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雕塑艺术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风格形成的一个关键时期，它有着承上启下的决定性意义，汉朝文化是开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把钥匙，无论从政治、文化、经济、军事、艺术等各方面都为我国后朝历代奠基了绝对性的基础，它有着它独特历史文化气息。中国古代雕塑的写实性风格与写意性风格正是在汉朝得到定位与辉煌。“气、形、韵、的雕塑艺术风格在汉朝以无与伦比的辉煌得以呈现和发展。当然这与我国哲学，民族信仰有着莫大的直接关系。
汉代雕塑以陵墓陪葬品和陵墓记功性雕塑为主，又细分为石雕、陶艺、木雕、玉雕、青铜器、各种材质雕塑。最为有代表性的石雕为西汉霍去病墓前石雕《卧马》、《马踏匈奴》、《辟邪》。陶艺以《击鼓说唱俑》最为传神。玉雕以《羽人骑天马马》为经典。木雕以《六博俑》为代表。青铜器则有《马踏飞燕》、《摇钱树》、《长信宫灯》佳作。其陵墓雕塑作品均有着气势恢宏，深沉雄大，蕴含着自信豪迈，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中小型陪葬雕塑拙朴洗练，生动传神，情趣自然。纵观整个汉雕塑作品风格大有一气喝成，以形传神，以气到韵的气概，汉时期作品以循石造型，结合简练的线刻把雕塑做的大气磅礴，势不可挡的锐士，这是我最为喜欢和钟爱汉雕塑的关键点。
汉代有着追求博大、雄浑的审美理想。在先秦时代人们曾以“大”为美，这“大”之作为审美理想，或见于人格美的赞颂，如《论语、泰伯》：“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或见于自然美的陶醉，如《庄子、天道》：“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黄帝、尧、禹之所共美也”等。及至汉时，这种追求博大，雄浑，宏伟的审美理想得以高扬。以《淮南子》为例略加说明。《淮南子、泰族训》：“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等泰山，履石封，以忘八荒，忘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乎？其为了其不大哉！”这种对大自然无限丰富和无限广远的美景的赞叹，反映了汉代人追求的审美理想的基本特点就是无限、广远、浩荡、雄浑，即一种壮伟高崇之美，亦即《淮南子、要略》所谓“横八极，致高崇”。这种审美理想继承了庄子对自然界无限之美的追求这一传统，但庄子是以自然的广远浩荡来喻精神的自由，《淮南子》则直接把目光于自然现实的无限领域。先秦儒家也推崇壮伟高崇之美，但主要限于对人的精神品格的伟岸高大的赞颂，《淮南子》则直接从现实中去发掘壮伟的根源。对于汉代人追求的高崇、壮伟的审美理想，我们还可以从《淮南子》对“大”的赞颂中看出。如《俶中训》说：“夫牛蹄之趻，无尺之鲤；块阜之山，无丈之材。汉雕塑细节大多以线刻为主，而线刻则直接把汉代的书法艺术运用其上，汉代在书法审美境界上，汉代的蔡邑特别强调了书法艺术的“势”与“力”，强调了书法艺术的生命精神是一种力动之美，刚健之美。而这种力动之美、刚健之美也正来源于人的积极情感和生命活动的康健与完满。《九势》谓：
夫书擎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
陶瓷雕塑始于秦代，发展于汉代，到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其制作要经过模印、银嵌、镂、堆、塑、雕刻、烧制等多道工序，种类分镂雕、浮雕、圆雕、雕镶等。动物陶塑是陶瓷雕塑造型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其涵盖一切以客观世界动物或神话、想象中动物为对象的雕塑形式，是一种具有空间感的、可视可触的立体艺术品。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有了以动物形象为圆形的粘土模塑品，到了新时期时代陶瓷工艺得到发展，动物陶塑开始萌芽。到了夏商周时期，动物陶塑的种类和数量都有了显著增长，进入汉代，社会经济繁荣，厚葬之风盛行，加之制陶技术不断提高，动物陶塑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动力与基础。汉代的动物陶塑按动物种类可分为家禽家畜类（猪、羊、狗、鸡、鹅、鸭、牛、马）、非驯养类（老虎、熊、狐狸）以及神兽类（天禄、辟邪、镇墓兽）三种。
汉代动物陶瓷雕塑的艺术风格
1.汉代动物陶瓷雕塑的艺术特点
（1）写实风格
写实风格是两汉时期动物雕塑的最重要特点，尤其是东汉时期，其继承并发展了西汉前期的写实风格，在对动物特征、形象、神态、动态的刻画上，注重从客观的角度出发，力求将动物的精神和外貌悉数呈现出来。在我国汉代动物雕塑较为集中的汉景帝阳陵，出土的生出陶猪细节刻画十分精致，大猪的耳朵耷拉，小猪的耳朵直立，猪眼角的褶皱和鼻子的褶皱也清晰地表现出来，整体造型栩栩如生。汉阳陵最具特色的是彩绘动物陶塑，汉代匠人将狗、鸡、羊等常见家畜的陶塑施以彩色颜料，烧制后呈现出同真实动物相似的色彩，生动逼真、惟妙惟肖。如彩绘陶鸡中的公鸡被施以黄、红、黑三种色彩，人们观之很容易想到身披彩色羽毛、昂首翘尾的公鸡形象。
（2）寓巧于拙的简朴浑厚艺术风格
汉代动物雕塑受秦代陶塑影响很大，汉代前期动物陶塑形体高大，形态简洁洗练，大多以土陶俑的形式出现。到了西汉中后期，经济发展，厚葬之风兴起，新的社会变革带来了新的审美需求，整体感强烈、取大势去繁缛、寓巧于拙的简朴浑厚风格逐渐成为主流。贵州作为汉代著名的黔中郡发掘了十余座东汉墓，其中出土了大量动物陶塑俑。这些陶塑俑的特征部位有所夸张，整体线条简练、明快，给人一种一气呵成的艺术感受。如霍去病墓出土的汉代陶熊，熊的身体与四肢的线条过渡柔和，融为一体，腹部突出，头部稍稍倾斜，嘴巴长大像吼叫，又像要吃东西，整体造型笨拙之中不失气度，朴素有趣、粗粝无华，颇有以小见大的意境。
2.汉代动物陶瓷雕塑的艺术表现形式
（1） 材质的表现美
陶瓷材质本身集合了肌理美、色彩美，经过特有的成型方式、釉色窑变、烧制工艺其美学价值得到了更大发挥。汉代动物陶塑以泥土为主要原料，经多道工艺成型，根据年代、地区的差异，其在形态、制法、纹饰、烧制温度等方面均各有不同，这也就诞生了釉陶、灰陶、硬陶、青瓷四类材质表现完全不同的陶瓷雕塑。就目前资料显示，汉代动物陶塑以灰陶和釉陶最多，其余两种次之。如东汉墓出土的绿釉陶鸭，鸭身长25厘米，高21.5厘米，内部陶土呈淡红色，外表通体绿釉，光照下釉质表面可见银白色光泽，整个陶塑看起来质感光滑，颇为精美。
（2）造型富于张力
汉代动物陶塑融合了模制和手工捏塑两种造型方法，同时还用到了堆、贴、刻、画等技法，这使得其动物形象的表现力更强，对特征的塑造也更加到位。具体来讲，汉代动物陶塑造型可按特征分为两个阶段：
西汉早期。西汉早期政权刚刚建立，经济凋敝，百业待兴，因此，这一时期的墓中随葬品远不如秦代奢靡。统治者有意削减了陶塑俑的体量，造型也更为洗练概括，这也是对人工制作成本的节省。我国出土的西汉早期的动物陶塑虽然基本集成了秦雕塑的写实手法，但造型明显注重细节。
西汉中晚期，社会相对稳定，在汉文帝、汉景帝的励精图治下，宫廷与民间的艺术活动精彩纷呈，这为陶塑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这一阶段的动物陶塑不仅表现的题材范围更广，还更加注重神韵的刻画，强调动物造型整体的表现，达到了一种高度概括的境界。近现代出土的西汉中晚期动物陶塑其造型凝结着一种浑厚之美，动物生命的精神气质与内在特征被很好地呈现出来，极具质朴雄浑之美。
（3）装饰简约极致
汉代动物雕塑既采用了写实构思方式，又引入了随意性的表现方式，匠人们专注于动物造型语言与动态语言的表现，使之成为了充满情趣、具有感染力，同时又带有一点稚拙感和朴素美的艺术品。以陕西出土的灰陶猪为例，猪的嘴巴微微张开，膘肥体健，前肢前倾，没有脚趾结构，通体没有任何表现毛发的纹理，尾巴也比现实生活中的猪粗短一些，但看去却敦实圆润，可爱至极。这种充满简约美、概括性、写意性的装饰将动物形象抽象化的呈现出来，但又一丝原始风情，既突出了动物的特征，又不拘泥于现实生活，极富艺术感。
