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艺术吗？是艺术！仅就译者必须运用语言重新塑造原文中已塑造出的形象而言，
翻译就应当是艺术。这是无可非议的。但，翻译又不能仅仅是艺术，因为“在艺术世界中，无论是哪一种形态的艺术形象都是以社会生活为自己的生命源泉，都以生动的感性形式去反映生活的本质”’。译者的“生命”源泉仍在于原著之中。即便是文学翻译，译昔对原著的理解也不能只凭直感，任意发挥。这其中还要借助语言、逻辑去正确理解之。况且，翻译除了文学翻译外，还包括科技翻译，政论翻译等等。当然，这类翻译中也有创造，但我们还不至于可以荒唐到或是说这类翻译不是翻译，或是说大量这类的翻译都是艺术的地步吧！因此，无论是文学翻译，或是科技翻译，或其他种类的翻译总还是要讲点科学。关于这个问题，董秋斯先生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已有阐述。至于“翻译学”的提法国内早在本世纪十年代，或是更早些时候已有过，并非像有人所说的是“进口货”’。
此后，许多相关学科的发展，这其中尤其是语言学的发展，促使翻译研究沿着科学方向深入探索。近一二十年，广大译论工作者为建立翻译学大声疾呼、呐喊，作了不懈的努力，进行大规模、有益的探索。译界众多学者对建立翻译学寄以厚望，不少学者也为之付诸艰辛。此类专著、专论大量涌现，蔚为大观，但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常常为人们所误解。应该说，研究工作本身也存在一些不够完备之处，使这一仍处于孕育中的学科屡屡遭人非议。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什么是科学？有些人一提起“科学”二字就联想到物理、化学之类的自然科学，殊不知人间除了自然科学之外，还有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三类科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及途经均不相同。把翻译学与物理、化学相提并论，不免拟于不伦。依此而否定翻译学是一门科学是不足为训的。
学科概念混淆，把翻译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加以理解、运作，在国内外皆有人在，致使一潭清水越搅越混了。
其实，科学是知识的体系，但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立即构成一个体系，一夜之间就使之变成一门科学。正如钱学森教授指出的，“知识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现代科学体系；还有一部分是不是叫做前科学，即进入科学体系以前的人类实践的经验。”“……不管科学还是前科学，只是整个客观世界的一个很小的部分，而且情况是在变化的。一部分前科学，将来条理化了，纳入到科学的体系里……”依我们之见，尽管人类的翻译活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基本上是凭借他人或自身的经验进行翻译。现有阐述翻译方法的论著大多还只是这类实践经验的总结。因此，翻译还只是“前科学”。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断然否定它能向一门科学方向发展。世界在进步，学科在发展。客观的事物不能由某人说是就是科学，说不是就不是科学。不能在学术界搞武断，对刚刚才提出对建立翻译学的思考｀时就给予当头一棒，力图抑制她的问世。我们应该允许探索。提出“思考”就意味着是一种探索。所以有人提出翻译是一门正在探索中的科学5，这是较为恰如其分的。
既然是探索，就应该允许人们从多方面，多学科地进行。无端的否定未必即能奏效。即便在自然科学中，如哥白尼的“日心说”得到了伽利略的证实，成了冤案，却在几百年后才得以昭雪，何况人丈科学乎？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也不能就因此把翻译学说得玄而又玄，似乎说得越玄乎就越高深。译学研究毕竟是源于实践，而后又回到实践来指导翻译实践的一门学问。译学研究不能脱离实践，这己成了译论工作者的共识。当前有些研究似乎已陷入了纯学院式的研究，说三道四、连篇累犊，却于翻译实践无补。拉上几十门学科，标上无数术语，并不表明一个学科之成熟，只会导致许多概念含混不清。这种“理论”显得极其庞杂，但未必有实用价值。又如对翻译单位的研究，按西方翻译理论的说法，划分为音位层、词素层、词层、词组层、句子层及话语层。就连提出这一理论的作者本人
都感到“翻译的基本难点之一，就是如何能在每个具体情况下，从语言学等级体系中找到相应的层次作为翻译单位。”。连这一“理论”的提出者都感到为难，那这类学院式的研究究竟对我国的翻译实践有多大指导意义，就很值得怀疑了。尤其是对于像汉语这样象形文字与西方语言对译中就更难发现其实用价值。继而再进一步探讨什么“必要和足够层次的翻译”或是“偏低、偏高层次的翻译”，势必就成了一纸空谈。
提到建立翻译学，就必定要设计语言学的问题。应该承认，语言学的发展给翻译学的发展开拓出新的思路。一方面，译者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两种语言的话语对比，对语言中的现象及其实质有了更广泛、更深刻的了解，从而能在翻译中更自觉地掌握某些语言对比规律；另一方面，许多译论研究人员从语言学角度来研究翻译，运用语言学中的术语、概念来阐述翻译实践中出现的语言现象，总结出某些系统的经验，取得了一定成就。这一切都应归功于语言学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现在坚持翻译是艺术的学者基本上也还没脱离翻译研究应用语言学理论所归纳出的翻译实践中某些系统经验，就正说明这一点。但是，正如众所公认的，翻译是艺术。艺术创作本无定规。同一个原著的句子在正确理解的前提下，你可以这么译，他又可以那么译。甚至同一译者在不同时期也都有不同译法，均无可指责，全凭译者在上下语境中去“创造”。这是一；其二，正如语言学派代表人物一再申明的那样，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正是研究翻译过程的语言学方面”，“纯粹是就语言学的意义而言”’。很明显，他们研究的是语言，并不注重研究原著作者及译者的主体意识。他们只能对现成的译例在语言上作静态对比，只能考虑其表面现象。因此，就翻译研究而言，他们的研究必有偏失，或显得异常肤浅；其三，现代的语言学理论基本上是以西方语言为研究对象，对汉语的语言几乎未加触及。正如陈望道所指出的：“一般语言学的理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或者说很少能充分地、正确地概括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历史极其悠久、既丰富又发达的汉语事实和规律”8。汉语语言的起源、语言的总体结构以及语言的运用等诸方面与西方语言截然不同。仅以西方语言模式为基础建立起的语言学套在汉外对译中几乎是行不通的。何况，翻译所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语言问题。为此，语言学对于翻译研究有一定的局限性。妄图在这样的语言学基础上去创立翻译学，“不仅限于找出翻译过程中客观存在的规律，而且要为翻译工作者提供某些规范或｀规定’”’，那只能是一场迷梦！
这里还有一个如何对待西方翻译理论的问题。应该承认，我们对国外的译论知之太少。远的不说，仅就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引进的国外译论的论著寥寥可数。我们殷切地希望这一状况今后能有所改善，以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增长我们的见识。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在世界译坛面前不必妄自菲薄。要说我国的翻译事业在人才培养及学科建设上比西方国家落后，这是事实。但是，要说我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工｀，我们对此不敢苟同。就文化总体而言，各国文化不是依照同一路线发展，不可能按一个普遍的、等同的阶段进行。世界各国人民生活的文化背景不同，面对的是不同的客观世界，由此提出以及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所具有的经验也不尽相同。因此，就不可能有个普遍的、客观的价值标准来评判任一传统文化的优劣高下，更不能用某种文化价值观念来评判另一文化标准。很明显，我们同样不能拿某个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翻译理论作为另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翻译理论的标准。这中间不可能划分时间顺序的先后，而只能是互补、借鉴和相互渗透。
其实，国外的译论也是处于探索之中，也未必已成定论，甚至某些堤法未见合理。翻译学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门正处于探索中的科学，对西方人何曾不也是如此？基于这祥的认识，我们就不至于会把国外的译论奉为至宝，视若·｀圣经，，，或为之惊讶不已。就以奈达为例，他早期认为翻译是科学，到了80年代又强调是一种艺术。这说明人对客观事物认识不是一成不变的，也应该允许有所改变。这里并不存在什么“正本清源”1“的问题。也不要因他人观点变了，我们就得跟着转。西方译界的论坛上曾提出过equivalence的问题。这一提法在西方也不是没有争议的。
现代阅读认为，一般意义上的阅读，是搜集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语文的课程阅读同样也应这样理解。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语文课程标准》在“基本理念”部分就强调“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语感”，在总目标中又要求在阅读方面注意“有较丰富的积累，形成良好的语感”，然后在各阶段目标中再对此加以具体化，导向是很明确的。语文的学习是很难做到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只有“厚积”才能“薄发”。没有积累，谈不上培养良好的语感，当然学不好语文。为落实这一思想，我认为首先应从阅读的数量入手。这包括两方面要求：一是倡导学生扩大阅读面，要求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收藏并与同学交流图书资料，扩展自己的阅读面。以扩大阅读范围，拓展自己的视野；二是为学生规定课外阅读量。《语文课程标准》中已经明确规定：小学第一学段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5万字，以后逐渐递加。第二学段不少于40万字，第三学段不少于100万字，《语文课程标准》还提倡读整本书，并在附录中提出了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其次，还应明确向学生提出积累各种语言材料、加强背诵的要求。《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在阅读中积累词语”，“积累自己喜欢的格言警句”，“积累课文中优美的词语、精彩句段、以及在课外阅读和生活中获得的语言材料”。积累语言材料，也可以看作是形象材料，或者思维材料、情感材料，这些材料储存于大脑，将成为学生终身的营养，也就是语文素养的重要构成。它们一旦被激活，就会产生综合效应，极有利于学生接受和表达能力的提高。那么，如何有效地组织学生扩展自己的阅读面、以丰富自己的语言积累呢？在我校承担的课题《小学语文课外阅读实践活动组织形式的研究与实践》的研究过程中，我作了一些探索和思考：一、开展多种形式的课外阅读实践活动要使孩子们保持对课外阅读的兴趣并逐渐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由于年龄小，注意力不够集中，维持对某件事的热情的时间很短，许多孩子都只具有所谓的“三分钟热情”。因此，丰富多彩而又具有实效性的组织形式会更利于帮助他们对课外阅读实践保持持久的兴趣和注意力：（一）、帮助孩子们选择适当的读物。“适当”是指读物在内容上要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通，与学生的精神世界息息相通，与人性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情感息息相通，读物的表述水平略高于学生，语言在现实交际中具有广泛实用性和较高的使用频率，并为学生所喜爱。在教学实践中，很多教师都发现：孩子天生爱幻想，这就决定了他们爱读带有幻想的故事，如童话、科学幻想小说等；好奇是孩子们的又一天性，因此喜欢读一些探险和探秘的故事；孩子们的思维仍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因此喜欢读一些具体形象的小故事，如寓言故事等；儿童诗反映了孩子们的世界，表现了孩子们善良的童心，天真的童趣，为孩子们所喜爱；千古传诵的经典范文，一来文字精美，学生爱读，二来所描写或反映的是世间常景常物，人之常情常理，具有普遍性和广泛的迁移性，应指导学生多读；反映现实生活的时文在内容上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通，语言水平略高于学生，但为学生所理解所喜爱。这些读物都符合“适当”的原则，应该尽量向孩子们推荐。）（二）保证组织形式既丰富多彩又富有成效。1、自读自悟这是最普通，也是用得最多的一种组织形式。因其具有灵活方便、自主性强等特点，因此深受师生欢迎。但是若对这一方式把握不好，就容易流于形式，导致孩子们对所阅读的材料缺乏深入的思考，“读而不思则罔”；如果对阅读材料的选择不当，还会对孩子们的课外阅读活动产生误导。因此，教师在给学生充分的自主、自由的同时，也要对阅读过程适时监控和正确引导。如为他们推荐适当的读物，随时随地与学生交流，了解他们的阅读情况，并及时组织相关的、有针对性的讨论、辩论活动等。2、组建课外阅读小组，开展小组间的阅读比赛。在课外阅读的指导中，我还尝试让学生自己选择阅读伙伴并组建课外阅读小组，自己命名并列在教室后面的板报上。每天的课外阅读课时间，便在组长的带领下开展阅读和交流，并定时展开评比。如：每读完一本书，便加一颗星；每背完十首古诗也加一颗星…这种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的比赛，不仅引发了学生间的良性竞争，还利于孩子们互相鼓励，维持对课外阅读的长久兴趣，使“读好书、好读书”在校内蔚然成风。3、在扩散性阅读中拓展学生的语言积累，培养学生的思辩能力。在语文教学中，我始终坚持“三圈相结合”的原则，即：课文为一圈，引申、延伸为一圈，课外阅读为一圈，三圈呈同心圆，紧密结合，围绕“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这一主题开展扩散性阅读，让学生阅读更新、更活的大教材。在扩散性阅读中，学生的精神空间不断扩大，精神探索能力不断增强，与此相伴随相统一的语言感知量、积累量也不断增加，领悟力也不断增强。在实践过程中，针对低、中、高段的学生特点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对于低段的孩子，重在激趣。如：学习了生字“鲸”，便让学生交流自已对鲸的了解，孩子们便主动到《十万个为什么》、《动物世界》等书上去寻找相关的资料，甚至回忆起自已看过的电视片，要求他们认真阅读以便讲给别人听；不求深度和广度，以学生愿读、爱读并乐于表达为目的。对于中段的孩子，则引导他们有目的地读整篇的故事。同样对“鲸”的相关资料的阅读，就会要求他们主动收集尽可能多的资料，了解鲸的体形特点、生活习性等知识，并在课堂上交流，互相补充，以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对高段的学生，除了围绕主题收集资料，开展阅读活动并交流外，还要引导学生对所阅读的材料作深入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带领他们通过质疑、辨论、争论等形式，开展探究性阅读和审美性、批判性阅读。这种思维的交锋不一定非要产生一个正确的答案，只要学生敢于质疑、敢于提出富有个性的独特的见解，就应该得到教师的肯定和提倡，以帮助孩子形成“不唯书、不唯师”的思维品质。4、为孩子提供展示的舞台，鼓励孩子多读书。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只有尽量为孩子提供展示他们的阅读成果的舞台，才能更好地鼓励孩子多读书。因此，我们开展了“课本剧表演”、“手抄小报比赛”、“古诗擂台赛”、“诗歌朗诵赛”、“优秀读书笔记展评”、“校园童话节”等活动，让孩子们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在活动中树立自信，培养兴趣。二、保证学生课外阅读的时间和空间为了让学生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时间开展课外阅读实践活动，我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认真学习《语文课程标准》，切实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提倡“精讲多读”，把大部分时间留给学生自主阅读、自主感悟。