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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劳动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劳工保护标准，很多公约中国也已经签署和批准。这意味着这些劳动保护的国际标准适用于中国，中国更有履行这些公约的义务。国际劳工公约中没有对女职工保护的一个专门性公约，而是散见于相关的公约中，比如关于保护妇女的母性机能的相关公约：第3号、103号、183号公约；孕妇、乳母禁止加班加点：第3号、89号公约等。此外还有预防相关职业危害的公约，如关于禁止使用白铅，辐射保护，防止苯中毒、职业癌，防止空气污染、噪音和振动，安全使用化学制品等一系公约，更有特定行业的安全卫生公约，如建筑业、采矿、农业、港口装卸、商业和办事处所等，很多都有对妇女和未成年人的特别规定。这些国际标准建立在各国大量的实践和研究的基础之上，是对女性劳动者劳动保护科学而适当的标准。因此，从科学性客观性的要求，特别是从中国全面、适当地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来看，对中国女职工劳动保护标准的规定应该与这些国际标准相衔接。
二、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的具体措施中应体现国家责任
女性最大的一个生理特点就是承载了人类再生产的使命，对女性劳动者的特殊保护正是缘于生育这一特点以及其带来的其他生理特点，如月经。这种再生产是需要过程的，这个过程会造成女性的工作状态不如男性稳定，其“有效职业寿命”同男性相比较为短暂，除了这些间接成本，女性在怀孕生产过程中还会发生直接费用。目前中国的生育保险履盖率不够，而且经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没有参加生育保险的企业则要承担女职工的生育费用并支付产假期间的工资。这种“生育亏损”成为企业不愿雇用女职工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我们都知道，人类的再生产不仅仅是对家庭，也是对人类、对社会的贡献，由此而产生相关成本和费用，应该由社会承担。因此，在女职工劳动保护条例中应该规定生育保险的全员化，并体现国家的责任，此外还应该规定对妇女实行定期的专项检查，费用由政府承担。
事实上在安全卫生方面，国际劳工公约也强调了政府的责任。国际劳工大会第91届会议(2003)提出了建立预防性国家安全与卫生文化，并指出这种文化是使享有安全与健康的工作环境在所有级别受到尊重，政府、雇主和工人可通过一种界定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制度积极地参与确保一种安全与健康的工作环境。大会提出了职业安全卫生管理制度方法在国家级别实施的建议。
三、应该体现对女职工适度的保护
基于女性特殊的生理特点，国家制定了很多保护妇女劳动者的法律法规，比如《劳动法》、《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等，《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规定》还专门明确了妇女禁忌从事的一些劳动，比如妇女不得从事矿山井下、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不得从事建筑业脚手架的组装和拆除作业以及电力、电信行业的高处架线作业；怀孕女职工不得在空气中铅及其化合物、汞及其化合物、苯、镉、铍等有毒物质浓度超过国家卫生标准的作业场所作业等。这些法律法规的立法愿意是，妇女的生理特点不适合这些工作，应通过制度设置来保护妇女，禁止妇女进入这些职业。不可否认，其立法原意是好的，但是否都科学、适当?
《条例》虽然规定农业保险实行市场运作和自主自愿的原则，但它也规定了政府引导、协同推进的原则，明确并强调了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农业保险中的重要地位和职责
《条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农业保险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自主自愿和协同推进的原则。首先，农业保险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这说明，我国农业保险的开办，并不采取政府包办的划一方式，而是采用市场化的运作，由保险机构进行经营。但是，政府在农业保险中居于引导地位，给予农业保险以指导。从表述上看，“政府引导”居于“市场运作”之前，是政府引导下的市场运作，政府的引导在农业保险的运作中起到把握方向的作用，保证农业保险起到支农惠农的作用，确保农业抗风险能力的提高，保障粮食生产安全。《条例》第三条第三款进一步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确定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这既说明了我国的农业保险经营模式可以多样化，同时“由政府确定经营模式”也说明了政府在农业保险开展中具有把握方向的决定性地位。
其次，农业保险实行自主自愿原则。自主自愿原则可以保证农业保险能够真正实现市场运作。市场化运作，即某项交易的各要素均进入市场，由市场进行资源的配置和优胜劣汰，这必然要求所有进入市场的主体地位平等，应无特权和优待。只有投保人对于是否投保农业保险具有充分的自由，才能够确保投保人与保险人之间的平等地位，农业保险合同的缔结才是合同自由的结果，才能实现真正的市场运作。另外，农业保险实行自主自愿原则，农民是否投保，完全由农民自主决定，可降低农业保险推介的阻力，有利于农业保险的顺利开展。在以往的农业保险实践中，有些地方由于措施不当，使得农民认为农业保险是新的“摊派”形式，引起农民反感，产生抵触情绪，并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实行自主自愿原则，则易于为农民所接受。所以，《条例》在第三条第四款进一步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行政权力、职务或者职业便利以及其他方式强迫、限制农民或者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参加农业保险。
最后，农业保险实行协同推进原则。所谓协同推进，既要求保险机构与政府协同开展农业保险，更重要的是要求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农业保险事业的顺利开展。为了保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之间在农业保险开展中互相配合，协同推进，《条例》明确并强化了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农业保险中的重要地位和职责。比如，《条例》明确了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的农业保险业务监督管理者的地位;明确了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农业保险推进、管理相关工作中各自的职责，强调了其建立农业保险相关信息的共享机制的职责。《条例》还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农业保险工作的统一领导者、组织者和协调者，有责任建立健全推进农业保险发展的工作机制;前述政府有关部门按照本级人民政府规定的职责，负责本行政区域农业保险推进、管理的相关工作;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农业保险的宣传，增强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保险意识，组织引导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积极参加农业保险;国家支持保险机构建立适应农业保险业务发展需要的基层服务体系。
《条例》实现了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措施
的规范化和制度化近年来，我国在农业保险的试点工作中，找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措施，这些措施的实施，在使得农业保险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也证明国家支持对于农业保险发展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因此，只有将这些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措施规范化、制度化、稳定化，才能保证农业保险的持久发展，真正发挥其支农惠农功能。据此，《条例》对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比如，《条例》规定财政部门对符合规定的农业保险给予保险费补贴，并建立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国家鼓励地方政府支持发展农业保险，鼓励以地方财政对农业保险给予保险费补贴、建立地方财政支持的农业保险大灾风险分散机制;国家对经营农业保险的经营机构依法给予税收优惠，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投保农业保险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信贷支持力度。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条例》的这些规定过于原则，比如关于农业保险的保险费补贴问题，如何补?补给谁?补多少?《条例》均没有予以解决，仅规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虽然《条例》如是规定，降低了立法难度，加快了条例出台的步伐，也易于实践中在《条例》的原则性规定范围内灵活调整政策，也较符合我国探索农业保险发展最佳模式的具体实际;但是作为一部立法，规定过于原则而无法具体操作，实为一较大不足之处，有待进一步细化。国务院应尽可能快地出台相应的实施细则或者配置规定;否则这些农业保险的政府支持政策将无法具体落实，容易成为中看不中用的“花瓶”式的标榜性规定。
《条例》关于农业保险合同中保险机构义务
的特殊规定、关于经营规则中的特殊规定具有明显的政策倾向性首先，《条例》虽然规定投保人与保险机构以保险合同确立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在“保险合同”一章中对保险机构规定了一些不同于一般商业保险中保险人的义务。比如，《条例》规定，在农业保险合同有效期内，合同当事人不得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发生变化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农业保险合同;而在一般商业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保险人则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除合同。再比如，《条例》还规定，保险机构不得主张对受损保险标的残余价值的权利，农业保险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而在一般商业保险中，在保险人支付了保险金后，则可以取得保险标的物全部或部分权利。这些特殊规定基本上属于对投保人利益的倾向性保护规则，集中体现了农业保险合同的“重农”性(倾斜于农民，偏重保护农民保险利益的特性)。
