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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之前，每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时，尽管伴有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但危机从总的来说还是突出表现在生产领域，形成了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生产下降、企业破产倒闭、工人失业，金融危机只是伴随现象。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经济危机更多地表现为金融危机：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1990年日本经济破沫破裂引发的金融危机、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2000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频频爆发，给世界经济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表现形态。” 由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明显地转变为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发生了经济危机转型。
那什么是经济危机转型？经济危机转型是指经济危机由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转向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最先爆发于实体经济领域，由生产过剩导致大量生产能力闲置，工厂倒闭，然后进一步蔓延到金融领域的经济危机，其主导是生产过剩所引发的经济混乱。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由金融领域爆发的金融危机引发包括产业领域在内的全面的经济危机，其主导是金融危机。狭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是指在金融领域爆发的包括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和系统性金融危机在内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转型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发生转变。传统的经济危机多数首先发生于产业领域，然后传导到金融领域，突出地表现为商品滞销，利润减少，导致生产（主要是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失业大量增加，企业开工不足并大批倒闭，生产力和产品遭到严重的破坏和损失，继而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乱并爆发金融危机，使社会经济陷入瘫痪、倒退状态。而近三十年来发生的经济危机基本上爆发于金融领域，然后传导到产业领域，主要表现为金融资产价格等金融指标在短期内急剧恶化的现象，致使产业领域在内的其它领域发生危机。这些金融指标包括货币汇率、短期利率、证券资产价格、房地产的价格、金融机构倒闭数目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危机都采取了金融危机 的形式，如拉美债务危机、日本泡沫危机、欧洲货币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阿根廷债务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等。因此，当代经济危机就其表现形态来看是金融危机，但就其深层次或本质层面来看，金融危机的性质仍然是经济危机，或者说是以金融危机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这也恰好反映了当代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发生了改变。二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形态虽然发生了改变，但其本质未变，还是过剩，只是过剩的表现形态发生了变化。无论传统的经济危机还是当代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其实质仍然是相对过剩。只不过当代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的“过剩”不仅仅体现在实体经济领域的生产过剩，更多的是体现在虚拟经济领域的“资本过剩”。本文所分析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主要是指广义的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
二、经济危机转型的特征
经济危机转型即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转向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虽然其本质没有发生改变，但其表现形态较之原先的生产过剩主导型经济危机来说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集中反映在：
（二）资本有机构成变化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剩余价值的实现过程，特别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的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从来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商品价值由商品体到货币体的“惊险的跳跃”的过程，在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并不必然会发生。这种“跳跃”发生的几率甚至随着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循环反复而趋于减小。商品价值规律发挥优胜劣汰的作用，使得“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的努力如果单纯依靠资本投入的扩张，就会因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导致劳动力价格过快上升到“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的程度。对于资本来说，率先采用可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新生产方法，从而使所生产的每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就可以暂时地取得额外的剩余价值，同时淘汰其他竞争者。个别产业资本之间的竞争越是激烈，增进劳动生产力就越是成为资本家扩大生产规模的手段，实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就越有必要。当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方式成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主要方式时，资本有机构成的单向变化就成为一种常态：不变资本的相对量趋于增加，可变资本的相对量趋于减少。资本有机构成的这种变化必然使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结合方式发生不可逆的改变：“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收工人……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佣的工人”。这种排斥，必定以人口相对过剩的常态化和产业后备军的形成为结果，进而成为资本持续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有力武器。一方面是资本驱使下不断扩大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导致的消费需求萎靡。生产与需求的这种对立积累到一定程度，剩余价值就会因为商品交换活动的停滞和萎缩而无法实现，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突然中断，以商品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
二、透支消费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的暂时缓解
（一）透支消费的目的与实质客观地讲，相对于封建主义生产关系下近乎停滞的社会生产来说，资本支配下的社会生产在并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内使社会生产力实现前所未有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曾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日趋激化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正是这种发展起来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支配的资本蓄积规则及财富分配规则相冲突的结果。如果不能依靠压缩生产能力的办法来解决这一冲突，就只能依靠刺激消费需求的方式来寻求缓和。突破“量入为出”的观念，决不是某个人心血来潮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局部调整的必然产物。“透支消费”的观念之所以能够被接受，恰是日趋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间的矛盾不断发展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同时也是资本蓄积的过程，资本蓄积越快则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也就越尖锐化。资本蓄积正是通过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将剩余价值转化为产业资本，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才能得到完成。在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由于剩余价值不断地转化为产业资本，生产能力的扩张几乎是没有限制的；但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却会使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所具有的消费购买能力相对地变弱。要缓解生产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必须改变一部分社会劳动生产物的性质和用途，使生产与需求暂时达到耦合状态，使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可以从商品交换中得到实现。作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物质载体的那部分劳动生产物已经补偿了在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劳动资料或劳动力，所以其性质和用途不能再作改变。唯一还可以改变用途的劳动生产物，就是那些补偿生产过程中劳动能力和劳动资料耗费之后剩余的那部分劳动生产物。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这部分剩余生产物的价值形态即是剩余价值。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透支消费（无论是微观层面的个人消费透支，还是宏观层面的国家财政透支）本质上都是将剩余价值的用途暂作改变，在抑制生产能力扩张的同时尽可能扩大有效需求，最大程度地让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得以成功实现。
