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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价值相关性
一、研究设计
1.研究假设。根据均衡价理论、会计计量理论以及决策有用理论来看，通过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进行计量能够为相关决策者提供有用的参考信息，此外，金融危机的爆发减弱了市场的有效性，经济波动存在，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也会相对减弱，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与股价存在相关性。由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所提供的信息会影响投资者的相关决策，投资者会关注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信息，因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披露与股价存在相关性。
2.样本选取。本文选取了沪深两市的A股上市公司364家作为样本，其中深圳市的A股上市公司有137家，上海市的A股上市公司有227家。这其中剔除了资产为负的公司、亏损公司、ST公司等上市公司，因其价值相关性并不明显或不符合价值相关性标准，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将这些公司剔除。
3.选择变量。本文选取了一个被解释变量P，5个解释变量，1个哑变量。被解释变量P表示样本公司i在第t+1年5月最后一个交易日的公司股价。解释变量分别为：①FEPS：出去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之后的样本够公司i在t年的每股收益；②FBPS：除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额之后的样本公司i在t年的每股净资产；③FVPS:样本公司i在t年金融资产每股公允价值的变化额。其公式为FVPS=YPS+APPS；④YPS：样本公司i在t年交易性金融资产每股公允价值变化额；⑤APPS：样本公司i在t年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每股公允价值变动额。哑变量FDD：样本公司i在t年财务报告中，其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信息披露，若定义详细为1，若不详细为0。
4.模型设计。根据选择的变量可知，本研究主演的研究对象为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额与交易性金融资产，因此，本研究提出了各个变量每股检验的模型：P=a0+a1×FEPS+a2×FBPS+a3×FVPS+a4×FDD+m此模型能够对上文提出的假设1和假设2进行检验，如果系数a3不是0，且其预测的符号为正，那么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则存在价值相关性，对不同年份数据回归进行分析，得到拟合优度R2如果R22007比R22008大，那么就可以对假设1进行验证，如果a4系数显著不为0，则说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披露详细程度与股票价格存在明显的相关性，则实现了对假设2的验证。
二、研究结果与分析
通过对样本数据及样本变量数据的相关性结果进行回归分析可得：2007年与2008年虽然存在不同的经济形势，但其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的相关性并不受到影响，这种相关性存在。公允价值的信息披露详细程度与股价在2008年和2007年都存在比较强的相关性，这与本研究提出的假设2相一致。对比2007和2008年数据的回归修正来看，拟合优度R22007比R22008大，因此我们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会计数据信息的解释力相较于2007年来说变弱，因此可以证实本研究提出的假设1。
三、讨论与建议
1.讨论。通过回归分析法对沪深两市364家A股上市公司在2007年和2008年的金融资产计量的价值相关性进行分析，得出结果与讨论如下：
1.1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会计信息价值相关性无论在何种经济环境下都存在，只是不同的经济环境下其相关性的强弱不同。在经济环境波动较大的背景下，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相对较弱，在经济环境相对平稳的背景下，其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较强。
1.2投资者以及资本市场对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的披露详细程度也有关注，且市场对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关注程度较高。
1.3通过研究结果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与股价呈正相关的关系，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与股价也呈正相关关系。但对于市场来说，两种不同金融资产价值变动的市场反应并不相同，相较而言，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的市场反应要更加强烈。
2.建议。
2.1公允价值计量金融资产的方法要坚持。当前仍有部分学者在质疑，公允价值是否是引发金融危机的源头。公允价值是一种计量属性，作为一种属性，公允价值的本身肯定不存在问题，在资本市场出现变化的时候，公允价值只是相对的做出了相关反应而已。在资本金融市场出现动荡的时候，公允价值能够为市场中的投资者提供相关金融资产的信息，例如金融资产质量信息等，且这种信息有着真实性特征。而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经过我们的研究可以发现，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依然存在，虽然受到影响但却没有丧失。基于以上，我们应当积极肯定并坚持将公允价值作为金融资产的计量属性，坚持采用公允价值进行金融资产的计量。
2.2对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详细程度要明确。就目前来看，我国会计准则中对于表外金融工具公允价值信息的披露要求较为含糊，这种含糊性使得投资者对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变动信息以及变动细节不甚了解，这对于公允价值相关性有着一定的减弱作用。因此，应当在会计准则中对金融资产的种类以及持有目的进行统一、严格的分类，且对于分类之后的每一类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以及持有人的持有数量等相关信息要详细、单独的进行披露，以此来提升会计信息的透明度，降低这些被披露信息的模糊性，使投资者了解相关种类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信息和变动细节，这样就能够增强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
2.3金融资产的分类标准要进一步完善。在我国现行的新会计准则中，对于可出售金融资产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分类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和缺陷性，其所用于分类的限制条件过少，这很容易导致企业随意的划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以及交易性金融资产。对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来说，其后续计量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如果企业划分过于随意，很可能为企业管理者进行利润操纵提供机会。基于以上，本文认为应当积极完善在会计准则中关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分类标准，细化分类条件，从而保证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从根本上杜绝企业管理者利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来操纵相关利润的现象。
2.4不断完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估价技术。市价法是当前采用最广泛的用来计量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方法，这种方法的准确性依赖于经济环境的稳定性，在本研究下发现，如果金融市场和经济环境有所动荡，或出现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依然存在，但却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相较于经济环境与金融市场稳定的年份来说，其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信息的价值相关性会有所减弱，在市价法下，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计量的准确性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此外，市价会受到市场活跃程度的影响，如果市场活跃程度有限，那么所取得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结果也有限。因此，在市价法的基础上，还应当不断完善其他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技术，以此来应对特殊情况的发生，提升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全面性和准确性。
四、结语
本文以上海和深圳两市364家A股上市企业未样板，研究了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价值相关性，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相应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计量建议，旨在促进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会计和金融市场的协调、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一、运用公允价值的必要性
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大量新业务、新产品的出现对传统会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新会计准则中财务会计目标的变化(由单一的受托责任观转向决策有用观与受托责任观同时并存)、贯穿会计准则的核算理念的变化(由收入费用观转向资产负债表观)以及我国会计准则的发展趋势变化(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实质性趋同)导致会计的计量模式必然也要发生变化(由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体的单一会计计量模式转向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并存的计量模式)。而基于市场对资产价值认定的公允价值再次大范围地在具体会计准则中加以运用，将在增强会计报告信息可比性和相关性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同发展。
二、公允价值在非金融资产中的运用
我国会计准则对非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分散在不同的具体准则中。38项具体会计准则中，直接涉及公允价值的非金融资产的具体准则包括：3号投资性房地产、5号生物资产、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12号债务重组、16号政府补助、21号租赁和20号企业合并中的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等，这些准则均谨慎地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即在允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限制。
投资性房地产准则规定，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时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公允价值模式：一是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二是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作出科学合理的估计。