其次，《条例》虽然规定农业保险由保险机构进行“经营”，但在“经营规则”一章中规定了一些不同于一般商业性保险业务的经营规则;这些特殊性规定体现了国家对农业保险经营的更多介入。《条例》规定，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为保险机构，而保险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以及依法设立的农业互助保险等保险组织。这虽改变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规定保险公司为农业保险唯一经营机构的规定，但实践中绝大部分农业保险业务是由保险公司承保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农业保险的开展是带有一定商业性质的，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并非完全在“作奉献”，仍需保证其一定程度上的营利即微利原则，这是保险公司开展农业保险业务的动力之源。但农业保险毕竟不同于一般商业性保险，它承载着国家支农惠农的政策目标，国家对农业保险的管控要高于一般商业性保险。因此，《条例》规定，保险机构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应当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损益。这样既可以防止风险较大的农业保险业务将其风险波及至其他保险业务，降低保险经营机构的整体经营风险，同时也可以使农业保险业务的经营状况更加明晰，以利于政府监管和政策的及时调整。并且，国家为监管需要可以对农业保险业务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采取特殊的原则和方法，具体办法可以由国务院财政部门制定。在农业保险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制定问题上，《条例》规定属于财政给予保险费补贴的险种的，保险机构应当在充分听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农业、林业部门和农民代表意见的基础上拟订，这既是国家对农业保险业务管控的表现，同时也可确保保险条款的公平性和保险费率的可行性。
结论
本次修改将1995年保险法第4条修改后拆分成两个条文。增加一条作为《保险法》第5条：“保险活动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将诚实信用原则作为规范保险活动的基本原则单独规定为一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不单纯是对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的简单复述，而且有力地提升了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上的应用水准。《保险法》第17条所规定的保险人的说明义务和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为诚实信用原则在保险法上的核心价值。此外，《保险法》对于保密义务、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保险事故的通知义务、索赔的协助义务、道德危险不予承保等方面的规定，有力地丰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应有内容。本次修改不仅对于上述内容予以肯定，而且还作出了以下的补充或增加。
1.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负担理赔通知义务。除第24条外，1995年保险法第23条并没有规定，保险人在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保险给付请求后，应当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本次修改要求保险人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保险法》第24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收到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的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通知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2.保险人和再保险人承担保密义务的范围有所扩大，受保密义务保护的当事人的范围也有所扩大。本次修改将1995年保险法第31条所定应当保密的事项由“业务和财产情况”扩及到“业务和财产情况及个人隐私”，受保密义务保护的权利人还包括了“受益人”。《保险法》第32条规定：“保险人或者再保险接受人对在办理保险业务中知道的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者再保险分出人的业务和财产情况及个人隐私，负有保密的义务。”
3.人身保险合同和准备金的转让，不得损害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利益。1995年保险法第87条仅规定，经营有人寿保险义务的保险公司终止业务的，应当将其持有的人寿保险合同和准备金转让给其他保险公司。新修订的《保险法》第88条第2款规定：“转让或者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指定接受前款规定的人寿保险合同及准备金的，应当维护被保险人、受益人的合法权益。”
二、突出了保监会对保险业的监管职能，监管方式更加灵活
《保险法》授权保监会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进行全面监管，有力地提升了保监会监管保险业的地位。（1）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由保监会建立健全；（2）保监会负责制定保险公司提取和结转责任准备金的具体办法；（3）保监会负责制定保险保障基金的提存和使用办法；（4）保监会决定保险公司的再保险事宜；（5）保监会有权查询保险公司的存款。保监会不再干涉保险公司的具体经营事务，同时，强化保险公司接受监管的义务。
1995年保险法规定保监会负责制定基本险种的保险条款和费率，直接干涉保险公司的具体经营事务，本次修改使得保监会不再具有制定保险条款和费率的职能，但同时要求保险公司将关系社会公益的险种、强制保险的险种、新型人寿保险险种的条款及费率，上报保监会审批；其他保险条款和费率，上报保监会备案（《保险法》第107条）。另外，所有的保险公司均应当建立精算报告制度，并承担业务报告真实的义务，有义务加强对保险人的管理培训（《保险法》第121、122、136条）。
三、以例外弱化保险公司严格的分业经营和资金运用制度
1995年保险法规定了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不得兼营。但本次修改考虑到大陆保险市场的竞争格局，并注意到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的不足，对保险业务分业经营做出了例外规定，允许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核定后，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保险法》第92条第2款规定：“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但是，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定，可以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本次修改并没有动摇大陆保险业的分业经营制度的基础，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得经营人寿保险、长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不得经营财产保险业务。
所谓农业保险是指保险人为农业生产者（投保人）在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自然生产与农产品初加工过程中，遭受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提供经济补偿的风险管理方式。农业保险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农业保险仅指种植业保险与养殖业保险，而广义的农业保险除了种植业与养殖业保险外，还包括从事广义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及其家属的人身保险和农场上的其他物质财产的保险。我国学术界和实务界目前一般采用狭义农业保险概念，而将广义农业保险涵盖在农村保险的概念之中，本文以下的分析仅限于狭义农业保险。
近年来，我国由于“三农”问题的不断升温，加之入世过渡期的终结，农业保险对“三农”的保护作用日益突出，农业保险也受到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因此，加快农业保险立法，构建农业保险法律体系，是关系到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民收入稳定乃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十分重要而紧迫的问题。
1农业保险的特征。
目前理论界普遍认为，农业保险产品具有准公共性和正外部性以及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成本和高赔付率，因此其具有典型的政策属性，这就使得农业保险不同于商业保险。笔者认为，与商业保险相比，农业保险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保险目的的特殊性。农业保险制度是依据政策目标建立的，而商业保险制度是根据市场（或商业）目标建立的。
