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8-08 09:23:16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统计学的本质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社会学是对于人类社会和社会互动进行系统、客观研究的一门学科。体育社会学是在社会学发展的基础上，伴随着体育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体育社会学是以社会学的理论观点为依据，来研究体育社会现象的一门学科。其具体研究领域包括体育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体育自身的结构与功能;体育和从事体育的主体—人的关系。体育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因此它的研究方法论原则是与其主干学科—社会学相一致的。实证研究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主要观点和方法，目前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广泛运用社会调查的方法，收集人们对体育的态度、行为、观念等数据，经统计学分析得出相关体育社会现象的因果结论。然而，由于人类活动具有主观和客观的两个方面，因此在判断现象的因果关系时应充分认识统计分析与逻辑实证的辩证关系。
1、社会学中因果关系的本质
社会学和自然科学等其它科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解释现象。就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来看，它是用社会事实来指出构成一些社会现象的原因。迪尔凯姆认为，社会事实就在其自己的范围内进行研究，要用其他社会事实来解释社会事实，而不是用生理的、心理的来解释。
在自然科学中，一种自然现象的发生、发展、变化是受自然界其它现象变化的影响，而不受人的意识支配的客观物质运动所决定的。其运动过程可以通过3种最基本的物理量纲—长度、时间、质量及其派生出来的速度、加速度、力等一系列指标体系加以准确的测量。对测量所获得的数据利用自然科学专业知识和数学的方法加以分析研究，认识和发现各种自然现象的本质、发展规律及其发生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可以重复出现(有周期性)的自然现象做出准确的预测和预报。这种如马克思所说的学科与数学相结合所达到的完善程度，是研究自然现象的所有自然科学的基本特征。由此可以说自然科学所达到的完善程度是由自然现象的客观性，可用标准统一的纲量加以精确测量，以及大量自然现象的可重复性、同质性这样一些基本特征所决定的。
而在社会科学中，社会现象是由在社会历史领域活动着的有意识、有思维、凭激情行动并追求某种目标的人所支配的。由于有人的主观性，由人主观意志所支配的运动过程往往很难用统一标准的来测量。尽管社会学工作者提出并建立了一套社会现象的指标体系，但还远远没有达到统一完善的程度。除此之外，很多社会指标本质上就是无法定量的，如性别的男、女差异就无法用定量来表达。从另一方面看，个人的活动带有极大的偶然性。但由有理性的个人的活动所支配的社会现象也可以呈现统计学的规律性。这就像大量无规则运动的分子运动所形成的热物理现象，可以用分子物理学、统计物理学的理论来认识一样。社会现象也可以用对大量个体的观测所获得的信息，来认识其内在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是用社会调查方法来认识社会现象，研究社会运动与发展条件和机制的一个基本思路。
从以上关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特征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科学研究比起自然科学研究来说要复杂得多。尤其在解释某一现象与其它现象的关系方面更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说明社会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因为，自然现象是客观的，是可以精确测量的，并具有重复的规律性。所以我们总能找到有关某一自然现象明确的原因与决定因素。如:植物生长这一自然现象是由于有“光合作用”的原因而引起的，而阳光、养分、水则决定了植物的生长。植物本身没有意志来控制其行为，吸收或不吸收阳光、养分和水来控制自己的生长。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也采用与自然科学同样的决定论模式。但是由于社会是由人构成的，有时候因果关系太隐晦了.我们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数理统计寻找出确切的因果关系。在因果关系研究中，社会学家希望发现哪些因素与哪些别的因素有关，哪些因素造成了别的因素发生变化，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第三个因素变化的影响等等。一般说来，社会学家总是用发生在后的因索去解释发生在前的因素。例如，在探究造成偏见的原因，就要探讨为什么一些人有偏见，另一些人却没有。可接受的原因包括:经济竞争、宗教意识、政治观点、童年经历、受教育类型和时间。如果我们知道受教育程度可以减少偏见，这种因果关系的解释，就是我们所能接受的社会研究成果。进一步探讨这种解释的逻辑，说明是否有偏见并不是研究对象自己选择或控制的，他们被一些力量，如童年经历、宗教信仰等无法控制的、甚至觉察不到的因素推到了有或没有偏见的其中一条路上。这就是说，造成是否有偏见的原因是人们无法控制的。有时候，人们对这种推理方式会感到不满，认为偏见是个人选择的结果。有些人之所以没有偏见是因为他们受过了教育。这就迫使我们对人们上学的原因作进一步的探讨，寻找原因背后的原因。使关于造成偏见的原因的研究进一步深人下去。从这一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本质存在于决定论与自由意志之中，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对引起一些社会现象的原因背后作深人的研究和解释。
2、体育社会学中数理统计和逻辑实证对资料分析的特点
体育社会学中，数理统计是用来证明体育社会现象与体育社会现象之间，或体育社会现象与其它社会现象之间的，一个变量与另一个变量、一个变量与多个变量或多个变量与多个变量的之间的某种关系。通过对按要求收集的数据进行数理统计，我们可知道两个变量是否相关，但我们要进一步知道两个变量在总体中的相关程度，我们还必须进行相关系数统计意义的检验。一般而言，P
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我们常需要知道造成某一社会现象一些原因背后的原因，这样才能使我们深人了解体育的社会学本质，得出有价值的结论。这就需要在数理统计的基础上，对体育社会现象的产生或变化的原因进行逻辑实证，既要从决定论的社会视角，又要充分从人的自由意志支配和人的社会属性特点，赋予看似僵化、稳定、划一的数据以新的活力和内在的逻辑力量。如:有一关于经济收人与体育消费水平的研究，按数理统计的结果，人们的经济收入与体育消费水平呈相关(r=0.8186，P
3、体育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分析中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的结合
我国的体育社会学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建立较晚的学科。社会学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外来引人到中国化的过程。以中国的基本国情—社会初级阶段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特别是改革的实践为立足点，有鉴别地吸取西方符合中国国情的合理的东西，吸取现代科学发展的相关成果，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加强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研究，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这是当代社会学家的使命。这就注定了作为我国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体育社会学，同样也必须努力探求中国化的道路，以求解决中国体育社会的实际问题。从这方面讲，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中将数理统计与逻辑实证相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解释中国体育社会现象的实际情况。
我国高校实行以统一高考招生录取为主，以自主招生为辅的新生选拔制度。尽管自主招生对有关高校招收优秀考生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但从整体上讲，统一高考招生录取仍然是影响我国高校生源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即便是在办学水平相对较高的“985工程”大学，统一高考招生录取的考生还是占其招生总人数的绝大多数。高考成绩是各高校招生录取时最为看重的。有研究表明，高考语文、英语、数学成绩对后续主干课程的学习有显著影响。①因此，研究各高校招生录取分数对于了解其生源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里主要选取38所“985工程”大学为研究对象，以其2005年—2010年的高考招生录取分数统计数据为分析样本，对各大学的生源质量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其特点。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本研究以公开的高考招生录取数据资料为信息源，主要从总体生源质量和分科生源质量两个方面进行统计和分析。
（一）数据来源
研究的原始数据主要来自各大学招生网站、新浪教育频道数据资料③、中国教育在线数据资料④、《中国教育考试年鉴》、《全国高校录取分数线统计》等。选取2005年—2010年38所“985工程”大学在全国31个省的招生录取数据，包括文科、理科（或者综合）录取平均分、录取人数、各省本一录取线等。
（二）数据处理方法
利用EXCEL（2003版）进行数据输入、处理、统计、排序。数据不包含保送生、艺术体育等特长生的录取情况；既有提前批又有本一批录取的，其提前批分数不计入统计；特定年份只有提前批没有本一批录取的，提前批数据计入统计；西藏考生统计汉族学生录取线。各主要统计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
1.文、理科生源质量
一所大学的省内文理科生源质量以该大学省内文理科得分表示，其计算方法是：按照各大学文理科统计录取均分、分省计算文理科录取线差（录取线差＝平均录取分数－相应批次控制分数线），设定每省录取线差最高分值的大学得分为100，其他大学在该省得分为其录取考生省内文理科录取线差与该省录取线差最高分值的相对分，所得分值即为该省文理科得分；不分文理科的省份，在文理科生源质量统计中不予考虑，但在总体生源质量中考虑其综合科录取质量。计算公式如下：
一所大学的全国综合得分＝各省综合得分平均值
一所大学的6年综合得分＝2005年－2010年全国综合得分平均值
三、统计结果与分析
统计分析结果包括：38所“985工程”大学6年间生源质量横向对比；特定高校在31个省生源质量的纵向对比；文、理科生源质量对比。
（一）“985工程”大学生源质量横向对比分析
1.总体生源质量差异分析
38所“985工程”大学总体生源质量排名情况见表1，可以看出，各大学总体生源质量存在明显差异。
(1)生源质量与“985工程”大学区域分布
“985工程”大学录取人数具有明显的属地化特征③，优质生源青睐经济发达地区的“985工程”大学。北京和东部发达城市的“985工程”大学生源统计得分明显更高，处在经济发达省区的“985工程”大学更容易获得优质生源。全国各地绝大部分优质生源选择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地处经济文化发达城市的大学，其他内地大学对它们几乎没有构成生源竞争威胁。但在北京和上海之间，仍存在差距，比如，地处上海的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在本地招收的生源质量也比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弱。生源质量排名前24位的“985工程”大学分布在12个省，京、津、沪三个直辖市共有12所，占50％。若以东、中、西部划分，西部地区四川、重庆、陕西、甘肃四省区共7所“985工程”大学中只有1所进入前24名；中部地区人口大省众多，在湖北、湖南的5所“985工程”大学只有2所进入前24名。生源质量排名靠后的大学主要分布在边远省份。
“985工程”大学优质生源地域差异的原因，表面上看，是源于我国高等教育分省招生计划制度。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各省经济、文化、人口、教育等发展不均衡的特殊国情。经济发达的城市和地区对“985工程”大学支持力度更大，具有更富吸引力的文化影响，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考生更愿意报考这些地方的“985工程”大学。
(2)生源质量与“985工程”大学综合实力和类型
38所“985工程”大学受办学历史、学校类型、办学资源、地理位置等因素的影响，相互之间在综合实力上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对各大学的生源质量有着重要影响。统计表明，生源质量与大学综合实力和类型有比较明显的相关性，生源质量排名靠前的大学集中在综合类、理工类、师范类。排名前10名的大学集中在综合类（7所）、理工类（3所）；排名前20名的大学也主要集中在综合类（13所）和理工类（6所），只有1所师范类（北京师范大学）排在第13位；民族类（中央民族大学）、农林类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排名靠后。9所教育部重点建设大学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的生源质量稳居前6名，而西安交通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生源质量排名相对靠后。
(3)“985工程”大学生源竞争激烈
生源数量相对减少，招生录取率攀升，生源供求关系变化直接导致高校间激烈的“生源争夺战”。“985工程”大学虽然现在还不存在明显的生源危机（本一线上录取学生），但也有内部生源之争，还有与国内其他大学、港澳台高校和海外高校的优质生源之争。
统计表明，地域相近、实力相近的大学间生源竞争更加激烈。现以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为例予以说明。表2是2008年两校理科各省 招生录取分数情况，提前批没纳入统计范围（该年江苏不分文理科、以综合分数计算）。在都有招生的29个省中，两校在湖北、福建、广东、河北、江苏、浙江、湖南、陕西、河南等9个省的录取均分相近，华中科技大学除了在山西省的录取均分低于武汉大学外，在其他19个省的录取均分都略高于武汉大学。这表明两校的生源之争激烈，也说明华中科技大学理科生源质量高于武汉大学。虽然根据数据统计结果，武汉大学文科生源优于华中科技大学，但根据文理科人数、录取线差相对得分加权计算，两校的全国生源综合得分均分显示，华中科技大学2008年总体生源质量优于武汉大学。根据表1，两校6年平均生源质量高度接近，这也反映了两校生源之争的结果。2008、2009、2010年华中科技大学理科在湖北分别招收2776人、2434人、2654人，录取均分分别是612、605、616；武汉大学理科在湖北分别招收2234人、1901人、1517人，录取均分分别是605、601、614，两校录取均分逐渐接近，武汉大学逐年减少理科在湖北的招生人数，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提高生源质量的效果。
2.总体生源质量变化分析
2005年—2010年各“985工程”大学生源质量表现出一定的波动性，但各大学每年的生源质量排名与其总体生源质量排名有一定的相关性。从图1可以看出，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同济大学生源质量一直处在前10的位置；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大幅领先于其他大学，一直处于前两位，上海交通大学在2005年和2009年略低于复旦大学，其他4年一直位于前3位；2005年浙江大学的位置略低于中国科技大学，2008年位于第4位，而其他4年均高于中国科技大学列第5位；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6年都处于第7和第8位；北京航天大学从2008年开始从第13位升至第9位，并保持了3年；同济大学、南开大学6年一直处于第10-12名之间；西安交通大学、厦门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大学的排位一直比较接近；华东师范大学的位置变化最大，从2005年的第12名跌至2008年的第26名，2010年才升至第24名；哈尔滨工业大学从2005年的第22名，升至2010年的第14名，可以说是上升幅度最大的大学；位于中间段的另外10所大学的位置在不同的年份略有波动，但比较接近，大连理工大学基本保持在第22-23名；处于第23-35名的几所大学的相对位置基本没有变化；东北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兰州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一直处在末段位置。
图1 2005-2010年“985工程”大学总体生源质量变化图
（二）特定省份生源质量横向分析
特定省份的生源质量与各大学招生名额投放密切相关，而招生名额的投放又与各省份总人口数、考生数、拥有高校数量等相关联。“985工程”大学招生人数的属地化现象使各省份的招生录取更具复杂性。例如，2007年，34所一期“985工程”大学共招生145866人，属地化比例平均值高达36.18％，而在13个无“985工程”大学省份的招生比例平均仅为1.75％；2007年“985工程”大学的平均录取率为1.444％，上海市“985工程”大学录取率高达4.566％，人口大省河南省最低，仅为0.705％；2010年“985工程”大学平均录取率为1.999％，上海为5.129％，河南只有0.978％。从图2可以看出，2010年河南省录取人数排在全国第8位，录取率排在最后，录取人数最多的是广东、湖北、山东，录取率最高的是上海。
河南省是人口特大省份，没有“985工程”大学，多年来高考报名人数为全国最多；上海市是人口中等省份，有4所“985工程”大学，录取率常年处在首位。分析2005年—2010年各“985工程”大学在这两省市招生录取的相对分值，可以了解各大学在特定省份生源质量的相对位置及其变化情况。从18个拥有“985工程”大学的省份随机选取18所大学为代表，对比分析这18所大学在河南和上海的生源情况。从图3可以看出，18所大学全国相对均值曲线与河南省生源曲线基本吻合，说明河南省向各大学输送的生源基本符合总体生源质量排名（见表1）；清华大学在上海市获得了最优生源，复旦大学的生源质量超过中国科技大学、浙江大学，这体现了复旦大学的地域优势。浙江大学在上海的生源质量超过中国科技大学，厦门大学在上海的生源质量超过西安交通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与其在河南的生源质量出现反差。总体而言，除了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另外16所大学在上海获得的生源质量低于河南生源及全国平均生源。这也说明上海的优质生源更多地流向了北京、上海的“985工程”大学。
统计表明，特定省份的生源总体分布与全国综合生源质量排序变化基本趋同，个别大学的生源质量在不同省份因为招生人数、学校实力、学校地域、学校类型、招生宣传等原因而出现波动。
1.总体生源排名前10名的大学
由图4可以看出，在大部分省份，各大学生源质量总体与综合排名顺序相一致，只在少数省份出现差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基本处在第1、2位，但是在西藏，上海交通大学跃升至第2，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列第3；南京大学在江苏排第9，同济大学跃至第8；复旦大学在江苏超过北京大学排第2，在上海、河南、甘肃跃至第3；中国科技大学在安徽与复旦大学接近，跃至第3，在吉林与上海交通大学接近，位居第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在上海、江西、江苏、广西、贵州、福建排在第11-17名之间；中国人民大学在浙江升至第4位，在西藏排在第9位。
图2 2010年“985工程”大学录取率与招生人数对照图
图3 “985工程”大学在河南、上海招收生源质量情况图
2.总体生源质量排名后10名的大学
图5显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除了在上海、西藏排倒数第3和第2外，在其他省份都是最后一名；中南大学在河南、安徽、浙江、云南、内蒙古、新疆等省获得相对较好生源；吉林大学在天津、安徽、山东、贵州、新疆等省获得相对较好生源；东北大学在西藏排第38名；中国海洋大学在山东、新疆等地获得了相对较好的生源。