生物资产准则规定，生物资产在有确凿证据表明其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允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但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物资产有活跃的交易市场；二是能够从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生物资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作出科学合理的估计。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一是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二是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债务重组准则规定，债务重组除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外，其它清偿方式下非金融资产的计值均采用公允价值计价：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以其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但与其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以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仍不能确定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的，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等合理的方法确定其公允价值。
政府补助准则规定，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合并准则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核算，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所得的资产和负债以及作为对价支付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
租赁准则规定，承租方在租赁期开始日对租入资产计量采用该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
三、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问题
(一)确认环节存在的问题
非金融资产的计量是否能够采用公允价值，首先应判断是否符合各项资产运用公允价值的条件。因此，公允价值的运用是基于主观判断的定性因素先于具有量化标准的定量因素，从而使公允价值的确认显得尤为重要。
从非金融资产运用公允价值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的会计准则中对非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确认的相关规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确认的条件规定比较散乱，缺乏一致性，如租赁准则中只写了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但在什么条件下采用没有加以规范；二是确认条件和计量基础混为一谈，如投资性房地产、生物资产、政府补助和债务重组等4项准则中，对于确认的要求实际上更倾向于计量基础的要求。
(二)计量环节存在的问题
计量是公允价值运用的核心问题，它既体现着公允价值的实质，又决定了公允价值运用的效果。我国公允价值在非金融资产计量时仍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层级划分，将公允价值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存在活跃市场，市价即为其公允价值，此层级取得的公允价值是最客观的；第二层次，不存在活跃市场但存在类似活跃市场，比照相关类似资产的市价决定，此层次虽然存在同类交易的活跃市场，但是如何调整到计量对象的价值具有主观性；第三层次，不存在前两种情况的市场，此层次不存在交易的活跃市场，需要通过估价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在三个层次规定中，对于“活跃市场”、“类似活跃市场”没有明确的确认条件，增加了实务中判断的模糊度。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非金融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情况不多，更多的是后两种情况，实务中需要对非金融资产根据类似资产进行调整或采用估值技术。由于非金融资产之间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在对这些差异进行调整时，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市场交易环境及主体动机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公允价值的可靠性；而采用估值技术在实务中操作难度最大：一是实务中对非金融资产的估值还没有代表性或通用的模型，往往更多采用现值的计算模型，模型参数确定的准确性、合理性将直接影响公允价值应用的效果；二是在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标准的规定各不相同，计量时涉及的多项参数没有任何指导信息，缺乏统一的规范，操作性不强，从而导致公允价值计量结果的随意性和多样性。
(三)披露环节存在的问题
公允价值在确认和计量环节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公允价值本身的主观性导致公允价值的附加信息披露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我国具体会计准则中对于涉及公允价值披露的内容可以说少之又少。生物资产准则、政府补助准则和租赁准则的披露内容没有涉及公允价值的任何信息，而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也只要求披露公允价值，披露要求最多的是投资性房地产准则、债务重组准则和企业合并准则，但也仅限于披露公允价值确定的依据和方法，以及公允价值变动对损益的影响。
可见，虽然具体准则中规定了对公允价值披露的信息，但信息使用者仅根据这些简单的披露信息难以正确理解和利用会计信息，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入都远远不够。
四、建议与展望
当前我国非金融资产运用公允价值的条件还不是非常成熟。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会计人员素质的增强，监管机制的完善以及对公允价值计量的深入研究，公允价值计量将成为财务会计未来发展的主要计量模式。
(一)积极推进培育活跃、有序的市场
公允价值有别于市场价格，公允价值的实质是基于市场的一种对资产或负债价值认定的综合计量属性，所以活跃的市场是公允价值得以合理运用的一个前提条件。活跃市场的培育，依赖于充分竞争的交易市场，包括资本市场、房地产、生产资料等各类市场，防止行业垄断地发生，让交易双方可以很容易地获得公允的市场价格及市场信息；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法律环境，防止利用公允价值进行舞弊，积极营造一个充分交易、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
(二)大力开展企业与资产评估机构的合作
非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对企业会计人员来说是一个新生事物。对于从事资产评估业务的人员来说是他们的一个强项，长期的资产评估工作为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评估经验和评估技术。公允价值的计量目标与资产评估的目标基本一致，为了有效提高公允价值估价的公允性和可靠性，企业应该借助专业资产评估机构的优势，尽量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对非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进行计量。长期来看，会计界和资产评估界的合作将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充分发挥二者的优势，优化资源配置，提供客观、公允的资产价值是二者合作的基础和目标。
(三)制定全面、系统的公允价值计量准则
2006年9月，美国财务会计委员会(FASB)正式了财务会计准则公告第157号《公允价值计量》(FairValueMeasurements)，FASB对该公告的原因做了如下阐述：“在本准则之前，公认会计原则中已有公允价值的不同定义以及应用这些定义的有限指南，但这些指南分散于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诸多公告中。指南之间的差异导致了不一致，这些不一致又增加了公认会计原则的复杂性。FASB决定在本准则中考虑这些问题。”该公告主要解决了三个重大问题：公允价值的定义、用于计量公允价值的方法以及有关公允价值计量的披露。当前我国有关公允价值的规定情况与NO.157号前美国的情况基本类似，这三个问题也是目前我国企业会计实务中面临的问题。既然美国已经研究并很好地处理了该问题，那么我国也应该积极借鉴美国制定公允价值专项准则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尽快制定《公允价值计量准则》及其应用指南，以便务实地规范指导公允价值的运用。
【参考文献】
[1]孙丽影，杜兴强.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管制安排[J].会计研究，2008(11).
[关键词]金融危机；公允价值；会计信息
一、金融危机引发会计计量问题的争论
公允价值的使用受到质疑的导火索为2008年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随着以美国雷曼兄弟集团为代表的一大批投资银行的倒闭，欧洲、亚洲股市普跌，数十家商业银行出现挤兑狂潮，金融危机变为金融海啸，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经济形势愈加严峻。
有人将会计的公允价值运用视为这次金融危机的元凶。他们认为，公允价值的使用是市场非理性恐慌情绪蔓延的催化剂。在此次金融海啸中，直接受牵连的大多为金融企业，它们买入大量次级债等金融资产，这些买入的债券与股票价格大幅度下跌导致其资产缩水。为了维持企业正常经营和正常周转，急需大量资金来激活资产的流动性，公司财务状况危急。而在报表的披露中还需对资产提取减值准备。这样一来，丧失信心的投资者大量抛售这些公司的股票和债券，使得金融资产进一步下跌，公司又要计提更多的减值准备。如此不断地计提减值准备就会使企业陷入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
根据以上推理，会计信息在金融企业中扮演的角色饱受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金融业是一个高财务杠杆的行业，其会计信息的披露具有其特殊性，因而保持会计信息的谨慎性尤为重要。金融企业不像一般制造性企业生产出实实在在的产品用于销售。其实质是在为筹资者和投资者之间提供进货币、金融资产等在跨期跨区配置服务的过程中赚取一定的服务费。当然，有些金融企业本身也是投资者和筹资者。由于金融企业的资产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它们会随着汇率、利率、全球市场情况等诸多因素发生变化，其经营风险也会比一般工商企业高得多，发生坏账、减值损失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因此。金融企业的会计人员在工作中需要保持比一般企业更加谨慎的职业判断，绝不能因为要粉饰企业报表而过度乐观地估计现实，出现资产该计提的坏账准备没计提或计提量过少、负债和费用被低估的情况。而且，由于金融资产的估价更加困难，绝对的客观不易做到。在金融企业中，其资产项目多为可供出售性不动产、自营证券等金融资产，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这些资产均要求按公允价值计价。这些资产在估值时需要会计人员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和相关的估价知识。也就是说。公允价值的计量中掺加了过多难以分辨准确度的主观信息。让人怀疑一份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的报表能不能真实地反映出企业的财务状况。
