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阐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是正确认识资本主义社会本质及其发展趋势的核心和关键。当前，相关书籍中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表述仍然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框架，主要着眼于实体经济，以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激化的结果，是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以及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两组矛盾所导致的。
而自20世纪后半叶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日益明显地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出现，与传统的、源自实体经济的危机相比，呈现出鲜明的新特点和新趋势，与传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既有密切联系，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政治经济学研究，特别是高校两课教学和研究中对此应当予以积极的关注和充分的解释，对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相关的内容给予必要的补充和完善，以提高相关内容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从而清楚地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时代性及其本质，以及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启示。如果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或含糊的态度和方式，则容易引发理论和实践脱节的问题，降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现实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和新特点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鲜明趋势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爆发，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21世纪初源自美国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拉美金融危机源于1982年墨西哥无力支付国际银行债务，不得不求助于美国，以至最终签署了北美贸易协定。危机不仅对墨西哥国内经济造成严重损害，并使其在经济上丧失了自。虽然无力偿还外债和实行外汇浮动汇率制度是此次拉丁美洲金融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但其深层次的原因却包括外国投资过分自由地进出、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经济体制的不稳定、国内外政治因素的不利影响等。
和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类似，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源于1997年泰国货币的突然贬值，并迅速蔓延至世界其他地区。同样，虽然从表面上看这次金融危机是由于国际投机资本的连环冲击所引发的，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危机发生地区经济结构的僵化、货币政策的失误、汇率和外贸政策的失当等。
源于2007年8月美国次贷危机、进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很快便蔓延至全球，并引发了欧洲债务危机，已经发展成一场全球范围内灾难深重的经济危机。不仅重创了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与经济体系，也给其他国家的金融和经济体系造成沉重打击。
与早期的经济危机相比，这几次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危机具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大都源自实体经济，波及金融领域，而这几次金融危机的演化路径与之相反，源自金融领域，反溯实体经济；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国家间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影响范围日益广泛，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传统市场经济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深受其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利用其对国际金融市场和贸易市场的主导权，将危机的恶果向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转嫁。
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解读
如何科学、准确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趋势、新特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透过金融危机复杂的表象，不难发现其本质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逻辑框架。
（一）金融危机根本成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9)10-0065-06
一、金融经济现实挑战传统周期理论
短期经济波动是使经济学家着迷的永恒话题。克拉克曾经说过：“现代世界关注经济周期就像古代埃及人关注尼罗河泛滥一样，这种现象间断地反复出现，它对每个人都极为重要，而它的自然原因却无法理解”。我们显然要比古代埃及人幸运。主流宏观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经济波动并对其进行数量分析的框架，然而近些年来，金融经济现实却向传统周期理论提出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传统周期理论面临的最严重挑战之一是不能为金融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提供满意的解答。真实经济周期模型和凯恩斯主义的IS―LM模型是宏观经济分析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两类框架。虽然两者在许多方面完全不同，然而却都因循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MM定理，1958)的假设，其结论是金融市场和信用市场的各种变化不影响真实经济活动。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仍然墨守MM定理和从生产函数角度推导经济波动原因的理论传统，在其框架中，金融市场的作用往往被简化成一个代表资金流向的函数，无法被引入经济周期模型。随着金融在经济中作用的凸显以及经济的日益虚拟化，现代经济周期愈来愈呈现出明显的金融经济周期特征：经济运行与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变化有着越来越紧密的联系；金融经济活动在内外部冲击下，通过金融体系传导形成持续性波动和周期性变化；任何微小的变化都可能通过金融市场的放大和加速作用而对一国乃至全球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造成经济的剧烈波动甚至严重的衰退。显然，传统周期理论无法为这些现象提供令人满意和信服的答案，宏观经济分析迫切需要寻找更加贴近现实、更具现实解释力的分析框架。
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Bernanke)从探讨“大萧条”的非货币效果人手，发现信贷市场某些条件(如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借贷成本等)的变化会放大并传播初始冲击对经济的影响，随后他和戈特勒等人将金融市场摩擦纳入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分析框架，阐述了最初的微小冲击通过信贷市场状态的改变被传递和加剧的机理，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概念。金融加速器理论奠定了金融经济周期理论的基础和一般分析框架，为现代金融经济周期的诸多现象和特征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力。
二、金融加速器理论的萌芽与发展脉络
伯南克等提出的金融加速器理论并不是全新的思想，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剖析大萧条的大师欧文・费雪(L 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大萧条机制”。费雪认为，1929--1933年间，在以高杠杆形成的一系列信用链中，初期的商业下滑导致了一些企业的破产和支出下降，并直接导致新一轮的破产潮。在这种直接作用机制以外，是一种涉及所有借款人的更为重要的间接机制在起作用：资产和商品价格给名义债务人造成巨大偿债压力，迫使他们低价倾销资产，这反过来又迫使价格进一步下降，触发金融危机。在费雪看来，广泛的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恶化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产出和价格的自由落体式下降，使当时的美国经济出现一种债务－通缩(Debt-Deflation)越来越严重的自我加速恶性循环。信用市场条件恶化并不仅仅是真实经济活动下滑的简单被动反映，它们本身就是导致经济衰退和萧条的主要力量。“债务――通货紧缩―大萧条机制”虽然内涵丰富且思想深邃，但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时隔半个世纪，伯南克重新唤起了费雪的主题。伯南克在分析了美国大萧条期间货币与金融总量的相对重要性后，强调金融系统的崩溃才是决定大萧条的深度和持续性的关键因素。他指出，1930-1933年金融体系全面崩溃、市场服务和信息服务效率急剧下降、真实融资成本大幅上升和银行信贷全面紧缩等导致了当时的经济下滑并转变成长期的经济萧条。伯南克(1995)基本厘清了“金融危机一信用成本上升―真实产出持续下滑”的微观机理，在此基础上他还和戈特勒(Mark Gertler)等人将金融市场摩擦纳入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分析框架，最终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理论。
伯南克和戈特勒(以下简称BG)在一个“非莫迪利亚利－米勒世界”中，基于一个具有固定规模投资计划借款者(或企业)面对“有代价的状态证实”(Costly State Verification，“CSV”)问题的代际交叠模型，阐述了“金融加速器”的基本思想。在CSV框架中，企业家净财富水平的下降会导致外部融资溢价的上升。因此，一个初始的不利冲击(比如生产率的下降)会减少企业家的净财富，导致内部融资能力降低、外部融资溢价的上升，企业由于融资约束收紧而减少投资支出，这进一步降低了下一期的经济活动水平和企业净财富。伯南克和戈特勒等对此机制进行了梳理，正式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概念。他们提出：“假设信贷市场存在摩擦或成本、总的融资需求不变、存在不对称信息，标准的贷款行为分析模型证明：外部融资额外成本与借款者资产净值负相关。一般而言，借款者的资产净值随经济周期正向变动(比如企业的利润和资产价格就是随经济周期正向变动)，那么外部融资额外成本将随经济周期反向变动，由此触发企业融资的波动，随之而来的是企业投资支出和生产波动。我们将由信贷市场状况变化导致的初始冲击被放大的机制称作金融加速器”。伯南克和戈特勒等(1996)提出了金融加速器的两个宏观经济动态含义，并运用商业季度金融报告(QFR)的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证实了金融加速器理论的预测。该文为检验金融加速器效应的现实存在性提供了基于计量手段的实证路径。
伯南克等早期的开创性研究激发了众多学者的兴趣，金融加速器模型随后得到不断拓展和深化：在BG模型中，金融合约只在单一时期有效，戈特勒(1992)证明即使允许放款人和借款人签订多期合同，类似的结论仍然成立；BG的另一个简化假设是产出变化仅仅反映在生产率变化和资本存量的变化上，经济中的总就业保持不变。Greenwald ＆ Stiglitz证明厂商对就业的需求也会受到金融因素的影响，并产生金融加速器效应。Aghion ＆ Bolton详尽分析了整个宏观经济的短期和长期动态过程。BG模型假设真实利率由当前可供选择的技术决定，且固定不变。Aghion，Banerjee ＆ Piketty
(1997)刻划了当利率变动是内生变量时，此类模型的动态过程如何被影响。在BG(1989)模型里，企业净值顺周期变化的主要渠道是外部冲击改变企业现金流。实际上，企业资产净值更大幅度受其真实资产和金融资产之价值变动的影响。Kiyotaki ＆ Moore在Hart ＆ Moore债务合约框架的基础上将上述论点模型化，其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突出特点是资产价格内生的、顺周期的变化是导致借款人的净财富、信贷可得性、支出和生产水平等波动的主要原因。特别是，Carlstrom ＆ Fuerst将信用市场的特征方程纳入通常的真实经济周期模型，藉此量化经济周期中成本对厂商投资需求和经济总产出的影响，从而建立起一个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这直接启发了伯南克等的研究。Ber-nanke、Gertler ＆ Gilchrist(以下简称BGG)的在Carlstrom ＆ Fuerst研究的基础上，将信贷市场不完美和企业净值纳入动态新凯恩斯(Dynamic New Keynesian，简称DNK)模型的分析框架，设计了一个可供计算的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一般均衡框架，并通过该模型定量地展示了金融加速器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BGGTM是金融加速器领域研究的重要文献，其所建立的数量经济周期中的金融加速器模型为后续学者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提供了方法借鉴。此后有关金融加速器的大多数研究多是基于BGG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Stochastic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简称DSGE)的框架下展开的。随后，伯南克和戈特勒(2001)探讨了金融加速器效应下针对资产价格动荡的货币政策规则，提出总体宏观经济稳定和金融稳定目标下的灵活的通货膨胀目标准则。自此有关金融加速器的研究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体系。
三、金融加速器理论的现实解释力
金融加速器理论为理解金融市场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可以对现代经济周期以及金融危机中的诸多现象给予更加贴近现实、更具说服力的解释。
1．经济周期中的金融加速器
现代经济周期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周期的萧条、衰退阶段往往发端于资产价格泡沫的破裂。一个典型例子是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长时期衰退。Ichiro Fukunaga(2002)指出，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由泡沫破裂导致的资产价格剧烈波动以及90年代晚期银行系统的大规模运转失灵，可能存在非常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他运用日本数据校准了包含金融加速器效应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结果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确实能够解释日本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衰退中企业投资的大幅波动。Hitoshi Fuchi、Ichiro Muto和Hiroshi ugaj(2005)同样对日本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资产价格泡沫破裂导致的经济衰退进行了历史考察。他们对BGGTM模型进行了修正，并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了GMM估计，之后通过模拟发现可识别的净值冲击对产出和价格产生了显著而持久的影响，结论是负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对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日本经济的长期停滞产生了重要影响。
金融加速器效应能否对经济萧条、衰退时期投资、产出的大幅波动给予更好的解释呢?学者们基于BGGTM模型，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框架下，借助真实经济周期的校准技术对此进行了经验研究。Simon Hall(2001)在对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20世纪90年代早期英国企业的投资支出、财务状况和融资可得性相互关系的考察基础上，基于BGGTM模型用英国数据进行了校准、模拟，结果显示有金融加速器的模拟结果能够更好地符合此期间企业的真实活动和融资行为的关键特征，这表明金融加速器效应能够较好地解释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早期英国经济的衰退中企业投资和金融状况的关系以及投资、产出的波动。
现实经济周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周期动态的内生非线性，货币政策的周期非对称性即是很好的例证。基于金融加速器的视角，可以对此给予很好的解释。金融加速器的宏观动态预测之一是随经济衰退程度的加深，金融加速器效应越来越显著。这是因为在拥有充裕内部资金的经济中，当前企业利润的噪声冲击对投资支出没有影响，金融加速器机制效应微弱。相反，利润波动将对支出产生很大的影响。随着衰退程度的加深，货币政策不仅通过资金成本等直接效应对经济体产生影响，同时由于融资者资产状况的持续恶化导致金融加速器效应越来越显著，从而对经济产生愈来愈显著的影响。现实经济周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非对称性，一个现实例证是在由紧缩货币政策引起的经济下滑初期，小企业存货、销售等下降得更快、更多，小企业在产出的下降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Gertler ＆ Gilchrist，1993，1994)。金融加速器对此同样具有很好的解释力。这是因为，一般而言，中小企业的信息问题更加突出，外部融资的成本更高。在经济繁荣时期，顺周期的企业净值为外部融资提供了充足担保，因此，不同类型企业的真实经济行为差异表现不明显。而在经济下滑时期，企业净值的变化使得中小企业的问题凸显，银行信贷更多地流向大企业，导致中小企业的固定资本、存货投资支出等更早、更大的波动。
