有段石锛和双肩石斧；有夹砂陶或夹炭陶，拍印绳纹；陶器组合有鼎豆壶共存；种植水稻；居住干栏。这样一些文化特征普遍分布在我国浙、闽、台、粤、桂等省区以及印支半岛；在语言上也都具有共同的特点[7]。过去在对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综合研究中，同样发现有段、有肩石器的遗址，从遗址堆积和文化面貌等因素分析，它同东南沿海省区是有共同联系的[8]。在越南北部，一般也认为是百越居住地，同时也是有肩石器的分布地．今天越南的主体民族是越族，又称京族，古代百越中瓯越、雒越就是今天越族的主要先民。

总之，从整体性视角看，种种考古学迹象均表明，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和华南、中南半岛地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往，并不是彼此处于孤立和隔绝状态。新石器时代还没有“国界”，只要适合人们生存，人们便会不断地迁徙，到达能够给他们以较好生存条件的地方，而同时会将他们的文化带到新的地方。而这种文化传播形式和人群迁徙，连同贸易交往、人口移动和文化传播，通过区域间的联系初步形成了区域整体性格局。它一方面促进了人种的融合，这也是该地区长期以来民族分布情况非常繁杂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它还促进了各民族群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种群和文化的优化，使得好的、能够适应当地环境的文化因素保留下来，构成了文化的延续性。就东南亚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东南亚文化上的整体性，在11世纪之前表现得很突出，时代越前，越是如此。大陆东南亚文化的整体性形成于新石器时代，当时由于亚洲大陆许多移民南下东南亚，因此东南亚新石器文化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着密切关系”。[9]由于地缘相近，地理环境相似，以及交通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上的相似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人口的流动导致的文化交往之密切和文化的传播，使得在一定地域内形成了相似的文化，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并且表现得很突出。

三  青铜时代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

 

    考古资料表明，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诸文化都是各有特色，也有一些共性，这说明该时期的整体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四川最早的青铜文化是三星堆文化(即蜀文化)与巴文化，它们和中原的商文化相比，可是说同时甚至更早。在云南的青铜文化也可以分为几支，滇中和滇西以及滇南，各自不同；贵州有夜郎文化；广西西部主要是同云南滇南相近的句町文化；在越南主要是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是班清文化。这几大考古学文化之间既有不同，也有共性。张光直即曾指出：“石寨山、太极山、李家山发现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它们近似东京湾的东山文化典型遗址，并且三处墓群许多共同点无疑表明它们代表同一文化。它们具备以下特征：铜鼓；扇形和靴形斧；青铜浮雕；牛和孔雀作为题材；某些纹饰等。……我认为，这种高度发达的文明显然是以云南和印度支那北部为中心，但它的影响十分广泛。”[10]显然张先生已经认识到在青铜文化上表现出来的西南和中南半岛的整体性了。王大道把云南的青铜时代文明分为两大区域，一是从洱海、墨江—李仙江以东、金沙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一是从洱海、墨江—李仙江以西的地区．具体而言，他又把前面一个大区分为三个类型，即滇文化(汪宁生称之为石寨山文化)、洱海区域文化和红河区域文化。后一个区又可分为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和澜沧江中下游文化两种类型[11]。

    关于滇文化和洱海周围地区的青铜文化，很多学者已经撰文探讨，也都认为它跟其他地区的文化有很多共性。而红河文化因其在地理上正好连接了滇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所以要探讨该大区域的整体性问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点并揭示其作为两大文化的中转地所表现出如何的特点[12]。红河文化分布在今红河领域，其墓葬形制同滇文化相同，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农具与滇文化一样，也是以有肩长条形锄和尖叶形铜镢为主；此外还有一字格青铜短剑。在石榴坝遗址还出土有带翼无胡戈，这种戈也见于越南的安山、青亭。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以及越南的东山、象山都出有带翼戈，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做长胡形[13]。在文山州东北部，西汉时为句町属地。在这里发现的时代早于西汉前期的铜鼓墓和铜棺墓中的随葬品即跟中原器物相近，也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可以同云南滇族文物相比较[14]。句町处于南越、夜郎和滇之间，成为这三大经济区的枢纽地带。其北部与夜郎、漏卧为邻，西接于滇，中有北盘江、南盘江提供了交通便利，东与南越毗邻，沿红河、郁江可通交广，南下沿锦江、明江可抵交趾。交通便利，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到句町国“置自濮，王姓毋”。它与滇、夜郎、且兰、靡莫、漏卧等同屑濮越族系的民族[15]，生产水平及风俗习惯相近，所以其青铜文化面貌跟滇、夜郎都有很强的一致性。上文已经提及，广西田东县发现的战国墓中出土中原地区典型的铜戈和滇文化系统典型的铜鼓、铜剑和玉环[16]，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器物同见于右江中游的同一墓地，说明岭南经由句町人滇以及到达中原的交通在汉代以前已经打通。在文山、广南和西畴等地的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一点[17]。

    中国西南地区的很多典型器物，在东南亚也有大量分布，这是探讨该区域古代文化及其联系的重要资料。这类器物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是铜鼓，另一种是刃部两端呈不对称状的铜钺[18]。铜鼓从公元前7世纪在滇中西部的楚雄地区产生起，流传至今已有2600多年，分布于我国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等8个省区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覆盖了一大片民族成份相当复杂的土地。研究铜鼓，对于研究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民族历史与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自1920年代在越南东山文化遗址发掘出土铜鼓以来，1950年代以后又相继在云南、贵州、广西的考古发掘中获得不少的铜鼓。这些考古发掘品通过碳14测定年代和根据共存器物已知的年代知识，已经可以对其入土年代作出准确的判断，为断定同类传世铜鼓的年代和分布地域提供了可靠的标尺。关于铜鼓，很多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在此无须赘述①。可以肯定的是，铜鼓文化分布区，恰恰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区域，它的分布正好印证了本文的观点。

    在红河地区，靴形钺(不对称形钺)的广泛流行，也是该区的一大特色。红河地区虽有可能是靴形钺的起源地，但在滇文化中出土不对称形铜钺的仅有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地，而且两地的65件铜器中仅有21件为不对称形，因此不对称形钺不是云南青铜钺的主要形态[19]。其实，这种靴形不对称钺跟南方很多青铜器一样，有很多制作中心：“由于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广大地区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居住在这一地区内的很多民族集团常常使用共同的器物，保持相同和类似的习俗。……对不对称形铜钺的研究再次表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青铜文明，具有若干共同的文化特征。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青铜时代是在云南及其毗邻的越南北部和中部发展到它的极盛阶段的。……不对称形铜钺和其他若干迹象表明，代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广大地区青铜时代的极盛阶段的东山文化、石寨山文化等，与这一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之间，有某些文化继承关系”[18]。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持此观点的汪宁生却说这种形状的钺不可能起源于石器，因为在东南亚和云南都没有发现这种形状的石斧，那么它们到底起源于哪里呢?从考古资料看，在滇西、川西以及澜沧江流域中游的忙怀、昌宁、云县、景东、龙陵等地和下游(即湄公河)的泰国北部、越南南部，都发现有一种形状非常相似的双肩石器。在昌宁和云县的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现了很多不对称形的有段石斧，非常象不对称形钺，因此估计还有可能不对称形钺的更早祖型是这种石器[20]。云南和中南半岛地区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之一是剑川海门口遗址，在此遗址中发现了3件钺，其中有一件略呈不对称形，中南半岛和西南地区的不对称形钺可能都是由此种形制演变而来。从以上证据看，不对称形钺最早是起源于滇西，然后向东、向南传播，其传播路线一路可能是沿着澜沧江传播到泰国、越南南部，另一路是沿着礼社江、元江一直到达红河流域。

    泰国班清文化最先发现于泰国东北部的乌隆府班清村，处在澜沧江一湄公河流域中游地区，它是东南亚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的重要遗址。据泰国与美国联合考古队的发掘报告称，班清文化可以分成早、中、晚三期：一、早期(公元前3600年～前1000年)，成人的埋葬方式以仰身直肢为主，陪葬陶器放在死者的头部或脚旁，此外也有屈肢葬，婴儿则盛行瓮棺葬。陶器大多拍印绳纹，肩部施加划纹。青铜器有矛头、手镯等，但数量不多．二、中期(公元前1000年～前300年)，只发现仰身直肢葬，陪葬的陶器被故意打碎，覆盖在死者的身上。陶器的特征是尖底，或在口部施加红色彩绘。青铜饰物较早期为多。三、晚期(公元前300年～公元200年)，葬式仍为仰身直肢，但陪葬陶器完整的置于死者身上。陶器上多施红色彩绘，以圆涡纹为主。同时，也发现许多青铜饰物与铁制工具，以及刻有花纹的陶滚筒，可能用来在树皮布上印制花纹②。在泰国的东北部，还有许多属于班清文化的遗址，比如，在能诺他墓地就发现用双扇合范制造的青铜器，形制和班清一致。从这个分期看，班清文化的早期，与台湾的大坌坑文化、波里尼西亚群岛的拉皮塔文化一样，都是以绳纹陶器为特征。而从它的分布范围来看，又可能与南岛语民族的起源有关，也同南岛语民族的迁移有关，而民族的迁徙，恰恰是在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地区整体性形成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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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关于20世纪铜鼓研究情况的概述，详见蒋廷瑜：《铜鼓研究一世纪》，载《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对班清文化年代、族属及其文化内涵的探讨，详见美国学者joyce c·white著作ban chiang：discovery of a lost bronze age，philadelphia，pa，the university mu-seu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and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82。必须指出，班清文化的年代问题在国际学界一直有争议，中国考古学者一般认为并没有那么早，而且遗址发掘时还出现过扰乱现象．以笔者从事西南民族考古研究的经验来看，班清文化的出土器物尤其是青铜器的型式，与云南滇西洱海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如出一辙，所以估计年代相去不远，而且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而从班清遗址中还出土了铁器这一点看来，其年代最早也不超过中国的春秋时期。

 

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山水相连的邻邦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的证据也更充分、更明显。在远古时代，越南被称为交趾。在我国先秦时代的古籍中，有许多神农、颛顼、尧、舜等南抚交趾或南至交趾的记载。神农、颛顼等本是传说中的人物，这些记载也并非信史，但却反映了我国西周、春秋战国、甚至更古的时候，中原地区已经和南方的交趾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考古资料看，越南东山出土的青铜器都具有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样式和风格，说明越南的“东山文化”正是受中国西南古文化的影响而成长发育起来的。东山文化属于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年代为公元前4～公元2世纪，受中国战国至汉代青铜文化的影响。在其典型遗址即今清化省的东山村，出土了磨制石斧、有肩石斧及青铜制作的鼓、武器、容器和装饰品，还有陶器、玉制装身具、货币等，是典型的汉文化遗物。特别是铜器，在鼓面和鼓壁上装饰着圆弧纹、锯齿纹、飞鸟纹、船纹、蛙纹，制作精巧，装饰性极强，与中国云南、广西等地出土的战国至汉代铜器相仿佛[21](p300～413)。根据公开发表的这一批青铜文化资料，它其实是起源于我国云南的青铜文化在古交趾境内的延伸，越南发表的青铜器出土图式就是很好的证明①。在越南发现的青铜器时间上没有早过我国云南的铜器，且与我国旧史所记的竹(蜀)王子人交趾的年代相合[22]。这种情况说明，越南青铜文化与中国西南的青铜文化如滇文化、红河文化、句町文化是同源的，都在大体上屑于同时代的百越文化区的分布范围：“要想找出越南东山铜器文化的渊源。不要在西方找，而应该在越族人共同的铜器文化中去寻求。并且如果我们认识到越族各支间文化的交流很频繁的话，那么我们将会了解东山铜器和淮河铜器之间形式上的相似，而这种相似可能是由于战国铜器对岭南百越铜器的影响，以及越族人铜器对雒越人铜器的影响。”[21](p381)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公元前214年平定南越，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其中象郡就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秦末赵佗乘乱并击桂林、象郡，自立为王，建立南越国”不久即归属于汉，成为汉王朝属下的一个诸侯王，与汉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置九郡，直属中央政府，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从此时一直到10世纪越南独立建国止，它一直都在中国各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是中国的郡县。而随着中原军事、政治力量的南下，汉文化广泛南被，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也不断南传．公元初年，中原人锡光和任延分别任交趾和九原太守，教当地人民种植庄稼，建立学校，铸造铁器，制定婚娶礼法和衣服样式，晓以礼义。这对于在当地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汉书》中说：“岭南华风，始于二守。”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越南地区被纳入到中华文化圈的文化版图中，至此，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的整体性达到一个新局面。

从汉武帝经营西南夷，设立交趾郡、益州郡，一直到东汉时期设立永昌郡，打通西南夷道，西南并人王朝版图为止，西南地区以及中南半岛的青铜文明也渐次走向衰落．不过青铜文明的衰落并不代表中原人在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交往活动也就此结束．相反，由于伴随着中原文化大量南进，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族群交通、交往更为频繁，铁器时代才可能在整个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真正开始。此后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整体性大大加强，奠定了此后又一个千禧年(即截止公元10世纪越南独立)双方交往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础上，告别了远古，这个大区域随之进入文字历史时代，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也进入一个全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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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见越南学者陶维英著《越南古代史》，309页图五，310页图六，315页图七、八，321页图九，344页图十，359页图十一。

    ②  关于东山文化的源头，陶维英只说对了一半，即其来自岭南等地的百越文化。但百越文化的源头在淮河流域，他却找不到，这不仅是个地理概念的错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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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廷瑜．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j]．考古，1982，(2)．

[5]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南碧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j]．云南文物，1984，(16)．

[6]汪宁生．古代云贵高原上的越人[a]．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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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光直．云南古代文明[j]．云南文物，1985，(17)．

[11]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j]．考古，1990，(6)；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的陶器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陶器的关系[j]．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c]．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12]师砚培等．红河流域青铜文化初探[j]．云南文物，1985，(18)．

[1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个旧石榴坝青铜时代墓葬[j]．考古，1992．(2)．

[14]蒋廷瑜．西林钢鼓墓与汉代句町国[j]．考古，1982，(2)．

[15]李昆声．云南原始文化族系初探[j]．云南社会科学，1983，(4)．

[16]广西区博物馆．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j]．考古，1979，(6)．

[17]熊正益．文山、广南、西畴三县考古调查记[j]．云南文物，1985，(17)．

[18]汪宁生．试论不对称靴形钢钺[j]．考古，1985，(6)．

[19]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2)．

东南文化论文例5

the unity of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in ancient time

key words : civilization exchange; neolithic age; bronze age; indo-china; southwestern china; unity

abstract:in many cases historians only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the unity in modern world history and ignore the study of the pre-modern, especially ancient, world history as a whole.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views are so confined that al- though they believe that there are some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in remote ages, they can not exert an influence on the world history. in view of the above-mentioned facts, based on some new achievements, especially archaeological data at home and abroad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exchange, this paper proves the distant unity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since the neolithic age. the interrelations and interactions among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in the southwestern china and indo-china are strengthened by civilization exchange. it also has a decisive effect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unity in this region.

