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开放的资讯平台
手机网络的载体――智能手机市场从最初的培育起步阶段，经过2004年市场扩张的发展阶段，正高速发展并走向成熟，相对手机硬件的迅速发展，手机软件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面对这个新兴的市场，史卫星带领掌 讯通团队在摸索中扎实地前进。2004年企业刚起步时，整个团队作了大量的前期调研工作，最终确定了软件开发的切入点史卫星通过调查数据发现当时大家使用手机上网的方式还仅仅停留在手机WAP浏览上，但由于这种方式自身特点的局限性，比如速度慢、信息量小、不易查找、操作复杂等，限制了网上信息的表现和交互方式。史卫星抓住了上述问题有针对性地寻找到了革命性的解决方法，掌讯通于是诞生了。开发初始，了解到当时手机上网用户对资讯信息的强烈需求，史卫星和他的团队决定先将掌讯通做成一个开放的资讯平台。
谈到对资讯内容的筛选，史卫星说：“当时手机上网比较贵，基本都按流量计费。人们都想在最短的时间内，以最少的流量来获得最多最有用的信息。所以我们选了一些用户最关注的信息，如本地区的天气、新闻、交通、股票等等，以满足用户最根本需求，抢占无线应用软件这块市场。所以直到现在，一些忠实的户还认为掌讯通是做资讯的，而实际上，资讯只是我们的一个切入点。”
提到掌讯通的开发，史卫星不禁感慨良多，从最初注册人数仅有25人，到现在日平均注册人数10000人，一个创新一个软件的开发，自然融合着初创团队付出的艰辛，但面对目前的形势更重要的是现在和未来而不是过去。
发展，分享的快乐
“其实从现在来看，目前掌讯通用户在这些资讯模块方面的使用量已经逐步降低了，用户更多的在向图片、视频、音乐的下载和上传等资源分享和娱乐互动的方向上转移。”谈到目前的发展，史卫星如是说。“当初我们掌讯通的定位主要是面向一些商务群体，并没有专门针对年轻人的娱乐需求进行研发，因为当时用智能手机的用户多是一些商务人士。通过调查，我们了解到现阶段使用我们产品的群体年龄主要集中在23-30岁，我们产品定位也在相应作着调整。”
掌迅通在逐渐倡导一种分享的移动生活，采用完全开放的平台，由用户自由上传自己喜欢的资源，并同时分享他人的资源。每个用户都可以上传自己创作的彩铃、主题、图片等等内容与其他用户分享，充分享受互动的乐趣。史卫星和他的团队在研发时处处在为用户着想：“考虑到用户分享下载资源的内容通常较大，为了提高用户的分享体验度，掌讯通率先开发了手机下载的计划任务和断点续传功能，用户的需求是整个团队追求的目标。”现在的掌讯通以资讯平台、开放式资源分享和娱乐互动、新体验为原则进行产品研发，在的手机客户端领域奠定了自己独特的市场地位。
未来，娱乐互动
为了深入“娱乐互动”这一概念，史卫星带领着开发团队对掌迅通的功能进行了优化和补充。除了传统的资讯模块和下载模块，手机聊天室的推出进一步增加了用户的的交流模式，使用户更清晰地体会到娱乐互动的乐趣。
手机论坛的推出是掌迅通近期一系列发展计划的第一步，通过这种独特的模式，使用户在掌迅通体验到全方位的娱乐互动，也让掌迅通能够充分了解用户的各种需求，另外掌讯通的另一大模块――“宝箱”也将于近期推出。“我们提出的这个‘宝箱’的概念，是让用户利用我们的‘宝箱’，通过手机这个终端上的硬件设备，包括麦克风、摄像头等等，把他们看到的图片、音乐、视频等内容保留下来，然后通过手机上传到‘宝箱’中的个人空间与其他用户一起分享，任何人都可以在宝箱内建立自己的空间和浏览他人的空间。‘宝箱’将进一步加强掌讯通的互动性。”
通讯社与党报共一个组织机构，依托党报而成长壮大，这是革命战争年代新华社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追根溯源到80年前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中社，当时通讯社和报纸虽然先后成立，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紧密相连，完全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对于红中社是报社与通讯社合一的组织机构，曾在红中社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回忆中表述得非常清楚。
曾参与红中社创建工作的王观澜，在《红中社的创建》一文中回忆：“当时，我在大会秘书处负责宣传工作，主要是编印大会的《日刊》。这是一份油印小报，每天一期，按日报道大会的活动情况，并登载大会的发言、文件等。为了尽一切力量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把大会的消息报道出去，在大会期间成立了红中社，开始用无线电对外播发新闻。”“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条件简陋，人员也很少，就两三个人，组稿、写稿、校对，什么都干。”“报与社是一回事，一个组织机构，叫红色中华社，简称红中社。先有通讯社，后有报纸。”
担任过红中社负责人的任质斌，在《回忆红中社》一文中曾将红中社的工作内容归纳为三点：“（一）出版《红色中华》报。开始是五天一期，1933年底改为三天一期，是四开大小的报纸，铅印，由中央印刷厂印刷，用的纸张是苏区自己生产的毛边纸。发行量最多时，每期三四万份。（二）编印“参考消息”（每日电讯）。登新闻台抄收的中外电讯，油印，每天一到二张蜡纸，一张蜡纸刻成两面，每期四、六、八面不等，印四五十份，送中央机关负责同志参阅。（三）播发新闻。每天以红中社名义发几条新闻出去，用无线电明码向全国广播，内容是报道苏区建设消息、红军捷报或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声明、宣言等。”他还指出：“红中社就做这几件事。报纸与通讯社是合一的。因此，说‘社’是‘报’兼差的，或者说‘报’是‘社’办的，都可以。反正，报与社是一家。”
红中社时期曾任编委的韩进，于《我党在根据地的第一个通讯社》的文章中写道：“‘红中社’是‘红色中华社’的简称，其全称是‘红色中华通讯社’，1931年创办于中央苏区的瑞金；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红中社’即停止发报发稿。”“1933年与1934年，是《红色中华》工作兴旺时期，人员多时有十余人，除编委会五人之外，管通讯来稿的一人，校对一人，发行一人，文书一人，以及几个机关行政工作人员。当时没有专职的记者，报上刊出的‘记者’，实际上就是编委会的成员。”
红色中华社和红中社的名称也曾多次在《红色中华》等报刊及文献材料上出现。由于红中社同时具有报社、通讯社的双重性质和任务，因而这一名称本身所代表的含义在不同场合的理解也略有不同，有时它代表整个单位本身，有时它专指报社，有时则专指通讯社。
对任何史实的判断都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可否认，当时红中社作为通讯社方面的业务发展尚处萌芽状态，而通讯社的业务性质使它不像报纸一样可以直接和读者见面，所以它在影响力和知晓度方面显然相对于报纸要微弱很多，这也是这段历史较少为人知的原因。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发表在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第100期纪念特刊上署名氓（即李一氓）的文章《论目前“红中”的任务》，该文指出：“我们就连带要解决另一个问题，即是独立的通讯社的建立。现在苏区，可以说无所谓通讯工作，从前的《无线电材料》和后来改的《每日电讯》，这都不是通讯工作。有了一些向外的广播工作，都还是由红色中华兼差代办的，这些工作做得十分不够。我们真需要一个通讯社，来供给全苏区各种报纸、杂志（定期和不定期），以国外、国内和苏区的群众斗争的消息，来负责文字的记述和无线电的广播苏维埃伟大斗争的整个或片断的消息”。“《每日电讯》的工作，只能作为我们的通讯工作之一部分，而且不是主要的一部分。苏维埃的斗争，不能关起门来，要传播到统治的区域，要传播给全世界无产阶级，有系统的以文字来记载苏维埃的斗争……通讯社的工作要独立的建立起来，这个要求，并不苛刻，也并不过早。”
李一氓也是红中社早期负责人之一，他的这篇文章很能反映当时红中社在通讯社业务方面发展的现状，即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独立的通讯社”，而不是由红色中华社兼差代办。他在文中提到苏区“无所谓通讯工作”“我们真需要一个通讯社”“通讯社的工作要独立的建立起来”等，指的都是当时苏区尚无独立的通讯社的机构，由报、社一体的红中社所应承担的通讯社方面的工作还做得远远不够，并非是否认红中社在出版报纸的同时兼而作为一个通讯社的客观存在。
《红色中华》报上曾出现过“红中通讯社”名称
尽管在江西瑞金时期，红中社在通讯社方面职能的发展还处于萌芽状态，影响相对较弱，但关于红中社同时也是一家通讯社的文献史料记载还是存在的，如《红色中华》报上就曾出现过“红中通讯社”这一名称。
1933年5月2日，《红色中华》报第75期第4版上刊登了题为《告通讯员同志》的一封信，结尾署名为“红中通讯社”，这是目前发现的最早以“红中通讯社”署名的文献史料。其全文为：
由于你们的努力和帮助，红色中华的内容与形式，比较从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红中”上已经相当的反映了全苏区各地的战争紧急动员工作，尤其是对于经济动员，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这里，实际的成绩，说明“红中”是向着成为真正群众的报纸，就是说成为“集体的宣传鼓动者和组织者”这个方向走去了。
但是我们这点通讯工作的成绩，还是不能令人满意的，首先我们就可以指出下列几个缺点：（一）对于各地春耕运动的反映很少，同志们没有去注意下层怎样在进行春耕，也没有考察春耕运动中的各种问题（如生产突击队耕田犁牛合作社等情形）。（二）对于各地工农群众实际生活与日常斗争的反映太少，例如党和政府怎样领导反对开小差，归队运动，扩大红军的具体宣传鼓动工作（单说人数是不够的）和土地斗争的实际情形，以及工人斗争等等，都没有很多稿子写来。（三）红军中的通讯员同志没有反映红军生活的各方面，便是对战斗经过的记述也还是很少的，至于行军中所得到的材料，简直没有写。
其次我们的通讯员还没有做到：（一）去组织和采访消息（现在通讯员只能写些眼前的或本机关内的消息对于自己周围所发生的事件，是没有注意到的）。（二）去组织和教育红色中华的读者，发展读报小组，推广《红中》销路。（三）为本报的各种号召，去动员群众为每个号召而斗争。
