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门学科，其核心内容都由一些关键问题所构成。同时，研究任何文学文本、关注任何文学现象的过程中所生成的意义，也必然要依赖一定的思想框架，因此，批评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对所谓“原意”的真正追寻，而只能是“误读”。西方女性主义批评与中国的女性、与中国的文学现实相遇后生成的文学批评，其文化积淀、现实处境、具体目标功能都与西方都不尽相同，因而它们在批评实践中所需要特别给予关注的问题也是一些基本的、特殊的概念，有助于理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一、中西方对“女性”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女性是什么?在西方男性独霸学术界的传统里，女性历来被看做是处于边缘化的“第二性”。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感谢主赐给他恩宠时说，第一，他生下来是自由的，不是奴隶：第二，他是男人而不是女人。在先哲的心目中，女人就是这样被划为了“第二性”。总之，一句话，女人就是为男人服务的一个工具，是一个附属品。
经验论者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和苏珊-格巴(susangubar)在她们合写的《阁楼里的疯女人：妇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的绪言里，从语言的发展对男权与男性性征进行了论证。她们认为：自从维多利亚时期以来，父系的文学创作理论依附于基督教的创世说，神话了男性作者。因此，如果创作是男性的行为，那么男女两性的主、客体地位也就确定：男性是积极的、主动的，女性是被动的、接受的。在这种解释下，创作的作品不仅仅是作品本身，而且还是权力的象征。
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西方女权主义者不满于女性所处的边缘被动处境而纷纷奋起抗争，从理论的层面寻找出女性的自我身份。1949年11月，西蒙·波伏娃出版了被后世的人们尊崇为女性《圣经》的《第二性》，成为新女性主义高潮的理论指南。
在波伏娃看来，女人的“第二性”地位是历史的长久演变而造成的，男人利用生理、经济、法律、道德、宗教及文学等各种手段，塑造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而把女性置入到一个附属的地位。在波伏娃看来，男人按他们的愿望将女性视为“偶像，仆人，生命之本；又是魔鬼，阴谋家，搬弄是非的人，骗子。她是男人手中的猎物，又是毁灭他的祸根。她意味着他不曾有，但又特别渴望的一切”。因此，女人虽然是天生的，但是女人身为“次等性别”的地位却是后天造成的。
1963年，贝蒂·弗里丹出完成了她的《女性白皮书》一书，标志着她个人生命和对女性思考的一个转折点。弗里丹提出了有名的女性“第四维形象”的概念：除了婚姻、家庭、为母之道以外，女性理所当然还有另一个更广阔的世界——社会。号召女性为使自己成为完整的人而奋斗。
1970年，凯特·米利特出版她的《性政治》一书。在米利特看来，不管人们在这方面保持何等沉默，两性之间的这种支配和被支配状态，成为我们文化中最普及的意识形态，并毫不含糊地体现出它根本的权力概念。米利特试图赋予愤怒的、受压抑的一代女性一种声音，以唤起女性同胞的反抗精神，号召女性要反抗男权社会，做时代的“新女性”。
如果说以上三位女权主义者是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给女性正名的话，时隔不到30年，已经出现了新的情况，法国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代表人物依丽格瑞和西苏，她们对“女性”这一概念提出质疑，认为把女性作为一个自然产生的、人人接受的意符，实际上是父权制意识形态的又一次建构，所以对“女性”概念必须解构。
西方这些“女性”概念到了中国得到普遍的接受，但是其中又出现新的解读，在西方男权社会制度下，女性就是男性的附属，是处在社会的边缘，女人就是无，就是空。因此女权主义者要改变这种状态。要给女性正名，试图阐释女性并不是社会的附属品，女性应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但是在中国，除了政治上已经解放了女性以#t-，女性同胞自己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女性身份的边缘问题。边缘一方面意味着女性对男权社会无能为力，另一方面页表示着女性不受拘束，意味着女性对现有所有的价值体系都可以不予接受，空无是自由的代言。由此可见，“女性”这个概念在中国女性主义作家哪里，意义已经发生了新的转机，产生了新的功能，女性身份的边缘性成为女性抗拒男性社会的有力武器，面对沉默的女性，男权感到一种深不可测的危机，而女性在沉默中自由地放飞思想。
二、中西方对“女性主义”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在西方，女性主义(feminism)一词，最早出现在法国，意指女性的社会平等与个性解放；后传到英美，逐渐流行起来，泛指欧美发达国家中主张男女平等的各种思潮，它的思想根源于20世纪初期的妇女解放斗争(极力倡导“妇女参政”的斗争)，所以带有明显的白人上层妇女和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当时被翻译为“女权主义”，据克里斯特尔的~90年代最新知识词典》，也可以翻译为“男女平等主义”或者“争取男女平等运动”等。
出于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性主义学者从自身的切身经历中认识到原有的“女权主义”的定义太狭隘了。1983年，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提出了抛弃“女权主义”feminism一词，代之以“妇女主义”(womanism)。她将“妇女主义”定义为“献身于现实所有人民的，包括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和完美的主义”。
在中国，“五四”时期，经日本中介传到中国，最初定名为“女权主义”，显示出着眼于男女社会权力平等的时代特征。近年来一些学者了解到这一理论的发展以后，认识到原有翻译的欠缺，为了强调女性的视角，将其改译为“女性主义”，总的来概括“女性主义”主要表征一种政治态度或文化立场。女性主义是女性们代表一个“集团”对男权社会的反叛，它的思想更直接指向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和文化，也指向文学和艺术。
“女权主义”——“女性主义”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认识层次的加深。女性主义涵盖并超越了两性的权力关系，更加关注性别冲突的多层次内涵，这是国内目前多用女性主义一词的原因。女性主义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产物，是一种男女平等的信念和意识形态，旨在反对包括性别歧视在内的一切形式的不平等。当女性主义思潮和它的变种在20世纪不断涌人中国时，当中国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着这些影响时，会不可避免地做出自己的价值取向。因为中国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运动，所以在西方的女权思想传人中国之后，在中国特定的文化土壤中所产生了变异，而变异的结果就是直接或者间接造成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不愿认同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即使个别几经周折才确立自己的女权主义立场的学者，如戴锦华教授，在中山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她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是又特别强调自己的“不咬人”的女权主义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其怪异的而且耐人的现象。
通过上个世纪之处的引入与译介，人们对西方世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男女平权的思想并不像在100年前那样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陌生。显然，西方的女权思想在20世纪的中国经过一代代人的努力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结合后，又随时代的变迁，产生了自身的变异。变异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变得非常温婉，很具有中国特色。所以，在众多概念的取舍中，由以争取权利为中心、在汉语中较为激进的“女权”，到张扬女性特征的“女性”的衍变，与我们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中华民族长期的文化心理积淀是一脉相承的。
三、中西方对“女性写作”概念的阐释及运用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实践和理论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一大批女性作家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照耀下，自觉地运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进行文学创作，她们的文学实践对丰富中国当代文学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女性写作”这一概念，出自于法国著名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helenecixous)，这是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从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将西苏的文章翻译进来，这一概念就在国内引起了高度兴趣，并被作为女性意识的表达方式而加以实践。不幸的是，人们对于这一概念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女性写作”这一概念看起来有将女性意识本质化之嫌，其实似是而非，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sandram．gilbert)在给西苏的《新诞生的妇女》一书所写的“导言”中曾对此予以了辨析，她说：“一些美国及法国的女性主义者反对对于生物本质主义的任程度的强化，而西苏的‘女性’或‘女性写作’的概念有时看起来正是如此，但作为《新诞生的妇女》一书的读者，我们将会发现，作者本人是批判持续不变的性别本质这一概念的。”
西苏认为想预料性别之间的差异是不可能的，因为“男性和女性都处于复杂得难分辩的古老文化规定的网络之中，孤立地谈论女性，正如谈论男性一样，无法不陷入意识形态的场所中，在这场所中，表现、表象、映象等的增殖预先消解了任何概念化的企图”。在西苏看来，女性写作的概念并不仅仅是用性别作为划分依据的。西苏原初的“女性写作”包含男作家，在《美杜莎的笑声》中，西苏提到了男作家让·杰内特的《盛大的葬礼》。
到了中国，我们讲的女性写作一般态度就是女作家的创作。这一现象说明西：zr的外来概念传到中国发生了某些变异。中国女性主义对于“女性写作”的接受，可以说就是建立在一种本质主义的误解之上。“女性写作”一词在国内使用频率很高，但人们对于这一概念其实所知甚少，这与国内对于西苏介绍的片面有关。
英语作为国际语言融入了各种文化概念
