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工业的迅猛发展，不仅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走上一条独特的国家主导的城市工业化与农民兴起的乡村工业化双翼腾飞的道路。本文回顾了乡村工业发展的运行轨迹，分析了乡村工业对农村经济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总结了乡村工业三十年发展的主要经验。
一、乡村工业三十年发展历程回顾
(一)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工业起步阶段(1978—1984年)
这一阶段，乡村工业在组织形式上仍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社队企业，但发展的要素条件与政策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从要素条件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劳动的效率，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促进了农业产值快速增长，从而促进了农业剩余的积累和劳动力优势的发挥。其次，从政策环境看，以政府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使乡村工业生存的“夹缝”有所拓宽。一方面，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实施了多次调整，增加了农民剩余资金的积累；另一方面，国家放宽了对农村非农产业的限制，并在信贷和税收方面对新开办的社队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各种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全国社队企业在这一期间以年均15.2％的速度快速发展，其产值由385亿元增加到1035亿元，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由9.1％上升到14.7％。
(二)乡村工业迅速崛起争治理整顿阶段(19M-1992年)
这一阶段，乡村工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外部条件有了更大的变化。农村改革的深入使农业效率大幅度提高、农民个体收入水平及储蓄规模迅速上升，并因此具备了一定的投资能力。尤其是体制的撤销，给农民自主创业提供了日益宽松的制度环境。乡村工业组织形式的突出变化是农民个体及个体基础上的私营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同时，国家政策鼓励乡村企业跨行业、跨地区内引外联，拓宽了乡村工业的发展经营空间。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不断调整，使乡村工业在1984—1988年间呈现出“异军突起”发展态势。企业数量由606.5万个迅速增加到1888.2万个，年均增加69.6％；企业总产值由1709.9亿元增加到6495.7亿元，年均增加44.9％。尽管后来由于“双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使这种强劲的发展势头明显放慢，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期间乡村工业仍保持了平均每年34.4％的递增速度。
(三)乡村工业飞跃和结构调整阶段(1992—2001年)
这一阶段，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目标，确认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了新的阶段，而且为乡村工业的再次飞跃提供了条件。在这一阶段，乡村工业组织形式变化的特征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以“温州模式”为典型的家庭或家族企业逐步向股份合作制自然演进，而以“苏南模式”为典型的乡镇企业也走上了改制之路。在此期间，国家针对乡村工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制度变迁与政策引导进一步带动了乡村工业的飞跃。在1992至1997年间，乡村企业增长的许多指标，如上缴税收、利润总额、出口创汇、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等，年增长率均在50％以上。
(四)乡村工业平稳发展阶段(2001—2008年)
这一阶段，随着科学发展观和新型工业化思路的提出，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乡村工业拓展了发展空间。乡村工业的发展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从世界市场看，中国加入WTO以后，乡村工业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从产业布局看，通过自然演进和政府引导等不同途径，为城市大工业配套和与农产品深加工衔接的产业集群基本形成，到2007年底，全国乡村企业各类产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达5600余个；从企业组织规模与实力看，一些耗能高、污染大、效率低的乡村小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涌现一大批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营的大中型乡村企业。到2008年8月，全国乡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23.8万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乡镇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74.2％。这些企业整体素质好、创新能力强，其中相当一部分为部级或省级名牌产品，它们对乡村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支撑和带动作用。
二、乡村工业三十年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历史贡献
(一)经济增长的许多数量指标表明，乡村工业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从乡村工业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看，在1978年至2006年间，乡村企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由5.7％提高到27.5％。其中，乡村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社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0％提高到44.8％。从乡村工业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看，1978年至2006年间，乡村工业的从业人员由2827万增加到14680万，乡村工业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由28.4％提高到50.8％。这些指标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的整体平均情况。到2007年底，全国乡村企业的增加值突破68000亿元，年增长率达14.1％，产销率达95％以上，从业人员总数突破1.5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40％均来自乡村企业。事实表明，乡村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经济结构趋向改善的状况表明，乡村工业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农村长期形成的以种植业为主，尤其是“以粮为纲”的单一产业结构，延长了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链条，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使整个国民经济长期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得到了矫正。20世纪50年代，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国际背景下，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倾斜的发展战略，在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轻工业产品的严重短缺，吃、穿、用等基本消费品供给不得不长期实行“票证经济”。为此，不得不在改革之后，尽快弥补轻工业滞后的断层。以发展轻工业为主的乡村工业便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乡村工业的发展有效地矫正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向重工业倾斜的扭曲，使产业结构更符合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而且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巨大落差得到有效缓冲。
(三)社会发展的各项综合指标表明，乡村工业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轻工业产品市场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而且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乡村企业就业，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货币收入及股金分红、承包和租赁所得，成为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成功地实现了农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多元，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乡村工业已成为支持农民收入增长主要因素。同时，乡村工业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促进了农村社会各个领域全面的文明进步。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为反哺农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增加了农业投入和农业技术设备，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推进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将工业文明注入农村，促进了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各项公共福利事业的全面发展。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进而为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乡村工业三十年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一)经济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是经济发展永不衰竭的动力源泉，也是乡村工业崛起和持续发展的“秘密武器”
乡村工业三十年的崛起和迅猛发展，验证了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即每个人作为“经济人”以最小的代价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能够推动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所带来的个人思想和活力的解放，是创造辉煌灿烂物质文明的根源所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最大的弊端就是通过城乡户籍壁垒、农产品统购统销和组织体系等一系列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抑制了这个最广大的民众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框架下的集体耕作制失败的教训在于，它既剥夺了农民个体退出农业的自由，又限制了他们流入非农产业的权利，使他们在惟一的经济组织中为了利益最大化只能选择最大限度的偷懒，由此造成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的低下。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使广大农民从的桎梏下摆脱出来，获得了从事生产和经营的自，大大地解放了农民从事各种非农经济活动的自由，激发了农民被长期压抑的进取心和创造力。正是这种进取心和创造力，使农民在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不等国家投资，不靠银行贷款，靠自有资金的积累，靠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开辟出一片生存空间。也正是这种进取心和创造力，使农民在求温饱奔小康的目标吸引下，不断地突破和创新，不仅创造了乡村工业数量增长的奇迹，而且为国民经济的结构优化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事实告诉人们，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整个中华民族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这一事业的成功与否有赖于大多数国民的积极参与，而乡村工业化恰是使包括数亿农民在内的大多数国民参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保护农民个体的产权主体地位，以此保护数亿农民主动参与乡村工业化的积极性，是推动乡村工业乃至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推进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二)国家政策的鼓励与限制，是推动或约束乡村工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历程，有力地印证了政府政策与经济效率的关联性。从乡村工业发展阶梯式的周期性波动看，每一个周期的上升与平缓的变动都与国家政策的倾斜变化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乡村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飞跃或停顿都直接取决于国家政策所赋予的空间。从国家政策行为的推动作用看，第一阶段的起步，得益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举措和对农村包产到户的肯定；第二阶段的崛起，得益于一系列放宽搞活的政策及制度的解体和城市体制改革的开始；第三阶段的飞跃，得益于党的十四大确立的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第四个阶段的稳步发展，得益于科学发展和新型工业化思路的提出，尤其加入WTO后与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方位接轨。从国家政策的限制作用看，乡村工业在1983年的增幅下降，与改革之初人们对社队企业的认识不统一，进而导致国家政策的摇摆，甚至有些地区对乡村企业采用简单的关停直接相关；1989—1991年间乡村工业的三年徘徊，与国家在治理整顿的形势下减少了对乡村工业的优惠政策密切相关；1999—2001年间乡村企业低迷爬坡的局面，与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国家的金融、信贷政策支持不足相关。可见，加大国家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对乡村工业长期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工业的迅猛发展，不仅为国民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走上一条独特的国家主导的城市工业化与农民兴起的乡村工业化双翼腾飞的道路。本文回顾了乡村工业发展的运行轨迹，分析了乡村工业对农村经济及国民经济发展的巨大贡献，总结了乡村工业三十年发展的主要经验。
一、乡村工业三十年发展历程回顾
(一)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工业起步阶段(1978—1984年)
这一阶段，乡村工业在组织形式上仍延续计划经济时期的社队企业，但发展的要素条件与政策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首先，从要素条件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劳动的效率，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促进了农业产值快速增长，从而促进了农业剩余的积累和劳动力优势的发挥。其次，从政策环境看，以政府为主体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使乡村工业生存的“夹缝”有所拓宽。一方面，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格实施了多次调整，增加了农民剩余资金的积累；另一方面，国家放宽了对农村非农产业的限制，并在信贷和税收方面对新开办的社队企业给予一定的优惠。各种有利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全国社队企业在这一期间以年均15.2％的速度快速发展，其产值由385亿元增加到1 035亿元，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由9.1％上升到14.7％。
(二)乡村工业迅速崛起争治理整顿阶段(19M-1992年)
这一阶段，乡村工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外部条件有了更大的变化。农村改革的深入使农业效率大幅度提高、农民个体收入水平及储蓄规模迅速上升，并因此具备了一定的投资能力。尤其是人民公社体制的撤销，给农民自主创业提供了日益宽松的制度环境。乡村工业组织形式的突出变化是农民个体及个体基础上的私营企业有了快速发展。同时，国家政策鼓励乡村企业跨行业、跨地区内引外联，拓宽了乡村工业的发展经营空间。体制改革的深化和政策的不断调整，使乡村工业在1984—1988年间呈现出“异军突起”发展态势。企业数量由606.5万个迅速增加到1 888.2万个，年均增加69.6％；企业总产值由1 709.9亿元增加到6 495.7亿元，年均增加44.9％。尽管后来由于“双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使这种强劲的发展势头明显放慢，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期间乡村工业仍保持了平均每年34.4％的递增速度。
(三)乡村工业飞跃和结构调整阶段(1992—2001年)
这一阶段，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目标，确认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又一个伟大创造”。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到了新的阶段，而且为乡村工业的再次飞跃提供了条件。在这一阶段，乡村工业组织形式变化的特征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构建取得了突破性进展。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张，以“温州模式”为典型的家庭或家族企业逐步向股份合作制自然演进，而以“苏南模式”为典型的乡镇企业也走上了改制之路。在此期间，国家针对乡村工业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性意见。制度变迁与政策引导进一步带动了乡村工业的飞跃。在1992至1997年间，乡村企业增长的许多指标，如上缴税收、利润总额、出口创汇、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等，年增长率均在50％以上。
(四)乡村工业平稳发展阶段(2001—2008年)
这一阶段，随着科学发展观和新型工业化思路的提出，尤其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乡村工业拓展了发展空间。乡村工业的发展表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从世界市场看，中国加入WTO以后，乡村工业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从产业布局看，通过自然演进和政府引导等不同途径，为城市大工业配套和与农产品深加工衔接的产业集群基本形成，到2007年底，全国乡村企业各类产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达5 600余个；从企业组织规模与实力看，一些耗能高、污染大、效率低的乡村小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涌现一大批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营的大中型乡村企业。到2008年8月，全国乡村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23.8万家，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占乡镇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74.2％。这些企业整体素质好、创新能力强，其中相当一部分为部级或省级名牌产品，它们对乡村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支撑和带动作用。
二、乡村工业三十年发展对国民经济的历史贡献
(一)经济增长的许多数量指标表明，乡村工业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从乡村工业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关系看，在1978年至2006年间，乡村企业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由5.7％提高到27.5％。其中，乡村企业的工业增加值占全社会工业增加值的比重由10％提高到44.8％。从乡村工业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系看，1978年至2006年间，乡村工业的从业人员由2 827万增加到14 680万，乡村工业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占全社会第二产业就业人员的比重由28.4％提高到50.8％。这些指标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的整体平均情况。到2007年底，全国乡村企业的增加值突破68 000亿元，年增长率达14.1％，产销率达95％以上，从业人员总数突破1.5亿。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40％均来自乡村企业。事实表明，乡村工业已成为国民经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经济结构趋向改善的状况表明，乡村工业为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工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改变了农村长期形成的以种植业为主，尤其是“以粮为纲”的单一产业结构，延长了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链条，推动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而且使整个国民经济长期形成的畸形产业结构得到了矫正。20世纪50年代，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国际背景下，中国选择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工业倾斜的发展战略，在促进我国工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导致轻工业产品的严重短缺，吃、穿、用等基本消费品供给不得不长期实行“票证经济”。为此，不得不在改革之后，尽快弥补轻工业滞后的断层。以发展轻工业为主的乡村工业便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乡村工业的发展有效地矫正了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向重工业倾斜的扭曲，使产业结构更符合中国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而且使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巨大落差得到有效缓冲。