以往的历史研究通常只强调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整体性研究而忽视此前时期，尤其是上古时期世界的整体性问题①，这是整体史观研究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整体史观的理论界说在目前取得的成果较多，而具体又深入的个案研究却并不多见。这两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年代太远，文献资料和实物证据较少；另一方面也由于研究者囿于学科背景和学识视野，未能对此问题做认真的综合研究。就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和中国西南地区的整体性研究而言，综合性研究的成果则更少②。本文以考古材料为主，结合民族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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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近数十年来，伴随着世界一体化和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增强，史学界对世界历史的整体研究也越来越重视，作为相关成果的理论论著不断涌现。在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或世界历史的起点上，主要存在三种不同意见：15、16世纪，17、18世纪；20世纪。这三种意见的共同特点是认为世界历史是在人类历史发展到某一阶段时才形成的，而不是在人类历史一开始就产生了世界历史。但是，必须考虑到两点：一是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程度，永远只具有相对的意义。社会的进步和交往的发展都是一个无止境的、连续性的过程，因此必须考虑究竟交往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构成世界历史。二是不能说15世纪之前就不存在世界性的交往。由于今天我们所有的研究能力、认识水平、历史资料的局限性，对15世纪以前人类的交往所知甚少，如果因此而断言15世纪以前人类完全是孤立闭塞的，显然过于草率。随着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越来越多地了解15世纪以前世界各大洲之间人们的交往。因此，“把世界历史的起点或世界历史整体形成的时间放在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是不妥当的。容易造成理论上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并且也经不起历史发展的检验。只有把世界历史的起点与人类的产生统一起来，把世界历史溶于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之中，才能真正说明世界历史。”对整体史观的反思，详见张一平《论世界历史整体及其形成》，载《北京大学学报》2001年s1期。

② 历来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考古学者大多探讨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区分、族属与民族迁徙的关系、文化交流等问题，却较少具有世界历史整体史观的视野。在此方面，童恩正是个例外。早在1980年代他就开始关注中国西南地区与古印度、古东南亚等地区的考古文化交流与民族互动，同时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以来，在中国东北直至西南地区的广大地域，已经形成了一个“半月形”的文化传播带。这种宽阔的学术思路为后辈学者以开放的眼光从事跨学科的古文化研究提供了极佳范本，其主要成果均收入童恩正著《南方文明》一书(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同样，研究中南半岛(大陆东南亚)的世界史学者，多探讨其民族国家的建立及其主导民族的族属、早期国家的发展形态等问题，能够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进行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整体性研究的成果也并不多。即便能够取多角度看待东南亚的整体性，目光也多限于东南亚地区，并没有把中国的西南地区也纳入这个大区域的整体性格局之中。将东南亚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来研究的主要代表作是贺圣达著《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事实上，由于自然地理生态背景和地缘的相近，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南亚之间在历史文化上的一致性、进而在其他方面形成的整体性是非常突出的，本文将揭示这一点。

历史地理学所提供的成果，以文明交往论①为指导，讨论远古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西南地区内部以及它和中南半岛之间形成的整体性格局，并描述这一格局影响了近代乃至现代该大区域的总体形势。文明交往使得西南地区之间和它同中南半岛之间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不断加强，这在该大区域整体性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一 文明交往论与中南半岛—中国西南整体性形成的条件

文明交往论是一种解释“全球化”的全新理念，它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人类正是连续不断的文明交往，才从分散走向整体，进入“人类历史上空前伪、规模宏大的文明交往”的全球化时代，即“人类的现代文明，正在走向普遍的全球化”。它认为，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实践活动之一，它是伴随着生产力同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也是历史交往的过程。文明交往就是不同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内部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又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文明交往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文明化问题。世界史和文明史就是通过交往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的，文明交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所谓整体性，就是从分散走向统一，从孤立走向整体，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一种小的整体走向大的整体然后再到更大的整体。以此理论为指导，如果把我国西南地区同中南半岛作为一个考察对象，就会发现早在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在这片广阔的地域里就初步形成了一定程度的整体性，它深刻影响了以后该区域的历史进程。

从地理上讲，大陆东南亚指的是包括中国大陆北纬30度(大致以长江为界)以南直到中南半岛南端，中国南海西至缅甸伊洛娃底江的区域[1]。其中，中国西南地区是人类最早起源的地区之一，很早就有人们在此生息繁衍，这已经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中国西南跟中原地区在地理上连为一体，跟大陆东南亚也有地理的亲缘关系，贯纵本地区的几条大江大河都是南北走向的，云南境内几条河流尤其如此，最后都经由中南半岛注入大海。在这些河谷地带，历来都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历史上常有南北向的民族流动，而且其流动之规模声势之大令人难以想象。而且，西南地区同南亚大陆由于地缘接近．它们之间的文化交流很早就开始了。从新石器时代起，在华南广为流行的几何印纹陶和有肩、有段石器等器物，在西南和中南半岛都有广泛分布。有学者在比较了东南亚大陆和华南的陶器之后，指出：“通行于东南亚之语言可能源于长江中游，更古老的泰—南岛语可能已经产生。这样的话，沿华南海岸从长江到东南亚大陆，很可能是一种文化的连续统一体。某些器物的相似特征暗示着文化的极其相似的特征和联系，而不是在华南和东南亚大陆孤立发展的。……据我估计这种相似特征似乎是普遍存在的”[2]。到青铜时代，这种一致性进一步加强，在考古学获取的材料中，器物的形制和纹饰等方面有更多共性，说明其整体性已初具规模。这种整体性的出现除了地缘上的接近外，应该同该地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有关系。当然，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在当时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周邻有两大古文明(古巴蜀文明和印度文明)的存在．使得它们之间的交往有着外来的强大推动力而愈加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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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世界历史研究中必须着重考虑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其积极倡导者是吴于廑、彭树智等先生。吴于廑较早提出必须将交往作为世界史横向发展的联系线索，尤其强调人类历史上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交往活动，见《十五、十六世纪东西方历史初学集》第三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彭树智则进一步发挥并完善这一理论，提出了“文明交往论”，其主要理论内涵详见彭树智著《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该著作对文明交往论的论述相当深入和细致，为“全球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和精彩的个案分析，对世界历史整体性的持续深入研究也极富建设性意义。以此观点为指导，在彭先生带领下，产生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尤其是对于中东西亚国家历史的研究，具体反映在《中东国家通史》各卷(商务印书馆2000—2004年陆续出版)和《世界帝国兴衰丛书》各卷(三秦出版社2000年以来陆续出版)、《阿拉伯国家简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年修订版)等论著中。对于这两套丛书及文明交往论的评介，主要有以下文章：彭树智《阿富汗与古代东西方文化交往》，《历史研究》1994年第2期；彭树智《论帝国的历史、文明和文明交往——<世界帝国丛书>总序》，《西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彭树智《文明交往论和通史研究问题的思考—<中东国家通史·叙利亚和黎巴嫩卷>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2年第2期；彭树智《论中东的战争与和平交往问题——<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编后三记》，《人文杂志》2003年第4期，彭树智《论中东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中东国家通史·塞浦路斯>编后记》，《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彭树智《阿拉伯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西北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张倩红《阿拉伯史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新思路——<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读后》，《史学月刊》2001年第3期；巨永明《文明交往论：解析全球化的新路径——读(文明交往论)》，《世界历史》2003年第3期；方光华《历史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完美统——一读彭树智先生<文明交往论>》，《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陈天社《新?袼鳌⑿率咏恰⑿鹿鄣恪???lt;文明交往论>》，《西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王铁铮《历史上的中阿文明交往》，《西北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等等。从目前以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彭树智教授为代表的学者所取得的成果来看，文明交往论对于整体性史观在具体个案分析的运用中有其独到的优点，也可以弥补整体性史观理论建树多、个案研究少的缺点，因此值得在世界史的研究中继续将其推向纵深。本文以远古中国西南地区与中南半岛为对象，就是考虑到在东南亚史研究、中国上古史与同期世界其他地区的比较研究与整合研究的成果尚屑少见，因此尝试以文明交往论为指导进行初步探讨。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整体包括小的整体和更大范围的整体，小的整体构成大的整体，然后又构成更大的整体。它的发生，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基础、交通和民族交往。

1．经济基础

整体性的形成要有经济基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才会产生民族文化交流，然后通过商旅贸易、使节往来和民族迁徙等方式而实现。古代的西南地区跟中南半岛，由于地缘的接近，自然环境的相似，使得他们之间在经济方式上有些共同性。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这一地区在居住方式和农作物品种上，都有些相同和相似，这也是我们说它们之间能够形成整体性的重要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文明首先在一个或者多个中心产生，然后文明之光向播送，这是文化传播的一个常见规律。从中国西南地区到中南半岛，以前多被认为是文明的蛮荒之地，可是20世纪的考古和其他研究工作已经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现今都发现了很多高度发展的文化，特别是青铜文化。在西南地区包括有蜀文化、巴文化、滇文化和石棺葬文化等，它们之间时代不尽相同、发展程度也不一致，其中最早的是巴蜀青铜文明，它代表了当时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和青铜工艺的最高水平，它对四邻的各个文化都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巴蜀文明的高度发达及其代表的经济发展程度，都可以从其灿烂的青铜文明里面看出来。中南半岛，自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文化的考古工作分别从1920、1970年代开展以来，都揭示了该地区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的丰富文化内涵，其中泰国班清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是最为光辉的代表。围绕着农作物尤其是水稻人工栽培起源于何处的问题，中外学者历来争论不休。但不管怎样，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由于地理上的亲缘、自然生态环境的接近，在经济上的共同点是肯定有的，比如可以把中国西南和中南半岛看成是一个水稻种植圈。这正是说它们之间形成整体性的一个重要前提，而这个前提，又通过交通条件得以实现。

2．交通条件

首先看四川和中原以及周边的交通。从东西向看，四川盆地位于青藏高原和江汉平原的中间地带；从南北向看，它处于黄河流域与云贵高原的过渡地带，所以它自然而然成为该区域各民族交流交往的桥梁。西北的氐羌，就是南下到此进而到达更南的云南；荆楚的濮人也是西进到此，进而广泛分布在西南地区；同时云南和越南、两广的越族，也同四川地区发生了交往。四川盆地的巴蜀先民，最晚在殷代就已经与中原地区和云南有了交往。这说明交通已经开通，不过这种开通程度随着巴蜀先民的否断向外开拓而扩大。而各个地区的交往，都是因为当时已经有了成形通道。四川地区跟外部的交往通道，一是北边，二是南边。在北边，到战国时期已经有几条通往中原的通道，其中最重要的是石牛道和褒斜道。往东则可以借助长江、清江(夷水)和大溪(鸟飞水)出川。川滇通道主要有两条：一是利用横断山脉南北走向的峡谷与河谷而开辟的西夷道，就是从成都出发，经雅安，沿会理，渡金沙江，直到云南晋宁和大理，然后从大理到永昌，再到密支那(今缅甸八莫)，并进一步到达东印度阿萨姆地区，再人印度等国家。这段从永昌之后称滇缅道或蜀身毒道，是构成我国西南和东南亚、南亚次大陆交往的大动脉。学界对这条道路的探讨已经非常深入，获得的证据也非常充分[3]。第二条是南夷道，即从川东到滇东北。此外在川黔之间还有夜郎道，因汉代由此通往夜郎，因之得名。《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武帝时人唐蒙入夜郎，可能就是走这条道路；蜀地的枸酱等产品从夜郎远输到南越，也可能是走这条路。

从昆明出发到越南的道路主要是循着红河的水道。《蛮书》卷六云“通海城南十四日程至步头，从步头船行沿江三十五日出南蛮”，就是红河水道，这条水道也很古老。此外，《水经注》卷37“叶榆河”条云：“建武十九年，伏波将军马援上言，从粜冷出贲古击益州。臣所将骆越万余人。……愚以为行兵此道最便，盖承借水利，用为神捷也。”在广西田东县发现的战国墓出土了典型的中原地区的铜戈和滇文化的铜鼓、铜剑和玉环[4]。这种文化的交汇表明这里曾是交通要道，从岭南通往滇中的交通路线，是经过句町的。《史记》记载南越王国“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说明南越国已经可以直接通往滇西了。《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孝武时通博南山度兰沧水耆?，置?唐、不韦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章先人恶行。”不韦县在今云南保山，说明要经过广西西南部和云南东南部，也可能就是通过这条路线的。

