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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心理学的主要思想
（一）弘大进取，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儒家心理学思想
“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仁首先体现了人与人的血缘伦常，把个人限定在血缘群体之内。“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子贡问仁：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采取由己推人，由近及远的方式，使仁获得了宽泛的内涵。“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实际上，礼是“仁”的外在规定，只有用礼规范自己，才能达到仁的境界。成“仁”的境界，除了“立于礼”，还要“兴于德”，“成于乐”，这是人之所以弘大刚毅而具有内在美必不可少的根据，因为德可言志，乐可中和，二者能够净化人的灵魂陶冶人的性情，塑造人的内心世界。总之：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规范，既是人之成“仁”的升华，又是人的本质的显现，这种人的本质是善的，入世的，进取的和自强不息的。
（二）自然无为，逍遥洒脱的道家心理学思想
与强调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儒家相比，道家强调人类自然天真的原始美德，认为这种原始美德是人主体性规定的基础，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只有在这种原始的本真状态下，才能体认出道来，这就是“天道自然”，所以道家反对儒家的仁义礼智，认为正是这种人为原则的出现，才导致了人类原始美德的丧失，人类自然本性的破坏，于是丧失了人立人为的规范性。老庄考察和反思现实人生推崇的原始美德，主张绝圣弃智，见素抱朴，来追回人类的原始美德，实现人性的自我复归，使人的价值尊严和自由意志得到重新肯定，其方式就是“损”（减法）《老子·四十八》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这里“为学”是指经验知识的积累，为道则是人生境界的提升。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为仁就是为道。
总之，道家主张只有达到天与人，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生的合一，才能进入至善之美的境界，正如庄子在《齐物伦》指出：“天地与我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三）无相无色，反本归真的佛家心理学思想
佛法出于印度，人称出世法，因为引导众生脱离苦海达到解脱，是佛教的根本义，所以出世法，还需在世间来理解。佛法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出世法便渐变为世间法，即佛教教义根本仍在人生，众生的解脱，成佛是理想的人生境界，要达到此目的，就要息意去欲，识心达本，即返本归真，真即真如，二者同义。
真如源于印度梵文，意为“本天”，即人的原始状态，是人之本体。众生体悟真如，即为返本归真，所以能返朴归本，因众生皆有佛性，如何以佛法解释世间，当人人自相，实相，自相即“言说之构想，染相之相著，业惑三系傅。”实相即世间自相本寂，换言之，实相是佛家宇宙本体，本体为空寂，自相则分有实相，演化为人欲横流，眼花缭乱之世间万物，但因实相本性为空寂，故自相分有后尽管五光十色，其实后也是空幻，这即是佛语“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认识到世间万物本为空寂，则人生在世则为受苦，佛家“四谛”说：苦、集、负、道，即人生来就是苦的，苦的根源在于多种欲望，要想得以解脱，就要消灭欲望，进行修行，才成得道，返归真如，那么如何反本归真呢？是谓三学“戒，定，慧”，《大乘起信论》中三大义为：体大示真如无所不之真理性，相大示真如有无量无漏妙功德，用大示真如妙用无穷至善普施。若要达三大境界，必修三学，戒，强令其修德，戒便转化为善的规范，定即定心，消除欲望，慧即悟道，从而回归真如，后禅亲融合儒道，提出“心即佛”命题，使佛性心性化，人性化，《坛经》云：“人性本净，由妾念盖复真如，但无妾念，性自清净”。六祖慧能直接把人性与佛性视为一物，不可以开人生而另外求佛，向真如复归。
通过对中国传统心理学思想及其理论支点的考察，我们认为：天人伦，人贵论，性善论，相互循环，贯通最终形成一个整体的观念，即“天人合一”观，并固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坚思想和核心理念，并与中国人的心理生活和行为紧密的契合在一起。这种密不可分文化契合性也说明了中国传统心理学是整体主义（holism）而不是还原主义（reductionism），是绝对不可以单纯的，片面的，割裂的认识。
二、传统文化同质性的心理学分析
儒释道三家思想文化具有同质性。对于儒家而言，是通过尊卑贵贱的等级秩序和亲属关系的道德为途径，体现为儒家的“三纲五常”，义礼之道是儒家理论的根基，它体现在人际关系的伦常之中。虽然儒家思想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但其思想精髓仍是以“礼”、“仁”为核心，这对于稳定古代中国社会、塑造古代中国人的精神和性格起着最根本、最广泛的作用。道家的道德性相比较而言虽不像儒家那么明显，但仍是其主导性质。道家的“无为”之“无”便是“道”，所谓“得道为德”。道家正是从“道”、“天道”推出“德”。道更是道家最基本的观念，是万事万物的根。佛教传入中国重构后，禅宗可以说是中国化佛教的核心代表。而禅宗的“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显示出人人可以成佛，而“成”则成了关键，这即是说道德意志——可以“成”佛的意志的地位和作用增强了，这与儒家肯定人人有圣贤性，可以成圣成贤的道德理想更接近了。佛家所追求的统一性，不是虚幻世界的因果轮回，而是体认真如，摆脱轮回，显示真实的内心佛性，总的来说：在中国人看来，天道即是人的心理精神生活的创生者，又是人的多种心理生活和行为活动的终极归宿，天道即是人道的起点，又是终点。因此，要成为圣人，真人，佛陀，就必须超越个人的追求，通过不断的精神修养实现人性的尽善，尽美，与天道合一。
参考文献：
化具有一种极其强烈的排拒性，很难容纳外来文化的渗入。笔者认为这
种看法是失之偏频的。作为一种古老悠久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
确具有保守和封闭的一面，但决不能把它夸大到不适当的程度。中国传
统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积极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
过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展现出一种开放性的和兼容并蓄的特质，当然，
我们对这一文化在某些时期特别是近代表现的封闭性、保守性，也应有
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
中国一开始便以富饶的东方农业大国的面目出现。自秦始皇建立大
一统的封建帝国以来，在经济上形成了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结
构；在政治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结构和宗法等级结构构成了封建大
厦的核心；在思想文化领域，儒家学说在绝大部分时间内占据着封建意
识形态的主体地位，并和中国原有的道家、法家思想等以及后来传入中
国的佛教文化等相互吸收而浑然一体，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
化）的主体又和各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相互交融，逐渐融合成为恢宏磅
礴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而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凝结、沉积为共同的
民族社会心理和文化心理，成为中华民族共同遵行的道德准则、价值观
念和行为规范。加上中国地处东亚大陆，东部和南部濒临茫茫沧海，西
北横亘漫漫戈壁，西南耸立着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在这块广袤
土地上孕育、成熟的中国文化远比周边的所谓“四夷”先进，在相当长
时期内保持着传统的文化优势，整个东亚地区基本上处于中国文化的影
响之下（即所谓的“儒家文化圈”），故而中国素有“天朝胜国，礼义
之邦”的美称。即使与当时的世界其他大文化相比，中国文化也毫不逊
色，甚至还更为先进些，从而形成较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信心，
这无疑会使中国传统文化带有保守和封闭的倾向。但是，只要这种文化