2、所有年级均不准留书面家庭作业，引导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多读书、读好书。3、将每周二和周四的中午活动课时间定为“课外阅读指导课”，专门用来指导学生的课外阅读，开展读书会、讨论会、演讲会、辩论赛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以培养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趣。4、为了保证学生课外阅读材料的数量和质量，除了向实验班级全面开放图书室、网络教室外，还倡导各班建立了“小图书箱“，号召学生将自己的好书带到学校与同学们交流，以实现“资源共享”。5、为了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还专门印制了课外阅读资料汇集本――――《记忆的碎片》，指导学生将自己在课外阅读中的积累和感悟及时记录下来，不拘形式，张扬个性。三、收获与困惑我们欣喜地发现：课外阅读对课堂教学的促进作用也十分明显。因为有些课文往往以有限的文字反映出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又有着复杂的背景。如果没有足够的背景材料作依托，要理解课文是有难度的，如《长征》、《赤壁之战》等；因为阅读是一种信息输入，说写是一种信息输出，没有输入，哪来输出？而适当的扩散性阅读，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拓展了学生的心理空间，它为学生解读语言文字、领悟相关内容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撑。通过一年的尝试，实验班级孩子们的表现也令人惊喜：不仅顺利完成了阅读任务，而且在创新思维的形成、良好阅读习惯的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一年级的孩子们便出了一本日记小册子《小脚丫》；在阅读古诗“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时，孩子们也敢于向古人发问：既然山水俱翠，又何来“白银盘”一说？…更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发现孩子们对课外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一下课便三、五成群地阅读、讨论；自习课做完作业后，总是迫不及待地问：“老师，可以看课外书吗？”课外阅读的范围更是广泛：童话类、科普类、小说类……课外书，已成了孩子们学习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到周末，新华书店、图书馆成了最吸引孩子们的场所；家长们也纷纷反映，孩子更爱读书了、更懂事了！由于课外阅读实践活动的开展对传统的语文教学形成了一定冲击，因此，有部分教师在开展活动的同时也患得患失，担心影响学生对基础知识的巩固，担心自己一旦放开将难于驾驭；担心学生难以考出高分；甚至有老师开玩笑说：这样的教育对孩子的长远发展固然有益，但是应付考试还是需要点“急功近利”…老师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在《语文课程标准》的实施过程中，与之相适应的考核制度的改革非常重要。此外，在课外阅读实践活动中，学生的个体差异、个性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如何照顾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发展，使他们都能在阅读活动受益，也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需要我们在教学实践中作更加深入地思考。
在国际政治中，国家间的互动具有明确的对外政策目的。国家能否实现自己的目的取决于能否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对外政策。研究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就要分析它的国家利益和国家目标，分析它的国际环境与国家实力，并了解它的决策过程。通常，人们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做总体评估，总是要在分析各要素的基础上最后再进行综合的观察与判断。这种方法与哲学层面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认识论是有相关性的。把国际关系的整体划分为不同层次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研究的深入和系统。
国关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关心用于国家外交政策研究的适当的分析层次和分析单位。例如肯尼思·沃尔兹在其著作《人、国家和战争》中明确区分了三个不同的层次：人、国家和国际体系。从总体上讲，可以分为两大类：单层次分析和多层次分析。主张单层次分析的理论把外交政策制定的主要输入归于一种因素。为了进一步讨论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我们首先需要定义两个重要概念——输入和输出。根据卡尔·多伊奇的观点，输出是指“某一特定物体在环境中所产生的任何变化”，而输入是指“以任何方式改变这一物体的任何外部事件”。戴维·伊斯顿也强调“需求是一个体系的输入”。这就是说，外交决策受到来自各种方向和来源的要求的影响。（见表一）
社会环境决定模式认为，由经济发展水平、地理条件、政治制度、国家的特性、意识形态等因素构成的社会环境是外交政策的决定性因素。该理论模式相信，在分析一国外交政策时，重要的是确定决策者活动范围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要把握政策的性质，决定性的条件是国家背景——“一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其决策模式，均取决于该国的内部环境以及这个环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条件”①。例如，运用地理条件、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殖民主义）、人口因素或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来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
国际体系决定模式，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生存是国家的头等大事和首要动机。因此,国家行为必须遵循“自助”的原则。大国不能将自己生存的希望寄托在盟友身上,而必须发展自己的“内部平衡”(InternalBalancing)。沃尔兹也指出了国际结构和国家行为的自由度之间的关系：国家的行为会随着它的力量地位的变化而变化。
这两种宏观层次上的理论模式认识到了社会环境与国际体系结构制约着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但是忽视了国际体系结构与国家间行为的互动作用，也低估了国家对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的主动性。实际上，“在国际体系的演变过程中，各国的决策过程所扮演的是第一位的角色，……国际关系重大决策的制定方式，对国际体系整体演变过程的冲击，比人们开始时想到的要直接得多。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决策汇合在一起，最终渐渐改变了国际体系的面貌和运作”②。
理性选择模式(rationalchoicemodel)，它以人类的理性为理论前提，借用了古典经济学中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认为政策是“基于理性计算的选择”，而决策也就是政府依据明确的对外政策目标，对所面临的多种方案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从中选择出一种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收益的对外政策方案的过程。在外交决策问题上，该理论模式认为：争夺权力是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各国都最大限度地增强其国家实力。不管决策的性质如何，其目的都是增加一国的权力或是防止对其权力及威望的损害。决策者使用各种奖惩手段，以便用最佳的方法实现预期的目标。
组织官僚政治模式以官僚机构为分析的轴线，其理论基础是：国家权力为不同的政府机构所分割，国家只是相互联系着的机构的集合体，政治领袖居其顶端。在极端的情况下，外交政策可以说是政府内的部门和个人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权力分散在各政府机构手中，是组织（部门）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决定并指导着外交政策的制定。外交政策是相互竞争的政府部门追求各自的目标、利益的结果。
在现实的对外决策中，决策单位往往是具有高度内聚力的小集团。欧文·詹尼斯在其著名的“小集团思维”研究中发现，重要决策由一组人来制定时，决策质量可能会明显降低。“‘小集团思维’最终限制了对各种行动方案的客观批评，压制了自由争论，影响了决策者们对情报的准确掌握和对问题的正确定性。”③
心理认知模式（Psychologicalcognitivemodel）把分析的重点放在了决策者的认知过程和精神状态上，认为，“人类进行复杂计算和推理的能力受到基本认知结构的生理性限制。人类诊断问题、进行归纳推理，最终做出选择的过程不仅受到所处环境中的各种客体间相互依存关系的制约，而且受制于主体的认知过程和精神状态。在决策方面，生理学和心理学制约着逻辑学”④。
心理认知模式存在的缺陷和不足：由于无法直接观察到决策者的心理过程，因此只能依靠他们的讲话和著作，而决策者的话语在数量和可信度方面都是非常有限的。资料的稀缺是这种理论模式的先天不足。从分析角度来讲，心理认知模式由于过分关注个人及其思维过程对决策的影响，使得他们很难更全面地思考影响决策的其他因素。
国家对外政策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对外政策决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决策模式的运用也因国际环境、国内舆论、社会环境、政治体制、领导人性格和问题的性质等而相应地变化。但如果我们过分强调理论模式的区别，“将导致我们无法进行概括或是归纳出分析框架。因此，应当在决策过程分析中寻求恰当的平衡”。为了达到这种平衡，“应当以一种多方位的视角，以决策者、政府组织、社会整体和国际环境为中心来理解决策现象”⑤。
因此，在外交决策的研究中需要把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结合起来。在我们进行理论框架的建构前，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一般来说，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理解存在相对性。在一个层次上是宏观的东西，在另一个层次上则是微观的。在理解不同层次变量的演变过程时，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
但是,为了保证概念的清晰和前后一致,我们在应用这些术语进行具体外交政策分析时,仍然需要更明确的定义。在一般的社会科学意义上,微观层次被定义为“个人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现实”,宏观层次则是指“社会现实或社会领域”⑥。在本文的研究中,微观层次指决策者（决策者个人及决策团体），而宏观分析则集中于国际（与制度和结构相关）和国内（社会方面和政治体制）因素。（见表二）
外交决策中的国际体系层次
肯尼思·沃尔兹认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结构是根据物质因素来定义的，即无政府状态、该领域的秩序原则以及国家间实力的分配状况”⑦。沃尔兹重视安全和生存的重要性,认为生存是国家行为的首要动机。需要指出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更加重视互动过程的作用。例如,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Walt)认为，“制衡的对象应该是威胁最大的国家，而不是实力最强的国家。实力只是威胁的一个标准，还应该加上地理距离、攻击能力和攻击意图”⑧。外交决策中的国家层次
传统现实主义理论坚持国家中心论，研究的是国家外交政策的动机、内容和结果，分析外交政策的着眼点是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平衡（balanceofpower）和大国的外交及文化传统。但是，无论是国际的体系因素还是国内的社会政治因素，都不可能对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而需要经过代表国家采取行动的决策者的认知、分析、选择等过程才能影响国家的外交政策。
外交决策中的决策者层次
马克斯·韦伯重视领袖在决策中的作用，同时也认为，“在现代国家中真正的掌权者无疑是官僚机构，因为权力既不是通过议会中的演说，也不是经由君主的公告来行使的，而是通过行政部门的运转才得以行使的”⑨。赫尔斯曼（Helmsman）利用艾利森的官僚组织模式分析外交政策的制订：“政策是由有着不同动机、观点和利益的部门共同制订的，其形成是一个说服、妥协和建立共识的过程”⑩。不同组织和不同官员要同时照顾个人利益、组织利益和国家利益。他们习惯于寻找各种理由把国家利益与组织利益甚至个人利益联系起来，并力求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因此，外交决策常常是各个相互竞争的官僚组织乃至个人利益之间妥协的产物⑾。
1956年，斯普劳特夫妇发表了探讨外交决策者心理过程的论文《国际政治背景下人—环境关系的假设》，对决策者所认识的环境和现实环境进行了区分，将决策环境分为行为环境和心理环境：“在决策过程中，重要的不是条件和事件的实际情况（行为环境），而是决策者如何想象它们（心理环境）。”⑿区分这两种决策环境的意义在于，在外交决策实践中许多决策者是在他们的心理环境而非行为环境中形成认识和做出判断的。由于国际关系涉及国家安全等重大利益，不确定因素较多，存在着语言和文化障碍，因此外交决策中更容易出现两个环境不一致的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分析了决策者、国家和国际体系三个层次的理论与实践。应当指出的是，这三个层次是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个外交决策理论的知识谱系主要由此三个层次建构而成。所以，我们建立一种综合的视角，把宏观理论和微观理论有机结合起来，即微观——宏观关联模式，这样理论的解释力可能更有效。
这里应当说明，微观——宏观关联模式中相互作用的渠道、机制是随情况而变化的，它们可能随时间、空间和特殊问题的变量而异。因此，该模式并不打算构筑一个“宏大的”理论，这样的理论也许永远只是一个梦想。确切地讲，“任何理论都有其边界和限度，理论的力度不是由它能够解释越来越多的事实来判定的，而是在它设定的范围内，由它对特定事实的解释程度决定的”⒀。微观——宏观关联方法只是建构出一个分析框架，以此作为研究外交政策问题的起点。
注释：
①夏尔—菲利普·大卫：《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李旦、王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②《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第14页。
③《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第21页。
④JaniceGrossSteinandRaymondTanter,RationalDecisionMaking,OhioStateUniversityPress,Columbus，1980,p.7，转引自王鸣鸣：《国际政治研究中的外交决策理论》《2003年全球政治与安全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1月版，第12页
⑤《白宫的秘密：从杜鲁门到克林顿的美国外交决策》，第6页。
⑥赵全胜：《解读中国的外交政策》，月旦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版，第60页。
⑦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16页
⑧StephenM.Walt.TheOriginsofAlliances[M].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7.