2．金融加速器与金融危机
(1)金融加速器与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学者们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对金融危机和汇率制度安排、国际经济波动的传播等进行了探讨，相关的文献如Gertler，Gilchrist和Natalucci建立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Faia建立的两国模型，Gilchfist，Hairault和Kempf(2002)的欧元区模型以及Natalucci(2001)的三国模型等。
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等贬值国经济的急剧崩溃使传统开放经济理论遭到了广泛质疑。传统的蒙代尔一弗莱明模型表明本币贬值将提高外国产品相对于本国产品的价格，导致本国产品被更多的消费，从而通过“支出一转换效应”带来产出的扩张。基于金融加速器理论的视角，学者们认为由货币贬值带来的企业资产负债表的恶化是导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产出急剧下降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是因为，东南亚新兴市场的外部债务几乎全部是以发达国家货币(主要是美元)计价的。当企业的收入以本国货币计价而债务以美元计价时，未预期的本币贬值严重恶化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这反过来影响了其借贷能力。而贬值进一步恶化了借贷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外国资本的风险溢价大幅度上升，外国借贷急剧收缩，由此导致经济状况的进一步恶化甚至崩溃。Cespedes，Chang and Velasco将上述作用渠道纳入不完全竞争、粘性价格的新兴开放宏观经济模型中，对资产负债表效应导致的产出收缩给予了更加正规的描述，同样的结果被Gilchrist，Gertler ＆ Natalucci(2003)、Tovar(2003)和Cook等发现。
对开放经济中的金融加速器效应讨论的另一个重点是金融危机和汇率制度安排的关系问题。
Gertler，Gilchrist & Natalucci(2003)结合亚洲金融危机期间韩国的经历，建立了包含金融加速器机制的小型开放经济的模型，揭示了影响企业产量的财务状况与汇率体制之间的关系。他们指出，如果将金融危机模型化为对大量的未预期的本国风险升水增加的内生效应，在浮动汇率制下，风险升水的增加将被本国货币的贬值所抵消，贬值减弱了对本国利率的影响，避免了资产价格和投资支出的大幅下降；在固定汇率制下，本国风险升水的增加导致本国利率的立即上升、资产价格的大幅下降和外部融资升水的增加，因此，固定汇率体制下金融加速器效应大于浮动汇率制下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学者们亦把金融加速器原理运用在解释国际经济波动的传播方面。Gertler & Gilchrist(2002)分析了金融加速器在货币联盟体系中的应用，结果发现金融市场的摩擦为统一货币区的不对称冲击提供了重要的国别间传导渠道，金融合约不对称的存在放大了货币区国别经济周期的差异。Ashoka Mody，Lucio Sarno ＆ Mark P.Taylor(2007)的研究则提供了跨国金融加速器存在的经验证据。他们将信贷市场不完美导致的宏观经济波动与国际间、地区间的经济波动协同研究结合起来，考察了国家间和国别上的信贷周期在解释产出波动中的重要作用。他们运用四个主要经济体和两个地区1971-2001年的数据，发现地区和国家信贷可得性指标在解释产出的共同活动方面具有非常强的解释力。
(2)金融加速器与次贷危机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复苏连续调低利率，美国房地产市场持续火热，学者们对房地产部门经济中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给予了高度关注。Aoki等在BGG模型中引入了房地产部门。在该模型中，住房既提供消费流，又是家庭借贷的抵押品，房地产价格的上涨使得家庭拥有更多的抵押价值，反过来刺激其更多地借贷为消费或房屋投资融资，从而推动新一轮的房地产价格上升和经济扩张，货币冲击在房地产价格、住房投资和消费中的作用通过金融加速器效应被放大了。通过模型化以房屋所有权为担保的额外借贷成本的降低，Aoki等指出金融监管的放松和金融创新会强化金融加速器效应。Matteo Iacoviello(2005)发展了一个包含名义债务和与房地产价格相连的担保约束的名义货币周期模型，其中金融加速器机制通过两个渠道产生，房屋的担保效应提高总需求对房地产价格冲击的影响，需求冲击推动房地产价格和名义价格同方向运动，并被放大和传导；价格水平的上涨又减少了名义债务的实际价值，由于借贷者的边际消费倾向大于贷款者，以及财富的重估效应从而刺激消费和产出的进一步上涨(即名义家庭借贷进一步放大了房屋的担保效应)，产生更加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14-0014-02
马克思是最早从制度层面分析经济危机的重要代表。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供了我们系统研究当代经济危机发生、发展和内在规律的科学的工具。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引起的。”[1]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受到很多学者重视，用马克思危机理论的观点对当前国际经济危机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
（一）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创立过程
1.萌芽时期
一般认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萌芽时期是19世纪四五十年代。在马克思早期著作《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特征进行了描述。马克思指出，危机是资本主义整个周期循环过程中的一个过程。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马克思用“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四个阶段来描述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循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根源、后果和发展趋势等一系列结论。”[2]同时，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对危机发生的征兆和原因，以及危机的各种表现形式和作用进行了分析。
2.产生时期
19世纪50年代后期，《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发表，标志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产生。在手稿中，马克思在对李嘉图批判的基础上，对经济危机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切矛盾的表现，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本性不断促使资本突破既有藩篱，需求自由获利而不顾结果。因此，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就无法避免。当矛盾不能缓解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必然爆发。
3.创立时期
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创立时期，以《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发表为标志。他进一步指出，危机的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的危机。危机的爆发必须依据一定的条件，这个条件关键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发展到一定程度，大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都必须实现向货币的转化，这一过程被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制约，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可能性才发展为现实性。
（二）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主要内容
1.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来自于商品的内在矛盾，任何商品都必须通过交换实现从使用价值向价值的过渡，否则商品就无意义。由于货币职能的扩展使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促进，整个社会的交换由不同的商品生产者和交换者组成，他们的生产和交换行为组成一个庞大的支付链条，只要有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生产交换的过渡就会出现中断，危机就可能产生。但是，危机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只具有可能性，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才可能促使危机的真正爆发。
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指出，一切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无非是劳动人民贫困的积累，生产的供给超过了他们的购买力需求，资本的积累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正是由于存在资本积累制度，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是制度性的。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主义就不会停止资本积累。而资本积累的过程必然引起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积累，当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时，这一矛盾就会采取暴力爆发的形式使社会走向危机。
3.信用制度是形成经济危机的主要杠杆
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经济危机形成的重要杠杆，在信用制度下，经济受到资本的抑制和推动，经济活动的紧缩与扩张随之产生，危机和复苏等波动受信用的影响程度很大。“信用一方面能够对生产扩大起加速作用，另一方面信用制度不断超过资本积累的限额，虚拟资本成为投机的对象，导致了虚拟资本的膨胀。”[3]马克思说，信用加速了生产与交换矛盾的暴力的爆发，所以，无论是货币金融危机还是实体经济的危机，都是信用制度下逐利资本从生产到交换运动的结果。
4.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
马克思认为，危机永远只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暂时解决，当这一矛盾无法调和的时候，经济危机就以强制的方式暴力的加以解决，强制恢复失衡的比例关系，使资本主义的文明得以延续。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所以危机解决矛盾永远都是暂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永远在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四个周期中循环往复、周期发展。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
二、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系统地论述经济危机理论，因此后人从各个方向发展了经济危机理论。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经济危机产生的根源
20世纪40年代，美国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斯维奇在《资本主义发展论》中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做了系统的介绍。20世纪下半叶，美国“经济马克思主义”学者布伦纳进一步从生产过剩的角度阐述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在60年代中到70年代初处在危机爆发期，7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处在长期下滑期，其根源是世界性的生产能力过剩和生产过剩。”[4]布伦纳理论扩展了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家大多从利润率下降的角度研究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的类型
1977年，赖特划分了经济危机理论的四种类型，它们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和利润率下降引起的经济危机，由于消费的不足引起的经济危机、由于利润受到挤压引起的经济危机、由于政府支出的限制引起的经济危机。1987年，奥康纳提出一种新的危机理论分类，对马克思危机理论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他把危机理论分为周期性危机理论、结构性危机理论和局部危机理论。1994年，英国的克拉克在《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视角》一书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他划分了三个类型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它们是消费不足引起的危机理论、比例失调引起的危机理论、与利润率下降有关的危机理论。克拉克指出，“危机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但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为薄弱、最有待发展的领域。”[5]
三、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在当代遇到的挑战
（一）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干预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出挑战
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全面干预与宏观调控，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事实上，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就是通过政府的干预措施来扩大有效需求从而回应经济危机，即依靠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相机选择来实现需求管理，进而促进特定的经济体从经济萧条状态尽快转入经济复苏阶段。这是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所没有考虑到的。
（二）当代科技革命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出挑战
在20世纪40―50年代，出现了一场以原子能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和空间技术的产生与应用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到20世纪70年代，又出现了以电子信息技术、新能源技术、生物工程技术等6大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这两次科技革命无疑会给资本主义生产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资本主义科技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经济危机的破坏程度、延长了危机爆发的周期性，这些现象是超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范围的。”[6]
（三）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提出挑战
诚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揭示的生产相对过剩型经济危机主要是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有的阐述都是以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解析对象。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也出现过类似的经济危机。如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经济结构一度出现严重比例失调，在2005年就出现水泥、电解铝、钢铁、等五大行业生产过剩问题，中国经济确实存在着生产相对过剩问题的现实挑战，这种类型的经济危机在中国是需要认真回应的。显然，经济危机是一个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经济现象，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只要竞争机制、价格机制和供求机制是调节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由此引致的经济波动或经济危机也并不只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
四、结论
我们认为，与形形的其他思潮或理论相比，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无疑是我们正确解读国际各种经济危机的一个不可跨越的理论制高点。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顽疾”，只要资本主义存在着，经济危机就无法根本消除。资本家再狡猾，再会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但他最终无法摆脱经济危机的制裁和惩罚。从一个经济社会正常运行的整体来看，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都不单是由经济因素影响的，经济始终与政治、文化的表现缠绕在一起。经济危机的深远影响也远非仅仅表现在经济领域，其深层实质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生活方式的危机，以及人的整个存在方式的危机。因此，我们对于经济危机的理解与思考也要一直持续下去。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0-170.
[2] 汤伦，潘金刚.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经济危机理论综述[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5，12（9）.
[3] 张静静.浅谈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J].科教导刊，2015，（8）.