（二）透支消费的必然性与局限性利用透支消费来缓解剩余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方法，可以归纳为：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这种使资本可以继续行使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和对剩余生产物的索取权的方法，在资本主义体系刚刚形成并初步发展的历史时期，并不是必须的。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资产阶级奔走于世界各地……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不断扩大的世界市场使剩余价值可以较为容易地实现。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资本主义的世界殖民体系日臻完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越来越遭到全体劳动者的抵制和反抗，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导致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加快，实行这种“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方法就变得越来越有必要。相对于危机爆发时销毁过剩商品并消灭生产能力的那些危机应对办法，全社会范围内的透支消费可以在尽可能小地破坏生产力的前提下，尽量地缓和因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透支消费在一段时期内将社会储蓄基金部分转变为社会消费基金，暂时减缓了剩余价值转化为产业资本的速度，以破坏相对较小的方式抑制了生产能力的扩张；另一方面，透支消费在一段时期内提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的消费能力。资本牺牲的是对已实现的部分剩余价值的直接支配权，换取的是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平稳运行，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剩余价值的顺利实现。以“高福利、高消费”著称的福利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正是因为福利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全社会范围内多层次的透支消费，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提供了一种毋需废除资本对生产支配权力的应对办法。实行透支消费的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在回避一个根本的问题：即导致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这就注定了透支消费只能暂时缓解社会再生产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并不可能从根源上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
三、剩余价值难以实现问题的激化与经济危机形态的转变
（一）透支消费使剩余价值向金融资本转变当资本家以“用剩余价值实现剩余价值”的办法来缓解被资本支配下的扩大再生产激化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时，资本不会放弃对转变了用途的这部分剩余价值的最终支配权。透支消费暂时转变剩余价值用途的过程，只是通过信贷或公债的方式，将作为这部分剩余价值物质载体的剩余生产物的使用权暂时让渡给消费者或政府。剩余价值归资本家所有的财富分配规则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本质的改变，但资本家对已实现剩余价值的即时索取权转变为对已实现和将要实现的剩余价值的长期索取权。用于实现剩余价值的这部分剩余价值，虽然没有转化为在“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三种形态中完整循环的产业资本，却转化为金融资本：通过到期还本付息的规则，不仅将过去已实现的剩余价值收回，还额外地从因这些剩余价值的垫付而得以实现的新的剩余价值中以利息的形式支取出一部分来。这些游离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之外的金融资本，表面上看只是当作商品的货币，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它作为货币所完成的这个行为，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先导”（P383）。由此可以看出，当代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盛行的全社会透支消费并不是资本给劳动者的无偿馈赠，也不意味着劳动者依附于资本的事实发生了改变；实行透支消费的目的只是为了资本可以更好地实现剩余价值，并将资本对劳动者以及对社会生产的支配进一步深化。
（二）资本主义生产体系金融化与货币过剩常态化全社会范围内的透支消费越是盛行，越来越大比例的剩余价值会转化为金融资本，进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金融化。这种形式的转化非但不可能使业已存在的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关系得到彻底解决，反倒会使这种矛盾关系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金融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导引作用使产业资本周转效率提高，单位时间内生产既定剩余价值所需的产业资本预付量减少了。这一改变意味着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全社会范围来看，资本蓄积的速度不是减慢了而是加快了。资本蓄积速度的加快推动生产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的加速变化，不变资本比重进一步上升，可变资本比重则进一步下降。另一方面，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加速了劳动者购买力弱化的过程，实现剩余价值的目标使社会对金融资本的需求快速放大。这表现在扩大的透支消费使得对充当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求快速增加，以债权关系和信用关系作杠杆，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成倍放大。金融资本借由透支消费取得的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支配作用，使得生产与需求的矛盾关系不再直接表现为商品过剩，而是表现为常态化的货币过剩。金融资本流向哪个产业部门，哪个产业部门就会在供需两旺的形势下迅速膨胀；反之，金融资本一旦撤出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会因需求的萎缩而迅速衰落。对商品的需求往往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无关，也与消费者的实际购买力无关。在这种形势下，不仅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直接转化为金融资本，甚至在实体经济部门中循环周转的职能资本也有向金融部门流动的趋势。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日益膨胀，经济加速金融化。最近20年美国经济发生的一些变化，就很能说明这一趋势。从衡量货币发行量的广义货币M2与GDP比值指标来看，1994年美国该指数为62.16%，但到2012年已达89.92%；再从衡量资产证券化的股票市场交易额与GDP比值指标来看，1988年时美国该指数仅为33.97%，在1997年达到123.73%，在2000年时则达到321.88%，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450.19%。①
（三）经济危机形态的转变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金融化和货币过剩的常态化，非但没有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反倒将这种对立发展到了更深的程度，社会生产的无序性在各种金融衍生品的遮蔽下悄然生发。以引发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为例，次级抵押贷款本是面向信用程度差和还债能力弱的借款人的一种高风险贷款，次级抵押贷款公司却将这些贷款通过资产证券化打包成债券出售给投资银行，投资银行又利用担保债务凭证等工具面向保险公司、对冲基金等金融机构为购买这些债券融资。正如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因为有各种方法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各种不同的人手里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货币资本’的最大部分纯粹是虚拟的”。以劳动者为主的消费群体购买力越是随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而相对弱化，金融资本为实现剩余价值而鼓励透支消费的动机就越强烈，手段就越翻新。金融资本对透支消费的支持，扰乱了价格信号反映并协调生产与需求关系的过程，使得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信用货币的高度不稳定性，成为频繁引发以货币过剩为特征的当代经济危机的导火索。不同于金属货币，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具有高度的可伸缩性。当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较容易实现时，金融资本为参与对剩余价值的分割而极力延长信用链条，大量的信用货币被创造出来，并带动扩大再生产过程的加速。但当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难以实现时，金融资本为实现新的剩余价值而让渡出去的剩余价值就表现为个人和政府债务的累积；一旦债务无法清偿，信用链条的崩溃会使流通中的信用货币量急速萎缩，并加剧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实现问题。信用货币的不稳定性，正是金融资本对扩大再生产过程的控制没有消除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的外在表现。扩大再生产越是加速进行，劳动者购买力越是萎缩，与透支消费相联系的信用货币过剩也就越严重。当过度扩张的信用也无法帮助资本将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出来时，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就引发现代经济危机的爆发。从商品过剩向以货币过剩的经济危机形态转变，是金融资本通过透支消费取得对社会再生产过程支配权的必然结果。通过透支消费使剩余价值转化为金融资本并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导引，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但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剩余价值难以实现的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一起现实的危机的最终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金融资本既然不能改变资本在社会生产中占支配地位的资本蓄积规则和财富分配规则，也就不可能真正消除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只能使这种对立激化导致的经济危机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
四、危机形态转变的经济后果