最后，我们的通讯工作，做得最坏的是：（一）通讯员与本社的关系不密切，很多通讯员只填了登记表，但写得很少或者甚至没有写稿来。（二）同一地方或同一部属的通讯员关系不密切，以致稿件常常重复，不能有计划的来分工合作把当地情形分别做成通讯。
现在我们应该立刻纠正一切缺点，转变我们的通讯工作！！
目前我们最急迫要做的几点工作是：
第一紧紧抓住目前党的“五一”征收党员运动，把各地发展党的实际情形（如各地工会贫农团红军中党团内发展党员的突击队如何活动如何举行革命竞赛等与关于发展的数目也需要）。
第二立刻开始组织各地夏耕运动。把各地进行夏耕的各种问题写来（如群众的劳动热忱，消灭荒田，施肥改种组织犁牛站等等）。
第三，今后本社与各通讯员应该建立密切关系，通讯员随时把各地情形，以及通讯中的各种困难问题告诉我们，以便我们经常写信商洽。其次各地同一处的通讯员要经常开会或接头，讨论当地通讯工作。
同志们，把通讯工作健全起来，使我们的通讯员成为一支有力军队，在各地参加和领导实际斗争，把各地消息像电一样快的反映到红色中华上面来！
革命敬礼！
红中通讯社
四月廿六日
这封《告通讯员同志》的信末署名为“红中通讯社”，是表明红中社作为通讯社客观存在的重要依据之一。
尽管如此，仍有人对历史上“红中通讯社”的名称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认为红中社为加强通讯员工作曾专门成立通讯部并编印指导通讯员工作的业务刊物《工农通讯员》，而红中通讯部的署名在《红色中华》报和《工农通讯员》上曾出现过数次，这封给通讯员的信可能是印刷工人排字时误将“红中通讯部”写成了“红中通讯社”。
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表面看来有一定道理，但实际上却是站不住脚的。理由主要是：一、署名问题关乎一个单位的正式名称，印厂排字工人不可能不加注意，何况报纸编辑还要对版样进行校对，更不可能将作为正式署名的本单位名称搞错。二、红中通讯部的名称最早在《红色中华》报上出现是在1933年9月，之后一年间又陆续出现过几次，其成立时间大概在1933年下半年，这封《告通讯员同志》信的发表应是通讯部成立之前的事情。三、在革命战争年代，无论是新华总社，还是新华社的地方分社，都长期依托于中央党报和地方党报而逐渐发展壮大，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的现象非常普遍，当时的新闻采访、通讯员工作、抄收电讯和对外发稿等是反映通讯社职能的主要业务内容。如新华总社在延安时期曾专设通讯科，并以“新华通讯社”名义在延安组织召开通讯员大会，组织通讯员为《新中华报》写稿，还出版了指导通讯员工作的业务刊物《通讯》。新华社的各地方分社也大力发展通讯员，指导通讯员为党报和新华社写稿，并出版过一些指导通讯员工作的业务刊物。由此看来，在报纸上以“红中通讯社”名义发表致通讯员的信，也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中央往来电报中曾出现“红中通讯社”名称
“红中通讯社”的名称在《红色中华》报上虽然仅出现过一次，但它却并不是文献史料研究上的孤证，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中共中央的往来电报中也曾出现过“红中通讯社”这一名称。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派为首的代表团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12月19日，从西安发电报给、博古，专门提到在西安建立红中通讯社和加强广播宣传的问题，内容为：
毛博：
决定在西安设红中通讯社，请注意广播宣传，并将所有公开电报、信件及宣传品均用广播发出，布置发报散布（播）时有补（充）者亦编入。
周
十九日
西安的红中通讯社，即红中社西安分社，它的主要任务是向西安各报社和社会团体印发红军驻西安办事处电台抄收的陕北红中社新闻和我党文告、宣言等。西安分社的负责人为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李一氓，工作人员有陈克寒、陈养山和布鲁（陈泊）。
根据李一氓的回忆，他是1936年12月24日到西安的，当时西安办事处每天把延安的电讯收下来，转交给宣传部编起来，油印成新华社通讯稿，向西安的党、政、军和新闻机构发送。这个新闻稿的油印发行大概进行了5个月。
陈克寒的回忆则更加详细地描述了西安分社当时的历史情形：“我在1936年12月上旬第二次到西安，不久即发生‘西安事变’。中共中央派同志为首，包括博古、同志在内的代表团到达西安。不久，即成立红色中华社西安分社，由李一氓同志主持，陈养山同志和我参加了这个分社的工作，印发陕北红中社的新闻。博古同志还曾到西安分社和同志们谈过话。红色中华社西安分社建立后十几天，就接到中央指示，说为了适应统一战线的环境，把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所以后来就用新华社西安分社名义印发稿件。”
从“红色中华”到“新中华”
陈克寒回忆中关于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的内容，与曾经历过这段历史的廖承志、向仲华等人的回忆，还有很多已发现的史料相互印证，反映了从红中社到新华社的历史沿革以及二者之间不可割断的传承关系。
据廖承志回忆：“1936年西安事变前，红中社由向仲华负责，地址在保安城中。1936年冬，我到达保安后，当时由博古主持开会，决定把红中社工作分成两部分，即：外国电讯部分由我负责；红中社原来的工作，即报道苏区消息，每天发二千字左右的广播等工作，仍由向仲华负责。西安事变发生后，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
向仲华则回忆：“1936年初，我调到红中社接替任质斌同志的工作，编油印的《红色中华》报。当时，红中社与《红色中华》报是同一个组织机构，地址在陕北瓦窑堡。”“1937年1月，党中央由保安县迁到延安，红中社也随之迁到延安城内。这时，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已开始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很大发展。为了便于党中央及时指导国内人民巩固和平的斗争，扩大陕甘宁苏区（七七事变后改为陕甘宁边区）对全中国人民的影响，党中央决定将《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红色中华社改名为新中华社，简称‘新华社’。”
不久前，我们在陕西省档案馆找到的一份《致省、县、区委宣传部和各级通讯员的信》（文件上未注明具体年月，根据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的时间判断，这封信约写于1937年1月），其中提到关于红中社改名的内容：“由于目前时局急转直下，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内猛烈开展，为使‘红色中华’更能适合于目前环境的需要，故决定改名为‘新中华’，在今后的通讯工作上我们必须更加健全起来。”文末署名为“新华编辑部”。这是目前为止我们发现的关于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的仅存的一份文件档案材料。信中提到的“红色中华”即指红色中华社。
同志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市地方志馆业务推动暨《天津史志》通讯员会议。这次会议是落实市委代书记、市长黄兴国同志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批示和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的具体业务会议，全市地方志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地方志工作高度重视，多次强调要重视修史修志。总理对地方志工作作出三次重要批示，提出要“直笔著信史，彰善引风气。”地方志工作要“为当代提供资政辅治之参考，为后世留下堪存堪鉴之记述。”地方志工作正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刚才徐勇同志就推动方志馆业务和《天津史志》期刊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岳宏同志对通讯员来稿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北辰区地方志办赵景秋同志代表通讯员在会议上发言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几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关心支持下，在各位编辑和通讯员的共同努力下，期刊工作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稿件质量和学术水平不断提升，在全国地方志期刊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去年，《天津史志》杂志在天津市首届企业报刊评展中获得优秀企业报刊奖。各位期刊通讯员，在搞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开拓进取，笔耕不辍，为宣传地方志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此，我代表市地方志办公室、《天津史志》编辑部对在座的各位编辑和通讯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就将来一个时期通讯员工作提几条意见：一是《天津史志》应与时俱进更好地发挥作用。今年是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地方志由一项工作向一项事业转型的关键一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新一届领导班子成立以来，加大了对全国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和督导，今年上半年，连续召开十余次全国性的会议，就方志馆建设、信息化建设等多项重点工作进行部署。在6月8日召开的全市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市政府秘书长、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副主任于秋军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要求各区县、各部门要认真学习和克强总理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为国存史、为党立言、为民修志”宗旨，认真落实好天津市地方志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把工作抓紧抓实。《天津史志》期刊工作作为地方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史志动态、理论研究、对外宣传、合作交流的多重任务。在当前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时代，《天津史志》工作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适应时展和读者需求。
