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 股东表决权 基金管理人 信托投票
中图分类号：df4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330（2013）02-0083-06
一、问题的提出
无论投资者购买股份公司初次发行的股票，还是通过证券公司、基金等在二级市场购买上市交易的股票，基于拥有股份而形成的股东权利（简称股权），既包括财产性质的权利（如分红派息权），也包括身份性质的权利（如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投票表决权）；既包括纯粹为了自身利益而行使的权利（被称为自益权，如股份转让权），也包括主要为了公司利益或全体股东共同利益而行使的权利（被称为共益权，如质询权、提起股东派生诉讼权）等。我国现行《公司法》第4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其中，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主要是通过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表决权来实现的。
从法理角度而言，包括表决权在内的各项股权，既然是法律赋予的一种权利，股票持有人当然可以选择行使，也可以选择放弃；可以自己亲自行使，也可以委托（信托）他人代为行使；可以对各具体决议事项投赞成票，也可以投反对票或者弃权票。从现实情况来看，股份公司的绝大多数股东基于时间、精力、费用等因素的考虑，通常容易产生“搭便车”的心理而对股东大会的召开及其决议内容选择观望态度。一旦认为或判断股东大会存有会议瑕疵，①股东往往会选择“用脚投票”（即卖出所持股票）。
对于一般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而言，习惯“搭便车”而消极处置其所持股份之表决权，应无可厚非。但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是否也可以像一般中小股东那样选择“搭便车”和“用脚投票”的方式进行自由处置？谁有资格代表证券投资基金行使所持股份的表决权？谁有权决定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的行使与放弃？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是否可以分开行使？作为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实质股东的全体基民②之间的不同意愿如何得以在基金持股的股份公司股东大会上表达？此外，如何发挥证券投资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在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应有作用？笔者拟对这些问题进行一些思考。
二、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的主体
在股东大会上的投票表决权是基于股东资格而产生的一种带有身份性质的权利。尽管并非所有的股份都享有表决权，③但是，不拥有股份即不享有表决权。《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2006年修订版）第7.21节（a）小节规定：“除非第（b）小节和第（d）小节或者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每股发行在外的股票，无论属于何种类别，对于股东会议上要求表决的事项具有一票表决权。只有股票才有表决权。”④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04条规定：“股东出席股东大会会议，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但是，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
表决权具有一定的身份性质，但这并不妨碍股东将其表决权委托或信托于他人行使。一般在股东委托他人行使表决权的情形下，受托人应以委托人即该股东的名义，按照委托人的指示进行表决。而根据目前有的国家和地区所确立的表决权信托（或称为投票信托）制度，情形则有较大的不同。例如，《美国标准商事公司法》（2006年修订版）第7.30节规定，“一个或者多个股东可以设立一个投票信托通过与受托人签订协议确定信托条款（协议可以包含符合信托目的的任何内容）并向其转让股票，授予受托人投票权或者代为采取行为的权利。”“投票信托自转让给该信托的首批股票以受托人的名义登记之时生效。”⑤可见，在投票信托的情形下，受托人被登记为名义股东，是以受托人自己的名义行使表决权。
在国外，证券投资基金的组织形式多样，大体可分为公司型、有限合伙型和契约型（也称为信托型）三类。目前，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大多数是根据信托原理并依据《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等规定而设立的，基民和基金管理人之间显然是一种信托关系。证券投资基金所汇集的资金及所持股份属于信托财产。基金本身被登记为名义股东，自基金合同生效起，基金管理人受基民委托，实施对基金资产的投资、运作和管理。但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是否可以由基民按其份额以自身的名义行使？
中国证监会曾在1998年8月21日的《关于加强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管理公司依据《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基金契约及其他有关规定，代表基金出席上市公司的股东大会，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虽然这个文件没有明令废止，但其所依据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证委发[1997]81 号）却早已被《证券投资基金法》（该法自2004年6月1日起施行）所取代。而令人遗憾的是，《证券投资基金法》仅在第19条第11项规定，“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属于基金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之一，但实际上并未明确基金所持股份之表决权行使的具体规则。2012年7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持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1条关于“基金管理人应当履行的职责”中同样未提及该问题。
笔者认为，尽管基金所持股份的实质股东是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但是由于根据现行规定在股份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的名义股东是基金本身，因此，基民应无权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只能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民以基金本身的名义行使，或者由基金管理人再委托他人以基金本身的名义行使。
三、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的特殊性
基民投资于基金是出于对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经验和管理水平的信任，其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经理代表）最主要的职责是凭其投资经验和管理水平运用基金资金为基民争取尽可能高的投资回报。简单看来，基金持股之表决权与其他股东持股之表决权并无二致，即均不具有直接的财产性或收益性。因此，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往往被基金管理人消极对待，其行使状况也往往容易被基民忽视。但是，略加分析就可以发现，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在以下几方面显著区别于一般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持股之表决权。
（一）基金持股量相对较大，表决力相对较强
无论是公募基金，还是私募基金，均具有集合资金、专家理财的特征。即使是出于分散风险的需要，基金一般采取组合投资，控制单一投资的数量和比例，但是相比于一般个体投资者（包括单位组织），基金持有单
个股份公司的股份数量和占比也往往要大得多。基金持股数量较大，相应地其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力也就较强，因而，基金管理人积极参与基金持股公司的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有利于改善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⑥
（二）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具有双重共益性
对于任何一家股份公司而言，公司每一次重大决策的决定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更替，都将对公司未来一定时期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进而影响到全体股东的未来收益。而公司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属于股东大会的职权，股东大会决议的形成是有表决权的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的结果。因此，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投票表决权既关系到自身的利益，更关系到公司或者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所以说股东的表决权是一种共益权。⑦
基金作为名义股东，其持股之表决权当然具有一般股东持股之表决权的共益性特征。此外，由于基金只是作为名义股东代表全体基民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故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与否或者行使是否恰当，最终还会影响其基民的共同利益。从这个角度来讲，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即具有了双重共益性。也正因如此，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恰当行使有利于增进基金持股公司和基民的共同利益。
（三）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行使具有权义复合性
根据法律规则所设定的行为模式的不同，可以将法律规则分为授权性规则、义务性规则和权义复合性规则。
对于一般股东而言，基于持股而享有的表决权是一种固有权利。各国公司法关于股东出席股东大会并按持股数量享有表决权的规定，无疑应理解为是一种授权性规则，即股东可以行使该表决权，也可以放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强制股东行使表决权。
但是，基金持股之表决权有别于一般股东持股之表决权，它不是一种单纯的权利。相对于所持股的股份公司而言，作为名义股东，基金管理人（基金经理）代表基民参与股东大会的表决，这无疑是一种权利。但是，相对于基民而言，基金管理人（基金经理）恰当地行使基金持股之表决权应当是一种义务。基金经理亲自或派代表出席股东大会，仔细阅读会议资料，认真听取所持股公司有关情况的汇报和会议审议事项的情况说明以及与会人员的讨论意见，并且在有疑问时向所持股公司的有关负责人进行必要的质询，这无疑是较全面、准确了解该公司的情况，以便合理作出投票决定和进一步投资决策的重要途径。因此，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表决应当是基金管理人（基金经理）的应尽职责，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行使应当是一种权义复合性规则。
我国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2008年修正）第23条第1款规定：“证券投资信托事业行使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决权，除法令另有规定外，应由证券投资信托事业指派该事业人员代表为之。”根据该规定，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行使显然是一种法定义务。当然，如果基金持股数额较少或者表决事项不是特别重大，该义务的强制性可相对减弱。2011 年4月28日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证券投资信托事业行使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决权方式”第2条第2、3款分别规定：“证券投资信托事业所经理之任一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持有公开发行公司股份均未达三十万股且全部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合计持有股份未达一百万股者，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得不指派人员出席股东会。”“证券投资信托事业除依第一款规定方式行使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持有股票之表决权外，对于所经理之任一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持有公开发行公司股份达三十万股以上或全部证券投资信托基金合计持有股份达一百万股以上者，于股东会无选举董事、监察人议案时；或于股东会有选举董事、监察人议案，而其任一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所持有股份均未达该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千分之五或五十万股时，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得指派本事业以外之人员出席股东会。”我国台湾地区这种将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的强制性与一定的灵活性相结合的做法，值得我们今后在修订《证券投资基金法》时借鉴。
（四）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行使具有可分性
表决权的分开行使，也称为表决权的非统一行使，是指在表决权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对同一决议事项投部分赞成票、部分反对票或者弃权票。
“一股一表决权”是各国公司法所确立的一般规则。⑧但是，对于同一股东享有的数个表决权，应否作出一致的投票意思表示，即应否允许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有否定说与肯定说之争。肯定说以一股份即有一个表决权为根据，认为数个股份即有同数的表决权，故应承认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而否定说认为，一个股东仅享有一个表决权，只不过各股东表决力的大小因持股数额之不同而有所区别，故应全面否定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若无限制地容许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则势必滋生扰乱股东大会正常运转的弊害，而且股东在缺乏正当理由的场合下就同一决议事项同时作出两个方向相反的意思表示，实有违民事法律行为中意思表示应为确定的要求，由此同样可以导出否定说的结论”。⑨
事实上，从各国（地区）相关立法的具体内容来看，其差异也比较明显。例如，日本《公司法》（2005年修订）第313条规定：“股东，可以不统一行使其享有的表决权。在设董事会公司，前款的股东须在股东大会召开之日的三日之前，通知设董事会公司不统一行使其享有的表决权的意旨及其理由。股份公司在第一款股东不是为他人持有股份者时，可以拒绝该股东依同款的规定不统一行使其享有的表决权。”⑩对此规定，应理解为日本《公司法》原则上允许股东就其所持股份在股东大会上分开行使表决权，但应履行提前通知和说明义务。当然，该公司董事会可能基于一定事由而拒绝股东不统一行使其表决权的请求。但是，如果该股东是为他人持有股份的，b11公司董事会不得拒绝该股东非统一行使其表决权。而我国台湾地区“公司法”（2006年修订）第181条规定：“政府或法人为股东时，其代表人不限于一人。但其表决权之行使，仍以其所持有之股份综合计算。前项之代表人有二人以上时，其代表人行使表决权应共同为之。”可见该法要求同一股东应作同一意思表示。
我国现行立法未明确认可股东表决权的非统一行使。但是，《公司法》第106条所引入的累积投票制实际上就是表决权可分开行使的具体体现。b12现实中我国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召开时也已出现表决权分开行使的个案。例如，在表决第二批股改试点公司长江电力的股改方案时，“申银万国—花旗—ubs limited”这家合资基金公司总共持有长江电力3087.22万股，它就只投了2600.99万股的赞成票，另外486.23万股投了反对票，遵从了基金持有人的投票意向。b13
笔者认为，既然股份是股份有限公司资本的最小计量单位，而每一股各产生一个表决权，是可以分开计算的，那么表决权的分开行使也就是理所当然的。就证券投资基金所持股份而言，由于基金本身只是名义股东，其所持股份的实质股东是全体基民。而各基民对于基金持股公司的表决事项的意见难免五花八门。如果强求基金统一行使其所持股份之表决权，则必然导致部分基民的真实意愿无法得到表达。因此，认可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的可分性，是保障基民正当权益的一项重要措施。至于各基金是否选择所持股之表决权的非统一行使以及
如何实现表决权的非统一行使，可由基金章程或者基金合同予以规定。
四、基金管理人在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中的忠实、勤勉义务
鉴于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行使具有双重共益性和权义复合性，且由于基金持股的数额一般较大，其在股东大会上的表决力较强，关系到所持股公司本身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因此，立法有必要强化基金管理人（基金经理）在行使基金持股之表决权时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美国业界和政府监管部门近年非常重视基金的投票权问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于2003年1月31日增订《1940年投资公司法》30b1-4及《1940年投资顾问法》206（4）-6两项规则，并修订《1940年投资顾问法》204-2规则。这些法律条文对我们非常有启示作用：基金必须在征得委托人充分授权后，按照委托人的意愿和利益行使基金持股投票权；在征求委托人对投票权的授权时，必须完全符合以上规则中的相关规定；如果委托人愿意自己行使投票权，基金应提供全力的帮助和方便。”b14
我国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2008年修正）第23条规定：证券投资信托事业行使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决权，“应基于受益凭证持有人之最大利益，且不得直接或间接参与该股票发行公司经营或有不当之安排情事。证券投资信托事业于出席基金所持有股票之发行公司股东会前，应将行使表决权之评估分析作业，作成说明。证券投资信托事业应将基金所持有股票发行公司之股东会通知书及出席证登记管理，并应就出席股东会行使表决权，表决权行使之评估分析作业、决策程序及执行结果作成书面纪录，循序编号建档，至少保存五年”。
尽管我国现行《证券投资基金法》第9条也有关于基金管理人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的原则性规定，b15但是在基金持股之表决权方面并无具体的细则要求。因此，基金管理人在管理、运用基金财产的实务中，更多地是关注所持股票价格的波动以及基金净值的变动状况，而对持股之表决权往往采取消极态度。对此，广大基民实际上完全缺乏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督、制约手段以及相应的救济途径。这无疑是我国现行立法的一大缺憾。
五、完善我国基金持股之表决权行使规则的若干具体建议
综上所述，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行使，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无论从基金管理人的受托义务（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还是从股份公司的治理，抑或从基金管理人的社会责任角度而言，均有必要对基金持股之表决权的行使进行一定的规制。基金管理人应当尽职尽责地行使好基金持股之表决权，以维护基民的利益，并充分发挥基金作为机构投资者在股份公司治理中的作用（牵制一股独大和内部人控制）。证券投资基金不应成为“搭便车”的短期投机者。在比较借鉴美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和现有学术观点的基础上，笔者建议在修订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时增设以下条款：
1.基金管理人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基金章程、基金合同的规定行使所持股份之表决权，不得滥用表决权谋取基金利益以外的利益。基金管理人违反规定，怠于行使表决权的，应当减收管理费或报酬。基金管理人滥用表决权谋取基金利益以外的利益的，所得利益应当收归基金所有。基金管理人有前列情形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要求基金管理人提前赎回基金份额。
