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调查的几千处汉语拼音中，商品商标392种，其中书写拼音的有128种，书写不规范的63种，占使用拼音的商标总数的49.2%;各类书籍2018种，封面书写拼音的245种，不规范的145种，占59.2%;各类期刊716种，封面使用拼音的190种，不规范的61种，占32.1%;报纸报头、栏目名称67个，使用拼音的60个，不规范的43个，不规范率高达71.7%;电视台栏目名称65个，使用拼音的35个，不规范的30个，不规范率高达85.7%;调查个人名片100张，使用拼音的20张，不规范的14张，不规范率高达70%;济南市某区标牌286个，使用拼音的50个，不规范的23个，占46%;济南市某区地名、街道名36个，全部使用拼音，但无一拼写正确。
从以上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1)社会上汉语拼音的使用较少;(2)汉语拼音书写不规范的情况十分严重。本文重点分析汉语拼音书写不规范的情况。
(一) 出版物、电视、商标中的不规范书写
主要是分写和连写。分写指汉语拼音按音节拼写，连写则是拼音字母一连到底形成长龙式的拼写法。这是两种典型的不规范拼写法。198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以及在此前后颁布的一系列有关规定都要求分词连写，如：《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1987)、《关于企业、商店的牌匾、商品包装、广告等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若干规定》(1987)、《关于在各种体育活动中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规定》(1992)以及《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1992)等。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分写式和连写式相当普遍，约占不规范书写的60%还多。例如：
1. 分写：
① 书籍封面：《语言学基础理论》(岑运强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拼写成YU YAN XUE JI CHU LI LUN(竖排)(应为YUYANXUE JINCHU LILUN)
② 期刊封面：《汉语学习》(吉林省延吉市《汉语学习》编辑部主办)拼写成
HAN YU XUE XI(竖排)(应为HANYU XUEXI)
③ 报头：《中国改革报》(中国改革报社主办，代号：CN11-0178)拼写成ZHONG GUO GAI GE BAO(应为 ZHONGGUO GAIGE BAO)
④ 电视栏目名称：中央电视台“演艺竞技场”拼写成“YAN YI JING JI CHANG”，“综艺之友”拼写成“ZONG YI ZHI YOU”。
2. 连写：
① 书籍封面：《现代汉语》(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汉语》编写组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拼写成XIANDAIHANYU (应为XIANDAI HANYU)
② 期刊封面：《语文学刊》(内蒙古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主办)拼成YUWENXUEKAN(应为YUWEN XUEKAN)
《学语文》(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拼成XUEYUWEN(应为XUE YUWEN)
③ 报头：《中华读书报》(CN11-0160)栏目“教育观察”、“成长书架”、“史学专著”等均为拼音连写式。
④ 电视栏目名称：中央电视台“中国音乐电视”拼写成“ZHONGGUOYINYUEDIANSHI”
(二) 人名中的不规范拼写：
早在197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就公布了《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对人名的拼音书写作了规定;1988年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又重申了姓名写法，规定“汉语人名按姓和名分写，姓和名开头字母大写”，非汉语人名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按照罗马字母(拉丁字母)原文书写，非罗马字母的人名，按该文字的罗马字母转写法拼写。以这两个文件为标准，人名拼音书写也具有了明确的规范。但在我们对个人名片、已知期刊封面及其英文目录中人名的调查中，仍发现许多拼写不规范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1.非汉语人名拼写不正确。如：《“哥白尼式”的革命》(徐友渔著，上海三联文库，1994)拼成Ge bai ni shi de ge ming。
2.姓全部大写，名开头字母大写，其余小写;有的名两个字之间有连线。如：《世界汉语教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主办，2000.3)英文目录中“赵金铭”拼成ZHAO Jinming,“张凯”拼成ZHANG Kai。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办，2000.2封二“孟旭光”拼成MENG Xu-guang。
3.姓大写，名全部小写。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2000.2)目录中“吕一燃”拼成“Lu yiran”。
4.有的甚至出现字母书写错误的情况，如：《现代法学》(重庆，2000.4)目录中“文正邦”拼成“WEN Zhen-bang”。
(三) 地名、单位标牌中的不规范拼写
自1984年我国就开始了对地名的汉语拼音书写的规范，颁布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对地名拼写中的“分写连写”、“大小写、隔音、儿化音的书写和移行”以及“起地名作用的建筑游览地、纪念地和企事业单位等名称”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1987年，又发出《关于地名标志不得采用“威妥玛式”等旧拼法和外文的通知》;1988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除重申以上规定外，又规定了非汉语地名的拼写法，使地名的拼写规范更加完善。这些规则至今已颁布了十几年，然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仍发现不少问题，除分写和连写现象比较普遍外，主要还有以下几种：
1.标牌书写中英文混杂。如：“省中医储蓄所”拼写成“SHENGZHONGYISAVINGOFFICE”。
2.邮政式、威妥玛式等旧拼法仍比较常见。如： “北京大学”拼写成“Peking University”，“青岛啤酒”拼写成“TSINGTAO BEER”，“贵州茅台”拼成“KWEICHOW MOUTAI”，“中华”香烟拼成“CHUNGHWA”。
在我们所调查的汉语拼音书写中，还有大小写混杂，漏用隔音符号、移行错误等情况，这些都表明，汉语拼音书写中存在的问题是很严重的，甚至许多核心期刊、权威部门都出现类似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本来应该成为汉语拼音书写典范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和《新华字典(汉语拼音版)》(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其封面的汉语拼音也连写成长龙式，与书中规范的拼写十分不协调。这种种情况表明，对汉语拼音书写进行严格的规范势在必行。
二 分析讨论
(一)拼音正词法的意义
“分词连写”的意识在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就已经呈现，当时称为“一笔连书”。1923年，黎锦熙在《国语月刊》特刊《汉字改革号》上发表长篇论文，明确提出“词类连书”。他对“词类连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强调“词类连书”对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性，这是分词连写问题第一次得到比较系统的研究，从此对“正词法”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198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是近百年来“分词连写”研究的结晶，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必要补充，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1.从语文教学角度看，实行分词连写，更加符合汉语的语义单位，可以提高认读速度。任何语言都是以词为表意单位的，汉语也是如此。我们平时说话总是先在心中默默分词，说话时自然地按词为单位说出来;实现拼音的分词连写，更加符合话语的自然切分原则，使拼音书写与汉语实际口语一致起来，这样可以减少将一个个音节转换成词语的过程，大大提高人们的认读速度。同样，任何一种拼音文字都要分词连写，否则会造成认读困难。我们来看下面的英文例子：
①The fish tasted so unpleasant that he threw it away in disgust.
②Thefishtastedsounpleasangtthathethrewitawayindisgust.
两种情况相比，显然①一目了然，意思是“这条鱼非常难吃，他厌恶地把它扔掉。”而②虽然与①构成完全相同，但由于没有分词连写，却让人看不懂。
2.从机器信息处理角度看，第一，利用汉语拼音分词输入，可大大减少同音率。在现代汉语里，词语的音节数目越多，同音的机率就越小;单音节字同音率很高，而双音节、多音节的词同音率则较小。运用多音节化规律，实行以词定字的词式输入，可以大大减少同音选择的机率，提高工作效率。例如：“学生”这个词，单独输入“xue”或“sheng”都有许多同音字，需要选择，但按词输入“xuesheng”就不必进行同音选择。第二，以分词连写为依据，可预先做好词语切分，便于机器自动阅读文本。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巨大进展，80年代末制定了《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利用计算机把汉语书面语的词逐个切分出来，大大促进了中文语词处理速度，有利于中文电脑等现代科技的研究和运用。
(二) 出现不规范书写的原因：
汉语拼音正词法既然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就应该在社会上得到广泛应用，可是又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无视“正词法”的不规范拼写呢?我们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传统的“汉字”意识的影响
我国自古重文字而轻语言，有人甚至颠倒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附属于文字。而且我们在书写汉语时，都是将汉字一连串写下来，词与词之间没有距离，这就造成只有字的书写单位而无词这一书写单位的假象，长此以往，这种“字”意识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周有光先生曾经说过，每个人说话时都有“词感”，即使幼儿也不例外，但学习汉字后，逐渐养成以“字”为单位的阅读习惯，就慢慢将明确的词感压到下意识中去了，认识了字，失去了词，这叫“失词症”。由于传统字意识的影响，书写汉语拼音时，或分写成一段段的，或连写成一长串，这都是失词症的表现。因此从其思想根源来说，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规范地使用汉语拼音，就必须使全民族摆脱“字”意识的束缚，树立正确的“词”意识。
2.对汉语拼音正词法宣传力度不够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实施要在行政手段的保障下才能得以贯彻。但是实际上许多部门并没有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法规公布以后，在贯彻执行和检查督促方面缺少强有力的措施，以致人们对拼音书写规则不了解，社会上出现的不规范书写长期得不到纠正。
3.正词法在学校教育中未受到充分重视
学校是推广普及正词法基本规则的主要阵地。但是据我们调查，自1988年以来，小学和中学语文教材中都没有讲《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所调查的16种高等学校的现代汉语、语言学教材也大多数没有涉及，只有几种教材讲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如：徐青主编《现代汉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4)，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汉语编写组主编的《现代汉语》(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3)，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1)以及彭泽润、李葆嘉主编的《语言文字原理》(岳麓书社，1995.8)。除此之外，美术装潢等专业根本就没开语言学课，更不用说正词法了。
4.对汉语拼音用途的广泛性缺乏认识
汉语拼音是给汉字注音的工具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这是它的基本职能;《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出现以后，汉语拼音进一步发展成为记写汉语的工具，并因此而具有了更加广泛的作用。但社会上大多数人仍将它的功能局限在注音和推普上，仅仅为了设计的美观而任意拼写，忽视了汉语拼音作为记写汉语的工具这一重要用途。
5.文言文与英文旧拼法的干扰
近年来，文体的复古倾向有所抬头，文艺性作品中流行运用较“雅”的文言词和半文不白的表达方式，由于其中有很多单音节词，所以在拼写时只能按音节逐字拼写，造成与口语偏离的倾向;同时，社会上的广告、商标、宣传物上仍有许多旧式拼法的书写形式。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会渐渐习惯，甚至会形成这就是标准拼写法的错误意识。
(三)对策：
针对以上造成不规范的汉语拼音书写的种种原因，我们认为要想尽快消除错误拼写，就应该追根溯源、标本兼治。