二是密切联系，共同努力，提升史志期刊质量。质量是期刊的生命。期刊工作虽然辛苦但很光荣，密切联系，建立共识，是一项非常崇高的职业，也是一项十分锻炼人的工作。今天在座的许多工作人员和通讯员，大多很年轻，都是本单位的业务骨干，有一定的文字水平和写作基础，具备从事宣传报道工作的基本条件。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同志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需要在工作实践中进一步学习提高。为此，我们一要勤于学习，在学中做，在做中学，同时还要勤于思考，多动脑筋，做到勤学、勤思、勤问、勤写，以勤取胜。二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以正面宣传为主，找准角度，把握尺度，突出重点，发挥优势。三要掌握必备写作技巧，着力捕捉工作的亮点，寻找最佳切入点，准确把握，精心组织，抓住闪光点，扩大影响力。
三是推动《天津史志》工作再上新水平。《天津史志》创刊已经三十二年了，随着我市地方志事业的不断发展，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文化投入的不断增加，《天津史志》作为我市地方志和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现有期刊的信息量、发行量和影响力都难以适应发展需要。根据我市地方志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我们下一步的工作就是要加大人力、物力投入，努力争取在短时间内扩充版面，提高稿件质量，实现公开出版，更好地为我市经济发展大局服务，为地方志工作服务，为我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主动作为，勇于创新，甘于奉献，共同为《天津史志》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华社的历史走过三个阶段
纵观新华社80年的历史，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的红中社算起，其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职责不同、功能各异的阶段：
第一阶段，1931～1949年，是新华社艰苦创业、在战斗中成长的时期。这一时期，新华社的主要职责是作为党的通讯社，在党中央领导和部署下初步开始对各种新闻信息进行采集与，同时肩负对国统区、沦陷区和大后方军民进行政治与军事宣传的繁重任务，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全中国、建立新中国发挥了独特的历史作用。
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际，新华社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红中社)也于当天成立。一个月后，红中社又奉命创办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同时还负责编印“参考消息”(每日电讯)。1934年10月，红中社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1937年更名为新华社，《红色中华》报改名为《新中华报》。1940年12月，新华社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座口语广播电台――延安新华广播电台；1941年12月，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日语节目，为中国人民国际广播的先声。在解放战争初期，1947年3月，随着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停刊，新华社又肩负起了通讯社、中央党报和广播电台“三位―体”的重任，出色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各项宣传报道任务。解放战争期间，面临发动的全面内战，新华社及时转变职能，开始面向全国，用新闻武器配合军事政治斗争，经历了巨大考验，最终与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第二阶段，1949～1978年，是新华社探索和建设国家通讯社的时期。虽然1956年新华社就提出建立世界通讯社的目标，并为此做了很多努力，在国际报道和全球覆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但由于各种原因，至改革开放前，新华社的工作重点和主要服务对象还是国内报道和国内媒体，基本职能仍然是国家通讯社。作为国家通讯社，新华社在为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伟大强国中发挥了应有的历史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9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的《关于统一中央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机关重要新闻的暂行办法》中规定“……一切公告性新闻(如关于政府会议、政府重要措施、政令解释、工作总结、外交事件、重要案件等的新闻)，均由国家通讯社即新华通讯社统一。”1950年2月27日新闻总署召开的京津新闻工作会议提出：“全国性与全世界性的重要新闻，报纸与广播(电)台均应以新华社为主要来源”，“任何外国通讯社稿件，均需经新华社才能发表，各报纸及广播电台均不得自行抄收与采用。”同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改新华社为统一集中的国家通讯社的指示》，在制度上确立了新华社作为唯一国家通讯社的地位。
在此定位下，新华社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参与并见证了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每一个重大历史时刻，忠实记录了我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跨越的非凡进程：
不容回避的是，这一时期，在反斗争和“”中，新华社的队伍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在新闻报道方面也出现了不少失误，走过一段弯路。
第三阶段，1979年至今，是新华社改革开放，迈进世界性通讯社行列的时期。这一时期，新华社一方面不断强化国家通讯社的职能，另一方面则加快了世界性通讯社建设的步伐，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新华社充分发挥了作为党和人民喉舌、耳目、智库和信息总汇的重大历史作用。
为了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1983年1月，新华社确立了新的发展目标，要把本社打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与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通讯社，积极进入国际舆论阵地。
80年来，新华社的职责日益重要，功能不断增强。特别是近年来，新华社全面推进战略转型，加快由传统新闻产品生产为主向现代多媒体新闻信息业拓展，大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初步建成了融通讯社业务、报刊业务、音视频业务、网络业务和新媒体业务和多媒体数据库业务等为一体的全媒体机构。
新华社的历史贡献独一无二
无论从我党新闻史还是中国现当代新闻史的角度看，新华社作出的历史贡献都是独一无二的。
首先，新华社奠定了我党特别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即对新闻宣传工作极为重视，各级党、团组织曾先后在上海、北京等地创办《先驱》(1922年)、《向导》(1922)、《前锋》(1923)、《中国青年》(1924)、《赤光》(1924)和《热血日报》(1925)等报刊，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一些具有无产阶级报刊特点的工作方式与办报原则。但经过1927年的反革命后，党的新闻宣传工作受到重创。
党的新闻事业真正成建制和规模，是1931年党在江西瑞金成立苏维埃革命政权也就是红中社成立之后。之后，从红中社到新华社的发展壮大，使党的办报、办社经验得以有效积累并传承。而在新华社文字广播部基础上成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则作为中国人民广播事业的开拓者，继承了新华社的优良传统，引领了电子媒体的新时代。其“报、社合一”、后来的“社、台(广播电台)合一”乃至“报、社、台合一”的运作模式，显示出中共中央在特殊的战争年代，在“党管媒体”的思路下，以新华社为基础培育中央级媒体群的构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新华社为党和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是新中国中央级媒体的孵化器。