自身的优势及其所赖以建立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尚未衰微，它在受到外来
文化的挑战时，就不仅不会盲目排斥或穷于应付，反而敢于迎接外来文
化，并积极吸纳和融合外来文化。一方面，它总是居高临下地把外来的
文化因素认同于自身体系，要求外来文化因素俯我就范，用自己原有的
思想、观念和心理定势为框架，来解释、消融、改造外来文化因素，在
对外来文化的涵濡蕴育中模糊了对方的本来面目，最终使其失去原质；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在改变、消融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又尽量吸收
和消化外来文化的养料，来补充自己，丰富自己，使自己获得新的发展
生机和活力。
因此，从秦汉到明清，虽然中国传统文化曾与中亚、西亚的草原文
化（即西域文化、契丹、蒙古和阿拉伯文化）以及南亚次大陆的佛教等
异土文化进行过长期的冲突和交流，但中国原土文化始终保持着自身的
基本风范和稳定的精神结构，并吸收和改造了异质文化的一些因素，故
从未出现过类似印度文化因雅利安人入侵而中断，埃及文化因亚历山大
帝国侵占而希腊化那样的情况。一些外族入侵中原之后，固然可以在一
定时期内取得一定的军事优势乃至政治优势，但在文化上却总是被消融。
从北魏到其后的辽、金、元、清，若干强悍的少数民族曾先后在不同程
度上统一过中原，甚至建立起象元朝和清朝那样的庞大强盛且持续时间
较长的，但他们在文化上却往往被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
化所改造，把儒家学说奉为正统。因为这些“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
治者，同汉族封建统治者一样深知，以儒家学说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对巩
固自己的政治统治，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是极为重要的，正所谓“儒
者其为教也大矣，其利物也博矣，以笃父子，以正君臣，开政化之本原，
凿生灵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1]因此，这些少数民族的游牧
文化一旦与深深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土壤中的汉族儒家文化相
撞击时，就往往被后者改造和消融，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
部分。也只有这样，这些少数民族政权才能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对中原的
统治，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的中原文化也就不会因汉族政权的倾
覆而出现历史的断层。
犹太文化的凝聚力在世界文化体系中罕有匹敌。犹太人很长时间没
有自己的国家，在寄人篱下、被异邦文化包围的条件下，仍能保持着自
己文化的特质，使没有祖国庇护的犹太文化顽强地生存和延续下来。但
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在传入中国后却被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
化消弥于无形。宋朝时，开封曾有过很多犹太人，但现在他们后代的身
上再也没有什么犹太文化的痕迹了。即使有些人明知自己是犹太后裔，
也不愿承认。在开封现存的犹太教寺院里，竟然高悬“识得天地君亲师，
不远道德正途；修在仁义礼智信，便是至贤源头”这样的对联，俨然儒
家正宗，深得中国传统文化的个中三味。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曾
在世界上显赫一时，所向披靡，进入罗马帝国，促成了罗马家族制度的
崩溃。但是它于明末清初进入中国时，一方面未能撼动中国的宗法家族
制度和原有文化体系，相反地，基督徒不得不服从中国的家族制度和儒
家的纲常伦理；另一方面，中国的某些士大夫乃至皇帝也从欧洲传教士
那里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化，但主要限于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而
基本不涉及西方政治制度和文化层面。这是因为此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
走向衰落，面对“西学东渐”，中国文化也相应失去了以往的优势，因
此，它对西方文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消极的排斥心理，而不象唐宋以前
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开放性的积极吸纳的姿态。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这种封闭保守的倾向愈来愈突出。
二
古代中外文化最为壮观的一次冲撞和交汇是佛教传入中国。自公元
148年（两汉之际），安世高东来译经，佛教便开始传到中国，以后逐
渐流行，乃至南北朝隋唐时代达到鼎盛状态，最后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部分。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文化具有排斥
抵制的一面，但更主要表现为对佛教文化的积极改造和吸收。
（一）中国原有文化对佛教的影响和改造，即佛教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历史过程。
佛教传入中国后，初期直接地受到中国道家思想的影响，汉时的佛
教多用黄老道术来解释佛典，如用“黄老”来表达“浮屠”，用道家的
“道”来表达“菩提”，甚至把佛教看作是“道术”的一种。那时的佛
教宣扬的主要内容是“灵魂不灭”、“精神不死”之类，这改变了印度
佛教中的“无我”的原义，而与中国道教所倡导的“长生不死”、“得
道成仙”相与贯通。汉末魏初，佛教在中国开始分为重禅法的小乘佛教
和讲般若学的大乘佛教两支。前者讲呼吸守意，和中国道教的呼吸吐呐
之术相近，并把佛教的“色、受、想、行、识”说成是“元气（即道家
的“五行”）的作用；后者认为人生的根本道理是使“神返本质”，而
与“道合”，显然是深受道术影响所致。
魏晋时期，脱胎于老庄思想的玄学本体论最为盛行，佛教又依托玄
学而受玄学影响，如用玄学的本来思维方式来理解佛教般若学，把破除
本体实有的般若学改造为本体是根本、本体是实有的本无说，这样就和
玄学家王弼、何晏等人的“以无为本”思想相一致。
东晋以后，印度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引起了佛教与中国原
有的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本土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但是，本土文化并没
有一味拒绝佛教文化，而是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不断影响和改造佛教，
这促成了天台、华严、禅宗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在隋唐时期的产生。它
们都是佛教为适应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以中国原有思想文化为主结合
印度佛教的某些信仰而创立的。天台宗引进儒家的人性善恶观，宣扬去
恶从善，把佛教修持与儒家的道德实践等量齐观。它还吸取道教的炼气
术，提倡先成神仙后成佛陀，从而与道教信仰直接相通。华严宗认为“
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又与魏晋玄学的“体用如一”的观点有渊源关
系。而且，它还直接地把儒家和道家（道教）思想纳入佛教文化体系，
并在一定程度上把儒、道、佛三家的人生理想境界和儒、佛两家的道德
规范相沟通。[2]禅宗更堪称纯粹的中国式的佛教宗派，它将繁琐的印
度佛教教义化为简易，且大量吸收了儒道的思想，例如引进了儒家的概
念来解释佛理，如《证心论》中的“道心”，《坛经》中的“常行于敬，
自修身即功，自修心即德”。特别是禅宗认为，佛心本有，不必念经拜
佛，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见性自悟，顿悟成佛，即“挑水砍柴，无非妙
道”，“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3]我们知道，作为中国
固有文化主体的儒家思想和作为一种宗教的印度佛教，两者最显著的差
别就在于，前者积极提倡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圣外王之道，故具有浓厚的“入世”色彩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后者
则根本否定现实的人生和世界，追求与现实隔绝的彼岸世界，因而是一
种消极的“出世”的哲学。但是，禅宗却在相当程度上肯定了现实生活，
