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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范围而论，中国古代文化虽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却不是起源最早的。但在世界所有古老的文化中，只有中华文化是从未间断过的文化类型，它历经数千年内忧外患，一直保存、延续、发扬光大到今天。在世界文化发展史上，许多优秀的文化形态因为异族的入侵而中断。在四大文明古国中，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雅利安化；希腊、罗马文化因日耳曼人入侵而中断沉睡了上千年；埃及文化则因入侵者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己的面貌， 曾一度希腊化，后又罗马化，再后又伊斯兰化。惟有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表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延续力。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其成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原因上说，这是由于与外界相对隔绝的大陆性地域、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格局、宗法社会组织结构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但主要的原因则是源于内部，即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多样性的生机力、统一性的同化力、包容性的融合力、伦理性的亲和力、变易性的创造力和民族历史意识的延续力等，构成了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之源。
中华文化在这强大生命力的延续中，又表现出极强的同化力和凝聚功能。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类型的文化，伦理性是其基本特征。这种伦理性固然具有负面的消极影响，但深深地积淀在国人意识中的一些伦理观念，如尊师孝亲、修身自律、务实奋进、勤劳节俭等，无疑在铸造国人灵魂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并发生着久远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性所造就的认同感和亲和力，至强至深。这种认同感和亲和力体现为文化心理的自我认同感和超越地域、国界的文化群体归属感。它使海内外华人能够产生“血浓于水”、“亲不亲故乡人”的共同情感。无论汉族还是其他少数民族，都有“同根共祖”的民族观念。浪迹天涯的华侨华裔，许多人已在异国他乡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但他们没有被完全西化，他们的文化脐带，仍然与中华母亲血肉相依。在他们的意识与潜意识之中，未曾忘记自己是中华儿女，仍保持着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有着与国人相似的价值追求。这说明中华文化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及行为准则，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感召力，它代代承传，无时无刻不在制约和影响着炎黄子孙，在广袤的土地上展示了精神文化的共同性，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强大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既是一种炽热的强烈的民族情感，又是一种自觉意识和冷静的理性思考。它使本民族的每个成员对自己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对其前途和历史命运有深刻的认识和崇高的责任感，这激励着人们为民族和国家的强盛努力奋斗、无私奉献。
二、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强大的整合功能
中国文化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较早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考古资料证明，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本土文化源于远古时代，从那个时候起，我们的祖先不仅创造出汉字及其音义系统，而且还以方块汉字为载体独创了自己的哲学、道德、宗教、文学艺术等文化思想体系，形成了华夏民族独有的礼仪典章制度、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了鲜明的特质。但中国传统文化又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化系统，而是一个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融会贯通性的“多样一体”的文化，既涵化着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文化，又吸收着多种外来文化，是长期以来在同异质文化的碰撞激荡、选择融合、吸收借鉴、“和而不同”中发展起来的，是多种文化积淀的结晶。
在吸收各种外来文化时，中国传统文化主体具有自觉的主动意识，不是被动地接受，而是主动地影响、改造对象。从历史上看，每当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大都逐步走向中国化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例如，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并在隋唐时期达到了鼎盛，经过几百年的改造与吸收，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中国传统文化完全消化了外来的印度佛教文化，并吸取其思维方法而形成了崭新的学说――宋明理学。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对佛教的吸收与改造远远超出宗教的范围，广泛地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如语言文字、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天文、医学、建筑乃至民俗等，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印度佛教如此成功的吸纳，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充分开放性、高度坚韧性和善于消化的能力，表现了中华民族强大而鲜明的主体意识，即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实现了成功的中外文化交流。
中国文化自其发生期始，就呈现出多样性和区域性的特点。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中国历史上的疆域极为广阔，各地的自然条件千差万别，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使人们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风俗习惯。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化必然会呈现出多元化状态。其次，缘于中华民族血缘成分的复杂性。作为汉族前身的华夏族，并不是由单一的部族发展而来，而是在许多部族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民族既非单一，文化也就不会是单元的。民族血缘的复杂，是形成中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传统中国的学问常被称为“经、史、子、集”，而这四个方面又是相通的，其大要可以说是文学、历史、哲学。古代一位学者对这四个方面都要涉猎。古代中国的学问主要是一种人文的学问。中国文化的传统内容确实是以现在人文学科的基本科目——文学、历史、哲学、艺术为核心的：它保留有世界上最丰富和悠久的成文的历史典籍，从远溯三千年以上的正史到各种地方志乃至家谱；它有非常典雅和精致的文学宝藏，尤其表现在诗歌方面；它也有深刻和富有洞见的哲学思考，还有绘画、书法等艺术方面的精品。甚至中华民族的气质和性格都相当程度上被“人文”化了，在世界进入近代社会之前，它是在其人口中识字者比例最高的一个民族，政治的主要职位都由读书人占据，这些读书人所读的书主要是人文典籍，在社会上也普遍有一种对于读书人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的艳羡和尊敬。
塑造中华民族这种性格的最重要的历史变化发生在西周，并一直下延到春秋战国时期。周以前的殷商相当虔信天帝、鬼神、巫术，而文化上则相当粗犷和豪放。现有的殷商甲骨文中已有“教”、“学”等字，但当时的殷商贵族一般只是“习武”和“习乐”，并注重生命的享受，乃至少有节制而趋于极端。到西周的时候，统治者则开始建立一种“亲亲”色彩很浓的宗法等级制度和礼乐文明，并越来越具有一种“文质彬彬”的气质，如在贵族相互交往中相当流行赋诗、观乐、有辞，粗犷豪放的习惯越来越受到“礼文”的节制。这一转变之得失，自可见仁见智，但上层阶级的风习和民间的崇拜确实由此受到人文理性相当充分的洗礼。这时上层贵族的文化主要表现为“诗书礼乐”。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手、一投足，揖让进退，歌吟讽咏，就像是一种艺术品。那是尚未衰弱和堕落的贵族的一种艺术。当然，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还是从那生活中最终凝结成形的一些突出的人格和德性。总的说，传统社会是相当重质而非重量的社会，是主要追求人的优秀和卓越而非主要追求人的广泛平等的社会，在道德上则是更为尊崇人格和德性而非更为尊崇原则和规范的社会。
春秋时期，在孔子之前，就已有如季札、子产、叔向、晏婴等具有深厚人文素养的人物，孔子虽然是商人后裔，却推崇西周文化，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他15岁即“有志于学”，30岁开始讲学，晚年更是把全部精力用于学术，他的政治活动在其当世没有取得成功，他的学术活动却在当时取得了极大的成效，有弟子三千，而精通六艺者也有“七十余子”，其思想学术对后世更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包括他的政治理想也通过其学术而在相当程度上得以实现。“孔子之学”则基本上是一种人文学术，其纲领可以说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其教学的目标是培养有德行、有学问的“文质彬彬”的“君子”，而其主要的学习科目则是“诗、书、礼、乐”。“诗”是指孔子亲手删定的《诗经》，主要通过文学的形式来培育道德情感，观察社会政治；“书”是指《尚书》等历史经典，后来孔子并亲自撰写了《春秋》，其中也蕴涵着许多道德的教训；“礼”是指周礼，尤其是君子应该知道和应该践履的行为规则；“乐”是指包括音乐、舞蹈、诗歌在内的综合性的艺术，以内在地丰富和提高学习者的人文和道德素质。而以上学习内容又都可以说是贯通的，它们大约不脱今天人文学科的范畴，而尤以一种人生和道德哲学为其内在核心。传统的“六艺”自然也是学习训练的项目，但在孔子这里确实大大加强了“文”的内容，传统的下层贵族——“士”这一阶层到孔子这里有了一种重心的转变，即由主要“习武”变为主要“修文”。在学校的性质和学生的来源与出路上，孔子第一个大规模兴办私学，促使文化下移。孔子首揭“有教无类”的原则。孔子创立了一个在后世思想学术中占据中心位置的学派——儒家学派。孔门还提出了“学而优则仕”的理念，这不仅是一个教育的理念，也是一个政治的理念，即执掌政治权力的官职应当由有学问、有德行的“学优者”担任。到战国时期，“学”分属“百家”，“士”多为游士，与政治和一元化都有某种距离。秦汉帝国的建立则渐渐使学术走向一元化和政治化。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和“岁举孝廉”，开启了学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学而优则仕”的过程。古代选举由察举（荐举）发展到科举（考选），使人们几乎可以在学者文人与社会上层、政治统治层之间划上等号，而这些学者官员大多数又是不断来自民间，来自下层，社会保持了一种很高的垂直流动性。
