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观点：在外贸业界，FTA和FTZ常因字面意思相近而被一概译为“自由贸易区”，这是一种
概念混淆。FTA和FTZ其实有着很大的区别，厘清概念，才能完善管理、用好政策。
何为FTA？
受WTO多边贸易规则自身特点影响，多边谈判要达成协议非常困难。为促进贸易自由化，WTO允许各国援引GATT（1947）最惠国待遇第24条例外条款，签订双边或区域自由贸易协议（RegionalTrade Agreement，RTA）。依据该条规定，区域自由贸易协议可分为自由贸易协议（Free Trade Agreement，FTA）、关税同盟（Custom Union，CU）以及为成立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所缔结的“过渡性临时协议”（Interim Agreement）；其区域经济组织型态可按整合程度大致分为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关税同盟、共同市场（Common Market）和经济同盟（EconomicUnion）。在当前的国际社会，按照自由贸易区（FTA）型态建立的区域经济组织最为发达。
就FTA而言，该条协定是专门针对“边境贸易、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做出的，其中第8款（b）对自由贸易区概念作了具体解释：“自由贸易区应理解为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一组关税领土中，对成员领土之间实质上所有有关产自此类领土产品的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对于其中的“关税领土”，第24条第2款规定：“关税领土应理解为一对与其他领土之间贸易实质部分保留单独关税或其它贸易法规的任何领土。”
可见，FTA这种区域经济组织型态是WTO多边贸易体制中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一个重要例外。其核心特点有二：其一，区域外的WTO成员国不能通过多边最惠国待遇原则自动享受区域内各成员国享受到的各种优惠，即“排他性”特点；其二，成员间的贸易要“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即“互惠性”特点。
何为FTZ？
在FTA蓬勃发展的同时，各国也在积极推动FTZ（Free Trade Zone）。将FTZ翻译成“自由贸易区”也不为过，但其真正含义其实源自世界海关组织（WCO）的“自由区”（Free Zone）概念——更准确的中文名称应为“海关自由区”。源自WCO的自由区（FTZ）概念与源自WTO的自由贸易区（FTA）概念有很大的区别，必须界分清楚。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世界上出现了数千个位于国境之内、与贸易紧密相关的生产区域。由于采取特殊的自由化措施，这些区域在国际上被笼统地称为自由区（Free Zone），所含类型繁多、名称不一。在我国，这些区域被统称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目前主要分加工和物流两大类型进行管理。
FTZ起源于欧洲，1970年有30个国家（地区）成立了约80个FTZ，现在则有120个国家（地区）成立约5000个FTZ。FTZ之所以在上世纪70年代后迅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WCO对“自由区”（FreeZone）的规范统一解释。该组织在1973年制定的《京都公约》（Kyoto Convention）“附约”中，将“自由区”概念明确定义为：“指一国的部分领土，在这部分领土内运人的任何货物，就进口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并免于实施惯常的海关监管制度”。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境内关外”。
近年来“自由贸易”蔚然成风，各国纷纷上马自由区，但具体做法并不统一，国际国内关于各类自由区的称谓也是花样迭出。但FTZ对区域化自由贸易产生的影响不亚于FTA。例如，美国已有266个FTZ，创造了约200亿美元的年出口值与40万的就业人口。近30年，亚太地区的FTZ发展尤其显著，我国内地与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等均积极发展FTZ，这也是上述经济体腾飞的重要动力。FTZ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研究的热点之一，但其所得到的关注比FTA少，业界对二者存在一定的认识混淆，这种情况在我国尤其突出。
概念理解不清、管理不统一，给自由区的发展带来了一定困难。近几年，我国有关部门将自由区概念统一口径，主张使用“自由贸易园区”称谓。但就其核心内容而言，将自由区中的“自由”解释为“自由贸易”并不准确，因此这一名称也还未在实际监管中得以广泛运用。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加工贸易规模和影响都很大，此类区域种类不一、功能多样，但与国际上的自由区存在重要区别。辨析国际自由区发展的特点和类型，可为我国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整合创新提供借鉴。
WCO认为自由区可分为工业区和商业区两种，“运人商业自由区的货物系供以后进行处理的，至于加工或制造通常是禁止的”，而“运人工业自由区的货物可以进行经核准的加工作业”，且“自由区一般设于海港、内河港、航空港以及具有同样地理优势的地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境内关外”在使用时必须加以“就进口税及其他各税而言，被认为在关境以外”的限制，不能单独使用。国内很多文献认为自由区就是设立在关境之外，是错误的认识。辨析
通过考察《京都公约》关于“自由区”（Free Zone）的定义和各国发展FTZ的实际做法，可知两者实为一致，“Free Trade Zone”就是“Free Zone”。
通过比较“自由贸易区”（FTA）和“自由区”可以发现，“自由贸易区”（FTA）的“排他性”和“互惠性”特点，在“自由区”的解释中并小存在。也就是说，FTZ不是“排他”和“互惠”的，将“Free Trade Zone”翻译为“自由贸易区”并不合适。
FTA和FTZ按其字面意思均被广泛译为“自由贸易区”引起了概念混淆，根本原因在于对“自由”的理解不当。这两个概念中，FTA是两个或多个国家之间的一种特别约定，而FTZ是国家内部区域的一种制度安排。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目前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甚至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特殊经济功能区都具有FTZ的局部或大部特征，但目前尚无与FTZ完全对应的区域。2008年5月我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专门就此问题发文，建议将FTA统一译为“自由贸易区”，将FTZ译为“自由贸易园区”。但是，将两者在自由贸易范畴内进行讨论似乎并未尽善，上述对国际规范的考察说明，FFZ本质上与国家间自由贸易无关，实属已在海关领域使用多年的专门术语“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国际上较多地使用“海关自由区”的提法。
综上所述，FTA与FTZ的重要区别有：
第一，FTA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贸易制度安排，而FTZ是一国自主设立的一种贸易制度安排；FTA是双边或多边谈判的结果，而FTZ无需经过谈判即可达成。
中图分类号:F7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0-0167-03
近些年来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措施以及绿色贸易壁垒或为绿色壁垒这些概念频频出现,但是从相关的著作、文章中可以发现,当前学术界对于这些概念并没有一个十分统一的认识。文章作者以及著作者并不是在完全准确和相同的意义之下引用这些概念,很容易产生一些模糊的认识和分歧,有必要予以澄清。本文将根据WTO的相关文件对这几个概念进行分析与厘清。
一、技术性贸易壁垒
相对于其他概念,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即TBT )是较早出现的概念,中国学者对此不同的表述或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
陈同仇、薛荣久认为,TBT是指“为了限制进口所规定的复杂苛刻的技术标准、卫生检疫规定以及商品包装和标签规定”[1]。
肖冰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般含义,是指所有在客观上对国际贸易具有直接或间接阻碍作用的技术性措施。与其他非关税壁垒形式相比,其特质仅在于“技术性”――既包括实体性的技术判断标准,也包括程序性的技术环节要求――并给贸易带来阻碍作用。在此意义上,技术性贸易壁垒只是一类措施的概括性称谓,而并非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2]。由此可见,肖冰明确地将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构成要件突出在技术性和障碍两个方面。一项限制进口的措施,不管是否基于合法的目的,也不管它对贸易产生的障碍是否是必要的,只要是技术层面而又对贸易造成了障碍的措施,就应当认定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只不过违反相关国际规则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设置的,或造成不必要的贸易障碍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可以称为不合理或不合法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即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是技术性贸易措施。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莫世健:《TBT协定》原文的相关表述前文脚注已经作了说明,并没有将“壁垒”一词仅限于指那些非法技术标准和规范。因此,笔者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在《TBT协定》中的性质必须作为中性理解,即用词本身不能说明具体规则的合法还是非法。具体技术标准或规范是否符合WTO规则问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判断[3]。
由此可见,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含义大致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一国或一个区域组织以维护国家或区域基本安全、保障人类健康和安全、保护动植物健康和安全、保护环境、防止欺诈行为、保证产品质量等为由而采取的一些强制性或自愿性的技术措施,而这些措施对其他国家或区域组织的商品、服务和投资进入该国或该区域市场产生了影响[4]。第二种观点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是指那些强制性或非强制性确定商品某些特征的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以及旨在检验商品是否符合这些技术法规或技术标准的认证、审批和测试程序所形成的不合理的贸易障碍[5]。
上述两种观点关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设置目的基本一致,分歧在于是否以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和是否对贸易产生不必要的障碍作为构成要件。世界贸易组织的《TBT协定》在前言中指出:“认识到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体系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便利国际贸易的进行而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因此期望鼓励制定此类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体系,但是期望保证技术法规和标准,包括对包装、标志和标签的要求以及对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合格评定程序不给国际贸易制造不必要的障碍;认识到不应阻止任何国家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或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保护环境,或防止欺诈行为,但是这些措施的实施方式不得构成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并应在其他方面与本协定的规定相一致。”
世界贸易组织的《TBT协定》在前言中指出:“认识到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体系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便利国际贸易的进行而在这方面作出重要贡献;因此期望鼓励制定此类国际标准和合格评定体系;但是期望保证技术法规和标准,包括对包装、标志和标签的要求以及对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合格评定程序不给国际贸易制造不必要的障碍;认识到不应阻止任何国家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措施,保证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或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保护环境,或防止欺诈行为,但是这些措施的实施方式不得构成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并应在其他方面与本协定的规定相一致。”
《TBT协定》旨在通过WTO的基本原则和相关规则来消除技术性贸易壁垒并减少其对国际贸易自由发展的影响,其所针对的对象是那些“给国际贸易制造不必要的障碍”的或其“实施方式”、“构成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并在其他方面与本协定的规定”不“相一致”的“技术法规和标准,包括对包装、标志和标签的要求以及对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合格评定程序”。因此,在此笔者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就是不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
二、技术性贸易措施
技术性贸易措施则是相对于技术性贸易壁垒较晚出现的概念,如前文所列,有的学者认为其就是技术性贸易壁垒,有的则认为其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上位概念,有的则认为两者是并行的。技术性贸易措施这一概念的提出其实是反映了有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技术性贸易壁垒或措施的设置并非都是为了阻碍贸易自由的目的。比如李勰指出有符合WTO规则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和违背WTO规则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技术性贸易措施是指世贸组织成员为协定允许的合理目的而制定并实施的“技术法规和标准,包括对包装、标志和标签的要求以及对技术法规和标准的合格评定程序”,而那些“给国际贸易制造不必要的障碍”的或其“实施方式”、“构成在情形相同的国家之间进行任意或不合理歧视的手段,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并应在其他方面与《TBT协定》的规定”不“相一致”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就是技术性贸易壁垒。不能仅凭出现损失或造成负面影响这一表象就将这些措施全部称之为技术性贸易壁垒[6]。其把技术性贸易措施与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了并行的概念。持这种观点还有所增益:所谓技术性贸易措施指的是,为实现合法目标而采取的技术法规、标准、合格程序等[7]。
由于国际贸易竞争愈演愈烈,一些发达国家开始有意识地利用其科技上的优势来对产品、工艺等设置苛刻的技术标准,以达到限制外国商品进口,从而保护本国商品和企业的目的。这样一来,该国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就带有了歧视性,构成了对国际贸易的不合理限制,也就形成了所谓技术性贸易壁垒。而“壁垒”一词本身似乎也表达了一种非理性的含义,因此,将合理与不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相区分对正确界定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含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技术性贸易措施是指各国在国际贸易中,基于一定的贸易策略和目的而采取的所有强制性和非强制性的技术法规、标准以及检验商品的合格评定程序等等。从它制定的宗旨和实施的效果来看,可以将其区分为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以及不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它的下位概念,仅是指其中不合理的那部分。应当将其定义为:一国以不合理地限制国际贸易为目的而采取的标准、技术法规或合格评定程序。