首先，要强化政府行为，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通过立法等行政手段，确保《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顺利实施。国家有关部门有必要重申历年来已经公布的各项规定，并批示下属机构尽快纠正不规范的拼音书写。令人鼓舞的是，2000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专项法律，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正式步入法制轨道，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此法重申《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拼写和注音的工具，是中国人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通用语言文字法》正文中没有提到汉语拼音正词法，我们建议在以后的实施细则中加入这一部分内容，使汉语拼音书写的规范化得到法律的保障。
其次，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对汉语拼音书写规范化的基础性作用。学校是贯彻实施国家语言文字有关规定的基本阵地，学校教育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化程度。针对当前学校教育中的某些不完善之处，我们建议高校语言学教材尤其是现代汉语教材中必须要加入正词法的内容。除此之外，应该在基础教育中加入正词法内容，至于是在小学还是中学讲，讲到什么深度，还要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学习的连贯性等因素进一步研究，在适当的阶段进行正词法教学，使学生树立起“词”意识。养成正确的书写习惯，规范地使用汉语拼音，这是普及正词法的关键一环。
语文规范化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之一，如果政府加强管理、学校教育填补空白，使汉语拼音正词法得以普及，就一定能大大提高语文教学水平和中文信息处理水平，有力地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一 调查状况
在我们所调查的几千处汉语拼音中，商品商标392种，其中书写拼音的有128种，书写不规范的63种，占使用拼音的商标总数的49.2%；各类书籍2018种，封面书写拼音的245种，不规范的145种，占59.2%；各类期刊716种，封面使用拼音的190种，不规范的61种，占32.1%；报纸报头、栏目名称67个，使用拼音的60个，不规范的43个，不规范率高达71.7%；电视台栏目名称65个，使用拼音的35个，不规范的30个，不规范率高达85.7%；调查个人名片100张，使用拼音的20张，不规范的14张，不规范率高达70%；济南市某区标牌286个，使用拼音的50个，不规范的23个，占46%；济南市某区地名、街道名36个，全部使用拼音，但无一拼写正确。
从以上的统计数字我们可以看出：（1）社会上汉语拼音的使用较少；（2）汉语拼音书写不规范的情况十分严重。本文重点分析汉语拼音书写不规范的情况。
（一） 出版物、电视、商标中的不规范书写
主要是分写和连写。分写指汉语拼音按音节拼写，连写则是拼音字母一连到底形成长龙式的拼写法。这是两种典型的不规范拼写法。198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以及在此前后颁布的一系列有关规定都要求分词连写，如：《关于广播、电影、电视正确使用语言文字的若干规定》（1987）、《关于企业、商店的牌匾、商品包装、广告等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若干规定》（1987）、《关于在各种体育活动中正确使用汉字和汉语拼音的规定》（1992）以及《中文书刊名称汉语拼音拼写法》（1992）等。但是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分写式和连写式相当普遍，约占不规范书写的60%还多。例如：该文章由diyifanWEN.COM(第一§范┆文网)整理；
1. 分写：
① 书籍封面：《语言学基础理论》（岑运强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拼写成YU YAN XUE JI CHU LI LUN（竖排）（应为YUYANXUE JINCHU LILUN）
② 期刊封面：《汉语学习》（吉林省延吉市《汉语学习》编辑部主办）拼写成
HAN YU XUE XI（竖排）（应为HANYU XUEXI）
③ 报头：《中国改革报》（中国改革报社主办，代号：CN11-0178）拼写成ZHONG GUO GAI GE BAO（应为 ZHONGGUO GAIGE BAO）
④ 电视栏目名称：中央电视台“演艺竞技场”拼写成“YAN YI JING JI CHANG”，“综艺之友”拼写成“ZONG YI ZHI YOU”。
2. 连写：
① 书籍封面：《现代汉语》（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汉语》编写组主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拼写成XIANDAIHANYU （应为XIANDAI HANYU）
② 期刊封面：《语文学刊》（内蒙古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院主办）拼成YUWENXUEKAN（应为YUWEN XUEKAN）
《学语文》（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主办）拼成XUEYUWEN（应为XUE YUWEN）
③ 报头：《中华读书报》（CN11-0160）栏目“教育观察”、“成长书架”、“史学专著”等均为拼音连写式。
④ 电视栏目名称：中央电视台“中国音乐电视”拼写成“ZHONGGUOYINYUEDIANSHI”
(二) 人名中的不规范拼写：
早在197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就公布了《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对人名的拼音书写作了规定；1988年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又重申了姓名写法，规定“汉语人名按姓和名分写，姓和名开头字母大写”，非汉语人名本着“名从主人”的原则，按照罗马字母（拉丁字母）原文书写，非罗马字母的人名，按该文字的罗马字母转写法拼写。以这两个文件为标准，人名拼音书写也具有了明确的规范。但在我们对个人名片、已知期刊封面及其英文目录中人名的调查中，仍发现许多拼写不规范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1.非汉语人名拼写不正确。如：《“哥白尼式”的革命》（徐友渔著，上海三联文库，1994）拼成Ge bai ni shi de ge ming。
2.姓全部大写，名开头字母大写，其余小写；有的名两个字之间有连线。如：《世界汉语教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主办，2000.3）英文目录中“赵金铭”拼成ZHAO Jinming,“张凯”拼成ZHANG Kai。
《地理学与国土研究》（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主办，2000.2封二“孟旭光”拼成MENG Xu-guang。
3.姓大写，名全部小写。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国社科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办，2000.2）目录中“吕一燃”拼成“Lu yiran”。
4.有的甚至出现字母书写错误的情况，如：《现代法学》（重庆，2000.4）目录中“文正邦”拼成“WEN Zhen-bang”。
（三） 地名、单位标牌中的不规范拼写
自1984年我国就开始了对地名的汉语拼音书写的规范，颁布了《中国地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规则（汉语地名部分）》，对地名拼写中的“分写连写”、“大小写、隔音、儿化音的书写和移行”以及“起地名作用的建筑游览地、纪念地和企事业单位等名称”等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1987年，又发出《关于地名标志不得采用“威妥玛式”等旧拼法和外文的通知》；1988年《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除重申以上规定外，又规定了非汉语地名的拼写法，使地名的拼写规范更加完善。这些规则至今已颁布了十几年，然而在我们的调查中，仍发现不少问题，除分写和连写现象比较普遍外，主要还有以下几种：
1.标牌书写中英文混杂。如：“省中医储蓄所”拼写成“SHENGZHONGYISAVINGOFFICE”。
2.邮政式、威妥玛式等旧拼法仍比较常见。如： “北京大学”拼写成“Peking University”，“青岛啤酒”拼写成“TSINGTAO BEER”，“贵州茅台”拼成“KWEICHOW MOUTAI”，“中华”香烟拼成“CHUNGHWA”。
在我们所调查的汉语拼音书写中，还有大小写混杂，漏用隔音符号、移行错误等情况，这些都表明，汉语拼音书写中存在的问题是很严重的，甚至许多核心期刊、权威部门都出现类似情况。更为严重的是，本来应该成为汉语拼音书写典范的《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和《新华字典（汉语拼音版）》（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其封面的汉语拼音也连写成长龙式，与书中规范的拼写十分不协调。这种种情况表明，对汉语拼音书写进行严格的规范势在必行。
二 分析讨论
（一）拼音正词法的意义
“分词连写”的意识在清末切音字运动中就已经呈现，当时称为“一笔连书”。1923年，黎锦熙在《国语月刊》特刊《汉字改革号》上发表长篇论文，明确提出“词类连书”。他对“词类连书”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强调“词类连书”对汉语拼音文字的重要性，这是分词连写问题第一次得到比较系统的研究，从此对“正词法”的研究逐渐发展起来。1988年公布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是近百年来“分词连写”研究的结晶，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必要补充，在现实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1.从语文教学角度看，实行分词连写，更加符合汉语的语义单位，可以提高认读速度。任何语言都是以词为表意单位的，汉语也是如此。我们平时说话总是先在心中默默分词，说话时自然地按词为单位说出来；实现拼音的分词连写，更加符合话语的自然切分原则，使拼音书写与汉语实际口语一致起来，这样可以减少将一个个音节转换成词语的过程，大大提高人们的认读速度。同样，任何一种拼音文字都要分词连写，否则会造成认读困难。我们来看下面的英文例子：
①The fish tasted so unpleasant that he threw it away in disgust.
②Thefishtastedsounpleasangtthathethrewitawayindisgust.
两种情况相比，显然①一目了然，意思是“这条鱼非常难吃，他厌恶地把它扔掉。”而②虽然与①构成完全相同，但由于没有分词连写，却让人看不懂。
2.从机器信息处理角度看，第一，利用汉语拼音分词输入，可大大减少同音率。在现代汉语里，词语的音节数目越多，同音的机率就越小；单音节字同音率很高，而双音节、多音节的词同音率则较小。运用多音节化规律，实行以词定字的词式输入，可以大大减少同音选择的机率，提高工作效率。例如：“学生”这个词，单独输入“xue”或“sheng”都有许多同音字，需要选择，但按词输入“xuesheng”就不必进行同音选择。第二，以分词连写为依据，可预先做好词语切分，便于机器自动阅读文本。近年来这方面的研究已取得巨大进展，80年代末制定了《信息处理用现代汉语分词规范》，利用计算机把汉语书面语的词逐个切分出来，大大促进了中文语词处理速度，有利于中文电脑等现代科技的研究和运用。
(二) 出现不规范书写的原因：
汉语拼音正词法既然有如此重要的意义，那么就应该在社会上得到广泛应用，可是又为什么出现这么多无视“正词法”的不规范拼写呢？我们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1.传统的“汉字”意识的影响
我国自古重文字而轻语言，有人甚至颠倒语言与文字之间的关系，认为语言附属于文字。而且我们在书写汉语时，都是将汉字一连串写下来，词与词之间没有距离，这就造成只有字的书写单位而无词这一书写单位的假象，长此以往，这种“字”意识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周有光先生曾经说过，每个人说话时都有“词感”，即使幼儿也不例外，但学习汉字后，逐渐养成以“字”为单位的阅读习惯，就慢慢将明确的词感压到下意识中去了，认识了字，失去了词，这叫“失词症”。由于传统字意识的影响，书写汉语拼音时，或分写成一段段的，或连写成一长串，这都是失词症的表现。因此从其思想根源来说，要在全社会范围内规范地使用汉语拼音，就必须使全民族摆脱“字”意识的束缚，树立正确的“词”意识。
2.对汉语拼音正词法宣传力度不够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实施要在行政手段的保障下才能得以贯彻。但是实际上许多部门并没有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法规公布以后，在贯彻执行和检查督促方面缺少强有力的措施，以致人们对拼音书写规则不了解，社会上出现的不规范书写长期得不到纠正。
3.正词法在学校教育中未受到充分重视
学校是推广普及正词法基本规则的主要阵地。但是据我们调查，自1988年以来，小学和中学语文教材中都没有讲《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所调查的16种高等学校的现代汉语、语言学教材也大多数没有涉及，只有几种教材讲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如：徐青主编《现代汉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4），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汉语编写组主编的《现代汉语》（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3），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1）以及彭泽润、李葆嘉主编的《语言文字原理》（岳麓书社，1995.8）。除此之外，美术装潢等专业根本就没开语言学课，更不用说正词法了。
4.对汉语拼音用途的广泛性缺乏认识
汉语拼音是给汉字注音的工具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这是它的基本职能；《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出现以后，汉语拼音进一步发展成为记写汉语的工具，并因此而具有了更加广泛的作用。但社会上大多数人仍将它的功能局限在注音和推普上，仅仅为了设计的美观而任意拼写，忽视了汉语拼音作为记写汉语的工具这一重要用途。
5.文言文与英文旧拼法的干扰
近年来，文体的复古倾向有所抬头，文艺性作品中流行运用较“雅”的文言词和半文不白的表达方式，由于其中有很多单音节词，所以在拼写时只能按音节逐字拼写，造成与口语偏离的倾向；同时，社会上的广告、商标、宣传物上仍有许多旧式拼法的书写形式。在这样的环境里，人们会渐渐习惯，甚至会形成这就是标准拼写法的错误意识。