而会计界普遍认为，公允价值仅仅是一个公允、中立的计量工具，它不能也不应该为此次金融危机买单。公允价值捕获了市场波动，反映出了企业资产因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程度和相应的风险程度，是公司动态周期性报告的一个有益功能。其恰恰完成了反映真实、透明情况的任务。若因此次金融危机而彻底停止使用公允价值，无异于掩耳盗铃，报表使用人无法及时获悉企业资产的变化情况，会对市场情况和流动性情况做出过于乐观的估计。从而做出错误的决策。金融危机不仅不会因此而有任何好转，更会造成更大范围和程度上的损失。因此并不能因为公允价值的信息是所有人不愿见到的而否定其意义。诚然。会计信息只有在保证既相关又可靠的情况下才是真正对财务信息使用人有意义的信息，但是由于可靠性与相关性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性，可靠性与相关性的平衡问题就成了会计界永恒的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下，会计信息是对过去已发生的交易、事项或情况的描述，从而给予可靠性较高的重视。而公允价值计量模式却更重视信息的相关性，可看作是目前会计界在两者之间找到的最完美的平衡点。
二、公允价值运用的现实缺陷
公允价值的引入本身是为了反映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然而，透过这次金融海啸，可以看出其缺陷也是不容忽视的。它的使用很容易带来所谓的会计风险(accountingrisk)，即会计调整不是由于经济活动而是因公允价值的变动而产生。在现有市场及配套的财务披露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允价值的使用恰恰使投资者与分析师更加迷惑了。具体来看。其缺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价值计量本身角度而言
有时并不存在一个有形或无形的充分竞争市场以供交易，所以真正公平的交易不能实现。自然，真正公允的价值也就无从得到。例如。我们在菜市场买白菜，由于基本上每一个蔬菜摊位都卖白菜且白菜的质量都相差不多，由此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便出现了，若其他蔬菜摊都卖两角钱一斤白菜，而只有一家菜摊倚仗自己在菜市场入口的优势把价钱定在三角钱一斤，买家就会多走两步去下一家买价钱更加公道的白菜，久而久之，靠近入口的那家菜摊因为没有买主也只能把自己的价钱降到平均水平，这就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的好处。然而，现实中在涉及到巨额款项的买卖中，不可能把所有有购买能力的买家和有销售能力的卖家都集合到一起来进行交易，更有濒临破产的企业由于急于出售以便偿还负债而处于谈判的劣势，任财大气粗的收购方宰割，“自愿”的条件无法被满足，公平交易就难以实现。既然完全竞争的市场不能出现，那么在公允价值定义中双方交易的“公平”便不能保证，交易价值能否真正“公允”就被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二)从会计信息的提供者角度而言
公允价值的使用给了管理层“自由发挥”的操纵空间。以由现金流折现而计算出的公允价值为例，资本成本、市场利率、预期收益率等等设定的参数均会影响最后的计算结果，而这些参数均为会计人员根据公司具体经营融资情况、当前市场经济景气与否、参考同行业其他企业的数据而得出，因而主观性较大。再加上有些公司管理层为了拿到高额薪酬而刻意粉饰财务报表，对会计人员施加一定的压力，会计信息由于受到财会人员自身专业素质、胜任能力与职业操守、道德过关与否的双重考验，其真实性与客观性就更加难以琢磨了。如图1所示，最后披露于年报中的调整后净利的真实性与合理性是十分值得怀疑与推敲的。实际上，未实现损益的估计数则把所谓的估值风险引入了会计风险中。从荷兰电信行业巨头KPN的例子可以看出，公允价值的使用甚至能帮助在技术上破产(technicallyinsol-vent)的公司渡过难关。该公司2000年末的资产负债表上记录了285亿欧元的商誉，而所有者权益却只有130欧元。如果不看用公允价值法计价的商誉，KPN已经资不抵债，沦为破产企业。就股票市场来说，逐日盯市制度(MARKTOMARKET)使得管理层在不违反任何法律、会计规范的情况下随意操纵公司的资产，洗大澡的
行为更加容易实现，浮盈浮亏的情况也就容易发生了。而浮盈可为公司高管带来高薪，为管理层谋取私利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公众质疑在雷曼兄弟破产后，两名被解雇的高管人员得到1820万美元的“特殊薪酬”了。
下面的数据分析可以展示公允价值的变动对于公司披露的利润表中净利润的影响。表1为Brandnew公司的公司利润在为实现资本损益调整前后的变化情况(调整后净利为未实现资本损益调整前的净利与未实现资本损益之和)。
从表1可看出，未实现损益每年变化极大，全距达到了14657。调整前的净利与未实现资本损益可谓产生了极好的“默契”。两者的符号恰恰相反，使得加总后的调整后净利都是净盈利，且每年变化不大。
从图1可直接看出调整前后经历的变化。实线为调整后的净利，其较虚线平稳得多。正是未实现的资本损益掩盖了原本几乎成“W”型的起伏巨大的利润。公司管理层完全可以通过看似符合公认会计准则的做法，根据公司运营情况。调高或调低未实现资本损益来达到操纵利润的目的。若投资者按最终披露出的即调整后的净利来决策，得出公司在4年利润比较稳定的结论，极易做出错误的判断。
(三)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角度而言
公允价值所提供的某些信息对财务报表使用人尤其是债权人与投资者来说意义不大，有时甚至会给会计信息的使用人带来诸多不便。对于银行来说，财务报表是对申请贷款的企业进行信用评级、判断是否给对企业贷款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由于市场利率变动导致的账面上长期债券市场价值变动的披露可以说是赘余的信息，因为这些只是纯粹账面价值的变动，对未来到期日投资者能收回的实际金额没有影响，进而无法客观反映出该企业的现实盈利能力与资产状况。对于投资者来说，公允价值的使用削弱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不仅每个公司采用的估值模型不一样，即使使用的是同一个估值模型，但是模型中的变量都是由各公司的会计人员结合本公司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因而具有极大的个别性，加大了信息不对称性。给投资者将目标企业与同行业平均指标和其竞争者进行比较带来了困难。
(四)从会计信息的审计者角度而言
公允价值的使用也给注册审计师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在传统的审计工作中，审计师大多是以可追溯查询的书面审计证据为基础，发表客户财报有无重大错报的审计意见。公允价值的使用带来的操纵利润的可能性使得审计风险加大，且有些公允价值的取得无法形成书面的证据，有直接证明力的证据较少，审计师需要获得业务发生时的相关金融利率、银行利率、外汇利率和企业历史数据等信息，通过自己的职业判断来确定审计中准确性的目标是否达到，有时还需要把权威的资产估价师纳入审计队伍，降低了整个审计工作的效率和效果。
三、如何完善公允价值体系
上述讨论并不意味着公允价值计价法有百害而无一益，正如德勤菲利普所说，“公允价值只是把情况表现出来。市场波动的影响被公允价值准则所捕获，但次贷危机并不是由它而引起的”。本次金融危机只是让我们认识到目前的公允价值并不是会计计量基础中的“万灵药”，未经过完善的公允价值体系能够完全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尤其是金融工具价值)的想法也是过于片面的。
但不可否认，公允价值概念的引用确实是会计界一个极大的进步，国际会计准则推崇公允价值计价法的本意是认为公允价值能够推进会计信息的透明化、公开化，确保投资者做出决策的基础——会计报表足够可靠。它意味着会计师的职业从一个单纯的记录者向分析记录者的角色转换，引入了财务——经济观(financial-eco-nomicview)，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价值沟壑”(valuationgap)。而公允价值所带来的动态性信息理念也绝对是会计界的创新。然而如何让公允价值真正达到报表使用人对它的期望呢?笔者认为，完善公允价值体系势在必行。正因如此，美国证监会在2008年12月30日向国会提交的一份长达211页的报告(SECReporttoCongressOnMark-toMarketAc-counting)中，提出了包括重新考虑减值会计处理、制定新的有关在非活跃市场中确定公允价值的指南等8项改进建议来提升财务报表的透明度与真实性。
由于一个体系的建立与完善需要政府监管部门、会计准则制定方、公司企业、社会公众的共同支持与合力研究，是一项任务艰巨且工作量巨大的工程。笔者在此仅作浅谈，以起抛砖引玉之效。
(一)从其他会计制度方面
应当加快在其他会计制度的建设方面的研究，以弥补公允价值的缺陷。就像权责发生制有现金流量表作为补充，公允价值体系也应该有其他的信息披露方式作为辅助。例如，当今会计制度制定的前沿专家们提出了制定一个绩效表(performancestatement)的设想，所有公允价值的变化以及公司高管的薪水都将在此绩效表中给予详细的列报。相信此设想一旦成真，必会给投资者、政府监管部门、公共审计师及公司董事会带来极大的便利。
(二)从政府监管方面
目前的现实市场环境亟待健全。一个完善、公开、透明、有效的资产信息价格体系不仅能够降低会计人员在公允价值估计中带来的便利，降低估值的主观性，也适当地削弱了信息不对称性，给财务报表使用人利用其他可供参考的资料综合分析某一公司业绩提供了方便。同时，政府和监管机构还应该尽快填补法律法规在公允价值使用方面的空白。对于公允价值变动情况披露不详细、不适当的公司，对相关人员给予行政、民事处罚，必要时给予刑事上的处罚。
(三)从会计人员教育方面
财务报表的准备工作由会计师独立完成越来越困难，估值方面的专业人才的协助变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对会计师的要求也大大提高了。除去日常记账、年终编制报表的知识，一个称职的会计人员还需要有金融工具定价、企业融资、无形资产估值等相关方面的基本知识，以确保会计信息的客观、可信。这同时意味着应该在会计人员的职业培养教学教程中设置更多的课程。
四、我们的现实选择：可靠性与相关性的权衡
如同国家的金融政策在不同的经济时期有不同的导向，笔者认为，会计政策在不会给财务信息使用人带来困惑的前提下，在不同的经济环境条件下也应有不同的侧重点。
(一)在经济运行较平稳的时候，用公允价值计量资产时应该偏重于相关性
一、运用公允价值的必要性
经济环境的快速变化和大量新业务、新产品的出现对传统会计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新会计准则中财务会计目标的变化(由单一的受托责任观转向决策有用观与受托责任观同时并存)、贯穿会计准则的核算理念的变化(由收入费用观转向资产负债表观)以及我国会计准则的发展趋势变化(与国际会计准则实现实质性趋同)导致会计的计量模式必然也要发生变化(由以历史成本计量为主体的单一会计计量模式转向历史成本计量和公允价值计量并存的计量模式)。而基于市场对资产价值认定的公允价值再次大范围地在具体会计准则中加以运用,将在增强会计报告信息可比性和相关性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协同发展。
二、公允价值在非金融资产中的运用
我国会计准则对非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规定分散在不同的具体准则中。38项具体会计准则中,直接涉及公允价值的非金融资产的具体准则包括:3号投资性房地产、5号生物资产、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12号债务重组、16号政府补助、21号租赁和20号企业合并中的非共同控制下的企业合并等,这些准则均谨慎地采用了公允价值计量,即在允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限制。
投资性房地产准则规定,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时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公允价值模式:一是投资性房地产所在地有活跃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二是企业能够从房地产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投资性房地产的公允价值作出科学合理的估计。
生物资产准则规定,生物资产在有确凿证据表明其公允价值能够持续可靠取得的,允许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但应当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生物资产有活跃的交易市场;二是能够从交易市场上取得同类或类似生物资产的市场价格及其他相关信息,从而对生物资产的公允价值作出科学合理的估计。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规定,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应当以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成本:一是该项交换具有商业实质;二是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地计量。
