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杨业华(1963-)，湖北大学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 武汉 430062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引起了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出版了多本学术著作，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论上的进一步探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毕竟起步较晚，在一些领域仍有许多薄弱环节有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探讨。本文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需要深化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提出来并进行思考，以求抛砖引玉，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的深入研究。
一、科学界定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界定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基础，因此，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内涵的研究，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概念以科学的界定，对于深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他们认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环境不仅同时作用于教育者、受教育者，而且决定着教育的目的和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抉择方向，因此，提出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四体结构论’，即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由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介体(包括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教育环体(即环境)等要素构成。”①另一种观点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条件，他们认为，“环境是与系统发生一定物质、能量、信息交换的外部客观存在，也就是使系统的功能得以发挥的条件。”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到底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还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在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界缺乏充分的学术争鸣和深入的理论探讨，有许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单纯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甚至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趋势是思想政治教育生态问题，试图用思想政治教育生态问题研究取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本身所具有的育人功能。
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单纯当作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很显然是不科学的，把环境简单地看作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也是讲不通的，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到底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起什么样的作用呢？我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层次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科学界定。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③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环境论告诉我们，一方面，人在实践中具有接受环境影响和制约即受动性的一面，人不能脱离环境而生活，必须接受为自己准备好的环境；另一方面，人本身具有主体能动性，能反作用于环境，积极地影响客观环境，并能创造出适宜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新环境。
因此，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人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也是一个积极主动的过程，其对环境实施主动性主要表现为：第一，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的选择过程；第二，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进行改造、重组并创造出适宜于思想政治教育新环境的过程；第三，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的选择、改造、重造和创造的过程是通过社会实践这个中介来实现的。
根据马克思主主义关于人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人主动发展的思想，即思想政治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环境的主体能动性，我认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可分为如下二个层面：第一层面的环境是指独立于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之外，对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系统产生影响的环境。这一层面的环境不仅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和工作对象的思想，而且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等。这一层面的环境，一般可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结构性要素。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教育对象思想的影响具有广泛性和复杂性的特点。这一层面的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外部条件。第二层面的环境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选择的环境，它是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依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有计划选择、加工、改造和重组的对人们发生感染、激励、鼓舞、促进作用的环境。它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对环境的选择性。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环境，它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场合、语言环境、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的关系与心理氛围等。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环境的可控性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对环境的调控活动，目的是要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改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环境系统的功能。经过上述论述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第一层面的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条件，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的环境则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而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因素。可见，我们不能笼统地讲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也不能笼统地讲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而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加以界定。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环境因素的总和。它既包括自发的环境因素，也包括自觉的环境因素；既包括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外部环境因素，也包括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部环境因素。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依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有计划有选择地加工和创造，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影响的环境因素。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排除了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的自发环境因素，只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依据一定教育目的，有计划有选择地加工和创造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影响的自觉的环境因素，并且不是只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者在选择、加工和创造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作用，而是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体间在选择、加工和创造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作用。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包含了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广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界定首先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一般意义的环境区别开来，它是特指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环境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发生关联，对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产生影响的环境，不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其次，这一界定，把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区分开来，特指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相关联的环境因素。再次，这一界定既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外部环境因素，又涵盖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内部环境因素，而且通过广义和狭义的界定呼唤人们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研究由外转向内，重视狭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最后，这一界定体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发展变化的，它随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所面对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外环境是不相同的。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夯实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为重点，批判吸收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精华，建构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理论体系，夯实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理论基础，这既是时代的呼唤，又是历史赋予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者的重任。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多集中在对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环境的研究上，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研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现在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的文章只局限在个别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个别观点的研究上，因此，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
首先，广大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者必须下大力气，静下心来研读原著，深入探讨并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本质，改变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薄弱的状况。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应重点研究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深入系统地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研究，弄清各自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内容和特点，以及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指导意义；二是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的环境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弄清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经典作家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区别和联系，探究他们各自理论的精华及其当代价值；三是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通过对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研究，弄清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形成的历史条件、主要内容、特点及其价值。
其次，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为指导，批判吸收古今中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精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是建立在古今中外人类关于环境与人的发展，特别是环境与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问题研究基础上的。因此，要深入研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必须历史地研究古今中外人类有关环境与人的发展特别是环境与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发展的论述，继承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
再次，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体系，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问题，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我认为这一研究体系主要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总论和分论两大部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总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基础研究部分。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基本概念、类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性质、特点、作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系统、结构、层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发展趋势，要历史地研究古今中外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论述，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分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应用研究部分。主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研究以下几方面的问题：(1)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自然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二是经济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三是政治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四是文化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五是科技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六是工作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七是校园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八是家庭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九是要系统地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诸要素之间的关系。(2)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环境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时间环境；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环境；三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环境；四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格环境；五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组织环境；六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人际环境；七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环境诸要素之间的关系研究。(3)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内部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4)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调控与优化，主要包括三大问题：一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调控与优化的原则和方法；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的调控与优化；三是思想政治教育内部环境的调控与优化。总之，通过上述问题的研究，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的理论体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最重要的当代价值之所在。
三、深化外部环境研究，增强对外部环境变化的预见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在一定环境中进行的，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凭借而不能摆脱的一个重要因素。改革开放30多年来，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一变化引起了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综观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的研究，尽管成果相当多，但大多是静态的宏观的探讨，有的甚至是包罗万象不着边际的侃侃而谈，既大又空，低水平重复的平庸之作相当多，缺少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微观深入的探究，尤其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外部环境变化的研究关注不够。
就拿国际环境来讲，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整个世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整个地球变成了一个“村落”。在这样的环境下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面向世界，切实关注国际环境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教育对象思想的影响，充分利用国际环境中的有利因素，尽可能抑制环境中的不利影响，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但是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国际环境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教育对象思想的影响重视极为不够。面对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经济学、哲学等众多学科都积极地从各自学科的视角进行探讨，发表了大量有相当理论深度的论文。与一些学科轰轰烈烈地探讨国际金融危机相比，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则显得异常沉闷，在学术期刊上几乎看不到从思想政治教育视角研究和探讨国际金融危机的文章。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整个思想政治教育领域仍处在一种自发的状态，这种理论上的缺位，对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建设的负面效应是巨大的，必须引起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高度重视。笔者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是双重的，既要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对思想政治教育特别是对人们思想及其精神生活产生的负面影响，又要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的机遇。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我们要积极开展形势与政策教育，积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正确认识国际金融危机及其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教育和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国际金融危机，把握国际金融危机的本质，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的机遇与挑战，消除他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焦虑心理、自卑心理和挫折心理，鼓励他们积极应对挑战，抓住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遇，变危机为商机，为创业的时机。要切实抓住国际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的难得的机遇，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国际金融危机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为我们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要紧紧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加强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苦难史和革命斗争史，了解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了解我们党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满怀信心地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之中，把爱国主义热忱化为推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因此，对外部环境的研究，必须紧密结合其变化的实际，增强预见性。
就当前的情况而言，应着重研究下列环境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产生的影响，力求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变化发展的规律，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第一，国际经济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后金融危机时代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二，国际政治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政治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三，国际文化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四，国内经济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五，国内政治环境方面，要重点研究普世价值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六，国内文化环境方面，要重点研究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为本质的和谐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七，网络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3G手机问世后网络环境的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八，社区环境方面，应重点研究各类不同社区的特点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第九，家庭环境方面，要重点研究“三口之家”和“人口老年化”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