从云南西南部到达泰国东北部的交通，没有哪部古籍文献注明是经过什么路线的，可是由于地缘关系，都不可能没有交通。发源于、流经云南的几条大江大河就纵贯其中，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历来就是民族迁徙频繁之地。在此流域，从滇西南一直到该河流的出海口附近的越南同奈盆地的文化因素中有很多共同性。加上民族的近缘，他们之间的交往和文化交流是肯定的。

3．民族互动

正是在交通被逐步开发的基础上，民族迁徙与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和贸易，战争与和平，都促进了整体性的大大加强。四川盆地的地理很独特，它是西南连接中原和西北的通道，云南又是连接四川和东南亚的桥梁，通过贵州又可以到达荆楚地区，广西西南部又是从越南北部和云南到达两广的必经之路。所以这个大区域的战略地位历来非常重要。而其间发生的民族分布情形却非常复杂，这里的各民族长期以来在此共同生息繁衍，他们之间又有不断地流动、迁徙、融合和消长，因此这种变动使得整体性成为可能。对西南地区各古代民族的研究表明，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这些古代民族在地域上的分布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一个动态地变化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肇始于新石器时代的稻作农业和民族语言则随之不断传播流布而产生地区变异。我国称呼秦汉时期及此前生活在今云贵高原、川西南和桂西部分地区的民族为“西南夷”，其中族系纷繁、民族众多，一般认为“西夷”指的是氐羌族群，“南夷”指百越族群；他们在分布上各有聚居区而又交错杂居。没有人口的流动和贸易、战争等方式，文化不可能传播，文明不可能交往，因此也不可能形成这种众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不论历史文献、民俗材料还是考古材料，都表明在中国西南地区的人民自古就有对文化的兼容性，他们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富有特色的西南民族文化。总之，古代西南地区的文化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它们内部由于文化的交流和民族互动、交通的开发，已经显示出相当的整体性。而通过交通条件和民族流动，西南地区又在外部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文明交往上形成了初步的整体性。

二 新石器时代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

在新石器时代，由于人们已经开始进入定居生活阶段，所以他们的交往有了新的特点，那就是产生了贸易和交换；伴随着贸易和交换，又必然带来文化的交往．新石器时代最能体现文化内涵的两样东西，一是石器，二是陶器，所以陶器和石器成为考古学确定时间和划分文化类型的重要标准。中国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很多，在四川、、云南、贵州都有发现。四川盆地东部的大溪文化时间大约在五六千年前，盆地西部的三星堆一期的年代也有四五千年。云南元谋大墩子文化时间是距今三千年，宾川白羊村遗址距今四千年，滇西云县、忙怀也有新石器文化的发现。昌都卡诺遗址，距今四五千年。贵州的新石器文化也有较多分布．在中南半岛大部分地区，如泰国东北部、?|埔寨湄公河沿岸、越南大部分地区也都发现有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泰国的能诺他和班纳底遗址，时间可能也在公元前三四千年。越南北部冯原文化、南部的同奈盆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也可早到公元前3 000年。在这些时代有先后或者非常接近的石器文化之间到底是否存在传播因素?答案是肯定的。

从总体上看，这些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之间，虽各自独立，但还是有些共同的文化特征，比如夹沙陶和绳纹等。四川盆地西南端青衣江的有肩石器，与长江其他地方出土的相似；川东、川南以及嘉陵江流域的文化因素也都同大溪文化相类似；卡诺遗址同川西南和滇西的有肩石斧、夹沙陶质等之间，都有相同之处。云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大体可分三个区系：即有肩石器文化，分布于红河、元江和澜沧江中游及上游部分地区；有段石器文化，在滇东北；有肩有段石器文化(即梯形石器文化)，主要分布在三江并流地区。但是，他们之间还是有很多相同或相似的地方。洱海地区的宾川白羊村建筑、绳纹、半月形穿孔石刀都同大墩子一致。在滇池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有肩有段石锛，乃是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典型器物，而这些正是百越文化的典型器物。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石寨山类型各遗址还出土少量印纹陶器，器型以罐类为主；纹饰多属斜方格纹、点线纹与圆圈纹等，均与东南沿海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所出者颇为相似。在云南西南部中缅边界的耿马县南碧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里发现器物的文化特征很接近华南沿海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如陶器种类少，多为圜底的釜、罐、钵等，不见平底器、三足器、带耳器；夹沙陶，大量流行绳纹，纹饰多用刻划、剔制以及压印法制出；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属食物采集经济；天然洞穴；有肩斧等[5]。这说明百越文化的分布已经远到萨尔温江。百越文化特点开始显露于新石器时代，从东南、岭南到西南，凡是越人分布和活动过的地区，都有越人文化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和印纹陶器出土于新石器时代遗址。贵州夜郎故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分布比较广泛，在黔西、黔西北的许多地点，发掘和调查征集了大批新石器，有斧、锛、锄、有孔石刀、刮刀和凿等。这些石器质地坚硬，磨制精湛，刃部多有使用痕迹，其中有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占一定比例。在出土陶器中，也有方格纹和几何图案。越南冯原文化的特征竟然同百越、云南地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越南学者甚至据此认为是冯原、东山文化发展成了以后的石寨山文化——当然，已有研究则更多地表明，石寨山文化是在当地新石器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①。越南同奈盆地发现的石器时代文化特征也是有肩、梯形石斧和石铲。泰国东北部湄公河流域发现的石器也多有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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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石寨山文化能否在当地找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渊源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西南考古工作者。这主要是因为在滇池区域附近所作的新石器文化的发掘工作还很少、所获证据尚不充分。具体情况见蒋志龙《滇国探秘——石寨山文化的新发现》，云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这些现象反映了文化之间的影响和传播。虽然不能排除不同地区在相同时代会创造相同或类似的文化，但应该考虑到正是由于地缘的接近，由于交往或者互相影响更容易导致相同文化因素的出现。就石器而言，即使自然条件相似，由于不同的构思和使用者的不同，器物类型也会有差异。在此情况下，石器器形相似就是文化相互影响的结果了。在广大南方和中南半岛发现的有肩石器，当是各地之间文化交流的结果。代表百越文化特征的典型器物如有肩石斧、有段石锛以及几何印纹陶器，在云贵高原不少新石器时代遗址均有发现，这说明越人的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即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已经生活在云贵高原了[6]。他们在居住环境上有共同特点，都是南方平原地区或江湖地区．有关百越族群的记载，虽然最早见于商代甲骨卜辞，但他们决不会是到三千年前才出现在我国南方及境外的民族，而是自远古以来就一直居住在上述地区的，其形成年代可以上溯到史前。换言之，百越的先民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分布在中国东南、西南以及东南亚一些地区了。新石器时代百越文化的特征有：使用有段石锛和双肩石斧；有夹砂陶或夹炭陶，拍印绳纹；陶器组合有鼎豆壶共存；种植水稻；居住干栏。这样一些文化特征普遍分布在我国浙、闽、台、粤、桂等省区以及印支半岛；在语言上也都具有共同的特点[7]。过去在对云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综合研究中，同样发现有段、有肩石器的遗址，从遗址堆积和文化面貌等因素分析，它同东南沿海省区是有共同联系的[8]。在越南北部，一般也认为是百越居住地，同时也是有肩石器的分布地．今天越南的主体民族是越族，又称京族，古代百越中瓯越、雒越就是今天越族的主要先民。

总之，从整体性视角看，种种考古学迹象均表明，新石器时代中国西南和华南、中南半岛地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文化交往，并不是彼此处于孤立和隔绝状态。新石器时代还没有“国界”，只要适合人们生存，人们便会不断地迁徙，到达能够给他们以较好生存条件的地方，而同时会将他们的文化带到新的地方。而这种文化传播形式和人群迁徙，连同贸易交往、人口移动和文化传播，通过区域间的联系初步形成了区域整体性格局。它一方面促进了人种的融合，这也是该地区长期以来民族分布情况非常繁杂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它还促进了各民族群体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促进了人类种群和文化的优化，使得好的、能够适应当地环境的文化因素保留下来，构成了文化的延续性。就东南亚文化发展的历程来看，“东南亚文化上的整体性，在11世纪之前表现得很突出，时代越前，越是如此。大陆东南亚文化的整体性形成于新石器时代，当时由于亚洲大陆许多移民南下东南亚，因此东南亚新石器文化与中国西南地区的新石器文化有着密切关系”。[9]由于地缘相近，地理环境相似，以及交通的发展，因此在文化上的相似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人口的流动导致的文化交往之密切和文化的传播，使得在一定地域内形成了相似的文化，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青铜时代，并且表现得很突出。

三 青铜时代中南半岛与中国西南的整体性

考古资料表明，我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诸文化都是各有特色，也有一些共性，这说明该时期的整体性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四川最早的青铜文化是三星堆文化(即蜀文化)与巴文化，它们和中原的商文化相比，可是说同时甚至更早。在云南的青铜文化也可以分为几支，滇中和滇西以及滇南，各自不同；贵州有夜郎文化；广西西部主要是同云南滇南相近的句町文化；在越南主要是东山文化；泰国东北部是班清文化。这几大考古学文化之间既有不同，也有共性。张光直即曾指出：“石寨山、太极山、李家山发现的重要性不容低估。它们近似东京湾的东山文化典型遗址，并且三处墓群许多共同点无疑表明它们代表同一文化。它们具备以下特征：铜鼓；扇形和靴形斧；青铜浮雕；牛和孔雀作为题材；某些纹饰等。……我认为，这种高度发达的文明显然是以云南和印度支那北部为中心，但它的影响十分广泛。”[10]显然张先生已经认识到在青铜文化上表现出来的西南和中南半岛的整体性了。王大道把云南的青铜时代文明分为两大区域，一是从洱海、墨江—李仙江以东、金沙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一是从洱海、墨江—李仙江以西的地区．具体而言，他又把前面一个大区分为三个类型，即滇文化(汪宁生称之为石寨山文化)、洱海区域文化和红河区域文化。后一个区又可分为怒江、澜沧江、金沙江上游青铜文化和澜沧江中下游文化两种类型[11]。

关于滇文化和洱海周围地区的青铜文化，很多学者已经撰文探讨，也都认为它跟其他地区的文化有很多共性。而红河文化因其在地理上正好连接了滇文化和越南东山文化，所以要探讨该大区域的整体性问题，应该将其作为一个重点并揭示其作为两大文化的中转地所表现出如何的特点[12]。红河文化分布在今红河领域，其墓葬形制同滇文化相同，都是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农具与滇文化一样，也是以有肩长条形锄和尖叶形铜镢为主；此外还有一字格青铜短剑。在石榴坝遗址还出土有带翼无胡戈，这种戈也见于越南的安山、青亭。江川李家山、晋宁石寨山以及越南的东山、象山都出有带翼戈，不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做长胡形[13]。在文山州东北部，西汉时为句町属地。在这里发现的时代早于西汉前期的铜鼓墓和铜棺墓中的随葬品即跟中原器物相近，也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可以同云南滇族文物相比较[14]。句町处于南越、夜郎和滇之间，成为这三大经济区的枢纽地带。其北部与夜郎、漏卧为邻，西接于滇，中有北盘江、南盘江提供了交通便利，东与南越毗邻，沿红河、郁江可通交广，南下沿锦江、明江可抵交趾。交通便利，有利于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到句町国“置自濮，王姓毋”。它与滇、夜郎、且兰、靡莫、漏卧等同屑濮越族系的民族[15]，生产水平及风俗习惯相近，所以其青铜文化面貌跟滇、夜郎都有很强的一致性。上文已经提及，广西田东县发现的战国墓中出土中原地区典型的铜戈和滇文化系统典型的铜鼓、铜剑和玉环[16]，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器物同见于右江中游的同一墓地，说明岭南经由句町人滇以及到达中原的交通在汉代以前已经打通。在文山、广南和西畴等地的考古发现都证明了这一点[17]。

中国西南地区的很多典型器物，在东南亚也有大量分布，这是探讨该区域古代文化及其联系的重要资料。这类器物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是铜鼓，另一种是刃部两端呈不对称状的铜钺[18]。铜鼓从公元前7世纪在滇中西部的楚雄地区产生起，流传至今已有2600多年，分布于我国云南、贵州、广西、重庆、四川等8个省区和东南亚的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覆盖了一大片民族成份相当复杂的土地。研究铜鼓，对于研究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民族历史与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自1920年代在越南东山文化遗址发掘出土铜鼓以来，1950年代以后又相继在云南、贵州、广西的考古发掘中获得不少的铜鼓。这些考古发掘品通过碳14测定年代和根据共存器物已知的年代知识，已经可以对其入土年代作出准确的判断，为断定同类传世铜鼓的年代和分布地域提供了可靠的标尺。关于铜鼓，很多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研究，在此无须赘述①。可以肯定的是，铜鼓文化分布区，恰恰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区域，它的分布正好印证了本文的观点。