大气磅礴的汉代留下了门类众多的文化遗存，汉代雕塑以其雄浑大气、质朴简练的写意性艺术风格在众多的文化遗存门类中独树一帜。鲁迅先生曾对汉代雕刻做过“唯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的高度评价。汉代的写意风格是雕塑中最具特色、最明朗的艺术表现形式，创作者用质朴简练的线条艺术和高度概括而又夸张的造型处理手法刻绘塑造对象，与秦俑的写实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大巧若拙的形象和简约的表现手法表现了一种淳朴的精神观念，是一种象之外形，意之内在的意象表现。汉意风格雕塑从功能和形式上分为三类：一类是地下陪葬俑，以徐州楚王陵出土的汉代陶俑为代表；另一类是纪念碑类石刻；还有一类是汉画像石，三者均为墓葬艺术。
1 汉代雕塑的写意性表现
1.1 形体处理上夸张变形，注重气韵生动的整体美的表现
汉代对多元文化的包容性使得汉代雕塑作品大多不受拘束，呈现形态夸张、千姿百态的态势，写意性表现手法的不求形似但求神似的特点也使得夸张变形成为一种处理手法上的必然。在造型上多把对象归纳为简单的、不规则的几何形体，这种高度概括的艺术处理手法在形体上具有完整性的特点，这使得作品不仅更加具有原始的野味，给人以稚拙、朴野之感，而且在作品气韵的传达上也更加生动整体，从而达到更加传神的艺术效果。如徐州驮篮山楚王墓出土的《陶女舞俑》，由18件乐舞俑徐成的“乐舞团”，4人抚琴，4人敲钟磬，2人吹箫，8名舞者。乐俑的动作真实，形象生动，其造型虽简约却极具神韵，舞俑两人一组，穿绕襟深衣，双臂甩袖向上，长长的衣袖自然垂落，双腿微微前屈，夸张的“S”形躯体轮廓流畅，曲线优美，展现了因头、颈、腰扭转而形成的动态之美，细腰长颈，轻盈飘逸的舞姿，展现了柔婉的舞蹈风格。可见，汉代的创作者们对于“谨毛失貌”、“形具而神生”的古典美学法则，已经有了充分体验，并具备了生动的表达能力。这种高度概括的处理手法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事物整体形象的概括；二是对整体的形态特征的概括；三是对局部形体进行归纳总结。
1.2 表现技法上如鱼得水般的线条的运用及“雕与绘”的混合表现处理手法
对线条的高超的艺术处理是中国画中的显著特点，而汉画像石却将绘画艺术与雕刻艺术结合起来，将线条运用的如鱼得水，用平面阴线雕和浅浮雕两种雕刻技法将立体的物象化作飞动的线条，着重从对刻绘对象的感觉出发，运用模糊、简洁、夸张等手法自由而大胆的表现，线刻细腻真切，有阴柔之丽，浅浮雕浑雄苍健，有阳刚之美。徐州地区汉画像石的用线一般较古拙，显得粗犷、稚拙，线条运用自由，具有较强的概括力和表现力，能很好地表现所绘物象的性格特征和运动感。所表现出来的线条或粗犷浑厚，或坚挺苍劲，有着中国书画的表现特征，特别具有 金石味的“内在美”。此外，雕与绘的处理手法还体现在对体积较大的原石的形态处理上，如《卧马》和《跃马》，在表现马的四肢时，只是用线条简单的刻画出关节结构，并不对体积做处理，保存了体积的完整性，达到浑厚的效果。汉代雕塑中，尤其是浮雕中，多采用阴阳线的雕刻手法来突显形体，这与西方用过形体的压缩所形成的层次感不同，由于汉代浮雕的用线凸形的特性，所以浮雕起位都比较低，没有大的体积起伏感，更接近绘画中的痕迹感的处理。
1.3 题材选择广泛，既有充满了想象力的人神共处的场景，也有反映民间百姓社会生活的场景
艺术工匠用超现实手法传达意境，如甘肃武威出土的青铜雕塑“马踏飞燕”，作者将昂首甩尾的马的右足踏在一只飞燕身上，飞燕展翅回首，寓意奔马速度已超过了飞燕，赋予作品深刻的意境。这种写意的浪漫处理手法，在汉画像石中也非常多见，出现了大量的神话传说人物，如女娲、伏羲、西王母、人首兽身等形象，这一方面说明了汉代时期的升仙思想，另一方面又说明艺术家们在创作时的主观情感的抒发和对作品意境营造的重视。
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用多样的题材来表现民间生活，赞颂民间生活中人们的积极乐观、自在率真，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的生活状态。例如，汉画像石中对宴饮、牛耕、车马出行、庖厨等生活场景的刻绘，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抓住瞬间打动内心的真实的感触，达到自由无拘、物我两忘的创作状态。
2 写意性表现手法与徐州城市公共艺术设计创作中的契合
公共艺术作为存在于公共环境空间中的艺术形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的进程，其内容也在不断地扩展，由传统意义上的雕塑、壁画等纯艺术形式发展至将公共空间中各种公共设施也包括在内，甚至表现为独特的设计空间，在城市形象体系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徐州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任何一个树立两汉文化品牌形象的细节都不能错过，公共艺术作为公共空间环境中与公众产生直接关系的艺术形式更是需要进行有效的设计。汉代雕塑的写意性表现手法刻绘的对象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其造型艺术与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和创作语言之间有着天然的契合。通过以上对汉意性表现手法的分析来看，徐州现代公共艺术的创作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学习汉代雕塑对作品整体性的把握。这种整体性的把握可以通过团块的造型来体现，因为团块的整体中包含着浑厚之感。如汉代霍去病墓前的石刻，就多选用团块状的石材，增添了古拙浑厚之感。另外，整体的外轮廓还可以模仿自然界中的事物，如山、石，云等造型，给人自然朴素之美。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的玉豹，现今其大型仿制石雕，雄距在徐州“汉桥”两侧，作品用圆雕的技法雕刻出大的形体结构和空间，体现出雄大张扬的气势和憨态可掬的表情。第二，造型手法上学习汉代雕塑的夸张变形，力求做到求神似不求形似，遵循老子“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的美学理念。第三，技法上学习并继承汉代雕塑对线条如鱼得水般的运用和“雕与绘”的混合表现处理手法。利用线的变化勾勒对象的形神特点，配合浅浮雕、圆雕等技法表现汉代粗犷而苍劲，自信又进取的时代精神。第四，题材上学习汉代丰富的表现内容，上至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下至贴近百姓民间生活的场景以及对古外今来的历史故事得描绘。除此之外，在色彩及材质的运用上也要充分考虑汉代时代特征，《庄子天道》曰：“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是对汉代审美最贴切的定位。
3 汉代文化语境下的徐州公共艺术设计的思考
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时代，国力强盛，文化上追求博大阳刚，整个民族都呈现出强烈的自信感，大气磅礴的精神气质是那个时代的烙印。这种精神即是徐州这个两汉文化发源地需要传承的地缘文化和场所精神，今天的徐州城市公共艺术承载着对汉代文脉沿承和提升城市精神气质以及城市形象品味的重任。设计文化的优化发展需要对文化进行系列化解读，这是设计者优先要考虑的。汉文化中雕塑审美系列化在城市空间中应得到表现，因此某些对两汉遗存的简单的“形”的挪用和复制或者是对一些汉文化元素的堆砌是不可取的，只会导致表现形式上的趋同。当下，设计师的职责应该是充分分析两汉雕塑的造型手法和构成法则，通过打散重构、抽象具化、变异错位等设计手法，构建一个不止“形”似，更要“神”似的公共艺术体系。有效的公共艺术体系不仅可以塑造城市文化品牌，提升城市文化形象，更重要的是它的文化精神指向鲜明，往往是对积极向上的价值观的颂扬，对当地市民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具有积极地导向作用，形成精神上的凝聚力。
参考文献：
[1] 季欣.中国城市公共艺术现状及发展态势研究[J].大连大学学报，2010（5）.