一、马克思以前并对其产生影响的经济危机理论
经济危机是指正常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中断，而且经济危机总是表现为周期性的形式。许多古典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一定成果，同时也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
魁奈（1758）在经济表中研究了货币在社会中的流通规律，构造了一个简单再生产的宏观经济模型。但是如果货币流通中断，进入储蓄而不是消费，那整个社会就不能正常运转。因而他的简单再生产模型已经暗含了经济危机的萌芽。
李嘉图（1817）认为资本主义从长期来说会陷于停滞但不会出现经济危机。但马尔萨斯（1820）对此并不认同，认为存在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而解决之道在于维持地主的消费。西斯蒙第（1825）进一步发展了马尔萨斯的观点，认为资本家的本性就是追逐利润，必然无限的扩大生产，生产超过消费，产品难以实现，必然出现生产过剩危机。他建议回复到资本主义的小生产的状态，如此就可以消除经济危机。
虽然以上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危机理论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他们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只从资本主义的流通领域（分配、交换、消费）解释经济危机，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制度结构，这使得他们的经济危机理论存在一定的局限。尽管各有缺点，但是他们的思想是马克思进一步研究经济危机的基础，因而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二、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
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前人的成果从而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危机理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解剖。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在简单的物物交换经济中，社会不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剩危机，因为生产产品的同时就创造了对产品的需求，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是一致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出现在生产与流通之间，货币作为贮藏手段可以退出流通领域；作为支付手段可以延迟对商品使用的交付，因而货币取得了独立的存在形式。因此马克思所说："因此这些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但仅仅是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而这些关系就是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追逐剩余价值的规律。
（二）信用机制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作用
信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主要杠杆和催化剂，它使经济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增加并且加重了经济危机对社会的破坏作用。但马克思认为信用不是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它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作用机制。因此马克思说："信用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以周期的形式不断发生的，并且每一次都比前一次更加严重，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基础是固定资本更新。马克思在论述固定资本周转的时候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他总结到"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相互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
三、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系统地论述经济危机理论，而是散见于各处零星的论述之中，因此后人从各个方向发展了经济危机理论。虽然他们各执一端，但总体来说有四个主要原因：消费不足、部门比例失调、一般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的动力机制。
（一）有效需求不足理论
米哈尔・卡莱斯基（1933）认为社会存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当资本家花费较少时，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和利润率下降，这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收入两极分化和垄断因素造成了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产生了矛盾，因而资本主义有可能发生经济危机。卡莱斯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对有效需求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卡尔・考茨基（1891）、罗莎・卢森堡（1919）、保罗・斯威齐（1942）、埃内斯特・曼德尔（1962）都认为消费不足是资本主义爆发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与卡莱茨基有异曲同工之处。但他们都是从资本主义的交换领域来解释危机，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的制度结构。
（二）比例失调论
一、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
后金融危机时期，无论是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战略还是凯恩斯主义都无法使经济政策达到最优状态。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危机实质上也是经济理论的危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特定时期为解决特定问题而产生并获得发展的。主张政府权利扩大的凯恩斯主义不仅是政府的宠儿，也是应对危机的及时手段。新自由主义则主张经济自由不仅是市场的宠儿也是资本主义国家向外扩张的理论需要。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的失效，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在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失效的今天，该出台创新防范，应对和治理危机的理论政策。因此持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都以不适应当前的状态，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应该寻求新的经济理论。
二、新自由主义将会进行新一轮的蜕变
几乎每一次的经济危机都会引发宏观经济学的革命。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主流经济学遭到来自学界、政界人士的猛烈批判。但实质上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没有被彻底的抛弃，只是力量受到极大的消弱。新自由主义不会很快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在于，美国是超级大国，只要美国仍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那它不会很快消亡。因此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会以后新自由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关键点还在于，新自由主义还是否符合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也取决于目前的阶段还是否发生了变化及此次危机能否完全得到化解。持这种观点的人士对于凯恩斯主义回归轮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短暂的喘息之计。因为它仍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经验证据支撑和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微观分析方面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存在趋同的倾向。因此近期内凯恩斯主义不可能取代新自由主义。
后金融危机时期新自由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否还占据着官方地位是由目前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需要来决定。经济复苏期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是否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达到新的高峰、能否完全化解危机、是否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持续发展而定。
三、凯恩斯主义回归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都采用凯恩斯主义来应对危机。比如2000-2012年中“凯恩斯”的出现频率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用率一直在上升。理论界也有人士提出要走出危机是需要凯恩斯的经济政策。如克鲁格曼、斯蒂格利茨等主流学者都明确指出只有“回到凯恩斯”才能走出危机。但也有不少主流学者和媒体评论员认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是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大萧条里的力器。并且从2008年危机后各国政府采用的危机解救方案来看，不完全与凯恩斯主义相同，而是变为更加多元化，已经发展到减税、国有化、经济刺激等多种手段并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互相配合的程度。因此由危机解救措施和出版多种关于凯恩斯的书来推断凯恩斯主义大有可能再度占据宏观经济学统治地位的趋势还需待观察。比如，土耳其奥坎大学布伦特·霍卡教授指出，当前国家参与的增多并非凯恩斯主义的复兴。国有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国家会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程恩富教授认为，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复苏乏力，用凯恩斯主义政策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修补是无济于事的，资本主义危机的历史经验表明，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当前危机不能依赖凯恩斯主义的回归来解决，必须寻求更彻底的方法。程恩富教授指出，在资本主义危机下，可以预见未来世界格局将发生三个“超越”：一是在经济发展上将超越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枷锁。二是在政治发展上超越“一超”主导的世界政治力量版图。三是在文化发展上将超越资本主义的单一价值观。
四、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间寻求平衡点
新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有各其利弊。凯恩斯主义的副作用是由于人们的理性预期和自我保护，出现了通货膨胀和失业交替上升的滞涨现象。而过度依靠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不仅给实体经济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消费不足、生产停滞，而且也会使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凯恩斯主义是解救危机的良药而新自由主义是经济向外扩张的需要因此也不能全盘否定新自由主义也不能照搬凯恩斯主义，而是将二者融合从中取其精华，走出经济低迷期。
五、回到熊彼特
虽然危机后“回到凯恩斯”的声音日渐高涨，但是凯恩斯主义宏观政策只能防止经济深度下滑，并不能带来经济长期繁荣。为此理论界有些学者从经济长期发展的视角入手，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基础，追寻危机根源，找出问题的解决之道。
熊彼特重视长期效率、供给关系，强调动态分析。采取以企业家、企业和产业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分析。由此为基础一些学者指出：第一，“大稳定” 并不意味着现有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已为人类找到了克服经济周期的办法。第二，金融创新不等于创新，任何金融创新都应以提高实体经济运行效率为目的。第三，企业家精神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政府政策应鼓励企业家才能配置到生产性领域。第四，主流经济学家需要直面根本现象。所以倡导经济学家能够回到熊彼特，以创新理论为基本框架观察本次金融危机。总的来说，这种观点的人士认为凯恩斯主义只是止痛药，熊彼特的理论则是长期处方。
[中图分类号]F0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4―0090―05
一、引言
1825年英国爆发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引发了学术界对经济危机问题的不断探讨，相应地形成了解释这种经济现象的不同理论，其中尤以马克思危机理论和凯恩斯危机理论为重要的经典危机理论文献。由于马克思危机理论深刻指向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当世界经济良好运转的时候，某些人便把马克思危机理论抛至脑后，认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理论才是治世良方。2008年的经济危机让人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试图寻找不同于西方经济学仅停留于现象层面的论断，于是马克思危机理论重获人们的青睐。一时间《资本论》在各地的畅销榜榜上有名，据报道，2008年该书在柏林的销售量是过去一年销量的3倍、1990年的100倍。这种在经济运行良好时就说马克思过时主张凯恩斯，而在经济萧条时又主张马克思而批驳凯恩斯的“功利性”倾向，盖源于对这两种危机理论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对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没有准确的把握。马克思和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在研究方法、研究领域、阶级立场等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因此在运用这两个理论来分析经济危机前，有必要对其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二、马克思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虽然马克思没有将其经济危机理论以专著的形式展现出来，但只要对《资本论》、《剩余价值理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以及一些有关信件中的“重要论点和思想加以综合”，危机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则跃然纸上。马克思对经济危机的研究并未停留在表象层面，亦未孤立于某个时代，而是将其置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加以考察分析，以获得一般性的结论。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的运动中，去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根源、具体原因和演变趋势的。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如下。
（一）危机的可能性与实现条件