(三)社会发展的各项综合指标表明，乡村工业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轻工业产品市场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而且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乡村企业就业，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货币收入及股金分红、承包和租赁所得，成为农民致富的主要途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农村成功地实现了农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 140多元，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乡村工业已成为支持农民收入增长主要因素。同时，乡村工业的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物质基础，促进了农村社会各个领域全面的文明进步。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为反哺农业积累了大量资金，增加了农业投入和农业技术设备，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推进了农业产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乡村工业发展将工业文明注入农村，促进了农村科学、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各项公共福利事业的全面发展。大量的人力资本投入造就了一大批农民企业家和新型农民，进而为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乡村工业三十年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一)经济主体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是经济发展永不衰竭的动力源泉，也是乡村工业崛起和持续发展的“秘密武器”
乡村工业三十年的崛起和迅猛发展，验证了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即每个人作为“经济人”以最小的代价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能够推动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经济主体的自由选择所带来的个人思想和活力的解放，是创造辉煌灿烂物质文明的根源所在。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最大的弊端就是通过城乡户籍壁垒、农产品统购统销和人民公社组织体系等一系列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抑制了这个最广大的民众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人民公社框架下的集体耕作制失败的教训在于，它既剥夺了农民个体退出农业的自由，又限制了他们流入非农产业的权利，使他们在惟一的经济组织中为了利益最大化只能选择最大限度的偷懒，由此造成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的低下。始于1978年的农村改革最大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使广大农民从人民公社的桎梏下摆脱出来，获得了从事生产和经营的自主权，大大地解放了农民从事各种非农经济活动的自由，激发了农民被长期压抑的进取心和创造力。正是这种进取心和创造力，使农民在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动下，克服重重艰难险阻，不等国家投资，不靠银行贷款，靠自有资金的积累，靠勤劳的双手和智慧，在计划经济的缝隙中开辟出一片生存空间。也正是这种进取心和创造力，使农民在求温饱奔小康的目标吸引下，不断地突破和创新，不仅创造了乡村工业数量增长的奇迹，而且为国民经济的结构优化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事实告诉人们，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是整个中华民族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这一事业的成功与否有赖于大多数国民的积极参与，而乡村工业化恰是使包括数亿农民在内的大多数国民参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因此，保护农民个体的产权主体地位，以此保护数亿农民主动参与乡村工业化的积极性，是推动乡村工业乃至整个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推进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必然选择。
(二)国家政策的鼓励与限制，是推动或约束乡村工业发展的制度环境
中国乡村工业发展的历程，有力地印证了政府政策与经济效率的关联性。从乡村工业发展阶梯式的周期性波动看，每一个周期的上升与平缓的变动都与国家政策的倾斜变化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乡村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次飞跃或停顿都直接取决于国家政策所赋予的空间。从国家政策行为的推动作用看，第一阶段的起步，得益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举措和对农村包产到户的肯定；第二阶段的崛起，得益于一系列放宽搞活的政策及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和城市体制改革的开始；第三阶段的飞跃，得益于党的十四大确立的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第四个阶段的稳步发展，得益于科学发展和新型工业化思路的提出，尤其加入WTO后与世界市场经济体制的全方位接轨。从国家政策的限制作用看，乡村工业在1983年的增幅下降，与改革之初人们对社队企业的认识不统一，进而导致国家政策的摇摆，甚至有些地区对乡村企业采用简单的关停直接相关；1989—1991年间乡村工业的三年徘徊，与国家在治理整顿的形势下减少了对乡村工业的优惠政策密切相关；1999—2001年间乡村企业低迷爬坡的局面，与国内外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国家的金融、信贷政策支持不足相关。可见，加大国家政策支持和引导力度，对乡村工业长期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一、推进城乡一体化是必然发展趋势
在“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影响下，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相继形成。在产业分布上，现代工业集中在城市，传统农业集中在农村，城市享有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农村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处在落后状态，由此形成现代城市和传统农村并存的区域“二元”社会结构，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城乡在政治、经济、生态、社会发展等各个方面的差距越显突出，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越明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至今，到了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农村的时候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已经上升为我国新时期改革和发展的主题。
城乡关系的发展演变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发展的水平紧密相关。城乡分离、城乡对立、城乡发展上产生的差别，是一定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反映，是不可避免的。城乡分离和对立问题的最终解决，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和良好愿望，归根到底靠社会生产力发展来实现。生产力发展达不到一定程度和水平，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失衡就不可能消除，城乡关系的完全协调、融合也不可能实现。与过去比，我国城乡生产力均有迅猛的发展，在经济不断增长，社会全面开放的今天，我国城乡联系日益紧密，城乡相互作用也日益加强，无论是传统的城市发展观还是传统的农村发展观，最终都将被现代的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观所取代，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从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规律来看，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本身是一个耗散结构系统，城乡之间互为开放和互为关联，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表明，城乡之间的分割、封闭是违反客观规律的。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随着城乡物质财富的不断扩大，必将一点一滴地填平城乡之间存在的鸿沟，一步一步地缩小城乡之间诸多方面存在的差别。城乡从开放到协调，再到城乡融合即一体化，这乃势所必然。十六大报告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无疑为我们正确处理城乡关系，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目标提供了新的的发展思路。按照这条发展思路顺势而上，我们就一定能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我国现阶段社会生产力水平已经达到了这个要求，决定了我国城乡协调融合发展要走城乡一体化。
二、经济发展水平达到3000美元门槛时的基本趋势和特点
经济高速增长稳定性明显增强。从国际国内经验看，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左右阶段，经济增长表现出以下一些趋势和特点：
1、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前后发展阶段，一般经济保持了左右的高速增长，在此阶段日本、韩国分别保持了12年和11年的高增长。从国内部分城市看，在此阶段，经济增长速度一般都保持在10%以上。人均GDP水平加快提高。研究表明，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2000美元，从2000美元到3000美元，再从3000美元到4000美元，所用的时间逐渐缩短，而且较晚进入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提升的速度相对较快。因为，后起国家和地区可以通过借鉴别的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引进先进技术等手段来加快发展，形成所谓后发优势。
2、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
从反映经济效益状况的主要指标劳动生产率看，在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增长水平明显提高。经济增长稳定性明显增强。研究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率变化轨迹，可以发现这样的趋势；人均GDP2000美元前，经济增长波动性较大，进到入人均GDP2000到3000美元阶段，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明显增强。而国内部分城市在人均GDP2000美元以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就开始显现。
3、产业结构趋向高级化，农村人口加速向城市集聚一、二产业比重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上升
美国、日本及香港地区的产业结构在人均3000美元左右阶段，明显呈现出一产持续下降，二产稳中趋降，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的趋势，而且第三产业的比重均超过50%，居三次产业之首。国内部分城市包括上海、北京、天津，在人均GDP2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变化也与国际经验趋向一致。轻工业比重下降，重化工业比重明显上升。从世界主要国家工业化历程看，人均美元左右阶段，工业结构重心呈现出由轻工业向重工业转变的趋势。国内部分省市的发展趋势也是如此。
技术创新日趋活跃，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发展。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技术创新经历由引进为主到引进和自主创新并重的发展过程，高新技术产业也呈迅速发展趋势。城市化发展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集聚。根据钱纳里的研究，当人均GNP（国民生产总值）为500美元和800美元、1000美元、1000美元以上时，城市化水平分别为52.7%、60.1%、63.4%和65.8%
从国内部分城市看，在人均GDP2000到3000美元左右发展阶段，城市化水平提高是相当快的。外贸外资快速增长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出口贸易对一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955~1970年间，日本进出口贸易一直以15%到20%的速度递增，确立了日本世界贸易大国的地位，支撑了日本经济在这一时期的高速增长。国内部分城市在人均GDP2000美元3000美元左右发展阶段，经济外向度提升很快。深圳尤为突出。
随着发展阶段的升级，各国普遍重视对外直接投资。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加紧资本输出，迅速成为世界上主要资本输出国之一。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住房轿车快速增长。根据联合国《国民核算年鉴》资料，对美国、日本、韩国等17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从1000美元到3000美元发展阶段分析，居民消费结构变化呈现以下特点：一是食品支出占全部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明显下降，二是衣着类、家庭设备及服务类支出逐步下降，三是交通通讯、文化娱乐 教育等其他消费比重迅速上升。国内部分城市，居民消费结构变化也与上述国际经验趋向一致。
值得指出的是，随着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居民对住房、轿车的需求呈快速增长趋势。根据联合国相关资料，人均GDP800到8000美元之间为房地产业的起步和快速上升阶段，只有当人均GDP达到13000美元以上时，房地产业才步入下降阶段。据北京统计应用研究所研究分析，人均GNP3000-5000美元之间，大部分国家的小汽车千人拥有水平为100辆左右，随着人均GNP的增长，小汽车的拥有量呈上升趋势，在人均GNP达到25000-30000美元之后，又出现下降。目前，国内尤其是沿海发达地区，也出现了住房和轿车热销的势头。社会发展指标快速提高经济社会趋向协调发展。科技投入大幅度增加。
二、浙江省“十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点及趋势
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十一五”期间可达10％。根据国内外经济增长一般规律，今后5-10年乃至更长一个时期，浙江省经济有望继续保持高速稳定的增长态势，到2020年，经济总量突破30000亿元，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
第三产业成主导，先进制造业基地建成。今后5-10年，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浙江省第一产业比重还将继续下降，第二产业稳中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持续上升，并超过第二产业上升为主导产业。从发展趋势看，重化工业比重上升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要有重点、有选择地发展一批钢铁、机械、石化、汽车等重化工业，同时，培育形成一批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高新技术企业。经过5-10年的努力，建成若干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高附加值特色产业为支柱，高度国际化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消费奔向10万元级，城乡居民生活步入富裕。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居民消费支出将由以衣食为主的生存型向住房、汽车、教育、旅游为主的享受型、发展型转变，消费能级将不断升级，从目前以家用设备为主的千元级、万元级的小康型消费，向以住房、家用轿车为主的10万元级的富裕型消费转变。
经济外向度不断提高。根据国际发展经验，浙江企业对外投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预计到2020年，境外投资企业总数将超过6000家，基本建成国际营销体系和国际生产体系。城市化进程加快城乡一体化格局逐步形成。进出口贸易将继续快速增长，有望保持年均增长10%到20%。到2020年将接近4000亿美元，外贸依存度达110%。同时，进出口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出口商品逐步向精加工、深加工、高附加值方向发展。利用外资有望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按目前发展态势，到2005年，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有望突破100亿美元。同时，更多的跨国公司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将进驻浙江省，形成内外资企业融合互动、共同发展的良性局面。按照第五次人口普查口径，2020年浙江省城市化水平为51.9%。但2003年已经达到53%。根据浙江省城市化发展现状，对照世界城市化发展规律，浙江省将逐渐进入城市化加速推进、城市文明加速普及、城乡加速融合的发展阶段。
总之，根据国内外的经验，人均GDP在2000美元以上时，通常的规律是：开始高度重视并有能力反哺育农业农村的发展，在这个发展阶段上，整个工业化与城市化已经发展到比较高的阶段了，所以工业的发展不再需要农业再来提供资源和积累，城市化的发展也不再依靠剥夺农村和农民的利益来进行扩张；农村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农业从业人口开始迅速下降，比重基本上是在20%以下，农业增加值在整个GDP中的份额降到15%以下；与此同时，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城市文明以更快的速度向乡村辐射和传播。参照这些指标，浙江省人均GDP已经超过6000美元了，农业从业人口2008年底降到29%，城市化率按照五普己达到53%。根据种种迹象，我们可以判断，“十一五”时期浙江省城乡一体化将进入到黄金时期，省域内城市现代化和乡村工业化、城镇化将加速发展，城市文明加快向农村渗透和传播，农村人口和产业快速集聚，乡村的经济实力、综合竞争力、文明程度和生活方式加速逼近城市化的目标点。
参考文献：
1、 曾晓兰《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思考与建议》，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 第3期
中国社会是在与西方社会截然不同的历史路径中发展的，有其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条件，它不可能完成象西方社会那样一个由乡村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自然转型。从本质上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外源型的，而非内生的。它要求以政治发展来推动社会发展。也就是说，政府要在乡村发展中扮演主导角色。
革命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农村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要使计划体制发挥其作用，政府必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和控制社会各个领域，形成国家对社会的超强自主性。“当国家及其政府对社会越俎代庖而影响个人和团体发展的时候，当国家将社会作为工具而阻碍个人或团体成长的时候，国家行动就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国家权力的增长必然导致基层社会无权，结果，政治肥大症造成了经济萎缩症，导致了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恶性循环。实践亦以证明，政府的无限扩张，最终只能是政府质量的贫困化，从而政府也就无力推进乡村社会的发展。
1982年新宪法通过后，全国实行政社分开，揭开了乡村改革和发展的序幕。乡村基层政权体制的重大变化，是革命后乡村政治发展最重要的篇章，为乡村社会的发展，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基础。这也意味着乡村政府将承担起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最直接、最具体的力量。告别政治全能主义，提升乡村政府质量成为乡村政治发展的生长点。乡村发展的进程告诉我们：乡村政府的质量体现着推进乡村发展的政府能力，维系着实现乡村发展的政治基础，规范着推动乡村发展的社会秩序。
一政府质量，从价值范畴观之，主要指政府的合法化水平。从工具范畴观之，主要指政府能力。政府能力包括政府机构从社会汲取资源（如税收、劳力、物资等）的能力，还包括规定人们社会生活的能力（如维持社会发展的秩序、提供政治调控的渠道、建立社会生活的规范等）。当一个社会的政权体系建成后，政府质量的价值范畴也同时确立。政府的合法化水平要由政府质量的工具范畴来体现和实现。因此，政府能力是革命后政府质量的关键内容。政府质量集中体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型的超大社会中实现现代化，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必须首先推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可见，政府在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增强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这不仅关系到工业化的起飞，而且关系着政府规定人们社会生活的能力的基础。同时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经济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里，政府质量不仅体现在汲取资源的能力上，而且要着眼于优化资源的能力上。唯有如此，政府质量才能真正发挥出推进社会发展进程的水平，降低社会发展成本的能量。汲取资源和优化资源的能力是政府质量的基础。
第二、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政府执行这种社会职能，就是指制定发展政策，它是指向社会公共利益的。在后发展型现代化国家，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便至关重要，它维系着政府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政治体系确立后，政府质量不是通过其制度的完美性表现，而是由其产出的发展政策的有效性来展现。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中，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是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质量的非常重要的体现。它要求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作为发展政策的执行者在体悟中央所制定的政策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紧扣政策的总目标，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在推行政策的程序、和方法等方面勇于创新，创造性地执行政策，使政策结果在整体上符合政策目标。因此，提高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是政府质量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第三、维持发展秩序的能力和提供政治调控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质量，端赖它在乡村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政策的推行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环境。“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都干不成”。在社会大幅度地变革过程中，政府维持发展秩序的能力是一项基本的政治要求。政府丧失或削弱维持社会发展秩序的能力都是国家推进现代化事业的障碍。超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绝对不可能在紊乱或失序的社会中进行。随着政治全能主义的结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管理经济主要是提供宏观政治调控。体制转型，必然要求结束旧体制下的政治调控方式。政社合一的前提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冲破后，增加了政府提供政治调控的难度。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质量的高低。