在红河地区，靴形钺(不对称形钺)的广泛流行，也是该区的一大特色。红河地区虽有可能是靴形钺的起源地，但在滇文化中出土不对称形铜钺的仅有石寨山和李家山两地，而且两地的65件铜器中仅有21件为不对称形，因此不对称形钺不是云南青铜钺的主要形态[19]。其实，这种靴形不对称钺跟南方很多青铜器一样，有很多制作中心：“由于我国南方和东南亚广大地区有共同的文化渊源，居住在这一地区内的很多民族集团常常使用共同的器物，保持相同和类似的习俗。……对不对称形铜钺的研究再次表明，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青铜文明，具有若干共同的文化特征。中国南方和东南亚的青铜时代是在云南及其毗邻的越南北部和中部发展到它的极盛阶段的。……不对称形铜钺和其他若干迹象表明，代表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广大地区青铜时代的极盛阶段的东山文化、石寨山文化等，与这一地区早期青铜文化之间，有某些文化继承关系”[18]。这种看法是很有见地的。持此观点的汪宁生却说这种形状的钺不可能起源于石器，因为在东南亚和云南都没有发现这种形状的石斧，那么它们到底起源于哪里呢?从考古资料看，在滇西、川西以及澜沧江流域中游的忙怀、昌宁、云县、景东、龙陵等地和下游(即湄公河)的泰国北部、越南南部，都发现有一种形状非常相似的双肩石器。在昌宁和云县的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出现了很多不对称形的有段石斧，非常象不对称形钺，因此估计还有可能不对称形钺的更早祖型是这种石器[20]。云南和中南半岛地区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之一是剑川海门口遗址，在此遗址中发现了3件钺，其中有一件略呈不对称形，中南半岛和西南地区的不对称形钺可能都是由此种形制演变而来。从以上证据看，不对称形钺最早是起源于滇西，然后向东、向南传播，其传播路线一路可能是沿着澜沧江传播到泰国、越南南部，另一路是沿着礼社江、元江一直到达红河流域。

泰国班清文化最先发现于泰国东北部的乌隆府班清村，处在澜沧江一湄公河流域中游地区，它是东南亚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早期的重要遗址。据泰国与美国联合考古队的发掘报告称，班清文化可以分成早、中、晚三期：一、早期(公元前3600年～前1000年)，成人的埋葬方式以仰身直肢为主，陪葬陶器放在死者的头部或脚旁，此外也有屈肢葬，婴儿则盛行瓮棺葬。陶器大多拍印绳纹，肩部施加划纹。青铜器有矛头、手镯等，但数量不多．二、中期(公元前1000年～前300年)，只发现仰身直肢葬，陪葬的陶器被故意打碎，覆盖在死者的身上。陶器的特征是尖底，或在口部施加红色彩绘。青铜饰物较早期为多。三、晚期(公元前300年～公元200年)，葬式仍为仰身直肢，但陪葬陶器完整的置于死者身上。陶器上多施红色彩绘，以圆涡纹为主。同时，也发现许多青铜饰物与铁制工具，以及刻有花纹的陶滚筒，可能用来在树皮布上印制花纹②。在泰国的东北部，还有许多属于班清文化的遗址，比如，在能诺他墓地就发现用双扇合范制造的青铜器，形制和班清一致。从这个分期看，班清文化的早期，与台湾的大坌坑文化、波里尼西亚群岛的拉皮塔文化一样，都是以绳纹陶器为特征。而从它的分布范围来看，又可能与南岛语民族的起源有关，也同南岛语民族的迁移有关，而民族的迁徙，恰恰是在东南亚与中国西南地区整体性形成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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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20世纪铜鼓研究情况的概述，详见蒋廷瑜：《铜鼓研究一世纪》，载《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

② 对班清文化年代、族属及其文化内涵的探讨，详见美国学者joyce c·white著作ban chiang：discovery of a lost bronze age，philadelphia，pa，the university mu-seu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and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ion，1982。必须指出，班清文化的年代问题在国际学界一直有争议，中国考古学者一般认为并没有那么早，而且遗址发掘时还出现过扰乱现象．以笔者从事西南民族考古研究的经验来看，班清文化的出土器物尤其是青铜器的型式，与云南滇西洱海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如出一辙，所以估计年代相去不远，而且有着共同的渊源关系。而从班清遗址中还出土了铁器这一点看来，其年代最早也不超过中国的春秋时期。

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山水相连的邻邦之间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考古证据和文献资料的证据也更充分、更明显。在远古时代，越南被称为交趾。在我国先秦时代的古籍中，有许多神农、颛顼、尧、舜等南抚交趾或南至交趾的记载。神农、颛顼等本是传说中的人物，这些记载也并非信史，但却反映了我国西周、春秋战国、甚至更古的时候，中原地区已经和南方的交趾有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从考古资料看，越南东山出土的青铜器都具有中国西南地区青铜时代的样式和风格，说明越南的“东山文化”正是受中国西南古文化的影响而成长发育起来的。东山文化属于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年代为公元前4～公元2世纪，受中国战国至汉代青铜文化的影响。在其典型遗址即今清化省的东山村，出土了磨制石斧、有肩石斧及青铜制作的鼓、武器、容器和装饰品，还有陶器、玉制装身具、货币等，是典型的汉文化遗物。特别是铜器，在鼓面和鼓壁上装饰着圆弧纹、锯齿纹、飞鸟纹、船纹、蛙纹，制作精巧，装饰性极强，与中国云南、广西等地出土的战国至汉代铜器相仿佛[21](p300～413)。根据公开发表的这一批青铜文化资料，它其实是起源于我国云南的青铜文化在古交趾境内的延伸，越南发表的青铜器出土图式就是很好的证明①。在越南发现的青铜器时间上没有早过我国云南的铜器，且与我国旧史所记的竹(蜀)王子人交趾的年代相合[22]。这种情况说明，越南青铜文化与中国西南的青铜文化如滇文化、红河文化、句町文化是同源的，都在大体上屑于同时代的百越文化区的分布范围：“要想找出越南东山铜器文化的渊源。不要在西方找，而应该在越族人共同的铜器文化中去寻求。并且如果我们认识到越族各支间文化的交流很频繁的话，那么我们将会了解东山铜器和淮河铜器之间形式上的相似，而这种相似可能是由于战国铜器对岭南百越铜器的影响，以及越族人铜器对雒越人铜器的影响。”[21](p381)②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公元前214年平定南越，设置南海、桂林、象郡，其中象郡就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秦末赵佗乘乱并击桂林、象郡，自立为王，建立南越国”不久即归属于汉，成为汉王朝属下的一个诸侯王，与汉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公元前112年，汉武帝平定南越，设置九郡，直属中央政府，其中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在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从此时一直到10世纪越南独立建国止，它一直都在中国各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是中国的郡县。而随着中原军事、政治力量的南下，汉文化广泛南被，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也不断南传．公元初年，中原人锡光和任延分别任交趾和九原太守，教当地人民种植庄稼，建立学校，铸造铁器，制定婚娶礼法和衣服样式，晓以礼义。这对于在当地传播中华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后汉书》中说：“岭南华风，始于二守。”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越南地区被纳入到中华文化圈的文化版图中，至此，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的整体性达到一个新局面。

从汉武帝经营西南夷，设立交趾郡、益州郡，一直到东汉时期设立永昌郡，打通西南夷道，西南并人王朝版图为止，西南地区以及中南半岛的青铜文明也渐次走向衰落．不过青铜文明的衰落并不代表中原人在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交往活动也就此结束．相反，由于伴随着中原文化大量南进，在我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族通、交往更为频繁，铁器时代才可能在整个中国南方和中南半岛真正开始。此后中国西南地区和中南半岛之间的整体性大大加强，奠定了此后又一个千禧年(即截止公元10世纪越南独立)双方交往的基本格局。在此基础上，告别了远古，这个大区域随之进入文字历史时代，其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活动也进入一个全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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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越南学者陶维英著《越南古代史》，309页图五，310页图六，315页图七、八，321页图九，344页图十，359页图十一。

② 关于东山文化的源头，陶维英只说对了一半，即其来自岭南等地的百越文化。但百越文化的源头在淮河流域，他却找不到，这不仅是个地理概念的错误。

参考文献：

[1]童恩正．近二十年以来东南亚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及国外学者对我国南方古文明起源的研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3)．

[2](加拿大)r．j．pearson．东南亚大陆与华南史前陶器的相互关系[j]．云南文物，1986，(19)．

[3]童恩正．古代中国南方与印度交通的考古学研究[j]．考古，1999．(4)．

[4]蒋廷瑜．西林铜鼓墓与汉代句町国[j]．考古，1982，(2)．

[5]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南碧桥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j]．云南文物，1984，(16)．

[6]汪宁生．古代云贵高原上的越人[a]．中国西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

[7]梁钊韬．百越对缔造中华民族的贡献[j]．中山大学学报．1981，(2)，王文光．百越民族史整体研究述论[j]．云南大学学报，2004，(3)．

[8]李昆声．亚洲稻作文化的起源[j]．云南文物，1984，(15)．

[9]贺圣达．东南亚文化史研究三题[j]．云南社会科学，1996，(3)．

[10]张光直．云南古代文明[j]．云南文物，1985，(17)．

[11]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的关系[j]．考古，1990，(6)；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的陶器及其与越南东山文化、泰国班清文化陶器的关系[j]．南方民族考古：第3辑[c]．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12]师砚培等．红河流域青铜文化初探[j]．云南文物，1985，(18)．

[13]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个旧石榴坝青铜时代墓葬[j]．考古，1992．(2)．

[14]蒋廷瑜．西林钢鼓墓与汉代句町国[j]．考古，1982，(2)．

[15]李昆声．云南原始文化族系初探[j]．云南社会科学，1983，(4)．

[16]广西区博物馆．广西田东发现战国墓[j]．考古，1979，(6)．

[17]熊正益．文山、广南、西畴三县考古调查记[j]．云南文物，1985，(17)．

[18]汪宁生．试论不对称靴形钢钺[j]．考古，1985，(6)．

[19]范勇．我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斧钺．考古学报，1989，(2)．

东南文化论文例6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2-0022-04

南岛语民族（The Austronesian-Speaking Peoples）是指现今广泛分布于北起我国台湾、中经东南亚、南至西南太平洋三大群岛、东起复活节岛、西到马达加斯加等海岛地带，民族语言亲缘关系和文化内涵相似的民族群体。这个民族群体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几乎跨越了半个地球，但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

截止到目前，学界对东南亚南岛语民族的研究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在众多的研究课题中，最引人注目也最受学者争议的，就是这个民族群体的起源与扩散问题。

一、东南亚南岛语民族的起源

针对南岛语民族的起源，多位学者从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等角度提出多种不同的起源地及扩散模式的假说。这些种种不同的认识，主要有“太平洋群岛说”、“东南亚群岛说”、“中南半岛说”、“华南大陆说”、“台湾说”等。但是，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个民族群体与古代中国南方的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南岛语民族的先民的主体很可能是从中国南方地区迁徙过去的。

自19世纪末期以来，已有考古、民族和语言等方面的学者推论南岛民族应起源于中国大陆的南方海岸一带。这样的看法，以后持续被更多的学者所支持。例如：

本尼迪克特对包括中国的仡佬语、黎语和中国与越南交界地区的拉嘉语、拉提语等属于卡岱语的语言同印度尼西亚语进行比较后也认为：“操原始印尼语的人是从中国南部海岸也许经过海南岛往北迁移到台湾，往东迁移到菲律宾，往南迁移到越南、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和马来半岛。”①

林达・诺伦・沙菲尔在论述东南亚的南岛语民族的起源时认为：“马来-波利尼西亚人的故土并不在海岛地区。在公元前4000年以前，这些人住在今天中国南方扬子江以南的沿海地区。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人’，因为那个时期中国南方在文化上与北方差别很大。南方的居民与居住在遥远的黄河流域的汉族的先民的联系相对来说并不密切，相反，中国南方与中南半岛在文化上、民族上和语言上却有着密切的联系。”②

张光直、格雷斯（G. Grace）与索尔海姆（W. G. Solheim）合作《马来-波利尼西亚语族的迁移史：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500年之间》一文，就将考古学与语言学方法结合起来探索华南与太平洋群岛之间土著居民迁徙的路线、年代，开始将华南的绳纹陶文化与“南岛语族”祖先联系起来。③

贝尔伍德（Peter Bellwood）采用白乐思的Austric假说，结合考古学证据，认为南岛语族的最终起源在中国南方，而台湾则为南岛语民族向海洋发展的起源地。他认为南岛语民族从中国大陆南方沿海地区来到台湾，并在台湾产生分支后，由东南方的南岛语族继续往南方扩散迁徙。他明确地论述南岛语族从华南的台湾到大洋洲的扩张史，即距今5000年以前从以闽台为中心的中国东南沿海出发，5000-3000年间扩张到南海海域的东南亚群岛，3000-1000年间传播到太平洋群岛。④

其后，张光直在《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一文中指出：“简单的说，台湾的南岛语族说明台湾是整个南岛语族最早起源的地区的一部分；向上推溯四五千年所得的大坌坑文化很可能是原南岛语族的代表或一部分的代表；隔着台湾海峡的富国墩文化如果可以进一步的证明是大坌坑文化的一部分，那么原南岛语族的老家便推上了大陆的东南海岸；照目前的材料看，这批材料的地理范围集中在闽江口到韩江口的福建和广东东端的海岸”。⑤将南岛语族最早的源头指向台湾西海岸的大坑文化和福建沿海的富国墩类型。

也有人直接将南岛语民族的起源锁定在中国福建。东山博物馆馆长陈立群通过对东山大帽山贝丘遗址出土的大量石器、陶制品等文物进行初步分析，指出这些石器、陶器等文物在制作方法、生产工艺等方面和台湾、澎湖地区的考古发现十分相似。再则，东山岛自古使用的竹筏是最早最好的航海器，与太平洋上南岛语族的竹筏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推断南岛语民族起源于福建。

吴春明：对“南岛语族”起源“闽台说”提出不同意见，他不赞成学界所论“南岛语族”（包括台湾原住民）是史前华南百越民族向海外单线传播、扩散的结果的观点，尤其是不能简单地看成由福建向台湾、菲律宾和大洋洲单线传播的结果。他认为，华南与东南亚的史前考古发现证明了“南岛语族”与华南土著同属一个人文系统，他们共同组成了以环南中国海为中心的“亚洲地中海文化圈”，这是一个巨大的土著文化共同体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华南土著与“南岛语族”地带间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共同体内在的互动整合关系，在史前期亚洲大陆东南与海洋世界间的交流是多方向、多角度的。⑥