马克思认为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买与卖是同时完成的，即消费与生产能够直接完成匹配，不存在风险。但当货币作为交换媒介引入到商品交换中，之前不可分离的相互联系的买和卖便可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完成。由于商品生产并非为了满足自身消费需求，所以为完成下一步的生产商品必须交换出去，且必须先转换为货币再交换，但是货币却不需要立马转化为商品。这种由买卖分离引发的危机可能，被马克思称为“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伴随商品的买和卖发生时空上的分离和对立的还有货币所起的作用，它会从简单的交换媒介分别扩展到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如果在这两个分离的时刻，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动，就可能引发支付能力问题，进而发生危机，故马克思认为这是“危机的第二种形式”。马克思认为危机的以上两种形式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可能，且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危机的第一种形式”也可能出现，但“危机的第二种形式”要以第一种形式的产生为前提。
上述两种形式只是经济危机爆发的一般可能性，要将这种潜在可能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危机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危机的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还需要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由此可见，危机成为现实所需的关系是在简单的商品流通扩展为资本流通之后，即货币转换为资本之后。也就是说，经济危机爆发所需的“一系列关系”是伴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而形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币的介入使简单的物物交换转变成资本的流通，信用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资本周转和流通的速度，不可遏止的生产力的发展催生了大规模的生产，这些都为资本家实现追逐剩余价值的冲动和欲望提供了条件。在把握了单个企业资本流通的运行规律之后，马克思从宏观上对全社会资本的流通过程进行分析，将微观的流通中的矛盾扩展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流通的普遍矛盾。他认为，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与周转不过是相互交错的单个资本循环的总和，通过这种单一到总和的扩展过程，局部的危机也就演变成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的经济危机。
（二）危机的根源
通过把经济危机放置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考察，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危机绝非一种偶然事件，而有着深刻的制度必然性。他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具体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有限的支付能力相对于无限扩大的生产规模之间的矛盾；二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指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这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危机是一种相对的危机，是一种有限支付能力相对无限扩张生产的危机，即生产相对剩余的危机。它还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与劳动间的根本对立。一方面，作为资本人格化代表的资本家，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会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扩大生产，并通过提高资本有机构成的方式压低工人工资。另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创造了包括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在内的价值，但得到的仅仅是劳动力价值这一部分。从全社会来看，工人只得到相当于“需要的平均水平”的工资，资本家却不断进行扩大的生产，两者间的不匹配毫无疑问地形成了供大于求的宏观经济状况。所以，在资本主义中，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激化是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且这种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普遍存在的危机而非狭小范围内由于个体消费受限引发的经济危机。
（三）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植于资本主义所特有和固有的各种矛盾，当这些不可调和矛盾间的冲突达到一个极值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经济危机给紧张的矛盾一个舒缓的机会，使长期积累的矛盾压力得以舒缓，也使资本主义经济暂时恢复正常。但经济危机只是对资本主义矛盾的暂时缓解，其并没有消除或触动危机爆发的社会制度，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经济危机，危机爆发的可能性、现实条件和根源依然存在。由此看来，危机不过是一种缓冲剂，当缓冲效果过去之后矛盾依旧会尖锐化，到那时新的危机又会出现。经济危机的根源不消除，危机和矛盾就只能处于一个死循环当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亦有所体现，整个经济发展而言会经历为以危机为起点的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马克思认为危机阶段是经济周期的决定性阶段，“它既是上个周期的终点，又是下个周期的起点”。
独立资本家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参与成员，其自身的生产决策也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危机的发生，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固定资本安排。经济危机爆发于矛盾最尖锐的时刻，这个时刻往往是经济繁荣的时候，面对危机资本家不得不缩小生产；经济萧条时期固定资产价格相对较低，因此会以较低的成本进行固定资本的更新；当经济开始复苏时为获取更多的利润其又会更新固定资产；这种投资的冲动在繁荣时期会得到进一步加强。单一资本家更新固定资产除了利于恢复生产，还会提高资本构成加速资本积累，为下一次更新产生新的需求。所以，“虽然资本投入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四）危机的世界性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将突破一切阻碍无限制地追求剩余价值，它一方面会冲破自身现有规模的限制，不断地扩张膨胀；另一方面，资本会冲破所在环境的局限，寻找新的土壤。随着资本在国内的发展，国内资本规模和市场都变得越加狭小，甚至成为其发展的障碍。于是，在剩余价值的驱动下资本开始突破国家的限制走上国际舞台。马克思认为，“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越多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交换地点的补充趋势；……从本质上来说，就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为自身的发展开辟国际市场，是资本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使得资本的生产和流通以及他们的每一主要因素都具有世界性，经济关系的一切矛盾也就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来。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本质的阐述，不难发现经济危机只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扩展开来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其所固有的各种矛盾综合作用的一种结果，是其经济关系中所有矛盾的暂时缓和的一种强制平衡，将这些特征放置于一个更大范围来看正是世界市场危机。由此看来，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既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提供了舞台，也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推向了更高阶段和更广范围。当世界经济关系中的各种矛盾激化时，就以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集中暴露出来。
（五）危机的结果
通过对资本主义全面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它所特有的各种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后果的复杂性。随着矛盾的逐步激化会促使“暴力”的方式来消解冲突，危机的爆发导致劳动被暂时中断、资本被部分消灭，采用这种强制的“暴力”的方式迫使资本回复到合理水平。雇佣劳动者作为以出卖自己劳动力获取劳动力价值的经济活动参与者，受到的冲击是最直接的，他们将丧失收入来源或者收入锐减，只要危机不散去、其处境只会日益恶化。第二个受到冲击的就是资本，为了保证整个社会水平上的资本继续发挥职能，很大一部分资本会被消灭，甚至单个资本家的资本会全部消灭。当然这种以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和破坏为代价的方式，还是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那就是使资本主义经济中已经尖锐的矛盾得以缓和，已经失去的平衡得以恢复。但是马克思指出，这种解决只是暂时性的，它预示着下一次更猛烈的危机的开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如果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存在的制度基础不能消灭，那么它就会不断地周期性地出现。故而，要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离不开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最根本的方法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三、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基本观点
面对上世纪3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这本经典著作中，凯恩斯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作用机制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些分析均建立于“有效需求”这一核心思想之上。“所谓有效需求，只是雇主们从决定提供的当前就业量上，所可预期取得的总所得或收益”。“有效”是针对整个社会的总供需能否平衡而言的，“有效需求是总需求上之一点，这一点之所以成为有效，因为如果就业量在该水准，则供给与需求两种情况，恰好使雇主之预期利润成为最大量”。“需求”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之和，消费需求形成的基础是真实所得，取决于实际就业量；投资需求的基础是资本的未来收益，会影响资本家的生产规模即供给。所以，从就业的角度来看，由总需求的不足引发的危机就会以失业的形式展现。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引入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因素，从“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以及“心理上的流动性偏好”间的相互作用解释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凯恩斯认为“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即“资本之边际效率”最为重要。原因有两个：其一，“长期利率基于成规，相当稳定，而资本之边际效率则变化多端，非常不稳定，故有效需求很难维持在一个高的水准，足以提供充分就业”；其二，“商业循环之所以可以称为循环，尤其是在时间先后上及期限长短上之所以有规则性，主要是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变动上产生的”。
他认为心理因素的作用机制大致如下。首先，经济危机源于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塌。“预期之基础，非常脆弱……故预期常有骤然而剧烈的变化”，“一个典型的恐慌，其起因往往不是利率上涨，而是资本之边际效率突然崩溃”。经济繁荣的后期，人们表现出对资本未来收益过度乐观，对资本存在过度投资，因此当资本边际效率“骤而奇烈”的崩溃时，流动性偏好增强，利率上涨，投资下降，危机爆发。其次，资本边际效率决定于人们的心理状态，并作用于消费倾向。“决定资本之边际效率者，乃是不受控制、无法管理的市场心理”。通常在这三个心理因素中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但是“若资本之边际效率降得很厉害，则消费倾向也受到不利影响”，以至于出现消费倾向的下降。其次，利率的上升可能会加剧经济危机。利率与资本边际收益率密切相关，影响着人们在资本市场的投资决策。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前，那么利率的上升会使人们对未来收益的预期下降，进而导致资本边际收益率的下降和崩溃，爆发危机；如果利率上升发生在危机之后，在流动性偏好和低未来收益预期作用下，人们更不愿意投资资本市场，资本边际效率会加速崩塌。所以“要挽救经济繁荣，其道不在提高利率，而在降低利率，后者也许可使繁荣延长下去”。
四、两种经典经济危机理论的比较分析
（一）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共同点
1.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具有系统性。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从商品经济出发，研究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根源、推动力、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凯恩斯的危机理论也同样论述了经济危机的根源、周期性以及危机的后果和治理。
2.两种经济危机理论中都非常强调投资在经济波动中的作用。马克思指出，大规模更新固定资本在为扩大生产提供条件的同时，也在为经济危机提供物质基础。凯恩斯则认为，投资会使企业净储蓄增加导致消费下降，从而引起有效需求不足。
3.两种经济危机理论都认为，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证券市场通过作用于实体经济加速了危机的爆发。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信用制度的存在为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的分离提供了条件。当两者之间确实发生脱节时就会产生经济泡沫，当泡沫破灭的时候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也就来临了。凯恩斯则将资本市场作为三大心理因素发挥作用的媒介，消费者是通过利率、资本市场预期收益和流动性偏好在资本市场和消费之间做出选择和平衡的。
（二）马克思与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的不同点
1.两者研究方法不同。马克思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重点运用唯物辩证法中的矛盾分析法以及抽象分析法，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构成的循环体，系统剖析了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如何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相对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凯恩斯运用的是唯心主义，他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结于人们的心理因素。认为危机源于人们心理上对资本未来的预期的崩溃，这种崩溃又来自于心理因素，并且利率的上升会加速这种崩溃。