二、汉代动物陶瓷雕塑艺术的风格
汉代动物陶瓷雕塑艺术是扎根于社会现实而逐步发展起来的，能够真切地反映社会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在艺术风格上追求简朴、古拙、精巧，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在中国古代陶器工艺美术发展的历史中光芒四射，充满了打动人心的艺术魅力。
1.汉代动物陶瓷雕塑的写实风格。汉代动物陶瓷雕塑艺术作品的写实风格，成为那个时代动物陶瓷雕塑艺术作品中最为显著的风格特色。西汉时期的动物陶瓷雕塑艺术作品，就具有十分显著的写实风格，而东汉时期则继承并发展了西汉王朝前期的写实特点，对动物陶瓷雕塑形象、生态和特质的刻划之中，不仅非常注重表现特有的主题，同时还非常注重写实。从现有汉代墓葬出土的动物陶瓷雕塑作品中来看，动物佣均显得极为注重写实，特别是马、牛、羊、猪等牲畜陶瓷雕塑刻划十分准确形象、栩栩如生。汉阳地区发掘出许多陶瓷雕塑，比如鸡、狗、羊等，均为日常生活中家养的动物，而这些小件陶瓷雕塑艺术品经常和大型的建筑明器同时出现，极强地体现了汉朝时期农业经济生活的繁荣。
2.汉代动物陶瓷雕塑的拙简风格。拙简风格是汉代动物陶瓷雕塑艺术作品中的显著风格，此处的“拙”并非“拙劣”，而此处的“简”亦非“简单”，而是在看似“笨拙”和“简单”之中蕴含了浑厚、巧妙。西汉时期的墓葬制度已经十分盛行，从墓葬中出土的动物陶瓷艺术作品中可以看出，在西汉时期新的制度变革和社会格局之下，动物陶瓷艺术作品也展现出新的面貌，更加注重陶瓷作品的整体感，注重取“大势”，勇于删除繁缛细节，注重体现浑厚的风格而不过于拘谨小节，从而使动物陶瓷雕塑显得“拙简”甚至有点“笨拙”，以高度概括的手法体现浑厚之风格。东汉时期，动物陶瓷雕塑艺术在西汉时期的基础上又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取材更为广泛丰富，更加具备艺术魅力，动物陶瓷艺术作品的语言显得更加“经济”，其制作却十分简炼、明快和精巧“，取繁从简”成为该时期动物陶瓷雕塑艺术作品的鲜明风格特色。
3.汉代动物陶瓷雕塑“以形写神”的风格。汉代动物陶瓷雕塑艺术作品的形象塑造，深受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影响，注重体现“运势”“、神韵”，具有十分显著的“以形写神”风格，将艺术家的精力用在对动物整体神韵的刻划上。汉代动物陶瓷艺术作品除了具有“写实”风格之外，注重体现艺术对象的神韵，这是更为困难的。因为，在雕塑艺术形象塑造的过程中，要做到“形似”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而要体现艺术对象的“神似”则要困难得多，只有在刻划对象具备精气神足之后，才谈得上“神似”，才能称之为真正的艺术作品。创作动物陶瓷雕塑作品之时，艺术家们喜欢攫取每一种动物的可爱动态。比如，陶瓷雕塑中狗的可爱动态就十分多样，有的陶狗牙齿外露、嘴巴微微张开，而陶狗的背部和尾巴上卷之间连成一体，有的陶狗还带有项圈，既显得凶狠又有点可爱的家狗形象通过简单的刻划而表现得淋漓尽致。
4.汉代动物陶瓷雕塑的材质表现美。材质是任何一种艺术作品构成其外在形态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构成艺术品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在中国陶瓷艺术造就辉煌灿烂巅峰状态的过程中，无疑有着陶瓷材质之美的巨大贡献，中国古代陶瓷艺术作品的审美价值和表现形式，均和陶瓷材质的表现美密切关联。汉代动物陶瓷雕塑艺术品的肌理美、造型美、色彩美，均在较大程度上得益于陶瓷奇妙的釉色、独特的成型方式、富有个性的烧成工艺。正因如此，汉代动物陶瓷雕塑材质的表现美，成为该时期动物陶瓷艺术作品的重要审美特征。陶瓷材质在动物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具有诸多优势，陶泥的质地较为柔软，具有极强的可塑性，便于艺术家们塑造各种动物千奇百怪的形象。此外，陶制器物模具制作工艺十分简单方便，能够随意实现创新，能够批量生产，而原料也极为丰富且价格便宜，在经过窑火烧结之后像岩石一样坚硬，十分便于保存。
0引言
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的变化，人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生存空间，而雕塑品以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及三维立体的空间结构，在美化环境、记载历史事件、进行思想宣传教育、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环境雕塑成为城市环境建设的一大亮点。环境雕塑涉足建筑学、雕塑美学、环境生态学等多门学科，强调将雕塑主体与公共环境的有机融合，讲究整体环境的审美效应。
雕塑的形式结构、颜色材质、内容题材等诸多因素与雕塑所处的公共环境和谐交融，是雕塑作品设计成功的关键。这一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仅指所处场地周围的建筑景观和自然特征，还包括特定的历史文化习俗和大众的审美品味。雕塑艺术的发展，必须处理好它自身与公共环境的关系。
1雕塑艺术与公共环境和谐统一的重要性
（1）两者的和谐统一是雕塑艺术成功的关键，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公共艺术的魅力，使雕塑的公共性、环境性、艺术性得以体现。雕塑艺术与公共环境的结合，是公共艺术发展的一大表现，所谓的公共艺术，是指艺术家以艺术服务于社会公众为前提，通过一定的方式来创作于特定公共环境相融合的艺术作品，并丰富人们的审美体验。雕塑与环境的和谐统一，是雕塑公共性、环境性、艺术性的完美体现。这就意味着雕塑已不再只是艺术家单单为艺术而创作的艺术品，同时在本质上雕塑已经日益发展为公众行为，雕塑是整体环境的一组成要素，处理好雕塑艺术与公共环境的关系，雕塑作品的设计才能成功，两者才能相互依存、彼此受益。