此外，我们要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外部环境变化的预测，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的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运用预测学的基本原理，根据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发展的规律，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状况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在未来的发展态势、动态和结果进行预料和推断。科学地预测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发展的态势、动态和结果，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对客观环境的适应性和权变性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是社会发展的需要。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环境发生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就业岗位就业形式多样化，竞争方式和个性追求多样化日趋明显，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也日渐具有更强的多样性和多变性，这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了大量新情况、新问题。世界的网络化，大大地加强了信息传播的数量和速度，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了过去相对单一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些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身处在这种复杂环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应面对现实，主动应对，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及时分析和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变化发展以及对人们可能产生的影响，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第二，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的基础上进行超前教育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措施。思想政治教育要争取主动，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是不可缺少的。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预测的基础上，对教育对象进行超前的思想政治教育，比事后的教育，其效果要好得多。因为思想政治教育所要求的主要不在于事情发生后进行亡羊补牢，而在于帮助人们确立认识事物的正确角度，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使人们自觉地抵制和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影响，用正确的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思想政治教育只有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进行预测，把教育工作做在前头，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发挥主导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卓有成效。
四、深化内部环境研究，充分发挥教育功能
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的探讨上，有不少研究者仍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仅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外部条件来加以看待，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教育功能的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应拓宽视野，研究的重心应由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外部环境的研究转向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部环境研究。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内部环境就是本文前面所述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二层面的环境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依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有计划选择、加工、改造、重组和创造的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发生感染、激励、鼓舞、促进作用的环境。应重点研究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时空环境。主要研究时空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时空环境应由哪些要素构成，尤其要重点探究在什么样的时空环境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较好。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环境。借鉴语言学中的语境学理论，探讨语言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环境的内容、结构和层次是怎样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环境有怎样的特点和规律？特别要重点研究在什么样的语言环境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效果较佳？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的人际环境。应充分吸收并借鉴人际关系学的理论，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人际环境的内容、结构、特点和规律，人际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尤其要重点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人际环境建设的特点和规律。
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格环境。主要研究人格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人格环境的构成要素是什么，特别要重点探讨怎样的人格环境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者如何优化其人格环境，思想政治教育人格环境建设有何特点和规律等。
第五，思想政治教育身心环境。主要研究身心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及其对象思想的影响，思想政治教育身心环境由怎样的内容、要素构成，尤其要重点探讨在怎样的身心环境下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较好。
第六，思想政治教育场。应运用场际效应的理论，深入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环境形成的场际效应，研究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环境在场中的角色、地位、作用、功能，探讨思想政治教育场形成变化发展的规律，特别要重点探讨在怎样的“场”下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最佳，以求最大限度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内部环境的育人功能。
五、重视高校教学环境研究，增强教学的实效性
党中央高度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为了进一步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主阵地作用，党中央不仅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纳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建设工程之中，而且专门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提供学科支撑。思想政治教育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下的一个二级学科，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应该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研究，使之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紧密结合，促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在一定环境下进行的，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作用。重视并进一步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建设，对于我们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是一个由各种不同要素构成的复杂的系统，学校内部的一切事物，几乎都可以说是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基本因素。这些不同的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特有的系统结构。我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系统主要由两类环境构成，即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而这两类环境又作为相对独立的系统存在，并且由各自不同的要素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物质环境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物质环境主要由学校内部的各种物质、物理因素构成，如校舍建筑、教学工具、时间空间等等。它主要由时空环境、设施环境等因素构成。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精神环境是由学校内部许多无形的社会、心理等精神因素构成的一个复杂的环境系统，它与物质环境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的整体。尽管与物质环境相比，精神环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环境，但它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活动的影响比物质环境更大。精神环境主要由人际环境、组织环境、舆论环境、心理环境等因素构成。
在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领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问题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自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立以来，几乎没有人研究探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问题，导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外部环境不够适应，出现了“5+2=0”的现象，也导致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部环境不优，有许多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因素需要我们去研究、去治理。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应重视下列问题的研究。
第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时空环境。时间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种无形而强有力的环境因素，不同的时间分配和安排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一切活动有序地组织起来。过去，我们一直忽略了对于时间这一无形的环境因素的研究。实际上，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中，能否科学合理地安排分配时间，对师生生理和心理都有很大的影响。任何教学活动都必须在一定的教学空间进行，空间是制约教学活动的又一重要的环境因素。不同的教学空间组织形式和空间密度对师生的身心健康和教学活动的效果可以产生不同的影响。长期以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忽视了教学空间这一重要的环境因素，全国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经常采取大班上课，一个课堂往往学生人数达到200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竟习以为常。在高校扩展的情况下，则更为严重。班级过大，使教师忽略了教育对象的特点和个体差异，难以进行必要的沟通交流和课堂检查。即使是进行教学改革，开展课堂讨论、参与式教学，也只能让少部分同学参加，大多数学生因机会有限而不能参与。因此，大班教学往往以教师“唱独角戏”的方式进行，教师十分辛苦，学生的积极性也不高。
第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设施环境。设施环境具体由教学场所和教学用具等物质因素构成。教学设施环境是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活动必备的条件。良好的教学设施，不仅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而且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顺利进行。如果学校环境优异，教室宽敞明亮、宿舍整洁、图书资料丰富、实验设备先进，那么置身于其中的学生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其环境的熏陶，激发起一种尊师爱校的情感及追求高层次文化的欲望。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师生心情愉快，而且有利于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教学，营造良好的教学情景。如果多媒体等设施不全、效果不好，势必影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
第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人际环境。人际环境是由学校内部的各种人际关系构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大学生所面临的人际关系主要有学生与学生、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校成员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生与教师的关系。这些人际关系作为校园中的客观存在，不仅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而且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有着重要的影响。
第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环境。学校本身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群体，学校内部又存在着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次级社会群体，如班集体、党团组织、学生会和学生自己的友伴群体等。这些因素作为学校内部重要的环境因素发挥作用，并进而构成了学校内部特有的组织环境。我们要重视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环境建设，营造良好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组织环境。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机构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领导小组，一般由分管的副书记或副校长担任组长；二是通过教务处、人事处等职能部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行领导和管理；三是通过所辖的马克思主义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系的院长或主任进行领导；四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是直接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行领导和管理的机构；五是教研室或课程组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最基层的管理机构。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环境建设中，我们应特别重视上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组织环境建设，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各高校要切实加强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领导小组的建设，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务虚的机构，应切实负起对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领导职责，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定期或不定期地适时召开工作会议，解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注释：
①唐鸣：《搞好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访张耀灿教授》，载《社会主义研究》1998年第2期。
②岳金霞：《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界定分析》，载《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4年第1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参考文献】
[1]李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2]沈国权主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更加紧密。中国资本市场还不够完善，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资本市场，股票价格不能够完全反应公司的价值。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讲，研究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是十分必要的。中国上市公司正处于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大部分企业由国家控制。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企业所处地区的立法水平以及市场化进程，都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财务困境。但是，目前国内对于财务困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财务预警模型的构建，其主要考察内部治理结构对财务困境的影响，而未将外部治理环境考察进去。因此，文章将研究外部治理环境对公司财务困境的影响。
自La Porta等人（1999）首次提出终极控制人以来，许多学者开始考察终极控制人与公司绩效、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但是有关终极控制人对财务困境的研究却很少。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因此，文章从内外部综合来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财务困境的影响。
一、相关概念界定
1.1终极控制人
终极控制人（ultimate controller）也称终极所有者、最终控制人、实际控制人，这一概念最早由La Porta等（1999）提出，其定义为：在公司中拥有少量的现金流量权（所有权），却享有公司较多的投票权（控制权），能够有效控制公司。刘芍佳、孙霈、刘乃全（2003）提出“终极产权论”。夏立军、方秩强（2005）使用“终极产权论”，依据终极控制人性质的不同，首次将我国上市公司分为五大类型：中央政府控制、省级政府控制、市级政府控制、县级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1
1.2公司治理环境
公司治理包括外部治理和内部治理，而现有的研究却集中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研究，而忽视了公司外部治理，即公司治理环境对企业生存发展的影响。中国上市公司所处的公司治理环境有很大差异，比如受到政策、制度的影响。公司治理环境包括产权性质、法制水平、政府治理和市场化进程。
1.3财务困境
财务困境（financial distress），也被称为财务风险（financial risk）、财务危机（financial crisis）。Gordon（1971）首次提出财务困境理论，并对“财务困境”进行定义。现有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财务指标构建财务困境预警模型。
二、文献综述
2.1国外文献综述
国外文献主要集中于研究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警模型的构建，而对影响上市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影响因素研究的相对较少。美国学者Altman（1968）首次将多元判别分析法运用到财务困境预警领域。通过22个财务指标，构建了Z-score模型。Ohlson（1980）首次运用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法构建了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
La Porta等（1999）首次提出终极控制人，并使用这一方法来研究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Claessens等（2002）将终极控制人控制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的基本特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它决定了公司剩余索取权与公司剩余控制权的分配比例，并且对公司治理起着重要作用。La porta等（1997），De Fond和Hung（2004）发现，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企业的生存发展起着重要作用。North（1990）发现，对于那些处于市场经济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来讲，其行为受制度环境的影响更为严重。
2.1.1终极控制人与财务困境
La Porta等（1999）选取27个经济发达国家的大型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对这些公司的所有权结构进行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大部分公司由家族或者国家控制；终极所有者基本上使用金字塔结构使其控制权超过现金流量权，造成两权分离。
Shleifer和Vishny（1998）提出了政府“掏空之手”和“支持之手”两大理论。这表明，国有终极控制人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会通过政府干预，从而使得企业背离利润最大化原则，损害企业的价值；也会通过财政补贴、发放贷款等方式来帮助上市公司，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能力。
Feng-Li Lin和Hai-Ling Lin（2013）以1997-2006年台湾的242家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是否存在一个最优终极控制权比率使得公司价值最大。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最优水平介于32.34%-34.03%之间，现金流权的最优值为27.8%。当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在最优水平时，公司价值达到最大值。
2.1.2公司治理环境差异与财务困境
公司终极控制人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终极控制人更多的是注重享有控制权的私有收益，而中小股东却不能实现对这一收益的共享。中小股东在法律保护方面，各国不尽相同。因此，中小股东受到大股东的利益侵害时有发生。尤其是在中小股东受法律保护程度不足和公司治理机制不够完善的发展中国家，这一侵害现象尤为突出。
La Porta等人（1999，2000）研究表明，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公司的治理结构，进而能够影响企业价值。La Porta等人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投资者受法律保护程度与其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负相关（La Porta，1999），与其上市公司价值正相关（La Porta，2000）。由此可见，上市公司所处的法律体系对其公司治理结构有很大影响。La Porta等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于公司治理结构的认识，将公司治理环境引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中，使人们认识到公司治理环境对于上市公司的重要影响。
2.2国内文献综述
国内学者对于财务困境的研究主要是以被ST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财务数据构建上市公司财务困境预警模型。大多数学者都是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进行研究，主要考察内部公司治理结构，包括大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规模、监事会规模、内部审计意见对于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影响，而对于公司所处的外部治理环境研究的比较少。
2.2.1终极控制人与财务困境
刘芍佳等人（2003）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大约有84%最终由国家控制，有16%为非国有控制。这一发现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以国家控制为主。我国的股本分为：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法人股又包括国有法人股和社会法人股。刘芍佳等人提出的终极产权理论和我国目前的股本分类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主要在于对法人股的概念界定模糊，这将会导致目前学者对于公司股权结构对公司价值、企业绩效的研究可能不正确。因此，我们有必要从终极产权角度来考察终极控制人对公司价值、绩效、财务风险的影响。
对于终极控制人的分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分类为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另一种是细分为中央政府控制、地方政府控制和非政府控制。夏立军和方秩强（2005）以2001-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将地方政府控制进一步细分为省级控制、市级控制、县级控制。研究发现县级政府控制和市级政府控制与公司价值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2.2.2公司治理环境差异与财务困境
夏立军和方秩强（2005）以2001-200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县级政府控制和市级政府控制与公司价值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是公司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缓解这一负面影响。田冠军、袁锋（2010）在“论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外部治理机制”一文中，研究了外部治理环境与财务风险的关系。文章以公司所处的地区环境作为解释变量，得出：公司注册地的发达程度与公司面临的财务风险显著负相关，即注册地的发达程度越高，公司的财务风险越小。
三、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进行回顾，发现对于公司治理的研究文献大部分集中于股权集中度、控股股东类型对企业价值、公司绩效、盈余管理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虽然已经展开对终极控制人的研究，但是主要是对公司业绩的研究，对于财务风险或财务困境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被ST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以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来构建财务困境预警模型。但是对于终极控制人、公司治理环境对上市公司财务风险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以后的研究可以着手从终极控制人、公司治理环境差异来研究其对上市公司财务困境的影响，从而引起上市公司对公司治理结构――外部治理环境的重视。（作者单位：山东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Altman E.Financial Ratios，Discriminate Analysis and the Prediction of Corporate Bankruptcy[J].Journal of Finance （Sept.），pp.1968，（23）：589―609.
[2]La 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and A.，“Corporate Ownership around the World”[J].Journal of Finance.1999，（54）.
[3]La Porta，R.，Lopez-de-Silanes，F.，Shleifer，A.，and Vishny，R.，“Agency Problems and Dividend Policies around the World”[J]Journal of Finance.2000a，（55）：1―33.
[4]Feng-Li Lin and Hai-Ling Lin，Ultimate Controller Ownership and Firm Value in Taiwan，Emerging Markets Finance & Trade/JanuaryCFebruary 2013，Vol.49，No.1，pp.68C81.
[5]刘芍佳，孙霈，刘乃全.终极产权论、股权结构及公司绩效[J].经济研究，2003，（3）.
[6]陈信元，陈冬华，朱凯.股权结构与公司业绩：文献回顾与未来研究方向[J].中国会计与财务研究，2004，（4）.
[7]夏立军，方轶强.政府控制、治理环境与公司价值[J].经济研究，2005，（5）.