不仅如此，几十年来，新华社都是党中央(政府)重要新闻、公告的首家者。1978年后这一局面虽有所变化，但直到今天，世界媒体心目中的“中国新闻”仍然是“新华社新闻”的代名词。从这一意义上看，新华社的新闻报道模式和新闻运作理念也为新中国的新闻业务奠定了初步的精神基础，是“新中国新闻”的通用“模板”。
其次，新华社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如范长江、吴冷西、梅益、穆青、郭超人、郭玲春等。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从不同方面为壮大无产阶级新闻队伍和发展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做出了重要成绩。
正是有了这样一批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才使我们对新华社的品格与特色有了更为感性的认知。
最后，新华社以80年的新闻实践丰富并发扬了我党和新中国新闻事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新华社的创建和发展，继承了我党早期报刊的优良传统，并在自身的实践中丰富了党的新闻事业优良传统。新华社前总编辑南振中曾经将新华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归结为以下四条：“一是坚持无产阶级新闻的党性原则，始终把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坚持不懈地向人民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二是坚持对党负责和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满腔热情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要求和呼声；三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把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穿于新闻报道和各项工作之中；四是严肃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作风、严密的工作制度和严格的组织纪律。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新华社几代人实践经验的结晶，是党的新闻工作的宝贵财富。”
上述对新华社优良传统和作风从横向方面所作的总结和归纳是全面而准确的。但从纵的方面，我们还可以略作补充。新华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还有一条，即非常重视注意通过对自身历史的梳理，及时总结经验，在此基础上更上一层楼。特别是在纪念建社80周年之际推出的《新华通讯社史》第一卷(1931―1949)，使历史经验的总结从个人、部门的角度升华为宏观史论的水平，从而使新华社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得到进一步发扬和光大。
对新华社发展的企盼
80载岁月对个人来讲已是耄耋之年，但对一个正在成长中的通讯社来说却正当壮年，大有可为。21世纪时新华社由大社迈向强社的新世纪，我们企盼再过20年，即新华社百年诞辰之际，它将以强力通讯社的面貌出现在世界新闻媒体的舞台上。
企盼之一是新华社在未来发展中，应着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媒体形象。
2009年10月，国家主席在新华社承办的北京世界媒体峰会开幕式上致辞，要求媒体“切实承担社会责任，促进新闻信息真实、准确、全面、客观传播。”他强调，对各类媒体来说，树立和秉持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在这次会议上，新华社社长李从军也做了题为，《媒体的社会责任和公益使命》的演讲，强调“媒体的价值在于运用真实、客观、公正、公平的新闻信息服务，推动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理念广泛传播，推动全球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推动各种文明在相互交流、包容、借鉴中共同提高，全面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2011年6月1日，李从军再次撰写题为《构建国际舆论新秩序》的专文，发表于美国的《华尔街日报》上，呼吁“重构我们的沟通之桥，从而让信息舆论传播在人类文明进程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并提出了“更加公平、更多共赢、更大包容和更强责任”的四项原则，强调“媒体机构既要确保新闻信息传播的公开性和透明度，推动建设开放社会，又要坚持新闻报道的理性和建设性，让舆论传播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力量。”这一理念的不断丰富和日益完善，显示出新华社在与世界对话中已开始了对于媒体角色与定位认识的独特表达。
企盼之二是新华社在事业规模上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同时，更加注重内涵的改革创新。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又是世界性通讯社。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华社加快了世界性通讯社的步伐，经过近20年的扩展，目前已基本实现了全球覆盖，多渠道、多功能、多层次的新闻采集和体系，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向全世界多语种、多媒体的海量新闻信息，新闻信息机构的用户已超过两万两千多家。新华社已与与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并驾齐驱，被称为世界四大通讯社之一。
通讯按内容来划分，有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概貌通讯、工作通讯等。人物通讯一般多写先进人物的典型事迹，反映其先进思想；事件通讯则反映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重大的、振奋人心的典型事件和突出实践，进而揭示事件的深刻含义；工作通讯重在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或亟待解决的问题；概貌通讯反映社会生活、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和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等，多为具体事例。
因为通讯属于记叙文，而且是新闻报道，这就决定了它的总体特点是雅俗共赏，易为人所理解，且生动活泼。故通讯一般主题鲜明，材料精当，结构完整，围绕人和事展开，角度灵活新颖，重视描写、细节刻画等。
二、阅读指导
1.辨析通讯的种类。按通讯内容，辨别出该通讯是人物通讯、事件通讯、概貌通讯，还是工作通讯。明晰了通讯的主要内容和类别，就为我们把握该通讯的中心和重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而我们能很快地从整体上、宏观上梳理出该通讯的主要信息，这样在解答问题的时候就不至于偏离文章的中心。
2.概括文章中心，梳理文章结构。对于人物通讯，要把握人物性格，察其言观其行，对人物的思想精神有所了解，重视作者对人物的看法、评价，还要了解人物所处的环境特点，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于事件通讯，要理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尤其要弄明白事件的前因后果及意义和影响等。通讯一般有以时间为线索的纵式结构（按照事物发展顺序展开）和以问题的性质、作者的观点来安排材料的横式结构两种，要特别留心文章的过渡照应、详略安排以及总分布局等。
对于文章中心的归纳，其技巧如下：①抓文章关键句。比如首尾段的起始句，往往总领全文或概括全文。过渡句、转折句表明话题的转移，它是全面把握文章的关键。对于各类修辞句，要弄清修辞手法，深入思考，挖掘修辞背后所隐含的真正意思。②从文章中反复出现的语言中提炼中心。③组合关键词语、句子，采取摘录拼接法整理所需要的答案。④留心文章标题。
3.关于通讯的艺术特色，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记叙、描写、抒情、议论的综合运用及其作用；二是灵活多样的修辞手法；三是形象、生动的语言；四是正面、反面、侧面、近看、远观、鸟瞰、俯视等多角度切入的写作手法。比如描写，就有景物、肖像、语言、动作、心理描写等，其中景物描写的作用一般有如下几种：交待人物活动的背景，暗示社会环境，交待时代背景，烘托作用（渲染气氛，烘托人物心情，表现人物精神风貌、性格等），推动情节发展，深化主题等。总之，考生对文章表达技巧方面的理论知识一定要有所了解，并且要掌握一些常见常用的技巧方法。
阅读训练一
赣州“三变”（节选）
高云才
老肖一家四口都在惠大这样的公司做“农民工人”，人均年收入四千多元。像老肖这样的老表，在小流域治理中“摇身一变”成为“农民工人”的事例，在赣州举不胜举。目前，赣州市越来越多的农户加入到小流域开发治理中来，老表的腰包开始鼓了。据统计，仅种果一项，赣州农民人均增收2335元。
信丰县嘉定镇马路炕村1993年被列为小流域开发治理试点以来，全村210户农民全部上山，开发种植脐橙3000亩，2003年全村脐橙产量260万公斤，产值535．5万元，人均果业收入五千多元。龙回乡仓下村村民林万缯1983年在该地小流域治理中承包本村荒山1000亩，营造杉树等用材林，逐年开发种植甜柚、脐橙近百亩，现在总资产超过100万元，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户。
瑞金市委副书记谭步华告诉记者，现在，农民嘴里经常念叨着“猪―沼―果”“猪―沼―菜”“猪―沼―鱼”什么的，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的模式，不仅给农民带来角色的变化，还给农民的生活方式带来了变化，那就是“开发一园果，建一沼气池，种一园菜，养一塘鱼”……