这样就破坏了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特性，消除了印度佛教所设定的“出
世”与“入世”间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正因为天台宗、华严宗特别是禅
宗是中国化了的佛教，因此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最大，流行最广，而另外
一些主要依据印度佛典，却未能与中国原有文化传统相结合的佛教宗派，
如三论宗、唯识宗、密宗等则未能在中国产生多大影响。
转贴于 在中国原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由浅入深地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
后者的本来面目逐渐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一些在印度原为凶神恶煞的
佛像，经过中国儒家伦理型文化的改造竟也慢慢地变成了中国人的面孔，
看起来慈眉善目，和蔼可亲。佛教本来主张“沙门（佛教徒）不敬王者，
不拜父母”，不受世俗羁绊，宣扬善男信女脱离君臣、父子、夫妇等关
系之网，在红尘之外得到精神的解脱，但在儒家思想的浸濡和改造下，
却逐渐变得礼事君王，孝顺双亲，遵守世俗秩序的管制。早在北魏时，
就有位名叫法果的佛教徒不仅向皇帝行跪拜礼，而且声称“太祖明睿好
道，即是当今如来，沙门宜当尽礼”。[4]隋唐以后，许多佛教寺院采
取儒家倡导的家庭礼仪来祭拜已故的祖师，建立如父子相传一样的传法
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儒家思想相协调，一些佛教理论家还直接删去了印
度佛典中论述父子、夫妇、主仆平等的原文，而对其中一些与中国原有
文化精神似是而非的东西则刻意发挥和大加渲染，例如佛经中一些讲孝
的文字就被发展成《父母恩重经》、《目莲冥间救母变文》等作品。佛
典教义如五戒等，也被证明与儒学的五伦相同，佛心成了孝心的同义词，
孝道和佛门的善行趋于一致，以至出现了许多孝僧、儒僧。明末四大高
僧之一的莲池大师（云栖＠①宏）就曾大力提倡孝道：“戒虽万行，
以孝为宗”，[5]“家有父母，孝顺念佛可也，不必外驰听讲，家有经
书，依经念佛也，不必惟施空门！”[6]他要求僧众事父母致敬尽善，
事君王竭思效力，敬奉师长，尊兄爱弟。这样的佛教教义实际上已背离
了印度佛教的本来内涵，而充满着儒家纲常伦理观念和人生态度。
（二）中国原有文化消融佛教文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中国原有文化在影响和改造佛教文化的同时，也从佛教思想中吸取
了大量养料。因为，佛教具有儒道两家所缺乏的宏远精深的本体论和认
识论体系，从而蕴涵着值得儒、道两家吸收和利用的“宝藏”。于是，
佛教“空有合一”的本体观，“渐修”与“顿悟”合一的养身功夫，“
明心见性”、“返本复初”的心性观等等都同道家思想一起渗透到儒家
文化的深层。宋以后，正是在吸收和融合佛教和道家（道教）思想的基
础上，以二程和朱熹为代表的宋儒们才建构起庞大精深的哲理化的新儒
学体系，即理学。如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提出的“理一分殊”、“月印
万川”这一重要命题，便是从佛典中的“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
月摄”及禅宗的“一在遍含一切法”而来。理学的基本格局是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三者互补，三教合一。可见，经过中国原有文化的
长期改造、吸收和消融，完全是异域、异质文化的佛教最终成为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个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使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
统文化体系更趋严密和完备，对维持和强化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政
治秩序和文化思想体系，发挥了不容低估的作用，“轮回转世”、“劝
人为善”的佛教教义强化了儒家行善和积德的伦理规范，“渐修”与“
顿悟”合一的禅宗修养功夫同理学的修养心性以体现“天理”的要求紧
密相连，佛教“普济众生”的主张又和儒学维持封建纲常伦理和弥合宗
法等级间的裂痕的宗旨达到了共鸣，而佛教的“虚空出世”的思想又和
道教“羽化成仙”的理想相结合，起到了泯灭人们与现实抗争的意志与
勇气的作用，至于禅宗提出的在现实生活中也可悟道成佛的主张，则使
许多帝王公卿士大夫把信佛拜祖和“治国平天下”完全统一起来。
三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的这种吸收、消融外来文化的能力，保证了中国
历史的延续性和民族心理结构的稳定，使中国传统文化中诸如仁政思想、
民本思想、先忧后乐的责任感，积极进取精神，爱国主义等优秀成分得
以延续和发扬光大，并成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精神财富。同时，中国传统
文化通过对外来文化的开放性吸收和融合，不断地补充和丰富自身，在
古代的相当长时期内，保持着世界文化系统中的领先地位，并使中国文
化成为举世唯一的虽历数千年行程而亘绵不绝的悠久文化，创造了世界
文化史上的奇迹。因此，我们在体认和评估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不应
妄自菲薄，不能硬性割断历史，把传统视作一堆历史的垃圾而全盘否定。
事实上，作为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中国传统文化若没有合理的和
积极的因素，绝不会在我们这样一个文明古国有那么持久的生命力，会
造成那么深远的影响！
但是，也应该看到，同世界上任何一个大的文化体系一样，中国传
统文化既有它积极开放的一面，也有它封闭保守的一面。问题在于，在
某些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条件下，传统文化中积极开放的一面占主
要地位，而在另一种社会经济的政治条件下，消极保守一面又会突出出
来，如果说秦汉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吸纳和改造外来
文化的开放性精神，那么在中国传统文化自身优势已逐渐消失，以及它
所赖以建立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基础走向没落的条件下，这一文
化原有的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就会受到抑制，甚至转变为一种强
大的历史惰性。
明清以后，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在自然经济基础上成长的
维持封建社会政治秩序的传统文化也开始走向停滞、僵化、没落，特别
是近代以后面对大量涌进的先进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已失去吞吐
百家的能力和兼容并纳的胸襟，乃至陷入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封闭保守
状态，成为民族的沉重历史负担。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
越来越积极地向西方寻求真理，力图振兴民族文化，救国救民，但大多
归于失败。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由于理论学说在
中国的广泛传播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古老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才重新
走上人类文化发展的大道，开始焕发出勃勃生机。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
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的国家
和民族在立足国情的基础上，已经用开放的眼光，积极的态度加入世界
一、礼文化是中国文化有别于西方文化的特质
“在西方语言中没有‘礼’的同义词。它是整个中国人世界里的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 把礼翻译成礼貌、礼节、礼制都不准确,因为礼是中国一切习俗行为的准则,中国古代的政治典章、法律法规、人际交往等都属于礼的范畴,标志着中国的特殊性。
中国的礼仪文化本身从内容到形式都应是对于自我尊重与尊重他人的具体表现。中国礼仪文化原则的体现是对人的尊重,即应和周围的人保持友善关系,最重要的是能换位思考,凡事多替他人着想,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