[8]于富生，张敏，姜付秀，任梦杰.公司治理影响公司财务风险吗？[J].会计研究，2008，（10）.
公司有多种多样的内部特征，那么这些内部特征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有着什么联系呢？本文通过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发现以下公司内部因素与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存在相关性。
（一）公司规模
Chow和Wong-Boren以52家墨西哥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分析了这52家公司的规模与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越大，自愿性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就越高[1]。国内学者汤亚莉、陈自力也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公司规模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规模越大，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越高[2]。
国内外学者都认为企业规模越大，其环境信息披露水平就越高，这表明大公司为了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成本，树立良好的形象，获得投资者青睐，要比那些规模小的公司更有动力披露企业环境信息。而且，公司的规模越大，就越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所以大公司所承受的压力要比小公司大，为了减轻自己的压力，大公司会选择披露更多有利的信息确保自己的领先地位。
（二）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包括独立董事比例、公司审计委员会的设立、董事持股人数比例及董事长是否兼任总经理等。Forker发现公司的独立董事比例越大，公司的自愿披露信息水平就越高[3]。国内学者蒙立元却发现独立董事比例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没有显著影响[4]。Ruland等人的实证研究表明董事持股人数比例越高，其信息披露水平就越低[5]。国内学者蒙立元也发现董事持股人数比例与环境信息披露呈负相关关系。Forker研究发现CEO两职状态与公司信息披露的质量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通过对以上的分析发现对于公司治理结构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关系国内外学者有着不同的结论，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包括研究样本、研究方法、国家文化等方面的不同，所以公司治理结构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
（三）政治关联
企业的政治关联是指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而政治关联对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Ball和Kothari通过研究发现拥有政治关系的部分企业对自身的财务报告进行粉饰有比较强的动机，这会使得企业披露出来的会计信息质量受到影响[6]。武剑锋、叶陈刚、刘猛针对实证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政治关联与企业的环境信息呈负相关[7]。对于政治关联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的研究比较少，且现有的研究都认为政治关联不利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
二、公司外部因素与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一）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主要是指媒体对企业的新闻报道，Brown和Deegan通过研究发现媒体对行业的负面报道数量越多，那么该行业的企业就会披露更多有利于自身的信息[8]。沈洪涛、冯杰以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媒体有关企业环境表现的报道能显著促进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9]。
（二）制度压力
王建明通过研究发现环境信息披露与受到的外部环境监管制度压力显著正相关。卢馨、李建明以2007年，2008年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的披露现状进行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在《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出台后，披露的内容，披露方式均有了明显的改善。毕茜等用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06―2010年年报和独立报告中披露的环境信息进行实证研究，证明制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有显著的正向关系，即环境信息披露法律法规的颁布及实施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
关键词：环境外交 冷战
冷战后至今中国环境外交，是中国环境外交的历史转型期和战略构建期，在与国际环境机制、国内环境治理的互动过程中，实现了从参与角色到话语方式，从主要动力到外交地位的历史性转变。
一、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理论研究的兴起
1、环境外交相关理论研究的支撑
在环境外交理论研究兴起的同时，冷战后国内学者也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环境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为环境外交的理论和实践供了相关理论背景的支持。主要有：国际政治的非传统安全研究中的生态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的地缘政治研究、政治学的生态政治研究、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伦理学研究、环境法学研究（包括环境法与国际环境法）、环境科学研究等，其中发展最为迅速的是环境经济学研究、环境法学研究、生态安全的研究。胡鞍钢提出了绿色发展要以人为本，要使经济和环境统一协调发展，得到了国合会外方首席顾问汉森的高度肯定。1 国内在环境领域相关学科的发展，为中国国内开展环境外交工作，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支撑，提高中国参与国际环境外交的能力和底气。但是相关学科的发展，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了国内环境外交理论研究的滞后。以环境法为例，中国目前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国内高等院校，都已经建立了环境法研究中心，设立了博、硕士点，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也下设了环境与资源法专业。对比起来，环境外交的研究力量和研究地位非常薄弱，不符合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发展的需要。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在理论研究兴起的同时，面临着理论建构的问题。
2、中国环境发展与国际合作委员会的研究贡献
中国环境发展与国际合作委员会（简称国合会），从1992年成立至今，在将近20年的工作中，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环境治理，提出了一系列的前瞻性、预警性的理论、策略和方法。国合会的工作目标有三项与环境外交有关，可以概括为：促进中国环境与发展等方面的国际合作；向中国政府提供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的经验，并协助中国向外推介在此领域的成就、经验；提高中国参加以及履行全球性国际环境行动计划和参与国际公约谈判的能力。
二、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调整
1、冷战前中国环境外交的组织结构调整情况
1973年，作为中国参加人类环境大会的成果之一，中国成立了国内环境保护的第一个部级机构――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环办）；1982年，经过第一次机构改革，在国环办的基础上成立环境保护局，归属当时的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也就是建设部；1984年，中国环保总局更名国家环保局，依旧隶属于建设部，1985年，国家环保局设立了外事处，负责开展环境外交；1988年，国家环保局从建设部分离出来，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局 ，并于同年，成立了外事办公室，具体负责环境外交工作；1989年，我国官方首次明确提出了环境外交的概念，为加强环境外交工作，外交部国际司、条法司开始介入环境外交，由专人负责环发事务。国家环境保护局成为仅次于外交部地位的环境外交机构。
2、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调整
1993年国家环保局升格为副部级直属局；1998年国家环保局升格为正部级直属局，更名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99年，国家环保局颁布了《全国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纲要》（1999-2002），对于冷战后环境外交工作组织体系的基本框架，进行了全面的勾勒：
（1）规定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2）规定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工作内容：做好国际环境公约的谈判和履约工作；进一步扩大国际合作；提高中国在区域环境外交中的地位，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发挥环保中心作用；提高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大外事活动中，环境保护内容的比重，推进地方政府开展环境外交；加强对外环境经济及技术合作，及时引进技术和资金等。
（3）规定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组织体系的保障措施：
智力支持：以国合会专业工作组的研究作为决策保障，充分发挥其作用。
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环境外交机构和队伍建设，重点加强地方环境外交的机构和队伍建设，在有条件的和重点相关地区，设立专门机构，其他地区设立专管人员。从而保证了中央到地方环境外交组织机构的完整衔接。
人才储备 ：采取对外交流、培训、培养等方式，储备环境外交后备力量；选拔优秀人才向国外推荐，扩大我国环境外交的影响。
理论支撑：加强环境外交领域的热点问题、重点领域的研究，深入开展调研，及时提出对策。
舆论宣传与信息储备。
2008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升格为环境保护部，由环境保护部国际合作司负责环境外交工作。目前中国环境外交的具体分工如下：在环境保护部内部，国际合作司负责环境外交具体事项的研究建议、承担履行国际环境条约、开展国际环境合作、负责联系国际环境组织等; 由环境保护部政策法规司，负责管理国际公约的国内立法配套工作；由核安全管理司，负责核与辐射安全司、自然生态保护司负责相关国际公约的国内履约；由科技标准司，负责参与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等。外交部条约法律司主要负责：组织参与气候变化、环境条约的外交谈判，等等。
三、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基本格局的塑造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已经初步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广泛性的基本格局。具体体现在：
1、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领域更加广泛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在多边环境外交、多边环境外交领域积极参与国际环境立法和履约、广泛开展国际合作、妥善解决国际环境争端 。
在多边环境外交领域：冷战后中国签订或加入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生物多样性公约》等重要文件以及国家方案或行动计划，认真履行条约义务；2积极参与全球环境基金、世界银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国合会、国际自然保护同盟等国际组织的国际环境合作；积极参与周边区域环境治理，发起或参与了中日韩三国环境部长会议机制、大湄公河次环境区域合作机制、西北太平洋行动计划、东亚海洋行动计划协调体等，为周边区域的环境治理做出积极努力。
在双边环境外交领域，中国在1999年制2005年，年先后与美国、朝鲜、加拿大、印度、韩国等国家签订了环境保护双边合作协定或谅解备忘录。3并以积极负责的态度处理双边领域的环境争议。
2、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层次更加多样
冷战后中国通过在多边领域、多边领域中，参与国际环境条约的立法和履约、参与国际环境合作、解决国际环境争端，不仅与主要环境大国，如美国、德国、日本、巴西、印度等国政府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且积极巩固了与周边邻国，如韩国、蒙古等国家在区域环境治理方面的合作；加强对在国际环境与发展利于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如非洲国家、哥斯达黎加等太平洋小国的环境合作与环境援助。在于各国政府间的环境外交上，体现了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立足周边区域环境治理、加强与主要环境大国合作的基本格局。
在于国际组织的国际合作中，我国不仅积极发展了与联合国、世界银行等政府间国际组织在国际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而加强了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国合会、地球之友、世界自然保护同盟等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并在我国国内鼓励和支持中国本土化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实现与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对接，丰富了中国环境外交的层次。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在层次上出现了多轨趋势。
冷战后，我国还发展了与国外的跨国公司、基金会、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提高了民间外交在环境外交中的比重。
同时，我国加强了对国内地方环境外交机构的建设，从而在主体的参与层次上，形成了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国内从中央到地方、国际从政府到民间的多层次的外交格局。
3、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内容更加广泛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首先，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涉及到环境问题具体领域的各个方面，包括：海洋环境保护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臭氧层保护问题、水资源保护问题、荒漠化防治问题、环境激素预防问题、城市污染防治问题、农村污染防治问题、化学危险品安全管理问题等方面；涉及了国际环境领域进行环境治理的各项具体内容，包含：与国际组织、外国政府、跨国公司合作开展环境法律研讨培训、环境科学技术合作、生态示范工程建设、环保人员的培训与交流、国内环境治理能力建设等。
其次，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涉及到了环境问题相关领域的具体内容，例如：我国在加入WTO以后，作为履行缔约国的义务，同时也必须履行WTO内与环境有关的规定，具体包括：GAAT第20条例外权之规定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应用卫生与动植物检疫措施协议》、《补贴与反补贴协议》、TRIPS、《农业协议》、《服务贸易总协议》中涉及环境保护的具体内容等。
再次，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充分利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大外交活动机会，通过多种形式推动环境外交的发展。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充分利用中国外交热点问题，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公关工作。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我国充分利用世界各国元首、民间人士来访的机会，积极开展环境外交。向世界各国人民宣传中国的上海世博会的绿色“低碳实践” 、中国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和与世界各国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保障，并与来访各国就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深入探讨，进一步扩大中国环境外交的国际影响，向世界各国人民展示了中国积极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正面形象。
四、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社会参与的拓展
冷战后中国环境外交的社会参与得到进一步的拓展，主要表现为中国本土的环境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参与到了国际环境合作当中。
1、冷战后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环境外交
1979年成立的中国环境科学会，是我国第一个环境非政府组织；1993年成立的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是中国第一个环境保护的民间基金会。这两个组织都有着明显的官方色彩：前者挂靠环境保护部，后者由中国首任国家环保局长、现任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曲格平先生出资创立。二者在开展环境外交、参与国际合作方面有着其他民间非政府组织无法比拟的优势。中国环境科学会主要开展了国际环境民间学术、科技交流，以及与国外环境非政府组织开展国际合作。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的环境外交，主要包括：开展和资助国际环境交流与合作，并为中国国内环境治理向海外企业募集资金。中国民间环境非政府组织参与的环境外交主要有：以实际行动推动政府、公众履行国际条约，保护国内环境；参与国际组织交流与合作。同时，中国环境非政府组织密切关注我国的重大环境外交决策，比如：气候变化问题、大湄公河次区域环境开发问题等等，在环境信息收集、志愿者培训、公众教育、舆论宣传、理论研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增添了中国环境外交的民间外交、公众外交的内容，为中国政府的环境外交工作起到了一定的监督、辅助和补充作用。
冷战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开始出现了大量的跨国企业。1993年成立的中国国际跨国公司研究会（后更名为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通过开展如：食品药品安全国际论坛、清洁煤示范和推广项目等方面的国际合作，“推进中国跨国公司履行企业环境责任。同时，中国跨国企业也通过开展国际环境技术交流与合作，引进清洁能源技术，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张海滨《环境与国际关系――全球环境问题的理性思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2]王之佳《中国环境外交》，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年 .