债务重组准则规定,债务重组除现金资产清偿债务方式外,其它清偿方式下非金融资产的计值均采用公允价值计价: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以其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不存在活跃市场但与其类似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应当以类似资产的市场价格为基础确定其公允价值;在上述两种情况下仍不能确定非现金资产公允价值的,应当采用估值技术等合理的方法确定其公允价值。
政府补助准则规定,政府补助为非货币性资产的,应当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企业合并准则规定,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采用购买法核算,按照公允价值计量所得的资产和负债以及作为对价支付的资产、发生或承担的负债。
租赁准则规定,承租方在租赁期开始日对租入资产计量采用该资产公允价值与最低租赁付款额现值两者中较低者。
三、运用公允价值计量存在的问题
(一)确认环节存在的问题
非金融资产的计量是否能够采用公允价值,首先应判断是否符合各项资产运用公允价值的条件。因此,公允价值的运用是基于主观判断的定性因素先于具有量化标准的定量因素,从而使公允价值的确认显得尤为重要。
从非金融资产运用公允价值的现状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的会计准则中对非金融资产采用公允价值确认的相关规定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确认的条件规定比较散乱,缺乏一致性,如租赁准则中只写了采用公允价值计量,但在什么条件下采用没有加以规范;二是确认条件和计量基础混为一谈,如投资性房地产、生物资产、政府补助和债务重组等4项准则中,对于确认的要求实际上更倾向于计量基础的要求。
(二)计量环节存在的问题
计量是公允价值运用的核心问题,它既体现着公允价值的实质,又决定了公允价值运用的效果。我国公允价值在非金融资产计量时仍借鉴了国际会计准则的层级划分,将公允价值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存在活跃市场,市价即为其公允价值,此层级取得的公允价值是最客观的;第二层次,不存在活跃市场但存在类似活跃市场,比照相关类似资产的市价决定,此层次虽然存在同类交易的活跃市场,但是如何调整到计量对象的价值具有主观性;第三层次,不存在前两种情况的市场,此层次不存在交易的活跃市场,需要通过估价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在三个层次规定中,对于“活跃市场”、“类似活跃市场”没有明确的确认条件,增加了实务中判断的模糊度。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非金融资产存在活跃市场的情况不多,更多的是后两种情况,实务中需要对非金融资产根据类似资产进行调整或采用估值技术。由于非金融资产之间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在对这些差异进行调整时,不可避免地受到经济环境、金融环境、市场交易环境及主体动机等众多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公允价值的可靠性;而采用估值技术在实务中操作难度最大:一是实务中对非金融资产的估值还没有代表性或通用的模型,往往更多采用现值的计算模型,模型参数确定的准确性、合理性将直接影响公允价值应用的效果;二是在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中公允价值计量标准的规定各不相同,计量时涉及的多项参数没有任何指导信息,缺乏统一的规范,操作性不强,从而导致公允价值计量结果的随意性和多样性。
(三)披露环节存在的问题
公允价值在确认和计量环节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公允价值本身的主观性导致公允价值的附加信息披露是非常必要的。但在我国具体会计准则中对于涉及公允价值披露的内容可以说少之又少。生物资产准则、政府补助准则和租赁准则的披露内容没有涉及公允价值的任何信息,而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也只要求披露公允价值,披露要求最多的是投资性房地产准则、债务重组准则和企业合并准则,但也仅限于披露公允价值确定的依据和方法,以及公允价值变动对损益的影响。
可见,虽然具体准则中规定了对公允价值披露的信息,但信息使用者仅根据这些简单的披露信息难以正确理解和利用会计信息,公允价值信息披露的广度和深入都远远不够。
四、建议与展望
一、引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源是美国等国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失衡导致资产泡沫扩大，风险蔓延和经济失控。经济能否健康发展，风险能否可控，其关键之一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定价机制[1]。
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机制是关于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的原理、结构、关系和功能构成的系统。研究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计量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综述
金融资产是持有方拥有的一切可以在有组织的金融市场上进行交易、具有现实价格和未来估价的，证明债权债务关系的合法凭证。
公允价值是在计量当天，市场参与者在有序交易中出售资产收到的价格或转移资产付出的价格(fas157par.5)。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不是由特定主体确定的定价;公允价值是由假想交易(现行交易价格的非实际价格)形成的估计价格[2]。
自1952年马科维茨（markowitz）提出资产组合理论（mpt），资产计量研究便拉开序幕。有代表性的研究有： 1970年,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提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1973年, robertmerton建立了资产期权定价公式。1976年，ross得出：资产的预期收益可表示为多个宏观经济因素的“线性组合”。1979年，布理登（breeden）建立了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capm）。1994年，shefrin提出行为资产定价模型（bapm）。2007年，peter提出了动态异质模型[3]。2008年，hull给出确定金融衍生产品价格的方法[4]。
在国内，陆静，唐小我( 2006) 构造了基于流动性风险的多因素定价模型( la- capm) [5]；孙有发(2007)提出了随机波动定价模型[6]；易荣华, 李必静 (2010)从四类定价因素入手分析股票定价模式[7]。
在上述研究中，人们囿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模型与方法，而对其定价原理、结构和影响因素研究不够，迄今未发现有一个完整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体系，即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
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
（一）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定价原理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原理不可能凭空产生，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发展的演变过程昭示了：金融产品“源自”实体产品，因此，金融资产定价与实体产品定价同源，所以，同理。根据公允价值的定义，公允价值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定价，市场由“看不见的手”左右，所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应遵循“供求定价”原理。
从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的现实基础角度看，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纯粹的计划经济，即使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事实上，都是一个市场多一点还是计划多一点的问题。从现实上看，目前“市场多一点”成为不争的现实。基于这一认识，金融资产定价应以市场为基础，遵循“供求定价”原理。公允价值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同类资产的脱手 “市场价格”。如果市场上的同一项资产在第一对交易主体之间达成一个价格（最高价），在第二对交易主体之间达成另一个价格（最低价），那么，在第三对交易双方信息对称的情况下，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成交价格不会是最高价，也不会是最低价，应该是中位价，而中位表示的是平均的理念。因此，参照同类资产定价可以理解为以同类金融资产的平均价作为这类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我们来论证一下上述“平均理念”，第一，在经典的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先生的capm模型中，资产期望收益率实际上也是一个平均数，因为在概率论中，期望本身就是均值。第二，既然公允价值作为由假想交易形成的估计价格，当然是需要点估计的，而最一般的点估计就是认为总体平均数约等于样本平均数，这样，这个估计价格同样是平均数。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投资者的情绪波动大、行为显著地从众，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变得更加有限。此时，“救市”成为政府“该出手时就出手”的必然选择，政府通过干预供应和需求对公允价值计量进行“制度安排”。
但是，根据公允价值的定义，公允价值不是由特定主体确定的价格，当然也不是由政府确定的价格，由政府的“制度安排”得出的“干预价格”同样不能作为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而只能是对市场价格的“调整”，这仍然离不开以市场这一基础。总之，金融资产定价遵循“供求定价”原理。
（二）结构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应该是个什么样的结构？众所周知，价格是价值的表现，通过研究金融资产价格的结构就能够了解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结构。亚当·斯密 认为“利己心和竞争的作用使产品的价格和成本不会相差太大”[8]，这意味着价格与成本之差存在，这个差数实际上是毛利润。虽然在亚当·斯密时代，还没有出现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问题。但是，我们根据上述商品价格和成本的关系，可以推理出：商品价格的基本结构是：成本+毛利，从而，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基本结构也是“成本+利润”。
（三）影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主要因素
“看不见的手”决定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这在上面已述。除此之外，影响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主要因素有：
1.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会计准则虽然已有三个层次定价法，但在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的定价，其定价方法有待经过实践检验并进一步修订；在第三个定价层次上，企业有了较大的定价“自由空间”，由此容易产生金融资产“泡沫”，从而影响到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具体来说，由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有待完善等原因，当企业有定价权时，管理层通常会选择有利于完成公司受托责任的定价策略，以达到既定的目标；当管理者面临政治影响时，出于降低政治成本的需要，通常会选择低政治成本的定价方案；企业为了自身利益，在有机会时，通常会充分利用外部性，尽可能地选择利润最大的定价方案。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企业有可能面临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等，这些无不影响到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2.投资者行为