三、绿色贸易壁垒
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已成为当前国际热点。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增长的代价之一即是环境恶化,特别是自由贸易,则被看做是加速环境恶化的因素。各国因此而制定了一些相应的环境法规和贸易政策,希望通过政府对贸易进行一定的干预,以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事实上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二者之间本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甚至冲突,而是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合理的贸易自由化不仅不会对环境造成破坏,相反在环保方面,国际商品和服务贸易的进一步自由化可以发挥关键的作用。同时,一个健康安全的环境可以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不断扩大的贸易市场提供必需的生态环境资源。
“绿色贸易壁垒”在当前保护环境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被学者们来探究,而与技术性贸易壁垒所不同的是,“绿色贸易壁垒”这一概念并未在WTO的协议中以及国际文献中论及,之所以被冠以“绿色”的称号,主要是因为其产生的前提或目标是为了保护环境和人类以及动植物的安全与生命健康。绿色壁垒也称为环境壁垒。“绿色贸易壁垒”可以说是中国自己创造的一个新词。在国际上并没有权威的定义。中国有些学者提出的绿色壁垒概念,大多是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立场提出的,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一般认为,绿色壁垒是指那些为了保护生态环境而直接或间接采取的限制甚至禁止贸易的措施。通常,绿色壁垒应由进出口国为保护本国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而设置的各种环境保护措施、法规标准等,是对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的一种技术性贸易壁垒。从实践角度看,绿色壁垒主要包括国际和区域性的环保公约、国别环保法规和标准、检验和检疫要求、绿色包装与标签要求、ISO14000环境管理体系和环境标志等自愿性措施、生产和加工方法及环境成本内在化要求等类型。
目前对“绿色贸易壁垒”有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绿色贸易壁垒”是进口国以保护自然资源、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为由,对来自国外的产品进行限制的手段与措施。由于这些措施,通常是一国对来自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产品设置障碍,限制其进口,以防止和抑制他国产品对本国的冲击,从而实现保护本国市场的目的,因此“绿色贸易壁垒”是一种新兴的非关税壁垒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绿色贸易壁垒”只不过是技术性贸易壁垒的一种形式,它是以在贸易中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而出现的。对此必须区分合理的与不合理的环境保护措施。如上文所探讨的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与不合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一样。在此则又出现了合理的环境贸易措施与不合理的环境贸易措施即环境贸易壁垒,也可以表述为“绿色贸易措施”与“绿色贸易壁垒”。当然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动植物检疫措施就是绿色贸易壁垒。而排除了把技术性贸易壁垒。这种观点显然存在缺陷。
“绿色贸易壁垒”与《TBT协定》之间有着紧密联系,《TBT协定》的序言明确却指出其法律目的,一是不应阻止任何国家在其认为适当的程度内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其基本安全利益;保证其出口产品的质量,或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及保护环境。二是技术法规、标准与测试和认证程序不给国际贸易制造不必要的障碍。在WTO多边体制之下,与贸易有关的环境措施大部分在《TBT协定》之下实施。《TBT协定》下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涉及多方面的贸易或技术问题,环境保护仅仅是技术性贸易壁垒所可能涉及的一个方面。在WTO框架下还有《SPS协定》存在,有些与保护人类健康或安全、保护动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技术标准或产品要求受《SPS协定》管辖,主要涉及食品安全、动物卫生和植物卫生三个领域,而《TBT协定》涉及范围更广,除去与上述领域有关的动植物检疫措施外,所有产品的技术法规和标准都受《TBT协定》管辖。
在当今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中,贸易自由化和环境的国际保护是两股看似并行不悖其实密切关联、相互影响的潮流,环境措施可以合理地规范自由贸易,促进其健康地可持续地发展,也可能限制甚至阻碍自由贸易,形成新的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其实就是环境贸易壁垒,即是指为了达到特定的保护环境的目的而对国际贸易进行限制的措施。而所谓“绿色贸易壁垒”应该是技术性贸易壁垒中与环境保护有关的贸易措施。 在此“壁垒”依然表达的是不合理或不合法的贸易措施之含义。
WTO中的有关规定为绿色贸易壁垒的实施提供了合法性。在关贸总协定成立之初,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的问题尚未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工业经济的飞速发展,环境污染的日益严惩人们的环保意识才逐渐提高。1972年11月,在GATT中设立了一个“环境措施与国际贸易工作组”。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的日渐激化。1994年4月世界贸易组织决定成立一个贸易与环境委员会,协调贸易措施与环境措施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结语
技术性贸易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以及绿色壁垒,是三个不同的表述,但是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三者之间的联系是密不可分的,技术性贸易措施可以分成合理或合法与不合理或不合法两个部分,其中不合理或不合法的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即各国所采取的技术法规与技术标准、合格评定程序违反了WTO的规则,给国际贸易自由造成了不必要与不合理的阻碍。虽然其声称是为了保护国家安全,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与健康,保护环境,或防止欺诈等,但本质上是伪装的贸易保护主义。
由于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施行有相当多的部分是为了保护环境与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因此这部分就构成了环境贸易措施,当一国施行环境贸易措施违反WTO相应的规则与原则时,则又构成了环境贸易壁垒,即“绿色贸易壁垒”。
绿色贸易壁垒在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广泛使用,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国际贸易的正常开展以及各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外向型经济发展中大国来说,绿色贸易壁垒无疑是一把“温柔”的利刃,严重影响中国的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上述各种类型的壁垒,认真积极应对。
参考文献:
[1]陈同仇,薛荣久.国际贸易[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1997.
[2]肖冰.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内法规制的含义、共性态势与难点[J].法学,2006,(8):81.
[3]莫世健.技术性贸易壁垒中贸易和环保的平衡[J].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2):100.
[4]夏友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J].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导刊,2003,(5):11.
[4],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89.
一、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基本概念以及两者的联系与区别
在合理界定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这个概念之前，必须首先搞清楚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这两个基本概念的联系与区别。现代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如果能够使用较少的要素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同时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其所需要的商品，则经济效率就越高；反之，经济效率就越低。经济效益是指在一定时期内经济活动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与所投入的总成本之比；经济利润越多而总成本越低，则经济效益就越好；反之，经济效益就越差。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的主要联系表现为：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效率的提高是建立在企业讲究经济效益的基础上的，这是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根本联系。如果企业是理性的，即企业以利润或经济效益最大化为其根本目标，则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为了实现利润或经济效益最大化，企业就会不断提高生产与经营技术水平以及加强企业管理，从而使得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进而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相反，如果一个经济社会并不讲究经济效益，那么企业就会缺乏改进生产与经营技术的动力，也不会加强企业管理，从而不会追求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多的产出，进而也就谈不上提高经济效率的问题。另一方面，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在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会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企业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过程就是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的过程。企业为了实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就会不断实现技术创新，同时在技术外溢的作用下，就会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又会促进市场竞争更为充分，市场竞争程度的提高又会使得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从而又迫使企业不断地实现技术创新；如此循环往复，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会在市场竞争的均衡中不断变化；市场竞争的结果会使得企业的经济效益出现波动变化，而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则总处于不断提高的过程之中。
总的来说，对于整个经济社会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要使得所有企业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而是要使得企业在公平、公正、完善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形成并具有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的主要区别表现为：一方面，提高经济效率是整个经济社会的根本目标，而提高经济效益是企业的根本目标，这是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一个根本区别。对于整个经济社会来说，如果能够使用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同时消费者能够以较低的消费支出获得最大的效用，则经济社会的生产就能够节约经济资源，减少资源耗费和浪费，从而提高了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对于企业来说，如果其产品的销售价格越高而成本支出越少，则其经济效益就会越好。现代微观经济学以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假设为基础来研究如何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影响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存在较多的差别：（1）从市场结构来看，在市场的长期均衡中，相对于不完全竞争市场来说，完全竞争市场具有最高的经济效率，但完全竞争厂商的利润或经济效益是最低的；随着市场垄断程度的不断提高，整个经济社会的经济效率会下降，但企业的经济效益会越来越好。（2）从同一个时点的单个行业内部的不同企业来看，在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生产或经营技术水平较高或管理能力较强的企业，显然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3）产业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经济效率，但未必能给企业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以中国彩电行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彩电行业的产业技术水平明显低于当前的水平，那时彩电行业的经济效率明显低于当前的经济效率，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大多数彩电企业的经济效益好于当前的经济效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较为简单，20世纪90年代虽然中国彩电行业的产业技术比较落后，但那时市场供小于求，因此，那时彩电企业普遍能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而当前彩电行业的产业技术比较先进，但市场供大于求，因此，当前的彩电企业难以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由这一点来看，产业技术进步能够提高经济效率，而市场供求关系则是企业经济效益的重要影响因素。
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念的重新合理界定