也有一些学者把南岛语民族的发源地具体地锁定在中国的云南。例如，温斯泰德认为：“从语言根据来说，马来族的故乡可以在占婆、交趾支那和柬埔寨探索，而现在从文化证据来说，则可以把它的位置放在云南的西北方。”⑦

印度尼西亚学者・雅明也认为：“锐角圆石斧和石矢等首批文物，由北边传入我国，而后传播到太平洋各岛……史前研究材料表明，这种文化的影响首先来自中国的云南。”⑧

1994年7月印度尼西亚《革命之声报》登载了巴厘岛印度尼西亚艺术学院院长玛特・班德姆教授的文章，文章说，公元前1000年商朝鼎盛时期，华北、华中和华东的许多居民迁徙云南，后来他们又向包括印度尼西亚群岛在内的东南亚迁移。东山文化的传播就是一个证明。人们甚至认为当今爪哇和巴厘的佳木兰乐器源自古代云南的铜鼓。⑨

我国一些学者从语言学的角度将马来语同古越语或古越人分布区的方言做了比较，认为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把南岛语民族的起源直接锁定在古代的越人。例如，徐松石先生认为，今天中国东南沿海许多地方的方言中还有许多词汇都与马来语有同源的关系。因此，徐松石断定，马来族就是源自古代中国东南沿海的古越族。⑩

林惠祥在《马来人与中国东南方人同源说》、《南洋马来族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等文中，首次指出华南大陆的百越民族就是居留在大陆上的古代马来人，即所谓的“原马来人”。并从体质特征、文化习俗、考古遗存等学术角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华南大陆为马来人的起源地。11

凌纯声从体质、语言和文化诸方面对马来人和中国南方民族进行了比较后也认为，“南洋土著”均来自中国。他们的祖先就是中国史籍中提到的百越民族。12

许友年指出：“不论是我国的东南沿海或者是西南地区，恰好都是古代百越活动的地区。据古籍记载，直到秦汉时为止，百越就是分布在我国东南沿海的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经西南的贵州、云南诸省直达中南半岛的一个大的族系。百濮则是我国西南的古老部落群，其分布地区往往与分布在西南的百越系统的部落相交错。”“马来人种来源于我国古代的越濮民族”。13

何平教授认为，南岛语民族的发源地应当就在中国，具体来说就在中国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整个南方地区。14

总之，近年来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个民族群体与古代中国南方的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南岛语民族先民的主体很可能是从中国南方地区迁徙过去的。

二、东南亚南岛语民族先民的迁徙

虽然学界对南岛语民族的起源与扩散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南岛语民族的发源地在中国的南方地区这一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那么，南岛语民族的先民又是从中国南方的哪里，沿着怎样的路线迁徙到他们今天所分布的地区的呢？

有些学者直接将南岛语先民的迁徙同中国古越人的流散联系在了一起，认为今天的南岛语民族的先民就是流落到东南亚一带的百越民族。例如，凌纯声先生认为，一些越人正是在这一四下发展和迁徙的过程中移居到了东南海中岛屿和半岛，并与当地土著融合，形成了一些新的民族。15 又如，我国学者陈桥驿根据考古材料，对古代越人的发展和流散进行了专门的探讨，认为古代越人曾流散到东南亚地区。16

如果说南岛语民族源自古代分布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古越人的话，那么，越人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移向海外呢？《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曾经记载说，楚灭越之后。楚威王“大败越，杀（越）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而越以此散”。越国灭亡后，越国的王族子孙，彼此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一些越人可能辗转到了东南亚半岛和海岛地区。

凌纯声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他说：“中国的历史，秦以前为东西之争，秦以后则为南北之争，北方的即华夏系的民族，代表大陆文化或称金玉文化，其人强悍，孔子所说的‘北方之强’；南方的即百越系的民族，代表海洋文化或称珠贝文化，其人柔顺，孔子所说的‘南方之强’。南北之争，经过历史上的三件大事：楚灭越、秦始皇灭越与开发岭南、与汉武帝灭南越、东越，南方的百越民族，遂撤离大陆上的历史舞台，历若干次的迁徙而退居今日的南洋群岛。”17

陈桥驿在《越族和发展与流散》里认为古代越人发源于宁绍平原。但是，到了距今1.2万年前后，宁绍平原发生了卷转虫海侵，这次海侵在7000-6000年前达到最高峰，在最后1000余年时，情形最为严重。原来在这片自然环境非常优越的宁绍平原繁衍生息的越族居民，发生了他们部族历史中的大规模迁徙。他说：“越族的迁徙，显然是从对于卷转虫海侵首当其冲的东海大陆架开始的，这个地区的居民迁移路线，一条当然是越过舟山丘陵内迁到今宁绍平原，另一条可能是外流，利用原始的独木舟漂向琉球、南日本、南洋群岛、中南半岛和今中国南部各省沿海等地。期间也有一部分利用舟山丘陵的地形安土重迁”。18

也有学者认为南岛语民族的先民移居东南亚地区的时间应该更早。例如，何平教授就认为：“今天的广义马来人或南岛语民族的祖先，早在百越这个民族群体形成并见载于史书之前，就从东南亚沿海迁移到东南亚地区了。南岛民族的先民并不是直接源自古代中国的百越民族，而是源自百越民族的祖先。这个共同的祖先似乎不应当叫做越人，而应当叫做“前越人”。以后发生的楚灭越、秦伐岭南和汉平南越，只不过是又使得一些越人流散到中南半岛和海岛地区，加入了与他们有亲缘关系的那些早先流散到当地的“前越人”的后裔即史书所说的“外越”中，成了马来民族形成和发展的新的来源而已。”19

何平教授还认为：“在与中国东南沿海的古越人有关的‘续至马来人’的先民迁到东南亚之前，一定还有一些在更早的时候迁到东南亚地区的而且也是操古代南岛语系语言的人，他们应当就是那些皮肤黝黑的、与孟高棉语族相似的原始马来人……”。20

由此可见，南岛语民族先民的迁徙是持续的，动态的。目前，大多学者认为南岛语民族的先民是分两批迁往东南亚地区的。

印度尼西亚学者昆特雅拉宁格拉特根据其所掌握的资料分析说，最初的一批带着原始农业来到马来半岛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操南岛语的人大概是从公元前3000年的时候开始向东南亚地区迁徙的。他们的路线是从东亚大陆经台湾，然后经菲律宾进入印度尼西亚东部的西里波斯岛北部和哈尔梅赫拉岛，还有一些后来又从那里迁移到新几内亚。他们的史前证据就是椭圆形的石斧。他们的生产力水平还很低下，不会制造陶器。直到现在，生活在新几内亚西部高地的许多民族集团还仍然在用这种椭圆形石斧和刀耕火种技术种植山药和芋头。这些人可能就是最早的操南岛语的人的后代。第二批操南岛语的人是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时候开始从东亚大陆进入东南亚的，他们的迁徙路线是从中国西南地区经中南半岛进入马来半岛，然后占据了印度尼西亚的大部分地区和菲律宾群岛的南部地区。他们会制造有绳纹印记的陶器和石头珠子。他们留下来的遗物就是新石器时代各种制作精美的石斧。21

贝尔伍德在其《人类征服太平洋》一书中对从亚洲大陆到东南亚再到大洋洲的民族进行了分析后认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地区的“印度尼西亚人”是从西部的蒙古人种到东部的美拉尼西亚人种的一个过渡类型。这种类型大概在2000前就已经形成了。在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上的大多数人都属于这种人，他们属于蒙古人种，身材中等，皮肤棕黄或棕色，直发，在过去的文献中他们被称为“续至马来人”（Deutro-Malays）。但是，除了这类我们熟知的马来人以外，在他们之前这个地区还曾经有一批“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s）的移民……这些人的体制特征表明他们是早期亚洲大陆来的蒙古人种同海岛世界的澳大利亚土著人种的混血的后裔。22

英国东南亚史学家霍尔在其《东南亚史》一书中也明确认为，今天东南亚的“马来人”是分两批进来的，第一批迁来的是“原始马来人”（Proto-Malays），第二批迁来的是“第二批马来人”，又叫“续至马来人”（Deutro-Malays）。第一批即“原始马来人”带来了高度发展的新石器文化，而东南亚的青铜文化则是“第二批马来人”或“续至马来人”带来的。正是这两批人衍变成了今天东南亚说广义马来语或南岛语系语言的诸多民族。23

虽然，关于南岛语民族先民的迁徙还没有定论。但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南岛语民族的先民从中国南方地区出发，分批、沿着不同的路线迁徙到东南亚地区；他们来到东南亚后，在各个地区定居下来，与当地的居民混合，在自身的发展与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我们今天见到的南岛语民族的主体。

注 释：

①Paul.K.Benedict， “Thai， Kadai， and Indonesian： A New Alignment in Southeast Asia”. In “American Anthropogist”， Vol.44，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1942.孔远志.中国印度尼西亚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3.

②Lynda Norene Shaffer， Maritime Southeast Asia to 1500， M.E. harpe， Inc， 1996， New York.5-7.

③Kwang- chih Chang， George W. Grace， Wilhelm G. Solheim II， Movement of the Malayo-Polynesians： 1500B. C. to A. D. 500， Current Anthropology， 1964 （5）：359-406.

④Peter Bellwood， New Perspectives on Indo-Malaysian Prehistory， Bulletin of Indo-Pacific Prehistory Association，1983.

⑤张光直.中国东南海岸考古与南岛语族的起源问题.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⑥吴春明.“南岛语族”起源研究述评[J].广西民族研究，2004（2）.

⑦理查德・温斯泰德.马来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9.

⑧⑨孔远志.中国印度尼西亚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1.

⑩徐松石.东南亚民族的中国血缘.香港东南亚研究所，1967.19-47.

11 林慧祥.林慧祥人类学论著[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294-333.

12 15 17 凌纯声.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上册）.台湾：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393.

13 许友年.论马来民歌[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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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8 陈桥驿.越族的发展和流散[J].东南文化，1989（6）.

20 何平.南岛语民族与中国古代越人和濮人的关系[J].贵州民族研究，2006（4）.

东南文化论文例7

关键词：黔东南 非物质文化遗产 深度旅游

一、 前言

旅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的重要手段，旅游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研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尤其是我国的研究热点。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出发，这些活态文化无不承载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体现了特定地域内人们适应自然、乐观生活的智慧与其独特的审美情趣。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为无形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文化形式，正因为其存在方式的特殊性使它的保护与传承比有形文化遗产更为复杂和困难。随着各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利用力度的加大，旅游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者”的身份逐渐受到质疑。近年来，黔东南的非物质文化的开发越来越受到学术界所关注和成为研究的重大对象，一方面它带动了旅游产业的开发和升华。另一方面，非物质文化在自然演化中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二、 旅游对旅游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的理论基础

1.比较文化理论。涵化(acculturation)是比较文化理论的基础，属于人类学的专业性概念，它是指不管人们愿意还是不愿意，只要发生文化接触，其社会文化就会发生变化。根据这样的原则，文化涵化的发生自然存在着两方面的因素：一种是外来因素的介入，使之对某一种原生性的文化发生作用，进而发生变化。另一种是内部因素，即视一个群体或族群的内部疑聚力、认同力、承受力，以面对来自外界因素影响和作用时的承受能力。[2]2. 社会交换理论。社会交换理论是研究旅游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响的手段，它解释了旅游地非物质文化遗产变迁的内在动因。

社会交换理论(SociaiExchangeThcor力加世纪50年代后期兴起于美国，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的一种社会学理论。它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人类学和行为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将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行为看成是一种计算得失的理的社会学理论，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互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的满足，主张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到某种能够带来奖励和报酬的交换活动的支配，人类一切社会活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交换，人们在社会交换中所结成的社会关系也是一种交换关系。 [3]

三、 黔东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开发现状和影响分析

黔东南州由于历史及地域原因，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因而原生态的民族文化保存比较完整，特别是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资源极为丰富。近年来，黔东南州围绕建设民族文化旅游大州的措施和影响，主要是以下5个方面。

1.开展文化资源普查，扎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目前，黔东南州已有39项53个保护点列入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全国名录总数的1／27，在全国地州级名列第1位，成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州。2009年6月，黔东南州被评为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先进集体。

2.利用节庆搭台，充分展示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素有“大节天天有、小节三六九”之称的黔东南，全州共有民族传统文化节日391个，其中活动人数在万人以上73个、5000人以下150个。2009年6月12日，丹寨县组织选送“苗族锦鸡舞”参加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办全国传统舞蹈展演暨颁奖活动上荣获全国传统舞蹈展演金奖。

3.着力实施“四个一百”，确保民族文化得到传承。一是实施100名民族民间文化传承拔尖人才扶助工程。二是实施100名原生态民族文化高级人才培养工程。三是实施100个重点民族文化村寨保护工程。

4.强化对外宣传，扩大民族文化知名度。一是创作原生态歌曲，弘扬民族文化。通过挖掘、整理，黔东南州组织创作了《醉苗乡》、《飞向苗乡侗寨》等一批富有浓厚民族特色的原生态歌曲，出版了黔东南原生态歌曲《梦的摇篮》、《天歌神韵》CD光碟。二是拍摄影视剧，展示民族文化。三是编辑书籍，传承民族文化。

5.科学合理利用，增强民族文化发展活力。黔东南州坚持“适度”、“合理”原则，积极挖掘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做到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确保民族文化得到合理利用、科学发展。[4]