农业保险的经营不能盈利也不可能盈利，而商业保险的经营则可以盈利；其次，保险方式的特殊性。农业保险通常需要一定的强制性。而商业保险一般是完全自愿投保，不具有任何强制性；再次，经营主体的特殊性。农业保险一般是由政府直接组织经营，或由政府成立的专门机构经营，或在政府财政政策支持下，由其他保险供给主体（股份公司、相互保险公司、合作社等）经营，而商业保险只由商业性保险机构经营。最后，盈利能力的特殊性。农业保险经营的项目或出售的保险产品一般说来，其保险责任广泛（包括多种农、林、牧、渔业生产中的风险甚至是巨灾风险责任），且保险标的的损失概率较大，从而赔付率较高，不可能盈利，而商业保险经营的项目或出售的保险产品风险责任较窄，保险标的的损失概率较小，赔付率较低，可以营利。
我国目前没有一部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仅存的一点有关农业保险的法律规定散见在其他法律中，而且内容过于原则、笼统，导向性、提倡性多，实体性规范少，这导致在实践中只好运用商业保险的规定来进行规范，而如前所述，农业保险具有典型的政策属性，具有完全不同于商业保险的特征，因此，应该制定独立的农业保险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
2制定农业保险法的重要意义。
长期关注“三农”保险业的中国保监会长春特派员刘德江说，“农业保险之所以举步为艰，并不是没有市场，最主要的问题是农业保险自身缺乏保障。”农业保险法的缺位，已严重制约了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影响了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政策、制约了国家有效利用WTO规则中的“绿箱”政策。
首先，我国农业保险法的缺位已严重制约农业保险的健康发展。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农业大国，每一次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的发生，都给人民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严重影响了农村经济的稳步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通过农业保险和农业巨灾风险转移分摊机制可以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把灾害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其次，制定农业保险法有利于将国家对农业的支持和保护政策稳定下来。“三农”问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我国经济也发展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阶段。而农业保险作为国家支持农业的重要手段，是财政收入转移支付的政策工具。通过法律的形式，建立规范的农业保险法律制度，把农业保险纳入政策性保险的体系，将国家对农业保险的支持规定为国家的职责，将有助于国家对农业支持和保护政策的稳定化。
再次，适应加入WTO的要求也有必要制定农业保险法。在WTO框架下，通过农业保险制度可有效利用WTO规则中的“绿箱”政策，增加政府对农业的支持。国家可运用财政收入诱导和激励农业保险经营机构和投保农业生产者参与农业保险。
3农业保险的立法构想。
由于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农业保险法律，导致我国的农业保险已不能适应农业市场化、产业化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稳定发展。加快农业保险立法已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因此，应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在充分吸收国外立法成果和借鉴我国农业保险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制订一部专门的农业保险法。笔者认为，其主要内容应该包括：农业保险的立法目标、立法原则、经营模式、业务范围、政府扶持体系、农业保险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监督管理体制等问题。现就其中的一些问题作如下探讨。
3.1立法目标。
立法目标是农业保险法律的宗旨和灵魂，是农业保险的首要问题，在农业保险法律中具有核心和统帅的地位。在我国，对农业保险的立法目标有不同看法。我国目前的经济是以市场调节为主，国家宏观调控为辅的市场经济。实施农业保险是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调节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对农业保险的立法必须既要依据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和要求，又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我国人多地少，环境资源面临巨大压力，现有的财力物力有限，农业保险的经营水平不高，这些都决定了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既不能作为农村社会福利政策，也不能作为保障农民的经济收入增长的政策。所以，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立法目标应该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为主，以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保障农户的再生产能力为辅，逐步发展过渡到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的成熟阶段。
3.2立法原则。
关于农业保险的立法原则，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农业保险的实践及转型期的现实，农业保险立法除应该遵循一般保险的一些立法原则外，还应体现以下两个原则。
第一，强制性与自愿性相结合原则。强制与自愿相结合原则是指对特定承保范围内的险种采取强制保险，对特定承保范围以外的险种采取自愿保险。法定强制保险对合同双方均有约束力，农民必须投保，保险人必须承保。农业保险的强制性原则是基于农业是一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却又是弱质产业，还面临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经济双重风险的经济特性而提出的。
第二，基本保障原则。我国现阶段开展农业保险，要确定一个能基本保障农民恢复生产、国家财力又许可的保险金额，以免出现农民保不起、保险公司赔不起、国家补不起的局面。
鉴于此，我国应当坚持基本保障原则，以保成本起步，逐步发展过渡到保产量和保收入的成熟阶段。
3.3经营模式。
各国采取的农业保险经营主要有四种模式：一是前苏联的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型模式；二是西欧的政策优惠模式；三是美国的国家和私营、政府和民间相互联系的双轨制农业保险保障体系模式；四是民间非盈利团体经营而政府补贴和再保险扶持的日本模式。这些经营模式各有利弊，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应走经营主体组织形式多元化道路。
我国地域广大，根据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及农业风险差异性大的特点，现阶段设立一家全国性（政策性或非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统一经营农业保险业务，在市场条件、管理水平、风险分散机制等方面条件尚不成熟。我国应建立经营主体多元化的农业保险经营体系，主要形式应包括商业保险公司代办、专业性农业保险公司、农业相互保险公司、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地方性，取决于地方财力）、外资或合资保险公司（立足于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高素质人才）等。具体采用哪种形式，将会根据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不同经济发展状况决定。
3.4政府扶持体系。
由于农业保险具有典型的政策属性，政府的扶持就成为农业保险法律制度中最关键的因素。我国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扶持不能采取单一的财政补贴方式，必须建立保费补贴、税收优惠、金融扶持以及再保险等多层次扶持体系。
第一，保费补贴。农业保险具有高赔付率和高保费率的特征，仅靠保险企业市场化经营，往往亏损以至无力继续经营。
因此，提供农业保险补贴早已成为许多国家支持和保护农业的一项重要措施，而且补贴也符合WTO规则的“绿箱政策”。
因此，我国在制定《农业保险法》时应当根据不同险种建立保费和管理费的分级配套财政补贴制度。
第二，税收优惠。税收减免，是各国扶持农业保险的通常做法。我国除《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为种植业、养殖业、牧业种植和饲养的动植物提供保险业务免征营业税”以外，没有其他税收优惠。笔者认为，为了增加准备金积累，降低保险机构经营成本，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同时降低保险费率，减轻农民支付保险费的负担，我国应该在税收方面，给予保险机构更优惠的措施。
第三，金融扶持。金融与保险都是农业生产的助推器，在我国目前农村金融供给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健全的农业保险制度有利于推动农村金融的发展，而积极的金融政策又能促进农业保险的快速发展。
第四，再保险制度。再保险是保险的保险，直保公司利用再保险，可以达到分散风险，保障自身安全的目的，在保险业务链中，再保险处于最高端。我国唯一的再保险组织中国再保险集团公司却很少涉足农业再保险业务，导致经营农业保险的公司缺乏有力支撑。
第五，巨灾准备金制度。农业生产中的洪水、干旱等巨灾风险属于不可保风险，农业保险制度完善的国家大多通过建立农业巨灾保险基金等形式为农业保险提供政策支持。在我国财政设立巨灾基金有困难的前提下，通过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农业保险巨灾债券、发行巨灾彩票等方式，是值得借鉴的办法。
4余论。
市场经济，法制先行，任何一项政策经济活动都需要法律来规范。农业保险作为一种农业发展和保护制度，具有很强的政策属性，所以对相关法律的依赖程度更高。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法，把农业保险纳入法制化轨道，以确保农业保险有法可依，沿着法律轨道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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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法人作为一种组织体，必须在其目的范围或经营范围内从事活动，是19世纪以前民商立法的普遍限制。英国法中的“越权原则”就是典型的表现形式。根据“越权原则”，若法人超越其组织章程范围，从事经营范围以外的活动，法律即认定这种行为构成越权，该行为在法律上无效。这种无效，是绝对无效，是不可逆转的无效，不能通过追认、强制执行、补正等救济手段使它转变为有效。