（三）对策：
针对以上造成不规范的汉语拼音书写的种种原因，我们认为要想尽快消除错误拼写，就应该追根溯源、标本兼治。
首先，要强化政府行为，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主导作用，通过立法等行政手段，确保《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定的顺利实施。国家有关部门有必要重申历年来已经公布的各项规定，并批示下属机构尽快纠正不规范的拼音书写。令人鼓舞的是，2000年10月31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语言文字的专项法律，它的诞生标志着我国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正式步入法制轨道，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此法重申《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拼写和注音的工具，是中国人名和中文文献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通用语言文字法》正文中没有提到汉语拼音正词法，我们建议在以后的实施细则中加入这一部分内容，使汉语拼音书写的规范化得到法律的保障。
其次，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对汉语拼音书写规范化的基础性作用。学校是贯彻实施国家语言文字有关规定的基本阵地，学校教育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整个社会的语言文字使用的规范化程度。针对当前学校教育中的某些不完善之处，我们建议高校语言学教材尤其是现代汉语教材中必须要加入正词法的内容。除此之外，应该在基础教育中加入正词法内容，至于是在小学还是中学讲，讲到什么深度，还要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学习的连贯性等因素进一步研究，在适当的阶段进行正词法教学，使学生树立起“词”意识。养成正确的书写习惯，规范地使用汉语拼音，这是普及正词法的关键一环。
语文规范化建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之一，如果政府加强管理、学校教育填补空白，使汉语拼音正词法得以普及，就一定能大大提高语文教学水平和中文信息处理水平，有力地推动国家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参考文献：
[1]《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
3、本标准适用于文化教育、编辑出版、中文信息处理及其他方面的汉语拼音拼写。
4、制定原则：
（1）本标准是在《汉语拼音方案》确定的音节拼写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的词的拼写规则。
我国和联合国虽然都明确规定了中国人名、地名对外的转写名称必须采用汉语拼音，但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目前中国的对外名称一直叫China，一直用了几百年了。 2004年1月13日，新安晚报刊登一则消息，说 电子词典上查不到中国的翻译，输入China，出来的却是瓷器，其实，一些词典书籍上也把China译成瓷器。从读音来看，这只是外国列强把旧中国称为“ 支那” 的谐音，从词意上来说，英文也只是瓷器，现在一些英汉词典包括电子词典中，均对China只解释为瓷器，而并不解释为“中国” 。按汉语拼方规定，“中国” 的对外表述，就应该叫Zhongguo，同样，香港、澳门的对外名称，也均不是汉语拼音，香港现为HongKong，是根据其广东方言拼的还情有可原，只是不规范而已，而澳门却是叫Macau，当时是葡萄牙殖民者，误把当地马阁庙，当作当地地名，拼成Macau，竟以讹传讹，一直延用下来，张冠李戴几百年，在港澳未回归祖国时，这种状况不便纠正，但在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还在用这种拼法，就讲不过去了。国家早就明确规定，香港、港门两地名，应用汉语拼音拼写法，括注惯用拼法处理。中国过去的北京、上海也多年采用旧拼法，但自实行汉语拼音方案后，均逐步规范成汉语拼音，中国与香港、澳门等地名也应规范成汉语拼音，这样在推广执行汉语拼音方案时，才能起到表率作用。虽然国家规定对” 中国” 两字可以用国际通用的现行译法，但这也会产生矛盾，如果有人高考时将中国译成汉语拼音，是错还是对呢？从严格执法的角度来看，” 中国” 译成汉语拼音才算是规范的。
作为一个人名地名，只是一个人或地的语音符号，是没有任何实意的，如某人名叫张伟大，并不等于这个人就伟大，某人叫李阿狗，并不等于这个人就是只狗，姓马也不可能译成英文马，姓牛也不会译成英文牛，在人名翻译问题上全部采用汉语拼音，基本上都能做到。但在地名问题上，现在却比较混乱，我国很多地名，翻译时却不遵守汉语拼音方案的原则，而采取意译的方法。最典型的如长城、黄河等，长城译成伟大的城墙，黄河译成黄色的河流。更令人不好理解的是，中国的4个海，却执行两个翻译标准，东海、黄海、南海按意译，渤海因是抽象名词，才采用汉语拼音，其实，东海等作为地名时，它原指“东部的海” ，的意思已经淡化了，它只是一个东海的发音，应遵循汉语拼音的原则，采用音译。同样，黄河作为地名，也并非指“黄色的河流” 了，如黄河译成黄色的河，那么黄山能否译成黄色的山呢？顺便说一下，长江的翻译也违背了汉语拼音原则，长江虽音译成“ 扬子江” ，但扬子江只是特指长江下游，如扬子江能指代整个长江，那么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能否也能指代整个长江呢？中国最著名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却有多种翻译方法，自然使人们无所适从，如南海能译成“南边的海”，那么南京能否译成 “南方京城”呢？马市牛集能否译成交易马牛的集市呢？可见，不论对人名地名，只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遵守汉语拼音的原则，全部采用音译。
因地名只是一个地方唯一的声音符号，如改变这个声音符号，也就是说取消了这个地名。如长城在译成外文时为“ 伟大的城” ，黄河成为“黄色的河” ，东海成了” 东边的海” 等等，就等于把中国的张三译成了中国的人一样，使一个个性的名称成为一个共性的名称了。
因此对这类地名，必须遵守汉语拼音这一个标准，不能强调特殊，强调习惯，强调约定俗成来各行其“ 是” ，在我国没有标准时，大家用旧拼法、旧用法情有可原，但已出台了新标准，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新标准。
地名不能用简称
作为人名，老张老李可以简称，但作为地名，就不能简称了，如马鞍山市翻译时就不能译成“ 马市” 了。但现实生活中常见对地名的省略。前不久出差到安徽省的马鞍山市，看到著名企业马钢公司的大门口，“马钢” 两字的对外名称竟译成“马” 是汉语拼音，“ 钢” 字是英文转写。无独有偶，回到合肥市后，看到皖能集团的大门口也是如法炮制，“ 皖” 字是汉语拼音，“ 能” 字却是英文转写。这里地名与单位名交叉出现，但作为地名这一部分来说，翻译时是绝对不能简称的，如马鞍山市，不能简称为马，而必须全译成马鞍山，如北大、安大作为大学名称，国内人简称为北大，翻译时，“北” 字必须全译成北京两字。同样，国内人司惯的省市自治区的简称，如安徽简称为皖，翻译时就不能把安徽音译成“ 皖” ，这时的皖，必须全译成“ 安徽” 。类似的如铁路线沪宁线，就不能音译成“ 沪宁” ，而必须音译成上海南京，线为实词，应意译。
地名不能简称的另一层含义是，任何地名翻译时都不能“ 简” 化为一个字。也就是说地名不能“单” 。中国有许多“单” 字的市、县、镇、集、村等地名，但为翻译时，这里的市、县、镇、集、都不能省略，道理很简单，这时的市、县等可成为地名的一个组成部分。翻译时，都必须要翻成汉语拼音。因这里的县，类似过去的州，如安徽的和县，民国前一直叫和州。苏州杭州不能译成一个苏字、杭字，同理，泾县、涓水也不能只译成一个泾字和一个涓字。这类地名中，大量存在于江海字湖，许多都是“ 单” 字名的，如黄河、东海、太湖等等，必须” 河、海” 等字，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在这一点上，国家早有规定，地名在专名是单音节时，其通名部分应视作专名的一部分，先音译，后重复意译。
单位名称有区别
至于皖能集团，这里的皖字，是作为一个单位名称来出现的，所以这里的“ 皖” 字就不能译成“安徽” 的汉语拼音，而只能译成“皖” 字的汉语拼音，只同样这里的“ 能” 字也成为单位名称的组成部分，不能意译，也必须采用汉语拼音。当然，在有些场合，作为单位名称的能字的意义也应表述出来，应在音译后，再进行意译，全称应为“ 皖能” 能源集团，可简称为“ 皖能” 集团。与此类似的上海有申能集团，这里的“申” 也不能译成“上海” ，因上海市同样还有一家“上海能源” 公司，如把“ 申能”也译成“上海能源” ，那么人们对两家公司就分不清。顺便说一下，皖南与皖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译法却不能相同，皖南只能意译成安徽南部，皖能就必须是汉语拼音。马钢作为单位和商标名称时，也应是汉语拼音。
转贴于
单位名称涉及人名地名的地方，必须采用汉语拼音，涉及“ 内容” 的部分，如内容为抽象虚词，应为汉语拼音，实词应用英文转写。单位名称与地名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也存在交叉关系。如中国，是地名也是国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地名也可看成“单位” 名称，类似的如安徽和安徽省政府。因此，在翻译时，除中国两字应遵循地名采用汉语拼音外，人民与共和国应用英文转写。再如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 应采用汉语拼音，科学技术大学应用英文转写。对虚词的单位，如合肥美菱集团，除合肥应采用汉语拼音外，美菱也应采用汉语拼音，集团二字应用英文转写。
在我国，大量出现的还有一些是某某单位的饭店宾馆，如在安徽合肥，华侨饭店、邮政宾馆，这里华侨、邮政现在均为英文转写。这是不规范的，会使人误解为专为华侨办的饭店，邮政系统内部的宾馆，其实，这类饭店宾馆均对外，面向所有人的，应该采用汉语拼音。区别要用”音译意译”的方法也很简单，一是是否属“内部” 宾馆，二是名称如华侨、邮政能否换名，能换名称的应采用汉语拼音，因它只是一位声音符号，不能换名的应为英文转写，因为它包含不可替代的意思。
道路名称不得英文转写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大量遇到的是城市道路的名称，一些城市对外开放后，都要求对马路场所要配备罗马字母的说明，这里就出现了许多问题。
最常见的是某某路名，这“ 路” 字虽是实词，到底应用汉语拼音还是用英文转写，很多地方拿不准，在合肥市街头，对很多路都采用英文转写的方法。从实践上来看，路字汉语拼音较好，如必须要英文转写时，在“路” 字后再加上英文“路” 的英文转写，也就是说对“路” 字（含巷、街等）要重复译，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如省略，只能省略意译，而不能省略音译。有人会认为这是画蛇添足，经过多年来许多对外开放城市的实践经验表明，这里的路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如少了这个“足” ，某某路译成某某 Road，中国人外国人都听不懂，因这里的路已成为一个地名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
如单纯一个路名，只要求将路名全部按汉语拼音即可，但实际上，路名也有很多“复杂” 的情况，第一种是路名中的方位词，如东西南北中，方位词如何翻译，现在却没有标准，因此，对这类字，许多地方采用意译的方法，按“东海”不能意译成“东边的海” 的原则，这里的方位字也不能意译，在路名中一律应音译。在合肥街头，铜陵南路中的“ 南” 就意译成“南边” 的南，有时还出现一路两译的状况，如长江中路就有两种译法，在美菱大道上的长江中路指示牌上“中路” 两字为英文转写，而在长江中路上“ 中路” 变成了汉语拼音了。因这里的方位词虽为实词，但已成为路名的一部分，可以说已被虚化了，它只是一个“ 音”符 ，而不是“ 意” 符，所以这里的“ 中” “ 南” 均要采用汉语拼音。同样，某地的如南京西站，合肥西站，这里的方位词也应采用汉语拼音。
路名的另一个问题是，路名中的数词如何处理，固定词组一律采用汉语拼音，如二里街、三孝口等，序数词，可用汉语拼音，也可用阿拉伯数字。如某个城市的一环路、二环路，广州市的中山一路至中山八路；济南市的纬一路、纬二路，原则上数词也应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一律音译。但由于我国大力推广数字阿拉伯字母化，数字均可用阿拉伯数表示，而阿拉伯数字是世界通用语，不须翻译，所以在路名中出现数字时，也可用阿拉伯数字代替，表述上可按我国的习惯，数字在中间和原位置上，笔者认为也可尊重国际习惯，即数字在后，如中山一路为在中山路汉语拼音后加1，一环路在环路拼音后加1。类似的有我国国道，现都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路名的第三个问题是外国人名作为路名的。应遵守外来还原的原则，按原拼法，不按汉语拼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在地名和一些单位名称上，出现了一些外来语名称，如斯大林大街、白求恩大学、协和医院等等，对这类名称应遵守国际流行拼法，还原原罗马字母即可。
当地名与单位名交叉时，一般单位名称可以英文转写，但这个单位作为路名时必须用汉语拼音。拿一个地方的火车站来说，如翻译，应为意译，但如果是某条路叫火车站路，这里的火车站就必须用汉语拼音。
五花八门的商标拼音
目前最为混乱的拼音大概是商标名称。从本质上来说，商标名称应等同于人名地名，它是商品的 “名字” ，也必须遵守汉语拼音的原则。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起名字，但不能随心所欲地乱拼音，但在实际生活中，商标拼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章可循。如同在青岛市的海尔和海信两大品牌，同在合肥市的美菱与荣事达品牌，拼法就不一样，前者海尔与美菱采取的是汉语拼音，而海信与荣事达谁也说不清它们采用的是哪种的拼音方法。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荣事达罗马字母商标不是汉语拼音，翻译时“荣事达” 三字自然要与商标拼音保持一致，但如果仅仅是企业行为也好办，荣事达集团又购买了合肥市一条主要马路，荣事达大道的冠名权，这城市马路该如何拼音，就成问题了，按企业的拼法不规范，不按企业的拼法又体现不出拍卖了路名权。所以商标拼音一定要规范，否则就容易产生矛盾。
“中国” 对外名称不规范