（2）两者的统一有利于美化和改善环境，提高公共环境的质量。雕塑以公共环境作为载体，以其独特的艺术形象和深厚的人文内涵，为公共环境增添了美感，给观赏者带来了极高的视觉美感。相反，如果雕塑设计者不考虑环境因素，甚至还会造成公共环境的视觉破坏。城市雕塑通过在不同的环境中放置独特的城市雕塑，来营造美景，点缀城市景观，平衡广场等偏实用性建筑的审美功能，美化环境。
（3）两者的统一有利于实现艺术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增强人文气息，提高审美情趣。雕塑艺术与公共环境互为主体，空间环境为雕塑提供了展示空间，而雕塑又为空间环境增光添彩，具有艺术性的雕塑艺术记录着历史事件，承载着这一大背景的历史文化底蕴，对人们的思想及审美情趣有着极大的影响。与环境相结合的雕塑艺术，通过表达特定的空间意境与氛围，以鲜明的视觉形象给观赏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引感共鸣。
2雕塑艺术与公共环境相协调的要求及实例
2.1雕塑的形式风格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
雕塑具有丰富的艺术形式，其形式结构和风格也是复杂多变，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艺术作品必须呈现出相应不同的风格与形式。形体美是雕塑形式结构与风格出彩的灵魂，同样的材料及工艺，却能创作出与环境和谐交融的不同优秀雕塑作品，优秀的雕塑艺术通过自身的形式结构及风格特征，与周围空间环境相呼应，以空间为依托，同时雕塑以其独特的审美影响力来维系空间环境，最终达到雕塑形式结构与风格设计与环境相融合。
比如中国传统的石狮造型的雕塑，应该放置在带有中国传统格调和庄严肃穆的建筑环境中，这样才能最好地凸显出两者威武宏伟的特点；而园林雕塑则应结合园林恬静闲适的特点，如意大利的《木雕群》，以其独特的艺术形象给人以轻松愉悦之感；再比如丹麦哥本哈根海滨公园里的《美人鱼》便是与环境完美融合的典范，美人鱼雕像倚坐在海边的礁石上，与礁石、天光、海水和迷蒙的倒影交相辉映，营造出美好恬淡的氛围。
2.2雕塑的尺度大小设计应与环境相协调
雕塑的尺度体积大小也是雕塑作品设计中的关键，如何将雕塑作品的魅力完美表现出来，同时又与周围的空间环境达到和谐的视觉效果，是雕塑艺术家必须考虑的问题。其中，纪念性雕塑和主题性雕塑在尺度与体积的设计上都较为庞大，装饰性雕塑的形式则较为自由灵活，并无尺度和体积的限制。在设计雕塑的尺度与体积时，应与周围的建筑、地面实际空间以及观赏者的审美心理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最高水平的美感。
四川的《乐山大佛》体积极其庞大，陕西《秦始皇兵马俑》规模超前，数量众多，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的瀑布》雄伟宽广，这些雕塑作品都以恰当的尺度与体积，加之与周围环境的和谐交融，给人以迫人的气势和宏大无比的气魄，鲜明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而如无锡的雕塑《小阿福》则以小巧的体积给人以可爱玲珑的审美感受。
2.3雕塑的材质选择应与环境相协调
构成实体的物质材料也是设计雕塑作品时需要考虑的关键，雕塑本身的材质所具有的审美感受经由它的质感、色彩及肌理作用于观赏者的视觉，从而产生审美感受，如今现代工业的进步使得制作雕塑的材料更加多元化，为雕塑与环境的完美契合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雕塑艺术的材质，一方面要与雕塑的主题相融合，此外，雕塑的材质也受到所处环境的制约，通过合理运用材质来与环境更好地交流与沟通，达到物我合一的境界。
《奥运精神》这一雕塑采用不锈钢加工成具有强烈动感的彩色线条，不锈钢的材质与充满现代气息的北京体育场环境和谐交融，表达了体育运动的多姿多彩和生命的活力。西汉名将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采用天然砂岩，这一材质不仅突出大写意风格，还与雄伟连绵的山脉和肃穆壮观的陵寝和谐交融，与环境充分结合的雕塑理念可见一斑。
2.4雕塑的主题内涵应与人文环境相协调
雕塑并非独立的艺术品，将雕塑放置于特定的环境中，必定有其人文价值。不同的环境，承载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环境下的雕塑，也承载着不同的人文内涵，人们对雕塑的欣赏，不仅仅在于雕塑优美的外观和技艺的精湛，更应该从雕塑中了解当地独特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氛围。
雕塑《五月的风》放置在东海路五四广场，它是精神的象征，弘扬着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五月的风、钢铁的风，其火红的颜色和螺旋上升的造型衬托着周围的人文环境，与五四广场的环境和谐统一。
3小结
作为视觉艺术的重要内容，雕塑艺术对于美化环境、提高人们的审美情趣有着重要的意义。处理好雕塑艺术与空间环境的关系，实现两者的相互衬托相互交融，是雕塑艺术的生命力所在。将雕塑的形式、尺度、材质、颜色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有机结合，是推动雕塑艺术深入发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 李建华.公共雕塑与环境的关系的研究[J].燕山大学，2010（12）.
[2] 刘强.环境雕塑与环境之间的关系[J].美术大观，2005（12）.
