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目前的经济局势而言，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经济时代，逐渐被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共存的局面所替代，形成了一个两种之间共存的新经济局势，并且两者之间不仅存在着共同发展的机遇，同时存在着一定的竞争经济竞争局势，只有清楚的了解到目前经济局势之中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内在作用，在经济竞争中的优势与缺点，才能够良好的利用当前经济局面，维护经济局势的良好发展，将优势作用发挥极致，形成国内经济良好的环境。
近几年在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之中，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虚拟经济发展的一定影响，只有正确认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才能够正确促进目前经济发展环境中的良好的发展前景，削弱或者清除对于经济发展中制约作用，在经济发展中，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联系最紧密，虽然两者之间也有互相限制发展的条件，只要能够正确两者之间的经济发展局势，就能够正确发挥良好的互助作用，为经济的发展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一、就目前经济体系之中，虚拟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优势作用展开讨论
1.对于目前经济体系之中，虚拟经济的存在局面是对于资金的共同运用，为经济发展中的资金局势形成良好的重新分配，在马克思的理论之中就曾经对于虚拟经济有过这样的推断，如果只能依靠时间作为资金积累的唯一方式，等到某个经济累积到能够修造铁路运输的时候，就可能要无限期的等下去，可是，如果能够以集中资金的方式，对于修建铁路运输的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够达到，这种时间上的区别是体现在经济拥有形势以及利用方式上的。通过一定的经济手段，将资金体系中细碎的经济资源共同利用，不仅能够为实体经济所用，而且能够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保证，满足与实体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在虚拟经济中通过不同的经济手段以及经济发展利用方式，实现多种多样的虚拟经济规模，不仅能够为实体经济提供良好的资金保障，同时对于经济体系中的各个方面形成良好的促进，实现各个方面的经济利益共得。
2.就目前的经济体系发展之中的虚拟经济而言，降低了在经济发展之中的分配经济危险度，同时削弱了资金发展中的交易难度，能够拥有这样的优势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就是能够为经济形势利用的多样化的资金选择方式，这样是能够降低资金的运作危险的，在目前的实体经济运营过程中，可以利用多种虚拟经济手段，发挥经济发展中的优势作用，以灵活的经济资源利用方式，在多样的经济发展途径之中，实体经济寻找到利用虚拟经济逃避资金风险的优势途径。其次就是对于资金途径的多样化而言，只有高效率的资金流转方式，在能够将危险的资金运转方式逐渐转变为比较可靠的资金运用方式。目前的市场体系之中，资金拥有者可以选择的经济手段比较多，可以通过债券等方式实现资金的安全的增长手段，同时也能避免资金运营中的危险因素，通过不断的运用虚拟经济的方法，增长的经济环境中的资金运营速度，通过一段时间内的循环，不仅能够取得经济利益，同时也能够避免经济风险，实现稳定的经济资源增长，这都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的保障，提升经济利用效率。
3.在经济体系之中，虚拟经济是可以通过有效的经济手段，增加资金的运转速度，拉动内需的前提下，增加经济流通作用，促进经济运营中的相互促进，这是对于实体经济的良好发展的拉动作用。对于资金的数目变化过程之中，在一致的条件之下，将资金的需求引起足够的变化，这不仅能够刺激资金的拥有者对于资金实现良好的流通效果，同时也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增加资金拥有者的资金拥有数量，在拉动资金拥有者内在经济运转渴望的同时，促进经济发展作用。
二、就目前的经济系统而言，虚拟经济也有限制实体经济发展作用
1.经济虚拟化的过度发展会直接威胁到现实经济的发展，从传统的实体经济而言银行无异是最大的实体经济支持者，在建设和发展方面都具备极高的价值，随着信用货币的发展这类银行的实体经济发展也受到了制约，实体经济在虚拟经济泡沫的威胁下已经走进了一个尴尬的局面，一味的放任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只会导致国家社会的经济主体发生偏移，从原本的稳定发展走进一个相对看似美好的经济发展误区，最终导致的还将是资产化社会和针对中国社会经济导致的金融危机。
2.虚拟经济的扩张会导致泡沫经济的形成，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巨大的破坏作用。资本市场会产生泡沫，从根本上说与进人资本市场的虚拟资本的价值决定机制相关。马克思说过：“它们的市场价值，在现实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即使它的价值已增值）时，会和它们的名义价值具有不同的决定方法。”泡沫经济的形成是由虚拟资本价格膨胀所拉动的。从证券市场来看，在信用关系高度膨胀的情况下，虚拟经济极有可能脱离实体经济的需要而大规模发展，当虚拟经济的单独扩张超过实体经济可以支持的度时，甚至对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打击。
构建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努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之后就从未停止。早期的成果如李达的《经济学大纲》、王亚南的《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和许涤新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等，后续发展为以苏联政治经济学为基础、以计划经济为主要研究内容的政治经济学，1978年之后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经济学。但整体看，一个相对成熟、稳定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尚待构建。一般来说，理论总是具体总体在人的思维中的再现，由特定思维方法、假设前提和基本理论观点构成。理论的建构就是在一定的思想方法指导下，确立观念背景，确立独特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确定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形成严谨的逻辑一致的总体观念结构的过程。本文关于新的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问题的讨论也主要围绕上述方面展开。
一、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时代前提
时代的主题决定理论的主题。具体来看，中国目前社会生产的物质基础多种多样，机械化信息化生产与半机械化、手工劳动并存，生产资料的所有、占有形式及具体组织形式多种多样，具有不同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和行为方式的主体在社会总生产过程中共同发挥作用。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在不断提高，与世界经济的融合程度在不断提高。同时，中国经济内部和外部面临的各类矛盾凸显。
多种生产方式并存赋予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显然，不再是阐述单一的、特定的生产方式的基本经济规律及其历史发展趋势，而是主要说明支配不同生产方式经济活动及其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逻辑起点及主要内容
1、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应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性规定，同时也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
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最一般的表述，可以借用恩格斯在1859年《卡尔·马克斯》一文中的一段话，即“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关于政治经济学一般研究对象的具体表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的开篇中也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
下文中再次强调，“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
从一般性角度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从生产总体出发，以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在于具有前后继承性质的生产方式在同一国家内部，在不同国家之间同时出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个别性问题，则是在特殊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人口环境、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以及传统文化等方面赋予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
整体来看，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应是多种生产方式共存条件下的生产、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消费的条件和形式。至于把消费纳入到研究对象范围内，是因为近年来消费借以进行的条件使得消费过程已经和资本积累过程直接联系在了一起。
2、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
作为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首先必须是特定生产方式最抽象、最简单的范畴，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基本条件或基本形式。同时也应当包含该生产方式下最基本的经济关系，而且这一起点又包含着整个社会生产过程所有矛盾由以展开的因素。
目前，中国商品生产条件最大的特殊性在于政府对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基本生产要素的控制。这种控制是通过无产阶级政党掌握国家政权，利用政权的力量将主要的生产资料如土地、矿山、森林以及银行等收归公有等方式形成的。当政府控制基本生产要素时，政府对于基本生产要素的供给及价格的政策偏好必然对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现状及其发展有重要而直接的影响。政府的相关经济行为对于整个生产总体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和趋势性。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直接逻辑起点应是政府对生产要素的控制行为，包括这种行为的目标、行为方式和行为特征。不同于其他学者的论述角度，这里将政府的经济行为确定为政治经济学分析的逻辑起点所依据的是现实的经济过程，而不是按照某一抽象的体系或者原则得出的结论。
3、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以研究对象和逻辑起点的确定为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大致包括以下七个方面：
（1）政府不同的生产要素供给行为对不同生产方式发挥影响的途径、方式和影响程度；
（2）在多种生产方式并存条件下，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的具体内涵，支配地位的形成方式，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生产资料所有形式、占有形式；
（3）目前各类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体的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及行为方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生产力水平不断内在发展的动力和相关机制构建；
（4）目前的各类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及行为方式，与之相联系的生产力水平发展的动力和相关机制构建；
（5）代表不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所有制经济形式之间的市场关系，以及这种相互关系对于不同所有制经济体的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及行为方式的影响；
（6）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相互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及基本矛盾，矛盾解决的条件和方式等。
（7）中国与外部经济的相互关系及其对不同生产方式发展的影响。
通过这七个方面的研究，主要揭示研究政府行为影响下的不同生产方式的特征及其发展的规律性问题。不仅研究这些生产方式目前的形式和不同生产方式之间发生联系时支配着它们的规律；而且研究这些生产方式自身变化的规律，不同生产方式之间联系变化的规律，即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秩序的规律；考察这些规律在社会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各种后果。基本矛盾是政府通过生产要素供给推动的发展能否转化为经济持续内生发展，特别是社会整体技术水平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民生活的不断提高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1、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的研究方法
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根本研究方法，林岗、张宇曾经对历史唯物主义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从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这样一些一般性的原则，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应当得到坚持和贯彻。
在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过程中贯彻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应重视对不同生产方式条件下生产力状况及其发展的分析，特别是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产业创新方面予以主要关注。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对经济范畴及其相互间关系的研究不是建立在对现实经济关系进行抽象的基础之上，而是从空洞的一般性原则出发，来认识和研究现实生产方式的走向及其历史命运，从而导致经济理论未能真实反映现实经济关系。脱离现实经济关系的经济理论，既不能正确说明特定经济形态下，经济范畴的规定性，也不能正确说明经济范畴在经济理论体系中的排列次序，更谈不上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发展做出正确地判断和指导。
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背离，使得中国政治经济学面临学科边缘化和对青年学生的吸引力弱化等一系列挑战，这实际也从反面印证了贯彻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重要性。
2、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特殊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的特殊研究方法既可以是定性分析，也可以是定量分析。单一的生产方式会为数学方法的使用提供极大的便利。原因在于，单一的生产方式下，市场参与主体的类别较少，不同参与主体的行为目标、行为特征及行为方式明确。通过数学方法可以直观地描述各类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描述各类经济关系之间的经济平衡是如何建立、又是如何被打破的。数学方法的使用有利于更准确直观地地把握经济系统的内在规律。
中国目前生产方式的混合性特征较为明显，即使是同一生产力水平对应的也可能是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占有方式。这给数学方法的使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因此，在应用数学方法进行研究之前，首先需要通过定性分析，确定不同的经济参与主体的类别、他们各自的行为目标，行为方式、行为特征，把握他们之间的经济联系的途径和方式。以此为基础研究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占有形式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
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根本上仍要坚持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在特殊研究方法上，既要发挥逻辑推理和抽象力的作用，又要充分运用统计分析和实证归纳，通过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归纳和抽象，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使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更加具有科学精神。