实行严格的越权原则，对该法人是十分有利的。一方面，法人可以取得因越权行为所可能产生的利润，因为无效的后果多为恢复原状；另一方面，当该行为的后果不利于该法人时，该法人可能基于法人越权行为而主张无效，从而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实行严格的越权原则，则对交易的对方即第三人是极其不利的。因为第三人在与法人从事交易时，必须查明法人是否越权，稍有不慎，就可能要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害。
实行越权原则，第三人在从事交易时，势必要认真审查和核对对方的经营范围，甚至要到有关部门去核查其原始注册文件，必将花费巨大的精力和成本，延缓交易。更重要的是，实行越权原则，不利于交易的安全。所谓交易的安全是指对取得利益的行为尽量加以保护，不能轻易使其无效。实行越权原则，当事人不得不谨慎地审查对方是否拥有从事此行为的真实权利，如果稍有疏忽，就可能使该行为无效。这样人人自危，惮于交易，恐遭受不测之危险，不仅严重影响了交易安全，而且徒增交易成本，造成社会资源巨大浪费。
正因为如此，近几十年来，各国吸收了现代法律保护交易安全的思想，越权行为在各国从绝对无效走向相对无效甚至有效。
二、我国对法人经营范围的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42条规定，企业法人应在核准登记的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我国《公司法》第11条规定，设立公司必须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制定章程，公司的经营范围由章程规定，并依法登记，公司应在登记的经营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但都没有对法人超越经营的行为效力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越权原则的弊端日渐显现，并为许多学者所诟病。于是1999年的《合同法》第50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除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超越权限的以外，该代表行为有效。”《合同法》规定对于法人的越权行为在第三人善意时有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当事人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人民法院并不因此认定合同无效。但违反国家限制经营、特许经营以及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经营规定的除外。”该司法解释不论善意与恶意该行为皆有效，司法解释对从事越权经营的当事人利益的保护更为彻底。
从以上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对法人越权原则的的变化过程，反映了我国对法人越权原则认识的深化，反映了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中作为市场主体的内在需求，同时紧跟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趋势和潮流，与时俱进，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对我国保险经纪人越权行为的分析
人们认识到了法人越权原则的弊端和缺陷，纷纷对越权原则加以修正。现在的趋势和思潮就是就是越权行为在各国从绝对无效走向相对无效甚至有效。甚至有人建议废除越权原则。
在我国保险经纪人超越经营范围是否有效的问题上，一种观点认为，超越经营范围的活动，因法人没有行为能力，应当无效。另一种观点认为，超越经营范围的活动，相当于无完全行为能力人实施的行为，不应一律无效。
第一种观点，曾为学界通说，在司法实践中也一度坚持。这种学说符合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
在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许多学者主张第二种观点。这种学说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
笔者基本赞成第二种观点。主要理由有：
第一，第一种观点不符合法人越权原则的发展趋势，不符合鼓励交易，保护交易安全的法律思潮。
第二，第一种观点，没有区分善意和恶意，不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如果善意第三人在一种具有合理、客观的信赖外观面前与保险经纪人从事活动，该行为应为有效。如果第三人明知该行为超越了保险经纪人的经营范围，仍然与之交易的，表明其对自己利益的漠不关心，法律也就没有再对其加以周全保护之必要。反之，如果法人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均认定其有效，这无疑会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善意第三人利益，若对第三人不分善意与恶意，对保险经纪人未免过于苛刻，有矫枉过正之嫌。
保险制度包括保险制度运作的基本原则（如最大诚信原则、可保利益原则、损害赔偿原则、近因原则等）、险种设计、保险合同的制定、产品定价、展业、承保、理赔、投资、准备金的提取等。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保险公司在运作中存在一些缺陷，或者是不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未来的国际竞争要求我们遵循同一个游戏规则。只有及早地融入世界，熟悉国际游戏规则，才能在日益严酷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2建立与国际惯例相吻合的市场环境
这种市场环境包括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企业组织形式、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基本评价指标、保险公司的评估机构、竞争原则、税收政策等。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应当多元化（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进行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二是评价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的基本指标应当包括企业的财务状况、价格水准、合同条款、理赔实践、承保能力和服务等内容。三是保险公司的评估机构应客观地对保险公司的资产、财务的安全性、偿付能力、理赔状况、投资回报率等方面进行评估，以便于保险监督机构监管以及消费者进行选择。四是保险公司的竞争也应当遵循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即竞争主体的参与、竞争规则的公正、竞争过程的透明和竞争结果的有效。五是发挥税收政策的调节作用。税收政策通常是一国政府用来鼓励保险业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一般通过免税、迟延纳税等方式进行。我国在运用税收政策来鼓励保险业、特别是个人寿险、年金保险的发展方面做得还不够，因此，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来。
3放松管制，强化国内的市场竞争
从国际保险监管的发展趋势来看，放松管制已成为主流。放松管制表现在保险市场准入条件的放宽，保险市场主体经营范围的放宽，国际保险监管的核心已从全面监管转为偿付能力监管，多数国家都在逐渐实现保险费率的自由化。这种国际性的放松管制意味着全球保险市场将更加开放，保险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放松管制的指导思想是鼓励和推进竞争。从我国情况来看，由于过去对保险领域管制过严，造成保险企业数量过少，经营领域过于狭窄，经营手段欠缺，企业管理水平低下和效率过低。长此以往，我国保险业势必难以面对对外开放的挑战。为了提高我国保险业的竞争力，政府有必要放松对市场准入、经营范围和保险商品的管制，鼓励保险商品的创新，在保证市场秩序前提下，积极鼓励和推动保险企业的竞争。
4提高保险监管水平，在监管方式方法上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
我国已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兼营寿险、非寿险和其他金融服务业的跨国保险公司的逐步进入将增加我国保险监管的难度。所以，当前应该尽快加强和完善我国的保险监管体制。首先要建立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保险监管机制，建立一套偿付能力的指标体系，对保险公司进行监管；其次要加强对境内外资保险公司的监管，严格审批，并通过国际联合，对其偿付能力进行有效的监管。此外，还要参照国际惯例，为中资保险公司创造与外资保险公司同等的、公正的、合理的政策环境，对内、外资保险公司实行统一监管，同时在保险条款的适用、费率的调整、再保险业务政策等方面制订出一套统一的条款。
1.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由政府主导型转向政府调控型。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前，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的数量、公司种类、国别和进入时间完全由政府监管部门掌控，这主要是因为国内保险业规模小、竞争力低，属“幼稚产业”，还需要保护。随着国内保险市场的逐步成熟和中资保险公司竞争力的提高，尤其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监管部门主导市场开放的空间变小。遵守世贸组织原则和履行保险市场开放承诺成为当前保险市场开放的政策取向。
2.外资保险公司业务快速增长，市场份额稳步上升。，外资保险公司发展战略已由初期的宣传公司品牌、稳步经营转向依靠产品创新和优质服务，大力拓展业务和实现业务快速增长。2002年，外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从1992年的29.5万元增长到46.2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 1.51%.在国内最大的保险开放城市上海，外资公司占当地市场份额已上升到目前的13%.