我国和联合国虽然都明确规定了中国人名、地名对外的转写名称必须采用汉语拼音，但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目前中国的对外名称一直叫china，一直用了几百年了。 2004年1月13日，新安晚报刊登一则消息，说 电子词典上查不到中国的翻译，输入china，出来的却是瓷器，其实，一些词典书籍上也把china译成瓷器。从读音来看，这只是外国列强把旧中国称为“ 支那” 的谐音，从词意上来说，英文也只是瓷器，现在一些英汉词典包括电子词典中，均对china只解释为瓷器，而并不解释为“中国” 。按汉语拼方规定，“中国” 的对外表述，就应该叫zhongguo，同样，香港、澳门的对外名称，也均不是汉语拼音，香港现为hongkong，是根据其广东方言拼的还情有可原，只是不规范而已，而澳门却是叫macau，当时是葡萄牙殖民者，误把当地马阁庙，当作当地地名，拼成macau，竟以讹传讹，一直延用下来，张冠李戴几百年，在港澳未回归祖国时，这种状况不便纠正，但在1997年和1999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后，还在用这种拼法，就讲不过去了。国家早就明确规定，香港、港门两地名，应用汉语拼音拼写法，括注惯用拼法处理。中国过去的北京、上海也多年采用旧拼法，但自实行汉语拼音方案后，均逐步规范成汉语拼音，中国与香港、澳门等地名也应规范成汉语拼音，这样在推广执行汉语拼音方案时，才能起到表率作用。虽然国家规定对” 中国” 两字可以用国际通用的现行译法，但这也会产生矛盾，如果有人高考时将中国译成汉语拼音，是错还是对呢？从严格执法的角度来看，” 中国” 译成汉语拼音才算是规范的。
作为一个人名地名，只是一个人或地的语音符号，是没有任何实意的，如某人名叫张伟大，并不等于这个人就伟大，某人叫李阿狗，并不等于这个人就是只狗，姓马也不可能译成英文马，姓牛也不会译成英文牛，在人名翻译问题上全部采用汉语拼音，基本上都能做到。但在地名问题上，现在却比较混乱，我国很多地名，翻译时却不遵守汉语拼音方案的原则，而采取意译的方法。最典型的如长城、黄河等，长城译成伟大的城墙，黄河译成黄色的河流。更令人不好理解的是，中国的4个海，却执行两个翻译标准，东海、黄海、南海按意译，渤海因是抽象名词，才采用汉语拼音，其实，东海等作为地名时，它原指“东部的海” ，的意思已经淡化了，它只是一个东海的发音，应遵循汉语拼音的原则，采用音译。同样，黄河作为地名，也并非指“黄色的河流” 了，如黄河译成黄色的河，那么黄山能否译成黄色的山呢？顺便说一下，长江的翻译也违背了汉语拼音原则，长江虽音译成“ 扬子江” ，但扬子江只是特指长江下游，如扬子江能指代整个长江，那么长江上游的金沙江能否也能指代整个长江呢？中国最著名的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却有多种翻译方法，自然使人们无所适从，如南海能译成“南边的海”，那么南京能否译成 “南方京城”呢？马市牛集能否译成交易马牛的集市呢？可见，不论对人名地名，只能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遵守汉语拼音的原则，全部采用音译。
因地名只是一个地方唯一的声音符号，如改变这个声音符号，也就是说取消了这个地名。如长城在译成外文时为“ 伟大的城” ，黄河成为“黄色的河” ，东海成了” 东边的海” 等等，就等于把中国的张三译成了中国的人一样，使一个个性的名称成为一个共性的名称了。
因此对这类地名，必须遵守汉语拼音这一个标准，不能强调特殊，强调习惯，强调约定俗成来各行其“ 是” ，在我国没有标准时，大家用旧拼法、旧用法情有可原，但已出台了新标准，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新标准。
地名不能用简称
作为人名，老张老李可以简称，但作为地名，就不能简称了，如马鞍山市翻译时就不能译成“ 马市” 了。但现实生活中常见对地名的省略。前不久出差到安徽省的马鞍山市，看到著名企业马钢公司的大门口，“马钢” 两字的对外名称竟译成“马” 是汉语拼音，“ 钢” 字是英文转写。无独有偶，回到合肥市后，看到皖能集团的大门口也是如法炮制，“ 皖” 字是汉语拼音，“ 能” 字却是英文转写。这里地名与单位名交叉出现，但作为地名这一部分来说，翻译时是绝对不能简称的，如马鞍山市，不能简称为马，而必须全译成马鞍山，如北大、安大作为大学名称，国内人简称为北大，翻译时，“北” 字必须全译成北京两字。同样，国内人司惯的省市自治区的简称，如安徽简称为皖，翻译时就不能把安徽音译成“ 皖” ，这时的皖，必须全译成“ 安徽” 。类似的如铁路线沪宁线，就不能音译成“ 沪宁” ，而必须音译成上海南京，线为实词，应意译。
地名不能简称的另一层含义是，任何地名翻译时都不能“ 简” 化为一个字。也就是说地名不能“单” 。中国有许多“单” 字的市、县、镇、集、村等地名，但为翻译时，这里的市、县、镇、集、都不能省略，道理很简单，这时的市、县等可成为地名的一个组成部分。翻译时，都必须要翻成汉语拼音。因这里的县，类似过去的州，如安徽的和县，民国前一直叫和州。苏州杭州不能译成一个苏字、杭字，同理，泾县、涓水也不能只译成一个泾字和一个涓字。这类地名中，大量存在于江海字湖，许多都是“ 单” 字名的，如黄河、东海、太湖等等，必须” 河、海” 等字，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在这一点上，国家早有规定，地名在专名是单音节时，其通名部分应视作专名的一部分，先音译，后重复意译。
单位名称有区别
至于皖能集团，这里的皖字，是作为一个单位名称来出现的，所以这里的“ 皖” 字就不能译成“安徽” 的汉语拼音，而只能译成“皖” 字的汉语拼音，只同样这里的“ 能” 字也成为单位名称的组成部分，不能意译，也必须采用汉语拼音。当然，在有些场合，作为单位名称的能字的意义也应表述出来，应在音译后，再进行意译，全称应为“ 皖能” 能源集团，可简称为“ 皖能” 集团。与此类似的上海有申能集团，这里的“申” 也不能译成“上海” ，因上海市同样还有一家“上海能源” 公司，如把“ 申能”也译成“上海能源” ，那么人们对两家公司就分不清。顺便说一下，皖南与皖能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译法却不能相同，皖南只能意译成安徽南部，皖能就必须是汉语拼音。马钢作为单位和商标名称时，也应是汉语拼音。
单位名称涉及人名地名的地方，必须采用汉语拼音，涉及“ 内容” 的部分，如内容为抽象虚词，应为汉语拼音，实词应用英文转写。单位名称与地名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之间也存在交叉关系。如中国，是地名也是国名，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地名也可看成“单位” 名称，类似的如安徽和安徽省政府。因此，在翻译时，除中国两字应遵循地名采用汉语拼音外，人民与共和国应用英文转写。再如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 应采用汉语拼音，科学技术大学应用英文转写。对虚词的单位，如合肥美菱集团，除合肥应采用汉语拼音外，美菱也应采用汉语拼音，集团二字应用英文转写。
在我国，大量出现的还有一些是某某单位的饭店宾馆，如在安徽合肥，华侨饭店、邮政宾馆，这里华侨、邮政现在均为英文转写。这是不规范的，会使人误解为专为华侨办的饭店，邮政系统内部的宾馆，其实，这类饭店宾馆均对外，面向所有人的，应该采用汉语拼音。区别要用”音译意译”的方法也很简单，一是是否属“内部” 宾馆，二是名称如华侨、邮政能否换名，能换名称的应采用汉语拼音，因它只是一位声音符号，不能换名的应为英文转写，因为它包含不可替代的意思。
道路名称不得英文转写
在实际生活中，人们大量遇到的是城市道路的名称，一些城市对外开放后，都要求对马路场所要配备罗马字母的说明，这里就出现了许多问题。
最常见的是某某路名，这“ 路” 字虽是实词，到底应用汉语拼音还是用英文转写，很多地方拿不准，在合肥市街头，对很多路都采用英文转写的方法。从实践上来看，路字汉语拼音较好，如必须要英文转写时，在“路” 字后再加上英文“路” 的英文转写，也就是说对“路” 字（含巷、街等）要重复译，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如省略，只能省略意译，而不能省略音译。有人会认为这是画蛇添足，经过多年来许多对外开放城市的实践经验表明，这里的路既要音译又要意译。如少了这个“足” ，某某路译成某某 road，中国人外国人都听不懂，因这里的路已成为一个地名不可分割的整体，不能把它们分割开来。
如单纯一个路名，只要求将路名全部按汉语拼音即可，但实际上，路名也有很多“复杂” 的情况，第一种是路名中的方位词，如东西南北中，方位词如何翻译，现在却没有标准，因此，对这类字，许多地方采用意译的方法，按“东海”不能意译成“东边的海” 的原则，这里的方位字也不能意译，在路名中一律应音译。在合肥街头，铜陵南路中的“ 南” 就意译成“南边” 的南，有时还出现一路两译的状况，如长江中路就有两种译法，在美菱大道上的长江中路指示牌上“中路” 两字为英文转写，而在长江中路上“ 中路” 变成了汉语拼音了。因这里的方位词虽为实词，但已成为路名的一部分，可以说已被虚化了，它只是一个“ 音”符 ，而不是“ 意” 符，所以这里的“ 中” “ 南” 均要采用汉语拼音。同样，某地的如南京西站，合肥西站，这里的方位词也应采用汉语拼音。
路名的另一个问题是，路名中的数词如何处理，固定词组一律采用汉语拼音，如二里街、三孝口等，序数词，可用汉语拼音，也可用阿拉伯数字。如某个城市的一环路、二环路，广州市的中山一路至中山八路；济南市的纬一路、纬二路，原则上数词也应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一律音译。但由于我国大力推广数字阿拉伯字母化，数字均可用阿拉伯数表示，而阿拉伯数字是世界通用语，不须翻译，所以在路名中出现数字时，也可用阿拉伯数字代替，表述上可按我国的习惯，数字在中间和原位置上，笔者认为也可尊重国际习惯，即数字在后，如中山一路为在中山路汉语拼音后加1，一环路在环路拼音后加1。类似的有我国国道，现都用阿拉伯数字表示。
路名的第三个问题是外国人名作为路名的。应遵守外来还原的原则，按原拼法，不按汉语拼音，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发展，中国在地名和一些单位名称上，出现了一些外来语名称，如斯大林大街、白求恩大学、协和医院等等，对这类名称应遵守国际流行拼法，还原原罗马字母即可。
当地名与单位名交叉时，一般单位名称可以英文转写，但这个单位作为路名时必须用汉语拼音。拿一个地方的火车站来说，如翻译，应为意译，但如果是某条路叫火车站路，这里的火车站就必须用汉语拼音。
五花八门的商标拼音
目前最为混乱的拼音大概是商标名称。从本质上来说，商标名称应等同于人名地名，它是商品的 “名字” ，也必须遵守汉语拼音的原则。你可以随心所欲地起名字，但不能随心所欲地乱拼音，但在实际生活中，商标拼音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无章可循。如同在青岛市的海尔和海信两大品牌，同在合肥市的美菱与荣事达品牌,拼法就不一样，前者海尔与美菱采取的是汉语拼音，而海信与荣事达谁也说不清它们采用的是哪种的拼音方法。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因为荣事达罗马字母商标不是汉语拼音，翻译时“荣事达” 三字自然要与商标拼音保持一致，但如果仅仅是企业行为也好办，荣事达集团又购买了合肥市一条主要马路,荣事达大道的冠名权，这城市马路该如何拼音，就成问题了，按企业的拼法不规范，不按企业的拼法又体现不出拍卖了路名权。所以商标拼音一定要规范，否则就容易产生矛盾。
关于正词法，吕叔湘先生曾提出：“正词法要取得群众的欢迎，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一致，二是易学，三是醒目。‘一致’的意思是说一个片段，或是连写，或是分写，总是这么写，不是忽而连写，忽而分写，这是自身一致。还有同类一致，例如‘小朋友、老朋友、新朋友、男朋友’，要分写就都分写，要连写就都连写，不要有的分写，有的连写。‘易学’的意思是说规则比较整齐、明确，不需要拼写的人老在琢磨这儿该分啊还是该连，老要他琢磨，他就写不下去了。‘醒目’的意思是说词形的长短适度，全是单音节不行，全是四个、五个甚至比这更多的音节也不行，按汉语的情况，最好是双音节多些，少不了一定数量的单音节，三、四音节的不太多，这样最醒目。”①（摘自《文字改革》1984年第01期，作者，吕叔湘，《一致易学醒目――关于汉语拼音正词法的意见》）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由国家语委组织研制、国际质量技术监督局的国家标准，对规范汉语拼音拼写发挥了重要作用。1996年的《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内容包括分词连写法、成语拼写法、外来词拼写法、人名地名拼写法，等等，主要适用于文教、出版、信息处理及其他部门，作为用《汉语拼音方案》拼写现代汉语的统一规范。
该规则以拼写现代汉语为目的，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了词的拼写规则。《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制定的总原则是分词连写，这条原则明确了在拼写现代汉语的过程中，以词为最基本的拼写单位，即把语言划分为词，以保证汉语拼音拼写和阅读的一致性。在分词连写的前提下，决定拼写汉语拼音过程中分写还是连写的主要因素是词语的结构和表达概念的整体性程度。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最主要的原则是分词连写，就是把语言划分为词，并把多音词的各个音节连写在一起成为一个拼写单位，并适当考虑语音、语义等因素，同时考虑词形长短适度；基本采取按语法词类分节叙述：规则条目尽可能详简适中，便于掌握应用。其包括：总原则：名词，如Li xiansheng李先生，Wangcun王村；动词，如kanguo看过，shutou熟透；形容词，如mengmengliang蒙蒙亮；代词；数词和量词；虚词；成语；大写；移行；标调。制定分词连写的规则除了参考语法上的词类区分外，还要考虑听觉心理和视觉心理的要求。因此，汉语拼音的写法和传统语法并不完全一致。正词法在百科全书中的应用
百科全书是以条目形式比较全面系统地介绍文化科学知识的大型工具书，收录各种专门名词和术语，按词典形式分条编排，解说详细。也有专科的百科全书，如医学百科全书等。它要求内容结构严谨，文字精练，而条目是百科全书正文的基本单位。
条目的条头（条目标题）设计得当与否，不但会影响到作者的撰写、编辑的加工，尤其会影响到读者的使用。百科全书条目表现的是独立的知识主题或已经形成的固定概念，而且能用准确的便于检索的词（或词组）来标引。百科全书条目的设立有三个要求：一是知识性，指有扎实的、可靠的知识；二是资料性，指有基本的、精确的资料；三是检索性，指读者查得到、查得快、读得容易。
为了便于读者检索利用，百科全书一般采用条头汉语拼音字母顺序编排形式，即全部条目按条头的汉语拼音顺序编排，正文的每一个条目的条头都注有汉语拼音。条头所附汉语拼音，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GB/T 16159-1996《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拼写。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全部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从A-Z统排，条头汉语拼音遵循《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拼写规则。例如：政策性银行zhengcexing yinhang；知识产权zhishi chanquan；《中国丛报》ZhongguoCongbao；基本农田保护制jiben nongtianbaohuzhi；奥林匹克国家公园Aol inpikeGuojia Gongyuan；《巴黎条约》和《胡贝图斯堡条约》Bali Ti aoyue heHubeitusibao Tiaoyue；纳雍县NayongXian；内因与外因neiyin yu waiyin；天鹅绒毯tian’erongtan；推铅球tui qianqiu，等等。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是一种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普通话语词的规则，其出发点是可以从语法出发，可以从语义出发，还可以从约定俗成出发。其特点保证了语言的规范性，又在一定范围内保持它的灵活性，有助于规范汉语学习。而百科全书作为一种大型工具书，其编纂的基本要求是规范、统一、严谨、科学，在条头拼音，索引等环节应用国家标准是顺理成章的。