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本身应具有兼收并蓄的特征，其理论来源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以及西方经济学。
1、应有区分地看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作为理论来源的地位
（1）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的分析及由此得出的一系列规律不能简单照搬到对中国的分析之上。原因在于，这种特殊性分析是建立在生产资料单一私有制基础上的，中国目前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一种混合经济的特征，同一个现象可能受完全不同的规律支配。（2）马克思关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分析显然很不系统，不完善，这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全球化的发展阶段有关，也与马克思自身的时间和精力有限有关。这样一种初步的分析只是分析中国与外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一个起点。（3）无论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极扬弃的股份公司，还是作为积极扬弃的工人合作工厂，其自身发展的规律及其在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建立过程中可能发挥作用的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探索，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构建的理论基础。
2、中国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成败得失
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系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得失，特别是通过系统总结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实践的成功经验，使得多种生产方式并存条件下生产总体的发展历史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得到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3、西方经济学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西方经济学在李嘉图之后陷入了庸俗经济学的窠臼。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毫无意义。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发展、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已经落后于时展的背景下，西方经济学的不断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初步的待加工的材料，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和理论逻辑的进一步展开做了准备。
参考文献：
[1] 张维闵.《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形式问题的思考》. 当代经济研究[J].2009年第5期.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4）04―0016―04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面临国际经济形势的新变化以及深化改革的需要，党的十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创新开放模式，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大力发展内陆开放型经济已成为新时期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我国深入参与世界分工合作、实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我国开放型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在长期对外开放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完善的一种动态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经济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的一种经济发展体系。在特定时点上选择的开放模式，不仅受到当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制约，同时也对一个地区开放经济的运行效率与发展趋势存在重大影响。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和对外部经济发展条件认识的加深，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已被纳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新的时期，我国经济要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不仅取决于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能否成功转型，还取决于内陆地区能否扩大对外开放，树立全新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对于内陆地区来说，只有继续扩大开放，构建新的开放模式，才能有效参与国内市场竞争，融入国际市场体系。因此，内陆地区应以融入国际市场为目标，为扩大开放、广泛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创造条件，形成内陆地区快速、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所谓内陆是相对于沿海和沿边城市而言，身居大陆腹地，不沿边、不靠海，远离海岸线和边境线的地区。在我国，内陆地区主要包含山西省、河南省、安徽省、陕西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四川省、重庆市、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贵州省共13个省市。由于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内陆地区的发展模式也大相径庭。但从总体来看，内陆地区开放是以国家启动、市场导向、东西联动协调发展为特征的一种双赢或多赢的新型开放模式。与沿海地区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出口发展经济不同，内陆地区主要依托国家的政策支持，拓展与其他各省市甚至亚欧国家的合作空间，从而带动对外开放水平的不断提高。不论是重庆市的内陆保税港区、宁夏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的建立，还是近期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区域性规划出台以及主体功能区的划分，都是由国家层面主导全力推进，是全方位开放战略的具体体现。内陆地区扩大开放应强调区域内部发展的均衡协调以及各省市之间的协同合作，积极推进多层次区域合作，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寻求发展机遇，共同促进开放水平的提升。
一、内陆地区扩大开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亟待突破传统的比较优势发展观
纵观国内的对外开放形势，其支撑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产业发展的传统竞争优势正在逐渐消失，丰富的自然资源、劳动力等要素带来的成本竞争优势正在逐步弱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有降低趋势。尤其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供给向局部短缺转变，加之资源、能源、环境约束更加凸显，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难以为继。尽管内陆地区目前在土地和劳动力的丰裕程度上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并且内陆地区的需求空间和潜力较大，因此，可利用自然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市场潜力巨大等优势作为扩大开放的条件，但这种观点仍然是静态的存量上的单一要素资源禀赋观。根据沿海地区的开放经验来看，其过分依赖价格优势和有形要素高投入、高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基于静态比较优势的发展观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此外，较之沿海地区，内陆地区在经济发展和扩大开放过程中，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尚显不足，经济高速发展致使资源环境压力凸显。而生态环境一旦遭到严重破坏，其治理难度将更大、治理成本将更高。在国内资源能源供给偏紧的状况下，资源和环境约束将进一步加强。因此，如果不改变传统的发展观，内陆地区扩大开放将无从谈起。
（二）传统产业转移承接模式不利于内陆地区的产业结构优化
在内陆地区扩大开放过程中，除了一些受地理位置影响较小的新兴产业，内陆地区的其他产业形态大多依旧需要与沿海、沿边地区对接，在与周边地区的区域性、次区域性合作基础上，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当前内陆地区通过建设工业园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模式，虽然一方面为内陆地区引进外资、承接国际和国内的产业转移进而打入国际市场带来了机遇，但另一方面，内陆地区承接的主要是产业链的低端生产环节，这容易导致内陆地区被锁定在产业链的低端，不利于内陆地区的扩大开放与可持续发展，与沿海、沿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内陆地区扩大开放，应以产业结构的优化为中心，以此才能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产业结构优化的前提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而产业结构合理化要求产业与产业间具有较好的协调性，可在动态均衡过程中不断提高产业水平。内陆地区扩大开放的路径之一是产业在空间上的梯度转移，即国际和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将相对过剩或淘汰的产业转向内陆地区。但是这种产业梯度转移必须结合被转移地区自身的特点，否则将不利于被转移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会导致承接失败。目前，我国内陆地区的产业层次低、技术研发能力弱、高端人才匮乏。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加选择地承接落后和淘汰产业，并不利于内陆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甚至会影响内陆地区经济的真正崛起，强化了内陆地区产业结构的落后状态。内陆地区扩大开放面临的与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相矛盾的问题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三）过度依赖政策支持，市场经济体制尚待完善
市场经济体制主要体现为一种社会资源配置方式，其发展和特征受到历史条件、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相比沿海地区，内陆地区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人们的思想观念相对保守。这不仅体现在市场的发展方面，更体现在政府的职能定位方面。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内陆地区地方政府大多不愿下放权力，容易出现政企不分等问题，阻碍了企业市场竞争能力的形成和提升，不利于合理的市场竞争环境的形成。内陆地区主要依托优惠政策，作为支撑地区对外开放的主要手段。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启动并激发了内陆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但在体制机制及政绩考核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也导致内陆地区间恶性竞争严重、有的地方政府不计成本招商引资、过分关注外资数量而忽视外资质量等现象，并形成了片面追求数量的粗放型对外开放模式。而过度依赖政策支持不仅导致国民利益和社会总福利的损失，而且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的环境，产生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使内资在价值链分工中出现低端锁定倾向。这种完全依靠优惠政策形成的对外开放比较优势，是建立在资源要素价格扭曲等基础之上的虚假开放优势，与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存在偏离，不仅带来资源的低效利用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而且不利于正常市场秩序的形成，并给企业和其他经济主体带来信息和认识扭曲，最终导致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从本质上讲，特殊政策是一种体制外的变革，是现有正式制度的一种“突破”或“变异”，是由政府主导的一种行政行为。但内陆地区扩大开放目标的实现，必须依托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有统一、公平、自由且法制完备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以企业和居民为主体，促进制度的自发变迁。因此，内陆地区扩大开放的客观要求已与传统的过度依赖政策支持来发展经济的模式产生了矛盾。
二、促进内陆地区扩大开放的对策
开放模式的创新要从实际出发。由于沿海、内陆和沿边三类区域的国内外环境和条件差异巨大，因此，三者可选的开放模式也会有很大差别，必须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开放模式的创新。从内陆地区扩大开放面临的主要问题来看，内陆地区扩大开放的总体要求是：缓解和消除资源环境的制约，优化产业结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内陆地区不断用新的理论维度和实践，探索和创新内陆地区开放模式。
（一）建立和完善内陆自由贸易区，促进内陆地区新型开放经济的形成
在内陆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可以有效拉近内陆地区与国际市场的距离，促进内陆地区新型开放经济的形成。面对扩大开放的新形势，内陆地区应积极利用部级新区在体制、政策等方面先行先试的优势，推动对外开放体制的创新与突破。目前，已有很多国家在交通便利的机场辐射区、铁路带、公路带和沿江、沿河地带设立内陆自由贸易区（如巴西的马瑙斯国际自由贸易区），并在调整内陆地区与沿海、沿边地区在政策运用不对等和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等方面效果明显。最重要的是，以内陆自由贸易区为平台，通过开放度极高的贸易、关税、金融等政策，可以实现更大规模的产业、资金、人才等资源和生产要素的集聚，并以此为突破口，形成动态、多元的地区禀赋，突破传统的单纯利用自然资源禀赋扩大开放的困局，打造我国内陆地区新的对外开放高地。
第一步，通过推进内陆保税区建设，尽快提高内陆地区的出口水平。首先，应强化内陆保税区的集聚和辐射功能，用足、用好、用活保税区加工贸易政策。如，通过开展“委内加工”，推动内陆保税区内代工企业承接区外品牌商的生产订单；试点“区中园”建设，推动加工贸易企业、跨境电商企业等在内陆保税区内开展一般贸易和保税贸易，促进特殊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的形成；针对内陆保税区加工产品内销较多、零部件本地配套等特点，试行选择性征税等新型征税形式；建立产品核心料件的集散分拨中心，带动内陆保税区内产业集群协作、配套程度的提升。其次，积极拓展内陆保税区内保税贸易、服务贸易、自由贸易的服务功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电讯技术，推动保税区内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大力发展对物流距离不敏感的大数据、软件外包、跨境电子商务、保税维修测试等新型业态。同时，通过开展进口商品保税展销，改变高档品进口渠道窄、环节多的弊端，把大量出国旅游购物消费留在国内。目前，西安、重庆、成都、银川四市都已设立了综合保税区，并成为国家实施内陆开放战略的重要平台。
第二步，积累经验，创造条件，逐步由内陆保税区建设向自由贸易区建设过渡。可在内陆地区已有保税区的基础上，一方面，开展国内转口贸易，发展区域出口；另一方面，扩大国际贸易规模，加强对外经济联系。通过国内、国际市场的共同扩展，在更大范围内促进内陆地区出口规模的增长，从而逐步向自由贸易区过渡，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内陆地区扩大开放。同时，在自由贸易区建设过程中及建成后，政府监管职能也应改变目前单纯的海关货物监管范畴，而应建立延伸至贸易、投资、金融、航运、税收等多领域的特殊监管体系。目前，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已于2013年8月正式获得批准，地处内陆地区的重庆市也正在积极申报自由贸易区，这将对内陆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很好的经验借鉴，需要加强跟踪调研和分析。
