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美国企业管理领域学者最早提出，人力资源管理是指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企业组织管理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及企业自身情况而对雇佣人员采取的管理措施和方法，它借鉴了传统人事管理的主要工作内容，是对传统的人事管理或用工制度管理的延续和功能增加及更新。是在长期不同环境的不同雇佣管理实践中积累而成。
随着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强势地位能够生存发展，就不断总结本身及先进国家的企业管理有益经验，学习吸收传统的雇佣管理和人事管理中有效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改善出现的偏差并优化完善创新人员管理制度措施，逐渐使人力资源管理在继承和发展旧有企业管理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出新的功能。
人力资源管理在发展过程中有两大突出表现，第一是在工业革命时期，由于当时生产环境中市场竞争激烈、生产技术变革、工会智能逐渐减弱，组织环境中政府立法也有变化，作为企业负责组织应对环境变化的人力资源管理在措施和方式上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2]。第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当时的时代背景促进了产业心理学、学科管理、福利工作及工作心理学与人力资源管理开始融合，而且通过各学科知识理论和知识深化合并交融，使人力资源管理形成综合交叉学科，相关学科的变化发展也反作用于人力资源管理促进其行业顺利进行。
二、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发展概况
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延伸不仅在公共部门就业人员的就业实践，还广泛分布在政府、企业、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社会机构，它们之间的区别是公共部门就业人员可以不必直接创造经济价值。同时，在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已经给予了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或权利），这部分权力可以用于服务型工作。
美国是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比较先进成熟的国家，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这一理念起源于美国。这一概念由尼古拉斯?亨利最初在十七世纪提出，由此中国很早也出现有关理论；可见，人力资源管理在公共部门中，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制度有着显著的关系，但它们都是以适应现有人力资源管理形式为目的的，所以混淆是不科学。
三、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关系分析
2012年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新增1.1万公里，达9.6万公里，仍居世界第二。回顾高速公路发展历程，对高速公路管理问题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从来没有停止过，一直在实践中摸索与升华，在管理体制、政府监管、资产管理等战略问题上还未形成成熟的共识，管理的法制滞后、体制不顺、内容不细、手段不强等问题还未得到根本性解决。2013年我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势必超过美国的10万公里，跃居世界第一，届时我国拥有了世界最庞大的高速公路资产，高速公路发展也将很快实质性进入“管理重于建设”的时期，要回答如何平衡国家、高速公路投资者、高速公路使用者、公众等各方利益，在数量第一的形势下实现管理品质的第一，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问题的再探讨显得至关重要。
1.政府监管概念内涵
明确政府监管概念内涵是解决高速公路政府监管问题的前提。高速公路政府监管是监管主体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依据明确的法律规定对高速公路市场经济行为的微观干预和控制[1]。根据政府管制领域著名的日本经济学家植草益的观点，高速公路政府监管应属于“公的监管”，监管实质是国家及其机构运用强制权利对市场经济进行的干预和控制，对已经不能通过社会私有主体之间的合同达到约束效果的经济活动实施约束[2]。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是国家，由立法、行政、司法等机关来共同实现监管权力的取得、事中执行、事前事中事后的监管，行政机关是由立法机关设立以贯彻政策目标的政府单位，从监管的具体实施看，行政机关是监管的实施主体，监管更多的体现出的是行政权力的作用。高速公路与其它领域的政府监管权力一样，随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已经成为了集准立法权、行政权、准司法权于一身的权力集合，完全超越了传统政府行政权力的界限。划分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主体不能以组织类型而应以是否拥有监管的权力为标准。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主体广义的是经法律授权监管高速公路的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监管高速公路的授权组织，狭义的是拥有高速公路监管权力并且独立于传统行政部门具有一定独立法律地位的政府行政机构。政府对高速公路领域经济运行的介入和参与主要是宏观调控、微观监管和资产管理等三方面的内容：
1.1宏观调控
高速公路政府宏观调控是政府运用财政、货币、税收等宏观经济政策对高速公路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控制”和“调节”，概念特征是间接的总量的。
1.2微观监管
高速公路政府微观监管是政府为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在微观层面上，依据法律授权对高速公路市场主体及其活动予以规范、限制和约束的行为，概念特征是直接的、具体化的。
1.3资产管理
高速公路资产管理中政府是出资者以参与高速公路企业治理和直接介入市场等方式对高速公路国有经济主体实施的直接管理，概念特征也是直接的、具体化的。
明确政府监管的作为内容，需要把握两点基本认识：一是参与高速公路市场经济活动的多面性政府主体，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都要求政府以公共机构身份持中立立场，资产管理要求政府以出资者的身份直接参与企业的内部行政管理，以使经营权与监管权分离，保证政府监管高速公路客观、中立立场；二是高速公路政府监管内容宜限于微观监管领域，宏观调控一般以间接方式引导高速公路市场利益主体的行为走向，微观监管以直接禁止和强制性要求方式更为直接干预高速公路市场利益主体的权利、利益和行为[3]。
2.重构政府监管体系
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涉及要素的主要包括：主体、客体是谁；职能、内容是什么；类型是哪些等。目前，国内高速公路政府监管的主体模式主要两种：一是国资委监管；二是交通部门监管。对这两种模式不少学者在研究中指出，高速公路产业仍然存在“政监、政事、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理论与实践中政府监管概念不清与其他概念混淆使用等问题。依据高速公路政府监管的概念，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是高速公路政府管理体系中的子体系，高速公路管理体系中的各子体系的管理主体、目的、内容、特征等是不同的（表1）。
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监管一般都通过公共政策予以实施，借鉴植草益总结的政府干预经济的七项公共政策得到结论[2]，政府宏观调控与微观监管高速公路的公共政策是不同的。
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的主要构成内容部分（表3）：
国外基础设施监管一般由独立的监管机构承担政府监管职能，基于我国高速公路管理体制，政府监管职能近期应逐步由交通部门承担发展到由交通部门内设立单独监管部门承担，中远期走向由独立于交通行业，直属于国务院的监管机构承担。
3.政府监管的法制环境和主要内容
3.1政府监管法规制度体系建设
完善的监管法规制度体系是高速公路监管的基础性保障。应加快此项工作建设，以《公路法》、《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为核心基础，制定和完善包括《高速公路特需经营管理办法》、《高速公路运营市场准入、退出机制实施细则》、《高速公路权益转让合同（协议）范本》、《高速公路权益转让动态监管办法》、《高速公路权益价值评估操作指导意见》、《高速公路保护条例》、《高速公路养护维修保证金管理办法》、《高速公路服务水平管理办法》、《还贷型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支管理办法》、《经营性高速公路收益动态监管办法》、《高速公路改扩建管理办法》等为主要内容的高速公路政府监管的法规制度体系。
3.2明确政府监管的主要内容
依据美国黑弗兰、英国安东尼・奥格斯等经济学家关于政府监管按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的分类观点，高速公路政府监管可以认为主要分为经济性监管和社会性监管（表4）。
政府对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的高速公路具有不同的监管内容（表5）。
4.结束语
厘清高速公路政府监管概念，依据政府监管概念内涵和政府宏观调控、资产管理等概念外延，可以重构清晰的高速公路政府监管体系框架，为解决高速公路政府监管的主体、客体、法制环境、主要内容等问题，以及解决高速公路存在“政监、政事、政企”不分的管理体制、理论与实践中政府监管概念不清与其他概念混淆使用等问题的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得到更为合理的答案。
参考文献：
[1]卢毅 李庆瑞 刘建江 我国高速公路管制的必要性和思路【J】 长沙理工大学学报 2006.3
事实上，事权与财权的概念为中国财政理论所特有，国际财政分权理论基本上不使用这样的表述。这一理论和概念的形成，与中国计划经济历史密切相关。
事权与财权及两者的统一，比较权威的表述，是财权和政权总是联系在一起，有政权就必须有财权，否则无法实现其政治经济任务。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有中央、省、县、乡四级政权，各级政权都有审查批准执行预算的权力。财权和事权也是联系在一起，中国的社会制度决定国民经济的主体是国营企业与事业，国营企业和事业归哪一级管理，即事权放在哪一级，财权也相应放在哪一级，地方财权的大小和中央划给地方的事权一致。
上述理论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发展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基本论点是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应该统一。现在许多人依然在使用这样的表述和理论。
但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开始，改革的实践已经背离了这个理论。各级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统一，中央政府拥有了更大财权，省以下地方政府的财权与其支出（事权）相比要小。这种改革后的事实成为现在争论的背景。
问题在于，究竟是改革错了，还是原有的理论滞后了？更重要的是，应该遵循原有的理论，还是应该创新体制和理论？
建国以来至1994年前，中国财政体制历经了十几次调整，但划分中央与地方间财政收支的依据始终具有“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统一”这一特点，在按照行政隶属关系划分各级政府的支出责任后，收入划分实行直接匹配，财力实行“先下后上”。即根据各级政府的支出事权，收入与支出规模相联系进行财政资源配置，实行收支挂钩。
1994年分税制改革，直接目的是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在财政的支出划分上没有进行实质性改革，也没有进行明显调整。改革重点是对收入划分进行了大的变革，通过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实质上改变了以地方收支挂钩为基础的财政体制，形成了现行的财政体制。
这种体制的突出特征是收入首先向中央财政集中，地方财政收支脱钩，中央财政或者上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使下级财政的收入财力与支出需要相匹配。因此，现行体制的特点，是地方财政收支脱钩下的间接匹配、“先上后下”的体制，这是目前国际上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模式。
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十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后，要对政府间财政关系进行重大改革？
表象原因，是中央财政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下降，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削弱。更深刻的原因，是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机制发生了重大转变，产生于计划经济时期旧的财政体制与新的市场经济发生了冲突。市场经济要求形成全国统一、资源自由流动的大市场，而旧的财政包干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激励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经济资源，封锁外地商品进入本地市场，整个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效率大大降低。
此外，政府职能由直接配置经济资源为主，转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政府间的职责划分，不可能按原来事权划分的概念进行；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也发生了实质性改变，由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财政收入以利润上缴为主，转变为以税收收入为主，使政府间的财源配置与企业的隶属关系之间的联系已经十分微弱。
按市场经济的要求，为协调地区间因经济发展差距形成的公共服务差别，中央财政需集中一部分财政收入进行再分配。将影响市场机制按照全国统一市场原则配置资源的相关税种，如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增值税、进出口税收等集中作为中央财政收入，尽可能弱化税收环境对市场机制的扭曲。
分税制改革正是适应了这样的需要。不过，由于分税制改革的渐进性、阶段性，中国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中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许多人误以为实现事权与财权统一可以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但这可能导致体制的倒退，甚至回归旧体制。
既然事权划分及与财权相匹配的理论是一种“回归”原体制的想法和理念，与中国已经变化了的经济运行机制和体制现实有较大差距，这就需要更新理论。
首先，应将事权改变为公共服务职责。事权的特定含义，是各级政府对所管理的国营企业与事业的行政管理权，它反映的各级政府管理职能的划分，突出的是行政隶属关系。在现行政府间财政关系中，仍保留着按照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支出责任的做法，但随着市场经济下政府与国企关系的变化，政府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的转变，尤其是收入划分的分税制体制的形成，“事权”概念与新体制发生了明显的不协调和理念上的碰撞。
“公共服务职责”则是指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责任，与“事权”概念不同。其特点是政府职责主要是提供公共服务；政府是服务型政府，管理寓于服务之中；各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责的划分，不仅仅是依据行政隶属关系。
其次，应将支出责任细分为“公共服务职责”与“支出管理责任”，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不同。政府公共服务职责往往决定相应的支出管理责任，此时两者的关系相一致。但有时会不一致：有些公共服务职责是由上下级政府共同承担，如转移支付的资金支出，上级政府承担资金的分配，具体的支出管理责任全部由下级政府负责。因此，笼统地使用支出责任的概念，很难区分上述两者的区别。
第三，要区别财权与财力的概念。财权是指在法律允许下，各级政府负责筹集和支配收入的财政权力，主要包括税权、收费权及发债权；财力是指各级政府在一定时期内拥有的以货币表示的财政资源，来源于本级政府税收、上级政府转移支付、非税收入及各种政府债务等。
财权与财力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拥有财权的政府，一般拥有相应的财力，但政府拥有财力不一定有财权。上级政府的财权常大于其最终支配的财力，一部分财力要转移给下级政府使用，结果是下级政府的财力往往大于其财权。这种财权与财力关系的框架，是目前国际上经济发达国家通常使用的制度框架。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4-0059-05
本文系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3-09-22
作者简介： 高永久（1964-），男，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主任、民族学研究院院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族问题研究。
Analysis On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GAO Yong-jiu
Abstract： Ethnic relation is the important public social relationship in multi-ethnic country，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 is gradually becoming a new function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It is a basis and premise of innovation to accurate understand and comprehensive grasp the connotation of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The ethnic relations and the 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are two important dimensions of analyzing its connotation. And management concept，management practice，management mechanism， management methods comprise its structural framing，and its content is also discussed. Meanwhile，it is essential for profound understand about its connotation to take note of peculiar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cause of levels of nationality concept and levels of ethnic relations.