四、 结论和建议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无可否认文化旅游资源给当地的旅游业带来了不菲的经济价值，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黔东南的很多文化旅游资源还处于低层次开发阶段，而这种“低层次旅游”的恶果将是中华文化粗鄙化和浅薄化的根源。因此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提出一个新的概念“深度旅游”，顾名思义，就是从表面观光走向深层了解。这由于当今的人们，已经不满足走马观花式的旅行，希望从异地或异国多得到一些体验与只是，包括历史的、生活的、文化的、生产的、民俗的、艺术的等等方面，感受不同地域所独有的迷人的文化底蕴，这就叫“深度旅游”。[5]这一点在目前的黔东南州地区，条件不是很够，由于长期的经济发展缓慢以及自身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决定了当地这种文化素质和文化氛围不是很强，所以对于开展深度旅游的理念还是有一定的现实距离的。但是“深度旅游”在当今世界旅游业的发展中成为了一种趋势，而黔东南州地区的旅游业在我们国内也是具有很强的资源优势的，今后的发展应该与国际接轨才能寻求更宽阔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

参考文献：

[1] Cohen E.Rethinking the Soclology of Tourism[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1979,6(1):18-35

[2] 彭兆荣.旅游人类学.[M].民族出版社2004

东南文化论文例8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迅猛，国力日益增强，对国际的影响力度也相应的增强，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影响力，关于公共外交的议论越来越多，中国一向重视外交，对于我国的周边地区尤为明显，比如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显得十分重要。

一、公共外交内涵及特征

（一）公共外交内涵

1965年，美国塔弗兹大学弗莱舍法学院系主任，埃德蒙德・古利恩首次提出了公共外交的概念，之后便被学者广为研究，公共外交的概念与定义出现在很多的著作之中，不同的国家对公共外交进行了不同的界定，美国将公共外交定义为一种信息传播的手段，由政府发起项目，通过电台媒介来实施。目的是获取信息或者影响舆论，提高国家在国际中的形象地位，增加国家的利益、辅助传统的外交活动。

从公共外交实现目的的途径来看，公共外交属于说服者。本着提高本国的经济利益或形象地位而进行了外交活动，是背后的行动者与说服者。公共外交的对象是他国的政治领导或舆论媒体，对传统的外交活动是有益的补充，不同于传统外交的是公共外交的方式更加的柔和与自然，在促进本国与他过的良好关系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的外交活动中，公共外交的独特重要作用日益凸显。

中国学者在基于西方学者的研究上，对公共外交给出了定义：国家为了获取认同度、美誉度以及提高国际知名度，由中央政府、授权的地方政府或者其他社会部门，委托本国或者外国社会，通过公关、媒体、传播等手段与国外公众进行双向交流，开展针对全球公众的外交活动，以传播知识、塑造价值、澄清信息，而更好地服务国家利益的实现。公共外交的涉及的范围很广，包括语言学习、文化艺术、教育交流、旅游观光、广播电视传播等。

（二）公共外交特征

1.公共外交的行为对象是海外公众。

2.公共外交的主体是国家的中央政府，或者经由中央政府授权、委托的地方政府、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个人。

3.公共外交的直接目标是影响外国公众的态度，最终目的是推进本国外交政策目标的实现。

4.公共外交的手段有公关、传播、人文交流与援助等。

二、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的背景

冷战结束之后，中国在东南亚的发展问题上，出现了阻碍双方发展的问题，并在东南亚的国家之中开始逐渐蔓延。出现了“中国”的错误认知，这严重影响到了中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形象塑造，造成了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不信任，其中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政治认同差异、领海岛礁纠纷、经济竞争等多重复杂的因素。与中国政府的外交理念的传统性有关，也与冷战后的亚太国际关系秩序变革引发的权利结构的变动有关。中国长期忽略公共外交，东南亚作为我国的近邻，且是海外华侨的居住的主要地区。

中国拥有庞大的海外移民群体，据调查显示，截止到2014年，我国的全球海外华人总人数约为5340万，在东南亚地区居住生活的约为其中的62%，海外华人在经济与政治中的地位愈来愈被突显，占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成为了推进中国发展的一股力量与支撑。东南亚华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华人身份，在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三、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的必要性

（一）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

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一些独立于政府组织，拥有独特的文化与经济资源的非政府组织开始逐渐的发展起来，进入了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黄金时期，其涉及的领域很广，包括环境保护、救急扶贫、人权斗争等。因为具有政府组织没有的优势，而发展的日益强大。非政府组织除了可以获取舆论的力量，还可以帮助本国实现经济的发展，东南亚的众多非政府组织可以对政府组织施加压力，可以与政府进行对抗。所以作为具有非政府性质的公共外交也具有其基本的特征，完善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对于传统外交具有“贤内助”的作用。

（二）东南亚地理位置的关键作用

东南亚对于中国来说是近邻的关系，中国要想获得全球性的发展必须要做的是发展与邻近国家的友好关系，建立稳定的外部环境，是保障国家发展与军事安全的第一步。东南亚地处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又处于亚洲大陆和大洋洲之间的连接带上，形成两大洋和两大洲之间的十字路口，马六甲海峡是中国海上贸易和能源运输的重要通道。

（三）东南亚地区对中国存在偏见

中国一直都是倡导着和平理念，但是作为东南亚的国家不仅接受着中国的影响，西方部分媒体对于东南亚国家的认知也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西方部分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往往不能够真实评说，而是添加了他国对中国的政治态度，所以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问题是在十分严峻的舆论环境中生存的，目前来看，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形象问题的看法存在着很大的偏见，其中不仅由于西方部分的舆论、也与宗教差异、代际差异、教育程度等有很大的关系。如何进行真实的呈现，如何更好的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需要中国在东南亚地区建立非政府组织的公共外交，避免传统外交的敏感与抵触心理，更好地将中国的形象真实友好的展现到东南亚国家中。

四、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回顾

（一）注重利用华人网络及世界性的华人论坛

自中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东南亚华侨华人的经济状况也随之不断的增强，其在促进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东南亚的经济起到了很大程度的促进作用。华侨华人的经济地位在东南亚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为加强全球华商的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已先后在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泰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日本、菲律宾、韩国、新加坡等地举办了11届世界华商大会，华商大会是由相关地区的华人工商社团筹办，1991年在新加坡召开了首届世界华商大会，之后是每2年举办一次。华商大会在邀请世界华商顶尖人物的同时，还会邀请研究华人华侨政治历史的名家大师来参加，并发表相关演讲，中国政府也会利用这个机会，派出政要人物来参加演讲，加强中国与海外华人经贸的合作与交流，华商大会可以说是中国促进公共外交的重要平台。此外，中国政府还设立了中国新闻社、国务院侨办以及相关地方政府联合主办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也是利用海外媒体来开展公共外交的重大举措，世界华文媒体论坛成为全球华文媒体界的国际峰会。

（二）注重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相通文化的挖掘

挖掘东南亚华人社会与东南亚国家的共有资源，将两者都认同并推崇的文化整合到中国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中来，开展交流文化活动，以双方都认可的文化为桥梁，促进沟通的顺利进行，间接性的使得中国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取得成功。这类的文化活动有很多，比如最近几年兴起的中华文化寻根游、孔子学院、华人青少年中文补习班等，曾经比较成功的公共外交政策的文化郑和就是运用此方法获得成功的典型，郑和不仅在中国扮演着重要的历史名人的角色，在东南亚地区也存在着郑和崇拜现象，崇拜现象的产生是因为东南亚国家及其国民对郑和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与推崇，郑和作为一种文化纽带，成功的成为了中国外交的政策理念的具体象征。如今，郑和文化对东南亚的马来西亚影响最深，因为马来西亚是郑和五次到访的国家，在马六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同时，郑和穆斯林的身份更加强了马来西亚国家对于郑和的认同感。

五、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展望

（一）加强中国政府各机构间协调合作，重视发挥民间组织

国家的形象塑造是一个艰难繁复的课题，相应的工作必然是系统性的工程，树立正确的中国形象是建立和平持续外交的前提，在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的建设方面，我国政府要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可以在东南亚地区建立一些为公共外交服务的日常机构;加强不同行业间业内精英的沟通与联系，国家政府要提供良好的沟通交流平台;加强民间组织与东南亚各国的对话。对于公共外交的建设与发展，我们需要在尊重各国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努力树立与维护国家的良好形象。

（二）重视传统的公共外交手段，增加其形式与内容的多样性

目前，中国的传播媒体如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已经使用马来语、泰语越南语、老挝语、印尼语、菲律宾语等多国语言进行报道，阿拉伯语频道的开播在报道中国方面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西方部分媒体在对中国进行报道时，往往不能够全面、积极、真实、客观的如实报到，这对东南亚国家民众对中国形象的判断上会给予误导，对中国形象的建设具有十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国要重视广播电视、出版、教育和文化交流等传统的公共外交手段，并在传统的基础上，增加形式的多样性、内容的新鲜度等，使这些大众媒介能够最大程度的对公共外交起到推进的作用。

（三）重视公共外交短期目标与长期效果的统一

传统的外交一般着眼于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短期目标，将目标定位于改善与塑造中国的形象，大多是通过会议、广播、电视等方式手段来向东南亚国家宣传中国的政策，或者是解释政策做法的原因等，有些是着眼于长期效果，如文化交流、经济援助、教育活动等都属于建立在长期效果上的目标。在以后的华侨华人与中国在东南亚的公共外交中，应该将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统一，不能够只是着眼于其中的一方面，应该将其统一到中国形象树立的这一根本性的目标上来。

六、结语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和平政策的实施，中国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在逐渐的提升，由于中国的发展迅速，经济日益崛起，东南亚作为中国的周边地区对中国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形成了强烈的“中国”，在新形势下，探索华侨华人与中国对东南亚的公共外交已经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战略性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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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文化论文例9

3.印度尼西亚竞争法述评李墨丝，LiMosi

4.媒体融合背景下海外华文媒体的开拓与创新——以马来西亚星洲媒体集团为例彭伟步，PengWeiBu

5.菲律宾华文报纸论析李仕生，LiShisheng

6.泉州港为什么在两宋之际异军突起周中坚，ZhouZhongjian

7.利用GMS机制推动中国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建设刘建文，LiuJianwen

8.中国南宁至新加坡旅游通道建设构想赵明龙，ZhaoMinglong

9.曲折的区域化进程——东盟成立的历史轨迹与缘起高艳杰，GaoYanjie

10.越南农业农村发展银行之边贸结算业务发展研究唐金成，阮秋庄，TangJincheng，RuanQiuzhuang

11.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广西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隋博文，王景敏，SuiBowen，WangJingmin

12.广西高等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关系的分析覃海逢，QinHaifeng

13.构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生态经济体系的思考黎树式，LiShushi

14.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府际合作机制探索李尔平，栗雄飞，甘日栋，Liping，SuXiongfei，GanRidong

15.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中农村劳动力培训调查研究李露，薛薇，彭景东，LiLu，XueWei，PengJingdong

16.国际体系转型与中国国际话语权提升战略邹应猛，ZhouYingmeng

17.二十国集团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角色分析陈素权，ChenSuquan

1.洪森关于柬埔寨人民民族民主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邢和平，XingHeping

2.试析东盟主要成员国的海洋战略东南亚纵横马孆，MaYing

3.论南海问题中的美国因素龙心刚，梁东兴，LongXingang，LiangDongxing

4.印度尼西亚国内移民计划浅析(1905～2000年)沈燕清，ShenYanqing

5.文化认同建构在欧盟一体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对东盟的启示陈兵，ChenBing

6.东亚与美国经贸关系演变与新的发展出路邱小欢，QiuXiaoHuan

7.国际金融危机对广西"十二五"发展的影响及对策柯颖，阎世平，KeYing，YanShiping

8.中国与新加坡个人所得税制度的比较与借鉴王红晓，WangHongxiao

9.中国-东盟会计协调的博弈分析唐滔智，陈红，TangTaozhi，ChenHong

10.国际金融危机对广西凭祥市边境贸易的影响及对策滕腾，蓝文永，农贵程，Tengteng，LanWenyong，NongGuicheng

11.援越抗法时期中越关系研究述评李桂华，李霞，LiGuihua，LiXia

12.秉持与融合:东南亚华人"华人性"的嬗变郭秋梅，GuoQiumei

13.轮船招商局视阈下的中越关系新探(1880～1883年)王志强，WangZhiqiang

14.英国殖民初期缅甸掸邦土司制度下的茶叶贸易刘利民，Liulimin

15.缅甸蒲甘王朝《加苏瓦王公告碑》刑罚方式源流研究——两个来源:印度原始佛教与《摩奴法典》邹怀强，ZouHuaiqiang

16.越南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悲剧意识余富兆，YuFuzhao

17.东盟语境下广西普通本科院校英语专业学生人文素质培养现状与对策姚本标，YaoBenbiao

18.论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与国际政治理论——以中国-东盟伙伴关系建构为例江帆，JiangFan

19.东南亚纵横基于服务国家战略行动的民办高校办学特色实践研究——以广西东方外语职业学院为例黄灿，HuangCan

20.浅谈中职学校越南语专业《会话》课程改革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李力力，LiLili

1.中国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考察报告中国南宁-新加坡经济走廊考察团，MissionofNanning,China-SingaporeEconomicCorridor