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随着各国政治经济文化接触的密切与加深,东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摩擦与碰撞,中国文化将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向,面对不断涌入的大量的形形的陌生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个人本位主义等概念的接纳应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中强调的个体概念没有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意识突出,在“为别人”与“为自己”这两种鲜明的观点,更为鲜明概念是中国文化中“族”的概念更加区别于西方文化的“家”的概念,两种文化所辐射的层面是不同,对两个文化下所产生的价值观有着长远的影响。暂且不评价东西方文化孰高孰低,礼文化中核心的“和”与“敬”确实弱化了个体的影响,中国古代广为流传至今的“孝慈、友悌、忠信、仁义”等观念都是在讲,我要为别人做些什么,这些道德规范和行为标准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品格,让华夏儿女养成了忠恕诚信、勤劳敦朴、谦恭温良的民族性格。礼文化中教化人民修身养德、为人处世的观念既能够代表中国文化又能够区别于西方文化。
二、礼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融合民族各地域文化于一体的有机构成体系.其基本精神主要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敬祖爱国,崇礼厚德;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儒道互补,以和为贵.著名史学大师钱穆先生说“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从中国古代到现代有关“礼治”与西方“法治”的探讨从未停止,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更替,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传承的“以礼治国”的思想能够源远流长,势必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最初的“礼”,原是人们供奉鬼神的一种习俗。礼逐渐由祭祀仪式发展成调整人们社会关系的行为准则。随着社会的发展,礼逐步完善详备,成为兼容并包的庞大的体系。
从治国的角度看,礼与法有着相似的起源、作用和地位。两者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着社会的安定。儒家文化追求的是“以礼治国”。以礼治国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胜残去杀”,消除了暴力的统治方式―法律。社会治理之中重教育,以礼来教化和教导人民。二是将社会的和谐――放在首位,以达到礼让“无讼”的境地。成书于汉代的《礼记》托孔子之言描绘了“以礼治国”也就是“大同”之世的终极目标:“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其中体现了儒家文化对社会的最终追求。强调法律实施的最佳途径是“人治”, 孔子认为在治国的过程中,“人”自身的作用远远重于法律。“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消除法律,建立“以礼治国”所依靠的是“善人为邦”,而不是严密的法律条款或制度。在此,我们必须澄清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不同的“人治”与“法治”观念。其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治” 的思想实质就是强调“人”为主体的功能和作用,那么如何教化和规范“人”,所依靠的就是“礼”,这种“礼文化”的价值对于中国社会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中国文化也是依靠“礼”来支撑和丰富的,追溯“礼文化”的演变主线,不难看出中国文明的发展历程,这也充分说明了礼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分支起到的核心作用。
三、礼贯穿于中国文化始终
中国文化得以绵延不绝的内在动力经历了几千年的演变和发展,贯穿于其中的是礼文化的意识继承与创新精神的紧密结合,儒家在阐释夏商周之礼时,认为礼既有传承性,又有演变性,礼不仅会历时而变,而且可以应时而变,具有规范性的、恒定性的礼,可以随天时、人情、境遇而产生辩证的衍生变化,这种变化既反映了时代对于“礼文化”的要求,又表达了人民对于“礼文化”的认同,礼文化之所以能生生不息地沿传至今,不光是由于“礼文化”的人文关怀,更重要的是它符合中华民族人伦教化的内在要求。儒家崇尚但并未将“礼”视为一成不变之物认为礼随时代的变迁而演变,追溯礼文化演进的历史轨迹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礼’不但是‘礼俗’,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与政治制度、伦理道德、法律、宗教、哲学思想等结合在了一起。”礼文化成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从礼俗到礼制,到礼义,内涵不断扩大延伸,“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礼文化的丰富内涵决定了它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儒家称礼为“国之干”“国之本”“政之舆”“王之纪”“君之大柄”,由此可见早在封建统治时期,礼文化就是重要的治国之器,“礼”作为社会规范和准则,要求人们遵循、严守、“无不及,亦无过之”,但儒家认为“礼”并不是无生气的规则,它须符合人类最普遍的道德情感而蕴涵丰富的人文精神,礼的施行者是最富有智慧理性和情感而被称为“天地之心”,“万物之君”,而礼则是人致敬于鬼神和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也就是说礼文化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中有着蓬勃的生命力。
传统文化与心理健康观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讲究健康保健养生之法，熟知中国历史的人都可以列举那么几种方法。关于中国人心理卫生健康的理论基础，我们认为应该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形全者神全”形神兼顾的共养观。所谓形神共养就是要兼顾生理和心理，由于中国古代就主张要身心兼顾，那么中国文化中关于保健的心理观多具有养神和养形的双重需要，这种形神合一的观点主张从身心的关系角度来探讨保健与长寿的关系问题。第二是“抱神以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动静结合的养生观，主张以动养形，以静养神，二者辩证统一，注重人的心理保持恬静平和的状态。这种以静制燥，精神内守的观点应该是与老子道家的人生观有相同之处的。第三是“人法自然”的顺应自然的养生观，通过顺应自然规律来养形调神，已达到身心健康及长寿的目的。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效法自然是贯穿天、地、人三者关系的法则，并且主张人效法自然的目的是要克制，做到“无为”的境界才能身心健康。第四是“鞭后而寿”的内外兼顾的养生观，主张内外协调，缺什么补什么。第五是“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的以情治情的养生观。中国古代就认识到各种情感的存在，是相生相克的，要善于利用一种情绪去调节另一种情绪，所以说“情”既可以治病也可以致病。［6］以上五层意思是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中就已经有所体现的，有些观点至今仍然对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理论体系。现代社会的健康保健以及心理卫生的很多理论与方法的来源大多也都是从中国古展而来。总的来说，早期中国人对于养生虽然是形神兼顾，但还是有一定的偏向的，即多主张修“神”，认为心理保健应该遵循生理———心理———自然———社会的这种过程，人的健康只有通过整合生理、心理、自然、社会这几个方面的协调统一才可以达到。这是一种整体观，是与西方医学中的哪病医哪是完全不同的，他看到了人是一个整体，健康要通过身心统一才可以达到。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不仅提供了身心健康的理论与哲学基础，还提供了一种修身养性的功夫来进行身心的保健，如内在对道的体认与外在对道的践行相结合，发展出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心性心理观。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健康观不仅注重作为主体的身体的保健，还注重作为客体的心理的保健。它提供的是一种修身体征的功夫，是一种方法，它将身心统合为一体，儒家的身心发展是通过修身达到心理的内圣外王;道家的身心发展是通过修身的体征达到清情寡欲，达到无为与自然;佛家的身心发展是通过修身达到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达到身心的超我境界［7］。可见，中国文化品性的心理卫生观是根植于传统文化的身心一体的内在修为与外在修为一体的综合体，这是一种心性论的心道一体的阐释，其中修身养性的修身与体征的方法更是中国传统自我修行的独特方法，对这一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推动世界范围的心理健康研究。