本文认为，应该将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作重新界定：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外贸易活动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与所投入的总成本之比，经济利润越高而总成本越低则经济效益就越好，反之经济效益就越差。从企业、产业和国家层次来说，对外贸易经济效益又可以分外三个层次：（1）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动所获得的经济利润与所投入的总成本之比，这是对外贸易的微观经济效益；（2）单个行业的对外贸易效益：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单个行业（如纺织服装或机械电子或化工等等行业）内所有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企业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总和与所投入的成本总和之比，这是行业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3）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益，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所有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企业所获得的经济利润总和与所投入的成本总和之比。影响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同时影响不同层次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因素也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国内外市场的供求状况是影响三个不同层次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水平的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地理解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本文同时定义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概念：对外贸易经济效率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外贸易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在对外贸易活动中产出越多而投入越少则对外贸易经济效率就越高；反之，对外贸易经济效率就越低。#p#分页标题#e#
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论类似，对外贸易经济效率也具有三个层次的内涵：（1）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率，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产出与所投入之比，这是对外贸易的微观经济效率。例如，出口生产企业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可以一方面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降低产品的废品率，在不需要增加较多投入的情况下便可能获得较多的产出，于是，出口生产企业通过改进生产工艺就提高了经济效率。（2）单个行业的对外贸易效率：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单个行业内所有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比，这是行业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率。（3）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它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国所有企业从事对外贸易活动的产出与投入之比。在开放经济中，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是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的重要内容；提高外贸企业经济效率是提高单个行业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基础，而这两者又是提高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的基础。当然，影响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因素也是复杂多样的，同时影响不同层次的对外贸易经济效率的因素也是不同的。提高对外贸易的宏观经济效率，就是要以较少的经济资源投入通过国际交换来获得较多的产出，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如何通过发展对外贸易以促进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的问题。从整个经济社会来看，经济社会所关注的是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又会通过市场竞争影响外贸企业的经济效益，推动外贸企业实现技术创新，如此循环往复，在完善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外贸企业提高经济效益的理性动机就会推动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和整个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如果缺乏公平竞争的、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外贸企业就缺乏通过实现技术创新来提高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或者通过“寻租”之类的非公平竞争的方式来提高经济效益，从而对外贸易的发展就不可能推动对外贸易宏观经济效率和整体国民经济的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最为重要的是社会经济要形成公平竞争的、完善的市场环境，并促使外贸企业具有追求较好经济效益的内在动力。
三、当前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念的局限性以及对该概念进行重新界定的重要意义
一、绿色贸易壁垒概念的正确解读
对于绿色贸易壁垒概念的界定，学界目前尚无共识。有人认为“所谓绿色贸易壁垒，是指一种以保护有限资源、环境和人民健康为名，通过蓄意制定一系列苛求的环保标准，对来自国外的产品或服务加以限制”，“在世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进程中，随着传统贸易壁垒的逐步弱化，绿色贸易壁垒正在迅速成为一种新的非关税贸易壁垒，已经越来越成为有些国家国际贸易政策措施的一部分。”有人认为“绿色壁垒是指进口国为保护生态环境、人类及动植物健康，通过制定一系列技术性标准和法规，对来自国外的产品或服务加以限制或禁止的贸易保护措施。”有人认为所谓绿色壁垒“是指在国际贸易中，某些国家借环境保护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对外国商品制定过分高于国际公认或绝大多数国家所能接受的环保标准，或比本国商品的环保标准要高的双重标准，从而限制或禁止外国商品进口的贸易障碍。”亦有学者指出“所谓绿色壁垒，又被称为环境壁垒、绿色保护主义。目前国内学者形成了两种观点，其一认为绿色壁垒是指进口国政府以保护生态环境为由，以限制进口保护贸易为目的，通过颁布复杂多样的环境法规、条例，建立严格的环保技术标准和产品包装要求和烦琐的检验、认证和审批程序，实施环境标志制度以及课征环境进口税等方式对进口产品设置的贸易障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绿色壁垒是发达国家通过制定高于发展中国家的环境质量标准准入条件作为限制进口的手段，从而使传统的贸易壁垒逐步演变为环境壁垒，或称绿色壁垒。”
虽然以上对绿色贸易壁垒的认识尚无统一说法，但在本质上却并无区别：绿色壁垒是一个具有负面意义的概念，其实质是推进贸易保护和限制进口。绿色壁垒确实具有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也对我国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但这不能成为过分夸大绿色壁垒的负面影响而忽视其正面效应的理由。从绿色贸易壁垒的产生机理来看，贸易保护虽然是促使绿色壁垒产生的因素之一，但决不是其产生的根本原因。绿色贸易壁垒的产生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密不可分，其根本在于满足环境保护的需要，因此不能忽视或轻视绿色贸易壁垒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正面功效。虽然“壁垒”一词在WTO语境下具有谴责的意味，但仍应将绿色贸易壁垒理解成一个中性概念，应该从两方面辩证地来看待它。一方面，不能否认绿色贸易壁垒在贸易自由化方面的阻碍作用，其已经成为贸易保护的一种新手段；另一方面，更应重视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促进作用。因为从本来意义上说，“它是指那些以维护人类健康和环境安全为目的而采取的限制甚至禁止有关国际贸易活动的法律、法规、标准、政策及其相应的行政措施，以避免这些贸易活动可能导致的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绿色贸易壁垒的合理性分析
绿色贸易壁垒是一柄“双刃剑”，但我国学者大多在负面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忽视或轻视了其正面效应。这势必会导致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抗拒和排斥心理，从而不利于我国积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亦会造成在采取应对策略时主次不分、轻重不明。因此，很有必要对绿色贸易壁垒的合理性进行深入分析。
1、绿色贸易壁垒和贸易自由本质上具有一致性。一般说来，多数学者否定绿色贸易壁垒主要是认为绿色贸易壁垒和贸易自由相互冲突，绿色贸易壁垒阻碍了贸易自由化。其实不然，绿色贸易壁垒产生的根源在于保护环境和人类健康，环境保护和贸易自由并不冲突，反而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无论是贸易自由还是环境保护都不是终极目的，而只是达到终极目的的手段，终极目标是全球经济共同发展，人类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福利不断增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绿色贸易壁垒和贸易自由在根本上是统一的。
2、绿色贸易壁垒产生环境、技术和制度外溢效应。（1）绿色贸易壁垒产生环境外溢效应。由于绿色贸易壁垒要求贸易产品必须符合环境保护和人类安全健康的要求，因此贸易产品在生产、运输和消费过程中不得破坏环境，在处理过程中也不得对环境产生污染。这有利于贸易进出口国的环境保护，也为投资创造了更多的资源。而全球的环境本身就不可分割，对一国环境的保护必然会影响其周边国家乃至全球的环境保护，产生积极的带动作用。
（2）绿色贸易壁垒具有技术外溢效应。由于发达国家的环境科学技术、环保意识和标准都高于发展中国家，其在制定比较严格的环境标准和市场准入标准的同时，也促使发展中国家学习先进技术和观念，改善自身设施、提高技术和水平，从而带动了全球环保技术水平的提高。
（3）绿色贸易壁垒产生制度外溢效应。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主要指环保观念和意识。由于绿色贸易壁垒的实施促进了全球环保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全球绿色消费市场，因此各国政府将对其产品制定更加严格的生产标准，完善相关规范，以此增加产品的环境友好程度，满足消费者需要。在构建绿色消费市场和传播绿色产品的过程中，发达国家较强的环保意识也得以扩散，形成保护环境的良好风范。在这种大环境下，非环保产品将逐步退出市场。
3、绿色贸易壁垒具有激励作用。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适当的环保标准可以激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资源利用率，使用清洁生产技术。创新可以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从而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根据波特的观点，由环境标准的激励带来的创新会增加企业利润，最终会达到减少污染和增强竞争力的结果。因此，实施绿色贸易壁垒会促使各国重视与环境相关的技术水平，制定相关鼓励政策；会促使出口企业加强环境技术开发，改进生产工艺流程，进行技术革新，提高国际竞争力。
4、绿色贸易壁垒有防止污染转移嫁接的功效。发达国家的环境保护标准普遍要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国家的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规避严格的环保要求并实现利润最大化，纷纷将污染严重的技术、产品等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如果发展中国家能够合理利用绿色贸易壁垒，就可以阻止污染性产品、技术的进入，从而有效防止国际污染嫁接。
三、我国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措施
关于如何应对绿色贸易壁垒，学者多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论述。有学者认为“破解国外绿色壁垒应两手齐抓，即在着眼于苦练内功、提高绿色经营水平的同时，也要积极而又灵活地运用国际舆论工具和世贸组织相关机制揭示和抨击一些国家的歧视性做法。”对于学者这种“两手齐抓”并“等量齐观”的观点，本文不敢苟同。本文认为，应该客观对待绿色贸易壁垒，既不否认绿色壁垒所存在的负面作用，也充分认识绿色贸易壁垒的正面效应，从而在选择应对绿色贸易壁垒的策略时做到主次分明、重点突出。应该把重点放在国内方面，在产品生产、运输、经营与处理过程中尽量提高产品的环境友好程度，满足广大消费者的绿色消费要求，这样才能从根本上突破绿色贸易壁垒，达到环境保护和贸易自由的内在统一。而这需要宏观上的正确指引和微观上的具体措施加以保证。
1、确立宏观上的正确指引方针。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绿色贸易壁垒产生的根源在于环境问题的“外部不经济性”。环境问题的“外部不经济性”指“市场主体行为对环境资源的不利影响往往由该行为主体以外的第三方（包括他人及后代人）承担”。因此，在宏观上必须以“力求环境成本内在化”为指导方针，采取措施积极应对绿色贸易壁垒。
2、微观上的具体措施。（1）建立有效完善的环保法律体系。我国的环保法律体系是广义的，包括法律、法规和规章。我国现行环保法律体系主要存在行政性法规过多、立法权限不清、相关制度不够完善甚至缺乏等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一是转变立法理念。我国在环保立法方面应该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把环保精神体现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之中，抓紧完善与绿色贸易壁垒紧密联系的《环境保护法》、《生物安全法》与《清洁生产法》等法律法规。二是立法权限需适度统一，并加强清理工作，加强环保法律体系的严肃统一性。三是调整与WTO不相适应的环保法律制度。四是以立法形式尽快采纳ISO14000国际标准。ISO14000国际标准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符合这个标准不仅可以获得国际认可，还有利于环境成本内在化，有利于环境保护。
（2）加强宣传教育，提升环保意识。应该加强宣传教育，使环保观念深入人心：公民提倡绿色消费，节约资源；企业树立绿色生产理念，力求技术创新。
（3）引导推动企业的清洁生产。首先，建立相关激励机制鼓励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在信贷方面，可让环境行为良好的企业优先取得信贷，对进行清洁生产的行业、企业进行扶持，实施税收优惠。其次，建立相关的惩罚措施督促企业进行清洁生产。如对环境污染严重的企业征收环境税并进行相应处罚。
（4）构筑合理的绿色壁垒。根据WTO规则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环境标准、技术标准，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绿色壁垒，加强进口商品的检验和检疫，防止污染严重和危害人民健康的产品、设备、技术进入国内，起到一定的屏障作用，切实保护我国的环境利益。
综上所述，只有客观对待绿色贸易壁垒，充分认识其合理性，清除对其排斥、抵抗的心理，在力求产品环境成本内部化方针的指引下积极面对，提高产品的环境友好程度，才能从根本上突破绿色贸易壁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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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鹏：浅析绿色贸易壁垒及其对策[J].世界经济情况，2006（17）.