3.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方式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直接参股中资保险公司成为外资保险公司的重要选择。继新华人寿和泰康人寿等4家中资保险公司引入外资股东后，2002年美国ACE集团属下的3家保险公司以1.5亿美元拥有华泰保险公司22.13%的股份，汇丰集团以6亿美元认购平安保险公司10%的股份，这是因为，直接参股可以绕开市场准入、经营区域和营业范围等方面的限制，节省公司筹建和前期运营的巨额支出，充分利用中资保险公司布局完善的机构网点和庞大的客户资源，直接进入国内保险市场。
4.保险市场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去年成为保险市场开放以来步伐最快的一年，今年将会有新的突破。在市场准入上，2002年共有6家外资保险公司获准进入，批准了16家外资保险公司营业机构正式开业，这是外资公司市场准入最多的年份。在开放地域上，外资保险公司相继在天津、苏州、北京和大连落户，开放地域开始由南向北、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部地区扩展。外资再保险公司第一次获准进入市场。首家合资寿险公司广州分公司的营业，使外资保险公司由区域性公司向全国性公司的扩展迈出了实质性的第一步。
按照我国加入世贸组织承诺，今年年内外资非寿险公司将可以向境内外客户提供各种非寿险服务，其设立形式的限制将予以取消；成都、武汉等十个城市将首次对外资保险公司开放。市场准入数量限制的取消、经营地域的扩大和经营范围的放宽，预示着今年我国保险市场的对外开放将步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5.法规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为依法监管提供了依据。1992年9月，为适应外资保险公司进入市场而制定的《上海外资保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存在着诸多不适应新形势的地方。加入世贸组织后，我国对现有法规进行了清理。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颁布实施。该条例对外资保险公司申请资格、申请条件和审批程序及时限要求等作了较为规范和透明的规定，为外资保险公司依法经营、监管部门依法监管提供了法律依据。
外资保险的市场运作模式对国内保险市场的
外资保险公司作为国际性商业机构，经营目标是业务拓展和利润最大化。从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的实践看，外资保险公司在实现其商业运作目标的同时，所具有的强调盈利和风险控制原则、经营规范、管理严谨的现代市场运作模式，对推动国内保险市场发展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是培训保险专业技术人员，推广大众保险风险意识，对传播现代保险知识起了先导作用。
二是引入了新的经营制度，使国内传统的保险营销方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对我国保险业建立现代市场运作模式起到了良好的示范和推动作用。1992年，友邦保险率先在上海采用的寿险个人营销模式，引起了国内寿险业销售制度的根本性变革，极大地促进了寿险业的发展。国内个人营销占寿险保费收人的比重从1993年前的5%提高到目前的90%.外资保险公司不仅与中资公司同台竞争，它们对承保、理赔、和投资等保险业务实行专业化经营、外包和强调核心业务的现代市场运作方式，对中资保险公司改变长期以来“大而全、下而全”的经营方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促进了中国保险业调整和重组的步伐。
三是改变了市场竞争格局，激发了市场需求，引导保险业进入高层次的竞争，促进了开放地区保险业的发展。以上海为例，1992年率先开放后，上海的外资保险公司数量增加到2002年的15家，位居保险开放城市之首。同期，上海地区整个市场的保费收入，从1992年的18.2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239亿元。外资保险公司管理严谨、经营规范和重视产品服务创新的经营理念，对中资保险公司转变以费率价格和高投入为主要竞争手段的经营策略，起到了有益的示范和引导作用。
四是加快了国内保险市场与国际接轨的进程，对政府监管转向市场取向和采取国际通行原则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外资保险公司的母公司大都在较为先进的监管方式下经营。它们要求改变与国际通行做法不相一致的监管方式，这无形中加快了我国保险监管改革的步伐。如监管部门在确立监管市场取向原则、注重依法监管、强调偿付能力监管和增强监管政策法规透明一致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我国保险市场开放的实践证明，保险市场开放对提升我国保险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促进现代保险市场的初步建立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中资保险公司并没有被挤垮，相反，保险市场出现了中外资保险公司共同发展的局面。
外资保险公司的经营模式对中资公司产生了
1.在经营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着眼于公司长远，坚持规范经营的战略。1997年银行存贷款利率降低，引发了中资保险公司销售高预定利率保单的狂潮，某外资公司在其业务受到冲击的严峻形势下依旧坚持不调高预定利率。中资公司虽多收了上百亿元保费，也因此而背上了沉重的利差损包袱。再如，在航意险共保前，市场秩序比较混乱，一些中资公司支付的手续费远高于法定水平，但外资公司宁愿放弃业务也不去违反法规。
2.在产品创新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以产品创新构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经营策略。国内保险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使产品创新成了公司发展的生命线。外资保险公司通常把产品开发作为经营的核心环节，不惜投入巨资进行新产品的开发。它们不盲目跟风，稳扎稳打，不断有新产品问世，常常引领潮流。
3.在客户服务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提供全程和高附加值服务的经营理念。经营理念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从以业务为中心转向以客户为中心，通过提供全程和个性化、高附加值的服务，培养客户的忠诚度，同时增加公司的利润。与中资公司的某些做法如单纯依靠人增员、拼保费规模的粗放式经营形成了较大的反差。
4.在公司信誉上，借鉴外资保险公司注重品牌经营和形象的管理原则。公司信誉构成了公司品牌的核心，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信誉的竞争。外资保险公司十分注重通过树立良好的形象，建立一个强势的品牌，以提高服务的品质和层次，更好地满足客户多元化的保险服务需求。政府监管要通过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扩大保险市场的开放
当前，在保险市场开放的政策取向上，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把保险市场的开放与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的总体要求有机结合起来，抓紧和制定有利于加快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开放政策和具体措施。通盘考虑世贸组织对我国过渡期长达九年审议的应对措施。
二是抓紧制定各种规章，为外资保险公司依法经营、监管部门依法监管提供法律依据。注意保持中资公司监管法规与外资公司的一致性，尤其是对外资保险公司在单独立法时，要注意法规的可操作性，处理好“国民待遇”。
三是鼓励外国金融保险资本参股中资保险机构。对全资子公司、合伙制法律形式和股权转让、公司并购等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在相关法规上对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保险市场的进一步发展做好应对准备。
中图分类号：F84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1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2006年7月1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在我国正式实施，交强险是我国第一个通过法律规定强制实施的保险制度，具有社会性、公益性和强制性等特点。交强险实施近七年以来，充分发挥了保险的社会救助和参与社会管理的功能，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民众的安全驾驶意识。但是交强险经营中暴露的问题也不得不解决，交强险经营模式的改革是其中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