[3]蔡守秋《环境外交概论》，香港中华科技出版社，1992年版.
[4]（日） 田中角荣 著：《日本列岛改造论》，商务印书馆，1972年
[5]《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6]中日经济专家合作编辑：《现代日本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一、国内外相关研究
（一）关于网络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相关研究
相比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研究，国内外学者探讨更多的是网络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国外学者们一直比较看重网络环境所能发挥的作用，首先，曼纽尔・卡斯特（美）在信息三部曲之一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中就强调了网络环境对政治宣传的重要性；其次，哈斯・卡姆，E・斯科恩菲尔德斯的《数学式环境下解决问题的模式》认为：“校园网络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文化素养和科学技术含量的提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也涵盖在知识文化与科学技术信息当中，学生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中容易受到熏陶。”强调校园网络在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的作用以及校园网络的隐性教育作用。
国内对于网络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相关研究非常丰富，有从网络舆论环境、微博微信网络环境、网络载体环境、网络文化环境等角度研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也有从网络环境的角度出发，研究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制度性、模式转变、管理、机遇挑战等方面的影响；也有对网络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困境进行研究并探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该如何应对困难、进行改革创新、化解挑战等，各方面的学术论文都十分充实。同时，关于这一课题的相关专著的传阅速度也比较快，比较有影响力的有谢海光主编的《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互联网与思想政治工作案例》等，“前者对互联网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的挑战、互联网时代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内容、方法、途径、环境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后者是对全国七十多所高校和三十多家单位网络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总结”，给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学者们关于网络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相关研究已经相对全面，这也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建设与研究提供了条件，可以说关于网络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影响的研究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其相关研究成果与结论恰好说明了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必要性。
（二）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相关研究
1.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分类研究。国外学者对这方面的研究倾向于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来进行分类研究，尤其偏重于宏观角度，他们的研究更关注整个社会上的意识形态网络教育。另一部分与网络环境有关的则是以格尔顿・格莱姆为代表的学者研究网络文化，“着重从文化哲学角度进行理论探讨，批判性较强”。国内的学者则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从不同的维度进行了较详细的分类，大致可以从纵向与横向两个维度进行概括。从纵向的角度来划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可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部微观环境与外部宏观网络环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物质与精神的网络环境、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积极与消极网络环境等；从M向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来进行分类，又可分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文化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舆论环境等。在近几年的研究中，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研究则以网络舆论研究和网络文化研究比较集中。如李百玲学者对网络言语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并对网络言语失范的具体表现、原因及措施等做了论述。总体而言，现阶段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分类研究已经比较全面与详细了。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措施的相关研究。国外学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较少，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研究数量更是不多。但我们可以通过目前一些国内学者对国外学校的考察及研究，来粗略窥视国外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上的相关措施。万先英学者在其研究中指出“国外高校非常重视学校德育环境的营造并已形成了明确的认识，将自己国家的政治观、价值观及思想政治教育渗透于校内各项活动中的观念已经确立”，另外也有一些学者对国外的思想政治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建设进行了研究，在这里不一一列举了，这些学者为我们打开了窥视西方思想政治教育网络文化建设的窗户。
近几年来，国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措施也有一些研究。罗成富学者指出，“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的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指出政府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中的主导作用；部分学者提出要“构建良性运作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机制”，“建设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门户网站”等。其中影响力较大的应属陈万柏主张的“努力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构筑网络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总体而言，在关于如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方面，不同的学者都给出了自己的研究结果，概括起来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挥政府主导性；二是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内容建设，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三是建立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及机制；四是充分调动高校主体性，同时发挥多方面的力量；五是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研究。
3.关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机遇与挑战的相关研究。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所面临的机遇是很多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即网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给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难得的机遇，增强了环境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模式和教学重点向课外延伸和转移，教育内容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使得环境育人的功能得以强化。
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中的挑战的相关研究，很多学者也都有所涉及，总的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因素：一是西方文化的冲击对大学生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渗透加剧；二是高校校园网络管理方面的困境，技术和资源层面的匮乏，“传播层面的监管困境”，网络空间把关人缺位；三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系统的行政监管体制尚待完善；四是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保障。
二、结语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是当下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对此问题，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和实践，得出很多宝贵的结论与经验，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见解。但通过仔细梳理与分析，学者们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如对高校大学生力量的忽视，大学生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受益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应充分调动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其次，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的措施过于空洞，所提出的建议趋于通用性，缺乏针对性的措施等。笔者以此作为出发点，希望从大学生的角度来进行创新性思考，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作用，提出具体可行的措施，以此来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网络建设的相关内容，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网络环境建设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哈斯・卡姆，E.斯科恩菲尔德斯・数
学环境下解决问题的模式[J].广岛数学教育学报，2005（1）.
[中图分类号]x-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1 — 0052 — 02
近年来在华开展活动的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增加、社会影响力的增强，使其在生态建设领域发挥的作用越来越不可忽视。对于驻华国际ENGO的研究虽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由于非政府组织理论和现象的研究还相对滞后，对于驻华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研究更是鲜有。基于驻华国际ENGO兼具环境NGO和驻华国际NGO的性质和特点，本文将从环境NGO的研究和驻华国际NGO研究两方面对学界目前的研究成果进行述评，以期为驻华国际ENGO研究提供理论指导、数据支持和经验借鉴。
一、环境NGO研究情况
清华大学的NGO 研究中心成立于 1998年，开展中国NGO的立法及公共政策理论和实践研究，协助各级政府改善宏观管理。其中值得作为权威数据参考的有清华大学王名《中国NGO概况》、清华大学赵秀梅《关于北京环保非政府组织的调查分析》，这些文章都收录在王名主编的《中国NGO研究——以个案研究为中心》。〔1〕2006年，中华环保联合会公布了《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对中国环保NGO的发展简况、基本情况、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详细的介绍。〔2〕
王名、佟磊指出了NGO在环保领域发挥的作用，提出环保NGO发展需要良好的法律政策环境、良好的公众参与和社会资源、与政府的互信合作、社会监督和自身建设等几个必要条件，提出政府对环保NGO在加强政策环境建设的同时，要积极辅导和支持，还要鼓励公众主动参与环保NGO活动，从而实现公众监督管理。〔3〕王德新指出我国环境NGO的现状为总量和规模小、生存能力差、官方色彩浓厚、社会影响力小，并着重分析了我国环境NGO发展的法律和政策，提出了为促进环境NGO繁荣发展的较为详细的法律对策分析。〔4〕林家彬在通过对日本环境NGO的案例考察，着重提出在非营利与开展有偿服务之间寻找平衡点从而保证组织自身的自主性，并指出我国政府应当有意识的使环境NGO成为环保工作的必要补充和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应当适当给予其资金和舆论方面的支持。〔5〕
在这些研究中，缺乏对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天然优势和它在新时期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潜在价值和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的研究。总的来说国内研究缺乏对中国环境NGO大框架背景的研究，同时缺乏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和个案分析。对于中国环境NGO，尤其是驻华环境NGO在中国的运作方式、活动项目等，以及与中国社会、政府、群众之间的关系，其本身的缺陷以及对中国社会、政府、群众产生的影响等关注不足。
二、在华国际NGO研究情况
（一）分类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将在华海外民间组织（包括外国非政府组织和台、港、澳等大陆境外的非政府组织）分为了四种类型：支持型、倡议型、运作型、教会性质的慈善团体，而大多数在华海外环境民间组织属于倡议型组织。〔6〕徐莹博士则参照ICNPO 体系（非营利组织国际分类），将在境内的国际NGO按照其活动领域分为了7类，分别为：教育与研究（包括文化交流）；社会服务；健康；发展与住宅；环境；宗教慈善；法律、倡导及政党。〔7〕杨青总结以往国内外的分类方法，按照我国法律法规、组织注册形式、活动领域将境外在华NGO进行重新分类，并从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角度特别关注某些有特殊背景、在特殊领域展开活动的在华国际NGO。〔8〕
（二）从整体性研究的角度