（二）结合内陆各地区的特点，创造“引进来”的新模式，在产业转移中形成沿海与内陆地区互联、互补的专业分工关系
一、经济酒店的概念
有限服务型酒店指的是经济酒店，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开始兴起的，之后在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迅速发展开来。对于经济酒店的定义，界内到目前为止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概念，在我国比较常用的概念是：经济酒店指的是一类以提供舒适、整洁、干净的客房为主要商品，实际上它也属于基本商品的住宿企业，它是价格低廉、面向大众化，可以满足大众对酒店产品的普遍需求的产业。
二、我国经济酒店发展现状
（一）我国经济酒店的客源结构现状
近些年来，自助旅游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对于自主旅游的游客来讲，他们通常会选择房价相对较低的经济酒店。除此之外，国内很多经济酒店在旅馆当中都引进了商务设施，其目的主要的是吸引那些结伴旅行或单独旅行的商务人士。因为企业对成本控制的重视也越来越高，造成了差旅费的减少和限制，从而迫使这些商务人士更多的将目光投向经济酒店，该类酒店价格普遍较低，入住率相对比较高，客源主要以散客为主，比如商务人士、自助旅游等。
（二）我国经济酒店的产业现状
从2006年到2007年以来我国经济酒店以上市为主要目进行了过度的扩展之后，各个知名品牌企业都对发展战略进行了全面的调整。一直到2009年年末，全国经济酒店的品牌超过了三百家，门店的总数达到了3700家左右，客房的总数量超过了四十万间。与2008年相比经济酒店的总数量上涨了约为40%，客房总数量与2008年相比上涨了约32%左右。到2010年，我国经济酒店行业步入了并购活跃期，由于该类酒店的过剩现象，市场进行了全面的整合。速8酒店、锦江之星、如家等我国排名前十位的连锁酒店占据了我国酒店市场的大半个江山。预计到2020年国内该类酒店客房的数量有望超过380万间，达到22%的复合增长率。当前国内该类酒店的发展模式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总量优先、全国占位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是如家快捷酒店；另一种是逐区推进、深耕区域模式，最具代表性的是7天连锁酒店。
三、经济酒店的发展存在的问题
尽管经济酒店在我们国家属于一个新兴行业，但是其发展速度非常迅猛。目前我国该类酒店的知名品牌主要有以汉庭、如家等构成的京派势力和以格林豪泰、莫泰168、锦江之星等构成的海派势力等。从2005年起，该类酒店持续三年以翻倍的速度迅速发展，在商务部与中国饭店协会共同实施的全国经济酒店企业的调查中表明，以如家、锦江之星等知名品牌为代表的企业在最近三年内的平均上涨速度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当前，我国该类酒店正在借助多种资本优势实施规模、实力的不断扩大，采用不断提升市场占有率的方式，实现经济效益的持续增长。在我国该类酒店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急需解决的多种难题，旅游管理机构和酒店决策层都应给予高度的关注。
（一）定位雷同，同质化现象严重
文化和个性是一个品牌的核心，当前同质化现象是我国经济酒店品牌中存在的一种非常严重的现象，大部分经济酒店对特色产品的开发和市场的细化并没有给予高度重视，存在盲目对市场开拓的现象，缺少自身的亮点和特色，大部分存在拿来主x的行为，不管是在品牌宣传方面还是产品定位方面，都是十分相似的，甚至连网站的风格都非常的相似，在市场争夺中试图采用大众化产品的方式进行竞争，可是只要市场出现饱和，就将面临被淘汰的风险。当前我国该类酒店严重缺少良好的品牌形象，千店一面的产品架构将不能适应国外强势品牌的竞争和多元化市场的需求。
（二）服务质量跟不上，管理不规范
经济酒店从某种角度来讲，它并不是指低价位酒店，而一种经营理念，在我国并不缺少价格低廉的酒店，实际上缺乏的是能够满足经济要求的酒店。我国从1998年实施酒店星级机制以来，采用的是旅游饭店星级访查规范和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及评定，该种制度主要是对旅游星级酒店实施的行业规范，对于不属于星级酒店的经济酒店来讲，并没有有关的标准和行业规范，在有效管理方面依然是一片空白。大多数的酒店在价格上来讲还是非常经济的，然而服务的质量并不是很到位，卫生条件也未到相关标准。这些酒店从某种角度来讲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酒店。
（三）专业化人才匮乏，人力资源短缺
从酒店行业来讲，该类酒店是一个新兴的领域，缺乏管理经验，缺少有关专业人才，目前现存的星级酒店管理人才也很难适应一专多能、一人多岗的经济酒店的技能需求，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阻碍国内经济酒店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当前国内该类酒店不只缺乏优秀的管理人才，酒店职工的素质也都存在很大的差异。部分偏远地区或中小城市的经济酒店，对于员工的选择大多是以就地取材的方式，甚至会聘用部分没有酒店管理经验的人员，并且这些人员通常在短期培训以后立刻上岗。所以怎样有效的建立人才培养体系和掌握成熟的管理经验，是国内该类酒店不断探索的关键点。
（四）国外品牌强势冲击，竞争压力大
酒店行业是无形服务和有形产品紧密融合的产业，对于该行业来讲品牌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当前该类酒店已经占据了住宿市场的多数市场份额，但它们多都是以单体的形式存在，并没有形成规模化，缺乏拥有影响力的品牌形象，除了一些拥有知名品牌的集体企业之外，能够建立属于自己品牌形象的企业是非常少的，从某种角度来讲，这些知名品牌也只适在部分地区拥有一定的知名度。由于海外部分成熟经济酒店品牌的持续进入我国，比如法国雅高的宜必思等，它们以严格的质量控制系统、发达的营销网络、雄厚的资金以及成熟的管理经验快速的枪占了我国市场，对国内民族品牌形成了强大的威胁。
（五）经济酒店发展不能满足日益升高的消费者需求
由于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持续的提升，消费理念也随之不断的提高，因此，消费者对酒店的需求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卫生、安全、舒适度、价格以及环境等方面，同时由于酒店市场供应持续增加，整体偏向于买方市场，因此顾客拥有了更多的选择权，假如该类酒店不及时提升自身服务质量和住宿环境，在激烈的竞争当中将会很难取得立足之地。
四、我国经济酒店发展对策
（一）注重差异化经营和品牌建设
产品和企业最核心的问题是市场地位。近些年国内该类酒店发展迅猛，使得市场竞争日益激烈，但是该类酒店存在严重的同质化现象，缺少酒店自身的特色，相似的产品和服务将会对顾客失去吸引力。所以，国内该类酒店应当注重对品牌形象的创建，同时各个品牌也应对自己进行准确的定位，建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不断改善酒店管理服务和完善产品设计，创建属于自己的品牌运营模式，才可以在激励的市场中获得一定的市场份额。
（二）确立连锁经营的发展模式
世界酒店行业发展的主要趋势是具有强抗风险能力的连锁经营模式。实施连锁运营的措施有：一是采用品牌输出等方法扩展集团化运营管理模式；二是在采用连锁经营模式的同时采用收购等方式来对酒店的规模进行扩大；三是对国有产权方式进行改革，从根本上建立市场化经营的环境。
（三）实行专业化管理
当前国内该类酒店的管理体系还存在摸索时期，可以从以下的几个角度来不断完善：首先，构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资深预定系统，不仅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稳定分销渠道又可以减少销售费用，其次，在该类酒店管理结构下，对人事管理系统进行更加深入的开发，将考核管理和人事激励落实到位；再次，将运营成本控制好才能够发挥出该类酒店更多的优势，同时加大对一些国外知名企业管理经验的学习。
（四）注重设备保养及合理使用
除了有效的经营管理和人事管理之外，该类酒店还应当重视合理使用和保养酒店的硬件设施。加强对酒店设施的合理使用和日常保养，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减少酒店的运营成本，还能够防止由于设施出现问题而造成酒店正常运营受到影响，给酒店声誉带来不必要的损害。所以，对酒店设备要进行及时的检查，同时实施设备定期的维修和保养，这样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设备的使用年限，也能够降低酒店的运营成本，从而促进酒店持续的发展。
（五）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注重人才培养
企业发展和竞争的基础是人才，酒店应当重视以人为本的理念，采用职业培训的方式来提升酒店职工的整体素养，同时加强与职工的交流和沟通，构建有效的职工激励制度，为职工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增强建设公司文化，使员工在其工作中充分发挥其潜力。
（六）加强网络营销建设
“全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是全球气候变化异常，而非恐怖主义。”大卫•金(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曾在《科学》杂志撰文如此指出。中国一直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上，我国正式向联合国提交了《国家自主贡献》文件，文中确定我国的温室气体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排放峰值，同时中央规划2017年开启全国范围内的碳排放交易体系，“十三五”发展规划也纳入了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发展时间较短，还有许多可以完善的地方。本文主要从目前存在争议的低碳经济的概念以及低碳经济的评价体系开展研究。
一、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和发展
“低碳经济”一词起源于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OurEnergyFuture：CreatingALowCarbonEconomy》)。但是，目前学术界对“低碳经济”这一范畴定义还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而另一些学者则将“低碳经济”定义为一种发展模式，还有一些学者将前两者的观点综合在一起，认为“低碳经济”既是一种经济形态，也是一种发展模式。薛进军(2011)在定义低碳经济时，从中国国情角度出发，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兼顾经济发展与碳减排的“低碳发展”相较于“低碳经济”更为适宜。这实质上是将低碳定义为一种发展模式。徐玖平(2011)等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类似的，李玉婷(2015)认为低碳经济通常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点的发展模式，是目的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规制世界发展格局的新规则。王韶华(2015)提出低碳经济是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目标的前提下，寻求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一种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以上几位学者都将“低碳经济”定义为一种发展模式，而“经济形态论”者的观点如付加锋(2010)在比较分析了国内外各种定义之后认为低碳经济是碳生产力和人文发展同时达到较高水平的一种经济形态。这种论述的观点在于低碳并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关键在于实现保障人文发展的目标。孙桂娟(2010)定义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这种形态可以兼顾经济稳定增长与实现温室气体排放的低增长或负增长。王志亮(2015)根据前人理论总结，低碳经济是一门集经济、环境、产业和技术于一体的综合经济形态。潘家华(2010)的观点是低碳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向低碳经济转型的过程就是低碳发展的过程，目标是低碳高增长，强调发展模式。通过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陈跃(2013)将低碳经济概念分为广义上的“目的性定义”和狭义上的“手段性定义”，即在广义视角下，低碳经济被认为是一种具有高度生态可持续性的新的经济形态；狭义的定义则主演于当前推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方法和人类现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趋向，强调人文发展水平与碳减排、节能、环保状况的协同进步，体现对目前发展的具体要求。这一观点即是第三种低碳经济是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的统一的观点。但是根据其定义，笔者认为该学者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低碳经济、绿色经济、循环经济的定义。这三个定义相互有交叉但又相互独立，绿色经济的覆盖范围最广，循环经济最小。低碳经济只是单纯针对温室气体排放，并且低碳经济不能等同于节能减排。目前，针对低碳经济社会上还存在很多误区。低碳经济不是要对高碳模式的产业生产模式进行拦腰斩，而是旨在通过追求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这一目标，推进产业的生产技术模式、能源消耗模式的改革，这并不是以降低生产产出为前提的。同时，发展低碳经济不能、也不会限制诸如能源密集型产业等的特定产业的引进和发展。低碳经济追求的是一种更高质量的生产、生活方式。发展低碳经济孤立去看其成本投入量是没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看到发展低碳经济所带来的高收益。
二、低碳经济指标评价体系的探讨
近年来国际上一直在积极推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但是对于低碳经济的评价体系仍未取得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究竟怎样发展才是低碳发展；我们现在处于低碳发展的哪一个阶段；如何评价一个经济社会的低碳发展状况；如何对不同区域间进行低碳发展之间的比较等问题都需要一个科学的、客观的、统一的评价方法。针对此项研究，我国目前仍处于研究探索阶段，评价标准确定的合理性直接影响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冯碧梅，2011)。前人研究虽各有差异，但总体来看，主要是从指标体系的构建和评价模型构建这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的(李沙浪，2014)。目前的研究中，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是分散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模式，但是评价模型的构建思路却是相对统一的，即将管理决策科学中有关多元统计和多属性决策的理论方法应用于设计好的指标体系上，用以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指标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与集成，最终实现对单个或多个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状况的定量评估以及排序和分类(陈跃，2013)。不过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还是缺乏从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角度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进行分析和判断(吴雪，2012)。总的来说，前人的研究各有千秋，本指标体系统一确定的难度就在于指标的选择与权重的设定。不同学者的不同的分析方法导致其评价结果的侧重不一致，有的结果偏重于低碳的成果，而有的结论又向经济发展成果倾斜，如何在经济与低碳之间找寻一个平衡关系，将是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核心问题。
(一)评价指标的选取
在已有的文献中，低碳经济的评价多是从区域的角度分析的。低碳经济区域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的基本结构包括目标层、准则层、指标层这三个层次。少数学者如冯碧梅(2011)将其扩展为五个层次：总体层、系统层、状态层、变量层和要素层。而层次划分中最关键的层次就是指标层或要素层。指标选择是否合理、完整将直接影响整个指标体系设计的科学性。王志亮(2015)是从经济、能源、技术、环境这四个方面着手来进行处理的。而付加锋和庄贵阳(2010)则较前者增加低碳产出指标、低碳消费指标、低碳政策指标，其指标设计重点突出了低碳因素，多数指标数据需要在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后得出，如低碳产出指标下的碳生产力指标表示的是单位碳排放量的GDP产值，而低碳消费指标下的居民消费碳排放和政府消费碳排放分别表示单位居民消费支出或政府消费支出的碳排放量。这种指标设计法理论来看针对低碳经济的评价是十分合理的，但是问题在于数据获取的难度较大，如全社会的碳排放量就是一个估算值，这就导致整个评价系统具有偏差性。吕学都(2013)在前人的指标选择下，较为全面的归纳总结了有效体现低碳经济发展的指标，指标包括经济、能源、社会、环境、科技这五个方面。这些学者的研究都各有侧重，但是大体上经济、资源、社会、技术这几个方面是各学者所共有的，区别就在于指标细分的程度不同，不同学者在其不同的研究方向各有拓展，各有优劣。
(二)评价方法的选择