春秋以前，中国已有“贤贤”的观念。据《孟子》追述，齐桓公召集诸侯的“葵丘之会”，其中第二条盟约即言“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当时齐国有周天子所封的国氏、高氏，世袭为齐国的上卿，但实际大权则由地位较低、曾迫于贫困而与鲍叔“为贾”的管仲掌握。春秋社会的流动性主要表现为贵族内部的流动，上层贵族有一个他人很难进入的圈子，重要的选贤育才都在这个圈子里进行。相形之下，作为贵族下层的士阶层却相当活跃，不那么封闭，民之秀异可跻身其中，士之顽劣大概也会下降为民。
“明贤”的思想虽然在古代中国早就确立了，但关键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打破等级之间的界限，变封闭为流动，并指出一条实际可行的道路来，而这正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其“有教无类”的思想与实践，可以说为社会开辟了一条新路。“有教无类”不仅仅是一种教育思想，也可以从政治原则和社会结构的角度来认识，它有一种使人不拘出身，各尽所能，秀异者居上、贤者居上的社会政治理论的涵义。孔子希望，在社会地位方面，所有人都能合乎正道地上升；在精神境界方面，所有人都能合乎尊严地上升。“有教无类”也就是不分血统、出身，不管其是来自贵族还是非贵族，人们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考虑到古代教育水准与其他机会和主要社会资源（名望、权力、财富）的紧密联系，这一受教育或求学机会的平等，在古代就远比现代意义重大。总之，孔子的“有教无类”不是简单提出的一个举措，而是与孔子的整个思想体系，尤其是孔子的仁学有着深深的关系。孔子身体力行，率先走出了一条打破贵族文化垄断，使学术平民化的道路。他以在野一身之力，聚集、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人才，那是一个新的不再以出身为标准，而是以学问、品德相号召的士人阶层的雏形，这种士人阶层成了后来两千年中国社会政治的主干。
中国近两千年学校和私塾教育的基本教材“五经”，在春秋时期已由孔子整理成形。“五经”即诗、书、易、礼和春秋。“人文”这个词也首见于《周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汉武帝时，“五经”成为学子考核的主要内容，其成绩优劣作为他们是否能取得官职以及取得何种官职的基本依据。南宋时期，朱熹又从“五经”中分出“四书”，即从《礼记》中取出“大学”、“中庸”两篇，加上《论语》和《孟子》，作为“五经”的初阶。他认为“四书”集“五经”之精华，士子最适合由“四书”入圣贤之学并涵泳其中，并在其后半生用了大量心血来反复撰写和修改“四书”的注释。元朝科举考试以“四书”为最重要、最优先的考试科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遂成为中国从中央到地方、从私学到官学最普及、最流行的教材。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在今后几千年的发展中，又融合了法家、道家以及佛家的思想，最K形成了以“礼制”为核心的、独特的法律文化。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家族本位、伦理中心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 人们的行为必须维护家族的利益，符合伦理的要求。家族主义是指个人的行为必须以家族和家族利益为目的，个人必须服从于家族。张晋藩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因而宗法血缘关系对于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影响，尤其是宗法与政治的高度结合，造成家国一体、亲贵合一的特有体制。”家法与国法不仅在本质上一到致，而且适用时想通，凡属违犯国法的行为定为家法所严禁，反之，违反家法的行为也必定为国法所不容，由家法与国法共同组成的传统法律，是中国所独有的。伦理中心是对人们在血缘、辈份方面作出的规定， 也是评价人们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人一出生， 就陷入一个由血缘和地缘共同编织的人际关系的网络中， 这个网络构成了人们生活、劳动、交往的大致范围， 亲属关系成为人们主要的社会关系，亲情义务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方面，作为家庭成员，他们在严密的伦理关系的束缚下，几乎是做为家长的附属物而存在，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 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
（二）礼法互补，差序格局
中国古代最早的“礼”是原始社会祭祀的一种宗教仪式，随着社会的发展，“礼”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由于“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卑，确定了“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这样就有了一定的约束功能，因此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经过长期的演变，“礼”就由原来单纯的风俗习惯演变成了规范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人人必须遵循，“礼”就逐渐有了法律的作用，后来就以国家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便有了强制性。可以这样说，“礼”是法的核心内容，法只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社会中的“礼”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因血缘和地缘的不同，“礼”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它是以因人而异的等差性为特征的，它的作用就是论证等差的秩序和结构的合理性，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礼的等差性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际关系中的等差性，人和人的血缘不同，亲疏关系也就不同。这种以自己为中心所形成的有远有近的关系，就形成了所谓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具有极强的伸缩性，会随着位于中心的人的地位而有所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以自己为中心的格局却始终不会改变。
（三）无讼是求， 道德教化
无讼”理念提倡谦和、无争、互让互爱、道德教化，包含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和谐价值。首先，和谐是“无讼”理念追求的最高价值理想，也是调解最终的追求目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社会关系中协调与和睦是第一位的。民众往往以争讼为道德败坏的标志，以无讼为教化有道的标志。其次，古代中国人以讼为凶，以和为贵。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乡土社会为主的熟人社会。民众消极的诉讼观念使人们不愿用国家公权力来解决各种纠纷。在熟人社会中，民众处于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中，而法律所能处理的法律关系只是其中的某一方面或一小部分，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则往往被排除在外。因此，儒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各守本分、和睦相处，不为私利而争斗，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良好的社会秩序所带来的实惠和福利，这种和谐、安定、平静、有序的社会状态一直是中国人所崇尚和追求的。“无讼”作为和谐的表象和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自然也为人们所想往。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研习，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找出其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合理性和曾具有的积极作用，而且也可以从中领会到许多值得现在及将来借鉴的东西。
（一）“重义轻利”与现代社会的义利取向
儒家的义利观集中体现在“见利思义”和“义以生利”这两个观点上。“见利思义”，即是当一个君子面临利益关系时，要以是否合乎“义”为标准，来判断是否获得或占有这些“利”。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自律原则。这就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否则就是“见利忘义”。对于那些损害他人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获利机会，则一个正直的君子应摒弃的。
目前，我国已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的同时，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尽可能地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价值。另一方面，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不协调性，市场经济在发展初期还具有盲目性。市场经济提供的宽松的环境容易导致人们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至等腐败现象的出现。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们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需要重视的。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利”的同时，必须遵循一定的“义”的规范，达到了这个标准的经济行为就是将“义”与“利”统一的行为，就是合乎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行为。