图4 综合生源质量前10名大学分省生源变化图
图5 综合生源质量后10名大学分省生源变化图
3.总体生源质量排名第11-28名的大学
总体生源质量排名第11-28名的大学在各省的生源分布与 总体生源质量排序基本相同，只在特定省份出现一定的波动，见图6。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在北京排第9、在江西排第8、在吉林排第8，获得了相对较好生源；山东大学在山东排第22，在广东退至第28；华中科技大学在新疆排在倒数10名的范围；东南大学在西藏退至倒数第6；电子科技大学在上海退至倒数第2，西安交通大学在海南退至第18。
（三）“985工程”大学在不同省份的生源质量纵向分析
客观上讲，不同省份之间的生源质量是不宜进行比较的，因为各省高考难度不完全相同、高考总分不完全相同。根据前文所述，一所大学的某省生源质量可以用该大学的省内综合得分表示，通过对比省内综合得分可以比较分析各大学在各省的生源质量。尽管“985工程”大学生源质量分布与所在地域有一定的关系，但也存在例外情况。比如，复旦大学在江苏得分较高，而在云南、山西等地较低；浙江大学在浙江的生源质量并不是最好，相对最好生源在湖南、贵州、青海等地；厦门大学最好的生源来自辽宁等地，而非福建。各大学在各省生源质量波动情况有各自特点，似乎没有共同规律可循。兹列举几所大学的情况进行分析。
1.清华大学
图7、图8显示，清华大学连续6年全国平均得分都处在第一的位置，在全国不同省份的生源质量波动较小。其生源质量的波动主要表现为：2010年湖北、贵州、西藏，2008年北京、上海、湖南、湖北、陕西略有下降；从总体平均水平来看，上海、安徽、湖北、湖南、西藏、陕西等省稍微弱于其他省份，在绝大多数省份其生源都居于榜首。这说明清华大学在各省的优质生源竞争中占有绝对优势。
2.北京大学
从图9、图10可以看出，6年里北京大学在全国平均水平上的波动并不大，生源质量略逊于清华大学；生源最好的省份是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宁夏等省，稍差的是江苏、西藏等省；其中，波动较大的有陕西、西藏、广东等省。在福建，2005年其生源质量相对得分最高，2007年有所下降，2008年又达到最高，2010年有所回落。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生源竞争最为激烈，例如，2008年北京大学在北京、上海、山西、湖北、陕西、宁夏、福建等省的生源质量超过清华大学，位于全国第一，而在其他省份，北京大学都落后于清华大学。在湖北省，北京大学连续6年生源质量稳居第一。两校在全国优质生源竞争中都占有绝对优势，两校面临的竞争对手主要是香港和国外的著名大学。
图6 综合生源质量第11-28名大学分省生源变化图
图7 2005年-2010年清华大学生源质量情况图
图8 清华大学各省生源质量情况图
图9 2005年-2010年北京大学生源质量情况图
3.北京师范大学
从图11、图12可以看出，北京师范大学2005年在各地生源质量相对较高，2008年有所下降，2010年又有所回升。北京师范大学生源质量靠前的是吉林、北京、江西、重庆等省，生源质量靠后的是宁夏、西藏等省；2008年在上海、西藏等省的生源质量相对下降严重；在北京、重庆、吉林、江西、新疆等省的生源质量保持了相对稳定，而在上海、湖南、广东、甘肃、西藏等省生源质量则有较大波动。北京师范大学综合实力在全国师范类高校中居领先位置，生源分布是“985工程”大学中属地化最不明显的学校，在生源质量竞争中有较强的优势。
4.复旦大学
由图13、图14可以看出，复旦大学6年生源质量相对稳定，2007年-2008年略有下降，2009年-2010年逐渐上升。生源质量最好的省份是江苏、浙江、甘肃等，较弱的生源在广西、山西等省；在大部分省份其生源质量较为稳定，但在重庆、四川、贵州、吉林、内蒙古等省有较大波动。近年来，复旦大学加大了自主招生力度，对增强生源质量竞争优势有一定影响。
图10北京大学各省生源质量情况图
图11 2005年-2010年北京师范大学生源质量情况图
图12 北京师范大学各省生源质量情况图
图13 2005年-2010年复旦大学生源质量情况图
5.吉林大学
由图15、图16可知，6年间，吉林大学的生源质量变化不大，2007年—2009年生源质量略有下降；在新疆、安徽等省的生源相对较好，而在青海、宁夏、上海等省的生源相对较弱。6年间，在河南、西藏、山西、福建等省生源质量波动较大，2008年在贵州获得了相对比较优秀的生源，在上海、宁夏、江苏、四川等省生源质量较弱；2010年在上海、西藏等地的生源较弱。
图14 复旦大学各省生源质量情况图
图15 2005年-2010年吉林大学生源质量情况图
6.厦门大学
由图17、图18可以看出，厦门大学6年来生源质量相对稳定，2009年—2010年生源质量有所提升；在辽宁、新疆、重庆dylw.net 、吉林、山东、云南、安徽、内蒙古等省获得了相对较好的生源，而在上海、湖北、广东等省生源质量相对较弱；在山西、四川、宁夏等省生源质量波动较大，2008年在山西、宁夏等省的生源质量较弱，2010年这两省生源质量提高幅度较大；作为福建省唯一的“985”大学，厦门大学在福建省没有获得最好的生源，福建生源在全国的总体排名在倒数10名的范围，2009年、2010年福建生源质量有所上升。
（四）文、理科生源质量与总体生源质量情况对比分析
我国高考招生按文理科成绩和志愿分别录取，由于文理科考试科目和招生规模的差异，各省高考文理科分数和录取起分线有着明显的差异，各大学文理科录取线差也存在显著差异，不仅如此，由于各大学文科类学科专业和理工科类学科专业办学实力的差异，导致各大学文理科录取线差排名也存在显著差别。如表3所示，理科招生质量排位前10的大学分别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南开大学；文科招生质量排位前10的大学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在文理科全部招生的37所大学中，理科录取线差总体高于文科。各大学文理科生源质量从最高到最低尽管差距较大，但各大学理科生源质量变化幅度相对比较缓和，文科生源质量变化幅度相对显著；除少数几所大学文理科生源质量保持了相对平衡外，其他大学文理科生源质量差别显著，部分大学的文理科生源质量差距悬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等的文理科生源质量相 对比较平衡，这些大学的文理科生源质量均排在前10位，且位差最大不超过3位。然而，以理工科见长的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同济大学、天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大学的生源质量表现出明显的失衡现象，理科生源质量较高，分别排在第6、9、12、13、14位，而文科生源质量较低，分别排在第10、15、16、19、26位。部分传统综合大学的文科生源质量明显高于理科，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大学等大学的文科生源质量排名分别为第9、11、12、14、17、18，但其理科生源质量排名分别为第20、15、17、24、28、32。两所师范大学的生源质量也表现出文强于理的特点，北京师范大学的文科生源质量排在第8位，理科生源质量排在第11位；华东师范大学的文科生源质量排在第13位，理科生源质量排在第23位。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理科生源质量排名靠后的大学，除少数几所的文科生源质量排位比较靠前外，其他多数的文科生源质量也排在后面。
图16 吉林大学各省生源质量情况图
图17 2005年-2010年厦门大学生源质量情况图
图18 厦门大学各省生源质量情况图
四、结论
应当指出的是，以高考分数高低反映生源质量只是管中窥豹，它只代表由高考成绩所反映的质量状况。本研究只选取了“985工程”大学作为研究样本，并未涉及非“985工程”院校的招生录取情况，研究结果只反映样本大学自身和样本大学之间的生源质量情况，并不表明样本大学的生源质量一定高于非样本院校。另外，由于统计数据庞大，各省高考方式多样，且有的省份各年度变化明显，所以，在统计中对个别特殊省份的情况采取了特殊技术处理。
研究表明，“985工程”大学生源质量存在一定程度的区域差异，尤其是京津沪地区大学在生源竞争中具有明显的优势；生源质量与各大学实力和类型存在相关性；各大学生源质量在不同年份存在波动现象。“985工程”大学生源质量的差异，表面上是录取分数和录取人数的差异，实际上却是各省经济、文化、人口、教育发展不均衡等因素相互作用结果的反映。当然，大学生源质量的影响因素远不止上述所涉及的方面，还有各大学的招生体制、招生队伍状况、招生经费投入等，但在本研究结果中其影响程度却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反映。
要培养高素质人才，大学需要具备先进完善的教学设施、高水平的师资队伍，还需要高质量的生源。高水平大学之间的竞争，始于优质生源的竞争，“985工程”大学必须明白这一道理。
收稿日期：2012-03-29
注释：
①罗永泰，李小妹．高考入学成绩对后续课程影响的统计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1996,(2):14-16.
[主题词] 穴,五输;能量代谢;针灸原理;线粒体/代谢
On Essence of the Acupoint Energ y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Stimulation Co nduction Gao Zhen (Department of Biology,Shanghai Huadong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It has been f oun d in many years that the acupoint energy system is the pathway which consists of cells containing more mitochondrial ATP ,and acupoint is the point which is cons tituted by cells with more mitochondrial ATP,thus the mitochondrial ATP theory o f the acupoint energy system is establis hed.Energy(Qi) of the human body is ma in ly produced by mitochondria which contai n a great number of complex ATPase to c atalyze to produce a large number of en ergy,which conducts along the intercellu lar space and produces chain reaction.Ac upuncture and other stimulation can acti vate complex ATPase to produce ATP and provide various substances needed for th e human body,induce depolarization and r epolarization of cells and produce domin ant and latent sensation propagation,So as to produce strengthen body and preven t and treat diseases,etc.
[Key words] Points Five Shu;Energy Metabolism;Acup Mox Mechan ism;Mitochondria/metab
经穴能量系统的本质及刺激传导机理,主要是细胞学和生化方面的问题 ,长期来受当时科学所限,未能在这方面深入研究,直到现在,还未完全解决。这在195 3年 三羧酸循环理论及1997年ATP复合酶和细胞通道研究获得诺贝尔奖已说明和证实了这 些问题[1]。
1 经穴能量系统的本质
国内外临床及科学验证:经穴是确实存在的,有真象,必有实体。但经穴学说是在两千年前 形成的,那时科学水平有限,不可能没有缺误 ,如《内经》论述的十四经是否系统完整,气是什么,气与血的关系怎样等都没有定论。不 少专家认为,经络循行于分肉之间[2],实际上他们都是根据《灵枢・经脉》载: "经脉十二者,伏行于分肉之间,深而不见……诸脉之浮而常见者,皆络脉也"的论断。所 谓 分肉之间,即肌肉与肌肉块之间的缝隙,这些缝隙充满着滑润液,它的成份是没有生命的水 分、电解质、蛋白质等;另有少量有生命的淋巴细胞及脱落的游离细胞,其生命力是不强的 ,临床上针刺这些地方,如关节腔、肌肉间隙等常常不能得气,怎能说刺中经络有疗效呢? 20世纪50年代,我国集中了大量人力物力,用解剖、组织学方法,寻找经络实体,结果 并未 找出,同时针刺经穴并不能完全按这些组织系统传导,发生矛盾,因而怀疑人体是否有经络 存在。以后又用理化手段测定经络有电、光、热、磁、声等客观现象,但也没有找到实体, 变成现象论,认为经络有现象,无实体,迄今经络现象还在争论不休,派别林立。
笔者多年来从细胞分子生物学的角度研究人体内外能量(气)的关系及来源机理,建立了 经 穴的线粒体腺三磷学说,认为:经络是含线粒体腺三磷(ATP)较多的细胞组成的线路; 腧 穴是线粒体腺三磷较多细胞组成的点。线粒体是细胞供能的动力工厂,含大量ATP复合酶 ,能产生大量ATP能量。1986～1990年,笔者将家兔等动物(选大型强壮)十四 经及经外奇 穴中重要穴道67个的组织细胞进行染色高倍镜检细胞中的线粒体,每经选1～3处非穴位 处组 织细胞染色对照镜检。1990年笔者用自身足三里、合谷、曲池、劳宫等经穴及非经穴处 组织 细胞染色镜检,对比观察发现:这些经穴处细胞线粒体多,无特殊畸形。线粒体数量多,质 量好能产生大量优质的ATP能量。动物及人的线粒体常密集于肌肉细胞的肌原纤维间,有 利于形成ATP很快地扩散到肌原纤维供收缩所需能量。线粒体也常密集于神经细胞轴突的 周围,有利于ATP能量向其他细胞传导。植物神经细胞及分泌细胞线粒体多,有利于这些 器官的功能及体液活动的增强。这样形成四通八达的经络系统。关于经穴细胞线粒体量多质 好的证据,近代科学已有大量直接和间接证明:早在20世纪50年代,上海第一医学院、 中医 学院的学者在尸体上对腧穴研究,发现324个腧穴0.5 cm周围内,有323个穴分 布脑和脊 神经占99.6%,其中和浅层皮神经有关的304穴(93.8%),和深部神经有关的 155穴(47.8%) ,和深浅神经均有关的137穴(42.3%)[3]。这样已证明经穴是由大量神 经细胞所组 成。1986年
上海针灸经络所林文注教授用活体证明人体经穴细胞神经和感受器较多[4 ];生物物理学家祝总骧也证明经穴立体结构神经组织较多[5]。近年国内外证 明,神经肌肉细胞内线粒体量多质好,能释放大量能量供神经传导等需要,并证明生物体大 量供能的细胞组织,线粒体量多质好。
关于针刺机制是激活ATP复合酶,产生ATP能量,顺细胞间隙进行连锁反应。1997 年诺 贝尔化学奖奖给2位对ATP复合酶、1位对细胞通道离子泵的研究者,已证明这一针刺机 制的原理。近年研究:经穴细胞除线粒体量多质好、细胞低电阻,电流量大外,同时还具有 细胞膜通透性大,细胞间隙通道多,在植物细胞间连丝多(特别是传递细胞),细胞膜系面 积 大,皱褶多,细胞生活力强,ATP复合酶完整,量多质好。当针等刺激这些地方酶系统能 产生大量优质的能量,由细胞间隙通道或植物细胞间连丝冲出,供应和运输各种生命物质需 要 的能量,引起和加速细胞的除极复极[6]。人体细胞以肌肉细胞最多,刺激不仅刺 入 神经干及末梢,也刺入肌肉、血管、淋巴等组织细胞。刺入神经发生感觉是显性传感,刺入 非神经细胞,无明显感觉,但通过细胞通道传导也发生治疗效果,这便是隐性传感。神经细 胞轴突虽陷入肌膜,并不与肌膜终板相连续,中间有50 nm的间隙相隔。轴突小体内有 大量线粒体和分泌小泡,这些分泌小泡有各种致痛和镇痛等感觉物质。神经细胞除了把大量 能量及其他物质通过细胞膜、细胞内膜、细胞间隙通道传入肌肉、淋巴细胞外,同时肌肉、 淋巴等细胞组织受到能量等刺激产生大量生命物质,由细胞通道冲出。近年研究[7] ,在神经突触后膜上有一种特殊蛋白质(受体),有高度专一性,当与相应的递质结合, 引 起受体改变,激活细胞膜上的腺苷酸环化酶,使ATP变成cAMP的过程加速,cAMP 再激起其他一系列酶的活动,使细胞代谢有显著变化。目前又发现神经轴突前膜也存在受体 ,和递质释放调节有关。至于针刺传感线路上所出现的经络片断现象,可能是古代经络线路 划 分不当,有病理性,也有生理性。因生物常受环境等影响,生理功能常有变化,临床上有时 进行经络排刺,常能获得连续传感,治愈顽疾。
目前有人用药液或标记同位素注入经络[8],看这些物质是否能通过经络,以证明 其存在。实际上这些方法早已有人用过,只能取得经络的片断传导证明,不能全部打通经络 。由于目前对细胞膜及通道的深入研究,证明活细胞膜及通道对体外异物有选择性,识别性 等,一般只能允许自身的小分子物质通过,对异体加以排斥,不能通过,常由微细血管及淋 巴小管分流排出,这就是用药液等注入经络不能全部显像的机理。当然死细胞由于丧失功能 ,异物可能通过,但由于死细胞膜已破坏,没有经穴活细胞的特异性,所以用尸体作实验也 是有困难的。如用排刺经络的方法,测定经穴的能量,再配合电镜检查细胞膜系统的通透性 等可能有助于找到经穴的实体及功能。
2 刺激传导机理
可从其发展阶段来说明。
2.1 针刺感觉神经论
日本的大久保适斋早在100年前就提出针刺是对植物神经的作用,但当时无实验证据。以 后 有"神经体液论""经络在脑内"等均说明针刺感觉与神经有关,但传导的微观机理并未搞 清,且针刺不完全是神经作用[9,10]。
2.2 反射论
俄国的巴甫洛夫进一步发展感觉神经论,认为神经调节方式基本上是非条 件反射和条件反射,但并未搞清反射的微观机理。
2.3 膜电位论即细胞除极复极论
由于细胞膜及钠钾泵的作用,使膜内外Na+、K+形成高浓度差[11]。由 于该 理论实际上认为细胞的膜电位是细胞内外液不平衡的机械作用,未能说明是生物自身能量作 用,因当时对ATP复合酶旋转催化作用产生ATP能量尚未深入的研究。
2.4 生物控制论
该理论只说明人体功能调节的自动控制原理,并未阐明其反馈联系的微观机理及刺激的传导 机理[12]。
2.5 细胞ATP能量和通道论
笔者早已认为[13]:刺激产生能量,能量通过细胞通道,产生连锁反应,转运感 觉 物质而产生神经等传导。但刺激怎样会产生ATP能量,能量怎样发生传导未能说明。这一 时期人们虽知道人体能量主要由细胞线粒体产生,但对ATP复合酶的作用还未深入了解。
2.6 ATP复合酶论
1991年笔者认为[10,14]:刺激是激活ATP复合酶,作用于ATP,产 生大量能 量,由细胞通道冲出,产生连锁反应,引起各种物质产生变化,如除极复极等。人的一切活 动都需要能量,没有能量,生命将完结,人的能量主要是ATP能量,而ATP能量要由A TP复合酶才能制造、激活产生。所以刺激传导机理在ATP复合酶,对ATP复合酶的深 入研究对人类将作出重要贡献。近年美国生物学文摘(B.A.)每年摘录ATP复合酶的 论 文有100多篇,当然这些论文并未直接阐明我国经穴的本质及机理,但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
3 参考文献
1 周筠梅.ATP合成酶的结构变化机理和旋转催化.生物化学与生物物理进 展,1998;25(1):9
2 高震.关于经络在分肉之间的质疑.上海针灸杂志,1997;16(2) :16
3 邱茂良,等.针灸学.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5:315ZK)
4 林文注,等.人体穴位针感的感受装置和传入径路的观察.北京:人民卫生 出版社1986:323
5 祝总骧.经络循行线在体表的模式图.见:针灸经络生物物理学.北京:北 京出版社,1989:413
6 高震.植物的经络学说与农业.上海农业科技,1993;3:40ZK )
7 高震.论经穴的本质.针灸临床杂志,1997;13(8):10ZK )
8 顾涵森.心包经穴NaI125示踪实验探索.自然杂志,1980 ;3(9):681
9 汤德安.实验针灸学入门.天津:天津科技出版社,1986:176 ZK)
10 高震.人体能量系统与中医经络.针灸学报(现针灸临床杂志),199 3;9(5):9
11 刘国隆,马吉庆.生理学.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6:15Z K)
12 间中喜雄.肖友山等译.自动控制与针术.见:针术近代研究.北京:人 民卫生出版社,1958:49
一
本文研究的对象是王船山哲学。船山哲学的主题可以概括为回归真实的存在。这一概括并非笔者的强加，而是船山哲学的内在要求。在王船山那里，真实的存在被表述为"诚"，也即"实有"， "诚"在此不仅仅是德性意义上的真诚、诚实，更为主要的是存在论意义上的终极范畴。王船山说："尽天地只是个诚，尽圣贤学问只是个思诚"。 可见，存在论在王船山那里就是对于真实存在的探询，回归真实的存在，构成了王船山存在论的中心关注。
在王船山那里，真实的存在如何可能的问题就是通"幽明"之道如何可能的问题。在王船山的术语辞典中，"幽明"就是"隐显"，就是"阴阳"，就是"可见"与"不可见"。事物总是有其在当前"可见"的一面，与其"不可见"的一面；"可见"是存在的一个方面，"不可见"是其"同时同撰"的另一个方面。当前在这个角度是可见的，换一个角度观看，也可能是不可见的；当时是不可见的，但是在过去或将来则可能是可见的。按照荀子在《性恶篇》中对于"可以"与"能"的区分， "不可见"（不可见）不等于"不能见"。换言之，"可见"与"不可见"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感性"与"超感性"（理性）， 而只是在这个情境下可以与不可以看到的东西。用王船山举的一个例子来说，高墙外面的河流对于高墙之内的我来说是不可见的，但并非是我不能见的，只要我站得比高墙更高，河流就成为可见者了。"可见"就是在某一个具体情境下直接可感的"现在进行"的事态，它是一种有方位的事实，当下直接进入主体自身的存在中的东西，它与主体自身的活动一同被经验。同样，不可见不是绝对的不能见，不是如同一个超验的本源永远藏在这个可见的东西背后，而只是可见事物的当下不可见的一面；也不是与可见的一面向来没有、也不可能具有联系的东西，不可见者虽然当下不可见，但是却可以与可见者沟通，事实上，不可见者是作为可见者的背景而存在的，二者是一个息息相关、相互指涉着的经验整体。 因此，在王船山那里，当"形而上"被规定为"不可见"时，他坚决强调"形而上"不是"无形"，而是"有形"，只是其形暂时"未形"而已，因为，一旦不可见被理解为"无形"，它就不是不可见，而是不能见，它就没有了重新可见以及与可见沟通的可能性；反之，不可见仅仅是"有形"之"未形"，这意味着它可形，形是形著，也即成为可见者。