立法说明：本条规定是对基金管理人在行使基金持股之表决权时履行忠实、勤勉义务和相关法律责任的原则性规定。
2.证券投资基金在所持股公司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持股数量位于基金持股前十位的或者占该股份公司的流通股1%以上的，该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经理代表或另行委托代表）应当出席股东大会并参与表决。但是，基金章程或者基金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
立法说明：本条规定旨在区分持股数量的多少而对相应表决权作出不同的要求，重点强化大额持股基金在表决权行使时的勤勉义务，有利于保护基民的利益和改善所持股公司的治理结构。鉴于我国现行《公司法》第152条规定持股占百分之一以上的股东享有一项很重要的权利即提起股东派生诉讼的权利，现行《证券法》第54条和第66条对持有公司股份最多的前十名股东的情况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时有特别的要求，因此，本文在界定大额持股基金时参照了这些标准。
1.证券发行环节尚未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按照国际税收惯例,各国政府一般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即一级市场)申请发行并登记许可的所有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而我国目前在该环节主要针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手续费(佣金)收入全额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营业税,而不是按净额征收,而且还包括收取的价外费用(如代垫的费用);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企业发行债券和股票所取得的收入,按“产权转移书据”
税目课征印花税;对上市公司发行有价证券取得的溢价收入,按“营业账簿”税目课征印花税。从实质上看,我国尚未对证券发行环节发行的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由此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和税收政策无法对证券发行市场发挥税收调控的作用。
2.证券交易环节征收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制度性缺陷。目前我国在证券交易环节(即二级市场)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该类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缺陷:(1)它实质上是就股票交易金额所征收的一道交易税,偏离了印花税作为凭证税种的内涵,而且被赋予了多重目标或功能[1,2],承担了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和遗产税或赠与税等多个税种的功能,因此不符合税收法理。(2)它仅就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征税,对其他证券品种(如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期货、投资基金、国家股和法人股等)及一级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的证券品种都不征税,税基偏窄,不仅造成税收收入的严重流失,而且造成一级市场的原始股投资者和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者之间、场内交易者和场外交易者之间、股票与其他证券品种之间的税负不公[3]。(3)它不区分交易时间、交易主体、交易金额,也不区分买方和卖方[4],均按现实交易额征收相同比例的税收,税率设定单一且税率偏高,导致证券税收对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大户利用资金和信息优势操纵股市的调控能力被削弱,中小投资者的实际税负较重,而机构和大户投资者税负较轻,不能体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的证券税收原则。
3.证券持有环节存在税负不公和重复征税现象。目前我国在证券持有环节主要针对个人持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除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的利息外)按照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个人所得税;企业持有权益性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按照2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税①。我国目前课征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存在以下问题:(1)税负不公。一是上市公司之间的税负不公,比如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税负更轻;二是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税负不公,只对个人股而不对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利征税;三是仅对个人投资于股票获得的股息及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对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不征税;四是居民企业与非居民企业的税负不公。(2)缺乏对企业和个人股息、红利重复征税的规避机制②。《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与其其他所得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而个人取得的上述所得是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而来的,再对个人获得上述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又不存在扣除项目,就会产生经济性重复征税现象。(3)对个人证券投资所得课税的税率低,对机构投资取得收益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可能造成企业采取“公款私用”的办法,以个人名义买卖各类证券以部分逃避企业所得税,甚至造成企业管理层私分证券投资收益。
4.证券转让环节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国际上对于证券转让所得(即买卖价差或增值收益),区分投资者已实现收益和未实现收益分别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目前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关于证券转让所得课税的现行规定为:企业转让股权和债权等取得的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5%的税率课征企业所得税;对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封闭式投资基金、开放式投资基金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从2006年1月1日起,对年所得l2万元以上的个人要求自行申报纳税,其中就包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及个人股票转让所得。总体而言,我国现行相关规定存在以下问题:从个人证券利得收入来看,以投资者每次买卖价差为计税依据课征20%的所得税(除股票外),没有区分证券市场投机收益与投资收益以及投资者持股时间长短,一律按同一税率计税,难以起到引导长线投资,遏制投机的作用;从企业证券利得收入来看,将其与企业其他经营所得合并课征25%的所得税,与国际惯例不符。许多国家为了刺激企业投资,都非常注重实施差异性的课税政策,一般将企业该收入与其经营所得区分开来,并按持股时间长短课以轻于经营所得的税负,以鼓励企业法人之间相互持股,促进企业集团化经营的发展。
5.证券转移环节用证券交易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证券转移(即非交易转让)环节的所得包含证券赠送、继承、赠与等方式使证券财产权属发生变更而取得的所得[5]。由于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因而也没有开征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目前对A、B股赠送、继承、赠与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实际上用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不符合国际惯例和税收法理。
二、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进建议基于对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要真正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须构建一套与证券发行、交易、持有、转让和转移等各流转环节相配套、前后各环节相协调的,由多税种构成、多环节调节的复合性税制体系。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条 为了规范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活动，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防范区域性股权市场风险，促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发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的通知》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区域性股权市场非公开发行、转让中小微企业股票、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可的其他证券，以及相关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区域性股权市场是为其所在省级行政区域内中小微企业证券非公开发行、转让及相关活动提供设施与服务的场所。
除区域性股权市场外，地方其他各类交易场所不得组织证券发行和转让活动。
第四条 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内的证券发行、转让及相关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等规定，遵循公平自愿、诚实信用、风险自担的原则。禁止欺诈、内幕交易、操纵市场、非法集资行为。
第五条 省级人民政府依法对区域性股权市场进行监督管理，负责风险处置。
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承担对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日常监督管理职责，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组织开展风险防范、处置工作。
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有关规定和本办法，制定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的实施细则和操作办法。
第六条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督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协调和监督，对市场规范运作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市场风险进行预警提示和处置督导。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与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应当建立区域性股权市场监管合作及信息共享机制。
第七条 区域性股权市场运营机构(以下简称运营机构)负责组织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活动，对市场参与者进行自律管理。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行政区域内设立的运营机构不得超过一家。
第八条 运营机构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依法设立的法人;
(二)开展业务活动所必需的营业场所、业务设施、营运资金、专业人员;
(三)健全的法人治理结构;
(四)完善的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制度;
(五)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证券公司可以参股、控股运营机构。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一百零八条规定的情形，或者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间的，不得担任运营机构的负责人。
第九条 省级人民政府对运营机构实施监督管理，向社会公告运营机构名单，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未经公告并备案，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组织、开展区域性股权市场相关活动。
第二章 证券发行与转让
第十条 企业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股票，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的治理结构;
(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无虚假记载;
(三)没有处于持续状态的重大违法行为;
(四)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一条 企业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条件;
(二)债券募集说明书中有具体的公司债券转换为股票的办法;
(三)本公司已发行的公司债券或者其他债务没有处于持续状态的违约或者迟延支付本息的情形;
(四)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未经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可，不得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除股票、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之外的其他证券。
第十三条 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证券，应当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单只证券持有人数量累计不得超过200人，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前款所称合格投资者，应当具有较强风险识别和承受能力，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一)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等依法经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及依法备案或者登记的证券公司子公司、期货公司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
(二)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基金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银行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信托产品等金融机构依法管理的投资性计划;
(三)社会保障基金，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以及依法备案的私募基金;
(四)依法设立且净资产不低于一定指标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五)在一定时期内拥有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金融资产价值不低于人民币50万元，且具有2年以上金融产品投资经历或者2年以上金融行业及相关工作经历的自然人。
第十四条 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证券，不得通过拆分、代持等方式变相突破合格投资者标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穿透核查最终投资者是否为合格投资者，并合并计算投资者人数：
(一)以理财产品、合伙企业等形式汇集多个投资者资金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证券的;
(二)将单只证券分期发行的。
理财产品、合伙企业等投资者符合本办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的除外。
第十五条 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等公开或者变相公开方式。
通过互联网络、广播电视、报刊等向社会公众招股说明书、债券募集说明书、拟转让证券数量和价格等有关证券发行或者转让信息的，属于前款规定的公开或者变相公开方式;但符合下列条件的除外：
(一)通过运营机构的信息系统等网络平台向在本市场开户的合格投资者证券发行或者转让信息;
(二)投资者需凭用户名和密码等身份认证方式登录后才能查看。
第十六条 在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转让证券的企业(以下简称挂牌公司)，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十条规定的条件。
第十七条 在区域性股权市场转让证券的，应当符合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不得采取集中竞价、连续竞价、做市商等集中交易方式。
投资者在区域性股权市场买入后卖出或者卖出后买入同一证券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5个交易日。
第十八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限制：
(一)证券发行人、挂牌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
(二)证券发行人、挂牌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发行、挂牌前已持有股权的股东认购或者受让本发行人、挂牌公司证券;
(三)因继承、赠与、司法裁决、企业并购等非交易行为获得证券。
第十九条 运营机构依法对证券发行、挂牌转让申请文件进行审查，出具审查意见，并在发行、挂牌完成后5个工作日内报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第二十条 运营机构应当在每个交易日证券挂牌转让的最新价格行情。
第二十一条 证券发行人、挂牌公司及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其他参与者应当按照规定和协议约定，真实、准确、完整地向投资者披露信息，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运营机构应当建立信息披露网络平台，供信息披露义务人按照规定披露信息。
第二十二条 证券发行人应当披露招股说明书、债券募集说明书，并在发生可能对已发行证券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事件时，披露临时报告。
挂牌公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4个月内编制并披露年度报告，并在发生可能对证券转让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事件时，披露临时报告。
招股说明书、债券募集说明书、年度报告应当包括公司基本情况、公司治理、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业务概况、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可能对证券发行或者转让具有较大影响的其他情况。
第三章 账户管理与登记结算
第二十三条 投资者在区域性股权市场买卖证券，应当向办理登记结算业务的机构申请开立证券账户。办理登记结算业务的机构可以直接为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也可以委托参与本市场的证券公司代为办理。
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应当对申请人是否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条件进行审查，对不符合规定条件的申请人，不得为其开立证券账户。申请人为自然人的，还应当在为其开立证券账户前，通过书面或者电子形式向其揭示风险，并要求其确认。