对于下一步的走势，有分析师称，从目前的情况看上海自贸区概念股目前的走势有望继续延续。
多因素利好自贸区概念股
其实，在A股市场中，每年均会出现一些政策性主题投资机会，无一例外，今年8月2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成立上海自贸区也带动了一大批牛股的出现。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目前政策细节十分有限，但今年4月份总理在视察上海保税区时强调了进一步开放贸易的重要性。政府高层对此的积极介入表明并非国务院一个部门在推进此事。 这也在一再表明了上海自贸区的题材驱动力不同以往。
首先，本次 “自贸区”的设立，不同于以往的政策停留在税收减免、政府补贴等操作层面，而是自上而下的顶层的制度性建设和改革，涉及到了多个关键领域和行业，“改革真正进入深水区”。这标志着新一届政府将继续高举改革开放大旗来应对中国的各种挑战，成为新一轮全国范围内改革的开山。自贸区的全名叫做：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主语是中国而不是上海，预示着试验不会只停留在上海，未来改革的动作将在全国范围内铺开。
其次，“与深圳前海经济特区等之前成立的其他特区不同，我们认为上海自贸区的最大特色在于：金融创新空间更大；“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同时，相似点在于：减少行政流程；扩大服务业的开放程度。目前上海自贸区的方案并不具体，预计更多详情将于四季度公布，届时我们可以进行更深入的比较。”有分析师告诉记者。
最后，借着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的政策利好，自贸区规划范围内的上市公司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对港口、物流、贸易、地产、金融等行业构成利好。港口建设直接利好相关业务量将大增。
获实质利益的个股仍可关注
随着沪自贸区概念股的热炒，其个股也水涨船高，市盈率越来越高，随之风险亦越来越突出。但值得注意的是，日前沪自贸区概念股整体调整的同时，其龙头股仍然坚定不移地上涨，且热钱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撤退现象。
业内人士指出，自贸区政策已在逐步地完善，且自贸区概念是一个大题材，后市仍有看点，受诸多政策支持的沪自贸区概念股有一定的投资价值。但是由于近期沪自贸区概念涨势凶猛，估值偏高，建议投资者区分看待。有些公司能够从自贸区得到直接和实际的利益，有些公司得到间接和辅的利益，有些可能就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完全是炒作概念。
华泰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刘英表示，像外高桥、张江高科等土地资源在自贸区的，短期因直接受益将受到追捧。但上海自贸区是一个长期影响，短期实际上对大盘股（像浦发银行或者上港集团）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未来还有一个布局、规划、落实、执行，最重要的还是要看经济的复苏程度，如果经济复苏了，这些周期股都会带动，如果经济还是疲弱，进程会打折扣。此外，自贸区概念股行情与大市密切相关，当前A股市场处于震荡筑底阶段，自贸区概念或难现持续性上涨行情。
对于后期投资策略，业内人士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能获实质利益的个股。
插排：对于后期投资策略，业内人士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能获实质利益的个股。
上海自贸区概念股一览：
上港集团：自贸区涉及三港三区 与上港集团密切相关
公司董事长陈戌源日前在机构投资者交流会上表示，自贸区涉及三港三区28平方公里，与上港集团密切相关，若自贸区获批，将有效带动长三角地区出口加工、贸易、服务产业的发展，将对上港集团的港口主业形成巨大的推动作用。
浦东建设：自贸区获批 将为公司带来较大业务量
自贸区获批以后，将促使自贸区周边道路改建升级，将给浦东建设带来较大的业务增量，因此对公司形成一定的利好。
浦发银行期待在“自贸区”中觅得商机
公司成立至今已满二十载，是一家伴随着上海的蓬勃发展而茁壮成长起来的全国性商业银行。近两年来，公司确立了“因势而变、顺势而为、乘势而上”的战略指导思想，其具体战略目标就是发展成为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进程相适应的金融旗舰企业。
龙头股份：自贸区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
1、产品内分工的定义及相关概念
国际经济学、管理学、区域经济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创造了不同的术语来描述这种新兴经济现象。
传统的国际经济学者用产品内分工(intra-product specialization)、垂直专业化(vertical Specialization)来解释；管理学者用外包(outsourcing)、价值链的切片化(slicing the value chain)、模块化生产网络 (modular production networks)来描述；区域经济学者发现在生产非当地化 (delocalization)、生产的分散化(Production fragmentation)、全球经济生产非一体化(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的同时，产品内贸易导致的“产业集群”效应明显。（曹宏成，2008，P8）
以上概念中，笔者认为“产品内分工”和“垂直专业化”两个概念最具有代表性。
1.1 产品内分工
产品内分工的概念由Arndt于1997年最早提出，认为产品内分工具有提高效率、增加产出、促进贸易发展、增进世界福利的作用，与技术进步的作用相类似。他认为优惠贸易协定消除了某些贸易壁垒，并在此基础上引起了两国的分工。这时如果仅对中间产品减免关税而维持最终产品的进口关税不变，国家福利既有可能下降也有可能上升，无法确定其变化。但如果同时减免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关税，则将增加一国福利上升的可能。也就是说，在存在关税扭曲的贸易条件下，中间产品贸易自由化不一定能增加一国的福利。
1.2 垂直专业化
Hummels，Ishii和Yi在2001年公开发表的论文中首次系统地界定了“垂直专业化”的概念：“垂直专业化”指一个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在该国再生产加工增值后出口到另外一个国家；简单地讲，就是一个国家的出口中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品。“垂直专业化”产品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即：（1）一个商品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连续生产阶段；（2）在该商品的生产中，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国家提供了价值增值；（3）至少一个国家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必须使用进口的投入品，并且用此投入品生产的产品至少有部分被出口。
垂直专业化关注的是出口产品中所包含的进口投入品，由此，Hummels等人还对“垂直专业化”的计量给出了具体的方法，完成了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的重要转变。由于商品在不同国家的生产阶段的数据无法直接取得，于是采用根据投入产出表数据来核算进口投入品、增值、总产出和出口的方法，避免了对中间产品的分类统计，解决了困扰垂直专业化相关研究中界定中间产品的主观性问题。
2、产品内分工的内在机制
产品内贸易是一种与以往贸易形式不同的新兴贸易形式，它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构成了挑战。西方很多学者在标准贸易理论框架的基础上，针对产品内贸易的特点，对原有的模型进行了丰富和扩展。从现有的文献来看，主要是围绕两条主线展开研究：一条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进行的扩展；另一条主线是以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经济理论为基础进行的扩展。
2.1比较优势
较早对产品内贸易建立理论模型的有Sanyal和Jones(1982)。其在经典李嘉图模型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利用商品谱来解释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的模型。他们在模型中引入了半成品商品簇的概念，用[0，l]来表示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其中x代表生产过程的某个阶段，如果在生产过程x中，国家A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小于国家B，那么国家A将专业于[0，x]阶段的生产，国家B专业于[x，l]阶段的生产。在这个模型中，比较优势由国家的相对单位劳动需求决定。
Jones(2000)、Findlay和Jones(2001)在假定存在要素流动和产品内贸易的前提下，扩展了李嘉图模型，利用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产品内贸易。传统的李嘉图模型是2*2*1模型，即2个国家2种商品1种要素。扩展后的模型假设一种商品由单一要素劳动力生产，另一种商品由劳动力与资本或中间产品生产，劳动力在国内产业间可以流动，资本或中间产品可以跨越国界在同一产业内流动。在没有中间品贸易的条件下，假定初始资源察赋差异使A国的投入品价格低于B国的投入品价格，但A国的劳动生产率低于B国，只要B国劳动生产率的优势小于中间产品的价格差异，产品将由A国生产。这时如果现实情况改变使中间产品贸易可以发生，则将形成统一的世界市场中间产品价格，劳动生产率的绝对优势成为决定生产模式与贸易模式的唯一基础，产品将由B国生产。
Deardorff(2001)通过单位商品的价格与劳动投入量的比率来表示比较优势。假设一个作为国际市场价格接受者的开放小国按照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与国家贸易，在劳动生产率不变且产品的生产过程可以分为若干阶段的条件下，中间产品的市场价格将成为决定生产与贸易模式的主要条件。若中间产品价格较低，该国就会将这一阶段的生产放到国外；反之，该国将会专业于投入品的生产；如果价格适中，则会将上下阶段并在国内一起生产。
2.2 规模经济
作为新贸易理论所强调的重点，很多西方学者都利用规模经济原理对产品内贸易进行解释和分析。其基本逻辑是：有效规模在不同的生产阶段中是不同的。通过产品内分工，把对应不同有效规模的生产阶段分离出来，并安排到不同空间场合进行生产，可以达到节省平均成本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目标。
Ethier(1982)认为产品内贸易发生的基础是产品零配件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和自由贸易带来更大的市场规模。IShii与Yi(1997)认为，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产品内贸易。不同的生产阶段可能存在规模经济，也可能存在要素投入比例差异，对不同阶段国别分工结构起决定作用的是后者，前者则强化了这种分工。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下，出现了一个金融概念，即碳金融。虽然到目前为止，针对碳金融的定义并没有能够得到统一，学术界仍然处于对碳金融的定义诠释状态之中。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顾名思义地把碳金融简单地界定为，就是与碳相关的一切金融活动。具体来说，只要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碳排放的一切金融制度安排与金融交易活动，我们都可以认为它就是碳金融，其主要包含了碳排放权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和投资、低碳项目开发的投融资以及其他相关的金融中介活动。因而，碳金融作为一项新的金融服务活动，其对低碳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有效的推动作用，能够切实迎合低碳经济的理念来更为优化配置资源、降低排放成本等。所以，我们可以说，低碳经济创新了碳金融这个概念，使得国际服务贸易的内涵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
（二）低碳经济促进了技术贸易与技术转让的竞争与合作
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以及推广实施，催生了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尤其是发达的欧美日国家早就认识到了低碳经济的必要性，并采取了相应的技术更新与能源开发，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应该说，它们已经在低碳经济方面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然而，中国和其他新兴世界的国家则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对于低碳经济概念的理解与实施仍然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实践和推进，在新能源和新环保技术方面的开发与利用与发达国家相比，处于摸索与实施的初期阶段。因此，发达国家提出要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新技术，这就催生并促进了国际技术贸易与技术转让，并在该国际贸易领域中存在着竞争与合作的态势。
（三）低碳经济会使得潜在的国际贸易新壁垒出现
由于低碳经济的发展，国际贸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与之相关的单边贸易措施，比如说各种技术规范、标准、标签要求和合格评定程序等。而这些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有着不利的影响，主要是说其中的一些单边贸易措施与多边贸易规则之间存在潜在的冲突，比如说，碳标签和碳关税。碳标签是英国首先提出来的，其把产品中的碳含量用明确的指数标示出来，主要针对出口产品，而且并没有发展中国家的参与，显然会侵害到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利益。碳关税则是指边境调节税，它由法国和美国等提出并引入到国际贸易中的，而这与世贸组织的多边贸易规则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尽管如此，发展中国家也不得不接受碳关税，那么，它将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贸易中的新贸易壁垒。