一、我国交强险经营模式的现状
我国交强险的现有经营模式并不明确。从世界范围来看，交强险经营存在两种模式，一是商业化运作模式，由保险公司依据市场规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该种模式中，公司承担经营风险，政府只负责监管，不承担风险。各公司在厘定费率时，通常会预定利润率。由于各公司经营成本不同，费率也会不同，不同公司间的费率差距甚至会不断拉大。二是代办模式，即交强险不以盈利为目的，由国家设立的特定机构经营，商业保险公司代办的方式。交强险的经营风险由国家承担，保险公司代办承保和理赔业务，并根据业务量收取手续费，不承担经营风险。我国的交强险模式是混合模式，即“政府定价，公司自负盈亏”，其突出的特点是定价者不享受经营成果或承担亏损风险。该模式的核心与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责权利相匹配的原则存在根本冲突。由此，商业保险公司在经营交强险上产生出一系列矛盾。一方面由于是政府定价，公众普遍质疑交强险定价过高，交强险制度在不到一个完整的经营周期的条件下大幅调整费率和保额，结果造成当前全国范围内的经营亏损。另一方面由于是企业承担经营结果，那么在交强险经营盈利的地区存在贴费竞争，而经营亏损地区则存在较为严重的拒保、强制搭售商业保险等违法行为。
二、我国现有交强险经营模式的不利影响
1.政府为企业定价会引发巨大的社会争议。一是交强险制度开始实施时交强险暴利说，导致2008年2月1日保额和费率大幅调整。二是每一年都会存在交强险经营不透明说，将公司经营管理的风险全部集中在保监会。三是地方政府抵触地区差别费率上浮，害怕引发社会不稳定。
2.企业承担政府定价的结果会扭曲经营行为。由于交强险经营“不盈不亏”的原则只是体现在费率厘定环节，具体经营活动中的亏损并未得到有效弥补，致使大面积出现保险公司拒保交强险和强制搭售商业保险现象，投诉十分集中，甚至出现了群访群诉的苗头事件，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后果。这不仅影响了当前社会稳定，也给保险行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交强险持续亏损，挤占了保险公司的服务资源，打击了保险公司的积极性，有的保险公司甚至因交强险严重亏损而难以持续经营。如果不及时调整费率，最终必将损害投保人利益，影响交强险制度的持续实行。
3.不利于保护交通事故受害人和交强险投保人的利益。由于我国交强险模式中责权利不匹配，导致政府部门在选择定价的时候无法按照交强险的经营结果进行定价。一方面，政府定价可能过高，从而加重交强险投保人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政府定价也可能过低，导致保险公司拒保、强制搭售，从而导致交通事故受害者可能得不到交强险的保护。
三、现有经营模式下我国交强险改革的尝试
为了进一步推动交强险制度改革，2010年保监会在江苏开展了交强险费率浮动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即在没有改变现行模式的基础上，和保险条款不改变的基础上，对基础保险费率进行地区差别调整。但是这一调整却面临了来自社会、政府和保险公司等各方面的巨大压力。例如，在对政府部门、出租车等相关行业和部分私家车主代表的沟通座谈过程中，普遍反对对交强险基准费率进行大幅上调，社会对于保险公司经营交强险的模式以及经营数据的真实性普遍存在较大质疑。特别是对于经营模式中政府定价过高给保险公司带来巨额利润成为焦点问题。
四、我国交强险经营模式改革的建议
从我国实际国情和目前保险行业的整体体制基础看，交强险更为可行的改革方向是实行“自主定价、自负盈亏”的欧美模式。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有利于保险公司加强自身建设，加强管理和提高服务水平。二是产品价格的市场机制和产品的多样化使消费者有更多的选择权。三是有利于减少政府负担，只要有良好的法律与制度的保证，保险公司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可同时增进投保人的福利，社会公共利益得以实现。具体实现途径建议如下：
一是成立“保险费率审议委员会”。充分发挥保险行业自律协会的作用，交强险费率调整在由保监会和交通管理部门共同审批后，由“保险费率审议委员会”进行最后的公开性实质与形式审查。
二是对于弥补“不盈利不亏损”原则之下的混合型经营模式的公信力不足，可以增加多方相关利益人共同监督。为了使交强险费率调整符合《条例》的规定和现实情况，根据行政透明原则，保监会可以组织相关的利益关系人、专家组合成监督团体，使其代表并维护没有专业知识的广大投保人的利益。
三是建议从车、从人细化交强险费率及其浮动机制。如费率与车辆使用年限结合、与驾驶员情况结合，实行差异化费率，使收费情况与消费者更贴近。同时，将费率与违章情况、赔付率挂钩，制定相应的费率浮动机制，进一步体现费率浮动的科学性和公平性。
参考文献：
无考核则无管理，考核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环节。考核是在企业战略既定的战略目标下，设定经营目标与指标，对管理者在一定经营期间的管理效果与经营效益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指导管理者提升未来的管理效果与经营效益的一系列行为之和。
一、保险公司经营成本概述
综合成本率是保险公司常用的考核指标也是最核心的考核指标，最能反映保险公司经营绩效的指标。
保险公司常用的综合成本率计算公式：综合成本率=综合费用率+综合赔付率=综合赔付率=（业务及管理费+手续费及佣金支出+保险业务的营业税及附加-摊回分保费用）÷已赚保费×100%+（赔款支出+未决赔款准备金提转差-摊回赔付支出-摊回保险责任准备金）÷已赚保费×100%。
已赚保费=保费收入+分保费收入-分出保费-未到期责任准备金提转差。
权责发生制是会计核算的一条重要原则，保险行业的财务核算也不例外，首日费用①以及其他与保费收入直接相关的费用，如电销业务电话坐席的业务提奖、保单配送费等，这些费用有共同特点，都是与保费收入的获取有直接关系，将其统称为获取成本。获取成本全部被一次性计入保单起保当期的会计期间，应用于非保险的传统行业，因为其收入的确定性费用一次性计入某个会计期间并不影响利润核算的准确性。
但保险合同是典型的射幸合同，所以保险行业产生了“已赚保费”这个非常有行业特色的概念，“已赚保费”通俗地说就是原保费收入按365日对于已经历保险期间进行折算，风险已暴露保险期间的保费才能成为保险公司“已赚取”的保费，与会计上的谨慎性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质上是收益的一种递延。因此保险行业的获取成本都需递延，否则获取成本与计算承保利润基础的“已赚保费”就不能真正匹配。
当然这种费用与已赚保费的匹配不符合会计准则，不可以作为财务报表计算承保利润的规则，但作为内部成本考核却更为准确、妥当。特别距离年底时间越近、保费收入数额越大相应的获取成本也越大，对“承保利润”的扭曲也越大。对获取成本进行递延能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保费收入因在时间分布上的差异而导致费用与“已赚保费”的不匹配，能更真实地反映各分支机构的真实综合费用率，最大程度低减少由此引起的综合成本率的失真。
二、考核指标设计的原则、内容、考核指标目标值的确定及影响各考核指标权重的因素
一）、考核指标设计的原则
考核指标能够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管理者的行为，因此考核指标的设定是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的工作，考核指标的设计必须遵循一些原则：
1、科学性原则。考核指标的设定应能充分反映公司与市场发展的内在规律，能够准确、真实反映公司的管理水平与经营成效。
2、全面性原则。考核指标的内容应包括公司的主要经营指标，能够全面地反映各方面的经营状况。
3、连续性原则。考核指标的内容应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相对稳定，便于纵向比较，能够更好地判断公司经营状况及发展趋势。
4、共性和个性结合的原则。由于全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考核指标的目标值的设定必须考虑到各地的实际情况，如人伤赔偿标准是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密切相关的，所以在评价不同分支机构的赔付率时必须考虑到地区差异。但又必须考虑所有分支机构的共性，否则考核指标在分支机构之间就失去的比较价值。
5、数量适宜原则：考核指标数量既不宜太多，太多则缺乏指向性，不利于聚焦，容易造成企业经营资源的分散；考核指标数量也不宜太少，太少则不能够全面反映公司的经营状况，容易片面地评价公司与分支机构的真实管理水平与经营绩效。
6、跟进监管动态原则：考核指标的设定应考虑到监管当局的动态，如监管当局非常重视投诉与服务质量，公司应将投诉率相关指标纳入考核指标，公司应善于把握监管的动态与方向，力争使公司发展与监管要求一致，有利于为公司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
二）、考核指标目标的内容