《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不仅应用于一般百科全书，在专业百科全书中也有很广泛的应用（本文只谈分词连写）。例如，《中国京剧百科全书》汉语拼音条头的类型比较复杂、多样，涉及到的不仅有片段分词连写的问题，还有每个词第一个字母大、小写的问题，书名号内与非书名号片段的分词连写问题，等等，最主要的是涉及有关京剧的专业术语、词语等。因京剧既是古典艺术，又是流行艺术，无论就民族性、群众性和国际性来说，京剧迄今仍然是中国最出色的文化符号之一，因此要尊重京剧的独有特色和艺术表现规律。特别是京剧百科在约定俗成、语义方面的特点，因而《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在《中国京剧百科全书》条头中如何理解，如何把握尺寸，如何既要遵循规范、又不一味地死套规范则显得尤为重要。
约定俗成，指某种事物的名称或社会习惯是由人们经过长期实践而认定或形成的。语义，指词语的意义。在《中国京剧百科全书》汉语拼音条目中，有些应遵循从约定俗成出发的规则，有些应遵循从语义出发的规则。例如：
京剧史类中的“三鼎甲”Sandingjia，是梨园界术语。该条目是指在科举制度中，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而在京剧形成的时期，老生行有三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余三胜、程长庚、张二奎，他们分别代表“汉派”、“徽派”、“北派”三个具有地域语音特点的派别，在逐步熔铸为“京调”皮簧戏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功绩，为时人所推崇，喻为梨园界老生“三鼎甲”，称张二奎“状元”，余三胜“榜眼”，程长庚“探花”。故该条目的名称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而认定的，符合约定俗成的规则，应连写。
京剧导演类中的“一棵菜yikecai”，是戏班谚语。该条目内容主要强调演出中的群体意识和艺术的完整性，也是对主演与配角关系的形象比喻。导演一方面要根据需要寻觅可利用的现代舞台技术手段，去组织和更新舞台语汇，去扩展综合艺术的表现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在文学、表演、音乐、舞台美术等诸多艺术因素的彼此作用和相互渗透中，掌握好平衡关系，使之经过磨合而凝结成一个全新的、完整的艺术品。因此，“一棵菜”是京剧导演行业中长期沿袭的谚语。若从现代含义理解，多用于植物，单纯从语法出发考虑，应分写yi ke cai。但该条目的意思在京剧艺术中是约定俗成的，应连写。
京剧文学类中的“连台本戏liantaibenxi”，是戏曲演出形式之一。该条目内容称：“一部情节连贯、有头有尾的戏曲作品称为本戏。剧情比较复杂、篇幅较长、需要若干次连续演出才能展现全貌的作品，称连台本戏。”若单纯从语音出发，可分写。但连台本戏与本戏有本质上的区别，是一个完整的概念，为约定俗成，故应连写。
京剧表演类中的“搭架子”dajiazi，是京剧表演中的术语。若将此条目理解为普通的搭一般的架子，应从语法出发，分写da jia zi。但该条目内容称：“搭架子一是京剧传统演出中用话白、合唱、声音效果在幕后配合前台演员的表演，用以延伸舞台的表演区域，使舞台时空更为开阔。二是现代戏曲导演术语。实指导演排戏的初始阶段。习称下地。主要是为剧目演出树立骨架，奠定进一步加工的基础。导演在完成全剧的案头工作后，即开始组织演员排练，勾勒演出的轮廓，即为搭架子。”因此，同一名称，两种解释，均为京剧有的术语，约定俗成，故应连写。
京剧作品类中的“《武昭关》wuzhaoguan，又名《禅宇寺》，是一部京剧作品。演的是伍员逃国的故事。伍员为保护楚太子建之妻马昭仪母子，迫于卞庄的追兵，藏到禅宇寺，卞庄纵兵将其围困。马昭仪将幼主托付于伍员，自沉于井。伍员抱幼主突走，乃出昭关。且因伍员由武老生应工，扎靠开打，故名《武昭关》。根据剧情表演，“武昭关”并不是一个专名，从词语演变的意思出发，故连写。
同理，还有与《武昭关》对应的“《文昭关》wenzhaoguan”。《文昭关》又名《一夜白须》，也是一部京剧作品。演的是春秋时期，伍员（伍子胥）因楚平王杀其父兄，逃出樊城，投吴借兵报仇的故事。伍员一日行至昭关，因关前已悬挂缉拿其画像，过不了关，便躲在隐士东皋公家，一连七天，又急又愁，须发全白。东皋公见此情景，乃设计让友人皇甫讷假扮伍员出关，故意让关吏拿获，使伍员乘隙混出昭关。且因伍员由文老生扮演，故名《文昭关》。根据剧情表演，“文昭关”并不是一个专名，从词语演变的意思出发，故连写。
京剧剧场类中的“歌舞台Gewutai”，是清代戏曲演出场所。地址在北京天桥南大街路东。始建于清宣统二年（1910）。现已不存。该舞台多接待京剧、梆子“两下锅”的演出团体。该条目名称不是讲一般意义上的舞台类型，是一个专名了，故从语义出发，连写。
京剧与其他艺术类中的“《剧评画》Jupinghua”，是上海《民国日报》京剧副刊，其与另一副刊《成绩画》合为一页，二者各占一面。以第94期为例，中部A面题《剧评画》，B面题《成绩画》。《剧评画》作者一般是将前日观剧所见精彩之处用墨笔画出，并附短语加以评述，内容涉及演出时间、地点、演员及其演技。画评以京剧为主，也有个别文明新戏。顾名思义，该条目应从语义出发，连写。
综上所述，在遵循《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的基础上，适当地考虑条目本身的特殊意义、读者的阅读习惯，百科全书的原则，特别应当充分考虑条目中有关内容的特殊性，即条头与条目内容之间的不同于一般概念的关联性，在确定条头汉语拼音前一定要参考条目的内容，唯此，才能更好地体现百科全书条目概念的整体性程度。此种情况在《中国京剧百科全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也是百科全书在正词法方面有别于其他的一大特点。
结语
周有光先生曾说：“文字研究有它的技术性方面，也有它社会性问题的方面。技术性可以达到最优美的，但是它可能不符合社会的要求。”
方块汉字和汉语拼音都是记录汉语的符号,前者以字形直接表意,后者以音节间接表意,二者表意的表现方式虽不同,但承载信息的目标一致。汉语拼音小到可以为一个汉字注音,大到可以拼写出汉语的所有言语和文献。由于汉语拼音以表音的方式间接表意,不如汉字直观,所承载的信息量有所损失,因此在使用时既要遵循拼音的规则,以音节为最小单位拼缀,又要按照语法的规则,以词为最小单元拼写。
一、大前提:汉语拼音是汉语法定的拼写工具。
汉语拼音是汉字的“拉丁化”方案,于1955―1957年文字改革时被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汉语拼音方案委员会研究制定,主要功能是用于标注汉字的读音、拼写汉语的语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政府即开始酝酿汉语拼音方案。文字改革委员会曾先后收到拉丁字母式、斯拉夫字母式、速记式、图案式、数字式等一千多种汉语拼音方案。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吸取了各种方案的优点,成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定的注音和拼写工具。
根据汉语音素制定的《汉语拼音方案》,声母和韵母拼缀构成汉语音节,部分韵母可自成音节。音节由一个或几个音素组成,然后形成一个比较响亮的中心,一个语句里有几个响亮的中心就有几个音节。音素是构成音节的最小单位,如gong是由声母g、韵母ong和声调三个音素组成的音节,不标声调可分别表示工、公、功、共、弓、攻、宫、恭、蚣等同音字;“gongfu”这一语音形式,是由“gong”和“fu”两个音节组成,又是分别由“g,ong,f,u”这4个基本成分即音素组合而成,再标上不同的声调,便可分别代表“功夫”、“工夫”、“共赴”、“工服”、“公服”等同音词。这就是说:音节是构成字词的最小单位,或者说,一个字就是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可以表示若干个同音字或词,或者说,一个词有几个字就有几个音节;若干个相同的音节可以表示若干个同音词,或者说,一句话里有几个字就有几个音节。用这种方法拼缀并标注音节、拼写词和短语、拼写句子以承载并处理信息,在语言实践中经受了考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也为古老的方块汉字与国际接轨作出了巨大贡献。
1997年,联合国地名标准化会议决定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中国地名的国际标准。197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转发了《关于改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我国人名地名罗马字母拼写法的统一规范的报告》。1982年8月1日,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文献工作技术委员会决议采用汉语拼音作为世界文献工作中拼写中国专有词语的国际标准(ISO7098-1982)。《汉语拼音方案》已经从中国标准发展成为国际标准。
二、小前提:组合词成短语、组合短语成句子是结构语言的基本规律。
语言中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有意义的单位是词,从音节构词法看,汉语词汇有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两大类,词与词可以组合成短语,词与短语的组合可以组成语句。所谓组合字成词、组合词成短语、组合短语成句子,组合句子成段落和篇章。词的功能很强大,某一个单音词(字)可与另外的单音词(字)构成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意义各不相同的双音词、多音词和短语。
从结构关系看,汉语的构词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实语素加虚语素,如“zhuo”加“zi”合成“桌子”,“lao”加“shi”合成“老师”;二是实语素加实语素,如“hong”加“qi”合成“红旗”。汉语的词可以分为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和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拟声词和叹词。从音节数量看,双音节词居多;从语法单位看,词是最小的有意义的运用单位。词和词按照一定的规则可以构成短语,如“chi”是一个词,“pingguo”是一个词,组合成的“吃苹果”就是短语;“wuxing”是一个词,“hongqi”是一个词,组合成的“五星红旗”也是短语。从结构关系看,汉语结构短语的方法有主谓、偏正、动宾、后补、并列、介宾等;从音节数量看,四音节居多;从语法单位看,比词大、比句子小。句子则是词和短语按一定的结构关系、层次及作用交叠构造出来的更大的语言单位,能够承载更为完整、复杂的信息。从结构关系看,有单句和复句两大类;从作用角度看,有陈述、疑问、祈使、感叹等四种。从句子类型看,单句有主谓句和非主谓句两种;复句有并列、承接、递进、选择、总分、转折、假设、条件、因果、目的等10种。
在语言实践中,如果违背组合字成词、组合词成短语、组合短语成句子的语法规律,无疑会打乱词、短语、句子的结构,造成语意的紊乱,导致无法认读、难以理解。以下句子违背汉语构词法,将具有独立意义的词割裂,造成了词语表意功能的丧失、句子结构和意义的混乱:
难过:我家门前的大水沟很难过。(“难过―nanguo”这个双音节词被拆解成“难以跨越”)
天真:今天真热,是游泳的好日子。(“天真―tianzhen”这个双音节词被拆解成“天气非常……”)
汉语是一种“构件”语,用短语造句是汉语的基本特点,所以短语很重要,掌握了短语的构成、性能和组合中应当注意的问题,可以认为已经掌握了汉语句法的基础。这就是说,短语是汉语的基本现象,但词是最小的基本单位,没有词什么短语什么句子也无法形成。由于汉语具有这样的特性,因此只要能够遵守并运用形成这种特性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即语法,就可承载和传达更为复杂的信息,最大限度消除歧义。目前市场上的一些翻译工具,在将汉语翻译成英语时,常常把一个词拆开当作两个词,或将两个词合并当作一个词,在这个问题上出现错误最多,简直就是“傻子翻译”。美国人学习汉语最头疼的地方也在这里。
三、结论:词是拼写语句的最小基本单元。
说到底,小到短语、句子,大到段落、篇章,都由能够独立运用的、最小的有意义的词构成。不难得出结论:使用汉语拼音拼写语句必须以词为最小基本单元。这就是说,不论一个词有几个音节,它都必须以一个单元进行拼写。英语也是按单词为基本单元结构句子,而不是所有字母和单词都连着写。
以词为基本单元拼写短语和句子,就是根据汉语词汇的特点,以词语为单位进行的,单音词是一个单元,多音词也是一个单元。单元与单元间应有一个字母位置的空格,单元内的字母可以尾首相连连写,可以省略声调。分写和连写是判定词语的依据,是拼写者对语言结构“知”与“行”的表现。认知心理学认为,这种表现是人在特定语言环境中有目的地处理语言信息的过程,其中较强的意识是确定表达的内容,反映出适当的词语并用字母拼写出来。运用拼音符号承载语言信息的特点体现在拼写的过程中:当内部语言发生时,从产生字形到反应出词义,再产生与之相应的拼音符号的反应,然后才写出来。拼写是一个复杂的系列过程,它综合体现了拼写者多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诸如赋予音节材料以结构的语法知识和应用能力,语音的感知、识别、理解能力,词汇知识及其应用能力,排除歧义、进行预测的逻辑推理能力,以及标点符号知识和书写、认读能力,等等。成功的拼写是所有这些能力与知识共同作用的结果,准确反映了拼写者的总体语言水平。
拼音字母不属于汉字范畴,它通过字母的拼缀实现记音、表意、记录汉语言,不具备独立的表意功能,只有当它按语法规则连写成“符号组”、“音节群”并形成特定的语境时(我认为,“符号组”、“音节群”应该包括三音节、四音节短语,如“吃苹果”、“五星红旗”等也应视为一个单元),才能确定它所代表的单词、短语、句子。再看一个例子:
“junguanaihushibingbushicuowu”这样的拼写显然不规范、不正确,认读费力。
如果拼写成“junguan aihu shibing bushi cuowu”,容易理解――军官爱护士兵不是错误;如果拼写成“junguan aihushi bing bushi cuowu”,也容易理解――军官爱护士并不是错误。
汉字的书同标准，大体应分为：⑴字量标准；⑵字体标准；⑶字形标准；⑷字序标准；⑸字音标准；⑹字义标准等方面。下面谈谈制定这些标准时可能遇到的各种相关问题。
1.1字量标准问题
字量的标准问题，主要包括：常用字量、通用字量、汉字总量和专用字量等。