本办法施行前已开立证券账户但不符合本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条件的投资者，不得认购和受让证券;已经认购或者受让证券的，只能继续持有或者卖出。
第二十四条 投资者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内买卖证券的资金，应当专户存放在商业银行或者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具有证券期货保证金存管业务资格的机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挪用投资者资金。
省级人民政府制定投资者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内买卖证券资金的管理细则，明确投资者资金的动用情形、划转路径和有关各方的职责。
运营机构应当每日监测投资者资金的变动情况，发现异常情形及时处理并向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第二十五条 区域性股权市场的登记结算业务，应当由运营机构或者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登记结算机构办理。
在区域性股权市场内发行、转让的证券，应当在办理登记结算业务的机构集中存管和登记。办理登记结算业务的机构应当根据证券登记结算的结果，确认证券持有人持有证券的事实，提供证券持有人登记资料。
办理登记结算业务的机构应当妥善保存登记、结算的原始凭证及有关文件和资料，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0年。
第二十六条 办理登记结算业务的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办理证券账户开立、变更、注销和证券登记、结算，保证证券持有人名册和登记过户记录真实、准确、完整，证券和资金的清算交收有序进行。
办理登记结算业务的机构不得挪用投资者的证券。
办理登记结算业务的机构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建立证券账户对接机制，将区域性股权市场证券账户纳入到资本市场统一证券账户体系。
第四章 中介服务
第二十七条 中介机构及其业务人员在区域性股权市场从事相关业务活动的，应当诚实守信、勤勉尽责，遵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有关省级人民政府规定等，遵守行业规范，对其业务行为承担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运营机构可以自行或者组织有关中介机构开展下列业务活动：
(一)为参与本市场的企业提供改制辅导、管理培训、管理咨询、财务顾问服务;
(二)为证券的非公开发行组织合格投资者进行路演推介或者其他促成投融资需求对接的活动;
(三)为合格投资者提供企业研究报告和尽职调查信息;
(四)为在本市场开户的合格投资者买卖证券提供居间介绍服务;
(五)与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等开展业务合作，支持其为参与本市场的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六)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九条 运营机构开展本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业务活动，应当按照下列规定采取有效措施，防范运营机构与市场参与者、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一)为参与本市场的企业提供服务的，应当采取业务隔离措施，避免与投资者的利益冲突;
(二)为合格投资者提供企业研究报告和尽职调查信息的，应当遵循独立、客观的原则，不得提供证券投资建议，不得提供虚假、不实、误导性信息;
(三)为合格投资者买卖证券提供居间介绍服务的，应当公平对待买卖双方，不得损害任何一方的利益;
(四)向服务对象收取费用的，应当符合有关规定并披露收费标准。
第三十条 区域性股权市场应当作为地方人民政府扶持中小微企业政策措施的综合运用平台，为地方人民政府市场化运用贴息、投资等资金扶持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服务。
第三十一条 区域性股权市场可以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前提下，开展业务、产品、运营模式和服务方式创新，为中小微企业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服务。
区域性股权市场可以按照规定为中小微企业信息展示提供服务。
第三十二条 区域性股权市场不得为其所在省级行政区域外企业证券的发行、转让或者登记存管提供服务。
第三十三条 区域性股权市场可以与证券期货交易所、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机构间私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证券期货服务机构、证券期货行业自律组织，建立合作机制。但是，有违反本办法第三十二条规定情形的除外。
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的运营机构，可以开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推荐业务试点。
第五章 市场自律
第三十四条 运营机构应当负责区域性股权市场信息系统的开发、运行、维护，以及信息安全的管理，保证区域性股权市场信息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区域性股权市场的信息系统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信息技术管理规范，并通过中国证监会组织的合规性、安全性评估;未通过评估的，应当限期整改。
区域性股权市场的信息技术管理规范，由中国证监会另行制定。
第三十五条 运营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业务的机构应当将证券交易、登记、结算等信息系统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监管信息系统进行对接。
运营机构应当自每个月结束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送区域性股权市场有关信息;发生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区域性股权市场安全稳定运行的重大事件的，应当立即报告。
运营机构报送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完整，指标、格式、统计方法应当规范、统一，具体办法由中国证监会另行制定。
第三十六条 运营机构、办理登记结算业务的机构制定的业务操作细则和自律管理规则，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关省级人民政府的监管细则等规定，并报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发现业务操作细则和自律管理规则违反相关规定的，可以责令其修改。
第三十七条 运营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对区域性股权市场参与者的违法行为及违反自律管理规则的行为，采取自律管理措施，并向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运营机构应当畅通投诉渠道，妥善处理投资者投诉，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第三十八条 运营机构应当对区域性股权市场进行风险监测、评估、预警和采取有关处置措施，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
第三十九条 运营机构可以以特别会员方式加入中国证券业协会，接受中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管理和服务。
证券公司作为运营机构股东或者在区域性股权市场从事相关业务活动的，应当遵守证券行业监管和自律规则。
中国证券业协会督促引导证券公司为区域性股权市场的投融资活动提供优质高效低廉服务。鼓励证券公司为区域性股权市场提供业务、技术等支持。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四十条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现场检查，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运营机构或者区域性股权市场有关参与者的办公场所或者营业场所进行检查;
(二)询问运营机构或者区域性股权市场有关参与者的负责人、工作人员，要求其对有关检查事项做出说明;
(三)查阅、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资料，对可能被转移、隐匿或者毁损的文件、资料、电子设备予以封存;
(四)检查运营机构或者区域性股权市场有关参与者的信息系统，复制有关数据资料;
(五)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措施。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可以采取前款规定的措施，对区域性股权市场规范运作情况进行现场检查。
第四十一条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依法履行职责，被检查、调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
第四十二条 运营机构违法违规经营或者出现重大风险，严重危害区域性股权市场秩序、损害投资者利益的，由地方金融监管部门责令停业整顿，并更换有关责任人员。
第四十三条 运营机构或者区域性股权市场参与者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可以采取责令改正、监管谈话、出具警示函、责令参加培训、责令定期报告、认定为不适当人选等监督管理措施;依法应予行政处罚的，给予警告，并处以3 万元以下罚款。具体实施细则由省级人民政府制定。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处理。
第四十四条 运营机构从业人员或者其他参与区域性股权市场的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办法规定，情节严重的，中国证监会可以依法采取证券市场禁入的措施。
第四十五条 对运营机构或者区域性股权市场参与者从事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严重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依法从严查处。
第四十六条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发现违反本办法行为的线索，应当移送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处理。
第四十七条 地方金融监管部门未按照规定对违反本办法行为进行查处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应当予以指导、协调和监督。
第四十八条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对地方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能力和条件进行审慎评估，加强监管培训，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地方监管能力与市场发展状况相适应。
第四十九条 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可以对区域性股权市场的安全规范运行情况、风险管理能力等进行监测评估。
评估结果应当作为区域性股权市场开展先行先试相关业务的审慎性条件。
第五十条 违反本办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组织证券发行和转让活动，或者违反本办法第九条规定，擅自组织开展区域性股权市场活动的，按照《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 切实防范金融风险的决定》(国发〔2011〕38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清理整顿各类交易场所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2〕37号)规定予以清理，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运营机构应当建立区域性股权市场诚信档案，并按照规定提供诚信信息的查询和公示。
运营机构和区域性股权市场参与者及其相关人员的诚信信息，应当同时按照规定记入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
中图分类号：F830.57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0017-2017（4）-0081-06
近年来股权众筹（equity crowdfunding）在全世界范围引起广泛关注，截至2015年，全球共有1250余家股权众筹平台，通过股权众筹方式融资超过了340亿美元。很明显，股权众筹为公司企业增加了另一融资渠道。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之一，却在股权众筹或是互联网金融（Fintech）上仍属于起步阶段。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9月，新加坡的互联网金融初创公司数量为180家，而香港却仅有一半的数目。图1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初创公司在香港通过公开市场融资贫乏的局面。
为了方便初创企业的原始融资，同时将香港发展为国际互联网金融枢纽（International Fintech Hub），香港特区政府成立了专门小组（Steering Group）研究互联网金融在香港的发展，该小组2016年报告中提出5项建议，而其中证券管制（Regulation）被特区政府视为最重要的前提。基于此，本文试图审视当前香港有可能适用于股权众筹的证券监管规则，同时与新加坡最新的股权众筹监管改制进行比较，提出针对香港股权众筹监管机制的改善建议。
一、股权众筹管制原理
根据证券委员会国际组织（IOSCO）的定义，股权众筹本质属于股票的公开发行，与IPO类似。而香港特区政府更是将其视为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挥金融作用和连接资本供给者和需求者的桥梁。但与此同时，股权众筹也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市场风险。
（一）初创企业高失败率。股权众筹的发起者大多是初创企业，因为它们无法负担高额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上市融资的成本，初创意味着不成熟与不完善，无可避免地附带高失败率。因此，它们的网络投资者，特别是对初创企业高失败概率无知的零售投资者（retail investors），同样承担着高概率的投资失败率。
（二）流动性风险。证券交易所作为二级市场，为发行出的证券提供流动再出售平台，是传统的证券公开发行方式。此外，二级市场还具有发现证券真实市场价值的功能。而对于股权众筹，其目前并没有类似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股权众筹持有者很难将手中的股份转让。另外，没有二级市场，该公司股份的真实价值也难以得到市场反映。
（三）欺诈风险。基于证券发行者信息披露的不完全以及利用互联网众筹融资的低门槛，一方面，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进行虚假信息披露、证券欺诈的概率较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股权众筹平台本身欺诈投资者的风险。截至2014年9月，我国内地互联网P2P网络平台（peer to peer， lending-based crowdfunding）发生跑路和破产的数量高达247家。
（四）平台破产风险。股权众筹平台的背后是一家公司，它面临着与其它市场中普通公司一样的运营风险和市场风险，如果股权众筹平台公司内部的风险控制并不完善，投资者的资金和公司自有资金可能会混合，当公司营运不佳破产清算时，投资者的资金可能也会遭到损失。
早在2014年，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SEC）就了关于股权众筹的警示，“因为缺乏相应的金融牌照，存在交叉重复的金融监管，目前互联网众筹可能涉嫌违反投资者保护及市场监督的相应法律法规”。为此，对投资者提供必要保护和加速在香港发展股权众筹同等重要。更进一步的是，如何制定相应的证券监管机制以便充分发挥股权众筹的优势是股权众筹监管的一大难题。
二、香港现有股权众筹监管
尽管香港特区目前尚未制定专门针对股权众筹的法律或监管机制，特区政府和SFC已着手布置一系列“预先监管机构”以研究探索股权众筹的监管模式。例如在2016年3月，SFC建立了金融科技联络办事处 （FTCP） 以方便金融科技（及“互联网金融”）参与人员对现行监管制度的了解，避免参与如股权众筹等金融科技的人员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同时，在2015年的3月，香港政府组织创建金融科技督导小组 （Steering Group） ，旨在帮助香港政府研究金融科技本质及其在香港的发展，同时提出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措施建议；香港金融发展局（HKFSDC）在2016年的3月份亦了专门针对股权众筹的报告--《在香港建立股权众筹活动监管制度》，介绍了其它法域的股权众筹监管体制以及探讨在香港如何建立监管架构以促进香港的股权众筹发展。
至于实体规章制度方面，根据股票发行注册制原理（disclose-based）和现行香港《公司（清算及杂项条文）条例》（Hong Kong Companies （Winding Up and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Ordinance）和《证券及期货条例》（Securities and Futures Ordinance），股权众筹在香港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一）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根据公司条例第38条第3项，任何公司以公_方式发行的股票或是债券都必须招股说明书（prospectus）。因此，在公开发行股票时，无论是通过互联网平台还是交易所IPO，发行人必须按照公司条例和证券监管条例的要求进行明确的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招股说明书指任何含有发行人和订购价格计算的书面文件。
多数情况下，招股说明书的筹备成本各不相同并取决于公司发行证券时的情况，但在总体上包含两个方面的成本：一是内部成本，例如发行人在准备书面材料和与处理行政部门事宜的花销；另一部分是外部成本，例如法律服务费和金融服务费，特别是给券商的费用及审计费、翻译费等等。根据一项报告，在欧洲一份招股说明书的准备成本价格位于20万欧元至30万欧元之间。很明显，对于初创公司而言，为了筹集一笔不算大的资本金额而花费高价遵循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要求，或许得不偿失。
（二）招股说明书信息披露豁免情况。尽管有着严格的招股说明书披露要求，香港地区公司条例中仍旧保有披露豁免的情形，一般情况下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特殊投资者豁免。特殊投资者并非香港法律上的一个概念，而是泛指具有特殊身份或者能力资质的投资者，包括了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合格投资者（qualifying investor）、专业投资者（professional investor）、抗高风险投资者、现有股东、公司高管、公司职员、关联公司等等。这类投资者凭借其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投资经验（如投资银行）或是与发行人存在关联关系（如公司高管），而在法律上被视为拥有足够能力在证券投资中保护自己，故此不需要再借助详细的招股说明书来了解发行人的公司运作情况及其它各项财务或是其他类指标。以专业投资者为例，当发行人仅仅对净资产不少于800万港币的投资者或是经验投资者发行股票时，发行人可免于招股说明书披露义务。
2.特别发行规模豁免。当证券发行规模相当“大”或是“小”的时候，招股说明书披露义务亦有可能豁免。根据香港公司条例，每股股票对价不低于50万港币时，招股说明书披露义务可豁免。同时，若是发行对象限定在50人以内（包括非自然人），或是拟融资总额不超过500万港币时，招股说明书义务亦可得到豁免。
3.其它豁免情形。以并购或是接管为目的的证券发行，在有承诺书（understanding agreement）的前提下，招股说明书披露义务可得到豁免。
尽管存在上述豁免情形，股权众筹可选择适用空间却可能是有限的。第一类豁免情形要求与仅仅对特殊投资者发行股票，然而，因为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投资者，例如投资银行，不愿冒高风险将资金投入这些初创企业，亦或是天使投资人认为股权众筹者日后的盈利能力不强或事根本不可能走向上市的道路（因为股权众筹发行人很可能只是想众筹原始资本以便在城市中心开一家餐馆），在此情况下股权众筹的投资者无法限定在特殊投资人范围之中。更进一步的是，政府大力推动股权众筹的原因，除了帮助资金需求者拓宽便捷融资渠道外，还能同时增加普通投资人的投资渠道，使普通百姓投资渠道多样化。基于此，特殊投资者豁免情形对股权众筹来说难以达到。
就特别发行规模豁免而言，小额发行豁免规则（拟融资金额不超过500万港币）却是极有可能被股权众筹所适用的。根据香港贸易发展委员会（HKTDC）2013年的一项调查，对于在香港的大多数初创企业而言，原始资本的缺口范围大致在1万-20万港币之间。而这个范围内的融资需求是可能适用小额发行豁免规则的。尽管如此，超出500万港币资金需求的初创企业仍旧无法获得豁免。