政府在后发展型超大社会中推进现代化必须提高其质量，唯此，政府才能真正提供现代化所需的政治基础。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也是从乡村首先开始的。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至今仍有8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自然，乡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乡村改革之后，乡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地变化。改革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极大地促进了乡村社会政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种变化的背后出现了基层从社会体制脱离的趋向。所谓乡与村之间形成了“村梗阻”现象，中层组织已不能有效调控基层社会，导致了农村人口失控、土地失控等局面。各种非体制力量在乡村社会纷纷抬头，甚至一些封建落后的东西（如宗族活动、封建迷信、黑社会组织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公共资源的流失，集体工程的荒废，小农意识的复苏使乡村改革与乡村发展严重缺乏后劲。乡村发展过程中出现这些现象与政府质量尤其是乡村政府质量的弱花有着密切关系。
其一、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和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相对贫困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引起了连续的连锁反应。它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活观念，而且改变了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使得本来控制与被控制的政府与农民关系向着现代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转化。当然客观情况要求政府作这样的转变，通过服务汲取现代化进程中所需的社会资源；但是由于农民与乡村干部的素质以及政治、经济机制的不成熟性，导致了乡村基层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弱化和基层财政的相对贫困化。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体开始从国家向集体和个人下移，从而带动了分配方式的变化。政府不再可能对社会资源作垄断性分配，农民在处置自己的劳动成果上有了相对的自。因而基层政府的财政汲取机制从政府──农民的分配型汲取向农民──政府的收入型汲取转变，汲取能力相对下降。乡村改革使家庭独立的经营地位得到了加强，而原本极其脆弱的集体经济却是雪上加霜。集体经济的削弱，也就意味着政府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的渠道被阻塞。其次，市场化进程要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从政治全能主义下的控制关系向现代的服务关系转变。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乡村基层政府中的条块关系、政企关系、党政关系并没有理顺。这样既阻碍了基层政府的改革，也滞碍了经济的发展。最后，人的素质也直接导致了基层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下降。脱离了政治全能主义时代催生的政治热情，在市场经济的催动下，农民的自私的一面表现出来。由于基层政府直接亲合于农民，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其负面的影响，腐败便是其导致的结果之一。同时，乡村社会的公共工程（如发展农业必不可少的水利设施）难以得到保护和修缮。这说明，政府在利用和优化乡村人力资源上的能力在乡村改革过程中遭到了削弱。
其二、政府制定发展政策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相对贫乏。
以的解体与乡政府的建立为基本内容的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是乡村改革过程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推进数年之后，邓小平同志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总体发展趋向。“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的成功”。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体制的转型，利益主体从相对单一向多元方向发展，政治环境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的关系面临着新的格局等，已经向政治体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的农业和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体制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乡政府这一基层政权组织的建立在政治体制上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力量。但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基层政府的质量在制定基层社会发展政策和实现中央政府政策的创新上受到了严重挑战，这对于超大社会来说是危险的。后发展型的超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中央政府的存在。但在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随着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放权，政府关系陷入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纵向权力关系的往复循环之中。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为谋取地方利益，有计划地利用中央政策规定，故意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实行政策规避。政策规避不是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策创新，而是为了谋取地方利益，削弱国家利益。这是超大社会发展过程中要绝对避免出现的现象在乡村改革过程出现了。如有的地方为规避国家关于每次审批土地使用权不能超过300亩的规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将22平方公里的土地按每块300亩的面积化为小块，一夜间批出110个土地使用权，从而达到了出让整块土地的目的。以这种方式来出让土地，吸引投资，无论经济代价，还是政治代价都太高了。保持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原本是超大社会推动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源，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它们对中央政府发展政策的创新方面，但是当政策创新走向反面的时候，不仅不会给地方长期发展带来效益，而且严重阻碍了超大社会的政治一体化进程和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可见，政策规避绝不是政府质量高的表现，恰恰是政府质量不高的表证。
其三、政府维持发展秩序和提供政治调控的能力相对弱化。
任何社会大幅度地变革，首先都会给一定社会的政治体制提出要求。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的不同水平上，社会发展向政治体系提出的要求是不同的。高质量的政治体系要判明这些基本的要求是什么，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进政治发展，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社会的发展向政治体系提出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在社会结构大幅度调整过程中的发展秩序，提供在经济体制转型进程中的政治调控。这就需要提升政府质量。
孙中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这种状况是建立现代化国家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孙中山为此奋斗了一生。社会主义革命后，执政党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分析乡村社会改造时曾经指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乡村社会，把正式的体制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但是革命后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相应的政治全能主义没有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力量。乡村改革给乡村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能量的同时，出现了村落家族文化的回复，各种带有浓厚家族主义色彩的非正式力量在乡村社会兴起，使乡村社会的秩序出现了紊乱，冲击着正式体制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更为可怕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侵入了公共权力的领域，导致政治腐败和社会腐败。“这里倒不是说血亲关系必然导致腐败，而是说血亲关系一旦渗透入公共权威的活动过程便会滋润腐败。关键在于社会体制有没有有效的机制来防范和阻遏这些因素渗透进来”。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改变政治全能主义的政治调控方式，关键是要求政治体制提供符合社会发展的调控方式。
三乡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中的根本问题。革命后乡村发展的历程表明，哪一段时期乡村问题得到重视，并施之以切实可行的乡村发展战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就比较协调和稳定。反之，不能正确估价乡村发展的实际问题，就要使中国社会走弯路。革命后乡村发展过程使我们认识到，乡村变革问题的实质并不仅仅在于我们是否重视乡村问题这一单纯的认识论革命上，而且还表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如何把握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中。
革命后乡村发展在政治全能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直接造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萎缩，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制约。事实亦已证明，告别政治全能主义，乡村改革不仅大大激发了基层社会的经济发展活力，还掀开了基层社会的政治发展新景观。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同样要避免走到另一个极端──市场神话。乡村发展水平依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日益凸现。如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集体经济与富民政策的背离；规模经营与家庭耕作的冲突；现代文明与传统习俗的对抗，等等。这种状况使我们认识到：稳步、持续、系统地推进乡村改革对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之必要性。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中的乡村社会承受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又体现着稳定的政治力量。只有广泛的有组织的稳定的变迁才能有效地解决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又属于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要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度，没有或漠视政治力量的功能和存在，都将严重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完成。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M.托达罗把行政管理视为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注定要为国家的繁荣和幸福承担更多的责任，更主动地承担责任，必定要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政府质量将是乡村社会能否完成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条件之一。
由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计划经济制度，必然为政府扩展设定限度，市场经济所提供的竞争机制就是旨在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把人用来控制人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制度。由此可见，提升政府质量是推进乡村发展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国社会稳定的维持、经济发展的推进和政治发展的推护，首先要看乡村能不能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超大社会的乡村发展，端赖于政府在乡村推行改革的能力。这就需要在限定政府扩展范围的同时提升政府的质量。这不仅仅是提升中央政府的质量，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亟待提升基层政府的质量。
首先、增强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和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由于生产力的相对不发达，乡村社会经济资源的不足成为首要矛盾。土地制度的改革，农民承担起了获取社会经济资源的首要任务，同时基层政府的资源积累和资源提供的能力大大削弱。现在的问题是要使政府实现政治调控方式的转变，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执行发展政策的创新，前提就是要增强政府的资源支配量。当然，在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必须注重政府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因而，从现代化整体战略出发，社会体制应当支持基层政府重新建立其资源汲取的手段。我们可以看到，凡是乡村企业较为发达、集体经济较为强大的地方，基层政府依然能够保持对基层社会发展的调控，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
其次、提高政府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处理好中央、地方和基层的关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政治意义。正如同志所言：“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积极性。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尤其要提高地方政府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但是提高地方和基层政府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是与它们自觉地维护中央政府的统一和权威相一致的。如果地方和基层政府的政策创新有违于国家的利益，削弱了中央的权威，这就不是政策创新，而是政策规避。就社会经济发展论之，社会化大生产要求权威，“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消灭大工业本身一样。”经济体制的成功转型，要抛弃政治全能主义，但需要统一的政治权威。就政治发展论之，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是政府质量的固有内涵。
再次、加强政府维持发展秩序和转变政府政治调控方式的能力。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要求。在转型期社会大幅度地改革过程中，农村出现一定的失控和无序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长时间的社会秩序紊乱就会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为任何紊乱和失序都会给我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无法想象一个超大社会的发展能够在广大基层社会失序的基础上进行。乡村改革，绝不是要割断政治力量对基层社会的调控。吉尔伯特。罗滋曼认为，中国现代化所需的大规模资源积累受到三个重大的不利因素的影响：一是人口规模过大；二是中央政府没有采取新的政策来促使城市集中；三是中国社会中占压倒优势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组织，缺乏能够起到抗衡作用的中间组织。除家庭和宗族的联系之外，可以进行控制和协调的基础一直很脆弱。社会主义革命后政府以正式的政治力量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实现了政治整合。问题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扩展没有限度使乡村社会的发展失去了活力。但是无论从价值理性的高度，还是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出发，在中国社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能没有政府对乡村社会的政治调控。
时和兴：《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和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87页。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7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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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粤港信息报》，1997年10月5日。
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
《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244页。
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62页。
M.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221页。
浙江从本省的实际出发，坚持“先行探索、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科学发展”的理念，积极应对挑战和把握机遇，在全国率先进行统筹城乡发展的积极探索和创新实践，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径模式，从而使浙江在城乡及区域之间经济发展的均衡度、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及两者差距缩小的程度、城市化水平、农村全面小康建设进程度及城乡社会保障事业均等化发展程度等许多方面都走在全国的前列。因而，研究浙江城乡一体化的演进路径特征，对于浙江自身统筹城乡战略进一步的纵深发展和全面提升，以及推进全国其他地区的统筹城乡发展战略都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一、浙江城乡一体化的演进特征
由于受到以往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极为明显，这种结构不仅表现为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水平的严重失衡，而且以二元结构的经济体制形式进一步固化。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城乡的环境激励约束条件不断变迁，城乡主体行为也随之做出适应性选择。这种效应促使浙江的城乡一体化不断演进，主要经历了自发性市场驱动、探索性政策引导和自觉性战略主导这样三个重要阶段，从而实现了从市场驱动的自发性城乡关系调整向政府主导的自觉性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
（一）基层自发动力驱使的农村发展与城乡关系变革（1978－1992年）
浙江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面对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性制约，首先是从农村基层开始，以农村经济体制变革为突破口，大力推行农村所有制变革；从突破以粮为纲、单一农业经济格局到乡镇企业、小城镇和第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经历了一个在农村基层自下而上自发动力驱动下，以农村市场化、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为先导的城乡关系变迁历程。这些改革创新的实践探索，促使浙江农村实现了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向多种经营发展，从单一的农业经济向三次产业并举，从单一的集体经济向“国有、集体、民营、个体”等多种形式共同发展，从单一的乡土经济向离土离乡进城办厂务工经商的转变，形成了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小城镇欣欣向荣、专业市场蓬勃发展和千百万农民闯市场的全新格局。
从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变迁的基本特征来看，主要表现为：第一，在农村自我发展能力和机制得到明显强化的基础上，乡村内部“以工促农”、“以商兴农”的内生机制开始形成；第二，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开始启动；第三，其动力源为改革开放条件下农村基层组织和民众自发驱使。所以，这一进程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变革了农村生产关系，使农村自我发展的能力大大增强，传统的城乡关系结构在一定范围和层次得以变革。虽然这一阶段还仅仅是初步促成了农村内部“以工补农”、“以工促农“机制的形成，或者说“它是在城乡分割体制下为脱贫致富而不得已的选择”（邵峰，2006）。
（二）市场化推动和政策引导的城乡一体化模式探索（1993－2003年）
从1993年开始，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实施的进程，一方面，浙江通过大力培育市场主体，全面推进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变迁，力求在市场主体形成和产权制度上有所突破，从而进一步推动农村市场化改革以形成市场机制运作的微观基础，使浙江在社会经济体制机制上形成明显的先发优势；另一方面，不断推进宏观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在“省管县“财政体制的基础上不断推进“强县扩权”改革，进一步强化县域和城镇发展活力，从而为浙江后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奠定了制度基础。
应该说，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推动和政策引导，农村的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取得明显成效，这就为浙江消除城乡差距和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创造了很好的基础条件。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变革主要特征是，通过市场化改革推动和政策引导，使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从而在县域层次促使城乡间“以工促农、以商兴农、以城带乡”联动发展机制的初步形成。然而，就这一时期城乡关系变迁的性质主要还是基于农村自身发展和县域层面的城乡一体化，这当中虽然也存在一些政策性引导，但都是政府基于基层自下而上自发性探索实践的经验和问题而进行的一时性或局部性政策导向，这种推进方式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问题，也无法彻底消除城乡一体化中的主要障碍。