传统文化与人格思维方式
“人格”这个词本非国货，它源自拉丁文，由于近代心理学的发展，尤其是西方心理学的发展，导致当代中国人研究人格完全西化，而忽略中国特有文化下的特有特质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社会，人格虽然没被正式提出来，但是这种思想已经在中华民族孕育了几千年。中国古代的这种思想里面有几个特点。一是“人格平等”的理想观念，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却是不平等的，但是这种思想是好的。二是崇尚“内圣外王”的完美人格，孔子看来“内圣外王”是智、仁、勇的统一;道家认为”内圣外王“是慈、俭、不敢为天下先的三宝的完美统一。［8］同时我们看到对于中国人的人格，先哲都希望是一个完美的统一，但是现实情景却不是这样的，因为在中国文化下面子的影响下，每一个中国人都是戴着面具的，正像美国心理学家荣格多说的“阿尼玛”和“阿尼姆斯”一样，人都在隐藏自己，所以一个人的人格也不是完全暴露的。［9］在中国这种文化影响下，我们的行为似乎大多是外儒内道，外儒内法，外道内儒，外佛内道等等，这也看出中国人的人格体系的构建是相当复杂和凌乱的，似乎中国文化中还缺少一种“唯一信仰”。因此，导致中国人格趋于一种“统一中的多元化”，即在儒家为主导下的多元。在传统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人过分关注德行而往往忽视知识的学习，失去了实现现实人格的基础，还由于过分关注社会关系，忽略了独立我，导致对自我价值的贬低，最终导致人格的歪曲。中国传统文化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同样也塑造了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汪凤炎认为:“中国文化是人的文化，西方文化是物的文化;中国文化是内省文化，西方文化是外求文化;中国文化是重情文化，西方文化是重智文化;中国文化是伦常本位文化，西方文化是个人本位文化;中国文化重人文精神，西方文化重科学精神;中国文化重统一性，西方文化重差别性［2］。”因此，从整体上来说，中西方文化差异是明显的，一种文化的差异性根源应该是民族思维的差异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由于中国文化所缔造的，而中国人的这种思维方式又进一步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中国人独有的“循环思维”;而“天人合一”的思想又促使我们形成全局与整体性思维方式;“唯上是从”塑造了中国人迷信权威，尊经、崇古的思维方式，“经世致用”塑造了中国人求真务实的思维方式，导致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核心在“人伦”上，尤其是重社会而轻个人，形成群体社会思维;“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的五行八卦理论塑造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和循环思维。因此，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塑造出中国人的特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今天看来是一种偏重伦理而缺少认知的思维，是缺少逻辑性、分析性、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维。这种思维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是深远的，并且中国的这种思维方式还泛化到整个东方世界，形成一种独特的东方人的思维方式。这种中国思维方式的文化品性是中国文化心理的产物，是社会、历史、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同样是根植于中国主位文化下的文化品性，对中国思维方式的本土化研究将进一步扩展中国本土心理学的研究内容，打破西方世界关于思维方式的话语霸权。
传统文化与尚忍和谐心态
当前，我国的学生大多没有进行过专业的传统文化的学习，对中国的文化的理解薄弱，具有片面性，不能正确科学地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旅游管理专业教师要让学生更好地领会旅游文化的内涵，让学生更深刻透彻地理解传统文化，开展特定的教育，并将传统文化和旅游管理专业教学结合起来，实现好的教育。
一、传统文化和旅游管理专业教学结合的意义和价值
教师要运用传统文化和旅游管理专业教学进行结合，让学生的知识得到升华，结合专业课和文化课，拓展课程的深度，让学生深刻地认识传统文化，重新理解，深入认识传统文化，升华自己的知识，内化自己的知识。我国的旅游管理专业教学中，学生对传统文化缺少了解，没有系统读过中国的《四书》《五经》等，对中国的文化停留在电影电视的认识层面上，缺少系统的接受教育。
1．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提升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职业素养
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给学生提供优秀的典范，对旅游管理人员提供价值引导。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等思想有利于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品德素养的积淀和形成。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为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从业态度提供了很好的培养作用，引导学生学会从学生时代就爱家乡，爱祖国，激发学生对未来工作的责任心，确立学生科学正确的三观。传统文化中的仁爱知识能塑造学生的优秀品质，传统文化还教会旅游管理学生学会推己及人等，保证旅游管理者和旅游者的融洽关系的形成，让旅游管理学生的职业素养得到积淀。
2．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提升旅游管理学生的专业素养
旅游者在旅游活动中，产生审美的体验，获得对美的体验。导游要向游客讲解自然景观和人文知识，因此，人文中就包含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知识。传统文化知识是旅游管理者的内在素养要求。旅游管理专业的教师要教会学生学习历史文化，学习中国文化，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国家吸引外国友人的，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因此，要求旅游管理专业学生获得旅游资源的文化内涵，产生积淀，精神上得到享受，充分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
二、传统文化在旅游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1．加强传统文化在旅游管理专业教学中的建设
教师要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深入到基础课程体系中，尝试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和诗词鉴赏为旅游管理专业的课程。教师可以加强课程建设，让中国传统文化和诗词鉴赏为中国人保留丰富的优秀的传统的文化，增强旅游管理专业学生的道德感和自信心。增加中国传统文化，能提高未来旅游管理从业者的文化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让游客自觉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游客们热爱中国传统诚信的行为。
2．加强传统文化在旅游管理专业教学中的渗透
在传统文化融入到旅游管理专业课程中，教师要对传统文化形成自己的认知能力，重视传统文化内容和专业课程结合到一起，实现教学中融合旅游管理专业和传统文化的知识的目的。（1）我们应该丰富旅游管理专业课的教师的优秀的文化素质为了实现高素质的优秀的教师资源的获取和培养，教师要加强行业内的自我培训过程，注重继续教育弥补段提升自己的优秀的文化素质。教师要保证行业的诚信服务，在旅游管理的专业课程中，重视管理学和导游业务等课程的教学，更要融入一些传统文化的内容，输入更多的传统文化的知识，重视内容的传输，重视让学生将专业知识和道德观念深入到学生的心中，不断通过教师的教学，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2）我们旅游管理专业教师要通过多种手段来吸收传统文化知识，让融入了传统的文化课程充分活跃起来，发挥教师的魅力，实现感染学生的教学效果，发展学生的综合素质。