Key words： Ethnic Relations；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Public Affairs Management of Ethnic Relations
民族关系的极端重要性和敏感性，决定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化的趋势。民族关系是多民族国家里的重要的公共社会关系，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尝试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纳入社会管理的轨道，设置专门的管理机构，配备专业的管理人员，使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逐步成为公共管理的一种新职能。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概念和内容，是实践和创新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基础和前提，也是民族学和公共管理学交叉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一、公共事务及公共事务管理
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首先需要理解公共、公共事务、公共事务管理的含义是什么，这些构成了把握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理论基础。
（一）公共事务的内涵
公共事务中的“公共”一词，是相对于“私人”而言的，其着眼点在于集体而非个人，强调某一或某些问题是为特定群体中的成员所普遍共有或普遍关心的。具体来说，“（私）是指一种‘以个人生活为中心’的状态，是在个人中心取向前提下所具有的占有形态和活动内容，而‘公’则是以集体生活为中心取向以及在这种趋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占有形态和活动内容”[1]。公共事务的“公共性”决定了它必须指向社会或群体的整体利益，强调私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其中不仅包含着收入、就业、住房等实际利益的维度，也涵盖了部分程序性的内容，如法律意义上的平等地位和社会的公平正义。
从“公共性”这一基本特征出发，所谓“公共事务”被界定为“是指为了满足社会全体或大多数成员需要，体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让他们共同受益的那类事务”[2]。广义上来说，对公共利益的表达和满足，一方面这些利益的表达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另一方面这些利益的满足则有赖于公平正义的制度建设、稳定社会秩序的维持、社会矛盾的及时有效化解、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提供等。从狭义角度看，公共事务就是指在狭义的社会领域中，公共部门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提供。由此，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对象主要分为两种，即与民族关系相联系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从基本属性上看，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特点。所谓非竞争性，主要是强调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不同于市场消费商品的非营利性特征，它们的提供不是以盈利为目的，而在于满足最广大群众的基本需要，因而，任何人对产品和服务的获得都不会降低其他人获得的可能性。所谓非排他性，则是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相同的机会来获得和消费这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而不是向市场商品那样将消费对象限定于某一特殊群体，并构成阶级（阶层）区分的外显标志。与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等特点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边界和力量差异十分清晰，各方面发展力量相对占优势的民族相对于发展较弱的民族有着多方位的优势：在资本主义国家，各方面发展力量占优势的民族一般倾向于维持其与其他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排斥这些民族，使其不能顺利享有公共产品；在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在平等理念的指导下，努力保护和帮助各民族地区的发展，使各民族能够平等地享有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权利的真实性和广泛性的一面。
（二）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
关于什么是“公共事务管理”？政治学、管理学和行政学等从不同的角度给公共事务管理下了许多定义。
公共行政学视角下的公共事务管理往往从政府职能角度着眼，认为公共事务管理是国家行政机关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活动，因而是一种广泛而复杂的政府活动，带有很强的政治性[3]。简单来讲，公共事务管理就是政府“规范和协调社会组织、社会事务和社会生活的活动”[4]。进一步讲，公共事务管理是指政府通过制定专门、系统的社会政策和法规，来管理社会事务，规范社会组织，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的活动。政府公共事务管理主要有三层内涵：第一，是对家庭、社会团体与社会自治所不能解决的公共事务的管理，这些事务涉及整个社会整体的公共利益，需要依靠国家权力与政府权威加以解决；第二，主要内容是指由政府管理的公共事务，具体包括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秩序、协调社会利益、实施社会政策、管理社会组织、提供社会安全网、解决社会危机等；第三，核心是社会政策，社会政策是政府干预社会的主要手段和基本措施，它决定了政府的其他社会管理手段。社会政策的核心是福利国家或福利社会政策[5]。
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视角下的公共管理往往从公民社会和第三部门理论出发，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和市场发育为第三部门提供了发展的空间和资源，公民与社会组织在社会生活领域开展各种社会活动，国家和政府为了调和利益冲突和维持社会秩序对社会生活领域加以规范和监管[6]。所谓公共管理，“是指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为了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满足公众的利益需求，对涉及公众利益的各种社会事务所实施的管理”[7]。由此，公共事务管理包括两大方面：一是政府规范有关社会事务，即政府的社会管理。政府社会管理是政府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动员社会力量，为增进公共利益，依法对社会事务实施的组织化活动；二是社会（即自治组织、非营利组织和公民）依据一定的规章制度和道德约束，规范和制约自身的行为，即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8]。
社会学视角下的“公共管理”概念建立在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结构发生分化的基础之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是指对整个社会的事务的管理，包括政治子系统、经济子系统、思想文化子系统、社会生活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在内的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建设和管理。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近似于“社会管理”概念，是指作为对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并列的社会子系统的建设和管理[9]。广义的公共事务管理与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并不能截然分开，二者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进行区分。广义的公共事务管理包括了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需要社会各子系统的管理来进行支撑；狭义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实现需要依托整个社会环境和其他各子系统的配合。公共事务管理“是在一定的共同价值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10]。具体来讲，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及社会效率，其对象是社会事业、社会事务和社会价值，而其主体是政府和社会组织，这些主体通过综合决策建立起不同的公共管理模式。在中国特殊的国情下，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社会再分配，确保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保障人民福祉，防止社会问题的出现和扩大。
总体来看，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具有多元化特征，它并不局限于政府，而且还包括社会组织、企业和各民族群众。公共事务管理的目标是要维持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稳定，追求社会公平和诚信。可以认为，在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是政治敏感性极强的一种社会关系，进行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其管理主体不仅需要政府作为管理的主导作用，也需要一些社会组织协调。
二、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内涵
在现代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程度日益提升，并成为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维护社会公正活动的主要途径之一。
在分析和理解公共事务管理概念的基础上，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就是指政府、事业团体等组织为了构建良好的民族关系，通过科学的管理方法与手段，对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处理工作和协调活动进行计划、组织、领导与控制，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各民族成员的利益需求，促进民族间的关系和谐，维护民族间的公平与诚信。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民族关系与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是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民族关系是民族学、社会学两大学科中的重要研究对象。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则是民族学与管理学两大学科交叉形成的一个新兴的、重要的分支，是管理学理论在民族学领域的应用，是对民族学与管理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谁来管理”、“管理什么”、“如何管理”是充分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含义时需要注意的三个方面。第一，“谁来管理”是在从管理主体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其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政府部门，而且还包括社会组织的参与。第二，“管理什么”是从管理内容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其内容不等于政府管理的全部，也不等于民族事务管理的全部。由于对政府和民族社会的内涵与外延在认识上存在着差异，在理论上往往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倾向于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扩展为政府管理或者民族事务管理，从而使其在内容上使趋于泛化；二是倾向于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缩小为狭小的社会生活领域，忽略了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与政治管理、经济管理以及文化管理之间的关系，使得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社会管理的范围和内容变得比较狭窄。第三，“如何管理”是从管理手段的角度来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在多民族社会中，对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的有效管理的实现需要依靠社会控制手段[11]，但是更多地还是有赖于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这是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灵魂。
具体来讲，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政府发挥其管理职能，对民族社会事务进行管理；二是民族社会自身进行自我管理。从国家与民族社会的关系来看，政府与社会组织在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不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需要注意的是，提高民族社会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发挥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已经逐渐为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一个趋势。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是民族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一般说来，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内容广泛，且实践性和实用性都较强，而且，由于民族关系的敏感性而使其充满了挑战性，要求在从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活动时具有高超的技巧和智慧。
三、民族关系中的
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内容