（一）劳动者地位的弱势化建立在全社会范围内透支消费基础之上的福利资本主义，曾给人以一种幻觉：劳动者的经济地位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而提高，高水平的社会福利可以保证劳动者不再依附于资本。但以新的形态表现出来的经济危机表明，劳动者依附于资本的事实并没有丝毫改变，并且随着危机形态的转变，劳动者的经济地位有明显的弱势化的倾向。一方面，在金融资本引导下不断加快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使社会绝大多数劳动者被制造业部门所排斥，劳动者面临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几乎成为一种常态。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在遭遇高通货膨胀率的同时，还出现了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的问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数据表明，美国平民失业率自1974年1月突破5%，1982年曾一度攀升至10.8%，直到1997年5月初才首次降到5%以下水平。②另一方面，劳动者由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转移的过程中，劳动者的个人生产力趋于贫乏。在美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1980年的67.23%上升到2011年的73.09%；但服务业就业人数占社会总就业人数比重从1980年的65.7%上升到2010年的81.2%。③相对于非服务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劳动者的财富创造能力增长更为缓慢。劳动者经济地位弱势化既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与需求对立加深、经济危机频发的直接原因，又因新形态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加剧。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导致金融资本失去支持透支消费的能力，转而要求政府和个人清偿因透支消费而累积起来的债务，以便将垫付出去的资本回收。政府和个人债务危机的集中爆发，不仅导致福利资本主义破产，还将劳动者推至更加弱势的地位。
（二）消费者行为的虚荣化消费者的一切消费行为，原本都应当是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服务的。劳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条件，人的劳动的目的和消费的目的应当是一致的，即为了再生产出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劳动，也为了再生产出更自由全面发展的人而消费。金融资本对社会生产的支配使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更加深化，与危机形态转变相伴生的货币过剩也使消费者迷失其行为的目的，陷入消费目的虚荣化的境地。一方面，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全社会透支消费将需求的范围限定在人的衣食、生殖、居住、装饰等动物机能上。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透支消费提供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可以满足较低层次的人的动物机能方面的需求，却不能满足更高层次的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全社会透支消费培养起来的“消费至上”的观念，无助于人的精神方面的需求的满足，也就不能达到再生产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目的。另一方面，金融资本主导下的全社会透支消费使消费者出现“为了消费而消费”的倾向，物质产品和服务的消费相对于动物机能方面需求的满足也是过剩的。金融资本提供的各种透支消费的机会，使消费者可以仅仅是为了虚荣而非为了需要进行消费。名牌箱包等奢侈品在使用价值上与一般商品并无差异，但是奢侈品可以满足消费者的虚荣心，故让众多消费者哪怕背上债务也要购买。消费者行为普遍虚荣化既是经济危机形态转变的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新形态经济危机发生的风险。消费者出于虚荣心而做出的消费决策，使生产者误以为商品供不应求是可以持续的状况，从而盲目扩大生产规模，加剧生产与需求的对立。信用货币流通量的突然萎缩使这种虚荣消费失去财富支撑，生产与需求的对立关系就显现出来。普遍的虚荣消费越是与透支消费紧密结合，金融资本的无序流动就越是容易造成货币过剩经济危机的爆发。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危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10］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11］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12］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2）14009802
高等院校负债融资所带来的风险问题是一个新兴的课题。负债融资在为高等学校带来快速发展的同时，同时也给其带来了巨大的财政风险。负债会提高高等学校筹集资金的成本和整个运营成本。负债存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对高等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会给其带来财务危机。
1 我国高校负债融资现状
从2009年被确定为化解高校负债危机的重点年之后，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了一些举措，使高校的还贷危机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缓和，但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消除高校负债融资的风险和危机。
1.1 银行加大催款力度和高校无力还贷之间的矛盾突出
在1999年高校扩招办学以来，几乎所有高校都向银行借过一定数额的信用贷款，而且这些贷款到2008年前后，都已经到了还贷高峰期。而受到金融危机影响最大的金融机构，此时已经将催缴高校还款列为他们走出经济危机困境的主要途径之一。而另一方面是，中国政府面对经济危机的蔓延，对高校等教育方面的经费预期会明显下降，使原本还贷压力的高校承受了雪上加霜的窘境。
1.2 高校融资渠道变窄，融资方式单一，高校发展困境加剧
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一方面，业已形成并到期的金融信贷本息难以偿还，另一方面，高校自身建设、学术科研投资、教职工福利改善等方面的开支会不断缩小，高校发展面临严重的融资困境和还贷危机。
1.3 学生学费收缴困难加剧，高校持续发展面临致命性困境
经济危机蔓延过程中以及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完全复苏还需要一个过程，而大学生的学费支出在家庭支出中的比例普遍偏高，因此全国各地高校纷纷出现了大学生欠学费的现象，在经济危机影响下，学费虽然作为高校发展运行中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似乎只是杯水车薪，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负债融资的困境和危机问题。
2 我国高校负债融资风险分析
高校负债融资风险在经济危机之前以及经济危机之后都一直存在，而且在经济危机蔓延的过程中，高校负债融资的风险就会更加明显，如果这种风险得不到有效控制，势必影响到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2.1 国家政策变化的负效应
国家方针政策导向作用，既可以产生正效应，如引导和规范作用，又可以产生消极的负效应，如进一步刺激高等教育盲目膨胀发展等。其在这些评估政策的推动下，高校为了能够在这些综合评估中胜出，相继走向了盲目建设与超负荷建设的发展轨道，因此就需要大量的资金作为后盾，而这些资金，几乎都是通过银行信贷等融资渠道获得，因而就使大部分高校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纷纷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
2.2 高等教育市场竞争格局的变化
从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看，为了能够在林立的高校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从而建立其品牌，扩大影响力，高等院校就不得不在技术设施建设、图书馆、实验室、体育设施等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而办学规模、办学质量与基础设施建设之间，同时又存在相互制约的矛盾关系，因此就使高校在本来就已经捉襟见肘的资金困境中出现“拆东墙补西墙”的情形，负债压力愈加加剧，融资渠道也会不断萎缩，从而就会形成较大的负债融资风险。
2.3 高校发展及其管理漏洞
高校自身的发展，使其在参与市场竞争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尤其在自主参与竞争方面，在投资建设项目等方面，因其已经具有独立的市场主体行为能力和权力，加上国家鼓励高等院校提高自主办学能力的政策背景，高校就会在有些项目的建设与发展中，片面追求盲目性与规模性，而忽视了自己实际的经济负载能力，从而形成跟风搞建设、无限制扩大办学规模的情形，这会无形中加重高校自身运转的财务负担。这些都导致高校基础建设迟缓，负债不断加重的局面。
3 金融危机后我国防范高校负债融资风险的应对措施
3.1 金融危机后高校自身应对负债融资风险的措施
（1）收集整理风险管理初始信息。
对高校自身而言，在做风险初始信息收集分类分析时，要主要针对这些信息做好分析与整理采集工作：国家有关社会经济和教育事业的政策信息；经济危机对行业经济的影响以及经济危机后行业经济复苏情况有关的信息；银行利率变化信息；高校自身的财务能力信息，如资产负债表、资金周转率、管理费用、其他收入信息等；高校市场竞争信息。
（2）进行风险评估与预测。
根据高校现有的收入能力以及具体的融资周期和额度，在综合评价自己的偿还能力之后做出的科学定位与分析，可以矫正一些盲目的融资行为；分析论证高校重大建设项目的可能风险，主要分析重大项目建设所需要的资金，项目建成之后可能收回投资的周期，从而科学评价该建设工程项目是否需要通过负债融资的方式及时开展；根据高校自身的发展，结合高等教育市场竞争趋势的变化，对是否通过负债融资经营做出合理评价，从而为其长远发展提供重要参考；分析论证高校的财务负担，正确分析和评价自己的偿还能力。
由系统控制危机到社会规范危机的转换过程
上文中我们肯定了哈贝马斯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根源的认识，尽管这一根源对于他的危机理论来说似乎无足轻重。因此，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哈贝马斯“危机”概念的真正内涵，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其危机理论的实质。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一书开篇之处是这样论述“危机”范畴的:“我们把危机与一种客观力量的概念联系起来，这种客观力量剥夺了一个主体的某些正常控制能力。我们把一个过程说成是危机，这样也就赋予了该过程一种规范意义:危机的克服意味着陷入危机的主体获得解放。”
可见，哈贝马斯一开始就是从控制与规范之间关系开始构建其危机理论的。哈贝马斯首先介绍了社会科学范畴的系统论危机概念，从这一角度讲，危机就是系统整合的持续失调。但哈贝马斯认为，只有系统控制危机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也就是社会规范结构的共识基础受到破坏时，才会形成社会危机。因此，哈贝马斯强调:“一种适当的社会科学危机概念应该能够把握住系统整合(Systemintegration)与社会整合(Sozialinte-gration)的关系。”为此，哈贝马斯引进了“生活世界”这一范畴，并将生活世界与系统这两个范式联系起来。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蕴含着一个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生活世界规范结构的正常运行，服务于社会整合，又依赖于社会认同;而系统仅仅关注于社会系统自身的控制机制与原则。因此，“危机分析要求一个能够把握住规范结构与控制问题之间关系的分析层面。”