英语作为国际语言，是指英语可以用来传递交流各种不同的文化概念体系。我们先看下面澳大利亚英语和澳洲土著英语的不同表达方式。澳洲土著英语:Thislandisme．澳大利亚英语:Thislandismine．这两种不同的英语表达方式，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关于个体和土地之间关系的文化体系。在澳洲土著人看来，人们和土地以不同的方式连在一起，比如图腾联系等。当然，一种文化概念体系在另一种文化概念体系看来可能是荒唐可笑的。土著人认为，土地早在他们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所以他们何以能够拥有土地?因此，土著人对"Thelandismine"的反应是:"Thelandownsus．"在土著文化概念体系中，人与土地有着相互责任，土地供给人类食物，人类理应呵护土地。澳大利亚英语句子"Thislandismine"体现了盎格鲁人关于个体和土地之间关系的文化概念体系，即个体对土地的拥有意味着土地所有权可以转让，而后获取利益。从另一种角度来看，"Thislandismine"也体现了政治拥有，即:"ThelandisminebecauseIamAustralian．"上述例子清楚表明:不同的英语表达法，体现着不同的文化概念。澳洲土著人英语中，很多词汇被用来传递贯穿他们历史始终的独特的文化概念体系。［10］即使一些日常词汇，如:"family"，"home"，"shame"等，也包含着与澳大利亚白人不同的文化概念。土著人英语的某些变体中，"mum"一词范畴较广，包括"aunt"，"grandmother"等。对多数土著人来说，"home"一词是与延伸家庭(extendedfamily)连在一起，而不仅仅指家所在的建筑物。当今，随着澳洲土著人与外界交往的不断扩大，一些新的概念和交互概念体系也逐渐形成。同样，英语作为外语(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的使用者在使用英语时，往往会利用他们的母语文化概念体系。下面是中国学生与英国教授之间的对话:英国教授:Iheardyou''''vewonaprestigiousa-ward．Congratulations!Thisisfantastic．中国学生:Thankssomuch．Ihaven''''tdoneany-thing．It''''stheresultofyoureffortandyourknowledge．Ioweitalltoyou．英国教授:Oh，no!!!Don''''tberidiculous．It''''sallyourwork．上述对话中，中国学生在回答英国教授的表扬时，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体系中的谦虚理念，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他人主义图式。所以，学生认为他的回答很正确、很得体。显然，中国学生的回答令英国教授感到不快，英国教授觉得中国学生夸大了他在学生成功中所起的作用，认为学生的回答过分偏离事实。因为英国教授是以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的个体价值观来回应学生的回答的。可以看出，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交流中，不熟悉对方所依赖的文化概念体系，往往会导致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困惑，甚至误解。针对这种现象，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Quirk提出了“核心英语(thenuclearEnglish)”，他认为“核心英语”具有可学性、交际性和伸缩性等特点，不受英美文化的束缚，不认为在国际交流中英美人的英语就高人一等，认为混合语、洋径浜英语同样受欢迎。［11］但是，如果我们接受源于不同人们之间交流所产生的文化概念体系，即使能够提出核心英语，核心英语本身也会形成新的文化概念体系。比如，日本人和马来西亚人交流中所形成的核心英语，与中国人和英国人交流中所形成的核心英语之间到底有多少共同之处?本文提出，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应该与不同文化群体的各种文化概念相联系，同时探讨了这种观点对交际模式和英语教学所产生的启示。
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交际模式探讨
如上文所说，本文并非试图把作为国际语言的英语转变为核心英语，也不是要把整个世界改变为单一的英语语言社会，而是探讨一种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交际模式。我们知道，在国际交流中，即使交际双方均使用英语，但他们并非共享一种文化概念体系。在日常交流中，交际双方均可能认为对方与自己共享一种文化概念体系，这种假设非常普遍，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取得交际效果。例如，澳洲土著人使用英语时，很大程度上认为与对方共享文化概念:NobigboyA…reckonhehelpK…wasdrivinbackfromWilunaorwhateversomeplaceanlightbehindlookinrevisionmirrornohe''''sgone，drivinalongsawI''''lookinthevisionmirroragain，lookinthebackseat，anoleoleblackfellasittininthebackseat，lookinatim这里，澳洲土著人提到了"lightbehind"，"light"在土著文化中被称为"minminlight"，指不同土著文化群体中的精神存在。"oleblackfella"也是一种与"minminlight"相关的精神存在。显然，对于土著人英语语言的解释，需要参照特定的土著文化概念知识。上述英语话语的产出过程中，讲话者假定听话者与他们共享文化概念。本文认为，在英语作为国际语言的交流中，交流双方应该首先最大限度地降低文化概念共享的假定，即交际双方应时常提醒自己:对方很可能不与自己共享话语产出和话语理解的图式、范畴和隐喻。这样交际双方便会采取不同的话语策略，以使对话能够顺利进行。如:A:Youstupid!B:CanIaskinwhatcontextsyouusuallyusethisexpressioninyourculture?A:hmm，wecanuseitasatermofendearmentbetweenhusbandandwife，likethewifesayingthistohusbandtosay，‘you''''renotkindtoyourself’．B:(Surpriseandsmile)Ah，right!SoIshouldtakeitasacompliment．可以看出，上述对话中，B采用了“话语澄清”的策略来搞清楚"stupid"这一概念在A文化中的用法。在不影响对话正常进行的情况下，适时采用话语澄清策略，可以避免因文化概念体系不同而导致的误解。又如:A:AsafriendIexpectedmorefromyou!B:CanIaskyoutotellmoreaboutthewayyouperceivefriendshipinyourculture?A:(explainstheconceptof"friendship"inhercultureforabout15minutes)B:Itisquiteclearthatinmyculture，wehaveadifferentunderstandingof"friendship"…上述两个对话清楚表明，即使一些被认为具有普遍文化意义的概念，如"friendship"，也可能与众多不同的文化概念相联系，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期望值。而且，因个体经历和期望值的不同，这些概念还会被赋予其他的文化概念。
一、以构建完整的核心知识体系为基础
土地的荒漠化是区域生态建设中的主干知识。对荒漠化复习要形成完整的概念体系，这一体系包括荒漠化概念的本质、内涵和外延。同学们在复习中要细化考点、分解目标、构建知识结构。如下页图所示。
二、创设情境，为构建核心概念的知识框架提供支撑
在复习中仅仅靠构建框架是不够的，也无法解决实际的问题，所以在进行概念学习时需要结合大量地理学事实，也就是学习情境，才能为构建框架提供支撑。只有把核心概念放在一定的应用情境下，将事实性知识置于我们的概念框架中， 概念的不同层次被各种丰富的有代表性的事实细节展现出来，知识框架的构建才会显得生动和有意义。
例如，对荒漠化的情境复习可分成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创设情境，构建主体知识框架结构。
以楼兰古国的兴衰为背景材料，可设置两个基础问题：
（1）分析楼兰文明消失最主要的原因。
（2）楼兰古国的灭亡对现代的绿洲城市有何启示？
设置以上问题的目的是解决荒漠化产生的条件和治理的措施。第一个层次的复习难以使同学们达到对概念的本质和不同层次的把握、对知识的灵活运用。
第二个层次：选择具有相似h境和差异环境的区域，进行概念的运用和迁移。
（1）以贺兰山为背景，分析贺兰山东、西两侧土地荒漠化类型差异的原因。
该问题增加了地形这一因素。在自然环境变化的情况下，荒漠化产生的类型是不同的。
（2）以南方丘陵为背景，分析南方地区的主要荒漠化问题。
可通过比较干旱区域和湿润区域自然条件的差异，分析归纳出南方地区荒漠化的成因。这是在差异明显的环境下对概念的使用和辨析，客观上呼应荒漠化的本质是土地的退化，表现为荒漠的景观。
第三个层次：新情境下概念的应用。
通过不同层面的练习，利用结构化的知识体系，来解决地理问题是提升推理和应用能力的有效方法。而在高三复习中选择经典的案例和高考题来训练是明智的选择。例如，2013年高考新课标全国文综卷Ⅱ第36题、2014年高考新课标全国文综卷Ⅰ第36题，从表面上来看都是考查风沙活动，从本质上来看都是变相地考查荒漠化。
因此，复习地理的目的绝不是使同学们记住一些地理事实，而是使同学们关注核心概念，通过地理事实与情境，归纳与分析概念的本质，理解地理规律，并以此来构建合理的概念框架，进而能够在新情境下解决实际问题。
三、通过比较和辨析，深刻理解概念
同学们头脑中有时会有一些相似概念的存在，在复习过程中要通过比较、辨析、练习巩固等方式来深刻理解头脑中的相似概念。例如，荒漠化、沙漠化、荒漠的概念，很多同学都是混乱使用的。原因是这些同学对概念辨析不清，导致在考试中不能准确答题。在复习中要对这些概念进行比较和辨析：荒漠是一种景观。荒漠化是土地退化的过程。沙漠化是荒漠化发生于干旱环境下的一种土地的退化，而在云贵高原的土地退化则表现为流水侵蚀下的土地退化。同学们要在概念的辨析中明确不同区域自然环境的特征不同，产生荒漠化的类型也不同。
四、引入系统地理原理，转换对主干知识的理解角度
沙漠化从生态问题的角度看，是土地的退化过程，景观上表现为沙丘的扩展。从外力作用对地表形态的影响看，沙漠化是风力的侵蚀和搬运过程，其实就是风沙的活动过程。从天气的角度看，主要表现为沙尘暴天气。风力沉积的地貌类型表现为沙丘，而沙丘的存在是地表荒漠化的一种表现。运用系统地理的原理来解释地理现象，转换对主干知识的理解角度，能帮助同学们形成地理联系的能力，有效提升地理的核心能力。
五、关注主干知识的形成过程，建立概念间的关联
复习中如果只死记硬背荒漠化形成的原因，是无法将知识进行灵活变通与应用的。核心概念的主要功能就是为解决地理问题提供思路和方法。同学们要能够运用核心概念来解决问题，学习和体验概念的形成和应用过程，建立概念间的关联，以形成综合思维。
不久前，电影《1942》正式被提名代表中国大陆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评选。而翻看历史上被提名的影片，则多呈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大导演、大制作，缺乏多样性。提名参评奥斯卡这样一个官方行为，亦可以被解读成意识形态对于华语电影走出去概念的一个实际性操作，即在官方看来，什么样的中国电影有资格代表中国站上国际舞台。然而，官方色彩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对话却并不成功，国产大片在国外市场的节节败退，不仅仅票房、口碑不尽如人意，20世纪90年代的奖项辉煌也不复存在。与此相对，官方对中国电影走出去的需求极为强烈，而中国电影市场本身对于建立华莱坞的需求也迫在眉睫，现实却是当我们使劲呐喊要让中国电影走出去的时候，中国电影似乎却戴上了沉重的锁链而无法迈开脚步。是电影质量不尽如人意？是文化鸿沟始终难以跨越？是中国大片在他国水土不服？本文试图借鉴好莱坞高概念电影的形式特征和Hybridization这个文化概念，去探究国产电影究竟该如何更好地走出去，打造华莱坞电影的新形象。
一、高概念电影——好莱坞大片的经验范式
首先，有必要对华莱坞做一个相应的概念阐释。华莱坞是对应好莱坞、宝莱坞提出的文化概念，后者都基于一个庞大的电影制作基地，形成产业化的优势，尽管好莱坞无法代表美国电影的全部，宝莱坞也无法承担所有的印度电影，但二者都在文化的全球化过程中，成为本土电影的代名词，进而演化成文化软实力的象征。那么，对于理想中的华莱坞而言，其不仅仅要拥有一个能够提供从制片到拍摄的技术设备服务基地，更加重要的是，应该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独特而又全球化的文化软实力，这才是华莱坞电影的真正内核所在。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美国文化亦是借着好莱坞这个庞然大物走向了世界，并且占领了全球多数地区的电影市场。在不断追求高额收益的过程中，好莱坞的电影制片人越来越倾向于制作出更加适合全球观众喜好的电影，他们的影片，尤其是那些大制作的影片，往往将市场定位在全球范围内，以求最大限度地收回投资和获得回报。于是，这就内在地要求好莱坞产生一种更为快捷以及“简单构建”的叙事方式和生产模式去制作电影。20世纪70年代，以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大白鲨》为代表的大制作电影，被视作是以大投资、大制作为代表的高概念电影模式的最初之作。一般来说，对高概念电影的核心定义有四条：“大投入，大制作，大营销，大市场”[1]。在高概念电影的含义范围之内，电影更被看作是一种从项目建立到寻找投资、拍摄、后期、制作、发行的“商业项目，而不仅仅是一部电影制作”[1]。很明显，这四个主要概念都与资金有关，“其核心是用营销决定制作”[1]，这也正是高概念电影与中国大片最不相同的一点。在《高概念电影》这本书的作者贾斯汀·怀特卡莱看来，高概念“这种电影制作类型是受经济和制度力量影响的”，“是‘后经典’电影的一个主要发展进程——而且很可能是最关键的发展进程”[2]3。
从电影本身的内容来说，就是此类电影的剧情都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出来，在线性的故事中，影片叙事具有非常明确的逻辑。这就要求电影故事的叙述者，在讲故事的时候，以一个核心剧情为主体，故事简单，情节连贯，让观众不为剧情苦恼。制片人皮特·盖波认为：“高概念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叙事，这种叙事非常简单直接，易于传达，也易于理解。”[2]168这种好莱坞式的故事讲述方式，一方面训练了观众的观影经验，让他们更加习惯于这种区别于作者电影的电影；另一方面，观影经验的增加，高概念电影的视觉奇观则反过来又导致观众对高概念电影的水准要求。这就导致了高概念电影不断地在制作规模上下功夫，成本越来越高，投资越来越大，相应的也就要求更加可靠和成规模的回收手段，这是“以幂次方级数上升的制作成本投入和需求市场的不可预测性造就的产物。正是这种不可预测性造就了近年来激增与暴跌的循环怪圈、拍摄续集的狂热、协同效益，以及现代电影制作的方方面面”[2]167。也正因为此，好莱坞每年的高概念电影制作数量不多，但正是在这少数的高概念作品之上，好莱坞企图收获丰厚的商业回报。