3．开展丰富多彩的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动
现代大学生的教育教学，已经不再适合实行填鸭式的教学。旅游管理专业的传统文化教育不能只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上，应该重视理论教育的基础，增加传统文化的内容，激发大学生对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不断深化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能力，逐渐内化于学生的心灵中，最终形成顺应旅游管理行业发展的，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内容。教师要逐渐丰富大学生文化活动，让学生在传统文化的活动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例如，教师可以开展书法学习活动。大学教师要对学生加强美术教育，加强书法教育，在学生练习中国书法的时候，要按照教学的规律，引导学生体会书法的内涵。教师要引导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参加书法学习活动，深化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领会和理解，提升将来旅游行业的人员的素质，实现旅游管理专业的学生的高质量的服务，挖掘传统文化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4．以点带面，引起学生思考
1.传统文化的人格体现儒家的理想人格。在儒家的理想人格中，认为最高人格的体现为圣贤。而圣贤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修养，是要与天同德，与大道同行，克己复礼，兴国安邦的高尚品格。儒家圣贤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仁与礼的统一。道家的理想人格。在道家的理想人格中，提倡隐士。即真人，至人，神人。主张淡薄本性，无为不争，已达到人性和自然最原始的状态。在道家的思想中，提倡返璞归真，无为而治。法家的理想人格即为英雄。认为要追求自身的实际理想，凭自身的力量争取社会地位。提倡法不阿贵，唯法所在。在法家看来，法令制度高于一切，无论君臣，在法令面前一律平等，体现了人们追求自由平等的精神。佛家的理想人格提倡超尘绝俗，认为万物皆空，明心净性。在佛家的思想中，佛就是泯灭七情六欲的超人，在生活中做到宠辱不惊，万般皆空像的心态。
2.中国传统人格教育理论的特征第一，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格。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就是表面天地之间人之性命最为珍贵，体现了人的价值。孟子说“所欲有甚于生者”就是指人的追求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表明了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是中华民族的行为模式，注重挖掘人的价值，获取他人的尊重，一方面做到自爱，自尊；另一方面做到理解人，尊重他人。第二，崇尚仁爱理念。孔子特别注重“人”的突出地位，仁爱是人性之基本，通过自身的美德，达到人与万物的统一。在理想的人格教育中提倡，一方面不断提高自身的德行，另一方面也要将德行推向社会，造福社会。第三，重视修养实践，崇尚理想人格。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将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作为自身的追求根本，通过道德理论的熏陶和道德实践的累积达到人身外在和精神内在的统一。
二、传统文化与现阶段人格教育的融入
通过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提炼、整理，塑造高职学生优秀的人格，以经典“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理想为重点；以仁人志士为榜样加强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和励志教育，培养高职学生的奋斗精神、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
1.思政教育体系中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在现行高职思政教学体系中，可以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导向性融入思想道德修养课，用心弥补现行课程的人文精神的不足，增加课程的育人功能。高职学生的道德修养不能被文化课的知识性要求所取代，教学与评估只能以育人为中心，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道德修养课程，可以充分展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来引导学生的道德思想，培养人格健全和道德品质优秀的大学生。
2.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职网络、影视建设网络、影视等公共媒体对高职大学生有较强的吸引力，可以在专门优秀传统文化网站中积极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高职大学生提供一个干净绿色、健康有益的网络和影视环境，转移人格教育的重要阵地。
3.在校园人文环境中融入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高职校园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是大学生社会化的主要战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校园文化对高职大学的道德人格培养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校园文化中的历史传统和思想追求能改变学生的价值观、理想和道德信念。如清华大学的厚德载物、北大的兼容并蓄，其厚重的文化底蕴影响着一代代的青年才俊。
三、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高职学生人格教育的理论价值
1.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职业素质。在择业观方面，高职的毕业生刚刚踏入社会就想着找到非常理想的工作是不现实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敬事而信“，“建功立业”的精神是值得当代高职学生借鉴的。很多成功者和建功立业的人都是从很艰辛的基层工作做起。通过传统文化中典型的人物案例引导学生调整就业期望值，保持达观的择业心态，“天生我才必有用”，有才华有德行的人最终会被发现。保持不断进取的信心是帮助高职学生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2.有利于高职学生正确处理人际交往。高职学生在进入大学后，许多人不知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因而往往造成与同学交往胆怯、与教师“顶牛”、与父母关系不合；还有一些学生交往重实惠不重原则，请客送礼、拉帮结派，这种友谊自然不会长久，又反过来影响学生的交往能力。因此，利用传统的道德中强调“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让他们更加能够明白尊重他人，勇于承担，在人际交往中学会多角度考虑问题，在传统的道德教育中学会做人的道理，促进个人的成长和进步。
3.有利于培养高职学生的诚信品质。诚信是做人之根本，所谓“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则衰”。因此，对于高职学生来讲，诚信品质的培养在整个人格教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诚信建设是社会主义良好经济建设的需要，是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需要，是整个社会道德文化进步的需要。因此，通过传统文化培养高职学生诚信的品质至关重要。