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内容从一般意义上看，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日常生活诸多方面，包括产业结构调整、市场经济建设、教育普及、文化事业建设、民族宗教事务、国防建设、外事管理等内容。从狭义角度理解公共事务，即从狭义的社会领域出发探讨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基本内容，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一是少数民族教育、文化事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事务。目前，在东西部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地区间、城乡间、民族间在公共服务享有方面尚未实现真正的均等化，这一方面会对少数民族的发展带来严重制约，阻碍民族地区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另一方面也会因民族间的对比而催生社会不满情绪甚至引发集体行动事件，给民族关系的和睦蒙上一层阴影。二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事务。社会保障体系对保障人民群众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存与生活需要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各民族成员生活安全感的重要来源之一，不仅有助于增进少数民族的物质与文化福祉，更有益于促进民族关系的和睦，巩固社会和谐安定的局面。三是少数民族就业事务。劳动就业是少数民族成员获得生活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少数民族成员实现自我价值、发挥个体创造性的重要途径，而且在劳动就业过程中能够有效提升各民族间的交往频率和相互理解。四是民族基本住房和社区建设事务。“作为个人与社会的联系纽带，社区一方面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为其思维与行动提供资源、情境和规则；另一方面，又是构成社会之“器官”，是社会影响个人的中介”[12]。基于社区的这种中观性质，加强民族社区特别是多民族社区建设既是保障民族成员日常生活的需要，更是理顺民族关系特别是城市民族关系的需要。五是民族社会组织事务。民族社会组织是各民族从本民族利益出发建立起来的利益表达组织，在表达本民族利益诉求、争取本民族福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一方面要发挥民族社会组织在调整民族关系方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合理规范组织建设和行为，化解民族社会组织之间的矛盾和误解，防止组织的私利化转向。六是民族宗教事务。我国少数民族群众多信仰宗教。宗教是一把“双刃剑”，对民族关系和民族社会的稳定发挥着双重影响，“一方面，宗教通过价值整合、规范整合和结构整合，引导信教群众的宗教行为与社会发展协调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宗教对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还是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相对而言的复杂统一体，因此，它具有滞后性、敏感性、触发性，当它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互动源’和‘感染源’时，宗教会对社会稳定起到负面的制约作用”[13]。由此可知，妥善做好民族关系中的宗教事务，是理顺民族关系、维护民族团结的重要任务之一。七是民族工作与民族社会工作事务。“民族工作是党和政府关于民族地区工作和针对少数民族群体及民族人士工作的总称，它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事务等多方面内容”[14]；而“民族社会工作是运用社会工作专业的价值观和社会工作理论方法，依据国家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民族政策，对面临困境的各民族群体和个人实施救助服务的活动，帮助解决少数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以及民族内部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等问题”[15]，二者的区别主要在于责任主体，前者单纯是国家政府部门的责任工作，而后者则需要政府、社会和市场的协作互补。八是民族人口工作事务。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较大规模的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和迁移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这些人口流动不仅扩大了民族间的互动面，推动了民族关系的复杂化，更是“民族融合的门槛，跨入其中的人们在此熔冶着共性，实现着民族过程的进一步推进”[16]。然而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既会对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的全面小康社会建设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又会带来一些新的矛盾，成为新形势下民族问题新的表现形态”[17]。九是民族社会公共治安事务。“社会治安作为一种良好的秩序状态，是与其他诸多公共产品紧密相关的综合性公共产品，它覆盖全社会，以其他许多公共产品为基础，同时也保障了其他公共产品的提供”[18]。
四、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结构框架
民族关系中公共事务管理的结构框架，具体包括管理理念、管理实践、管理体制和管理手段四个方面。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理念是指公共部门在处理公共事务问题，调整和理顺民族关系时所依据的价值标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理念既受到国家性质的影响与制约，也受到民族关系的基本状况的影响与制约。在根本的意义上，民族关系的内容和本质特征由民族关系的性质决定，既受社会制度和时展的制约，也与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和解决方式、途径相联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19]。相应地，民族社会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理念也会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资本主义国家，标榜“自由、民主、人权”，但实质上维持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维护民族间的平等关系是国家的基本理念。在中国，“平等、团结、互助、和谐”既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本质特征，也是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是指公共部门在管理理念指导下，从社会利益和少数民族群体利益出发，以制度化方式解决影响民族关系的公共事务问题，通过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满足各民族成员的普遍需要的活动。简单来讲，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就是要以制度形式来解决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问题。管理理念不同，管理实践活动也会相应地有所不同。在追求稳定和秩序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主要表现在表达民族社会利益诉求、协调民族社会矛盾、规范民族社会组织、维持民族社会秩序等领域。在追求公平和正义的管理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更多地表现为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其中，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是实现民族关系和谐发展和民族社会公正的基本手段，也是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的基本领域。在追求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的理念指导下，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实践活动主要包括管理和健全公共服务体系、管理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管理和建设民族社区、管理和扩展民族社会组织、管理和深化民族社会工作、管理和创新民族人口工作、管理和强化民族社会公共安全等领域。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是指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主体（公共部门）之间以及责任主体与服务对象（公共部门与少数民族）之间相对稳定的关系。通常管理理念决定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管理实践的发展，并不断促进管理体制的完善。相应地，管理理念的落实和实践活动的展开也有赖于由一系列组织和机制组成的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在一般意义上，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是指民族关系的社会管理的组织、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其目的是为了处理具有民族性的社会事务、规范社会组织、协调民族利益关系。在稳定、秩序的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更多地倾向于民族社会矛盾调处机制、民族关系危机管理和民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内容。在公平、正义的理念指导下，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则主要是与少数民族相联系的社会保障体制、社团管理体制、社会服务体制、民族社区管理体制和民族社会工作体制。从体制构成内容上看，当代中国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体制主要包括民族社会保障体制、弱势群体保护体制、流动人口管理体制、社会组织管理体制、社区管理体制、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社会服务体制和民族工作体制[20]。
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手段是指在管理和解决影响民族关系的公共事务的活动过程中所采用的手段。理念的落实、实践的展开和体制的运行，最终都会有为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政治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教育手段都是公共部门在管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时通常采用的手段。在多元化的多民族社会，需要综合运用这些手段，同时也要及时吸取现代科技进步的成果，补充和应用新型的信息技术手段。
五、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
在当代中国的特殊含义
深刻认识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概念，必须要注意这一概念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性。这主要源于民族概念含义的层次性以及由此所决定的民族关系的层次性。中文语境中的“民族”概念具有四重含义[21]。第一重含义是指作为人类群体形式的民族，例如，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在此种意义上，部分文献和研究者试图用“族群”（ethnic group）来替代民族概念①。第二重含义是指少数民族，即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群体，是指多民族国家内部的少数民族群体。例如，中国境内除汉族以外的其他55个民族群体，民族教育、民族地区、民族工作等术语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民族概念。第三重含义是指国家境内的全体居民。民族与国家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那些生活在同一国家内、接受同一政府管辖的人们群体可以被称为一个民族。例如，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群体共同组成了中华民族。第四重含义是指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民族形式。中文中民族含义的层次性要求人们在分析具体民族现象时，根据需要来选取适当的含义。民族概念的层次性决定了民族关系概念的层次性，相应地，民族关系的含义也具有四重含义。在本文中，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主要是在第一和第二重含义的层次上来界定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的概念。
理解民族关系中的公共事务管理概念在中国的特殊性，也需要认识目前中国民族关系的现状。当代中国民族关系总体上呈现出和谐发展的趋势。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基本形成并且不断得到巩固；56个民族之间谁也离不开谁，“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各民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诸方面所形成的共同因素越来越多，作为中华民族的有机组成部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意识变得更高，自觉性在逐渐增强。但是，也要看到当前中国民族关系发展中不和谐的因素。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与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是目前比较突出的不和谐因素[22]。社会转型时期所产生的新矛盾的复杂性加大了处理民族关系的难度；中华文化和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各民族共同因素的增多又提供了精神纽带[23]。
（在该文写作过程中，我的研究生秦伟江、刘海兵、郝龙、杨建超、张杰等做了大量的工作。特此致谢！）
注释：
①对族群（ethnic group）概念的认识，是当代中国“民族”概念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民族学界开始引进ethnic group这一术语，并翻译为“民族群体”、“民族”、“民族集团”、“种族”、“族裔群体”等。后来，借鉴台湾、香港学界的译法，大陆学者将ethnic group译为“族群”。目前“族群”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对ethnic group最为流行的译法。
参考文献：
[1][3]张康之、李传军编著.公共行政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1.4.7.8.
[2]周义程.公共利益、公共事务和公共事业的概念界说[J].南京社会科学，2007，（1）.
[4]俞可平.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R].学习时报，2007-04-23.
[5]李军鹏.政府社会管理的国际经验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07，（12）.
[6]何增科.社会管理与社会体制[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8：38.
[7]王乐夫，陈干全，李伟权.公共管理基础理论及体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0.
[8]中国行政管理学会课题组.我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改革的研究报告[J].中国行政管理.2005，（2）.
[9]郑杭生.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2）.
[10]丁元竹.中国社会管理的理论建构[J].学术月刊.2008，（2）.
[11]Elizabeth Higginbotham &Margaret L. Anders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Society： the Changing Landscape （2nd edition），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9， p.397.
[12]高永久，郝龙.“关于‘以人为本’新型社区民族工作的方法论思考[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
[13]高永久.宗教对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双重作用[J].甘肃社会科学，2003，（4）.
[14]王思斌.民族社会工作：发展与文化的视角[J].民族研究，2012，（4）.
[15]任国英.论民族社会工作的基本意涵、价值理念和实务体系[J].民族研究，2012，（4）.
[16]王希恩.代族际人口流迁与民族过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8，（5）.
[17]王希恩.中国全面小康社会建设中的少数民族人口流迁及应对原则[J].民族研究，2005，（3）.
[18]陆永.论作为一种公共产品的社会治安[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6）.
[19]毛公宁.对当代中国民族关系的几点认识[J].西北民族研究，2006，（2）.
[20]何增科.深化十大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构想[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2）.