（二）“无讼息争”与现代社会的调解机制
应当承认的是，诞生于儒家背景下的“无讼”思想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古代法学的不发达等等。这些缺陷无疑对当代的法制现代化是不利的，但是其中所蕴含的追求和谐的精神仍具有现代价值。“无讼”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秩序和稳定追求的集中体现。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原有的经济政治体制正在慢慢的瓦解，但是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调节人们之间利益的标准并没有完全的形成，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丛生的时期，因此，稳定就成为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秩序价值就有了现实的意义。
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人民群众的创举，也是我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一种继承和发扬。通过一些社会组织或是有资历的人充当“法院”的角色，进行调解解决一些社会纠纷，不仅可以维护当事人原本良好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压力，节省了司法资源。
（三）“民本思想”与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重民、贵民、安民、恤民、忧民、亲民、爱民等方面。告诫统治者只有以民为本，做一个贤明的君主，才能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尊重，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旦统治者“失德”，就没有资格也不符合“天意'来完成统治，新的、道德高尚的统治者也必然会取而代之。
如今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因此，我们在践行群众路线中要重视发挥传统民本文化的作用，借鉴弘扬传统的民本思想，古为今用，得出有益的启示，用新时代君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待群众，树立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和威信，用真情实感去爱民，启发我们一切为群众着想，重视民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狠刹“”，防患于未然，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11-0172-01
莱芜梆子传统戏经历了二百多年发展演变。从地方小曲发展到今天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保护戏曲。发展过程满足了当时人们的文化生活需求，在戏曲发展中逐渐融入了莱芜地区的地方语言特点，生活需求、文化教育发展等诸多地方因素。逐渐形成了地方戏的民间艺术戏曲，其来源于群众，地域性强是人们生活中的娱乐方式之一，以广大群众参与为主，具有浓郁的民间传承性，莱芜梆子传统戏的发展在民俗学、社会学、人文学、文化艺术等研究领域中都有着重要的体现。
一、文化艺术特征
从莱芜梆子传统戏的艺术发展看，贯穿着莱芜地区的历史发展，融入了莱芜人民的力量，传统戏的发展离不开莱芜丰富的文化底蕴的积淀，造就了传统戏独特的民俗艺术文化，有着浓郁的地域性发展；从内容看，传统戏曲的内容涉及面较广，分为袍带戏和生旦戏，前者包含皇帝、爱国、清官、忠臣戏等内容，后者包含爱情、人生、伦理戏等内容，用戏曲的形式把社会各个层面歌颂真善美、鞭策假恶丑的社会现象具有社会娱乐性；传统戏的表现形式幽默风趣，大量运用民间歇后语，使语言通俗易懂乡土气息浓郁，有利于人们欣赏理解，加强了观众的观赏性；传统戏建国前共有324出，建国后演出的剧目共有158出，改变移植的传统剧目56出，包含了地方歌舞和说唱艺术形式，与当地人文风俗结合起来，大批的民间剧团成立，加强了地方群众的积极参与性；传统戏的流传形式从形成一直都是口传心授的形式，直到现在大部分民间剧团一直在沿用这种教授模式，自1956年剧团正式成立，才开始抢救性政策，剧团实行曲谱记录剧本。记录老一代艺人的戏曲知识，更准确的学习传统戏曲的精华，具有重要的传承性。传统戏曲独特的地方民间艺术唱腔，丰富了莱芜人民的生活，自2008年申遗成功，成为莱芜人民传承和保护的重要戏曲艺术形式。
二、社会价值
（一）从审美方面，任何事物的发展都离不开审美艺术，黑格尔“一部音乐作品的生命实际存在要靠每一次的重新演奏”。戏曲也是这样，戏曲创作者把他的审美思维转化为艺术作品，它的审美价值在戏曲中是一种潜在性的，通过观众欣赏转化为审美功能。传统戏内容来源于生活，包含社会发展各领域。通过戏曲的形式反映当时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状态和对生活的不满和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在旧社会人们娱乐的方式很少，戏曲的出现是他们娱乐的主要方式，通过戏曲传播，人们了解并接触审美，从传统戏中最主要的戏词、服饰、表演动作都与当地的方言生活相联系，莱芜属于北方，语言发音比较呆板、平直豪放，不像普通话那样柔和，戏曲语言与地方方言相结合，语言通俗易懂，动作简单易学，在保持了莱芜梆子传统戏曲的特点外，提高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传统戏曲的审美思想真实体现了当地社会发展。
（二）在文化艺术价值方面，艺术“是人们实现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形象反应，也是艺术家知觉、情感、理想意念综合心里活动的有机产物。在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类精神领域内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莱芜梆子传统戏经历了二百多年的流变，这种戏曲形式来自于人民生活，也对人们的艺术精神直接产生重要的影响。人们也通过戏曲形式反映他们对生活的美好向往。莱芜梆子传统戏是由当地民间歌舞演逐渐变而形成的，包含了多种地方艺术元素，高亢激昂的唱腔、地方方言与戏曲相结合，表现出了浓郁的地方文化艺术，形成了独特的莱芜地方民间戏曲艺术，代表了莱芜地方的音乐文化，具有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特点。
（三）在教育方面，莱芜梆子传统戏的内容一般都是颂扬“忠、孝、节、义”方面的道德观，在观看过程中就从潜意识中形成了正确的道德观，形成了正确道德理念，戏曲是一种大众性的戏曲艺术，戏曲题材来自于生活劳作之中，内容丰富、人物刻画的生动逼真，反映现实生活。加强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对错区分，传统戏表演形式风趣幽默，善于表现人们的生活，生动活泼的戏曲语言，巧妙的运用歇后语与风趣的打比喻，是传统戏剧重要的喜剧因素。传统戏说唱口语化、通俗化，贴近百姓生活真实的生活气息。在感情方面爱憎分明，农民的朴实豪迈的性格，形成对感情表达方式的直接性，传统戏曲中很多都是教导人们养成真确道德行为的戏曲，传统戏曲不仅丰富了广大人民的精神的食粮，更引导人们行为规范养成的典范。
作者简介：顾月琴（1975-），女，江苏太仓人，苏州健雄职业技术学院科技处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职业教育、教育史等。
基金介绍：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课题“比较与借鉴：国外现代四大职教模式研究”（编号：D/2013/03/113）、江苏省教育厅2013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美CBE职教模式研究”（编号：2013SJD880068）、第二期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高职学生职业核心能力培养策略的实证研究”（编号：ZYB196）、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重点自筹课题“经济转型视角下高职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动态匹配与互动研究-以苏南地区为例”（编号：B-b/2013/03/056）。
中图分类号：G719.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15）22-0088-04
世界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思想家塞缪尔・亨廷顿曾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一书中提到，20世纪90年代初，他无意中浏览到一组经济统计数据，对比发现，20世纪60年代初，加纳和韩国经济水平差异很小。但时隔仅30年，韩国在工业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经济名列世界第14位。而加纳发展缓慢，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相当于韩国的1/4。虽然这种差异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亨廷顿认为，文化应是一个重要原因。并指出，早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就有不少学者重视文化因素，从文化的角度理解各种社会，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别，解释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1]。本文也主要是从文化角度，分析近代英国在丧失世界霸主地位后，经过不断探索所确立的职业技术教育模式―BTEC。
一、文化内涵与英国绅士文化概述
从文化视野阐释英国教育的历史变迁，就首先需要厘清文化的内涵。而文化是个复杂的概念，不同学者从各种角度对文化进行了诠释：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认为，文化概念实质上是一个符号学的概念，所谓文化就是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因此，文化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即分析解释表面上神秘莫测的社会表达[2];而德国著名文化学者卡西尔则在《人论》中提出，所谓文化，实质上就是人性的创造过程。他把全部文化活动形式的演变经历都看成是一个塑造人性、创造自由的历史过程。因此，文化具有多维性、复杂性和渗透性。一个民族的文化，既可以体现在无形的方面，如信仰、观念和价值等，也包括有形的方面，如实物、符号或技术等;亨廷顿则在《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中，从纯主观的角度界定文化的含义，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