因此，要制作成功一部合格的高概念影片，制作方不仅需要在电影的内容上严格制作，更需要与电影的市场策略和制片内容结合起来，以便于高概念制作在市场上的推广与发行。高概念电影的特征是市场特征，它是与市场紧密相连的营销动作。无论是对大明星、大导演还是大制作的追求，唯一的目的都是获得可观的商业回报。因此，电影产品在高概念的体系中，是一个“项目的核心载体”，它承载的是一次高投资商业运作的基础要素。在这个体系当中，高概念电影本身不能对自身的叙事规则有所跨越，它必须简单、清晰、主流。以电影《阿凡达》为例。这是一部典型的高概念电影制作，由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执导，好莱坞人气明星山姆·沃辛顿主演。影片用好莱坞最先进的3D进行拍摄，视觉效果惊人。但是，这部电影的故事却非常简单，用斯皮尔伯格所提倡的“25个词语”概括这部电影的话，可以总结成“一个地球人帮助外星人保护家园的正义故事”。影片最终在全球收入票房27.8亿美元，而其续集的制作也已经在实施之中。
二、中国大片——高概念电影的中国话语
《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的商业化、市场化之门，也是从《英雄》开始，中国的大片时代就此开启。但发展十多年来，中国大片却一直走在一条片片自危的道路上。中国大片在市场运作和票房回收上，往往不具备主动性。所以，尽管表面上看起来中国大片具有大投资、大明星、大制作这样的“高概念”外壳，但国产大制作对于高概念的使用以及对华语电影内涵的理解却是模糊和外在的。下文以《金陵十三钗》为例进行分析。
那么，国产大片与高概念电影最为本质的区别在哪里？应当说，国产大片在策略的环节上，与高概念电影的精髓还是相去甚远。
高概念电影强调市场和资本运作，但中国大片的制片方却依然缺乏对本土电影市场的深度钻研，甚至依然没有建立起常规的调研手段以进行市场研究。从目前来看，中国的大片创作，无非仍然还在“历史”的洪流中寻找归宿，这是一种相当盲目和跟风的热潮，自《英雄》开始至今未消退。国内观众目前对这些国产大片趋之若鹜，很大程度并非是对电影本身的肯定，而是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没办法的选择。电影制作者与观众之间有一条鸿沟，“电影制作者们并不了解观众，更遑论在项目阶段就规划一些吸引观众的可营销元素了”[3]。而另一方面，中国大片尽管在票房成绩上屡传佳绩，但人们却很难知道投资方资本收益的情况。
那么，是否能将中国大片称为高概念电影的本土化表达呢？恐怕也不尽然，高概念电影是好莱坞电影在后经典时展出的一条高回报率的路径，而现在国产大片所走的路子，只能说是对高概念电影学习的起步阶段。在《中国电影巨片生产的历史足迹》一文中，倪震教授将中国大片的发展路径细分成了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以张艺谋为主的功夫阶段”；“第二个阶段主要是以陈凯歌为主的奇幻阶段”；“第三个阶段主要是以冯小刚和张艺谋为主的经典再造阶段”；“第四个阶段是以冯小刚和陈可辛为主的本土化阶段”；“第五个阶段是以罗伯·明可夫为主的神话重塑阶段”[4]（《功夫之王》为例）。倪震教授对中国式大片发展的细致划分，肯定了中国式大片的发展成绩，但另一方面，从发展趋势的逐渐演进，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片在制作模式上越来越趋于一致，即“国际化的市场运作模式和国际化的市场目标”[4]。对于国际市场的追求，显露出中国大片在投资回收上的压力，国内观众目前并没有培养出观影习惯，因此对于任何一部大片来说，它的运营都是有风险的，而为了降低这些风险，国际市场就自然成了中国大片逐利的平台。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国产大片投放在三大电影节进行首映，寻求获奖或许是目的之一，但最根本的追求，是厂商寄希望于通过电影节的卖片平台，得到国际发行商的青睐，进而打入全球市场获得票房收入。但这种行为又是盲目的，国内片方缺乏一个明晰而又市场化的定位，所以在国外的市场操作往往不能得到很好的效果，或者是以便宜的价格被发行商买断，或者与并不具备华语影片市场推广能力的发行商合作，最终功败垂成。这一切对于收益的追求，就显示出“中国大片在资本属性上的真正渴望”[4]。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他们“从而以一种接近于疯狂的反弹方式开始了商业对艺术的彻底改造”[4]。
三、《金陵十三钗》——中国大片的本土经验
用高概念电影的模式来衡量《金陵十三钗》，可以发现该片从一开始便是国际化和大片化的，即所谓的“大制作”。首先是创作团队的豪华和国际化。导演张艺谋，这也是他在奥运会成为“国家意象”之后的首部大制作。电影的出品人是新画面影业公司董事长张伟平，与张艺谋合作多年，被称作“黄金搭档”。原著小说作者严歌苓，是在世界文坛拥有知名度的华人作家。男主角是奥斯卡影帝克里斯蒂安·贝尔，他在好莱坞拥有人气和口碑。而影片的制作团队包括英国、日本等国际化队伍。
大片电影的“大制作”与“大投入”是相辅相成的，按照电影出品方的说法，影片投资超6亿元，这其中包含1.2亿元男主角贝尔的片酬。负责影片特效的威廉姆斯团队，“反应弹全是由美国进口的，打比方说，光一桶爆破用的油就8000元”。“教堂里神父房间里的家具全是从上海古董店买的，他的手表、打火机是从日本古董店买来的。”“主演佟大为说，包括影片开头弥漫全城的大雾，也是‘美国制造’。这次从美国运过来的原料是一种可食用油，经过高温雾化，可以在5分钟之内造成笼罩城镇的大雾。”在拍摄中“不计成本”的投入，就充分体现了张艺谋开启中国新大片时代的意图。正如创作者们所说，“这个钱花得值得”[5]。
《金陵十三钗》的目标观众显然并不仅仅是华语地区，起用好莱坞当红演员的举动，说明了影片“大市场”的定位。张艺谋曾经表示，“希望这部大制作能让西方观众了解中国的这段历史以及中国的文化”[6]。这极富“意识形态”风格的表述，当然无法掩饰影片想要借此在全球赢得票房和声誉的目标。张伟平寄望国内收获10亿元的票房，但仅凭借这10亿元的国内票房，去除营销等成本，恐怕并不能让投资方赚钱。因此，更大的市场显然在海外。《金陵十三钗》报名多个国际知名电影节，主要目的其实并非在获奖。毕竟，在“东方迷思”的热潮已经从中国转移的大前提下，一部按照好莱坞手段制作的中国大片，并无法得到掌握话语权的评委的青睐，但在颁奖礼上的抛头露面，却绝对有助于提升影片在国际范围内的知名度。在宣传季，《金陵十三钗》亮相了戛纳国际电影节、柏林电影节、金球奖颁奖典礼三大国际知名的电影盛会。
在“大营销”的市场理念中，高概念电影极其依靠于此得到市场的认可。《金陵十三钗》的部分营销模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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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由表1可见，《金陵十三钗》的营销方式多种多样，包括话题制造、预告片推广、相关产品、与电视和网络媒体联合制造传播效应。《金陵十三钗》在公布之前一直神秘，用“饥饿营销”的方式调动观众的观影欲望。但同时，《金陵十三钗》也一直在避免因过度饥饿导致观众观影热情降低，于是不断的营销刺激手段就产生了，如表1所示，《金陵十三钗》采用的是间断而又连续的营销方式，保证了影片“有策略地制造话题，满足四处搜寻相关信息的媒体和受众的‘欲望’，推动影片的不断宣传”[7]。因为本文重点并非在分析《金陵十三钗》的营销策略上，在此不再赘述。
既然《金陵十三钗》是一部如此有抱负和商业观念的中国式高概念电影，那么对其之后处境的分析，就显得更加有意义。在对其票房营收和口碑的数据收集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高概念电影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是否合乎规范。
《金陵十三钗》在国内票房过6亿元，按电影6亿元的投资来算，仅能收回成本。而在北美市场，其最终票房只有31万美元，很为凄惨。同时，其在国内和美国，口碑都不算好。这样的现象恐怕并不是新画面和张艺谋本人所乐于看到的，究竟这其中出了什么问题？
高概念大片作为“好莱坞经典叙事”的某种强化和延续，它带给观众的是较为固定的观影经验和期待。在好莱坞每年为数不多的几部高概念电影中，观众对“奇观化”式大片的推崇不言而喻，这也就直接导致好莱坞高概念作品一直在科幻、动作类型中寻找题材，并且乐此不疲地拍摄续集。如果拿《金陵十三钗》与之对比，会发现差距是多方面的。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金陵十三钗》对历史严肃感的忽视和对“性的叙事”的滥用。高概念强调故事简单，意义简洁。但是《金陵十三钗》试图在英雄主义叙事中缝合进民族叙事、叙事，这与朱大可教授批判的“爱国主义”内涵是一致的。《纽约时报》在评价《金陵十三钗》时说道，“对整个南京大屠杀采取了一种疏远的，甚至是轻描淡写的手法”，“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实被轻率地淡化了”[8]。这首先是对历史的一种戏剧化误读，反观被拿来与《金陵十三钗》对比的《辛德勒名单》，则是在一种严肃的历史感和沉重感之上建构起了影片的故事，因此，《金陵十三钗》“将西方观众认可的严肃庄重应具有悲剧风格的战争片和商业娱乐片结合到一起，在他们看来就是‘一个恶搞、一个低级噱头（hokum）’”[8]。
《金陵十三钗》在国际市场上的失败给中国大片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究竟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和创作模式去获得世界电影界的关注，是应该像《金陵十三钗》般将本土化融入国际化制作中去，还是更进一步以一种普世的宏观姿态去观照世界影迷的口味，走上一条“后经典好莱坞”式的高概念之路？这也是本文接下来要论述的。
四、从Glocalization到Hybridization：更为超前的发展理念
全球化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趋势，麦克卢汉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但是文化全球化的进程却遭遇到了本土化的强烈抵抗。于是，一种结合了本土经验的全球化就诞生了，如肯德基和麦当劳等快餐业的食品口味本地化。名词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是由全球化（Global）和本土化（Localization）组合而成，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情境中产生的语汇。全球化带给文化的冲击强烈，一方面是破坏性的，另一方面它又是开拓性的，给民族性带来了发展的新时机。对于电影的全球本土化来说，这个本土化过程目前的表现形态，就是以《金陵十三钗》为代表的影片，它们的本土化是建立在本土社会基础和历史文化之上的内容表达，全球化则表现在制作环节和资本运作的全球流通性，而且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不断深入，这种全球本土化的进程得到了非常大的深化。此类影片，既不想扔掉民族身份，又执意于国际化团队和国际化制作以获得国际性声誉，因此，看似“Glocalization”成了它们最为适合的一条发展道路。这样的思维方式，是深受“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样传统理念影响，但对于“大片”（Blockbuster）以及高概念电影来说，本土化并不适宜太过于外在地存在于影片当中，“文化的鸿沟”始终是存在的，这种“沟通的障碍”就进一步阻挡了中国大片的国际化之路。在全球本土化的过程中，这种将本土电影转化为“具有可以随意搬迁性质”[9]的大片，便是文化全球化过程中本土电影所必须面临的困境。对于中国大片来说更是这样，它力主保持民族性，毕竟国内市场如此之大是不能忽视的一块，而国际市场又如此诱人。但全球本土化带来的问题却是，“具有可以随意搬迁性质”的这些场所是没有或者说模糊了“民族性或国家特征的”[9]。这是因为，如果说全球化是将本土经验变得可以随意流动的话，那全球本土化就“不仅表现在社会网络对地域的进一步超越，而且展示了对本土文化及历史的无情解构”[9]。
面对全球化的强烈攻势，尤其是面对以好莱坞高概念电影为代表的大片冲击，中国大片的焦虑是可以想象的。对中国大片而言，全球本土化就“意味着从全球的角度对本土进行重新审视的过程”。但对于全球化经验不足的中国电影人来说，在实际操作中，却容易将此作简单的理解，成为将“个体到民族”的一般性转换过程，简单地理解成本土内容的表达，而且往往这些内容的表达停留在“符号层面”。
但民族性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确是本土文化，对于全球本土化时期的中国大片来说更是如此，如果失去了本土，彻底地转换成好莱坞式的高概念电影，也是不现实和不可接受的。因此，在对高概念的学习中，国产大片意图通过本土文化所展示的民族性，就不能仅仅表现在对于本土文化的表层使用上，也不能表现在对全球化（高概念电影经验）的简单本土“符号化”之上，而是应当寻求更为适合自我，凸显民族性和全球性的本土经验。
于是“Hybridization”（在此译作“杂糅”）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方向。“杂糅”这个词被认为是“用来描述民族文化集中趋势”最合适的一个词，也就是说“杂糅”是一种“有目的的企图混合外国和本土文化属性的尝试”[10]。“杂糅”可以被看作自1992年罗兰·罗伯特提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之后，“本土化”对“全球化”概念的一次超越。但“杂糅”概念的复杂性和启迪意义并不仅仅在此。
如前所述，全球化的过程中有同质化和差异化的矛盾存在，前者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式微，而后者则表现在全球本土化的兴起，对于中国大片来说，就更像是一种“表面符号化”的民族性的展现。“在文化分裂和社会碎片化的后现代主义世界，对民族性和现代性的交互，就希望找到一种新的途径去达到一种跨越了跨民族性（Transethnic）、跨文化性（Transcultural）边界的存在。并朝着一个复合的社会形态嵌套（而非嵌入）进一个新的全球文化的秩序当中。”[10]