在此基础上，哈贝马斯得出这样的结论:社会危机就是控制机制对社会规范结构的破坏，就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下面让我们结合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看看系统控制危机如何转换成社会规范危机，也就是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的具体内容。哈贝马斯认为，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组织原则不是政治性的阶级统治，而是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经济系统同时承担着系统整合与社会整合的双重功能，由此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属于纯粹意义上的系统危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系统依然有其自身的组织原则，政治系统为避免经济系统的功能失调，用整体计划调节经济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市场机制。经济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被转化成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不同组织原则、不同控制手段之间的矛盾。遗憾的是，行政行为不但不能解决经济危机，反而会使政治系统自身陷入危机，经济危机转化成行政合理性危机。哈贝马斯借用经济学的“投入”与“产出”模式来分析政治系统危机倾向:“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产出危机表现为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不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投入危机则表现为合法性危机，即合法性系统无法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
因此，“合理性危机是一种转嫁的危机，与经济危机一样，合理性危机把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矛盾表现为控制命令之间的矛盾。”哈贝马斯阐述了行政合理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行政计划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其根源还是在于经济系统自身的“为非普遍利益而进行的社会化生产”的结构性矛盾，简单的说，就是国家行政手段无法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弥补自我封闭的经济系统的弱点，承担起协助市场的任务，因此，国家控制手段的逻辑就迫使国家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部因素进入系统。”
行政行为一旦介入经济危机，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对经济系统的诉求马上转移到政治系统上。哈贝马斯还进一步指出，行政合理性危机会通过国家机器的瓦解的方式取消其合法性。合法性丧失，意味着国家行政行为无法维系原有的合法性规范。如果说行政合理性危机指的是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缺乏理性，行政行为无法满足经济系统的控制指令的要求。那么合法性危机则是指，行政行为在干预经济危机时所作的各种控制命令即便有效，也破坏了原有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的“动机危机”，无法再提供满足合法性需求的意识形态和规范价值体系，社会主流价值与制度受到质疑，大众忠诚丧失。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系统控制到社会规范这一危机的转换过程。哈贝马斯从经济系统的控制原则入手，但其理论落脚点却是社会文化领域的规范结构。也就是说，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核心是合法化危机，而合法化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重点不在于经济危机，他更无意于探讨经济危机背后的社会结构性矛盾。他认为经济危机已不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合法性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最主要的危机形式，而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社会认同危机。在哈贝马斯这里。社会危机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由经济基础转移到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危机意味着，行政行为在应对经济危机时，无法确立或维持必要的合法性规范结构，无法从社会文化系统汲取行政行为正当性的资源，无法对行政合理性进行论证。如果国家无法对其行政行为的正当性做出论证，则必然会陷入合法化机之中。合理性危机并不必然导致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却肇始于行政合理性危机，是合理性危机通过社会文化系统的转换，是系统整合危机向社会整合危机的转换。“各种危机倾向只有通过社会文化系统才能爆发出来，原因在于一个社会的社会整合依赖于这一系统的产出: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以合法化形式给政治系统提供动机，间接依赖的是社会文化系统向教育和就业系统输送劳动动机。”
社会文化系统自身的危机表现为动机危机，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一系列的公民私人性与家庭职业私人性原则是最重要的动机模式，对政治系统与经济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正是这两个模式遭到系统的破坏，形成动机危机，进而影响社会系统整合。也就是说，社会文化系统与社会整合密切相关，对社会整合起着决定性作用。从系统与生活世界的之间关系的角度看，生活世界受制于经济系统和政治系统，即受到金钱和权力这两种手段的控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正是各种社会系统以不同的机制和原则破坏了生活世界的规范结构，社会文化系统产出失调，规范结构无法为控制手段提供合法性依据，造成合法性危机以及系统对“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同时指出，合法性危机必须追溯到对合法性的需求，合法性需求的增加是因为政治系统意义储备变得越来越贫乏。因此，哈贝马斯认为，“不能随时用来满足行政系统需求的僵化的社会文化系统是加剧合法化困境并导致合法化危机的唯一原因……决定合法化危机的必然是一种动机危机，即国家、教育系统和就业系统所需要的动机和社会文化系统所能提供的动机之间所存在的差异。”因此，“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Identitatskrise)。它不是由于系统整合受到威胁而产生的，而是由于下列事实造成的，即履行政府计划的各项任务使失去政治意义的公共领域的结构受到怀疑，从而使确保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形式民主受到质疑。”
在哈贝马斯合法性理论的范畴中，“认同”或者说“承认”扮演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危机”是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的逻辑起点，“认同”则是其理论的落脚点。现代政治合法性论证的第一要义就是民众的认同原则，政治合法性首先要通过民众对政权的认同和拥护程度表现出来。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同时，他对于合法化危机实质的剖析，也为危机的消除指明了方向:只有通过交往理性的重构，才能建立起有效的社会规范价值体系，从而消除合法化危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启示
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断从经济系统转换到政治文化系统，并且试图在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领域探求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实质与解决途径，实质上是否定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因此也注定了这一理论的乌托邦命运。然而，哈贝马斯危机理论不仅以社会系统角度为我们揭示了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相互关联，同时也揭示了系统控制与社会规范的内在张力。特别是哈贝马斯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合法性危机的实质，以及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文化系统的干预等方面的剖析与阐释，对于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改革与加强文化建设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1)深化经济改革，避免产生危机的结构性矛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价值规律在市场资源配置方面起了基础性作用。但近些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经济领域矛盾不断积累。一方面，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改革滞后的主要表现是，政府支配的资源过多，过分主导资源配置，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问题未解决，抑制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的发挥。一句话，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理顺。”哈贝马斯在批判晚期资本主义的时候指出，“如果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还继续存在着经济危机倾向，这就表明，国家干预资本运作过程的行为和交换过程一样，也服从于自发的经济规律。”
上文中所提到的行政合理化危机，简单地说，就是政府行为未能成功地协调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我国目前体制改革的关键就在于使政府能够更好地、更理性地为经济和市场服务，这也是转型期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在哈贝马斯看来，经济系统的危机具有自发性，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周期性规律。而国家行政行为对经济危机的干预，使危机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和社会文化领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着同样的风险与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改革的目的是实现发展与保持稳定，但不能以发展与稳定为托词而拒绝深化改革，这样只会削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更有可能增加不稳定的因素。行政理念的转变与行政能力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才能不断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有效防止政府行为对经济的过当干预。否则，政府的干预行为不仅不能解决经济系统自身存在的问题，而且使经济的问题诱发政治的问题，造成社会民众对国家政策、政府行为甚至于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并进而引发哈贝马斯所谓的“行政合理性危机”与“政治合法性危机”。