根据2016年的一项调查，在香港二十家最受关注的初创企业中，只有5家所需的原始资本低于500万港币，可能适用小额豁免原则，而其余75%的初创企业，资本缺口则是超过500万港币的，这些企业大多数是科技创新企业，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只能说明小额豁免规则可以适用于大多数普通的初创企业，但对于高科技原始资本需求高的企业，却是无能为力的。
至于“大额”发行豁免规则，正如前文所提股权众筹的主要投资者是一般普通的投资人，即普通大众，每股不低于50万的股份对于这些零售投资者而言是不可行的。
简要而言，基于香港贸易发展委员会的调查数据，在香港的初创企业很有可能获得小额发行豁免规则的便利而得以免去招股说明书披露义务的高额成本，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股权众筹的融资金额，同时也未能给原始资本缺口较大的初创企业带来便利。
（三）证券交易牌照规则。与股权众筹有关的第二道门槛在于证券活动牌照规则，这一要求更多的是针对股权众筹平台。根据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十类证券活动在香港进行必须取得相应的证券牌照。理论上，若股权众筹平台仅仅是作为中间人，为股权众筹发行人和投资者提供信息渠道和交易平台，则是无需以取得证券牌照为正常经营的前提的。但在实践中，众筹平台却是非常容易落入《证券及期货条例》第五章的规则范围。以第一类“证券交易活动”（dealing in securities）为例，证券交易活动是指任何人进行交易或者提供交易合同给他人，或是诱使及试图诱使他人进行认购，购买或承诺证券交易。作为互联网众筹平台，即使在平台网站上展示初创企业的股份或是介绍初创企业，也将可能被视为“诱使”投资者进行股权认购继而落入证券交易牌照规则之中。因而股权众筹平台是极有可能需要以证券牌照为其日常经营所需之前提。
中国投行业务一枝独秀
2009年,A股市场的融资额令人瞩目:中国证监会网站统计显示,企业通过首次公开上市(IPO)集资1831亿元;再融资中企业增发融资总额达3020亿元(含资产注入价值),配股企业融资总额为106亿元;债券融资中可转债和可分离债融资总额77亿元。2009年,同属大中华区资本市场的香港超越纽约,成为2009年全球IPO融资最多的市场,集资额达2424亿港元。
来自Dealogic的数据显示,由于管理层采取了扩大市场规模的渐进措施,债券融资审批程序的效率在提高。2009年中国的债券发行额达到创纪录的2234亿美元,较2008年的955亿美元上涨134%,在亚太区(日本除外)排名第一。
Dealogic的调查显示,2009年亚太区并购市场一枝独秀,已宣布的并购交易额达6121亿美元,较2008年增长12%,成为全球唯一实现交易总额增长的地区。相比之下,EMEA(欧洲、中东和非洲)和美洲分别下降了43%和22%。
同期,中国并购交易总额为1664亿美元,占亚太区(日本除外)总额的34%――处于历史上第二高的水平。2009年,中国公司的海外并购交易总额达到460亿美元,几乎追平2008年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500亿美元。中国近年的海外并购额显著高于往年:2005年中国的海外并购额只有96亿美元,而2007年是254亿美元。
中国的海外并购活动集中在能源和资源交易上,目的地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孙玮认为,中国对能源安全的渴望,将继续推动其海外并购交易。她进一步表示:“中国希望实现投资多元化,进行美元资产以外的投资,因而期望在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地实施交易。”
与此同时,外资公司在中国的并购活动却大幅减少:2009年已宣布的交易额为312亿美元,比2008年减少25%。孙玮指出,外资在华并购活动减少,主要是由于跨国公司在全球衰退中唯求生存,加上许多中国内地公司不缺资金,或者不需要外资技术。
繁荣的资本市场为投资银行与证券公司带来了良好的收益,2009年国内43家券商承销及保荐费用共计45亿元。中金公司成为A股IPO重新启动以来最大的获益者,仅中国建筑、中国重工、中国北车三家大型国有企业的主承销业务,就募集资金787亿元。中金公司的承销保荐费收入以10.1亿元排名券商第一。紧随其后的大型券商分别是中信证券(承销保荐费用总计6.8亿元)、招商证券(2.8亿元)、国信证券(2.7亿元)与东方证券(2.6亿元)。
随着2009年10月中国创业板的正式推出,在中小公司发行方面长袖善舞的国信证券、平安证券等南方券商拥有了更大的舞台。2009年,平安证券承销保荐的13家公司均为中小板与创业板企业,国信证券承销的13家公司,除深圳燃气外,也均为中小板与创业板企业。中信证券与东方证券的IPO项目则是主板、中小板、创业板兼而有之。
2009年的A股IPO市场,无论是项目数量还是承销金额,本土券商依然保持绝对优势。曾在2007年一度跻身于内地IPO集资额前10名的合资投行瑞银证券、高盛高华,自2008年起表现不温不火。2009年11月,瑞银证券和高盛高华共同担任招商证券上市的主承销商,集资额超过110亿元,这是高盛高华去年唯一完成的A股IPO项目;除此之外,瑞银证券担任了创业板公司北陆药业的IPO主承销商,融资3.04亿元。
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在华合资券商中德证券在2009年7月成立后,于当年9月完成了首个IPO项目――辉煌科技在中小板上市,融资3.88亿元。2010年1月8日,该公司担任主承销商的九洲电气在创业板上市,集资5.48亿元。
合资投行在华发展参差不齐
内地第一家合资投资银行――中金公司早在1995年8月即已成立,该公司拥有其他竞争者不可比拟的政界关系,创建历史又远较其他合资证券公司长,因此中金公司的市场表现只能算是特例,在合资券商中并不具有代表性。2003年以来,中国内地先后成立的合资证券公司包括:华欧国际(现已更名为财富里昂)、长江巴黎百富勤、海际大和、高盛高华、瑞银证券、瑞信方正与中德证券等(见表1)。
在上述合资投行中,长江巴黎百富勤已于2007年1月宣布解体;财富里昂、海际大和自创建至今一直业绩平平,在2009年的内地股票及债券承销榜中均排名30位之后。
花旗、麦格理在华合资投行尚未获批
2008年1月,花旗集团(Citigroup)与中原证券签署合作协议,申请成立合资证券公司从事内地投行业务;2009年8月,澳大利亚最大的投资银行麦格理集团(Macquarie Group)与恒泰证券签署了组建合资公司的协议,从事股票和债券承销等投行业务。麦格理计划将整个中国区的投行业务团队装入其中,恒泰证券的投行业务人员也会进入合资公司。
作为亚太区最活跃的投资银行之一,麦格理的中国业务版图中除了房地产基金、合资投行之外,还包括信托业。2009年8月,麦格理联合北京三吉利能源、北京融达投资,在重组昆明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了合资的华澳国际信托有限公司,麦格理持有该公司19.99%的股权(这是目前中国银监会允许外资持有信托公司股权比例的上限)。华澳国际信托开业初期主要将业务集中于帮助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融资。
信托牌照是境外投资银行在中国内地绕开分业监管限制、打造金融综合服务平台的捷径。有了信托公司的平台,就有了一个可以在境内募集资金的合法身份。而信托公司既可以在实业领域投资,又可以参与资本市场的投融资,业务领域非常广泛。
尽管花旗、麦格理在华成立合资投行的申请尚未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但仍有多家外资投行对内地资本市场虎视眈眈,例如计划近期成立合资券商的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摩根大通(JPMorgan)、野村证券(Nomura)等。
长江巴黎百富勤、华欧国际、海际大和
2007年1月,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将其持有的长江巴黎百富勤33%股权全部转让给长江证券,以便双方能实施各自的中国市场发展策略。股权转让完成后,长江巴黎百富勤成为长江证券的全资子公司,更名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这标志着中国加入WTO后国内第一家获得主承销商资格的合资券商正式解体。
外资方同样来自法国的华欧国际由里昂证券亚太区市场(CLSA Asia-Pacific Markets)与总部位于湖南省的湘财证券(现已变更为财富证券)于2003年4月成立,是中国加入WTO后获准设立的首家合资券商。在2006-2007年大牛市中,华欧国际的投行业务增长乏力,同时中方股东的变化更导致该公司管理团队出现重大变动:2008年年初,华欧国际原总裁贞离职,拉开了公司高层人员流动的序幕。中信证券、中投证券等国内券商挖走了华欧国际多名资深投行人员。
与上述两家合资券商相比,由上海证券与日本大和证券(Daiwa SMBC)组建而成的海际大和目前面临的局面更为艰难。2004年11月开业至今,海际大和除了股改项目外,在新股发行、增发、配股等主要证券承销业务中鲜有斩获。即使在2007年国内大牛市的环境下,该公司的证券承销业务收入仅为151万元,净利润更是出现2338万元的亏损。不仅如此,海际大和投行业务的发展更因专业人才的缺乏而前景黯淡。该公司面对投行业务贫瘠与人才流失的双重挑战。2010年2月,上海康耐特光学的创业板上市申请获得通过,这是海际大和成立5年多来担任主承销商的第一宗IPO项目。
“失意者”的共同问题
长江巴黎百富勤、华欧国际与海际大和的内地投行业务遭遇挫折,源于以下共同存在的问题:
1.合资双方的实力有限:上述3家合资证券公司的中外方股东实力在业界都偏弱。外方股东法国巴黎百富勤、里昂证券与大和证券都难以跻身全球性投资银行之列,其投行业务大多集中于亚太区市场。中方股东长江证券、财富证券、上海证券在国内均属于地方性券商,投行业务基础薄弱。
2.发展目标分歧与投入不足:合资券商在运营中容易因发展目标不同导致分歧加大。中方股东通常希望通过合资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把投资银行业务做大做强,进而带动公司的整体发展,提升公司的行业地位。而外方股东则希望在政策尚不允许独资的条件下,借助合资方式先进入中国市场,做好人才和技术积累,一旦政策放开,即可实现独资。在不同的合资目的下,双方很难找到共同利益的结合点。
3.总部的选址错误:长江巴黎百富勤、华欧国际、海际大和面临的困局与其总部注册地的选址错误紧密相关。上述3家合资投行均选择上海作为总部所在地。由于合资券商的主营业务为证券承销与财务顾问,远离中国的政治与金融决策中心北京,明显不利于加强政府关系和拓展以大型国有企业客户为主的内地投资银行业务。
相比之下,稍晚成立的合资投行高盛高华、瑞银证券、瑞信方正、中德证券对于中国国情的认识更为务实,不约而同地将北京作为总部所在地。
4.市场进入的时机过早:“生不逢时”也是长江巴黎百富勤、华欧国际、海际大和共同面对的客观障碍。3家合资投行均成立于2003年-2005年期间。当时国内证券市场正处于熊市,2005年5月股权分置改革启动后,新股发行、增发、配股等主要证券承销业务更被临时叫停了一年多时间。
5.缺乏稳定有力的管理与执行团队:由于实力有限和投入不足,长江巴黎百富勤、华欧国际、海际大和创建后普遍缺乏稳定与有力的公司管理与业务执行团队。股东变化、意见分歧、高层专业人士的频繁变动对合资投行的业务发展均带来不利影响。■
作者为安永中国业务拓展部副总监,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财富里昂的中国变阵
[关键词]证券税制；证券流转环节；税制结构；政策建议
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体系是由证券发行环节针对证券机构所课征的营业税和印花税，证券交易环节课征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及证券持有、转让环节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所构成。总体而言，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体系在结构上不合理、税收政策工具单一、税负不公、重复课税和税负过重现象严重，导致其在筹集财政收入、抑制证券投机、调节社会分配和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显得乏力。因此，我国当前证券税制改革不应仅仅停留在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上，而应着力完善证券市场中各个证券品种在证券各个流转环节中的相关税收政策。
一、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存问题分析目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对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来实现的，但是从实际的税收调节效果看并不理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单一的印花税税种设置和单一的印花税税率调整，根本无法发挥税收杠杆在证券市场中的调节和分配功能。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证券发行环节尚未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按照国际税收惯例，各国政府一般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即一级市场）申请发行并登记许可的所有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而我国目前在该环节主要针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手续费（佣金）收入全额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营业税，而不是按净额征收，而且还包括收取的价外费用（如代垫的费用）;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企业发行债券和股票所取得的收入，按“产权转移书据”
税目课征印花税；对上市公司发行有价证券取得的溢价收入，按“营业账簿”税目课征印花税。从实质上看，我国尚未对证券发行环节发行的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由此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和税收政策无法对证券发行市场发挥税收调控的作用。
2.证券交易环节征收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制度性缺陷。目前我国在证券交易环节（即二级市场）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该类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缺陷：（1）它实质上是就股票交易金额所征收的一道交易税，偏离了印花税作为凭证税种的内涵，而且被赋予了多重目标或功能[1,2],承担了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和遗产税或赠与税等多个税种的功能，因此不符合税收法理。（2）它仅就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征税，对其他证券品种（如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期货、投资基金、国家股和法人股等）及一级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的证券品种都不征税，税基偏窄，不仅造成税收收入的严重流失，而且造成一级市场的原始股投资者和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者之间、场内交易者和场外交易者之间、股票与其他证券品种之间的税负不公[3]。（3）它不区分交易时间、交易主体、交易金额，也不区分买方和卖方[4],均按现实交易额征收相同比例的税收，税率设定单一且税率偏高，导致证券税收对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大户利用资金和信息优势操纵股市的调控能力被削弱，中小投资者的实际税负较重，而机构和大户投资者税负较轻，不能体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的证券税收原则。
3.证券持有环节存在税负不公和重复征税现象。目前我国在证券持有环节主要针对个人持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除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的利息外）按照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个人所得税；企业持有权益性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按照2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税①。我国目前课征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存在以下问题：（1）税负不公。一是上市公司之间的税负不公，比如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税负更轻；二是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税负不公，只对个人股而不对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利征税；三是仅对个人投资于股票获得的股息及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对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不征税；四是居民企业与非居民企业的税负不公。（2）缺乏对企业和个人股息、红利重复征税的规避机制②。《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与其其他所得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而个人取得的上述所得是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而来的，再对个人获得上述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又不存在扣除项目，就会产生经济性重复征税现象。（3）对个人证券投资所得课税的税率低，对机构投资取得收益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可能造成企业采取“公款私用”的办法，以个人名义买卖各类证券以部分逃避企业所得税，甚至造成企业管理层私分证券投资收益。
4.证券转让环节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国际上对于证券转让所得（即买卖价差或增值收益）,区分投资者已实现收益和未实现收益分别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目前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关于证券转让所得课税的现行规定为：企业转让股权和债权等取得的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5%的税率课征企业所得税；对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封闭式投资基金、开放式投资基金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从2006年1月1日起，对年所得l2万元以上的个人要求自行申报纳税，其中就包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及个人股票转让所得。总体而言，我国现行相关规定存在以下问题：从个人证券利得收入来看，以投资者每次买卖价差为计税依据课征20%的所得税（除股票外）,没有区分证券市场投机收益与投资收益以及投资者持股时间长短，一律按同一税率计税，难以起到引导长线投资，遏制投机的作用；从企业证券利得收入来看，将其与企业其他经营所得合并课征25%的所得税，与国际惯例不符。许多国家为了刺激企业投资，都非常注重实施差异性的课税政策，一般将企业该收入与其经营所得区分开来，并按持股时间长短课以轻于经营所得的税负，以鼓励企业法人之间相互持股，促进企业集团化经营的发展。
5.证券转移环节用证券交易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证券转移（即非交易转让）环节的所得包含证券赠送、继承、赠与等方式使证券财产权属发生变更而取得的所得[5]。由于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因而也没有开征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目前对A、B股赠送、继承、赠与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实际上用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不符合国际惯例和税收法理。
二、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进建议基于对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要真正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须构建一套与证券发行、交易、持有、转让和转移等各流转环节相配套、前后各环节相协调的，由多税种构成、多环节调节的复合性税制体系。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证券发行环节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应就在一级市场和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国库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等所有证券品种在发行时所取得的登记许可证征税，并按照上述不同证券品种分别制定相应的差别比例税率，还原证券交易印花税是针对产权转移书据或合同征税的本来面目，以改变目前证券发行市场流转税空白的局面，这不仅可以调节证券发行市场的发行价格，缩小证券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的收益差额，还有助于两个市场的衔接和共同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为了做到有法可依，建议税务主管部门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来立法。