那么，这种跨越是否能够给我们提供中国大片在向“后大片”时代电影转型过程中的一种理念呢？中国的电影行业，需要每年培植3-5部华语大片（这种大片是区别于当下的华语大制作的），这是文化导向之下的必由之路，仅仅寄希望通过目前的华语大片走向世界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中国式“后大片”电影的制作范式必定是要不同于当下华语大片的，在这里，我认为“Hybridization”的文化观念，就正好能够给中国式“后大片”电影提供思路，也就是说中国的“后大片”需要在故事内核上做到跨民族性和跨文化性的东西，去寻求一种被广泛接受的内涵展现方式，寻找“Hybridization”式的文化表达。同时，带领中国电影不断构建华莱坞的文化实力。
五、结语
当下的华语大片其实并非良性发展，无论是在文化理念和电影本体表达上，还是在作品营销和制作上，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缺憾，直接的表现之一就是多数华语大片赚不到钱也赚不到口碑，这显然与大片的原始诉求不符。
而高概念电影这个概念，则更加从产业和营销的角度，提供给电影制作者和投资方一种好莱坞式的理念，这个理念在后经典好莱坞时展得非常顺利。而好莱坞也凭借着每年为数不多的几部高概念电影完成了文化输出和商业回报，这些影片的制作模式和营销方式也正是我们所要学习的。
与此同时，在学习高概念电影生产制作的过程中，全球化和本土化问题再度显现了出来。“Glocalization”提供了一种中国本土经验式的大片书写模式，但被证明成功者寥寥。而“Hybridization”就为“后大片”时代的中国大片提供了一种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我们期待未来中国会有真正能输出到世界影坛的大片，也期待华语电影能够凝聚成一股华莱坞的文化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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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概念转变的研究，起初关注的是前概念的调查研究，比如霍尔(StanleyHall)调查儿童对自然现象如加热、霜和火的观念以及皮亚杰(Piaget)在《儿童关于世界的概念》中对前概念也进行了科学分析。随后康奈尔大学的波斯纳(G.J.Posner)、斯特莱克(K.A.Strike)、修森(P.W.Hwson)、格特左戈(W.A.Gertzog)四位教授提出了“概念转变模型”(ConceptionalChangeModel，简称CCM)，[3]查朴尼等（Champagne，e.t.）提出对学生物理前概念施加影响的教学策略，即“对抗偏见”。1989年，布朗和克莱门特(Brown，Clement)针对改变学生原有知识发明了“架桥策略”。德国不莱梅大学物理教育研究所的HorstSchecker和ThomasBethge分别在1986和1988年做了“学生对力学的相异构想”和“学生对原子物理的相异构想”的研究，该研究所还召开了多届有关自然科学与数学教育中学生的错误观念的国际研讨会。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外关于概念转变的研究取向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探讨学生拥有什么样前概念到探讨前概念的形成过程，再到考察前概念转变的策略。在这些研究中主要考察学生对光、热、能量、光合作用等现象持有的前概念以及概念转变的心理机制和影响因素，所用的方法大都采用访谈、调查、作业分析以及观察学生的活动等方法。
2、国内对概念转变的研究现状
国内对概念转变的研究相对较晚，早期研究者主要有罗星凯，周中权（1991）、[4]郭平生（1996）、范丰会（1996）等等，他们的研究大部分是关于物理的，研究学生在“力”或者“运动”方面的前概念、概念转变的步骤以及教学对策等等。笔者又从中国期刊网上检索相关文献发现，20世纪80年代我国已经对概念转变的研究有了一定的规模，但是大都是重复研究，只是描述概念转变中前概念的特点以及转变策略。目前虽然对概念转变做了一些调查，但是在转变的过程中，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学者们不可能把所有的因素考虑进去，这就造成了研究的局限。同时我国对概念转变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物理、化学、生物等自然领域，研究内容主要是概念转变教学策略、内在机制等等。
二、概念转变模型
随着概念转变研究的深入，其模型建构也随之发展。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Posner等人（1982）提出的概念转变模型（CCM）、AlirezaRezael和LarryKatz(1998)提出了概念转变的认知模型以及Choo-YeeTing和Yen-KuanChong（2003）提出概念转变的科学调查模型等等。从他们提出的模型中也可以看出既有相同也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关注到个体的先前经验、影响概念发生转变的条件以及对新概念的理解。不同之处在于在于概念转变的过程，比如Posner等人（1982）提出的概念转变模型（CCM），他们认为概念要发生改变知觉到前概念失去作用，来引发认知冲突，之后个体对新、旧信息整合过程的元认知监控，AlirezaRezael.和LarryKatz(1998)提出的概念转变的认知模型认为采取措施使学生接受新概念。
三、概念转变的教学模式
自概念模型出现以来，众多学者先后提出了一些概念转变的教学模式，并进行了大量的教学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其效果明显。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有Nussbaum、Novick(1982)提出了概念转变的三步教学模式、Krajcik提出了四步教学模式以及ReneT．Stofflett和TrishStoddart(1994)提出了五步教学模式等等，从他们提出的教学模式中发现都是围绕前科学概念和新概念发生冲突中，采用不同的策略。比如Nussbaum、Novick(1982)的三步教学模式中通过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对新概念进行评论，Krajcik提出了四步教学模式则是通过新旧概念的比较来重新建构认识，而ReneT．Stofflett和TrishStoddart提出的五步教学模式则是先通过小组讨论来自我发现、检验之前的预测来使学生初步接受科学观念，最后教师及时提供一些类似情景，使学生能够将从实验中得到的科学观念延伸到其他情景中，进一步巩固科学观念。
四、展望
1、研究内容细致化
理论研究是为在实践中应用，这就需要我们把每一个需要研究的内容细致化。科学不光是进行简单的描述、解释，还要进行预测和控制，如何做到后两步，需要我们把研究内容的每一个方面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过程弄清楚，同样在研究概念转变中，也应该将影响概念转变的每一个过程以及前因和后续发展都搞清楚。不能只是在某一方面进行阐述或者调查，那样可能造成认识上的偏差。笔者就相关文献及体会认为要做到研究内容上的细致化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第一，研究目的要明确，目的不明确，内容肯定是不衔接，更无科学可言；第二，研究过程要细致化，最好能采用横向研究的方法，这样能把变化的每一步记录下来，做出更恰当的解释、预测和控制；第三，研究思路清晰化，研究中一定要把研究程序考虑清楚。概念转变是概念教学中重要的一部分，在研究中不仅要考虑相关的理论，还要考虑实际教学的情景，自然研究程序也应该条理，符合逻辑。
2、研究方法生态化
不同的科学研究，需要的研究方法也不同，即使是同一研究也会有好多种方法，那么哪一种方法最合适是学者们不断讨论的话题。概念转变的研究同样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概念转变的研究对象大都是学生和老师，而学生和老师都是人，人处在生态系统中，作为生命系统的一部分，人类与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如果我们在作概念转变的研究中不加注意研究方法，就容易造成偏差甚至错误。选择研究方法时，一定要充分考虑各种研究方法的不同特点和功能。概念转变的研究是在课堂中进行的，一般把日常正规的教学情景作为研究背景，这样收集到的资料才能真实可靠，如果教学情景是为研究而设置那么最后得出的结果有多少能应用到实践，甚至推广，是值得怀疑的。要做到研究方法的生态化，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第一，要深入课堂，深入研究对象。这个深入不是简单的参与，而是在取得研究对象的同意下，进行不加控制的观察；第二，要进行追踪调查，一次的调查结果不足以说明情况，要进行多次调查，综合考虑；第三，研究者要在尽量保持价值中立原则的同时，其助手也可参与调查，因为要生态化要真实，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在研究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接触，再加上研究时间长，研究者保持价值中立很难，因此还要其他人员加入，避免结果主观化。
所谓成为“研究工具”的概念，意思是说：我们要明了客观的现象时，不能不用记号来标认。我们用红黄等名词来认识和分辨各种颜色。同样的我们用社会进化，社会平衡等名词来认识和分辨各种社会现象。因为每个名词都包含一套意义，所以我们称它为概念。名词和概念是人造的。人制造名词和概念，目的是在用以认识和分辨客观存在的事物。所以凡是于人没有用，或无需详细分辨的现象，我们就不必给它特殊的名词，让它漏在意识之外，譬如颜色吧，单是我们所谓黄色之中，就包括着无数深浅不同的颜色在内。但因为在日常生活中，这些颜色没有详细分辨的必要，所以我们就不去用各种名词来分别记认了。但是在绘图的人，普通的所谓黄色的名词就不够用，不能不有橙黄、鹅黄等等专门名词来补充。在这例子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所用的概念和我所要认识的客观实在本是两件东西。若把它们混在一起，就不免有“以词害实”之弊。譬如我们语言中对于颜色只有五个名词，而就说自然界中只有五个颜色，那不是大错了么?我们应该明了言语是生活的工具，所以名词和概念是跟着生活的需要而修改和扩充的。
我们以前已经说过，科学的职务就在叙述和阐明事实。所以需要种种名词，种种概念。但这些名词，这些概念都是须依着所知的范围的逐渐扩张而修改和增加的。但是事实上，科学中的概念，在它做我们识认客观事实的工具外，常有一种副作用足以阻碍我们对于新现象的分析和限制我们知识范围的扩张。譬如我们已有了“黄”字，我们就不大去分辨包括在“黄”字中的各种不同的颜色。——这句话本身说起来就不顺口，既说是一种黄色，哪里又有各种颜色包括在内呢?这种“不顺口”的感觉就阻碍了我们去分析一个概念的内容。若我们已有了五个名词来记认不同的颜色，我们逢到有新的颜色时，总想把它归在这五个名词之内。虽则有时格格不入，亦觉得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日久之后，一个名词之中，又添了一种特殊的颜色了。而这“特殊”因为没有给它名称，所以不久也就漏在人们意义之外。这是名词限制了知识范围扩张的佳例。
一个新兴的科学，在它所研究的范围之内，常常有很多新的现象投入我们知识的范围中来，所以时常发生名词的恐慌和概念模糊的弊病。但这是免不了的。我们正不必为着一门科学中发生“概念”或“名词”的争执而担心它的前途。这正是新兴的朝气。只有名词和概念不发生了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该关心的问题，太成长了的科学不是在停顿了么?停顿过久之后会赶不上人类的实际生活，届时，科学和其他东西一般也要寿终正寝的。我们这一段话很可用来答复许多人因为社会学目前名词辈出而发生社会学没有前途的批评。
概念既是人们因生活的需要而造出来认识客观现象的工具，所以批评一个概念时并不能说是真或是假，是正确或是错误。我们只问这概念的用处有多大。我们不用自己讨烦恼去推问，“究竟社会是进化的么?”人家说“社会进化”是真的么?我们只问：若用了“社会进化”的概念我们能明了多少社会现象?有多少现象会脱漏在这概念之外?我们有明了这些被脱漏的现象的需要么?我们用什么概念来补充它呢?这样我们可以利用每一个概念，而不致被任何概念所欺蒙。
有以上的一段引语，我们可以论“社会进化”及“社会平衡”两概念了。“社会进化”一词所包括的意义。因为它自身有过一段发展的历史，所以各人各用，三言两语很难总结。但是简单的把一切附加的意见撇开了说，是指“有方向的社会变迁”。所谓有方向就是指在前期所发生的变迁中所循沿的趋势，对于后期亦是正确的。易言之，社会变迁的趋势在各时期是一贯的。好像社会组织的由简单到复杂，社会制度的功能由多种混合的，到划一分清的。当然有很多人用了价值的眼光去说社会进化为“由坏的社会到好的社会”。这种价值观念因为很少客观的标准，所以在科学中很难说，我们最好留给社会哲学家去讨论吧。
社会变迁趋势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而且各地各时的社会，变迁的趋势确有一种大家遵行的方向。譬如说由采集自然食料的社会逐渐变成游牧耕种的社会；以前散漫的社会逐渐地产生多数人集居，有政府的组织。工商业发达而交通更密，分工愈细社会组织越繁。我们虽可接受一切反对社会进化论者的责难。我们可以承认一切进化论不能解释的现象，但是社会之由简而繁，由混而分确是一件真有的事实。而且从概念上论，大多数的社会是依着这种趋势而变迁的。易言之，我们靠了这“社会进化”的概念的确可以明了很多社会事实。所以虽则“社会进化”的概念有它的缺憾，但是它的贡献于社会知识是无从抹煞的。“社会进化”所有的缺憾正和其他的概念一般，是人自己造成的。第一是研究社会的人，看见有“由简单到复杂，由混合到分工”的现象之后，就说“这是社会进化”，好像没有问题了，已经什么都明了了。他们不再去分析这种所谓“进化”的现象，他们用“当然”或“不可知”等答语来自限其知识的推进。第二是研究社会的人忽略了“由复杂到简单，由分工到混合”的社会事实的存在。他们用“例外”，“错误”等字来搪塞他们知识所不到的范围。——所以我们说“社会进化”概念的弊病，还是应用这概念的人的自作。
若不把这种“进化”的趋势视作是上帝的主义，或“不可追问”的自然铁则，我们不妨在此推究一下何以有这趋势产生?何以有时候，有地方，这种趋势非但不存在，而且有相反的趋势发生?