2.两者的阶级立场和研究层面不同。与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不同，凯恩斯公开宣称自己是“站在有教养的资产阶级一边的”。正因为两者的阶级立场不同，决定了他们研究的层面不同。马克思从制度的层面去把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原因、后果和治理等一系列问题，将对经济危机的整个分析放置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而非停留于显现表层。他通过抽象的、辩证的分析，指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伴生品，它的消失是以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为前提的。凯恩斯，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认为危机客观存在，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带来的，所以凯恩斯的危机理论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一些表面层次的调整和修正，以此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3.两者研究的领域不同。在探究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时，马克思强调生产、交换、流通、消费中的生产领域，而凯恩斯则注重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即流通领域。当然马克思也有论述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对经济危机实现的作用，但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社会再生产，“危机的一般条件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马克思主义认为，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积累已到一定的程度，反映在流通领域当中严重的生产过剩或消费不足时，危机已是势不可免。凯恩斯也承认过剩，但他认为原因不在于社会再生产而在于人们的有效需求不足。虽然有需求，但是没有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就无法使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完成流通。虽然凯恩斯提出从分析经济危机的新视角，但遗憾的是他对有效需求不足的分析没有去触及资本主义制度，不过是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进行的表层分析。
4.两者对待危机的处理方式不同。研究立场、研究层面、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不同，使得马克思和凯恩斯对危机的解决方式上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观点。马克思的研究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条件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组织性、资本追求最大剩余价值与劳动者只能获取劳动价值、生产的不断扩大与有限的消费能力、信用推动下的虚拟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的脱节等一系列的对抗关系只能通过危机的方式获得暂时的缓和。矛盾对抗的结果必然只能是生产力破坏所换来的暂时的平静，矛盾进一步运动所带来的也只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意味着，只有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能从根本上消灭危机。
凯恩斯依据有效需求不足理论，提出了以国家干预为核心的经济危机治理政策。他认为，要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就应该利用国家的力量来进行需求管理。其政策手段有财政政策（包含财政支出和政府税收）和货币政策（由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和再贴现率三个工具组成），并以财政政策为主导，货币政策为辅助。具体来说是通过扩大政府支出、刺激私人投资和消费，利用这两种力量来转变需求为有效需求，克服有效需求不足可能导致的经济危机。必要时还可以辅以以下措施：减免税收增加购买力、采用公开市场操作或其他货币政策影响利率增强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五、小结
综上，我们认为，强调“制度是根本的”、着眼于经济制度深刻层面的马克思危机理论，与强调“运行是重要的”、致力于经济运行层面的凯恩斯经济危机理论，实际上从不同角度启发我们以马克思危机理论为基础，有分析地吸收和借鉴凯恩斯危机理论的合理成分，尝试构建起一个全面的、综合的、包括经济制度层面和经济运行层面的经济危机的理论分析和解释框架，从而为我们扩展研究、充分解释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危机现象，提供了两种理论资源和基础。
[参考文献]
[1]胡代光，魏埙等，当代西方学者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1972，133，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1982，548，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41，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416，
定律1：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只有熟悉并利用经济周期的企业才能基业长青。
当“百年企业”、“基业长青”、“永续经营”成为中国众多企业的目标甚至口头禅时，企业一定要明白，基业长青的企业一定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和多个产业周期，既享受了经济繁荣的红利，又经历过经济衰退的磨难，甚至经历了经济萧条的九死一生。
只有经历了多个经济周期，才会明白企业的资产绝不仅仅限于资本、品牌、技术和人才，还包括经历经济周期所积累的智慧、面对危机时候的从容、在经济高涨期为危机所做的准备。
因此，当本轮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到来时，企业获得了以往在经济学教科书上难以学到的东西，企业一定要做好应对金融危机的知识管理。企业既要努力应对金融危机滋生的各种难题，更要以基业长青目标来研究经济周期的规律，积累应对经济危机的智慧。
或许，本轮经济危机过去了，最值得庆幸的既不是企业活下来了，也不是销量或利润的增长，而是经过经济危机，企业对基业长青和经济周期的理解更深刻了，企业更成熟了，对基业长青的理解更深刻了。
无论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上学到过多少关于经济周期的知识，都不如一场实际发生的经济危机教给我们的知识那么多。
定律2：经济周期是逃不开的，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经济危机其实是企业经营的常态。
静止，增长，信心，兴奋，激奋，发展过快，震荡，压力，停滞，经济总是逃不开从繁荣到萧条的周期。数百年来，市场经济动作过程中总是出现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更迭，如此循环往复。
知名的经济周期有长度为2至4年的存货周期(基钦周期)、长度为9年的资本性支出周期(朱格拉周期)，长度为18年的房地产周期(库兹涅茨周期)。
熊彼特认为，周期是驱动创造性毁灭和经济增长以及复兴的关键力量。实际上，每次经济周期后，经济总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运行。同时，对于陶醉在狂热增长而失去理性的人而言，经济周期其实是迎头浇的一桶冷水。
经济周期是检验一个企业实力的最好考试。巴菲特说：潮水消退，才知道谁没穿泳裤。没有通过经济周期考试的学生算不上优等生。
定律3：我国的经济周期大约每隔10年发生一次。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大约经历了三次经济危机：1989年中国经济陷入低谷；1997年，由于亚洲金融风暴，中国经济经历了震荡；2008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波及中国，中国经济受到影响。
经济周期有其规律，但它最独特的规律却是：当你自以为搞清楚规律时，它的规律又发生了变化。
信心定律
定律4：金融危机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危机的恐慌。
金融危机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丧失信心，放弃努力。因此，温总理说“信心比黄金更宝贵”。
金融危机之所以会发生，就在于经济高潮时，人们相信高潮是永恒的，没有为危机做好准备；金融危机下之所以绝望，就在于继续看淡经济，没有发现谷底已经到来。
有办法才有信心，有信心才能找到更好的办法。
定律5：传媒主导社会舆论的时代，金融危机的负面消息被夸大，保持信心最大的障碍不是经济危机本身，而是对金融危机的传播。
媒体天生对负面消息敏感。当媒体主导社会舆论时，负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有更多被报道的机会。因此，要正确了解金融危机的影响，既不能被媒体所主导，也不能被以讹传讹的各种小道消息所主导，一定要深入一线，亲自了解金融危机到底如何。
可怕的决策莫过于根据错误的信息做出了正常的决策，企业的信心源于正确的信息。经济危机期正确的信息源于企业老总(老板)深潜市场。
定律6：“积极的消极”比“消极的积极”更可怕。
是否有信心不在于嘴上说什么，而在于行动做什么。如果采取消极措施，说明信心不足；如果采取积极措施，说明有信心。
如果措施是消极的，越是积极地执行，结果越可怕；如果措施是积极的，哪怕执行得并不到位，结果仍然是积极的。
即使金融危机的影响足够大，也一定要保持积极的行为。
在本轮金融危机中，我发现一家企业的营销人员比2008年增加了50％。我问他们为什么敢于增加人员，老板告诉我：只要更多的人更积极地做事，企业就能在危机期仍然保持增长。一旦繁荣期到来，我们也为调整增长做好了准备。
定律7：金融危机下企业收缩或瘦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企业陷入螺旋式收缩或瘦身，从而进入螺旋下降通道。
金融危机下的消极思维是瘦身。瘦身的结果是企业能力下降，导致企业陷入螺旋下降通道。即瘦身一能力下降一业绩下降一继续瘦身一能力持续下降一业绩持续下降……
螺旋式下降是企业消极行为的结果。当对未来特别不看好时，企业行为就会消极。一旦消极行为促使企业进入螺旋下降通道，企业的信心就会受到反复打击，因此，一定要避免陷入螺旋式下降。
定律8：经济危机情况下企业需要稳定的信心，判断稳定的信心的标志是是否找到新的营销节奏。
金融危机打乱了多数企业的营销节奏，原来的目标和方案都在调整。“冒烟”的市场很多，所以很多企业都在救急。企业救急时不仅失去了原有的营销节奏，而且很难有稳定的信心。
稳定的信心不是对一件事的信心，而是对未来的信心。只有当企业找到新的营销节奏，才表明企业对危机有了稳定的判断，对应对危机有了成套方案。
定律9：金融危机情况下更需要活跃市场，活跃市场首先需要的不是政策，而是创新思维。
金融危机时，企业的“姿态”很重要，“姿态”是企业向社会传递的信号。活跃市场就是企业的信心的“姿态”，它既传递信心，也能收到实效。
定律10：经济高涨时员工的信心可能靠激励出来，可以靠员工“摸着石头过河”。经济危机时的信心通常要靠高层指导出来。
经济高涨时，只要员工有激情。措施不那么到位和正确，照样会有效。经济危机时，员工可能束手无策，高层空洞的激励无法产生信心。
一般来说，多数员工没有经历多个经济周期，所以普遍缺乏应对方法。因此，经济危机期，高层对员工的指导要更加具体，对员工行为的反馈要更加及时。
经济危机时的有效办法也许是员工“发明”的，但一定是高层“发现”的。个别员工的有效措施要靠高层“发现”，然后全面推广。
定律11：经济危机期的企业信心并不一定来自结果。往往来自趋势或好的苗头。因此要拿着放大镜发现营销的“亮点”，“火花”，那可能就是信心的种子。
经济危机期，并非所有市场都有问
题，一定会有些市场表现得超出寻常的好。个别市场能够做到，为什么其他市场不能做到?因此，经济危机期一定要特别关注那些表现杰出的市场。
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笔者曾经花了20天时间考察了30个县级以上市场，很快就找到了破解危机的“处方”才发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定律12：经济危机期判断企业是否正常不是纵向比较，而是横向比较。
经济高涨期判断企业运行状态，通常是看销量或利润增长情况。经济危机期，销量或利润下滑是正常现象，传统的判断方法就失去了标尺作用。
判断经济危机期企业是否正常有两个重要指标：
一是看企业增长速度是否低于行业增长速度，企业在行业的位置是否发生变化。企业与行业的关系就如同水与船的关系，水涨船高，水降船落。销量增长并不代表企业进步，销量下降也不一定代表企业退步。当行业增长时，企业增速低于行业增速，企业实际上在退步。当行业下降时，企业下降速度低于行业下降速度，也说明企业在进步。
二是看企业离“死亡底线”有多远。经济危机总有一些企业要死亡，每个行业都有一个“死亡底线”，在“死亡底线”之下的企业多数会死亡。
机会定律
定律13：成功不是因为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抓住了机会。经济危机情况下也是如此。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奈斯比特说：“成功不是因为解决了问题，而是因为抓住了机会。”我们研究过一些著名企业或企业家，他们的财富积累速度在危机期比高涨期更快。
把所有的机会列个清单，把所有的问题列个清单。可以发现，当抓住机会时，问题可能就自然消失了。
经济危机是企业无法左右的，产生的问题也是单个企业无法解决的。成功就是当大众沉浸在危机伤害氛围时，能够发现一线生机。
定律14：我的困难是问题，对手的困难是我的机会，大家的困难是我的最佳机会。
经济危机是所有企业的问题，大家的问题就是我的机会。因为大多数企业可能难以找到危机期企业生存的正确方法。那么，少数找到正确方法的企业就找到了机会，在危机期迅速与对手拉开距离。
定律15：机会不在企业内部，而在企业外部。
经济危机时，企业需要处理的问题比平时更多，因此，企业老板(老总)和管理者们很容易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处理内部事物。
解决经济危机的机会不在企业内部，而在企业外部。因此，老板(老总)应该走出去，用更多的时间发现市场的机会。只要找到了机会，内部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要了。
一般而言，企业一线人员在危机期传回来更多负面消息，原因有二：一是限于一线人员的视野和水平，他们虽然身在一线，却通常不是一线思维，而是负向思维，即对负面消息比正面消息更关注；二是负面消息通常是自己业绩下滑的“理由”，隐含的意思是“市场如此，我也没办法，完不成任务的责任不在我”。
在危机情况下发现机会，通常需要高层人员深潜市场，以不同于以往市场调研的方式去洞察市场。老总深潜市场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解决金融危机下营销转型的灵感源泉不在专家，不在办公室，一定在市场一线。自老板以下的所有管理者深入一线的时间一定要翻番。
比如，2009年春节，当媒体爆炒2000万打工仔失业回乡时，一家企业老总下乡后发现，由于农民工回流，农村市场比往常购买力更强。当农民工把沿海消费模式带回农村时，农村消费面临着一个升级的机会。因此，面对农村市场的产品只要调整结构，是有机会的。
定律16：机会存在于大众思维盲点。
机会没有被发现时，不是机会；机会被所有人发现时，也不是机会。机会只有被少数人发现时才是真正的机会。
有些机会，大家都“看见”了，但只有少数人“发现”了。这是因为机会源于大众思维盲区。即机会不是视觉问题，而是思维问题。面对同样一个现象，有人认为是问题，有人认为是机会，这就是思维问题。
比如，商超目前正在向农村乡镇渗透，这种现象怎么看?做通路销售的人说：“由于通路销量下降，所以公司销售遇到很大问题。”做商超的人则可能说：“由于商超销量增加，所以公司的机会来了。”同样的问题，思维方式不同，则结论不同。
一些企业问我：“现在有哪些机会?”我会告诉他们，如果我没调查就能够告诉你，那么这样的机会还是机会吗?
定律17：经济危机下通常会有大量企业脱颖而出，快速发展。找到这批企业，接近他们，接受他们的感染。你或许也能在经济危机下脱颖而出。
越是经济危机，越是要加强与其他企业的交流，特别是跨行业的交流。虽然说隔行如隔山，但实际上隔行不隔理。总结1997年成功渡过亚洲金融风暴的企业，发现他们有很多相似之处。如普遍采取了市场重心下沉的措施、着力改善产品结构、越是困难越要推新产品等。
最近在与众多企业交流中，发现应变良好的企业都找到了破解危机的办法，甚至还有不少企业把危机当成跨越式发展的机会。在这样的企业，不仅仅老板有这样的信心，员工也有这样的信心。因此。我们相信，信心是可以感染的。信心的源泉是对机会的把握与认识。
与优秀企业接触、交流，接受优秀企业的感染，对于缓解金融危机的恐慌，正确理解金融危机非常有益。
本能定律
定律18：成功是超越了人性和本能。
当一件不利的事情发生时，基于人的自卫的本能，企业一定会做出自卫性防卫。自卫性防卫通常不是争取利益最大化，而是损失最小化，即如何把不利事件形成的不利影响控制在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正因为如此，当不利事情发生时。企业通常不是采取积极性应对措施，而是消极性应对措施。
如果成功仅仅靠本能，那么绝大多数人都能够成功。如果成功仅仅靠本能，那么专业还有何用?