另一方面，经济系统危机根源于其系统内部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之间结构性矛盾，而当前我国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结构性矛盾日益明显，例如劳动力的结构性短缺与失业问题，市场投资过热与购买力低下问题等同时存在。生产要素结构性的矛盾不仅会导致生产的不平衡性与经济滞胀，同时不可避免地导致分配不公以及贫富差距过大。经济领域结构性矛盾越积累越严重，只有靠改革而不是一味的发展才能解决。只有理顺各种所有制形式之间以及社会各系统之间关系，不断调整与完善经济结构才能实现经济的良性发展。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既得利益的阻挠与反对，使深层次改革举步维艰，各种危机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并存。因此，我们必须树立正确的危机意识，解放思想，事实求是，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积极探索高效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提供物质保障;同时又要鼓励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不断探索劳动与资本有效的结合方式。一句话，只有在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各种结构性矛盾以及所引发的一系列危机才能得到缓解与避免。
(2)加强文化建设，增强核心价值体系的凝聚力
哈贝马斯为我们揭示了社会各系统之间的危机转换过程，并指出合法性危机的实质是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虽然与行政合理性危机同属于政治危机倾向，但合法性危机并不是系统整合的危机，而是社会整合的危机。社会文化系统遭到破坏，社会规范价值体系遭到质疑，严重威胁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哈贝马斯批评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行政行为对公共舆论的操纵，“政治系统承担起规划意识形态的任务……文化系统特别能抵制行政控制:意义从来都不是用行政手段创造出来的。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获取合法化的‘方式’一旦被看穿，对合法化的追求就会不战自败。”
认同是意义的来源，但现代文化产业与意识形态不但不能满足意义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会消耗原本就有限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资源。行政行为对社会文化系统意义生产的介入，不可避免地渗透着一种特殊的政治利益，利益导向取代了共同价值取向，传统的意义资源和价值认同就会丧失。哈贝马斯上述之见解固然有失偏颇，也诚然为我国文化建设提供了借鉴。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意识到文化建设所面临问题的严重性———目前整个文化确实导致了认同出现了危机。我国现在面临着一种“文化失衡”现象: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规范，在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的冲击下，已经无法为社会发展提供必要道德规范与价值支撑，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焦虑心理直接影响社会价值的认同与政治合法性的认同。这既是多年来只重经济发展造成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我们过去文化建设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密切相关。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实现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同时强调，要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构建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的体制机制。一方面，我们必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和基本道德规范，以此来应对认同危机与合法化危机可能带来的挑战;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必须规范政府在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发挥，在文化建设中，政府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不能越位也不要缺位。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一、投资品的定义
投资品是指购买后不需要追加新的使用价值,也不需要附加新价值,即可择机出售获利(也可能亏损)的商品。
投资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纯投资品。这类投资品没有使用功能,只有投资功能,如:股票(或股权)、期货、金融衍生产品等。本文把纯投资品之外的商品称为“使用品”。二是复合投资品。这类投资品既有使用功能,也有投资功能,如房地产、金银首饰、收藏品、普洱茶等。
投资品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上述定义属于狭义的投资品,广义的投资品既包括狭义的投资品,也包括生产资料。本文只研究狭义投资品一方面是为了避免概念的含混和交叉,另一方面是狭义投资品对经济危机具有诱发和加剧作用。
与广义和狭义投资品相对应,“投资”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本文所指的投资是与狭义投资品相对应的狭义投资。
另外,如果把本文定义的“投资品”用另一概念“投机品”替代,对本文的论证和结论没有影响。按照习惯,“投机”一般代表负面作用,“投资”一般代表正面作用。但是,投资与投机没有明显的界线,本文后面会证明投资的负面作用也很强。实践中,利益相关者经常以“我们是在进行投资,而不是投机”来逃避责任,政府也经常以“鼓励投资而不是鼓励投机”来逃避责任。为了堵住他们逃避责任的借口,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投资的负面作用也很强,本文没有使用“投机品”概念,而是使用“投资品”概念。
二、有关经济危机成因与诱因的文献述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的结论是:经济危机的本质是生产过剩,生产过剩是由于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群众购买力不足的原因是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两极分化。马克思也指出,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使商品买与卖分离提供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形成了蕴含危机的债务链条[1]。这可理解为,货币的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是马克思当年经济危机的内在诱因。
凯恩斯也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形成经济危机的关键环节,但对其提出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与马克思的看法截然不同。凯恩斯认为,有效需求不足原因有三个:消费倾向、资本未来收益预期、对货币的灵活偏好[2]。这都属于心理因素。凯恩斯的最大贡献并不在于经济危机成因的分析,而在于提出了通过扩大财政支出来摆脱危机的论点,该论点被多数国家所采用。
20世纪70年代初,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建立了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否认政府政策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性,反对政府干预,这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了凯恩斯的经济危机理论。但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自身也有重大缺陷[3]。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并进一步引发全球经济危机后,人们对房地产危机的成因及其对经济危机的诱发作用也有很多研究。吴宣恭认为次贷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美国用扩大信贷的方式缓解生产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4]。李石凯认为根本原因是储蓄率过低[5](有人认为是超前消费、消费率过高,与此类似)。也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次贷引发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原因包括金融创新过度、金融全球化、金融监管不力、流动性过剩、低估金融风险等[6]。
马克思得出的经济危机本质和成因对当代经济危机仍然适用。当然,经济形态和经济体制复杂化、多样化,也使当代经济危机与马克思当年的古典经济危机有所不同。在当代经济中,金融危机对经济危机诱发作用更明显、更强烈、更普遍,房地产对金融危机的诱发作用更明显、更强烈、更普遍。
三、投资品无均衡价格定律及其推论
经济学基本原理表明,一般商品(称为使用品)的供给曲线单调递减、需求曲线单调递增,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可以实现单一的均衡价格P0。
投资品的供给与需求曲线在有些阶段与使用品相似,因为在投资品市场,“逢低买入、逢高减仓”是重要的买卖依据之一。但也有一些阶段与使用品相反,因为“买涨不买跌”、“追涨杀跌”也是投资品买卖的依据之一。在这种买卖依据作用的阶段,当投资品价格上涨时,买入意愿更加强烈,卖出意愿减弱,即对投资品的需求增加、供给减少;当投资品价格下跌时,买入意愿减弱,卖出意愿增强,即对投资品的需求减少、供给增加。投资品在这一阶段的供给与需求曲线变化方向与使用品的供给与需求曲线正好相反。投资品供给与需求曲线的阶段性反向变化使投资品价格既有可能在偏高的价格暂时均衡,也有可能在偏低的价格暂时均衡,还有可能在中间段形成暂时均衡。可以说,投资品没有均衡价格或者说有多个暂时均衡价格P0,P1,P2等(见图1)。这一规律称为“投资品无均衡价格定律”。
图1 投资品的供给与需求曲线
投资品无均衡价格定律是一个普遍规律,既可以从理论上逻辑演绎推理得出,也可以从大量实践中归纳推理得出。根据这一定律,结合经济活动,可以得出四个推论:
推论一:不论是纯投资品还是复合投资品,价格都会在多个暂时均衡价格之间往返运动,这使投资品价格必然会出现“涨过头、跌过头”。换言之,投资品价格“涨过头、跌过头”是投资品的基本特性之一,也是正常的、合理的。
推论二:投资品价格在向“涨过头”演变过程中,获得盈利的投资者数量增加、盈利总量增加,形成“财富效应”,这不仅会鼓舞投资者购买更多的投资品(促使“涨过头”的最终实现),而且也会鼓舞投资者购买或消费更多的非投资品。这意味着投资品价格“涨过头”必然会间接诱发非投资品需求的过度膨胀,诱发非投资品行业的“过热”。
推论三:复合投资品向“涨过头”演变的过程,本身就是使用品(因为复合投资品也是使用品)需求过度膨胀的过程,这必然会直接诱发上游产业需求的“过热”。例如,房地产价格向“涨过头”演变中,需求不断增加,直接诱发建材、钢铁等产业的“过热”。
推论四:推论二、推论三都表明,投资品向“涨过头”演变过程会诱发多行业经济“过热”,同理,投资品价格向“跌过头”的演变,会诱发多行业经济“过冷”,而经济形势由“过热”向“过冷”过渡的过程就是经济危机。可见,投资品对经济危机具有诱发作用。如果投资品的规模和范围如果非常小,对经济危机的诱发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当投资品规模和范围达到一定程度,必然会明显诱发经济危机,并加剧经济危机程度。
从现实中的产业危机来看,无论是金融危机、房地产危机,还是网络股泡沫、普洱茶过度投机,共同的内在诱因都是投资品价格“涨过头、跌过头”特性。
在当代经济中,由金融危机引发经济危机的次数最多、规模最大,这是因为金融业中的纯投资品数量最多、规模最大。另外,房地产之所以成为引发当代金融危机的最重要诱因,这是因为房地产现已成为交易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复合投资品,而且房地产是金融机构最欢迎的抵押品,因而成为复合投资品中与金融业结合程度最高的品种。
四、投资品双重性、投资者双重性及其后果
投资品对社会经济体系的作用