（三）政府统筹发展战略主导的城乡一体化整体推进（2003年以来）
无论是最初通过乡镇企业发展的“以工补农”效应，还是以后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形成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机制，虽然都在很大程度上从农村发展的层面改善了城乡的结构关系，但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意义上看，由于缺乏从整体上的推进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和消除二元结构状态，因而浙江先期城乡一体化的实践探索只能是在局部的范围和初级的层次推进。随着党中央在十六大以后明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思想，特别是浙江社会经济在进入工业化中后期面临着新时期特殊背景形势的迫切要求，从2003年开始，以省委省政府正式出台一系列实施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大举措为标志，浙江进入了以政府统筹城乡发展战略为主导的自觉性城乡一体化发展历程。根据进程的演进特性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标志性阶段：
1、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决策和准备（2003－2004年）。围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和推进城乡一体化，浙江首先在全国率先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文件，同时在一些地区进行先行试点。比如，2003年浙江义乌和嘉兴先后率先在全国出台了《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纲要》。2004年初浙江省又在嘉兴市召开了全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一体化工作座谈会，明确提出了全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在头几年尽快使城乡一体化工作步入轨道，一些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机制和推进体系；第二步，到2010年基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协调发展的格局；第三步，到2020年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标志着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决策及总体构想已经基本形成。
2、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全面实施和梯度推进（2005－2007年）。在先期试点探索的基础上，2004年底浙江省正式推出并实施《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统筹城乡发展的城乡一体化纲要，它在整个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划时代意义。根据《纲要》提出的战略目标要求，浙江省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实施，主要是在以政府为主导和农民为主体的作用机制下，通过全面统筹和整体建设、因地制宜和分步、分层次推进的方式全面展开、步步推进和不断深化。
3、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纵深发展和总体提升（2008年以来）。2008年底，随着《浙江省委关于认真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的出台，特别是浙江在全国率先全面启动《浙江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计划（2008－2012）》和《浙江省低收入群众增收行动计划（2008－2012年）》，标志着浙江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正在进入全面向纵深发展和层次提升的全新阶段，已开始向更高层次目标挺进。
二、浙江城乡一体化演进的路径模式
不同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都会普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但其二元结构一定是嵌入在一个国家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结构之中，即不同国家或地区处在不同发展水平和阶段，消除原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内外约束条件必然会有所不同。因此，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路径选择上就应从实际出发、选择适合自身特色的发展模式。考察浙江城乡一体化的演进历程，其路径模式的主要特征表现为：
（一）经济发展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
浙江城乡一体化推进模式的一个明显特征是，一方面通过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制度创新消除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性体制，在制度和体制层面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和实现融合的机制通道和作用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缩小明显的经济差距，从而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基础和互动平台。
大量事实表明，在现代化进程的一定阶段，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着城乡发展失衡的现象，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内这种失衡以及由此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甚至会持续扩张，这是社会演进中的一种自然过程。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以后，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又会成为各国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基本趋势。由此可知，就发达国家通常意义上的基本经验来讲，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并实现一体化的核心主要是经济发展问题，即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工业化的反哺带动和城市化的推进融合就可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并实现城乡一体化，这是一般规律。
然而，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却具有其特殊性。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的自然演进过程，一方面，与世界其他国家相同，它遵循着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与工业化的进程相联系；另一方面，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作用，其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还受到体制性因素的强化。这就意味着，如果说一般的城乡二元结构是工业化进程初期自然分化的结果，那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工业化进程初期的“自然分化”与计划体制强制的“人为分化”双重作用的结果，即一般国家的城乡二元结构特性主要是“经济性”的，而我国的二元结构特性却是“经济性”与“体制性“的叠加。这表明我国统筹城乡发展、消除二元结构并实现城乡一体化的核心问题，不仅是单纯的经济发展问题，还应包括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问题，这是“中国趋向”的特殊性。
（二）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殊途同归
从某种意义上说，浙江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代表了“浙江模式”从起初创新崛起到重大转折再到深化完善的路径特征（陶济，2008）。以往国外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尽管千差万别，但主战场基本都在城市，即主要是直接得益于城市工业的重新布局（城市工业企业向农村的迁移）。然而，与发达国家这种通过“工业农村化”推动和实际导致的“农村工业化”路径不同，浙江广袤的农村却成为推进工业化、城市化的温床。
浙江之所以选择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这一“农村内生型”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路径，一是由于浙江人口密集并且过去主要集中在农村且当时城市工业比较落后，如果期望通过传统工业化、城市化模式实现城乡一体化就会面临更多制约，促使农村先行改革发展更加符合浙江省情也符合国情。二是基于浙江启动改革与发展的根据地都是在农村，代表浙江特色的各种形式无论是“民营经济”、“块状经济”还是“专业市场”的发展都始源于农村，这表明农村具有内生并先行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基础条件。三是一旦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从而促使乡村的自我发展能力大大增强，使得农村劳动力的分工和分业、农业人口的转型和就近转移、以及农村村落的社区化变迁等都具备了现实基础和有利条件，这些对于整体上促进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同样具有积极作用。
（三）政策导向与市场机制协同作用
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实现城乡一体化，作为社会进步内在要求的一种客观趋势首先必须经历一个社会发展的自然演进过程。但是由于这一进程在整个利益格局上涉及到社会各个领域和层面不同群体的意愿，尤其在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基本条件下微观主体的动力主要来自利益机制驱动，从而“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并不能自发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朱允卫、黄祖辉，2006）。所以，城乡一体化作为社会发展目标，要求政府必须通过统筹发展的长期战略实现这一艰巨和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工程。许多国家的发展经验都表明，要实现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目标，仅依赖于市场机制的自发协调根本无法突破城乡二元结构障碍并保证城乡一体化利益格局的形成，而完全依靠政府的作用也是难以解决这一巨大系统工程全面性、持续性运作的动力来源和经济保障。这就意味着，市场机制的自组织作用和政府战略与政策的他组织作用不可或缺。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关系发展中暴露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让政府在对待城乡关系上进行了战略上的转变，开始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国情的城乡一体化道路，因此这就对政府作用的发挥和职能的履行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随之政府的角色在城乡一体化这个大背景下也需要重新定位。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领导集体强调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人为本，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而当前我国城乡二元结构恰恰制约了和谐社会的形成，城乡分割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中的绊脚石。因此，解决好城乡问题，努力协调、缩小城乡差距，从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是我国政府目前工作中的首要任务。
一、我国城乡关系演变发展过程
(一)城乡二元结构时期：1949年-1978年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期，经济环境十分恶劣，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伟大领袖提出了“城乡兼顾”的发展方针，并在此方针的指导下，对官僚资本进行了没收，对货币进行了统一，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实现了物资的交流，如此一来，城乡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加大，城乡关系得到了很好的改善。1958年，我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了错误，“”和化运动在我国迅速发展开来，工业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全体社会成员都加入到工业化的建设中去，大量农村劳动力加入到工业的建设中去，给农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农业生产能力不断下降。随后，我国政府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该条例的出台，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接下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给农业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但是当时的城乡差距并没有收到很大的影响，因为政府及时进行了控制。城乡之间的差距真正扩大是受“”的影响，也因此，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完全形成。
(二)城乡关系融合时期：1978年一一至今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我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也受到改革开放的影响。突出表现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业的刺激作用，该制度的出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村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这些发展都是自身努力的结果，来自城市的帮扶力量很少。除此之外，城市在政府的帮助下，经济也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对周边经济的影响并不大。整体来看，此时的城市和乡村的发展均是相互独立、互不影响的，而且乡村的发展速度十分迅猛，就1978和1985年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之比以及消费水平差距之比来看，正在不断的缩小，充分说明乡村的发展速度之快。
到了1984年，我国政府更加关注于经济的发展情况，同时考虑到城市以及工业的经济带动作用，制定了以城市为重心的经济发展道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城市经济的发展之中。此时的农业因为前期发展过快，发展潜能基本发掘，所以发展的速度并不是很快。除此之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我国工业产品的价格也实现了市场化，但是我国农产品的价格还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定价情况，这样就不利于农产品价格的提升，农产品与工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差距进一步加大，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表现的更为突出。
二、政府在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困难
(一)受城乡二元结构的影响
二元体制下形成的城乡之间产业结构的脱节，是制约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枷锁。城乡经济的融合决定城乡社会的融合，而经济结构的关联度又决定了城乡经济是否能够协调互融。产业结构的城乡一体化，不仅要求对城乡之间原有的产业布局进行深入调整，更需要新型涉农产业的诞生和工农关联产业的创新。
(二)地方政府职能不明确
中国当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中央和地方分权不合理问题，尤其是财权和事权关系的不对称，导致基层政府的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的同时事务负担越来越重，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招商引资、上马项目来增加财政收入，更有甚者，不顾能力和条件，片面追求地区生产总值的高增长，而农业和农民始终不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地方政府的这种不顾大局，过度参与经济建设而忽略社会事业发展和公共产品供给的现象，就是政府行为的异化。
(三)政府职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弥补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公正，以人为本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政府职能的缺位、越位和错位等现象仍时有发生，尽管通过改革，政府工作程序在不断优化，但仍有个别地区、个别单位沿用计划经济的做法；尽管中央政府高度强调要及时转变政府职能，重点发挥宏观调控的间接作用，但某些地方或部门仍然热衷于行政干预，把主要精力放在争投资、批项目上。
(三)服务型政府思想的缺失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讲，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机构，其职能绝不仅仅是推动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长期承担过多经济职能，使中国政府曝露出了很多弊端：公共部门利益化、权力寻租时有发生；地方保护主义，市场分割，政出多头；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不科学，政府官员政绩观扭曲等；政府公信力降低，社会信用体系遭到破坏等。在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势在必行。
(四)城乡一体化建设没有完善的法律制度
纵观世界各国城乡一体化建设进程，只有在强有力的法律支撑和完善的制度框架下，城市和乡村才能长期保持均衡发展。一方面，通过制定法规强化城乡均衡发展的理念，规定城乡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倾斜底线，指导国家在经济建设中时刻注意城乡之间的均衡发展，避免长期顾此失彼，使城乡失衡状态积重难返。另一方面，城市和乡村本身就具有不同的特点，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有不同需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实际情况对城乡建设适时有所偏重，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方略，在这个过程中，制定完善的制度，掌控经济发展方向，防止“马太效应”的发生显得十分必要。
三、走出困境――规制服务型政府
(一)权利和责任的统一
在促进我国城乡协调发展建设中，创建责任型政府是其深层意义上的政治保证，对于权力型政府来说，责任型政府更加重视各政府执行保护公共财产维护公众利益的职权，担当对自己以及社会的双重责任。创建责任型政府部门对于推动社会进步有着重要意义，只有具备对于职责有足够担当性的政府机构，才能真正意义上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在创建责任型政府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在自身建设
上有所进步：首先是对于人民的需要及时的反应，实现政府职能。政府需要改变以往的官民思想，树立平等性思想，让官民之间形成友好的发展关系。其次是地区政府部门能够对于所要承担的责任作出一定的担当，让责任真正得到体现。政府人员要在实际的行动中以自身为典范，建立较强的责任观念。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机构的监督和管理，在各地政府依照法律规章对于本地的公共性事务进行监管的过程中，最为主要的职责就是推进本地各项事业的综合发展进步。对于我国的城乡协调发展建设而言，尽管国家政府政策性制度的发展变化以及国家的需求意愿对于城乡发展建设总体目标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的差异性使各地政府需要担当更加多的职责，要能够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根据各地区自身的特征以及发展需要，发挥政府机构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带动各地经济的发展。
(二)对工作绩效进行考核
对于城乡发展建设的水平程度需要有可行的评价标准，有效的绩效评价是对于党政机关工作情况的真实反映，并对于政府工作有着某种程度上的刺激和鼓励作用。由于我国有关政府机构的绩效评价机制较为注重于经济数值的增减，而乡镇的农业与经济相较于城市的工业与服务业在效益上有着明显的差距，使得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建设中将重点趋向了城市发展的方向。所以，要使消除城乡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差异性就需要各党政机关从观念上做出转变，学习和接受新思想。
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进程受到国家以及社会的广泛关注，各项政策法规的制定与实施，逐渐转变了以往注重经济片面发展的思想，不再强调采用户籍实现人口管理，但是却始终没有将城乡之间的差异问题真正意义上的解决，其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城乡协调发展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无法在短时间实现目标，要全社会长期共同奋斗；然后在地区发展建设中各级党政机关受到实现经济快速提高的思维影响，使得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重要政策思想没有引起关注。
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将工作绩效的考察作为重要方面，在让各级政府为乡村人民做实事的过程中同样为城郊地区的人民做实事，在有关的制度法规确立与行使上需要明确城乡同等地位的思想，把城乡和谐发展建设总的目标划分成若干细小的部分，建立健全理论机制，让对城乡发展的层次水平有良好的评价体系。
Abstract: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West with very different historical path of development， has its own unique social ─ ─ ─ ─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ditions， it can not be completed as Western society as a rural society to industrial society natural transition. In essence， China’s modernization process is foreign-based， rather than endogenous. It requires political development to promote social development. In other words， the Government in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lead.