如今，在高中历史新课程教学中，越来越多的老师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教育教学实践的指导思想，积极探索学生素质教育的有效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高中历史课程本身具有突出的人文性，是弘扬传统文化的优质载体，也是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途径。但是，由于教育理念陈旧落伍、专业能力不足等方面原因，一些老师过于注重对学生进行历史知识的教学，忽视了传统文化教育，造成传统文化教育薄弱甚至缺失，严重制约了高中历史教学目标的实现，不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
一、高中历史教学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
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是我国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也是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基本要求。高中历史课程作为一门重要的人文学科，教学内容本身就包含丰富的传统文化知识。在历史课程教学中，不但需要学生掌握历史知识，了解历史事实，更要对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情感等方面进行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发展学生分析、思考、判断等综合能力。因此，让传统文化回归历史课堂，让学生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陶冶情操，体验高尚积极的情感，领悟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精髓，实现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不仅是高中历史课程教学的外在要求，而且是高中学生全面发展的内在需求。
二、关于高中历史教学传承传统文化的几点建议
高中历史新课程以强大的兼容性，把历史研究的新进展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紧密联系，对于人类的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教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兼收并蓄，学科内容得到了极大丰富，这为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加强传统文化教育，实现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可能。下面我结合自身教学实践，提出几点在高中历史教学中传承传统文化的建议。
（一）挖掘历史课程资源，增加学生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高中历史新课程以联系现实生活和社会发展实际为原则，重构了历史知识内容体系，增强了历史课程的时代感，极大地丰富了课程内容，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融合。这些丰富历史课程内容与大量的课程资源成为传播传统文化的载体，通过挖掘历史课程资源，可以让学生形成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建立和完善传统文化知识体系，为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传承与发展传统文化打下坚实基础。
例如，在高中历史课程内容中，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内容是必不可少的。这部分内容不但是学生需要记忆和掌握的历史知识，而且是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素材。教学“百家争鸣”这一内容时，除了要让学生了解百家争鸣的含义外，还要让学生通过对《孔子讲学图》的观察，对于孔子的为人形成感性认知，在此基础上，延伸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让学生初步理解儒家核心思想“仁、义、礼、智、信”，奠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领会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丰富对传统文化的认知。
（二）借助先进教学手段，加深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现代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为教育教学实践创造了很大便利。一些多媒体、投影仪、互联网等设备手段不仅能够丰富历史课程内容，还能够让学生在感知生动形象的课程内容的基础上，充分激发学习兴趣，参与教学活动，手脑并用，加深对传统文化的理解，领悟传统文化的精髓，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高尚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豪感。
例如，教学“”内容时，由于学生对内容不太熟悉，设计了借助多媒体手段辅助教学的方式，通过播放网络上下载的有关“”的视频资料，让学生首先对于有直观的认知，了解发生的社会背景、原因及结果。由于视频资料形象、生动、直观，很好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眼脑并用，思考的启示，体会中华民族追求民族独立，反抗侵略压迫的民族精神的灵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三）采用科学的教学方式，增强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体验。
由于高中历史新课程在传统的历史知识体系的基础上，密切了与现实的联系，实现了古今贯通，增加了对于历史学科新进展和社会发展的新成果等方面的内容，做到了历史与现实的融合，克服了传统历史课程内容枯燥乏味的弊端，使自主学习、合作学习、研究性学习等各种学习方式有了用武之地。灵活运用科学的教学方式，能够增强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体验，丰富学生对于传统文化的感受。
例如，高中历史新课程中增加了很多专题内容，“历史文化遗产”内容部分，增加了“探索历史奥秘”，这部分知识是很多高中生非常感兴趣的，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强，可以采取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相结合的方式。首先让学生通过各种渠道完成了解一些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容，再通过小组讨论谈谈自己对于这一理论的理解与认识，在碰撞中加深理解，形成独特的体验，训练思维能力，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探寻深厚的历史文化基因，实现对于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总之，高中历史课程以丰富的课程内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为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提供了可能。弘扬传统文化，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是高中历史课程教学的重要目标。因此，通过在高中历史教学中传承传统文化，让学生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在民族精神的感染中，不断丰富历史知识，培养思维能力，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广大老师需要不断创新，在实践中探索在高中历史教学中传承传统文化的有效措施和途径。
参考文献：
一、目前状况下我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旅游管理的影响
（一）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与现代旅游管理中的“人本”管理理念。孔子讲“礼之用，和为贵”。强调“和”就是强调对人际关系的调整。[2] “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从亚圣孟子的“民本”思想到“民贵”思想，无不体现了人的重要性。由此看来只有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促进事物不断的朝正向发展，近年来随着现代旅游的发展，旅游业中“人”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并逐渐形成为“人本”管理的先进管理理念。