总结已有的低碳经济评价方法，总的来说有单项指标评价法和综合评价法两类。在考察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状况时，综合评价法已经成为主流方法，不过在考察单个指标在低碳经济环境中的发展状况或是对特定的指标进行比较分析时，会选择单项指标评价法。多数学者都是以层次分析法(AHP)为基础展开对区域低碳经济的评价。层次分析法本质上是一种决策思维方式，将复杂的问题分解为各组成因素，将这些因素按支配关系分组以形成有序的递阶层次结构，再通过两两比较判断的方式确定每一层次中因素的相对重要性，然后在递阶层次结构内进行合成以得到决策因素相对于目标的重要性的总顺序(刘豹,1988)。在此基础上，我国学者根据自身知识储备与对低碳经济评价的理解分析，进行了较有差别的处理。付加锋(2010)认为低碳经济评价的核心是资源禀赋、技术水平、消费模式，其使用层次次分析(专家咨询)与数据包络分析的组合方法对区域低碳经济发展潜力进行了等级划分。吕学都(2013)主要使用SPSS软件来分析评价体系中的指标间相关性，通过对设计好的指标体系进行全面性、有效性、相关性、适用性、前瞻性五个方面的评估得分来评价指标体系的优劣性。许炟(2014)使用熵值法来估算体系的指标权重。吴雪(2012)使用三标度模糊层次分析以及德尔菲法确定指标权重，并采用线性加权法来计算低碳经济综合评价指数。但也有学者，如李沙浪(2014)并未使用层次分析法，而是从计量经济学的角度，使用面板空间数据利用TOPSIS模型结合计量方法综合评价了我国各省的低碳经济发展情况，并进一步探索低碳经济中TOPSIS评价值与产业结构、贸易结构、财政支出、城市化进程等因素的内在关联。
(三)评价缺陷
笔者就目前针对评价体系的研究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现行的统计体系并未与时俱进，低碳方面的统计数据存在较多的不足和缺失状况。目前，统计制度在能源方面只包括辖区内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进行调查，缺乏规模以下工业等方面的数据。碳排放除了企业排放以外，居民生活碳排放也是非常大的一部分尤其是交通排放以及居民能源消耗，但是诸如此类的能源消耗并未收录到统计体系内(彭博，2011)。不完整、牵强的数据选择一定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评价结果，根据该结果所得出的政策建议也不会是合理的。其次，部分学者还是很容易将“低碳”与“节能减排”、“环保”等概念混淆，对概念认识的不清晰会导致选择一些不合适的评价指标，直接影响评价体系的合理性。综上所述，我国的经济重心已由单纯的经济增长向经济发展转移，通过推广低碳经济，由我国当前的能源经济模式向更为健康的经济模式转移，调整优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加强技术创新，降低能源依赖度。低碳经济发展十余年来，渐渐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我国的低碳经济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规范低碳经济的概念和指标是发展低碳经济理论的基础。我国学者在低碳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思路大体相近，缺乏创新性。如何在低碳经济学术领域走出中国特色，还需要进行继续研讨。
参考文献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在这一理论模式中，赤松要认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因为这四个阶段呈倒"V"型，在图表上酷似依次展飞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日本学者引用赤松要“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发展过程也喻为一种“雁行形态”或“雁行模式”。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基本内涵是：战后以来，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图景，在他们之间形成了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
随着东亚区域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步建立，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深。纵观整个东亚地区，就地区对外贸易来看，东亚区域内相互出口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进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个东亚地区内部相互贸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贸易的43%。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迅速波及到其他东亚国家（地区），也充分反映了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
由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基于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之上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之地缘上相近，文化传统上相亲，因此，二战以后，在东亚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非制度性经济圈。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和弊端显露
客观地说，二战以后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雁行模式”的建立以及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东亚经济圈的自发形成，的确带动和促进了东亚地区在战后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在这个自发形成的经济圈中，日本已经成为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四小龙”已向中等发达经济体迈进，泰国、马来西亚等也步入了准新兴工业国之列。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的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大有式微之势，特别是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传统东亚“雁行模式”的一些弊端开始集中显露，目前东亚地区正处于一个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省与重新定位的关键时期。
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
东亚经济的传统雁行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垂直型分工为主的国际产业转移与传递体系，其建立与维持的前提是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与层次性。但是，这个前提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持续10余年处于萧条和低迷的局面，至今无法自拔，其在经济赶超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深陷于“制度疲劳”之中，在当前以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经济的黯然衰落，使其在东亚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其次，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加速进行经济赶超。如今，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东亚其他各国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在逐步摆脱逐级跟进的传统模式的障碍，开始跳跃式地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分工层次差距日益缩小，同时，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从基础技术到中间技术再到高技术产业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未来也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与经济板块。总之，由于领头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赶上，东亚传统“雁行模式”必然逐渐式微。
2.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显现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暴露与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东亚发展中各经济体在资本、技术市场上对于日本与美国的过度依赖。传统雁行模式下，东亚各个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依赖于区内外先进国家（主要是日本与美国）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其自身进行产业转移与传递，另一方面东亚洲各个发展中经济体（除中国大陆外）由于内部市场的相对狭小，又必然依赖于外部市场需求（主要是美国）对其产业发展进行支撑，这种很强的依赖性是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本质与特征所决定的。因此，在传统“雁行模式”中，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具有“进口对日依存，出口对美依存”的重要特征，随之也就带来了传统模式在运行中的脆弱性与波动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汇率波动与市场需求等原因，美国对于东亚产品的进口规模开始下降，这成为1997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另外，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减少了其从东亚地区的进口和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危机后的恢复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2)区域内部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经济体在对外出口上的竞争加剧。在传统垂直型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中，处于相同和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的国家如中国与东盟诸国之间，东亚四小龙以及四小龙与日本之间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这就带来了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压力与矛盾。以东盟与中国的竞争为例，由于双方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鞋类以及组装类电子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有加剧之势。本地区同一层次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雷同性和竞争性，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增长是极其不利的，最终可能带来一种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局面。
(3)传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非制度性特征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二战以后，传统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组立和东亚经济圈的形成，是各国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考虑到地缘相近与文化相亲的优势，以投资与贸易相互循环的形式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性固然显示了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制度性合作因素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扩大。例如，日本由于经济萧条的影响，在农林产品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增强，中日贸易摩擦有加剧的趋势。2001年4月23日，日本农水省对中国大葱等3种农产品的进口实行200天紧急“设限”，6月8日，日方又宣布，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所有家禽及禽类产品。中方则针锋相对，对日本产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空调3种进口商品加征100%的特别关税。以上事例说明，由于传统东亚经济圈的非制度性特征，使得具有传统经济依存关系的东亚各个经济体之间继续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而且无法通过制度性的途径避免发生贸易摩擦或公正合理地及时解决贸易摩擦，这些弊端都严重阻碍了东亚地区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三、“后雁行模式”时期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如上所述，目前，东亚地区传统“雁行模式”逐渐式微，传统雁行分工体系的弊端开始暴露，那么，如何对当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分工的态势进行判断与定位呢，笔者认为，比较符合实际的提法应该是东亚区域经济发展正处于“后雁行模式”时期。
所谓“后雁行模式”时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目前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特别是东亚的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国以及中国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所以传统“雁行模式”仍然会在相当大的范围，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东亚地区有继续存在的条件与基础，而且这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特别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目前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正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过渡。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在宏观上，日本，四小龙、东盟诸国与中国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工关系正逐渐增强并最终会占据主导地位；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本地区进行区位上的优化配置。相应地，建立在东亚地区未来的这种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国际分工体系基础上的发展模式，与雁行模式相对，更是可以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各国之间相互超越、相互牵引的“群马模式”。
面对东亚“后雁行模式”时期的现实，当前东亚各国（地区）的任务无疑是采取措施，尽量避免现有“雁行模式”的弊端，并采取措施促使区域经济发展顺利走进新的“群马模式”时代。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有必要改变东亚地区传统的非制度性合作的形式，“以合作求多赢，以互惠防俱伤”，加快推进以制度性合作为特征的东亚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具体说来，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在以下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1.可以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保证未来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
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也是区域内各国（地区）取消或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东亚地区在过去10年中，区域内贸易有所增长，但是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贸易自由化协议与安排，因此只能进行功能性的经济合作。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为例，2000年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19.8%，大大低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46.5%，相比之下，中日韩三国间直接投资水平更低，2000年，韩国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比例分别只占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的8.3%和2.0%，而韩国与日本间相互直接投资也均只占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的1.7%。因此，东亚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将东亚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潜力极大地释放出来，可以缓解乃至最终摆脱目前东亚各经济体对日美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过分依赖的不利局面。特别是对一些经济较为发达而对外部市场依赖性又较强的东亚经济体，（如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等）来说，扩大对区内其他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更是明智之举。随着中国经济的屺起，国民收入的提高，可以预见，其吸纳东亚产品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而日本在这一进程中也可以加速突破国内保护主义的障碍，向东亚其他经济体开放其国内市场。总之，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内各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潜力将会得到深度挖掘，从而保证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发展。