Key words: quality; rural politics; growth point
前言
革命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在农村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要使计划体制发挥其作用，政府必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渗入和控制社会各个领域，形成国家对社会的超强自主性。“当国家及其政府对社会越俎代庖而影响个人和团体发展的时候，当国家将社会作为工具而阻碍个人或团体成长的时候，国家行动就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国家权力的增长必然导致基层社会无权，结果，政治肥大症造成了经济萎缩症，导致了用政治手段解决经济问题的恶性循环。实践亦以证明，政府的无限扩张，最终只能是政府质量的贫困化，从而政府也就无力推进乡村社会的发展。
1982年新宪法通过后，全国实行政社分开，揭开了乡村改革和发展的序幕。乡村基层政权体制的重大变化，是革命后乡村政治发展最重要的篇章，为乡村社会的发展，从而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基础。这也意味着乡村政府将承担起推动乡村社会发展的最直接、最具体的力量。告别政治全能主义，提升乡村政府质量成为乡村政治发展的生长点。乡村发展的进程告诉我们:乡村政府的质量体现着推进乡村发展的政府能力，维系着实现乡村发展的政治基础，规范着推动乡村发展的社会秩序。
一政府质量，从价值范畴观之，主要指政府的合法化水平。从工具范畴观之，主要指政府能力。政府能力包括政府机构从社会汲取资源(如税收、劳力、物资等)的能力，还包括规定人们社会生活的能力(如维持社会发展的秩序、提供政治调控的渠道、建立社会生活的规范等)。当一个社会的政权体系建成后，政府质量的价值范畴也同时确立。政府的合法化水平要由政府质量的工具范畴来体现和实现。因此，政府能力是革命后政府质量的关键内容。政府质量集中体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汲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在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型的超大社会中实现现代化，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必须首先推动乡村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发展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可见，政府在乡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增强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这不仅关系到工业化的起飞，而且关系着政府规定人们社会生活的能力的基础。同时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经济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里，政府质量不仅体现在汲取资源的能力上，而且要着眼于优化资源的能力上。唯有如此，政府质量才能真正发挥出推进社会发展进程的水平，降低社会发展成本的能量。汲取资源和优化资源的能力是政府质量的基础。
第二、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政府执行这种社会职能，就是指制定发展政策，它是指向社会公共利益的。在后发展型现代化国家，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便至关重要，它维系着政府推动社会发展的能力。政治体系确立后，政府质量不是通过其制度的完美性表现，而是由其产出的发展政策的有效性来展现。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中，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是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质量的非常重要的体现。它要求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作为发展政策的执行者在体悟中央所制定的政策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紧扣政策的总目标，结合本地区的实际，在推行政策的程序、和方法等方面勇于创新，创造性地执行政策，使政策结果在整体上符合政策目标。因此，提高政府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是政府质量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第三、维持发展秩序的能力和提供政治调控的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政府质量，端赖它在乡村制定发展政策的能力。另一方面，发展政策的推行需要稳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环境。“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这么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都干不成”。在社会大幅度地变革过程中，政府维持发展秩序的能力是一项基本的政治要求。政府丧失或削弱维持社会发展秩序的能力都是国家推进现代化事业的障碍。超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绝对不可能在紊乱或失序的社会中进行。随着政治全能主义的结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管理经济主要是提供宏观政治调控。体制转型，必然要求结束旧体制下的政治调控方式。政社合一的前提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冲破后，增加了政府提供政治调控的难度。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体现政府质量的高低。
政府在后发展型超大社会中推进现代化必须提高其质量，唯此，政府才能真正提供现代化所需的政治基础。
二“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也是从乡村首先开始的。因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至今仍有80%的人口居住在乡村。自然，乡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乡村改革之后，乡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地变化。改革改变了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极大地促进了乡村社会政治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是，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各种变化的背后出现了基层从社会体制脱离的趋向。所谓乡与村之间形成了“村梗阻”现象，中层组织已不能有效调控基
层社会，导致了农村人口失控、土地失控等局面。各种非体制力量在乡村社会纷纷抬头，甚至一些封建落后的东西(如宗族活动、封建迷信、黑社会组织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出现。公共资源的流失，集体工程的荒废，小农意识的复苏使乡村改革与乡村发展严重缺乏后劲。乡村发展过程中出现这些现象与政府质量尤其是乡村政府质量的弱花有着密切关系。
其一、政府汲取社会资源和优化社会资源的能力相对贫困化。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在农村引起了连续的连锁反应。它不仅改变了农民的生活观念，而且改变了基层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关系，使得本来控制与被控制的政府与农民关系向着现代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转化。当然客观情况要求政府作这样的转变，通过服务汲取现代化进程中所需的社会资源;但是由于农民与乡村干部的素质以及政治、经济机制的不成熟性，导致了乡村基层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汲取社会资源能力的弱化和基层财政的相对贫困化。
首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体开始从国家向集体和个人下移，从而带动了分配方式的变化。政府不再可能对社会资源作垄断性分配，农民在处置自己的劳动成果上有了相对的自主权。因而基层政府的财政汲取机制从政府──农民的分配型汲取向农民──政府的收入型汲取转变，汲取能力相对下降。乡村改革使家庭独立的经营地位得到了加强，而原本极其脆弱的集体经济却是雪上加霜。集体经济的削弱，也就意味着政府汲取社会经济资源的渠道被阻塞。其次，市场化进程要求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从政治全能主义下的控制关系向现代的服务关系转变。但是，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乡村基层政府中的条块关系、政企关系、党政关系并没有理顺。这样既阻碍了基层政府的改革，也滞碍了经济的发展。最后，人的素质也直接导致了基层政府财政汲取能力的下降。脱离了政治全能主义时代催生的政治热情，在市场经济的催动下，农民的自私的一面表现出来。由于基层政府直接亲合于农民，不可避免的要受到其负面的影响，腐败便是其导致的结果之一。同时，乡村社会的公共工程(如发展农业必不可少的水利设施)难以得到保护和修缮。这说明，政府在利用和优化乡村人力资源上的能力在乡村改革过程中遭到了削弱。 转贴于
其二、政府制定发展政策和实现政策创新的能力相对贫乏。
以人民公社的解体与乡政府的建立为基本内容的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是乡村改革过程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推进数年之后，邓小平同志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总体发展趋向。“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化的成功”。改革开放的推进，经济体制的转型，利益主体从相对单一向多元方向发展，政治环境从封闭走向开放，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的关系面临着新的格局等，已经向政治体制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的农业和农民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体制问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乡政府这一基层政权组织的建立在政治体制上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组织力量。但是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基层政府的质量在制定基层社会发展政策和实现中央政府政策的创新上受到了严重挑战，这对于超大社会来说是危险的。后发展型的超大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中央政府的存在。但在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随着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基层政府的放权，政府关系陷入了“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纵向权力关系的往复循环之中。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为谋取地方利益，有计划地利用中央政策规定，故意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实行政策规避。政策规避不是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政策创新，而是为了谋取地方利益，削弱国家利益。这是超大社会发展过程中要绝对避免出现的现象在乡村改革过程出现了。如有的地方为规避国家关于每次审批土地使用权不能超过300亩的规定，采取化整为零的手段，将22平方公里的土地按每块300亩的面积化为小块，一夜间批出110个土地使用权，从而达到了出让整块土地的目的。以这种方式来出让土地，吸引投资，无论经济代价，还是政治代价都太高了。保持地方政府和基层政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原本是超大社会推动现代化的必不可少的政治资源，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它们对中央政府发展政策的创新方面，但是当政策创新走向反面的时候，不仅不会给地方长期发展带来效益，而且严重阻碍了超大社会的政治一体化进程和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可见，政策规避绝不是政府质量高的表现，恰恰是政府质量不高的表证。
其三、政府维持发展秩序和提供政治调控的能力相对弱化。
任何社会大幅度地变革，首先都会给一定社会的政治体制提出要求。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发展的不同水平上，社会发展向政治体系提出的要求是不同的。高质量的政治体系要判明这些基本的要求是什么，这样才能有效地推进政治发展，顺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社会的发展向政治体系提出的基本要求是:维护在社会结构大幅度调整过程中的发展秩序，提供在经济体制转型进程中的政治调控。这就需要提升政府质量。
孙中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这种状况是建立现代化国家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孙中山为此奋斗了一生。社会主义革命后，执政党清醒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毛泽东在分析乡村社会改造时曾经指出:“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地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改造了乡村社会，把正式的体制力量渗透到乡村社会，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但是革命后推行计划经济体制，相应的政治全能主义没有为乡村社会的发展提供坚实的力量。乡村改革给乡村社会的发展带来巨大能量的同时，出现了村落家族文化的回复，各种带有浓厚家族主义色彩的非正式力量在乡村社会兴起，使乡村社会的秩序出现了紊乱，冲击着正式体制在乡村社会的地位。更为可怕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侵入了公共权力的领域，导致政治腐败和社会腐败。“这里倒不是说血亲关系必然导致腐败，而是说血亲关系一旦渗透入公共
权威的活动过程便会滋润腐败。关键在于社会体制有没有有效的机制来防范和阻遏这些因素渗透进来”。在新旧体制转型过程中，改变政治全能主义的政治调控方式，关键是要求政治体制提供符合社会发展的调控方式。
三乡村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中的根本问题。革命后乡村发展的历程表明，哪一段时期乡村问题得到重视，并施之以切实可行的乡村发展战略，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就比较协调和稳定。反之，不能正确估价乡村发展的实际问题，就要使中国社会走弯路。革命后乡村发展过程使我们认识到，乡村变革问题的实质并不仅仅在于我们是否重视乡村问题这一单纯的认识论革命上，而且还表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如何把握乡村问题的复杂性和系统性中。
革命后乡村发展在政治全能主义的思想指导下直接造成了中国基层社会的萎缩，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受到了很大的压抑和制约。事实亦已证明，告别政治全能主义，乡村改革不仅大大激发了基层社会的经济发展活力，还掀开了基层社会的政治发展新景观。在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们同样要避免走到另一个极端──市场神话。乡村发展水平依然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也日益凸现。如人口与耕地的矛盾;集体经济与富民政策的背离;规模经营与家庭耕作的冲突;现代文明与传统习俗的对抗，等等。这种状况使我们认识到:稳步、持续、系统地推进乡村改革对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变迁之必要性。在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中的乡村社会承受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又体现着稳定的政治力量。只有广泛的有组织的稳定的变迁才能有效地解决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困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社会，又属于后发型现代化的国家，要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度，没有或漠视政治力量的功能和存在，都将严重影响乡村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完成。着名的发展经济学家M.托达罗把行政管理视为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注定要为国家的繁荣和幸福承担更多的责任，更主动地承担责任，必定要在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政府质量将是乡村社会能否完成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现代化能否成功的关键条件之一。
由市场经济制度取代计划经济制度，必然为政府扩展设定限度，市场经济所提供的竞争机制就是旨在用分散权力的办法来把人用来控制人的权力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制度。由此可见，提升政府质量是推进乡村发展乃至国家发展的重要课题。中国社会稳定的维持、经济发展的推进和政治发展的推护，首先要看乡村能不能发展。在某种意义上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超大社会的乡村发展，端赖于政府在乡村推行改革的能力。这就需要在限定政府扩展范围的同时提升政府的质量。这不仅仅是提升中央政府的质量，在更深的层次上是亟待提升基层政府的质量。