为了阐明上述观点，就必须拒绝存在着以意义的赋予者的身份出现的、某种绝对的本源或基础的信仰，这种本源或基础的建立有它的前提，这就是它具有完全自足性，这种自足性使得它可以永远不必与可见的东西相互作用、沟通就可以独立存在。这种信仰可以归结为一种实体化本体的假设，这种假设把某种不可见者设想为绝对的实体化存在，它导致了一种"万法归一"的观念，它阻碍着人们对于真实存在的正确理解，在宋明人那里，真实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作为这种绝对本源来看待的，即使是今天，人们对于存在以及"一本万殊"（理一分殊）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摆脱这种本源的纠缠，也一直在"万法归一"中兜圈子，人们甚至错误地断言，佛教中国化以后就产生了理一分殊的观念，华严宗那种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以及天台宗那种一念三千的观念就是"理一分殊"的最早表达。这些都是本文所要反思的信念。
在下面的二、三两节，我试图在比王船山哲学更为广阔的视野中来考察他的上述问题及其处理的方式和意义。在四、五、六三节，我简单地勾勒一下本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路。
二
回归真实的存在，就是回归这个日常的生活世界，就是自觉地、切身地承担起与这个世界的关系。
在生活世界中，人们的活动，不管是认识，还是实践，总是由当前可见的东西指涉不可见但是又真实存在的东西。可见与不可见总是息息相关的，它们的动态统一，构成了作为总体性视域的世界整体。人们的每一个当下的活动都指涉着这个整体性的世界视域，历史与未来、自然与文化，都是这个世界整体的构成部分，它们往往以不可见的方式与人们当前可见的活动发生着交互的作用。这种隐显（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往复运动，就是生活世界的实际情形。对于这一实际生活现象的领悟，构成了中国形上智慧的源头。《易传》说："一阴一阳之谓道"，按照原始的含义，阴阳就是明暗，就是"幽明"或者"隐显"，就是可见与不可见；一阴一阳就是一隐一显的往复运动，也即可见与不可见之间持续的交互作用。《易传》认为，这种交互作用就是存在（道）的本性。存在不是别的，正是创造性活动得以在其中展开的场域（field and horizon），这个场域具体展开为阴、阳（可见与不可见）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使得世界一半透明（可见），一半陌生（不可见）。当《易传》说"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时，它的意思可以理解为，形上的智慧如何可能的问题就是隐显之间的沟通如何可能的问题。因为，这里的"昼夜"就是阴阳，就是隐显，就是幽明的象征性表达。 而"通乎昼夜之道"与"一阴一阳之谓道"表达的是同一个真理，"’一阴一阳’，’阴阳不测’，皆所谓通乎昼夜之道也"。
对于主体而言，隐显之间的沟通，就是要求主体在当前可见的活动中自觉地承担起与不可见的关系：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就是把世界经验为一个息息相关、彼此相通但又不同的整体，经验为当前可见的东西与不可见的东西的统一；从实践上说，就是在当前可见的活动中承担起与不可见之事、物的关系。在先秦人那里，这种沟通的要求，曾经还被表述为"阴阳相得"（《乐记》）、"阴阳合德"（《易传》）、"通乎阴阳"（《谷梁传》定公元年）、"阴阳合而万物得"（《郊特牲》），如此等等。隐显之间的沟通，作为一种形上智慧的方向，它的特点在于发源于生活世界，并且又以生活世界为其归宿。
在这种智慧形态中，没有什么绝对的本源或本体，只有各各不同的存在者彼此隐显、往来（相通、相互作用）的运动。"物物相依，所依者之足依，无毫发疑似之或欺"，每一个东西都依于其它事物，才可以存在，其所依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人住在大地上，就依于大地；人必须用火，就依于火；人必须喝水，就依于浆；人必须吃饭，就依于粮食。粮食又依于土地才能生长，土地又依于水而得以被滋润……万有之间是相通相依的，"夫可依者有也，至常者生也，皆无妄而不可谓之妄也"。这种不同存在者之间的息息相关性、相通性，就是"诚"，就是真实的存在，在此之外别无所谓本体。 在这里，真实的存在是作为interbeing（互存在）而得以被经验的。"interbeing"是原籍越南、现定居法国的一行禅师使用的一个概念，他用以指互即互入、互含互摄的存在，这种规定有着佛教缘起理论的背景，本文则是借用此词，避免一行禅师所赋予的（如滴水见大海之类的）佛教意蕴，而赋予新义，特指不同的事物之间的相通、相互作用。存在的本性就在于它是一种处于交互性关系过程中的存在。不是存在者与某种实体化绝对本源的单向度的依赖关系，而是存在者之间的交互关系，成为上述智慧形态的中心原理。因此，回归真实的存在，不是回归某个实体化的本源，而是回归交互关系中的存在。具有终极关怀或者本源情结的人们，也许会忧虑，把存在的本性理解为隐显的交互作用时，这是否是对于存在自身的消解呢？由于不可见者总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存在在这里是否被抽象地规定为存在者本身的量的无限性呢？在我看来，这种提问虽然注意到存在不能化约为存在者，但是它却没有充分考虑到存在总是存在者的存在，道总是不同的事物之所共由的道路，存在者虽然莫不共由斯道，但是又无不以自身独特的方式走在自身的道路上，所以，对于不同存在者而言，存在（道）虽然同为一个存在（道），但是又展开为存在者（不同事物）各各不同的存在方式（道路），所以，当我们说，不同事物的存在时，其实就已经不再是、也不可能是在量的层面上来谈论存在了。事实上，隐显之间的沟通，也即眼前（眼下、目前、当前）可见者与目前不可见者之间的沟通，就是不断地超越现有存在状态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当我们说不同事物之间相通的持续过程或者隐显的连续统一构成了存在的本性时，我们并非是在消解存在本身，而是在谈论一种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存在的意义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向我们显现出来。
由此，当我们说回归真实的存在不是回归某个绝对本源时，这并不意味着对于一切本源的敌视，相反，这也许正是对于真正的本源所能表示尊重的方式。在王船山哲学中，仍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对于真正的本源的那种深沉的情感和态度，但是，毫无疑问，王船山对于本源保持了一种特殊的态度，远古时代那种与本源直接建立联系的方式在他这里遭到了否决。随着人类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人们与那种绝对本源直接建立联系的努力似乎不再有效。走向真实存在的道路，已经不再是对于某种绝对的本源的回归，而是回归建立在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之上的这个生活世界。换言之，单个个别人只有作为生活世界共同体的成员时，他与本源、也就是与存在的沟通才有可能。这是因为，在社会化了的个体那里，我个人的成长已经不再是我个人的解放，而是成为把我与这个社会、他人联系在一起的交互关系的解放，这种关系已经是我生存的一个基本的维度。真实的存在在此只能作为一种交互关系中的存在（interbeing）而被经验和分享。 因此，回归这个世界，回归建立在存在者之间、特别是人们之间的交互关系基础上的生存，就成为人类个体走向真实存在的方式。本文坚持认为，那种单子式的孤另的自我根本不可能领悟到天命的存在，只有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一个人才可能得以与天命发生真实的关联。
另一方面，本源意义上的存在一旦给与了我自身的存在，那么，我的存在就不可能再是存在作用与我的过程的重复，相反，我必须以自身独特的存在方式（人道）补充、丰富本源意义上的存在（天道）。这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真理。在先秦儒学中，这一真理得到了多方面的表露，如《中庸》说人的存在，更不从天道说起。 孔子则对于"性与天道"保持了适度的缄默，这不是说不能谈论性与天道，而是说我们的谈论方式本身也有一个适有所止的问题，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谈论的存在是真实的存在，而不是我们的一种人为设定、或者思辨构造与虚假承诺呢？在王船山看来，任何一种真正的生活，即使是神圣的生存，都不再可能以人与天道意义上的本源存在的直接同一的形式而存在，不但如此，这种人与本源的直接同一孕育着极大的风险。这其间的道理正如列奥o斯特劳斯（Leo Strauss）所说：
人性至德的条件是，人保持或变得彻底忠实于大地；这个世界之外是"虚无"，上帝或理念或我们靠知识或信仰得到的种种元素并不关怀我们，只有这世界关怀我们。任何对[上帝或理念或元素]这类世界根基的关怀都是置身于（这个）世界之外--置身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外，使人与此世离异。这类关怀基于要逃避现世的恐怖和困窘的愿望--基于寻求安慰的愿望，削足世界到人可以承受为止。
忠实于大地，也就是忠实于这个世界以及它的人们，回归真实的存在，要求对于它们表示出足够的尊重。这种尊重要求着一种承担的意识，这就是在当前可见的活动中承担与不可见者的关系。这就是王船山在先秦人那里所发现的形上智慧的方向。这种智慧方向内蕴着一种批判哲学的识度。不是直接谈论存在，而是谈论存在的显现方式；不是询问存在本身是什么，而是询问我当前应当如何存在。对于这种智慧而言，我自身的存在与存在本身被区分开来，我当下应该做什么，这就是我自身有限的存在活动，是"性"的事情，是"义"的事业；而无限性的存在本身则构成了我自身存在活动的"不可见"的视域或背景，它作用于我的过程就是它转化为天命的过程。只有在自身的存在过程中，我才能回应、感应、领悟到存在本身的真实性。这就是孟子所说的"无义无命"，这就是为什么"性与天道"这一表述对于先秦人来说不能改为"天道与性"、更不能（如宋明人所作的那样）把它改成"性即天道"的内在根源。
我在当前所能做的就是与作为我当前活动的背景或视域而存在的存在本身的沟通，而不是同一，正是通过这种沟通，我才有切实的"得"（德）可以根据，而我所志之"道"（存在）才不是一种抽象的设定、虚假的构造或承诺，而是真实的存在的展开了的状态；这种真实的存在的不断的显现的过程，也就是我不断地超越现在存在、通向无限的"诚有"的过程，因此，正是这种沟通，才提供了与真实存在、真实本源发生真实关系的可能；也正是这种持续的沟通，我本人也变得真诚不贰、完全浸沉在对于真实存在的信赖之中--换言之，在隐显之间的持续沟通中，作为存在论意义上的终极范畴的诚（真实的存在）与德性意义上的诚（真诚，对于终极存在的根本信赖）才彼此交融，成为一体。可见，对于这种智慧而言，可见与不可见（"隐显"、"幽明"、"阴阳"、"显微"、"费隐"）构成了存在论的中心语词。
隐显概念的主题化内蕴着一种不可见的意识，它其实是一种幽玄的意识，也就是一种隐性的意识，或者说一种不透明的意识。这一概念表达的是，世界与自我总是有不可知、不可见的那一个向度，它总是超出了我们的理解范围之外，而不能被清晰地意识。我所说的幽玄意识不同于张颢在《幽暗意识与民族传统》所说的"幽暗意识"。张颢使用"幽暗意识"这一概念表达的是世界与自我的黑暗面，但是，他主要用来指对于宇宙人生中与生俱来的种种黑暗势力的正视和省悟，幽暗在他那里主要是指缺陷、邪恶、不完满等等。我所说的幽玄意识是广义的，它包括了张颢所谓的幽暗意识，但是又不限于那些意义。在更为本质的意义上，对世界具有的幽玄意识就是主体自身的有限性的哲学意识，它表达了如下的事实，人对世界与自身总是有所不知、有所不能的。对于存在论而言，这种意识具有一种特别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在前宋明时代（先秦汉唐）的哲学意识中，可以发现这种幽玄意识的不同形式的表达。老子曾经把这种幽玄意识表述为"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世界因为是玄的，黑暗的，也即不透明、不清晰的，所以，才是神妙不测的。在《易传》中，这种幽玄意识通过"阴阳"、"神"、"妙"等概念表达出来："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也"。这个世界有一半是透明（阳、可测）的，另一半是不透明（阴、不测）的、不可见的，二者之间的交互渗透构成了世界的总体性特征，正因如此，世界才是不可测度的，才是未被决定的，因此，也是神妙新颖的。汉代的扬雄在《太玄》这部哲学著作中，把这种幽玄意识表述为"玄"："玄者，幽摛万类而不见形者也"，玄就是隐，就是不可见，它展开在世界一阖一辟的运动过程中，这种运动导致了世界一昼（明）一夜（暗）的分化，阴阳的概念才得以由此建立："一昼一夜，阴阳分索。夜道极阴，昼道极阳"。"莹天功明万物之谓阳也，幽无形深不测之谓阴也"。（《太玄·玄摛》）无疑，在这里，幽玄意识已经被提升为世界的根本性原理，"太玄"这个概念就可以表明这一点，事实上，扬雄还把"隐冥"视为"道之素也"，（《太玄·从锐至事》）对于扬雄来说，不可见之玄就是存在的本性的有机构成因素。在古代中国，玄与妙联系在一起，玄学是智慧的学问，而不是一般性的知识。魏晋人把《老子》、《庄子》与《周易》合称为"三玄"，并把性与天道的学问命名为"玄学"。郭象甚至把自由的境界称之为"玄冥之境"。这一事实表明，幽玄意识仍然是那个时代的主导的哲学意识。
从逻辑上看，承认世界是玄暗的，承认世界总是有其不可见的一面，也就同时承认了人自身存在的有限性。换言之，人的知能的有限性与世界的幽玄性（不可测度性）在根本的意义上其实是同一个真理的两个不同方面。《中庸》以一种具有深刻悲剧性质的语言表达了这种有限性："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由这种有限性而生发的问题是"知有所止"的课题：人类的活动应当自觉地限制在什么范围之内？《大学》所谓的"止于至善"、荀子（与孟子）所谓的"敬其在己者（在我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在外者）"、孟子所谓的"无义无命"等等都是对于这一课题的回答。有限性的哲学意识使得这种世界观充满了不可测度性（神妙性）、以及秩序的未决定性，它不能以狭义的知识的形式给出，不能成为近代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论的适当话题，一切都具有内在的非现成性，在这样的世界观中，天地之始发生在今日，天地之终同样也发生在现在，（《荀子o不苟》）所有的终结都不是完成，而只是新的开始，因此，《周易》把"既济"表述为"未济"的一种形式。对于这种智慧形态来说，新颖（或者日新）就是世界的一个内在要素，日新就是人性至德的呈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书》、《大学》）一个成熟的人在其本质上只能是一个不断走在日新道路上的人，也即一个正在"作新民" （《尚书》、《大学》）的过程中的人。事实上，不测、未决、新颖与阴阳（隐显、可见与不可见）乃是相互配套、相互缘生的基本语词，它们构成了一个富有生机活力、但是又以生活世界为根基的世界观。
正是以这种世界观为基础，前宋明时代的哲学意识才对人自身的有限性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在这方面，一个常常被强调的观点是：人不可能与天道同一，不可能是天道本体的完满体现者。因此，在有限的人（主体）与无限的道（本体）的关系上，先秦人有不以心捐道、不以身殉道的看法，有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的观念。换言之，这种世界观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在人与天道、天命之间保持了一种陌生的距离感和敬畏感。这就是前宋明时代的哲学为什么不会产生心即理、性即理这样的命题的根本原因。但是在宋明，却恰恰相反，由于幽玄的意识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人心可以清楚地认识天理、天道，人性就是天理的具体表现形式，成了宋明人根本性的信念。于是，一旦豁然贯通、万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成了哲学的追求。对于宋明人而言，主体可以与本体同一，人可以与天同一，天人无二，不必言合，成为人的实践就是与绝对本源合一的过程。换言之，人可以通过他自己的生命完满地体现绝对本源，人就是绝对本源的理想载体。王船山否定了宋明人的这种信念，他认为这是一种同天、法道的观念，它内在地取消了有限的人性与无限的天道的根本区别，在其中缺乏的是一种隐显的视野。对于幽玄意识的尊重，使王船山坚持认为，"念道之无穷，而人之知能之有限"，因此，人心不可测天道，道心所及的仅仅是人道；换言之，只有继道、继天，而不是同天、法道，才是人与绝对本源发生真实关系的方式，这就是以人道来沟通天道，而不是与天道同一。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上述的意思，那就是，正是通过幽玄意识这个概念，可以区分两种传统，一是前宋明时代哲学和王船山主张的"性与天道"的传统，一是宋明人（和现代新儒家）的"性即天道"的传统。虽然仅仅差了一个字眼，但是，这却很重要。这两个传统鲜明地体现在扬雄与二程的如下的陈述中，杨雄说"观乎天地，则见圣人"，代表了前宋明的思想传统，它突出的是由天地以见圣人、而天地不尽于圣人；而二程所说的"观乎圣人则见天地"代表了宋明（和现代新儒学）的传统，它体现的则是由圣人以见天地、天地可以尽于圣人的观念，这种观念凸显出对人的过于乐观然而又忽视了人的有限性的存在论自信。
因此，通过幽暗意识，通过对于隐的概念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精神传统。这也是我为什么把隐显视为存在论基本范畴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
但是，这种以生活世界为根基的、富有生机和活力的智慧方向在后来被一度中断了。
佛教的盛行无疑是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 作为来自印度的智慧，佛教的根本关注不是存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存在者与某种本源的联系。对于佛教来说，所有的存在者都只是某种绝对的载体或体现，因此，也是跃入永恒或绝对的支点。这种智慧表达了从日常的生活世界中解脱出来的要求，它看到，可见与不可见的沟通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实际，而且，这种沟通在其现实性上也往往通过那些使个体沉沦的方式（例如痛苦、贪欲、邪恶等等）来进行的，只要割断（其实是超越）这种沟通，那么，一切不善又将如何可能呢？所以，佛教的策略是把所有的可见与不可见，同样视为某个绝对的载体或蕴涵形式，这样他们本身的沟通就没有必要了。由于可见（现在）与不可见（过去、未来）的持续沟通或交互作用就是时间的本性 ，所以，佛教对于可见与不可见的超越归根结底就是对于时间的超越。佛教把"现在"构想为一个解脱的、同时也是跃入永恒的"刹那"，因此，现在也就成为过去、未来的完美体现者，不是过去、未来与现在的不同与相通，而是三者之间的绝对蕴涵、相互体现，构成了佛教的以消解时间、步入永恒为目的时间观念。所有这一切都强化了一个实体化本体的概念。在中国化之后，佛教的这种智慧发展到了极点。这在"一念三千"、"无尽缘起"、"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万法归一"等等观念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中国佛教的这些智慧在《永嘉证道歌》的水月之喻中获得了非常准确的表达。所有水里的月亮都是天上的一个月亮的体现或蕴涵。这里成为关注的，不是水里的所有月亮之间的不同与相通或者它们相互之间关系，而是它们都是天上的一个月亮的体现。它们的存在不是建立在它们自身的差异性、自有性、自主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于天上的月亮的绝对依赖的基础之上。天上的月亮就是"一"，水里的月亮就是"一切"、就是"万法"，后者只是把我们引向前者的中介或工具。而水里的月亮都是天上那个真实的月亮的不真实的"迹"，是前者的幻影或投射，作为由本所派生的"迹"，它们的意义就在于"显体"或者"显本"。僧肇所谓的"非本无以垂迹，非迹无以显本"（《注维摩诘经序》）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可见的可见就是不真实的"迹"，而真实的只是不可见（不可见）的绝对本体。"所见不实，实存于所见之外。实存于所见之外，则见所不能见"。（《注维摩诘所说经》之《弟子品》）由此可见，对于可见的敌视，就成为佛教的一个内在要素，可见的意义仅仅在于它对于某个绝对不可见者的体验提供了工具价值。这个天上的月亮就是绝对的不可见者，就是绝对的本体，就是"一"，就是实体化了的存在。这种实体化的本体所支持的"一念三千"等等，在逻辑上导向的不是念念相续的时间意识，不是在现在（可见）对于不可见的承担，而是一种无念，也即时间意识的祛除。它要求的是在当下的瞬间领悟与体现绝对本源或者世界整体，这种要求反映了一种妄图在一旦彻底澄明存在、寻求最终的精神避难所的愿望，因此，这种无法兑现的要求其实包含着一种深刻的心理主义的迷误，它不是导向进一步向经验和实践的开放，而是企求在将来的某一个时刻成佛入道，从而可以终结所有经验和实践，只要一朝成佛，就可万事大吉，所有的一切都可以获得一个绝对的基础，所有的问题都可以随之迎刃而解。可见，在"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中蕴涵着的乃是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心理主义的幻象。换言之，这种实体主义的智慧支持的，不是对于现实生活世界的责任关怀与伦理承付，而是在某个未来的时刻从这个世界（一切）中解脱出来、直接面对某个绝对（一）的要求。