小流域治理，已经成了赣州农民增收的重要手段。
变化之三：小流域做成了“大文章”，鄱阳湖笑看赣江水
站在郁孤台上，只见章江和贡江之水在这里汇合成赣江，奔腾往鄱阳湖咆哮而去。
赣州市水保局副局长周益萍说，经过20年小流域治理，赣州山水田林路井然有致，水保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耕作措施发挥了很好的蓄水保土、防洪抗旱等作用。据统计，赣州全市水土流失面积由原来的61万公顷，减少至14万公顷；47万公顷的治理区内，林草植被覆盖率平均在80％以上，泥沙流失量因此大大减少。眼前章、贡二江之水正在变得清澈起来。宋朝词人辛弃疾在这里描绘的①，正在逐渐变为现实。
兴国的小流域治理，就很能说明问题。目前，兴国山地植被覆盖率由重点治理前的28．8％上升到2002年的72．2％，水土流失面积由原来的1899平方公里减少到726平方公里，全县河床由原来的每年抬高4至7厘米，变为每年下降5至9厘米，至今已平均下降26厘米，最大的下降124厘米。
江西省水利厅工程师张金生说：“这里，②的状况得到了根本的改变。鄱阳湖面对赣江泥沙骤减的来水，也露出了笑容。”
目前，鄱阳湖蓄纳江西省包括赣江在内的97％的来水，泥沙淤积依然严重。据调查，每年入湖泥沙量达到2400万吨，湖区面积由上世纪50年代的5100平方公里缩小到现在的3950平方公里，容积由370亿立方米缩小到298亿立方米，泥沙俱下大大降低了鄱阳湖对长江洪水的调蓄作用。赣江来水由浊变清，自是鄱阳湖的福分。
对此，江西省水利厅副厅长管日顺分析说：“赣州的小流域治理，做成了‘大文章’。上游水保多投入100元，下游防洪就可以少投入1万元。实际上，20年来，国家给赣州小流域治理投入两亿多元，其发挥的防洪效益大约为200亿元。投入小流域事业，事半功倍，这是赣州的经验。”
③鄱阳湖在见证着水土保持。④赣江在期盼着赣州的水土保持……
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副司长张学俭说：“赣州小流域治理，生态原则优先，宜修复的修复，宜开发的开发。生态景观改善了，老表腰包鼓了，水土流失减少了。这是惠及农民的好事，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大事。”
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小流域治理，举起了赣州经济、社会、生态统筹发展的大旗。
（选自《人民日报》）
阅读上文，完成下列各题。
1.下列说法中不能概括说明赣州“三变”的一项是（）
A.赣州农民的角色有了变化。B.赣州农民的生活方式有了变化。
C.赣州农民成为了“农民工人”。D.赣州小流域治理做成了“大文章”。
2.将a.“下雨一包脓，天晴一块铜；远看青山在，近看泥水流”b.“落霞孤鹜，秋水长天”c.“郁孤台下清江水”d.“钟山千古，默对清浊”四句诗文分别填入文中的空白处，其对应关系恰当的一项是（）
A.①b②a③d④cB.①c②a③b④d
C.①c②a③d④bD.①b②d③a④c
3.根据文章内容，下列推断错误的一项是（）
A.赣州“三变”完全得益于小流域生态综合治理。
B.赣江小流域综合治理带来鄱阳湖水由浊变清的福分。
C.小流域治理做成了“大文章”，“大文章”就是产出效益大约是投入资金的100倍。
D.可持续发展实际上就是生态景观改善、人民生活提高、水土流失减少等。
阅读训练二
千载古城水流长――绍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印象
袁亚平
整旧如故的鲁迅故里历史街区
一路青石板，小巷里可以听见历史悠长的回音。两旁白墙黑瓦，石框台门，沧桑尽在其中。黄色或橙色的旗幡，沿小巷一直飘拂过去……平常的生活场景，流淌着江南水乡的韵味。浙江省绍兴市仓桥直街历史街区主要由河道、民居、道路三部分组成，全长1.5公里。民居大多建于清末民初，858户居民枕河而居。仓桥直街62号住户王美娟，指着自家漂亮的卫生间，满脸都是舒心的笑：“马桶早就扔了，做梦也没想到政府把我们的房子修得这么好！”
街口有一块大理石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中华人民共和国浙江省绍兴市仓桥直街历史街区”。
古城保护的文化追求
绍兴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绍兴古城始建于公元前490年，近2500年来城址一直未变。历朝历代的文献记载和物态记忆犹如满天星斗，难以穷尽。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古城日益困惑，面临保护古城与推进城市现代化的矛盾，面临保护古城风貌与改善居民生活环境的矛盾。
绍兴市委书记王永昌是位哲学博士，善于从宏观和历史发展规律来认识问题。他说：“保护和建设好8．32平方公里的绍兴古城，既是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城市未来发展的时代选择。现代城市的构成已逐步转变为多元化的文化形态，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第三产业和新兴文化产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绍兴古城的历史文化不是包袱而是财富，保护古城不是设置现代化的障碍，而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
古城保护是一道世界性难题。在绍兴古城保护的实践和探索中，规划意识，法治原则，人文关怀，格外引起记者的注意。
2001年12月经浙江省政府批准通过的《绍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在老城区范围内划定了越子城、鲁迅故里、八字桥、西小河、书圣故里五大片和石门槛、新河弄两小片历史街区，总面积近200万平方米。确定了点、线、面保护与古城格局、传统风貌保护相结合的总体框架，提出了“修旧如旧、风貌协调”的保护方法。
绍兴市成立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管理办公室，按照规划要求，与住户签订民居修缮保护协议，查处街区违章建筑，规范沿街店面招牌广告制作，依法管理、制度管理、友情管理、社区管理有机结合。
……
古城保护的诗意生活
“三山万户巷盘曲，百桥千街水纵横。”古诗里的绍兴，依然存活至今，街随河走，河连桥路，清水长流……
82岁的陈惟于老人说：“作为土生土长的绍兴人，我亲眼目睹了这座城市的变化。环城河这么宽，这么长，城里城外都是水。河两岸成了风景带，我有几个朋友住在河边，清流就在楼下，边上就是花园。”
绍兴的老城区内，府山、塔山、蕺山三山鼎立，郁郁葱葱，保持了原始风貌。山上分别重建、修复了飞翼楼、应天塔、文笔塔，城在山中，山中有城，水性的城市有了刚强的筋骨。
漫步老城区，抬眼望去，沿街建筑呈现“黑、灰、白”的色彩基调，建筑的式样、高度、材料、纹饰等回归传统建筑风格。城区内的古建筑、古遗址、古园林、杰出人物纪念地等，共确定102处各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老城区原来人口密度过高，在政府的安排下，1／5的居民外迁、疏散，大部分居民有了更多的生活空间。
古城保护也是一项有回报的重大工程。绍兴市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文化效应、经济效应和社会效应。近年来，绍兴市获得了中国环境保护模范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园林城市等称号。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阮仪三说：“绍兴在历史街区的保护中，原汁原味，修旧如古，积累了自己的经验，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为全国树立了一个好的榜样。”
（选自《人民日报》）
阅读上文，完成下列各题。
1.文中第一段用了哪些表达方式，有什么作用？
2.文中引用了绍兴市民王美娟、陈惟于的话，用意一样吗？请作简要的分析。
3.结合文意，谈谈对“绍兴古城的历史文化不是包袱而是财富”这句话的理解。
4.请就“对鲁迅故里历史街区的保护”来谈一谈什么叫“修旧如旧，风貌协调”的古城保护方法。
参考答案
《实用类文本阅读之通讯》
阅读训练一：
1.C（C项赣州农民成为了“农民工人”从属于“赣州农民的角色有了变化”，是具体说明）
2.C（b项“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化用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里的名句，c项“郁孤台下清江水”出自宋代词人辛弃疾的《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根据②处语句“根本的转变”“露出了笑容”应选a，③④处根据句子结构应选对仗句，“鄱阳湖在见证着水土保持”，“见证”往往同历史挂钩，因此与“钟山千古”一致）
3.B（原句是“赣江来水由浊变清”，而不是鄱阳湖由浊变清，赣江只是鄱阳湖的支流之一）
阅读训练二：
1.描写、议论、说明。使读者对绍兴的建筑特色、民情风貌，以及悠久的历史和街区的布局有了一个清晰的印象。
中兴通讯突然换帅，立即引来外界关注。据了解，接替殷一民职位的史立荣是公司元老级人物，根据其履历，他在中兴通讯的任职经历最早可追溯至1989年，而在公司执行副总裁位置上，史立荣呆了11年之久。
业界认为，自殷一民掌舵中兴通讯以来，虽然发展一直不错，但与“死对头”华为相比，明显存在发展过缓的问题。而这正是导致殷一民下台的根本原因。
换帅迷雾
2004年年初，当时正值40岁的殷一民从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一手培养出的5位高层中脱颖而出，顺利接替侯为贵任总裁一职。6年过后，他也到了和这个职位说再见的时候了。
3月30日下午，刚刚在股东大会上接受严苛“拷问”的中兴通讯董事长侯为贵，身着灰色布夹克，面对记者的采访，表情轻松。对于记者逼问的“敏感”话题――为何去掉为中兴通讯立下功劳甚多的殷一民总裁职位时，侯为贵回答说：“殷总在任6年，身体上、工作上都承受了很多压力。辞去总裁职务，这不影响公司高层管理团队的稳定。”侯说，去职后的殷一民仍保留中兴董事之位。
寥寥几句之后，侯为贵将更多的目光放在刚任总裁的史立荣身上。在他看来，技术出身的史立荣，做过研发，管理过生产，长时间负责销售，对未来全球市场的布局和突破点会有清晰把握。从他的这番评价中，显然是认为长期搏杀在全球销售战火中的史立荣，才是中兴通讯最好的掌门人。