我们已经屡次说过，一切文化只是人类生活的办法，社会制度是文化的一部分。所以离开了生活，文化和社会制度是无从说起的。因为人要求生，所以他得处处和环境周旋。文化只是适应他的处境的办法罢了。处境不同，处境有改变，文化跟着也要有改变，人们的处境实可以分为相成相克的两方面。相成的就是供给生活的资源，相克的就是和自己竞争获得此种资源的一切势力。人类的生活亦是常以如何开发资源，如何争胜敌人两种活动为经纬的。
我们现在既在文化现象或社会制度中看见了有一种继续有定向运行的趋势，在这形成生活的两大势力中有没有这一种趋势存在，能不能借以解释社会之所以“进化”呢?
我们处境的改变好像自然资源的获得和消灭，敌人的增加和减少。自然很多时间是偶然的，好像风雷地震，可以使桑田成为沧海，沧海成为桑田。但是若我们细细分析在相成相克两方面都有一种有定向变迁的趋势存在。而且这种趋势是已经为经济学者所熟悉的了。生活的资源最大的来源是出自土地，而土地的报酬却是受渐减率所支配的。两个人在一块土地上工作所获得的报酬常少于一个人用同样的工具在同一块土地上工作所得报酬之二倍。易言之在有限土地上所加工作和所得报酬不是成正比例的，是渐减的。所以，若土地有限，人愈多则自然的资源愈难得，除非想别的办法——就是分工，就是把社会组织复杂化，使个人的工作效率增加以维持生活。这是相成一方面的。在相克一方面，即竞争的增加。当然人已想尽了方法去消灭种种和他竞争的自然势力和草木禽兽。但是最大的竞争者却是在人们自己。而人口的增加却亦有一种渐增的潜势力存在。所谓人口的繁殖是从几何级数的，这句话虽在事实上也许不正确，但以它为一种潜势力那是正确的。人口的数目一方是压迫着人们想办法去增进工作效力，以谋共同生存，一方亦使一切繁复的社会组织成为可能。在人类的处境中，相成相克的双方都有一种潜在的趋势，土地报酬的渐减，人口繁殖的渐增，于是压迫人类在文化繁复上想办法，好像改良生产工具，成立新的分配制度等等。所以文化也可说是被这两种势力逼上进化的路线的。
但是土地报酬的渐减和人口繁殖的渐增只是一种潜在的常态趋势。在变态的状态下，好像火山爆烈而发生新的富源或毁灭已有的富源等偶然事件下，上述的潜势力就可以被隐不现。即是在常态之下，要这种潜在的趋势影响于文化现象亦需要地域的限制。人是能动的。他能在旧土地之外去寻新土地。一地人口密度不增加，则土地的渐减率亦不致逼出文化的复杂化。在这时候，社会可以停顿，可以“不进化”。
若是有一部分人口由人口密度很高的地方迁移到一片新土地上，人口密度突然减少，以前的生活办法有很多可以不必维持，亦有很多是无法维持了。于是文化特质逐渐遗失，社会制度由复杂变成简单了，正好像欧洲人民迁移到新开辟的美洲大陆时所形成的殖边社会一般，他们的生活重复了原始的状态。这种情形我们很可以说是“社会退化”，“社会不进化”以及“社会退化”都是和“社会进化”一般同是实在的事实。我们用了“社会进化”的概念来研究社会时，不是忽略了它们就把它们视作无从解释的例外。但是若根据了我们以上对“社会进化”现象的分析而认识“社会进化”背后的土地和人口的潜势力，我们不难明了社会之所以停顿和“退化”了。
从分析“社会进化”现象时，我们发觉文化的变迁并不是依着超自然的神意而活动。它的所以变迁是在要使人类能维持他个人和种族的生存。为了要谋生存，他生活的办法一定要和他的处境保持一种平衡。在这平衡的局面中，人口，土地和文化三者是相互调剂着的。用数学方式来表示就是：人口土地×文化=定值。
人口是包括数量和质量的。数量方面已经受很多人的注意和讨论，在此我们可以从略。质量方面我们并不像优生学者去分别“好坏”。好坏是没有一定标准的。我们所谓质量的研究最重要的是每个人的营养力和他的性格。我们已知道各种族，各社会团体的人的营养力是不相等的。有些人需要多量的热力，有些人就不必那么多。营养力的大小和所需营养品的种类就直接决定了这人所需要的食料的量和质，间接的决定了所需要土地的面积和文化的方式。性格的不同亦是研究人口时所需注意的，因为所谓生活办法到底还是一个人应付处境的办法。应付是包括着外来的刺激和个体的反应。个体生理组织不同，尤是内分泌调剂的不同，易言之，即性格的不同，就规定了这个体反应时所取的方式。在一情状中，有人自杀有人杀人。各种不同性格表现各种不同的行为。社会或文化现象本是人类的行为事实，所以一民族的性格常对于其文化有极大的关系。
土地是指富源而言。所以是指广义的土地，同时包括水，气等等自然界供给生物生活的资源。计算土地时是须以在该地上生活着的人，对于取用资源的知识程度来规划的。譬如不知道耕种方法的民族中的百亩土地并不能说是和有耕种知识的民族中的百亩土地相等。有精细采矿技术民族的矿藏，不能和没有精细技术者的矿藏相提并论。
所谓定值是指人口，土地和文化三项保持着一定的关系。三项之中任何一项或两项发生变动，其他的两项或一项亦必发生相应的变迁。这个定值表现于我们的“生活健全”中。若人口、土地和文化三者不能保持着一定的关系，生活就会发生不健全的感觉。这感觉就推动重行调剂的努力。这是我们所谓“社会平衡”的意义，但因篇幅关系，在此不能详述了。
若我们用“社会平衡”的概念去认识社会的结构和社会变迁，就可以得到一种所谓“功能”的观点。文化的各部分都是以维持和促进生活为鹄的之下互相调剂配合着的。若脱离了全盘的配景，我们就不能了解任何社会制度或其他文化特质的意义。一切文化特质都有他对于生活的作用或功能。但这种作用和功能惟显于其为“整个中的一部分”的时候。
伴随着土地整治管理体制的变迁和土地整治内涵外延的不断拓展，土地整治的概念在不断发生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00年以前）：以“土地整理”概念为标志。《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要求“积极推进土地整理，搞好土地建设”；现行《土地管理法》明确提出“国家鼓励土地整理”。这一阶段为土地整治的起步阶段，主要是借鉴海外经验，在实践中探索土地整治的实施途径。
第二阶段（2000～2007年）：以“土地开发整理”概念为标志。现行《土地管理法》的颁布实施，使土地整治有了以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为主的法定资金渠道，土地整治事业的发展进入快车道。这一阶段以实施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为重点，引导和推动全国土地整治工作。自2000年起，国土资源部先后出台了国家投资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项目实施管理办法、项目竣工验收办法等几十个文件，逐步构建起土地开发整理项目管理的基本政策制度体系。2000年，《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等三个土地开发整理标准实施；2003年，《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2001～2010年）》实施。这一阶段是土地整治的发展壮大阶段，土地整治逐步形成了有法律支撑、有规划引导、有标准可依、有资金保障、有机构推进的工作局面。
第三阶段（2008年～）：以“土地整治”概念为主要标志。2008年是我国土地整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第一次在中央一级文件中明确提出“大规模实施土地整治，搞好规划、统筹安排、连片推进”，开启了土地整治发展新纪元；珠三角地区开始探索以“三旧”改造为主要内容的城镇工矿建设用地整治，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土地整治的内涵和功能；国土资源部、财政部联合推进土地整治重大工程实施和示范省建设，重大工程和示范建设逐渐成为新时期推动全国土地整治工作的重要抓手。这一阶段是土地整治的综合发展阶段，土地整治目标的多元化、内涵和效益的综合性特点越来越鲜明，社会认知度越来越高，发展前景更为广阔。
在提出“土地整治”概念的2008年，国土资源部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工作的通知》，此后，土地整治、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土地整理复垦、土地开发整理、农村土地整治、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等不同的概念开始在文件中交替出现，甚至在同一个中央级文件里同时出现多个不同的概念。比如，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推进土地整治，搞好规划，统筹安排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农业综合开发等各类建设资金，集中连片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实行田、水、路、林综合治理”；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支持农田排灌、土地整治、土壤改良、机耕道路和农田林网建设”，“有序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要严格限定在试点范围内”；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推进农村土地开发整理，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农田”；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31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推进农村土地整治，加快农村土地整理复垦”；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开展农村土地整治”，“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复垦力度，大规模建设旱涝保收高标准基本农田”。土地整治从此处于多个概念并存、不同概念之间相互关联但内涵外延界定不清的局面。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全球化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世界不同以往,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是不可回避的,而且从各方面看来都似乎正在不可避免地、与日俱增地朝着全球化和本土消亡的方向发展。但是，我们思考这些问题的方法却日益显露出根本的缺陷,这就是关于全球主义性和全球中心论的问题。所谓全球中心论，是指他们设想了一种毫无疑义的优先权,一种本土必须服从全球的权力结构的存在;所谓全球主义性，是指认这种跨国的潮流与进程决定本土变革的积极性。
换句话说，有关全球化的解释和“话语”是一种对地域和本土的偏见。在大多数的话语中,全球是与资本、空间、历史和权力转换等相等的概念；而本土，则与地域、劳动力、传统等概念等同,通常还包括那些仍然“附属于地域的”妇女、原住民、乡下人以及其他人。
在本次讨论的这篇文章中，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种偏见所产生的后果，难道说地域真的必须附属于全球吗?这种带有全球中心话语特征的不对等能颠倒过来吗?我们能为地域辩护，使它免遭全球主义的专横概念所吞噬吗?在这种全球化的环境下，还有可能恢复那些地域性的知识与实践模式，来共同改造世界吗？另外，难道本土的人民天生就被判为与主体话语无缘？下文中,我们建议训练自己反复思考这些问题，只有这样才能重新将这些社区或地域人民的行动视为改变世界的有效手段。
幸运的是，过去的十年中，已从社会政治分析中爆发出一种地域意识。最近一项哲学研究显示，地域意识是人类存在的一部分。因为几乎不可能“想象如果世界上没有地域划分会是什么样子”。从另一方面说，地域不是天然生成的，而是人类活动的产物。这意味着如何去想象和认识地域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地域意识与全球主义是紧密相连的，而且看来是全球主义激进的对立面。
我们认为，应该把有关地域和地域意识的知识与实践，看作一项能构建政治思考和知识生产的新语境的工程，而不是一堆历史与地理的遗产。
全球与本土：空间性与地域性
全球与本土是两个互相衍生的概念，而不是出自任何与之相关的可描述的特定空间。全球这一术语指的是某种进程（如经济、政治、社会及文化进程等），而不是指几何学意义上的地球。不仅世界的大部分被排除在“全球化”的进程之外，即使在进程以内的部分，随着交通或网络的推移，也留下未被触及的地区，或变为被“全球”概念所暗示的边缘意义的。因此说全球性大于国家或地区，这并没有说出它的全部意义；对它进行最抽象的描述也许可以将它归于任何非本土的东西；说它凌驾于除地理物质领域之外的其它领域（如文化领域）之上，也不具有普遍意义；从更复杂的意义上看，最好说它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中。
然而，全球性似乎对国家政治边界所确定的空间表示怀疑，它已经对“本土”这一与“全球”在空间上相反概念的意义表示了怀疑。本土概念的早期含义源于与国家概念的相对照。但逐渐地，本土的含义已与全球的含义并列。由于全球含义很难确定，使得本土概念也含有多种歧义，并如同全球一样难于确定。因此，现在本土的含义不再从国家引伸而来，而可以指代国家及国家以外的地区。
即使用全球与本土的意义使空间与地域的概念合为一体，这些术语的意义仍然含糊不清。在很多关于地域问题的讨论中，象本土，空间性和地域性等这些词都是可互换的。因为这种合成并不只是概念上的，它还有更深层的政治意义。把全球主义假设为一种没有空间与时间的运作，极具讽刺意味地把它的主张拔高为一种新型的普遍主义，从而使其成为其他一切空间化的起源。任何不那么“全球性”的东西都被视为与其对立。空间与地域概念的合成防止了空间、本土和地域性等概念之间出现更深的差异，这样人们就有可能将空间、本土和地域性相提并论，而忽略了正当全球的概念改变着本土的语义时，全球性的概念也在改变空间性的语义，空间性与地域性于是形成了一种对立的关系。
让我们进一步澄清本土与全球或地域性与空间性等问题的疑点。
混杂与矛盾：全球与本土的统一性
几乎所有关于全球与本土问题的讨论中都存在着一种不对等。这种不对等在于强调全球的普遍性和把本土降为从属地位。正如把本土的当作全球的，如果把全球的当作本土的（或地域性的），那又会怎么样呢？这是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我们从未进入现代》一书别提出的问题。
拉图尔把全球与本土的问题作为对现代性（西方的现代性）更广义的批评之一。在他看来，只有把人类与非人类（文化与自然）区分开来，把西方与世界其余部分（我们与他们）区分开来，现代性才是可能的。
这两种相互关联的区分构成现代条件的基础，可笑的是这种现代条件没有导致“纯粹的现代人”，而是孳生了杂种，从而否定了整个现代性的计划。全球和本土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混杂的状况，根据他们的区分，这种混杂产生出一种全球性与地域性相对立的幻觉,同时掩饰了它与“前现代”和“非现代”的密切关系。在拉图尔看来，“本土”与“全球”在网络的概念中能有更丰富的联想。网络从本质上讲既非本土也非全球，但不管怎样却延伸得较长并互相联系。
在他的著作中，他用“网络”的比喻表现出这一疑问的关键，他不仅对全球与本土之区分提出质疑，还对这一独特的现代性的观念提出质疑。因为“现代人采用某种非人类的方式已经简单地发明了更长的网络结构”。至于他自己对于全球与本土之间关系的认识，他是通过极其简单的“铁路模式”来表达的：