城市和农村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城乡关系复杂多变，随着时代的变化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说明城乡一体化是促进城乡融合、协调三大产业、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有效途径。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城乡关系与城乡发展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各自的城乡发展理论。分析二者的区别与联系，找到我国城乡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
（一）对“城乡对立”的研究
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反映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和城乡关系，但二者的产生与发展都取决于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演变。“城乡分离”出现在第二次社会大分工过程中，表现为劳动人口在不同区域和不同行业的重现分配以及城市和乡村在区域上的分离。“城乡对立”是私有制和社会分工的产物。私有制的出现和发展首先使得农业与工商业分离，进而引起城乡分离以及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利益对立。随着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工业与商业开始分离，之后工业部门和商业部门的内部进一步分工，这些分工的相互关系由农业、商业和工业的所有制形式决定。正如马克思所说：“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一切发达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的基础，都是城乡的分离，可以说社会的全部经济史，都概括为这种对立的运动”。因此想要消除“城乡对立”，就必须消除私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发展可以改变不公正的社会分工，消除城乡对立现象。
（二）对“城乡融合”发展趋势的研究
马克思经济学从城乡发展的历史进程和内在联系出发，指出城乡发展是一个由合到分，再由分到合的历史过程。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演进不会固化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城乡融合必然实现。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城乡关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决定了“城市乡村化”的城乡关系，工业革命决定了近代“乡村城市化”的城乡关系。马克思指出：“城市化的本质是城乡关系对社会经济形式的从属性表现”，他认为城乡对立只是“生产力水平不够高的表现，是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的必然产物，具有历史必然性”。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给人类带来的进步和弊端表明超越城乡间的分离和对立，实现城乡融合，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指出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城乡融合”，认为农村农业人口和城市工业人口的相对分离是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的体现，通过生产教育、变换工种等方式可以实现城乡逐步融合，使大家共同分享社会福利。城乡融合就是消灭农民与工人间的阶级差别，消除城市与农村间的对立和城乡人口不均现象。马克思经济学认为大城市在城乡融合与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方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
（一）城乡发展阶段理论
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了居民收入差距倒U理论，指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居民收入差距的长期轨迹是“先扩大，后缩小”。库兹涅茨将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数据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横向比较，得出居民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低级阶段逐步扩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分配逐渐趋于平均，居民收入差距长期趋势呈现倒U型规律。库兹涅茨对倒U理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经济结构转变和储蓄过分集中于高收入阶层是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劳动人口逐渐由农业转移到工业，可以缩小产业间的收入差距，进而缩小收入差距。此外，新兴产业的兴起会减少旧产业财产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也能缩小收入差距，因此库兹涅茨主张进行立法干预和政策调节，推进技术革新，促进新兴产业发展，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威廉姆逊1965年发表了《区域不平衡与国家发展过程》，提出了地区经济差距倒U理论。威廉姆逊分析了英格兰东部地区110年的经济发展统计数据，对24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数据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显示不论时间序列数据分析还是截面数据分析都表明区域间经济差距先扩大，后缩小，呈现出倒U型变化轨迹。该理论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工业和城市的非均衡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必要阶段，当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后，农村与城市的均衡发展又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差异存在三个阶段：扩大阶段、持续阶段和缩小阶段，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空间极化现象是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
（二）城乡非均衡发展理论
1954年美国学者刘易斯在《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了城乡二元结构理论。刘易斯指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城乡二元结构，发展中国家大多同时存在着相对弱小的现代工业部门和较为强大的传统农业部门，现代工业部门虽然弱小，但技术比较先进，资本相对丰富，生产效率远远高于传统的农业部门，而传统的农业部门虽然强大，但技术落后，生产效率远低于现代工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劳动力从农业向现代工业转移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而农业人口向工业转移并不会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增加了国民收入，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与农村人口城市化同时发生。当农业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后，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工业生产率达到平衡，二元结构消失，城乡差距也随之消失，城乡二元结构的非均衡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必经阶段。
1957年缪尔达尔提出了地理二元结构理论，建立了循环累积因果模型，指出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存在着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两种作用力。发达地区由于具备技术、资本等优势，在回流效应作用下，通过抑制落后地区发展积聚要素资源，实现自身快速发展，此后，当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通过扩散效应，开始向落后地区输送要素资源，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缪尔达尔认为扩散效应和回流效应同时存在，二者的效应强度并不均衡，经济水平越高，扩散效应越强，经济水平越低，回流效应越强，但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回流效应通常大于扩散效应，在经济发展中，往往造成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的差距逐渐扩大，从而形成地理上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最终形成空间上的“中心―”结构，要消除这种二元结构，政府必须采用相关措施，积极提高扩散效应的影响力。
（三）城乡均衡发展理论
1898年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他在《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中描述了世界各地城乡间的严重分化，表达了对城市过分集中拥挤和农村逐渐衰落的深切担忧。霍华德认为城乡间严重分化的原因在于城市的“引力”大于农村的“引力”，只有找到农村大于城市的引力“新磁铁”，才能解决城乡分化问题。霍华德指出城市生活水平高、就业机会多，但物价高、环境污染严重、交通拥堵，农村环境优美、生活闲适，但就业机会少、相对贫穷落后。为了解决这对矛盾，霍华德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田园城市是为了健康生活和经济发展而设计的发展模式，包括城市和农村两个部分，城市周围由农村地区环绕，为城市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源，但城市规模不能超过环境的承载力。田园城市理论关于城乡关系的创造性观点是最早的城乡规划理论，对现代城市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后，美国经济学家芒福德提出了城乡一体化理论，认为城乡间不能分割，二者同等重要，提倡新建更多的中心城市，组成更广大区域的经济生活统一体，实现城乡间的平衡发展。
两种城乡发展理论的比较研究
（一）两种理论的相似点
第一，两种理论对城乡发展趋势的判断较为一致，都认为城乡关系是由彼此分离向逐步融合转变的，最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马克思经济学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矛盾出发，阐述了城乡融合的历史必然性。西方经济学从分工和劳动生产效率角度出发，指出随着城乡劳动生产效率逐步接近，城乡间必将逐步融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第二，两种理论都认识到城市在城乡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理论认为，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出现，造成了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随着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和农村逐渐连接，最终实现城乡融合。西方经济学的城乡理论认为分工造成城乡间在生产效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城市会吸引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城市，造成城乡分离的二元结构，当城乡二元结构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病”逐渐出现，城市边缘区逐步增加，加上城市和农村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城乡融合进程加快，并最终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二）两种理论的区别
第一，两种理论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理论从城乡发展的内在机制出发，认为生产关系是城乡关系演变的主要原因，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最终实现城乡融合。西方经济学从社会分工、资源配置等方面对城乡关系进行了分析，以某一特定阶段的劳动生产效率为视角，在不同时期提出了很多城乡关系理论。第二，两种理论的深度和体系性不同。马克思经济学从历史的唯物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城乡关系发展的本质，用联系和发展的观点指出了城乡关系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城乡对立的根本原因，形成了完整、严密、系统的城乡理论体系，具有较高的理论深度。西方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侧重于对城乡现象的解释和对城乡发展一般规律的描述，没有阐述城乡关系发展规律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在不同阶段提出了不同的城乡理论，这些理论缺乏紧密的联系，因此西方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较零散，缺乏统一的体系框架，理论深度不够。第三，两种理论的研究范式不同。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理论以理论范式为基础，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出发点，提出了城乡关系发展规律，因此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理论性过强，没有提出具体处理城乡问题的对策，缺乏实践性。西方经济学的城乡理论以应用范式为基础，考虑了城乡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如二元结构理论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应如何利用二元结构转变发展经济，可见西方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结论
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城乡发展理论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两种理论即有区别，也有一致性，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研究目的不同，两种理论在各自领域取得重要理论成果的同时，也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马克思经济学的城乡发展理论具有完善的体系，揭示了城乡关系的本质，西方经济学的城乡理论较为零散，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但实践性较强。因此，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应当借鉴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城乡发展理论的合理部分，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加快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促进城乡关系健康发展，逐步构建现代城乡发展理论的科学框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200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1979
3.薛晴，霍有光.城乡一体化的理论渊源及其嬗变轨迹考察[J].经济地理，2010.11
作者简介：
绥化建制为清光绪三十三年，大清王朝“建极绥猷”的治国方略谙同转移这一方水土其要义为安抚顺应以求治民为“绥”的原意挽手上车的绳索的注解。“化”语出《易经》“关乎人文，已化成天下”其最初义项为运化、化育。加之建国后几十年的行署设制形成的管理之核心要务而自然淡化发展职能的体制。绥化多在“绥”的包围中而固化、微化。经撤地建市农区产业化、农区工业化的探索发展、积累发展，随着“二、二八”和“三、二八”会议精神的洗礼催生，以及“五型经济”、“五个一流”创新发展、升级发展战略所展示的强劲态势，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效成就了开化、大化的绥化。
——弱化、虚化的历史积弊
绥化作为五级体系中的中端，作为辖有十个县市区、166个乡镇、1331个行政村的行政区划，加之农垦、森工体系的分布下延，其组织单元规模宏大。拥有2800万亩耕地、580万人口、三万六干平方公里的幅员，其资源构成总量富集。不放在国家构成中比较，单就全省十四个地市的视阈中看，经济总量小、区域特色少，发展动力弱。尤其是从农村的组织构成看，没有把握住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核心，“三级所有”一改了之、“队为基础”一分了之。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分化和村级组织的弱化，导致乡镇经济的虚化，多数乡镇成了没有一级财政构成的“经济实体”。前些年国家财政和经管部门调查锁定乡镇平均负债2100万元，村级平均负债260万元。加之相应行政权力的上划和垂直，有些乡镇成了不完全政府、半边政府，极个别的沦为瘫痪政府。曾有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的：农业太危险了、农民太辛苦了、农村太差了的“三太”呐喊，那么新的“三空”：农经空壳、农村空心、农家空巢是不是个别乡村的写照呢？