中图分类号： G 812.1 文章编号：1009-783X（2012）01-00011-04 文献标志码： A
民间组织发展是社会发育不可缺少的途径，无论是在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中，还是在社会建设方面都将是一支重要力量。
根据民政部门统计，全国在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数量从1988年的4 446个发展到2008年底全国共有各类民间组织41万4 000个。从行业分布上看，主要分布在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劳动、民政、体育、环保、社会中介服务、工伤服务、农村专业经济等领域。其中：社团23万个，体育类社团1万1 780个，占社团总数的5%；民办非企业单位18万2 000个，其中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5 951个，占民办非企业单位总数的3.3%，基金会1 597个[1]。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入，催生了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关体育民间组织的研究逐渐走入人们的视野，进而成为热点。
1 体育民间组织概念的界定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都日益感受到一股非常重要的社会力量在崛起，这股社会力量包括大量的社区团体、医疗诊所、学校、体育俱乐部、环境组织，以及其他类似实体。国际上普遍采用的称谓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民间组织、第三部门或“公民社会”部门。尽管这些组织的称谓不尽相同，然而它们都具有某些重要的共性，正是这些共性使它们区别于国家和企业，介于两者之间存在。其共同特征是，独立于国家机构体系之外自我运作、不分配利润，公民可以自由加入组织。“民间”这个词汇在中国文化中由来已久，它与“官方”一词相对应，反映出中国传统二元社会结构的角色关系，民间组织是近些年中国社会改革和行政管理中提出和使用的概念。体育民间组织的上位概念是民间组织；因此，要研究体育民间组织首先要对民间组织进行界定。
1.1 我国民间组织概念的界定
对民间组织概念的研究实际上涉及到民间组织的内涵、外延和与民间组织相近或相关的概念的理解等3个层面。
现代社会将社会组织分为3种类型：与政治领域相对应的政府组织；与经济领域相对应的营利组织；与社会领域相对应的民间组织。
民间组织的内涵，在中国官方认为它包括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3类社会组织。其中：社会团体是指中国公民根据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基金会是指利用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捐赠的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为目的，按照有关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2-4]。
民间组织是由公民自愿组成的从事非营利活动的社会组织，从它的外延看，一般是指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和志愿性特征的社会组织。
20世纪90年代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一词引入中国，简称NGO。此后，我国学术界在民间组织研究中使用的术语多种多样，学者们使用较多的称谓有“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第三部门”“公民社会”“第三域”“志愿组织”等。由此可见，在民间组织的定义上，形成了官方和学者的不同派别，但无论是使用哪种概念，在民间组织的特征方面达成的共识是这些组织都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和志愿性特征。
在学术界使用的各种研究术语中：“非政府组织”强调组织的非官方性，在政治领域表明其不属于政府组织系统；“非营利组织”主要突出在市场领域与企业的区别，强调它不以追求利润为目标；“志愿者组织”强调组织的志愿性特征；“慈善组织”强调组织的公益慈善性质；“公民社会组织”强调组织以公民自治、民主治理等特征[5]； “第三部门”强调组织是相对政府代表的公共部门和企业代表的私人部门之外的另一个部门。这些概念尽管有交叉但并不完全重合，学术界认为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概念或定义能够涵盖所有民间组织的形式和特点。民间组织本身的多元性特征使研究和使用者对这类组织的理解出现了多元化的理解和不同称谓。“民间组织”概念的外延不但可以涵盖上述各概念所要表达的主要意思，而且这个称谓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政治框架相对吻合。
1998年国家民政部正式成立了民间组织管理局，政府管理部门加强了对民间组织的管理与研究。在正式的法规中，把民间组织界定为2类：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并将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登记管理统一归口到民政系统的民间组织管理部门。近年来，官方开始有逐步使用 “社会组织”概念来取代“民间组织”用语的倾向，社会组织作为民间组织的上位概念，其包容性远远大于民间组织。从宏观社会上看，可以涵盖人类社会；从中观上看，可以看作国家、社会与市场三分法中的一部分；从微观上看，是与政治、经济、文化等并论的社会：因此，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至少目前还不适宜用社会组织完全取代民间组织这一术语[6]。对民间组织概念的研究说明了2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民间组织的复杂性决定了与之相关的概念的分歧，许多研究的差异实际上是研究对象界定的不一致所引起的，这种状况一方面是与中国民间组织具有自己的特色有关；另一方面是因为民间组织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的结果。
1.2 我国体育民间组织概念的探讨
基于对民间组织概念研究的逻辑，尝试沿着这一轨迹对体育民间组织概念进行梳理。在官方认定和学术界的已有研究成果中，是按照行业的分布来进行研究和统计的。如按照行业将民间组织分为教育、科技、体育、文化和卫生等行业，这种划分方法对于研究国家整体的社会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种分类式的研究对于有着独特运作规律的我国体育事业研究来说，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因此，就体育民间组织概念研究的本身而言，对于我国社会体育的发展具有独特的意义。
关于体育民间组织的含义，依照我国民间组织行政法规的界定和学术界惯常使用的概念来分析，体育民间组织应包括体育社团和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体育基金会。
民办非企业单位在我国改革开放后大量发展，2000年11月10日国家体育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联合《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以法规的形式认定：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其他社会力量和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以开展体育活动为主要内容的民办的中心、院、社、俱乐部、场馆等社会组织。数量少但公益性强的体育基金会以从事体育事业为目的，按照有关条例的规定成立的非营利性法人。
在这3种形式的体育民间组织中，体育社团组织的发展与其他社团相比，历史较为独特，与政府职能部门、事业单位等组织有着比较复杂的交织关系，在社团形成、领导的产生和社团经费来源方面，形成了有官方、半官方和民办等类型的体育社团，它们之间的差异比较大，要寻找这些组织之间的共性并不容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体育社团发展迅速，但是对于体育社团性质的认识始终是模糊的，这不仅体现在学术界，即便是在国家体育总局人事司2001年9月24日颁布的《全国性体育社团管理暂行办法》中，也只是列出了体育社团的范围，如体育协会、学会、研究会、联谊会、基金会等非营利性社会组织等，也没有对体育社团明确定义。共同特征说是一种对社团定义最常见的方法，希望通过归纳各种不同社团组织的共同特征说明社团是什么[7]。我国1998年出台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就是采用共同特征说以法律的形式定义社团的。借鉴共同特征说方法和法律定义，基于社团的本质属性，本研究认为：“体育社团是指中国公民根据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在体育领域活动的具有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
分析这3种形式的民间组织的具体构成可以发现，其中既有公益性组织，又有互益性组织；既有成员型组织，又有非成员型组织；既有基于人群集合的，又有基于体育项目集合的；既有基于资金集合的，又有基于实体集合的组织。这就使“体育民间组织”这个概念所指代的对象过于庞杂，对于这个构成复杂的研究对象，唯有使用分类方法才能进一步地界定概念的外延。
2 体育民间组织的类型分析
国际社会对民间组织尚无统一的分类标准，从而形成多样的类型分法。常见的分类标准有：按法律地位分类、按组织性质和体制分类、按活动领域分类、按活动范围分类等。其中，莱斯特·萨拉蒙教授主持的全球范围非政府组织的比较研究项目中，按活动领域进行了12大类26小类的分类。体育组织被划分到第1大类文化娱乐中的第2小类。这种划分对于梳理民间组织的各种类型会有帮助，而对于深入研究体育民间组织则意义不大。按照活动范围的分类方法可以把我国体育民间组织划分为社区的组织、城市或地方性组织、全国性组织等。这种分类对研究有借鉴意义；但仅局限于组织的活动区域和活动范围，对组织的内在性质、运作方式无法甄别，故不作赘述。
我国学者曾经长期对体育民间组织的分类作过研究，如卢元镇先生最初把体育社团划分为7大类：竞技体育类社团、社会体育类社团、体育科学学术类社团、体育观众社团、体育娱乐享受型社团、体育经济性社团等[8]。也有按照组织正规程度，将体育社团分为正式体育社团和非正式体育社团；顾渊彦先生按照活动内容将体育社团分为群众体育社团、学校体育社团和竞技体育社团3类。近年来，体育社团分类开始采用社会合法性的概念和分析方法[9]与非营利组织的分类框架[10]等，还有根据社团组织的形成、社团领导的产生、社团经费的来源将体育社团分为官办社团、半官办社团和民办社团3类。在以往的研究中，为体育民间组织分类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在社团分类研究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由于只注重了体育社团，而忽略了体育民办非企业单位，这种忽略了二者上位法规概念的研究，使得到的结果难免失之偏颇，不利于对我国体育民间组织研究的整体把握。
2.1 按照合法性分类
合法性是民间组织最基本的分类依据，参考高丙中先生对社团的分类方法[11]，将体育民间组织分为3类，如图1所示。
我国体育民间组织表现的实际形态并非与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类型完全相同，除第1类现行法规正式认可的“体育社团、体育类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体育基金会”等民间组织外，还存在着大量具有非政府性、公益性特征的体育组织，多自发产生于民间。因“准入”的门槛过高或其他原因未在民政部门登记获得法人资格的第2类行政合法性民间组织。
具有行政合法性的民间组织主要有2种形式：1）社会团体或事业单位下设的二级机构开展活动，如普遍存在于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体育人群协会、项目协会，大学生体育协会下属的各单项协会等，这类组织需要履行必要的登记手续，或者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将合法性让渡或传递过来，但是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2）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并获得企业法人资格的体育组织。
第3类的体育民间组织是许多没有经过登记注册的组织，不在现行法律制度框架内，得不到法规制度的保护发展并受到制约；但这类组织积极活跃具有较为鲜明的NGO特征，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民间组织的“社会合法性主要有3种基础：一是地方传统； 二是当地的共同利益；三是有共识的规则或道理”。一个社团要在一个地方立得住， 至少应该具有其中的一个根基。农村的舞龙、舞狮和龙舟这类组织就是基于传统延续的；社区内活跃的体育组织则是有赖于共同生活的利益和兴趣；互联网的出现和交通工具（如越野车、赛车和摩托车运动）的普及将更大范围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
2.2 按照组织性质和体制分类
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王名等提议借鉴国际类似组织的分类方法，综合考虑国内特殊发展背景对民间组织进行分类[12]，使研究得以从组织性质和体制的视角来整理体育民间组织分类，如图2所示。
按照组织性质和体制分类是民间组织的基本分类之一，按照组织性质，体育民间组织可以分为公益性和互益性2大类。统称在国际上作为最基本的分类，采用这种分类主要是与税收的优惠条件有密切关联。公益性体育民间组织的目的主要是提供公共体育服务，它的受益群体分为2类：一是特定人群——运动员；二是多数人群。互益性体育民间组织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组织成员，它们存在的目的是维护共同的利益或追求共同的兴趣爱好，以及促进互助关系的发展。
按照组织体制也可以将体育民间组织分为会员制和非会员制2类，这种分类表明了组织的基本建制属于国际常用的NGO分类标准。一般可以将这2种基本分类集合起来判定体育民间组织的属性类型，通常的判断是互组织以会员制类型为多，如体育商业行会、行业体协、体育人群协会和项目协会等，而非会员制组织主要包括体育基金会和体育实体机构，基本上属于公益性组织；但是，在我国以上2种标准并不完全重合，有些组织也是公益性的，基于公众参与代替体育行政部门实现公共体育事务管理与服务，如各单项运动协会、体育科学学会和职工体育协会等。
3 分析与讨论
我国体育民间组织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研究领域涉及到体育经济学、体育社会学、公共管理学；但是，关于体育民间组织这个概念很少涉及，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涉及体育社团的概念与分类研究。在现实的管理和工作中，体育社团处于民间组织概念的下位。这种研究有利于体育社团问题的深入研究，但是对体育民间组织这个整体则缺乏全面的把握，得出的研究结果显然是片面的。
民间组织是中国行政管理工作中提出的新概念。民间组织的叫法由来已久，它不同于西方的NGO、NPO或第三部门。它的内涵和外延有自己的特征，所以对民间组织的研究，是我国行政管理工作的需要，也对我国民间组织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
国际上的社会组织基本分为政府、企业公司、非政府机构3大类。在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社会组织分为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4大类。改革开放以后，事业单位分为国家资助的事业单位和民办的事业单位，如民办医院、民办学校等。中央把民办的一部分从事业单位中分出，由民政部成立社团管理司专管，并将此分为2部分：一是民办事业单位，在后来的条例中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另一部分是社会团体，而民政部后来调整机构为民间组织管理局。由此，在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中，出现了民间组织这个称谓，而在后来的实践当中，得到民间的认可，所以，民间组织分为民办非企业单位和社会团体2大类。在我国现实的管理中，无论是国家民政部，还是省市级的民政局，绝大多数是将民间组织划分为社团、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来管理。
分类是对一个现象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我国对于民间组织的概念与分类目前并没有达成共识，学者和官方因此而分为2大类。官方的划分，政府提出了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分类公式，其民间组织的概念内涵界定是清晰的，划分类别也简单明了。不过，这种划分是从行政管理角度进行的一种分类，仅可以作为狭义的民间组织类型划分。实际上，我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不属于民政系统管理的广义民间组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有了众多的分类方法。
对体育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分类，进一步理清了我国社会体育组织目前被社会、行政部门和法律的认可程度，以及这些组织生存的层面和组织边界的界定；但这种分类似乎也不能给在体育民间组织的性质和体制等特征方面以满意的答案，结合对体育民间组织性质和体制的分类。可以从不同的侧面更加清楚地看待体育民间组织的边界和特征。以上2种分类在理论和实际操作方面提供了一些借鉴，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基础，而对于体育民间组织的研究路还很长。
参考文献：
[1]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2007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社会组织部分[EB/OL].[2009-06-03].http：///.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0号.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EB/OL].[2009-06-08].http：///.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1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EB/OL].[2009-06-08].http：///.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00号.基金会管理条例[EB/OL].[2009-06-08].http：///.