字量问题虽然工作量巨大，但可以采用计算机进行计量统计和计算，人为的争议也比较少。目前大陆方面已经对“常用字量”、“通用字量”等进行了统计和研究，制定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3500字）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7000字），基本解决了教育用字和印刷用字的数量问题。台湾方面也对教育用字进行了研究，制定了《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收4808字）和《国字标准字体楷书母稿》（收11151字）等。另外，韩国和日本也研制了各自的常用汉字表。目前韩国的常用汉字是1800字，日本的常用汉字是1945字。（孙维张，1994）目前急需解决的是两岸统一的常用字表和通用字表，然后再考虑与韩国和日本的统一用字问题。现在已经装入windows视窗的20902字的gbk大字库，显然是太臃肿了。
汉字总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字典编写方面，《汉语大字典》（1990）收54678字，《中华字海》（1994）收85568字，这是到目前为止，收字最多的两部字典。但其中到底含有多少异体字，除去异体字后，实际的汉字总量是多少等，仍需要继续研究。
目前两岸都未能完善解决的是各种专用字量，如姓名专用字、地名专用字、方言专用字、行业专用字、翻译专用字等。
1.2字形标准问题
鉴于目前两岸政治对立的现实，为了消除政治对“书同文”的影响，在汉字繁简问题上，我们认为，不要人为强化繁简之间的对立，不要进行谁一定取代谁的无休止争论。这样做只能伤了大家的和气，是不能取得好的结果的。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观念，即：汉字的繁体字形和简体字形，都是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字形，并没有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要论优缺点，哪种字形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或一无是处的。繁体字形和简体字形都需要进行整理和改造，如对其异体的整理和对不合理、美观字形的改造等。喜欢用繁体字形的人们，不要反对别人喜欢用简体字形；喜欢用简体字形的人们，也不要反对别人喜欢用繁体字形。
从学理上说，繁体字形与简体字形之争，牵扯到正体字形的确立原则问题。内地确立正体字形，以从俗、从众为原则，故多把简体字形作为正体；台湾偏重历史传统，故多把繁体字形作为正体。这一点在两岸各自的异体字整理表中就有所体现。因此，统一整理异体字的标准，应成为确立标准字体的首要任务。为避免分歧，在整理异体字时，不妨把有繁、简两形区别的字，都分别确立繁、简两种正体，并尽量使其一一对应。这样就为两岸制定不同的文字政策，留有了余地。在历史上，秦代曾出现过官方以小篆为正体字形，民间则大多使用隶书字形的情形。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可以允许官方和民间在用字上有一定差别呢？譬如，内地官方可以简化字为正体，民间则繁简由之；台湾官方可以繁体字为正体，民间也繁简由之。
实现“书同文”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即现阶段，先要求书同“字”，而不要求书同“形”；第二步，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书同“形”乃至完全实现“书同文”的问题。也就是说，目前的“书同文”，并不是要求只书写统一的简体字形或统一的繁体字形，而是应要求既书写统一的简体，也书写统一的繁体。因此，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应是尽快制定出统一的简体字形标准和繁体字形标准，而不是进行或简或繁的无休止争论。就是说，“书同文”的字形标准应该有繁、简两套，以供各方各取所需。傅永和先生编的《规范汉字综合表》的体例，可供我们参考。
1.3字体标准问题
字体是汉字体系在某一范畴中所具有的共同的字形体式。从历时范畴上看，汉字曾发展出甲骨文、金文、大篆、六国古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多种字体；从共时范畴上看，在某种历时性字体中，往往还包括正规体、草写体，以及欧、柳、颜、赵等个人风格性字体等；印刷术出现以后，还出现了手写体和印刷体等。某个汉字字形，在什么情况下应使用什么字体，而不应该使用什么字体，就属于字体标准的规范问题。
当前，与字体标准有关的主要是新、旧字形问题。内地实行汉字改革以后，对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字形都进行了改进，推出了以《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为标准的新形字体，俗称“人民体”。而台湾和港澳则基本上仍沿用老式的旧字体。我们要确定“书同文”的印刷体标准，就必然要考虑使用新字体还是旧字体的问题。到底哪种字体好，恐怕也要做深入研究和讨论，才能取得一致意见。
另外，宋体、楷体等各种印刷体之间，也存在字形差异问题，如宋体的“心”和楷体的“心”等。我们在确定印刷体的标准时，不能只考虑宋体的字形标准，而应将各种字体的字形标准都考虑在内，要制定一整套变形规则，如笔画变形规则、部件变形规则等，以使构形规则化，让人们觉得有章可循，否则，即使搞出了标准印刷体，也难以推行。
1.4字序标准问题
字序问题包括两个方面：⑴个体汉字内部的笔画和部位顺序；⑵汉字系统内部个体汉字间的排列顺序。相对来说，前者比较容易统一，而后者则仍未找到理想的标准。汉语的字典、词典，查检起来特别麻烦，就是因为我们尚未找到理想的字序标准。“书同文”标准字的排序，可以在继续沿用传统排序法的基础上，适当推出部分新排序法，如与计算机输入码一致的编码排序法等。
1.5字音标准问题
从表面上看，字音标准问题似乎与“书同文”关系不大，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语同语”是“书同文”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不实现“语同语”，也就无法实现“书同文”。就拼音文字而言，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发音不同写法自然也就不同。汉字似乎特殊一些，因为它具有超方言的特点，但实际上其“超方言性”也是以各方言间的有对应的方面为基础和前提的，在各方言间非对应的方面，其“超方言性”就不存在了。如广东话写作“无的弹”（mu？di tan），是“好得没的说”的意思，这在北方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次，作为“书同文”标准的个体汉字，都需要注上标准的读音，语音标准不确定，就无法给标准字注音。
不管是内地的“普通话”还是台湾的“国语”，都选取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在大的方面为“语同语”和“书同文”奠定了基础。但就个体汉字的具体读音看，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如两岸的“审音表”就不完全相同。在这方面，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是否改弦易辙，索性走‘方言普通话’的道路”的问题，孔宪忠、胡百华等先生所提出的“音混症”问题等，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普通话或国语的正音标准规定得太严，连北京人、某些推普者以及国家领导人等，都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标准，是否妥当？规范和统一，是否一定意味着“整齐划一”？允许某些字的异读音的存在就不规范了吗？在标准语读音中，是否一定要突出强化“轻声、儿化、变调”等多数人难以把握的现象？我们是否过分强化了各方言特别是各北方方言之间的差异呢？这些过去被忽略了的“反思性”问题，是否到了应该加以认真考虑的时候了呢？
语音标准与其他标准一样，都存在一个刚性与柔性的矛盾问题。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其刚性的一面，教训是深刻的，如《异读词审音表》难以深人群众，群众对学习普通话望而生畏、信心不足，连播音员都经常读错字音等。作为一种标准语而让大多数国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的确是令人伤心的。如果适当强调一下语音标准的柔性，在经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默许某些音混现象的存在，使一字多读的范围适当放宽，让多数国人感觉到自己离普通话不太遥远，也许是加快推普进度的值得探索的道路。
1.6字义标准问题
要确立标准的印刷体字形，还必须配备一套字典，将标准字的字义确定下来，否则，在不同方言区、不同人笔下，同一个字有不同用法和意义，也就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书同文”。因此，字义问题也是确立标准字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两岸虽然都有各自的几部权威性辞典，但用作“书同文”的标准恐怕都不太理想。若要编一部“书同文”辞典，势必牵扯到更多的问题，需要做很多事情。
2关于“书同文”的“文”
关于“书同文”的“文”，是否专指汉字呢？我们认为是不能专指汉字的。汉字作为汉语的主要书写工具，自然不能排除在“文”的行列，并且应当给以首要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不仅仅是汉字一种，汉语拼音字母、数字、标点符号等，也都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且同样存在能否“书同文”的问题。就是说，在强调汉字“书同文”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汉语拼音、数字和标点符号等的“书同文”问题。汉字的“书同”问题要研究，汉语拼音等其他符号体系的“书同”问题也要研究。下面着重谈谈汉语拼音的“书同”问题。
汉字在表记汉语的意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表记汉语的语音方面却往往力不从心，如记写拟声词、音义外来词时的蹩脚表现等，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辅助作用，强化汉语拼音的副文字地位，既是汉语发展的要求，也是对汉字功能的完善性补充，是非常必要的。正如胡百华先生所说，“汉字的发展要有所突破，必须要能兼容纯粹表音、即能配合汉字共同使用的‘音符’；这样汉语人才有机会去习惯并能娴熟地运用普通话的声母、韵母以及可采用的全部音节；换句话说，汉文字必须拥有客观表音的各式符号，也就是大家渔具齐备，便不用靠‘浑水摸鱼’过日子了。”（胡百华，1999）目前，要实现汉语拼音系统的“书同文”，需要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2.1“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
鉴于内地的“拼音方案”的 “国际标准”地位已经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台湾已经决定从1999年9月份开始，推行经过改进的内陆拼音方案。这对于汉语拼音的“书同文”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它标志着两岸“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已基本解决。尽管如此，由于“拼音方案”仍然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无法成为拼音文字，因而如何找到一种更接近拼音文字的“拼音方案”，仍需要继续研究。
当然，其他思路也是可以考虑的，如采用“注音字母”或“国际音标”等。“注音字母”比“罗马字母”（即用罗马字母书写的国际音标或汉语拼音）更接近汉字，对保持文面的美观一致有好处，但却与国际文字相去甚远，不利于国际流通；“罗马字母”虽然便于国际流通，但却与汉字格格不入，若大比率使用（如音译外来词、拟声词的汉拼化等），很容易造成文面上的参差不齐，影响版面的美观性。
2.2“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问题
在确定了标准的“拼音方案”后，还应界定“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我们认为，借确立“书同文”标准之际，适当扩大“拼音方案”的作用，如拼写音译外来词和拟声词等，并以“书同文”标准的形式肯定下来，不仅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完全可行的。
随着英语文化等外族文化的渗透，汉语中外文符号逐渐增多起来，人们对读写外文字母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有些播音员也经常把“汉语拼音”当作英文字母来读，这种语言渗透现象，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的。如果我们确定了用“汉语拼音”书写外来词汇的原则，让大家有所遵循的话，就可遏止这种汉语书写外语化的潮流，并最终实现外来词汇汉语化的目标。
另外，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音译外来术语的大量涌进，一种术语多种译法的问题显得非常突出，大大影响了学术交流的效率。例如同一个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在汉语中则有“里奇”、“利奇”两种译名；同一个社会学家durkheim, emile，在汉语中则成了“涂尔干·埃米尔”，“迪尔克姆”、“ 迪尔凯姆”、“杜尔克姆”、“杜尔凯姆”等5个人；同是瑞典人，同姓bergman，化学家t. o. bergman按译名规范译为“伯格曼”，作家h.f.e. bergman，却因要按习惯译成“贝里曼”。（陆嘉琦：1998）这些现象都与汉字的示音能力低下有关。如果用拼音书写外来词语，就能避免“同音异字”的问题，如果同时也解决了汉语拼音字母同国际音标的对应问题，“同名译异”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在这方面，刘涌泉先生等做了不少研究工作，我们可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好其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为音译外来词语汉拼化的最终实现做好理论准备。
如果说用“汉语拼音”书写音译外来词语有利于对外学术交流的话，那么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主要是为了改变拟声词书写混乱的局面。如“哐啷”、“桄榔”，“汲汲呱呱”、“嘀嘀咕咕”，“叽叽嚓嚓”、“唧唧喳喳”、“叽叽喳喳”等，同一声音不同书写的情况大量存在。如果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不仅可以解决书写混乱问题，而且可以省去记忆那些专用来书写拟声词的汉字，如“叽”等。从汉语信息化处理的角度说，将拟声词拼音化，对分词处理将大有好处。当然如果将所有虚词都拼音化，则会更有利于汉语的信息化处理。由于拟声词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是纯粹的声音符号，又基本不存在拼不出的音节，因此，也许比音译外来词更容易实现其书写形式的汉拼化。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就经常使用拼音字母书写拟声词。尽管如此，能否全部推开，能否带来某些意外的麻烦等，仍需要认真研究。