2.证券交易环节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代之以证券交易税。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就提出在适当时机开征证券交易税，取代对股票交易征收的印花税[6]。我们在前述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开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前提下，应取消当前二级市场上征收的名不符实的股票交易印花税，代之以证券交易税①。证券交易税设计如下：（1）课税对象为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可转换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派生证券品种等，但因继承和赠与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移行为应纳入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征税范围。（2）纳税人为证券交易的卖方，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交易和转让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应包括未上市交易和转让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实行单向征收，受让方免税，这样可以增加卖方的转让成本以至限制证券卖出，有助于形成证券持有人的“惜售心理”，延长持有期限，有利于扩大证券市场容量。（3）计税依据为各类投资群体与券商或证券经纪人在交割时的实际成交价格。（4）税率设计时应力求兼顾抑制过度投机和保持资本流动性，实行以低税率为主，并按不同证券品种、不同交易方式及持有期限长短，设计富有弹性的差别比率税率。对不同的证券品种实行差别税率，能有效地对某些券种加以扶植，体现国家的投资融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的交易方式实行差别税率，如对通过交易所进行交易的证券品种制定较低的税率，对通过柜台交易或其他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证券品种制定较高的税率，有利于促进集中交易；按证券品种持有时间的长短实行差别税率，即证券持有时间越长适用的税率越低，有利于抑制过度投机行为。（5）税收征管上实行由证券交易所、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代扣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方式。
3.证券持有环节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我国仍应保留对企业和个人的证券投资所得分别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但需进行以下改进：（1）上市公司之间以及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投资所得应一律按法定的所得税税率征收，以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证券市场改革目标。（2）对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证券投资所得逐步实现按相同比例税率课税，以实现投资者之间的税负公平。（3）遵循国际惯例，将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逐步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4）对于企业和个人的长期与短期投资收益实行差别税率[3],其中，长期投资收益应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5）为了鼓励再投资，对股息、红利、利息用于再投资的，应实施适当的减免税政策。（6）构建消除企业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所得重复征税的机制。国际上通常采用以下方式来消除或缓解股息重复征税②：一是扣除制，即允许被投资公司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全部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仅就扣除后剩余的部分课征企业所得税；二是双率制，即对被投资公司利润分为已分配利润和保留利润，前者适用较低的税率，而后者则课以较高的税率；三是抵免制，即把被投资公司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股息红利所得从个人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四是免税制，即将投资者个人的股息所得不纳入个人的应税所得，不征个人所得税。笔者认为，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新兴和转轨市场阶段，筹集财政收入是其重要目标之一，因此选择扣除制或抵免制是较为合理的；即企业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不课征企业所得税，而由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或允许将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息和红利所得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从个人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这样，既可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征税。
4.证券转让环节择时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由于证券买卖价差收益或增值收益毕竟不同于股息、红利所得和企业经营所得，从健全和完善证券税制、维护税收公平、实现社会公平分配和加强国家对证券市场调控的角度来看，选择合理时机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是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③。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设计如下：（1）课税对象为从事证券交易行为因买卖差价而获取的收益，既包括在证券交易场所进行交易因卖出价高于买入价而取得的收益，也包括出售所持有的原始股而取得的高于原始股购买时所支出的份额的收益。（2）纳税人为从事证券买卖取得收益的法人或自然人。在实践中，存在有证券交易开户人并非实际操作人的现象，从严格管制税源角度出发，应以名义主体为纳税人而无论是否由其亲自操作。（3）计税依据为投资者已实现的价差收益或增值收益，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已实现增值收益才对已实现转让或增值收益征税。（4）税率设计需要根据不同证券品种、投资期限长短、投资者类别和交易量大小等实行差别税率，税率从低①。具体而言，根据证券持有时间长短、投资数额大小[7],并区分正常交易所得和投机易所得，实行超率累进税率。对持有期较长者课以较低的税，而对持有期短者课以较高的税；对交易量大、获利较多的投资者可以采取高税率征收，而对交易量小、获利较少甚至亏损的投资者采取低税率或在一定程度上免税。（5）税收优惠。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免资本利得税或抵免已纳的资本利得税。关于以前年度的投资损失，机构投资者可以沿用企业所得税有关亏损弥补的规定，以连续五年为弥补期限；个人投资者可以以一年取得的证券转让所得为一次来计征个人所得税，投资损失允许以连续五年为弥补期限并规定每年的弥补限额。（6）税收征管上采取源泉扣缴法，委托证券公司及经营机构通过沪深交易所计算机网络实行按年代扣代缴。同时，要建立纳税人与扣缴人的双向申报制度，由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分别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5.证券转移环节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证券作为一种有价证券，代表了一定的财产，为达到收入公平分配、缓解贫富差别，应对证券财产的遗赠征税②。目前，我国可以考虑把继承和赠与的证券列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按20%的比例税率课税，待正式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后，再将此部分列入两税的征收范围。按照国际惯例，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无须单独设立税种，可并入一般财产税和赠与税。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课税依据是证券的市场价值，由于市场价值始终处于不停顿的波动之中，具体处理上可考虑取遗赠生效之日的市场价格，非上市有价证券可以按其面值计算。纳税义务人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我国目前可采用从价征税，实行有免征额的超额累进税率，免征额根据亲疏程度而确定。证券持有人提前将有价证券变现的，在继承或赠送现金之时仍应对现金财产征收遗赠税。个人将有价证券赠送给国家鼓励的教育基金、养老基金、科学基金或其他公益事业的，经税法认定可予以免税[8]。同时，应健全证券财产申报制度和登记制度，提高公民纳税意识和税收征管水平。
[参考文献]
[1]钟伟，李娜。我国证券业税收制度初探[J].税务研究，2003,（9）。
[2]单新萍。改革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路径选择[J].经济管理，2006,（3）。
[3]王长江。中国证券税制：问题与改革[J].财政研究，2006,（10）。
[4]易茜。我国证券税制的框架设计[J].税务研究，2007,（11）。
[5]陈赵戟。我国证券收休系的研究[J].税务研究，2005,（1）。
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体系是由证券发行环节针对证券机构所课征的营业税和印花税，证券交易环节课征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及证券持有、转让环节课征的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所构成。总体而言，我国现行证券税制体系在结构上不合理、税收政策工具单一、税负不公、重复课税和税负过重现象严重，导致其在筹集财政收入、抑制证券投机、调节社会分配和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显得乏力。因此，我国当前证券税制改革不应仅仅停留在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上，而应着力完善证券市场中各个证券品种在证券各个流转环节中的相关税收政策。
一、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存问题分析目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对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来实现的，但是从实际的税收调节效果看并不理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单一的印花税税种设置和单一的印花税税率调整，根本无法发挥税收杠杆在证券市场中的调节和分配功能。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证券发行环节尚未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按照国际税收惯例，各国政府一般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即一级市场）申请发行并登记许可的所有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而我国目前在该环节主要针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手续费（佣金）收入全额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营业税，而不是按净额征收，而且还包括收取的价外费用（如代垫的费用） ;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企业发行债券和股票所取得的收入，按“产权转移书据”
税目课征印花税；对上市公司发行有价证券取得的溢价收入，按“营业账簿”税目课征印花税。从实质上看，我国尚未对证券发行环节发行的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由此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和税收政策无法对证券发行市场发挥税收调控的作用。
2.证券交易环节征收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制度性缺陷。目前我国在证券交易环节（即二级市场）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该类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缺陷： （1）它实质上是就股票交易金额所征收的一道交易税，偏离了印花税作为凭证税种的内涵，而且被赋予了多重目标或功能[ 1, 2 ] ,承担了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和遗产税或赠与税等多个税种的功能，因此不符合税收法理。（2）它仅就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征税，对其他证券品种（如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期货、投资基金、国家股和法人股等）及一级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的证券品种都不征税，税基偏窄，不仅造成税收收入的严重流失，而且造成一级市场的原始股投资者和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者之间、场内交易者和场外交易者之间、股票与其他证券品种之间的税负不公[ 3 ]。（3）它不区分交易时间、交易主体、交易金额，也不区分买方和卖方[ 4 ] ,均按现实交易额征收相同比例的税收，税率设定单一且税率偏高，导致证券税收对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大户利用资金和信息优势操纵股市的调控能力被削弱，中小投资者的实际税负较重，而机构和大户投资者税负较轻，不能体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的证券税收原则。
3.证券持有环节存在税负不公和重复征税现象。目前我国在证券持有环节主要针对个人持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除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的利息外）按照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个人所得税；企业持有权益性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按照2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税①。我国目前课征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存在以下问题： （1）税负不公。一是上市公司之间的税负不公，比如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税负更轻；二是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税负不公，只对个人股而不对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利征税；三是仅对个人投资于股票获得的股息及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对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不征税；四是居民企业与非居民企业的税负不公。（2）缺乏对企业和个人股息、红利重复征税的规避机制②。《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与其其他所得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而个人取得的上述所得是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而来的，再对个人获得上述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又不存在扣除项目，就会产生经济性重复征税现象。（3）对个人证券投资所得课税的税率低，对机构投资取得收益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可能造成企业采取“公款私用”的办法，以个人名义买卖各类证券以部分逃避企业所得税，甚至造成企业管理层私分证券投资收益。
4.证券转让环节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国际上对于证券转让所得（即买卖价差或增值收益） ,区分投资者已实现收益和未实现收益分别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目前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关于证券转让所得课税的现行规定为：企业转让股权和债权等取得的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5%的税率课征企业所得税；对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封闭式投资基金、开放式投资基金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从2006年1月1日起，对年所得l2万元以上的个人要求自行申报纳税，其中就包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及个人股票转让所得。总体而言，我国现行相关规定存在以下问题：从个人证券利得收入来看，以投资者每次买卖价差为计税依据课征20%的所得税（除股票外） ,没有区分证券市场投机收益与投资收益以及投资者持股时间长短，一律按同一税率计税，难以起到引导长线投资，遏制投机的作用；从企业证券利得收入来看，将其与企业其他经营所得合并课征25%的所得税，与国际惯例不符。许多国家为了刺激企业投资，都非常注重实施差异性的课税政策，一般将企业该收入与其经营所得区分开来，并按持股时间长短课以轻于经营所得的税负，以鼓励企业法人之间相互持股，促进企业集团化经营的发展。
5.证券转移环节用证券交易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证券转移（即非交易转让）环节的所得包含证券赠送、继承、赠与等方式使证券财产权属发生变更而取得的所得[ 5 ]。由于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因而也没有开征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目前对a、b股赠送、继承、赠与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实际上用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不符合国际惯例和税收法理。
二、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进建议基于对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状分析，笔者认为，要真正发挥税收对证券市场投融资的调控作用，必须构建一套与证券发行、交易、持有、转让和转移等各流转环节相配套、前后各环节相协调的，由多税种构成、多环节调节的复合性税制体系。为此，笔者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证券发行环节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证券交易印花税应就在一级市场和场外市场交易的股票、国库券、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等所有证券品种在发行时所取得的登记许可证征税，并按照上述不同证券品种分别制定相应的差别比例税率，还原证券交易印花税是针对产权转移书据或合同征税的本来面目，以改变目前证券发行市场流转税空白的局面，这不仅可以调节证券发行市场的发行价格，缩小证券发行市场与交易市场的收益差额，还有助于两个市场的衔接和共同发展，增加财政收入。为了做到有法可依，建议税务主管部门将证券交易印花税作为一个独立的税种来立法。