不管是否经历过专业化的训练，人在面对危机时的反应一定是本能而不是专业的。本能是人的求生能力，它是人瞬间的反应能力。在企业的拓展训练中，我们会发现很多成功的企业家或专家在面对突发性事件时，竟然完全忘记了专业，竟然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做出的是本能的反应。这是正常的。
成功一定是超越了人性和本能。因此，面对危机时，成功企业与普通企业的差别不在第一反应，而在第二反应。即当第一反应是本能时，随即能够做出第二反应，即基于专业和理性做出的反应。
当金融危机发生时，第一反应做出自卫性防守。但超越本能的做法则是在稳定情绪后迅速做出第二反应，第二反应通常是积极的反应，即目标不是损失最小化，而是利益最大化。
定律19：大众的集体本能反应必然形成“合成谬误”，因此。本能反应看似合理。实则不合理。
金融危机会在瞬间传染到产业链的所有企业。当收益下降时，企业的集体性本能反应是：削减费用、裁减
人员、降价或促销、减少广告费用，即当收益无法扩大时，通常降低费用保住企业的利润。
殊不知，削减费用、裁减人员会造成营业额的再次下滑，并导致企业进入第二轮下降循环。同时，当对手集体削减费用、缩编人员时，意味着市场出现了空当，意味着市场的竞争在短期内降低了。
所谓合成谬误，就是局部有效但全局无效。一个企业或少数企业采取某种做法是有效的，但如果多数企业都采取相同或相似的做法，则该做法无效。
人的本能是相似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本能反应也是相似的。集体本能反应就会进入合成谬误。这也是为什么说成功是因为超越本能的重要原因。
为了避免进入合成谬误，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做法是什么，更要考虑大众的做法是什么。如果大量企业采取相同的做法，则很容易进入合成谬误。
定律20：企业所有工作产生的都是成本，只有营销产生收益。因此，即使不得不采取节支手段，也尽可能不要节省创造收益的支出。
我们理解企业在看淡未来时采取的本能的节支措施。但是，在什么领域节约支出，在什么领域扩大支出，则是值得仔细斟酌的事情。
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企业的所有工作产生的都是成本，只有营销产生收益。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营销产生的收益，其他的成本越大，企业的利润就越低。因此，如果节支成为企业不得不采取的措施，那么，在营销领域的节支必须慎之又慎。
定律21：经济危机期为了挽救销量，企业的本能营销措施是降价、促销等似乎短期见效的措施。这样的措施即使能够短期挽救销量，也会把企业逼向螺旋下降通道。
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时，多数企业在初期都采取了降价的措施，促销这种营销方式的流行也是拜亚洲金融风暴所赐。但企业很快发现，降价是经济危机期典型的合成谬误行为，因为这是企业最容易想到的简单办法。然而，一旦开始降价，就难以再涨回来，企业难以承受长期降价。于是，被迫采取降质降成本措施弥补降价损失，于是企业进入恶性循环。
结构定律
定律22：经济危机的表象是总量收缩，本质是结构变化。
经济危机发生时，最突出的现象确实是总量萎缩。但是，真正在经济危机中脱颖而出的企业恰恰是通过结构解决总量问题。
经济危机导致总量下降，这个现象毋庸置疑。然而，不同品类、不同档次下降的幅度并不一样，自然导致结构性变化。但是，总量下降掩盖的结构变化，或者说总量下降是显性的，而结构变化是隐性的。因此，结构变化更能反映经济危机的本质。
定律23：经济危机时，结构改善比规模增长更重要。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很多大企业死亡了。为什么?因为经济高涨时，规模经济是优势。但在经济危机情况下，规模优势有可能变成“规模包袱”。一旦亏损，往往是规模越大亏损越多。
规模分摊成本，结构产生利润。经济危机情况下，多数企业总是过分关注于销量增长或下降。其实，产品结构的变化才是根本。因此，越是经济危机，越应该调整产品结构。
定律24：梯队化的中国市场结构是企业解决经济危机的重要空间。
中国的市场，既有与发达国家接轨的都市化市场，也有仍然处于原始状态的市场，从而形成了一个多种市场状态共存的“宽频谱”市场。“宽频谱”市场给了企业延伸的巨大空间。把一线市场的营销模式延伸到二线、三线，就能开辟一片巨大的新市场空间。
目前，中国还很少有企业能把国内的所有市场空间全部占领，每个企业都有巨大的市场延伸空间。市场延伸空间越大，企业的机会就越多。
定律25：升级新品通常是经济危机期挽救困境的有效办法。
经济危机期推新品固然很难，然而新品挽救企业的能力最强，越是经济危机期越是要坚定地推新品。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有两家企业，初期都采取降价措施。后来一家企业采取既跟随降价、又推新品的方式。为了推广新品，企业硬是顶住压力把推新品不力但为企业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营销副总免职，才最终通过新品挽救了企业。而另一家推新品不利的企业则最终失败了。
定律26：中国营销总体上仍然是粗放式营销，有精耕细作的巨大空间。
以笔者看来，经济高涨期的多数中国企业不是在创造客户，而是在“挑选”客户，“客户是上帝”只不过是说起来没有任何敬畏感的话。实际上，经济危机期只要把过去的空白市场开发出来，把过去不愿意服务的客户捡起来，或许就足够了。
定律27：不要指望经济危机过去后再重出江湖，那时已经是别人的江湖了。
很多处于边缘化的企业在经济危机时的如意算盘是：暂时退出市场，等到市场好转时再“卷土重来”。
这样的算盘通常会落空。
经济危机使企业从渐变状态进入到剧变状态。危机后生存下来的企业比危机时有了质的变化，危机结束时将不会给传统营销模式的企业留下市场空间。
整合定律
定律28：经济危机相当于对行业的一次自然洗牌，清理门户的作用非常明显，其效果与价格战相似。
中国的很多行业面临的问题是“该死的企业死不了，该活的企业做不大”。没有产业整合，就难以崛起世界级的大企业。
自然状态下的市场整合是缓慢的，代价是巨大的。经济危机其实相当于一次自然洗牌，它能够让处于死亡边缘的企业瞬间死亡。经济危机会使落后企业的市场份额向优势企业“自然转移”，比起残酷的对抗性竞争形成的市场整台，其实更有效。从这个角度讲，经济危机其实能够推动中国企业的整体进步，对于崛起世界级的大企业是有益的。
定律29：经济危机会加速产业整合速度。
产业整合的基本方式有三种：一是市场整合，二是资本整合，三是政策整合。经济危机会调整上述三种整合的时间点和节奏。
在经济繁荣期，通过市场整合弱势企业的难度很大。但是，经济危机可能使得市场整合“不战而胜”，即没有发生对抗性竞争，对手就消失了。问题是，消失的对手，他们的市场被谁接收了?是被你的企业接收还是被其他的对手接收?
经济繁荣期，资本整合的代价比较大，通常要以“溢价收购”的方式整合对手。但是，经济危机使得一些不存在生存问题的企业遇到生存困难，资本整合的机会增多，代价降低。但是，资本整合的风险也增大。
我们的建议是：经济危机初期，要更加关注市场整合问题。因为只要有企业退出市场，就少了一个对手，就要考虑接收他的地盘，“不战而胜”的事不做，难道还要等到下一轮繁荣期吗?因此，优势企业在经济危机期的销量可能下降，但市场份额完全有可能迅速上升。
经济危机后期，更多地要考虑资本整合。因为经济危机初期就熬不下去的企业是没有资本整合价值的。在经济危机后期才熬不下去的企业才有整合价值。而且，资本整合后就面临
经济复苏，资产会迅速增值。
客情定律
定律30：经济危机最大的问题是客户遇到了困难，最大的机会也是客户的困难。
经济危机下之所以出现困难，是因为你的客户遇到了困难。如果没有解决客户的困难，自身的困难就永远无法解除。然而，一旦你帮助客户解决了困难，就把困难甩给了对手，自己则赢得了机会。
营销不是解决自己的问题，而是解决客户的问题。在经济高涨期，客户的问题或许不突出，而在经济危机期，这个问题就特别明显。因此，经济危机往往把营销最本质的东西显露出来了。
定律31：经济危机使传统客情关系变为非典型客情关系。
经济危机使所有企业的客情关系面临考验，以前靠客情关系可能是有效的，现在可能是无效的。同理，对手的客情关系同样会遇到问题。因此，经济危机可能是拓展新型客情关系的最佳时机。
定律32：经济危机使客户从至高无上的“上帝”变为“生病的上帝”。
经济危机使多数客户变成“病人”。当一个人变成病态时，他的心态也会发生变化，因为病人的心态是脆弱的。
讨好一个“病人”不如治好一个“病人”，或者给“病人”介绍一个会治病的“好大夫”。如果你的客户成了“病人”，而你恰好是一个会治病的“大夫”，那么，客情关系有可能发生反转，即“病人”因为指望着你“救命”而把你当做“上帝”。因此，经济危机期一定要研究客户的问题，协助客户解决问题。
定律33：经济危机会使大量可靠的客户变得不可靠，不可能的客户变得可能。
经济危机会使客户以更挑剔的标准审视企业，以前勉强维持的关系或许维持不下去了。然而，经济危机也会使以前不正常的关系变得难以维持。比如，靠吃喝或靠灰色交易维持的关系或许难做了，客户需要真正的服务了。
正因为如此，经济危机期的关系更应该回归关系的本质。同时，在维持老关系时，也获得了发展新型关系的机会。
定律34：经济危机期，客户对自身问题的关注往往超过对供货商产品的关注。
营销的真谛是：因为你解决了产品的问题，所以你的产品被“搭配”出去了。企业销售的不是产品，而是产品能够解决客户的问题。
经济危机期，企业的问题发生了变化，企业的产品却难以发生变化。企业最容易变化的是与产品配套提供给客户的解决方案。
定律35：经济危机期，增值服务是比降价或促销更有效的维护关系的方式。
经济危机期，客户肯定要求降价或促销，因为这样能够把危机的损失向产业链前端转移。然而，转移损失不如消灭损失。增值服务的本质是把客户的困难向产业链前端转移，但不是转移损失，即由供应商协助解决企业的难题。
经济危机期企业应提供什么样的增值服务?主要应该是帮助客户解决困难、缓解危机的增值服务。
变革定律
定律36：营销变革的最佳时机要么是形势最好的时候，要么是形势最差的时候。
营销形势好的时候是发起营销变革的最佳时机之一，因为此时开展营销变革没有压力，能比较从容。同时，经济危机期也是开展营销变革的最佳时机，最困难的时候，也是企业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时候。“反正都已经这样，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平时搞营销变革，可能瞻前顾后，当无路可走的时候，可能只有创新一条路了。
定律37：经济危机是营销变革的“倒逼机制”。
因为变革有巨大的风险，所以中国人的信条是“利不百，不变法”。正常经营期，人们面对变革的思维往往是“变革会产生什么问题”。经济危机期，人们的思维可能转变为“维持现状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变革的最大障碍是思维在过去的围城中无法跳出。倒逼机制就是把你逼出围城，站在围城外看待围城。
定律38：每次经济危机。既有一批巨型企业沉没，也有一批企业新贵崛起。企业新贵往往代表着创新营销模式。
企业的营销模式往往随着经济周期变迁，经济危机通常宣告一种成功的营销模式终结。经济危机期，比平时做得“更好”不一定能找到破解危机的办法，但是，要跳出原有的营销模式和思维，则有可能柳暗花明。
经济危机使市场环境发生质变，新营销环境通常会催生新营销模式。因此，一定要密切关注那些在经济危机期表现优秀的企业，特别是一些规模并不大却充满生机的企业。
管理定律
定律39：经济危机会成为很多人无法完成任务的借口，破解困境要先把借口堵死。
经济危机发生时，有一句话很流行：“由于受经济危机影响，我们……”我发现，在一些受益于经济危机或基本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行业，也有一些企业把业绩波动归咎为经济危机。
经济危机已经成为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
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把借口堵死。堵死借口不是不讲经济危机，而是不能仅仅从概念化的角度讲经济危机。
说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往往是概念化的。只要找到经济危机的具体化影响，才能找到破解方法。一家企业的老板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花了将近半个月的时间，把员工大而化之讲的影响条理化了，并且为每个具体的影响找到了解决办法。
定律40：经济危机期，比裁员更重要的是提高营销人员的工作效率。
裁员是节省费用的办法，提高效率是增加业绩的办法。只要营销人员的工作是高效的，人员就不存在裁减问题。
一、引言
2009年3月31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经济发展与改革部了《全国供销合作社2008年基本情况统计公报》。公报显示，中国组织农民兴办的各类专业合作社已经达到35787个，在各类专业合作社中，种植业18671个，养殖业9550个。这些专业合作社在搞活农产品流通、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农民增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各级各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都必须要面对各种危机事件的发生。那么，中国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对如何利用组织优势和各种资源，来建立应对各种危机事件的有效管理机制，将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尽量减少，同时在危机解决的过程中寻找机遇，应该予以足够的关注。
从国内外大量的危机管理实践可以看出，信息管理始终是与危机管理相伴而行的，危机管理过程实质上是一个危机信息的采集、加工、传递、分析、利用、公开、反馈过程。国外危机信息管理研究主要侧重在以下四个方面：危机信息管理与决策；危机信息传播与利用；危机信息系统建设；危机管理人员素质与教育(王伟，2007)。国内学者的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危机信息管理的一般性理论，包括界定其概念、阐述其作用、分析存在的问题等；二是研究危机信息管理过程，尝试从危机信息活动的特点和机理中找出有效的危机管理办法；三是研究危机信息管理系统问题，强调通过建立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应对危机(章钢等，2006)。从研究内容看，公共危机信息管理和企业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较多，而专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危机信息管理展开的研究还很少。本文将结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实际情况和危机信息管理的研究成果，来研究适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为其更好地应对危机、解决危机提供借鉴。
二、危机信息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危机信息的来源
1 危机与危机信息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由于组织环境或外部环境的变化，会遇到一系列对组织声誉、形象和生存产生威胁的事件。如2003年的"SARS"和“高致病性禽流感”、2008年的“冰雪灾害”和“汶川大地震”等，都给农业生产直接或间接造成了很大影响。类似事件会形成农产品的价格危机、产品生产危机、组织信誉危机等。这些危机会给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人财物造成损失，损坏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形象，但同时也可能蕴藏着发展的机遇。从危机管理的角度看，危机出现具有不确定性、突然性、连续性等特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要不断面临危机、应对危机、解决危机。
危机信息的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方面理解，狭义的危机信息即为表征危机即将出现的各种信息，而在广义上可以理解为在危机潜伏、爆发、持续、解决等一系列过程中与危机管理相关的各种信息(吕斌等，2009)。从危机管理目的这个角度看，危机信息就是危机管理所涉及到的数据、信息和知识，其中包括面向危机决策者的信息、危机决策信息、沟通内容。危机信息管理包括信息感知、信息识别、信息传递和信息处理四项内容。从信息论的角度出发，本文基于广义的危机信息，来探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危机信息管理体制。
2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危机信息的来源
从危机发生的源头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面临的危机既可能直接来自组织内部，也可能由组织外部环境变化而引起。危机信息具有隐性程度高、高度不确定性和出现频率低的特点。危机信息以文字、声音、图像等表现形式通过一定的渠道在组织内外传播。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组织成员、制度、资金等因素都可能给组织带来危机。这种危机影响的范围有时仅局限于组织内部，有时会影响到产业链上的其他相关利益者，甚至波及到公共领域。调查显示，安徽广德县凤桥乡板栗股份合作协会从轰轰烈烈成立到名存实亡，其原因是：协会章程被虚置；领导干部不得力；政府一手包办；只有少数人员参与协会工作；不以盈利为目标的原则等。内蒙武川县、哈乐县马铃薯协会在其发展过程中，产权与收益分配界定不明晰，会员缺乏承担责任的意识，会员参与机制不完善等问题都在影响协会的可持续发展(韩俊，2007)。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多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这些产业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很大。2008年8月，笔者在安徽省长丰县调查草莓协会发展情况时发现，年初的雪灾给当地的草莓种植造成了很大影响，一些农户的幼苗由于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而死亡。草莓协会虽然提供了技术上的指导，但由于资金问题，一些有效的方法无法实施。四川省井研县周坡镇的柑橘协会想发展柠檬种植和獭兔养殖业，但由于资金没有保障，协会拓展业务非常困难。