[5]黄晓勇，高翔，潘晨光.中国民间组织报告：2008[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4.
[6]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的制度环境[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5.
[7]王名，刘国翰，何建宇.中国社团改革：从政府选择到社会选择[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7.
[8]卢元镇.社会体育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111-115.
[9]宛丽，罗林.体育社团的合法性分类及发展对策[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1，24（2）：155-157.
本文主要拟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后现论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影响和渗透。首先，我将简单阐述一下什么是现代性、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以及后现代性，其次，我将就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加以初步探讨。
1现代性，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以及后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令人困惑和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而且在当前，对这个概念更是充满着批判与解构的尝试。在关于现代性概念的界定中，有三位学者的观点比较著名：首先是吉登斯，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他着眼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因此他的现代性概念主要指称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并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制度…。第二个是哈贝马斯，他从哲学的角度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是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个人“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在他看来，现代性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的问题。第三是福柯，他同样足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不过他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对他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说到现代性，我们就无法绕开欧洲的启蒙运动，因为我们通常把现代性的产生归功于启蒙运动，正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孕育出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这些精神主要包括理性主义的精神、科学的观念以及自由主义思想。这其中，康德作为启蒙哲学的杰出代表，其所谓“先验”的理性主义精神正是对现代性精神的最好诠释。而理性的批判与建构、理性神学、自由的权利以及民主国家的理念等，自然也就成为现代性的应有之义。
随着对现代性概念的不断解读与对现代性理念的不断实践，我们逐渐发现随现代性而来的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性在面临“存在”与“虚无”的追问时显然无计可施。同时，随着罗素(BertrandRussel1)、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穆尔(G．E．Moore)、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卡尔纳普(RudolphCarnap)等人的分析哲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开始，再加上解构主义领袖德里达的推波助澜，后现代这个概念自然而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正如“现代性”一样，“后现代性”也是一个令人困惑、众说纷纭、有着多重歧义的概念。作为一种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在西方开始流行起来的社会思潮，经过分析哲学、符号学、语言学、叙事学、解构主义等等诸多流派和专家的诠释，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与全球化的进程，后现代的思想和内容可以说已经覆盖了文化和社会诸多方面，同时也丰富、庞杂到了混乱不堪的地步。
关于后现代思潮的起因以及“后现代”的性质，有专家将之大致归结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社会动因说，这种解释将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归结为它的社会政治背景，认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应该被确立。二是后工业化或信息社会说，它将信息社会及其知识状态作为观察问题的一个基本视角。三是消费社会说，它认为后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消费文化盛行并支配着社会成员生活的“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四是文化反叛说，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1)，它从价值体系、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反思现代主义。五是叙事危机说，其代表人物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以“叙事危机”作为切人点来展开对后现代的阐述，以“语言游戏”的范式来解决后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将追求差异性、多元化作为后现代的游戏规则。上述五个解释中，前三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后面两个则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后现代话语的产生。
“后现代性”作为一种脱胎于“现代性”的思想与行为方式，无论其理论面临多少对抗与反对，作为其精神实质的“主体去中心化”、多元主义、不确定性、微小叙事、消解权力的中心主义等诸多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正在触及、渗透到各个不同领域，尤其随着信息技术及其手段的普及、经济的全球化，这种影响正在深入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我们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公共行政管理。
2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几个基本观点
正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后现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跨学科繁殖产生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仍然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意义的解构以及对主体中心主义的消解。在现代性的视角中，公共行政被建构为一种科学、一种技术、一种企业、一种阐释，其寻求的是科学性、客观性、效率和确定的意义，而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公共行政应该是通过对相像、解构、非地域化和他在性的强调来掀起一场变革官僚制的革命。现代公共行政相当于规模生产，它只能对共同的公共利益进行批量化满足，如果非让它去满足公民的个性化要求，就相当于定制，成本太高，不可能实现。
后现代公共行政开始转向流程再造。在批量化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大路货需求(比如安全、义务教育等)的同时，开始考虑响应复杂多变条件下的个性化公共需求，所以要进行流程再造，提高响应速度和响应能力。但作为流程再造成果之一的新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理论模式的施行，还是要以正规体制为条件的。这种体制，好像大炮，可以打大象(满足普遍性需求)，但不能打蚊子(满足个性化需求)。如果非要在现有体制框架下，解决公共产品需求的个性化响应问题，成本仍然偏高。于是，为了解决对公共产品的个性化需求的响应问题，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应运而生。转贴于中国中国-奠定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基石的，正是戴维·约翰·法默尔(DavidJohnFarmer)所著的《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TheLanguageofPublicAdministration---Bureaucrary，Modemity，andPostmodernity)这本书。而真正使该理论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内容，则出现在查尔斯·J·福克斯(CharlesJ．Fox)和休·T·米勒(HughT．Miller)合著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PostmodernPublicAd-ministration…TowardDiscourse)-书中。
福克斯与米勒在《后现代公共行政》中指出，就符号的层面而言，所谓的“现实”不过是社会的、历史的符号建构的产物，在后现代状况下，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脱节导致了“超现实”的出现，后现代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高雅文化或大文化的日趋没落和亚文化的日益强劲，后现代意识的碎片化和关注于超现实的媒体形象的新部落主义使得任何形式的管理都变得困难，因此，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框架：一方面，它能承受后现代的状况；另一方面，它能提出与民主理想相一致的主张。这就是所谓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
在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角度来看，官僚制在历史中是以决定论的、有意识地控制的术语定义的，同时，这些被软化为控制和理性的术语又逐渐让位于满意、统计意义、趋势等术语，决定论的或韦伯式的官僚制是一个控制的封闭系统模型。这显然与当代开放、多元的社会政治生活环境极不协调。
因此，对官僚制的突破与解构势在必行。公共能量场是话语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是现代物理学的能量场理论和现象学的方法相互修正的结果。场是作用于情境的力的复合。场的结构并不遵循固定的公式，而是取决于生活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能量这一概念则意味着：场中有足够的目标和意图。这些目标和意图使得人们被吸引、被激动、被改变。公共事务就是这样一种能量场，在那里，有着各种能量或力的作用，它们各自有自己的意向性或目的，从而形成一个公共的能量场。
公共能量场是表演社会话语的场所，公共政策在这里制定和修订。这一制定和修订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话语进行对抗流的过程，是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某一特定的实践环境中为获取(或实现)其意义而相互斗争的过程，换句话说，公共能量场就是“回到事务本身”的那个“具体”场合，也就是所谓的“现场办公”。在这里，没有一个意义先天地是真的或者说是本体论地确定的，意义就是为了被抓住而确立的。换成我们熟悉的语言，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本文主要拟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后现论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影响和渗透。首先，我将简单阐述一下什么是现代性、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以及后现代性，其次，我将就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加以初步探讨。wwW.133229.coM
1现代性，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以及后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令人困惑和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而且在当前，对这个概念更是充满着批判与解构的尝试。在关于现代性概念的界定中，有三位学者的观点比较著名：首先是吉登斯，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 工业 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态度)、 经济 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 政治 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他着眼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因此他的现代性概念主要指称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并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 历史 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制度…。第二个是哈贝马斯，他从哲学的角度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是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个人“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在他看来，现代性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的问题。第三是福柯，他同样足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不过他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对他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说到现代性，我们就无法绕开欧洲的启蒙运动，因为我们通常把现代性的产生归功于启蒙运动，正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孕育出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这些精神主要包括理性主义的精神、科学的观念以及自由主义思想。这其中，康德作为启蒙哲学的杰出代表，其所谓“先验”的理性主义精神正是对现代性精神的最好诠释。而理性的批判与建构、理性神学、自由的权利以及民主国家的理念等， 自然 也就成为现代性的应有之义。