具有双重性,即正面和负面两种作用。正面作用也称为良或天使属性,负面作用也称为恶或魔鬼属性。投资品的双重性可以通俗地称为投资品“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以典型的投资品股票为例,它具有优化资源配置、减少交易成本、发现均衡价格等多种良,但也同时具有助长赌博和不劳而获、诱使市场操纵和财务报表作假、加剧贫富分化、泡沫破灭后诱发经济危机等恶。 投资者在买卖投资品时也具有双重性,即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这似乎违背经济学“理性人”基本假设,实际上没有违背经济学基本假设,而是经济学中普遍存在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共生现象。投资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其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投资品的供需曲线有些阶段与使用品相似,有些阶段与使用品相反;二是经济主体(人)在买卖使用品时符合理性人假设,但在买卖投资品时,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买卖使用品时是理性的,但在买卖投资品时则是理性与非理性都会出现。
投资者与投资品结合形成了投资活动,形成了投资品行业。投资品双重性与投资者双重性的结合不仅没有减少投资品的负面作用,反而使投资活动的负面作用强化。以股票为例,投资品双重性与投资者双重性的结合会出现4种结果(见图2)。其中第一种结果正面的,其余三种全是负面结果,第四种结果负面作用最强烈。从这四种结果的比较可以看得出来,投资活动的负面作用比正面作用在种类上和程度上都更强,这可通俗地称为投资活动“少半是天使,多半是魔鬼”。
投
资
者 理
性 第二种结果
1.追涨杀跌,导致涨过头或跌过头
2.实业经营太辛苦,转向资本运作和炒股
3.合法操纵股票价格 第一种结果
1.优化资源配置
2.减少交易成本
3.发现均衡价格,促进价格实现均衡
非
理
性 第四种结果
1.像赌场的赌博,助长不劳而获的心理和行为
2.诱使非法操纵和报表作假
3.加剧贫富分化
4.泡沫破灭诱发经济危机 第三种结果
1.亏钱骂政府、企业或股评,赚钱则归功于自己
2.放弃原来职业,专职炒股
3.鞭打快牛(企业),为了上市扩张过快,留下隐患
恶 良
投资品
图2 投资品双重性与投资者双重性的结合
五、投资品的规模膨胀与范围渗透
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增值，为了实现增值不折手段是资本残忍和血腥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构成了资本运动的全部和原始的动力。从资本主义诞生到今天走过了近五百年的时间，五百年来，资本主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过了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垄断、国家垄断的历史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资本主义势力称雄世界，资本主义集团内部通过激烈的竞争，不断分化和组合，形成了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金融、能源、矿产、粮食世界性垄断集团，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长期博弈中，最终获胜，获得了货币发行权，资本主义步入国家垄断阶段，国际资本应运而生，资本主义政权最终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国际资本通过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完成了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掌控，其实现增值的手段变得随心所欲，花样翻新，不断通过制造经济波动，劫掠世界财富。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性的经济波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发生的频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是，结局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和研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形态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的同时，其实现增值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已经对通过传统手段掠夺财富，实现增值变得失去了耐心，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频繁搅动世界经济，实现一夜暴富，疯狂地掠夺世界财富，掠夺的手段变得更加隐蔽和富于欺骗性。
二战后在频繁发生的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粮食危机、局部战争危机的背后我们总能看到资本的影子，资本在这些危机的背后鬼魅魍魉，若隐若现，事实上我们应该知道：它___一国际资本才是这些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但哭得最伤心的却往往是最大的赢家，每次经济危机的最大受益者恰恰就是它，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危机的根本原因，也许能加深对危机的认识和把握，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防微杜渐，减少损失。
二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常态
金融经济国际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趋势。尽管几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金融经济国际化受到异议，但是，随着经济垒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金融经济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共识。金融国际化使得国际资本轻而易举敲开了世界各个国家的大门，表面上表现为垒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高效流动，但本质上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的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控制，为国际资本搅动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国际资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适的时机和机会来制造增值的机会。基于国际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控制地位，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规则垄断、金融国家化使得国际资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经常发生的现象，金融危机的常态化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经静性的波动中。
三次贷危机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
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一部分，中国的传媒领域肯定会受到经济危机的重大冲击。这是毫无疑问的。冲击突出表现在媒体广告收入的波动与下滑。由于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一些企业在经营和销售上出现困难，进而引起消费需求和消费信心的下降，反过来又带动更多的企业陷入这一恶性循环。对媒体广告经营的冲击在2008年下半年已经逐渐体现出来，在2008年底更加明显。一些企业由于实际经营困难或者对市场信心不够，压缩减少媒体广告投放费用。根据CTR的研究，对于传媒业整体来讲，商业、化妆品/浴室用品、食品、药品、饮料、房地产、娱乐休闲、汽车、通讯等产业是最重要的广告资源。这9个行业中的前4个的广告集中度达到50%，而这9个行业的集中度则高达80%。因此，这些行业的景气与否对传媒广告的影响更大、更直接。目前，汽车、房地产、通讯等行业的广告投放都出现放缓的趋势，商业等行业的广告投放也都更加谨慎。在经济紧缩的环境中，企业在广告投放方面总量会减少，同时，对媒体广告效果的要求更苛刻，而一些企业甚至会利用媒体经营的压力进一步压低媒体的广告价格。这些变化致使2009年中国媒体发展的经济环境越来越恶化。
2009年，中国传媒所面对的将是淘汰式的竞争。一些媒体在竞争中将会越来越被动，处于生存的边缘甚至出局。这些可能出局的媒体，有的是在经营上出现了重大失误，有的原本就处在边缘化的境地当中，大多都属于经营不善的媒体。这类媒体在经济环境良好的时候，由于企业广告的投放每年都会增加，所以也随之增长，当企业压缩广告投放、精打细算的时候，首先减少甚至停止的就是在这类媒体的广告。可以说，这一惨烈的竞争环境是中国当代传媒业发展的过程中所从未经历过的。
困境：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内因
虽然经济危机对2009年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但这种影响只是阶段性的，所带来的只是阵痛，而不会破坏和阻碍传媒业的整体发展进程。
影响中国媒体发展的根本因素，实际上一直是两个方面。
结构性问题：中国媒体的结构性问题主要是行政化的结构与市场化的竞争之间的矛盾问题。媒体的数量和格局是按照行政需要设置的，比如四级办电视，形成了全世界最多的电视频道。这样的格局，应该由政府行政拨款，但目前的情况是，媒体身处行政化的格局之中，却要进行市场化的竞争。这种竞争很难是良性的，缺乏市场退出机制，没有优胜劣汰。加上许多政策限制，如限制跨区域跨媒体经营，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级媒体管理者和经营者的观念上的束缚，形成了中国媒体发展的“透明的天花板”。长期以来，媒体的发展主要是通过在经营层面的创新实现的，以及中国市场的发展拉动增长的。而目前媒体竞争越来越激烈，同类媒体竞争趋于同质化。经营层面的创新已经招数用尽，原有框架内的媒体的发展动力逐渐耗尽。尤其对传统媒体来说，行政结构与市场竞争之间的矛盾已经白热化，越来越成为媒体发展的瓶颈。
转型期问题：互联网成为主流媒体，这一根本性的变化是2008年撼动媒体格局基础的一件大事。2008年7月，根据CNNIC的统计，中国网民规模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网民最多的国家，互联网的渗透率已经达到19%。而且互联网的影响力不断提升，有10%的中国人认为生活中离不开互联网。2009年1月，中国的互联网网民已达到3亿，渗透率达到接近25%。目前，互联网正迅速地向农村扩散，向更多的人群扩散。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型传播形态已经成为传播中的主角，对传统媒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传统媒体面临转型的严重压力。传播格局会因互联网的冲击发生彻底改变，媒体的经营模式也会随之调整。中国的传媒产业如何适应新的数字传播环境，探讨媒体经营和传媒产业模式，是时代对中国的传媒业提出的巨大挑战。
同结构性问题和转型期问题相比，经济危机只是产生暂时影响的阶段性问题。结构性问题和转型期问题是影响和制约未来中国传媒产业发展的根本因素，经济危机只是激化现有矛盾的外因。
经济危机：打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胶着状态的契机
在中国传媒业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积重难返的问题，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升级和转型。经济危机使得这些问题尖锐化，明朗化，这个非常的时期反而有助于原有矛盾的加速解决。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危机对中国传媒产业的未来发展是破局的开始。
结构性问题与转型期问题已困扰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多年，虽然越来越多的媒体和产业界人士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不断推动这两大问题的解决，但步履维艰。由于体制、机制、政策、观念等影响，近年来中国传媒业的发展一直处于一种胶着状态，缺乏大力度的根本性的突破。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中国的传媒业在未来的发展将会遇到越来越大的障碍，在全球传媒产业的竞争中将处于劣势。