这些原因和问题都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中产生危机的根源所在，而问题的解决需要有一个较为完善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来予以支持。
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利益相关者及其信息环境
1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
图1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利益相关者示意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内部相关利益者是指组织当中的每位成员。外部相关利益者根据其与组织的关系可以分为两大类，图1。中的A部分是直接利益相关者，B部分是间接利益相关者。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成员间及组织与其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一直在进行着各种信息的交换，这些信息也包括危机信息。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这个系统功能的发挥与组织内外的各种环境密切相关。危机信息管理机制应该能够提高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危机信息的管理水平。
2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信息环境
图1中的c部分是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信息环境的四个基本要素。信息人是指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每一位成员，这些成员可以分为组织的决策者、专业人员、普通农户三类。在危机信息管理过程中，专业人员主要是完成危机信息的收集、识别和处理等工作；决策者主要是根据各种危机信息来进行决策，提出危机解决方案；普通农户一般是危机信息的接收和传播者。信息资源是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与组织发展相关的各类传统或数字化信息，它往往是危机信息识别的来源之一。信息基础设施是指信息收集、处理、传递等过程中必要的硬件设施，如电话、电脑、网络等，它们是实现危机信息管理的基本条件。信息管理制度是指组织为了实现对组织内人、财、物、信息等相关要素在信息管理活动中的合理使用和组织信息管理活动正常运行的基本制度，通过制度化的方式保障信息在组织内外合理流动。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组织外部的信息环境也密切相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信息社会环境，如国家信息政策、信息法律和社会信息伦理等；二是信息资源环境，如信息资源支撑体系完备程度、科技支撑体系、网络信息资源环境等；三是信息技术环境，如公共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等；四是信息人文环境，如信息文化、信息素养等(王伟，2007)。
组织内外各种信息环境因素作用于危机信息管理的各个环节，实现信息流的双向流动，使危机信息管理体系能够高效运行。通过危机信息管理体系中的内外环境因素的共同作用，将不同来源的信息有针对性地提供给危机管理与决策者，发挥危机信息管理对危机管理的支撑和保障作用。
四、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的三维结构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是指组织预防和应对危机的全过程中，危机信息管理方面的制度和各种方法的总称。笔者认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是一个三维结构。从危机的生命周期出发，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具体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危机信息管理三个部分(如图2)。从危机信息管理的流程来看，每个部分的危机信息管理活动都涉及到信息的收集、处理、存储、利用、控制和反馈六个环节(覃小旅等，2005)。但由于每个部分的危机信息管理目标和任务不同，危机信息管理的侧重点也存在差异。从危机信息传播的过程看，涉及到组织成员、政府部门、合作伙伴等多个利益相关者。
1 事前危机信息管理
尽管危机的预防和预测是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由无患”。从实际情况来看，大部分危机的发生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征兆。事前危机信息管理就是在危机爆发前，通过各种方式来捕捉这些征兆，并通过对这些征兆进行分析和处理，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预测，为组织的决策者制定应急方案提供信息支持(莫利拉等，2007)。
首先，要做好制度建设，制度中应该明确专职人员、危机信息处理的流程、资金投入、应急预案的编制等内容。其次，加强组织危机信息预警系统的建设，它既是制度部分内容的落实，也是进行各种危机信息管理活动的基本条件。再次，确定组织内外可能形成危机信息的采集点，并由专门人员定期收集资金流、产品销售状况、客户反应、竞争对手等各类信息，然后对其进行识别，找出危机相关的信息。最后，由于大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信息化水平较低，组织既要调动组织成员参与到信息的收集和识别工作当中，还要善于利用政府部门、新闻媒体、领域专家、信息服务机构等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力量，来做好事前的危机信息管理活动。
中国奶业在1999--2008年的10年间，经历了高速成长的“黄金十年”。但随着“三聚氰胺事件”的集中爆发，这种全球奶业内少见的高速成长骤然间被划上一个句号。十年间，无论是新闻媒体，还是在整个奶业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都会有一些危机发生的征兆。如果能够及时地收集和识别各方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分析和处理，那么全行业的损失就可能降低，甚至是可以避免的。德国农民协会(DBV)的施密德博士认为，德国的牛奶合作社不仅仅保障了奶农的权益不受到加工厂的侵蚀，更重要的是为整条产业链建立了一个利益共容的产业环境，促进整个行业按照产业规律自然成长，这一点很值得国内乳业合作社借鉴(彭韧，2009)。
2 事中危机信息管理
事中危机信息管理是指危机爆发之后的信息管理活动。这个阶段主要是要收集危机发生之后的各类信息，既要给危机决策者提供决策所需要的各类信息，同时还要做好危机信息的传播工作。
随着危机意识的不断增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应该建立应对不同危机的应急方案。当危机发生后，首先要启动应急方案，积极应对。其次，要加强危机信息管理的组织工作，增加人员，加强与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合作伙伴等机构的信息沟通，利用各种渠道收集与危机有关的信息。最后，要及时对各方信息进行处理，并将正确的危机信息通过恰当的渠道传递给组织成员，稳定成员的情绪，增强大家战胜危机的信心。由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成员的文化素质较低、专业知识比较缺乏，组织应该把权威机构或专业人士对危机事件的应对策略以成员可以接受的方式传递给他们。如“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奶业合作社要及时把事件的进展情况及时向组织成员通报，还要把政府和行业组织对事件的处理和应对策略及时告知农户。同时，还要把组织如何来面对危机、解决危机的举措及时让组织成员了解，得到他们的信任和支持。
2007年以来，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拖欠率大幅上升，引发了次贷危机，并进而爆发了波及世界的金融危机。特别是2008年9月以来，国际金融形势急剧恶化，迅速演变成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又迅速影响实体经济，造成全球性经济衰退，因而这次金融危机已不限于金融领域，事实上已成为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古巴全国人大经济委员会主任、著名经济学家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认为，这场经济危机一方面是生产过剩，同时又是消费不足。“我们面临的形势已经超出了经济和金融危机，也是一场社会危机、食品危机和生态危机，是所有这些烈性危机爆发的综合性结果。”这次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中外学者见仁见智，各有见解。但其深层次的根源是什么?不少中外学者已“回归马克思”。因此可以说，危机的根源还需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去找寻。
一、金融危机根源的不同解释与理论分歧
对于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不同立场、不同学派的学者，对其产生的根源做了不同的分析与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市场说”。即从更加微观的角度分析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主要观点有三种。(1)消费需求过度论。将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并得出启示：无论政府执行何种政策，无节制的负债消费必然会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2)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背离论。认为由于商品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的运行渠道、轨迹、方式以及监管机构、经营主体各不相同，这就导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当这种背离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时，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直至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3)金融创新引起的一系列弊端论。认为金融的过度创新，以及金融工具的结构化、衍生性和高杠杆趋势，导致了金融市场过度的流动性，加剧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是这次金融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
2 “制度说”。认为高度自由、过度竞争的经济制度和金融体系是全球金融危机产生的制度原因。其主要观点是金融监管缺陷论。认为次贷危机的主要根源，是美国的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着重大缺陷：对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的体制不完善；以机构监管为重点，功能监管薄弱，不能适应混合经营的特点，对一些多功能的金融机构监管不力；过快发展的衍生产品监管滞后。金融监管缺陷论还认为，不负责任的放贷行为、受利益冲突的证券评级等，才是这次危机的主因。这种“制度说”，实际上是“体制说”，是从体制层面看监管制度的缺陷。还有人认为，这次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因为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取代了原来由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模式，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资方完全控制劳方，社会福利急剧减少，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地流动等等。它解除了对金融的管制，加速了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制度缺陷论认为，实体经济中以房屋为代表的商品卖不出去，生产相对过剩，有效需求不足，最终引起危机爆发，故危机的根源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3 “政策说”。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2000年至危机爆发前，美联储14次降低联邦基金利率，使得 企业 、金融机构和居民能够以十分低廉的成本进行融资和借贷。与此同时，2001年之后，美国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减税，推动居民消费增长。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刺激了美国居民的过度消费和金融机构的高杠杆运营，造成了资产价格泡沫。
4 “周期说”。认为这次金融危机是全球经济长周期的一种反映，也是全球经济严重失衡的一种反映；是上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一种必然反映，也是对国际经济金融体系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 现代 金融或资本市场)在不同经济体之间严重结构性失衡的一次重大调整，以实现资本市场、金融资产在规模和结构上与其赖以生存的实体经济相匹配。
二、当前金融危机的深层次根源仍然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马克思在分析货币的支付手段时曾指出，在支付手段的链条中，隐藏着危机的可能性。但只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危机的可能性才会成为现实性。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金融、信贷业广为发展，虚拟经济空前扩大，支付链条不断拉长；支付链条一旦断裂，就会发生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金融投机活动猖獗是引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扩大信贷带来的营业活动过度扩大，是造成生产过剩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对危机根源的深刻分析，对于我们清醒认识当前的金融危机，具有更加直接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首先，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建立在货币危机理论基础之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认为，货币危机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在矛盾的必然产物，在现实中表现为资金链条的断裂。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使商品贬值；债务不能转化为现实货币，使债务到期无法偿还；信用货币不足，银行和工厂纷纷倒闭。在一般情况下，危机常常表现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另一种是银行信用的危机。当前的金融危机从表面上看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是银行信用的危机或货币危机，但事实上却与生产过剩的危机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从中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使之成为解决生产过剩的途径，结果造成了本来手中货币不足、支付能力欠缺的老百姓，在银行家设计的金融衍生品的诱导下超前消费，拉长了信用资金链条。而信用资金链条过长，则为货币危机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
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的本性决定了生产规模的无限扩大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从而使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现象成为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常态。这一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所讲的生产过剩是指商品生产过剩而非产品生产过剩。马克思指出：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人的最迫切的需要还没有得到满足，就“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往常是生产不足……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非群众的需要。”从现象上看，导致这次危机爆发的导火索是美国的次贷危机，是金融领域中的危机，但其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生产过剩。美国的房屋生产过剩表现在房屋空置率的不断提高上：由1978年的6％左右提高到2008年的13％。这表明房屋的供给超过有效需求越来越大。而且，已出售的房屋中，靠抵押贷款购房所占比例很大。2007年，靠抵押贷款购买的房屋占全部已售房屋的比例为68％。可见，次贷危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是由房产供给的不断扩大而现实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积累造成的，其实质仍然是生产过剩。当前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说明，尽管由于现代金融的发展和各种金融工具的运用，使得经济危机更多的是以金融危机的形式首先表现出来，但作为经济危机先兆的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危机的原因：相反，它是生产过剩的结果和危机的表现形式。