二、低碳经济下我国国际贸易战略调整的具体措施
鉴于低碳经济下，国际贸易格局与规则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变化，我国企业必须积极应对这种挑战，尽快调整国际贸易战略。这是由我国国内环境与国外环境共同决定的。尤其在当前我国仍然是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际贸易参与国，低碳经济又主要针对的是出口贸易。为了进一步发挥出口导向型贸易战略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促进我国就业率的增长，推动技术进步，扩大和取得规模经济等。加之我国当前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在大幅攀升，对外贸易摩擦越来越大，粗放型的出口增长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压力，出口的增长并没有带来国际竞争力相应的提高，在国际贸易分工中仍处于低端位置。所以，我们必须尽快基于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切实调整我国的国际贸易战略。具体措施如下。
（一）国际气候谈判中兼顾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一个不可绕开的话题和热点。而我国作为出口导向型的贸易发展中国家，同样有着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具体来说，国际气候论坛上，我国应该清楚自己的职责所在，并努力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应得的利益，强化与发达国家的合作，努力引进并使用发达国家的资金与技术，还要鼓励国内相关企业和行业投入更多的资金与人力物力等来对低碳经济模式进行深入的探讨与研究，切实提升自己的低碳技术水平与创新能力，鼓励企业生产出低碳商品和气候友好商品，在国际贸易中尽可能地抓住优势，掌握国际贸易的主动权。
（二）采取积极有效的创新措施来应对国际碳关税
虽然说碳关税是一些发达国家自行提出来的一种新税收，但是，发达国家凭借着在国际贸易中占据的优势地位与霸权地位，执意要征收与气候相关的碳关税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既然如此，欧美发达国家在碳关税征收方面占据着道德高地，那么，我们就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对策来应对碳关税，而不是盲目地反对和谴责。这就需要我国加强对于低碳经济的研究工作，政府相关部门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加快我们的自主创新步伐，基于低碳经济的发展理念来提升自己企业生产消费中的节能减排能力，并通过这些积极有效的低碳创新措施来推动我国制造业和经济模式的良性健康发展。尽管短期来看，低碳经济给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是，长远来看，它将促使我国企业及时调整国际贸易战略，强化国际间的低碳技术与产品合作。政府应给予低碳技术创新以一定的政策与资金支持，从而推动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
（三）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减少贸易发展中的碳排放
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主要还是粗放型的贸易增长方式，其已经对我国资源与环境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与破坏。因而，在当前国际流行的低碳经济理念与背景下，我国在采取适度的自由贸易战略下，更应该引入低碳措施，顺应国际贸易发展的大趋势，更好地应对国际贸易中基于低碳经济的新贸易壁垒，保证我国企业低碳经济下仍然有一个强劲可持续的发展势头。那么，这就需要我国企业尽可能地减少贸易发展过程中的碳排放，对外贸企业进行结构优化和升级引导，还应该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制定出服务贸易的国际发展战略，推进其现代化的进程，从而努力保持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的均衡发展，让我国的国际贸易结构更为优化。这将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国际贸易中我国所面临的巨大资源与环境压力。此外，我国还应该充分重视企业在低碳技术发展中的作用，引导外贸企业的自主转型。这就需要我国企业在参与到国际贸易中去的时候，尽可能地基于低碳经济理念加强环境技术创新，发展环境友好型技术，实现环境技术与理论创新和管理创新相结合，还应该积极开发各种绿色产品，加大低碳技术的研发，从而让我国企业的低碳经济发展之路不仅得到政府宏观政策的支持，还可以让企业从内部转变自己的生产与管理模式，真正走出一条可持续的国际贸易发展道路。
股市动态30指数自2008年1月1日设立以来，下跌23.99%，同期上证指数下跌55.44%。本周股市动态30指数、股票组合均跑赢大盘。
希腊组织联合政府失败令它退出欧元区的风险攀升，希腊人担心该国脱离欧元区后采用的新货币会没人要，纷纷到银行去提领存款，银行开始出现挤兑现象，市场担心希腊退出欧元区可能类似雷曼兄弟倒闭一样推倒金融市场的多米诺骨牌，全球主要指数纷纷大幅调整。全周中小板指数下跌2.39%，创业板指数下跌2.06%，小盘股表现同步于大盘股指数。
中国平安公告四家战略投资者将受让新豪时、景傲实业和江南实业三家公司代持的平安员工股，此次减持可套现约167亿元。新豪时、景傲及江南实业分别持有4.03%、3.46%及1.76%的中国平安A股，是集团第五、第六及第九大股东。本次减持后，三家公司合共持有中国平安A股减少至3.44%，剩余可供减持市值仍超130亿元。
农产品公告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获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因公司2011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发行底价调整为5.46元/股，发行数量调整为不超过45787.55万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5亿元，将向天津海吉星农产品物流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用于天津翰吉斯国际农产品物流园项目，以及向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增加投资、用于广西海吉星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项目，及偿还银行贷款。
二、股市动态30指数
武汉健民10派4元，增加现金360,000元，经过上述调整现金变为171,958,480元。
三、最新评论
本周中日韩自由贸易股成为市场新的热点，取代了前期的金融改革概念股。青岛、大连、连云港等地的港口股纷纷涨停，龙头股新华锦收获四个涨停板，连云港收获三个涨停板，大连港、大连国际、时代万恒均录得两个涨停板，整个板块集体启动充分地调动了市场的人气。前期的金融改革概念股则纷纷回落，18日金山开发、金丰投资、香溢融通跌停，浙江东日、浙江东方跌幅超过8%。
5月13日，中日韩三边投资协定在北京签署，拉开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开始炒作的序幕。中国、日本、韩国同意年内启动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这意味着，自2002年开始提出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设想，经过10年左右的时机终于将要进入正式启动阶段。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和三国不同程度的发展，建立中日韩自贸区的各项条件已经成熟。
中图分类号 F746.14;U65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05-0134-05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05.022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中东北非等国家为代表的水资源紧缺问题引起了各界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初Allan教授提出了虚拟水(Virtual Water)的概念,专指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1]。这个概念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被人们逐渐认识其对于实现区域和全球水安全具有的重要意义。
1 研究进展
2002年第二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荷兰海牙召开,虚拟水作为单独的议题被提上日程。同年12月在荷兰的戴尔福特(Delft)以虚拟水为主题建立了工作组,对虚拟水的概念、意义和理论依据做出了较为广泛和详尽的讨论。经济学家Hokstra和Chapagain在这次会议的报告中认为原有的虚拟水流量测算方法不能真正反映一国水资源的真实需求,提出水足迹(Water Footprint)的概念和测算方法[2]。水足迹将虚拟水概念与消费联系起来,用以衡量国家、地区、部门或个人水资源的消耗状况,为水资源需求和供给管理提供了新的视角,也拓展了虚拟水概念的应用范围。Hokestra和Chapagain等人提出水足迹的概念之后,对虚拟水流的计算方法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运用“树形结构”将虚拟水含量细分为农作物虚拟水含量、加工品虚拟水含量、动物虚拟水含量和工业产品虚拟水含量。并初步计算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虚拟水流量和各国的水足迹大小。Chapagain在进行国别研究的时候将虚拟水进一步细分为绿色虚拟水、蓝色虚拟水和灰色虚拟水,对虚拟水贸易与环境保持的关系进行了量化探讨,将虚拟水概念引入了生态环境领域[3]。
虚拟水和水足迹等概念的提出逐渐理清了虚拟水理论的逻辑脉络,在此之上,学者们也不断探讨虚拟水理论的深层次依据。Allan教授认为虚拟水概念最核心的理论基础是国际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理论,“将一国较为优势的资源出口本国将获利”。
随着虚拟水理论的逐步建立和完善,将虚拟水政策化的讨论也逐步展开。2003年3月第三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日本东京召开,正式讨论虚拟水贸易与地缘政治的关系,将虚拟水理念政策化提上了日程。而这一主题是各国政府普遍关注和顾忌的问题,至今仍是各国学者讨论的热点。2003年4月世界各国学者就虚拟水政策化主题召开了电子会议,专门探讨各国水安全、粮食安全与国家安全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关系。2005年9月,德国发展研究所(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GDI)建立了虚拟水贸易工作站。2006年第四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墨西哥召开,专题讨论阿拉伯地区的虚拟水贸易与水安全的关系。2006年8月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专题召开了水资源周讨论虚拟水理论的进展和应用。2009年3月第五届世界水资源论坛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粮食与水”、“水的综合管理与保护”等论题中再次讨论了虚拟水理论的政策化问题。最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水资源公报提出力求使水足迹平衡的水中立(Water Neutrality)概念,这是一个关于如何减少和补偿水足迹影响的概念[4]。水中立指尽可能理性地减少某项活动的水足迹并补偿剩余水足迹的负外部性。水中立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将利益相关者与水资源管理相结合的良好工具,有利于探讨减少水足迹目标和机制,从而对剩余水足迹环境和社会影响实现补偿。
此外,虚拟水概念不仅纵向不断延伸,横向发展也非常迅速。虚拟资源概念的提出将虚拟水与虚拟土地、虚拟二氧化碳、虚拟氮等概念相提并论,为全球资源量化及贸易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一些学者将水足迹概念与生态足迹、碳足迹等概念联系起来,使人们的消费对自然的影响更为清晰、以量化的方式呈现在公众面前(Heokastra等人)。也有一些学者将虚拟水换算成生物能量,使虚拟水成为跨学科跨领域研究的一个支点(P W GerbensLeenes等人)。这些都为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不断开拓视野,打开思路。
将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主要考虑需要实现两个政策目标:第一,通过虚拟水贸易实现国家和地区之间水资源重新配置,提高更广阔空间范围内的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国家和地区的水安全。第二,在实现国家和地区水安全的同时,确保虚拟水贸易不影响该国、该地区的粮食安全。是否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目标,如何实现,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争论的双方都已经做了大量的论证工作。
刘?哲等:虚拟水贸易理论及其政策化研究进展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5期2 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的各方争论
2.1 国外学者关于虚拟水贸易政策化的争论