笔者赞同亨廷顿的观点，本文的“文化”也主要指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信念和态度，并与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地区世代沿袭下来的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特质或文化模式，它可以分为包括服饰、礼仪、庆典、饮食习惯、居住方式等显形的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心理倾向、信念等隐形的文化传统。隐形的文化传统沉淀在人们深层心理结构中，具有强大的内在约束力和广泛的渗透性，它几乎影响着人们所有的选择和行为准则，包括对教育目的、地位、作用、内容和方式等方面的看法[3]。
英国最早实现了工业化并率先开启了现代化的大门，但它同时又保留着较多的文化传统。“不列颠的文明都是外来的，外来的文明来了又去，去了又来，最后积淀成一个岛国的文明，积淀了不列颠民族的心态特征”[4]。英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加上宗教、政治和技术革命的影响，使英国的文化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而绅士文化是其极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特色，它一方面以传统的贵族精神为基础，同时又融合了新兴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并对英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绅士文化传统对英国教育的影响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和实行政治变革的国家，长期以来，英国的工业产品和经济发展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位置。但19世纪开始，英国逐渐丧失其在世界工业发展中的霸主地位。尤其是二战结束后，当欧洲其他国家都走上经济发展快车道的时候，英国却缓步不前，深受着通货膨胀、财政赤字、高失业率等诸多社会问题困扰。探究其经济衰败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英国的绅士文化传统与其有着紧密的联系。即便在英国本土，人们也经常拿教育说事，把英国“二战”后社会经济发展一直没有太大起色归根于不过硬的职业培训。为何如此？可以肯定地说，它源自于这个民族的特征、政治环境和文化模式以及这个民族与世界之林的关系[5]。
当人们提及英伦臣民，不免会联想到“绅士”二字，用它来概括这个民族的特征和精神气质。绅士文化是英吉利民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以贵族精神为基础，融合了新兴资产阶层的文化价值观念，其中绅士风度是英国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英国人的价值取向和努力方向。一般来说，英国绅士文化体现在贵族精神上。表现为：第一，骑士精神，崇尚光明磊落;第二，鲜明的贵族等级制;第三，自由主义的文化传统;第四，推崇文化和知识的价值;第五，因循守旧，缺乏变革精神。
绅士文化也深深地影响着英国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等领域。其中折射到教育方面主要表现为：第一，培养“绅士风度”的精英分子，即具备高贵品质和杰出能力的人才;第二，对受教育者的限制比较大，一般仅限于社会中上阶层[6]，认为贵族是有着高贵血统和门第的人。因此，英国绅士文化对于教育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英国对教育的选择，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招生对象、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
受传统绅士文化的影响，英国推崇精英教育，一直到19世纪初的英国中等教育，其主流教育理念还是培养进入上层社会的绅士，古典学科占绝对优势，甚至没有技术教育的立足之地。而且，英国的高等教育也将招生对象限于贵族、牧师、医生等中上阶层，甚至将新兴的资产阶级也排斥在外。在课程设置上，拉丁语、文学、神学等成为大学的主要课程，工业和技术需求被边缘化，完全忽略了产业革命后社会发展对技术教育的需求。
英国一直有着推崇自由主义的传统，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政府对教育采取了放任自由的政策，禁止国家以任何形式干涉教育，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国职业技术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同时，在绅士文化的熏陶下，英国的各级教育，都将具有渊博的知识、优雅的举止、不凡谈吐的绅士作为人才培养目标。对技术教育抱有天生的歧视与偏见，并自然而然地在人文和科技之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此时的英国社会，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对能够熟练操作机器的技术工人的需求量逐渐增加。在欧洲其他国家的职业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并积极培养适应产业革命发展的技术人才。促进产业经济发展的同时，英国职业教育的严重失衡和职业教育水平的落后，使得缺乏足够合格的技术工人和产业人才，造成了英国后来经济水平和整体实力的严重下滑。而英国贵族精神因循守旧的特点，使得机器时代对英国传统学徒制的改革不尽彻底，一直到19世纪末，劳动力市场上的绝大多数都是由师傅带徒弟的这种典型的学徒制培养出来的技术工人[7]。
而英国传统文化对经济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二战后，在1948―1979年的31年间，英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仅为2.5%，远远低于日本、德国、法国和美国等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中的比重由1948年的10.2%降至1978年的4.3%[8]。因此，有专家指出，长期绅士教育所培养的绅士，其博雅、勇敢、对国家的责任感、对自由的爱好、不屈从强权等品质是值得称赞的，但其保守的一面却又令人叹息[9]。也有学者指出，英国相比其他欧洲国家对职业教育与培训较为轻视，这种轻视引发了很多困惑与愤怒，也影响到劳动者自身。英国技能熟练的木匠或工程师无法享有其同类人士在德国或斯堪的纳维亚等国所享有的社会地位[10]。
三、英国BTEC职业教育模式的简介
19世纪中期前，英国的主流教育理念依然只注重培养人的道德和心智，职业技术教育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19世纪后期，欧洲大陆迅速把握时机，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了大批成熟的技术工人，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崛起。为恢复昔日“日不落”帝国的辉煌，更为了促进经济领先，英国摆脱了绅士文化传统的羁绊，将教育与国内外经济、技术发展相联系，重构教育价值理念，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1881年，英国成立了“皇家技术教育委员会”，主要从事研究其他国家的职业教育情况，包括英国本国的工业发展状况，并在其后颁布了《技术教育法》;学校也积极进行有利于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各项改革，打破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一统天下的格局，促进了英国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为英国社会发展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产业人才，使英国能够在后来的发展中迎头赶上。而在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中，英国形成和完善了BTEC职业教育模式，并在全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以推广和实施。
BTEC是英国著名的职业资格授予机构之一，其全称为英国商业与技术教育委员会，成立于1986年，由英国两大职业评估机构TEC（技术教育委员会）和BEC（商业教育委员会）合并而成。BTEC模式，是英国商业与技术教育委员会在国际上提供职业教育证书课程的职教模式，现在已成为英国爱德思国家学历及职业资格考试委员会（Edexcel Foundation）的教育品牌。目前英国BTEC课程主要是文凭课程（Diploma）和证书课程（Certificate）两类，分为初级（First）、中级（National）和高级（Higher National）三个级别。BTEC课程共涉及九大与实际环境有关的门类，包括艺术设计类、商务类、建筑类、工程类、健康与保健类、信息技术与计算机类、土地类和乡村发展类、媒体类和旅游类，而专业则多达上千门，涵盖许多实用领域，如设计、商业、护理、电脑、工程、酒店和餐饮、休闲和旅游等[11]。BTEC资格证书可以通过多种学习途径获得，如学校及工作场所等。
BTEC作为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职业教育课程模式，除了英国本土开设外，还有130多个国家和7000多个中心实施。BTEC教育模式能成功运行，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目标方向明确，突出通用能力的培养
BTEC培养目标明确，具有清晰的人才培养方向，其最大特点是无论哪个领域、哪个级别的标准，都强制性地包含生存性的核心能力，这种核心能力被认为是未来从事一切职业必备的通用能力。根据相关企业的意见，BTEC将通用能力归纳为七大领域：自我管理和自我发展;与他人合作共事;交往和联系;安排任务和解决问题;数字的运用;科技的应用;设计和创新[12]。为评价学生的通用能力，BTEC还对通用能力的7个领域提出了18项学业成果，包括：自我安排任务和承担责任;尊重他人的价值、信仰和观点;与他人的良好合作与交流;将能力运用于新的领域;用语言和形体参与交流;利用信息资源、发现并解决常规和非常规问题;使用多样性的科技设备和系统;进行多角度思维等等。
BTEC教学过程中始终贯穿着通用能力的培养，与德国双元制与北美CBE中的“关键能力”有着高度的一致性。这里的“通用”也绝非仅限于特定专业，而是普适性的，即不管何类职业都应该具备的能力，目的是培养学生成为高素质的技术人才。这样，即使学生就业后面临转岗，也同样具有很强的岗位适应性和竞争力。
（二）更新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导地位