投资者信心波动、投资者心理上的赢利期望、投资者的从众行为，这些都会使交易中的金融资产价格随之发生波动，投资者的情绪波动越大，金融资产价格波动越大。当数量巨大的投资者普遍具有从众行为时，金融资产交易价格会表现出相应的“集中趋势”，导致金融资产价格的大起大落，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也会非理性地“船随浆动”。
3.估价模型与计量方法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选择什么样的估价模型就得到什么样的估价，采取什么样的计量方法就会得到什么样的金融资产价格。由于估价模型确定欠妥或计量方法选择不当，会使得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和公允相去甚远。
4.利率和汇率变动
利率和汇率调整是金融管理的弑手锏之一。由于公允价值是一个折现值，根据未来收益折现来计算，现值直接受到资本市场上的利率大小和外汇市场上的汇率高低影响，通过直接影响现值，间接影响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5.社会与人心稳定
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执政理念下，政府为了保障社会与人心稳定，会采取一些非市场的办法，对金融资产定价格进行间接或直接的干预，比如，直接提供某些金融产品，此时的金融资产价格是政府的“维稳价格”而不是公允价值。
6.金融、经济与法律制度
市场价格机制在国家的金融经济法律制度框架内，按照其自身的规律来运行，但是，市场价格机制并非万能。因此，政府有时必须对金融资产实行“价格规制”。在政府对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进行调控的过程中，应把政府及其官员的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如果法制不健全，寻租活动屡禁不止，就会破坏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机制运行的环境，从而影响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
（四）功能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的功能就是保障金融资产价值的公允。通过“刨掉”金融资产的泡沫，促进金融资产交易的有序和公平，为利益相关者提供可靠并且相关的公允价值会计信息，有助于管理与决策，提高经济主体抗风险能力，促进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
第一，依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定价原理和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使会计人员处理公允价值会计业务时有理有据，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保障公允价值会计的“信息质量”。
第二，通过为投资者、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提供金融资产公允价值会计信息，为利益相关者决策提供支撑，有助于发挥公允价值会计的“决策支持”功能。
第三，依靠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特别是对虚拟资产计量的规制，可以“刨掉”虚拟资产的“泡沫”，保障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有利于平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结构关系，提高经济主体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
第四，通过发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的市场价格功能，实现资本市场中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提高金融资产效率。
四、完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的对策与建议
（一）紧紧抓住“刨掉金融资产泡沫”这个“牛鼻子”
金融危机的问题出在哪里？实际上出在“泡沫”上，“泡沫”又来自何方？主要来源于“虚拟资产”上面。“虚拟资产”是企业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在企业持续经营的条件下，将企业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或损失列作待摊、递延等“虚拟资产”项目，之后在持续经营期间按一定方法分期摊销转作费用时，抵减该期间的利润，并相应抵减应交的所得税，有的企业利用虚拟资产账户作为“蓄水池”，不及时确认、少摊或不摊销已经发生的费用和损失，粉饰会计报表，虚盈实亏、假盈真亏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某上市公司，三年以上账龄的应收账款净额巨大，债务人被清盘，公司存货净额、其他长期应收款、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巨大，公司净资产为负值。
“刨掉”金融资产泡沫是拉牛出泥潭的“牛鼻子”，抓住了这个“牛鼻子”，牛出泥潭就没问题了。因此，一方面要完善公允价值会计准则，修订公允价值计量方法；另一方面，要加强会计人员的公允价值会计业务技能培训，提高会计人员处理公允价值会计业务的能力，强制进行“虚拟资产”的内外部审计，严查应收账款净额，存货净额、其他长期应收款、待摊费用、长期待摊费用、待处理流动资产净损失等项目，挤掉水分。
（二）完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
提高中小股东进入监事会的比例，通过协调，发挥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功能。推行合理的信息公开制度，以消除信息不对称现象，从源头上治理管理层可能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完善管理层受托责任绩效评价体系，专门制定针对虚拟资产审计的责任目标，建立健全对管理层的约束与激励机制，对不正当利用虚拟资产或增加资产泡沫的行为进行约束，对在抗风险方面取得成效的管理层进行奖励。
（三）着力对治负的外部性
对治负的外部性的办法是“堵和导”两种办法。“堵”是使企业打消利用负外部性获利的成本远远大于收益，使企业知损而后退，具体可通过在金融监管条例中增加对虚拟资产运用的一些限制性条件和产生虚拟资产泡沫时经济处罚条款。“导”是采取金融政策，将企业负外部性导向正的外部性，具体来说就是对具有正的外部性的企业给予政策上的优惠。
为了对治企业负的外部性，可以适度引入金融业竞争机制，打破垄断局面，形成有利消减负的外部性的局面，从而消解负外部性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影响。
（四）善用利率杠杆
“给一个杠杆，可以撬动整个地球。” 利率调节是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机制控制中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到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大小。 金融资产公允价值本质上是一个未来现金净流量的现值，决定这个现值大小的主要就是折现率，通过调整利率可以直接影响折现率，通过折现率影响计算结果，从而实现对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调控。从宏观层面上说，如果市场上资产泡沫膨胀，那么可以通过调高利率、紧缩银根对流通中货币规模实施控制，比如说“次贷”量的总量控制，总量控制住了，起一点泡沫也成不了金融危机。
（五）形成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的协调机制
以“刨掉”金融资产泡沫为主线，把会计准则制定机构、金融证券监管委员、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委员会、会计学会、物价局和企业行业委员会联系起来，由金融证券监管委员牵头，开展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协作调研，通过职责分工明确的分项治理和有序协作综合治理，最终形成较为完善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计量协调管理机制，发挥其去泡沫、控风险、保经济和惠民生的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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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陆静,唐小我.基于流动性风险的多因素定价模型及其实证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2006,(14).
中国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中，非风险性资产（手持现金、储蓄存款和国债）所占比重超过了80%，风险性资产（股票、保险、基金等）不超过20%。另一方面，全国范围内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呈现差异化发展，城乡差异、地区差异、贫富差异明显，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形成了典型的中国特色，即城镇家庭金融参与度高，农村参与度低，东部沿海地区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及收益明显多于中西部地区，富裕人群积极参与金融市场追求家庭金融资产收益最大化，贫困人群家庭金融资产总量水平低下。
一、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优化的目标
宏观目标：拉动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中国是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由此产生的内需不足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建立合理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渠道，完善资本市场运营，鼓励家庭闲置资本通过资本市场投资于经济建设，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很大的拉动作用。微观目标：保护投资者利益，实现家庭金融资产增值。国农村居民和贫困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是出于积累性动机，所以这一群体都偏向于储蓄等无风险资产的投资，通过获得稳定的利息收入来积累财富，具有较强的风险厌恶特征。而大部分城镇居民及富裕人群则相对倾向于股票、债券、保险储备金等风险资产吗，通过承受高风险而获取高投资收益，以实现资产价值保值和增值，是典型的出于预防性动机。
二、中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优化的实施原则
（1）市场化与政策化兼顾原则。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首先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但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是，经济面临高膨胀的压力，尽管央行多次上调银行基准利率，还是不可避免的进入“负利率时代”。由此产生银行储蓄存款的萎缩，居民消费支出增加，家庭实际财富贬值。在市场不能合理调节资产价格的时候，必须发挥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使这只“看得见的手”合理调节市场失灵的漏洞，以实现家庭金融资产的优化配置。
（2）收益与风险共存原则。家庭投资者在将家庭金融资产进行配置的时候，首先考虑的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收益，另一个是风险。根据前文的分析，我国广大农村居民或者较贫困居民均是高风险厌恶型投资者，他们将绝大部分家庭闲置资金存入银行作为资本积累，并获取稳定的利息收入，在进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时，应该更多鼓励这部分人群逐步参与到较高风险资产的投资上去，坚持收益与风险并重的原则，拉动投资增长。而对于高收入人群，在拥有较高储蓄率的同时，也热衷于风险资产的投资，所以应该引导这部分居民合理规划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建立资产配置组合，在追求高投资回报率的同时注重规避风险。