中图分类号：J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12-0057-01
本文试从秦代动物雕塑的分类、发展及题材内容加以分析，来揭示秦代动物雕塑的艺术魅力。
一、秦代动物雕塑的分类
动物雕塑艺术按雕塑制作手段分为圆雕，浮雕，透雕及相互结合的通雕、镶嵌雕等。目前考古展示多为圆雕制品，动物浮雕作品多依附与建筑墙面或室内器物，如秦代瓦当等。动物雕塑按其用途分别广泛应用到陵墓明器、建筑雕刻，生活用具及宗教活动之中。本文以秦陵墓动物雕塑为研究重点。
从秦代动物雕塑的来龙去脉来看，秦代动物雕塑艺术的发展应该从秦人早期的艺术活动开始，先秦的秦国为秦代雕塑艺术奠定了坚实的写实主义风格基础，到秦始皇称帝时期是秦代动物雕塑艺术发展的高峰期，是对前代艺术的总结和升华，是战国秦人动物雕塑艺术的集大成者。这样才能比较清晰完整的揭示秦代动物雕塑发展的全貌，而不至于把秦代的雕塑艺术简单的认为只有秦朝统治十几年的艺术。
二、秦代动物雕塑艺术的发展
秦国的艺术审美风格的形成，是周礼文化和法家思想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雕塑风格的形成也是渐进的过程。在陕西出土的具有典型周代审美特征的象尊，厚重大气、质朴，对秦代动物雕塑风格的形成应有所影响。而战国秦人所制注酒犀尊，其雕塑风格明显具有秦人特有的写实特征。犀牛体型壮硕，强劲有力，经过艺术家的艺术创造，充分反映出了犀牛的形象特征和神态。另外，从其造型来看，明显的差别于其它诸国艺术风格，缺少了装饰和抽象意味。这种高度写实风格为秦始皇马俑的制作提供了技术支持。
战国时还有一件动物雕塑也能充分显示秦代的写实风气，那就是陕西出土的虎符雕塑。虎符是古代调兵遣将的凭证，是战争时期重要的权力象征，但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了秦国的审美风格和当时的铸造技术。虎符呈站立状，其动态比例形象均依照真虎形象塑造而成。老虎的虎威被充分的体现出来，这也符合其实际的用途。作为战场厮杀调兵的征伐的物证，其写实风格延续秦国一贯的动物雕塑的审美特征。
而秦朝时期的雕塑风格在此基础上更加求实写真，从秦始皇陵出土的马俑雕塑可以验证这点。通过对秦代动物雕塑风格的介绍，我们可以清楚秦朝的动物雕塑艺术风格是战国时期秦国雕塑风格的延续，是对前代审美的继承。
三、秦代动物雕塑的题材内容
秦代动物雕塑艺术主要体现在秦代陶马俑和建筑用的瓦当艺术中。秦朝陵墓出土的战马雕刻形象写实逼真，结构塑造准确。透过排列齐整的战马方阵，使观者仿佛回到了古战场秦代战马流露出庄严，肃穆，宁静好像随时一跃千里，冲入敌阵，显出了战马充沛的精力。这种寓动与静的表现方式使人震撼。秦代陶马雕塑反映了秦代社会对马的需求，战马成为当时维护中央集权的有力武器，是秦帝国重要的武力装备。
秦代的动物浮雕艺术主要体现在建筑瓦当和空心砖艺术表现当中。秦朝在渭河两岸广建宫室，六国宫室多达一百多处，对瓦当的需求相当可观。瓦当虽是建筑的配饰，但却能充分展示了秦代动物雕塑的艺术特点。在秦代，瓦当采用浮雕的造型方式描绘动物形象，其雕塑语言以写实为主，并配以装饰，来再现动物的灵趣。瓦当动物浮雕图案采用圆形构图，多以对称为主，极具装饰性，瓦当已成为秦代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
秦代瓦当常以鹿纹，双獾，雁，鸟鱼等动物为主要刻画对象，鹿谐音为禄，獾谐音为欢，鱼为余，都具有喜庆之意，也反映了秦国人祈福的心理愿望。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子母鹿纹浮雕瓦当，在直径仅有十厘米的圆形上，塑造出一只嬉戏的母鹿，身边还带着的幼鹿，相互缠绵，有如断奶不久的婴儿，具有浓厚的“人情味”。从造型上看，作者把鹿的灵活腾跃的性格充分显现，鹿的身姿占满整个画面，生机盎然而又独具美感。
另外，秦代用来铺砌宫殿阶基地面上的空心砖也具有典型性。常见的是饰有龙纹、凤纹、水神纹等的浮雕的空心砖，如狩猎纹砖，描绘的是野兽出没在山林中，猎手乘骑追野鹿的紧张场面。由于是利用多块阴模压印的重复的图案，就更加突出了浮雕主题，使观者视野开阔。
秦代的动物石刻艺术也产生一些优秀的作品。据记载在修建骊山陵园时，曾雕刻一对头高一丈三尺的巨大石麒麟，开启了后代在陵墓前雕造石兽、石狮或石辟邪的先河。还有一些动物雕塑突出了实用性，如蜀守李冰为整治水患，特制作体积庞大的石牛石犀，震慑水怪。同时，玉石雕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秦代的刻玉善画工烈裔，“刻玉为百兽之形，毛发宛若真矣”。
秦代动物雕塑艺术上的成就突出。从大型雕塑陶马的制作到小型的工艺性小品雕塑，都显示出两千多年前，艺匠们所具有的才智和创作水平。
参考文献：
一、雕塑与环境融合的创作理念
互动性的公共雕塑让人们在体验公共雕塑的同时也可以欣赏雕塑，并从中感知受众与公共雕塑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让受众参与并且与公共雕塑、环境互动。贡布里希认为“（雕塑）不仅仅被当作纯粹的艺术作品，而是被当作有明确用途的东西”，这样的雕塑被赋予了多种使命。奥登伯格的雕塑既是环境雕塑，同时也是互动雕塑，在某种意义上他的雕塑与观者不仅有视觉上的联系，还有与观众的互动性。艺术家的脚步从不会停止，互动性不论在设计还是其他艺术领域均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运用，广大参与的人群也从被动向主动一步一步转变。艺术作品与参与者两者存在一种良性的循环，这是艺术思想不断进步的过程，艺术作品蕴含的思想可以在参与者的互动表达中体现出来，这样不仅让人们的情感和精神需求在参与中获得满足，而且城市也由于这些雕塑的存在而充满活力。环境雕塑与人产生了互动，可以清晰看出人与雕塑的互动关系，人们对雕塑不再仅仅靠视觉的观察，而且有观者的参与感。
二、环境雕塑创作语言的影响
奥登伯格众多的作品与城市环境完美结合，由此城市空间有了不同意义上的表现，通过对城市文化的挖掘，使环境雕塑更加符合城市的发展历史。奥登伯格作品对公共艺术的影响经得住时间的检验。美学家维什尔指出：“我们的社会正经历着一种美学的膨胀，它从个体的风格化、到城市的设计与组织，扩展到理论领域，今天的审美的确超过了我们所说纯艺术的范围，并且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并且深受人们的喜爱。艺术活动的场所也不再是与大众的日常生活具有严重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而是人们聚集的地方，例如城市的广场、购物中心、超市、花园等等。艺术变得休闲化以及平民化起来，商业活动，艺术交流，审美评判在这些场所中共存，交错进行，互惠互利，由之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越来越模糊。”①奥登伯格的大型环境雕塑创作具有非常强烈的时代特性和个人风格，在欧美甚至亚洲各国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奥登伯格的创作符号对后现代的公共艺术甚至建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奥登伯格的波普风格环境雕塑在公共艺术领域中掀起了一阵狂潮，从他作品的年代表可以看出其艺术风格越来越大胆，波普风格也越来越明显。同时，奥登伯格作品中的物品同观众产生了互动，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公共艺术基本概念的出现，使公共艺术可以比较大的规模实施。
三、结论