目前的经济危机使得中国传媒业现有的矛盾激化，可以说，这是用破局打破胶着状态的绝好机会。
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一些弱势媒体将会处于经营艰难甚至破产的状态。尤其是地市级的媒体首当其冲。2008年，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一直在探讨并推动报刊市场退出机制的建立，经济危机对弱势媒体的冲击，将使得这一进程加速。另一方面，当很多媒体经营困难的时候，更为媒体之间的整合提供契机。通过市场化的整合，淡化中国媒体行政化的结构，是解决中国传媒业结构性问题的最佳途径。在经济环境良好的时候，即使弱势的媒体，要生存下来也还是较为容易的。当经济环境恶化的时候，一些边缘化的媒体迫于生存的压力，会更有主动性接受强势媒体的整合。
破局中国传媒业的结构性问题，最关键的是纵向的整合，尤其是上一层级的媒体对地市级媒体的整合。这类整合虽然已有先例，比如2005年开始南方广播影视传媒集团对地市级电视媒体的整合尝试，以及2008年辽沈晚报整合铁岭日报后改为“辽沈晚报铁岭版”，但难度极大，进展缓慢。当经济危机加剧了地市级媒体的经营困境时，这类纵向整合的难度会有所降低。当然，跨区域、跨媒体的整合也会由于经济危机而加速。普遍的经营困难，会促使更多的媒体经营者思考如何通过整合形成合力，共同应对日益残酷的竞争环境。
无论是纵向整合，还是跨区域、跨媒体的整合，主导者都是强势媒体。在整合的过程中，马太效应凸显。而通过整合，中国的传媒业期待已久的超级媒体有可能诞生，从而推动中国的传媒业产业不断升级。
策略：数字化转型帮助中国传媒业构建现代传播体系
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传播环境。经济危机对这些新媒体的发展虽然也会带来冲击，但有助于去除泡沫化，推动新媒体由资本驱动向营销驱动转型，使得新媒体的发展更加务实，对经营模式的探索更加深入。2009年初3G牌照的发放，又会成为中国新媒体产业发展的新的动力。2008年手机上网用户（半年内用手机上过网）达1.176亿人，增幅133%。PC互联网网民从2000万发展到1亿，整整用了6年多的时间，而移动互联网，仅两年就实现了从2000万到1亿的突破。2009年，互联网用户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互联网营销模式的更加成熟和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将会使得新媒体迈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由于互联网营销传播的价格较为低廉，形式丰富，加上效果更加明显，2009年，企业对互联网等新媒体营销传播也会更加重视。许多专家预测，2009年，互联网营销传播的营业额增长速度最悲观为10%，最乐观为30%。如果说，经济危机使得中国的传媒产业遭遇严冬，严冬中最温暖的地方将是互联网等新媒体。
面对互联网等新媒体的挑战，传统的大众媒体已经越来越感觉到压力。如何适应数字化的传播环境进行转型，是传统媒体的时代课题。数字化转型，并不是简单地建一个网站，而是要真正适应互联网的传播规律，把自己的价值最大化。传统媒体所建立的许多媒体网站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成为媒体的负担。经济危机所带来的经营压力将会使很多传统媒体改变对数字化转型的简单的看法，放弃原来的思路，更深刻地思考在这个更复杂的环境中如何发展。其中一些强势的传统媒体对有价值的互联网媒体的并购整合将是一个新的趋势。
记 者：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这一典型特征，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体现得并不典型，您如何看待这一情况？
何自力：传统的经济危机表现为生产相对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这种经济危机具有明显的周期性，19世纪时大都以10年为一个周期，20世纪前半期则演变为5年左右一个周期。经济危机的周期通常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四个阶段，一次危机经历四个阶段后会进入一个新的危机周期，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遂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典型特征。
从逻辑上讲，如果经济危机可以永远周期性地发生，就意味着资本主义每发生一次经济危机，都可以期待其会走出萧条，经过复苏而走向繁荣，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在危机与繁荣的循环交替中永远存在下去。事实证明这个逻辑并不存在。自上世纪70年代走上去工业化轨道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形态逐渐发生变化，这就是生产过剩性危机演变为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与之相伴的经济波动和停滞失去了周期性，周期的各个阶段的特征也越来越不明显，经济的持续停滞成为常态。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呈现常态化是当代资本主义的典型特征，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重要标志。深刻认识这一转变的表现和成因，对于深刻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科学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重大现实意义。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的主要表现
记 者：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何自力：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停滞成为常态，其表现如下：
去工业化导致西方国家丧失物质生产能力。产业结构从早期的制造业占居支配地位发展到高度服务化，加工制造业趋于萎缩，大部分普通消费品、日用品、工业制成品等在西方国家已不生产，消费品需求主要靠进口来满足，外贸赤字迅速扩大，产业竞争力严重衰竭。
福利制度难以为继。随着去工业化和经济衰退的加剧，福利保障越来越缺乏足够的财力做支撑，福利水平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高福利已名存实亡，劳资矛盾和冲突不断激化，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政治动荡不断加剧。
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危机频发。金融自由化使经济过度金融化，金融资本凭借对资金供给的控制而支配实体经济成为金融寡头，通过形形的金融衍生工具巧取豪夺，财富以惊人的速度膨胀，结果是虚拟经济的发展与实体经济的发展严重脱节，最终金融危机爆发，经济陷入全面衰退。
服务业难以支撑经济繁荣。制造业衰退，新兴高技术产业发展缓慢，是目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一国经济的基石说到底是满足衣、食、住、行需要的物质生产活动，孤立的服务业不可能解决衣、食、住、行问题。制造业萎缩了，服务业必然紧随其后而萎缩，整个国家的经济将迅速陷入衰退且不可逆转。
政府债务负担不断加重，公共开支难以为继。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衰落以及资本家逃税行为，使政府通过增大公共开支来支持福利制度变得非常困难，被迫举债以维持公共开支，结果债务雪球越滚越大。目前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都背负着巨额债务，在经济持续衰退的背景下，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会坠下。
经济持续下行，复苏和新的繁荣遥遥无期。金融危机期间，西方各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挽救遭受重创的经济，但成效甚微。目前西方国家投资疲弱，消费不振，出口乏力，通货紧缩严重，经济增速低迷。
失业率居高不下。金融危机导致严重失业，2013年9月美国的失业率为7.2%，青少年失业率为21%，黑人失业率12.9%，西语裔为9%。目前，欧元区17国失业率为10%以上。
中产阶级分化，橄榄型阶级结构转变为金字塔型结构，阶级对抗加剧。美国过去20年来的贫富收入差距明显扩大，如今最富有的1%家庭拥有全社会近40%的财富，而底层80%的家庭只拥有全国16%的财富。随着中产阶级的没落和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平衡作用的消失，西方社会仿佛回到了财富占有极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社会阶级结构重新表现为穷人和富人两大集团的对立。
政治体制病入膏肓，政府运作效率十分低下，难以应对经济和社会危机。西方政治哲学对政府的作用采取不信任的态度，政府仅仅被看作保护私人财产和维护国家安全的“守夜人”，否定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必要调节和干预。在实践中，当社会出现重大经济或社会危机需要政府出面干预时，激烈的党派纷争严重限制了政府的干预能力，致使政府缺位和难以发挥作用，任凭危机不断恶化。美国是典型例子。
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具有客观必然性
记 者：您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停滞常态化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何自力：受几个深层次因素的影响，工业资本主义衰落直至陷入停滞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有其必然性。
一是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偏重市场调节，轻视必要的政府干预，这与其实行的基本经济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是私有制与雇佣劳动制度，私人资本在市场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私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具有对抗性。私人资本的本性是追求最大利润，它构成了私人资本从事所有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和目标，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固有特征，即资本利益至上。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私人资本最愿意接受的市场竞争秩序是自由放任和自由竞争，对任何限制和约束其谋求私人利益最大化行为的制度安排，本能地予以抵制，拒绝承担任何以牺牲私人资本利益为代价的社会义务和责任，反对政府基于维护社会利益而对私人资本利益进行的干预和调控。
当代资本主义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密切联系，企业与社会高度融合，国内与国际联为一体。但是，高度社会化的经济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使得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具有不可调和性。例如在就业问题上，机器替代劳动与保持充分就业就是一个突出矛盾。对政府来讲，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必须实现高水平的就业，而对私人资本来讲，利润最大化是唯一的追求目标，为此，私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断用新的技术、新的机器代替工人，以期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做给资本家带来了丰厚利润，却给社会带来了失业人口不断增大的问题。资产阶级政府为制止失业人口不断增大，需要对资本家用机器替代劳动的行为进行干预和限制，这必然遭到资本家的抵制。他们要么用手投票，通过选举政治把自己的人推到国家立法机构，让这些人维护自己的利益；要么用脚投票，将产业转移到别的国家，最终将失业问题甩给政府。可见，只要私有制存在，私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是得不到根本解决的，由此导致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经济发展陷入停滞.