然而，身体不好、工作压力大是中兴换帅的理由吗?事实上，关于中兴通讯换帅一事，经历了颇多曲折。早在2009年时，就有传闻称殷一民因未完成董事会制定的目标任务，引起了大股东的不满。
事实上，这并不能成为理由。在殷一民执掌中兴通讯期间，公司业绩一直在稳步前进。据了解，殷一民就任中兴通讯总裁的最近3年里，公司总资产、净资产由2006年底的257.61亿元、113.26亿元分别增至2009年9月30日的596.92亿元、163.61亿元。分别增长131.71％和44.46％。
公司收入2007年度为347.77亿元，2008年度为442.93亿元，2009年为602.73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49.81％、27.36％、36.08％；公司净利润2007年度为12.52亿元，2008年度为16.60亿元，2009年为24.58亿元，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63.26％、32.58％、48.06％。
但这一份亮丽的成绩单仍然不能阻止中兴换帅的传闻满天飞。
在3月初举办的供应商大会上，中兴通讯财务总监韦在胜在发言中提到“代替现任总裁殷一民先生”，进一步证实了殷一民离职的消息。
3月18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兴通讯即将出现重大的高层人事变动，在3月底举行的董事会换届之时，殷一民届时可能会离开中兴通讯。对此。中兴通讯紧急出面澄清，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了上述人事变动，表示报道与事实不符。
但事后证明这只是公司惯用的公关策略而已。
来自华为的压力
殷一民突然卸任，确实是因为董事长侯为贵透露的身体原因吗?业内认为，殷一民离职的最重要原因，是他在任的6年中，中兴和华为在规模差距上越拉越大，而不是来自身体或是工作上的原因。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金桥表示，“史立荣接替殷一民出任总裁，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事变动，这关系到中兴通讯下一步的全球战略。”而一位熟悉中兴通讯的知情人士认为，中兴通讯此次高层变动看似突兀，其实是预想的结果。背后原因是不满中兴明显落后于任正非领军下的华为。
3月30日，中兴通讯召开董事会讨论换帅一事的第二天，华为了2009年度报告。2009年，华为全球销售收入达到1491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9％；净利润则达到183亿元，净利润率为12.2％。以销售额衡量，去年华为在全球电信设备市场的份额已超越阿朗及诺西，成为仅次于爱立信的全球第二大电信设备厂商。
显然，在全球电信设备舞台上，华为已然争取到了一个显赫的位置。根据Gartner最近的统计：2009年，华为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已从去年的11.5％上升至14.2％，趋近爱立信的20.8％。更重要的是，华为由于业务及财务上的稳健成长，已经与诺西、阿朗等传统对手拉开了距离。
而中兴通讯如何呢?据截至2009年12月31日的财报显示，中兴通讯业务收入为602.73亿元，较2008年增加36.08％，实现净利润24.58亿元，较2008年增加48.06％。但与华为相比，仍有不小的差距。
尽管去年全年业绩不错，但这个成绩并不合侯为贵的心意。来自中兴通讯内部刊物的信息显示，在2008年经营工作会议上，侯为贵已明确提出了销售额冲刺100亿美元的经营目标。然而以目前2009年营业收入602.73亿元计算，中兴通讯这个前年提出的100亿美元年度销售收入目标还是没能实现。
业内人士认为，关于侯为贵不满殷一民在任期间公司业绩的说法，具备一定的可信度。而一位中兴内部人士表示，“2002年是中兴和华为最接近的时候，但随着华为在国际化上的先人一步，中兴和华为的差距是越来越大了。”
事实上，中兴这次换帅有迹可寻。在董事长侯为贵看来，中兴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扩大规模，缩小与华为的绝对差距。但是在殷一民看来，当前最重要的还是保利润。据了解，殷一民今年年初在中兴内部讲话时还强调：“我们延续了现金流第一、利润第二、范围第三的策略。”把规模放在了最后面。他还特别强调：“2009年是效率年。”又是一种保利润的委婉说法。
两人思路不同，如果互不让步，最后只能换帅。
换帅能否改变现状
中兴与华为，曾经并驾齐驱，合称“中华”，是同一个重量级别的对手。但现在华为已经把中兴远远地甩在身后了。这种业绩表现，令殷一民实在难以向一直把华为作为对手的侯为贵和董事会交代。
换帅是中兴通讯渴望改变现状而作出的变动。侯为贵和董事会都明白，如果不能提升发展速度，与华为的差距将越来越大，这种趋势目前表现很明显。
在海外市场上，华为到处“圈地”，给中兴造成的威胁和压力越来越大。让中兴感到惶恐不安的是，虽然在国内市场中兴的综合份额为第一，但由于经济危机影响，从2009年开始，华为明显加大了国内市场的争夺力度，而且成效卓著，直接威胁到中兴的位置。
在国内市场，中兴在头把交椅上还能坐多久呢?事实上，国内市场是中兴对华为的唯一优势。如果连这点优势都丧失殆尽的话，对中兴而言，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史立荣能否缩短与华为之间的差距?与偏重技术的殷一民不同，史立荣身上更浓重的是其海外市场拓展经历。公司公告的履历显示，史立荣自1999年担任公司执行副总裁起，一直分管市场营销。在中兴内部，现年46岁的史立荣被视为典型的少壮派，为中兴通讯当年出征海外市场第一人。
工信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陈金桥说，“史立荣接替殷一民出任总裁，关系到中兴通讯的下一个全球战略。由负责全球业务的史立荣出任总裁，标志着中兴通讯越来越重视国际市场。”
在陈金桥看来，此次中兴换帅充分考虑了业绩贡献，史立荣负责的全球市场业绩突出，是能接替殷一民出任总裁的原因。而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国外市场的需求逐渐释放出来，选择负责全球业务的史立荣出任总裁，标志着中兴通讯在站稳国内的同时，对国际市场开拓更加看重。
2018年9月3日下午，通讯员培训班组织此次培训的各二级单位基层通讯员40余人，在大庆油田人才开发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传统教育基地——大庆油田供水公司西水源参观学习。
西水源位于大庆市让胡路区水源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庆油田会战打响伊始，供水人紧跟油田开发建设步伐，麓战荒原钻凿了第一口水井，创下了油田供水非凡的基业。几十年来，西水源党支部坚持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强化“三老四严”思想教育不放松，从职工入厂第一天抓起，从细节抓起，从解决一人一事的思想问题抓起，不断提高职工思想素质，锤炼队伍过硬作风，成为全国石油系统新时期党建工作的一面旗帜。
通讯员们在西水源依次参观了展厅、干打垒、生产基地。在展厅里，油田会战时期的历史照片再现了西水人艰苦的会战史，上世纪60年代至今，珍贵的原始水源指标、运行记录、地质资料，以及迄今为止大庆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栋干打垒，还原了当年油田会战的生活原貌，记录了西水人艰苦的会战史。
在参观学习过程中，通讯员们一边倾听讲解员的讲解，一边重温会战传统，追思先辈伟绩。在现场切身感受了油田先辈们作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结合当前公司发展的形势，大家纷纷表示，在公司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信心，认真学习西水源先进工作经验和党建工作方法，继承先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在工作中干一行爱一行，立足岗位，开拓进取，不断提升通讯稿的质量，做合格的通讯员。
2018年9月3日下午，通讯员培训班组织此次培训的各二级单位基层通讯员40余人，在大庆油田人才开发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传统教育基地——大庆油田供水公司西水源参观学习。
西水源位于大庆市让胡路区水源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大庆油田会战打响伊始，供水人紧跟油田开发建设步伐，麓战荒原钻凿了第一口水井，创下了油田供水非凡的基业。几十年来，西水源党支部坚持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强化“三老四严”思想教育不放松，从职工入厂第一天抓起，从细节抓起，从解决一人一事的思想问题抓起，不断提高职工思想素质，锤炼队伍过硬作风，成为全国石油系统新时期党建工作的一面旗帜。
通讯员们在西水源依次参观了展厅、干打垒、生产基地。在展厅里，油田会战时期的历史照片再现了西水人艰苦的会战史，上世纪60年代至今，珍贵的原始水源指标、运行记录、地质资料，以及迄今为止大庆地区保存最为完好的一栋干打垒，还原了当年油田会战的生活原貌，记录了西水人艰苦的会战史。
在参观学习过程中，通讯员们一边倾听讲解员的讲解，一边重温会战传统，追思先辈伟绩。在现场切身感受了油田先辈们作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结合当前公司发展的形势，大家纷纷表示，在公司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信心，认真学习西水源先进工作经验和党建工作方法，继承先辈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在工作中干一行爱一行，立足岗位，开拓进取，不断提升通讯稿的质量，做合格的通讯员。
（一）通讯员是企业的信息传递者
通讯员对党和国家、上级单位政策、指示的宣传解读，以及根据上级要求所作的本企业信息汇报，无疑会促进企业与外部信息交流的畅通。企业领导的决策、指令需要通讯员加以宣传解释，以便执行层更加迅速、准确地贯彻落实；执行层的反馈、一些创新的思路、好的经验等也需要通讯员及时传递，保持企业内部信息的畅通。