⑨MaxWeber,EconomyandSociety:AnOutcomeofInterpretativeAnalogy,editedbyGuentherRothandClausWittich,Vol.2.Berkel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p.1393。转引自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97页
有效的环境管理系统是减少环境不利影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而环境审计作为环境管理的一种重要工具，受到世界各国(地区)、有关国际组织以及各类企业、非营利组织的关注。许多国际或区域性组织及相关的国家和地区都已了环境审计指南。从实践来看，在西方国家，环境审计在政府部门、私营组织当中均得到了较快发展。例如，1992年以来，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政府环境审计都得到了快速发展。在各类私营组织中，内部环境审计更是发展迅猛。1991年一项对75家加拿大私营公司的调查表明，有57家制定了环境审计计划 。1992年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对236家制造业、公用事业、天然产业公司进行的调查表明，有许多公司实施了内部环境审计，其中对环境事项的会计处理进行审计的公司达到33%，对环境法规的遵循性及相关的报告要求进行审计的公司达到40%，对内部环境政策与程序的遵循性进行审计的公司达到58% 。
1983年以来，我国政府审计机关不断探索政府环境审计工作，并且随着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力度的日益加大，我国政府环境审计实务也有较大的发展和创新。但是，客观地说，我国目前的环境审计工作还存在许多不足，无论是审计范围、审计内容、审计目标，还是审计方法，均有待进一步研究，而且人们对于环境审计的含义、内容、目标等问题还存在不同程度的模糊认识。随着我国环境污染的不断加剧以及科学发展观、生态文明以及低碳经济观念的不断深入，我国有必要进一步推进环境审计工作，尤其是企业内部环境审计工作，以促进环境管理系统的提升和环境保护目标的实现。这就需要理论界进一步加强环境审计理论与实务的研究。由于国外环境审计发展相对成熟，有关理论研究也较为深入，本文将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简要的回顾和总结，以期对我国相关理论和实务研究有所帮助。
在美国，原联邦教育部部长贝内特1988年4月在向原美国总统里根递交的5年来教育改革的总结报告中说：“长期以来，我国的许多教育工作者一直在思考应该怎样培育青少年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和怎样进行培养”，他在报告中还强调要求，为了使学生“增强成功的民族精神”、“富有爱国精神”，必须在“道德课”、“纪律秩序”和“勤奋学习”等三个方面“取得显著改进”。原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他的《重视优等教育》一文中明确指出，学校不能仅仅发展学生智力，智力加品德才是教育的目的。他还强调，“必须把道德价值观的培养和家庭参与重新纳入教育计划”。1990年2月在华盛顿召开了一次全美州长会议，会上正式通过并由乔治·布什总统签署的《关于全美教育目标的报告》，报告中明确要求全美“所有学生都要参与提高和显示良好公民意识、社区服务与责任心的活动”，“美国的每所学校都要实现无、无暴力，并提供有利于学生学习的有纪律的井然环境”。现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政府认为：新政府的核心政策是教育政策，“要恢复国际竞争力，必须从培养‘人’开始”。美国主管教育的最高领导机构和历届政府首脑如此稳定性、连续性地重视学校德育，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从考察美国教育史来看，美国早就重视以拯救灵魂和培养良好行为为目的的宗教教育，并把它看作为美国道德教育、伦理原则和价值取向的基础。可是到了十九世纪末，由于各教派纷争，从而削弱了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教育，乃至使美国道德教育一蹶不振。直到八十年代末，道德伦理教育又重新受到重视。本世纪五十年代，由于受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的震动，美国朝野认识到国家的危机，触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制定了《国防教育法》，把数学、外语放在了学校教育的首位，道德伦理教育一度受到冷落。可是到了六十年后期，虽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但人们道德堕落现象日益增加，社会道德每况愈下，许多社会人士和教育工作者，对这种经济发展与道德发展极不协调的畸形现象感到十分忧虑。在这种背景下，道德教育又重新引起美国政府的极大重视，人们普遍惊呼各级各类学校要“进行道德思考”，有的则主张力行更改教育过程，让“意识形态教育家出台”，有的甚至主张“恢复传统的道德原则”，有的则竭力推崇“价值澄清学说”，而且数以千计的美国学校予以实践。近些年来，美国就德育问题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比如，1988年举行的第12次关于教育的民意测验投票表明，79%的投票者支持在学校进行道德和道德行为的教育。美国对大学生心理社会分析等方面的研究，作为六十年代后期研究项目中第1号项目，关于大学生的研究共有300件以上，可见数量之多。美国在其高等教育中重视道德教育的主要表现是，学校的伦理道德课程不断受到重视，1977—1978年德育研究表明，全美的623所大学开设的2757种伦理课中，其中50%实用于伦理道德、秘书道德、医疗道德和律师道德，等等。他们把培养“责任公民”放在学校教育的突出地位。八十年代末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学校废除了体罚制度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各国都增加了社会、政治学科的教学量，引进了《文明公民概论》、《法制》等新学科，以“培养学生个性必要的各种道德品性”。美国不仅重视中小学学生和一般大学生的德育，而且也十分重视对研究生的职业道德教育。九十年代，美国研究生职业道德危机已成为路人皆知的事实。近15年的抽样调查表明，赚钱发财、扬名天下、统治他人是当代美国研究生的主要入学动机，为献身社会、治理环境污染、改善种族关系等进入研究生院的学生寥寥无几。研究生院只开设专业课，从不开设职业道德课程。近些年来，美国认识到研究生缺乏职业道德问题的严重性，普遍加强了职业道德教育。美国律师协会和法学会达成协议，规定法学院所有毕业生务必通过职业道德课程的考试，方能进入律师界工作。商学院也开设了职业道德课程，着重讲解企业和公司经理经常面临的职业道德问题。
在日本，近些年来，社会强烈呼吁加强道德教育，要求把加强道德教育作为教育改革的首要任务。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于1988年在其发表的教改报告中指出，“能否培养出在道德情操和创造力方面都足以承担起二十一世纪的日本的年轻一代，将决定未来的命运，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学校的道德教育”。日本在其规划的《二十一世纪的教育目标》中明确指出：“只有重视思想素质的培养，才能保证人才的健康成长”。日本文部省1988年度教育白皮书中强调：“道德教育在培养心灵丰富的人的过程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如此强调学校德育的极端重要性，这是很值得我们重视的。
日本对学生道德品行培养的高度重视，具有深远的历史，它们十分重视“养成教育”。战前，日本建立了国家主义的独自道德观和价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教育的培养目标一直是按照“智、德、体”的次序来实践协调发展的。近些年来，日本鉴于本国风化和青少年道德水平下降、犯罪率日增的事实，现在则下决心转为“德、智、体”的次序来实践培养目标。为了针对青少年道德意识差的情况，日本文部省从1990年起实行一套法定的“学习指导纲要”，其中加强了有关公民道德的科目和内容。日本大学的教育系或教育学院的学生必须学习专门改进了的课程：德育和专门活动，以及全部规定的学科，必须获得德育的基本学分。日本现专门拨款用于改善和加强德育工作，呼吁学校德育应与其它学科有相同的地位。学校开设了道德必修课，发给道德教科书，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判断能力、思考能力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并希望家庭、社会和学校一起进行综合道德教育。日本之所以越来越重视德育价值，十分注重“德育投资”，因为它们认为“德育投资”会给社会管理、生产管理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的经济效益。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了来自日本的“德育效益”：“日本之所以构成优势，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劳动力具有良好的素质，尤其突出的是，普通工作人员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能水平”。德国也首肯：“日本的经济成就是无容争辩的事实。日本的工业政策只是日本经济高涨的诸多原因之一。但是，雇员相当高的劳动道德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日本工作人员中间，劳动道德跟工业政策同样为日本经济取得成就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香港地区，学校德育就是“公民教育”或谓“政治教育”，因为它本身蕴藏着某些“政治意识形态”，内容和措施、方法，都“反映社会的权力分布，政府和市民的关系”。香港学校德育，大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公民教育，重点放在个人与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二是品德教育，着眼点在个人品德修养；三是政公科教育，其宗旨是加强青年一代的政治意识，培养思考能力。从香港教育署1985年出版的《学校公民教育指引》所规定各级学校的十项目标和内容来看，是相当严格和具有可操作性的。最近，英国教育部颁布了道德教育《大纲》，规定学校必须向学生传授道德价值观。这一决定是针对英国学生的“道德真空”(MoralVacunm)状况作出的。英国全国课程设置委员会主卫·柏斯卡说：“教育不能与道德想脱离。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约克大主教约翰·哈勃古博士强调：“把道德教育列入学校课程仅仅是道德教育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要在学校创造一种鼓励诚实、尊重别人的氛围”。这些主张，无疑对香港地区的学校德育将产生重要影响。
从上述介绍可见，不论中、小学教育，还是大学教育，国外学校都把德育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国际性的发展趋势。这种发展趋势，对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这是很值得深长思之。
二、国外学校德育的主要方法
德育方法是为完成德育任务，实现学校培养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当今国外学校无不重视研究、改进德育途径和方法，调整、充实德育内容，以求德育的最佳效果。纵观国外学校德育工作的现状，概括地说，它们所施行的德育方法，似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第一，课堂师授是传授道德知识的基本方法。从人类教育史来看，学校教育形式由个别化授课制发展到班级集体授课制是教育发展上的一大进步。尽管这种群体性教学形式随着现代化涌入一定的教学空间，但当今世界各国学校的一切学科包括道德知识的传授仍以课堂师授为基本形式。在国外，常见到的也是教师在课堂上讲，学生在下面记。尽管国外学生在课堂上可以随时提问，授课教师在课堂上也开玩笑，但课堂教学仍然普遍运用传统的“灌输教育法”。可以说，在国外学校诸种德育方法中，课堂“灌输”则是国外学校无不采用和施加意识影响的基本方法。这种课堂师授道德知识和道德判断、推理的群体“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学方法，在今天仍具有世界的普遍性。
从课程设置来说，在西方、东欧、亚洲和各地区，无不按照本国和本地区各级学校的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体系而设置德育课。当今欧美主要德育课程设置理论有三种：即威尔逊(J.Wilson)的道德教育理论、麦克费尔(P.Wephail)的生活指导理论和劳伦斯·斯腾豪斯(L.Stenhose)的人本主义的价值教育课程理论。具体地说，尽管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学校德育，叫法不一，课程设置也不尽相同，但一般都把德育作为一门正规课程来讲授。比如，英国、加拿大、德国等西方国家称德育为“政治教育”，美国称“公民教育”，西班牙称“公共之道教育”，香港和美国一样称为“公民教育”；但在开设课程方面，一般开设的有公民课、道德价值课、伦理学、心理学、政治学、世界观方面的教育课等。美国哈佛大学开设的8类核心课程，其包括75门课，其内容也有从历史到道德的思考。它们无不是教育者根据道德产生与发展规律、教育规律和本国教育政策、教育目标、从本国和本地区实际、按照学校教学方案和认识水平出发，选择教育对象所能接受的教育形式与方法进行课堂师授，以灌输道德知识和行为规范的教育活动。
第二，课外、校外活动是施行德育的重要形式。课外、校外活动是对班级授课制所进行的改革。从已研究的德育科学实践可以看出，国外学校的德育目标，是在主张采用渗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的教学组织形式来要求实现的同时，并围绕社会需要的人才规格来广泛开展课外活动，以期取得德育的最佳效果。尽管各国社会制度不同、国情不一，培养人才目标迥异，但其学校无不为了弥补课堂德育课程时间和方法的不足，而无一例外地增加学生参加课外、校外活动的机会，丰富学生的课余生活，并不断创新开展形式多种多样、内容丰富、风格迥异的德育活动。如举办各种不同的理论讨论会、演讲会、报告会、展览会，各种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论文成果的竞赛和评估，各种类别的读书组织和活动，各种社会问题调查和举办学生就关心某种问题的民意测验、时势研讨会，关心种族歧视、性别歧视、暴力、吸毒和爱情专题研讨会，还有体育、音乐、戏剧、舞蹈、摄影比赛、旅行考察，等等。三、劳动活动是施行德育的必要途径。世界众多国家普遍认为，开展劳动教育是造就学生全面发展的必然条件。联合国教科文第38届大会决议中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一体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这样做可造就熟练的劳动力，而且可使教育与日新月异的劳动条件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并有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原苏联在教育实践中，早于六十年代就把劳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不仅规定中小学每周安排一定时间劳动，而且在大学里学生劳动也普遍开展，其活动最主要特色是利用假期组织大学生劳动队。在西方许多国家里，学生的生活与职业指导是通过和借助劳动教育进行的。在大学里，它们认为让学生参加劳动，有利于培养学生今后具备为国家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献身精神。美国大学经常参与社会活动，让学生到社会服务单位参加义务劳动，参加校园里一些服务工作，也常向学生提供“打工”机会，搞些“有酬”劳动。还有许多研究生院通过社会服务劳动，提高研究生的职业道德水准，如哈佛大学50%以上的研究生到孤儿院义务担任教师，为中小学差生补课，访问老年之家和为区社机构义务帮忙。美国总统克林顿现正在全美推行为社会服务的“城市年”计划，其目的在于让青年和大学生更好地接触社会，培养其合作精神、种族团结和社会意识。他要求大学生要为社会做各种工作，包括为老人组织娱乐活动、修复操场和公园，为无家可归者修补并油漆栖身处，在学校里当教师助手。日本的众多学校，把“寮教育”即宿舍教育作为德育主体，他们寝室劳动教育搞得好。日本中学生劳动课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劳动观和职业观。日本学校体力劳动内容的选择和劳动课的安排都有明确的界定，比如，它们根据学校所在地的生产情况，依据学生年龄和体力进行劳动，劳动课着重于美化环境、社会服务劳动以及在学校设立的劳动场所内进行生产劳动，教师必须与学生在一起劳动，等等。近些年来，日本在一些中小学推行一种“上山下乡”、“土留学”活动，让学生到生活条件差的岛屿、农村和边远山寨去，经过艰苦劳动和磨炼，接受劳动教育、集体主义和民情民俗与热爱大自然的教育。在日本的国立和私立大学里都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从事半工半读，其内容有体力和脑力劳动，充当中小学生的家庭教师或企业服务员等。特别是私立大学，有的学生是通过半工半读来付高额学费。这些教育和活动方式，深受日本国民和社会的支持和赞许。