二是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政治法律制度。西方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力量强大而政府地位弱小，与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密切关系。在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安排中，立法是基础，司法是保证，行政只是立法和司法的从属和执行机构。表面上看，社会各种利益群体都有自己的代表参与立法决策，决策过程显示出民主性，但事实上，真正能够影响决策的只是少数财力雄厚的利益集团，决策最终体现的是少数利益集团的意志和要求。西方政治制度中的政府是行政机构，基本职能是落实议会批准和通过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由于政府行政职能受到立法机构的严格制约，而立法机构又控制在少数利益集团的手中，体现少数人的意志和要求，因此，政府在本质上只是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西方的多党制与三权分立制度相适应，主要任务是隔几年为政府机构选择一个掌门人，哪个政党能够执掌政府权力，就看哪个政党能够代表大资本利益集团的意志和要求，或者看大资本利益集团支持哪个政党，愿意为哪个政党捐出巨额竞选经费。西方国家最有势力的利益集团既操纵议会的立法过程，又控制政府行政部门首脑的选举，政治体制沦为利益集团的驯服工具。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中，私人资本利益集团占有社会资源，绑架公共权力，不允许政府过多干预和限制自己的权力。在这套制度中，不同党派为各自代表的利益集团的私利在立法机构激烈争斗，相互掣肘和拆台，很难就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达成一致，决策效率极端低下，致使作为执行机构的政府难以有效发挥职能，很难及时应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和矛盾。
在资本主义诞生的那一天起，经济波动或者称之为经济周期就像噩梦一样笼罩在资本主义世界上空挥之不去，上演着一幕幕繁荣、萧条的悲喜剧，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危机……成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永恒不变轮回，所有周期的结局都已经写好，生产苒生产被破坏，人民生活陷入困境，文明的进步严重受阻，同时带来了资源巨大的浪费，使得资源稀缺形势变得更加严峻。随着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深化，这种危害在世界蔓延的范围越来越大，造成的危害成倍增加，卷入其中的国家和地区深受其害，损失巨大。
一它的根本原因
资本的存在和扩张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增值，为了实现增值不折手段是资本残忍和血腥的具体表现，同时也构成了资本运动的全部和原始的动力。从资本主义诞生到今天走过了近五百年的时间，五百年来，资本主义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经过了原始积累、自由竞争，垄断、国家垄断的历史过程，伴随着这一过程，资本主义势力称雄世界，资本主义集团内部通过激烈的竞争，不断分化和组合，形成了规模宏大、实力雄厚的金融、能源、矿产、粮食世界性垄断集团，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长期博弈中，最终获胜，获得了货币发行权，资本主义步入国家垄断阶段，国际资本应运而生，资本主义政权最终成为国际资本的附庸，国际资本通过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完成了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掌控，其实现增值的手段变得随心所欲，花样翻新，不断通过制造经济波动，劫掠世界财富。
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性的经济波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近年来发生的频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虽然导致经济波动的原因不尽相同，但是，结局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值得我们认真地分析和研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形态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的同时，其实现增值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资本已经对通过传统手段掠夺财富，实现增值变得失去了耐心，而是利用手中掌握的海量资本频繁搅动世界经济，实现一夜暴富，疯狂地掠夺世界财富，掠夺的手段变得更加隐蔽和富于欺骗性二战后在频繁发生的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粮食危机、局部战争危机的背后我们总能看到资本的影子，资本在这些危机的背后鬼魅魍魉，若隐若现，事实上我们应该知道：它___一国际资本才是这些危机的真正罪魁祸首!但哭得最伤心的却往往是最大的赢家，每次经济危机的最大受益者恰恰就是它，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危机的根本原因，也许能加深对危机的认识和把握，在未来的经济运行中防微杜渐，减少损失。
二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常态
金融经济国际化早在70年代就已露端倪，80年代进一步发展，到了90年代演化成席卷全球的大趋势。尽管几次金融风暴的冲击使金融经济国际化受到异议，但是，随着经济垒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金融经济国际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已成共识。金融国际化使得国际资本轻而易举敲开了世界各个国家的大门，表面上表现为垒球经济一体化以及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合理高效流动，但本质上我们可以看到金融的国际化进一步加深了国际资本对世界经济的全方位控制，为国际资本搅动世界经济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国际资本只是在等待的合适的时机和机会来制造增值的机会。基于国际资本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控制地位，技术垄断、资源垄断、规则垄断、金融国家化使得国际资本如虎添翼，金融危机成为世界经济中的经常发生的现象，金融危机的常态化使得世界经济陷入经静性的波动中。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4－0134－02
引言
西方认为，消费本来只是满足人需要的手段，但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消费的功能被异化了，消费有了其他的意义。一方面，它成为了人们为劳动失去自由的“补偿”，成为人们逃避现实痛苦的“避难所”，成为人们为了满足虚荣区别于他人的“炫耀品”。另一方面，统治者对消费进行操作和控制，使消费成为一种实施社会控制，维护其统治的工具。
一、资本主义社会产生消费异化的原因
（一）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普通劳动者的劳动状况有关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得到了改善，但是伴随而来的机器生产的普遍化和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细，劳动者每天与机器打交道，工作变得越来越无聊、乏味，缺乏创造性。因此，在劳动的过程中，人们并不能随心所欲，获得该有的自由与幸福。人们开始在生产相对应的消费领域寻找自由，而消费领域的最大特性就在于它的自由性。在消费领域只要有钱，人们想做什么都可以。于是劳动者认为自己获得了满足，而忽略了自己在这种消费过程中是否真正满足了自我的真实需要，使得消费走上了异化。
（二）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人们整体异化的生存状况有关
异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变为普遍存在的现象，不仅仅在劳动领域，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异化现象，而且也不仅仅表现在工人阶级，也包括资本家，所以异化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社会总体具有的普遍现象。人们在劳动和日常生活中无法体会自由和幸福的感觉，于是开始在带有“虚假性”的消费领域中寻找幸福。幸福与消费划了等号，衡量幸福的标准变成了消费，在这种异化的幸福观的支配下，消费成为一种病态的、无度的索取与占有的异化行为。
（三）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社会贫富差距有关
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家一方面为了缓和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给予工人阶级同样的购买权利，使富人和穷人可以去一样的商场购物，一样的消费场所消费。另一方面，富人们为了有所区别，开始追逐一些奢侈品，开始追逐区别于他人的优越感。于是，消费成为了一种满足虚荣，区别于他人的异化行为。
（四）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有关
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由劳动者制造出大量的商品，而除去满足基本需求外，资本家利用各种方式大肆宣传，诱使劳动者购买超出其能力的商品，使得资本家获得利润，从而制造更多的商品。在这种制度下，商品与需求处于一个恶性循环之中，消费成为了一种恶性循环的异化行为。
（五）异化消费的产生与资产阶级的政治需要有关
资产阶级为了实现他们的统治，运用高消费来延缓社会矛盾，麻痹人们的斗志，通过社会意识形态和媒体、广告的作用对消费进行操作和控制，使人们沉溺于消费的漩涡中，忽略了对于社会政治问题和社会制度缺陷的不满，从而逐渐淡忘了革命，推动了异化消费的产生。
二、资本主义消费异化的后果
（一）消费异化腐蚀了人们的灵魂
人们在消费中忘记了自己本来的生活意义，只是盲目地专注于购买，喜新厌旧，用无休止地购买各种商品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代替了作为人本身更有意义的精神需求，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幸福观，扭曲了对幸福的含义。在这种扭曲的幸福观下，人们不能正视自身真正的需要，异化的消费阻碍了人们对于自己全面发展、真正幸福的期望，从而阻碍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二）消费异化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依赖性
人们对于商品的迷恋，对于变态消费以及畸形幸福观的盲目追求，使得人们像患上强迫症一样不断地喜新厌旧地购买、消费商品。这种对于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所必需的，不仅为资本主义再生产，维持较高的利润率，转移经济危机创造了条件，从而起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作用，还促使人们更加依赖于那些提供满足人们需求的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社会，从而有利于统治阶级对社会的控制。
（三）消费异化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在异化的消费中，人们所关心的只是消费欲望是否能够得到满足，而忽略了这种满足是通过何种制度来提供的。而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只需要提供源源不断的商品即可，消费异化转移了人们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注意力和对于社会制度缺陷的不满情绪，增强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合法性的认同感，同时延长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
（四）消费异化最严重的后果：瓦解了工人阶段的斗志，腐蚀了工人阶级的革命锐气
当代资本主义通过对需求和满足的操纵，使得工人阶级的欲望在消费中被满足，同化了工人阶级，他们反抗制度的要求被慢慢消灭，他们被资本家所制造的表面的公平所蒙蔽，认为没有进行革命的必要，他们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而只是普通的消费者了。
三、资本主义消费异化导致变革
（一）西方认为未来革命的动因不再产生于生产劳动、生产力、生产关系之间的阶级矛盾，而是产生于人性的压抑和异化
阶级之间的矛盾已逐渐被缓解，但是人们在异化的消费中却变得更加压抑与孤独，人的价值得不到体现。随着商品因为资源有限而变得稀缺时，人们无限膨胀的欲望会在现实中受创，被压抑的人性会被唤醒，人们会逐渐产生革命的想法。
（二）西方认为资本主义变革依靠的力量，不再是传统认为的工人阶级，而是社会精英等具有批判意识的人们
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需求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缓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也已消失，工人和资本家一道分享着工业繁荣的好处，已经失去了战斗的热情。革命的力量不会是那些在消费社会中最大受惠者，同时又是最大受害者的工人阶级，而那些具有批判意识的人们，他们会注意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问题，并站起来进行变革。
（三）西方认为经济危机已经过时，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会变为生态危机
西方错误地将人与自然这一人类的普遍矛盾当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忽略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资本家通过对消费的操纵和控制，有效地阻止了经济危机的发生，同时人们对于商品的盲目追求，终会因为商品资源有限出现资源稀缺的情况，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会由经济危机演变为生态危机。但是从此次由美国引发的经济危机可以看出，消费领域的变化并没有阻止经济危机的发生，诱发生态危机，反而是以另一种方式爆发了经济危机。因此，西方没有认识到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只是一种从属的、派生的危机，它与经济危机性质迥然不同，不能相提并论，更不能用生态危机来取代经济危机。
【参考文献】
[1]姜华.西方-消费异化论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J].中国科技信息,2005年第1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