随着对现代性概念的不断解读与对现代性理念的不断实践，我们逐渐发现随现代性而来的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性在面临“存在”与“虚无”的追问时显然无计可施。同时，随着罗素(bertrandrussel1)、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穆尔(g．e．moore)、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卡尔纳普(rudolphcarnap)等人的分析哲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开始，再加上解构主义领袖德里达的推波助澜，后现代这个概念自然而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正如“现代性”一样，“后现代性”也是一个令人困惑、众说纷纭、有着多重歧义的概念。作为一种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在西方开始流行起来的社会思潮，经过分析哲学、符号学、语言学、叙事学、解构主义等等诸多流派和专家的诠释，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与全球化的进程，后现代的思想和内容可以说已经覆盖了文化和社会诸多方面，同时也丰富、庞杂到了混乱不堪的地步。
关于后现代思潮的起因以及“后现代”的性质，有专家将之大致归结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社会动因说，这种解释将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归结为它的社会政治背景，认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应该被确立。二是后工业化或信息社会说，它将信息社会及其知识状态作为观察问题的一个基本视角。三是消费社会说，它认为后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消费文化盛行并支配着社会成员生活的“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四是文化反叛说，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1)，它从价值体系、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反思现代主义。五是叙事危机说，其代表人物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以“叙事危机”作为切人点来展开对后现代的阐述，以“语言游戏”的范式来解决后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将追求差异性、多元化作为后现代的游戏规则。上述五个解释中，前三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后面两个则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后现代话语的产生。
“后现代性”作为一种脱胎于“现代性”的思想与行为方式，无论其理论面临多少对抗与反对，作为其精神实质的“主体去中心化”、多元主义、不确定性、微小叙事、消解权力的中心主义等诸多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正在触及、渗透到各个不同领域，尤其随着信息技术及其手段的普及、经济的全球化，这种影响正在深入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我们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公共行政管理。
2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几个基本观点
正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后现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跨学科繁殖产生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仍然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意义的解构以及对主体中心主义的消解。在现代性的视角中，公共行政被建构为一种科学、一种技术、一种 企业 、一种阐释，其寻求的是科学性、客观性、效率和确定的意义，而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公共行政应该是通过对相像、解构、非地域化和他在性的强调来掀起一场变革官僚制的革命。现代公共行政相当于规模生产，它只能对共同的公共利益进行批量化满足，如果非让它去满足公民的个性化要求，就相当于定制，成本太高，不可能实现。
后现代公共行政开始转向流程再造。在批量化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大路货需求(比如安全、义务 教育 等)的同时，开始考虑响应复杂多变条件下的个性化公共需求，所以要进行流程再造，提高响应速度和响应能力。但作为流程再造成果之一的新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理论模式的施行，还是要以正规体制为条件的。这种体制，好像大炮，可以打大象(满足普遍性需求)，但不能打蚊子(满足个性化需求)。如果非要在现有体制框架下，解决公共产品需求的个性化响应问题，成本仍然偏高。于是，为了解决对公共产品的个性化需求的响应问题，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应运而生。
奠定后 现代 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基石的，正是戴维·约翰·法默尔(davidjohnfarmer)所著的《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thelanguageofpublicadministration---bureaucrary，modemity，andpostmodernity)这本书。而真正使该理论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内容，则出现在查尔斯·j·福克斯(charlesj．fox)和休·t·米勒(hught．miller)合著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postmodernpublicad-ministration…towarddiscourse)-书中。
福克斯与米勒在《后现代公共行政》中指出，就符号的层面而言，所谓的“现实”不过是社会的、 历史 的符号建构的产物，在后现代状况下，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脱节导致了“超现实”的出现，后现代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高雅文化或大文化的日趋没落和亚文化的日益强劲，后现代意识的碎片化和关注于超现实的媒体形象的新部落主义使得任何形式的管理都变得困难，因此，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框架：一方面，它能承受后现代的状况；另一方面，它能提出与民主理想相一致的主张。这就是所谓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
在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角度来看，官僚制在历史中是以决定论的、有意识地控制的术语定义的，同时，这些被软化为控制和理性的术语又逐渐让位于满意、统计意义、趋势等术语，决定论的或韦伯式的官僚制是一个控制的封闭系统模型。这显然与当代开放、多元的社会 政治 生活环境极不协调。
因此，对官僚制的突破与解构势在必行。公共能量场是话语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是现代物 理学 的能量场理论和现象学的方法相互修正的结果。场是作用于情境的力的复合。场的结构并不遵循固定的公式，而是取决于生活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能量这一概念则意味着：场中有足够的目标和意图。这些目标和意图使得人们被吸引、被激动、被改变。公共事务就是这样一种能量场，在那里，有着各种能量或力的作用，它们各自有自己的意向性或目的，从而形成一个公共的能量场。
公共能量场是表演社会话语的场所，公共政策在这里制定和修订。这一制定和修订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话语进行对抗性交流的过程，是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某一特定的实践环境中为获取(或实现)其意义而相互斗争的过程，换句话说，公共能量场就是“回到事务本身”的那个“具体”场合，也就是所谓的“现场办公”。在这里，没有一个意义先天地是真的或者说是本体论地确定的，意义就是为了被抓住而确立的。换成我们熟悉的语言，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是在当代国际社会“后现代性”话语出现跨领域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对于“后现代”这头大象，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IT业将之称为数字化，哲学界将之称为本质直观，心理学家把它概括为行为体验，伦理界称它为自我认同，人类学家则说它是社会资本，物理学将它概括为负熵，化学说它是复杂和混沌，生物学则说它是基因重组……其实，“后现代”只有一个，那就是伴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而来的，语言(或者说符号)本身的权力(power)的被重视，以及在现代性语境下的结构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等传统观念被打破其垄断地位。具体应用到公共行政领域，则是强调“以流程转变为核心”的公共行政改革取向。这种影响主要促使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朝向三个方向转变：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理论以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
本文主要拟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后现论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影响和渗透。首先，我将简单阐述一下什么是现代性、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以及后现代性，其次，我将就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加以初步探讨。
1现代性，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以及后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令人困惑和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而且在当前，对这个概念更是充满着批判与解构的尝试。在关于现代性概念的界定中，有三位学者的观点比较著名：首先是吉登斯，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他着眼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因此他的现代性概念主要指称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并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制度…。第二个是哈贝马斯，他从哲学的角度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是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个人“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在他看来，现代性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的问题。第三是福柯，他同样足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不过他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对他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说到现代性，我们就无法绕开欧洲的启蒙运动，因为我们通常把现代性的产生归功于启蒙运动，正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孕育出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这些精神主要包括理性主义的精神、科学的观念以及自由主义思想。这其中，康德作为启蒙哲学的杰出代表，其所谓“先验”的理性主义精神正是对现代性精神的最好诠释。而理性的批判与建构、理性神学、自由的权利以及民主国家的理念等，自然也就成为现代性的应有之义。
随着对现代性概念的不断解读与对现代性理念的不断实践，我们逐渐发现随现代性而来的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性在面临“存在”与“虚无”的追问时显然无计可施。同时，随着罗素(BertrandRussel1)、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穆尔(G．E．Moore)、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卡尔纳普(RudolphCarnap)等人的分析哲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开始，再加上解构主义领袖德里达的推波助澜，后现代这个概念自然而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正如“现代性”一样，“后现代性”也是一个令人困惑、众说纷纭、有着多重歧义的概念。作为一种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在西方开始流行起来的社会思潮，经过分析哲学、符号学、语言学、叙事学、解构主义等等诸多流派和专家的诠释，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与全球化的进程，后现代的思想和内容可以说已经覆盖了文化和社会诸多方面，同时也丰富、庞杂到了混乱不堪的地步。
关于后现代思潮的起因以及“后现代”的性质，有专家将之大致归结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社会动因说，这种解释将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归结为它的社会政治背景，认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应该被确立。二是后工业化或信息社会说，它将信息社会及其知识状态作为观察问题的一个基本视角。三是消费社会说，它认为后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消费文化盛行并支配着社会成员生活的“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四是文化反叛说，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1)，它从价值体系、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反思现代主义。五是叙事危机说，其代表人物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以“叙事危机”作为切人点来展开对后现代的阐述，以“语言游戏”的范式来解决后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将追求差异性、多元化作为后现代的游戏规则。上述五个解释中，前三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后面两个则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后现代话语的产生。
“后现代性”作为一种脱胎于“现代性”的思想与行为方式，无论其理论面临多少对抗与反对，作为其精神实质的“主体去中心化”、多元主义、不确定性、微小叙事、消解权力的中心主义等诸多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正在触及、渗透到各个不同领域，尤其随着信息技术及其手段的普及、经济的全球化，这种影响正在深入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我们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公共行政管理。
2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几个基本观点
正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后现论在公共行政领域的跨学科繁殖产生了后现代公共行政的概念，这个概念的核心仍然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对意义的解构以及对主体中心主义的消解。在现代性的视角中，公共行政被建构为一种科学、一种技术、一种企业、一种阐释，其寻求的是科学性、客观性、效率和确定的意义，而从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公共行政应该是通过对相像、解构、非地域化和他在性的强调来掀起一场变革官僚制的革命。现代公共行政相当于规模生产，它只能对共同的公共利益进行批量化满足，如果非让它去满足公民的个性化要求，就相当于定制，成本太高，不可能实现。