（3）差异化原则。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城乡”二元制。经济结构显著，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已经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之一。在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上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层差异，具体表现在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贫富差异上。不同特征的家庭具有不同的金融资产配置结构，所以在实施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策略时须坚持差异化原则，从不同收入水平的“不同地区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制定详细的优化策略，针对不同需求建立不同的资产配置方案，以实现微观家庭的资产的收益最大化。
三、中国家庭金融配置的优化路径
参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优化的主体主要有国家政府、金融机构和家庭。这三者在资本市场上是相互依赖、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主体，虽然各自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但是不能孤立任何一个主体而进行家庭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优化。所以，家庭金融资产的优化路径是以政府、金融机构和家庭这三个重要主体而建立的。如图1，在路径①上，国家政府在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路径中发挥着重要的调控与引导作用：一方面要努力推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从多方面规范金融机构的运营，促进资本高效率运作，打击非法交易，保护投资者利益。在路径②上，各金融机构作为提供金融服务的中介，也是链接家庭投资者与资金需求者的中坚力量。如何更多地吸引家庭金融资产参与到生产者的融资活动中，并合理合法地实现家庭金融资产收益最大化，是金融机构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面对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还不尽科学、不尽完善的现实，金融机构要努力推进金融创新的发展，实现金融产品的差异化发展，满足不同特征客户群体的需求。在路径③上，要针对微观家庭个体实施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利用财政政策工具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丰富家庭金融资产总量。
图1 ；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优化路径图
四、相关政策建议
（1）规范发展资本市场。 针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路径①，国家政府要规范发展资本市场。加大资本市场改革力度，不断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资本市场结构，规范资本市场运行秩序，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这样才能使资本市场真正成为广大家庭乐于投资的平台。
（2）鼓励金融工具创新。 针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优化路径②，要鼓励金融工具创新，中国的金融业还很不成熟，金融产品的种类还不够丰富，而目前中国家庭的金融需求正在逐步走向多样化和个性化。为了满足这些新的金融需求，金融机构必须整合组织体系和业务流程，通过金融产品的创新来吸引家庭闲余资金。
【关键词】金融知识 投资经验 家庭资产
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家庭金融的相关信息，而随着金融市场的变化，金融产品也逐渐多样多化，这些金融产品产生的资金利益促使家庭大量的投入到金融市场当中，现如今家庭需要理性的投资，对资产的配置实行最优化的处理。
一、家庭金融资产的概念
家庭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而家庭金融资产就是特指家庭实际控制的经济资源，这一经济资源可以为家庭带来现金和维持基本的生活生产活动，为家庭的投资消费做出保障，这一经济资源主要是以货币进行计量的。
现今的家庭资产可以具体划分为实物的资产以及金融性质的资产，家庭所拥有的房屋以及土地，还有车辆等其他具有价值的用品都在实物资产之列，而家庭的金融资产具体指的就是权益类和债券类的资产，这是家庭应用消费之后产生的剩余资金得来的，家庭金融资产受宏观经济水平的影响，而家庭金融资产整体上会影响国家的金融发展状态，家庭资产也逐渐具有流动性和收益性，中国的家庭金融资产主要包括外币、现金和储蓄存款等。
二、家庭金融资产的特征
自从我国实施改革开放的举措以来，我国的国民经济处于迅猛的发展状态，市场晋级也处于不断的转变当中，随着家庭财富的增加，家庭财富的储蓄也正在逐渐的增加，家庭进入金融市场的步伐也就随之加快，而家庭金融资产也具有自己的特点。
（一）总量不断上升
我国的金融资产的总量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不断的增加，于三十年间已经增长了千倍，经济分配收入的改革促进经济的增长，家庭经济也随之增长，家庭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现如今，家庭的金融资产已经越来越多，国家政策的调整使得收入分配合理化，家庭的现金和存款正在大幅度的提升，家庭的风险投资也不断的加大。
（二）绝对值低
家庭的整体收入和财富值会影响到家庭金融资产的总量，但是家庭收入的差距比较大，相应的财富值也会有所差距，收入高的家庭会更多的进行风险投资，资金的流动性也就相应的增大，随着金融总量的上升速度的加大就需要金融机构的介入，金融机构对金融的投资知识掌握的更加的多，同时拥有比较丰富的经验，能够帮助家庭获取更多的利益，金融市场的繁荣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以增加资金总量的上升绝对值。
（三）风险资产增加
我国金融市场正处于不断的完善的阶段，金融产品也是日新月异，金融市场为家庭提供了更多的金融资产形式的选择，可以为家庭提供风险资产，而家庭收入的增加也会促使家庭更多的选择将资产投入到风险市场当中，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为家庭金融资产提供更加完善的保护措施，家庭对风险投资的资产投入的力度也逐渐的加大。
三、金融知识和投资经验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
（一）金融知识对金融市场的影响
通过调查和研究可以发现，家庭当中有从事金融工作的人对参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性比较大，金融行业的家庭会更多的选择家庭金融资产的投资，从另一方面来讲，金融知识对金融市场有绝对的影响，金融知识掌握的丰厚的家庭参加到金融市场的概率就比较大。家庭财富的增加也会影响到家庭积极的投入到金融市场中来。
从教育程度上考量，高等教育的人的思想普遍较为理性，对金融投资的兴趣不大，也很少受到其他人的影响，从城市家庭上考虑，金融知识仍旧起着绝对性的作用，家庭的资产和收入对金融市场起着正向的影响。
（二）金融知识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
近年来，风险资产占据的金融资产的比重逐年加大，从调查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对金融知识掌握的程度较多的家庭会更多的选择风险投资，家庭的净资产以及收入对风险占比的影响也是正向的。随着年龄的增加，风险投资的比例呈现出先增加然后下落的趋势，位于六十五岁以上年龄段的人们对家庭资产的投资没有较大的影响，从受教育的程度分析，学历越高的家庭会相应的增加风险投资，也就是其掌握的金融知识影响着家庭资产的选择，而人均GDP对家庭资产的选择有着正向的影响。
城市家庭的生活成本较高，家庭要支付房子等固定资产的费用，在子女的教育当中也会投入大量的资金，相应的也会更多的选择风险投资以增加自己的资金收入，金融知识可以帮助家庭更好的分析风险资本的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家庭增强风险的投入能力和相应的承受能力。
（三）投资经验对家庭资产选择的影响
投Y经验对家庭资产的选择有着重大的影响，从调查中可以发现，投资经验能够提高家庭风险资金的投入，投资经验对于现今的家庭的金融投资比较重要，经验越多就对金融市场的了解越多，相应的金融知识也就掌握的越多，对风险投资的信任程度也就越大，家庭会更多的投入到风险投资当中去，从人均GDP和风险爱好来看，投资的经验对家庭资产的风险投资和股票投资有着正向的影响。
投资经验对于家庭股票资产的影响是显著的，金融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对家庭风险投资的能力有着正向的影响，而投资经验对家庭的高风险资产有着显著的影响，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之所以要选择海外投资，不仅是为了分享全球经济增长及投资海外上市的中国优质企业，亦是为了分散投资组合风险，改善投资绩效。
中国科技网络相关产业中有很多优质企业都选择在中国香港或美国上市，投资者在A股市场反而买不到这些股票，需要经由海外股市来投资本应随着中国经济增长开花结果的企业。
根据2003年1月～2014年3月的上证指数与标普500指数的数据，上证指数与标普500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498。因此，可以利用美国股票投资与中国国内股票投资构建一个很好的投资组合。
目前中国境内居民参与境外市场投资的主要途径有2种：直接到香港地区等境外市场开户或通过境内一些证券营业部和银行间接开户；通过QDII金融产品间接投资海外市场。
在香港地区，投资基金主要有4种途径：基金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及独立理财顾问公司。投资者可以选择直接到基金公司开户，也可以通过银行、保险和理财顾问公司间接开立基金账户。目前内地一些证券公司和银行在香港地区都设有分支机构。因此，投资者也可以选择这些证券公司或者银行，代为开立相关的基金投资账户。如果不是已经留存在境外的资金，汇出投资金额时仍受到每年每人5万美元汇出款的限制。
随着美国经济复苏，欧洲脱离欧债危机泥沼，欧美股市大幅回升且连创新高，最近2年QDII基金的年报酬率普遍达到10%以上，远高于投资A股的国内股票基金。但是今年以来还是低于欧美股市指数的表现，一方面是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使得以人民币计价的QDII基金涨幅缩水，另一方面国内QDII基金经理人的海外投资经验不足，同类基金的绩效比欧美资深基金经理人差。
选择海外金融产品需要考虑如下因素。
投资区域
海外各区域市场与工具的配置是决定投资绩效的主要因素。近几年海外股市的表现优于债市，股市中成熟市场的表现又优于新兴市场。目前国内的QDII基金表现不如直接投资海外的基金，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这些基金较大的投资比重在中国香港市场，或是有一大部分是投资内地公司在中国香港或美国上市的股票，因此表现和国内股市相关性大，失去以QDII基金分散投资风险的初衷。
投资管理团队
企业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计税基础的确定，与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类似，可比照处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计税基础也为历史成本。因此，在企业持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发生变动时，账面价值与计税基础之间也会存在“暂时性差异”。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是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其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及其变化也应计入所有者权益即“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不构成利润表中的所得税费用。因此，企业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时会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或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应按所得税率计算“递延所得税负债”或“递延所得税资产”。
综上可见，两者的不同点在于前者的变动要影响损益，而后者的变动影响权益。当企业在同―会计期间既存在交易性金融资产又存在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时，跨期计算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一定要分清楚以前期间的所得税资产或所得税负债是交易性金融资产引起的还是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引起的。