2.可以化解区域内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竞争性矛盾，实现区域内经济的共同发展
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雷同的各方可以在区域内广泛开展产业专业化分工与重组，从而化解当前的不利竞争局面。以中国与东盟为例，假设A和B两种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且都具有规模成本递减的特征。区域经济一体化前，在中国与东盟都生产A、B两种产品，并且在出口上相互竞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始后，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或者进行区域内协议分工），对于A商品的投资、生产、出口开始集中于中国，对于B商品的投资、生产、出口开始集中于东盟，这不仅可以化解双方原有的不利竞争局面，而且各自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还可以使A和B两种产品在成本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向区域内外的出口。总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促进区内专业化分工格局的形成，实现区域内各国（地区）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在这一理论模式中，赤松要认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因为这四个阶段呈倒"V"型，在图表上酷似依次展飞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日本学者引用赤松要“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发展过程也喻为一种“雁行形态”或“雁行模式”。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基本内涵是：战后以来，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图景，在他们之间形成了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
随着东亚区域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步建立，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深。纵观整个东亚地区，就地区对外贸易来看，东亚区域内相互出口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进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个东亚地区内部相互贸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贸易的43%。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迅速波及到其他东亚国家（地区），也充分反映了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
由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基于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之上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之地缘上相近，文化传统上相亲，因此，二战以后，在东亚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非制度性经济圈。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和弊端显露
客观地说，二战以后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雁行模式”的建立以及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东亚经济圈的自发形成，的确带动和促进了东亚地区在战后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在这个自发形成的经济圈中，日本已经成为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四小龙”已向中等发达经济体迈进，泰国、马来西亚等也步入了准新兴工业国之列。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的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大有式微之势，特别是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传统东亚“雁行模式”的一些弊端开始集中显露，目前东亚地区正处于一个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省与重新定位的关键时期。
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
东亚经济的传统雁行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垂直型分工为主的国际产业转移与传递体系，其建立与维持的前提是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与层次性。但是，这个前提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持续10余年处于萧条和低迷的局面，至今无法自拔，其在经济赶超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深陷于“制度疲劳”之中，在当前以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经济的黯然衰落，使其在东亚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其次，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加速进行经济赶超。如今，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东亚其他各国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在逐步摆脱逐级跟进的传统模式的障碍，开始跳跃式地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分工层次差距日益缩小，同时，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从基础技术到中间技术再到高技术产业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未来也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与经济板块。总之，由于领头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赶上，东亚传统“雁行模式”必然逐渐式微。
2.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显现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暴露与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东亚发展中各经济体在资本、技术市场上对于日本与美国的过度依赖。传统雁行模式下，东亚各个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依赖于区内外先进国家（主要是日本与美国）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其自身进行产业转移与传递，另一方面东亚洲各个发展中经济体（除中国大陆外）由于内部市场的相对狭小，又必然依赖于外部市场需求（主要是美国）对其产业发展进行支撑，这种很强的依赖性是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本质与特征所决定的。因此，在传统“雁行模式”中，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具有“进口对日依存，出口对美依存”的重要特征，随之也就带来了传统模式在运行中的脆弱性与波动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汇率波动与市场需求等原因，美国对于东亚产品的进口规模开始下降，这成为1997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另外，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减少了其从东亚地区的进口和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危机后的恢复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2)区域内部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经济体在对外出口上的竞争加剧。在传统垂直型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中，处于相同和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的国家如中国与东盟诸国之间，东亚四小龙以及四小龙与日本之间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这就带来了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压力与矛盾。以东盟与中国的竞争为例，由于双方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鞋类以及组装类电子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有加剧之势。本地区同一层次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雷同性和竞争性，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增长是极其不利的，最终可能带来一种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局面。
(3)传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非制度性特征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二战以后，传统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组立和东亚经济圈的形成，是各国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考虑到地缘相近与文化相亲的优势，以投资与贸易相互循环的形式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性固然显示了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制度性合作因素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扩大。例如，日本由于经济萧条的影响，在农林产品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增强，中日贸易摩擦有加剧的趋势。2001年4月23日，日本农水省对中国大葱等3种农产品的进口实行200天紧急“设限”，6月8日，日方又宣布，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所有家禽及禽类产品。中方则针锋相对，对日本产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空调3种进口商品加征100%的特别关税。以上事例说明，由于传统东亚经济圈的非制度性特征，使得具有传统经济依存关系的东亚各个经济体之间继续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而且无法通过制度性的途径避免发生贸易摩擦或公正合理地及时解决贸易摩擦，这些弊端都严重阻碍了东亚地区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三、“后雁行模式”时期的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
如上所述，目前，东亚地区传统“雁行模式”逐渐式微，传统雁行分工体系的弊端开始暴露，那么，如何对当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分工的态势进行判断与定位呢，笔者认为，比较符合实际的提法应该是东亚区域经济发展正处于“后雁行模式”时期。
所谓“后雁行模式”时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目前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特别是东亚的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国以及中国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所以传统“雁行模式”仍然会在相当大的范围，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东亚地区有继续存在的条件与基础，而且这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特别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目前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正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过渡。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在宏观上，日本，四小龙、东盟诸国与中国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工关系正逐渐增强并最终会占据主导地位；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本地区进行区位上的优化配置。相应地，建立在东亚地区未来的这种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国际分工体系基础上的发展模式，与雁行模式相对，更是可以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各国之间相互超越、相互牵引的“群马模式”。
面对东亚“后雁行模式”时期的现实，当前东亚各国（地区）的任务无疑是采取措施，尽量避免现有“雁行模式”的弊端，并采取措施促使区域经济发展顺利走进新的“群马模式”时代。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有必要改变东亚地区传统的非制度性合作的形式，“以合作求多赢，以互惠防俱伤”，加快推进以制度性合作为特征的东亚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具体说来，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在以下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1.可以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保证未来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
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也是区域内各国（地区）取消或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东亚地区在过去10年中，区域内贸易有所增长，但是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贸易自由化协议与安排，因此只能进行功能性的经济合作。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为例，2000年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19.8%，大大低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46.5%，相比之下，中日韩三国间直接投资水平更低，2000年，韩国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比例分别只占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的8.3%和2.0%，而韩国与日本间相互直接投资也均只占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的1.7%。因此，东亚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将东亚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潜力极大地释放出来，可以缓解乃至最终摆脱目前东亚各经济体对日美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过分依赖的不利局面。特别是对一些经济较为发达而对外部市场依赖性又较强的东亚经济体，（如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等）来说，扩大对区内其他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更是明智之举。随着中国经济的屺起，国民收入的提高，可以预见，其吸纳东亚产品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而日本在这一进程中也可以加速突破国内保护主义的障碍，向东亚其他经济体开放其国内市场。总之，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内各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潜力将会得到深度挖掘，从而保证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发展。