BTEC课程更新教育理念，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导地位，并将这一理念贯彻实施于BTEC的整个教学过程中。课程大纲由课程专家根据各行各业的职业资格标准制定，突出对学生通过学习应该获得的成果的描述，而教师的教学也主要围绕这些应该达到的成果。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占主导地位，对自己的学习负责。不仅如此，学生还参与目标制定、评估方法讨论、决定制定和评估过程等活动，充分发挥学生中心地位的作用。而教师则主要是指导和引导学生，要求教师组织的教学活动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强调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强调师生交流互动。
此外，BTEC学生还享有投诉的权利。当学生的自我评价与教师的评价发生差异时，在掌握充分证据的前提下，学生可以质疑教师的评价结果，并逐级投诉。而教师也必须倾听学生的意见，并做好充分的解释和说明。这也从侧面反映了BTEC教育模式中，一切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
（三）质量监控完备，注意内外审核的结合
传统教学模式中，学校教务处和督导室承担着质量监控的任务，测验、考试，听课评价、期中期末教学检查等方式是他们采用的主要方式。而BTEC则建立起内审和外审相结合的质量审核制度。内审员和外审员各司其职，严格按照要求对相关内容进行审核。BTEC项目的教师和专职管理人员担任内审员，工作职责包括：内审工作计划的制定;指导课程教学;教师课业样本的审查;学生课业的抽查;听取师生意见;内审工作报告等。外审员则一般由专家担任，定期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工作进行审查，主要包括检查学校质量评估与监控系统的运行与效果;检查学校制定的有关BTEC课程教学的各项规定能否贯彻执行;检查学校内审工作计划的制定和执行情况;检查从事BTEC课程教学的教师配备及教学设施状况等。
BTEC教育模式中，内审和外审相结合的制度，监督程序严格规范，既体现了目标管理，又体现了过程管理，很大程度上确保了BTEC的教学质量。
（四）考评方式独特，重视成果形式的多样
BTEC教学要求每门课程每学期安排2～3个课业，学生学业成绩考核评价包括课业评价、平时表现的评价和能力增长的评价。传统教学模式中，考试是评价学生学业水平的唯一方式，而考试成绩也成为唯一可供证明的数据。BTEC模式考核从学生角度出发，证据成为关键依据，成果作为衡量学习的标准，主要包含专业能力和通用能力。无论哪方面，都需要在日常教学中逐步积累，并成为教师考核学生成绩的依据。一般而言，依据的获得有多重途径，如来自社会和学校等第三方的评价;学结、自我评价和笔记;还有学习过程中的表现等等。所有的证据都由学生自己收集整理，并汇编成册，涵盖内容广，可以是个人总结、测验单、教师的书面反馈意见，也可以是实验或实习报告、问卷调查、工作记录、计算机文档及软件等。建立汇编不仅可以为学生申报成果和教师评估专业技能和通用能力等级提供基础证据，而且还可以向用人单位展示学生成就及潜能。
这种以课业为主，辅以其他多种考核方式的评价形式，不仅客观、全面，而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长效性。它不仅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也便于相关企业对学生的综合了解。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虽然BTEC的教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英国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如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发展学生的思辨能力，打通与普通教育的衔接等。但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BTEC都摆脱了传统绅士文化对教育的羁绊，紧紧立足于就业市场，服务地方经济，并吸引企业积极参与，增加实践性教学，努力培养适应企业需求的动手能力强的技术人才，实现了由传统绅士文化向现代科技文化的华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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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文化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草原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可划分为三个层次：表层是物质层次即满足人类生活和生存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中层是制度层次，例如人们行为方式、社会规范和社会制度等；深层是社会意识的总和，例如人们社会心理，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社会观和哲学、信仰等。草原文化的变迁就是这三个层次的文化成分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
在草原文化结构的三个层次中，其表层结构最不稳定，也最容易受到异质文化的影响。一般由草原文化表层结构的变迁引起中层结构的变迁，然后再导致深层结构的变迁。例如，现代交通工具的出现逐渐代替了马、勒勒车、桦皮船、滑雪板等传统交通工具。而与之相关的马文化以及原有的车、船经验和知识已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又如，随着生存环境剧烈而不断的变化，草原民族狩猎技术（围猎）、组织等绝大部分文化因子均已呈现明显的衰落或断档现象。再如，传统社会以阶级地位、等级制度、世袭家族来界定的社会角色日益被现代教育和培训制度、竞争机制所取代，表明自己社会身份和出生的世袭家族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知识与技术的掌握程度。草原民族传统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动摇，原有的社会结构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形成了以村屯为基础的社区。人们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原有的社会关系已不能适应新的社会结构。此外，在血缘及地缘“呼日也”阶段，人们的行为主要由习惯法来规范。定居以后，习惯法逐渐失去了原有的作用，新的社会关系准则和国家法律取代习惯法规范人们的行为。
在上，萨满教、佛教等是草原民族信仰的核心，人们寄托于神灵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和生活安宁。随着现代科技及医疗的发展，先进的医疗技术替代了萨满的权威，人们对萨满的幻想开始动摇。这是草原文化变迁的一般模式和层次性。
二、当代草原文化变迁的因素
引起当代草原文化变迁的因素，有社会文化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改变、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外来文化的强大影响等。
谈草原民族文化变迁当然离不开中国这个大的社会背景。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草原民族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和进步。传统的游牧生产业已经深刻受到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当代商业文明的影响，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使传统的草原文化开始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各种传播媒介的普及，外部社会发达的科学文化、优良的生活条件、发展机会的吸引及与异族通婚的日益普遍等等，都在继续动摇着传统社会、传统文化所遗留的事物，无论是物质的，还是观念形态的。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的社会背景和发展取向、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它所带来的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改变，也对草原民族传统文化具有很大的冲击。
面对巨变的环境以及环境变化带给传统社会的冲击，草原民族丧失或放弃了游牧生活，改变了自己传统的经营生产和生活方式，有些是自觉的，有些不是自觉的，已经具有了农贸集市和小镇、社区居住的经历和习惯，更重要的是已经没有了草场和大规模的畜群，生活和环境迫使他们逐渐接受和认同了农耕文化。
市场经济的竞争意识使草原民族传统游牧经验和技术处于新的适应和选择当中，草原民族传统的“呼日也”、“阿伊勒”的游牧和轮牧的社会组织形式被新的旗、苏木、嘎查行政区划所取代，传统的春夏秋冬四季牧营地亦被定居畜牧所冲销，传统的分群放牧也被“草畜双承包”制所打破。
现代化的技术、效率、价值观和认知模式改变和作用着草原民族的意识和行为方式。草原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与国民一体化和社会整合相交融，从而日益摆脱自然发展和自生方式状态，处于改革激变的社会形态之中。现代化技术、工具和机器手段的日益更新和先进，通讯卫星、电视、电话、电子计算机、互联网、通讯光缆等先进技术的运用和晋级等，都对草原传统文化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异质文化的广泛传播，文化交流的全面展开，使传统文化日益呈现断裂态势。此外，社会交往的对象和范围，改变民族内部和族际之间的人口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也是草原民族传统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
三、当代草原文化变迁的具体形式
当代草原文化的变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取代，即比较完整地吸取和接受了某种异质文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新元素取代了先前存在的东西。但实际上是新的文化特质经若干世代逐渐地替代了旧的文化特质，而不是一下子由新的代替了旧的。例如马、蒙古包、服饰、饮食等；二是融合，即以原有的文化传统为基础，对其他文化传统或文化因素的精神实质进行改造和吸纳（整合、涵化）。融合不是被动的吸收，而是一个文化接受的过程。融合在本质上是创造性的。一个文化系统可能自愿或被抛弃一些原有的特质，又由于传入新的特质而得到补偿。在这一过程中除了产生许多变化之外，还有创造的过程，这就是本文化系统中的特质与外来的特质相结合，或者说新的文化特质加入原有的体系中。