二、公允价值变动的税务处理例解
[例]甲公司于2007年12月1日从二级市场上以每股8元购入A股票100000股，甲公司将该投资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2007年12月11日，又从二级市场上以每股10元购入B股票1000000股，甲公司将该投资划分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2007年12月31日，A股票的市价为9元，B股票的市价为10.9元。假定甲公司在2007年实现税前会计利润为150万元。2008年12月1日，甲公司将所持有的A股票以每股10元的价格售出，交易费用略。2008年12月20日，又从二级市场上以每股8.5元购入A股票100000股，甲公司仍将该投资划分为交易性金融资产。2008年12月31日，A股票的市价为9元，B股票的市价为12元，甲公司2008年实现税前会计利润为200万元。(假定该公司适用所得税率为25％，公司不存在其他公允价值变动的情况，且不存在其他影响所得税的事项)。
根据会计准则规定，甲公司的会计处理如下：
(1)2007年12月1日，购入A股票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800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800000
2007年12月11日，购入B股票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成本 1000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1000000
(2)2007年12月31日，根据市价重新计量A股票和B股票的公允价值
其一，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处理：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00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0000
同时，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转入本年利润：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0000
贷：本年利润 100000
确认递延所得税，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上升，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
借：所得税费用 2500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25000
其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处理：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9000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90000
确认递延所得税，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上升，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
借：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22500
贷：递延所得税负债 22500
(3)确认期末的应交所得税
应交所得税=(1500000-100000)×25％=350000(元)
借：所得税费用 3500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350000
从以上的处理可以看出，当企业同时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且两者的公允价值都在上升，两者同时产生递延所得税负债。
(4)2008年12月1日，将A股票售出的会计处理：
借：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1000000
贷：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800000
――公允价值变动 100000
投资收益 100000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100000
贷：投资收益 100000
(5)2008年12月20日，购AA股票的会计处理，企业仍然将该股票确认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成本 850000
贷：其他货币资金――存出投资款 850000
(6)2008年12月31日的处理
其一，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处理：
借：交易性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50000
贷：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0000
同时，将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转人本年利润：
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50000
贷：本年利润 50000
确认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由于交易性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持续上升，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期末递延所得税负债贷方余额=(9-8，5)÷100000×25％=12500(元)。
确认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所得税负债的期初余额为47500元，那么其本期发生额为：12500-47500=-35000(元)。会计分录为：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35000
贷：所得税费用 35000
从该会计分录应该看出本期转回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应为35000元，但实际上只转回了25000元。原因在于确认的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计算错误。我们计算交易性金融资产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时，却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负债的金额纳入计算范围，导致错误结果。如果将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产生的期初递延所得税负债金额剔除，交易性金融资产的递延所得税负债期初余额为25000元，期末余额为12500元，则本期转回的金额为12500元。其会计分录为：
借：递延所得税负债 12500
贷：所得税费用 12500
应交所得税=(2000000+50000)×25％=512500(元)
借：所得税费用 512500
贷：应交税费――应交所得税 512500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当企业既有计入损益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又有计人损益的所得税负债时一定要注意对应关系。如本例中，计人损益的递延所得税转回错误，继而会导致所得税费用的错误，最终导致净利润的计算错误。从这里可以看出，在递延所得税负债科目下需要按产生的不同项目设置明细账，如本例就应设置“递延所得税负债――交易性金融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明细科目。
其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影响下的递延所得税的处理：
借：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12-10.9)×100000] 110000
贷：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110000
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由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持续上升，产生应纳税暂时性差异，确认为递延所得税负债：
公允价值在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既适应了我国日益成熟的金融资本的发展，又实现与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客观需要，为我国金融工具会计核算提供了有利条件。随着我国经济环境的逐步完善和会计从业人员素质的日渐提高，公允价值将会在金融资产中充分发挥自身价值。
二、公允价值的内涵
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交易的前提下，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所确定的价格，或者是无关联的双方买卖一项资产可以成交的价格。公允价值也称为公允价格、公允市价。确定公允价值的方式有：一、对于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者金融本文由收集整理负债公允价值的确定有三种情况，在估值日有市场报价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市场报价来进行公允价值的确定。在估值日没有市场报价并且最近交易日之后经济环境没有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最近交易的市场报价来确定公允价值。如果估值日没有市场报价，并且最近交易日之之后经济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可以依据重大经济环境变化的因素，适当调整市场报价以确定公允价值。二、对于不存在活跃市场的金融资产或者金融负债的公允价值的确定，可以参考相类似的其他金融工具的市场报价，或者参考买卖双方在熟悉情况的前提下进行的最近交易中所使用的价格。三、不符合以上两个条件，并且不存在活跃市场的公允价值确定，可以采用具有可靠性的被以往交易的市场价格验证过且得到市场参与者认同的估值技术。公允价值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的实际价值，在企业清偿债务时使用公允价值计量可以给企业带来需要转移的价值。确立公允价值的前提是公平交易，换言之，是自由的买卖双方在不受各方任何关系的影响，且熟悉情况的基础上商定形成的价格。
三、公允价值在金融资产中的应用
（一）对金融资产的确认
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的确认包括初始确认和终止确认，即金融资产的入账时间。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库存现金、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股权投资以及衍生金融工具形成的资产等等。金融资产的初始确认是指在企业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其中一方时，应当对一项金融资产或金融负债进行确认，比如，企业签订的合同、赊销的商品以及商品发出后是否符合收入确认的原则等。应当对一项应收账款进行确认，银行在获取本金利息的条件下向企业发放贷款，接收贷款的企业就应当被确认为金融短期或长期负债，将发放的贷款确认为一项金融资产，向企业发放贷款的银行则相应地成为金融工具合同的一方。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是指符合《金融资产转移》中规定的终止确认金融资产条件的金融资产转移或者该金融资产的合同权力终止。
（二）对金融资产的计量
公允价值在金融资产计量是指选定的尺度能真实反映出计量对象的内在特征，并将计量对象的内在特征数量化的过程，包括初始计量、后续计量以及在金融资产相关利得或损失处理中的应用，也就是入账价值。使用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对金融资产进行初始计量，并且交易的费用计入到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之中。金融资产的分类与金融资产的后续计量紧密相
关。以公允价值对金融资产进行后续计量，因公允价值的变动形成的利得或损失与套期保值有关。比如：资产负债表日，当账面余额低于用于交易的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公允价值变动（借记本科目），贷记为“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科目；当账面余额高于公允价值时做与之相反的会计分录。