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文化的积累，艺术家寻求新的突破。借助互动的新观念和新技术、新材料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具有互动性的雕塑伴随这些条件宣告诞生。雕塑在平常意义上是一个只有艺术家思想的实体，人们如果不深入思考就难以理解其中的内涵。而在新的外部环境下，艺术家通过改变艺术作品与受众的角色，让受众在某个方面也能成为艺术作品的一部分。公共艺术本身会产生多种社会影响，这就促使互动性雕塑这种双向沟通的形式演变成互动性公共雕塑的主要核心。其具有的独特魅力不仅可以增加普通群众参与艺术活动的兴趣，同时也有利于丰富城市空间和城市文化，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互动性雕塑是具有趣味性的，以这种趣味性为出发点让受众参与其中，可以让受众对公共艺术作品产生想要互动和参与的想法。互动性雕塑一般运用大众所熟悉的符号、可以引起共鸣或回忆的物品完成作品，并预留出人与人、人与物互动参与的空间。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正常的生活习惯和好奇心理会驱使人们触碰这些公共艺术乃至参与其中。对于以往的雕塑，观者只能观看而不能参与其中，形式固定单一；而互动性雕塑的特点让人们对这种公共艺术更加青睐。在我们所处的城市角落中，绝大部分的雕塑都是以纪念为主题的，雕塑给人们一种庄严肃穆的感觉，主题形式的单一让普通民众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艺术家运用不同的艺术手段把互动性雕塑引入普通大众的生活视野，与传统雕塑相比更具有亲和力和感染力，也更为受众所喜爱。
一、西方雕塑的发展历程
西方雕塑发展历史悠久，且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差异。西方雕塑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但古希腊雕塑也被古埃及雕塑所影响，创造了《掷铁饼者》《米洛的维纳斯》等流传千古的作品。古希腊雕塑可细分为三个阶段：古风阶段、古典阶段和希腊化阶段。古风阶段的希腊雕塑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借鉴古埃及雕塑作品的风格来制作雕塑，雕塑大多古板、生硬，雕像的重心总是放在双足之间。直到古典阶段，希腊人们倡导自由，将雕塑的重点放在一只脚上，显得人体雕像更加生动、真实。古典阶段是希腊雕塑的繁荣时期，此时的希腊雕塑追求真实、生动、完美。历史中将亚历山大远征直至罗马帝国的建立时期称为希腊化阶段，在此阶段，希腊雕塑充满对人体的赞美，崇尚人体美感，这点可以从这一阶段诞生了大量的雕塑来体现。
罗马帝国的诞生让西方经济中心从希腊转移到意大利，罗马虽然迫使希腊成为其国土的一部分，但从文化层面来说，希腊可谓是胜者。罗马贵族以获得希腊雕塑为荣，使罗马人大量学习希腊雕塑的创造并模仿其创造风格。乃至流传至今的很多古希腊雕塑都是罗马人仿造的作品。罗马雕塑延续了希腊雕塑对真实、完美的追求，著名的罗马雕塑《奥古斯都全身像》《卡拉卡拉像》等都突显了罗马人对宏伟、庄严的追求。
随着罗马帝国的覆灭，基督教的盛行反应在当时雕塑作品的创造中。当时，许多雕塑作品充斥着基督教的禁欲主义色彩。文艺复兴活动促使人们开始正视自身的价值，艺术家对人体的赞美和追求促使当时的思想得到迅速传播。《大卫》是著名雕塑家米开朗基罗的杰出作品，在这一作品中，表现的是一个肌肉和体格都比较匀称的青年，他面容俊朗、充满自信，双眼凝视着前方，仿佛在观察远处的动向。这一作品被认为是西方雕塑中最值得夸耀的人体雕像之一，它突显了对人体的赞美，表面上是对古希腊雕塑作品的复制，但实际上是对禁欲主义束缚的突破，充分表现了人对改变世界的巨大影响。
18世纪，洛可可艺术的诞生丰富了西方雕塑的内涵。19世纪，资本主义的繁荣以及新型艺术流派（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等）的诞生，为西方雕塑提供了许多新的创作思路。20世纪后，工业革命推动了后现代主义的诞生，也对传统雕塑带来了新的挑战。后现代主义雕塑主要是通过对现有物品的集合、工业废料的再创造和新材料的利用等，表达了这些艺术家们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和赞美。
二、西方雕塑对我国雕塑陶艺的影响
我国雕塑陶艺也有较长的发展历史，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出现了彩陶雕塑。彩条雕塑表现了当时人类的精神文化和象征意义。原始陶器诞生于原始社会时期，当时人们无法就生老病死和自然现象给出一个合理的定义，便将巫术和图腾作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原始雕塑的诞生正好与巫卜文化相对应，其在当时是一种人类与神灵沟通的道具，其蕴含的意义超过了普通的器皿，突显了象征意义。古代人民对生死的看重使得冥器类雕塑陶艺得到空前发展。“兵俑”是一种“冥器”，用“俑”陪葬在古人看来可以寄托生者的哀思之情。陶俑是雕塑陶艺中的重要分支，具有典型的象征意义。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更加证实了这一理论。随着清朝的覆灭，我国开始近代化发展，此时中国雕塑陶艺开始出现变化，西方文化的涌入对陶艺求变求新的要求展开了新的探索。促使中国陶艺多样化发展。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使我国雕塑陶艺的创作思想、创作思维发生变化，并且对传统陶瓷雕塑的创造工艺和审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西方雕塑讲究个性化的艺术追求，中国雕塑陶艺更多的是对传统陶艺的传承，这也是造成中西方文化对立的因素。
中国现代雕塑陶艺是建立在传统雕塑陶艺的基础上，结合中西方文化而形成的。现代社会的审美取向呈多元化、个性化发展，这也促使我国陶瓷艺术的表现形式和表现特征呈多元化发展，从而诞生了许多艺术流派，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前卫雕塑陶艺，其突显的是传统中华文化的自我传承与创新。现代雕塑陶艺在各种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定创作风格和创作水平的创作群体，同时也以更加个性化和多元化的趋势不断发展。表现风格是以雕塑陶艺表现主义作为重点，突出艺术审美的表达，主要通过借鉴社会生活中的客观存在，对事物的重新提炼，表达事物的内在涵义，促使雕塑陶艺作品更加具有艺术感。
三、中国现代雕塑陶艺发展方向
1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雕塑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雕塑风格的形成受多种社会与文化因素的影响，具体归纳为以下三点：