韩俊魁探讨了在中国大陆被视为另类的国际NGO的别样生存法则，首次系统研究和回答了这些组织的发展现状、合法性、与本土政府和组织的关系、公益供给等重大问题。〔9〕 徐莹指出国际NGO对中国最显著的影响存在于中国的社会领域：成熟稳健、信誉良好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进入中国，必然带动中国本地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成长和发展，并促使更多的社会资源向公共服务领域集聚。〔10〕 赵黎青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看待境外NGO对中国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影响，指出国际NGO有助于中国社会发展、新型社会体制建设、公共政策的改进，从另一方面讲却破坏中国稳定、助长腐败、传播西方模式和价值观念。〔11〕谭三桃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的总体情况作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回顾，着重分析了利用隐蔽方式对华产生不利影响的国际NGO的活动领域、组织方式、对策研究，并提出从源头上控制国际NGO在华设立办事处，强化纪律要求和网络监管力度。〔12〕 谢晓庆指出国际NGO在中国合法身份难以落实的原因是中国政府对国际NGO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心态和防范意识，指出政府除了要改变态度外，还应在“备案制与登记制并行的分类管理”体制下，依国际非政府组织的类别，不同程度地降低登记门槛，以方便它们来华活动；与此同时，为避免它们的活动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应强化民政部门的监管能力，使其能够有效应对登记，以此加强对它们来华活动之后的动态过程监管。〔13〕
（三）从全国性研究和区域性研究的角度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胡敏运用文献分析法分析了中国发展简报的《2000 Directory of International NGOs Supporting Work in China》中120家机构的基本信息，详细展现了境外公益性民间组织在中国的全貌：境外公益性民间组织的机构信息、管理情况、在华分支机构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的作用和影响、组织在华发展战略等。〔14〕云南省2006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组就国际NGO在云南开展活动的阶段、领域和特点，指出国际NGO与当地合作的法律法规的滞后、政府分工不明确，尤其指出了NGO与党政机关合作带来的困惑和弊端。〔15〕朱建刚以珠三角的国际NGO为个案，着重于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国际NGO在中国工作的正当性考察，更加关注权力关系网络中的人在NGO与政府沟通合作过程中起到的重要作用，并指出国际NGO为寻求更多合作空间将自身价值积极嵌入中国意识形态中做出的努力。〔16〕
（四）从个案研究的角度
韩俊魁通过对世界宣明会在云南省永胜县十年扶贫历程的回顾，认为世界宣明会作为一个以贩灾扶贫为主要项目内容的国际非政府组织表现出最突出的三个创新点是与中国政府的合作方式、独特的筹款模式以及培育本土NGO的实践。〔17〕宋文莉和杨慧以国际NGO参与梅里雪山国家公园雨崩景区的环境治理的个案研究为例，介绍了TNC项目与景区生态旅游发展的合作项目和成效，指出境外NGO在中国开展项目时面临的挑战主要表现为活动范围受政治环境影响比较大，项目理念和对方存在差异等；并总结出国际NGO与地方政府合作要增进双方的沟通和信任，融入当地社会，用科学的理论和前瞻的目光开展项目。〔18〕郭占锋基于自身在某国际NGO任职时的经历以及在S省南部山区开展项目时所搜集的资料，重新审视境外NGO的“入场”和后续“运作”过程，呈现出境外NGO从主动方变为被动方与依附方，最终导致发展项目在实践上扭曲变形的过程，反思出国际NGO在面临中国强大的行政力量的同时难以寻求自主发展空间，而国际NGO自身的技术层面、组织层面、价值层面的问题同样值得引起重视。〔19〕
由以上研究现状可以看出对于境外在华NGO的分类、组织情况、在中国发展状况、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以及面临的问题等已经有了初步探索。而对于境外在华NGO具体如何与中国政府合作，如何融入中国地域环境，如何与中国宏观建设目标和理念相契合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
小结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相继涌入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局限于政治管理视角和正式体制框架内解决环境问题的短视和狭隘，对于思考和解决我国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思路。然而，作为一种非盈利的、实践性强的组织形式，驻华国际ENGO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融入实际环境，在专注环境治理的同时兼注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就会沦为带有西方价值输入特征的舶来品，难以为地方治理产生长久有效的影响。随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逐步展开，除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外，在环境治理过程中，人与社会的矛盾也开始受到关注。笔者认为，对于驻华国际ENGO的研究，亟需拓展的是驻华国际ENGO怎样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适当的平衡自身特征与外部环境，在为我国环境治理机制、观念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主动融入我国的大环境，实现组织自身与中国环境治理的和谐发展。
〔参 考 文 献〕
〔1〕王名.中国 NGO 概况·中国 NGO 研究——以个案为中心〔M〕.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联合国区域发展中心，2000.
〔2〕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环保民间组织发展状况报告〔R〕.2006。
〔3〕王名，佟磊.NGO在环保领略内的发展及作用〔J〕.环境保护，2003，（05）.
〔4〕王德新.中国环境NGO的发展困境和路径选择.〔J〕.辽宁行政学院学报，2013，（01）.
〔5〕林家彬.环境NGO在推进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对日本环境NGO的案例分析〔J〕.中国人力资源与环境，2002，（12）：2.
〔6〕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民间组织通论〔M〕.时事出版社，2004.
〔7〕徐莹.当代国际政治中的非政府组织〔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6：162-163，183-190.
〔8〕杨青.对在华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分类研究〔J〕.新远见，2008，（05）.
〔9〕韩俊魁.境外在华NGO：与开放的中国同行〔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0〕徐莹.法制化、制度化之下的积极有为——国际NGO在中国〔J〕.绿叶，2011，（03）.
〔11〕赵黎青.如何看待在中国的外国非政府组织〔J〕.学习月刊，2006，（18）.
〔12〕谭三桃.国际NGO在华活动影响评价及对策〔J〕.学术论坛，2008，（07）.
〔13〕谢晓庆.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华三十年：历史、现状与应对〔J〕.东方法学，2011，（06）.
〔14〕胡敏.境外公益性民间组织在华发展状况调研报告〔D〕.清华大学硕士论文，2004.
〔15〕马国芳.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云南的发展状况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4，（02）.
〔16〕朱建刚.国际NGO与中国地方治理创新——以珠三角为例〔J〕.开放时代，2007，（05）.
一、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意义
从理论方面看，新媒体时代给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全新视角。在新媒体环境下，高校应当把传统的教育工作与新时代特征相结合，采取全新的教育方式。高校应对传统的思想教育理念、方式以及内容进行研究，并就如何在新媒体环境下面对挑战提出相应对策。这有利于对新媒体的特点进行深入分析，掌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从而丰富及完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内容。
从实践方面看，因为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受传统方式影响较大，再加上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研究相对较晚，所以对其相关的研究内容缺乏实证研究。因此，高校应当结合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情况，用问卷调查、访问、案例分析等方式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实践机会。
二、国内外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现状
1.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还没有有关新媒体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专著，国外研究基本上都集中在道德教育研究上。发达国家对新媒体技术的研究较早，他们的研究重点在社会传播机制建设上，较为注重利用渗透与熏陶的形式，借用新媒体的方式把西方的价值观融入学生的思想教育中，塑造一批有资产阶级理念的公民。
2.国内研究现状
在国内，有关新媒体的研究不仅起步晚，还不够深入，但发展速度极快，已经成为近年来国内学术研究的重点课题。当前国内的新媒体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研究新媒体的内涵，另一方面是新媒体时代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研究。在新媒体时代下，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全新机遇与挑战。
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新媒体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虽然国内对新媒体时代下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进行了不少探索，也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国内有关新媒体时代下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不足之处：第一，主要是在研究方法上还缺乏经验性的描述，没有进行定量研究。第二，高校工作管理者并没有从大学生的角度去进行研究分析。第三，研究相对零散，只是从局部的角度进行分析，没有理论意义，当今还没有形成思想政治教育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三、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
一是应该从学生的角度去全面提高大学生运用新媒体学习的能力，其中主要包括大学生的道德思想、信念、素质等内容。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是加强理念教育。一方面，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信仰；另一方面， 需要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新媒体时代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应当结合我国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增强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有效利用特色媒体作为平台，以此来促进大学生正确使用新媒体，提高大学生在复杂社会中的辨别能力，使大学生能自觉过滤新媒体传播的不良信息。
二是要从教育者的视角出发，培养一批有新媒体素养的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其中包含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提升学生素质、改良教育方法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在于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方式，在新媒体时代，为了更好地发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教育工作者必须掌握好新媒体时代的相关知识，了解新媒体传播的相关知识与技巧。
三是要从新媒体的角度出发，充分利用新媒体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优势，针对当下影响大学生最深远的网站、微博、QQ、微信四大媒介进行深入研究。由于新媒体的形式多样化，并且各自的特点不同，所以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把所有新媒体资源结合起来，发挥出所有媒体的教育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在强调人的一切心理现象都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的前提下,也认为人的 心理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并非死板的、机械的反映,并不像镜子映照物体那样。人对现实 事物的反映是同他长期形成的个人特点、知识经验、世界观等密切相联系的。人对客观 现实世界进行认知的过程不仅受到认知对象(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且也受到主观因素, 如信仰、需要、兴趣、知识经验以及知觉对象对生活和实践的意义等的影响。外交政策 分析的认知视角是与这样的辩证思维相一致的。这种视角因个人在冷战结束过程中所发 挥的作用,以及冷战结束的方式而变得更为引人注目。这种认知(个人,个性层次)的视 角(理论、方法或模式)通过对决策者及其信仰和认知过程的研究来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 策的制定。在西方,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方面来理解和研究外交决策者与外交决策结果 的关系。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信仰系统的研究,有的侧重于对决策者认识过程的研究, 有的则侧重于对决策者的信息处理方式的研究,也有的学者则将精力放在对外交决策者 个性的研究上。概括起来,这些学者认为决策者或者受到自己信仰的影响,对客观世界 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或受到决策者信息处理方法的影响,一般是比较封闭和保守的,对外界的变化适应是缓慢的,或者对外界的变化有一种抵制态度,拒 绝接受这些变化;或者认为决策者对形势的判断有时候是不准确的,决策者在对外政策 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受到错误认识的影响,或者是根据对现实世界的错误认识制定外交政 策。这种方法强调对外交决策者及其认知过程的研究,认为不同的决策者参与外交决策 可能会有不同的外交政策结果。