——变化、转化的现实要求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的本身。把目标的实现看做是状态的量变质变。家庭联产承包不仅是农村体制变革的伊始，更开国家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先河。逐步摒弃工农产品剪刀差吸收”三农资金”支持城市和国防建设的对策办法，不断放开固化“三农”的十四项制度措施。继而是取消二干多年的皇粮国税和相继的直补、良补、综合补的资金扶持，更有以十个一号文件为标志及相关意见措施的“三农”政策倾斜。绥化总体的变化是从农业地区向农业大市、产粮大市、商品粮大市的转化。个体市乡村户的变化不仅表现为收入的变化和面貌的改革，更有生产方式和收入结构的转变。改革开放激发出的活力逐渐淡化，干家万户的细碎生产怎样适应干变万化的市场？规模经营、集约生产的瓶颈怎么破解？新的经营模式怎样在国家基本土地制度不变前提下升成？农业的规模效应本质怎样在现代农业中实现？农业的比较效益即农业与其它经济活动在成本收益上形成的平均40%的比率怎样在国家调控中显现？高农业比较收益与低农民收入的二元悖论如何转化？
——物化、量化的成效引领
“湖广熟、天下足”已成历史，现在是“天下粮仓在龙江、寒地黑土居中央”。绥化不仅在助推黑龙江成为产粮大省上功不可没，更在回答着粮食安全的深层问题。粮食安全不仅是够不够吃的问题，还有能不能吃和敢不敢吃的问题，我们绥化粮食绿色有机生产面积已达1800万亩。全国每人每月40斤粮食构成中有一天是我们绥化供应的，粮食总量占全国四十分之一还强的殊荣和贡献，是农业标准化、农机专业化、农区产业化、农民组织化的不断升成放大的成果。这里有千里示范带的引领，有166个千万元农机合作社的推动，有1800万亩规模种植的承载，有4800多家各种生产协会的平台。总书记的：“建设全国可贵的大粮仓”的希冀变成了沉甸甸的现实。绥化最幸福城市的由来是对快速发展、极剧变化最好的说明，肇东、安达在全省经济总量的迅速攀升是最好的注释。
——深化、强化的理论支撑
“二、二八”和“三、二八”会议所包含的理论精神一脉相承、升级创新、自成体系。“五型经济、五个一流”的宏观目标，既有战略的科学定位和理论前瞻，又有实践的准确把握和现实考量；既有跨越发展、自加压力的精神探索，又有策马扬鞭、奋发有为的变革情怀。仅就乡镇村经济而言就足以体现日益深化的理论升级。在各地纷纷逃脱所谓“农业大市、工业小市、财政穷市、干部孬市”路线时，在农业在经济总量中贡献份额越少越好和种植业在农业构成比例越低越好的叫嚣中，如何按照特劳特的定位理论来审视绥化的农村经济？想想日本开拓团500万人50年开发黑油油土地白皮书，对照贵州等地种植玉米都会形成水土流失的现实，我们的优势在哪？正像世行副行长林亦夫所讲的那样：“发展经济不要跟人家比我们差在那里，而是要找到我们有什么。”新一届市委市政府把弱化、虚化的农村经济丰富拓展为乡镇村经济，强调行政细胞和经济单元推进发展和共生发展，不失为返本开新、推陈出新；不断深化强化乡镇村经济的地位作用和用乡镇村基层发展来保证乡镇村壮大的治本之策来解决空转和断层的问题，不失为综合创新、升级创新。思维、战略、举措的变化是万般变化的生命根基，新思维、新战略、新举措形成的精神财富才是取之不竭的真正财富。
四化因绥而化
化不是标准和模式而是过程和进程，现代化是一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多层面、全方位转变的进程，现代化是农业、工业、城市等现代化的过程。农业现代化最早是由总理从西方理论中引用过来嫁接到农业上的，继而有了改革开放前的农业、工业、科技、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今天的“四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普遍共识，即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没有能力研究探求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高深系统理论问题，仅从生产力的个体构成和生产关系的表现属性以及从绥化的自身实践的把握，对农村新的生产力水平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发一孔之见。把生产力中的动力、活力、效力、合力等因子和与之相对应的积极性、创造性、能动性、协作性放在绥化的“四化”实践当中来思考。国家把农业优势潜力巨大的黑龙江作为新一轮农业综合改革的核心试验区，绥化必然首当其冲地成为示范市，因为在诸多领域、诸多专题我们绥化不仅有成功的先验实践，而且有日益深化、日臻完善的理论指引。
——以创新模式为重点农业现代化
有人把农业机械化、水利化、科技化、产业化等“八化”定格为农业现代化的标准和实现形式，我看这是“机械化”。农业现代化作为农业的发展取向，其推进方式必然是因国而异，因区而别。美国、巴西农业土地规模取得的方式和农业人口少数构成而自然地适应“八化”的载体需求。而中国农业土地细小细碎的经营方式怎样承载“八化”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变革所焕发出动力与积极性，随着时间推移都逐渐消歇。但这一过程中所生成的新的生产力水平，对应这一家庭经营却成为农业现代化最大的体制症结，而面对中国7亿多的农民构成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的现实，在国家顶层设计对农民群体的保护和倾斜的初衷而形成土地承包权家庭所有政策的长期不变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农业现代化？现实的途径是主体的现代化、载体的现代化和整体的现代化。因经营主体和“三农”整体的现代化都赖于载体现代化之中，故重点谈农业载体的现代化。“八化”不是单摆浮搁、单体可化的。现代农业的最有效载体是农场。发达国家农业经营方式是农场，国内农业先进地区是农垦、森工和部队的农场。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最大亮点是什么？是家庭农场的首次亮相和农村合作社调整为农业合作社的转变。绥化整乡整村推进规模种植、大农机平台的搭建和周边农场的示范以及新兴家庭农场的不断涌现都为农业现代化对接了实践的载体，家庭农场和农业合作社作为农业生产的经营主体的新型模式必将焕发勃勃生机。
——以园区经济为重点的工业现代化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不仅是国家层面的先验论证，也是各地区快速发展的现实回答。中国经济先后经历了乡镇企业引导、沿海开放引带、国家投资拉动和县域经济主导等四个阶段。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乡村企业的异军突起是改革开放所进发出活力和创造性的最大收获和意外收获”，作为生产力最核心的活力因子和农业前所未有的创造热情助推了乡村企业的快速发展。然而在乡镇企业走过“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历史进程后，在工业化阶段形成的资金、技术、环境更高要求时，在区位、道路、水电等硬件条件制约下，在人才市场、产品市场、资源市场细分细化的基础上，乡村工业应如何发展？如何挖掘发挥农业地区农产品资源优市、人力资源优势和后发优势？绥化的回答是做好做大园区经济。园区不仅是项目的生成区、财政的贡献区、就业的安置区；园区经济同时是异地经济和乡镇村经济得以发展的载体经济。安达、肇东之所以跻身于全省县域经济的第一和第二，就是在园区的承载下异地经济和乡镇村经济的迅猛扩张的结果。
——以有序推进为重点的城镇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901 文献标识码：A
在工业化和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乡村田园风光和乡土文化正日益成为稀缺资源，交通便利、景色优美的乡村社区也成为都市居民休闲度假旅游的重要目的地。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8.5万个村庄开展乡村旅游，全国乡村旅游经营户超过170万家，其中农家乐150万家，从业人员达2600万①。但与此同时，一些乡村旅游社区在经历早期的快速发展之后，直接面临游客量下滑、旅游收入下降、城市化或商业化现象加剧、乡村景观特征减弱并迅速进入衰退阶段的发展状态，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乡村旅游的“围城效应”[1]。乡村旅游社区复杂的演化现象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但以往的研究多关注于乡村旅游社区参与[2]、社区增权[3]、社区治理[4]和社区居民感知[5]等方面，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而景观空间的演化是乡村旅游社区演化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应用演化经济地理等相关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进行研究，对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社区演化的相关研究内容，推动乡村旅游社区向良性方面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1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文献研究
1.1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概念内涵
景观是地球表面的动态系统，是包括地球表面的沉积物、岩石、土壤、动物、植物以及土地形态等复杂体，而且还包括空间结构内在的能量物质变换过程[6]。景观通常可以依据人类对其影响程度大小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指完全未受到或受人类影响较小的景观，称之为自然景观；第二类是指受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影响较大的景观，称之为人源景观。对这两类景观进一步划分，自然景观又可分为原始景观和轻度改变景观，人源景观可分为自然―人源景观和文化景观。自然―人源景观是指那些虽然受人类活动影响但之后还是能按照其自身规律发展的景观，而文化景观则是人类为满足某种需要而有意识地建立的景观[7]。乡村旅游社区是人类为了满足生产或生活的需要在乡村社区范围内开展旅游及其相关活动，其本身是一种文化景观。因此，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是指在乡村旅游社区这一区域范围内的文化景观。区域文化景观主要包括聚落景观、建筑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等三方面，它是由地域文化景观与地理环境相适应并产生和发展而成的[8]。集聚型农业村落文化景观分为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等[9]，乡村文化景观的核心是聚落和土地利用[10]。
综上，我们认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是指在乡村旅游社区地域范围内由于人类活动所产生的文化景观的总和。如表1所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包括乡村旅游社区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等三部分，其中，聚落景观是指乡村旅游社区各种房屋集合所形成的景观，包括民居、厂房、社区公共建筑等；民居景观是指乡村旅游社区居民房屋景观，包括居民住宅内景、外观以及其结构和功能等内容；土地利用景观是指乡村旅游社区由于不同用途的土地所形成的景观，包括农业用地、工业用地、旅游用地、绿化用地、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等内容。
1.2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现有解释
（1）符号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景观形成及演化机制。陈岗等运用符号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旅游景观的形成及演化机制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处于自在状态的文化景观经过旅游开发后就形成了旅游景观[11]。根据符号学理论，当旅游者对乡村社区景观产生“凝视”的时候，也就是说当乡村社区景观作为旅游吸引物而吸引旅游者的时候，景观符号就从自在的景观符号转换成为乡村旅游景观符号，形成了新的“能指”和“所指”。作为自在的乡村景观的“改造”过程，实质是通过本地居民、当地政府、外来开发商等乡村旅游参与者的“意义博弈”最终形成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的过程。在“意义博弈”的过程中，由于旅游开发运营商的现代文化背景和旅游者的外来文化背景，使得乡村旅游社区遭受现代商业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冲击，进而推动乡村旅游社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因此，旅游文化主体意义博弈所形成的旅游景观符号的现代化重构就是乡村旅游城市化的本质含义。
符号学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演化的解释是将社区旅游景观形成的过程视为意义主体博弈的结果。在符号学理论框架下，乡村旅游社区演化一定会导致商业化和城市化并最终会使乡村旅游社区景观走向消亡，也即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的演化是单维的（最终走向消亡）。这种单维演化理论是针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长期演化而言的，忽视了乡村旅游社区在某一阶段通过创新而走向复兴的可能，因此，符号学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解释存在一定局限性。
（2）传统经济学及地理学视野下的乡村旅游社区景观城市化解释。池静等应用经济学“公地悲剧”等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乡村性被削弱、城市化和商业化日趋严重的现象进行解释[12]。乡村旅游资源公共产权的属性决定了“公地悲剧”产生的必然性。在乡村旅游社区，农家乐的发展对公共空间无度挤压，公共管理的无效和公共服务提供的短缺损耗了社区核心资源，损害了社区旅游品牌形象。钟伟运用城市化理论构筑了“乡村旅游目的地城市化问题”这一概念，探讨了“过度城市化”和“滞后城市化”两种不同情况对乡村旅游目的地造成的危害并从宏观背景、客观因素和主观原因等三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13]。乡村旅游社区的主要客源是渴望体验乡村文化景观的城里人，而乡村旅游的经营者是向往城市生活的农民，城里人虽然渴望体验“乡村性”浓郁的乡村文化景观，但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仍然是城市化和商业化的，在游客消费习惯的城市化和乡村旅游经营者向往城市化生活的双重推动下，乡村旅游社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不可避免[14]。可见，传统经济学和地理学相关理论重点关注乡村旅游社区城市化和商业化形成的过程和机制，但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历史过程和机制并未做详细深入的探讨。
2 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地理学将演化经济学中的时间和历史等因素和经济地理相融合，借鉴达尔文主义的遗传、变异、选择及演化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报酬递增等概念对微观、中观和宏观经济景观演化给予了有力的解释[15]。相对于传统景观空间演化理论的解释，演化经济地理更加注重对区域经济景观演化的历史和过程分析，其假设更加“真实”，对现实问题也更具解释力[16]。因此，本文应用演化经济地理的基本理论，将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置于演化经济地理视野下，借助遗传机制、变异机制、选择机制、路径依赖等演化经济地理的基本概念工具，分析乡村旅游社区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的演化（图1）。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由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景观的演化共同决定，这个演化是一个三位一体的过程，它们分别沿着各自的方向演化，每一时点将会形成一个演化面，最终形成景观空间演化。在该分析框架中，遗传机制、变异机制是景观空间演化的内部因素，选择机制、关键事件和起点状态是外部因素。
（1）遗传机制。正如生物体具有遗传基因一样，按照演化经济地理理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三个层面在演化的过程中也存在遗传因素的影响，这种遗传基因实际上是乡村旅游社区文化基因的体现，如乡村旅游社区民居建筑风格的继承、相对固化的聚落分布等。
（2）变异机制。在自然界中，生物亲代与子代之间，以及子代的个体之间在性状上的差异称为变异。生物体的变异特性使生物体产生新的性状，以致形成新的物种，变异对生物演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理，就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而言，也存在变异，如在旅游等产业的冲击下民居建筑风格和聚落形态的改变、社区土地利用发生变化等。
（3）选择机制。自然界选择的基本准则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自然选择是解释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力。在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过程中，市场竞争机制是决定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方向的重要力量。
（4）关键事件。演化经济地理还认为，外部环境的突变对区域的演化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重视偶然因素的触发机制。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还受社区外部环境突发性因素影响，如交通条件改善、重大政策或社会因素影响等。
（5）起点状态。不同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起点不同，对其演化的方向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3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过程和机制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体现了随着社区产业形态的变化而在聚落景观、民居景观和土地利用等方面的变迁，其本身是一个具有路径依赖演化特征的演化过程。如图2所示，按照演化经济地理的理论，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路径依赖过程可以划分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和锁定（或创新）阶段，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每一阶段都是随着产业变迁的变迁而发生演化且每一阶段都形成各自的演化过程和机理。