第四、充分利用社会文化机构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影响。在德育领域里，国外和一些地区的学校，极为重视利用社会文化机构和大众传播媒介对学生施加意识影响。这一外部影响有一个基准点，就是重在利用闲暇的课余时间方式进行。国外学校通过博物馆、纪念物、历史遗迹、公园等对学生进行热爱祖国、热爱艺术、热爱领袖、热爱大自然、热爱科学等教育。英国的海德公园，那里有马克思塑像，人们可以在那里自由地发表演说，但他们有“四不准”，即不准攻击英国女王，不准倡导暴力，不准使用麦克风，不准人身攻击。世界著名军事学府“西点军校”，为了对学生进行纪律和传统教育，培养品学兼优人才，不仅确定学术和道德标准，实行严格的理论和实践训练，坚持每天举行阅兵式；而且清晨和傍晚在战斗纪念碑附近隆重地举行升降旗仪式，培养良好的德育习惯。目前，国外学校的学生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离不开电视、电影、广播、录音、高保真唱片，等等。这些新技术已被国外学校广泛运用于各类教学，包括德育教学。许多学校开展了德育的“视听教学”。教学手段和教学技术的现代化，大大提高了教学效率，教学效益和德育效果，减少了教材的难度，提高了学生们掌握教材的水平。
第五、严明纪律、务实管理。由于德育的社会功能和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因而德育在国外学校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受到重视和钟爱。一般来说，一些国外学校不仅重视道德理论知识的课堂师授等，而且十分重视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道德行为的导向管理。世界导师制发祥地的英国牛津大学，导师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不论是文科或理科学生，都要求他们不仅有好的学习成绩，而且有良好的品德、健康的体质和社交能力。该校1981年出版了一部管理学生的“法典”——“学监备忘录”，对这个学校学生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有规定，如在考试、庆典和晚餐等场合，学生应着黑色学生服：学生组织俱乐部或社团要先向校方登记，经批准后方可活动：学生在校外组织公共集会或游行，必须在36小时前通知有关当局和警察局：在校内举行公共集会或游行，必须在18小时前取得学校当局的同意；甚至在校内进行“公共”演出，也必须得到地方有关当局的许可证。对学生违反校纪、校规者，由学校的“纪律法庭”予以审理，视情节严重情况，给予罚款、停学、开除等处分。美国的公立学校，也有类似我国学校的“班主任”制度的机构，叫做Honeroom，属于学校管理的范围。中小学里的班主任每天除要完成自己教学任务外，还有管理学生的“硬任务”，如学生注册、考勤、身体及心理状况、组织参观、旅游，与学校、家长联系等。在思想教育方面，美国小学着重基本品德的训练，如常用语言行动的社会准则，在家中的行为准则，有关文化的社会准则，对领导和政府应抱的态度，等等。在通过中学阶段《宪法》、《美国史》、《公民》、《美国的政府和政策》四门课考试后，大学普遍采用个别教育法。学生严重违反校规，由学校的有关部门处罚。香港地区的学校对学生管理是颇具特色的，它们重于利用“周会”开展“学生为本”教育，主要是奉行各种以学生为主的活动；重于开拓学生视野，加强“通才教育”；重于充分发挥学生会作用，增强自治能力。
三、几点启示
第一、提高对学校德育的认识。同志在国庆4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明确指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不仅要建立完备的文化知识传授体系，而且要把德育放在首位，确立正确的政治方向”。这是具有卓越远见的论断。前述具有国际性的学校德育改革的发展趋势，可以进一步佐证这一点。这种国际性的趋势再一次提醒我们，世界上决不是只有我国才把德育放在学校首位，而是有许多国家，特别是经济和教育非常发达而社会情况又很不相同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教育改革中都把学校德育提到了与国家兴衰、社会稳定相关的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这种共同的发展趋势决不是偶然的巧合，也不是出于一些政府首脑或个人意愿或者个别国家的特殊需要，而是体现当代世界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发展对学校德育的客观要求。这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具有世界各民族的土壤的客观基础，近些年来又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高潮。
这种发展趋势包括德育思想、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德育手段、德育环境、德育效果研究，等等。这些内涵基本上表明未来学校德育是开放的，灵活多样的，使学生得到健康教育和发展。我们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度，以战略的眼光来认识我国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第二、学校专门设置德育课。这不仅有其理论上的科学性、实践上的必要性、教育目标的必然性、活动形式的多样性，而且具有世界的普遍性。可以说，国外经过数十年的痛苦周折和探索，经济和教育十分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终于不约而同地明晰地规定学校必须专门设置德育课，加强对学生的道德教育。这种规定在众多国家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相比之下，我国教育界有的则对德育与人才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识，学校德育排不上位置，对专门开设德育课不予重视，等等。我国学校现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德育困惑，它使得我国教育行业正在遭受一次历史的严峻考验。这种德育困惑的直接原因是在市场经济中受拜金主义和腐朽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的直接后果有三点：一是使学生德智体不能协调发展，二是使教育本身受到损害，三是使学校德育受到新的轻视，新的歪曲，甚至遭到新的嘲弄。这种德育困惑所产生的影响要在数年甚至十几年后才能见分晓，而且其影响范围将不止教育领域。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善德育的力度，深化中华民族道德精华的普及教育，坚定地弘扬我们党的优良的德育传统，脚踏实地搞好以爱国主义为基础，以四项基本原则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教育，认真地借鉴国外学校德育的优秀成果；革除过分模式化、过分形式主义、琐碎主义性质的管理教育。从战略高度制定和完善德育大纲，世世代代稳定地、连续地、完善地发展下去。在德育实践中，做到小学、中学、大学（含研究生）德育课界定分明，力行分级施教，不搞“分不清”、“一锅煮”。做到各级学校德育目标层次化、德育内容规范化、德育方法科学化、操作形式具体化，切实克服和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说得多，做得少”、“说得到，做不到”等虚无主义的德育现象和问题。从而逐步完善和形成具有我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学校德育课程体系。
第三、一切启发公式都是为了灌输。笔者认为，灌输是原则，也是方法。可以说，在国外种种的教学法中，任何国家、任何地区学校所采用的范例式、自由式、讨论式的“绝对”的启发式等等，都是为了灌输，都是为了灌输某种思想、某种伦理道德、某种价值观念、某种文化科学知识，某种操作技能。既往今来，概莫例外。近100多年来，尽管以杜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家反对传统的灌输教育法，但从十九世纪以来，世界上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毫无例外地根据本国、本地区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发展的道德要求，向本国、本地区甚至向别国进行“灌输”。如今美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对世界施加影响的“不战而胜”的手段、方法是什么？主要是灌输法。美国之音用几十种语言，利用现代化手段对全球广播，对华广播每天达10多个钟头，也主要是灌输。在这种情况下，在我国刚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如果我们淡化、弱化或“形强实弱”或“名存实无”德育课，那就意味着自动放弃德育是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这一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和方法。这是有悖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有悖于我们党和政府的培养目标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悖于国外学校德育的发展趋势。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当然，我们要运用中外已成功的各种教育方法，同时要不断地寻求适合国情、民情新的教育法，以实现灌输其求，兴国利民。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其次的疑问在于，日本对华投资金额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并不高。以日本在90年代对中国投资最多和增长最快的1995年为例。这一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为44.78亿美元，仅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8.7％，占日本对亚洲投资总额的36.2％，而仅占日本对美国投资额的19.8％，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额还不到对美国投资额的1／5。如果有影响，也只能说明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就业水平的影响很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日本的失业率却在降低。据日本总务省劳动力调查，2004年失业率为4.7％，2005年为4.4％，日本的正式工人数出现了1997年以来的首次增加，同时青年就业人数增加，2005年，25岁到34岁的失业人口同比下降3％。2006年5月份完全失业率为4.0％，6月份完全失业率为，完全失业者数比前年同月减少2万人，就业人数比前年同月增加20万人。由于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诱发出口”效果大于“出口替代”和“逆进口”效果，反而带来了日本国内就业机会的增加(吉田惠美里，2006)。
三、对外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理论分析与日本的现实
在分析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的具体影响时，我们先来分析一般条件下的情况。所谓一般条件，就是指国内经济的平稳发展。直观地看，对外投资就是将国内即将用于或已经用于生产的资金或生产资料装移到国外，我们将这些资金或生产资料统称为资产。不难理解，如果这些资产在国内进行生产，势必要在国内招募工人因而增加国内的就业，然而对外投资减少了这部分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一个方面。同时，这些资产的转出就意味着已经存在的或即将存在的生产活动的转出，则本来或潜在以这种生产为原料供给对象或产品销售对象的生产者将会受到影响，进而影响它们的就业，这是对外投资影响就业的第二个方面。很明显，以上两者都是负面的影响。对外投资对国内就业还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即通过向国内购买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增加本国的就业，这就是一些学者谈到的扩大出口效应。不过问题是，如果这些生产者仍在国内，它将向国内购买更多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即使考虑到对外投资使生产规模增加因而需要更多的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此时向国内的购买量也不会大于在国内时向国内的购买量。可见，扩大出口的效应是微不足道的，至少难以大于上述第二方面的负面影响。因此，总的来看，在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下，对外投资应该减少国内的就业。在此，我们特别强调经济平稳发展的条件，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个条件，上面的结论将不再成立。非经济平稳发展的极端情况亦即经济过热和经济低迷。在经济过热时，对外投资减少的就业会立即被吸收；在经济低迷时，对外投资根本就不减少就业。也就是说，在这两种情况下，对外投资不会对国内就业产生负面影响(在此意义上甚至应该理解为增加了就业)。
作者认为，基于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的背景，日本当时的经济现实就属于经济低迷。从国内大环境来看，由泡沫破灭导致的不良债权问题日益突出，银行惜贷现象严重，以致企业破产增加，就业环境恶化；就业环境的恶化，进一步加重了日本国民的不安心理，导致消费需求下降，企业生产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萎缩，雇佣人员进一步减少。可以想象，面对国内的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那些对外投资的企业即使待在国内也不可能创造就业，而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是，那些仍然留在日本国内的企业的开工率都十分低下，不仅不能通过扩大生产来增加就业，反而还在竞相裁减员工。例如，到90年代中期，在日本中小企业聚集的东京大田地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比泡沫破灭前的高峰期下降了40％，工厂数目下降了25％(国家信息中心，2004；伞锋、曾浪，2005)。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日本对外投资的企业不存在对国内就业的前两种负面影响，而其第三种正面的影响却在整体上显示出作用。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日本的对外投资没有破坏国内就业，相应地，日本近年来对中国投资的迅速发展也没有降低其国内的就业水平。如果一定要定性其影响，应该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就业。
四、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没有恶化日本就业：一个实证的证据
对于日本对中国直接投资引起日本国内就业恶化的言论，还可以在计量研究的基础上提供反驳的证据。我们的做法由两个步骤组成：首先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是否下降，如果没有下降则没有必要进行下一步的工作；其次考察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下降与日本对中国制造业投资增长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之所以用制造业作研究对象，是因为近年来日本对中国投资以制造业为主体。而用上述比重作主要变量，则是考虑到，如果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没有下降，即使制造业就业下降也没有必要关注海外投资对日本就业的负面影响，只有在上述比重下降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必要研究日本对中国投资是否影响了日本的就业。
首先来看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的变化。从图2来看，在1979-2004年的很长的一个时间内，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始终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这符合了上面所说的进行第二步工作的要求。但这里也有问题：长期持续的比重下降很难与对中国投资建立密切的关系，而总就业与制造业就业在90年代的下降也增加了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对于第二步的工作，我们通过检验下面的
回归模型来完成。
E1=β0+β1FDI1+β2FDIt-ll+β3FDIt-2+β4FDIt-3+εt
其中，E为日本制造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FDI为日本对中国的制造业投资，t为时间。考虑到日本对中国投资对其国内就业的影响可能具有滞后性，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3个滞后变量。经过对E和FDI的时间序列做平稳性检验，发现两个变量都具有1阶单位根(由于篇幅所限，检验结果不再列出)，所以在模型估计中我们采用两个变量的l阶差分。下面是模型的估计结果(如表1)。