从虚拟水相关理论提出伊始,关于粮食安全、水安全和国家安全的相关问题,国外学者就一直在争论和讨论。在虚拟水和水足迹概念的框架下,国外学者已经做了大量的前瞻性研究。Allan研究得出中东地区的30个国家正在通过进口小麦和其他农产品的方式进口虚拟水,来补偿日渐减少的水资源。Hakimain,Turton,Wickelns等人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虚拟水贸易量和虚拟水流路径作具体的分析测算。Hoekstra and Hung报告了全球食物以及其他产品在不同国家之间贸易中的虚拟水平衡测算结果[4]。以色列大学的Hillel Shuval指出,中东的干旱国家拥有极少的水资源, 这些水应该用于更为急需的地方;进口富含虚拟水的农产品能够兼顾粮食安全和水安全。东京 大学M D Sirajul Islam对全球虚拟水流向对缓解缺水地区水资源压力问题作了分析,认为全球水资源的空间分布通过虚拟水贸易实现了非均衡的重新分布,全球没有水资源紧缺压力的人口减少,中等压力和高等压力的人口增加,但极度缺水的人口减少。Hoekstra和Chapagain提出全球农产品贸易量的增长快于全球农产品产量的增长,这意味着全球粮食供给各国和各地区之间的依赖性增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发达国家由于消费了更多的工业制品而使其水足迹更大。Maria Berrittella等人通过建立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W)将虚拟水纳入全球贸易分析框架。结论显示未实行水资源管制的国家和地区,当贸易模式转变时(贸易产品虚拟水含量不同),该地区的水资源使用量增加;而实行水资源管制的国家则倾向于出口更多的富含水产品。这使全球范围内水资源利用效率降低了。
国外支持虚拟水理论政策化的学者一般将虚拟水问题放置在全球贸易框架之下进行分析,做了大量的国别研究。对品种的研究也都以国家为单位,为各国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这些研究得出的一般性结论是:第一,虚拟水贸易的确对水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重新配置起到了很大作用。第二,虚拟水贸易对部分缺水国家,如中东北非等国的水资源紧缺现状确实起到了极大的缓解作用。第三,在贸易结构调整中考虑虚拟水因素确实能够提高水资源管理的 效率。
提出质疑的学者也并非对虚拟水贸易理论全盘否定,而是在肯定虚拟水贸易具有优化水资源配置效率前提下,针对如何平衡国家水安全和粮食安全的问题上展开讨论。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因素有很多,不能将虚拟水这一因素作为影响农产品国际贸易结构的唯一主导因素。一国政府出于对粮食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考虑,需要制定一揽子解决方案来解决水资源问题。这就需要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对一国现有水资源和虚拟水贸易的潜在供水能力以及国家的粮食安全通盘考虑。但是具体如何将以虚拟水为表现形式的水资源要素纳入到国际贸易战略的制定中各国学者只给出了研究的思路,而实证性的研究尚未完成。
Hofwegen认为虚拟水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决不是简单地让贫水国家和地区进口虚拟水,要将虚拟水战略作为政策的一部分,需要彻底了解虚拟水贸易对于当地社会、经济、环境以及文化状况的影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应从货币(通货)、粮食安全、粮食、就业和水资源等几个方面来研究。Wichelns在研究中也指出[5],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虚拟水的比较优势有助于增强其政策相关性和实际应用性,但虚拟水贸易理论只是在水资源方面揭示了产品的比较优势,因此,并不应该在政策的制定方面仅仅依据虚拟水贸易,应该全面地考虑到土地、劳动力和技术等诸多方面因素,全面确定优势项目进行生产和贸易。Wichelns指出了虚拟水贸易与比较优势理论之间的差异,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对资源与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性分析。
2.2 国内学者关于虚拟水贸易政策化的争论
国内学者对于虚拟水的研究目前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分地区分产品虚拟水含量的测算以及分地区虚拟水流量的初步估计;第二是全国性分品种虚拟水含量的测算、虚拟水流量的估计和虚拟水贸易战略研究。
中国虚拟水理论在实证研究领域最多用于分析西北干旱缺水地区的水资源管理问题。周俊菊 等人测算了2002年甘肃省13种主要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焦文献等人应用ImPACT等式分析了甘肃省1990-2003年虚拟水消费中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王学权和卢琦计算了青海省共和盆地(共和盆地地处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境内地,是我国西北地区沙尘暴肆虐的一大策源地)。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年净消费的虚拟水量,分别为878.43 m3和1 105.61 m3。黄晓荣等人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宁夏地区2002年虚拟水输出量、水足迹和社会经济系统对水资源的消费利用状况。于茜等人测算了1990-2004年新疆地区五种主要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桂东伟等人认为新疆有限的水资源不可避免地导致绿洲农业经济用水与生态用水的矛盾。肖玲等人提出了虚拟水指数的概念,并对陕西省1989-2004年的18种农产品虚拟水含量进行了时空变异分析。
此外,一些学者也运用虚拟水理论探讨了半干旱地区和水资源相对丰沛地区的水资源合理利 用问题。陈光和杨静应用虚拟水相关的理论和方法对辽西主要农畜产品的虚拟水含量进行了计算,并对未来水资源供需平衡作了预测。崔嫱等人利用各类农作物虚拟水含量标准,计算了1997-2002年浙江省各地市主要农作物的虚拟水含量和不同类型农作物的虚拟水含量。马忠和张继良认为虚拟水战略是水资源社会化管理的一个重要途径,二人计算了张掖市产业间虚拟水的净转移以及区域虚拟水的调入调出,构造产业间虚拟水转移矩阵,清晰量化各产业间虚拟水的转移去向。吴争程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了福建省各行业的虚拟水流量,分析了福建省经济贸易中的水调配量,结果表明福建省以虚拟水的形式直接或间接地输出了大量水资源。严冬等利用水资源模型输出的蒸散发量,对黑河中游农作物初级产品的虚拟水含量、虚拟水贸易、虚拟水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发展代价分担等内容进行了测算和分析。王红瑞等确定了北京市主要农作物的需水量,对北京农作物种植结构变化、农业用水及其对GDP的贡献做了计算,并对各类农作物历年虚拟水含量及其结 构变化进行了测算。
分地区的实证研究证实了不同地区不同产品之间虚拟水含量及虚拟水流量的差距,基本上肯定了两点:第一,作物生长对水资源的需求可以通过其虚拟水含量来体现,从而虚拟水含量可以作为优化产业布局的因素之一纳入政策制定的考虑范围。第二,虚拟水流量对地区水资源的供需确实产生影响,对水资源的重新配置能够起到作用。但是,分地区的虚拟水研究并没能阐述虚拟水国际贸易如果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冲击应如何应对,也就是说虚拟水战略的 制定如何与农产品贸易战略相结合的思路还没有被理清。
国内最早关注虚拟水战略问题的是程国栋,他指出虚拟水是解决水资源紧缺问题的新思路,从国家角度出发,我国粮食安全应该靠自给,但是区域内部地区的粮食安全则没有必要完全自给。此外,柳文华等人分析了虚拟水的政策内涵,估算出1980-2000年小麦、玉米贸易中虚拟资源的实际输入情况。刘幸菡和吴国蔚运用虚拟水含量的计算方法对我国2000-2002年36种农产品虚拟水含量进行了测算,并进一步测算了我国该三年的农产品虚拟水流[6]。王红瑞和王军红测算了中国各省市畜产品虚拟水含量历年 变化情况和各类畜产品现状分布情况。马静等人借助虚拟水的概念,测算了4类主要粮食作物的虚拟水含量。分析以粮食为载体的虚拟水国际、区域流量关系勾勒出了我国虚拟水贸易的基本格局。认为虚拟水战略可作为跨流域调水的补充,在保障缺水地区水安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孙克将虚拟水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讨论比较优势理论在虚拟水贸易中的应用,将虚拟水研究纳入了经济学的研究框架。李少斌测算了9种农产品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城乡虚拟水消费量。施宜和李磊将熵权理论引入虚拟水战略研究框架,分别计算并比较了西北4省和中部4省的熵权,认为应该充分发挥熵权大的省份的生产优势,而对耗水多的作物可以考虑尽量避免在缺水地区生产。
国内多数学者出于粮食安全的考虑不支持较大幅度的粮食进口。中国在全球粮食生产和消费中占据了巨大的份额,其贸易额的微小变化所引起的市场和粮食价格变动将影响世界的任何地方[7]。但近年来水资源短缺不仅会威胁中国的粮食安全、制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会对世界粮食安全产生冲击。对虚拟水贸易战略的不断深入研究揭示了以下几点:第一,中国虚拟水流量成净进口状态,这对缓解我国实体水资源供需缺口确实起到了作用。第二,中国虚拟水进口要以国家粮食安全为前提,保证粮食在自给率下降不大的基础 上,通过调整国际贸易结构来实现虚拟水的进口更有利于将虚拟水贸易理论纳入政策框架。第三,中国国内各地区之间可以通过地区间的虚拟水贸易缓解我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问题。
3 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途径的探讨
(1)将虚拟水等新型资源概念与传统生产要素一起纳入到产品国际竞争力测算之中,调整国际贸易框架和国际贸易战略。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没有国家能够称可以完全实现自给。水 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资源,农业也是经济活动,只不过由于定价的困难以至被忽略。这些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都应被纳入到市场的框架中加以分析,运用市场的力量加以推动,只不过进程要很缓慢。虚拟水资源管理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技术问题(Allan)。影响虚拟水贸易的政治因素可以划分为进口国因素、出口国影响因素和国际政治环境三大类(刘红梅等)。各国在考虑到完全依赖进口粮食后所形成的粮食供给风险的不可接受性,都认为需要一揽子的贸易协议,而不是完全依靠进口虚拟水来解决水资源稀缺问题。
对于尚属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而言,粮食安全受到全球化、工业化进程的威胁,同时全球化大背景下的贸易自由化将成为国家粮食安全的新筹码,也有可能成为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深入发展的新动力。在粮食、能源、资源全球流通的情况下,一方面不能固守高自给率的低效率发展,另一方面还应该更多的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合作,顺应国际化发展的趋势。将虚拟水与其他因素一起纳入到宏观调控框架虽然有诸多技术上的困难,但其政策意义和实际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
(2)通过建立第三方协议来保障虚拟水贸易的可持续性。通过虚拟水贸易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大顾忌就是国家粮食安全与政治安全。国家间的战略合作关系的微妙变化直接影响虚拟水贸易能否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也是学者们质疑依靠粮食进口解决水资源紧缺状况的根源。从契约经济学的角度看,要想实现通过贸易手段来解决水安全以及维护粮食安全,可以建立第三方协议来实现。例如,可以建立世界粮食银行来从制度上保证水资源紧缺的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可贸易性(Hillel Shuval)。
(3)将虚拟水理念纳入到农业区域布局和区域贸易战略结构中。不同地区不同作物虚拟水含量的差别给农业区域布局的调整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给区域间虚拟水贸易提供了依据。结合地区资源禀赋条件调整农业布局和农产品区域贸易结构是将虚拟水贸易理论政策化的另一途径。运用虚拟水战略,从国内粮食生产富足的省份调运粮食,实现地区间粮食供给平衡,可以更好地保证农业生产条件较好地区的粮食生产,缓解缺水地区自身水资源的短缺压力和生态压力,实现区域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程国栋)。驱动虚拟水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耕地面积,虚拟水总是从水资源短缺但耕地丰富的国家或地区流入到水资源丰富但耕地短缺的国家或地区(M Dinesh Kumar,O P Sign)。这与中国“南水北调,北粮南运”的现实相吻合。对中国南北方农业布局和贸易结构进行一定的调整,可以增加水资源的配置效率,同时不威胁国家粮食安全和政治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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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of Virtual Water Trade Theory and Its Related Policies
LIU Zhe1 LI Bing long2
在亚当・斯密提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比较优势思想以后，国际贸易理论便沿着此逻辑主线不断发展衍进。从古典贸易理论到新贸易理论，直至当前新新贸易理论，诸贸易理论在不断放宽前人假设的基础上，取得了一次次在实践解释上的突破。尽管国际贸易理论在实践中推陈出新，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解释力并未减弱。面对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外资大量向东南亚转移以及其他各类新型国际贸易现象，本文提出“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观点，尝试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解释部分中国贸易现象。