2.证券交易环节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代之以证券交易税。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就提出在适当时机开征证券交易税，取代对股票交易征收的印花税[ 6 ]。我们在前述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开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前提下，应取消当前二级市场上征收的名不符实的股票交易印花税，代之以证券交易税①。证券交易税设计如下：（1）课税对象为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可转换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派生证券品种等，但因继承和赠与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移行为应纳入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征税范围。（2）纳税人为证券交易的卖方，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交易和转让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应包括未上市交易和转让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实行单向征收，受让方免税，这样可以增加卖方的转让成本以至限制证券卖出，有助于形成证券持有人的“惜售心理”，延长持有期限，有利于扩大证券市场容量。（3）计税依据为各类投资群体与券商或证券经纪人在交割时的实际成交价格。（4）税率设计时应力求兼顾抑制过度投机和保持资本流动性，实行以低税率为主，并按不同证券品种、不同交易方式及持有期限长短，设计富有弹性的差别比率税率。对不同的证券品种实行差别税率，能有效地对某些券种加以扶植，体现国家的投资融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的交易方式实行差别税率，如对通过交易所进行交易的证券品种制定较低的税率，对通过柜台交易或其他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证券品种制定较高的税率，有利于促进集中交易；按证券品种持有时间的长短实行差别税率，即证券持有时间越长适用的税率越低，有利于抑制过度投机行为。（5）税收征管上实行由证券交易所、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代扣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方式。
3.证券持有环节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我国仍应保留对企业和个人的证券投资所得分别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但需进行以下改进： （1）上市公司之间以及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投资所得应一律按法定的所得税税率征收，以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证券市场改革目标。（2）对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证券投资所得逐步实现按相同比例税率课税，以实现投资者之间的税负公平。（3）遵循国际惯例，将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逐步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4）对于企业和个人的长期与短期投资收益实行差别税率[ 3 ] ,其中，长期投资收益应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5）为了鼓励再投资，对股息、红利、利息用于再投资的，应实施适当的减免税政策。（6）构建消除企业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所得重复征税的机制。国际上通常采用以下方式来消除或缓解股息重复征税②：一是扣除制，即允许被投资公司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全部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仅就扣除后剩余的部分课征企业所得税；二是双率制，即对被投资公司利润分为已分配利润和保留利润，前者适用较低的税率，而后者则课以较高的税率；三是抵免制，即把被投资公司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股息红利所得从个人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四是免税制，即将投资者个人的股息所得不纳入个人的应税所得，不征个人所得税。笔者认为，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新兴和转轨市场阶段，筹集财政收入是其重要目标之一，因此选择扣除制或抵免制是较为合理的；即企业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不课征企业所得税，而由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或允许将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息和红利所得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从个人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这样，既可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 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征税。
4.证券转让环节择时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由于证券买卖价差收益或增值收益毕竟不同于股息、红利所得和企业经营所得，从健全和完善证券税制、维护税收公平、实现社会公平分配和加强国家对证券市场调控的角度来看，选择合理时机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是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③。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设计如下： （1）课税对象为从事证券交易行为因买卖差价而获取的收益，既包括在证券交易场所进行交易因卖出价高于买入价而取得的收益，也包括出售所持有的原始股而取得的高于原始股购买时所支出的份额的收益。（2）纳税人为从事证券买卖取得收益的法人或自然人。在实践中，存在有证券交易开户人并非实际操作人的现象，从严格管制税源角度出发，应以名义主体为纳税人而无论是否由其亲自操作。（3）计税依据为投资者已实现的价差收益或增值收益，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已实现增值收益才对已实现转让或增值收益征税。（4）税率设计需要根据不同证券品种、投资期限长短、投资者类别和交易量大小等实行差别税率，税率从低①。具体而言，根据证券持有时间长短、投资数额大小[ 7 ] ,并区分正常交易所得和投机易所得，实行超率累进税率。对持有期较长者课以较低的税，而对持有期短者课以较高的税；对交易量大、获利较多的投资者可以采取高税率征收，而对交易量小、获利较少甚至亏损的投资者采取低税率或在一定程度上免税。（5）税收优惠。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免资本利得税或抵免已纳的资本利得税。关于以前年度的投资损失，机构投资者可以沿用企业所得税有关亏损弥补的规定，以连续五年为弥补期限；个人投资者可以以一年取得的证券转让所得为一次来计征个人所得税，投资损失允许以连续五年为弥补期限并规定每年的弥补限额。（6）税收征管上采取源泉扣缴法，委托证券公司及经营机构通过沪深交易所计算机网络实行按年代扣代缴。同时，要建立纳税人与扣缴人的双向申报制度，由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分别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5.证券转移环节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证券作为一种有价证券，代表了一定的财产，为达到收入公平分配、缓解贫富差别，应对证券财产的遗赠征税②。目前，我国可以考虑把继承和赠与的证券列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按20%的比例税率课税，待正式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后，再将此部分列入两税的征收范围。按照国际惯例，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无须单独设立税种，可并入一般财产税和赠与税。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课税依据是证券的市场价值，由于市场价值始终处于不停顿的波动之中，具体处理上可考虑取遗赠生效之日的市场价格，非上市有价证券可以按其面值计算。纳税义务人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我国目前可采用从价征税，实行有免征额的超额累进税率，免征额根据亲疏程度而确定。证券持有人提前将有价证券变现的，在继承或赠送现金之时仍应对现金财产征收遗赠税。个人将有价证券赠送给国家鼓励的教育基金、养老基金、科学基金或其他公益事业的，经税法认定可予以免税[ 8 ]。同时，应健全证券财产申报制度和登记制度，提高公民纳税意识和税收征管水平。
[参 考 文 献]
[ 1 ] 钟伟，李娜。 我国证券业税收制度初探[ j ]. 税务研究， 2003, （9）。
[ 2 ] 单新萍。 改革完善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路径选择[ j ]. 经济管理， 2006, （3）。
[ 3 ] 王长江。 中国证券税制：问题与改革[ j ]. 财政研究， 2006, （10）。
[ 4 ] 易茜。 我国证券税制的框架设计[ j ]. 税务研究， 2007, （11）。
[ 5 ] 陈赵戟。 我国证券收休系的研究[ j ]. 税务研究， 2005, （1）。
200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工作。会议指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继做出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从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出发做出的又一重大决策，是落实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总体战略的重大任务。但是，由于长期以来资金的缺乏，使得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大多数处于发展困境之中。虽然资本市场对西部企业有一定的政策倾斜，但是作为全国一盘棋的主板市场，毕竟不是扶贫机构，能够在这个市场上市的中西部企业只是很小一部分，它们所占的市场份额也极为有限，更多的企业处于由于缺乏资金而陷入的停滞当中。这不但对中西部的经济发展不利，而且对全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也极为不利。基于此，本文对中西部地区区域资本市场的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我国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监管体制的完善
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建设过程中，应建立完善的证券发行审核制度，有效的规范发行市场，做到防范欺诈、促进公平、降低风险。监管机构应切实做到对发行公司认真核查，减少中小投资者的损失;加强对中介机构的监管，减少业绩平平、甚至亏损的企业通过种种不正当手段比如编制虚假财务报表，出具不属实的鉴证报告等获取上市资格，逐步减少政府对资本市场的行政干预。
1.对融资主体的监管
(1)对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证券发行与上市的监管。对证券发行的监管是指证券监管部门对证券发行的审查、核准和监控。按照证券发行时审核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的搭配不同划分，可以将对证券发行的监管分为两种：注册制和核准制。按照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现状和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应实行核准制。在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建设过程中，应成立区域性的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负责核准区域性证券的发行。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负责对证券的发行和上市进行实质性审核，并有权否决不符合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发行标准和上市标准的公司的证券发行和上市申请。核准制通过对发行公司的经营状况、产业状况、管理人员资格、财务状况等进行实质性审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发行公司的质量。
(2)对区域性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的监管。企业真实信息的有效披露是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和必要基础，也是防范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在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建设过程中，应强化区域性资本市场上市主体的信用观念，健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制度，提高信息的公开性、流动性和共享性。在资本市场中，信息的公开性、流动性和共享性以及投资者对信息的分析、归纳和反映的能力，直接影响到市场股票价格及其波动。上市公司对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不真实、不完整、不及时等，往往会产生“噪声”交易，从而导致股票价格的大起大落，加大了资本市场的风险，导致投资者入市心有余悸，在股票市场上追涨杀跌，盲目炒作、追捧。区域性资本市场相对主板市场来说，风险更大，应进一步加重对违反信息披露义务的处罚，提高上市主体的违约成本，在区域内建立统一的资信记录、管理和披露制度，建造一个社会共享的、公开、公正的企业信息咨询服务网络，提高企业资信的透明度。
区域性资本市场信息披露可以分为证券发行上市时信息批露和上市后持续性信息披露。发行上市时的信息披露主要是上市前发行人需履行上市审批要求的披露义务，主要是披露对投资者做出决策有影响的所有信息。披露文件包括但不限于：招股说明书、上市公告书、财务报告等。主要披露内容除与主板市场相同外，还强调公司过去两年的活跃的主营业务记录和公司未来两年的经营目标，包括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的未来两年盈利预测审核报表。同时要着重说明公司业务活动、发展战略与规划、募集资金的详细使用计划，包括操作上的可行性、财务支持以及有关建设。上市公司持续性信息披露是指上市公司在上市后进行定期与不定期的信息披露，主要是对交易价格可能产生影响事项的公开。披露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定期报告、临时报告包括重大事件、收购合并等。
2.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管
证券中介、服务机构主要包括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师事务所、证券投资咨询和资信评估机构等。作为证券市场的“经济警察”，证券中介、服务机构保证了市场信息制度的有效实施，他们不但是证券市场的服务机构，还是市场的监督者。对证券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管是有效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的重要措施，是证券监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证券中介、服务机构在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中担当的角色和应承担的责任与全国性市场没有太大区别，但由于我国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上市公司规模小，管理不规范，对中介服务机构的监管应该更加严格。
最好，还要加强对监管结构自身的法律和行政监督及监管机构的自律。
二、加快我国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的股份制的改造
建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需要解决两大基本问题，即企业生产要素的股份化改造和股份流动的市场化，其中生产要素的股份化改造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它是股份流通市场化的前提条件。目前我国大部分中小企业尚未建立股份制企业结构，因此要通过社会各种资本的进入加强对现有的、企业组织结构不规范的中小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使不论属于何种所有制性质的中小企业都做到产权关系明确，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完善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公司经理层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企业经营方式、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的变革，为中小企业在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实现股票流通的市场化打下坚实基础。
三、建立我国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区域布局试点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初，我国股份制改革进入前所未有的高潮，沪深主板市场建立，但由于其不能满足大多数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融资需要，产权交易市场应运而生，武汉和四川乐山于1988年率先成立了第一批产权交易所。成都、乐山、武汉、淄博等第一批产权交易市场开始尝试采用柜台交易、自动报价系统和异地上市基金等方式对非上市企业股权进行交易，特别是淄博市以产权交易机构为基础建立了淄博证券交易自动报价系统，成功的实现了与日照、潍坊、青岛等地的联网，初步形成了区域性资本市场的雏形。
西部地区我认为可以选择陕西产权交易所和成都产权交易所，陕西产权交易所、成都产权交易所具有适合区域性资本市场建立和发展的自律性规章制度、交易系统，具有先进的交易服务体系和硬件设施，完全可以作为发展我国区域性资本市场的试点，待这两个地区发展制度完善时，可以向重庆产权交易所和新疆产权交易所引进，使之建立一个覆盖我国中西部大部分地区和城市的区域性资本市场服务体系。
四、注重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有关法律制度的完善
在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建立过程中，必须注重通过加强法制建设来规范交易行为，保证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秩序，规范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主要是指有关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自身建设和发展的法律法规，包括市场主体特别是中介机构、信息披露机构的资格认证、市场准入条件、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以及与主板市场相互交接包括从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升入主板市场和从主板市场退入区域性资本进行上市的法律法规，有关交易规则和交易商的资格审定、上市公司行为的约束、交易行为监管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从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和建立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初衷来看，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将会在股本规模、开业时间、资产结构、经营业绩、上市公司股东数量等现行《公司法》、《证券法》等将存在相互抵触之处，因此加快对现行《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与目前《股份转让办法》等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为中西部地区区域性资本市场的健康运行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五、建立我国区域性资本市场的退出机制――准退市提示制度
公司在证券市场上市可以分为发行上市和持续上市。上市公司通过发行上市后，必须满足一定的持续上市条件，否则将面临被摘牌的可能。上市公司退出机制是上市公司直接承担不符合持续上市条件法律后果的证券市场监管制度。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的一大恶疾就是一批上市公司质量极差却依然在市场上混乱圈钱，公司股票根本没有投资价值却仍霸占市场、占据大量的资金资源，不但严重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也严重影响了证券市场的健康运行。