四、当代草原文化变迁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不同民族的文化变迁有着各自独特的轨迹，我们应当做到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考察当代草原文化变迁过程并给予某种指导。从当代草原文化变迁的整体方向来讲，它是积极的和有利于草原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的。但由于文化变迁自身的复杂性，当代草原文化在其变迁的过程中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困惑，例如当代草原文化各个层次文化成分的变迁的不同步、社会成员对当代草原文化变迁接受过程的不同步、当代草原文化变迁的不平衡性（中心区和边缘区）、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草原文化优秀文化传统的现代化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正确认识和把握都是当代草原文化变迁中急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针对当代草原文化变迁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政府和社会成员（民间）应该各司其职。政府应当给予政策引导，对传统文化价值给予足够重视，应当加大对当代草原文化优秀文化传统的保护和扶持力度，加大资金投入；社会成员（民间）应该让保护、传承与开发草原文化成为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
（一）草原文化本身具有的适应性、整合性及开放性特点，决定了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异、发展的动态规律。我们应该遵循草原文化变迁、发展的自然规律，正确引导其变迁及发展。
（二）面对新的挑战与机遇，有的民族因为固守传统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时间和潜能，迅速走向衰败，出现了现代化的困惑和传统文化的断裂；有的民族因为没有具备应对挑战的能力，被世界所淘汰。草原民族要敢于大胆引进和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要把外来文化融汇于草原文化传统结构之中。
（三）传统文化已经日益失去生长环境和社会基础，保留民族风俗者已寥寥无几。我们要进行多层面的宣传，让保护、传承与开发草原文化成为人民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
（四）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上，因社会阶层的不同、时代不同，草原民族内部成员持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期待和理解。一种是积极学习吸收适应现代化带来的一切，同时也不排除一些人的盲目崇拜，而对自身民族传统文化妄自菲薄；一种是抵制、排斥现代化，表现出封闭消极、悲观的态度与心态；还有一种是或平和或随遇而安、麻木不仁。我们应当大胆吸收先进、有用的优秀文化，创造出更丰富、更美好的草原文化。
（五）积极推进草原社会、文化转型，又要在此过程中将传统草原文化予以保留并加以弘扬。弘扬草原优秀传统文化，力求做到古为今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在这一过程中，传统文化中有的将得以保存，有一部分会消失，还有的将被创新后成为民族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或新的文化风景线。
（六）把草原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功能体系，对其传统文化加以重新解释和选择，进行价值转换和现代化处理，融合到现代化的生活实践中，从而开掘出传统文化的现代生命。在当代，草原传统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定程度的创造性转换，一些传统价值观、生态观获得了现实存在的意义和功能。如现代企业文化中的信用意识，人与人之间的诚信、忠诚，对尊重大自然等思想理念被大量吸收。
从老子“清静无为”“小国寡民”开始，一直到儒家的“仁、义、礼、智信”、佛教“一切随缘”，无一不体现和谐。正因为这些和谐思想，才塑造了中国人温文尔雅、中正和谐的处事方式。而和谐思想就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体会并学思想，有利于缓和人际关系，发展良性的人际关系。
（二）理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有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一个个中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抱负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精神也值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借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从天、地、人高度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具有一定的高度。所以，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渗透理想教育，有利于树立学生的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
二、基于传统文化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的创新
（一）加强传统文化建设的引导、组织与规范
1、加强传统文化宣传，引导大学生进行学习、借鉴高校应该定期开展宣传会，开设选修课程，让大学生自己来体会传统文化的美，结合学生的原有经验和知识，进行合理宣传，以引起学生的共鸣，提高学生的文化素养；学校也可以通过专题学习、举办文化艺术节等形式，让大学生在活动中体会、学习，拉近与传统文化的距离；将传统文化融入日常生活中，把“淡泊名利，宁静致远”、“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传统文化符号张贴在食堂、走廊等场所，创设良好的传统文化环境。
2、合理规划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传统文化，组织大学生建立系统的文化知识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有儒家、道家、佛家、法家等代表性文化，并共同融合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内。在传统文化的视角下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就必须充分整合传统文化，建立系统的传统文化体系，真正把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
（二）加强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的融合
目前，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都以枯燥的纯理论为主，没有同学生的原有文化联系起来，也缺少与学生的时代、生活联系起来，以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规划不合理。同时，高校也没有建立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所以思想政治教育课程变成了“传教”的过程，学生普遍不能接受。因此，一方面，学校应加强开展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根据学生需要，以学生为主体，发挥好教师的主导作用，不断推动高校思想政治课程改革；另一方面，学校还应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中传统文化的规划和管理工作，防止思想政治教育流于表面。
徽文化是指古徽州一府六县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本文所引的“徽文化”是取其广义的概念，不仅指风俗民情、文化艺术，还包括社会经济、学术理论、文献著作、精神信仰、宗法伦理、历史人物等等.徽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非常丰富,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就是要以徽文化的内涵与特质为依托与支点.
1.2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的界定
徽文化所涉及的外延广泛，内涵尤为丰富.特别是其包含的工艺技艺、徽派建筑、文学艺术等领域,是现代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源泉.基于徽文化现代室内设计是以徽文化的内涵与特质为依托，以徽文化的科技观、人文观及与之相契合的行为方式、心理为原则、取向,建立的现代室内设计的理念内涵、表征、表象与方式、方法等.
2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的基本原则
2.1价值原则
所谓价值，用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可以解释为：人与满足人某种需要的客体属性之间的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是主体，起主导作用，而客体满足人的需要即有用性是客体有价值存在的前提，即客体能满足人的需要是客体价值属性的终极目标.因此，对主体“人”有价值是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计活动的最终目标,是该设计的首要原则也是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作为一项设计活动,其首要目标是构建一种符合人需要的合理、健康与绿色生态的室内空间.
2.2继承发展原则
传统文化的精华是需要保留与传承的.吸收徽文化的精华部分，把徽文化的内涵与特质通过现代艺术设计语言表现在我们的现代室内设计实践活动中，以创新与发展的视角再现徽文化精髓，这是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应追求的继承发展原则.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通过挖掘、提炼与汲取的是徽文化的精髓部分,这是构成该设计活动的前提基础和意义所在.当然，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的目标不是复制再造徽文化，如果仅仅追求文化的回味而对传统文化的抄袭复制会让文化停滞不前，这样的设计也不会得到现代人的文化共鸣.基于徽文化现代室内设计是以徽文化的内涵与特质为依托，以现代人特有的文化视角和价值追求，,通过现代室内空间的设计实践，对徽文化进行有目的的优化组合与转换提升，赋予徽文化新的时代价值与精神特质，以一种极富徽文化特色的设计活动及设计结果———室内居住空间的形式达成徽文化在新时期、新领域的有效传承与创新发展之诉求.
2.3绿色生态原则
设计是人类一种创造性的活动.这种活动在创造满足人需要的器物、服务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产生消耗资源、环境破坏的负面影响.我们要改变或转换设计理念和思路，尽可能地让设计活动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依托的是徽文化及其特定地域形成的人文与自然资源,而这种资源的特征是生态的独特性和脆弱性相依并存的.绿色生态原则是现代室内设计应当遵循的设计原则与人文情怀，,即我们的室内设计工作要以人为本，为我辈及子孙后代考虑，节约资源、绿色环保，创设绿色环保又蕴含地域特色的现代人居空.具体来讲，在设计工作中,要树立“生态先行”的观念,无论是先期的构思设计,后续的材料的选择，还是后期施工过程等,绿色生态原则应该是贯彻整个设计活动始终的原则.