首先，这一时期统治者忙于争权夺位，自汉代以来的君主专制有所松动，这对文化艺术发展有利，也为雕塑艺术发展提供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其次，外来文化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雕塑风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最后，魏晋南北朝时期雕塑创作的主体也发生了改变，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社会地位的文人、士大夫、高僧参与雕塑创作活动，打破了以往单一工匠所为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把中国雕塑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使得该时期佛教造像艺术盛极一时，呈现复杂、缤纷之貌。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雕塑主要以佛教雕塑为主，其艺术的风格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印度犍陀罗式的外来之风，一种是承袭汉代雄浑博大的本土造像之风。我们从雕像神情的传达、线条的运用、形式特征等因素进行探讨：首先，从雕像神情的传达上看，该时期佛教雕塑着重刻画了人物的神情面貌，魏晋早期佛像雕塑受到印度犍陀罗造像风格的影响，佛教造像表现为直鼻高额，神情冷静，眼睛半睁开状，强调睿智思索精神。面目神情通常是通过眼神和嘴唇变化、五官构造、身姿手势的刻画传达出来。其次，从佛教造像的线条运用上看，虽然该时期雕塑是重体积表现，但具有形式美的线条也起了重要作用。在佛教造像中突出线条作用是概括性极强的造型方法，粗硬、细柔均不同的线条广泛运用与雕像造型中。最后，从佛教雕塑的形式特征上看，该时期的雕塑主要是“秀骨清相”和“大丈夫之相”两种形式特征，具体体现为秀丽典雅和粗犷壮美风格。“秀骨清相”特色，即以“瘦”而骨气洞达、风度翩翩为特征，骨指“瘦形”的人面部骨节，又是人赖以立形的形体之骸，前者，后者是“骨”表露于具体衣褶转折中。清瘦的形体、宽大的衣服，体现出人物洒脱的神态与精神气度。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塑的另一种风格是“大丈夫之相”，这种风格体现的范围比较小，一般具有雄浑粗犷特征。
2 中国隋唐时期雕塑
中国隋唐时代在经历了延续约3个半世纪的分裂和动荡以后，重新得到统一和安定，进入一个政治经济空前繁荣的历史时期，从而促使雕塑艺术的发展出现新高峰。经过隋和初唐的过渡阶段，融会了南北朝时北方和南方雕塑艺术的成就，又通过丝绸之路汲取了域外艺术的养分，雕塑艺术到盛唐时大放异彩，创造出具有时代风格的不朽杰作。最具时代风格的作品，首推帝王陵墓前那些气势雄浑华丽的大型纪念性群雕。晚唐时期，由于王朝统治的衰微和经济的凋敝，雕塑艺术也失去发展的势头，丧失了原有的风采。
隋唐时期雕塑艺术的成就体现在石窟佛教雕塑、陵墓雕塑和陶俑方面。
佛教雕塑宗教造像是这一历史时期雕塑艺术的主流，佛、道两教在统治者的提倡和庇护下迅速发展，宗教艺术也随之充满了活力。隋代经初唐到盛唐这一阶段，佛教造像的艺术水平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其造型特征由北齐、北周时期的削瘦清瞿、秀骨清像转向雄壮健实，部分作品有头大身小、肩阔脚短的特点；再者，绘画的线描技法被移植到雕塑上，使塑像的真实感大为增强，形成了圆熟洗练、饱满瑰丽的造型风格。在佛教艺术的内容上，魏晋时期主要为佛与菩萨两个内容，至隋唐时期，广大弟子、高僧及现实生活景象均成为雕刻的对象，在艺术表现上也更具真实感，人物姿态更加自然，衣摺的处理简净而富有生动性，这时的雕塑已很少有云冈石窟大佛那种严峻气势，在风格上亦为中国化的佛教艺术典范了。这时期的雕塑形象精湛、洗炼，刚柔相济，夸张得体，仪态大方，表现出一种雍容典雅的力度美。
唐代的陵墓雕刻应属纪念碑雕刻，较少受到佛教雕刻的影响，而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唐代陵墓雕塑直接从秦汉的写实主义传统中吸取营养，表现方法洗炼简洁，栩栩如生。高祖献陵前的虎、犀牛，高宗乾陵的蹲狮、鸵鸟、天马、大臣，昭陵六骏及顺陵、崇陵的石雕群都堪称陵墓雕塑的杰出代表。雕塑家用夸张的手法刻画出膨胀的肌肉，尖利的足爪，使这种帝王陵墓前的仪卫雕塑既有装饰性，又有威严感，赋予了它们一种威震四方、蓄势待发的艺术神态。
隋唐厚葬之风超过前代，陶俑、明器制作盛极一时，题材内容比以前更为扩大，不仅反映了官僚贵族们生活，也间接反映了经济文化与国际交流的状况。到了隋唐，由干制作技术更趋熟练精湛，陶俑雕塑能抓住各种人物的外表形象和内在精神特点加以概括刻划，并能反映出当时社会习俗的变化，此外，制作材料与表现形式亦丰富多样，除了素烧和一般釉陶、彩绘外，还在俑的表面施以橙、黄、绿三彩釉，创造了空前绝后的唐代陶俑的代表品种――“唐三彩”。
总之，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到唐代的雕塑特征，充分展现出了中国古人无比的创作激情和才华，其艺术成就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气息和文化素养，为世人所称道，为世界所赞叹。
一、中国史前雕塑的成因
1、生境与选择
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雕塑艺术的成因，都是与当地特定的地理与自然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影响和制约着人类生存与行为方式的“生境”，使得我们的先民们在面对自然世界时，只能根据其生存的环境特性来选择他们进行艺术创作的模式，人在生产劳动中，与其所依赖的自然界发生关系的各种因素及可能性，支配着人们的感知能力和思维方式，并成为原始社会人们进行艺术创作的人文精神的起源，这种“生境制”和“地域性”对人们创作思维的影响，将会以一脉相承的语言及风格样式不断地传承下来，由此派生、衍化出了中国雕塑创作的特定的发展取向、表述方式、审美情结，并形成其鲜明的“风格”定式。
2、中国史前雕塑
中国境内的史前石器多以硬度在7左右的石英为主要原料，其结晶者称“水晶”，块体者称“脉石英”。如元谋人的石器原料是石英。打击时不易断裂、剥落的石英石，虽质地细腻，但却十分坚硬，对打制加工无疑造成相当大的难度。所以，这也就从材料的选择上注定了中国无法形成以“雕刻”硬质石块为主的雕塑艺术。
直到新石器时代，由于石器打制的困难，可塑性的粘土逐渐取代了坚硬的石块，随着加工技巧的日臻熟练，中国逐渐发展出了以塑造软性天然材料（粘土）为主的艺术形式，中国史前人类逐渐形成了对“塑”的语言自如灵活的感知与体验。从而走上了一条以“塑造”为特点的雕塑发展之路。
二、中国夏商周、战国时期雕塑
进入商周时代，中国先民在保持与应用“塑造”这一语言的基础上，更日臻娴熟地去发掘与应用出“塑”的自身语言特点。这一时期，以青铜为代表的冶炼金属的出现使中国以“塑造”为特点的技艺得到了更大程度的发挥，铸造工艺随着“陶范”到“失蜡”技艺的出现和转变，将易碎的陶土完好无缺地转换为青铜这一永久性的材质，再加之延用的土、石等材料，雕塑的材质得到极大的丰富。也随着塑型、雕模等技术的提高，装饰雕塑体现为在构图和造型上注重线的表达，追求线的韵律和节奏，形成了一种结构清晰、形象完整的东方艺术形式美，并带有以几何纹样为主的装饰风格。从殷商到秦汉，礼器、乐器、兵器和生活用具、装饰品都大量运用青铜等金属材质进行制作，繁缉、慎密、精湛、细腻、层次丰富的青铜器造型，正是“塑”造语言的典范之作。中国进入了一个让人惊叹的青铜时代。
三、中国秦汉时期雕塑
秦汉的纪念雕塑分为大型地面雕塑、陵墓雕塑。在内容和主题上以人物为主，兼有动物和事物的雕塑。由于中国的大陆型文化具有依靠集体的力量才能发展并战胜自然灾害的观念，并具有以崇尚内敛、信仰集体力量为核心的审美观。秦汉雕塑形成了委婉、内敛、保守，强调集体之美的艺术风格，秦兵马俑即是中国古代雕塑的一个高峰，它不仅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推向了高潮，同时也开创了写真在中国雕塑艺术中的历史，是中国雕塑史上以人物进行创作的典范。秦俑的艺术特征表现出“大”和“真”的特点：
一是对人物的细部刻画和生活真实细腻的反映，使人物个性突出，类型鲜明，表现出写实的倾向。二是秦俑的数目之多，场境之大，其军阵排列和布局显现出威严雄壮的气势，整体肃穆有序，沉静生动的艺术氛围，表现出秦代审美文化中浩然壮观的“大美”品格。