证券公司作为一种市场主体，必然存在经营失败和市场退出的问题。但作为金融机构，证券公司市场退出不同于一般的生产企业而具有特殊性。在我国，证券公司往往集经纪商、承销商和保荐机构、机构投资者等诸多角色于一身，且其经营范围涉及全国和境外，其经营失败还会波及到数量众多的个人和机构客户，甚至中央银行和财政。本文将结合我国证券公司市场退出的实践模式，重点讨论作为证券公司客户的投资者利益保护的法律问题。
证券公司客户的权利类型
本文所指的投资者是从证券公司客户的角度来谈的，并不是指作为上市公司股东的投资者。实践中，证券公司市场退出影响客户的权利主要是集中在经纪业务和委托理财业务方面。具体而言，客户与证券公司主要的利益连接点主要包括下列类型：
1、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的存托人。客户交易结算资金是客户用于保证证券投资交易、结算的资金，所有权应该属于客户所有。但是长期以来，交易结算资金往往存放在证券公司处。正常状况下，证券公司应当帮助客户开列资金帐户，该帐户内的资金所有权应该属于客户，客户对该类资金具有取回权。但当证券公司因挪用而无法返还时，就形成了客户对证券公司的债权。
2、证券类资产的托管方。同样，根据国内目前的证券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证券公司应为客户开立与资金帐户对应的股票帐户，用于记载其购得的证券类资产（包括国债、基金单位）。这些资产实际托管在证券公司，证券公司在实践中常将客户资产与其自营资产混同，挪用客户的证券类资产。
3、资产管理的委托人。实践中，客户将资金委托给证券公司，双方签订委托理财合同。受托证券公司按照合同的约定或授权进行证券投资或其他投资计划。委托合同届满后，返还本金和一定的受益。为招揽客户加入委托理财计划，证券公司往往在合同中承诺高于银行利率水平的高收益和回报，即保底条款。保底条款可分为保证本息固定回报条款、保证本息最低回报条款和保证本金不受损失条款三种。在证券公司市场退出时，委托人的财产权利 （特别是违规理财行为）如何保护已经成为投资者关注的焦点。
4、借款人（质押权人）。实践中，客户可以直接将钱存入证券公司（或其营业部等分支机构），形成事实上的借贷关系；还有的证券公司还有将客户的资金进行国债回购融资，由证券公司出具虚假的国债或其他证券托管凭证给客户，证券公司通过这种形式向客户融资或融券，也形成客户与证券公司之间的借款关系。2004 年11月初，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连续了《短期券管理办法》、 《证券公司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和《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等规定，可望会给证券公司的合法的融资带来机会和可能性。当然这些融资方式也产生了新的借款人类型：债券持有人和银行（股票的质押权人）。
证券公司市场退出的实践模式
1、破产清算方式退出市场
破产是指证券公司发生支付危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无法继续经营情况时，由法院宣告其进入破产还债程序。破产程序一般由法院主持，公平处置证券公司的债权。国际证券市场已经发生多起证券公司破产的实例：1997 年日本三洋证券、小川证券、山一证券破产，韩国高丽证券破产，中国香港地区正达行证券公司破产。根据报道，中国的大连证券、新华证券、佳木斯证券的破产案件已由相应的中级人民法院受理。
金融机构的破产应受所在地《破产法》的规制，特别是在破产的程序性规定上，可以准用破产的民商事程序。但是金融机构的破产与一般企业的破产在实体性规定上具有较多的不同点。各国各地区在破产法之外均有特别的规定，主要包括破产案件的受理标准、依职权宣告破产等。这些特别法的规定涉及到金融机构的行政管理机构与法院在破产程序中的分工和权经济改革限分工问题。例如，美国 《1978年破产 改造法》授权美国证交会 （SEC）参与证 券公司的破产。我国 《商业银行法》第 71条和 《保险法》第 86条分别作出相关 规定：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破产应该经 过金融监管机构同意；商业银行和保险公司被宣告破产后，人民法院组织金融监督 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成立清算 组进行清算。 在证券公司破产问题上，我国 《证券法》却唯独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应该说存 在立法上的重大不足。使我国法院在证券 公司的破产案件上缺乏特别性的法律规定，更无法准确处理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权利衔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在证券公司破产程序中的权力模糊和缺位，有可能会增大证券公司破产对证券 市场的冲击，特别是会损害投资者的利 益，动摇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因为，法院在处理证券公司破产问题上，其 专业能力和对资本市场的独特性明显不如 专业性的证券监管机构。对证券公司客户的权利保护是证券公司破产法应当亟待完 善的内容。
2、托管经营的逐步退出方式
证券公司的托管经营是中国处理问题券商广泛采用的方法，托管具有明显的权 宜之计和过渡性质。从托管实践模式看， 包括以下三种模式： （1）同业托管经营，由新成立券商或老券商托管违法券商和问 题券商。在新券商托管中，新的出资者解 决问题证券公司个人账户窟窿，接管其证券营业部，获得证券牌照，成立新证券公 司。太平洋证券托管云南证券便是新成立 券商托管的适例，而老券商托管经营往往不承担问题券商的债务，中国民族证券托 管鞍山证券、东北证券托管新华证券就属 于这种情况。 （2）行政接管：2004 年初国家组成托管组接管南方证券。 （3）资 产管理公司托管证券公司。如 2004年 7 月，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托管恒信证券、德恒证券等，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托管闵发证券，信达资产管理公司托管汉唐证券。
但是对托管经营的法律性质，托管方和被托管方、投资者、债权人的关系却从 来没有法律和法规的规定，从而造成大量 悬而未决的问题。托管机构和被托管机构的债权人、职工发生的法律诉讼和纠纷不断发生，法院在处理类型案件中由于无法可依，存在极大的任意性，造成证券市场的严重混乱。特别是在证券市场整体不景 气的情况下，被托管机构的债权人认为托 管是一种重组和合并，要求托管机构承继问题券商的全部债务，从而进一步增加了证券市场主体的经营风险。
3、非破产清算方式
企业的解散包括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前者是指股东方通过一定的程序宣布 结束合资关系，法人因发起人（或股东）合意而消灭；强制解散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发生违法行为，被国家行政机关命令 解散的情形。强制解散的原因包括：不遵 守行政法规的行为，如不参加年检，违反环境保护法的污染行为，股东出资瑕疵， 达不到法人成立条件等。证券公司是特许 行业，受到金融监管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双重行政管制，所以证券公司的强 制解散包括许可证取消和工商执照吊销。 无论是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证券公司必须经过清算程序才能退出市场。我国法律 在破产清算程序上明显存在立法不足。
4、吸收合并的退出方式
证券公司的重组包括新设合并和吸收 合并，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证券公司吸收合 并或新设合并情况下，投资者利益的保护 问题。从吸收合并的主体来看，目前法律尚禁止外资控股证券公司，也不允许外资 介入投资银行和基金业务以外的其他证券 业务。因此，在目前的法律前提下，只能是中资的证券公司的收购。根据法理，合 并包括资产收购和股权收购。这两种收 购，都关系到投资者利益的保护。因为，证券公司的资产本身构成投资者、债权人 利益的一般担保。证券公司被合并后，产 生了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关系人的债务 承担问题。
证券公司市场退出与投资者利益保护的现状与问题
1、我国证券公司市场退出和投资者保护实践
我国证券公司目前的退出实践包括下 列几种方式：通过批准新的券商成立，要 求新的券商来承担问题券商的债务，特别是其中的客户保证金债务。太平洋证券托 管云南证券所属证券营业部及相关经纪业务部门属于适例。国家在查清违规券商问题的基础上，通过地方政府提供支持、或央行再贷款或发债的方式，解决券商的资 金短缺和支付危机。2004 年 10 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财政部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就收购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公告作出解释。对被处置 的个人债权及客户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按照分类原则进行有限赔付，即对个人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全额收购。显然公告的基本精神是立足于国家为化解金融危机，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角度来处理证券公司退出时的客户利益保护问题。为了防止券商支付危机的发生，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还允 许券商通过增资扩股的方式来提高净资本和支付能力。南方证券在被托管之前，就 曾经成功地增资扩股。
2、我国解决券商退出的方案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导向，属于权益之计。因而存 在一定的问题：无论是央行再贷款还是发 债来解决券商退出市场的遗留问题，其实本质上均是由国家财政进行支付。也就是 说由全民来承担券商违规经营的后果。这 无疑增加了中央财政的负担。另外，由于证券公司股权结构的多元化，一些民营证券公司逐步退出市场，如果完全由国家承 担退出成本，就存在公共财政为民营机构承担债务的问题。从目前我国证券投资者 损失救济的实践可以看出，基本上是采用 机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区别对待的 “分类处置”的原则。对于机构客户的债权国 家一般不予处理，即个人债权优先原则。 笔者认为，无论是机构债权还是个人债权，债权本身是没有优劣区别的，这是债 权平等原则的应然之义。况且，其实严格 区分机构债权和个人债权可能会违反政策设计者的良好的初衷，特别是在基金和其 他集合理财计划中，虽然委托人是以基金 等机构的名义出现，但实际上背后的受益人或财产的实际拥有方是个人财产。
总之我国证券公司的市场退出及配套 制度存在明显的任意性，本身规范化程度 远远不够，造成投资者利益保护缺乏有效 的长期的规范体系。
我国证券公司市场退出和 投资者利益保护的制度设计
1、积极推动证券公司的市场化收购和重组
可以说，有效的产权交易和收购市场的形成、运行，对证券业经营风险的自我化解具有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我国证券公司在经营上同质化明显，市场细分不够。另一方面，证券业存在寡头垄断和恶性竞争。证券公司的赢利模式雷同，造成证券公司难以适应市场，而恶性竞争提高了证券公司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证券公司的生存能力。通过证券公司之间收购和兼并，从外部治理和控制权市场的角度促进证券公司的内部治理水平的提高。
当然控制权市场的形成需要一定的条件，这些条件主要包括证券公司本身股权的多元化和完备的产权交易机制，就目前而言，应该说这些条件的完全具备尚需假以时日。目前，证券公司之间的市场化收购还不普遍，比较多的是证券行业主管部门以政策为导向的危机处理机制。这种行政性的 “拉郎配”式的重组，造成了证券公司退出市场问题上问题丛生。因此，应该放宽证券公司股东的持股资格的限制，允许实力民营机构收购证券公司，促进证券公司的股权多元化。除此以外，国家还应该鼓励证券公司股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市场化收购和兼并，限制和破除证券公司经营的地方依赖性。
2、我国证券公司市场退出和投资者保护的制度设计
投资者赔偿基金是发达国家应对证券市场经营风险的重要手段。与存款保险制度一样，发挥了稳定市场的作用。关于投资者保护基金的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因各国而不同。可以说，各国建立的投资者保护计划和基金运作模式均是市场化的应对市场风险的制度安排。在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和证券公司分类监管、重组的趋势下，借鉴国外的经验建立我国投资者保护机制已刻不容缓。有鉴于此，我们提出下列制度设计：从组织形式上来看，可以成立投资者利益赔偿基金，以公司化形式进行组织运作。该公司性质上为国家特设公司，类似于公益法人的地位，受特别法的调整。初始资本由国家财政拨付。但其成立后，国家不再拨付资金，而是由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会员公司按照其总资产的一定比例缴纳投资者利益保护基金，该保护基金必须逐年实际缴纳。从行政隶属关系上，可以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管理。但行政管理机构不得干预投资者利益保护公司的日常管理。行政管理权的内容主要包括规章制度的审批、重大投资项目的备案制和合规性、合法性的监督等从赔偿对象和标准上看，主要是适用于被吊销金融证券经营资格或进入强制性清算程序的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的客户的债权。具体程序上看，应该由清算组在登记和确认债权数额的基础上，按照一定的比例作限额赔偿。
参考文献：
[1] 张育军，隆华武，投资者赔偿基金的国际经验及在我国的构建， 证券法律评论，2003（2）。
2.证券交易环节取消股票交易印花税，代之以证券交易税。我国在1994年税制改革中，就提出在适当时机开征证券交易税，取代对股票交易征收的印花税[6]。我们在前述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开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前提下，应取消当前二级市场上征收的名不符实的股票交易印花税，代之以证券交易税①。证券交易税设计如下：（1）课税对象为在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企业债券、金融债券、可转换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派生证券品种等，但因继承和赠与而发生的证券转让不作为课税对象，这两类非交易性转移行为应纳入遗产税或赠与税的征税范围。（2）纳税人为证券交易的卖方，既包括在证券市场上交易和转让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也应包括未上市交易和转让有价证券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实行单向征收，受让方免税，这样可以增加卖方的转让成本以至限制证券卖出，有助于形成证券持有人的“惜售心理”，延长持有期限，有利于扩大证券市场容量。（3）计税依据为各类投资群体与券商或证券经纪人在交割时的实际成交价格。（4）税率设计时应力求兼顾抑制过度投机和保持资本流动性，实行以低税率为主，并按不同证券品种、不同交易方式及持有期限长短，设计富有弹性的差别比率税率。对不同的证券品种实行差别税率，能有效地对某些券种加以扶植，体现国家的投资融资政策导向；针对不同的交易方式实行差别税率，如对通过交易所进行交易的证券品种制定较低的税率，对通过柜台交易或其他交易市场进行交易的证券品种制定较高的税率，有利于促进集中交易；按证券品种持有时间的长短实行差别税率，即证券持有时间越长适用的税率越低，有利于抑制过度投机行为。（5）税收征管上实行由证券交易所、证券承销商、证券经纪人、受让人代扣代缴和纳税人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方式。
3.证券持有环节完善证券投资所得税。我国仍应保留对企业和个人的证券投资所得分别征收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但需进行以下改进：（1）上市公司之间以及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投资所得应一律按法定的所得税税率征收，以实现“同股、同权、同利”的证券市场改革目标。（2）对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的证券投资所得逐步实现按相同比例税率课税，以实现投资者之间的税负公平。（3）遵循国际惯例，将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逐步纳入个人所得税的征税范围。（4）对于企业和个人的长期与短期投资收益实行差别税率[3],其中，长期投资收益应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5）为了鼓励再投资，对股息、红利、利息用于再投资的，应实施适当的减免税政策。（6）构建消除企业和股东个人股息、红利所得重复征税的机制。国际上通常采用以下方式来消除或缓解股息重复征税②：一是扣除制，即允许被投资公司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全部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仅就扣除后剩余的部分课征企业所得税；二是双率制，即对被投资公司利润分为已分配利润和保留利润，前者适用较低的税率，而后者则课以较高的税率；三是抵免制，即把被投资公司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的股息红利所得从个人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四是免税制，即将投资者个人的股息所得不纳入个人的应税所得，不征个人所得税。笔者认为，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新兴和转轨市场阶段，筹集财政收入是其重要目标之一，因此选择扣除制或抵免制是较为合理的；即企业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从税前利润中扣除，不课征企业所得税，而由股东缴纳个人所得税，或允许将被投资公司所分配的股息和红利所得已经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从个人应纳所得税额中全部或部分抵免。这样，既可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又能最大限度地避免重复征税。
4.证券转让环节择时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由于证券买卖价差收益或增值收益毕竟不同于股息、红利所得和企业经营所得，从健全和完善证券税制、维护税收公平、实现社会公平分配和加强国家对证券市场调控的角度来看，选择合理时机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是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③。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设计如下：（1）课税对象为从事证券交易行为因买卖差价而获取的收益，既包括在证券交易场所进行交易因卖出价高于买入价而取得的收益，也包括出售所持有的原始股而取得的高于原始股购买时所支出的份额的收益。（2）纳税人为从事证券买卖取得收益的法人或自然人。在实践中，存在有证券交易开户人并非实际操作人的现象，从严格管制税源角度出发，应以名义主体为纳税人而无论是否由其亲自操作。（3）计税依据为投资者已实现的价差收益或增值收益，即只有当证券售出，账面增值已经成为已实现增值收益才对已实现转让或增值收益征税。（4）税率设计需要根据不同证券品种、投资期限长短、投资者类别和交易量大小等实行差别税率，税率从低①。具体而言，根据证券持有时间长短、投资数额大小[7],并区分正常交易所得和投机易所得，实行超率累进税率。对持有期较长者课以较低的税，而对持有期短者课以较高的税；对交易量大、获利较多的投资者可以采取高税率征收，而对交易量小、获利较少甚至亏损的投资者采取低税率或在一定程度上免税。（5）税收优惠。为鼓励投资者再投资，对单位及个人所获得的资本利得用于再投资的部分，可以减免资本利得税或抵免已纳的资本利得税。关于以前年度的投资损失，机构投资者可以沿用企业所得税有关亏损弥补的规定，以连续五年为弥补期限；个人投资者可以以一年取得的证券转让所得为一次来计征个人所得税，投资损失允许以连续五年为弥补期限并规定每年的弥补限额。（6）税收征管上采取源泉扣缴法，委托证券公司及经营机构通过沪深交易所计算机网络实行按年代扣代缴。同时，要建立纳税人与扣缴人的双向申报制度，由纳税人与扣缴义务人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分别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
5.证券转移环节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证券作为一种有价证券，代表了一定的财产，为达到收入公平分配、缓解贫富差别，应对证券财产的遗赠征税②。目前，我国可以考虑把继承和赠与的证券列入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范围，按20%的比例税率课税，待正式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后，再将此部分列入两税的征收范围。按照国际惯例，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无须单独设立税种，可并入一般财产税和赠与税。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课税依据是证券的市场价值，由于市场价值始终处于不停顿的波动之中，具体处理上可考虑取遗赠生效之日的市场价格，非上市有价证券可以按其面值计算。纳税义务人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我国目前可采用从价征税，实行有免征额的超额累进税率，免征额根据亲疏程度而确定。证券持有人提前将有价证券变现的，在继承或赠送现金之时仍应对现金财产征收遗赠税。个