保费达成率与综合成本率应该说保险公司两个最核心的考核指标，但为了避免指标过少不能真实反映公司与分支机构的管理水平与经营绩效，建议应增设一些辅助指标如：市场占有率（各省域市场因经济水平发展差异较大无法直接比较各分支机构的保费规模，市场占有率作为相对数恰恰能有效反映各分支机构在当地市场的影响力与竞争力）、续保率（反映已投保客户的满意度与忠诚度）、稽核合规评价（反映机构对合规方面的重视程度与经营的规范性）、已赚车年投诉率（反映客户的满意度与公司的客户服务水平与能力）、事故月当月结案率（反映理赔时效与风险管控水平）等过程性指标，要让管理者明白经营结果优异很重要但绝不是企业经营的全部，企业经营的合规性及其他过程同样不能忽略，通过指标设定引导管理者更全面地关注企业经营的各个方面，减少短视行为，而不能仅仅重视最终的结果。
三）、考核指标目标值的确定及影响各考核指标权重的因素
1、公司的发展战略：如公司是激进的战略，要求高速发展，当前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市场份额与市场影响力，那么公司可能赋予“市场占有率”与“保费达成率”更高的权重，在此情况下“市场占有率”、“保费达成率”与“综合成本率”目标值应调高（综合成本率目标值越高要求越低），反之亦然。
不同分支机构竞争地位不同、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其所面对的发展方向各不相同，分支机构之间各考核指标之间的权重也不应相同。
2、市场环境：保险行业的市场环境也能影响各考核指标的权重，如行业经营好转时应加大综合成本率的考核权重，在此情况下“市场占有率”与“保费达成率”目标值应调高，“综合成本率”的目标值应调低。另在设定不同分支机构的目标值时及各考核指标的权重时也应如此考虑。
3、市场主体数量：由于经济水平发展不平衡，各省域以及省内不同地市之间保险主体数量差异较大，相对来说应调低保险主体数量多、竞争激烈的分支机构的“市场占有率”目标值。
三、考核指标得分计算规则
为每家分支机构设定一定数量的考核指标，每个考核指标都设有一个目标值（分支机构之间同一考核指标目标值可能不同）。下面仅对保费达成率与综合成本率两个考核指标举例说明考核指标得分规则，不再对其他考核指标一一举例。
区间保费达成率保费达成率得分规则
区间1保费达成率
区间270%≤保费达成率
区间3100%≤保费达成率
区间4130%≤保费达成率150
区间实际综合成本率综合成本率得分规则
区间1实际综合成本率≤目标值-5%150
区间2目标值-5%
区间3目标值≤实际综合成本率
区间4目标值+3%≤实际综合成本率≤目标值+4%0+（50-0）x（综合成本率差值-4%）/（3%-4%）
区间5目标值+4%
总之对每一个考核指标分区间设定得分规则，再为每一考核指标赋予权重。
单个考核指标得分=按照设定的规则将单个指标与目标值比较。综合得分=∑各项考核指标得分×单个指标所占权重。
考核指标的设定直接体现了保险公司的经营理念与目标，如何科学、合理地设定考核指及各指标的权重，要综合考虑到企业的经营状况、发展阶段、市场环境等多种因素，合理设定的考核指标能在最大程度上确保企业管理者的行为与公司目标保持一致。
总之，在设计考核指标的内容、数量、目标值及权重时要多方面考虑，要尽量全面、客观地反映保险公司与各分支机构的管理水平与经营绩效，避免对考核指标片面评价，积极发挥考核指标引导管理者提高管理水平与经营绩效，促成保险公司又好又快地发展。（作者单位：安盛天平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分公司）
参考文献：
[1] 翟义刚，区域财产保险市场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实证研究，《上海保险》，2010，06
[2] 李世雨，财产保险公司KPI指标体系研究，《金融经济》，2005，04
关键词：商业健康保险 社会保障 中国
人生一世，最宝贵的是生命，但没有健康，其他的又何从谈起呢?健康保险在中国该如何发展，成为每个人思考的问题。笔者针对当前中国健康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发展健康险的一些建议。
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保险业发展迅速，保费收人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与此相反，商业健康保险业从建国到医疗体制改革之前，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医疗改革之后，才开始缓慢发展，但总体水平远远落后于广大群众的需求。总的来说，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健康保险品种单一，覆盖面窄
2003年7月18日，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起草的《健康保险管理暂行办法))(草拟)的讨论稿中写到:“健康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使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发生的费用或损失获得补偿或给付的一种保险。”这在中国是首次对健康保险的概念和业务范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文件中还写到:“健康保险具体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人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目前在中国保险市场上健康保险产品的种类主要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而失能收人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在国内保险市场上几乎还是空白。
用工制度改革后，公费医疗面日益窄小，个人支付医疗费用的群体范围扩大，同时对医院有关数据和全社会的患病的概率难以掌握，给保险费率的精确计算带来一定的难度。此外，药品的价格普遍较高，随着医药科学的不断进步，检测手段日益改进，带来昂贵的医疗费用，使商业保险望而却步。尽管这几年保险公司也推出了不少新险种，但也只限在重大疾病，对覆盖面较大的疾病险种还显得苍白无力。另外，因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及中国的家庭结构倒置，护理保险在中国的发展前景非常好，但要发展起来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对于失能收入损失保险，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大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在现阶段中国发展这种险种的难度很大，主要障碍是缺乏社会诚信体系，保险公司很难控制风险。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1—7月份，我国健康保险保费收人148亿元，只占到同期寿险保费收人的8 . 9 % ; 2000年我国卫生总费用4764亿元，商业保险公司的健康保险赔付额为12.9亿元，仅占全国卫生总费用支出的0. 2%，我国健康保险覆盖面之窄是显而易见的。
2.没有专门经营健康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首先，从法律规定上看，没有明确界定健康保险业务的性质。2003年1月1日实施的修改后的《保险法》规定:“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但是，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定，可以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这一规定改变了原来健康保险业务只能由人身保险公司经营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健康保险业务与人身保险业务的差异。但是保险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又规定:“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我国《保险法》仍将健康保险归为人身保险业务，保险业务的一些基本原则如补偿原则、代位原则和分摊原则在法律上仍不适用于健康保险业务，但实际上，健康保险区别于寿险，它比寿险更复杂，在理赔、定价、受益等方面要考虑的因素较多，而在某些方面却与财产保险有相似之处。
其次，从国内经营情况看，目前经营健康保险业务的公司，大都是经营寿险业务的公司，由于对健康保险在风险本质、精算方法、管理技术、服务内容等方面与寿险业务的差异性认识不足，从而在经营行为上表现出对不同人群的健康保险需求缺乏认真研究，不下功夫开发健康保险的风险控制技术，不注重建立健康保险的管理体系和专业人才队伍，而是沿用寿险的经营模式和方法在经营健康保险，在与医院的合作和管理方面更是缺乏创新。从发达国家的保险经营上看，寿险与健康保险不能或很少混业经营，有的国家将健康保险划为保险业的第三产业，在经营中与寿险和财险都区别开来，在精算上要考虑健康保险的长期和短期收益、稳定及波动程度，还有设计的复杂程度。因此，健康保险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独特领域，应有专门的健康保险公司来独立经营。
3.缺乏有效的风险管控体系