2.中国—东盟会计区域协调机制研究——基于会计协调组织的视角马婷婷，张颖，陈红，MaTingting，ZhangYing，ChenHongHtTp://

3.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与东盟国家的经贸合作赵睿，ZhaoRui

4.传化物流基地对广西北部湾物流基地建设的启示余孝炉，YuXiaolu

5.中越城隍信仰的对比研究韦凡州，WeiFanzhou

6.新时期东南亚地区反恐斗争的难点及走势胡国霞，HUGuoxia

7.东盟国家能源经济的总体特征、问题及展望郑慕强，ZhengMuqiang

8.柬埔寨产业发展、规划及经验雷小华，LeiXiaohua

9.国际金融危机下的菲律宾银行业刘才涌，林建坤，LiuCaiyong，LinJiankun

10.导致1963年柬埔寨王国拒绝美援的诸因素分析范丽萍，FanLiping

11.浅析新形势下老挝人民革命党的宗教政策蒋琰博，JiangYanbo

12.泰国劳动争议处理法律制度初探蔡德仿，CaiDefang

13.关于风化犯罪立法的完善——以东南亚3国与中国的立法比较为视角梅锦，MeiJin

14.胡志明与共产国际李家忠，LiJiazhong

15.后冷战时期越俄关系的转型与重塑邱丹阳，蒋玉山，QiuDanyang，JiangYushan

16.对越南在抗美战争中采取与美国"边打边谈"斗争策略的探析程晓燕，ChengXiaoyan

17.越南证券市场发展状况的系统性研究潘永，吕建，PanYong，LvJian

18.后危机时期电子商务国际协调与中国对策胡建梅，HuJianmei

19.地方政府如何推动农业发展:日本Oita市的政策及经验解读袁方成，YuanFangcheng

20.关于民族风情旅游异地化的现状与思考东南亚纵横王惊雷，WangJinglei

1.印度尼西亚与中国政经关系互动60年郑一省，陈思慧，ZhengYisheng，ChenSihui

2.中国-东盟区域金融机构合作的思考余文建，郭勇，陆峰，YuWenjian，GuoYong，LuFeng

3.中国-东盟海洋旅游经济圈研究初探宋一兵，SongYibing

4.中国与东盟会计教育区域合作研究佘晓燕，李付学，SheXiaoyan，LiFuxue

5.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法律问题研究——兼论广西的应对策略蒋德翠，JiangDecui

6.《鹿特丹规则》下中国与泰国海运立法探讨王威，WangWei

7.东盟国家吸引外资财税政策的分析与启示古炳玮，GuBingwei

8.东南亚养生旅游客源市场开发研究林轶，LinYi

9.越南竹文化研究梁远，LiangYuan

10.菲律宾、日本和韩国反美军基地社会运动比较研究杨超，YangChao

11.东南亚与日本华文教育比较研究任江辉，RenJianghui

12.试论后苏哈托时代印尼华族经济类社团与中国和印尼的经贸往来江振鹏，丁丽兴，JiangZhenpeng，DingLixing

13.早期马来西亚柔佛潮人商业网络探析——以柔佛新山为例魏建峰，WeiJianfeng

14.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的四个"维度"梁芷铭，LiangZhiming

15.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跨境继续教育规模发展研究唐晓萍，TangXiaoping

16.浅析广西北部湾经济区高校公共外语课程的设置封小雅，FengXiaoya

17.东南亚纵横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澳大利亚文化政策研究朱锦程，ZhuJincheng

18.日本介护保险制度介绍与效用评析张腾，ZhangTeng

19.我国东中西地区贸易成本、本地关联与产业转移刘时阳，LiuShiyang

20.外事翻译素质及技巧浅谈高怡松，GaoYisong

21.影像:跨文化传播的最佳载体——兼对广西电视台国际频道的思考吴灏鑫，占琦，WuHaoxin，ZhanQi

22.论非英语专业本科生口译课程开设的可行性——兼论需要注意的问题张博，ZhangBo

23.纽马克翻译理论与汉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黄建凤，冯家佳，HuangJianfeng，FengJiajia

1.借力第三方市场推进泛北部湾合作韦朝晖，M.W.LukeChan，WeiZhaohui，M.W.LukeChan

2.东亚货币合作的模式选择与中国的对策研究吴锋，WuFeng

3.中国-东盟跨境培训政策初探杨延军，唐晓萍，YangYanjun，TangXiaoping

4.不断加深的中柬友谊期待完美的交往细节梁薇，LiangWei

5.语域理论与中国-东盟博览会应用文的翻译梁颂宇，LiangSongyu

6.中国广西东兴与越南广宁芒街投资合作探讨东南亚纵横农立夫，NongLifu

7.广西中越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前景、问题和对策刘建文，雷小华，LiuJianwen，LeiXiaohua

8.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物流业发展路径探析尹中升，金坚，杨银行，YinZhongsheng，JinJian，YangYinghang

9.云南省与周边国家跨境民族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何跃，HeYue

10.云南省与泰国农业合作的现状与前景分析王育谦，WangYuqian

11.全球化背景下的东南亚伊斯兰金融骆永昆，LuoYongkun

12.东南亚地区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发展、特征与原因刘才涌，王彬，LiuCaiyong，WangBin

东南文化论文例10

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既是现代社会追求的理想目标，同时又是现代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基础，这在今天的黔东南已经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了。因此，亟待回答的问题在于，为何黔东南能够做到排除各种社会干扰，确保多元文化的和谐并存。借助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学对文化变迁理论的建树，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对理解黔东南多元文化和谐共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黔东南的自然与生态结构本身就具有小规模多样并存的特色，不同类型的自然与生态集合相互穿插、密集分布，而且很少相互干扰、相互排斥。这就使得来源各不相同的民族及其文化在黔东南都能找到理想的生存环境，以至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不论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迁徙到黔东南地区定居的民族及其文化都能顺利地成长、壮大，并实现稳态延续。由于自然与生态系统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黔东南的民族及其文化只要能够得以稳态延续，经长期积累后，文化的多样并存也就形成。就这一意义而言，当前观察到的文化多元并存，既是自然与生态系统多样并存的客观产物，又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

黔东南境内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结构，对文化间的相互传播发挥了强有力的制约作用。黔东南的总面积虽然不大，但境内的山河阻隔却十分突出，各地生态系统的特异性非常明显。在现代科技大规模推广之前，不论哪个民族要直接影响到黔东南都要面临难以克服的交通制约因素，因而外来文化要介入黔东南并发挥强有力的影响，都得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代价，以至于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外界对黔东南施加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影响虽说从来没有间断过，但要发挥明显的效应都往往感到力不从心。其最终表现为，不论在哪一个时代，对黔东南施加过什么样的外来文化影响都得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这就使得早已生息在这里的各世居民族拥有充分的调试时间和空间，最终能够做到对外来的文化影响做出较为理想的消化和吸收，而不会在突发的文化冲击面前丧失自身的文化特性，从而确保了已有的多元文化并存格局不容易被打乱，实现和谐并存。就这一意义上说，黔东南多元文化的和谐并存，显然不是预先设计好的建构产物，而是通过磨合达成的制衡状态。因此，多元文化在黔东南的和谐并存，是历史积淀下来的一笔财富，是各民族文化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当下，尽管现代化的浪潮表面上十分强大有力，但对于已经稳态延续的和谐并存状况而言，抗拒干扰的能力已经形成，化解冲击的社会机制相对健全，这样的文化并存格局也就不容易被打乱了。

黔东南各民族文化对自己所处的生存环境具有极高的适应水平。黔东南处于高原到平原的过渡带，因而境内的生态系统也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来，这样的过渡性也就使得不同的民族文化要想在黔东南得以稳态延续，都必须拥有多样化的生存策略和生存智慧，都必须具有对异质文化很强的包容能力，即必须具有应对环境和社会巨变的双重禀赋。这样一来，黔东南不同民族的社区尽管规模不大，但应对环境和社会干扰的潜力却十分坚韧和巨大，民族之间又具有很强的包容能力。现代化的冲击主要是通过市场方式发挥其影响，而市场本身就具有很大的波动性。一种影响力和影响方式还来不及发挥明显的影响，新的冲击又来了。外来冲击只要不形成持续的同质性冲击，那么黔东南的各民族小社区都具有消化、吸收和改造的能力，这正是在其它地区很多传统文化难以保持而黔东南却能化解外来冲击的原因所在，为多元文化和谐并存创造了良好条件。

多元文化的和谐并存是黔东南宝贵的社会财富。形成这一社会财富的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具有共性特征，黔东南环境和区位造就的民族制衡格局，拥有维持其稳态延续的优势。如何确保这一优势的长期生效，则是当前文化建设的重任所在。（作者系吉首大学终身教授，吉首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人类学与民族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天明）

东南文化论文例11

以英国肯珀斯为代表的一些欧洲东南亚史学工作者在论及古代东南亚文明时，往往冠以“印度化”的名称，用于指明“这一地区古代文明属于印度古文明的范围”[1]。这种被称为“东南亚古代文明印度化”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有其一定的理由，在古代东南亚文明范围的某些区域，例如爪哇、占婆、吉蔑和马来半岛，也确实发现了受古代印度文明影响的若干例证。但是，当我们透过历史的表象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时就会发现：就总体和本质而言，东南亚的古代文明是东南亚的，表现出强烈的本地特征和鲜明的个性，而不是移植于印度的，更不是“印度化”的。本文试图以有关史料和实况为基础，结合西方学者的“印度化”观点进行分析，粗略地探讨一下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几个问题。

1 史前时代东南亚文明并非来自印度

在东南亚史前时代文明起源问题上，持“印度化”观点的学者认为[2]：该地区的古代文明是印度移植、输入而产生的。以肯珀斯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作如是观，影响所及，甚至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学家在论述早期文明起源时也往往从“古代印度文明”开始作为卷首语，将本国历史认定为“开放于古印度文明土壤上的一支绚丽花朵”。

“印度化”观点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首先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1]：古代隶属于印度文明范畴的锡兰山地部族“维达”型文化形态，在东南亚古代文明的几个地区——琅勃拉邦、暹罗北部、马来半岛大部和苏门答腊东部沿海地区都有普遍发现。于是，这种“印度文明”范围内的所谓“维达文明”是东南亚古代文明植根于古印度文明的一个证据。

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过于武断而且不符合历史事实的。首先，十九世纪末发现的人类学上的人种维达人，并不等同于古代东南亚文明的创造者；其次，锡兰某一山地部落的“维达文明”没有证据表明整个东南亚古代文明与其构成了“子文明”与“母文明”的隶属关系，“印度化”观点至今无法为我们排列出两种文明之间发展顺序的时间表；第三，考古学对锡兰“维达文明”的发掘并不能证明其足以代表整个东南亚古代文明。相反，我们有理由认为：远离东南亚的锡兰维达文明与东南亚文明之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东南亚古代文明不是古印度范畴的。在印尼爪哇发现的属于地质年代中的更新世早期和中期的莫佐克托猿人和爪哇猿人化石、在梭罗河流域发现的昂栋人化石都足以证明：创造古代灿烂文明的东南亚原始居民可以追溯到由爪哇人进化而来的某一支智人。中石器时代东南亚古代文明的遗迹分布之广泛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大量的以单面加工为显著特征的石器和在日常劳动中普遍使用的骨器、生活中广泛使用的陶器并非来自印度的当地文明。从不可知的遥远年代起，东南区的土著居民们已经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独特的、绝非来自印度的本地文明。值得注意的倒是另一个问题，即东南亚古代文明起源的东亚背景，由于这一问题不在本文的范围内，兹不赘述。

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遗迹似乎又给“印度化”、“印度文明输入论”提供了新的证据：发现于印度支那和印尼海岛的矩形石斧文化的分布范围和南岛语系的传播范围大致相符。持“印度化”观点的学者对此的解释是[2]：“原始马来人”从西方的印度越过布拉马普特拉河流东来，在传播南岛语系各语支的同时也就将矩形石斧文化传入了东南亚。但是，正如现代人种学的研究不能完全取代、等同于古代实际情况一样，语言学对今天存在的语言做出的某些分类（姑且不考虑这些含糊不清的分类法是否科学）也同样不能代替考古学的权威解释。二十世纪中叶以来的考古发掘业已证明：以矩形石斧文化为代表的东南亚新石器文化遗迹主要集中于占婆、“交趾支那”、柬埔寨等广大地区，考古发现的石器工具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东南亚的先民们已经能用美丽的雕刻装饰木屋，制造精美的陶器，生产某些纺织品。另有证据表明：在新石器时代东南亚土著居民已能根据季节的变化种植水稻，而水稻的种植是东南亚古代文明有别于印度古代文明的特有的一个显著标志。有证据表明：印度的水稻种植历史最早不超过公元前十世纪。拥有这种新石器文明的东南亚先民，在航海和造船技术方面已都有较高的技术，他们已能在季风和信风的季节里，利用世代积累起来的航海技术和天文导航知识进行海上航行，这非常便利于东南亚各文明区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传播。另外，作为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巨石文化”——通常是雕刻成祖先的肖像的巨石像；具有当地原始宗教意义的庞大的“魔石”；保藏死者头骨的石槽；墓葬标志的石冢；由长形石板建成的墓地石室或具有纪念性、象征性，或精细雕刻具有写实性、装饰性。以老挝查尔平原的“石缸”文化为典型的巨石文明在东南亚的各区域广泛分布，至今散发着古老文明的巨大艺术魅力，而在同一时期或前一时期的古代印度却找不到相类似的实例。显然，仅仅以语言学上的一个巧合性因素来试图证明古代东南亚文明来源于印度是没有说服力的。

在东南亚地区青铜器、铁器文明的起源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一种以印度为中心的见解。欧洲的一些学者认为[2]：雅利安人来到印度征服原地居民，促成了原来的土著居民离开本土，或通过海路，或经由陆路陆续来到东南亚，将原有的印度此种文明移植到新居住地。然而，迄今为止，这只是一种找不到证据的假说和推测。印度不能等同于殖民时期的古代希腊，东南亚陆地和海岛也不是古代印度什么“殖民时期”的“海外殖民地”。有些国外学者将古代印度商人在东南亚的经商活动比之于一场“移民浪潮”，更是将古代正常的海商贸易混淆于文明的大规模传播和输入，缺乏起码的事实根据。