2.可以化解区域内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竞争性矛盾，实现区域内经济的共同发展
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雷同的各方可以在区域内广泛开展产业专业化分工与重组，从而化解当前的不利竞争局面。以中国与东盟为例，假设A和B两种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且都具有规模成本递减的特征。区域经济一体化前，在中国与东盟都生产A、B两种产品，并且在出口上相互竞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始后，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或者进行区域内协议分工），对于A商品的投资、生产、出口开始集中于中国，对于B商品的投资、生产、出口开始集中于东盟，这不仅可以化解双方原有的不利竞争局面，而且各自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还可以使A和B两种产品在成本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向区域内外的出口。总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促进区内专业化分工格局的形成，实现区域内各国（地区）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
“雁行模式”的提法起源于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在这一理论模式中，赤松要认为，日本的产业发展实际上经历了进口、进口替代、出口、重新进口四个阶段，因为这四个阶段呈倒"V"型，在图表上酷似依次展飞的大雁故得此名。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日本学者引用赤松要“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论”，将战后东亚地区国际分工体系和经济发展过程也喻为一种“雁行形态”或“雁行模式”。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基本内涵是：战后以来，率先实现工业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潜在比较劣势的产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后者又将其成熟的产业依次转移到东盟诸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80年代初，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也开始参与东亚国际分工体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为“领头雁”的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图景，在他们之间形成了技术密集与高附加值产业－资本技术密集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阶梯式产业分工体系。
随着东亚区域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逐步建立，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深。纵观整个东亚地区，就地区对外贸易来看，东亚区域内相互出口由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30.2%增加到90年代前期的38.3%，同期的相互进口由28.2%增加到34.5%。1994年，整个东亚地区内部相互贸易的比重已占全部贸易的43%。而东南亚金融危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迅速波及到其他东亚国家（地区），也充分反映了东亚地区各经济体之间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
由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基于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之上的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加之地缘上相近，文化传统上相亲，因此，二战以后，在东亚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以日本为核心的非制度性经济圈。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和弊端显露
客观地说，二战以后以日本为核心的东亚“雁行模式”的建立以及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东亚经济圈的自发形成，的确带动和促进了东亚地区在战后的经济起飞和高速增长。在这个自发形成的经济圈中，日本已经成为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四小龙”已向中等发达经济体迈进，泰国、马来西亚等也步入了准新兴工业国之列。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的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大有式微之势，特别是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传统东亚“雁行模式”的一些弊端开始集中显露，目前东亚地区正处于一个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深刻反省与重新定位的关键时期。
1.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逐渐式微
东亚经济的传统雁行发展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垂直型分工为主的国际产业转移与传递体系，其建立与维持的前提是东亚地区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性与层次性。但是，这个前提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已经持续10余年处于萧条和低迷的局面，至今无法自拔，其在经济赶超时期曾经发挥过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体制深陷于“制度疲劳”之中，在当前以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经济的黯然衰落，使其在东亚传统雁行分工体系中的领头雁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其次，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正在加速进行经济赶超。如今，在经济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东亚其他各国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四小龙正在逐步摆脱逐级跟进的传统模式的障碍，开始跳跃式地进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日本与“四小龙”之间的分工层次差距日益缩小，同时，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从基础技术到中间技术再到高技术产业的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未来也有望形成一个与日本并行的产业与经济板块。总之，由于领头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赶上，东亚传统“雁行模式”必然逐渐式微。
2.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显现
1997年爆发的东亚金融危机，使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弊端开始集中暴露与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东亚发展中各经济体在资本、技术市场上对于日本与美国的过度依赖。传统雁行模式下，东亚各个发展中经济体一方面依赖于区内外先进国家（主要是日本与美国）以直接投资的方式向其自身进行产业转移与传递，另一方面东亚洲各个发展中经济体（除中国大陆外）由于内部市场的相对狭小，又必然依赖于外部市场需求（主要是美国）对其产业发展进行支撑，这种很强的依赖性是东亚传统雁行模式的本质与特征所决定的。因此，在传统“雁行模式”中，东亚发展中经济体具有“进口对日依存，出口对美依存”的重要特征，随之也就带来了传统模式在运行中的脆弱性与波动性。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汇率波动与市场需求等原因，美国对于东亚产品的进口规模开始下降，这成为1997年东亚金融（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之一。另外，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减少了其从东亚地区的进口和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对于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危机后的恢复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2)区域内部处于同一发展层次的经济体在对外出口上的竞争加剧。在传统垂直型分工为主的雁行模式中，处于相同和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层次上的国家如中国与东盟诸国之间，东亚四小龙以及四小龙与日本之间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这就带来了各国之间经济竞争的压力与矛盾。以东盟与中国的竞争为例，由于双方劳动力资源丰富，因此双方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纺织、鞋类以及组装类电子产品出口方面的竞争有加剧之势。本地区同一层次国家之间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上的雷同性和竞争性，对于东亚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增长是极其不利的，最终可能带来一种你死我活、两败俱伤的局面。
(3)传统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非制度性特征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二战以后，传统东亚雁行国际分工体系的组立和东亚经济圈的形成，是各国企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考虑到地缘相近与文化相亲的优势，以投资与贸易相互循环的形式自发形成的。这种自发性固然显示了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制度性合作因素的缺乏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扩大。例如，日本由于经济萧条的影响，在农林产品上的贸易保护主义趋势增强，中日贸易摩擦有加剧的趋势。2001年4月23日，日本农水省对中国大葱等3种农产品的进口实行200天紧急“设限”，6月8日，日方又宣布，全面禁止从中国进口所有家禽及禽类产品。中方则针锋相对，对日本产的汽车、手持和车载无线电话、空调3种进口商品加征100%的特别关税。以上事例说明，由于传统东亚经济圈的非制度性特征，使得具有传统经济依存关系的东亚各个经济体之间继续保持较高的贸易壁垒，而且无法通过制度性的途径避免发生贸易摩擦或公正合理地及时解决贸易摩擦，这些弊端都严重阻碍了东亚地区贸易与投资的进一步扩大。
三、“后雁行模式”时期的东亚区域经 济一体化
如上所述，目前，东亚地区传统“雁行模式”逐渐式微，传统雁行分工体系的弊端开始暴露，那么，如何对当前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与国际分工的态势进行判断与定位呢，笔者认为，比较符合实际的提法应该是东亚区域经济发展正处于“后雁行模式”时期。
所谓“后雁行模式”时期，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第一，目前东亚区域分工与经济发展本质上仍然是传统“雁行模式”的延缓，这是由当前东亚各国（地区）之间依然存在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和层次性所决定的，特别是东亚的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等国以及中国的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仍然很低，所以传统“雁行模式”仍然会在相当大的范围，相当长的时期内在东亚地区有继续存在的条件与基础，而且这在客观上也有助于东亚地区各经济体特别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与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目前东亚区域国际分工体系正逐步向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区域国际分工体系过渡。这种新型国际分工体系的特点是：在宏观上，日本，四小龙、东盟诸国与中国之间相互的水平分工关系正逐渐增强并最终会占据主导地位；在微观上则存在着以日本、四小龙跨国企业为核心的，在东亚地区构建的网络化跨国生产体系，即通过企业内部国际分工，将产品的设计、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等环节在本地区进行区位上的优化配置。相应地，建立在东亚地区未来的这种新的水平型网络化国际分工体系基础上的发展模式，与雁行模式相对，更是可以形象地将其比喻为各国之间相互超越、相互牵引的“群马模式”。
面对东亚“后雁行模式”时期的现实，当前东亚各国（地区）的任务无疑是采取措施，尽量避免现有“雁行模式”的弊端，并采取措施促使区域经济发展顺利走进新的“群马模式”时代。而要实现这一目标，笔者认为，有必要改变东亚地区传统的非制度性合作的形式，“以合作求多赢，以互惠防俱伤”，加快推进以制度性合作为特征的东亚地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具体说来，积极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在以下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
1.可以促进东亚区域内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保证未来地区经济的稳定发展
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同时也是区域内各国（地区）取消或降低贸易与投资壁垒的贸易自由化过程。东亚地区在过去10年中，区域内贸易有所增长，但是由于缺乏制度性的贸易自由化协议与安排，因此只能进行功能性的经济合作。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之间的区域内贸易为例，2000年区域内贸易的比重只有19.8%，大大低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46.5%，相比之下，中日韩三国间直接投资水平更低，2000年，韩国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比例分别只占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的8.3%和2.0%，而韩国与日本间相互直接投资也均只占各自对外直接投资的1.7%。因此，东亚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将东亚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潜力极大地释放出来，可以缓解乃至最终摆脱目前东亚各经济体对日美等发达国家经济的过分依赖的不利局面。特别是对一些经济较为发达而对外部市场依赖性又较强的东亚经济体，（如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等）来说，扩大对区内其他经济体的贸易与投资更是明智之举。随着中国经济的屺起，国民收入的提高，可以预见，其吸纳东亚产品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而日本在这一进程中也可以加速突破国内保护主义的障碍，向东亚其他经济体开放其国内市场。总之，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区域内各国（地区）之间的贸易与投资潜力将会得到深度挖掘，从而保证地区经济在未来的稳定发展。
2.可以化解区域内各经济体在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竞争性矛盾，实现区域内经济的共同发展