汉代的纪念雕塑在继秦之后来进入了一个新的兴盛时期， 最具代表性的是霍去病墓前群雕，它是陵墓表饰艺术的代表。霍去病陵墓的整体设计和雕刻的塑这些作品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其间，使其形象即保持了自然的情趣，又达到了生动传神的艺术效果，显示了汉代雕塑丰富的表现力和概括力，它题义含蓄，意境博大，所具有的古朴浑厚、粗犷遒劲和深沉雄浑堪称中国古代雕塑的神品。
秦汉时期的陵墓雕塑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艺术成就上都超过了同一时代的大型地面雕塑，不但成为该时期的雕塑艺术的范本，而且也是中国审美文化史上雕塑唯一成为主流艺术的时期。
四、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雕塑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雕塑主要以佛教雕塑为主，其艺术的风格主要表现为两种：一种是印度犍陀罗式的外来之风，一种是承袭汉代雄浑博大的本土造像之风。我们从雕像神情的传达、线条的运用、形式特征等因素进行探讨：首先，从雕像神情的传达上看，该时期佛教雕塑着重刻画了人物的神情面貌，魏晋早期佛像雕塑受到印度犍陀罗造像风格的影响，佛教造像表现为直鼻高额，神情冷静，眼睛半睁开状，强调睿智思索精神。面目神情通常是通过眼神和嘴唇变化、五官构造、身姿手势的刻画传达出来。其次，从佛教造像的线条运用上看，虽然该时期雕塑是重体积表现，但具有形式美的线条也起了重要作用。在佛教造像中突出线条作用是概括性极强的造型方法，粗硬、细柔均不同的线条广泛运用与雕像造型中。最后，从佛教雕塑的形式特征上看，该时期的雕塑主要是“秀骨清相”和“大丈夫之相”两种形式特征，具体体现为秀丽典雅和粗犷壮美风格。“秀骨清相”特色，即以“瘦”而骨气洞达、风度翩翩为特征，骨指“瘦形”的人面部骨节，又是人赖以立形的形体之骸，前者，后者是“骨”表露于具体衣褶转折中。清瘦的形体、宽大的衣服，体现出人物洒脱的神态与精神气度。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雕塑的另一种风格是“大丈夫之相”，这种风格体现的范围比较小，一般具有雄浑粗犷特征。
总之，从中国史前时期至魏晋的雕塑特征，充分展现出了中国古人无比的创作激情和才华，其艺术成就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气息和文化素养，为世人所称道，为世界所赞叹。
在中国雕塑院建院九周年之际，我们不仅看到吴为山作为院长对雕塑院事业发展的贡献，更可喜的是也看到吴为山作为一位雕塑家，他以不间断的创作，不断推出新的一系列作品，而这些作品在审美品格的把握和艺术创造意境的开掘上，都有令人眼前一新之感。记得 2008年初，我在南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题雕塑并主持学术研讨会，当时看了吴为山创作的纪念馆主题雕塑《家破人亡》《逃难》《冤魂呐喊》和《胜利之墙》，深深为作品思想和艺术的震撼力所感染，久久不能自已。这组作品深刻形象地再现了中华民族近代史上被外来侵略者、屠杀的一个不可忘却的记忆，同时也形象性地表达了最后的胜利属于正义的奋起反抗的不屈的中华民族。作品不去正面表现屠杀，但父老乡亲逃难路上的悲惨情景，扶老携幼、家破人亡、冤魂呐喊，一幕幕场景，都使人如见刀光血影，那惨不忍睹的屠杀场景如在目前。侵略者对善良人性的毁灭，不能不激起参观者内心强烈的震撼！吴为山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主题雕塑的创作，将个人情感体验与民族情感、人类普遍情感融为一体，以独特的出人意外的大胆构思，借鉴中国传统雕塑、雕刻技法和艺术精神，吸收西方雕塑艺术元素，运用表现与再现、写实与写意融汇统一的表现手法，以再创造的独具个性特征的意象风格，丰富而又强烈地揭示了受害者的痛苦、挣扎、不屈、奋起，作者对他们内心情感和外化形态的把握十分准确、统一。在当时观摩这组主题雕塑后的学术研讨会上，我曾指出，这是可以堪称我国当代最高艺术水平的为数不多的雕塑作品，从世界范围来看，这样的作品在当代雕塑中也属杰作，它将作为这个时代雕塑创作的标志性作品留给后世。
在我国当代雕塑家中，吴为山创作作品的数量也是惊人的，已有近五百件作品问世。题材从孔子、老子等古代圣贤，、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领袖人物，到作为题材主体的近当代文化名人，还有稚童、妇女、老人等普通人的形象。吴为山以充沛的激情在自己的表现对象上倾注力量，挖掘人物具有深度的精神世界，赋予冰冷的材料以灼热的灵魂，赋予瞬间静止的造型以中国文化生动的人文精神。他的作品呈现着一种敦厚的“中国气质”，这种气质是无形的，但却似乎是从人物的身心中洋溢出来，不管作品的人物是静止的，还是运动着的，神情静穆的还是灵动的，都有一种厚度。我们正是从这种厚度中解读出吴为山作品追求的“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我在 2008年评论吴为山创作的《史实力作，写意精神――吴为山的雕塑艺术》一文中，认为在雕塑手法上，吴为山借鉴西方现代雕塑经验，将中国传统美学的写意精神和绘画上的写意元素引入雕塑造型，抛弃繁琐的细节，捕捉形与神的统一，因此他的雕塑无论从“再现”的角度看还是从“表现”的角度看，都显得特别传神。吴为山的雕塑与西方人的雕塑拉开了距离，也与当下偏于西化的中国雕塑颇有不同，他以自己独创性的艺术形象，形成了人们所认知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在近十年以后的今天，吴为山更以大量的优秀作品奠定了具有独特个性、独特面貌的个人风格。他的作品立在那儿，人们一望即知：这是吴为山的作品。立具有广泛认知的独特个性风格，是一个时代杰出艺术家的必备条件，但仅此并不够，他的作品还须同时具备很高的文化品格和时代应该达到的最高艺术境界。吴为山可讲是一位三者兼备的雕塑家。 2010年，香港中文大学因吴为山的艺术创造成就授予其荣誉院士，指出吴为山“走在艺术发展的前沿，为雕塑开拓新视野，界定新定义 ”。著名艺术家熊秉明曾说：“艺术家往往创作能敏捷挥就者，难刻画深入；能苦心经营者，少一呵而成之妙。为山作品神速痛快又能供人长期反复玩味，其用思灵活多出人意表。 ”著名艺术评论家邵大箴说吴为山的雕塑作品“不仅有刚柔相济的鲜明个性，有含蓄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而且有深厚的人文精神”。著名科学家杨振宁说吴为山大大小小的每一件雕塑作品，都洋溢着真、纯、朴的特点，“打造了一个神似与形似之间的微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正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不久前，俄罗斯国家艺术科学院在授予吴为山金质奖章时评价“吴为山从中国伟大的传统文化中获得灵感，创作感动世界的作品 ”。我认为这些评论和肯定，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吴为山雕塑创作的本质，即从中国文化的深厚内涵和当代多元美学趋向（包括外来元素）中寻求形与神把握的平衡点，以形写意，以意见神，以神领形，以浑朴之形，寓灵动之魂，在契合当代中国审美意趣演变的形式美感把握中，去塑造个性化的艺术形象。正如吴为山自己所讲，要在“诗风荡洋、文气堂堂”“形神兼备、气象万千”的独特意象风格中实践文化理想和艺术追求。
吴为山的创作以独特的艺术个性、朴厚的文化品格和神妙的艺术境界得到普遍肯定，其作品应邀在英、法、意、加、日、韩、荷兰等国家的重要艺术机构和纽约联合国总部展出，他以雕塑创作的成就获得英、法、俄等国的重要奖项和荣誉，他的“中国雕塑”在美、英、意、韩、丹麦等国的重要艺术殿堂或场所永久陈列。应该说，吴为山为中国当代雕塑以自已的面貌在世界艺坛占有一席之地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