二、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现存问题分析目前我国对证券市场税收制度的改革，主要是通过对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的调整来实现的，但是从实际的税收调节效果看并不理想，其主要原因在于单一的印花税税种设置和单一的印花税税率调整，根本无法发挥税收杠杆在证券市场中的调节和分配功能。目前我国证券市场税收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证券发行环节尚未征收证券交易印花税。按照国际税收惯例，各国政府一般针对证券发行环节（即一级市场）申请发行并登记许可的所有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而我国目前在该环节主要针对从事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证券公司、证券交易机构就其手续费（佣金）收入全额按“金融保险业”税目课征营业税，而不是按净额征收，而且还包括收取的价外费用（如代垫的费用）;对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发行金融债券，企业发行债券和股票所取得的收入，按“产权转移书据”
税目课征印花税；对上市公司发行有价证券取得的溢价收入，按“营业账簿”税目课征印花税。从实质上看，我国尚未对证券发行环节发行的证券品种课征证券交易印花税，由此导致国家财政收入的流失和税收政策无法对证券发行市场发挥税收调控的作用。
2.证券交易环节征收的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制度性缺陷。目前我国在证券交易环节（即二级市场）买卖、继承、赠与所书立的A股、B股股权转让书据，由立据双方当事人分别按1‰的税率缴纳股票交易印花税。该类股票交易印花税存在以下缺陷：（1）它实质上是就股票交易金额所征收的一道交易税，偏离了印花税作为凭证税种的内涵，而且被赋予了多重目标或功能[1,2],承担了印花税、证券交易税和遗产税或赠与税等多个税种的功能，因此不符合税收法理。（2）它仅就二级市场上交易的股票征税，对其他证券品种（如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期货、投资基金、国家股和法人股等）及一级市场和场外交易市场的证券品种都不征税，税基偏窄，不仅造成税收收入的严重流失，而且造成一级市场的原始股投资者和二级市场的股票交易者之间、场内交易者和场外交易者之间、股票与其他证券品种之间的税负不公[3]。（3）它不区分交易时间、交易主体、交易金额，也不区分买方和卖方[4],均按现实交易额征收相同比例的税收，税率设定单一且税率偏高，导致证券税收对机构投资者和证券大户利用资金和信息优势操纵股市的调控能力被削弱，中小投资者的实际税负较重，而机构和大户投资者税负较轻，不能体现“鼓励长期投资，抑制过度投机”的证券税收原则。
3.证券持有环节存在税负不公和重复征税现象。目前我国在证券持有环节主要针对个人持有债权、股权而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除国债和国家发行的金融债券的利息外）按照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个人所得税；企业持有权益性投资取得的股息、红利等投资收益按照2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的非居民企业从居民企业取得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免税①。我国目前课征的证券投资所得税存在以下问题：（1）税负不公。一是上市公司之间的税负不公，比如西部地区上市公司的税负更轻；二是上市公司内部股东之间的税负不公，只对个人股而不对国家股和法人股的股利征税；三是仅对个人投资于股票获得的股息及红利征收个人所得税，而对个人投资于公司债券和投资基金取得的收益不征税；四是居民企业与非居民企业的税负不公。（2）缺乏对企业和个人股息、红利重复征税的规避机制②。《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获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与其其他所得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企业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向投资者支付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款，而个人取得的上述所得是企业税后利润分配而来的，再对个人获得上述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所得课征个人所得税，又不存在扣除项目，就会产生经济性重复征税现象。（3）对个人证券投资所得课税的税率低，对机构投资取得收益合并征收企业所得税，可能造成企业采取“公款私用”的办法，以个人名义买卖各类证券以部分逃避企业所得税，甚至造成企业管理层私分证券投资收益。
4.证券转让环节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或资本利得税。国际上对于证券转让所得（即买卖价差或增值收益）,区分投资者已实现收益和未实现收益分别征收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目前尚未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我国关于证券转让所得课税的现行规定为：企业转让股权和债权等取得的收入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25%的税率课征企业所得税；对个人投资者买卖股票、封闭式投资基金、开放式投资基金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个人所得税。从2006年1月1日起，对年所得l2万元以上的个人要求自行申报纳税，其中就包括利息、股息、红利所得以及个人股票转让所得。总体而言，我国现行相关规定存在以下问题：从个人证券利得收入来看，以投资者每次买卖价差为计税依据课征20%的所得税（除股票外）,没有区分证券市场投机收益与投资收益以及投资者持股时间长短，一律按同一税率计税，难以起到引导长线投资，遏制投机的作用；从企业证券利得收入来看，将其与企业其他经营所得合并课征25%的所得税，与国际惯例不符。许多国家为了刺激企业投资，都非常注重实施差异性的课税政策，一般将企业该收入与其经营所得区分开来，并按持股时间长短课以轻于经营所得的税负，以鼓励企业法人之间相互持股，促进企业集团化经营的发展。
5.证券转移环节用证券交易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证券转移（即非交易转让）环节的所得包含证券赠送、继承、赠与等方式使证券财产权属发生变更而取得的所得[5]。由于我国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因而也没有开征证券遗产税和赠与税。我国目前对A、B股赠送、继承、赠与征收股票交易印花税，实际上用印花税代行了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功能，不符合国际惯例和税收法理。
人将有价证券赠送给国家鼓励的教育基金、养老基金、科学基金或其他公益事业的，经税法认定可予以免税[8]。同时，应健全证券财产申报制度和登记制度，提高公民纳税意识和税收征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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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灾债券是一种混合性金融产品，不能直接适用传统金融商品税法规范。只有在充分揭示巨灾债券的全部运作结构，而不是强调证券化的某一环节才能对巨灾债券准确定性。因此，在研究巨灾债券课税规则之前，分析巨灾债券的运作结构是非常必要的。
巨灾债券的发行一般是通过保险人或再保险人发起设立的特殊目的再保险人（special purpose reinsurance vehicle，SPRV）进行的，巨灾债券证券化的流程借鉴了传统证券化的技术。巨灾债券的运作流程可做如下概述：第一，创立特殊目的机构（SPRV），并使其破产隔离；第二，SPRV向投资者发行债券，募集所需资金；第三，SPRV与创始机构（原保险人或再保险人）订立再保险合同，并收取保费；第四，将债券募集资金和保费用于投资；第五，确保SPRV及其投资运作安全；第六，向投资者支付本金及利息，如有巨灾事故发生时履行再保险合同下的赔付义务。
二、我国巨灾债券的税收理念
（一）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分担巨灾债券交易主体从事金融创新的风险
巨灾债券问世至今不到二十年，其间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迄今为止，只有美国、日本、台湾等少数国家或地区发行过巨灾债券。巨灾保险风险证券化是借用了传统证券化技术将巨灾保险风险转移至资本市场的一项金融创新，制约该金融创新产品发展的因素很多，包括产品定价、投资者的接受度、监管制度、税收制度等方面。对巨灾债券参与主体来说，从产品的设计、证券化载体的设立、债券发行、资金管理等环节，均面临不同的风险。一方面，在具体巨灾债券设计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该金融创新可能无法取得预期的成果；另一方面，即使取得产品创新设计成果，由于实施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如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法律风险等，巨灾债券证券化的实施也有可能受到阻碍或使实施的经济效果严重偏离预期。金融创新的风险越高，市场主体从事创新的意愿越低。 因此，政府应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分担金融创新风险，增强巨灾债券交易主体风险承担的能力。
（二）运用税收工具增加具有准公共产品属性的巨灾债券的供给
我国主要运用财政资金对巨灾损失进行救助，至今仍未建立巨灾保险制度。我国是巨灾多发的发展中国家，政府财政能力有限，不能有效补偿巨灾给灾区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而政府主导型的巨灾保险财税政策模式一般适合经济发达、政府财力雄厚的国家采用。因此，我国加快建立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多层次巨灾风险管理体系对于灾害预防和灾后重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提供巨灾风险管理服务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应有之义。巨灾再保险是巨灾风险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近年来巨灾再保险供给不足，以巨灾债券为代表的新型风险转移机制起到了很好的再保险补充功能。可见，巨灾债券的公共产品属性是非常强的。税收政策存在的正当合理性就在于通过税收优惠或税收惩罚，对纳税人的经济行为或其他行为进行干预和诱导，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由于保险与生俱来的公益性与社会保障性，各国对保险业一般都采取扶持的政策，对保费收入征收比较低的货物和劳务税。巨灾债券作为替代性风险转移机制，通过设计复杂的交易结构与保险技术，运用资本市场广大投资者的资金为巨灾保险的被保险人提供保障，减轻了政府动用财政资金的负担，减少了全体纳税人的支出。因此，给予巨灾债券税收优惠有助于实现社会整体利益，不仅减少了巨灾债券参与人税收负担，也有利于灾区人民生产生活和国家经济社会稳定。基于我国巨灾保险事业急需发展的客观现实，我国应尽快出台巨灾债券的监管及税收政策，区分不同产品类型给予相应的税收优惠，鼓励金融主体勇于创新，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巨灾风险保障产品。
三、巨灾债券投资者的税收制度
利息与股息的区分除关系到公司层面的可抵扣性外，也影响到接受者的税率。对于投资者收到权益型证券的偿付视为获取股利，机构投资者要缴纳所得税；而对于收到债权型证券的偿付则视为利息收入，金融机构的投资者除缴纳所得税外可能还要缴纳营业税。SPRV定位于特殊目的再保险人，其组织形式一般是公司，巨灾债券的投资者则包括银行、保险及其他机构投资者。巨灾债券面世时间不长，尚无权威机构就巨灾债券的性质和税收待遇做出明确规定。巨灾债券的债务特征不仅对最大限度降低SPRV的纳税义务是至关重要的，巨灾债券的债务特征或权益特征的认定也是确定投资者税负的基础。
（一）债务与权益的区别
基于税收目的对巨灾债券进行分类时，须仔细考虑不同情况下区别债务和权益的不同标准。巨灾债券是债务性的还是权益性的定性问题主要依赖于投资者的经济风险和潜在收益的权衡结果。美国关于债务或权益认定的规则主要体现在《国内税收法典》（Internal Revenue Code，IRC）、美国国内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IRS）的规定及司法判例中。
美国《国内税收法典》第385（b）节规定了如下五个方面需要考虑的因素：第一，是否存在无条件付款承诺，该承诺存在充分对价，依照要求或在指定日期按固定金额及固定收益率付款；第二，是否优先或从属于公司其他债务；第三，公司的债务融资与股权融资比例；第四，是否有可转换债券；第五，持股与获取利息的关系。美国国内税务局（IRS）就如何为债券恰当定性也作了相关规定。在的Notice 94-47， 1994-1 C.B. 357中，IRS指出，某具体证券是债务还是权益取决于证券发行的外部事实，以下因素是应该考虑的：第一，证券发行人是否有无条件付款承诺，承诺按要求或在将来可以合理预见的到期日付款；第二，证券持有人是否具有要求强制执行本金及利息的权利；第三，证券持有人的权利是否从属于一般债权人的权利；第四，证券是否赋予持有人参与发行人管理的权利；第五，发行人是否弱化资 本；第六，在证券持有人与发行人的股东之间有否有识别标志；第七，在非税收目的情况下，包括为监管、评级、财务会计的目的，证券是否被视为债务或权益。
在金融工具的定性上，美国判例法发展出一些被广泛援引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其中部分已在Notice 94-47中得到体现，这些因素分别有：
第一，有权强制执行。债务与权益的一个关键区别是违约时是否有权强制执行。发行人未支付到期款项时，债权人有权起诉发行人，而股东一般没有起诉要求分配收益的权利。第二，收益的固定化。有权收取固定收益而不考虑盈亏是债务的显著标志。如果利息支付是不确定的，则该金融工具更像是股票。第三，确定的到期日。第四，权利的从属性。如果债券的权利并不从属于其他债权人的权利，则法庭倾向于认定为债务工具。第五，当事人的意图。可通过证券的名称及证券在纳税人账簿中的处理来考察。第六，对公司收益的参与程度。
尽管债务与权益的区分有多种维度，但很难列举出一个全面的判断标准，也很难说哪一个判断因素是最重要的，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以“无条件付款承诺”判断标准为例，一般认为，本金保证型巨灾债券符合“支付一个确定数额的无条件的承诺”标准，而本金没收型巨灾债券不符合该标准，不属于债务融资，但有许多机构认为或有债权工具在缴税目的上可看作债务，最终支付的不确定性不能成为否定债务特征的决定性因素。 对于或有债权工具是否应像固定收益债券那样来对待的问题，美国财政部虽承认债务数量是不确定的，但认为债务就是债务，并为持续增长的或有利息的扣除制定了规则。债务与权益难以划分的障碍主要有两点：一是同时具有债权和股权特征的混合型金融工具的普遍发展；二是看似固定利率的债权工具在金融业实践中具有高度变动性。
（二）我国巨灾债券投资者的税制设计
税收工具可以调节资金流向，改变金融市场规模和产品结构。失当的税收政策会激化金融创新风险，对巨灾债券的税收政策干预应保持合理限度。首先，明确巨灾债券的定性标准。权益型证券和债权型证券的税务处理规则是不同的。我国立法应在考察巨灾债券不同交易结构的基础上，借鉴美国判断债务或权益的标准做出相应规定。其次，区分巨灾债券类型，实行差别税率。我国损失赔偿型巨灾债券基差风险小，有利于保险人经营稳定，而参数型与指数型巨灾债券基差风险较大，故前者的税收激励力度要大于后者。可规定投资者投资于损失赔偿型巨灾债券享受与投资国债相同的税收待遇， 即免征交易所得税和印花税；对投资于参数型与指数型巨灾债券的投资者给予免征印花税和减征所得税的税收优惠。
四、巨灾债券中SPRV税收制度
目前，巨灾债券证券化的载体大部分设立百慕大（Bermuda）、开曼（Cayman Islands）等低税区或免税区。2001年，美国保险监督官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Insurance Commissioners，NAIC）为吸引保险风险证券化的载体在美国国内设立、运作，制定了《特殊目的再保险人示范法》（Special Purpose Reinsurance Vehicle Model Act），在目前看来，收效甚微，根本原因是缺乏相应的税收政策配套。由于离岸保险证券化（offshore insurance securitization）存在效率损失和监管损失问题，我国应在吸取他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积极立法，便利巨灾债券证券化在我国的开展。
（一）SPRV的税收地位
美国关于在岸保险证券化（onshore insurance securitization）中SPRV的税收地位存在争论，对争议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有助于我国进行SPRV的税制设计。美国有关SPRV税收问题的主要争议之一是SPRV在联邦税收方面是否可以享受过手（pass-through）税收优惠待遇。在岸SPRV的倡导者希望将SPRV支付的利息作为税收抵扣项目，从而使SPRV免于征税。在巨灾事件未触发时，SPRV不需要向原保险人支付款项，其应将本金及利息支付给投资者。为鼓励在美国国内设立SPRV，NAIC也赞成给予在岸SPRV免税实体的待遇。反对SPRV享有税收优惠的观点认为，给予在岸SPRV特殊税收优惠将损害美国本土再保险公司在再保险市场上的竞争力，因而是不公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向SPRV投资者的利息支付非常近似于向再保险人的股东的股利支付，因此，为什么要给予不同的税收待遇是个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
在传统再保险中，再保险保费对再保险人来说属于应税收入，原保险人则可以税前抵扣。如果再保险人依据再保险合同向原保险人支付理赔款，则该款项列入再保险人的经营成本，同时属于原保险人的应税收入。再保险人的应税净收入为收入与支出的差额。再保险人的税后利润可以分配给其股东，其股东也应纳税。就再保险人的股东而言，其承受两次纳税。
如果给予SPRV过手税收待遇，由于机构投资者是SPRV的融资工具的所有者，是SPRV资本的主要提供者， SPRV在一个特定年度内取得的收入可以作为利润向机构投资者分配，并构成该投资者的应税收入。该机构投资者应就其净收入缴纳公司所得税，而该机构向其股东分配的股利，股东应缴纳个人所得税。假如向SPRV提供资本的投资者是个应税公司（taxable corporation），传统再保险与在岸SPRV之间基本不存在税收差异。如果不给于SPRV过手税收待遇，则会出现不公平，因为SPRV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不能抵扣，SPRV将纳税。因此，巨灾债券交易将需承担三层税负：SPRV所得税，巨灾债券投资者及其股东的所得税。相对再保险人的股东承担两层税负而言，在岸SPRV交易在税收上处于不利地位。
好的税法应是简单、公平、中性。给予SPRV过手税收优惠待遇并不违反这些原则。为便利资产证券化交易，在美国税法典中，已经存在类似的安排。例如，信用卡应收账款证券化中的FACITs（Financial Asset Conduit Investment Trusts）、不动产抵押贷款证券化中的REMICs（Real Estate Management Investment Conduits ）以及共同基金中的RICs（Regulated Investment Conduits ）均就其收入享受过手税收待遇。在此基础上，赋予SPRV过手税收待遇并不会实质上增加税法的复杂性。IRS看待一个公司，注重其经济实质而不是法律形式。对于股权融资比例很低而债权融资比例很大的公 司，IRS可能会认为债权人实质上是股东，进而会把本可以税收抵扣的债务利息支出调整为公司的应税收入。再保险人资本雄厚，即使发行很大额度的债务证券，也不会存在此种问题。SPRV注册资本较低，如果享受过手税收待遇，则不用追加股权资本也可以避免此种问题。赋予在岸SPRV过手税收待遇是中性的，不会导致不同风险转移机制的过度替代。只要税法规则设计得当，监管有效，在岸SPRV税收政策的调整不会损害传统再保险人的利益。理由如下：第一，巨灾债券证券化的首要驱动力是资本效率而不是税收；第二，监管者能够确保SPRV交易合法、目的正当；第三，财税主管部门有动力确保巨灾债券交易不会被滥用，规避税制。 因此，只要科学立法，严格执行，在岸SPRV税制的改变不会损害传统再保险人。
（二）对我国巨灾债券中SPRV税制的构想
有学者提出减轻资产证券化SPRV的所得税负涉及以下因素： 一是SPRV 的组织形式；二是SPRV 的注册地是否为避税天堂；三是发行证券的形式。巨灾债券与一般资产证券化存在诸多差异，资产证券化的减税途径难以为巨灾债券所用。资产证券化的组织形式多样，可以是合伙、信托、公司等。巨灾债券证券化所移转的巨灾保险风险，SPRV定位于再保险人，其组织形式一般是公司，故难以通过选择SPRV的组织形式来减轻税负。虽然在避税天堂（如开曼群岛、百慕大群岛等地）设立公司可以免交所得税， 但鉴于离岸保险证券化难以监管、国际层面也在限制离岸管辖区的税收优惠行为及我国存在严格的外汇管制等因素，通过离岸巨灾风险证券化融资并不符合我国巨灾风险管理的长期目标。SPRV 通过选择发行证券的形式固然可以降低税收成本，但巨灾债券的交易结构及发行证券的形式应由经济效率所决定，而不应被税收制度所束缚。
SPRV是巨灾债券证券化的核心，SPRV税负高低直接影响了巨灾债券的交易成本，税负过高将会影响SPRV的发起人从事巨灾债券证券化的积极性，甚至会放弃设立SPRV。我国巨灾风险管理机制落后，再保险业欠发达，再保险供给缺口很大，因此，我国应该给予巨灾债券交易较大的税收激励，对巨灾债券中SPRV免税或规定很低的税率，以鼓励巨灾风险管理机制的创新。■
（责任编辑：张恩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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