表1中的模型估计结果显示：FDIt、FDIt-l、FDIt-3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它们对日本国内的就业没有影响；FDIt-2的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但由于其系数为正值，不仅不能证明FDI对日本国内就业有负面作用，而且还显示了FDI与日本国内就业存在某种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日本国内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五、对日本就业下降原因的进一步认识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日本近年来(主要是90年代)的就业恶化呢?首先，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其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的状况。经济萧条和需求不足使很多企业不得不减少生产，也就不得不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而且也正是日本国内经济的状况导致了以终身雇佣为主的原有雇佣制度的变化，使很多原来的全职工作变成了兼职工作。因此它使企业产生裁减员工的要求同时又消除了其裁减员工的障碍，故而导致了国内大量的失业。其次，在国内经济状况、自身发展要求、对外直接投资等因素的影响下，日本需要也正在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本身也会带来一定量的结构性失业。正像一些日本经济学家指出，日本的就业市场近年来处于一种失衡状态，传统产业由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或资源转移等原因存在大量过剩劳动力，而一些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却存在劳动力不足。最后，由于日本国内生产成本的提高，原来日本经济快速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外需条件已经发生了变化。
如果要说中国对日本就业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近年来中国经济强劲发展夺走了日本的外需应是最为突出的因素。中国大量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吸引了世界的眼光，使日本国内的生产不得不减少，因而促使其就业水平下降，但这与日本对中国投资的变化无直接关系。所以，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对外投资是其必然的要求，产业结构调整也是其必然的要求，因此，只有解决自身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使自身经济重新步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本国就业状况恶化的问题。
内容提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造成母国就业状况恶化的评论曾经甚嚣尘上。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方面的分析结论表明，日本对中国的投资不仅没有使母国的制造业就业甚至总就业下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对后者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总的来看，导致日本失业增加的原因仍在其国内而非对华直接投资。
关键词日本对华投资就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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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锋、曾浪：中国因素对近年来日本产业空洞化的影响分析。《现代日本经济》2005年第4期。
一、英国专业教育概况和发展水平
英国是开展专业教育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21年英国对专业教育就开始实行国家证书制度。主要是培养特定领域的专业人才。显著代表是专业学位教育、专业文凭教育（因其所发的资格证书被称为文凭，所以中国教育概念下的职业资格教育在大多数发达国家被称为专业文凭教育）。专业学位教育主要体现在专业博士学位和MBA教育上。英国专业博士学位是服务于特殊专业团体、定位于特定专业领域的一种学位。第一批专业博士学位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出现，其数量随后迅速增长。最近几年，每年大约增长20％。以英格兰的大学为例，1998、1999和2000年的专业博士学位计划分别有109个、128个和153个。专业教育研究生层次最突出的代表就是MBA教育。专业资格教育的典型代表是有150余年历史的英国剑桥大学考试委员会（CIE）所推出的一系列级别不同的专业文凭教育[1]。在这一专业教育序列里，标准级文凭相当于大学预科，可以直接申请大学入学资格；高级文凭相当于大专层次；专业级文凭相当于本科毕业，研究生在学水平，可以直接申请研究生，高级专业级相当于研究生毕业层次。由于剑桥大学始终处在世界教育的前沿，因此，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的专业文凭在国际上可以和学历挂钩，在英联邦、北美、欧盟、澳洲等国家，包括哈佛、剑桥、耶鲁、悉尼大学、波士顿大学、纽约大学、西北大学、瑞士酒店管理学院在内的近200多所高等院校的承认。此外具有代表性的高水平专业教育机构还有英国皇家特许物流运输学会（CILT）[2]、英国皇家特许采购供应学会（CIPS）[3]、英国皇家特许营销学院等它们都可以从事从预科层次到研究生层次的高水平专业教育，所授文凭得到世界名校的认可。在专业教育领域出现了以英国国际管理中心协会（IMCA）为代表的实战型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专业教育。
二、英国现代专业教育改革
现代是指20世纪60年代后的英国专业教育。战后大英帝国，在反法西斯战争和英属殖民地人民独立战争的消耗的打击下逐渐瓦解。完整政治概念上的“大英帝国”被以经济合作、政治协作为主的“英联邦”集团所取代。英国的发展速度赶不上美国、德国、日本，甚至在欧洲已经沦落为二、三流的国家，但是英国不放弃追赶，在追赶中经济与政治方面以“英联邦”为依托加强联邦内的互惠关税，对外一直提高关税；实行联邦内互免签证等政策。教育方面大力提高科技教育的地位，将英式教育推广到“英联邦”内各个国家，力图增强联邦内国家共同的经济、文化基因。再分析英国现代专业教育时必须要指出一个重要的纲领性文件《罗宾斯报告》，该报告提出：高等教育不仅要产生专家，还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和修养，而在这之前，对高等教育的界定仅限于大学教育。罗宾斯委员会把英国高等教育进行了集中的阐述，明确了高等教育的含义：它不只是指大学，并包含了继续教育中的高级科技教育等所有中学后的教育，它也不只是正规学士、硕士、博士课程，它还包括非正规的业余证书课程。这样才能全面地、多层次地、多样化地发展高等教育。在报告的指导下战后英国高等专业教育制度进行了三个阶段改革：第一，20世纪60年代初将部分技术学院改为高级技术学院并划归中央。第二，高等教育体制的双轨制。《1956年白皮书》调整了技术教育的结构，把工艺技术一直到技术学位划分等级，规定了11所高级技术学院为技术教育的最高层次，这就使学员在技术教育范畴内也能拿到大学学士学位证书，高等教育双轨制就此形成。第三，20世纪80年代末双轨制结束，40多所以应用技术为重点的多科技术学院正式升格为大学，与牛津、剑桥等平起平坐，这样就使技术教育与传统大学教育一样拥有颁发各级学位证书的资格，成为英国高等教育史上重要的里程碑。三、英国专业教育的平等地位
英国按照企业生产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突出实际操作能力，制定了由低到高的五级国家专业资格证书标准（NVQ）。并给予专业教育与普通大学教育同等地位，高等专业教育中不但涵盖大学、硕士水平课程，而且专业教育文凭与普通学历之间存在一个对应关系，二者可以相互沟通。专业教育中拿到三级证书者可以直接升大学。这种制度不但吸引了优秀生源，而且客观上确立了英国专业教育在全球范围的领先地位。英国专业教育的平等性，突出体现在英国国家职业资格的NVQLEVEL5与普通文凭的对应关系上。英国国家职业资格系统由国家职业资格理事会实施与督导，这个体系将目前所有的职业资格归入5个资格等级NVQLEVEL1--NVQLEVEL5，从第一级到第五级分别为：熟练工人；技术工人；技术员或监督员；高级技术员或初级管理人员；专业人员或中级管理人员。5个资格等级与普通教育证书、文凭的对应关系为：中等教育证书；中等教育证书且成绩A－C；高级证书；学士学位；研究生学位。每级职业资格都有明确的资格要求。与国家专业教育体系相对应的还有英国皇家物流运输学院、英国皇家采购供应学院、英国剑桥大学国际考试委员会制定的4级证书标准。它们与普通学历教育之间也存在一个明确的对应关系。
四、英国专业教育的特色
英国专业教育在英国经济发展的任何时期都一直处于兴旺状态，是英国政府解决再就业培训的重要机构。为社会安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英国专业教育具有鲜明办学特色，突出学生职业能力培养，理论与实践高度结合。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英式“1+1+1”学制。第一年在学校学习基础课程、第二年到企业带薪实习、第三年回学校深入学习获取学位。这种学制能够帮助学生在正式就业之前对未来的工作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能够了解自己学习的理论知识在职业中有怎样的作用，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大限度的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最后一年回校学习中能够更好的把握学习机会，能够准确的选择自己的课程。
（二）英国国家学费“代金券”制度。英国高等教育与美国不同，大多数大学都是国立的。国家对教育使用立法与经济管理两种宏观调控手段。英国政府在专业教育中试用"代金券"国家付费制度。中学生毕业后可以得到一张代金券，学生可以用它来支付培训费用,一张代金券代表大约1000英镑。1000英镑使学生能够支付自己达到国家二级专业资格过程中的全部费用。
（三）国家根据专业资格级别制定工资标准。英国政府根据国家职业资格级别来制定工资标准和每小时最低工资保障制度。通过这种硬性保障措施来提高公民接受专业教育的学习积极性。进而促进整个国家专业教育的良性发展，培养多层次适应国家发展的人才。
五、结论
英国专业教育制度具有很多先进，专业教育与普通学历教育相互融通既保证了专业教育的质量，又能够为专业教育吸引更多的优秀生源。进而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对高水平、高素质的专业人才的需求。接收专业教育还是普通学历教育成为一个人的主动选择，而不是学生因成绩达不到普通学历教育院校分数线而无奈的选择。专业教育与普通学历教育的平等性给专业人才同样攻读专业教育文凭、学位的机会，这从更深层次上促进了社会的和谐。
下面谈谈中加图书馆的一些差别，并对我们图书馆提出了几点建议，仅供参考。
1．教学重点不同
高等学校是培养一个国家高级人才的场所和基地。21世纪的国力竞争，是知识创新能力的较量。归根到底是创造性高级人才的竞争，而创造性和复合型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先进的教育制度和学校的教学重点。
我国教学重点是以课堂为中心。大多数教学活动还停留在“老师一支笔，学生一本书”“填鸭式”知识传授模式。少数学校开始用投影仪等电化教学活动。由于办学经费和教学设施的制约，“硬件”跟不上，尚可原宥。但是，加拿大教学重点放在图书馆，课堂讲授作为辅助作用。课室基本上配备投影仪，既避免了师生吃灰之苦，又保护了教学环境。例如在Concordia大学图书馆，他们为全校学生开办各种讲座，如“如何用电脑检索”，“如何应用数据库”，“连接Lexis-Nexis在线系统”，“Internet知识”和“如何收集政府信息”等。讲座时间在60-90分钟。他们还印制许多活页的宣传材料，放在图书馆门口的书架上，让学生免费取用。内容包括图书馆简介，“如何用期刊索引和文摘找到文章”“如何撰写研究论文”等。
2．管理方式不同
中国的大学图书馆开馆时间与行政办公时间相同，一般中午、晚上、周末闭馆，更不用说节假日了。加拿大大学图书馆一般从早到晚都开放，甚至到晚上11：00才闭馆。周末也开放，只是开馆时间有所变化。表1列出了1998-1999年度蒙特利尔大学（加拿大最大的法语大学）图书馆的开馆时间。
麦基（McGill）大学原来列加拿大大学第一（现屈居第二），有大小不等的图书馆16个，开放时间与蒙特利尔大学类似。他们规定，晚上、周末和节假日须出示该校的证件。在劳动节（9月7日）感恩节（10月12日）、圣诞节和元旦，所有图书馆闭馆。
3．工作岗位设置不同
中国图书馆馆员打多是女性，男性比例极低。而加拿大图书馆男性比例相当大，但是略低于女性。每个图书馆都设有咨询员岗位，有专门的服务台、电话和电脑。这个岗位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帮助他们解决在利用图书馆系统碰到的问题。因为许多新生和国际学生并不熟悉复杂的电脑检索系统。有了咨询员，能使读者更好地利用图书和网络资源。整个大学各图书馆之间以及不同图书馆之间实行联网，在任一大学图书馆的终端微机都能查到读者所需的资料。
图书管理员在加拿大是一个技术岗位工作，必须非常熟悉图书馆的业务和电脑网络，不是随便什么家属或照顾对象可以充任的。特别是图书归架管理员，每天要归放大量学生堆放在复印室以及自习桌上的书籍，这种重体力活主要由男性承担；而女性一般在其他岗位，每个岗位1-2人。通常，他们会提前到达，做好准备工作。上班时，绝没有出现谈论生活琐事，尽心尽职。他们工作积极，态度和蔼。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他们会主动帮助你，直到你满意为止。他们衣着整齐，女士们淡妆，精神饱满，面带微笑，给人一种亲切感。他们一如既往，每天迎送着一批又一批的莘莘学子。笔者认为，除了先进的图书馆设施和幽静的学习环境外，馆员的服务品质也是吸引学生来自习的重要因素。
4．设计与布局不同
在图书馆设计和布局时，非常周到地考虑读者的需要和使用方便。图书馆功能分区明确：读者可以自由进入，不必出示学生证，也无须存放书包；出去要走安全通道，如发现窃书或无意夹带资料，会发出报警声。这样几乎杜绝了窃书现象的发生。门口处设有类似信箱的还书箱，有的设计成与墙体融为一体，只留一个还书的口子，并标有箭头和文字。还书箱便于读者在任何时候还书，不致于因过期而被罚款，超期书每天罚$0.25-0.30。楼面大都铺上吸音地毯，稍大规模的图书馆设有借还书柜台、咨询员柜台、办公室、Internet室、自助复印室、检索区（电脑、微缩胶片、光盘）、自习区、休息区、音像区。图书陈列按一般图书区（按国际分类号第一字母排列），参考书区（标准、地图、摘要等不外借图书），内部资料（政府/机构研究报告）区等。有的还设专门的复印服务部，为教工和学生提供快速复印、打印和装帧等服务。图书流通部与我国类似，采用条形码识别系统，但是借书要排队，离柜台至少一米，秩序井然。自习区值得一提，每桌上安有约50厘米高的简易书架，可以避免互相干扰，废纸篓近在咫尺，方便又环保。复印机性能良好，分布合理，一般自行复印，用储值磁卡或投币，每页(A4)$0.075-0.10。复印完的图书不必归架，由馆员归集和处理，以免放错地方，影响他人使用。
在Internet区，学生可以自由使用，但是注明仅限于学习或研究，不得用于个人目的。上网前，发现别人有预约登记，只好让位。所需的网上资料可以激光打印，每页$0.10-0.30。在声像区，主要提供各学科教授的讲课录象带，学生可以自行放送，用耳机听。咖啡室或自动售货机提供各种快餐和软饮料，有桌椅沙发，可解决中餐问题。还有附设的文具店，可以买到各种学习用品。
5．借书期限和数量不同
由于加拿大图书馆经费充裕，藏书量大，他们鼓励学生多读书、多借书、并加速周转速度。例如，在蒙特利尔大学，教工和博士生可以一次性外借30本，借期4周；硕士生20本，3周；本科生10本，2周。在到期前自行在电脑上续借，最多可续借5次，除非有人预约。如续借5次后，还想借阅，就必须到流通部办理手续。过刊借期为7天，现刊1天，超期罚款重于图书。但是有一个累积罚款上限（如10加元），超过此限，图书馆就停止借书资格。
我国图书馆借书量在20本以内，借期1-2月。甚至某高级图书馆，每次只能借阅3本书，借期一月，不得续借！
6．图书馆的开放程度不同
加拿大各类图书馆向全体师生开放，甚至向外校和公众开放。通常，没有人来盘问你的身份，只要你是读者，并遵守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如果你办理了校际借书证，就可以在不同图书馆借阅图书。魁北克省内有10多所大学开展了图书馆互借业务，借期为2周，可续借。
政府图书馆同样是开放的。笔者因研究需要，须到加拿大交通部图书馆查阅资料，感触良多。我没有带任何证件，只说明了来意，门卫就让我进入大楼。馆长Mrs.GeorgiaLudgate热情地接待了我：迎进门，帮我挂好大衣。知道我从中国广州来，竟然找来地图册，查到了广州的位置。然后，她耐心地向我讲解该检索系统，因为不同图书馆系统差异较大。同时，还交代注意事项，阅览台灯的开关位置及复印机的操作。复印30页以下是免费的。当我离开时，她送我至门口。后来又去了几次，同样受到热情的接待。
书籍凝聚着人类文明的结晶，理应被人们所利用，在利用过程中发挥出图书的最大价值。而在国内一些图书馆一般只向本校师生开放，要出示证件。1997年，曾在某大学图书馆发生一件小事：分校的学生做毕业论文，因没有带学生证，而被拒之门外。以致于有的学生临近毕业时，对图书馆系统还相当生疏，甚至有些惧怕的心理，这与图书馆的封闭性有很大关系。
我国图书馆的封闭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开放时间短，中午间断，晚上闭馆或局部开放；二、各校图书馆相互封闭，甚至大学内的总馆与分馆，分馆与分馆之间封闭；三、图书陈列方式。许多系级图书馆（室）总是“铁将军”把门，教师要查阅资料都非常不便，更不必说学生了。
图书馆的封闭性极大地阻碍图书资源的利用和共享，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影响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实际上，在信息发达的今天，知识更新迅速，采取封锁的措施是不明智的。除了机密档案，图书尘封越久，价值就越低，到头来成为废纸一堆，岂不枉然？！
7．机构图书馆不同
除了大学图书馆，加拿大非常重视政府与机构图书馆的建设。在首都渥太华有国会图书馆，创建于1790年，有6300多个系列，藏书407，500册。国会图书馆现在也采用最新的电子设备，为议员们提供快捷的信息服务。
在蒙特利尔市有市立图书馆，加拿大交通部图书馆，以及分布在不同社区的24个图书馆，见表2。