从认知角度对国际政治的研究开始于1930年代。当时一些学者将一些心理学的基本概 念和方法运用于对外交决策的研究。他们中的大部分主要研究国家的特点,对战争的态 度,公众感情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等。如所谓的“战争开始于头脑之中”,就是说从发动 战争者头脑中一产生发动战争的这种想法以后,战争的机器就开动了,而不是在战场上 。但是由于这些学者缺乏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的背景,而现代含义上对国际关系的研究 则刚刚开始,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缺乏对心理学的了解,因此这些研究并没有得到国际 政治学者的接受。
尽管如此,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产生,就有不少学者将个人层次和认知的因 素作为影响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变量进行研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日益 引人关注。如沃尔兹在其经典的《人、国家和战争》一书中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提出的 第一个意象就是人。这种意象认为,“人的邪恶,他们错误行为导致了战争, 如果个人的美德能够被普及,就会有和平。”他在阐述这一意象时提出, “如果不理解人的本性就不可能有政治学的理论,”“世界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创造历史 的人。”(注:Ibid.,p.28.)同一时期的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家赖特也以同样的笔调 指出,“国际关系不能仅仅局限于政府间的关系,结论不能建立在认为它们(心理学)不 能提供足够的预测和控制的假设的基础上。”博丁也指出,“我们必 须认识到决定、影响国家政策和行为的人并不是对‘客观’实际环境的反应。决定我们 行为的是我们认知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罗森诺在呼吁建立比较外交政策的理论时提出了影响 外交政策的五个层次的自变量,其中一个就是个人,也就是决策者。但系统研究人与环境的关系,并 将这种方法运用到对国际政治的研究,而且引起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的是斯布 罗特夫妇。
二、主要理论:从认知一致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在“深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周国文（北京林业大学）博士回顾性地评述了我国的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最近几年来的学术进展，并尝试性地提出了系统评估生态哲学与伦理研究和绿色经济社会变革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间关系的重要性。姚晓娜（华东师范大学）以深生态学的生态美德思想为例，阐述了个体价值观念变革与人类文明绿色转型的理论与实践关联及其影响路径。程相占（山东大学）在具体辨析“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概念内涵差异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生态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并着重阐发了作为生态审美的生态美学所具有的生态文明与文化变革的重大潜能。郇庆治（北京大学）则专题评述了“生态地方自治主义”（“生态区域主义”或“生态无政府主义”）和“生态文明理论”这两个理论流派的研究进展与开展进一步系统探讨的必要性，他认为前者主要是一种基于地方民主自治理念的“深绿色”生态政治理论，在当前全球化不断推进与深入的总体背景下似乎更具有远不止“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尤其是方法论价值，后者是党的“十”之后在国内迅速升温的一个研究领域，但生态文明建设所关涉的许多基础性理论与实践问题还依然缺乏真正学理性的研究。
在“红绿”生态文化理论的议题领域下，刘仁胜（中央编译局）系统阐述了一个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着重分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绿色经济观、绿色科技观对于绿色变革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在科学认识科技、经济和社会政治变革在绿色转型中的作用。郭志俊（山东财经大学）集中评述了“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与实践最近几年来的进展，尤其是加拿大学者比如杰夫・沙茨的相关研究，认为劳工运动与绿色运动的政治联合对于绿色变革依然有着不容置疑的理论相关性。张淑兰（山东大学）以印度学派（尤其是范达娜・席娃和碧娜・阿噶瓦尔）的“生态女性主义”为例，阐述了生态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并在承认（印度）生态女性主义研究局限性的同时，强调了它们所提出的对妇女与民主、环境和发展关系思考的全球普适性。李亮（南京林业大学）全面评述了默里・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的阶段性演进和基本观点，以及国内外学界对其著述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并阐发了社会生态学对于社会与文化等级化结构如何影响着人、社会与自然关系的自由与和谐的观点所具有的政治社会变革意蕴。刘颖（山东师范大学）基于丰富的文献资料，对（环境）“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最新进展作了系统梳理，并对其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作了概括，强调当前的欧美（环境）新社会运动正呈现出一种“后―反全球化运动”的新特征（比如发生在英国、北欧等地的青年骚乱），而如何将这些理论框架应用于阐释我国最近发生的大众性环境公众事件也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在“浅绿”生态文化理论议题领域下，李昕蕾（柏林自由大学）系统回顾了“可持续发展理论”自1992年以来的理论演进和实践成效，着重阐述了这一“浅绿”环境政治社会理论的绿色变革意蕴和潜能及其内在缺憾。李慧明（济南大学）在评述“生态现代化理论”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对此开展更为深入研究的具体设想，比如生态现代化与政治现代化、经济工业生态化、社会变革和欧盟社会文化环境等因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将该理论应用于中国“生态文明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可能性和必要修正。孙凯（中国海洋大学）结合澳大利亚学者罗宾・艾克斯利的《绿色国家：重思与民主》一书，阐述了“绿色国家理论”的国内和国际向度，认为当代国家无论在国内政治绿化还是环境国际合作与管治方面都理应发挥一种更积极的角色，问题在于如何使国家成为一种推进绿色经济变革和生态民主的正向力量。郇庆治（北京大学）通过安德鲁・多布森不久前发表的一个研究报告，评述了“环境公民（权）”理论与实践的最新进展，认为对于环境公民职责（资格）的重视与主动培育，无论基于世界主义、共和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理由，都对于现实中个体行为的绿色变革至关重要。郦莉（外交学院）系统评述了“环境公共管治理论”尤其是在国际和全球层面上的理论进展和实践应用，认为基于碳交易和清洁生产机制等实例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全面评价环境国际合作迄今为止取得的进展，也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环境公共（全球）管治有一个合理而正确的预期。
中图分类号 X3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02-0036-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2.007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环境治理理论的发展，中国环境治理结构的变迁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政府行政手段为主导的一元治理时期；政府经济和行政手段并存的二元治理阶段；政府与市场、社会协调互动的多元治理阶段。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三阶段的早期，政府、市场和社会三者正在形成一种相互融合又相对独立的治理结构。在环境治理体系中，企业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而由于环境物品的公共属性和外部性特征导致“市场失灵”，作为公共利益受托人的政府自然就加入到了环境治理当中，以行政命令或经济治理的手段进行环境规制。然而由于信息不完全、监督乏力等特点，出现了所谓的“政府失灵”，又会促使以公益性、非营利性等为主要特征的环境社会组织也加入到了环境治理体系中。随着环境污染对人们生活和福利的影响日渐加重，公众也越来越多地自发参与到环境治理中，多主体环境治理的体系基本形成。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面临着稳定经济增长与改善环境质量的双重压力，如何同时实现上述两个目标，对环境治理模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
1 多主体环境治理模式的研究述评
有关多主体环境治理模式的理论研究中，Ostrom等[1]指出多主体环境治理是政府治理与市场治理之外的一条责任路径，强调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与相互约束，以多中心为基础，通过多中心自主治理结构实现“权力分散”和“交叉管治”。多主体合作的目标在于解决环境问题治理中存在的失灵，Eckerberg和Joas[2]认为政府和私人部门合作有助于将环境责任向私人部门转移，从而共同承担环境责任。Parkins[3]指出多主体合作有利于将多元价值融入法律政策中，对环境治理具有更高的约束效力。Forsyth[4]认为多元合作的环境治理模式可以提高各主体对环境政策的参与度，实现更高的环境规制目标。Arentsen[5]认为环境治理的决策过程越来越复杂，多个主体参与决策过程可以捍卫自己的利益并影响结果。Newig和Fritsch[6]认为非政府主体参与环境治理有助于提高政策执行的力度。
然而，环境公共治理模式实施中还可能存在很多问题，例如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效果的发挥极大地依赖于各个主体的地位、职能以及模式的制度设计与运作方式等。Jessop[7]表达了对实行“混合治理式”环境治理模式的担忧，因为政府的“空心化”会导致设计和执行环境政策时政府决策的影响力下降。Tsang等[8]通过分析指出信任在公共环境治理集体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参与治理的主体应该互相信任，否则合作将难以为继，集体决策无法达成。Evans[9]指出环境治理集体行动中存在多重困境，环境问题可能有着复杂的成因，由不同方面的人类活动所导致，这使得协调合作更加困难。
国内学者一般是分别对政府、企业、公众与社会组织在环境公共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研究。在政府主体进行环境治理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认为政府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形成微观激励机制，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10-12]。在公众参与中，应建立完善公众预案参与、过程参与、行为参与等多个方面的制度切实发挥公众的监督作用[13-14]。企业参与环境治理时，需要考虑经济底线、社会底线和环境底线，尽其可能减少负外部性，同时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价值[15-17]。在环境社会M织参与环境治理方面，大多研究集中于非营利组织的治理模式，或是环境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募捐机制、激励机制等问题[18-20]。
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多主体治理模式的研究也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中国公共治理模式的建立、公共治理模式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及相互作用两个方面。在探讨适合中国的公共治理模式方面，王兴伦[21]通过梳理国外学者对多中心理论的研究，提出在中国的公共治理中应主要实现主体和体制的多元化。孔繁斌[22]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指出公共治理应是基于多元共治模式下的治理结构由“中心―边缘”模式向多中心模式转换。在研究公共治理模式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及相互作用方面，陈海秋[23]通过分析城市环境治理中政府、市场、企业、环境社会组织、城市居民的各自行为和角色，提出了“政府主导式―合作参与―多元化治理”的四位一体治理模式。李明洪[24]通过分析当今利益多元化背景下中国环境中的各主体利益冲突，指出亟需政府联合各主体展开对话协商，构建协同合作治理模式，实现经济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通过对上述文献的综述可得，国内学者对环境治理主体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各自的角色定位，对各主体之间的协同机制方面的研究却很少涉足。中国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多主体协同的环境公共治理模式尚未充分发挥作用，尤其在政府高度重视经济发展的模式引导下，人们对环境准公共物品的利用超过环境能够提供的限度，如何有效激发企业内生的治理动机是解决政府在功能定位、权力配置和运行机制等诸多环节功能缺失的主要途径。本文拟构建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社会福利、环境质量等为研究对象，定量分析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于企业内在治理动机的影响，分析公众参与环境治理所产生的外部性，这不仅可以为环境治理中不同主体的优化配置提供可行性方案，而且能够对如何构建多主体协同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政策参考。
2 中国多主体环境治理的现状及问题研究
多主体参与的环境治理模式基本上始于2002年颁发的《环境影响评价法》，该法律中明确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权利。2003年“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不仅促成了一系列环境保护法律的再次修订，而且推动了多元化环境治理模式的出现。2014年修订后的新《环境保护法》颁布，明确设立环保公益的诉讼制度，将民生力量有序纳入环境治理的体系中，多主体参与环境公共治理的体系不断完善。
尽管中国逐渐走向多元的环境治理模式，但环境治理的主体仍然是政府。在环境治理中呈现“政府直控”的特点，即政府在环境治理中承担了绝大部分的职责，无论是从宏观政策制定方面，还是在微观层面的环境监督和评估方面，几乎都是由政府控制实施。相比之下，公众、环境社会组织在环境治理中发挥的作用还十分有限。此外，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实施环境管制，即在形式上的“经济手段”，更加体现了“政府直控”的特征。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问题对经济和社会的不利影响逐渐凸显，政府作为环境治理的单行者已经无法满足环境治理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实经济中，作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人员所掌握的信息、知识也是有限的，可能出现企业污染处罚与环境治理污染成本不一致的现象，甚至长期内会导致环境治理政策的失效。面对大量违反环保法的企业，政府的环境管理人员远远不足，政府的环保力量还是十分薄弱。