（1）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乡村社区独特的民居建筑、浓郁的乡土气息、乡村田园风光……，这些社区景观在外来旅游者“凝视”之前都只是乡村社区景观而已，旅游者的“凝视”使之从乡村社区景观转化为旅游景观。因此，在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乡村社区的演化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为向旅游景观空间的演化做准备或者创造机遇，一旦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或机遇成熟，乡村社区景观空间将开始向旅游景观空间转换。
（2）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阶段。当旅游者进入乡村社区并将其作为旅游目的地时，乡村社区就逐渐完成了由社区景观空间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的转化。在遗传机制的作用下，乡村社区旅游景观仍主要保持着原有的乡村景观特色，但同时，旅游者的进入使得乡村旅游社区产业发生演化，社区逐渐出现以旅游为主导的产业结构，由此推动原有景观空间发生变异，主要体现在旅游接待服务设施增多、旅游基础设施增加、现代化配套设施增多等方面。在此阶段，乡村旅游社区旅游产品处于开发成长阶段，供小于求，选择机制的作用尚不明显，因此该阶段主要是在遗传和变异机制作用下，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逐渐形成。
（3）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发展阶段。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旅游产业发展加速，接待游客量快速上升，景观空间变异加快，吸引外来旅游投资商进入乡村旅游社区，旅游商业用地增加，乡村集体用地减少。同时，社区民居内外景观功能发生重大改变。外来旅游投资商在乡村旅游社区投资建设的旅游商业服务设施，将使得乡村旅游社区城市化和商业化现象更加明显。此阶段市场选择机制已经开始产生作用，农家乐经营户之间竞争相对比较激烈，一些规模较大、营销和经营能力较强的经营户接待游客较多，规模不断扩大，侵占庭院景观，同时农家乐经营户和外来投资商也开始了市场竞争。
（4）乡村社区旅游景观空间锁定或创新阶段。在路径依赖规律作用下，乡村社区旅游产业发展停滞或衰落，由此社区景观空间将进入一种“锁定”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逐渐固化，旅游设施长期缺乏维护，外来旅游投资商经营不景气并逐渐闭门歇业，农户接待游客量显著减少，乡村社区景观破败，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将逐步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如果此时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处于动态变化状态，通过创新（变异）寻求新的演化路径，就有可能实现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创新。在促进空间创新环境的作用下，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将会走向创新和变异，从而进入新一轮演化。
4 案例研究：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过程和机制
4.1 案例地与研究设计
前卫村位于上海市崇明县中北部，面积2.5平方公里，2013年有239家农户，500名村民。作为上海市远郊的一个村庄，前卫村于1970年由围垦而形成。建村以后以农业为主，1980年代初期开始发展乡镇工业，走上“以工致富”的道路。1990年代中期乡村工业发展逐步走向衰落，由此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1994年前卫村开始对外开展旅游接待，1999年8家农户率先改造自家住房接待游客，开辟了上海市农家乐旅游发展的先河。2004年国家领导人视察前卫村后，前卫村乡村旅游步入快速发展阶段，2010年全村有108家农户开办农家乐。除此之外，前卫村还引进外来资本建立了“木化石馆”等景点。2010年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2012年前卫村旅游门票收入500万元，全年全村旅游营业收入达1570万元，农家乐接待户收入数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乡村旅游已成为前卫村主要产业。
为了掌握前卫村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的过程和事实，研究者主要采取了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资料搜集等方法。其中，对前卫村的实地调研于2013年4月至7月陆续完成，深入访谈同时进行，访谈人员共计60人次，涉及前卫村“两委”干部、旅游公司负责人、农家乐开办者及普通农户等。
4.2 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的过程分析
自1970年建村，到1999年正式开始发展农家乐乡村旅游，再到2011年开始进入路径锁定阶段，崇明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大致经历了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1970～1998），景观空间形成阶段（1999～2004），景观空间发展阶段（2005～2010）和景观空间锁定阶段（2011～）。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各个层面演化过程及主要特征如表2所示。
4.3 前卫村景观空间演化机制分析
如表3所示，在乡村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阶段，前卫村围垦后形成的景观空间起点状态体现了农业产业特征，1978年中国所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使得前卫村产业发生巨变，1981年开始和上海市长征联营厂合作开办工业，这一关键性的历史事件改变了其发展轨迹，传统农业产业发生变异，走上了村办工业的发展道路，乡村工业的发展使景观空间产生变异。1993年，随着市场经济竞争的日趋激烈，前卫村村办工业发展陷入困境，与长征联营厂和上海市牙膏厂合作失败这一关键性历史事件终止了原有的工业化发展道路。
在遗传机制作用下，乡村工业发展阶段所积累的良好的接待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和知名度为前卫村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打下基础。1999年8家农户率先开办农家乐并迅速走红这一事件直接推动前卫村走上乡村旅游发展道路。2004年国家领导人视察前卫村这一关键性事件更强化了前卫村乡村旅游发展道路。2010年上海长江隧桥开通和上海世博会召开这一外部条件的变化，使得前卫村乡村旅游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但与此同时，随着周边地区乡村旅游的逐渐崛起，竞争日趋激烈，选择机制发生了显著的作用，前卫村农家乐的吸引力逐渐下降。2011年前卫村老书记突然中风病倒使得其发展所积累的矛盾集中爆发，乡村旅游景观空间的陷入停滞和衰落阶段。因此，前卫村乡村旅游景观空间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
5 结论及展望
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可以划分为旅游景观空间形成之前、旅游景观空间形成阶段、旅游景观空间发展阶段和旅游景观空间停滞或衰落（复兴）阶段，每一阶段演化特征和机制各不相同。但总体上，景观空间的演化呈现出城市化和商业化的趋势。在聚落景观上，随着景观空间的演化，旅游设施和商业设施数量不断增加；在民居景观上，开办农家乐农户住宅内外结构均发生较大变化，商业化氛围浓厚；在用地景观上，农业用地面积不断缩减，旅游接待服务设施、道路广场用地大量增加，最终推动景观空间的城市化和商业化。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是在遗传机制、变异机制等内因和选择机制、起点状态、关键事件等外因共同作用下，随着产业变迁而发生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过程。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如下不足：一是缺乏定量分析研究，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的演化过程和机制以描述为主，缺乏量化研究成果支撑；二是对乡村旅游社区景观空间演化阶段的划分缺乏明确的标准，仅以描述性分析为主；三是案例研究仅以前卫村为例进行验证，缺乏更多乡村旅游社区案例的支撑。以上这些不足有待在将来的研究中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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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vement of Rural Tourism Community Landscape
in Qianwei Village， Shanghai
GONG Wei1， ZHAO Zhong-hua2
（二）乡村文化价值当下所面临的挑战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现在正处于第三个时期，乡村文化价值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价值、吸收先进价值理念和弘扬时代精神的同时，也面临着来自自身和外界的挑战。1．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使得乡村文化价值逐渐异化。现代性的步伐在不断推进，现代性的最主要特征是政治法治化、经济市场化，思想理性化。现代性与传统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伴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不可避免，每一个传统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总是与传统有着难以割舍而又不得不割舍的情愫。在与传统割裂的过程中，各种矛盾和问题也不断产生。世界各国在应对这一问题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把那些应对现代性与传统割裂不力的国家称为“无所适从的国家”。同样，在现代性与传统的割裂影响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变迁也不可避免。经济市场化带来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丰富的物质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生存所需。一般而言，物质文化的发展总是领先于精神文化的进步，于是在物质文化逐渐趋于主导的情况下，乡村文化价值理念的滞后与物质的高速发展之间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冲突和摩擦。传统乡村文化价值中的“无为和谐”、“崇德尚义”等价值理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利益至上”等思想正在兴起。正如玛格丽特•米德所言：“利益驱动成为乡村社会的最主要行为方式，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文化价值，乡村文化价值体系在慢慢解体。”［4］2．传统伦理道德的失范。伦理本位是乡村文化的基础，是维系乡村稳定和人际和谐的基本价值规范。以血缘和亲族为基本单位的乡村团体，构成了乡村伦理的基本单位。乡村的一切价值规范和生活理念，都围绕着这个基本的单位运转。以“波纹宗亲网”为主要特点的乡村人际交往和伦理道德，使得传统乡村的人际关系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着父慈子孝、邻里团结、长幼有序、崇德尚义等伦理规范。传统乡村主要以中国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为主，包括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价值观。改革开放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开始在各个领域显现出来，传统农村那种相对独立、相对安宁的生活开始被打破。城镇化和经济市场化一方面给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在不断地挑战着传统乡村的文化价值理念。正如马克思•韦伯所言：现代文明的全部成就源于外在技术层面的工具理性和内在精神层面的价值理性的紧张对立，以功效为趋向的工具理性的发达必然损毁价值理性的人文理想。城镇化改变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过去那种农民被土地束缚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农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同时对未来也有了更多的担忧。城镇化加剧了农民对失去土地之后生活的担忧，于是围绕土地而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伦理道德规范开始失效，农民与基层政府的矛盾、与邻里的矛盾、甚至与家人的矛盾日渐增多。传统乡村的那种祥和安定、长幼有序、稳定和谐的人际关系，面临着各种物质诱惑的冲击和利益追逐的撼动［5－6］。3．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乡村文化价值的变迁中最明显、也最令人深思的便是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简而言之，就是人们对乡村生态环境的文化体验和态度。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在改革开放后，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冲击。在以经济为中心，大力发展经济，追求GDP高增长的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对乡村平和、宁静而干净的环境是一个灾难。我国的经济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着高投入、低增长、高污染的经济发展模式，靠牺牲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有学者对沿海一带的乡镇企业进行调查表明，乡镇企业在短短数十年间给乡村环境带来的污染和破坏是过去一百年来所造成污染的数百倍甚至更多。美丽宁静的村庄被浓浓的黑烟和巨大的烟囱所笼罩，被污染了的土地导致了农业的减产，农业生产的成本逐年增加。环境污染加重了农民的生活成本，农民从心理上产生了恐慌。在某些环境恶劣的地方，农民开始抛弃土地，逃离家园，向城市涌进。环境的恶化助长了疾病的产生，全球每年因为环境恶化而导致人口患病和死亡的人数在增加，环境难民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大问题。乡村文化生态价值理念的落寞，使得传统那种敬畏自然、天人合一、与自然和谐相处共生、万物平等的价值取向和节用爱物的生态伦理实践被忽视，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生态问题发生［7］。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路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社会和谐，促进社会发展的价值规范和精神向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乡村文化群体中树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教育核心，以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作为引导，是实现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必然之路和有效措施。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与传统文化价值的有机融合，破除现代性的魔咒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方法论和价值观，是关于全人类解放的学说，其终极目的是为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是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就是要立足时代精神和中国实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来鉴别、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和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人文性的融合，最终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价值的现代性转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融合，可以实现科学真理、正确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有机统一，改变传统乡村伦理道德的落后思想。从文化思想上做到真正的与时俱进，做到既不迷恋传统，纠结过去，也不透支未来，割裂传统。在现代性的浪潮下，既能很好地保持优秀的传统道德，又能很好地做到与时俱进，不保守、不封闭，破除现代性对传统价值的魔咒。真正实现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有机统一及和谐发展，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与传统人文精神和道德操守的统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下，乡村文化价值将会朝着更加民主、更加和谐、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