在中国除了大学有图书馆外，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在许多大城市中寥若晨星，如广州中山图书馆和广州图书馆。城市建设和改造把图书馆改掉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抛弃或远离书籍，视图书馆为累赘，只崇拜物质享受和灯红酒绿，那将走向没落和衰亡，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无不与教育的失调，从而导致公众素质低下分不开的。
8．结语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中国有句民谚：“活到老，学到老”。一个国家的繁荣和昌盛离不开教育，而教育不是狭义的，除了全日制教育外，还应包括社会公众的继续教育。图书馆无疑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诚然，中加国情不同，人均GDP差距大。因此，在图书馆硬件方面比不上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从管理、服务等软件上完全可以下功夫，以弥补硬件上的不足。下面谈谈笔者之管见：
8.1实行图书馆的开放性，严惩窃书者
大学图书馆要全面开放，各专业图书馆（室）要联网，实现资源共享。同时，打击窃书或图书毁容的力度，采取“先礼后兵”的办法。在新生入学期间，大力宣传图书馆的规章制度，尤其要强调违规的处罚条例；如果“先礼”后，发生窃书或“毁容”，及时追究，一查到底。对于窃书者，重罚1000元；或公布其丑行，并附上照片，以儆效尤；或责令他做图书馆义务工一个月。对于态度恶劣、屡教不改者，给予开除处分。“重典”一定能产生强大的威慑力量，窃书或“毁容”现象将大为减少，直至消失。
8.2延长开放时间
现在中国图书馆普遍实行机关工作制。这种作息制度与自习和研究的延续性规律不相容。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可以采取两种措施：一是重新配置馆员，实行两班制：8：00-15：00和15：00-22：00；周末可行一班制，节假日闭馆。二是招募大学高年级学生或研究生，充任图书管理员。值中午班和晚班，报酬以小时计，具体定额视财力和业绩而定。
9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严格实行考勤制度，不能让学生等馆员开门。学生是客户，他们交费上学，理应得到相应的优质服务。对馆员实行动态管理，经考核确认其不能胜任业务者，坚决予以清退。设立咨询员岗位，向师生和社会公众提供优质服务。
8.3增加对图书馆工程的投入
政府应当加大对图书馆工程的投入，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理应慷慨解囊，集腋成裘。从长远和整个社会系统来看，人力资源的投资将高于任何其他经济活动的回报率，正如已故邓小平的至理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因为科学技术毕竟要靠人去创新、掌握和应用。国外许多图书馆是个人捐建的，并冠以芳名，中山大学一些图书馆建设也仿效其做法。在办学经费紧张的今天，提倡个人捐建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一些学校本末倒置，非教学建筑和教学辅助建筑比例很大，而图书馆却空间狭小，书刊陈旧。要扭转这种不正常现象，教学重点场所要从教室转移到图书馆，把图书馆工程列为学校的主要基建任务，想方设法得到上级部门的支持或社会各界的捐助。对于捐建者，给予褒奖或冠名。
8.4加强交流与合作，提高图书馆业务水平
计算机网络起源于美国大学的科研机构，如今INTERNET互联网已经成为政府、工商业和教育等领域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图书馆是人类信息的聚集地，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我国图书馆联网还处于初级阶段，要加强省内外、国内外图书馆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同时，要密切与读者的联系，倾听他们的呼声，不断改进业务。
参考文献
1．ThelibraryofParliamentbrochures(catalogueNo.B104),1998.1
2．Libraryhours:SessionalHours1998-1999,McGill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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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民主化和经济改革使中国社会中利益的多样化逐步得到政府的承认和重视，并且可以通过正式和非正式的渠道和机制进行利益表达。他们对贸易政策的影响比以前得到加强，其中中央行政机构和地方政府具有较显著的影响，体现了“主义”的作用，而国内各类企业、外国投资者、特殊利益团体以及消费者对最高决策的直接影响效力则仍然是边际性的或趋向减弱。利益团体对贸易政策的疏通和影响作用在今后的政府过程中可能会越发重要，这表明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简明、公正和透明度高的决策制度和机制，使更多的利益（特别是那些被忽视的集团，如消费者）能够在政策决策中被倾听，并避免“政出多门”的以及为少数特殊利益所左右。
（三）世界贸易体系和国际集体行动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有非常显著的影响。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接受国际通行的惯例和规则，在承担合理义务的同时享受外部市场准入的权利符合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总体目标。但这意味着中国必须面对和承受其他贸易伙伴国家的压力和要求，包括贸易摩擦和争端，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中国在加入以法规为基础的GATT/WTO多边体制框架中的谈判；中国在APEC区域贸易组织内的复边协商和贸易自由化进程；中国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双边贸易争端与解决，特别是中美贸易关系。而外国政党的对华战略、外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基本理念、利益集团乃至公众的各种要求和观念将通过这些渠道影响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外部压力和制度约束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贸易改革的日程、幅度和速度必须跟上国际集体行动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过参加多边或区域贸易协定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以“锁定”的方式保持改革政治上的可预见性和可信性，当然这种对外承诺对于中国来说必须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的基础上的。
（四）中国贸易保护的特征是平均水平较高，而且在结构上易变而分散。实际征税率与名义关税率的差别较大，以配额和许可证等数量限制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的频数比依然较高，同时关税保护和非关税措施之间多呈现出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府在贸易自由化方面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改革，使贸易的扭曲程度和结构有了显著的改善，贸易的中性刺
激增强了。实际保护率的水平和结构比名义保护率更高而离散，鼓励下游行业生产而歧视上游行业生产的倾向更明显，统计检验还表明名义的和实际的保护率在部门排序上是近乎相同的。不同贸易保护形式在工业行业之间的差别表明它们在国家的发展战略目标中具有不同的地位以及它们自身行业特征所导致的迥异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
①国外较早研究这一问题的当数日本学者加藤繁。所著《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944年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中译本)中，第8章以唐宋时期为中心，集中对白银的输出与输出进行了探讨。近年日本学者山村和神木(YamamuraKozoandTetsuoKamiki)所著SilverMinesandSungCoins-AMonetaryHistoryofMedievalandModernJapaninInternationalPerspective．InPreciousMetalsinthelateMedievalandEarlyModernWorlds(EeditedbyJ．E．Richards．Durham，N.C.:CarolinaAcademicPress、德国学者贡德．弗兰克所著Reorient：GlobalEconomyintheAsianAge(汉译本《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3月出版，等均有论及。国内的研究分别来自货币史和外贸史两个方面，前者如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11月版)、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等，后者有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集刊》第6卷第2期），全汉昇《明中叶后中日间的丝银贸易》（《史语所集刊》第54本第2分册），陈高华《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陈高华、吴泰、郭松义《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11月版)，关履权《宋代广州的海外贸易》(1994年10月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黄纯燕《宋代海外贸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3月版)等。
②见《宋史》，卷186《食货》下八(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北平图书馆影印稿本，中华书局1957年11月版)。
一、熙丰以前的白银输出
北宋自建隆元年(960年)开国，至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继位，已经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在历时一百多年的时间中，宋朝的海外贸易获得了较大发展，对外贸易的格局初步奠定。而宋王朝建立不久，白银就广泛地出现在各种贸易方式之中。
在贡赐贸易方面，宋代最早见于记载的贡赐贸易始于建隆元年(960年)。当年九月癸卯"三佛齐王悉利大霞里壇遣使来贡方物"。而至迟在建隆三年(962年)贡赐贸易中即出现了用银的明确记载。当年十一月丙子，三佛齐贡方物，宋廷"赐其使冠带器币。还，赐以锦彩银器。"①白银以银器的形式付给了三佛齐来使。此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贡赐贸易的例子不绝于书，贡赐贸易中也常常少不了白银。而雍熙四年(987年)五月，宋廷还曾"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往海南诸蕃国，勾招进奉，博买香药、犀牙、真珠、龙脑"②。8名内侍所赍金帛中，当然也少不了白银③。
在市舶贸易方面，宋朝于开宝四年(971年)二月灭南汉后，立即于六月壬申"置市舶司于广州"④。宋廷直接管理的市舶贸易正式展开。而《宋史》在简略记述了开宝四年(971年)置市舶司的情况后称："凡大食、古逻、阇婆、占城、勃泥、麻逸、三佛齐诸蕃并通货易，以金银、缗钱、铅锡、杂色帛、瓷器，市香药、犀象、珊瑚、琥珀、珠琲、镔铁、鼊皮、玳瑁、玛瑙、车渠、水精、蕃布、乌乌樠、苏木等物。"⑤显然，宋朝与南海诸番间的市舶贸易中，也有不少白银。
宋朝设立市舶司后，曾明确禁止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之外的对外贸易，民间商人没有自由地直接从事对外贸易的权利。对此，宋廷曾明令规定："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人其宝货。"太平兴国、淳化间又反复申严有关禁令⑥。但由于宋境海岸线很长，宋廷不可能完全控制沿海商人出海，外来番舶也不免因气候、逃避市舶抽解、博买等原因在宋廷未置市舶的港口停靠。于是，在贡赐贸易、市舶贸易之外，零星存在着其他方式的对外贸易。而这类贸易方式中也出现了用银的例子。如仁宗朝，监察御使朱谏上书指出："福州递年常有舶船三两只到钟门海口，其郡县官员，多令人将钱物、金银，博买真珠、犀象、香药等，致公人百姓接便博买。"⑦
细审宋代史料，我们看到，神宗朝以前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动，具有一系列突出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向我们表明，白银的流动总体上呈现出流出多于流人的状况。
首先，在贡赐贸易中，宋廷通过常赐、特赐、答赐等方式，向诸蕃来使回赐白银，且为数不少。其中，常赐属礼节性回赐。宋廷规定：凡"诸州、镇、蕃国进奉牙校人从见辞，皆有赐"。其所赐钱物，"两制以上有主钱银，虽或数百、它百，有二三百千至数十千已上，各有常数"⑧。其中，对诸蕃进奉的常赐中通常含有银器。如乾德三年(965年)四月回赐占城银器、淳化四年(993年)回赐高丽银器二百两、天圣七年(1029年)四月回赐交州进奉使银器等⑨。特赐有奖励、慰勉性质，非常制。宋廷主要根据实际进奉情况，对诸蕃来使给予具有奖励、慰勉性质的赐予，即史料中所云"特赐"、"优赐"、"厚赐"等，其中亦常含有白银。如建隆二年(961年)"优赐"占城器币⑩等。又如嘉祐二年(1057年)正月，占城使人贡还至太平州，因"江岸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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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
②《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
③关于宋代"金帛"与白银的关系，笔者曾在《宋代白银货币化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2月版)一书中作了较系统的考证，参见该书第126-131页。
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
⑤《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⑥《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⑦《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四。
⑧《宋会要辑稿．礼》六二之一七。
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三。《宋史》卷487《外国三》。
⑩《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三。
沉失行橐"，仁宗"诏广州赐银千两"①。
宋廷的答赐是贡赐贸易的主体，一般以进奉物的价值为基础，实行增价回赐。因海外诸国进贡数量较多，回赐中的白银也为数不少。北宋有关史料中，明确记载答赐白银超过千两者不少。如咸平三年(1000年)赐大食舶主银二千七百两②等。尤为突出的是，由于占城等国人贡商品繁多，价值重大，宋廷回赐的白银甚至突破了万两的大关。其中，天禧二年(1018年)回赐占城的白银达到了四万七千两之多③。
与宋廷回赐中包含大量白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献中关于诸蕃使臣进奉的各种商品的记载，却大多没有白银。如天禧二年(1018年)九月，占城遣使"以象牙七十二株、犀角八十六株、玳瑁千片、乳香五十斤、丁香花八十斤、豆蔻六十五斤、沈香百斤、笺香二百斤、别笺一剂六十八斤、茴香百斤、槟榔千五百斤来贡。"④所贡商品种类不少，却无白银在内。有关文献中虽也有高丽、交趾、占城、大食等国为数不多的几条进奉白银、高丽答赐宋使白银的事例，但人贡、答赐宋使的白银数量一般不过数百两。如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月，交趾"江巨瑝、王绍祚以方物金银器五百两、通犀六株……来贡。"⑤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十一月，大食蕃客截沙蒲黎以金钱、银钱各千文来贡。"⑥淳化四年(993年)二月，陈靖等出使高丽，高丽王亦"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⑦等。不仅如此，诸蕃在获得宋廷的回赐之后，还有用回赐的钱物收购白银带出宋境的情况。如景德元年(1004年)"九月，有司言，蒲端使多市汉物金银归国，亦有旗帜之类。"⑧由此观之，在宋廷与海外诸蕃之间的贡赐贸易中，宋廷的回赐当超过了诸蕃的进奉，白银的流向当以流出为主。