再次，资本主义制度加剧了虚拟经济的发展，使之与实体经济相脱节；虚拟经济危机的最终根源，也是实体经济危机的根源。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成分较高，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由于虚拟资本不是现实资本，从而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这种脱节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是由虚拟经济所产生的巨大虚假需求对实体经济发展造成的假象形成的，即由虚拟经济制造出来的需求假象诱导实体经济盲目发展；另一方面，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又远远跟不上实体经济的发展速度，当社会信用链条在某一环节发生断裂，首先爆发的就是金融危机或信用危机。金融危机直接影响到相关群众的收入减少，从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直线下降，并引发由虚拟经济造成的虚假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破灭。使实体经济中本来存在而被掩盖的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的矛盾显露出来，从而回归为实体经济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实体经济的衰退，又反过来加剧虚拟经济的波动，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正是应验了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是以货币危机或信用危机为先导的。
马克思恩格斯曾对虚拟经济危机和实体经济危机的关系作过论述：第一，之所以会出现作为现实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是因为商业和 工业 危机的一切因素已经存在，货币危机是由商业危机所引起的。第二，就作为生产过剩危机的先期表现的货币危机而言，金融危机是实体危机的预兆、先声、序幕和第一阶段。对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但指出，金融危机的根源或根本原因在于生产过剩及其过剩危机：而且还揭示了金融危机作为工商业危机的一个阶段。是工商业危机的最一般的表现，因而金融危机的实质也就是生产过剩危机。第三，金融市场也会有自己的危机，这时，工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次要的作用，或者不起什么作用。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在金融市场中，总的说来是头足倒置地反映出工业市场的运动；根据 历史 唯物主义的观点，金融市场对工业市场具有反作用。金融市场可能影响工业市场，从而影响到工业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总之，此次金融危机并没有跳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作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表现出的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导致了生产过剩的危机爆发。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一个 科学 的理论，它把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规律 ，从本质和根源上说明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对于今天而言，它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二战后，尽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在经济发展中自我调节乃至实行经济计划化的政策措施，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其矛盾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市场经济不可能解决其基本矛盾，矛盾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依然和必然会爆发危机。因此，企求单纯依靠货币政策、财税政策或救助困难企业这类经济手段。来根本消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内生的消费与生产相背离的矛盾，是不可能的；它只能起一种治标的缓和性作用，而不能起治本的根本性作用。
三、我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几点思考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11－0061－02
本世纪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已经发展成为百年不遇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危机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现有解决经济危机途径的深刻反思和重新探索。最具代表性的经济危机理论研究者马克思与凯恩斯虽然都承认资本主义必然爆发经济危机，但他们在选择解决经济危机的途径上存在不同。
一、马克思的危机解决途径分析
（一）解决途径的逻辑起点
马克思以生产过剩为逻辑起点，他指出：“危机的一般条件，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条件来说明。”[1]马克思分析了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和普遍现象就是生产过剩，进而在分析生产过剩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生产的绝对过剩，而是同劳动人民的购买力相比较而言的生产过剩，即相对有支付能力的过剩，称之为生产的相对过剩。“商品的过剩总是相对的，就是说都是在一定价格条件下的商品过剩。”[2]因而这种生产过剩是同支付能力有关的一种生产过剩。
在此分析基础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在于其基本矛盾，他指出：“至于专门谈到生产过剩，那它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也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广大生产者的需要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必须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3]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本矛盾。“而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4]
（二）具体解决途径
既然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那么马克思在解决危机途径的选择上指出：
1.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用公有制代替
正如马克思所论断的那样：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纵向发展，私有制将从一开始的促进生产力发展到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与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相伴随的最终必然是公有制。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存在，经济危机就必然要爆发，资本主义缓和危机的所有办法，“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在准备要更全面更猛烈地危机的一种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一种办法。”[5]只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消灭危机。
2.生产资料全民占有，国家宏观进行管理
让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同时在此基础上的生产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社会生产能在统一指导下避免盲目性，从而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
二、凯恩斯的危机解决途径分析
（一）解决途径的逻辑起点
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逻辑起点，他认为资本主义会经常不断地爆发经济危机，其原因在于，社会产品的总供给在通常的情况下总是大于总需求，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消费需求不足和投资需求不足构成了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侧重从经济行为主体的心理角度分析经济危机的原因。他从三方面论述由于市场的投资需求不足与消费需求不足而引发了经济危机的产生。
1.凯恩斯首先认为是资本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造成了市场有效投资需求的不足。
“但我认为，对危机的更加典型的、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解释在基本上并不是利息率的上升，而是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6]凯恩斯认为当经济处于繁荣后期时，资本家对投资的预期不再乐观，投资吸引减弱，资本边际效率宣告崩溃，投资需求不足便产生了。
2.灵活偏好规律
凯恩斯认为要解决经济繁荣后期的投资需求不足问题，就必须使银行的利息率降低，而银行的利息率的降低受到灵活偏好规律的制约。灵活偏好规律是指人们出于应付各种不测所产生的谨慎动机以及对未来利息率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投机动机都会带来人们一定的持币愿望的心理行为，凯恩斯分析指出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货币的灵活偏好规律是不轻易让渡货币的使用权。所以，要转变这种灵活偏好的规律，就必须提高银行的利息率，人们自然就愿意储蓄。但同时随着资本边际效用递减，高银行利息率吸纳众多储蓄，进一步产生投资需求不足。
3.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决定消费需求不足
凯恩斯认为边际消费倾向会随着人们收入的变化而趋于下降，他指出：“无论从先验的人性看，或从经验中之具体事实看，有一个基本心理法则，我们可以深信不移。一般而论，当所得增加时，人们将增加其消费，但消费之增加，不若其所得增加之甚”，[7]也就是说人们的消费增量不断地小于储蓄增量。究其原因在于人们生来就有偏向储蓄的心理倾向，这样便会引起消费需求的不足。
（二）具体解决途径
凯恩斯在解决危机的途径上指出：实行国家宏观调控。
1.实行国家干预的财政政策
凯恩斯提出通过财政政策达到满足社会的需求管理。通过财政政策对需求的调节从而实现总需求等于总供给。财政政策的主要是在经济衰退与萧条时，政府实行扩大开支和减税。凯恩斯尤其重视政府运用举债支出的办法，主张的财政政策是实行举债支出以弥补财政赤字。
2.实行有效的货币政策
有效的货币政策是通过中央银行来调节货币的供应量，从而影响利息率的变动进而影响社会的总需求。在经济衰退时期为刺激投资要设法降低利息率，在经济高涨时期为抑制投资需求则设法提高利息率，从而达到合理的投资需求管理。
三、马克思与凯恩斯在解决危机途径上的比较及原因分析
（一）二者在危机解决途径上的相同点分析
马克思与凯恩斯在选择危机解决途径上都坚持国家宏观调控，由国家统一指导社会的经济活动。
由于马克思与凯恩斯都认为生产与消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自动地保持一致，而且二者都承认资本主义必然会爆发经济危机。
（二）二者在危机解决途径上的不同点分析
1.在逻辑起点上有所不同
马克思危机解决途径的逻辑起点是对生产过剩进行分析，而凯恩斯危机解决途径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不足。
由于二者在研究经济危机的领域有所不同：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虽然作为一种经济现象表现在流通领域中的商业危机、货币危机中。但流通领域是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的桥梁，也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想要真正揭示出存在流通领域里经济现象的本质，只有深入生产领域去研究才能找出答案。凯恩斯始终研究于流通领域，他认为在流通领域中出现的问题，同样要在流通领域中加以解决，因此凯恩斯的逻辑起点只能研究流通领域。
2.在具体解决途径上有所不同
马克思在选择解决危机的具体途径时指出：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凯恩斯在选择解决危机的具体途径时指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实施有效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由于二者研究经济危机的目的不同：马克思研究经济危机是用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运动规律，说明共产主义制度最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凯恩斯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实拥护者，他研究经济危机是为了使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经济危机找到一个合理的、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
【参考文献】
《摆脱企业危机》的主要内容及创新之处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如下几点：
第一，对中国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作出了研判。《摆脱企业危机》明确提出我们面对世界经济危机的行动指南，解决我国在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所必需的话语权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动权。在当前国际金融动荡对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中国是难以独善其身的，但中国无疑是最健康的经济体，可以以自身经济的稳定来增强全球经济走出衰退的信心。因此，只要我们应对得当，就能进一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并进一步提升国力和影响力。为此，我们需要战略层次上的格局的改变，而不是战术层次上的抄底美国市场。我们需要在新时代国际经济秩序建立过程中的话语权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主动权。抄底美国市场不是终极目的，但可以为我们实现战略层次上的格局改变奠定基础。
第二，提出一个非常有用的企业摆脱危机的公理：只有居安思危，警钟长呜，才能够防患于未然。危机是企业的孪生物，是企业的一种常态，每一个企业领导人都要为危机作好准备。因此，必须重视危机管理，提高企业家危机管理的意识，已迫在眉睫。企业发展最好的时候，就是企业危机即将来临的时候。《摆脱企业危机》不仅明确揭示了危机管理的真谛，即预案在先、处变不惊、机制灵活、指挥到位、令行禁止和团队合作，而且还提出了危机的预防措施，指出真正的危机，永远发生在危机开始前，失败往往首先是从企业内部开始。
第三，通过对企业危机的分析，归纳出解决企业危机的方法。该书的每一节后面都列举了各种类型的企业危机案例，带领读者与世界顶级的危机管理专家对话，沟通思想和信息。事实上，案例比一般的准则记起来更快，更容易与人分享交流，也更具有说服力，能够使读者通过案例学习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增强危机管理的能力。因此，不仅要有危机管理意识，更要有切实可行的危机管理手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现代社会，谁能有效地避免和控制危机，谁就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