随着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产业结构与出口结构上雷同的各方可以在区域内广泛开展产业专业化分工与重组，从而化解当前的不利竞争局面。以中国与东盟为例，假设A和B两种均为劳动密集型产品，且都具有规模成本递减的特征。区域经济一体化前，在中国与东盟都生产A、B两种产品，并且在出口上相互竞争。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始后，在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下，（或者进行区域内协议分工），对于A商品的投资、生产、出口开始集中于中国，对于B商品的投资、生产、出口开始集中于东盟，这不仅可以化解双方原有的不利竞争局面，而且各自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还可以使A和B两种产品在成本下降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向区域内外的出口。总之，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可以促进区内专业化分工格局的形成，实现区域内各国（地区）经济的共同协调发展。
当前，在能源、粮食、气候变化以及金融危机等多重危机形势下，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环境与发展领域的一种趋势和潮流。新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阶段赋予了绿色经济新的内涵与使命。中国正处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战略转型期，同时在多重危机下也面临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契机。十年前，我曾结合云南的工作实践，就绿色经济问题撰文发表过一些意见。今天，在新形势下重新回顾当年的一些思考，重新认识和理解绿色经济，特别对于实现中国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推动我国尽快摆脱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绿色经济的内涵和基本特征
(一)绿色经济的演变
“绿色经济”最初是由经济学家皮尔斯在1989年出版的中提出来的。它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基本产业链，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新的需要而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绿色经济将众多有益于环境的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并通过与环境友好的经济行为，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而传统意义的绿色经济，通常狭义地指环保产业，主要包括在污染控制、污染治理与废物循环利用等方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2008年10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了“绿色经济倡议”，其目标和使命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使全球领导者以及经济、金融、贸易、环境等相关部门的政策制定者意识到环境投资对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减少贫困方面的贡献，并将这种意识体现到经济危机重建的相关经济政策中；通过绿色投资等推动世界产业革命，推动国家经济的“绿色化”，创造新的绿色工作机会，从而复苏和升级世界经济。该倡议所秉承的宗旨和理念是：经济的“绿色化”不是增长的负担，而是增长的引擎。在此目标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从清洁技术、可再生能源、生态系统或环境基础设施、基于生物多样性的商业(如有机农业)、废物及化学品管理、绿色城市、建筑与交通等六个重点领域，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所面临的主要机遇和挑战。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发展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的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实际上，世界上一些国家也在借助经济刺激计划大力发展绿色经济，并且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促进经济转型的国家战略目标。美国、韩国、日本、德国、丹麦、法国、英国等发达国家都将环境方面的投资作为经济刺激方案中的重要内容。
总的来看，绿色经济本身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但在目前全球能源、粮食和金融等多重危机的背景下，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首次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发展绿色经济的倡议，具有倡议的政治性，时机的恰当性和影响的广泛性，并已经开始成为全球环境与发展领域新的趋势和潮流。
(二)绿色经济的内涵
从绿色经济的演变过程及当前绿色经济的使命看，绿色经济是发展模式创新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学概念，是建立在生态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的约束条件下，将环境保护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支柱的经济发展形态。它有别于传统的工业经济发展形态，不仅是一些特定产业的集合、经济活动与结构的评价标准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是对生产、消费、交换等经济活动全过程的“绿色化”，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形态。
因此，我们可以把绿色经济的内涵理解为：绿色经济是以保护和完善生态环境为前提，以珍惜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主要内容，以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发展为增长方式，以可持续发展为目的的经济形态。对绿色经济内涵的理解需要把握以下几个要点：一是要将环境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二是要把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绿色经济的发展目标；三是要把经济活动过程和结果的“绿色化”、生态化作为绿色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和途径。
(三)绿色经济的基本特征
从绿色经济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绿色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或模式，主要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1、绿色经济以促进经济活动的全面“绿色化”、生态化为重点内容
过去，我们强调绿色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以经济活动中涉及环境保护等绿色产业的发展为重点内容，而在新的阶段和新的形势下，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一种振兴经济、实现转型的战略选择。因此，新时期倡导的绿色经济，不仅要大力发展节能环保等绿色产业，还要加大对传统产业的绿色化、生态化改造。这一点对于当前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发展绿色经济，必须加大力度对传统“两高一资”产业进行绿色化改造，坚决淘汰落后产能，提高环境保护的准入门槛，优化经济发展的结构，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
2、绿色经济以绿色投资为核心、以绿色产业为新的增长点
新阶段下发展绿色经济，必须准确把握绿色经济的核心和增长点。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倡导一致，我们必须加大绿色投资的力度，这里所指的绿色投资，既包括传统的环境保护、节能减排方面的投资，也包括一切有利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行为。特别是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几大绿色投资优先领域，要着力扶持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经济的绿色复苏和振兴，最终促进人类社会迈向绿色繁荣。
3、绿色经济强调可持续性，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
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的永恒主题，它是建立在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利用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的。发展绿色经济，环境资源不仅是其内生变量，而且也是其前提条件，生态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的承载能力是其刚性约束。因此，绿色经济重点强调可持续性，必须把经济规模控制在资源再生和环境可承受的界限之内，既要考虑当代的可开发利用，又要考虑后代的可持续利用，全面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同时，经济要具有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以原生资源投入为主的工业发展模式最终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发展以绿色产业为支柱的经济发展模式。
因此，绿色经济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人类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我认为，目前倡导的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都可以归属于绿色经济的大范畴，这些经济发展模式都是从经济活动的不同角度与层面来认识问题。其中，低碳经济强调的是以
较低的碳排放实现经济的发展，循环经济强调的是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等过程中进行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是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活动的总称。总之，只有正确把握绿色经济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对各种经济模式和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清楚，才能准确把握绿色经济的发展方向。
二、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发展绿色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必然要求
从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看，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转型期。特别是近年来，中国政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理念，确定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奋斗目标。
中国经济发展转型的核心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和产业结构，从“又快又好”转向“又好又快”，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最终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
绿色经济的基本内涵和我国当前环境与发展的基本形势及战略目标是一致的，符合当前我国应对金融危机所制定的“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策略，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等国家重大战略目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和借鉴意义。可以说，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中国环境与发展战略目标的根本保障，也是实现中国环境与发展战略转型的必然要求。
(二)发展绿色经济是推动“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
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质上就是建立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发展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技术、工艺和产品，进行环境友好的开发建设活动和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力布局，并培育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等。“两型社会”建设的核心就是促进经济转型，即从过去那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模式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转变。
发展绿色经济，首先要调整经济结构，减少以重化工业为特征的制造业份额，提高以信息技术、金融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服务业份额，从源头上减少资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其次要调整产业结构，不仅要淘汰落后产能，在现有的传统制造业中实现清洁生产，对传统工业进行“绿色化”改造，还要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提高国家经济的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第三要大力进行绿色技术创新，为实现经济、产业和产品结构调整以及清洁生产提供技术保障。因此，从发展途径以及实现的目标看，发展绿色经济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发展绿色经济是建设“两型社会”的重要手段。
(三)发展绿色经济是实现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的战略选择
发展绿色经济需要不断增强环境与经济的协调性，关键在于加快推动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环境保护“历史性转变”的核心内容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必须从再生产的全过程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将环境保护贯穿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各个环节；坚持将保护环境的要求体现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建筑、服务等各个领域；不断创新生产理念，推进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对传统产业实行生态化技术改造，从生产源头和全过程减轻环境污染。
从绿色经济的内容和作用方式看，它不仅要对传统产业部门实施“绿色化”改造，降低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同时还要加快建立更为清洁的、新的产业部门和经济增长点，以及更为清洁的技术和产品；同时要把发展绿色经济理念贯穿到经济决策和经济发展规划之中，贯穿到生产、消费、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再生产的全过程。通过发展绿色经济在客观和源头上有助于促进解决环境问题。可以说，发展绿色经济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增长，并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三、加快发展绿色经济的几点建议
(一)积极培育和发展新兴绿色产业
在当前形势下，政府需要切实加强对发展绿色经济的引导。通过实施各种环境经济激励政策，推动技术创新和进步，促进产业部门的“绿色化”。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和实施清洁生产，推进产业、产品结构调整以及技术的更新进步。除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投资外，还要着眼于绿色产业的发展与调整，以新能源、新材料、可再生能源、环保产业等为切入点，培育新兴绿色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新一轮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促进经济及早转型，努力抢占未来竞争的制高点，从而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二)将绿色经济纳入到经济社会发展综合决策
在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经济刺激方案以及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的执行过程中，要融入绿色经济的理念、措施和行动，真正体现科学发展观和“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要利用我国正在开展“十二五”规划前期研究的有利时机，多部门紧密协作，加快制订绿色经济发展规划，并将绿色经济理念融入到各部门、各领域的发展规划，从而推动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全面“绿色化”。