3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的方法
3.1符号再现
符号是人类认识事物的媒介，是信息的物质载体，从符号学的角度重新认识传统的徽州文化艺术，探析传统经典徽文化元素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是对传统文化的承接与再创造.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的第一种方法也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徽文化符号的再现.它主要有两种表现：其一，空间布局上，现代室内设计可以直接模仿传统徽派建筑空间形态和空间布局方式而设计新的空间，如曲直婉转、采光防潮等；其二，在内部装饰上力求精美，充分运用木、砖、石雕艺术，在窗棂（木鬲）扇、门罩屋翎、花门栏杆、神位龛座上，精雕细缕.现代室内设计可以借鉴符号学的方法,对传统徽派建筑的空间结构和内部装饰中突出的特征符号经过简化、提炼后直接使用.这种手法因为入门快而且主题表现直截了当而在现代室内设计方法中被广泛运用.
3.2符号再生
所谓“符号再生”是指对传统徽派建筑的空间结构关系和内部装饰所包含的一般原则、原理,通过变异-升华的步骤方法指导现代室内设计实践活动.现代室内设计不仅要对传统的布局进行传承，更要符合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徽州传统的室内空间布局有一些不能符合现代人对室内空间的要求，我们不能将传统形式照搬到现代室内空间中，但是我们可以取其典型的符号语言，在形象上则通过形式美法则中的变形、错位、逆转和对比等手法,将原有传统形态结构重构，达到“似是而非”的视觉效果,既有传统室内空间的影子又有现代人们对室内空间布局的追求，既能将传统的符号语言进行传承发扬又能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引发现代人对传统文化的回味以及对现代室内设计作品的情感共鸣.
3.3隐性关联
前文所述，基于徽文化现代室内设计要赋予徽文化新的时代价值与精神特质.在设计实践中，可以也应当需要采用一种对徽文化抽象表现又隐喻相关的设计手法.提起徽派建筑很多人就想到粉墙黛瓦、马头墙，觉得只有这些才能代表徽文化、徽派建筑，实则不然，徽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我们在进行现代室内设计的时候不能拘泥于这些传统的形式，而是应该从深层次去挖掘徽文化的内涵，从大众的生活习惯和民俗上去提炼，古徽州的徽商精神、徽骆驼精神、黄山松精神、新安版画的创作意境等等这些都可以合理地运用在室内空间设计中，用联想和隐喻的手法将这些精神运用到室内空间中，可以更好地符合现在大众审美和情感的诉求；第二，对徽文化尤其是徽派建筑的典型形象、结构和装饰模式以隐喻和象征的手法进行变异使其具有原型的“隐性表征性”.时代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我们的设计不能一味的沉浸在对历史文化的回忆里，传统的装饰材料是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如果我们的装饰材料和装饰手法停滞不前，我们的时代就不会发展.传统的徽派建筑室内空间讲究高墙围合小开窗，内部空间通过天井采光，室内陈设中瓶镜钟声的寓意传统等等，这些形式在传统建筑空间中非常和谐，可是要是照搬照抄到一个现代室内空间中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生活习惯的，因此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去进行设计.基于徽文化的现代室内设计要敢于对徽文化符号的提取与重构、打破和分解，以获取新的表现形式.而“隐性关联”法就是要求我们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用新材料、新技艺、新题材、新风格的理念重新解读徽文化精神，解放创作思想,既可以开拓现代室内设计视野，又可以在深层领域取得与民族地域文化精神的关联.
1传统文化符号的多元特质和重要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蕴含着许多宝贵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极为丰富的视觉元素及艺术符号，这些文化瑰宝是华夏文明五千年发展传承的重要成果，是我国社会历史、民族文化、地域风情的生动写照，凝聚了各族人民勤劳和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广泛的范畴，千百年来形成了睿智、包容、朴素而富于生活气息的特质，呈现出形式多样、变化无穷的视觉样式，如京剧脸谱、水墨意蕴、书法篆刻、旗袍唐装、碧玉青花、园林民居等等，蔚为大观。这些传统文化符号自成体系，个性分明，通过它们可以从不同角度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和精髓，领略华夏文明独特的艺术魅力，勾勒出中华文明起源、发展和传承的轨迹，获得全面而深邃的审美体验；它们不仅仅带给人们视觉上的享受和冲击，更与东方人的审美理念和文化情结相吻合，它们虽然为中华民族所独创，却对全世界、全人类文化及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愧为是中国的珍宝，世界的财富。我们的祖先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文化艺术财富，今天的人们应当保护珍惜、努力挖掘并创造性的应用这些传统文化符号，将它们转变为现代艺术语言，运用于当今的生活。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包含了众多独具魅力、引人入胜的设计意蕴，既表现在现实物质之上，又存在于民族精神之内，既是人们挖掘民族精髓的钥匙，更是华夏文明走向世界的媒介和窗口。作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奇葩，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对现代设计有诸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深入挖掘其中的艺术元素和民族特质，融会贯通以形成具有时代精神的创意风格和设计理念，必将让中国民族风格在世界多元化的设计潮流中彰显出更为夺目的文化魅力。
2加强传统文化符号的融入是设计基础教学改革的重要途径
基础课程作为设计专业的方法论与认识观，在整个设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先导作用毋庸置疑，时代的进步和新媒介、新技法的不断涌现拓宽了设计基础的概念及内涵，促使传统的设计基础教育进一步的提升与更新。平面设计是艺术设计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门类，其概念是不断丰富和拓展的，受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传统的平面设计基础教学被包豪斯的“三大构成”课程体系所主导，教学内容及形式长期缺少变化和更新，难免让学生在学习之初就对设计产生了厌倦的情绪。换言之，传统单一的平面设计基础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现代平面设计不断发展的需求，充实和和加强平面设计基础教学体系成为提升教学质量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当前平面设计除了要有独特创意之外，也有明显的本土化发展趋势，强调具有民族特征的表现方式，在对外对传播信息的同时实现本土文化的广泛传播艺术大师韩美林先生有言，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任何一个民族若失去了自身的文化身份，便失去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平面设计教学承载着传承文化，培养未来设计师的重任，应当注重学生传统文化观念和本土意识的培养，让传统文化符合这个元素贯穿于其基础教学的始终。中国传统文化符号包罗万象，千姿百态，用最纯真质朴的文化语言给后人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源，有待于挖掘、整理和利用。所谓“符号”，即人类认识事物的载体，作为信息记忆和存储的工具，符号也是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媒介，如德国符号美学家卡西尔所言：“艺术设计可以被定义为一种符号语言”，每一个设计形象都可以被看作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符号标识。按照当今平面设计发展的趋势，如何将传统文化符合与现代设计传承融合显得尤为重要，教学当中应该将学生的传统文化意识放在重要位置，大力培养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将传统符号进行传承、变化与重构，由此派生出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完美结合的平面设计风格。从传统元素切入，运用现代设计教育理念，实现中国传统图式、文字、色彩及其造型与现代视觉传达的有机整合。在平面设计中，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既有基础训练的强化，又有应用设计的延伸，具有广泛的指导作用，鉴于此，平面设计基础教学要力求从传统符号中引申出平面设计领域中最普遍的现象和规律，引导学生从传统中汲取更多营养，为设计基础教育探寻新的可能。
3彰显传统文化特色，整合教学资源和内容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千百年长期积淀下来的，从开始中华民族经历过许多次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争论与思辨，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中国的平面设计也遇到同样的课题，出现过一味推崇西方设计体系而忽视本国传统文化资源的误区，从而导致本国设计发展集体失语的尴尬。全球化浪潮下，从传统文化走向现代，从民族走向世界的步伐不可阻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平面设计基础教育更加应当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从文化传承、文明建设和历史责任的高度来定位平面设计基础教育，真正建立起传统文化传承的设计教育观，引导学生探寻蕴含在传统文化符号中的民族精神，领悟到在世界文化的格局里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设计教育融合，并没有什么捷径和已有模式，只能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有的放矢的灵活运用。首先，要在平面设计基础教学中重新解读中国元素，将传统符合作为教学资源引入课程体系，在学生的基础训练中推动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鼓励学生在学好传统平面设计基础知识的同时展开新的研究和探索，以中国传统文化符号来丰富和塑造平面设计语言和视觉形象，让本土的元素与西方经典相互兼容，彼此渗透。中国的传统符号可谓浩如烟海，极为丰富，例如，在基础图案课程中，可以专门设计一个中国传统图案的研究环节，先要求学生收集整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的装饰纹样，先进行临摹，不需加入主观因素，尽可能的了解、熟悉和掌握其中的造型图示、符号语言等，达到以形写神的程度。然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创意和变形，大胆的进行艺术加工、设计实验以及构思演绎，使之平面化、设计化和视觉化，达到旧瓶装新酒的境界。再如，图形创意课程中，专门从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中抽取一些实例，如京剧脸谱、祥禽瑞兽或者是剪纸、皮影、泥塑、年画等民间工艺，让学生进行创意和设计，可利用各种设计形式和造型手法，表达方式不限，由点到面，引导学生从传统的符号中挖掘图形的语言，从传统的文化中找寻到现代的设计观念，找准传统符号与现代设计的契合点，为将来的专业学习打下文化观念和设计语言的坚实基础。