（二）通讯员是企业文化的传播者
通讯员在政工部门的引导下，在日常写稿投稿过程中，接受企业文化的熏陶，逐渐认同企业文化，并通过自己的新闻稿件、文艺作品进一步传播，营造有利于企业文化培育滋长的氛围，促进企业文化的成熟。
（三）通讯员是企业对外形象的塑造者
良好的企业形象是由内质、外形两个方面构成的。企业的外形是人们看得见的“硬件”，如现代化的办公楼等；内质则体现在完善的管理制度、良好的激励机制、先进的企业文化等方面，这些统称为“软件”。要展现这些内质，离不开通讯员与各种媒体的合作，通过新闻和文艺作品宣传企业亮点、展示企业风貌，逐渐在股东和社会公众面前树立企业良好的形象。
（四）通讯员是企业历史的记录者
如果我们把企业管理者、生产者看作企业历史的创造者，那么，通讯员则是企业历史的记录者。他们通过文字、图片，及时捕捉企业发展中涌现的优秀人物和事迹，记录重大活动，将为企业留下珍贵的记忆。
二、解决激励问题，增强通讯员归属感和快乐感
（一）团结队伍，营造精神家园
经常组织交流和沟通，营造一个属于广大通讯员自己的精神家园，让他们体会到实实在在的归宿感。政工部门可以利用各自资源，建立与通讯员相互交流的“园地”，如QQ群、论坛、读书会等，及时向通讯员传递写作技巧、宣传方向、征稿信息等，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意见，以便交流和鼓励，让他们感觉到被关注的温暖。各支部、部门领导还需要经常关心本部门通讯员，了解他们素材收集、采访、写作方面的困难，及时给予支持，避免他们产生孤军奋战的感觉。
（二）及时表彰，让通讯员精神物质双丰收
基层通讯员既要干好本职工作，同时又要克服生活、家庭中的诸多不利因素，占用大量的业余时间创作。对于优秀通讯员的这种付出，需要及时给予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奖励。除了按标准进行奖励外，可以像表彰先进工作者那样对先进宣传部门、优秀通讯员进行表彰，在评选先进、评聘职称等方面给予通讯员一定的优惠政策，这样可以使他们产生荣誉感和快乐感，从而提高他们的写作积极性。
三、解决技能问题，加强通讯员教育与培训
（一）对通讯员进行引导和组织培训
企业需要拨出专门经费，用于组织通讯员培训，经常邀请有经验的记者、编辑老师讲解新闻写作知识、技巧，促进通讯员写作水平的提高。在此基础上，还需要经常与通讯员进行交流沟通，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条件、提供帮助。企业还需要营造一个让通讯员能快乐交流的氛围，最好的方式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些时常能聚在一起和走出去进行交流互动的机会，比如组织通讯员外出采风、选送优秀通讯员去上级组织的培训班学习等。
（二）对通讯员自身的要求
一要正确认识宣传工作，提高学习自觉性。通讯员在为企业宣传工作作出贡献的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通讯工作对自身素质的提高大有益处。首先，宣传工作本身就是一个展示通讯员才华的平台，是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途径；其次，通讯员为了写出好稿，逼着自己去学习、去思考、去分析总结，自身素质必定不断提高，对通讯员今后的事业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议程设置是大众媒介寻找、制造特定话题以引起受众关注的主要途径，也是其内容生产的主要方式。随着媒介融合不断深化，在互联网传播语境中的媒介“议程设置”特性发生了剧烈的衍变。对于热点话题，互联网善于用独特的话语表述形式进行阐释以获取关注。
1.网络历史新闻专题的主题特征
腾讯、凤凰网的历史新闻专题的内容主题具有新闻时新性和历史文化性的双重特点。话题所涉及的范围广泛，既有大众熟悉的通俗话题，亦有相对严肃的涉及思想文化或公共生活的议题。这些专题常以具有独特性和创新性风格的网络话语形式来策划、包装主题，从而获得网络受众群体的关注和反馈。
具有公共性或思想性的议题特征是，在当下社会舆情热点和与其相关联的历史背景中提炼话题来进行分析讨论，对当下社会公共生活的伦理规范和具体现象进行理性的观察或批判。
对于舆论热议或具有通俗趣味的议题，腾讯网和凤凰网则注重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进“雅俗共赏”式的分析、解读。例如腾讯网的“张学良后悔发动西安事变吗”、“为刘文彩翻案很荒唐”、凤凰网的“那些年我们保卫过的南海——1974年、1988年中越海战纪实”等专题均属此类。
腾讯、凤凰网的历史新闻专题还善于从个体记忆的角度来阐释主题，既区别于主流意识形态常用的宏大叙事方式，也能引起主体意识强烈的网民群体的共鸣，同时在网络信息海洋中体现了别具一格的“辨识度”。
例如凤凰网历史频道的“教科书之外的真相”系列专题，用区别于中学历史教科书常规宣讲的方式来重新解读如“旧中国真是‘一穷二白’吗”、“华盛顿真是‘因美德拒绝王冠’？”等历史话题。
2.网络历史新闻专题的文本结构特征
网络历史新闻专题的文本结构常采用“观点+论据+结论”的推理思辨式叙事框架，即以标题、导语来概述内容主题；在叙事主体部分以述评结合的方式拟定简洁明确的观点和论据；结语部分则强调从历史和现实双重视野中对内容主题进行反思。这种叙事模式便于深入发掘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联系，并且启发受众进行思考，因此也是当下腾讯、凤凰网历史新闻专题最常用的叙事文本结构。
例如，反映抗战时期河南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引发了社会舆论热议，腾讯即推出专题“戳破《一九四二》里的伪历史”，专题的导语提出：“……试图勾勒出这场“人祸”的真实历史逻辑，并澄清一些广为流传的伪历史。”简洁的标题和扼要概括的导语相结合，以开门见山的方式明确了主题。
专题的叙事部分归纳出电影中关于河南饥荒的争议情节：如“政府压制媒体报道”、“不相信河南有灾”、“政府因为美国记者白修德的报道而被迫开始救灾”、“以撤军方式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等，然后用相关的史料著述逐一进行分析对比，以引导受众辨析电影情节之真伪。
网络历史新闻专题的叙事策略
大众媒介的叙事话语具有互文性特征，即媒介文本制作者（如新闻报道、广告等）惯常使用引用、暗示、拼贴等方式，将内容主题与某些特定的现实背景或文化语境联系在一起，激发受众通过其知识结构和社会经验来解读主题。网络历史新闻叙事常利用互文性叙事策略来吸引受众关注历史文化话题，并且通过网络传播的互动性优势来营造便于开放交流的话题解读空间。
1.以超文本形式来建构历史与现实语境的互文关系
新闻叙事中的互文关系表现在：“新闻是一种真实，而我们所属的文化又是一种真实，观众往往以类似的方式去观照它们，使得两者之间产生了互文关系。”超文本是基于互联网的非线性顺序的文本结构，通过字词、图像和音频的联想性链接，以超链接组合而成的文本系统。网络历史新闻专题的超文本形式能通过超链接和多媒体等功能在文本中形成历史事件、社会现实或者文化背景之间的相互参照比较，形象、具体地展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从而凸显文本深层的意义建构互文性。
例如，凤凰网制作的“学生会的前生今事”专题，其策划背景是国内某知名高校教授在博客中发文质疑高校学生会，认为学生会“早已成为高校的藏污纳垢之地”，此言论引起社会关注。该专题以此为由头来探究高校学生会屡遭非议的深层原因，专题的叙事部分以记述高校学生会现状和历史为主线，通过展示高校学生会在不同历史阶段所发挥的功能作用来揭示主题的内涵：中国高校的学生会从创建起就有着紧密的政治属性，学生会的历史和今后的发展都受到时代政治文化的影响，高校学生会因其定位未能适应当下时代的发展而导致工作方向模糊不清、面临尴尬的现状。
受众通过这种超文体阅读方式即能基本了解高校学生会的发展历史、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海外高校学生社团的发展状况，从而理解我国高校学生会所处的复杂境况，避免对此热点议题停留于片面化、“标签化”的认识。
2.文本互动性特征所拓展生成的内容解读和交流空间
网络传播中的互动性是指传播者与受众的双向互动传播和动态交流。除常见的网友评论、微博实时互动等方式之外，腾讯、凤凰网历史新闻专题还设置受众参与述评的栏目来吸引受众参与讨论，共同拓展议题的内涵，进而激发受众在交往实践中逐渐形成认知主体意识。
凤凰网历史频道的知青专题以征集知青撰写的个人史为主要内容，有过知青经历的受众群体以此为平台回顾“上山下乡”的经历，反思这段对国家和个人都影响深远的历史。
腾讯网历史频道专题的话题常具有争议性。而“读者来信”成为其与受众交流的主要互动栏目，较之历史频道其他互动板块（“网友评论”、“实时互动”微博），“读者来信”的内容更有条理，尽管网友反馈的话语不乏偏激、攻讦之处，但基本上还是围绕相关专题的内容、观点进行争论、评价。而频道编辑将该栏目与其他主要栏目一起放置在频道主页导航条上，以强势的版面语言突出了注重与受众互动的编辑意图，以栏目为平台吸引并汇聚受众的反馈来生成编读之间、读者之间动态、平等的交流。受众在文化消费的同时也在以自己的反馈参与了文化生产，历史新闻专题的内容意义由此得到了进一步深化。
自媒体时代网络历史新闻传播所凸显的价值
随着微博的勃兴，当下的媒介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媒体竞争的重点在于能否生产出有深度、有价值的内容产品，同时能否促进受众在线上线下的交往。而互联网对社会公共领域进一步拓展，使网络新媒体的历史新闻传播可以通过多种信息生产和分享手段来帮助人们拓宽历史观察、研究的视野，在挖掘历史记忆、存留历史体验、深化历史文化讨论等方面都有着积极的作用。
腾讯网、凤凰网制作的历史新闻专题在内容主题和叙事话语运用方面具有鲜明的“民间写史”风格。例如凤凰网知青栏目的“知青个人史记录”、腾讯和《看历史》杂志联合主办的“国家记忆2010”活动。
“民间写史”活动善于将公共历史事件与个体生活和命运相联系进行阐述，从而能激发民众的公共意识。而网络历史新闻专题文本具有的叙事开放性和互动性特征，使受众在交流和讨论中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受众能积极参与内容生产和主题意义的拓展。互联网场域中开放性叙事与受众关注的历史议题的结合，有力地促进了民众公民意识的觉醒和发展。