所谓“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即在承认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上，拓宽一国在多国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分析，认为在多边贸易中，类似于中国这样具有复杂国情的大国既可以拥有相对部分国家在劳动要素上的比较优势，又能够拥有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从而解释中国对外贸易中同时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问题。
一、 国际贸易现象对现有贸易理论的挑战
1. 贸易实践推动理论发展。贸易实践对理论的挑战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创新并不断催生出理论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国际贸易经历了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与产品内贸易。最初的产业间贸易在比较优势理论框架下得到了较为完整的解释，而二战后规模迅速扩大的产业内贸易更是使得对古典贸易理论的修正如春笋般产生。在不否认原有比较优势理论的逻辑框架下，基于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新贸易理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解释指导了当时的贸易实践。而后在技术进步中，工序间分工愈加细致，由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贸易也愈加兴盛。由此，以Melitz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兴起，并以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为逻辑起点，从微观视角说明了企业的贸易行为。
然而，不论在哪个时期，理论对实践的解释并不那么完美，针对各种贸易理论的质疑也从未停止。从早期“里昂惕夫悖论”对要素禀赋理论的挑战，到目前部分学者提出的“生产异质性”悖论对新新贸易理论的冲击，一次次贸易实践挑战的背后涌现出了对贸易实践的新解释，也由此推动了理论的发展进步。
2. 比较优势理论逻辑与发展。
（1）国际贸易理论对比较优势逻辑的承袭。在亚当・斯密之后，大卫・李嘉图等继承了比较优势的逻辑与劳动价值论的内核并发展出了相对比较优势理论。20世纪30年代，赫克歇尔与俄林加入了资源禀赋的差异，沿着古典比较优势理论框架，提出了要素禀赋的差异。而后的新贸易理论尽管放宽了对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的假设，但其逻辑根源仍然是比较优势差异。直至Melitz从微观企业角度提出对贸易的理解才使得贸易理论最终得以出现新的逻辑突破，但新新贸易理论本身并不否认比较优势逻辑，其更多地偏重于企业异质性对企业国际经济行为的选择。
（2）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在古典贸易理论中，比较优势理论构建了静态并应用于两国的经典模型。而后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母国市场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规模经济贸易理论等则都是试图以比较静态或是动态的角度试图完善比较优势理论。而新时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为动态化描述比较优势成为了可能，在经济增长的动态变化中，一国要素禀赋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积累与改变，同时由不完全竞争与规模经济等产生的影响也将动态改变一国禀赋，这一新发展成为近期研究古典贸易理论的热点。
除此以外，若突破传统两国、两种要素、两种商品模型的思维限定，比较优势还可能具有“二元结构”甚至多元结构，在多国贸易中，类似中国这样经济体量巨大、国情复杂的发展中大国，可能既相对发展中国家具有资本禀赋的比较优势，又可能相对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禀赋的比较优势。本文将集中对这一多国情况进行初步思考和探索研究，尝试以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中国贸易问题。
二、 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对中国贸易现象的解释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年中，中国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不论是资本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多年积累带来的要素禀赋改变已经使得中国从单一劳动力要素充裕的国家变为劳动力要素与资本要素较为均衡的国家。随着要素禀赋变化，中国进出口贸易结构也发生着巨大变化；在近年中，中国不仅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同时还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而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附加值也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特别是在外资大量撤离、中国国内制造业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转型期，本土资本越加重视科研投入与产品研发，但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中西部省份，成本优势依然是其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竞争力。
1. 中国的贸易结构。当前，中国的贸易结构构成比较复杂，作为转型期的发展中大国，中国既大量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也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上绝对多数国家都有着密切的贸易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开放后20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一直是公认的劳动力密集型国家，但同时，中国又是接受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在过去20年中，中国参与的国际贸易既在劳动力要素具有极强的竞争力，又能够在资本要素中具有十分强的竞争力。也就是说，由于发展中中国的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大量外国FDI使得中国具有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贸易结构。
而据中国投入产出表，部分学者估算（水丽淑，2014），2007年，我国14个行业每亿元进出境口产品对资本需求量分别为3 732.798亿元与1 554.500亿元，每亿元进出口产品劳动需求量分别为265.54万人及120.74万人。资本劳动比率则分别为140 574.2（元/人年）及128 742.6（元/人年）。单纯从数据分析而言，2007年我国就已经净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净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贸易结构中，我国同时大量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与劳动密集型产品。
2. 中国要素禀赋构成与比较优势。要素禀赋随着经济发展动态变化，同时在开放的国际经济问题中，要素的国际范围内流动也能够对要素禀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冲击，从而改变一国初始要素禀赋。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劳动力、土地要素是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主要资源禀赋，这一时期，中国存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达到刘易斯拐点之前，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支撑了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低廉的工资水平，这使得中国在劳动力资源禀赋中具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具有在劳动力资源上的禀赋优势。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597元；经过改革开放10年后，1988年中国制造业年平均工资为1 710元，年均增幅为11.1%；至199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7 064，1988年～1998年间平均工资增幅15.24%；而至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平均工资为24 192元。
同样在这一时期，外国资本也开始源源不断进入中国，中国在发展初期自有资本匮乏，大量的外来资本极大地补充了匮乏的资本要素。198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9.16亿美元，2003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535.05亿美元，而至2013年，中国新增外商直接投资总额为1 175.9亿美元。因此，相对于自有资本，改革开放以来迅猛增加的外来资本支撑起了中国在资本要素中的比较优势。
当然，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消失，经济到达刘易斯拐点，工资劳动成本逐年增加。同时，经济发展带来的自有资本积累也使得FDI在中国资本要素中的地位逐年降低。但是，由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在劳动力成本中具有比较优势：同样以2008年中国制造业职工工资水平为例，2008年，制造业工资成本最高的上海为43 678元/年，为最低的江西省17 643元的2.476倍。同时成长积累的资本要素使得中国本土资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3. 中国多边贸易下的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在两国、两种要素的国际贸易体系中，一国往往只能在一种要素中拥有比较优势，因此根据H-O理论，劳动要素充裕的国家出口密集使用劳动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资本要素的产品。而在更为复杂的多国贸易中，假设世界上有经济体量相当的不发达国家A，发展中国家B，与发达国家C；由于B相对A具有更加完备的基础设施等条件，使得贸易成本大大低于C与A间的贸易成本；同时，由于C对B国巨量FDI，使得B相对于A具有在资本中的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三国贸易体系中，B国产生了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
同样现今国际贸易中，以最终组装者融入国际生产价值链中的中国即充当了上述B国的角色，利用充裕的劳动力以及高质量的外来FDI资本，中国在短时间内拥有了在劳动力与资本要素中的“二元比较优势”结构，这一要素禀赋结构在中国对外贸易中即表现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中，中国都具有比较优势。也即转型期的中国经济中“剩余劳动力”与FDI是造成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最主要影响因素。
三、 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未来国际贸易结构
比较优势概念是国际贸易中最为基本与核心的概念。而亚当斯密提出的比较优势概念具有“内生性”和“动态性”的本质特征。依靠发展初期的外来资本冲击与剩余劳动力，中国在短时期内形成了在资本与劳动力上“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然而，比较优势“内生性”与“动态性”的特点决定了在未来发展中，这一“二元结构”将会再次改变。
1. 中国要素禀赋变化与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动态变化与经济发展联系密切，可以说比较优势是经济发展中要素禀赋变化在国际贸易中的集中表现。对于发展中经济体而言，刘易斯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指出了要素禀赋变化在发展中经济体到发达经济体演进过程中的一般规律：要素禀赋变化首先体现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经济发展跨越刘易斯拐点，而后当农业劳动力边际产品等于城市工业劳动力边际产出时，跨越刘易斯第二拐点。这一过程中，资本积累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对比较优势以及该国国际贸易结构都将造成长期影响。
对于中国而言，以蔡P（2007，2013）为代表的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已经跨过刘易斯转折点甚至可能已经跨过刘易斯第二转折点。从数据上分析，1997年～2012年，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数从34 840万人降低至2012年的 25 773万人，而同期城市职工平均工资则从1997年的6 444元升至2012年的42 396元，与此同时，总从业人员人数增长率持续降低，至2013年，国内从业人员数增长率仅为0.4%。随着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将趋于统一，中国在劳动力要素禀赋中的比较优势也将逐渐消失。
相对于从业人员增长率的逐年下降与劳动工资的逐年上升，国内资本在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更是迅猛增长。从外汇并轨后的1994年始，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从1995年的20 019.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374 694.7亿元，其中，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则从1995年的1 555.3亿元上升至2012年的10 629.7亿元。外资固定资产投资额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从1995年的7.78%降至2012年的2.84%。笔者使用目前通用的永续存盘法（郭庆旺、贾俊雪，2004）对现有固定资本进行估算，截至2013年，国内固定资本净值达610 388.8亿元。