总之，在经历了自身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东南亚古代历史即将迈入国家产生的门槛之际，土著居民已创造出了绝非输自于印度的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史前时代的东南亚文明是一个按顺序发展演变而来的有机整体，正如我们已看到的：这种文明并非来自印度，它具有其本身的显著特征。

2 印度文明影响时代的东南亚古代文明并非是“印度文明”

诚然，在东南亚古代历史上产生国家之后的公元后的几个世纪中，东南亚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和国家确实感受到了印度文化的强烈影响，这种影响在建筑艺术、式样、风格，宗教传播，王朝的称号、排列方式乃至社会生活的某些具体方面体现出来。肯珀斯等国外学者据此认为[1]：在印度文化影响时期，东南亚大部分国家已经“印度化”，持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甚至使用了“外印度”、“大印度”这样的概念。

这样的观点我们同样认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至少是片面的。我们认为：即使是深受印度影响的东南亚古代文明，并不是前者的全盘翻版和印度文明“在海外的延伸”，而是经过当地居民对印度文明加以改造之后，以本地固有的文明为主体，依然具有鲜明的本地特征。

我们以肯珀斯等学者认为最能体现“印度化”的几个古代区域来分析一下。扶南是古代东南亚最早出现的国家之一，关于憍陈如到扶南后与当地“女王”柳叶通婚的传说，被“印度化”观点的学者认定为扶南是由印度王族或王家支系的憍陈如在东南亚建邦立国，从而导致了在印度文明“灌输”下东南亚始有国家和文明的起点，有的学者[1]为了给这种观点寻找根据，力图在对音上证明扶南古代王朝世系与印度古代某王朝之间的对应和继承关系。但是考古学已充分证明扶南最早的国家遗址纯粹是东南亚型的，丝毫找不到印度同一时期文明影响的痕迹。在稍后的公元九世纪阇耶跋摩和其继承人因陀罗跋摩一世时代，正是印度教在东南亚广泛流行时期，“受印度文明的影响”，建造了著名的巴孔庙和洛利寺。在肯珀斯等人称为“印度文化的典型代表”的罗卢奥斯建筑群，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当地固有文明的特征：在印度教建筑的外在形式下，却并非供奉着湿婆等神像，而是将两位君主的父母、祖父母等祖先石像高踞于祭殿正中[3]，它们正作为东南亚史前时代即已流传下来的祖先崇拜的一个典型例子。公元十世纪的古代柬埔寨正是这个国家古代文明的辉煌时期，以国王为首的王族成员和高层僧侣阶层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出于祭祀的需要而修建了许多神殿，殿中的许多神像也曾被冠以印度神话中神祗的名称，如湿婆、毗湿奴、吉祥天女、雪山女等，但具有嘲讽意义的是这些具有印度神灵称号的神像在体形和面貌上却是彻头彻尾的古代吉蔑人，而且这些显然脱型于现实生活中的王室成员和吉蔑僧侣的神像上都镌刻有其原型人物的姓名[3]，在印度文明的外壳下展示着古代吉蔑帝国统治集团的权力体系。这种习俗和特征，不仅在古代柬埔寨，而且在许多东南亚国家都广为流行，与其说它显示了东南亚自新石器时代以来的祖先崇拜与印度文化的结合，不如说是当地居民对外来文明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于本地需要。在古代缅甸，历史的真实面貌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即使在印度文明强烈冲击的时代，东南亚地区的古代文明仍然是以其本地固有的传统为内部核心和最终归宿的：蒲甘王朝是缅甸历史上以“印度文明覆盖”而“著称”的，阿奴律陀国王统一国家期间曾征服直通，而发动这场征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取得据信珍藏于直通的“巴利文三藏经”，这件事被“印度化”观点的学者们称之为古代东南亚君主们“主动吸收、依附印度文明”[1]的一个典型例证。但是，事实上统一后的蒲甘帝国所流行的佛教，却并非纯粹的外来文化，而是以根深蒂固的那迦崇拜和纳特崇拜为基础的。作为东南亚和缅甸固有文化传统中主要成份的“纳特”，是当地原始宗教中的神灵，从史前时代即已广泛流行下来。传说中认为全缅甸有37个重要纳特，他们以居住于布波山上的摩诃祗利兄妹为首领。纳特崇拜是古代东南亚固有的万物有灵论和亡灵崇拜的具体表现，所以阿奴律陀征服直通要求取得佛经只不过是为了使战争师出有名的借口，统一后的蒲甘佛教始终是以当地原始宗教为核心的。这可以从缅甸这一时期佛教的教义、仪式上清楚地看到，甚至许多佛像的外貌、面容都是“纳特式”的。在印度教、佛教等印度文明盛行的年代中出现的这种情况充分证明了东南亚本地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强大的融解和改造能力。阿奴律陀们绝不是为引进外来文明而引进佛教，而是为了将此种适合自己统治的宗教外壳作为统治国家的工具。因此，正如在缅甸所发生的情况，印度文明包括宗教，在东南亚各地都或多或少地呈现出被改造、利用的差异。在阿奴律陀的继承人江喜陀时代，被誉为与埃及罗塞达石碑同样重要的“江喜陀石碑”，其铭文的文字、内容更是与供奉这一碑铭的佛寺毫无关系。本应记载佛经的石碑却用骠语、缅语和小乘佛教的巴利文记载了江喜陀王征战四方的文治武功，这种用佛寺的碑文为统治者歌功颂德、让天国为人间唱赞歌的行为，无疑是印度文化充其量成为东南亚文明的一种承载工具，为东南亚当地实际生活服务的例证，这种情况在印度文明所及的古代印度尼西亚也十分明显。爪哇岛的婆罗浮屠是夏连特拉王朝时期古代人民艺术才能的精华和集中表现，从外表上看确实深受印度古代文明的影响：直通塔顶的走廊两边墙上所刻浮雕，是大乘佛教经典的图解，雕塑的风格仿效笈多时期印度的古典形式。从宗教观点而言，婆罗浮屠的整体形成了那烂陀寺教教派所传佛教的“一部动人的、有说服力的经书”[4]。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大乘佛教经典图解的大量的、数以千计的浮雕内容却并不是真正描绘了经卷内容和佛本生故事，爪哇的古代艺术家们在采用印度宗教、建筑形式时已经对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他们的发型、面部、服饰、背景图案已不是印度式了，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当地、当时特征的爪哇式的[4]，实际上提供了古代爪哇社会生活和习俗的一幅生动图景。浮雕中那些传统的人物形象也经过改造，刻画得很有生气，冲破了古印度同一题材构图的旧形式而颇具人情味。离婆罗浮屠不远的曼杜陵庙、沙里陵庙、普劳桑陵庙和由于某种不可知原因而未完工的西巫陵庙，至今仍屹立在日惹附近的克杜平原上，“印度化”的观点认为这些都是“印度移民浪潮的产品”[4]，但是至今并没有找到发生过这样一次移民浪潮的证据。事实上至少可以使我们对这一点确信不疑的是：这些宏伟的建筑外表上诚然是湿婆教庙和佛教寺庙，但绝不等同于印度的寺庙。这些宗教纪念物不但是由爪哇石工和雕匠所建造的，而且同爪哇本地的宗教思想和仪式有高度紧密的联系。在古代爪哇（在古代被称为“印度化”的东南亚其它地区也是如此），当一个统治者将自己的统治扩展到一个新近征服的地区时，就着手建筑一座“陵庙”（巨大的纪念物）以显示自己的武力之强大。在陵庙内供奉的并非印度宗教诸神，而是他生前愿被认为与之同一、而他死后与之合为一体的那个神灵。很显然，有着湿婆教和佛教外形的陵庙，实际上是显示统治者大君主地位的外部标志。统治者一旦由于某种原因被迫放弃王位而“献身”于宗教生活，修建宗教建筑以“积功德”时，也并非真正醉心于印度的文化，他们往往将古代印度宗教的神灵改名换姓，代之以自己的王号或姓氏，实际上成为其在位时期的“文治武功”的记载。说到底，婆罗浮屠、曼杜陵庙等古代印度尼西亚文明的典范给我们留下的是夏连特拉山帝王朝在历史上走过的踪迹，又何论“印度化”的“例证”？这种情况在另一些所谓“印度化”的国家中也很普遍，限于篇幅我们不再评述。总之，即使是印度文明影响表现最为强烈的宗教、建筑方面，“印度化”、“大印度”、“外印度”的观点也是片面而缺乏根据的。

3 劳动人民创造的文明是“印度化”时代东南亚文明的主流

如前所述，东南亚古代上历史上确有一个时代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印度文化的冲击和影响。究其原因，首先是古代东南亚宫廷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自身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措施；第二，也是古代东南亚与印度文化之间文化、文明相互交流、影响的结果在东南亚地区的反映，相信随着历史学、考古学的进展，有关东南亚文明对印度文明的影响也会日渐清晰。我们要说明的是：不存在着肯珀斯等学者所说的单方面的、移民浪潮覆盖下所造成的东南亚地区的纯粹的“印度化”时代。我们还要说明，即使在所谓“印度化时代”（我们在很谨慎的程度上借用这个词），在历史的长河中流淌的主流仍然是当地人民创造的东南亚自身的文明。

封建时代东南亚各国史料往往侧重于宫廷王朝的活动，而对普通人民创造文明的主要方面——生活、生产则很少记载，即使偶尔涉及也往往语焉不详，这对我们在此方面作出比较全面的描述是一个很大困难。但是，通过对普通人民生产、生活方面的一些零星记载，我们仍然能够得出结论：即使古代印度文明对东南亚地区有所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也主要限于上层统治集团的狭小范围和涉及于建筑、文学、宗教等方面，而构成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体部分仍然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具有鲜明的东南亚本地特征。

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东南亚劳动人民创造了与其它人类文明相比毫不逊色的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在进入国家建立的阶段之后，当各国统治阶级醉心于用印度文明的外在形式为自己服务时，缅甸人民在中部干燥地区建立了被称为“人类奇迹”的皎克西水利灌溉系统，它对于以后相继崛起的蒲甘文明和阿瓦文明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在菲律宾碧瑶附近，劳动人民开辟了被后人誉为“世界第八奇迹”的巴纳韦梯田，但令人费解的是，肯珀斯等人却将菲律宾排除在古代东南亚的范围之外又未见说明其理由。在爪哇，拉巴扎和锦石两地之间辽阔平原上灌溉系统密如蛛网地广泛分布，其设计之精巧、规模之宏大令现代人们惊叹不已，这一水利工程对于谏义里、新柯里沙、满者伯夷等强大王国的连续兴起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吴哥时代，柬埔寨人民修建的高度发达的供水系统，其水利灌溉农田功能的意义大大超过“印度化”观点认定的“为人们在吴哥寺祭祀神灵”[1]的供水饮用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古代的这一水利工程，也就很难产生伟大的以农业为基础的吴哥文明。在肥沃的稻田中，人们使用驯养的水牛耕作田地，还种植茂密的竹林、棕榈和各种果树，以捕鱼作为副业。我们完全有理由说，这种以水稻、水牛、竹子和小艇为特征的文明，其意义的重要性远远高于统治集团所热衷的神庙、祭祀、石碑、陵墓的意义。东南亚人民在悠久的历史中，栽培了许多作物，后来传流于世界各地，对全人类的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棕榈科树木的载培始于古代东南亚，它们的浆液被用于制糖和酿酒，叶子被用于覆盖竹层的屋顶，还可用于书写，这在古代中国古籍史料中被多次提到。而作为古代东南亚历史记载的重要来源的中国史籍却从未提及过古代印度文明对东南亚人民普通文明的影响，中国史籍为我们描绘的是一幅东南亚本地特征的文明图景，这对于我们指出“东南亚文明印度化”、“印度文明输入论”的片面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佐证。

古代东南亚人民在种植区域种植了大量的椰子、香蕉、木瓜和芒果。马鲁古群岛和班达群岛上大量人工种植的丁香、肉豆蔻，爪哇西部和苏门答腊南部种植的胡椒、龙脑、松脂和安息香等，都是中古时期国际贸易，特别是东西方贸易的重要商品，而且也是东南亚古代各国对外贸易的独特产品。在印度尼西亚古代特有的蜡染法“巴提克”印出的花布，不仅以色彩古朴、具有强烈的装饰性和象征性而闻名于世，而且图案的式样也与充满宗教气息的印度图案毫无关联，是东南亚人民抒发自己情感的一种独有形式。古代印尼的皮影戏，反映的内容主要是当地普通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这是东南亚古代文明不同于印度文明的又一个显著标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古代印度是一个种姓制度典型发展的国家，也是一个妇女地位非常低下的国家，如果历史上东南亚文明确如肯珀斯等人所认定的有“印度化”、“大印度”时代，那么这两项印度社会独有现象就应在东南亚古代有明显的反映。但古代东南亚却找不到迹象可以印证它采用了印度那种具有特殊章规和礼仪的真正的种姓制度。古代东南亚妇女相对印度妇女而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在古代柬埔寨、爪哇的宫廷中都有关于妇女充任高级官员的记载。这一切可以表明：印度文明的影响，主要集中于统治者和宫廷有关的狭窄范围内，而古代历史记载将注意力集中于宫廷、宗教、陵墓、神庙、王朝世系、王号等诸因素又易强化“印度化”观点的影响，实际上，印度文明对广大的东南亚普通人民的影响，对社会深层的影响是远远低于这一估价的。欧洲学者的“印度化”观点是应该打上一个问号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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