佛教这种建立在本源、绝对基础上的生活为什么会生发出从生活世界之中脱离出来的要求呢？从逻辑上看，任何一种脱离世界的生活形式都只能是回归这个世界的特殊方式，如果这样理解，那么，这种回归方式可以归纳为一种超越式的回归。但是，真正的问题是，这种超越的回归的代价却太沉重了。王船山把这种代价归结为把世界消灭到一无所有的田地，换言之，它敌视文明与传统的连续性，试图通过取消自身、也取消世界（包括文明与传统）的方式来实现解放的旨趣，它要求一种世界和自我的彻底的中断，而后一切从无到有的再造。 这种回归世界与存在的方式其实是对于世界与存在的深层的颠覆，因此它实质上也已经远离了原初的、真实的存在经验与世界经验，它所鼓吹的绝对本源不是存在本身，而仅仅是一种存在的观念。这种智慧形态的病理并不在于对存在的"沉迷"，而在于为某种人为设定的存在或绝对的观念所奴役。它所获得的存在样式是经由观念的中介力量而产生的，而不是由实际生活中原初的存在经验生发出来的。通过认知心的执取以及观念的力量而转化出的存在样式是衍生的存在样式，它可能背离原初的存在经验，而导致一种"观念的灾害"。 任何一种虚假的存在（人为设定的、思辨构造的、主观承诺的存在）的威胁都在于，只要它一旦转化为存在，就能导致可见的"观念的灾害"。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什么比"观念的灾害"带给人类的灾难更为严重了，更为可悲的是，它是人类自己带给自己的灾害。当人们坚定地沉迷于某种人为设定的存在"理想"时，真正意义上的理性的决断已经不能参与他们的存在形式，他们的存在反而为一种外在的观念所奴役。纳粹主义、政治乌托邦运动以及意识形态的殖民化现象都是现代社会中的"观念的灾害"的具体例证。从这个视域看，王船山以及本文对于虚假的存在（在他那里被表述为压迫气也即生命力的"假名理"）的警惕与防范并非思辨的理智的满足，而是生发于内在良知的深深忧虑，事实上，王船山每每为之痛心疾首。任何一种实体化的存在观念都潜在地包含着这种"观念的灾害"的威胁，只是在没有转化为存在形式时，它的危险是不可见的罢了。（避免这种观念的灾害，就要求存在的言说必须具有一种批判的识度，以保证所谈存在的真实性。）
佛教这种暗含着"观念的灾害"的危险的、以实体化本体消解可见与不可见的统一性为重要特征的"万法归一"的意识，与老庄玄学"崇无贱有"的观念互相呼应，它们形成一种强大的观念潮流，这一潮流以其对于幽明（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阻隔为特征，它极大地影响了宋明理学。宋明理学在天道观上的贵上贱下、贵理贱气以及在人性论上贵性贱形、贵理贱欲的主导的观念取向，就根植于那种对于可见与不可见的统一性的敌视，就发源于那种实体化的本体观念。虽然，一些宋明儒者（如朱熹等人）表现出努力地校正这种实体化本体的强烈愿望和要求，与宋明理学相始终的儒佛之辨就可以视为这种努力的具体化，儒佛之辨绝不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佛教与儒学两个学派的冲突，而是理一分殊与万法归一两大智慧系统的冲突。这就是为什么儒佛之辨所批评的恰恰更多的是一些儒者的原因。但是，由于哲学视域等等原因的限制，大多数宋明儒者非但没有彻底瓦解这种以万法归一为中心的实体主义本体论，反而在一定意义上强化、推进了这种实体主义的本体论。正如本书所指出的那样，宋明人对于真实存在的理解总是在水月之喻、冰水之喻、海水与众沤之喻等等视域内来理解的，这就是把理一分殊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万法归一来看待的根源。当程颐把理一分殊理解为万理归于一理时， 当他强调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时， 在这里起支配作用的仍然是那种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的神话。二程把可见的身体形色视为"天地之迹"、把可见的器物理解为水而把存在理解为杯子， 张载则把可见者理解为"神化之糟粕" 等等，都是这种实体主义存在论的影响。与此相应，在宋明时代的哲学意识中，去除感性（可见的）欲求、静中体验未发（不可见者）、洞见心体、忽然的上达以及一旦的豁然的贯通（顿悟某种本源）等等，都成了儒学实践的旨趣。不是个体的自立（self-sustaining）与自主，不是个体之间的交互关系，而是孤另的自我对于本源的联系，一度成为人们的中心关注，这种取向一度导致了陈亮所痛心疾首的只在本体上求究竟、因而"百事不理"的社会现象。 既然生我者是终极的本体--天地，而父母之不过是天地生我所假借的工具，那么，父母就只是我体验终极（天地）所用的"几微"，他们只是"显道之几"而已。我与父母的关系又有什么要紧的呢？这种不亲父母、而亲天地，不亲这个生活世界、而亲那个绝对的本源，在宋明时代的哲学意识中成了摆脱不掉的梦靥。所有这些，都根源于那种实体化了的虚假的存在观念，正是它导致了先秦那种以隐显（可见与不可见）为主题语词的智慧形态的式微。
只要一物之理即是万物之理，只要存在在某个一旦可以豁然澄明，那么，这个世界的那种不可见的一面又如何获得其自持、自在的一面呢？只要承诺了在当前就可以完全体现绝对的本源或整个的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又有什么神妙、不测与未决可言呢？日新的要求又如何能够被提出呢？王船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它对于那种佛教式或佛教化的智慧（包括宋明儒学）乃是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这就是，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关联的割裂，固然排除了不善的根源，但是，这是否同时也排除了为善的可能性，排除了真实存在所具有的生动活泼的能动特征呢？从实践的意义上，万法归一（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它要求个体在当前体现或承载绝对本源或者世界整体，这种无法兑现的承诺又将如何可能呢？
当然，在宋明儒者中，王船山还是发现了张载。事实上，正是张载把"隐显"（在他那里是"阴阳"和"幽明"）放置在一个核心的位置，把它作为存在的内在结构。张载认为，道体是兼体无累的，它不偏滞于阴阳（幽明）， 而是"阴阳合一存乎道"的。 只不过，由于气聚，离明（在天为光，在人为视觉）得施而有形，可以看得见，气散离明不得施而无形，看不见罢了。 换言之，存在总是具有不可见的阴面和可见的阳面。这就是存在本身的"一物两体"性质。 对于王船山而言，张载的意义就在于他终于触及到了先秦那个古老智慧方向的核心，发现了"幽明"（阴阳、隐显、可见与不可见）这个对于儒家原初形上智慧形态具有关键意义的语词。这就是王船山为什么把张载的哲学称之为"正学"的根本原因。张载所说的"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 给王船山本人所带来的震撼是难以想象的。然而，在张载这里，一物两体以及幽明只是说道体，只是说绝对的本体，而不是说存在者本身。不是存在者的显现都有可见与不可见的一面，而是某个本源在可见状态与不可见状态都是存在的、不间断的。在张载那里，可见与不可见有时还被视为本体自身之兼"有形"与"无形"的特征，而不是事物对于人们所呈现的"形"与"不形"的两个"同时同撰"的面相。正因如此，张载才有万物万形、天地法象，仅仅是神化之糟粕的观念，才有那种气质之性的观念，才有那种对于见闻之知的敌视。换言之，那个原初的智慧方向在张载那里还是不彻底的。王船山需要在张载的道路上继续前进。 四
作为后宋明时代的哲学意识，王船山哲学终结（完成）了宋明哲学，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新的哲学时代。它之所以能够如此，主要得益于新的哲学视野。而新的视野的形成往往是通过对于旧的视野的批判而获得的。通过对于哲学史上有无之辨的反思，王船山发现了那种实体化的本体观念得以形成的根源，这就是那种奠基于"耳目之官"之上的图像化视野。由于这种视野以视觉为中心，所以，它只能容纳当下经验中的"可见"（显）的可见者，而不能把握那一特定时刻中的隐者（"不可见者"），也即不可见的东西；它把那种超越了其当时经验畛域的不可见者，抽象为"非存在"，也即抽象的"无"。当这种"无"被作为世界的本体，就产生了哲学史上的有无之辨，其实质是这种以视觉为中心的图像化视野导致了人为构造的实体化存在的幻象。王船山发现，一切实体化存在的幻象得以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割裂了生活经验中隐显、也即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持续的交互作用或动态的统一性。因此，回归真实的存在，在王船山那里，就具体表现为这样一种要求：沟通隐显或者说维护可见与不可见之间的动态统一性。王船山认为，先秦人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正是指明了沟通可见与不可见的两种不同的当然之道：形而上是以思为中心从可见通向不可见的当然之道，而形而下则是以感性实践（"践下"）的方式使不可见的东西得以与可见相遇。它们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可见与不可见的自然、自发性质的沟通，而是对于这种素朴的沟通的提升。
王船山发现，先秦儒家对于存在的沉思完全不是通过有无的话语来进行的，事实上，在《易传》"但云知幽明（隐显）之故，而不云知有无之故"的事实中 ，王船山发现了一种与图像化视觉视野完全不同的哲学视域，这就是以隐显为中心的视域。这一视域具有如下的特征：它是一种时间性的视野，它是一种与主体的知行活动相关的视野。正是这种崭新的哲学视域，为王船山哲学赢得了一种批判哲学的识度，为其突破宋明哲学，也为真实存在的探询提供了担保。
五
从理论上看，回归真实的存在，包含着两个理论层面的问题：什么是真实的存在，以及如何回归真实的存在。王船山赞同张载如下的说法："性与天道合一存乎诚"。综合地看，这一表达的含义是，真实的存在展开在天道和人道的交互作用中，换言之，真实的存在是天道意义上的存在和人自身的存在的统一。如果分析地说，对于什么是真实的存在的理解，就可以在以下三个层面来进行：天道、人道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
宋明以来的哲学在天道观上的主要争论，围绕着有无之辨、道器（形上、形下）之辨、理气之辨、体用关系、一本）和万殊的关系等等论题展开。由于有无之辨与道器之辨，在王船山哲学中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它所提供的不仅仅是天道的智慧，更为主要的是它带来了崭新的哲学视域，因此，我把它们放在"哲学视域的转换"中加以探讨，这样一来，从天道层面探询真实的存在，就是从理气之辨、体用关系、理一和分殊的关系三个层面展开。理气之辨主要用来阐明真实的存在是自在和自为的统一。存在的自在自为性从消极的层面来讲，就是它的非人为构造性。王船山认为，气本身具有通乎阴阳（可见与不可见）的一物两体性质。气是一个标志着人的能力界限的概念，是天命概念得以立身的真正基础，因此，他把存在论范畴架置在气的概念之上，把存在的真实性最终归结为气的真实性，这样，存在的非人为构造性也即它的自在自为性得到了担保。从积极方面来讲存在的自在自为性，就是说真实的存在具有能动性、活力性。王船山对于理气关系作了崭新的处理，这种处理的内容是：理是气化过程显现出来的秩序、条理，气的功能在于开始与创造，在于"生"物、"始"物；理的功能在于利导和成就，在于"成"物、"终"物。对于理气的这种理解使得真实存在具有的活泼、能动特征获得了天道观上的根据。体用之辨在王船山那里主要用来解决本体与主体的统一性以及本体在主体那里显现的时间性。宋明儒学的存在论范畴以体用为图式而架构起来，这是一种从对象的角度来谈论存在的独断论的理路，它在某种意义上助长了人为构造实体的危险，这导致了与宋明儒学相始终的关于体用究竟是儒还是佛的往复辩难。王船山把体用严格地限制在隐显的语境中，这就排除了体用的独断探讨，而获得了一种批判哲学的识度。他提出了"由用以得体"的把握真实存在的方式，这一方式要求用（既是存在的作用，也是主体的运用）中，也就是在主体的知行过程中把握存在。从"由用以得体"的观念出发，王船山指出了存在的作用以及主体对于存在的理解都展开为一个时间性的过程，那种妄图在某一个时间点上一劳永逸地把握存在、完成存在的观念，在本质上是一种敌视存在时间性的妄念。理一分殊（一本万殊）的讨论主要是校正那种实体化本体概念得以立身的根源。从论证功能上看，理一分殊的观念经历了三个阶段，这就是从伦理学的话语、到实体主义本体论的言述、再到消解实体化存在的策略。理一分殊一旦成为实体化的命题，就成为万法归一的另一种表达形式。王船山区分了万法归一和理一分殊。万法归一把分殊归结为本体的衍生物，以实体化的本体消解可见与不可见的统一性，它要求万殊对于本体的根本依赖性。理一分殊则体现了一本与万殊的统一，它要求的不是万殊对于一本的绝对依赖，而是分殊的自有性、自主性以及分殊个体之间的相互的承认与沟通。理一的功能在于它是分殊个体的自主性及其相互承认的存在论担保。
真实的存在不光展现在天道领域，它还表现为天道和人道的交互作用、彼此的转化过程中，它就是天道和人道的统一，二者统一于主体化天之天为人之天的感性实践活动。化天之天为人之天包含着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从对象说，主体在感性实践的基础上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从主体说，就是不断从自在走向自为。这两个方面是主体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的统一，也是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统一。也就是说，化天之天为人之天是主体在感性实践（行）而不是纯粹的理论认识（离行之知）中来敞开天道和人道的活动--这是一种通过主体自身的存在（existence）来切入真实的存在（being and existence）的工夫进路，王船山把它称之为"继道"、"配天"（或"继天"），这种进路不同于宋明人追求的"同天"、"法道"，后者是一种不充分考虑主体自身有限性而妄图把主体和存在无差别的同一的幻象，这种幻象的实质是抽象地割裂本体与主体的关系，是对于人道的消解。化天之天为人之天的实践导致了同一个世界成为自在的与为我的分化，也导致了人道从天道中的自主和独立，看上去这似乎是一个远离天道、远离天之天的过程，但是，主体正是通过这种远离的方式实现在更高层次上天人的统一。天之天与人之天本来就是同一个世界，它们的分化只是意味着同一个世界在主体那里的不同的揭示方式。在主体不同的存在层次，二者的沟通也就具有不同的形式。
从人道层面上探讨真实的存在，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首先是存在的时间性问题，它构成了王船山"性日生日成"学说的主题。其次是理欲之辨，它探讨感性存在和理性存在的关系问题。对于前者的探讨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上：第一，世界的始终与主体的时间性。通过对于"天地之始终今日是"的理论解释，王船山坚持认为，世界的始终必须从主体自身的时间性上才能加以领会，在他那里，世界在主体那里发生的过程就是主体在在世活动中揭示存在的过程。第二，主体的时间意识结构。王船山探讨了主体的时间意识的结构："识"、"思"、"虑"，它们分别对应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通过它们，作为时间维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才不仅仅是一种线性的流逝，而是彼此相含、相通，兼具境域性特征。时间即存在，存在即时间，就是隐（不可见）、显（可见）之间的交互作用和持续发生过程，对于人而言，时间意味着一种"关系的承担"，也即在每一个现在（可见）对于不可见的承担。第三，生死现象与时间的关系。王船山的思路是从时间的视域来理解生死，他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生死不是从"无"（非存在）中被创造出来又消灭于"无"，而是时间流程（人类历史和文化传统）中隐与显（可见与不可见）两种状态。（2）生的现象比死更为根本，它不仅仅包括生理学的新陈代谢、个体的在世过程，还包含文化传统意义上的世代生成。（3）如何死的问题就是如何生的问题，以时间性的方式对待生死，也就是在世代生成性中推陈致新，参与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再生。第四，人性的时间性结构。王船山主张人性展开为一个时间性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命日降性日生、习与性成两个层面。时间性作为人性的结构，它的本质意义在于王船山所谓的"形而有之性"，也即精神本体的不断来到自身、德性的不断拥有。世界的始（生）与终（成）最终就是人的存在的生与成，人的存在具有一种世界性的结构。人道意义上的真实存在还有一个理欲之辨的问题，在这方面，王船山的基本主张是，真实存在是感性存在与理性存在的统一。"形外而著，性内而隐"， 以可见（外而著）形式出现的感性与以不可见（内而隐）形式出现的理性共存于一个持续交互作用着的统一体中。但是，宋明以来贵理贱欲、贵性贱形（情）的哲学意识，以其对于感性、因此也是对于可见的敌视，割裂了这种统一，把人的本质简单地归结为理性存在的结果，必然是对于可见的消解，这种消解也为不可见与可见的隔绝提供了条件。王船山指出，只要菲薄人欲，就必然是菲薄天理。其次，理与欲在本然的意义上并不是对立的，理的原初功能在于燮理、引导，以便使欲求各得其所、各遂其欲。但是，理的功能并非对于欲的治疗。治疗的观念已经暗含着感性就是人自身需要克服的疾病。由于宋明人不能理解理欲的这种原初关系形态，而把欲求的去除视为实践的原则，这与那种衰微的、没有生命力的时代意识密切相关，它削弱了真实存在的能动性。王船山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天理只有在人欲上才能发现，天理的规定就是感性自身的同然性与真实无伪性，换言之，真正的理性是建立在主体的自慊感受与主体间的相互的承认基础之上的。感性存在并非仅仅是人的生物学特征或人类学规定，与理性存在一样，它还是人之为人的本体论规定。而且，理性的开显只有在感性的彻底实现中才得以可能，而宋明人去欲的实践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理性。
六
回归真实的存在这一主题不仅要回答什么是真实的存在，还要回答如何回归真实的存在，"如何回归"不仅包含如何把握、领会的问题，这是对于不可见从认识论上加以承担；而且，还包含着如何在实践中展现的问题，这是从感性实践的意义上对于不可见加以承担。在王船山那里，如何回归真实的存在主要从以下两个层面展开讨论：从个体性的角度来说，如何把握和展现真实的存在；从类主体的角度，如何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回归真实的存在。
从个体性的角度来说，就是主体在广义的知行过程中回归真实的存在，在王船山那里，主要围绕着以下三个层面来讨论的。第一，知行之辨，它承担主体与自身存在的关系。王船山强调，对于真实存在的把握要在知行过程中，在主体自身的存在中进行，而不是在那种静观的"离行之知"中加以把握，这关联着在广义认识活动中化理论为方法的问题，它与实践优先性的确立相联系。其次，如何在自身的存在中展现存在，这是化理论为德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王船山强调通过主体由知行活动向诚明过程的转化，这样，主体就由一个依赖于知行活动的学习主体转变为处于诚明过程中的德性主体。换言之，从知行到诚明的转化，是我与自身存在沟通的过程。第二，能所之辨，它承担的是主体与对象的关系，或者说是我与它的关系。王船山认为，无论是知行实践，还是诚明活动，都不能仅仅限制在内在经验或心性涵养中，更为主要的是，它发生在主体与对象世界的交互作用中。主体把自身不可见的精神本质展现在对象世界中，对象世界也以一定的方式作用着主体，这两方面的结合就是能所之间发生的双重对象性活动。王船山认为，这种对象性活动的关键是保持着能所各自的自有性，在所中展现自己的能仍然保持着能的性质，而不是把自己异化为所、消解自身，这是抵御异化的必由之路。第三，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我与你的关系。在广义知行过程中把握和展现真实的存在，固然是主体的自我探索过程，但是，这种自我探索发生在与他人交互的关系之中。换言之，真实存在的把握和展现，不仅有一个主体性的维度，同时还有一个主体间的维度。当然，王船山虽然有着对于主体间性的朦胧意识，但是他不可能建立这个概念。但王船山坚决主张在与他人的交互关系中自至（自我探索），既保持着与他人的交互关系，又维护主体自身的独特个性，这就是回归真实存在的必由之路。
如何回归真实的存在，从类主体的角度来说，就是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把握、展现真实的存在。化自在之物为为我之物以及能所之辨作为宽广的理论视域，把自然、历史和文化的主题带入了存在论的探讨中，这一点也是王船山能够突破宋明时代内在心性、道德之学的根本原因。王船山探讨了历史和自然的本体论区分，这种区分表明，一种真正的历史性生存就是可见与不可见的持续沟通活动，在历史中回归真实的存在，就是走向历史性的生存。通过对于"理势合一"与"理性的机巧"的探讨，王船山表明历史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天"，"天"是一种历史"大视域"，与源于个体的小视域以及源于现在的小视域相对。这种"大视域"的不同规定对应着走向历史性生存的方式。