3结语
综上所述，就建立“书同文”的标准来说，上述诸问题不仅都是需要首先予以解决的，而且都是必须经过认真研究、广泛讨论才能得出答案的，因此，本文只是从总体上把问题提了出来，并未作展开性论述，况且，这些问题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在解决某问题时，必然也涉及到其他问题，所以，由大家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分头来做比较合适，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恐怕是办不到的。
参考文献
周有光《向信息化时代迈进》（《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14-19，语文出版社，1996
刘涌泉《语言规划和中文信息处理》（《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语文出版社，1996）
孔宪忠《五骂祖宗：可怜的汉语语音》（《语文建设通讯》第56期，16-24，1998.7）
罗维明《关于汉字异读的几个问题》（《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姚德怀《“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汉字的书同标准，大体应分为：⑴字量标准；⑵字体标准；⑶字形标准；⑷字序标准；⑸字音标准；⑹字义标准等方面。下面谈谈制定这些标准时可能遇到的各种相关问题。
1.1字量标准问题
字量的标准问题，主要包括：常用字量、通用字量、汉字总量和专用字量等。
字量问题虽然工作量巨大，但可以采用计算机进行计量统计和计算，人为的争议也比较少。目前大陆方面已经对“常用字量”、“通用字量”等进行了统计和研究，制定了《现代汉语常用字表》（收3500字）和《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7000字），基本解决了教育用字和印刷用字的数量问题。台湾方面也对教育用字进行了研究，制定了《常用国字标准字体表》（收4808字）和《国字标准字体楷书母稿》（收11151字）等。另外，韩国和日本也研制了各自的常用汉字表。目前韩国的常用汉字是1800字，日本的常用汉字是1945字。（孙维张，1994）目前急需解决的是两岸统一的常用字表和通用字表，然后再考虑与韩国和日本的统一用字问题。现在已经装入windows视窗的20902字的gbk大字库，显然是太臃肿了。
汉字总量的研究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如字典编写方面，《汉语大字典》（1990）收54678字，《中华字海》（1994）收85568字，这是到目前为止，收字最多的两部字典。但其中到底含有多少异体字，除去异体字后，实际的汉字总量是多少等，仍需要继续研究。
目前两岸都未能完善解决的是各种专用字量，如姓名专用字、地名专用字、方言专用字、行业专用字、翻译专用字等。
1.2字形标准问题
鉴于目前两岸政治对立的现实，为了消除政治对“书同文”的影响，在汉字繁简问题上，我们认为，不要人为强化繁简之间的对立，不要进行谁一定取代谁的无休止争论。这样做只能伤了大家的和气，是不能取得好的结果的。我们应该树立一种观念，即：汉字的繁体字形和简体字形，都是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字形，并没有你死我活的利害冲突。要论优缺点，哪种字形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或一无是处的。繁体字形和简体字形都需要进行整理和改造，如对其异体的整理和对不合理、美观字形的改造等。喜欢用繁体字形的人们，不要反对别人喜欢用简体字形；喜欢用简体字形的人们，也不要反对别人喜欢用繁体字形。
从学理上说，繁体字形与简体字形之争，牵扯到正体字形的确立原则问题。内地确立正体字形，以从俗、从众为原则，故多把简体字形作为正体；台湾偏重历史传统，故多把繁体字形作为正体。这一点在两岸各自的异体字整理表中就有所体现。因此，统一整理异体字的标准，应成为确立标准字体的首要任务。为避免分歧，在整理异体字时，不妨把有繁、简两形区别的字，都分别确立繁、简两种正体，并尽量使其一一对应。这样就为两岸制定不同的文字政策，留有了余地。在历史上，秦代曾出现过官方以小篆为正体字形，民间则大多使用隶书字形的情形。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可以允许官方和民间在用字上有一定差别呢？譬如，内地官方可以简化字为正体，民间则繁简由之；台湾官方可以繁体字为正体，民间也繁简由之。
实现“书同文”可以分两步走：第一步，即现阶段，先要求书同“字”，而不要求书同“形”；第二步，待条件成熟后，再讨论书同“形”乃至完全实现“书同文”的问题。也就是说，目前的“书同文”，并不是要求只书写统一的简体字形或统一的繁体字形，而是应要求既书写统一的简体，也书写统一的繁体。因此，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应是尽快制定出统一的简体字形标准和繁体字形标准，而不是进行或简或繁的无休止争论。就是说，“书同文”的字形标准应该有繁、简两套，以供各方各取所需。傅永和先生编的《规范汉字综合表》的体例，可供我们参考。
1.3字体标准问题
字体是汉字体系在某一范畴中所具有的共同的字形体式。从历时范畴上看，汉字曾发展出甲骨文、金文、大篆、六国古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多种字体；从共时范畴上看，在某种历时性字体中，往往还包括正规体、草写体，以及欧、柳、颜、赵等个人风格性字体等；印刷术出现以后，还出现了手写体和印刷体等。某个汉字字形，在什么情况下应使用什么字体，而不应该使用什么字体，就属于字体标准的规范问题。
当前，与字体标准有关的主要是新、旧字形问题。内地实行汉字改革以后，对简化字和繁体字的字形都进行了改进，推出了以《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1965）为标准的新形字体，俗称“人民体”。而台湾和港澳则基本上仍沿用老式的旧字体。我们要确定“书同文”的印刷体标准，就必然要考虑使用新字体还是旧字体的问题。到底哪种字体好，恐怕也要做深入研究和讨论，才能取得一致意见。
另外，宋体、楷体等各种印刷体之间，也存在字形差异问题，如宋体的“心”和楷体的“心”等。我们在确定印刷体的标准时，不能只考虑宋体的字形标准，而应将各种字体的字形标准都考虑在内，要制定一整套变形规则，如笔画变形规则、部件变形规则等，以使构形规则化，让人们觉得有章可循，否则，即使搞出了标准印刷体，也难以推行。
1.4字序标准问题
字序问题包括两个方面：⑴个体汉字内部的笔画和部位顺序；⑵汉字系统内部个体汉字间的排列顺序。相对来说，前者比较容易统一，而后者则仍未找到理想的标准。汉语的字典、词典，查检起来特别麻烦，就是因为我们尚未找到理想的字序标准。“书同文”标准字的排序，可以在继续沿用传统排序法的基础上，适当推出部分新排序法，如与计算机输入码一致的编码排序法等。
1.5字音标准问题
从表面上看，字音标准问题似乎与“书同文”关系不大，实际上并非如此。首先，“语同语”是“书同文”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不实现“语同语”，也就无法实现“书同文”。就拼音文字而言，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发音不同写法自然也就不同。汉字似乎特殊一些，因为它具有超方言的特点，但实际上其“超方言性”也是以各方言间的有对应的方面为基础和前提的，在各方言间非对应的方面，其“超方言性”就不存在了。如广东话写作“无的弹”（mu？di tan），是“好得没的说”的意思，这在北方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其次，作为“书同文”标准的个体汉字，都需要注上标准的读音，语音标准不确定，就无法给标准字注音。
不管是内地的“普通话”还是台湾的“国语”，都选取北京语音作为标准音，在大的方面为“语同语”和“书同文”奠定了基础。但就个体汉字的具体读音看，仍然存在很大差异，如两岸的“审音表”就不完全相同。在这方面，周有光先生提出的“是否改弦易辙，索性走‘方言普通话’的道路”的问题，孔宪忠、胡百华等先生所提出的“音混症”问题等，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是，普通话或国语的正音标准规定得太严，连北京人、某些推普者以及国家领导人等，都不能做到完全符合标准，是否妥当？规范和统一，是否一定意味着“整齐划一”？允许某些字的异读音的存在就不规范了吗？在标准语读音中，是否一定要突出强化“轻声、儿化、变调”等多数人难以把握的现象？我们是否过分强化了各方言特别是各北方方言之间的差异呢？这些过去被忽略了的“反思性”问题，是否到了应该加以认真考虑的时候了呢？
语音标准与其他标准一样，都存在一个刚性与柔性的矛盾问题。过去我们过分强调其刚性的一面，教训是深刻的，如《异读词审音表》难以深人群众，群众对学习普通话望而生畏、信心不足，连播音员都经常读错字音等。作为一种标准语而让大多数国人觉得可望而不可即，的确是令人伤心的。如果适当强调一下语音标准的柔性，在经过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默许某些音混现象的存在，使一字多读的范围适当放宽，让多数国人感觉到自己离普通话不太遥远，也许是加快推普进度的值得探索的道路。
1.6字义标准问题
要确立标准的印刷体字形，还必须配备一套字典，将标准字的字义确定下来，否则，在不同方言区、不同人笔下，同一个字有不同用法和意义，也就不能达到真正意义上的“书同文”。因此，字义问题也是确立标准字时必须认真考虑的重要因素。两岸虽然都有各自的几部权威性辞典，但用作“书同文”的标准恐怕都不太理想。若要编一部“书同文”辞典，势必牵扯到更多的问题，需要做很多事情。
2关于“书同文”的“文”
关于“书同文”的“文”，是否专指汉字呢？我们认为是不能专指汉字的。汉字作为汉语的主要书写工具，自然不能排除在“文”的行列，并且应当给以首要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不仅仅是汉字一种，汉语拼音字母、数字、标点符号等，也都是书写汉语的符号体系，并且同样存在能否“书同文”的问题。就是说，在强调汉字“书同文”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略了汉语拼音、数字和标点符号等的“书同文”问题。汉字的“书同”问题要研究，汉语拼音等其他符号体系的“书同”问题也要研究。下面着重谈谈汉语拼音的“书同”问题。
汉字在表记汉语的意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在表记汉语的语音方面却往往力不从心，如记写拟声词、音义外来词时的蹩脚表现等，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此，充分发挥汉语拼音的辅助作用，强化汉语拼音的副文字地位，既是汉语发展的要求，也是对汉字功能的完善性补充，是非常必要的。正如胡百华先生所说，“汉字的发展要有所突破，必须要能兼容纯粹表音、即能配合汉字共同使用的‘音符’；这样汉语人才有机会去习惯并能娴熟地运用普通话的声母、韵母以及可采用的全部音节；换句话说，汉文字必须拥有客观表音的各式符号，也就是大家渔具齐备，便不用靠‘浑水摸鱼’过日子了。”（胡百华，1999）目前，要实现汉语拼音系统的“书同文”，需要解决好以下两个问题。
2.1“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
鉴于内地的“拼音方案”的 “国际标准”地位已经得到国际上的普遍承认，台湾已经决定从1999年9月份开始，推行经过改进的内陆拼音方案。这对于汉语拼音的“书同文”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它标志着两岸“拼音方案“的标准问题已基本解决。尽管如此，由于“拼音方案”仍然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无法成为拼音文字，因而如何找到一种更接近拼音文字的“拼音方案”，仍需要继续研究。
当然，其他思路也是可以考虑的，如采用“注音字母”或“国际音标”等。“注音字母”比“罗马字母”（即用罗马字母书写的国际音标或汉语拼音）更接近汉字，对保持文面的美观一致有好处，但却与国际文字相去甚远，不利于国际流通；“罗马字母”虽然便于国际流通，但却与汉字格格不入，若大比率使用（如音译外来词、拟声词的汉拼化等），很容易造成文面上的参差不齐，影响版面的美观性。
2.2“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问题
在确定了标准的“拼音方案”后，还应界定“拼音方案”的应用范围。我们认为，借确立“书同文”标准之际，适当扩大“拼音方案”的作用，如拼写音译外来词和拟声词等，并以“书同文”标准的形式肯定下来，不仅是很有意义的，而且是完全可行的。
随着英语文化等外族文化的渗透，汉语中外文符号逐渐增多起来，人们对读写外文字母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有些播音员也经常把“汉语拼音”当作英文字母来读，这种语言渗透现象，是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的。如果我们确定了用“汉语拼音”书写外来词汇的原则，让大家有所遵循的话，就可遏止这种汉语书写外语化的潮流，并最终实现外来词汇汉语化的目标。
另外，随着国际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音译外来术语的大量涌进，一种术语多种译法的问题显得非常突出，大大影响了学术交流的效率。例如同一个语言学家geoffrey leech，在汉语中则有“里奇”、“利奇”两种译名；同一个社会学家durkheim, emile，在汉语中则成了“涂尔干·埃米尔”，“迪尔克姆”、“ 迪尔凯姆”、“杜尔克姆”、“杜尔凯姆”等5个人；同是瑞典人，同姓bergman，化学家t. o. bergman按译名规范译为“伯格曼”，作家h.f.e. bergman，却因要按习惯译成“贝里曼”。（陆嘉琦：1998）这些现象都与汉字的示音能力低下有关。如果用拼音书写外来词语，就能避免“同音异字”的问题，如果同时也解决了汉语拼音字母同国际音标的对应问题，“同名译异”的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在这方面，刘涌泉先生等做了不少研究工作，我们可在此基础上，继续研究好其必要性、可行性等问题，为音译外来词语汉拼化的最终实现做好理论准备。
如果说用“汉语拼音”书写音译外来词语有利于对外学术交流的话，那么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主要是为了改变拟声词书写混乱的局面。如“哐啷”、“桄榔”，“汲汲呱呱”、“嘀嘀咕咕”，“叽叽嚓嚓”、“唧唧喳喳”、“叽叽喳喳”等，同一声音不同书写的情况大量存在。如果用“汉语拼音”书写拟声词，不仅可以解决书写混乱问题，而且可以省去记忆那些专用来书写拟声词的汉字，如“叽”等。从汉语信息化处理的角度说，将拟声词拼音化，对分词处理将大有好处。当然如果将所有虚词都拼音化，则会更有利于汉语的信息化处理。由于拟声词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是纯粹的声音符号，又基本不存在拼不出的音节，因此，也许比音译外来词更容易实现其书写形式的汉拼化。鲁迅先生的文章中就经常使用拼音字母书写拟声词。尽管如此，能否全部推开，能否带来某些意外的麻烦等，仍需要认真研究。
3结语