（三）公允价值在金融资产中的优越性
公允价值能够依据金融资产的变化及时、准确地做出调整以反映企业金融资产的真实价值；公允价值具有时效强的特点能够及时、适时地反映出企业的金融资产中潜在的利益和风险，能帮助企业对金融资产进行有效管理；公允价值能够真实地反映出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盈利状况，为管理者做出高质量决策提供有效的财务信息，符合决策的有用观。
（四）公允价值在金融资产应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应对措施
中图分类号：F833/8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2）05—0002—05
一、引言
2009年11月，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B）了《金融工具： 摊余成本和减值（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针对金融资产的摊余成本与减值确认提出了重大修改建议，明确提出了摊余成本计量的目标、原则。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采用了更富有前瞻性的预期损失模型（Expected Loss Model），取代了IFRS 39《金融工具： 确认与计量》中的已发生损失模型（Incurred Loss Model）。此举旨在消除损失确认的“滞后性”和会计信息的“顺周期”效应。另外，为了弥补美国金融危机前的监管漏洞，“巴塞尔协议Ⅲ”进一步强化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要求把流动性风险也纳入监管范畴。因此，寻求建立金融资产预期综合风险价值的动态有效评估模型将有助于会计准则与全面风险管理的有效实施。
综观相关研究，关于市场风险因子与流动性风险因子的集成方法可以归纳为简单加总调整方法、相关系数法、联合分布法与copula连接函数法。尽管数理逻辑严谨，理论经典，但因为计算繁琐及其静态化，联合分布法（如Dimakos和Aas（2004，2007））始终无法成为主流文献研究的首选方法；而使用线性相关系数法需要满足椭圆分布假设条件（Alexander和Pezier，2003）。大多数早期文献研究与业界多使用流动性风险加总调整方法，针对现有的市场风险价值计算模型中隐含假设的局限性，做出相应的扩展，如Hisata和Yamai（2000）把市场流动性水平与投资者交易头寸大小对金融资产变现价值的影响引入风险价值模型；Bangia等（1998）、LeSaout（2001）以不加权买卖价差及加权买卖价差波动的变化反映流动性风险，建立流动性调整的风险价值模型；shamroukh（2001）把最优变现速度作为了流动性风险调整因子；宋逢明等（2004）则是以变现时间作为流动性因子，调整市场风险价值。流动性风险加总调整方法计算比较简单、直观，技术已经成熟[1]；但是它只有在完全相关的条件下才非常准确，另外，流动性需要从市场宽度、市场深度、市场弹性、市场即时性这四个方面综合反映，这些文献都只调整了某个方面的流动性风险。
随着copula连接函数的提出，学者们开始利用copula连接函数集成各种风险因子，通过拟合非正态性、非线性相关性等特征，构建出多个风险因子的联合分布函数，再用以计算相关风险指标，但是因为copula连接函数法涉及到确定风险因子的边缘分布、合理选用copula类型与估计参数以及过多地使用模拟计算，不可避免地导致叠加的模型误差与大量计算，所以，现在还只是处于研究阶段。
与以往文献不同的是，本文利用日内相对波动幅度与变现时间综合反映流动性风险，而且日内相对波动幅度采用了与市场风险价值的置信水平一致的置信区间估计值上限，变现时间融合了交易量冲击与等待时间信息，两个流动性调整分别依据相应的规则，从而对金融资产综合风险价值计算提供比较合理严谨的全方位动态评估模型。二、综合风险价值评估模型的构建原理
（一）市场风险价值评估模型的构建
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 2012年第5期
2012年第5期（总第179期） 王周伟，邬展霞：金融资产综合风险价值动态评估研究
大量的金融实证研究表明，金融工具的收益率序列波动率通常具有集聚性、分布的尖峰、厚尾性 、时变性、杠杆效应和异方差性[2]。金融工具收益率与其波动方差之间通常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且，金融资产收益率分布具有尖峰、厚尾、右偏等特征，因此，对于不同风格股票投资收益与股指期货收益率序列的建模，宜同时采用GARCH基准模型、GARCH—M等对称模型以及TARCH、EGARCH、PARCH等非对称GARCH模型[3]；对于条件方差，适宜用正态分布、学生t分布、广义差分分布GED来拟合单变量时间序列的残差分布[4]，上述5个模型各选用3种分布，共构建15个模型拟合收益率序列，比较选择最优拟合模型，再根据定义推导风险价值计算公式①。GARCH（1，1）— N模型为：
rt=c1hst+εt
εt=ztσt zt～N0，1
σ2t=c2+c3ε2t—1+c4σ2t—1
（1）
利用GARCH（1，1）— N模型计算市场风险价值MVaR的公式为：
MVaRr=Φ—1ασt+c1×hst
（2）
GARCH（1，1）— t模型为：
rt=c1hst+εt
εt=ztσt， zt～tv
σ2t=c2+c3ε2t—1+c4σ2t—1
（3）
利用GARCH（1，1）— t模型计算市场风险价值MVaR的公式为：
MVaRr=t—1v（α）×σt+c1×hst
（4）
GARCH（1，1）—GED模型为：
rt=c1hst+εt
εt=ztσt， zt～GEDv
σ2t=c2+c3ε2t—1+c4σ2t—1
（5）
利用GARCH（1，1）— GED模型计算市场风险价值MVaR的公式为：
MVaRr=GED—1v（α）×σt+c1×hst
（6）（二）流动性风险的度量指标设计
流动性风险是指资产不能按照市场价格立即变现而使变现价格产生的不确定性。它需要从市场价格变化与变现时间两个角度同时反映[5]。为稳健估计市场价格变化，与其他文献不同，本文使用日内价格相对波幅的置信区间估计值上限，这样可以保证与风险价值具有一致的置信水平。日内价格相对波幅的计算公式为：
SWt=PHt—PLtPSt
（7）
其中，SWt表示第t期的日内价格相对波幅，PHt为第t期的最高交易价，PLt为第t期的最低交易价，PSt为第t期的收盘价。在置信水平99%下，日内价格相对波幅的置信区间估计值上限，即流动性风险扣减比率的计算公式为：
MSW=SW+3σsw
（8）
其中，SW是日内价格相对波幅的指数加权移动平均值，σSW是日内价格相对波幅的标准差。利用变现时间LT综合反映委托量和委托等待时间，其定义式为：
LT=1to×FPF=VVOL×FPF=
PF/PSVOL×FPF=FVOL×PS
（9）
其中，VOL表示股指期货在第t期月的成交量。变现时间LT等于日均换手率to的倒数、持仓量F和流动市值PF倒数的乘积，等于持仓量F除以成交量VOL与收盘价的乘积。（三）风险集成的综合风险价值评估
综合风险价值就是在变现期间内、一定置信度水平下，由于市场交易与流动性因素带来的金融资产最大损失。考虑到技术的成熟性，本文选用流动性风险价值加总调整方法，集成两个风险因子，即根据加法集成法则，加上日内价格相对波幅的置信区间估计值上限，得到经流动性风险调整的日综合风险价值LA—VaR；根据时间转换T规则，把经流动性风险调整的日综合风险价值LA—VaR乘以变现时间，就可得到在变现期间内、一定置信水平下，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集成的综合风险价值。综合风险价值TVaR的计算公式为：
（10）三、金融资产综合风险价值的计算实例
（一）基于GARCHVaR模型的市场风险评估实证研究
本文选择沪深300指数期货合约作为样本。该品种同时有四个合约上市交易，即当月、下月和随后两个季度月份交割的期货合约，我们选取交易较活跃、流动性较高及与标的指数相关性较强的沪深300指数期货合约的下月合约。样本数据收集时间为2010年4月16日～2010年9月8日。按照期货投资的会计准则要求，期货合约以当日结算价计算当日对数收益率。全部数据均逐日采集自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网站。
中国股指期货是以沪深300股票指数为标的资产的标准化期货合约。买卖双方报出的价格是一定时期后的股票指数价格水平。在合约到期后，股指期货通过现金结算差价的方式来进行交割。中国股指期货的对数收益率主要决定于沪深300股票指数的对数收益率，所以，GARCH—VaR模型中的均值方程，以中国股指期货的对数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以沪深300股票指数的对数收益率为解释变量。
1.股指期货对数收益率的描述统计。股指期货对数收益率的直方图见图1。
图1 股指期货对数收益率的直方图
由图1及描述统计结果可知，股指期货对数收益率的均值都接近于0，偏度等于—0.5681，是中等左偏分布；峰度等于4.9984，属于中等尖峰分布，说明其收益率具有尖峰、厚尾特征；从JB检验结果也可以看出，J—B统计量等于21.798，其P值非常小，也说明收益率序列不符合正态分布。
2.收益率残差的描述统计与正态性检验。收益率残差序列的直方图见图2，正态性检验Q—Q图如图3所示。
从残差序列的直方图与描述统计可知，残差序列的偏度系数等于0.2945，呈现右偏分布；峰度系数等于3.4791，说明序列分布的尾部比正态分布的尾部厚，其分布呈现出“厚尾尖峰”形状。残差序列的QQ图也显示，残差的分位数散点并没有全部落在直线上，因此，残差序列的分布并不符合正态分布。序列经验分布检验结果再次显示，在0.01的显著水平上均拒绝原假设，表明不服从正态分布。由于该残差序列分布是尖峰厚尾、非对称分布，对于随机扰动项适合于选用不对称分布的GARCHVAR模型。
图2 收益率残差的直方图
图3 收益率残差的正态性检验QQ图
3.残差序列折线图与条件异方差检验。均值方程估计的残差序列折线图如图4所示。从残差序列图4可以看出，回归方程的残差表现出波动的聚集性，ARCH效应检验如表1所示。
表1 ARCH Test 检验
图4 均值估计方程的残差序列图
检验辅助方程中的所有滞后残差平方项是联合显著的。Obs×Rsquared 等于26.93825，其概率值P为0.002664，因此，在0.01显著水平上可以认为残差序列存在条件异方差。 4.不对称GARCH模型的参数估计与检验。不对称GARCH模型的参数估计与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在0.01显著水平上，均值方程中沪深300指数对数收益率始终是显著的，ARCH项在除了TARCH模型之外的其他模型中都具有显著性，GARCH项在各模型中均为显著，但是，不对称效应项在各模型中均不显著，GARCH—M模型均值方程中用于表示风险的条件标准差均不显著。
同时，正态分布性检验结果显示，残差不服从正态分布，因此，不考虑正态分布的GARCH模型。按照AIC准则值和施瓦茨准则SC值的模型有效性选择规则，综合考虑模型拟合程度与对数似然率，以GARCH—t模型作为中国股指期货收益率的拟合模型比较合理。
表2 15种GARCH模型的参数估计
表注：C（1）表示均值方差中沪深300指数对数收益率的参数估计值，C（2）表示条件方差方程中的常数项估计值，C（3） 表示ARCH项的参数估计值，C（4） 表示GARCH项的参数估计值， C（5） 表示各GARCH模型的特征项值，对于GARCH—M模型，它是均值方程中标准差项的参数估计值；对于不对称GARCH模型，它是不对称效应项的参数估计值。“***”表示在0.01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表示在0.1显著水平上是显著的。
5.GARCHt模型的预测评价。利用GARCH模型预测下一期中国股指期货对数收益率，预测的标准误差为0.0398，预测的沪深300收益率为0.0015，c1等于0.9242。结果见表3。
模型预测的均方根误差RMSE值等于0.012778，平均绝对误差MAE等于0.009611，Theil不等系
表3 GARCHt模型预测中国股指期货对数收益率结果
数等于0.374169，偏倚比例等于0.001319，方差比例等于0.027876，协方差比例等于0.970805，显示该模型预测效果良好。（二）金融资产综合风险价值的计算
根据相关研究文献，衰减因子取值为0.94，利用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方法预测收益率均值方程中的解释变量，即沪深300股票指数的对数收益率；日内价格相对波幅的平均值与标准差以及变现时间中的相关变量都采用指数加权移动平均方法进行预测；然后，利用第3部分的计算公式，就可以得到表4中的综合风险价值模型计算结果。
表4 综合风险价值模型预测结果
四、结 论
会计准则中预期损失模型的实施，金融监管中全面风险管理的实施，都需要集成市场风险与流动性风险，这使得我们需要考虑如何合理地融合多种风险度量技术，在已经成熟的市场风险度量技术的基础上纳入流动性风险，构建起综合风险价值动态评估模型。本文选用拟合效果较好的GARCHVaR模型度量日市场风险价值，采用与日市场风险价值一样的置信水平下的日内价格相对波幅的置信区间估计值上限值调整为日LAVaR，并根据时间延展T规则把单位时间的日LAVaR调整为变现期间内的综合风险价值估计值，这样，与其他文献不同，本文构建出了估计金融资产综合风险价值的全方位动态评估模型。然后，以中国股指期货为例，证实了该建模方法的便捷合理性。因为该模型构建方法具有普遍适用性，这个样本的风险特性也是非常具有代表性，其实证并不影响该金融资产综合风险价值的全方位动态评估模型的有效性验证与推广使用。只是需要注意，对于中国股指期货，GARCHTVaR模型度量市场风险效果比较好，当推广应用于其它金融资产时，则要具体拟合检验确定边缘分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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