首先，"天"以在共同体中生活着的人们的同然性为其具体含义，这意味着，参与历史性的生存，就是要成为民族共同体的一员，参与共同体的发展，自觉地承担与共同体的关系。换言之，历史过程中的"天人合一"需要的是一种"我"与"我们"的视域融合，作为这种融合的结果的是：一方面，我就是我本己的存在，不同于他人、不同于我们；另一方面，"我就是我们，我们就是我"。历史过程把主体自身的成长引入社会公共领域，而后者意味着一种更为普遍的、也更具有包容性的"社会性经验视野"（social horizon of experrience），它导向个体对于共同体公共事务的承担。当然，由于王船山缺乏适当的概念，个体对于共同体之间的多种多样的关系还没有被清晰地认识到。共同体可以是经济共同体、伦理共同体、法律共同体等等。个体对于共同体的关系承担因此也具有多种方式，法律的承担与经济的承担、伦理的承担虽然彼此交错，但是又有性质的不同。此外，个体对于共同体的任何一种承担都应是相互性的，一方面，是理应付出的责任与义务，另一方面则应平等地享有共同体成员经由相互承认而达成的基本的权利和劳动的成果。对于权利的承担，也是承担存在（包括自身存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要求需要在如下的法学性的意义上获得尊重，这就是，它是人们自身存在的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所有物"，本真的存在展开为对它的守护。但是，这些都不能指望在王船山那里发现。
其次，天的含义是"合往古来今而成纯"，这一点意味着，通向历史性生存，就是现在视域与不可见的过去和未来的"视域融合"。具体说来，就是把共同体那种不可见的历史（往古）与前景（来今）接收到个体当下的生存之中，自觉地参与共同体的历史性精神的生成，这就是走向历史性生存的方式。
此外，这种"大视域"，意味着"理性的机巧"，也即历史本身的不可测度性（隐性，不可见性），主体对于历史过程不可能拥有一种清晰、透明的意识。因此，走向真实存在，需要一种在不透明处境下的"技艺"，这就是"知几"、"知时"的实践性智慧。通过这种智慧，人们才能"变而不失其常"，"日新而不失其素"，成为真正的"时者"；通过这种智慧，历史才能真正成为"自由的场景"，成为存在的方式，成为回归真实的存在的道路。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40-0208-03
一、教学与科研的本质关系
教学与科研作为现代大学的两大职能，是由大学机构的教育性质所决定的，并且必然统一在同一教育主体之中。
（一）教学与科研相互区别，教学是大学教育之体，科研是大学教育之用。
现代大学作为社会教育机构，其核心职能与终极目标是为社会培养、输送人才，从而也就决定了教学是大学教育之体。但现代社会处于知识爆炸的时代，大量的新知识如潮水般袭来，让人应接不暇。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大学科研不仅能够为学生提供新知识，而且通过引导学生参与科研活动，可以培养学生的知识创新能力，赋予学生拥有自主获取新知识和自我选择所需知识的能力。于是，现代大学教学在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的同时，通过对大学科研平台的综合利用，着重对学生进行获取和创新知识两种能力的综合培养，而这也成为了大学科研的主要功用。教学与科研的体用之别，决定了两者在同一教育主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教学作为大学教育之体，决定了教学是科研的基础：教学需要决定科研的产生。教师在知识传授时遇到了无法纯粹用语言向学生描述事物内在本质的难题时，通过科研实验，向学生演示特定事物的内在结构或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作用，验证有关事物定律的真理性，再现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与科学思维的形成机理，帮助学生实现对知识由表象到本质的理解，这也成为了大学科研的发端。教学革新决定科研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培养创新型人才成为了大学教学的主要任务，大学科研也随之成为学生获取新知识的渠道和培养新能力的平台，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化发展。教学内容决定科研的范围，任何科研在内容上总是与大学的专业、学科设置保持着密切的关联性和明显的对应性。一所大学的重点发展专业也正是其科研重点发展的领域。而科研作为大学教育之用，则主要体现为科研是教学的延伸：大学开展科研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将教学活动延伸到专业知识产生的源头，对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进行改进与创新，强化教学的时效性。同时，根据科研的发展趋势和成果的社会价值，对专业、学科教学的内容重点和发展方向做出预研与规划，增强教学的前瞻性。教师进行科研活动的核心价值在于获取专业学术发展的最新前沿信息，及时更新自己的知识内存，并在知识传授中加以运用，使学生通过对专业学术发展的动态了解，激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课堂教学效果，这是一种更生动的教学。而学生参与科研活动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参与科研活动见证所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增强对知识内容的感性体验，加深对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的领悟，提高其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能力，这是一种更深刻的学习。
（二）教学与科研相互依存，教学是科研发展之本，科研是教学创新之源。
教学与科研的体用关系决定了两者的相互依存性，并由此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一方面，教学是科研发展之本。教学既是推动科研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决定大学科研性质的核心要素。大学科研常由三个部分组成，即以专业教学内容为主的实践科研、以跟踪专业研究发展为主的前沿科研和以创新教学方式为主的教育科研。大学科研这种明确的目地性及丰富的多样性，是大学科研区别于一般社会科研的重要标志，也正是大学教学决定科研性质的体现。另一方面，科研是教学创新之源。现代大学教学与以往大学教学的区别在于其不再对学生进行单一的知识传授，而是在知识的传授过程中注重知识创新能力的综合培养，而大学科研恰好为此提供了途径与保障。科研既丰富了教育供给的内容，也改善了教育供给的品质，在满足学生已有知识学习需求的同时，催生出新的教育需求，推动教育供给的增加，为大学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空间。
（三）教学与科研相互作用，教学引导科研发展方向，科研助推教学水平提升。
无论大学科研具有怎样的前沿性与高端性，都必然围绕大学教学的重点建设内容来展开。而教师教学能力与水平的提高、学生学习效果与质量的改进都有着科研的助推作用。二者同步发展，才能带动一所大学整体水平的提升。科研有助于促进教学方式的改进，为教学创新提供可能与途径。科研是一个包含认知情趣、认知心理、认知规律等活动内容的过程，如果教师能够对自己的科研活动过程进行全面的思考、概括与总结，并将其结果结合到教学内容中，不仅可以增加课堂教学的趣味性与生动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还可以由此形成一种与教学内容相对应的新教学方式，从而实现教学方法的创新。科研有助于改善教师与学生的沟通效果，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教学的实施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师生之间的沟通过程。实践证明，将教学与科研结合起来，学生会因参与其中而在心理上获得一种主体性自我认知，从而提高沟通积极性与主动性，使沟通的效果得到极大的改善，学习效率也会因此得到明显的提高。
二、“重科研、轻教学”问题产生的原因
在社会需求和政府政策的推动下，大学科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高校的权重地位和被重视度也不断提高。由此也带来了极为严重的“重科研、轻教学”的不当认知，导致教师普遍热衷于争取项目做科研而忽视了重要的教育教学，使原本教学之类的本职工作被边缘化，甚至草草应付了事。
（一）大学科研目的性与方向性的丢失，是“重科研、轻教学”现象产生的内在根源。
“重科研、轻教学”之所以会成为现代大学的一种普遍现象，其根源在于物质和名利的诱惑，造成大学科研目的性与方向性的人为丢失，使得大学科研与社会的融合度越来越高，而科研与教学在内容上的对应性越来越虚化，造成两者的关系出现割裂与倒置。
（二）没有建立有效的大学评价体系，是“重科研、轻教学”现象产生的主要因素。
大学走上扩大办学规模，提高社会知名度的进程，但相应的大学评价体系并没有建立起来，其中将最容易量化的科研作为大学综合实力的主要标志，并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于是，各大学从自身利益出发，将发展科研视为层次升级的最佳选择，将科研活动作为大学各项工作的核心，导致在认知和实践上对教学与科研功能定位的错位。
（三）大学教师对利益最大化的片面追求，是“重科研、轻教学”现象日益严重的重要推手。
大学教师作为教学任务的承担者，其行为自然受到所属大学机构各项制度、政策的制约，因而大学机构在职称评审、岗位聘任等方面所采取的向科研倾斜的政策导向，导致教师在面对教学与科研双重任务时，为了自身的现实利益与未来发展，毫不犹豫地将自己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投放在科研上，使得原本是大学核心职能的教学却被日益边缘化。
（四）教学制度与措施存在的严重缺失，导致“重科研、轻教学”现象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
对大学科研的片面性认识，不仅导致了科研凌驾于教学之上，更造成了大学管理制度建设的不完善。一方面，鼓励教师开展科研活动的各种制度、措施纷纷出台;另一方面，规范大学教学秩序的基本制度与保障措施得不到应有的落实和保证。一些性质模糊、关系错位与内容缺失的教学制度与措施，不仅无法规范教师的行为，保证教学活动的有序进行与健康发展，也无法发挥自身的纠偏作用，结果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存在问题更显突出。
以上原因使很多大学将教学与科研进行人为割裂与倒置，使科研凌驾于教学之上，这不仅不符合现代大学的教育本质，而且也严重损伤了现代大学的教育功能。因此，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大学教学与科研的严重失衡问题已成为当今我国高等教育实践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大学教育必须回归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统一
“教学与科研相统一”作为一种大学办学理念，最早由法国百科全书派提出，但真正将它贯彻到办学实践中的是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威廉・冯・洪堡所创建和领导的柏林大学。20世纪初，我国著名教育家先生以德国大学的Seminar为蓝本，在北京大学首创文、理、法三个研究所，推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使该校的教育机制发生深刻变化，教学风气也为之一新。大学教学与科研结构关系的重构必须回归教学与科研的有机统一之中，这样才能根除对两者关系的认知错位，改变本末倒置的错误做法，在坚持教学主体性的基础上，形成以教学需求指引科研发展、以科研成果助推教学创新的良性发展模式。同时，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重构还必须以建立、健全相应的制度、措施作保障，否则就必然陷入积重难返的窘境。
（一）确立教学主体性，将“教学为体、科研为用”作为大学建设、管理与发展的基本原则。
无论什么时代，也无论哪个国家，教学都是大学的核心职能与目标任务，这是教学主体性的本质体现。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教学已不再是一项简单的知识传授工作。现代大学教学如果只对学生进行单一的知识传授，而没有对学生同步进行知识运用和知识创新的培养，就无法满足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基本要求，从而也就失去了生存、发展的前提与基础。因此，现代大学必须在坚持教学主体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科研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作用，将“教学为体、科研为用”作为大学建设、管理与发展的基本原则。首先，“教学为体、科研为用”是现代大学教育本质的体现，也是现代大学教育核心价值的体现。为社会培养、输送创新型人才是现代大学教育的根本任务与核心价值，而且必须通过教学与科研的结合来完成知识传授与知识创新的融合，最终实现知识传授与知识创新的一体化，这也正是“教学为体、科研为用”的一种深层次体现;其次，“教学为体、科研为用”是提高大学教育质量的基础，也是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根本前提。推动大学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关键在于：一是恢复大学教学的主体地位，使教学重新成为大学各项工作的重心，这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基本前提。二是借助科研推动教育品质的提升，这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资源基础。没有科研提供的新知识成果作为教育供给侧改革的养料，改革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同时，“教学为体、科研为用”是现代大学管理的基本方针，也是国际一流大学发展建设的主要原则。现代大学管理必须以“教学为体、科研为用”作为基本方针，理顺大学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以教学主体性为核心建立、健全各项管理制度，提高大学管理制度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推动大学管理体系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建设。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重蹈“重科研、轻教学”的覆辙，保障大学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与协调发展。
（二）坚持教学目的性，以创新教学内容与方式作为大学科研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现代大学教学不仅需要随着科学的发展加快教学内容的更新，而且还必须围绕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目标来创新教学方式。应当鼓励教师将科研成果融入教材、讲义与教案，提高专业教学的时效性与创新性，提升教学供给的品质，刺激教学需求的增长，为大学教育赢得新的发展空间。同时，提升学生的知识水平与成才质量，推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解决，为大学教育赢得新的市场空间。要引导教师结合科研课题，指导学生进行科研实践，加速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现代大学要充分利用大学科研资源，开展研究型教学、体验式教学和开放式教学。通过学生参与科研实践，拓宽专业知识层面，构建新型知识结构，培养思维创新能力，打造创新核心机制与动力引擎，为社会需求提供人才质量保证。
（三）突出教学指导性，以“教学引导科研、科研助推教学”作为大学科研发展的基本方针。
首先要明确大学科研为教学服务的功能特性，让科研更深入地融入教学之中，使科研的教学属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更好地服务于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教育目的，这也决定了大学科研的核心功能性质是为教学服务。其次要保持大学科研系统的内部平衡与协调发展。在科研管理上，必须针对不同类别与不同层次的科研制定出不同的管理制度，以保证科研真正能服务于教学。就目前大学科研的现实状况看，应用研究普遍比较薄弱，根本无法满足教学实践的需求，而基础研究则具有较为明显的优势。为此，必须因势利导巩固基础科研建设，加强和推动科研产业化水平，以满足大学本科教学对科研实践的基本需求。大学科研的发展优势是科研助推教学的资源基础。大学在人才资源、知识储备、科研环境方面所拥有的独特优势，使其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为社会发展与经济建设服务的科研项目中去。大学科研在为社会提供服务的同时，无疑也为大学赢得了教学所需的丰厚资源，教师知识创新能力的提高，科研教学平台的建设、社会实践基地的扩增等对教学产生溢出效应，推动大学教学品质与水平的提高。
教育部于2004年1月4日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2004】2号），这是在原国家教委1996年实施的《核定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规模办学条件标准》和《“红”、“黄”牌高等学校办学条件标准》（教计【1996】154号）基础上，经多年运行、调研和测算后修改成的。这是规范高校办学行为，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文件，也是政府转变职能，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依据。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水平的快速提升，原有指标体系已经不能充分反应学校的办学条件水平与效益，亟需进一步完善。
一、《基本办学条件指标》的诠释
（一）基本办学条件指标
在《基本办学条件指标》中又分“基本办学条件指标：合格”、“基本办学条件指标：限制招生”、“监测办学条件指标：合格要求”三部分，基本办学条件指标指的是前二部分。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设5项：生师比、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生均教学行政用房、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指标按本科和高职（专科）分别设置，同时为了体现不同性质类别学校之间差异，又把综合、师范等12类院校分成6个档次。另外，又分成“合格”和“限制招生”两类标准。“限制招生”标准较“合格”标准放宽了一些，在此情况下提出了制裁性措施，即“黄牌”“红牌”措施。这给出了高校办学条件的“底线”，是教育部发展规划司依法实行监控的重要标准。
（二）生师比
指标定义：
师生比=折合在校生数，教师总数
指标内涵：
折合在校生数是将学校各类在校生按照不同的折算系数折算后的学生数，该数也叫“当量学生数”或“当量数”。因此，生师比有时也称为“当量生师比”。
研究与思考：
1 应当规范当量学生数的统计内容和折算办法，应由一个主管部门牵头，其他部门认可，这样在用到同一概念时都有相同的理解和认可。而在一些部门有特殊要求时则可另加说明。总之，这一概念在国内应是通用的，而且统计口径和折算系数都应统一。
2 应当规范教师这一概念的界定和表述。建议统计中也可引入当量教师（数）的概念和折算办法。
（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
指标定义：
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具有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数，专任教师数
指标内涵：
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是指已取得博士、硕士学位的专任教师。参加各种研究生班学习的、研究生班毕业的、现在攻读研究生学位尚未取得学位的，均不在统计范围。
研究与思考：
1 具有研究生学位的专任教师比例是师资队伍结构中的硬性指标。近年来随着高校引进高层次人才比例的不断提升，普通本科高校该项指标已经远远高于限制招生标准甚至远高于合格标准。因此，应适当提高该项指标。
2 该项指标不但没有考虑学校类型的差异，各类学校全部为30%，也没有考虑学校层次的差别，用同一比例是不公平也是不现实的。
（四）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指标定义：
生均教学用房行政用房=（教学及辅助用房面积+行政办公用房面积），全日制在校生数
指标内涵：