后现代公共行政开始转向流程再造。在批量化满足社会对公共产品的大路货需求(比如安全、义务教育等)的同时，开始考虑响应复杂多变条件下的个性化公共需求，所以要进行流程再造，提高响应速度和响应能力。但作为流程再造成果之一的新公共管理和政府治理理论模式的施行，还是要以正规体制为条件的。这种体制，好像大炮，可以打大象(满足普遍性需求)，但不能打蚊子(满足个性化需求)。如果非要在现有体制框架下，解决公共产品需求的个性化响应问题，成本仍然偏高。于是，为了解决对公共产品的个性化需求的响应问题，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应运而生。
奠定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基石的，正是戴维·约翰·法默尔(DavidJohnFarmer)所著的《公共行政的语言——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TheLanguageofPublicAdministration---Bureaucrary，Modemity，andPostmodernity)这本书。而真正使该理论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的内容，则出现在查尔斯·J·福克斯(CharlesJ．Fox)和休·T·米勒(HughT．Miller)合著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指向》(PostmodernPublicAd-ministration…TowardDiscourse)-书中。
福克斯与米勒在《后现代公共行政》中指出，就符号的层面而言，所谓的“现实”不过是社会的、历史的符号建构的产物，在后现代状况下，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脱节导致了“超现实”的出现，后现代文化最典型的特征就是高雅文化或大文化的日趋没落和亚文化的日益强劲，后现代意识的碎片化和关注于超现实的媒体形象的新部落主义使得任何形式的管理都变得困难，因此，需要找到一种新的框架：一方面，它能承受后现代的状况；另一方面，它能提出与民主理想相一致的主张。这就是所谓后现代公共行政的话语理论。
在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角度来看，官僚制在历史中是以决定论的、有意识地控制的术语定义的，同时，这些被软化为控制和理性的术语又逐渐让位于满意、统计意义、趋势等术语，决定论的或韦伯式的官僚制是一个控制的封闭系统模型。这显然与当代开放、多元的社会政治生活环境极不协调。
因此，对官僚制的突破与解构势在必行。公共能量场是话语理论的核心概念，它是现代物理学的能量场理论和现象学的方法相互修正的结果。场是作用于情境的力的复合。场的结构并不遵循固定的公式，而是取决于生活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而能量这一概念则意味着：场中有足够的目标和意图。这些目标和意图使得人们被吸引、被激动、被改变。公共事务就是这样一种能量场，在那里，有着各种能量或力的作用，它们各自有自己的意向性或目的，从而形成一个公共的能量场。
公共能量场是表演社会话语的场所，公共政策在这里制定和修订。这一制定和修订的过程同时也是各种话语进行对抗流的过程，是具有不同意向性的政策话语在某一特定的实践环境中为获取(或实现)其意义而相互斗争的过程，换句话说，公共能量场就是“回到事务本身”的那个“具体”场合，也就是所谓的“现场办公”。在这里，没有一个意义先天地是真的或者说是本体论地确定的，意义就是为了被抓住而确立的。换成我们熟悉的语言，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关键词：后现代性、影响
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是在当代国际社会“后现代性”话语出现跨领域使用的背景下形成的。对于“后现代”这头大象，不同的领域有着各自不同的解读：IT业将之称为数字化，哲学界将之称为本质直观，心理学家把它概括为行为体验，伦理界称它为自我认同，人类学家则说它是社会资本，物理学将它概括为负熵，化学说它是复杂和混沌，生物学则说它是基因重组……其实，“后现代”只有一个，那就是伴随着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而来的，语言(或者说符号)本身的权力(power)的被重视，以及在现代性语境下的结构主义、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等传统观念被打破其垄断地位。具体应用到公共行政领域，则是强调“以流程转变为核心”的公共行政改革取向。这种影响主要促使后现代公共行政管理理论朝向三个方向转变：新公共管理理论、政府治理理论以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
本文主要拟从两个方面来论述后现论对公共行政管理理论的影响和渗透。首先，我将简单阐述一下什么是现代性、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以及后现代性，其次，我将就后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加以初步探讨。
1现代性，后现代话语的产生以及后现代性
“现代性”是一个令人困惑和难以精确界定的概念，而且在当前，对这个概念更是充满着批判与解构的尝试。在关于现代性概念的界定中，有三位学者的观点比较著名：首先是吉登斯，他从社会学的角度，将现代性看作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从世界观(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态度)、经济制度(工业生产与市场经济)到政治制度(民族国家和民主)的一套架构。他着眼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现代性”，因此他的现代性概念主要指称在后封建的欧洲所建立、并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与“资本主义”制度…。第二个是哈贝马斯，他从哲学的角度把现代性视为一项“未完成的设计”，是一套源于理性的价值系统与社会模式设计，它旨在用新的模式和标准来取代中世纪已经分崩离析的模式和标准，来建构一种新的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个人“自由”构成现代性的时代特征，“主体性”原则构成现代性的自我确证的原则。在他看来，现代性的一个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它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确证的问题。第三是福柯，他同样足从哲学的角度出发，不过他将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不是一个时间概念。对他来说，现代性从根本上意味着一种批判的精神。
说到现代性，我们就无法绕开欧洲的启蒙运动，因为我们通常把现代性的产生归功于启蒙运动，正是启蒙运动的精神孕育出了现代性的基本观念。这些精神主要包括理性主义的精神、科学的观念以及自由主义思想。这其中，康德作为启蒙哲学的杰出代表，其所谓“先验”的理性主义精神正是对现代性精神的最好诠释。而理性的批判与建构、理性神学、自由的权利以及民主国家的理念等，自然也就成为现代性的应有之义。
随着对现代性概念的不断解读与对现代性理念的不断实践，我们逐渐发现随现代性而来的虚无主义成为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现代性的自我确证性在面临“存在”与“虚无”的追问时显然无计可施。同时，随着罗素(Bertrand Russel1)、索绪尔(Ferdinand deSaussure)、穆尔(G．E．Moore)、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卡尔纳普(Rudolph Carnap)等人的分析哲学以及随之而来的哲学语言学转向的开始，再加上解构主义领袖德里达的推波助澜，后现代这个概念自然而然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正如“现代性”一样，“后现代性”也是一个令人困惑、众说纷纭、有着多重歧义的概念。作为一种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逐渐在西方开始流行起来的社会思潮，经过分析哲学、符号学、语言学、叙事学、解构主义等等诸多流派和专家的诠释，以及消费社会的兴起与全球化的进程，后现代的思想和内容可以说已经覆盖了文化和社会诸多方面，同时也丰富、庞杂到了混乱不堪的地步。
关于后现代思潮的起因以及“后现代”的性质，有专家将之大致归结为以下几种解释：一是社会动因说，这种解释将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归结为它的社会政治背景，认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应该被确立。二是后工业化或信息社会说，它将信息社会及其知识状态作为观察问题的一个基本视角。三是消费社会说，它认为后现代社会表现为一种消费文化盛行并支配着社会成员生活的“消费社会”的生活方式。四是文化反叛说，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Bel1)，它从价值体系、宗教和文化的角度来反思现代主义。五是叙事危机说，其代表人物利奥塔(Jean～FrancoisLyotard)以“叙事危机”作为切人点来展开对后现代的阐述，以“语言游戏”的范式来解决后现代思想的核心问题，将追求差异性、多元化作为后现代的游戏规则。上述五个解释中，前三个是从社会学的角度，后面两个则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后现代话语的产生。
“后现代性”作为一种脱胎于“现代性”的思想与行为方式，无论其理论面临多少对抗与反对，作为其精神实质的“主体去中心化”、多元主义、不确定性、微小叙事、消解权力的中心主义等诸多观念已经被广泛接受，并且正在触及、渗透到各个不同领域，尤其随着信息技术及其手段的普及、经济的全球化，这种影响正在深入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就包括我们社会政治生活领域的公共行政管理。
公共部门是相对于企业或私营部门而言的组织类概念。在我国，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企业三类组织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属于公共部门，公共部门相对于企业门而言。我国公共部门的对人的管理制度，除了广泛适用于国家机关等组织的公务员制度之外（公务员不仅仅指政府工作人员），还包括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国外主要有政府、企业、非赢利组织三类组织，企业绝大部分属于私营性质，非赢利组织亦称非政府组织或第三部门，其所有制性质难以界定。因此，国外的公共部门主要是指行使公共权力的政府，它相对于私营部门而言，国外的公共部门的人事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通常是指公务员管理。
人事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是两个代表对人管理不同发展阶段的管理术语。在管理学领域和企业界，对组织中人的管理的术语有一个演变过程。20世纪30年代前称“劳工管理”，30-70年代称“人事管理”，80年代开始演变为“人力资源管理”，90年代中后期又提出“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之命题。人事管理与人力资源管理不仅仅是称谓上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管理人的不同理念与不同制度安排。概括地说，人事管理以“事”为中心，奉行管理本位，采用的是一种标准化、控制式、非人格化管理；人力资源管理以“人”为中心，倡导人本主义，实行个性化、开发式管理。既然这两个术语具有不同的含义，就不宜等同起来互用或混用，不能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命题下做人事管理的文章。本文之所以不以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而用公共部门人事管理命题，是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公共部门的对人管理总体上还停留在人事管理阶段。因此，在描述、分析现阶段我国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现状及问题等“实然”状况时，就不应该用人力资源管理术语，只有在阐述公共部门人事管理应该如何的“应然”或期望状况时，使用人力资源管理才是合乎逻辑的。这是本文题目的用意和原义所在。
二、存在的显象问题与分析
“问题”既是自我诊断的发现、也是相互比较的评价或结论。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与企业等非公共部门相比较而言一当然问题本身也意味着缺陷或弊端。公共部门的人事管理与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相比较，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活力和绩效明显优胜于公共部门。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跨国界的不争事实，不仅我国如此，国外发达国家也不例外。除了新加坡等个别国家外，美国等国家的政府公务员制度也经常被指责为缺乏活力、效率的东西。这也是当今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公共行政以及公共人事改革中借鉴甚至采用企业许多做法的原因所在。
我国的各种组织可以被非正式地区分为“体制内单位”与“体制外单位”两大类。公共部门常常被形容为“体制内单位”，体制内单位除了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之外，某种意义上也包括目前转制尚未到位的国有企业；外资或合资企业、民私企业可以被看作“体制外单位”。在对人的管理上，体制内单位明显落后于体制外单位。一位先后在机关、国有企业、着名外资企业任职的管理者，曾经深有体会地比较说：体制内单位是一个官僚化机构，束搏个性，唯上、唯关系，往往给想做事业的人以约束的机制；体制外单位是一个市场化组织，发挥个性，唯事、唯能力，给想做事业的人以支持的机制。这种褒贬说法尽管有些偏颇，只在总体比较意义上以及一定程度上能够被认可，但从个人对组织人事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的感受角度概括出了体制内单位用人制度的通病。再从人事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对开发组织整体人力资源效能、对组织的效用或贡献角度诊断，体制内单位人力资源的“活性”，产生的资源效益，在有效地使用人才、激励人才方面，以及人事管理成就组织发展目标作用，明显不如企业，尤其适才适用、人尽其才、奖优罚劣方面更显得相形见绌，存在人才浪费、用人不当、优劣不分以及报酬平均主义的问题。
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显象问题主要产生于传统体制及制度的缺陷或弊端。首先是人事管理的体制障碍。突出的表现在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一是多重管理体制尚未理顺。传统沿袭下来的劳动人事制度是一种多层次管理体制，领导干部由党的组织部门管理，一般干部由政府人事部门管理，非干部人员由政府劳动部门管理，实行分类管理后又在干部中形成了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两大类别，以后还会产生新的类别。这种由老的三层次加新的多类别的复杂结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予以合理化整合，新老结构之间存在一些不协调的问题。二是“政出多门”的政策成为人事管理的依据。我国公共部门的人事管理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策管理，尤其是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至尽尚未制定出一部人事法规。人事政策和干部政策来自于党的组织部门、政府的人事部门、政府主管部门等多门机构，政策本身会常常变化，适用政策时缺乏灵活性空间，这使公共部门单位的人事管理成为仅仅是一种机械地执行各种易变人事政策的行为，很少考虑本单位人事管理的实际需要。三是单位缺乏足够的人事自主权。在多重管理体制、政策管理的环境中，公共部门单位事实上没有多大的自主权和制度创新的余地，因为人事制度的基本框架已经由政策规定，能够做的事就是在即定的统一的“政策制度”中进行非特殊化、非个性化管理。其次是人事管理的制度缺陷。人事管理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由招聘、培训、考核、薪酬、福利、奖惩等管理环节的单项制度所构成。与企业组织相比，公共部门人事管理制度设计的科学性和制度运作的有效性上，存在更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例如，人事管理与组织的发展目标缺乏衔接，招聘方式及程序缺乏竞争力，考核结果区分度弱、与其它人事决策的关联性不强，报酬分配存在平均主义等。此外是人事管理观念的因素。公共部门长期处在传统人事制度的环境中，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形成了一些诸如论资排辈、平均主义等观念，这些幽灵观念所弥漫出的组织氛围和管理文化产生了维系传统制度的作用。