总结中国资本与劳动力市场要素变化，中国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将在未来发展中逐步减弱，随着国内各省区经济发展收敛，劳动力市场也将逐步统一，中国在劳动力禀赋中的比较优势逐步减弱，而资本要素比较优势将持续增强。
2. 中国贸易结构发展与变化趋势。随着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单纯依靠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对外贸易模式已经逐步减少。高速发展时期“二元”的比较优势结构也将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而消失。同时，随着本土资本的崛起，外资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将逐步减弱。
并且，在我国制造业现行发展阶段，通过规模效益重构产业链的机遇已经成熟。垂直分离带来的生产碎片化，为我国实施产业链重构带来了意外的效应，大规模生产组装已经形成了规模效益。因此，在国际碎片化分工的基础上，国内资本将对生产片段进行二次组合，打造以自身为核心的垂直一体化产业链。结合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未来的贸易结构将更加集中于进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而出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特别是在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中，国内企业将下游组装生产产业链外包也将成为可能。
目前国内电子制造业已经从产品研发设计到品牌销售实现了诸多有益的尝试，华为、联想、小米等电子制造商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产业结构实现研发设计与品牌销售的一体化突破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将更加强化资本技术领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而淡化在劳动力要素中的比较优势。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二元结构”的比较优势以及由此带来的贸易结构最终将随着要素禀赋的动态变化而改变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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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25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70(2007)05-0086-04
一、物流理论述评
物流活动古已有之，美国物流学者伯纳德・拉・隆德(Bernard J.la Londe)认为，物流活动源于地区产品剩余导致的地区间产品交换，而生产力在工业革命后的迅速发展，则推动着物流活动的不断发展。但早期的物流只能称为物流“意识”，并非明确的物流概念，美国唐纳德丁・鲍尔索克斯(Donald J.Bower-SOX)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物流企业所进行的纯粹是建立在功能基础上的后勤工作，对所有存在的综合物流根本没有什么概念理论。
国外文献对物流概念起因提出以下看法：
观点一，物流概念起源经济原因，即源于人们对协调经济活动中物流及其相关活动的追求。美国经济学家阿奇・萧(Arch w.Shaw)在1915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市场流通中的若干问题》(Some ProblemsIn Marketing Distribution)一书中最早提出了物流(Physical Distribution)概念。书中指出：“物流是与创造需求不同的一个问题”，“物资经过时间和空间的转移，会产生附加价值”。这里的物资经过时间和空间的转移后来被称作实物流通，就是销售过程中的物流。英国克兰菲尔德物流与运输中心(CranfieldCenter for logistics and transportation，CCLT)主任，资深物流与市场营销专家马丁・克里斯多夫(Martin Chris．topher)教授认为，阿奇・萧是最早提出物流(PhysicalDistribution)概念并进行实际探讨的学者。1922年，克拉克(F.E.Clark)在《市场营销原理》中将市场营销定义为：“影响产品所有权转移和产品实物流通的活动”。这里的实物流通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物流含义。1935年，美国销售协会对物流进行定义：“物流是包含于销售之中的物质资料和服务从生产地点到消费地点的流动过程中，伴随的种种经济活动。”可见物流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马丁・克里斯多弗(MartiuChristopher)1994年出版《物流与供应链管理》(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一书中指出，自从阿奇・萧的物流概念提出以后“又经过了70年左右的时间对物流管理的基本原则有了明确的定义”。
观点二，物流概念起源于军事原因，以詹姆士・约翰逊(James.c.Johnson)和唐纳德・伍德(Donald F.Wood)为代表的学者认为，“物流一词首先用于军事”，他们说，1905年美国少校马克斯・贝克(Chauncey.B.Baker)称“那个与军备的移动和供应相关的战争艺术的分支就叫物流(logistics)”。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根据军事上的需要，对军火的运输、补给、屯驻等进行了全面管理，并将运筹学用于军需管理，率先采用了“logistics Management”一词，战后“后勤管理”观念被许多国家运用到民用领域，促进了20世纪60、70年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也促进现代“物流学”(logistics)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无论物流概念起源于何种原因，实践证明，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界与实业界认识到改进物流能够带来较大的经济效益。彼德・德鲁克把物流的潜力比喻为“一块经济的黑暗大陆”、“一块未被未垦的处女地”。物流的概念扩大到从原材料购买开始一直到产品送达顾客手中的全过程的物品流动的管理，该过程中的计划、执行和控制被称为“后勤管理工程”或“整体化的物流管理”形成了系统的物流管理新理念，标志物流进人现代综合管理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物流管理理念由单个企业物流一体化和综合化发展到不同企业中的物流整合，使现代综合物流管理上升到供应链管理的新阶段。1999年唐纳德和戴维教授著的《物流管理一供应链过程一体化》论述，供应链关系是物流作业中最复杂和最缺乏了解的领域，然而有效地实现供应链的综合，能够以最佳方式实现竞争优势。
国外学者对物流研究各有不同的侧重点。美国学者注重对物流过程的库存、运输和供应链各个环境的存货管理、信息流等进行的定量研究。应用了先进的运筹学、线性规划、数理统计等一系列数学方法和模型。并利用复杂的计算机软件，使物流和供应链学说倾向于自然科学和管理工程的精确。
欧洲物流研究特点在于将物流管理作为一项与生产并重的企业基本职能，欧洲企业认为是物流管理使原材料和产成品以正确的时间被分发至合适的地点，从而增加了产品的价值。
日本于1956年从美国引入实物配送概念(PD)，日本对物流的研究侧重于全社会物流，即把物流的范围从销售领域扩大到废弃物领域，鉴于其资源贫乏和发展空间狭窄，日本对物流的运作机理与操作手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实践。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西泽修在《流通费用》(1987)一书中有“第三利润源泉”的认识，来市清也教授所著《物流经营论》(1992)中进一步提出企业应把物流视为经营管理的重要内容，逐步转向物流经营。
二、世界海上运输及港口发展研究
(一)早期海上运输与港口发展
历史资料证明，公元前7000年在地中海地区已有繁荣的航运。那时的港口只不过是在河流、湖泊区域，选择岸坡合适、水流缓慢、避风条件好、水面静稳之处靠系船舶；为此，天然隐避的海湾或河口被辟为港口。
随着奴隶制诞生而伴生的国际贸易，主要商品是奴隶和奢侈品，因而当时贸易中心的地理分布都在强大的奴隶制国家都市及其殖民地。在西方首先是腓尼基和迦太基，然后转到古希腊和古罗马，贸易中心一直在地中海沿岸。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开始扩大交通和贸易。公元1世纪前后，罗马帝国征服地中海沿岸之后，势力抵达红海与波斯湾，便以亚历山大港为基地，积极开拓对东方的海上贸易。在罗马帝国时期建造的安季乌姆港、图姆一采利港，证明了罗马人具有高超的文化艺术和工程技术水平，这里首先建成垂直断面的防护建筑物，按照总体布置，这些港口与现代港口相似。
文艺复兴时代，随着贸易和航运的高度发展，在荷兰、意大利、西班牙、英国等地建造了港口。
15世纪，航海技术和造船业已有很大的发展。地中海沿岸一些城市已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西欧一些国家的手工业及商业贸易有了相当程
度的发展，商人们渴望扩充海外市场，以获得取更多的财富。1492年意大利人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519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率领5艘船、265名船员，实现了人类历史上首次环球航行。上述几次探险，统称“地理大发现”。这样，从欧洲绕过非洲或绕过南美洲到达亚洲的新的东西方贸易航路终于开辟出来了。
在15～17世纪，由于新大陆的发现和攫取殖民地而急剧发展的贸易和航运，导致大型港口建立。随着船舶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海港逐渐发展起来。
(二)近、现代海上运输和港口发展
19世纪，海上运输有了很大发展。1807年世界上诞生了第一艘蒸汽船，给古老的海运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工业大多沿通航水道设厂，使得当时水运的发展对工业布局有很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国际贸易地理条件的限制(远隔重洋)，加上海运量大、成本低，国际贸易量的三分之二依靠海上运输。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发生的重大海难，加速了科技前进的步伐，对海上运输起到重要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经济逐步向一体化过渡，客观上工业、农业、原料、加工业等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形成一定程度的专业分工，国际间的客货交易不断增加，海洋运输成为世界国际货物运输的主要方式。
从世界港口发展历程来看，港口主要伴随着航运的发展而发展。有学者认为可将世界港口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8世纪以前，当时的港口仅是作为从事船舶装卸活动的场所。
第二阶段是从18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港口的功能已扩展到贸易领域和转口功能，即港口不仅是为船舶从事装卸活动的场所，而且港口也是贸易活动的领地，为转口贸易提供便利条件。
第三阶段开始于20世纪50～60年代，伴随着工业技术革命，港口工业迅速兴起，出口加工工业、自由贸易工业不断借助港口优势在港区内建设起来，将港口与城市发展、港口与出口加工工业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港口成为集集疏运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和工业中心为一体的综合性准政府区域。港口采取完全商业化的发展态势，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运输中心与物流平台，主要业务范围从货物装卸、仓储和船舶靠泊服务，到货物的加工、换装及与船舶有关的工商业服务，再扩大到货物从码头到港口后方陆域的配送一体化服务。港口逐步成为统一的，集输运与贸易一体化的经济共同体。
另外，根据1992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题为《港口的发展和改善港口的现代管理和组织原则》的研究报告，将港口按功能的发展又分为三代。
第一代港口(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港口)――其主要功能在于集散大宗的散货(金属矿石，煤炭)与液体货物(原油及相关产品)，成品及半成品在整个海运物流中的比重较小；只是货物运输的一个接口，功能简单，主要从事海运货物的转运、临时储存、发货等，港口的规模主要依赖于腹地货物的丰歉。第一代港口功能定位为纯粹的“运输中心”。
第二代港口(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也只是一个运输和工商业服务中心，增加了工业性、商业性的增值服务功能，使港口成为装卸和服务中心；其功能和地位主要取决于集装箱吞吐量的大小。第二代港口功能定位为“运输中心+服务中心”，使港口为货物提供了增值服务的功能。
第三代港口(20世纪80年代以后)――被定义为区域经济技术中心，高度现代化、商业化、信息化的国际贸易大港；以技术、管理、信息生产要素为基础，提供全程运输服务和国际商贸后勤服务，是国际生产、分拨网络中具有能动作用的结点，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的相关活动。第三代港口功能定位又可称为“国际物流中心”。近十几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物流的发展，信息服务成为港口的重要功能；港口成为贸易活动的物流中心，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展，港口的服务活动贯穿于运输供应链的起点与终点，据统计，这些活动(包括销售)的收入占港口总收入的35％以上；集装卸运输功能、工业功能、商业功能和信息功能于一体，这是第三代港口的显著特征。
以上对港口发展阶段的划分，前者注重运输装卸理念；而后者更多体现出综合物流的理念。
(三)港口与城市、区域发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