同时，当下的网络历史新闻传播工作者应保持文化自觉意识，重视并解决网络信息传播的实用性、碎片性特点和历史传播所需要的系统性、传承性所形成的矛盾，避免传播的主体和受众陷入片面、功利性地衡量历史价值的误区。
参考文献：
①汲军：《开掘历史宝库拓展新闻视野——以上饶抗战历史新闻报道为例》[J]，《新闻界》，2006年第6期
在21世纪告别首个十年之际,中央电视台继《大国崛起》和《复兴之路》之后再次重磅推出大型记录片《国情备忘录》—— 一部国情教育记录片的扛鼎之作。作为一名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多年的高校教师,笔者在被《国情备忘录》的精彩内容打动的同时,一方面深深感受到当代大学生国情教育亟待加强,另一方面也再次感知大众传媒作为传播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可大有作为。
一、国情、国情资讯、大众传媒与国情教育的涵义
国情,顾名思义就是国家各方面的情况,是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军事、外交、人口、风俗习惯、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各方面状况的综合反映。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国情的内容很丰富,实际上它包含了有关我们中国的一切情况,经济的、社会的、民族的、文化的等等,一草一木都可以被认为是中国的国情。”[1] 大体而言,国情可分为:自然国情和人文国情;历史国情和现实国情;静态国情和动态国情;整体国情和局部国情等等。例如,《国情备忘录》记录片呈现给观众的国情资讯,即含括了上述各项分类法的内容。
国情资讯,简言之就是国情方面的有关资讯。从资讯学理论来看,资讯和信息、新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严格而言,一方面资讯是信息的一种,它是由于被受众及时获得和利用而能够给受众带来价值的信息;另一方面资讯的时效范围远宽于新闻,包括了新闻、史实、政策、评论、观点等多方范畴,涉及多种学科领域,从这角度而言新闻属于资讯的一种。
大众传媒(mass media)即大众传播媒介的简称。广义上它是所有用以向广大受众传递各种信息的物质载体如报纸、通讯、广播、电视、互联网、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的总称。传统上大众传媒指传播范围广大的图书、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六种传媒(前三种又称印刷传媒,后三种又称电子传媒),今天的电子传媒则应加上依托信息技术发展起来的互联网、音像出版物等新兴传媒。在狭义上,大众传媒与新闻传播关系密切,即以新闻传播为重要使命,因此又被称为新闻传媒(news media) [2]。
国情教育是国民素质教育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形式。它是教育主体向教育客体传授国情基本知识和分析认识国情的基本方法,使之树立正确国情观的教育实践过程。国情教育大致可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自然国情教育,包括自然资源状况、土地资源状况、环境气候状况、地理生态状况等方面内容;历史国情教育,包括民族的历史发展、民族传统(含民族性、心理特点、、风俗习惯)、文化源流、文明发展的历史及成果等方面内容;现实国情教育,包括国家和社会性质和制度、经济发展状况、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状况、民族状况、人口状况、思想信仰等方面内容;比较国情教育,包括与外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比较,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状况的比较,人口、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状况的比较以及综合国力的比较等方面内容 [3]。
二、大学生国情教育的重要性
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情教育。同志曾强调:“明白了中国社会的性质,亦即是中国特殊的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 [4]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5]1991年3月,同志在写给国家教委李铁映、何东昌同志的信中指出:“要从小学生(甚至幼儿园),中学生直至大学生,由浅入深,坚持不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现代史及国情的教育。”并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要“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2004年8月,在同志等政治局常委的共同指导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即16号文件),明确指出要“深入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教育,开展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教育,开展基本国情和形势政策教育,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使大学生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可见,党和国家几代领导人是站在党和国家以及民族的根本利益高度,为革命和建设伟大事业着想,从培养和造就千百万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角度来讲这些话的,具有深远的政治指导意义。
准确把握国情是国家科学决策的重要基础,也是每个公民正确认识社会、选择人生道路的重要依据。大学生是国家建设的重要预备力量,树立正确的国情观有利于自身成长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有用之材,也是日后做好本职工作的重要基础。因此,对大学生进行系统、完整和有效的国情教育,使之形成正确的国情观,意义重大。
然而,当前大学生国情教育状况不容乐观:第一,大学生的社会经历普遍简单,加上兴趣点普遍娱乐化,因而对国情的实际认识普遍浅少;第二,在我国的教育体制和教育习惯下,大学生接触国情资讯的机会往往被其他学习任务挤占,有限的国情知识主要依靠灌输教育的途径获得;第三,大学生普遍思维活跃但欠成熟,容易被虚假国情信息乘虚而入,他们在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国情观和道路上尚需引导。可见,要使大学生国情教育收到良好的效果,必须综合运用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各种有效途径。
三、大众传媒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的重要途径
国情教育途径是将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联系起来传递国情资讯的渠道。大学生国情教育可通过多种途径,除了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之外,大众传媒应该是大学生国情教育和获取国情资讯最为重要的途径。在大众传媒传播的新闻等资讯中,许多与国情和国情教育有关。这些国情资讯往往广泛蕴含在各种资讯形式中,也有的传媒专门开设国情知识或国情教育栏目进行专题介绍。
国情教育的大众传媒途径具有受众广泛、传播快捷、形象生动、方式多样等优点。但也存在如下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传播信息比较庞杂,国情资讯可能被淹没其中而不为受众所注意;第二,信息来源混乱,真实信息和虚假信息同时得到传播;第三,形式较单一,缺乏感染力,在信息爆炸时代难于有效契合当代大学生兴趣特点,引起他们的广泛关注。
因此,有必要根据大学生受众在接受国情教育中体现的个性特点,充分挖掘大众传媒途径在大学生国情教育方面的优势和潜力。这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不断努力:首先,充分利用互联网、短信平台等新兴大众传媒途径广泛传播国情资讯。近年,我国互联网和手机用户数目持续增加,双双位居世界首位,其中大学生群体是用户中的最活跃群体之一,因此,在新兴大众传媒途径上搭载国情资讯和国情教育功能,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其次,大众传媒应加大对有关信息源的控制和关注,如关于国情的权威性会和国情白皮书,一方面保证大学生受众接收到的国情资讯的准确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也能保证大学生受众更有机会获取国情资讯。再次,大众传媒可跟课堂教学和社会实践实行优势互补,借助宣传大学生思想政治课如《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形势与政策》等课程教学内容、大学生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等手段,引起大学生群体的关注,从而强化大学生国情教育。最后,大众传媒要努力打造内容丰富并且极具感染力的国情教育精品(如《国情备忘录》),并利用网络、电视、报刊等传播平台广泛进行宣传,努力推动优秀进校园,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国情教育的优秀素材。
参考文献:
[1]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公共管理研究中心、北京育知咨政公共管理研究所.中国国情与科学发展观[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3-4.
[2]李永健,展江.新闻与大众传媒通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