“一条铁路是本土的还是全球的？两者都不是。你完全可以说它是本土的，因为你可以随时发现铁道枕木或铁路职工，你会看到沿途散布着车站、自动售票机。然而它又是全球的，因为它能使你从马德里到达柏林，或从布列斯特到达海参崴。只是，它还没有全球化到能把你带到世界上的任何本土。”
这对于反思全球化问题是很有益处的。铁路既不是本土的，也不是全球的，拉图尔合成这两个概念的目的是为了对人们的全球性和普遍性要求降温，使这些要求恰如其分。他用铁路作比喻，而不是用小路或飞机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也许及时提醒了我们注意他的网络构想中的一些问题，但目前就全球和本土的问题来说，顺着他的思路走下去，似乎还是会有收获的。
现在，将全球和本土最终区别开来的困难也许会愈加明显，这是全球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特点。“glocal”(全球本土)用“全球”与“本土”的合成词形式充分表达了拉图尔的用意。但问题在于拉图尔提出的混杂形式，是否能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于是问题不再是全球与本土的对立，而是“全球本土”的不同结构。
社会和文化分析中的地域概念
如果按地理学家亨利・勒菲伏尔（Henri Lefevre）所说，地域是人为产生的，而不只是事物发生的特定位置。这一地域的产生还包括“社会关系特殊混合”的产生。那么，如果我们从“地域性”的现象出发，用地域边界的方式来设想这些社会关系及我们对它们的看法，就合乎情理了。这种特殊的混合，既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特殊结构，正是这些结构给那些代表了不同阶级、性别及种族范畴的社会关系赋予了具体的含义，也对地域本身的社会关系赋予了具体意义。因此，当一方面，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地域的产生（无论是创造还是毁坏）成为生存的某种条件，另一方面，对这一情形的不满已使人们对那种脱离地域的概念中隐含的霸权主义产生疑问时，这一特殊的混合就变得越来越不可避免。
在这一点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针对阿图罗・埃斯柯瓦尔（Arturo Escobar）的所谓“发展论”提出的有关问题。发展论将自己对于贫穷与富有、停滞与发展以及美好生活标准等特殊定义，假定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该理论已经导致了一场由欧美资本主义（现在又增添了新伙伴）对整个世界的入侵，并最终给社会与自然界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
最近，斯泰西・利・皮格（Stacy L. Pigg）用同样的论调谈到，发展论的本质是消除差别，照她的观点，消除尼泊尔现存村庄之间的差别，目的在于制造一种“普通村庄”，那样将更容易被发展主义的官僚们（外国的或尼泊尔的）所理解，同时这些村庄也更容易适应直接来自远方的发展计划。然而，差别的消除并不只是那些远处发展主义官僚们的责任，它还须通过那些将发展主义文化内在化了的国家与本地官员们的配合，将这一切“本土化”。这问题不是尼泊尔所特有的，它描述了所有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国家在消除差别过程中的一种共谋。的确，从日后历史的眼光来看，也很难说清哪个问题更大：是不断入侵地域的贪婪的资本主义，还是制造同质性的民族国家，由于国家与资本的共谋（对现存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是国家与行政官僚们的共谋），这成了一个始终争论未决的问题。
基于对差异，也即对地域的密切关注，埃斯柯瓦尔推断出：虽然发展主义已经破坏了许多东西，但它并没有破坏一切。地域性的本土传统所强加给普遍性发展主义的混合形式，也许对生存与变革可以提供另外的选择，地域概念成了批评发展主义的关键，并可作为其想象性选择方式。
对发展主义普遍性的质疑，实际上是对普遍主义社会范畴质疑的一部分，它不可避免地要对社会分析诸范畴的普遍性提出疑问，因为这种普遍性正是产生发展主义的同一种现代性的产物。既然如此，那么质疑的根源和结果中都存在更为复杂的东西。试想，如果没有地域这个所指，我们能够想象阶级、性别、民族及种族这样一些概念吗？在运用这些社会范畴时，是否因为对地域的忽略而使这些批评范畴成了霸权主义的工具？结论是复杂的。以“社区”或某种“地域疆界”定义身份的地域，最终也在掩饰与压制地域概念内的不平等性与压迫性。
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与知识
最后是文化的问题以及知识的组织和传播的问题。知识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是任何概念化文化的综合。如果我们准备带有批判意识地参与文化问题，我们能回避地域吗？人们常常根据文化观念将地域范围的文化特征视为落后的标志，然后以此为借口来迫使他们向全球化和民族化的文明“开放”。但也许我们应再次重申文化是一种以地域为基础（而不是以地域为界限）的现象。由于文化是战胜霸权斗争中的一种重要武器，这个问题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显得特别紧迫。
在“全球化”的热潮中，考虑提出何种地域性的设想也许是很重要的。首先，我们应该给全球主义“定位”。全球主义是早期发展主义的继续，如果说它作为一种发展主义的理论更有成效，这是因为它试图（也确实获得了部分成功）隐瞒一个事实，即全球化进程仍然囿于旧权力范围之内。但它现在已经与第三世界的国家、公司、知识分子和专家们达成共谋，使他们逐渐加入到发展主义的话语和进程中来，然而加入的条件是要求他们将这种体系的知识与标准加以内化。这样做的结果是地域也要承担这些社会重新概念化所带来的压力，这里不仅指第一世界的霸权，也指民族国家的地域的霸权，以及跨国化的阶级、性别和种族等。
第二，地域必须更加直接面对全球力量的运作。因为民族国家现已成为全球主义的帮手，而逐渐放弃了它们早些时候曾承担的协调全球与本土的任务。在早期民族解放理论中，民族国家承担着保卫地域的责任，但现在地域只得独自谋生。这并不是说民族国家已变得与地域毫不相干，或者说它应该向全球主义让步，但目前更紧迫的问题是给民族国家自身“定位”，使它的主张公开化，并有组织地与它抗衡，如果只是作为一种手段来复苏地域和国家之间的联系――这次必须从下面做起。重新考虑地域和超地域组织形式之间的关系也是必要的，这样才有可能最终跨越国家的边界来设想重组空间的选择。
结语：为地域辩护
我们希望以上的讨论能够说明，对地域性想象的辨护和倡导并不是一种理想主义，而是对一个非常真实的系统危机的反应。而谈论地域和地域所提出的新型政治，也就是回应一种重组政治空间新方式的需要。它涉及了一些系统性的自然方面的问题。
目前，对地域的倡导涉及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领域，它包括世界范围的本土化运动、生态运动和社会运动（它们因妇女的关注而广为人知）――这些运动通过反抗发展主义而重申对精神、自然以及地域的态度，清楚表达了对生存的基本关怀；它还包括致力于保护周遭环境的都市运动；包括在全球市场关系的背景下中国境内重新兴起的集体化运动；包括精英主义的公有制运动以及受早期宗教价值观影响的美国离家农民的民团运动。从政治上说，这些运动包括了从地域性的无政府主义到右翼精英主义的所有政治倾向。这些包括本土主义在内的运动，已一再重申人类回归自然的重要性，同时重新评价了人际关系，对于现代主义发展论提出了激烈的、意味深长的批评。
这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组织和活动家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在他们与“全球化”的协定中，人们能够从地域性这一现实的观点出发，将世界按新的结构来重新定义吗？我们应该认真思考为推进这一计划所需要的知识、社会及政治方面的必要条件，那么，在我们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中，地域再也不会成为不相干的问题了。
阿里夫・德里克，学者，现居美国。主要著作有《后革命氛围》、《全球性的形成与激进政见》等。
少辉，大学教师，现居海口，有译著多种。
参考资料：
全球化研究动态
“新左派”：全球化是夺取市场
全球化（Globalization）一词，首先出现在六十年代的法国和美国。到七十年代已成为全世界的通用词，但至今有关它的精确定义，仍然是见仁见智。大致而言，目前英文学术界主要有四大学派，对全球化存在南辕北辙的解释。
第一是新马克思学派，或称新左派。主要代表人物是S.Amin，A.Callinicos和S.Gill，他们认为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而国家和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人”。新左派认为这次全球化是一种“新中世纪主义”（New Medievalism）的复兴，意指人们像当时所有天主教国民，不受一个国家的统治，每个国家必须在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绝对权威下，分享，模糊国家和领土的概念。新左派认为，世界历史在帝国与反帝国，或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较量中，经历了五大时期：第一是发生在公元500―1500年期间的中世纪，以神圣罗马帝国和为代表；第二是以欧洲国家脱离神圣罗马帝国为标志；第三是以大英帝国和拿破仑帝国为代表；第四是战后的1945―1970年代，此乃第二次反帝国、反全球化时期，以民族独立和民族主义为特征；第五则是发生在1980至二十一世纪初的第三次帝国时代或第三次全球化时期，以欧盟（EU）、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北美金融贸易组织为代表。
新左派认为，世纪末的全球化正在催生另一种形态的帝国体制，但不是以军事强制为先导，而是以市场和资本为杠杆，没有鲜血和暴力，通过资本、信息和市场来冲击国家，促使国家和领土的界线再度淡化。目前的Internet就是一种“信息帝国主义”，WTO是市场帝国主义，IMF是金融帝国主义，联合国则是一种政治外交帝国主义，全体发展中国家再度成为帝国主义的“臣民”的日子已经不远。最后，新左派强调，古代的帝王（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中国的皇帝）往往是统治整个帝国，但并不管理所有领地和番邦，也就是说它们注重“面子”，不重“里子”。但当代强大的跨国公司和西方资本注重的是“管理”而不是“统治”，要的是“里子”，而不是“面子”，所以其危害远甚于“旧帝国”。
新自由派：信息共享
第二大学派是新自由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K.Ohmae和W.Grieder。他们认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结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绝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将得到比较长远的利益。尤其是，他们认为全球化是人类进步的先驱，因为它正在促使全球市场和全球竞争一体化的出现。
他们强调，信息不可能是独占的，而是共享的，尤其是因特网上的信息是极为公平的，任何国家和民众都能得到同一种价格的信息、同一个商品交易会的时间，所以全球化下的信息流动是跨国界、无阶级的。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国家，都将被开除球籍，如美洲印第安人和中国大清帝国的命运，在道德上值得同情，但历史是无情的，拒绝现代文明，必然被历史所淘汰。
有意思的是，尽管新左派和新自由派的政治理念截然不同，但它们共同对全球化的重大意义存在一致认识，即他们不仅认为全球化已经成为事实，而且共同认为全球化已经提出从根本上重建“人类行为架构”的要求。尤其是他们共同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导致非国家化的趋势，传统的民族国家不能有效地控制自己的内部事务，也不能满足“经济的非国家化”。每个国家政府的功能已经弱化为全球资本的“传送带”而已，或者只是扮演一个“三明治”的功能，成为介于强大的跨国公司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媒介机构”。这样，国家的和政治的权威最终将听命于全球化下的经济力量。所不同的是，新左派是希望“劳动控制资本”前提下的国家消亡，而目前“资本控制劳动”前提下的国家权力弱化，则是新自由派所乐见的。
“怀疑派”：国家和区域依然有效
第三大学派是“怀疑全球化派”（the sceptical thesis），简称“怀疑派”，其代表人物是P.Hirst和G.Thompson。与新马克思和新自由派所认同的“超全球化”观念不同，“怀疑派”认为甚嚣尘上的所谓全球化，根本就是一个“神话”。他们认为经济全球化不是什么新玩艺，更不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十九世纪末的“金本位”(the Gold Standard)时期，已经出现过全球经济、市场和金融的更高程度的一体化。如今的所谓“全球化”，充其量只是一种发达国家经济之间的“国际化”与“互动”而已。他们认为世纪之交的全球经济，只是一种“区域化”（regionalization），而不是全球化，因为它只是三大区域的金融和贸易的合作，即欧洲、亚太和北美。而且，经济区域化正在朝着逆全球化的方向发展，日益走向排他、封闭和保护。
同时，“怀疑派”认为国家弱化和消亡论完全是耸人听闻，因为这在根本上低估了国家和政府干预国际经济的持续性力量。政府绝不是国际化被动的牺牲者，而是主要的设计师和建筑师，如今日的国际化，就是美国政府在二战后所推动的双边经济体系和民族经济自由化的一大副产品。
国家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世界经济的不平等、不公正的等级结构，全球化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促使世界文明分解成不同文化、宗教和种族的独立领地，而不是什么世界大同。
“转型学派”：无法预测、超越左右
第四大学派是“转型学派”（the transformationalist thesis），其代表人物是Anthony Gidderns，J.A.Scholte和M.Castells。他们共同认为，身处新世纪的世界，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