教学及辅助用房是指《普通高等学校建筑规划面积指标》11项指标中的教室、图书馆、实验实习场所及附属用房、风雨操场、会堂。所用学生数为全日制在校生数。
研究与思考：
1 近年来由于高校连续扩招，尽管各校都新增了不少教学或行政用房，但生均面积仍呈下降趋势。这种情况一般要经过5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得到缓解。
2 在统计各类用房时，有些房产难以界定，如医学院校的附属医院用房、工科院校的附属工厂用房，农（林）院校的农（林）场用房等，这些用房既各有独立的用途，又有接待实习的任务，而且这部分用房的面积数额都较大，怎样科学、合理折算，值得研究。
3 不同办学类型学校间标准差异很大。中我国高校扩招形势下，综合化趋势十分严重，不少高校很难用现行的学校类别来区分。因此，指标界定和统计方法应严格、明确，否则将影响一些学校的达标。
（五）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
指标定义：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折合在校生数
指标内涵：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是指单价在800元以上（含800元），且独立使用的仪器设备，其资产值按记入资产帐目的原值统计，记入时间按最近一次固定资产清仓核资结果为准。生均值的学生数用折合在校生数。
研究与思考：
1 关于“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有着何为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等概念需要界定和明确。关于仪器和设备严格说来也是不同的概念，设备也包含装置，可能由多个单价不足800元的零、部件甚至仪器组成，但其总值可能远远超过800元。因此，有些情况可能按“实验装置”统计，其单位用“套”，可能更科学、合理些。
2 单纯从单价（800元）来界定仪器设备是不全面的，还应从耐用期及独立使用价值来界定。因为有一些零配件虽然单价在800元以上，但不能单独使用，故应附在主机上统计。另外，有些仪器、仪表单价虽低于800元，但耐用期很长，不属于低值易耗品，又不能统计在仪器设备总值中。另外有些用量大、单价低、耐用期长的仪器在仪器设备中也占有较大的比例，而且也都是占用了大量“教学仪器购置费”购置的，对此没能进入“资产总值”似乎也有失公平。
（六）生均图书
指标定义：
生均图书=图书总数，折合在校生数
指标内涵：
图书总数是学校各类纸介质图书册数的总和，包括校图书馆及院系资料室的图书，也包括过刊的合订本，但电子类图书不包含在此项中。生均值中的学生数采用的是折合在校生数。在统计图书册数时，已下架的图书不能记入图书册数，但可把近三年每下架图书册数统计造表并加以说明。已购入但没有完成采编上架的图书应记入图书册数。
二、研究与思考：
doi：10.3969/j.issn.1674-4985.2013.05.069
门诊体检临床送标本溶血很常见。血液标本采集与送检过程中难免出现溶血现象，由多种因素引起，主要由于扎止血带时间长、抽血不顺、震荡及离心时间太早等。如果送检标本发生溶血现象就会对检测结果造成影响，从而对临床生化检验工作带来了很多不便和影响治疗效果。心肌酶是临床上反映心脏疾患的一个关键指标。2011年6月-2012年6月随机抽取30例本院门诊体检无溶血标本，以探讨溶血对心肌酶各项检测指标的影响。
1 材料与方法
1.1 标本采集 随机抽取门诊体检正常的30份空腹血液标本，无肉眼可见的黄疸、乳糜或溶血。
1.2 实验方法及设备 将同一标本分成2管，第1管37 ℃水浴15 min后3000× g离心10 min，作为非溶血标本离心后直接测定，第2管采用人为直接干预成不同程度的溶血标本后诱导溶血，用3000 × g 离心10 min后分离溶血血清备用，将溶血血清与不溶血血清以不同比例混合，制备成Hb分别为1.45 g/L、2.5 g/L、5.5 g/L溶血程度的血清。测试项目按照试剂说明书的方法以相同条件进行测定、离心，整个过程在2 h内完成。本院检测心肌酶设备采用美国贝克曼全自动生化分析仪（LX-20），试剂为浙江东瓯试剂，采用酶的质量分析法，正常值AST：0～40 U/L；LDH：109～245 U/L；HBDH：72～182 U/L；CK：38～174 U/L；CK-MB：0～25 U/L。用SYSMEX XS-1000i全自动血常规分析仪测定血清血红蛋白。
1.3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13.0软件，计量资料以（x±s）表示，采用t检验，P
2 结果
不同程度溶血血清的心肌酶五项测定值结果显示：Hb为1.45 g/L、2.5 g/L、5.5 g/L时的溶血血清与Hb为0 g/L的不溶血血清比较，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
表2 不同程度溶血血清的测定值变化倍率（n=30）
心肌酶项目 不溶血血清（对照）
Hb=0 g/L 溶血血清
Hb=1.45 g/L Hb=2.5 g/L Hb=5.5 g/L
AST 1 1.229 1.752 2.49
LDH 1 2.56 3.29 3.95
HBDH 1 1.53 1.89 2.83
CK 1 1.19 1.87 3.01
CK-MB 1 1.49 2.03 3.77
注：设定倍率不溶血血清Hb=0 g/L作为对照值N=1
3 讨论
在生化检验十分发达的今天，大多医院都对门诊患者进行全套生化检查，其中包括心肌酶，标本溶血会对某些生化检测项目造成影响，特别是心肌酶：谷草转氨酶、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a-羟丁酸脱氢酶、肌酸激酶同工酶是诊断心肌梗死、心肌损伤等疾病的重要指标，测定结果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疾病的诊治。笔者的试验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轻微溶血即可造成测定值成倍增加。这与国内文献报道一致[1]。在正常情况下，AST红细胞内的浓度为988.0 U/L，红细胞外的浓度为25.0 U/L，内/外比值接近40倍[2]，浓度存在显著差异，轻微溶血即可导致结果偏高。CK-MB曾作为心肌梗死诊断的“金标准”，但是一些非心肌梗死疾病其值也升高[3]，而且，国内广泛使用速率法或免疫抑制法测定其活性，体液肌酸激酶同工酶肌肉型（CK-MB）和异常CK会造成CK-MB的假性升高[4]。本组资料结果显示，不同程度标本溶血导致心肌酶五个检测指标显著增高，并随着溶血程度的加重升高更明显。
为了提高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一定要尽量避免标本溶血。要求在标本的采集、运送、分离和检测过程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尽量避免人为原因造成的溶血。在标本采集时首先要保证试管无菌并处于真空状态、扎止血带时间不要太久、抽血时不要反复穿刺；运送过程中避免震荡；分离时间不要太早；检测过程中要严格无菌操作。在报告检测结果时检验工作者和临床医生均应高度注意溶血标本对心肌酶谱五项检查的假性增高。检验人员在进行心肌酶检测时要关注检查血清血红蛋白含量等其他技术方面，以便于排除溶血影响因素。临床医生也应该掌握，只有这样医生才能够根据客观检验数据，以及检验人员对标本情况备注的情况来判断出被测人员真实健康情况，不同程度的溶血进行生化心肌酶谱五项检查，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因此临床一旦发现溶血必须重新采集标本，防止假性增高结果对临床的误诊。
综上结果所示，不同程度的溶血标本对于心肌酶的检测结果有很大的影响。要做好预防措施避免标本发生溶血。同时如果发生溶血，要及时分析溶血原因，区分机体体内、体外溶血的区别，及时发现问题，避免溶血发生，为临床提供有价值的诊断依据。
参考文献
[1] 阴斌霞，王香玲，赵丽华，等.溶血对生化检验准确性的影响及纠正[J].现代检验医学杂志，2007，9（22）：28.
[2] 王喜栋，路曦，宫心鹏，等.标本溶血对生化检验结果的影响[J].河北医药，2004， 26（8）：663.
能力是对实际工作领域种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有效的理解和有效的行动，它的核心是使知识、行动和学习形成的有机的统一体。能力作为个性心理特征，它总是与人的一定活动联系在一起的，能力的培养也必须依附于活动过程。因此，对有培养能力指向的教学活动过程设计和实施，成为能否达到培养能力的教学目的的关键。为了让学生在今后的专业领域及社会生活中能够利用所学知识有效地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为了让学生能够利用自己所学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模式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而不断纠正自己的方向；为了让学生拥有灵敏的判断力，从而持续自我发展并适应社会的发展，我们必须认真设计我们的课程，在课程中赋予学生这些能力，让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习不断积累这些能力。
一、能力划分
既然希望学生通过课程的学了获得某些技术能力，还能发展其它各项能力，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宽广知识面、有理想、有感知并能自省的人，那么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能力，能力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对于我们设计课程是非常有帮助的。因此对学生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所需要具体的能力必须有细致的划分。在教学中，结合笔者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调研内容，将能力划分为以下几种：
（1）应用知识和学习知识的能力。能够通过各种途径（中英文书籍、期刊、网络、实践等）得到所需要的知识，学习、理解，并能将所学知识有效应用到新情况中去。
（2）批判性的分析能力，能对问题、现象及情况做出准确、客观的批判和分析。
（3）解决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并形成合适的解决方案的能力。
（4）交流能力，通过各种方式和媒介（书面、演说、讨论）与人进行交流的能力。
（5）团队合作能力，作为团队成员能有效、创新地工作。
（6）责任感，对自己的学习负责。
（7）创造力，有横向思考的能力。
（8）领导力。
（9）国际化、多文化的适应。
（10）社会意识和责任行为的能力。
（11）行为反思意识环保意识应对能力。
二、教学计划的制定
课程教学计划是给学生提供一个让自己描述已经学到多少有用知识以及培养了哪些能力的平台。因此，为了对学生未来的职业道路有所帮助，让学生所得到的知识满足行业的要求，好的教学计划的制定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以上对能力的划分，为了给出更详细、更确定的数据库相关工程能力培养方案，保证在教学过程中按计划、按步骤达到既定的能力培养目标，需要有详尽的课程的教学文档。因此，在“数据库系统”教学过程中，除了教学大纲、实施计划之外，笔者还设计了学生能力表、教学活动表。
1.学生能力表的设计
学生能力表中描述了课程各项学生能力目标具体的培养方案及考评方式等，更明确了通过数据库系统课程需要学生到达的能力和大致的培养方案。
学生能力培养方案中分别从教师和学生在课堂讲授、辅导和课外的活动安排中达到对不同能力的培养目标，并给出相应的考评方式来检验学生的能力达到情况。
2.教学活动表的设计
教学活动表中则对教学活动进行详细设计，包括具体开展怎样的教学活动及其细节，利用这些教学活动按步骤的实现在学生能力表中计划达到的能力目标。在教学活动表的安排中，以每周为一个单位进行设计的。教学活动中详细计划了一周中，教师的课堂讲授、助教的课外辅导、学生在课堂、机房、辅导及课外的具体活动安排，其教学活动的形式包括讲授、课外辅导、小组讨论、小组辩论、上机实验、案例分析、书面报告、课后练习、考试等。针对“数据库系统”课程。
三、结论
基于“能力本位”的教学理念是以培养学生的职业或岗位所需各项能力为核心，以达到相关职业从业能力要求为教学目标。为了确保在课程中按计划、有步骤地达到这些目标，实现预定的能力培养，本文中为课程设计了学生能力表和教学活动表，从而制定了更加详细、更有针对性的教学计划。在“数据库系统”课程中的教学实践证明，有了这些规范性文档，教学中教师和学生对于该课程所包含的内容，具体的教学方法，能力培养目标及方案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帮助课程教学更有效地达到既定目标。
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献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得到了红学界前辈和青年同仁的热忱鼓
励与回应，至本次’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则进而列为会议的中心主题
。下面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这一主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讨。
一
《红楼梦》文献研究，主要是指有关这部小说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证。“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认为，这里的文献包括历朝的文件
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
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
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
，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
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析言之，“文献”之“文”是指书本记载；“文献”之“献”
是指口传议论。统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证而又可信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各种材料，所谓“
信而有证”，“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献”概念较之马端临的定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是指历史文件，即
马端临所说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传言论即“献”部分。在《红楼梦》的文献研究领
域里，也主要是指尽可能地搜集得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献材料，对
其做一番具体而深入的考证工作。朱谈文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文献学研究目的是要“
探导追溯并力图再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构思及成书过程，因而其研究
范围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情节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创作思想、《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等内容。” （注：《论红楼梦文献学研究
之前景》， 《红楼梦学刊》93.1。）鉴此，她把《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归纳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与创作思想研究五个方面。但更严谨地分类，成
书过程与创作思想研究可归于作者研究，另外须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与传播
研究两个方面。
与文献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词
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一个文学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学批评进行分析和讨论的一个现成的
文学作品。不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当代中国，文本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歧
异乃至混乱，但追本溯源，应以最早倡导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的界定为基础。新批评派
认为文本是一个由独立的词语组成的物体，是一个客观的有自身结构而与社会、读者没
有关系的独立存在，所以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又被称为“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
ism）、“客观批评”（objectivism）或“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e theory），根
据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新批评派认为因关注的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
的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过程，努力追踪作者个人经历以与作品相印证，便是“
传记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条
件，便是“历史—社会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与读者的影响，如果以自己充当读
者身份记录下读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评”；如果研究各种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就是“
文艺社会学”。新批评派所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认为作品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价值与意义，因而无须关注和研究作品产生之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与作者生平身世
、创作意图与创作过程，也无须关注与研究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的阅读
效果，否则，就会产生“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所谓“意图谬见”就是“将诗与
其产生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
评与相对主义”；所谓“感受谬见”是指“将诗与其结果相混淆，即混淆诗本身与诗的
所作所为……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式批评与相对主义”
。（注：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页。）批评家应努力摈弃“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只在作品自身
中寻求意义。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于历史、社会、作者与读者
之外的客观存在，以作品自身为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新批评派这一试图切断文学作品
的创作之源与接受之流而专注于作品自身的静态研究，在理论上明显失之片面和狭隘，
在实践中也是难以真正实施的，但对扭转片面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转向作品自身的内
部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同样，对于长期以来文献与文本研究严重
失衡的红学研究而言，也不无借鉴之处，这就是应该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
小说作品，着重就作品本身展开研究，具体包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语言
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题意蕴研究等各个方面。
较之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对文学作