与贡赐贸易中的情况类似，市舶贸易中白银的流向似乎也以流出为主。北宋初置市舶司之际，通过市舶输入、输出的商品情况不甚明了。由于对外贸易初兴，商品流通量不大，白银即使有出有人，其量也为数不多。淳化二年(991年)后，宋廷放开了部分舶来品的经营权，规定在市舶司完成抽解和博买之后，商人可博买分销部分舶货，但抽解和博买所占比例亦不低。因此，包括抽解、博买在内的市舶收入，为我们考索白银的输人情况提供了重要线索。《宋史》在记"淳化二年，诏广州市舶，除榷货外，他货之良者止市其半"之后，对广州市舶的收人情况作了如下说明："大抵海舶至，十先征其一，价直酌蕃货轻重而差给之。岁约获五十余万斤、条、株、颗。"⑨所获之物虽不甚明确，但从“斤、条、株、颗”的计量单位来看，应当没有白银。此后，天禧末全国财政总收人中虽有"银八十八万二千余两"，但其来源"除坑冶丁税和市外，课利、折纳、互市所得皆在焉"⑩。应当说，严格意义上的互市是不包括市舶之利的。由此不妨推断，由于市舶贸易中没有或少有白银输入，故市舶之利与天禧末全国财政收入中的白银并无直接关系。反之，当年财政总收人中有"香药、真珠、犀、象七十余万斤、条、片、颗"。结合这一时期市舶收入均在七十万斤、条、片、颗以下的情况来看，这一数字当为市舶总收入。也就是说，如果市舶收入除这七十万单位外，还有不少白银按品类计入了总收入中的白银类的话，市舶总收入的数字将显得过大，超出了这一时期市舶收入所可能达到的量。此后仁宗、英宗两朝，关于市舶收入的记载是："皇祐中，总岁人象犀、珠玉、香药之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至治平中，又增十万。"从其计量单位来看，其中似乎也没有白银。由此观之，神宗朝以前市舶收入中的白银，只存在三种可能：一是根本没有白银；二是白银为数很少，少到了史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三是有一定量的白银，但输入量少于输出量。输入与输出两抵后，市舶纯收人中已没有了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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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一。又见《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二九；《宋史》卷489《外国五》。
②《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
③《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
④《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
⑤《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二二。
⑥《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一。
⑦《宋史》卷487《外国三》。
⑧《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五。
⑨《宋史》卷186《食货》下八。
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
更进一步，从白银输出的角度看，宋朝通过市舶贸易输出的白银却不少。淳化二年(991年)以前，宋廷完全垄断市舶物资的博买，博买中不能排除参照贡赐贸易的方式，用白银和其他物资博买蕃货的可能。而淳化二年后，由于抽解、博买之余的蕃货可售给宋朝民间商人，市舶司与民间商人博买蕃货的商品当无太大差异。从前述仁宗朝福州郡县官员"多令人将钱物、金银，博买真珠、犀象、香药等"的情况来看，市舶司和民间商人均用银博买蕃货当不会是例外。甚至天圣中，章献太后为了于明州舶船求购摩婆石和无名异，不仅"内出银三百两为价"，而且规定："如不足，更许于州库贴支。"①因此，大中祥符年间，当三司感到乏银支用时，仁宗曾"谓辅臣曰：咸平中银两八百，金五千，今则增踊逾倍，何也?"王旦等明确指出："两蕃、南海，岁来贸易，有去无还。"这正是银价持续上涨的重要原因之一②。市舶贸易中的白银输出，已经到了足以推动宋朝银价上涨的地步。
贡赐贸易中回赐白银多于进奉白银，而市舶贸易中下至普通商民，上至章献太后，均用白银与其他商品博买舶货，甚至对外贸易中的白银输出足以推动宋朝银价上涨。这意味着，熙丰以前的海外贸易中，白银输出量远大于输入量。白银的流向总体上呈现出持续输出的特点。二、熙丰至绍兴间的白银输入与输出
治平四年(1067年)神宗继位，次年改元熙宁。延至南宋高宗绍兴中叶，宋朝的历史又过去了80多年。从海外贸易的发展情况来看，这一时期宋廷对发展海外贸易的热情持续高涨，从神宗朝的大幅度降低抽解、博买比例，哲宗、徽宗时增设市舶、扩大对蕃商的开放范围，到高宗时高官重金招诱蕃舶，鼓励、支持和有利于海外贸易发展的措施步步推进。在这样的条件下，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这一时期海外贸易中白银流动的首要特点是，以熙宁年间市舶收人中出现有关白银的记载为起点，通过市舶贸易输入的白银有较大增加。《宋会要辑稿．食货》中，留下了关于宋廷矿课收入的记载。据王菱菱考证，该条资料的时间在熙宁七年(1074年)至十年(1077年)间③。尤为重要的是，这条关于熙宁间矿课收入的记载中，不仅分项记述了"租税之人"、"山泽之人"、"诸路上供之数"，而且单列一项，具体记录了白银的"赋人之数"一百二十三万一千二百七十七两。其中，除成都府路、梓州路、夔州路课税、榷场收入，诸路茶税、杂税、买扑、酒曲及人籴买卖所得外，有来源于市舶的白银"二千二百五十四两"①。这一数字绝对值不多，在赋人之数中的比例也不足千分之二，但却是笔者所见最早的市舶收人中出现白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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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3，《摩婆石》。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
③王菱菱：《宋代"山泽之人"矿课时间考》，《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2期；又见漆侠主编：《宋史研究论丛》，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版。
不仅如此，至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市舶收人中含有白银的记载又一次出现。《文献通考》载："杭、明、广三州市舶，是年收钱、粮、银、香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②这条材料虽无从考证白银收支的具体数字，也无法比较市舶贸易中白银收支之间的差额，但至少表明，熙宁及其以后的市舶贸易中，有白银输入当不是偶然。
此后，市舶收人中出现白银的记载已不难获见，商人从海外贩人白银的情况亦时有发生。如哲宗时，泉州商人徐戬在杭州雕刻《夹注华严经》版2900余片，经海运献于高丽，"受酬答银三千两"③。尽管徐戬的行为有违宋廷禁令，但白银流人了宋境确是事实。特别是绍兴三年(1133年)"十二月十七日，户部言：勘会三路市舶除依条抽解外，蕃商贩到乳香一色及牛皮、筋角堪造军器之物，自当尽行博买。其余物货，若不权宜立定所起发窠名，窃虑枉费脚乘。欲令三路市舶司将今来立定名色计置起发下项名件，欲令起发赴行在送纳：金、银、真珠、玉、乳香、牛皮、筋角、象牙、犀脑子、麝香……夹杂银、石碌、白附子、铜器、银口朱、苛子、南蕃苏木……诏依。"④在宋廷明确规定须起发行在的诸色蕃货中，同样包含有白银。显然，神宗熙宁年间至高宗绍兴年间，白银输入史料凤毛麟角的情况有了改观，而这正是输入宋朝境的白银有所增加的直观反映。
市舶贸易之外，熙宁年间至绍兴中叶，贡赐贸易中输入宋境的白银也有所增加。如神宗时，钱勰奉使高丽，高丽王"遣二吏追饷金银器四千两"⑤。尽管钱勰最终没有将白银带回。但高丽所饷白银的数量，已是淳化四年(993年)陈靖出使所得白银的好几倍。此后，海外诸国进奉白银的绝对数量开始突破数百两，出现了不少人贡千两的记载。如建炎四年(1130年)八月一日，交趾人贡有"金厮锣五面，共重二百五十两；银厮锣二十面，共重一千两"⑥。绍兴二年(1132年)"闰四月三日，高丽国王遣使朝散郎礼部员外郎赐紫催清、閤门祗侯沈起等一十七人，奉表贡纯金器三事，共重一百两；注子一副，盘盏二副，白银器一十事，共重一千两，……惟清、起各进奉白银合四副，共重二百两……"⑦高丽国王来使人贡的白银加上来使本人带来的白银，总数已超过了千两。不仅如此，熙宁后三佛齐人贡频繁，而白银则已成为三佛齐来使常备的人贡品。《宋史》载：元丰中，该国"使至者再，率以白金、真珠、婆律薰陆香备方物"。白银通过贡赐贸易输入宋朝，具有了经常化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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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食货》三三之二七。
②《文献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11月影印本)，卷20，《市籴考》一。但《宋史》卷186《互市舶法》将该条资料系于熙宁九年。汪圣铎先生指出：《宋史》系于熙宁九年疑误(见《两宋财政史》下册，第723页，中华书局1995年7月版)。此从之。
③苏轼：《乞禁商旅过外国状》，《东坡全集》卷58《奏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④《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七。
⑤《宋史》卷317《钱勰传》。
⑥《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五。
⑦《宋会要辑稿．蕃夷》七之四五。《宋史》卷487《外国三》记载略有不同，称："(绍兴)二年闰四月，(高丽王)楷遣其礼部员外郎崔惟清、阁门祗侯沈起人贡金百两、银千两、绫罗二百疋、人参五百斤，惟清所献亦三之一。"
然而，市舶和贡赐贸易中白银输入的增加，是否意味着宋朝海外贸易中的白银流向发生了逆转呢?情况似乎仍不容乐观。细审有关史料，同一时期输出的白银，也在大幅度快速增长。
首先，随着海外诸国人贡频率的增强和人贡量的增加，宋廷回赐的白银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一时期，除对海外诸蕃来使继续给予常赐外，宋廷答赐、特赐大量白银的记载进一步增加。就答赐而言，熙宁十年(1077年)注辇人贡，宋廷回赐的白银即达到了五万二千两．创下了答赐量的新高。元丰二年(1079年)、元祐元年(1086年)，三佛齐、高丽人贡，宋廷答赐白银也分别为一万五百两、五千三百两①。
在特赐白银方面，神宗、哲宗两朝不仅赐予频繁，而且所赐白银为数不少。如熙宁五年(1072年)在回赐占城进奉之外，又特赐银二千一百两②，元丰六年(1083年)对层檀来使不仅"诏颁赉如故事"，而且又"加赐白金二千两"③。对三佛齐的频繁来贡，也"每优赐遣归"④。至哲宗朝，又有元祐元年(1086年)特赐高丽国僧人银器一千两、元祐六年(1091年)二月特赐高丽来使银器五千两⑤等。甚至靖康年间，宋廷已无遐自顾，但宋朝官员卫肤敏因奉诏迎接高丽来使，也不辱使命，在开封已经失陷的情况下，仍"以币易银帛，得六千匹两，厚贶其使，而移文遣之"⑥。用银绢对来使给予了厚赐。
至南宋绍兴初，宋廷不仅对海外诸国人贡使臣给予奖励性质的特赐，而且一度大力奖励蕃商来华贸易。如绍兴六年八月，宋廷认为大食蕃商"蒲罗辛造船一只，般载乳香投泉州市舶，计抽解价钱三十万贯，委是勤劳，理当优异"。于是，宋高宗诏："蒲罗辛特补承信郎，仍赐公服履笏，仍开谕以朝廷存恤远人，优异推赏之意。候回本国令说喻蕃商广行般贩乳香前来，如数目增多，依此推恩。余人除犒设外，更与支给银彩。"⑦对大量贩运乳香前来的蕃商特赐银绢，已具有了制度化的意义。
此外，海外诸国来使在人贡白银的同时，仍继续从宋朝境内回购白银，且回购数量不少。如熙丰间三佛齐来使虽"率以白金"等备方物人贡，但元丰二年(1079年)来使群陀毕罗也曾明确提出"乞买金带、白金器物"的要求，宋廷则按照对待注辇国来使的方式，通过回赐满足了其要求⑧。而绍兴初年，大食国进奉使人蒲亚里则"将进贡回赐到钱，置大银六百锭及金银器物、疋帛"⑨。其中，所购置的六百锭白银，按每锭50两计算，总数已达到3万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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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宋史》卷489《外国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卷364。
②《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七一。
③《宋史》卷490《外国六》。
④《宋史》卷489《外国五》。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卷455。
⑥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4，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四。
⑧《宋史》卷489《外国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
⑨《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九四。
同时，在市舶贸易方面，这一时期白银的输出情况也有明显增长。前揭《文献通考》关于元祐间三市舶司的年收支数中，支出钱、粮、银、香药等"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匹、斤、两、段、条、个、颗、脐、只、粒"。其中，市舶司支出的白银中，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向蕃商博买市舶物资显然属于文中应有之意。这意味着白银已开始成为市舶本钱的价值载体，正式由宋廷的市舶司向外输出。而追溯元祐以前，熙宁二年九月制置条例司曾言："银铜坑冶市舶之物皆上供，而费出诸路，故转运使莫肯为，课人滋失。今既假发运司以钱货，听移用六路之财，则东西南经费皆当责办。请令发运使副兼提举九路银铜锡冶坑市舶之事，条据利害以闻。"条例司的这一建议得到了神宗的认可，并诏令发运司正副使同时"兼都大提举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等路银铜铅锡坑冶、市舶等"①。宋廷从坑冶中获得的白银，也可能直接成为市舶司博买舶货的手段。
此后的市舶贸易中，不仅抽解、博买之余的蕃货仍在换取民间白银输出海外，而官府掌握的白银，也有相当一部分直接用于博买，向海外输出。这正是北宋末南宋初，各地市舶司均存有数量不等的白银的重要原因。如建炎四年(1130年)正月丙辰，南宋政权在不太稳定的情况下，曾一度"命福建市舶司悉载所储金帛见钱白海道赴行在"②。所送纳的金帛中自然包含一部分白银③，且这些白银就是市舶司用于博买蕃货的本钱。相应地，绍兴二年(1132年)八月六日，福建市舶司废罢时，宋廷也没忘记将"其本司银器钱物并令起赴行在左藏库送纳"④。原准备用于输出海外的白银，因为宋廷的政策调整而暂时留在了宋境。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元丰四年(1081年)琼管体量安抚朱初平等奏称：在海南岛，"自来泉、福、两浙、湖广来者，一色载金、银、匹帛，所直或及万余贯。自高化来者惟载米包瓦器牛畜之类，所直或不过一二百贯。"⑤也就是说，熙丰年间有大量内地商贾持续向海南贩运白银。奏书没详说所贩白银的用途，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用于博买南海舶来品的当为数不少。而其中用于博买舶来品的白银，一旦由商人贩运出境，则当然地构成了海外贸易中的白银输出。
因此，宋神宗至高宗朝，在海外贸易中白银输入有所增长的情况下，输出也大幅度增长，白银的流向总体上未发生全面逆转。即使把熙宁间市舶收入白银二千二百五十四两全部作为抽解数，把抽解比例设定为熙宁间的最低值十五抽一，通过市舶输入的白银总量也不过33810两。全年经市舶输入的白银，也仅相当于熙宁十年回赐注辇国白银的65％。而《宋史》述及高宗绍兴年间的情况时也称："南渡，三路舶司岁人固不少，然金银铜铁，海舶飞运，所失良多，而铜钱之泄尤甚。法禁虽严，奸巧愈密，商人贪利而贸迁，黠吏受赇而纵释，其弊卒不可禁。"⑥正因为如此，熙丰至绍兴间，在钱荒不断加剧、铜钱购买力较为稳定甚至有所增强的情况下，白银与铜钱的比价仍从每两1贯持续上涨至2-3贯⑦，白银的继续外流，在一定程度上仍旧推动着银钱比价的不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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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焘著、黄以周等辑补：《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版。
②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1。
③《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六九；《宋史》卷489《外国五》；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9、卷364。
④《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五。
关键词：微气候；建筑；太阳辐射；长波辐射；温度分布；辐照度
Abstract:
Inthisstudy,theexternalmicroclimateparametersofatypicalmultistoriedbuildingweremeasuredduringaperiodoftime.Timeresultscouldbeconcludedasfollows:1)Duringthesunshineperiod,theverticaldistributionofexternalsurfacetemperatureondifferentorientationsofbuildingsdiffersfromoneanother,andthemaxdiscrepancyofverticaltemperatureappearsontheexternalsurfaceofwestorientedwall,whosemaxdifferencesoftheverticaltemperatureareabove2℃andthestandarddeviationofthetemperatureisabove0.6℃;2)Mostofthetime(from2p.m.tothenextdawn),theexternalsurfacetemperatureofthelowestfloorwallfacedwestishigherthanothers;3)Therisingofinducedairflowonthebuilding''''sheatedexternalsurfacehasbeenexamined.Basedonthecombinedanalysisofdifferentaffectingfactorssuchassolarradiation,longwaveradiationandconvection,areasonableexplanationispresented.