另一方面，尽管政府代表的是公众的环境权益，相关的法律也保障了公众参与成为监督企业和辅助政府实现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没有明确参与的途径、方式，缺乏相应的实施机制。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的逐渐增强，由于缺乏环境污染的知情权、诉讼权和求偿权，反而更容易造成公众对于环境污染的过度反应，甚至造成了严重的公共性。由于政府在环境治理过程中表现出治理手段单调且非有效、治理效率低下且高成本等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社会组织的环保热情，环境社会组织职能的缺失进而导致其缺乏对企业和政府的有效监督。图1显示，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可能会产生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等现象。
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等问题的根本在于环境的外部性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和环境社会组织出现了职能缺失和错位，代表私人利益的公众和企业缺乏相应的激励约束来参与环境治理。特别是在政府的规制强度不够时，造成环境污染源头的企业缺乏环境治理的激励约束，企业行为的负外部性并没有转变为企业内生化的环境治理动机。
环境治理的公众和社会组织主体加入到环境事务的过程也是被动的，因为环境监管本身也需要消耗大量的资源，而公众和社会组织无法完全享有资源消耗所带来的全部收益，如何实现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统一十分重要。将环境治理中的强制行为转化成自愿行动，发挥各主体，特别是企业和公众在环境公共治理中的应有作用，形成环境治理各主体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真正将环境的外部性问题内部化，才能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3 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多主体参与环境治理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以符合中国实际经济发展特征和治理模式为标准，在模型中设计政府、公众、企业和环境社会组织的角色定位，并对模型参数进行校准。针对不同主体的行为方案进行数值模拟和政策评价，通过分析不同环境治理主体行为对福利水平、经济增长等经济变量的差异化影响，为如何有效激发企业的内生治理动机、发挥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外部性提供参考。
3.1 模型构建
3.1.1 企业生产与污染排放
一般而言，企业的生产行为可以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表述，其中资本和劳动为投入要素。在环境经济学的分析中，为了刻画生产行为对于环境的污染情况，往往在生产函数中加入环境资源投入要素[25]，一般为能源产品，即企业通过使用资本、劳动和能源来生产产品。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消耗能源的同时产生污染排放，由于生态系统对于污染排放物只能部分降解，污染排放逐渐累积形成污染水平，本文考虑环境污染水平对企业生产的负外部性影响，构建企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如式（1）所示。
式（4）、式（6）和式（8）等描述了政府、企I和公众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作用与反作用机制。从经济学外部性角度来看，环境社会组织具有环境保护、知识和治理的专业性，新的环保法赋予环境社会组织公益诉讼权。环境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相关权利的赋予，使得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行为具有外部性。其外部性的体现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一是环保组织向公众筹集资金，开展环境调研、举证等工作，将违法排污的企业公布于众，并通过诉讼的手段，给予企业适度惩罚，从而将企业排污的社会成本分担到企业身上，达到降低社会污染的目的；二是，如前所述，环境社会组织的行动能够为政府提供更广泛的企业信息，降低政府在监督减排过程中的成本支出，督促政府实施污染惩罚，实现环境质量改善。
3.1.3 政府部门
政府部门制定合适的环境税率τ，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转化为企业生产的成本，激发企业治理污染的动机。政府实施环境税所得的收入，用于支付环境管制中产生的监管成本、对企业进行环境技术的研发补贴和向公众的转移支付。政府的预算约束为：
其中，p（・）为政府征收环境税的成本支出，假定p′τ（τ，υ，EMt）>0，p′υ（τ，υ，EMt）
最后，在模型中加入Ct+It=Yt等市场出清条件，可以实现模型的闭合。
3.2 参数校准和模型求解
本文主要借鉴Acemoglu等[26]、Heutel[27]、杨继生等[28]的文献，给出模型参数的设定。其中，在环境社会组织监管力度及其费用函数等方面，可用于参考的资料较少。限于此，本文通过敏感性分析等方法，以模型自身的稳健性为标准，得出政府征收环境税的规制成本函数和环境社会组织的监督成本函数的具体形式为：
政府环境规制成本函数：pt=0.06τ1.2/（0.06+υ0.8）×EMt；
环境社会组织监督成本函数：qt=0.03υ0.3×EMt。
由于上述模型中各参数与变量间呈现较为复杂的非线性关系，难以求得显示解，本文采用Matlab R2009a软件，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求解模型的稳态。
4 环境规制下的企业治理动机和公众参与外部性模拟
4.1 政府征收环境税对企业内在治理动机的动态影响
如理论模型中式（1）所示，公众的效用最大化函数中可以加入环境污染的负效应Q（Xt），在考虑该负效应和不考虑该负效应时，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变化对于各主体行为的影响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在上述两种情形下，本文绘制了环境税强度的提高对社会福利及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图形，以更好地体现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如图2和图3所示。
当环境税率逐渐上升时，社会福利水平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特征，因此，在不同的目标下，存在着差异化的最优税率。上述结论与国内外大多数文献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同时也证明了本文中模型构建的合理性。同时，当考虑环境污染对公众效用的负向影响时，社会福利水平更低，这也符合经济学常识。
如前所述，企业的环境技术研发投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企业的内在治理动机，也是本文的分析重点。其中，稳态下企业的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为理论上的最优环境研发投入，因为该研发投入水平实现了企业利润最大化和社会福利最大化。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是由模型中各参数同时决定的，即最优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应根据经济体系的自身特征来确定，因此政府的环境税收政策是企业内在环境治理动机的决定因素之一。
当政府的环境税率不断上升时，图3显示，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稳定或下降，当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内生性环境治理动机。结合本文理论模型部分可得，企业通过环境技术研发投入增加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在增加，而企业接受税费惩罚所导致的边际收益在下降，因此企业就会增加环境技术研发投入，加快环境治污技术进步，促使污染排放量下降。
需要注意的是，在环境研发投入上升的初期，环境技术进步及其伴随着的人力资本累积等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会不断增加。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代表性家庭的消费水平也会上升，社会福利水平得到提高。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值后，环境税带来的资源配置扭曲效应高于环境负外部性的改善效应，环境税就成为了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率。
在社会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值后，企业通过环境技术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仍然大于企业接受税费惩罚所带来的边际收益，企业还会继续加大环境治污技术的研发投入，直至企业通过环境技术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收益等于企业接受税费惩罚所带来的边际收益时，企业的环境治污技术研发投入达到最大。此时，图2表明，社会福利已经下降至较低水平。因此，在保证社会福利的同时，有效激励企业内在治理动机，应将环境税率设定在适当水平，不宜过高。
4.2 环境社会组织参与行为外部性机制的模拟分析
进一步地，在图4中，本文分别模拟了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情况。图4显示，与仅考虑政府采取环境规制政策的情形相对比，政府征收环境税和社会组织参与的共同作用可以使得社会福利提高，这充分表明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存在着外部性。主要原因在于，在现实经济中政府实施环境监管的人力物力都是有限的，环境治理的专业性知识结构也不健全，一定存在着环境治理监管的成本损失。环境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政府信息不对称等因素，减少政府环境规制监管成本，改善环境治理状况。
当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不高时，环境税所带来的环境治理改善和生产效率提高的双重红利逐渐释放，但是单位规制强度的边际效率在降低，当环境规制达到一定强度时，社会福利水平开始下降。在引入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后，这一现象又呈现了新的特征，主要体现在随着环境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府环境规则所产生红利的总体水平在提高，并且政府环境规制红利的最优拐点在下降，这再次验证了环境社会组织参与对于环境治理的外部性。
5 环境公共治理多主体协同体系构建的进一步思考
在环境公共治理体系中，政府与其他治理主体相互联系、共同合作完成治理目标。首先，企业参与环保治理的动机来源于其自身，尽管企业目标主要是利润最大化，通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现其目标，但是企业责任和经济活动并不一定是互相排斥的，也可以成为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关键在于政府如何采取有效的规制政策激发企业的治理动机，实现治理行为。环境社会组织是指志愿性的环境社会组织，在环境公共环境治理模式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是以强制求公益，而社会组织是以志愿求公益，由此看来，政府与环境社会组织追求公益的目标也是契合的，只是实现方式有所不同。公众形成环境保护的社会需求，并且将其反馈给政府，有助于政府修正决策中的失误，同时可以减少政策执行中的冲突与摩擦。公众参与的微小力量和环保社会组织的集体力量相Y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公众参与的广泛性和有效性。
政府、企I、公众和环境社会组织共同享有公共权利、共同进行环境治理，环境治理的核心任务是“多主体协同”，从政府关注公共项目转向治理工具，从等级制转向网络化，从命令、控制转向谈判、协商，各个主体之间形成“网络关系”。在图5中，本文给出了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中的多主体协同框架。
治理过程的协同化强调的是一个动态过程，参与责任、监督惩罚、利益共享、信任协作构成了治理过程的主要内容。政府管理从等级控制转向参与协作，建立与市场、社会之间相互激励约束、相互合作的公共治理模式，治理模式中的各个主体都在不断互动和充分协作中实现各自目标的最大化，新型的“利益共享”网络协同关系不断形成。
6 结论与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本文进行了政府环境规制下的企业内生治理动机的研究与公众参与环境外部性的分析，主要结果显示，当环境税率不断上升时，企业环境技术研发投入会先上升后下降，当环境研发投入水平达到最大时，政府所征收的环境税完全激发了企业的内在治理动机。其中，在环境研发投入上升的初期，环境技术进步使得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以提高，经济产出会不断增加，社会福利水平得到增进。当环境税率上升到一定值后，环境税成为扭曲性税收，并会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和社会福利水平。此外，通过模拟政府与公众参与的组合对于社会福利的影响可得，在发挥政府与市场功能的同时，还应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形成环境治理的有效网络体系。
此外，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扩展：一方面，对于不同行业或者同一行业的不同发展阶段而言，当研发投入的规模不同时，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研发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均会呈现不同的特征，进而使得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产生差异化的影响，对于这一影响的研究能够丰富企业内生环境治理的研究框架；另一方面，对于企业部门而言，由于篇幅限制，本文在模型中主要设置了环境规制与企业治理两个主要部分，实际上，环境治理的效果还受到企业特征、经营状态等一系列异质性因素的影响，如何充分在模型中设置这些因素并研究其作用，也是值得深入探究的问题。
在发挥政府与市场功能的同时，充分发挥环境社会组织和公众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是改善环境质量、提高公众福利的重要方式。为推动中国多元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必须使公众融入到环境治理过程中。中国应尽快完善立法保障公众对环境的知情权和监督权，通过立法确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使公众参与法律化、程序化，完善公众参与的方式，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将环境建设项目的内容公之于众，召开听证会、公众座谈会，采用专家访谈、问卷调查等方式听取公众意见，积极建立并完善公众参与的环境治理方案。最终，形成环境治理的有效网络体系，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OSTROM E， SCHROEDER L， WYNNE S. Institutional incentives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policies in perspective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1-288.
[2]ECKERBERG K， JOAS M. Multileve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concept under stress？ [J]. Local environment， 2004， 9（5）： 405-412.
[3]PARKINS J R. Decenter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short history and analysis of democratic processes in the forest sector of Alberta， Canada [J]. Policy sciences， 2006， 39（2）： 183-202.