资源即资产的来源，是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的起点。资源按其来源可分为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环境资源是自然资源中的重要资源。随着工业化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人类开始意识到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尤其是“石油危机”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认识。资源承载力的概念开始应运而生，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关于资源承载力，迄今仍没有一个公认的确切定义，一般资源承载力是指：一定区域、一定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某资源持续供养人口数量的规模。综合对资源承载力的定义，大概有以下几种类型：(1)“数量”式。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定义，如在自然资源或环境对人类的承载力领域，Abemethy将承载力定义为在不造成物理、生态、文化和社会环境退化的情况下所支撑的人口数量；(2)“负荷”式。如Catton将环境承载力定义为“在不导致系统退化和影响未来承载能力的情况下，某特定环境能够持续性地或永久性地支撑的最大负荷”，可采用人口数量与其总需求量的乘积来表示。(3)“速率”式。如Rees将人口承载力定义为在不轻易地影响相关生态系统的生产力和功能完整性的情况下，特定的环境能够无限期地支持的最大资源利用速率和废物产生速率，即最大负荷。(4)“能力”式如唐剑武等将环境承载力定义为“在某一时期、某种环境状态下，某一区域环境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支持能力的阈值”。尽管资源承载力定义多种多样，但其内涵基本一致，其研究的共同出发点是从资源制约的角度进行资源承载力的研究。
二、关于资源承载力的类型
尽管资源系统包括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3个子系统，但目前有关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领域，其中以土地资源承载力的研究历史最长。80年代后期考虑到土地承载力研究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学者们转而研究水资源承载力，后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资助下，开始了包括自然资源、能源以及智力、技术等在内的资源承载力的研究。
(一)土地资源承载力
土地作为人类活动、生存和发展的场所与空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因此土地承载力一直是承载力研究的重心和核心。
1．土地承载力的概念。土地承载力是指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利用当地的资源以及技术等，在保证与其社会文化准则相符的物质生活水平下，能够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2．土地承载力研究的进展
土地承载力研究最早是由人口学家展开的。到上世纪20年代，帕克和伯吉斯提出了土地资源承载力的概念。1970年以前的土地承载力的概念大多是生态学上承载力定义的直接延伸，由于只考虑区域土地的粮食供应量所能养活的人口，而不考虑其反馈作用，因此只能对某个时期该地区所能供养人口数量作出粗略的估计。下表列出了国内外对土地承载力研究的主要成果：
综上所述，土地承载力的研究方法主要有单因子分析法、农业生态区划法(AEZ)，多目标规划法、系统动力学法。
纵观以往对土地承载力的研究，可看出具有以下局限性：(1)传统意义上的土地承载力研究以耕地为基础，以食物为中介、以人口容量测算为目标，研究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下，依靠本地区自然资源、社会资源所能承受的一定消费水平下的人口量，这在一定意义上难以揭示区域人地关系的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复杂关系。(2)土地承载力研究面对的将是一个包括人口、资源、环境在内的生态经济系统中所有组分的和谐共存关系，不是生态经济系统中某一子系统，更不是子系统中的某一组分。(3)以往土地承载力研究中往往将区域土地承载力系统作为一个孤立封闭的系统，这使得区域现实的土地生产潜力和区域实际能提供的食物量可能相差很大，再加之人口大规模的区际流动，从而导致由土地生产潜力计算的承载能力可能远远偏离区域实际承载能力。
(二)水资源承载力
1．水资源承载力的概念。水资源承载力(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WRCC)是承载力概念与水资源领域的自然结合，目前对区域水资源承载力的定义，国内外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分析这些定义，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徐有鹏提出，水资源承载力指在一定经济技术水平和社会生产条件下，水资源供给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和生态环境保护等用水的最大能力，也即水资源的最大开发容量。施雅风等认为，水资源承载力是指某一地区的水资源，在一定社会历史和科学技术发展阶段，在不破坏社会和生态系统时，最大可承载的农业、工业、城市规模和人口的能力。刘昌明在“水与可持续发展”一文中指出，区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是提供给社会与经济的潜在水量中对工业、农业、城市等部门发展支撑的那部分水量。
2．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进展。区域水资源承载力(Regional Water Resources Carrying Capacity)的理论研究，国际上单项研究的成果较少，大多将其纳入可持续发展理论中。在国内这方面研究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对水资源承载力的研究才逐渐成为资源承载力研究的主流。其中以新疆水资源承载能力的研究为代表。我国对水资源承载力的模型研究可以在下表中做一总结。
(三)环境资源承载力
1．环境资源承载力的概念。环境资源承载力概念是随着人类对环境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环境科学的发展出现的，其理论雏形源于环境容量的概念。根据承载介质的不同，环境容量又可分为土壤环境容量、水环境容量和大气环境容量三大类。由于环境容量仅反映了环境销纳污染物的一个功能，因而，也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狭义的环境承载力。
2．环境资源承载力的研究特点。环境承载力的大小可以以人类活动作用的方向、强度和规模来加以反映，有以下几个影响因素：(1)环境标准。环境标准是指由政府有关部门所制定的强制性的环境保护技术法规，制定环境标准的目的是为保护人民群众健康、社会物质财富和维护生态平衡，保护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质量。(2)环境容量。从前面对环境容量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环境容量大小与区域环境质量有着密切关系。环境质量优越的区域环境容量就相应较大，反之亦然。(3)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环境承载力主要是针对污染物而言，所以这里的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主要是指与污染物排放有关的生产技术、环境控制措施、生活习惯等。
三、关于资源承载力的分析评价方法
定量化是承载力应用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承
载力概念具有可操作性的保证。从长期发展过程中，主要形成了以下定量化方法：(1)替代指标(Alternative lndicator)或指标体系(1ndicator System)法。(2)系统动力学法(SystemDynamics)。(3)多目标决策分析法(Multi―objective DecisionMaking and Analysis)。主要是从多种资源的限制作用和(或)多个目标来分析特定区域的土地或环境承载力。(4)专家系统法(Expert System Approach)。主要是采用专家系统并通过建模来实现承载力的分析和计算。(5)营养需求法(NutritionDemand)。主要是在应用生态学领域中得到应用，根据特定环境所能提供的营养物和动物生长的营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来确定承载容量(6)问卷调查和计数法(Questionaireand Counting)。主要是应用于旅游和娱乐承载力方面。目前也出现了采用定量化模型来计算旅游承载力的趋势。(7)生态足迹法。生态足迹分析法从需求面计算生态足迹的大小，从供给面计算生态承载力的大小，通过对这二者的比较，评价研究对象的可持续发展状况。
四、关于自然资源承载力问题研究的展望
承载力作为一种描述人与环境或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度量工具，在长期的争论中，已经对唤醒人类环境意识起到了突出的作用。但总体上看，无论是理论探讨还是实证计算，承载力研究都不够系统和深入，尚未形成从基本概念到量化方法的完善的理论体系。目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于承载力的概念和内涵尚未形成共识，以及能够准确描述人与环境或物种与环境之间关系的定量化方法尚为缺乏。纷繁芜杂的承载力定义甚至足以使专门研究承载力的学者都感到困惑，连对承载力本身存在与否都还存在很大的争议，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地球并不存在承载极限。
目前，在对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上呈现出几种学科和种类偏好：从研究角度上来看，资源承载力研究可分为总体资源承载力研究和各子资源承载力研究。总体承载力主要通过生态足迹法和相对承载力评价法对承载力进行评价，有些还会通过评价进而拟和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曲线。但是，自然资源的复杂性决定了各种自然资源的范围和内涵难以界定。同时，他们对经济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制约关系，很难明确二者的关系。因此，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尝试性研究，尚未得出成熟的结论。
对各个子资源承载力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水资源、土地资源和环境等资源的承载力评价上，其中大部分研究以人口作为承载对象。也有部分研究以经济规模作为承载对象，但研究重点都是放在承载力指数的计算上，对相关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和政府政策的建议相对较少。在量化上，当前的承载力定量计算方式大都基于人口(生物)、环境及其关系的假设，采用线性方法求解，因此很难反映真实的现实情况，即使是系统动力学的非线性方法，也不能有效地刻画人口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加之承载力概念本身具有很大的动态变化性和不确定性，更加大了量化的难度，降低了量化结果的可信度及其对政策和管理的作用。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 （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
A.中央集权弱化 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 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 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例2 （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 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分析中国古代经济史近三年各地高考题，以下特点清晰可见：①题型以选择题为主；②小农经济、土地兼并、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等概念一直是考查的重点，而重中之重，非小农经济、重农抑商莫属；③试题以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呈现，注重运用比较分析、逻辑推理等史学方法考查对概念进行理解和运用。
基于高考命题的这些特点，本文以小农经济、重农抑商两个概念的解读为例，对中国古代经济史复习提出几点建议，希望对同学们高三复习备考有所启发。
一、在比较中鉴别相关概念
例1 （2013年新课标Ⅱ卷第25题）汉唐制定土地法规，限制私有大土地的发展，宋代一改此法，“不抑兼并”。据此可知宋代（ ）
A.中央集权弱化 B.流民问题严重
C.土地兼并缓和 D.自耕小农衰退
【解析】宋代中央集权进一步强化，A错。材料未涉及流民问题，排除B。由于北宋政府“不抑兼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C错。宋代土地兼并日益激烈，自耕农失去土地的现象增多，租佃关系日益普遍化，租佃经营成为仅次于自耕农形式的重要经营方式，故选D。
【名师点津】此题涉及一个重要概念：自耕农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自然经济吗？有比较才有鉴别，比较这三者的异同，有助于准确掌握小农经济这一概念。如图所示，我们不难看出，自然经济、小农经济和自耕农经济是三个不相同的概念，但三者又有交集，都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的产物。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是自然经济，但不等于自然经济，自耕农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区别如表一所示：
表一 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的比较
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 自耕农经济
产生 原始社会 春秋战国时期
消亡 鸦片战争后开始解体，但至今仍有些地方的农业经济带有一定的自然经济性质 到1956年，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小农经济、自耕农经济完全消失。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小农经济一定程度上又有所恢复，但已不等同于古代的小农经济