品内涵的深层开掘。关于“文化”这一同样来自西方的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的
歧义乃至混乱比之“文本”更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对文化作出了一个经典性的界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
、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时至今日，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日趋纷繁甚至凌乱不堪，
但人们还是比较认可文化由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构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由于《红楼梦》具有特别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上进而走向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研究范围也相当广泛，
主要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
研究等方面。《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红楼梦》所蕴
含的人类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这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价值，更有魅力，
当然难度也更大。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与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衔接
、依次递进的，而且彼此也有明显的交叉叠合之处。因此，《红楼梦》文献、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这一论题的确立与研讨，既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从分到合的必然趋
势，也反映了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内在要求。
二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论题
，同时从这一特定视角回顾与反思一下二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的红学历程，我们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确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缺撼乃至教训。其中既有人为的主观
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的无奈。
本世纪初，当红学界依然为“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颇具哲人眼光的王国维
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开始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学解读
《红楼梦》，从对《红楼梦》神话文本的注重到对其形上哲理蕴义的体悟；从对中国大
团圆传统的批判到对《红楼梦》作为最高悲剧的定位；从以西方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的审美价值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较……都使该文在探索《红楼梦》为全人类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义方面，获得了以前和当时红学研究者所未有的独创性与深
刻性，从而开启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研究之先声。
然而，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固然“先锋”，但
毕竟是孤军奋战，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群体的支撑。直到1921年，留学西方的胡
适以中国传统考据学融会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初步澄清了《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问题，并以此确立了“自传说”的学术根基，他的《
红楼梦考证》也就成为旧红学结束、新红学开始的标志。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
考证》，红学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终于舍弃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献研究之路，新红
学选择了而不是王国维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
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新红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吸纳了西
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其主体仍是传统的考据学。比如为了澄清《红楼梦》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广泛搜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资料，
然后通过综合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与由清人发展至极致的考据学仍是一脉相承，因而
可以为诸多具有较好国学根底的学人所效法。实际上，新红学之后的文献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开创的实证研究逐步拓展而来，诸如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些文献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传统考据学为基本方法，耗
费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构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因文献研究较少涉及理
论观点而始终未受太多的干扰和冲击，所以能延续不断而一枝独秀。
也正因为新红学的建立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点，新红学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文献研究
的延续，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盛况空前的文献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显的冷落。到了本世纪中叶，藉助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延续新红
学而来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矫正与更新，然而当时红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却转向《红楼梦》
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作品的历史政治内涵——以新批评派的理论观之，就是从所
谓的“传记式批评”转向“历史—社会批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一方面是红学研
究的日趋兴盛，尽显显学之盛势；另一方面则是在非文学化中进而走向泛历史化、泛社
会化、泛政治化。尽管较之新红学的文献研究已发生了明显的学术转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纪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红学界通过反思五十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开始重视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热”的勃然而兴，又将正处于转折时期的红学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红学圈内的学者力图借助文化学的新理论、新方
法，以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新境界；同时也有许多红学圈外的学者以《红楼梦》为
范本，以此检验文化学理论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于是内外合一，
此呼彼应，共同促进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兴盛。
通观20世纪百年红学史，当我们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纪初期、中叶、末期三次红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与转移过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从边缘进入中心，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文献、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为政，不相往来，乃至相互轻视，或相互指责；三是受制于客观形势，出现过多
的外部干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与深入开展；四是少数研究者违规操作，学术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损害了红学研究的声誉。其中，第四种情形往往由红学圈外引起
，可以暂且不管；第三种结果是时代使然，无可奈何。就第一、第二点而言，从红学研
究的最新发展动态来看，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回归文本研究呼声的高涨，红学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献研究转向内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显示出文献、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从分到合的演化轨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献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
的成就，可以为文本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而文献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当困难，因为原始材料的发现毕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学者往
往缺少老一辈训练有素的考证功力，但多视角、多层次的文本研究与综合研究正是他们
的长处与兴趣所在。学术主体的新陈代谢，意味着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势在必然。
三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目的在于通过回归文本研究寻求
与文献、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机融合，真正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
篱，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与创新的关系而言，
创新是融通的目标，也是宗旨；而融通则是创新的前提，也是途径。具体地说，《红楼
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
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在21世纪的红学研究中，文本研究将占据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轴心地位。所谓红
学，原本即是以《红楼梦》这部著作命名的，虽然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但反过来
也是《红楼梦》创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红楼梦》的流传而流传，因《红楼梦
》的显世而显世。而作为读者，他对于《红楼梦》的认知、体悟也首先来自于《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红学研究轴心地位的应是文本研究。离开文本，就成为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然而在红学研究的发展史上，恰恰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视，受到冷落，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红楼梦》的外部研究，过于注重其历史内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来的政治内涵，似乎忘记了《红楼梦》原是小说，原是文学这样一个不言自
明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红学界屡屡发出的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确有相当的针
对性。
但是，《红楼梦》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说。一方面，作者在创作《红
楼梦》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谜，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为何又如何
创作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谁之手？哪个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这些问题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胜的无穷魅力，不管它最终有否答案；同时这些问题也直
接关系到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理解，关系到《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深度。举一个例
子，《红楼梦》老是出现“金陵”，表明作者有一个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由于文
献研究对于作者童年时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们有可能对作者难以释怀的“金
陵情结”有更深的体悟，实质上，那是延绵不绝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结，家族情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文献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础。尽管长期以来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献研究作为
知人论世之资也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艺术经典之作，比之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部
小说都更具有蕴含中国文化精神的广度、深度与力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蕴
与智慧的一部长篇小说，甚至称之为“文化小说”也当之无愧。因此，在从文献研究回
归于文本研究的同时，还必须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诚然，人们至今对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而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也会有种种不
同的选择，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学作品的潜层意义方面已充分显示出了文献与文本研究
所难以臻达的独特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对文
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解读。由于《红楼梦》首先回溯神话文化之本原，同时又广泛吸纳了
宗教文化而最终逼近文化哲学，因此，对《红楼梦》的深层文化底蕴的探索应着重围绕
神话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笔者曾在《探寻文学世界的形
上意义》一文中指出：“文学世界深层的形上意义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文学作品有否这
种深层的形上意义，这种深层形上意义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现的完善程度，是最终衡量文
学作品有否永恒价值与魅力的关键。概而言之，推动作家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拓进和
升华的最重要的两种力量是宗教精神与哲学精神，两者同时成为支撑文学世界的两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底下左右的两角，失去任何一角都会导致整个三角形的倾
塌。”（注：见《文本与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就《红楼梦》
而言，宗教学与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话学研究
，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终与宗教与哲学研究殊途同归。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
意味着对原有红学研究传统的一次新的学术重建。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
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内
，是回归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对长期以来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受到冷落，未能从
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反拨和矫正，这当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仅仅站在作品之内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仅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样
，只有作品之内与作品之外视点的不断转换与比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鉴于
此，在从文本之外回归于文本之内的第一次否定之后，还须继续走向从文本之内超越于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实质
上是在文献、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综合与超越。离开文献研究的基础和文本研究的轴心