综上所述，就建立“书同文”的标准来说，上述诸问题不仅都是需要首先予以解决的，而且都是必须经过认真研究、广泛讨论才能得出答案的，因此，本文只是从总体上把问题提了出来，并未作展开性论述，况且，这些问题间的联系比较紧密，在解决某问题时，必然也涉及到其他问题，所以，由大家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分头来做比较合适，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恐怕是办不到的。
参考文献
周有光《向信息化时代迈进》（《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14-19，语文出版社，1996
刘涌泉《语言规划和中文信息处理》（《语文现代化论丛》第2辑，语文出版社，1996）
孔宪忠《五骂祖宗：可怜的汉语语音》（《语文建设通讯》第56期，16-24，1998.7）
罗维明《关于汉字异读的几个问题》（《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姚德怀《“规范普通话”与“大众普通话”》（《语文建设通讯》第57期，58-60，1998.10）
1、正确认读声母、韵母，记住16个整体认读音节。
2、熟记《汉语拼音字母表》，记住26个大、小写字母的写法。
3、熟练、准确地拼读音节，借助汉语拼音识字、正音、阅读和学习普通话。
4、掌握汉语拼音拼写规则。
5、读准声调，按汉语拼写规则给音节标声调。
二、知识平台
1、掌握汉语拼音的23个声母、24个韵母和16个整体认读音节。
(1)声母：bp m f d t n l g k h j q x zh ch sh r z c s y w
(2)韵母：ê
①单韵母(6个)：ao e i u ü
②复韵母(9个)：aiei ui ao ou iu ie üe er(特殊韵母)
③鼻韵母(9个)：anen in un ün ang eng ing ong
(3)整体认读音节：zhi chi shi ri zi ci si yi wu yu ye yue yin yun yuan ying
2、熟记《汉语拼音字母表》，并按顺序背诵和默写26个大小写字母。
(1)大写：A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2)小写：a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3、掌握拼读方法，能够熟练、准确地拼读音节，借助汉语拼音识字、正音、阅读和学习普通话。
(1)两拼法：前音轻短后音重，两音相连猛一碰。
gòu zào láng bèi qū gǎn hóng qí
构 造 狼 狈 驱 赶 红 旗
(2)三拼法：声轻介快韵母亮，三音连读很便当。
piào liang qiǎo miào xiǎo jiàng biān jiāng
漂 亮 巧 妙 小 将 边 疆
4、读准声调。
字音的高、低、升、降变化叫声调，它是音节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很重要，有区别字义的作用。相同音节标上不同的声调就会产生不同的读音，也同时表示不同的意思。如： bāo(包) báo(雹) bǎo(饱) bào(抱)。普通话只有四种声调，分为阴平(-)，阳平(ˊ)，上声(ˇ )，下声(ˋ )，它们的读法是：一声平，二声扬，三声拐弯，四声降。
5、读记标调口诀。
声调符号标在音节的主要母音上，可记口诀：看见a母不放过，没有a母找o、e、i、u并列标在后，单个韵母不用说;i上标调不写点，遇上轻声不标调。如：休会(xiūhuì)。
6、认识隔音符号的作用和用法。
在以“a、o、e”开头的音节连接其它音节后面时，如果音节的界限容易发生混淆，就要用隔音符号(’)隔开。隔音符号(’)写在前后两个音节中间的左上方。如：piǎo(漂) pí’ǎo(皮袄)。
7、注意ü上的两点要省写规则。
拼读音节时,以ü开头的韵母与声母j、q、x相拼时，ü上的两点要省去，如：巨人(jùrén)，以ü开头的韵母与声母n、l相拼时，ü的两点不能省写，因为声母n、l还能与韵母u相拼。如陆地(lùdì)、绿地(lǜdì)。
8、注意儿化音变。
“er(n)”作为词尾带在别的字后面，它不能单独构成一个音节，而是和前面一个音节连在一起，使前一音节的韵母带上一个卷舌动作的尾音，这叫儿化韵。拼写儿化韵时，只要在儿化音节的韵母之后加上一个“r”即可。如红花儿(hóng huār)。
9、区别平舌音与翘舌音。z、c、s与zh 、ch、sh是舌尖后音，发音时舌尖翘起顶住上腭(e)前，因而叫翘舌音。以z、c、s做声母的字，都是平舌音的字;以zh、ch、sh做声母的字，都是翘舌音的字。
10、掌握大写字母的用法。
①一个句子的开头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
如：Yìtiáo dàyú yóudào hǎi dǐqù le。
②诗歌每一行开头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
如：Chuángqián mǐngyuè guāng，Yí shìdì shàngshuāng.
一、普通话语音规范的发展历程
目前普通话语音标准是北京语音，这是由现代汉语的发展历史所决定的。普通话语音系统的确立经过了长时间的历史发展。真正的普通话语音系统的开端一定意义上讲是从新文化革命开始的。从普通话语音规范的标准逐步形成到确立已经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普通话语音规范发展历史中有三个举足轻重的转折点。这三个转折点是现代汉语汉语语音标准得以确立的重要印记。
（一）国语标准化运动
清朝末年，政治改革开启了国语标准化运动以后，国语标准化一直是文化运动的重要主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尤其注重国语标准化，民国成立之初就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商讨如何加快国语标准化进程，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国语标准化首先要从汉语读音的标准化开始。并在次年召开了读音统一大会，经过商议确定了汉字的国定读音和拼写国音的字母。从1913年读音统一大会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一段时间里，国语标准化运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国语标准化运动这一段历史对普通话语音系统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1923年“国语字典增修委员会”通过决议，确立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新国音”。在国语运动这个时期有许多报纸和出版物，它们都对“新国音”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如《申报》《上海青年》《国语周刊》等等。全国也大力兴办学校等教学基础设施，这些刊物和学校为在全国推广标准“新国音”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新中国成立后颁布《汉语拼音方案》
1958年，国家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上提出了《汉语拼音方案》这一议案，经过全国人大代表审议通过。《汉语拼音方案》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拼音字母和拼写方式。这正是现代普通话语音的标准。这个议案对我国普通话语音规范化的作用非常大。是中国语言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汉语拼音方案》讲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拼写字母，使汉语拼音和世界语言紧密联系在一起，汉语拼音成为汉语在国际世界拼写的重要标准。
（三）《现代汉语词典》的颁布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广普及普通话，在这个背景下，1960年《现代汉语词典》的试印本出版。以普通话为主的词汇是其重要内容。在1978至2012年，《现代汉语词典》一共修订了六次。每一次修订都增加了新的内容。《现代汉语词典》对拼音和词汇的编写对确立普通话语音标准系统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它在普通话语音标准辞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普通话语音标准的基本理论
理论对实践发展具有促进作用。普通话语音标准的确立，离不开基本理论的指导。在其确立过程中，有必要通过理论明确一些观点。
（一）词典标准的地位和限制性
当我们碰到不认识的字时，通常会通过字典去查阅。在字典里学习语音和读法。《新华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是人们最常用的两部辞书。它们也是汉字读音标准的权威书籍。这两部字典在汉语语音规范应用中起到的确立读音标准作用称为词典标准。词典是现代汉语语言文字标准的表现形式。词典标准的应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为现代汉语语言标准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词典标准是辞书的一种表现形式。辞书的性质决定了词典的阅读者和功能。词典虽在确立普通话语音标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有其固有的缺陷。辞书的特性就是对相关用辞的基础解释，这种特性对解决汉语在语音标准层面的问题上显得捉襟见肘。从全方位确立普通话语音规范这一宏观角度来看，词典的作用显得不足。
（二）普通话语音标准的选择
民国初年曾经为汉字的读音规范化召开过专门的会议，虽然确定了汉字的读音标准，但是并不切合实际，而且也不利于汉语教学。在汉语语音标准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历史的选择，最终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的现代汉字读音被明确下来。当前我国普通话得定义就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以北方语言为基础。在以北京语言为汉字的读音标准中，有必要明确两个问题：北京语音的范围和语音使用的调查状况。以北京语言为标准这句话，乍看之下似乎比较明确，但是仔细看，北京地域位置广大，北京之内也存在着不同的汉语读音。到底是以北京哪个地方为标准呢？因此就有必要对北京语音的地域范围进行确定，对此语言界有统一的说法，即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确切来说是以北京城区话为标准，这就确立了北京语音的地域范围。虽然北京语音的地域标准确立了，但是城区内人口众多，人们也都操着不同的读音标准，因此在确定读音时，就应该从大多数人在交流使用汉语时的语音方面来确立，这就有必要重视语音使用调查的抽样性。在调查过程中不能将区域内任何人的语言读音都做为普通话语音标准。必须选定特定的调查者提供语言读音标准。在语音状况调查中必须遵循调查主体的特定性原则。
三、如何构建普通话语音规范化框架
（一）建立普通话语音规范化的宏观指导体系
普通话语音规范化的体系一般由语言的词典标准、语言语音的应用标准和语言语音标准的符号三个方面构成。语言的词典标准是现代汉语文字语言读音系统确立的重要标准，是普通话语音在辞书上的静态表现。语言语音的应用标准则是指在词典确立的读音标准基础上，语言语音在实际文化生活中的应用状态。语言语音的应用标准是词典标准的动态表现形式。普通话语音的描写需要特定的工具，语音标准符号刚好起到了描写普通话语音读音的作用，语音描写工具标准是语言读音标准的前提。词典标准、应用标准和符号标准是构建普通话语音标准宏观体系的三个重要部分，普通话语音规范化的框架离不开这三个方面的建设。
（二）明确普通话语音标准的微观要素
普通话语音规范建设的重点主要表现在汉字和词语规范化。深入地讲就是汉字字音的标准和词语在整个使用语句中的标准。这两个标准共同组成普通话语音标准的微观要素。汉字字音的标准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音素、声调和音标。音素如何描写，音标如何确立，声调音值是什么，这三个方面在目前的普通话语音应用标准中存在着重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从语音标准新层级的建设方面出发，建设完善的普通话语音标准立体系统。新层级的建设需要着重考虑普通话的语音和词汇、语调。元音和辅音的音值是语音描写的重要部分。此外，在语音描写标准中还必须考虑声母和韵母，汉语普通话中，一个汉字的读音就是一个音节。声母、韵母和声调是组成汉语音节的三个重要元素。“声母”是音节开头的辅音。有的音节以元音开头，没有声母，通常音节研究中的“零声母”音节便是这种。“韵母”的位置是在声母之后。韵母的组成结构多种多样，但大致有以下三种：单韵母顾名思义组成部分只有一个单元音。复韵母是由复合元音构成的韵母，鼻韵母是由鼻辅音收尾的韵母，声韵配合约有400个基本音节。普通话读音标准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句子的语调。汉语的每一个音节上边都有一个独特的音调和声调在上边，说话时音调和声调的不同将会影响表达意思的差异，语调是将一句话表现得生动灵活的主要手段。这也是现代的语音学家就把汉语称为声调语言的原因。普通话语音的规范化必须建立音素、音值、音标三个方面的立体系统。
（三）把语音描写符号的标准化作为构建重点
构建普通话语音规范化必须把语音描写符号的标准化作为构建重点。汉语语音具有瞬发性，语音标准必须进行确定的描述，因此就需要一种标准的语音描述符号系统。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我们使用的符号系统一直是注音字母。但是当前这种注音字母标准系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次轻音的标注，次轻音是指比中音读音略微轻，调值不稳定但是声母和韵母不变化的读音。注音字母这种符号系统并不能妥善地解决次轻音的标注问题。构建普通话语音的规范化系统，必须完善汉语拼音的语音标注符号系统。完善普通话语音标注符号系统，不能单一地进行，要用采用联系的观点，在世界范围内寻找促进普通话语音标注符号系统规范化的方法。如和国际音标相结合。国际音标是由国际语音协会创制的，国际音标在公用上严格执行“一符一音”为原则，这对普通话语音的规范化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国际音标中的标音法也可以融入普通话语音标注符号系统，标音法要求对读音因素采用真实的记录方法，读音中的因素是何种的，就记录下何种的因素。对因素的伴随现象差异性也要如实记录。因素和伴随现象的记录紧密联系，是标音法的主要特征。在普通话语音中融入标音法，可以实现对普通话语音因素的真实标记，完善普通话语音标注符号系统，把普通话语音的音系反映得简明清晰。
结语
普通话语音规范化的核心就是普通话读音标准的规范化。普通读音标准规范化是构建普通话语音规范化框架的重中之重。普通话读音标准化需要建设需要正确的宏观指导，要以读音描写标准、语调标准和语音标注符号系统的建设完善为重点。只有普通话读音标准化，普通话语音才能规范化，现代标准汉语才能不断地发展。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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