内涵 物质生产的自给自足，自己生产自己消费 家庭经营，经营规模狭小 拥有耕种土地所有权的小农经济
对立面 商品经济 机械化生产 租佃经济
例2 （2014年江苏卷第4题改编题）明隆庆初年，“抚臣涂泽民用鉴前辙，为因势利导之举，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易只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黄、铜、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奉旨允行，凡三十载，幸大盗不作，而海宇宴如。”这说明当时（ ）
A.官府废止明初以来“海禁”
B.官府有条件地开放“海禁”
C.官府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
D.官方朝贡贸易体系已瓦解
【解析】C选项颇具迷惑性，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政策，一度开放海禁不等于废止了重农抑商政策。根据材料“请开市舶”“易私贩而为公贩”“奉旨允行”等信息可知政府允许有条件地开放“海禁”，答案为B。
【名师点津】题中涉及的重农抑商、海禁都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经济政策，海禁与闭关锁国是重农抑商政策在对外关系方面的体现，闭关锁国是海禁政策的延续。两者异同参见表二：
表二 重农抑商、海禁政策的异同
重农抑商 海禁
不
同
点 时间 最早实施于战国时期，贯穿整个封建社会 实施于明清时期
目的 征收赋税和巩固统治，压制商业发展，实质是维护封建经济的基础 防范人民的反抗和外来殖民势力的侵犯，维护封建体制
内容 对国内市场进行严格规定和控制，采取重征商税、限制商业活动和歧视商人的政策 严格限制国人出海贸易和外商来华贸易
影响 有利于古代农业的发展，但后期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曾起到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限制了中国与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导致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潮流
相同点 ①为了维护封建统治；②由自然经济所决定；③有限制和压制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④阻碍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影响了中国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二、在多维分析中理解概念
运用新材料，多角度考查核心概念是高考命题的一大特点。复习备考应从多维视角来分析理解概念。这里的多维视角，包括三层含义：①构成概念的基本要素视角；②将经济概念与政治、文化相联系的视角；③运用唯物史观、近代化史观、全球史观等相关理论分析问题的视角。
历史概念的类型包括人物、事件、法律、制度、政策、会议、思想等，构成概念的要素根据类型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中国古代经济史制度、政策、现象类概念居多，如井田制、均田制、封建土地私有制、工官制度、重农抑商、海禁、闭关锁国、经济重心南移、资本主义萌芽等。构成制度、政策概念的基本要素有：原因、时间、目的、内容、影响等。构成现象概念的基本要素有：产生原因、历程、影响发展的因素、影响等。我们可根据构成要素全面分析概念，如表三、表四所示。
表三 多维视角看小农经济
形成原因 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推广，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
特点 ①分散性：以家庭为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耕女织；②封闭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③落后性：农民占有少量的生产资料，精耕细作，相对简单的生产工具，长期不变的生产技术和容易满足的社会心理状态；④脆弱性：规模小、抵御天灾人祸的能力差
发展
因素 有利 ①生产力：铁犁牛耕的出现和普及，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提高；②生产关系：农民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一定的生产自，能支配部分劳动产品，具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③自身发展动力：小农经济规模小，促使农民努力提高耕作技术，尽可能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促进农业向精耕细作方向发展；④政策：封建政府为保证财源，大都采取重农政策
不利 ①分散性、脆弱性、封闭性、落后性；②封建剥削严重（沉重的徭役和赋税）；③土地兼并；④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⑤自然灾害
地位 是我国封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在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是两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
影响 积极 在封建社会形成和发展时期，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提高了农民积极性
消极 在封建社会后期，阻碍商品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成长，不利于社会的进步，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并长期延续
表四 重农抑商政策
含义 重视农业而限制打击工商业的经济思想和政策
原因 ①根本原因：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必然产物；②直接原因：商业与农业争夺劳动力，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危及封建统治；③其他因素：富商大贾操纵市场物价
目的 ①直接目的：确保赋役的征派和地租的征收；②政治文化方面：安定人心，加强对农民控制；③根本目的：维护封建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即自然经济），巩固封建统治
主要表现 ①统治者反复强调农业为本，商业为末，形成轻视商人的主流价值取向；②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抑制兼并政策，防止农民大量破产，稳固农业生产基础；③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④多方面限制工商业活动，如组建庞大的官营手工业，压制民营手工业发展；⑤通过征收重税、国家垄断经营等方式打击商人
影响 积极 ①经济：有利于稳定农业人口，推动农业发展，巩固封建国家的经济基础；②政治：有利于安定人心和对农民的控制，巩固封建制度，维护国家统一
消极 ①妨碍工商业发展，强化自然经济，使之迟迟难以瓦解，违背历史发展潮流；②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③造成中国社会的落后
三、在突破思维定式中深化概念
例3 （2012年全国大纲卷第13题）唐太宗说：“工商杂色之流……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在此唐太宗强调的是（ ）
A.防止 B.维持社会等级
C.重义轻利 D.重农抑商
【解析】答案为B。唐太宗不但把工商业者归入“杂色之流”，而且杜绝了他们入仕的途径，强调工商业者不能与官员“比肩而立”“同坐而食”，可见目的是维持社会等级。材料体现了统治者对工商业者的歧视，但没有反映对农业的重视，排除D。
例4 （2013年全国大纲卷第16题）明初的户役制度，将户籍分为若干类别，其中主要是民户，还有军户、匠户、灶户（煮盐户）等几十类，并严格禁止更换户别。这一措施有利于（ ）
A.缓和土地兼并 B.促成社会分化
C.强化社会控制 D.发展商品经济
【解析】材料说明户籍在古代是身份职业的象征，政府严禁更改户别，以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减少人口流动的可能性，答案为C。A与材料无关，严格的户籍制度并不利于社会的分化，也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排除B、D。
【名师点津】重农抑商政策推行的目的是维护小农经济，确保赋税的征收，加强对农民的控制，从而巩固封建统治，例3答案却是“维持社会等级”。强化户籍管理，限制人口流动，是重农抑商政策的表现，但例4并没有从经济方面考查户籍制度对农业、工商业发展的影响，而是从“强化社会控制”这一政治角度着眼。这些别出新意的试题大大深化了概念的内涵。
面对高考试题的新材料、新情境、新视角，一些同学往往难以克服思维定式，对概念的理解固化、僵化，从而影响了考试成绩。怎么办？提高材料处理能力是关键。分析材料，要做好两点：
1. 抓住材料主旨
试题所提供的史料，并非所有文字都是有用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起铺成、解释作用的，真正起关键作用的，往往是某个词或句子。抓住主旨可以从材料出处（或说话者的立场、对象）、关键词、转折词（或语气词）、高频率词等入手。
例5 （2014年天津卷第12题改编题）（宋）太宗淳化二年诏曰：“关市之租，其来旧矣……征算之条，当从宽简。宜令诸路转运使……市征所算之名品，共参酌裁减，以利细民”。又诏：“除商旅货币外，其贩夫贩妇细碎交易，并不得收其算”。材料表明（ ）
A.宋太宗重视商业，适当减免商税
B.宋代商业不断发展，商业地位重要
C.宋代依然对工商业者征收重税
D.抑商政策不利于商业的发展
概念是在人们头脑里所形成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把所感知的事物的共同本质特点抽象出来，加以概括，就成为概念，概念都具内涵和外延，并且随着主观、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变化。
地理概念是人们对客观地理事物本质属性的抽象概括，是最基本的地理思维形式和单元，是地理课程学习的奠基石。地理概念是地理事物、现象或地理演变过程的本质属性在学生头脑中的反映，是学生认识各种地理事物的基础，区分不同地理事物的依据，学习地理原理性知识的前提。
深入地理概念内涵可以发现地理问题，例如：高中必修一《自然界的水循环》一节中，"水循环"这个概念："是指地球上不同的地方上的水，通过吸收太阳的能量，改变状态到地球上另外一个地方。定义里有两个概念又需要质疑：水在地球的状态有几种状态？不同的地方上的水--即地球中的水多数存在于什么地方？改变水的状态需要哪些条件？ 解释中地面的水分被太阳蒸发成为空气中的水蒸气。而水在地球的状态包括固态、液态和气态。而地球中的水多数存在于大气层、地面、地底、湖泊、河流及海洋中。
2.预设问题促进对地理概念的理解和应用
既然地理概念是地理问题之源，那么如何在地理概念教学中帮助学生摆脱对地理概念的认识偏差，更好的理解地理概念的内涵、提升地理概念外延的应用能力，就上升为要抓住核心概念，可以通过预设地理问题促进对地理概念的理解和应用。
首先，在地理概念的习得阶段，从生活经验出发，以获得概念理解捷径；利用主观感知，以丰富地理表象；联系已有知识，以促进概念同化。例如：《自然界的水循环》一节从生活可见的水的存在形式和空间分布入手，在教学上设计了以长江水体运动为主线索的一系列有关的探究问题--长江水体之间的相互转化；水的存在形式，长江水循环的类型、环节及对长江流域地理环境的影响，促进对水循环概念的同化。
其次，在地理概念的巩固阶段，进行变式练习，以掌握概念的本质属性；通过概念间的对比，加深对概念特性的认识；通过各种组织策略，以完善概念结构。学生对水循环概念的同化后，教师提高要求能够绘制"海陆间水循环示意图"，并用简练的语言表述水循环的过程，加深掌握对水循环概念的本质属性的认识；让学生掌握简单的绘图技能并学会分析地理现象、描述地理事物的发生过程，以完善概念结构；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知识迁移能力。通过学习水的若干运动转化、更新规律，使学生能够结合生活实H、解释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用科学的理念、发展的观点指导个人行为。意在提高学生的图像信息的提取和分析能力；学会运用辩证的观点分析、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进行图文信息的转换教学：以长江"水体"为关键核心词，指导学生构建地理概念图做笔记。
3.构建地理概念图， 揭示地理概念间的联系，使学生形成概念体系
通过构建地理概念图，建立知识系统，找到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和规律，从而加深理解和记忆；形成概念体系，帮助学生在表达时理清思路，把握全局，使讲解和学习流畅自然、重点突出。
《自然界的水循环》一节在解决上述问题基础上，引导以"长江--水体环境"为关键核心词，指导学生构建地理概念图，利用地理概念图做笔记。
通过运用地理概念图技术，将提升学生思考技巧，逆向思维讨论"如果自然界不存在水循环，那地球将会出现什么状况？"拓展了学生的发散思维和大幅增进记忆力，组织力与创造力，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引导利用"地理概念图"为工具记录笔记，能将老师讲解的知识点核心内容记录下来它们之间的联系用线条连接，使思维重点、思维过程以及不同地理概念之间的联系清晰地呈现在图中。这样的课堂笔记不仅能够迅速帮学生进行归纳总结，而且整堂课的授课过程也被形象地记录在图中，学生形成地理概念体系以便于课后复习，加深对地理概念内涵的理解和外延的拓展应用。
4.注重地理概念的灵活运用，提高地理素质能力
在地理概念的应用阶段，注重概念的灵活运用。可通过启发式自我提问、合作式相互提问、出声式思维训练以及归纳式错题整理等方面进行训练。高考对地理概念的考查，从来源包括对概念内涵的考查、对概念外延的考查及对概念间关系的考查三种形式，考查形式较灵活，对学生知识与能力的考查较全面。
例如【2015年新课标Ⅰ】37.（24分）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分析青藏高原形成多年冻土的年平均气温比东北高纬度地区低的原因。（8分）
学生失分的原因：（1）多"冻土"和"多年冻土"概念区分不清。 （2）只分析青藏地区的纬度、海拔，而没有落脚到太阳辐射强；（3）对青藏地区和东北高纬地区气温年较差特征和成因认识不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