Keywords:microclimate;buildings;solarradiation;long-waveradiation;temperaturedistribution;irradiance
0引言
伴随着空调的迅猛发展而引发的能源短缺、环境污染，以及病态建筑综合症等问题，使得在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和舒适健康日益成为建筑和空调系统设计的热点。基于解决上述问题，建立"绿色居住建筑体系"已经达成共识。目前各方面的学者都在积极探讨建筑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有学者提出"低能耗健康建筑"的概念[1]，意为充分利用自然能源的被动式供热空调建筑，它能提供人们生活和生产需要的建筑环境，保证人体的卫生和健康，同时具有节能建筑的特点。自然通风和小区绿化等就体现了这种思想。
在夏季炎热地区，自然通风是人们主要采用的住宅降温手段。建筑设计怎样来促进建筑物的自然通风和降低室温长期以来一直是研究讨论的话题，然而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多数考虑的是通风进入室内后的流动，而建筑外气流的形成、形式及对室内热环境的影响却很少涉及；尽管有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就发现了太阳辐射下建筑热外表面的上升热气流对自然通风的诱导作用以当阳面与背阴面空气温差的可利用性，指出了在炎热干燥地区对无风燥热天气下通风的意义[2]，但却很少有人能从建筑热环境的角度出发，研究建筑外微气候如建筑外不同位置不同表面的温度分布，夜间长波辐射以及空气的气流形式等建筑周围热环境的特性，考虑其对小区热环境及室内热环境的影响并引入到实际的建筑设计中。
实际上，正是由于目前人们对人居热环境的动态特征的研究方兴未艾，许多研究分析结果尚处于试探性阶段，才使得人们尽管在不断深刻意识到人居热环境重要性的同时，却不知从何入手、真正与建筑设计相结合并付诸工程实践中。从这一点上讲，对建筑外各表面微气候的相关动态参数进行现场观测及基础理论分析，研究其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结合小区布局和建筑设计以改善人居环境，不失为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1建筑外微气候的实验研究
微气候指的是在建筑物周围地面及屋面、墙面、窗台等特定地点的风、阳光、辐射、气温与湿度条件[3]。由于微气候形成因素复杂难以给出简单的数学描述，因而以实验研究作为工作的入手。为了解太阳辐射下建筑外热环境的规律，特选择了一座典型多层板楼进行现场测试。
1.1建筑描述
实验建筑（24#）为北京地区一南北朝向的5层宿舍楼，整体结构为长方体。建筑周围布局如图1所示。各层的层高约3m，东西外墙尺寸为12.6m×15.4m；每层楼层的东西朝向都分别有一阳台，无外窗；测点所对应的房间为4人一间的宿舍，宿舍内分别有一台电视和计算机，此外并无其它较大热源，室内负荷相对比较稳定。外墙材料为370mm厚的加气混凝土砌块，两面抹有厚度为20mm的浅灰色石灰砂浆，外墙表面粘有碎石。如图2所示。
图1建筑布局图2测点布置
Fig.1BuildingcomplexFig.2Measuringpointarrangement
1.2实验测量参数及仪表
1)温度
西墙各层表面上各布置了一个测点，共5个测点（第一周在东墙外表面同样地布置了测点并监测其温度随高度的变化）；室内相应布置了监测外墙内表面温度及空气温度的测点；此外还监测了室外的空气温度、路面及草坪温度等相关参数。室外温度的测量根据文献中的建议考虑了防止太阳辐射[4]。温度的测量采用RHLOG温度自记仪，每20min记录一次，共记录约20d。RHLOG温度自记仪由清华同方设计生产，仪器精度为±0.2℃，具体布置如图2所示。
2)辐照度
测量西向垂直面上的辐照度，以分析太阳辐射对建筑外墙外表面温度沿垂直方向上的分布的影响，采用DFY-2型天空辐射表进行测量，每20min记录一次。该天空辐射表经中国国家气象局标定，仪器的灵敏度为8.86μv/W·m2)，年稳定性为±2%。
3)环境风速及上升气流速度
采用热线风速仪测量外墙表面的贴附上升气流风速并与环境风速进行比较。上升气流的测点为五层离外墙约5cm处；环境风速测点离建筑外墙表面约1.5m。每隔20min人工读一次数。热线风速仪的测量范围为0.05～30m/s，误差为测量值的±5%。
2.测试结果综述
2.1外墙表面温度规律
温度记录结果表明，一段时间内建筑外墙外表面温度沿垂直方向存在变化，并且由于朝向的不同其温差的大小及波动幅度也不同。如图3所示（如无特别的说明，文中所提到的温差均指外墙表面垂直方向的最大温差，即以表面温度的最大值减去最小值而得）。
图3不同朝向外墙表面垂直方向温差的变化
Fig.3Comparisonbetweentemperaturedifferencesof
theverticalsurfaceatdifferentorientation
如图3所示，东墙外表面垂直方向的温差一般都比较小，除了在早上由于阳光照射到东外墙各层的时间不同而导致温差较大（约在2℃以上）外，此后其温差则基本保持在1℃以下；而西墙外表面垂直方向的温差在很长时间内都在1.5～2℃以上，只在夜间才可能低于1℃。
一段时间内西墙外表面垂直温度变化的标准偏差值如图4所示。从图中可看出，在中午至傍晚一段时间内，西墙外表面温度的稳定波动较大，约在0.6℃以上，有时则在1℃以上，而在其余时段内侧较小。太阳辐射的影响可见一端。
图4西墙外表面垂直温度变化的标准偏差
Fig.4Standarddeviationoftheverticaltemperature
variationsalongtheexternalsurfaceofawestorientedwall
如图5所示，在太阳辐射下西墙的外表面温度沿垂直方向呈现出一定规律：即约从下午14：00开始，1层外表面温度均普遍高于其它各层。这种情况一般可延迟到第二天凌晨5：00左右；而在其余时间内，多数情况下3、4层温度略高，而2层温度略低。另外，在不同时段内西墙外表面随高度变化的趋势不同：在中午到晚上20：00-21：00之间，尽管依然是1层表面温度最高，但受无规律外扰的影响，外表面温度随高度的分布曲线还是扭曲变化得很厉害。
图5西墙外表面温度沿垂直方向的分布
Fig.5Verticaltemperaturedistributionof
theexternalsurfaceofawestorientedwall
图6所示为一段时间内西外墙各层外表面温度之间的温差变化情况，分别以各层的温度减去1层温度而得。由图可知，一天绝大多数时间内各层之间的温差都在1.7℃以上；在下午16：00-17：00后，各层的温降趋势则明显不同；图中数据也表明多数时间内西墙1层外表面的温度最高。另外，在不同天气状况下外墙表面温度的平均温差在不同时段也不相同（以西墙为例说明），如表1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到，只要不是阴雨天气，12：00-20：00之间的外墙平均温差总是较大，在1.6℃以上；而凌晨以后的温差较小，一般在1℃以下；在太阳辐射较强时外墙表面各层之间的平均温差可保持在3℃以上。
图6西墙各层与1层外表面温度的比较
Fig.6Temperaturedifferencesofexternalsurface
between1stfloorandothersofawestorientedwall
表1不同气候情况下西墙外表面温度的平均温差
Table1Meansurfacetemperaturedifferencesofwestwallatdifferentclimateconditions
0:00～12:00
dT/℃12:00～20:00
dT/℃20:00～24:00
dT/℃最高墙温
/℃环境风速
/m·s-1日最大辐照度
/S·m-2气候情况
0.66
0.91
0.84
2.05
1.07
0.91
0.63
0.61
0.52
2.11
1.64
3.20
1.55
1.71
1.58
2.24
0.63
1.32
1.16
1.95
0.72
1.20
0.98
1.51
30.13
38.76
38.54
50.85
38.90
0.85
41.05
46.06
＜1
＜1
1
＞2
＞2
426.4
546.8
652.4
374.6
514.6
阴有阵雨
晴转阴
多云间阴
晴
阴雨
晴
多云
晴
2.2建筑周围各表面温度比较
图7比较了草坪、路面、外墙内外表面的平均温度以及室外空气平均温度随时间变化的情况。图中表明在下午太阳辐射较强时，外墙外表面和周围空气的温差较大，一般在8℃左右，最大可达到13℃以上。在8:00～14:00之间，路面温度一直高于外墙外表面温度在下午14：00～15：00以后，外墙外表面温度开始高于地面温度；绝大多数时间内草坪温度始终最低；室内气温和外墙内表面温度都相对比较平稳（波动幅度均在2℃左右）。
图7建筑周围各种温度比较
Fig.7Thetemperaturesonthesurfacesofbuildingenvelope
图8所示为不同楼层的室内空气温度、西墙内表面温度以及外表面温度的标准偏差的比较。如图可知，从下午至夜间凌晨以前，由于室内自然通持续进行，并受室内不确定热扰的影响，西墙各层的室内空气温度的波动相对内表面温度要明显，但总的不如外表面温度波动大。而在凌晨以后，则有可能出现室内空气温度的波动幅度大于围护结构外表面温度变化的情况。西外墙内表面温度的标准偏差在0.3℃左右，室内空气温度的标准偏差在0.6℃以下（图中dTin-air，dTin-w，dTout-w分别指室内空气温度、西墙内表面及外表面温度的标准偏差值）。
图8室内空气温度、西墙内表面温度及外表面温度的标准偏差的比较
Fig.8Thestandarddeviationoftheindoorair,theinternal
surfaceandexternalsurfacetemperatureofwestorientedwall
2.3对建筑热外表面贴附上升气流的观测
在太阳辐射下，由于自然对流的作用建筑热外表面会诱导产生贴附上升气流，在环境风速较小时可能对室内通风及热环境产生重要影响。本次实地监测过程中，选择环境风速较小（基本都在1m/s以下）的情况下，测量了靠近外墙的贴附气流的速度并与环境风速进行了比较，如表2所示。其中环境的主导风向为南北向，离建筑外墙外表面约1.5m；贴附气流方向为从下至上，测点离外墙约5cm。从表2中可以看到，贴附气流的速度略大于室外风速，这可能是因为实测风速为贴附气流风速和环境风速叠加以后的值。另外，环境风速紊动变化较大，其离散度（以标准偏差除以平均值）为45%左右，而贴附气流风速则相对稳定得多（离散度为25%）。
表2贴附气流速度的测量结果
Table2Measuredresultsoftheinducedairflowontheexternalsurfaceofbuildings
时间13:0013:2013:4014:0014:2014:4015:40
室外环境风速／m.s-1
贴附气流速度／m.s-1
0.80
0.90
0.30
0.70
0.40
0.60
0.20
0.50
0.50
0.90
0.60
1.90
0.70
0.90
时间
16:0016:2016:4017:0017:20平均值标准偏差
室外环境风速／m.s-1
贴附气流速度／m.s-1
0.50
0.60
0.40
0.50
0.80
0.90
1.00
1.10
0.60
0.60
0.50
0.80
0.23
0.22
3结果分析
根据建筑外墙表面的热平衡方程[5]：qs+qR+qB+qg=q0+qca+qra(其中qs--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吸收的太阳辐射热量：qR--围护结构外表面所吸收的地面反射辐射热量；qB--围护结构所吸收的地面总辐射；q0--围护结构外表面向壁体内侧传热量；qca--围护结构外表面向周围空气进行的对流换热量；qra--围护结构外表面向周围环境进行的热辐射量)。考虑不同热交换量（太阳辐射得热，对流换热，长波辐射和热传导等）的大小，对于在不同时间及气候条件下建筑西墙外表面温度分布所体现出来的规律可从以下几个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3.1太阳辐射不同的影响
外墙各层接受到的太阳总辐射强度不同将直接导致外墙各层温度不同，东墙外表面温度在早上温差较大就主要是这一原因所至。
但对西墙而言，除了傍晚太阳西落之时，多数时间下各层所获得的太阳总辐射强度差别不大（从图5中可知，由于17：00～19：00之间太阳仅直射到第5层外墙，因此其温降明显慢于其余各层。比较不同太阳辐射强度下西外墙的最大温差，如图9所示，很难说明最大温差与辐照度之间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其中主要原因还是在于环境空气和外墙的换热不仅仅由外墙所接收的太阳总辐射强度决定。
图9西墙辐照度和外表面最大温差的比较
Fig.9Thetimevariationofsolarradiationandthe
correspondingsurfacetemperatureonwastorientedwall
3.2长波辐射不同的影响
西墙各层与建筑前混凝土路面的辐射角系数相差较大，而尤以1层和混凝土路面的角系数最大。这样当路面温度高于外墙温度时，各层外墙所吸收的路面热辐射热量也就不同，1层吸收热量较多因而使得1层温度略高；结果导致在9：00～14：00，尽管高层的温度相对较高，却是2层的温度最低，因为1层从路面获得了额外的长波辐射热量。而当路面温度低于西墙温度时，如果没有太阳辐射的作用，则是1层外墙辐射冷却较快，这就是为什么1层的天空可见度较2、3各层低，其温度下降幅度却大于2、3层的原因。但是1层外墙外表面温度在如此长的时间内始终高于其它各层，原因并非仅受路面长波辐射影响。从图7中可知，路面温度在下午14：00（最迟可延迟到下午16：00左右）就和外墙平均温度相差不多，此后则一致低于外墙平均温度；因此如果考虑路面与外墙之间的长波辐射，不可能导致1层外表面温度在此后的时间内始终高于其它各层。分析可知，在这一时段内主要是对流换热及其它因素起作用。
外墙外表面温度在凌晨以后所体现出来的底层温度略高，而高层温度略低的原因则是各层的天空可见度不同的结果。高层的天空可见度好，与天空之间的长波辐射作用大于低层，因此降温较快。结合天空长波辐射和地面长波辐射在不同时间内的作用效果，可解释为何凌晨以后是中间层外表面的温度相对较高。
3.3对流换热效果不同的效果
在街道楼群附近，由于受到太阳直接照射的时间和部位不同，局地气温亦有明显。这种差异以在近地面1～2m的高度内尤为突出[6]。原因在于西墙前的混凝土路面长期受太阳直接照射，并且没有耗于蒸发的热量，而混凝土材料又特别地善于吸收贮存日射热量，因此在太阳照射的时间内，贴近地面的空气温度往往比高层空气温度增长更快，结果可使上下层空气温差达1℃以上。这样由于底层外墙周围空气温度相对较高，外墙散热不如上层有利，结果会使下层外墙外表面的温度相对略高。
另外，当环境风速较大时，即为混合对流时，由于建筑上下层风速不同，在外墙与空气温差较大（即西墙各层太阳辐射较强的时段内，二者温差在10℃以上）时，将直接导致外墙和周围大气的对流换热效果不同，结果底层温度高于高层；环境风速越大，高层与低层（1、2层）之间的温差则越大。若是无风自然对流时，1层处于层流区，其对流换热也弱于上层。结果也可导致1层温度在较长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同样也是外墙和空气之间温差较大，对流换热较强的时间）内高于其它各层。晚上由于外墙和室外大气的温差较小，对流换热的效果已经变弱，这时起主导作用的是长波辐射。值得指出的是，在第二、三点上东墙情况与西墙不同。由于周围建筑和树木的遮蔽作用（参见图1），东墙前的地面长期处于背阴地区，地表与各楼层温度相当，两者之间的长波辐射较小；同时背阴处的空气温度较低，对流换热效果不明显，因此各楼层外壁面之间的温差较小。
由于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差的变化幅度在0.5℃以下，因此可不考虑内外表面热传导的影响。结合以上分析可知，尽管太阳辐射和宏观气候是影响建筑外微气候的重要因素，但由于建筑结构、尺寸及布局之屏蔽作用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建筑外不同表面附近的气候情况趋于复杂（如西墙外表面温度分布曲线并非单调增减）。简言之，辐射和对流是影响外墙表面温度分布的直接原因：即在白天外墙外表面温度和空气温度相差较大时对流换热起主要作用；晚上则是长波辐射起主要作用。因此，建筑周围各表面（包括外墙、屋顶及地面等）的材料对太阳辐射和长波辐射的吸收率对局地微气候的影响也就相对重要。另外，影响外墙表面的温度分布的这些因素并非独立作用的，它们之间也相互耦合影响，使得在不同时段内外墙表面的温度分布更趋于复杂。
尽管上述分析针对一栋具体的低层的建筑而进行，但是以下两点结论可推广到一般的中低层板楼建筑中：
1)在夏季太阳辐射下，建筑不同朝向的外墙表面温度随高度变化有所差别，而尤其以西朝向外墙的表面温度差别较大。
2)多数时间内（主要为下午14：00左右到次日凌晨），西朝向底层楼层的外表面温度将持续地高于其它楼层温度。
3)对于其它朝向外墙，如果其周围建筑布局情况以及接受太阳辐射的情况和西墙相似，可得到类似结果。
4结论
影响建筑外微气候的因素众多，除了宏观的气象条件如太阳辐射、气温、风速外，还有建筑结构形式、尺寸，小区布局、绿化以及各表面材料性能等。本文只是初步探讨了在夏季太阳辐射较强及环境风速相对较小的情况下建筑外微气候的变化，并总结出规律如下。
不同朝向的外墙表面温度随高度分布的情况不同，西向外墙表面温度随高度变化幅度最大，其平均温差可高于2℃，标准偏差约在0.6℃以上；在12：00～24：00内西外墙各层表面温度之间的差别一般在1.5℃以上，最大时可达3℃；而其余时段内各层之间的温差较小，基本在1℃以下。
在阳光直射到西墙以后的大多数时间内（主要为下午14：00左右到次日凌晨），1层外表面温度高于其它各层，这种情况一般可延迟到第二天凌晨4：00～5：00左右；而在其余时间内，多数情况中间楼层（3、4层）温度略高。
太阳辐射下建筑热外表面会产生诱导贴附上升气流，其风速变化较环境风速相对稳定。
在测试的基础上讨论了太阳辐射、长波辐射及对流换热对形成外墙表面温度分布的影响，指出导致外墙表面温度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长波辐射和对流换热，并且由于不同时段内这几个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不同，使得外墙表面的温度分布趋于复杂。
后续工作将接着对建筑小区内不同位置的表面温度、空气温度湿度、辐射以及风速等参数继续进行系统的长期监测，在此基础上建立数学物理模型并结合CFD模拟结果进行分析比较，以便更深入地了解建筑环境参数和小区热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参考文献]
[1]洪天真.江亿.低能耗健康建筑与可持续发展[J].暖通空调，1996，（3）：30.
[2]赵荣义.太阳辐射对建筑物自然通风的影响[A].南方建筑降温论文集[C].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59.23-25.
[3]马克斯·莫里斯.建筑物·气候·能量[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0.1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