(三)加快建立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发展绿色经济，绿色技术是支撑。许多发达国家都认为，绿色经济可能会引领新一轮的技术和产业革命，并积极利用应对金融危机的难得机遇，大力发展包括新能源、新型汽车等领域的绿色技术，从而确保国家技术竞争力处于全球的领先地位。我国应当对绿色技术发展给予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扶持，促进绿色生产技术开发示范，进一步加快环境友好型技术的产业化进程，为发展绿色经济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
(四)形成完善的绿色经济政策体系
为了适应我国绿色经济的发展，必须对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建立起有效的政策保障体系。一是从再生产全过程制定环境经济政策，推动资源性产品的价格改革，促进环境污染外部成本内部化，制订有利于环境保护的财政政策和税收政策，研究开征环境税。二是积极研究绿色投资政策，促进重点产业的“绿色化”生产，加强对环保领域的金融服务和对境外投资的引导。三是建立绿色经济的统计、跟踪和评价机制，科学预测绿色经济的发展趋势，为更好地制定绿色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提供有效支持。
(五)积极倡导公众绿色消费
发展绿色经济，必须建立可持续生产体系与可持续消费体系，二者不可偏废。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能力正处于升级转型阶段，为此倡导可持续消费和绿色消费的意义尤为重要。要以环境标志产品认证为重要平台和抓手，以政府绿色采购为重要的切入点和推动力量，引导公众自觉选择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低碳排放型的消费模式。
(六)加强对绿色经济的宣传教育
一、我国电视“经济频道”的由来
我国经济频道的发展离不开改革开放和电视媒体的发展。1950年代末，北京电视台的成功试播标志着我国电视传媒事业的正式起步，到1970年代出现泛社会化传播的经济新闻。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完善，人们的理财观念也日益成熟，经济频道逐渐成为地方城市电视台的主要节目类型。以改革为起点，我国经济频道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起步阶段
自改革开放伊始，经济建设便成为我国的工作重心，经济类电视节目也迎来了发展的机遇。1985年，中央电视台正式推出《经济生活》栏目，以经济宣传为主，以国内外经济发展动态、经济建设经验等为主要内容，虽然节目形式单调，制作手法粗糙，但这却是我国经济频道发展的起点。而后，地方城市电视台也开始积极探索，自主制作经济节目。到1980年代末，包括山西、辽宁、陕西等地在内的各大城市电视台先后成功创办了符合地方经济发展特色的经济频道。大量的经济报道成为地方改革的历史真实记录，展示了地方经济的翻天变化，人民为小康社会建设的不懈努力，大力宣传了我国的经济和制度改革政策。而节目内容方面依然以经济新闻播报为主，形式相对单一化。之后，伴随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电视台的探索，经济频道逐渐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多元化、多样化。
（二）完善阶段
1990年代中期，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到来的背景下，中央电视台适时推出《中国财经报道》栏目，立足国内，放眼全球，以国内外重大经济新闻为主要播报内容，由于信息权威，传播及时，使之迅速成为国内受众把握全球经济脉搏的重要渠道。随后，在包括《企业家》、《世界经济报道》以及《生活》等在内的各类经济频道开播，不仅增加播出时间，丰富了节目形式，还使CCTV－2成为了真正的综合经济频道。与此同时，地方城市电视台也不甘落后，纷纷探索创办出一批优秀、创新并具有一定影响的经济节目。例如，深圳电视台推出的《中国股市报道》，是我国第一档证券类电视节目，对早期经济频道的节目形式和采编方法进行了有益探索，为专业化经济频道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经验和借鉴范式。还有上海电视台经济节目也很丰富，包括《企业风云》、《牵线搭桥》以及《金融行情》。此外，天津、济南电视台推出了专门的经济频道。2005年，全国众多电视台开始在频道专业化的背景下走向市场，于是众多城市电视台纷纷开办经济频道。此阶段，在央视的示范下，全国各大城市电视台先后自主制作经济节目，并注重实现节目的内容丰富化和形式多样化，为城市电视台经济频道的专业化、品牌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专业化、品牌化阶段
21世纪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逐步成熟和完善，成为经济全球化重要一员，正式进入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新经济时代。此时，城市经济频道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在电视媒体体系中取得了重要地位。规模不断扩大，专业化不断加强。据统计，全国51家省级以上城市电视台以“经济”、“商务”或“财经”命名的经济频道已经多达30多个。另外，经济频道开始发展为两大主要类型：大众化和专业化经济频道。各大城市电视台经济频道逐步丰富起来，其中有许多独具特色的优秀节目，甚至专以经济节目的影响力而树立自身品牌，有效提高了地方电视台整体收视率。这一时期，城市电视台对经济频道的探索和创新取得了重大突破。
可以说，伴随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经济频道的发展从起步到成熟，已经历经了三十年的艰难历程。从只有央视一档经济节目到现在全国几十个经济频道，如今电视经济传播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经济频道日益走上专业化、品牌化发展道路，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讲，都已经达到了一定高度，基本上覆盖了经济的各个细分领域，同人们的生活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
二、当前城市经济频道的困境与重新定位
（一）困境
1.经济类节目的共同困境
当前城市电视台经济频道发展存在的最大困境，同时也是所有经济类节目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就是收视率和资源利用率普遍偏低。经济类节目最大竞争压力来自于其他大众化、娱乐化电视节目，包括传统媒体以及新兴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据cSM媒介的一项调查显示，我国电视观众人均每日收看电视时间为3个小时左右，而经济类节目的收视时间却仅占2～3分钟。而据另一项针对省会城市和直辖市的调查显示，经济类节目占所有频道的比重仅为1.4％，收视比重仅占0.9％，整体资源利用率仅为13.3％。由此可以看出一个明显问题，电视经济频道并没有成为大众获取经济信息的主要途径。
2.经济频道的自身困境
除了经济类节目存在的共同困境外，地方城市电视台经济频道还面临着自身发展困境，主要是覆盖程度有限，资金、技术以及专业人才资源相对匮乏。同其他大众化频道，包括电视剧、新闻频道相比，城市经济频道在收视深广度上存在明显不足，不得不承认，这是对凭借收视率获取广告收入的经济频道发展构成的致命威胁和挑战。
（二）重新定位
地方城市经济频道若想走专业经济频道的发展之路显然不太现实，而合理的定位始终是走大众经济频道之路。近年来，“泛财经”发展之路曾一度成为地方城市电视台经济频道饱受指责的罪状，甚至在CCTV－2改版前，也一度被诟病为“滥‘娱’充数”。但是因为自身资源有限以及所面临的收视率困境，地方城市经济频 道走大众化“泛财经”发展之路完全属于现实的必然选择。既然选择“泛财经”发展之路是地方城市电视台“经济频道”的不二之选，那么要想改变“滥‘娱’充数”的窘境，就必须进一步强化专业化、品牌化的发展道路，而品牌化建设的前提就是做好“经济频道”的重新定位。
1.受众定位。在受众定位方面，针对现实中专业投资人士数量十分有限的情形，地方城市电视台经济频道显然不能将受众范围局限于窄之又窄的“专业人士”中，而是要着眼于普通投资者和消费群体。当前社会中持有股票、基金以及贵金属等的普通投资者数量相当庞大，再加上每个人都是消费者，每个人的消费行为又离不开经济发展形势，地方城市电视台经济频道将受众定位于普通投资者和消费者，不仅没有丧失适切性，而且又扩展了收视范围。实际上，就连于2007年正式创办的FOx经济频道，也将目标受众的范围进行了大众化延伸，“既包括华尔街的专业人士，也包括小行业里的富人，甚至是那些在酒吧里品着鸡尾酒顺便聊聊股票的人群，或者把财经新闻当赛车节目看的年轻观众”。
2.内容定位。在内容设置方面，城市电视台经济频道要将服务政府部门工作放在首位，及时有效传达地方政府出台的各项经济政策，全方位展示地方经济的发展成果。同时在服务大众方面，要满足不同层次受众的信息需求，服务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在兼顾专业化和大众化的前提下，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这里的所谓舆论导向并非局限于政府政策的宣传，更重要的是经济引导功能。以经济改革为中心，以政策宣传为要点，以经济特色为主打，揭示经济本质，引导广大受众。另外，在栏目设置和节目开发上，要具体结合当地经济实情，立足于当地经济发展的现状。
3.观念定位。在创办理念方面，地方城市电视台经济频道首先应强调的是信息服务。所谓的信息服务不仅包括国内外重要经济信息和市场前沿动态、政府经济政策解读、投资之道以及消费指南等基本服务，还包括为地方政府部门、企业尤其是地方企业提供专门的信息服务。某种程度上讲，于1989年正式中央电视台正式推出的《经济半小时》经济栏目，其当时的创办理念，即便放在今天作为城市电视台经济频道发展宗旨和理念依然不过时：“……为您服务，为他服务，为沟通你我他之间的交流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商品经济服务，为消费者服务，为朋友们的生活提供服务”。
三、“经济频道”品牌化建设的策略
（一）加强品牌栏目的创设和创新
城市经济频道品牌化首先要实现栏目品牌化。栏目的制作体现着一个频道的实力和水平，代表着一个频道的优势和特色，品牌栏目可以增强频道受众的满意度和赞誉度，从而全面提升频道知名度和影响力。一旦实现栏目品牌化，就拥有了绝对优势和核心资源，也有效维持和扩展了收视范围，进而实现收视率的稳定和提升。在维持频道受众忠实度方面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城市经济频道要不遗余力地实现栏目品牌化，这不仅是城市经济频道品牌化建设的重要环节，而且是扩大受众范围的重要手段。由于自身条件和资源的限制，大部分城市电视台经济频道的栏目定位不明确、形式不统一，雷同现象非常普遍，没有形成自身特色，无法凸显品牌形象。所以，要加强独具特色、个性化的栏目建设，只有如此，才能在众多栏目中脱颖而出，牢牢抓住受众眼球。随着品牌追求的日益大众化，不同层次的人群都想用品牌来彰显自身身份和生活品质。以现代传播方式来讲，品牌的塑造和展现已经成为当前电视媒体应尽的义务和责任。所以，城市电视台经济频道在自身栏目的创设方面，要实现以品牌栏目带动真个频道发展的策略，充分发挥品牌优势，以质量和特色求生存，依托品牌求发展，使城市经济频道具有持久发展动力和强劲竞争力。
（二）加强主持人品牌形象塑造
电视频道属于集影像、声音、画面、标识以及主持人等为一体的统一电视符号体系，以此向受众传播相关信息。在当前竞争日益激烈的电视市场中，许多媒体都已经充分认识到主持人在频道品牌和收视率竞争中的重要性，并将拥有知名栏目主持人视为品牌化建设中的重要环节。而作为城市电视台经济频道的主持人，在品牌形象的塑造上，不仅要拥有扎实的专业基础，而且要具有独具特色，富有个性的个人主持风格。一方面，他们要具备够硬的主持本领和扎实专业基础。不仅要学习新闻领域的知识，还要广泛涉猎和学习相关经济政策，熟悉经济理论和证券业务，了解证券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历史。另一方面，他们还要投身于普通投资者之中，作深入调查，及时了解他们的信息需求。如此一来，通过经验的不断积累，大力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在主持经济节目时才能从容自然，厚积薄发，以独特的见解、精辟的解析、幽默的谈吐来树立属于自己的主持魅力和品牌形象，为广大受众提供良好信息服务。
一. 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定义
服务贸易自由化最终是通过双边、区域或多边互惠协议来实现的，但通常形式是自发的一些自由化合作项目以及后来迅速发展起来的RTAs（区域贸易协定），即政府之间为了达到区域贸易自由化或区域贸易便利化的目标所签署的协定。这表明区域经济一体化已成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一种重要途径选择，主要形式是自由贸易协定或自由贸易区。20世纪90年代，区域贸易协定（RTAs）为主要形式的区域主义加快步伐，几乎一半的贸易产生于各种贸易协定的安排，中国也参与到这种区域一体化的模式中，形成了一个“中国-中心化”的区域贸易安排网络，现阶段以FTA（自由贸易协定）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例如上海合作组织。冷战结束之后，世界上又广泛出现了一种新的经济一体化形式，称“跨国次区域经济合作”、“小区域经济合作”或“经济增长三角”，即指在一个大的地区内（亚太地区、欧洲等），一些地理上邻近的国家或邻近国家的部分地区之间所进行的多边经济合作。可见这种形式的合作可以国家整体参与，也可以国家部分地区参与。通过这种形式的合作，使经济要素在“次区域”内得到自由有效的配置，从而促进贸易自由化进程。
二.发展新疆贸易自由化的路径选择
由于新疆与8个国家相毗邻，有良好的地缘优越性，如果在该区域内各自通过资源互补或产业转移，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促进该区域内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可以形成一种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目前，新疆周边的各种次区域经济合作十分活跃。1994年4月，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通过签署经济空间条约，成立了中亚联盟；1995年，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建立关税联盟；2002年，哈、塔、吉、乌成立了中亚合作组织；2004年，俄罗斯加入了中亚合作组织，随后于2005年该组织被归入到由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体中。可见，各国抢占中亚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那么新疆要依托广阔的中亚市场，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必须要积极参与中亚次区域合作组织，利用其地缘优势，建立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内容、多形式的对外经贸关系。目前要实现这一目标，较为现实的路径模式是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推动新疆与周边国家形成更广泛的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按照新疆和中亚次区域合作总体框架及各项协议的要求，积极发展合作伙伴关系，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改善次区域基础设施，整合次区域服务资源，使次区域合作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三. 加强次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提高新疆服务贸易自由化程度
通过这种推动新疆参与跨边界次区域合作组织的发展模式来确保经济增长和发展是新疆目前的经济强区之道。通过贸易合作关系为新疆经济圈内经济合作提供了现实的基础。较高的区域内贸易依存度、 发展迅速的贸易合作为经济圈实现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奠定了基础，俄罗斯对中国新疆地区的投资发展也带动了区域内各国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在整个经济圈内实现资源的重新配置，形成合理的产业分工体系。
（一）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有助于新疆服务贸易自由化。在国家实施全方位开放和边界口岸开放战略下，加之连霍高速公路和精伊霍铁路的开通，新疆已经成为扼守亚欧大陆桥的咽喉地带。兰新铁路复线的正式运营，又大大便利了新疆与内地的横向联系。2011年新疆成功举办了亚欧博览会，发挥了内陆省市西向开放的“窗口”作用。新疆依托中国中东部沿海地区现代产业结构体系，与周边毗邻的国家呈现出较强的经济互补性，尤其新疆与周边国家在旅游合作、服务外包等方面有明显的优势互补性，发展的前景广阔，能够为本区域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实现互利共赢和新疆服务贸易的全面自由化。
（二）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有利于推动中国与周边国家区域合作的广泛开展。在上海合作组织的框架下，积极推动新疆参与跨边界次区域合作组织，利用各种合作机制，形成经济辐射力强的中亚经济圈，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上海合作组织经济贸易协议的执行力度，并进一步健全高效务实的合作机制，从而拓宽了中国与中亚国家区域经济合作领域，使新疆成为中国与中亚国家进行沟通和合作的重要桥梁，能进一步加快中国服务贸易西向开放的脚步。
另外，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积极参与到次区域合作组织，努力达成一系列协议，尤其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要分清中央与地方协调分工的问题。由于上海合作组织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区域合作组织，签订的协议和制度都是面向国家，那么在这个框架下，推动新疆积极参与跨边界次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就要认真解决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协调分工问题，制定出符合该框架下能够有积极推动新疆参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指导性文件，这样才能推动各项合作机制的有序进行，有利于提升新疆与周边国家区域经济合作的实际效果。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