长期以来，由于公费医疗、劳保制度的存在，“病人看病，家属、医生搭车，国家买单”的思想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被保险人很难被带进商业保险的消费中来。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医疗服务提供者成为拥有共同利益的行为主体，使得保险机构的费用控制很是被动。在健康保险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着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被保险人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了解往往比保险人更加全面，患有疾病的人比健康的人更加容易购买健康保险，这样就会产生逆选择风险，保险公司在核保时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
另外，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也经常在健康保险中出现，尤其是在重大疾病保险中，更有甚者，被保险人与医生串通一气共同来欺骗保险公司以诈取巨额保险金。同时由于缺乏对疾病的专业知识和医疗技术壁垒的存在，患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医生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医生，往往做出更合乎自身利益的选择，提供过度的医疗服务。这样肯定会导致不必要的高额检查项目、大处方的出现，而且，由于医疗服务在我国已有多年的发展历史，医疗服务提供者在机构和技术上的发展相对于商业保险来讲远远超前，医院有对医疗消费抉择的垄断权，而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很难介入到医疗服务当中，对医疗费用加以监督和限制。
人生一世，最宝贵的是生命，但没有健康，其他的又何从谈起呢?健康保险在中国该如何发展，成为每个人思考的问题。笔者针对当前中国健康保险市场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发展健康险的一些建议。
一、我国商业健康保险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的保险业发展迅速，保费收人以超过30%的速度增长。与此相反，商业健康保险业从建国到医疗体制改革之前，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医疗改革之后，才开始缓慢发展，但总体水平远远落后于广大群众的需求。总的来说，我国的商业健康保险业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健康保险品种单一，覆盖面窄
2003年7月18日，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起草的《健康保险管理暂行办法))(草拟)的讨论稿中写到:“健康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的身体为保险标的，使被保险人在疾病或意外事故所致伤害时发生的费用或损失获得补偿或给付的一种保险。”这在中国是首次对健康保险的概念和业务范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文件中还写到:“健康保险具体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失能收人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目前在中国保险市场上健康保险产品的种类主要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而失能收人损失保险和护理保险在国内保险市场上几乎还是空白。
用工制度改革后，公费医疗面日益窄小，个人支付医疗费用的群体范围扩大，同时对医院有关数据和全社会的患病的概率难以掌握，给保险费率的精确计算带来一定的难度。此外，药品的价格普遍较高，随着医药科学的不断进步，检测手段日益改进，带来昂贵的医疗费用，使商业保险望而却步。尽管这几年保险公司也推出了不少新险种，但也只限在重大疾病，对覆盖面较大的疾病险种还显得苍白无力。另外，因为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及中国的家庭结构倒置，护理保险在中国的发展前景非常好，但要发展起来仍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对于失能收入损失保险，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大部分业内人士认为在现阶段中国发展这种险种的难度很大，主要障碍是缺乏社会诚信体系，保险公司很难控制风险。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1—7月份，我国健康保险保费收人148亿元，只占到同期寿险保费收人的8 . 9 % ; 2000年我国卫生总费用4764亿元，商业保险公司的健康保险赔付额为12.9亿元，仅占全国卫生总费用支出的0. 2%，我国健康保险覆盖面之窄是显而易见的。
2.没有专门经营健康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
首先，从法律规定上看，没有明确界定健康保险业务的性质。2003年1月1日实施的修改后的《保险法》规定:“同一保险人不得同时兼营财产保险业务和人身保险业务;但是，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核定，可以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这一规定改变了原来健康保险业务只能由人身保险公司经营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健康保险业务与人身保险业务的差异。但是保险法第九十二条第一款又规定:“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我国《保险法》仍将健康保险归为人身保险业务，保险业务的一些基本原则如补偿原则、代位原则和分摊原则在法律上仍不适用于健康保险业务，但实际上，健康保险区别于寿险，它比寿险更复杂，在理赔、定价、受益等方面要考虑的因素较多，而在某些方面却与财产保险有相似之处。
其次，从国内经营情况看，目前经营健康保险业务的公司，大都是经营寿险业务的公司，由于对健康保险在风险本质、精算方法、管理技术、服务内容等方面与寿险业务的差异性认识不足，从而在经营行为上表现出对不同人群的健康保险需求缺乏认真研究，不下功夫开发健康保险的风险控制技术，不注重建立健康保险的管理体系和专业人才队伍，而是沿用寿险的经营模式和方法在经营健康保险，在与医院的合作和管理方面更是缺乏创新。从发达国家的保险经营上看，寿险与健康保险不能或很少混业经营，有的国家将健康保险划为保险业的第三产业，在经营中与寿险和财险都区别开来，在精算上要考虑健康保险的长期和短期收益、稳定及波动程度，还有设计的复杂程度。因此，健康保险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独特领域，应有专门的健康保险公司来独立经营。
3.缺乏有效的风险管控体系
长期以来，由于公费医疗、劳保制度的存在，“病人看病，家属、医生搭车，国家买单”的思想普遍存在，而且根深蒂固，被保险人很难被带进商业保险的消费中来。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医疗服务提供者成为拥有共同利益的行为主体，使得保险机构的费用控制很是被动。在健康保险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着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被保险人对自己身体健康状况的了解往往比保险人更加全面，患有疾病的人比健康的人更加容易购买健康保险，这样就会产生逆选择风险，保险公司在核保时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引起非常严重的后果。
另外，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也经常在健康保险中出现，尤其是在重大疾病保险中，更有甚者，被保险人与医生串通一气共同来欺骗保险公司以诈取巨额保险金。同时由于缺乏对疾病的专业知识和医疗技术壁垒的存在，患者只能被动地接受医生所提供的医疗服务，而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医生，往往做出更合乎自身利益的选择，提供过度的医疗服务。这样肯定会导致不必要的高额检查项目、大处方的出现，而且，由于医疗服务在我国已有多年的发展历史，医疗服务提供者在机构和技术上的发展相对于商业保险来讲远远超前，医院有对医疗消费抉择的垄断权，而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很难介入到医疗服务当中，对医疗费用加以监督和限制。
4.商业健康保险在社会医疗保障中的地位不明确，社会大众对商业健康保险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偏差，风险防范意识和健康保障意识还不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