在对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问题及缘由作出上述分析后，需要说明三点。其一，这些突出的问题及原因典型地存在于公共部门传统干部人事制度之中，而在近些年的人事制度的局部性、探索性改革过程中，问题的程度已经或正在降低。其二，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许多问题具有普遍性，其它国家不同程度上也存在一些类似问题。笔者曾经对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务员制度进行过系统研宄，发现其在90年代的公务员制度改革和转型前，也存在诸多突出的问题，如管理体制过于划一、行政机构缺乏人事自主权、雇佣程序繁琐、绩效评估流于形式、薪酬与绩效缺乏联系等。其三，公共部门人事管理的问题具有普遍性，意味着这些问题的产生还有人事管理系统之外的原因，包括产生于工业化时期的以科层制为框架的传统行政理模式已不适应当今时代，以及公共部门组织和公共产品的垄断性、自主性、公平文化等特有性质或特征。
三、改革的路径及参照模式
近些年来，我国公共部门人事制度一直在进行持续不断的探索性、局部性、渐进性改革。目前，公务员法已于2005年4月颁布，只具有12年历史的我国公务员制度将在新的制度架构内进一步发展与完善，事业单位的人事制度改革正在全国范围内展开、逐步推进。公共部门人事制度改革是一个长期的实践探索过程，同时也需要进行多视角的理论研宄。笔者基于自己的思考及研宄，就我国公共部门人事制度改革的路径及参照模式问题提出一些思路及观点。
制度型式从人事管理走向人力资源管理管理。国外企业界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转变，90年代中后期又提出了“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命题。美国联邦政府的公务员制度，在90年代重塑政府的改革中完成了从人事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变，21世纪初的“总统管理议题”行政改革中又在探索一种人力资源战略管理模式。在我国，绝大部分企业已经在90年代进行了人事管理向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现阶段也正在迈向战略人力资源管理。但我国的公共部门却还停留在人事管理阶段，管人机构还是叫人事部门，人事管理中的考核、工资等术语还没有被人力资源管理中绩效评估、薪酬之类的概念所替代。当然，从人事管理转向人力资源管理，不仅是名称和术语的变换，更重要的是管理的理念、方法、模式的调整与变革。笔者认为，我国公共部门的人事管理改革，应该把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作为范本，并在改革过程中实现从人事管理到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同时，在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建设中，吸收一些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及方法，如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联盟、战略伙伴关系、人力资源管理的价值提升、变革管理、知识管理、文化管理等，形成具有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特征的先进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实现我国公共部门人事制度型式的超越性发展。
系统更新人力资源管理的单项制度。从人事管理走向人力资源管理管理需要在改革中进行制度再设计。人力资源管理是一个系统和过程，由诸多方面或环节所构成，每一个方面或环节都有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笔者认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的制度更新和再设计应该注意三个方法论问题。其一，体现人力资源管理和战略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原理及方法，如人本主义、战略联盟、双赢管理、绩效管理、整体报酬等。其二，重点建设发挥主导作用的主干制度，也就是职位或工作设计、薪酬、绩效管理三个环节的单项制度。这三项制度既各具功能、又相互关联，科学的职位或工作设计形成优化管理的基础，体现内外公平原则的薪酬制度提供激励的源泉，绩效管理使各环节连成一体，因而能在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能中形成三位一体的制度合力。其三，各单项制度形成互动的和谐系统，避免出现制度各自为政和相克的情况，使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在运作中产生1加1大于2的系统功效。
首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对投资者提出警示，对部分上市中国概念公司停牌乃至启动调查，基本属于正常的监管行为。我们仔细阅读了2011年以来SEC官方网站的新闻，发现SEC经常就庞氏骗局、内幕交易、财务造假等不法行为监管处理公告，并不特别针对中国。而且，在2011年以来sEC的100多条公告中，涉及中国公司的不过几条。对印度公司、美国大公司也有不少的负面公告。如3月1日，SEC发表公告称，高盛和宝洁的董事会成员被控涉及内幕交易，4月5日，SEC公告称，印度的Satyam计算机服务公司存在财务欺诈，在过去五年中夸大其收入超过10亿美元，等等。其次，美国少数经纪商禁止其客户动用借人资金买人130多家中国概念股一事，也属于较为正常的市场行为，“去杠杆化”也并没有专门针对中国公司。正如经纪商“盈透证券”6月9日发表的声明称，“我们没有什么黑名单，禁止保证金交易就是去杠杆化，在我们公司有13800多只股票被去杠杆化，这130多家不足1％”。
第三，做空是美国资本市场的正常机制，目前情况也并没有失控。虽然在美上市的中国概念股近期股价大跌，但总体上讲，当前海外市场做空中国概念股和看空中国经济，属市场正常的多空博弈。据DataExplorer的数据显示，做空在美上市中国公司的空仓比例为5．92％，并未出现显著的恐慌之局。我们基本赞同这一看法。近几天来，部分中国概念股股价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一些机构也开始入场做多。
第四，出现诚信问题并遭遇停牌或摘牌的中国概念公司毕竟是少数。在美国三大主板上市的中国概念股，根据wind数据统计共有267只，目前爆出问题的不到10o／o，并不显著高于在美上市的其他国家公司。同时，在美国遭遇停牌或摘牌，也是较为常见的现象，不必过度反应。据报道，美国纽交所每年大约6％的公司会退市，在纳斯达克中国是8％左右l在2003年到2007年，纳斯达克上市1238家公司，退市1248家公司。在其他主要海外市场，目前也没有发现大面积的中国企业财务造假现象。多方面原因共同导致了此次中国概念股的信任危机首先，需要检讨境外上市中国概念公司自身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已具相当规模。2010年，中国内地就有163家企业在12家境外交易所首发上市，合计融资367亿美元，接近2007年39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根据wind数据，截至2011年6月，在香港、美国、新加坡和伦敦这四大海外主要上市地，已有1050只中国概念股。这些海外上市的中国概念股总市值已近2万亿美元，约为我国A股市场总市值的一半。应该说，绝大多数海外上市公司都是中国企业的优秀代表。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中国企业境外上市动因各异。其中，既有具全球视野、严于自律的企业为追求卓越而选择境外上市、融资融制，也有因境内上市困难而选择到境外上市的企业。后一类企业中就有部分可能属于自身动机不纯并通过造假上市的企业，或因知识、经验不足而“被”中介机构境外上市的。由于这两种情况下，一般采用反向收购方式实现上市，因此，往往可能存在粉饰财务报表乃至财务造假等行为。据统计，此次被停牌或摘牌的l9家在美上市中国概念公司中有16家就是采用反向收购方式上市的，占84％。
其次，一些不良中介机构与上市公司构成的“利益共同体”是此次事件发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此次事件中，另一个可能但也很重要的原因是，少数中介机构为了追求短期收益，从而出现了迎合公司造假需求，为公司造假行为提供帮助的现象。我们的研究发现，此次被停牌或摘牌的19家公司中，为其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法律事务所及承销商均有较高的重合度。其中，会计师事务所有1家出现三次，有三家各出现2次；律师事务所有l家出现四次，三家各出现三次，六家各出现2次；承销商有2家各出现2次。因此，不排除这些中介服务机构尽职调查不力，甚至怂恿企业、包装企业、帮企业造假的可能性。
第三，支付宝股权转移事件与中国概念股发生的信任危机蔓延具有一定的关联陛。
第四，市场自身调整的需要。由于此前较长一段时期中国概念股估值普遍较高，累积了比较严重的泡沫，所以，当市场上出现了不利的消息时，就会有更加强烈的反应。这一结论能够从普跌之后的中概股估值仍普遍高于美国同行业公司平均估值得到一定支持。短期影响及基本对策
(一)短期影响
1．可能进一步引发境外资本市场上中国概念公司的“传染效应”。
2．可能对部分行业和区域的发展及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3．可能成为影响国内股票市场的重要因素。
(二)当前的对策：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应积极稳妥应对
对于信任危机的短期对策，其核心目标是致力于消除“中国企业欺诈公司”的不良印象，将造假中国概念公司予以“隔离”，阻绝信任危机向合规公司蔓延，防止少数在美上市公司的问题，蔓延为全球海外中国概念股的集体危机。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对策建议：、在企业层面：涉嫌造假的公司和合规公司“两类企业”要分别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在政府层面：相关部门应注重维护中国企业形象、企业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形象、国家利益，消除“传染效应”，防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2O09年，美国证监会介入调查的案件总数是664件，20l0年为681件。也就是说，通过此次事件就得出“中国企业欺诈公司”或者中国公司比其他国家公司更容易欺诈的结论显然是片面的。实际上，美国2002年也集中爆发过类似事件。况且，本次造假事件的发生与美国自身关于反向收购的制度不健全、美国中介机构的自律及政府监管存在不足，也有很大的关系，不应该把所有过错都推给中国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应通过合理手段维护我国企业的形象和利益。如果在此过程中发现有关国家政府部门或普遍性的市场行为反映出对中国公司无原则的歧视，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就应该明确表明该行为可能违反WTO所倡导的公平原则。
(2)根据在美上市概念公司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策略，警惕事件演变成全面做空中国经济的前奏。长期启示
(1)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国家经济公关的系统响应机-,t4。应该不断加强国家经济公关的系统性和计划性，应将可能影响国家形象、国家安全的对外投资、购并和企业境外上市等问题，纳入国家经济公关系统之中。同时，国家经济公关系统要对一些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问题，如企业群体性诚信危机、政府是否“操控”企业对外资源、产业投资等，提前制定相应的预案，避免企业微观层面的危机变成国家层面的宏观难题。
(2)进一步完善国家开放经济战略，促使企业务实审慎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应将企业境外上市纳入国家经济战略的全局考量与总体设计之中，进一步完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商务部等部门应进一步完善国外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规定》、“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等相关制度。证监会应在与40个国家、地区已经签署的双边监管合作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双边监管规则，特别是考虑未来境外上市企业监管的国际标准，积极参与制定国际游戏规则，为国内企业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和更大的发展空间。此外，加强对中资境外上市公司的监管。哪个部门牵头对中国境外上市企业进行管理，实践中尚不明确。突出牵头主管部门，实行分类管理，是更好规范中国境外上市企业的首要条件。然后，考虑是否将中国境外上市公司纳人我国公司法管辖范围。我国公司法管辖范围仅限于“境内设立的”公司。这些境外上市公司的业务主要在中国，我国可根据“客观联系”原则将他们纳入中国法律的管辖范围，为加强监管提供法律基础。为中国企业在国外上市和投资提供高水平的专业服务。
(3)进一步完善国内资本市场，为优秀企业的上市及其发展创造更好的平台。首先，要不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为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美国除主板和创业板外，具有丰富的场外交易市场体系。这次信任危机中很多涉案企业都是从场外交易市场转板到主板和创业板的。正是这种多层次市场体系为企业提供了多种选择，从而吸引世界各国的企业竞相登陆美国资本市场。我国主板、中小板以及创业板市场近年来发展迅速，但“新三板”目前仍停留在试点阶段，其他场外交易市场发展滞后，定位不明确，分布不合理，缺乏统一规则，难以满足不同企业对股权融资的不同需求。所以，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市场相比，中国资本市场还需要不断完善制度、健全功能，吸引更多优质企业留在境内上市。其次，要加强发行、交易、内控、退市、补偿等证券市场制度建设。在美“反向收购”造成造假频发，使得我们应当深刻检视我国的“借壳上市”及“退市”制度。中国资本市场年均退市率不到1％，远低于国际同类市场，不少ST上市公司经常出现的“2-1-2”现象，导致该淘汰出局的公司难以正常出局；集体诉讼是针对虚假信息披露企业最强有力的法律措施。我国目前证券市场运行20年来，只有不超过l0例的受限制使用的“共同诉讼”，对造假企业的惩罚不够。有进无出，轻虚假信息披露惩治的市场难以培养重诚信、重投资者保护的上市企业及市场环境。美国做空机制对市场的净化作用，对我国做空交易机制的推进和完善有借鉴意义。我国证券业协会在推进行业自律、加强诚信建设等方面要发挥更大作用，与政府监管部门共同引导公司完善内控体系、加强企业规范管理。此外，要规范中介机构，提高外部审计的独立性完善外部监督体系，构建有效的市场监督机制。
(4)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稳妥推进国际板建设和筹划跨境对等监管。此次事件带给我们最现实的思考就是，要更加稳妥地推进国际板建设。一要完善上市标准、上市公司内控体系与信息披露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提高上市公司内控报告提交频率及违规惩罚力度，以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二要考虑国际板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和维持成本，保持境内证券市场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三要思考跨境监管对国际板的重要意义。中美两国已签署跨境监管备忘录，跨境审计等实质监管问题已被提上议事El程。国际板推出以后也将面临对他国企业的监管，适当地跨境监管对我国国际板有积极意义。证监会可积极开展与境外监管机构的信息共享与知识交换，学习借鉴国际经验，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提升监管成效、监管标准，改善对境外上市企业的监管，做好应对国际板开放的准备。
(5)进一步引导企业提升适应、利用和驾驭国际资本市场的能力。
1．加快健全尊重国际惯例、符合中国国情和市场规律的企业信用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