[4]FORSYTH T. Cooperativ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wastetoenergy technologies in Asia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chnology management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06， 5（3）： 209-220.
[5]ARENTSEN M.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a multilevel institutional setting [J]. Energy & environment， 2008， 19（6）： 779-786.
[6]NEWIG J， FRITSCH 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participatory， multilevel and effective？ [J].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2009， 19（3）： 197-214.
[7]JESSOP B. 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al state [R].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Lancaster University， 2003： 1-19.
[8]TSANG S， BURNETT M， HILLS P. Trust，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J]. Environmental policy and governance， 2009， 19（2）： 99-114.
[9]EVANS J P.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1-272.
[10]薛冰， 郭斌. 西部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基于政府职能转变的视角[J]. 上海经济研究， 2007 （12）：112-114.[XUE Bing， GUO Bin. Cost benefit analysis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western China：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J]. Shanghai economic review， 2007 （12）：112-114.]
[11]张建伟. 政府环境责任论[M].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8：1-239.[ZHANG Jianwei. Study on government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M]. Beijing： China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ess， 2008： 1-239.]
[12]吴迪. 如何解决目前中国环境政府失灵的问题[J]. 经营管理者， 2012（2）： 29-30.[WU Di. How to solve the current problems of Chinas environmental government failure [J]. Manager journal， 2012（2）： 29-30.]
[13]吕忠梅. 环境法新视野[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1-322. [LV Zhongmei. A new vision of environmental law [M]. Beijing：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Press， 2007： 1-322.]
[14]顾训宝. 十年来我国公民参与现状研究综述[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9（4）： 33-38. [GU Xunbao. A review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China in ten years [J]. Journal of Beijing Administrative College， 2009（4）： 33-38.]
[15]李永友， 沈坤荣. 我国污染控制政策的减排效果――基于省际工业污染数据的实证分析[J]. 管理世界， 2008（7）： 7-17. [LI Yongyou， SHEN Kunrong. The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of pollution control policy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provincial industrial pollution data [J]. Management world， 2008（7）： 7-17.]
[16]米. 地方政府与企业环境治理合作关系的形成――以太湖流域水污染防治为例[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0，11（1）： 56-66. [ZHU Demi. The formation of coopera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and enterprises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 case study of water pollution control in Taihu river basin[J]. Journal of Shanghai Administration College， 2010，11（1）： 56-66.]
[17]王火根， 滕玉A. 地方政府与污染企业动态博弈分析[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2（11）： 14-18. [WANG Huogen， TENG Yuhua. Dynamic game analysis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polluting enterprises [J]. Research on technology economy and management， 2012（11）： 14-18.]
[18]巩英洲. 发展民间环保组织建立公众参与的环保机制[J]. 社科纵横， 2006，21（2）： 52-54. [GONG Yingzhou. The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al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rganizations to establish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chanism [J]. Social sciences review， 2006，21（2）： 52-54.]
[19]刘培峰. 中国非政府组织立法的评论与思考[J]. 中国社会科学， 2007（2）： 105-115. [LIU Peifeng. Comment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legislation of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J].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2007（2）： 105-115.]
[20]邓国胜. 非营利组织评估体系研究[J]. 中国行政管理， 2001（10）： 41-43. [DENG Guosheng. 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nonprofit organization [J].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01（10）： 41-43.]
[21]王兴伦. 多中心治理：一种新的公共管理理论[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5（1）： 96-100. [WANG Xinglun. Multicenter governance： a new theory of public management [J]. Journal of Jiang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2005（1）： 96-100.]
[22]孔繁斌. 公共性的再生产：多中心治理的合作机制建构[M].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1-285. [KONG Fanbin. Public reproduc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cooperation mechanism of multicenter governance [M].Nanjing：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1-285.]
[23]陈海秋. 城市环境治理新理念及其对城市管理的理论突破[J].上海城市管理， 2011，20（1）： 43-46. [CHEN Haiqiu. New concept of urba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its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in urban management [J]. Shanghai urban management， 2011，20（1）： 43-46.]
[24]李明洪. 协同治理：环境治理模式的探析[J]. 知识经济， 2014（20）： 56-57. [LI Minghong.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group event management model [J]. Knowledge economy， 2014（20）： 56-57.]
[25]FISCHER C， SPRINGBORN M. Emissions targets and the real business cycle： intensity targets versus caps or taxes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1， 62（3）： 352-366.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目前，从我国环境治理投资的总体情况看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总量还无法满足经济发展对环境保护所提出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环境保护投资的运行效率持续低下。在现代化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量都非常大，环境治理投资资金受到制约是无法避免的，如何在有限的资金约束下提高环境治理投资的效率，更好地实现污染治理，是目前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问题，而这需要科学地测度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
二、文献综述
众多国内外学者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问题进行了研究。在国外，研究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规模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主要使用均匀污染法和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 1 ]。均匀污染法在确定环境保护投资最优规模时的重点和基础是找到环境保护投资的边际治理成本和环境污染的边际损害成本，但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找到这两种成本相等，限制了均衡污染法在现实中的应用。投入产出数学归纳法是对经济―环境在结构上的相互关系、活动状态进行明确分析，结合社会有限选择和扩大了的消耗可能性，确定综合平衡调整中环境保护投资的最优规模。艾里斯―尼斯模型建立在质量守恒定理应用基础上，其将经济系统物资应用引起的环境问题划分为一个重要类别方面作出了首创性研究[ 2 ]。维克托对艾里斯―尼斯的理论研究作了许多改进，为了计算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划，建立了加拿大经济的经验模型。在国内，研究重点集中在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环境治理投资进行定性分析并主要使用DEA模型对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定量分析。如冯健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供给角度剖析了由于市场失灵和政府缺陷的存在，而导致农村环境污染及治理不足的成因[ 3 ]。杨艳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村环境治理不足并提出对策建议[ 4 ]。环境治理投资效率的定量分析研究中，从研究对象上主要分为两类：产业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和区域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多使用CCR、BCC以及超效率等DEA模型进行运行效率、相对效率、静态与动态效率和影响因素分析。如袁华萍通过构建DEA-CCR模型对中国2005―2010年各地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DEA视窗分析[ 5 ]。兰明慧使用环保投资优先增长模型及DEA―CCR模型，分别对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运行效率及福建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的相对效率进行实证分析[ 6 ]。陈雯采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模型来研究华东地区各省市工业环境治理投资的静态和动态效率[ 7 ]。戴红昆利用DEA-C2R模型、BC2模型以及C2R超效率模型对全国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率进行了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评价[ 8 ]。王兵、罗佑军运用基于RAM的网络DEA模型对2001―2010年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进行了测算和分解，并对影响生产效率、环境治理效率和综合效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9 ]。王俊霞、王荣采用DEA-TOBIL两阶段模型法，对西部地区的环境投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10 ]。刘冰熙等借助修正后的三阶段Bootstrapped DEA方法，对我国29个省份2007―2013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去除外生变量和随机变量的影响后，我国各地市环境治理效率普遍呈现波浪形发展规律，但出现日趋恶化的趋势[ 11 ]。
综上所述，虽然国内学者采用多种DEA模型来分析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但研究思路大都将所有省（市）基于统一的前沿面进行效率测度，并没有考虑区域发展基础、区位特点等个性因素，即忽略了区域之间的异质性。鉴于此，本文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考虑区域异质性特点，构建基于共同前沿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模型，并对2012―2014年间我国31个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进行实证研究。
三、研究设计
（一）共同前沿模型
在传统的区域环境治理投资效率DEA测度中，并未考虑各区域的地域限制、资源禀赋、政策导向等因素，认为不同区域是同质的，从而将各区域作为相同的决策单元，应用统一前沿面进行效率测算。但是，众所周知，各省（市）地理区位、资源禀赋、政策倾斜程度等均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严重依赖其地理位置、资源禀赋等先天要素，从而导致效率测度结果不真实。
由此，借鉴Battes，O'Donnell对共同前沿模型的界定，将N个待评价区域划分为K（K≥1）个不同类型的组，X=（x1，x2，…，xm）为投入要素，Y=（y1，y2，…，ys）为产出要素，则第K个组的投入产出关系可以表示为Pk（x）={y：（x，y）∈Tk}。Tk为第K组决策单元构成的生产可能集，而Pk（x）形成的前沿面可以称之为区域前沿面，所有Pk（x）共同构成的前沿面称为共同前沿面。
令Xij表示第j个省（市）环境治理的第i种资源投入（i=1，2，…，m；j=1，2，…，n），Yrj表示第j个省市环境治理的第r种产出（r=1，2，…，s），则在假定规模效率不变的前提下，决策单元DMU0在共同前沿面下的效率可由下式计算获得：
（二）指标体系构建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以城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当前完成环保验收项目投资作为投入指标，以工业废水处理量、城市污水处理量和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作为产出指标，构建我国环境治理投资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四、实证研究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2―2014年我国31个省（市）为研究样本，所取数据主要从《中国统计年鉴（2012―2014）》、《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2―2014）》等整理获得。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将31个省（市）根据经济带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群组，并分别在区域前沿面下和共同前沿面下测算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测度结果统计描述如表2、表3所示。
根据对表2的分析可得，2012―2014年我国整体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偏低，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0，年度效率值变化趋于稳定，极差仅为0.04。从三大地带来看，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除2012年低于全国均值外，其余年份都高于全国均值，且呈逐年上升趋势，由0.68上升至0.74。在东部11个省（市）中，北京、河北、广东三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处于有效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效率值大部分在0.5到0.9之间，只有山东、天津两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一直低于0.5。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虽然在2013年出现了下降，但是都高于全国均值，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是三大地带中最优的。其中，湖南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7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大于0.7。由此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普遍较高，且省（市）之间差异较小。与东、中部地区省（市）相比，西部地区各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低，且一直低于全国均值，仅为0.61。其中，青海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广西、云南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始终大于0.9，其他省（市）的效率值低于0.5，占西部总数的40%。由此可见，提升西部地区省（市）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对于全国环境治理效率的提升具有直观作用。
据对表3的分析可得，东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80，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且年度效率值变化趋势平稳，但各省（市）之间差距较大。北京、河北、辽宁、广东四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最高，效率值始终为1，上海和福建的效率值也达到0.9以上，除天津外，其余省（市）的效率值都在0.5以上。中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达到0.96，最小值也有0.91。其中山西、吉林等5省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一直位于前沿面上，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也都大于0.8。可见，中部地区各省（市）的环境效率水平普遍很高且各省（市）之间差距不大。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为0.76。其中，广西、重庆、四川、云南、青海5个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值始终为1，贵州、陕西、宁夏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较高，其余省（市）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均值都在0.5以下。可见西部地区的环境治理投资效率水平较高，但各省（市）之间差距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