，文化研究不仅会失去根基，而且会偏离方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最先开启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声，但由于缺乏文献研究的坚实基础，也缺乏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具体
分析，结果造成了诸多疏失和误解。而在今天，我们既可借鉴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觉完善的理论思维，可以在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的学术重建中，寻求真正的融通，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四
为了主动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转型、建构21世纪红学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时也为了更好地把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落到实处，笔者根据世纪之交红
学研究的发展态势，预拟出如下十大研究课题，以求教于红学界前辈与同仁：
1.《红楼梦》文献整理与研究。历经二百多年的积累，《红楼梦》文献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但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上，包括《红楼梦》文献与红学文献两个方面都远远
没有跟上，比如至今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研究著作提要与论文索引》，这不仅
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学术研究必须像接力赛那样
一个一个接着跑而不能从零开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工作尤其是现代化的信息网络
系统的建设至为重要。
2.红学史研究。红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之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尔
后又有一些论著陆续发表。在当今的世纪之交，应该有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
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问世，它能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导
引未来结合起来，为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辅平道路。
3.《红楼梦》渊源研究。《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须从中国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开渊源研究，我们才能更加切实地把握
其精神内核与本原。
4.《红楼梦》影响研究。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红楼梦》就如一个中继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其前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广泛、深刻地影响于其
后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发展。通过对后于《红楼梦》的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
开影响研究，可以更透彻地理解《红楼梦》。
5.《红楼梦》比较研究。将《红楼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参与与世界文学的对
话，可以进一步揭示其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学与文化之价值。应在历史、实践与理论三个
方面同时展开研究，然后形成“比较红学”的系列成果。
6.《红楼梦》综合研究。《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又广泛包容了神话、历史、哲学
、宗教、伦理、医学、建筑、园林、民俗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誉之为“百科全书”
，确是当之无愧。因而在红学研究上，也应相应地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对
其进行综合研究。
7.《红楼梦》艺术研究。在过去的红学研究中，我们不仅在总体上忽略了小说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过多地关注人物的道德评价。走向21世纪的红学，应对《红楼
梦》的艺术创作过程、经验与原理进行系统总结。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着明
天更多的发展空间。红学界应集中力量对此进行重点研究，相信会有新的突破。
8.《红楼梦》意义研究。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
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因而伟大作家之作品也都无不具有寓言性、预言性
与超越性，它永远是问号和感叹号，而没有句号。对于《红楼梦》内在意义的阐释也是
如此。在未来世纪，《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应更加关注其人类学内涵，并相应地更新与
完善阐释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9.《红楼梦》与当代创作研究。从明代“四大奇书”到清中叶问世的《红楼梦》，
中国长篇小说从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红楼梦》之后，却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现当代，
虽屡有仿作出现，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问世。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们是否有必要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精神养料呢？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
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红楼梦》之于后代尤其是当代小说创作也应发挥
同样的作用。这就要求红学界不仅关注过去，而且要关注现实，不仅满足于对《红楼梦
》的阐释，而且要进一步把《红楼梦》的精神养料转化为当代小说创作的精神血液，为
当代小说创作的伟大复兴作出独特的贡献。对于大多数红楼学人来说，这确是一个富有
挑战性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崭新课题。
10.《红楼梦》现象研究。从《红楼梦》的问世、传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国历史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红楼梦》现象，这一现象已远远超越了文学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渗透到人民大众。对此，红学界也
同样应予更多的关注。
请各地认真做好活动的组织工作。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活动的领导，要发挥教研部门的作用，要把教师基本功比赛活动与本地艺术教育学科建设结合起来，切实提高艺术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活动委托《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中国美术教育》杂志编辑部、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学会美术教育专业委员会承办。具体事宜与上述单位联系。
附件：第四届全国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基本功比赛活动方案
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
2005年3月14日
抄送：《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中国美术教育》编辑部、中国教育学会音乐教育专业委员会、中国教育学会美术教育专业委员会
附件：
第四届全国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基本功比赛活动方案
一、 参赛对象
热爱教育事业、具有三年以上教龄（2002年9月1目前任教）的中小学在岗在职音乐、美术专兼职教师。
二、 比赛内容、形式及要求
（一）音乐
1． 音乐欣赏常识与音乐教育理论。现场听录音答题，音乐教育理论笔试内容依据《九年义务教育小学（初中）音乐教学大纲》（试用修订版）、《音乐课程标准》（实验稿），时间120分钟。
2． 声乐。演唱一首自选的独唱歌曲（不得用通俗唱法），自备伴奏带或钢琴伴奏（钢琴伴奏必须是本省市参赛的选手），限时6分钟以内。
3． 键盘（限钢琴或手风琴）。演奏一首自选独奏曲，限时6分钟以内。
4． 自弹自唱与合唱指挥。自弹自唱：（占60％）根据指定的歌曲，边演唱边用钢琴作即兴伴奏；合唱指挥：（占40％）根据指定的合唱曲目，指挥由两架钢琴代表的合唱队。
5． 器乐或舞蹈：两项中任选一项。乐器除键盘乐器外可任选一种中、西乐器或中小学课堂教学乐器（竖笛、口琴），乐器自备，演奏一首自选独奏曲，可使用自备的伴奏带；舞蹈内容自选，舞蹈音乐可用伴奏带，服装和伴奏带均自备。限时6分钟以内。
（二）美术（略）
三、 参赛办法
1． 以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为单位组织参赛。每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报小学音乐、美术教师各2名，中学音乐、美术教师各1名；计划单列市可报小学音乐、美术教师各1名，中学音乐、美术教师各1名。
2． 各地除按规定人数选派选手外，可派音乐、美术领队各1名。
3． 各地选派的参赛选手，必须符合规定的条件，组委会要对各地选手进行资格审查，凡发现不符合规定的，取消获奖资格。
4． 参赛选手和领队必须如实填写登记表（见附表），并加盖选送单位的公章，登记表于2005年8月31目前上报。
音乐参赛报名表报《中国音乐教育》杂志社，地址：北京翠微路2号，邮编：100036，电话：010－68219114，68173645，联系人：宋瑾。
四、 评选
1． 由我司聘请专家组成评委会进行评选；
2． 评奖分设小学组和中学组；
3． 奖级分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107（2012）10-0070-02
一、开发高等数学基本能力测试系统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高职教育的迅猛发展，高职学生已经成为大学生群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高职学生是由高考最后批次的录取生和三校生、中专3+2班的学生构成的，与普通本科院校相比，职业技术学院的高考录取分数普遍较低，加上生源竞争及部分地区职业技术教育招生政策的影响，职业院校学生的文化基础和行为习惯与本科院校的学生有着明显差距。调查显示，认为数学学习很重要的学生占36.63%，比较重要的学生占44.48%。但是，上数学课之前，只有12.97%的学生能提前预习，了解教师要讲解的知识，不懂的地方做上记号，44.09%的学生从不预习，更有3.17%的学生常常找不到课本。在课堂上对教师提出的问题不愿意发言或无动于衷的学生占30.26%。问题的不断积累，导致部分学生不知所措，丧失学习乐趣，无法正常学习高职数学课程，为此迫切需要提高教师的责任心，认真思考高职学生的学习现状和改变对策，对高职学生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帮助。
纵观高职学生的学习状况，除了不可改变的个人数学基础较差的因素，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数学成绩的考核体系。目前，许多高职院校对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定方式，以期末考试成绩为主，平时学习情况考核为辅。这种考核方式不能体现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也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出学生掌握知识的真实水平[1]。同时，由于利益的趋同性，学生获得高分，教师也受欢迎和赞誉，学生给教师的评价也高，学生成绩的客观性已不复存在[2]。一些学生平时不努力，考前搞突击，临近考试，把主要精力和兴趣集中于教师复习阶段的提示上，背复习题，猜题、押题，甚至不择手段套教师的考试题，从而滋生了学生在考试中的作弊行为[3]。由于成绩考核基本是一卷定乾坤，导致50%以上的学生都会产生背叛诚信的冲动。考试结束后，一些感觉没有考好的学生，会通过电话和人际关系请求教师拉分、送分，扭曲了高等学府的教育意义，助长了依靠旁门左道求得成功的歪风邪气。教师出卷难易程度把握的不确定性、批卷过程中的不严格性、总评成绩产生的随意性，使得学习目标缺乏预见性，不但无法有效地促进学生学习和掌握数学思想和技能，反而降低了学生的品德素养，严重阻碍了合格高职人才的培养。
二、开发高等数学基本能力测试系统的可行性
当前，用计算机考核数学成绩，已被逐步应用。在国外，GMAT，全称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即国外工商管理硕士MBA入学考试，由美国商学院研究所入学考试委员会委托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教育测试中心（ETS）举办，在我国的主办单位是中国国外考试协调处（CIECB）。 GMAT的改革来自两方面，一是机考的改革，仅仅是考试硬件设施的改善；二是辅导教材的变化。自2006年1月1日起，GMAT考试的出题和管理机构将由ETS和Thomson Prometric转移至ACT、Inc和Pearson VUE，第十一版《GMAT复习官方指南》（The Official Guide for GMAT Review，简称OG）也相应出版，第十一版OG由一本变为三本，包括《GMAT复习》、《数学复习（quantitative）》和《语文复习（verbal）》。按照难度顺序编写，帮助学生参加机考。在国内，全国高校网络教育考试委员会于2008年11月20日[2008]01号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2009年考试工作计划，根据《教育部关于做好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工作的通知》（教高函[2006]17号）的精神，全国高校网络教育考试委员会将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适合于成人继续教育的统考组织模式，进一步加强统考信息化环境、信息管理系统以及标准化考点的建设。在2008年《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英语（A、B、C）》实施机考的基础上、2009年在全国实施《大学语文（A、B）》和《高等数学（A、B）》统考课程的机考试点，全面推进统考管理和考试方式的信息化。
对高职院校学生的数学学习情况的考察，同样可以实现微机考试。经过近几年的发展，高等职业学院的办学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电脑机房、微机设备和网络系统都形成规模，使得高职教育改革中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整合成为可能。这种整合的实现，不仅仅是在日常的数学教学中，还可以体现在对学生学习数学的结果进行微机考核。以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为例，学院拥有公共机房6个，约300台微机，再加上各系部配置的专业机房和微机，只要委托软件开发公司的专业人员设计专门的测试系统软件，完全具备学生上机考试的基础设施条件。每年参加学习高等数学的学生约1400人，分4―5批进行上机，就可以完成对高职学生的高等数学基本能力的测试。
三、高职院校高等数学基本能力测试系统的初步设计
结合大纲要求，突出教学重点，立足高职院校的培养目标，积极调研各专业的数学要求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理清各个专业的知识结构，结合在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重新评估数学课程的设置，明确数学教育“为专业课服务”和“提高学生职业核心能力”这两大任务，以“能学够用”为原则，总结各专业对高等数学知识的普遍要求，联系生产和生活实际，捕获学生感兴趣的热点，突出工程技术中常用的各种数学思想和方法，注重逻辑推理能力、基本运算能力和抽象概括能力。
高等数学基本能力测试软件系统，内容包括函数与极限、一元函数微分学、一元函数积分学三大部分，为了方便学生操作和电脑计分，题型统一采用单项选择题。通过科学合理分解数学问题，把高等数学的基本能力分解成100个节点，每个节点设立5个难易程度一致的同类型题，建立500个单项选择题库。电脑出卷时，每个节点中随机选取1题，组成100个单项选择题的机考试卷，每题1分，满分100分。关于考题的设计，在传统的题型中，除了原有的单项选择题外，填空题和是非题很容易转化为单项选择题。对计算题、应用题和证明题，需要对解题过程进行细化，可以分解为对概念的理解、对性质的理解与运用以及一些常见的解题技巧，把其中一些重要的过程提炼出来，构成单项选择题。
高等数学基本能力测试软件系统的基本运行功能，要求具备存储班级名称，考试时让学生进行选择，避免学生不规范输入班级名称，防止出现成绩无法归类统计等问题。在测试系统自动出卷后，让学生逐一答题。设置一个答题限时时间，在这个时间段内，应考学生可以随时提交，超过考试限时时间，则系统自动提交。提交后，系统自动显示本次测试的成绩，并自动按班级和姓氏归档，以便教师和学生查询。软件系统的后台操作功能，必须具有不同学期的班级名称的更新、试题库的改善和充实。
高职学生学习高等数学，一般是安排在一个学期内完成。在高等数学学习的下半学期，印发带有照片的上机准考证，开始安排学生分批在机房参加高等数学基本能力测试。测试成绩超过60分的，按实际得分计入机考成绩；不足60分的为不合格，必须重新参加测试，并且下次的测试成绩超过60分的，只能以60分计入机考成绩。学生只有通过高等数学基本能力测试，才能参加期末数学考试。学生高等数学学习的最后成绩评定，由机考成绩、期末成绩和平时成绩综合确定，所占比例可分别取50%、30%和20%。
四、开发高等数学基本能力测试系统的意义
开发“高等数学基本能力测试系统”，从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角度来改革数学课程考核体系，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的基本数学能力，结合其他方式的成绩评估，综合考查学生的数学掌握情况，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拥有成功的机会。这一严格的考试模式，迫使每个学生必须通过高等数学基本能力测试平台，可以淡化期末考试，有效杜绝学生在期末考试中孤注一掷的做法，使学生认真对待数学课程，把精力转移到平日的学习中。只有实施强有力的手段，用制度和体制来规范学生的思想和行为，让学生体会“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假”的道理，才能颠覆学生的惰性心理，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唤醒学生本能的求知欲望，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明确数学的学习方向，强化学生自我学习的意识，有效改变部分高职学生的投机心理，使学生化压力为动力，认真学好高等数学课程，培养学生科学严谨的态度和作风，提升学生的数学素养，提高学生的数学水平，树立高职教育良好的校风和学风，扭转“要我学”为“不得不学”直至“我要学”，使学生具有比较熟练的基本运算能力、自学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初步抽象概括问题的能力以及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为学生学习后继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解决生产实际问题，提供必不可少的数学思想和方法，为培养“能学、会用”的高级技能人才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