二、传统图形文化的推崇与反思
当前传统图形文化广泛被人们认可和推行，这体现在许多行业中，其中在家居的体现上较为明显。这种潮流既是对文化根基被改变的反叛，更是当前整个设计界回溯传统的一个呈现。当今社会发展迅速，与生活相关的各类产品中多元化文化也都得到很好的体现，这样一来我们通常所讲的家居产品的设计就不再是单一的设计工作。产品设计中的很多因素都影响着其最终的审美效果，包括内在的技术设计，也包括外在的社会环境、消费文化等。另外，在人们的审美中，传统习俗所占据的影响比例也较大，它深入人心，形成一种定向的趋势。所以在当代的家居设计中，中国传统的图形，就是这种唤起民众历史与文化记忆，并且能产生亲切感的一个因素。这也是传统图形文化在现代社会运用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当今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追崇较为盛行，传统文化元素也开始广泛的应用与艺术与设计领域。但这种对传统或古典文化的追崇，并不是完全的复古，而是采用现代设计手法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产品相结合，使现代产品赋予古典美学特点，满足人们现代人的审美需求。另外，在家居设计中传统与现代的结合，需要表达出新的文化含义，要透露出清雅、端庄的东方美感。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一些简单的拼贴、堆砌与复制等表现方式不免有点过度，如果仅仅是照抄照搬，毫无改进和创新，势必破坏了原有的传统文化精神。例如我们常见到的所谓的“八仙”茶壶、“龙凤”碗等，这些家居产品虽也是表达了现代产品与传统文化的结合，但设计过于的简单和粗糙，无法体现本该有的传统文化特质。对传统文化不假思索的肆意运用，可以说是对它的亵渎，如此长期以往，让人反感。传统图形文化的运用较为复杂，它需要设计师对传统文化有较深的认识和领悟，结合现代设计理念灵活应用于产品设计中。现代家居的创新发展离不开对传统图形文化运用，然而我们的这种运用决不能只停留于简单的复制、拼贴和堆砌，需要从文化的内在特质出发，领会文化的深层次含义，再应用于家居产品设计中，从而创造出能够代表民族文化的家居产品。
1前言
现代奥运会不仅为主办国全面快速发展提供契机和动力，也为其有效扩大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提供了展示平台。因此，奥运形象不仅仅是一届奥运会组织者的形象，它不仅有复杂的形象主客体构成、复杂的形象主客体关系，最主要的是它的形象和举办城市甚至举办国的形象紧密相关。北京奥运已经过去3年了，但北京奥运形象建设的开创性，必将对以后的奥运形象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回顾和研究北京奥运形象建设实践，从理论上探寻其形象建设系统构架，对今后奥运形象建设将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参考价值。
2奥运形象系统的构成
所谓系统就是“由若干要素以一定结构形式联结构成的具有某种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是多种多样的，依据奥运形象建设需要，可以把奥运形象系统分为文化理念形象系统、行为形象系统、视觉识别形象系统等三大系统。
2.1奥运形象的文化理念系统
所谓理念就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许多属性中，撇开非本质属性，抽出本质属性概括而成”。从这个意义上看，奥运理念就是对奥运的“理性观念”。它作为奥运的文化精神实核，也是奥运形象的灵魂与核心，它不仅决定着奥运本身形象特性，而且使奥运具有了其他国际重大事件不具有的形象风格和形象个性，这种特有的形象风格和个性，会在奥运自身发展中使其具有独特的识别性和竞争力。论文格式。奥运理念作为奥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奥运的精神支柱，是规定着奥运形象本质的因素，对奥运的生存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2.2奥运形象的行为系统
行为是内部特性的一种外在表现方式。奥运的行为系统要素包括奥运的直接、间接参与者的各种行为表现。
文化理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对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论文格式。而行为表现却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它对人的影响更直接、更迅速、更具短时冲击力。这也是为什么人们对奥运赛场的一些诸如兴奋剂、球员失范等行为反应强烈而迅速的原因所在。
2.3奥运形象的视觉识别系统
在形象备受关注的今天，奥运形象的视觉识别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夸大。据统计，在人们各生理器官中，视觉器官获得信息约占80％。奥运视觉识别主要指借助特定的名称、标志、图案、字体、色彩、文案等视觉要素，利用各种形象载体向公众准确、清晰地传达自己的理念和行为的特征，以塑造自身独特的形象。
3 北京奥运形象的文化特质及其和谐本质
上文所述都是奥运形象及其建设的共性问题，北京奥运在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下举行，其形象建设除了以上这些共性外，必将有自己的个性追求。这也是本届奥运形象建设系统支持的内在根基和灵魂。
3.1 北京奥运形象的文化特质
在北京奥运形象建设中，文化问题是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北京奥运形象的文化特质呢？首先我们要清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从实质上看，就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有的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著名的哲学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张岱年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精神基本凝结于《周易大传》的两句名言之中，这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因此，可以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张辛博士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庸精神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所谓 “中”就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而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就可以长久，就是“善”。 作为传统文化，不管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还是“中庸”之道，追求的都是“真、善、美”，这种对“真、善、美”的追求，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对“和谐”的追求。特别是在今天，信息高度发达，社会交往频繁，各种文化不断交融和碰撞的时代，我们将长期面对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更要强调与传统的接轨，我们可以积极地吸收其他文化的优秀精神，但我们没有必要一味盲目强调与国际接轨而淡化自己传统中那些优秀的文化，否则，我们将很快迷失自己。基于这一观点，我们不难看到北京奥运形象建设的和谐目标。因此，我们也看到了，北京奥运形象建设中最显著的现象就是中国人的凝聚力得到了大大的增加，中国人的好客，友爱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中国的传统和现代得到了完美的融合，中国是世界和谐的倡导者。
3.2 北京奥运形象建设的“和谐”本质
和谐是社会成员追求的共同目标。北京奥运的文化特质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决定了北京奥运形象建设的本质就是对“和谐”的追求。这也是北京奥运形象建设区别于其它形象建设的个性特征。因为，传统的形象建设的主要是通过塑造自己光辉的形象为手段，以此来争取公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创造良好环境。而北京奥运的形象建设，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其形象建设已经是整个社会和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象建设的最高目标已经在这种大背景的驱动下进一步得到升华。其形象建设的本质也从追求“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升华到追求“服务和谐社会”层面。论文格式。
4 结束语
北京奥运形象的文化特质决定了其行为系统和视觉识别系统而成为了系统核心，北京奥运形象建设中对“和谐”追求，也为世界各国承办奥运及奥运形象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典范，这也将为奥林匹克的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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