（二）传统文化中的“德治”发展成为现代旅游管理中“以德服人”理念。在现代旅游管理理念中，不少企业吸收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发展成为充分体现以德治企的“德治”理念，他们以以德服人的人格魅力，通过树立榜样，身体力行等方法进行管理，切实为员工的利益着想，尊重员工，形成了由内而外的优秀服务模式，使旅游管理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三）传统文化中提倡“以和为贵”，现代旅游管理中呼吁“阳光服务”。近年来随着现代旅游业发展，管理模式也在发生改变，传统的旅游管理模式往往是条规管理，而渐渐地转变为“无为而治”的管理方法，这是现代旅游管理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重要体现。在服务业发展中“以和为贵”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影响范围也越来越宽，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旅游企业，特别是在旅游企业文化的构建上，极其重视“人和”，强调微笑服务、阳光服务，这是对传统文化中“以和为贵”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二、现代旅游管理在中国传统文化应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企业的文化定位不够科学。（1）定位雷同，缺乏特色。特色是旅游产品营销取胜的关键因素，如果一个企业创立的旅游形象没能切实有效地在旅游者心目当中激起独特的感知和印象，那么它就失去了形象定位的实际意义。（2）文化定位脱离当地旅游发展现状，语句夸张，名不符实。有些旅游地在文化定位的时候脱离了当地旅游现实中的发展状况，为了达到宣传效果，不择手段，过分渲染目的地，使最终形成的文化定位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相差很远，造成盲目夸大的现象。（3）一应俱全，重心难找。每个旅游地都有其独特的旅游资源和地域特色，应该是把本地最具有特色，最能吸引游客的资源作为定位的主要内容。旅游地的宣传口号也尤为重要，作为宣传载体，口号自然也该是简洁易懂的。然而许多旅游地却在口号制定的时候想方设法把本地所有的旅游资源展现给旅游者，这未免就造成了面面俱到，毫无重点的状况，无法将当地最具特色的旅游资源展现给旅游者。
（二）旅游目的地的文化基础设施有待改善，科学规划有待加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旅游消费倾向由过去的重物质消费逐渐转变成精神消费。许多企业在发展文化旅游的时候却忽略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忽略了发展文化旅游也需要基础配套的问题。一些景区在文化硬件设施及软件项目等基础方面有待加强。而且许多景区没有统一的发展总体规划，这样势必会引起在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服务功能完善的过程中缺乏指导和科学性的纲领。从而造成盲目、重复建设，既浪费了资金也破坏了旅游地的整体文化形象。
（三）对传统文化的应用形式比较单一，缺乏创新。许多旅游企业认为对传统文化的应用就是让旅游从业人员穿一穿传统的服饰，在景区内设置一些传统的物件。一些企业在传统文化应用过程中只是简单的生搬硬套，很少有出新意的地方。
三、优秀中国传统文化在旅游管理中的应用发展对策
（一）科学合理定位旅游区域的企业文化。（1）努力提高企业文化形象的区分度。要提出具有特色的地域传统文。所以一个旅游地要想发展传统文化旅游项目必须突出自己的特色项目，这样才能产生独有的吸引力，达到文化形象定位的最终目的。（2）将当地传统文化资源和产品作为企业文化定位的物质基础。在旅游资源和旅游产品方面，旅游目的地做为一个大集合，其中既包含了具有实际经济意义的人文旅游资源也包含了自然的旅游产品和资源。管理者应该充分挖掘当地旅游资源和产品中最具特色和吸引力的核心内容作为当地的旅游形象定位。（3）规范旅游规划的开发程序，重视文化定位。应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旅游管理当中的关键所在是科学有序地规划旅游区的文化。在现代旅游管理中，我国的旅游资源因地域差异而不同，许多旅游地的传统文化资源极具开发潜力，如在黑龙江特有的少数名族赫哲族聚居的区域现在已建成全面一体的赫哲文化游览观光园，园区发展势头良好。由此可见各地如果吸收赫哲文化园的开发经验，合理开发当地传统文化资源，按照科学、合理、有序的原则做好旅游地区的规划工作，就一定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二）完善开展传统文化旅游的基础性工作。广义的理解认为旅游开发就是根据当地条件，运用适当的资金、技术手段，通过科学的调查、评价、规划、建设、经营等，使未被利用的资源得以利用，己被利用资源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加强。所以对一个旅游地的资源、市场、产品、商品、人才等进行全方位研究，确定其有利的发展方向，做好相应的配套设施才能使旅游景点在区域内得以完善、发展和提高，从而创更佳的企业益。
要想实施化旅游理念，就应该大力完善旅游地的基础性工作，这是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旅游管理中的前提条件。应该重视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教育工作，认识到传统文化在现代旅游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提高人们的传统文化意识，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具有现代意义。
（三） 不断丰富传统文化的旅游活动形式。现代旅游业要想充分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就要不断开展现代化与民族性相结合的多样化的现代旅游方式，不断丰富传统文化的旅游表现形式，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现代旅游的精神需求。在旅游管理的过程中，通过亲身参与法、情感体验法等多种方式，以实现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后的现代旅游管理实现质的发展。近些年来红色旅游异军突起，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追求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的结果， 它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产品， 其具有独特的精神价值， 如抗战精神、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早已形成具有世界文化遗产意义的“红色精神”。 这些精神经世世代代激励我们中华儿女不断地走在历史的前列，牢记历史，和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伟人的怀念与敬仰之情。
（四）充分挖掘旅游资源中的传统文化内涵。旅游地在开发过程中如果离开了传统的文化元素，就会变得空虚而缺乏内在的吸引力，旅游管理如果不能和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就会变得僵化而缺乏亲和力，这对现代旅游业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极其不利的。旅游企业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挖掘和丰富，更好地把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应用到旅游管理当中，开发出更具有民族性和代表性的特色旅游产品满足旅游者的精神需求和旅游业的发展需要。只有深入挖掘旅游资源的传统文化内涵，才能创造出本地旅游资源的特色，才能使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拥有持久向上的生命力。
小结：我国现代旅游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传统文化对旅游管理产生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广泛，必须引起旅游企业的高度重视。在科学定位旅游区域的企业文化，完善开展传统文化旅游的基础性工作，丰富传统文化旅游活动形式的同时，充分挖掘旅游资源的传统文化内涵、积极探索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策略，从而促进旅游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以保障旅游业的繁荣、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一、校长治魂，借鉴道家，“顺其自然，无为而治”
“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是指人应该顺应自然，而不是逆“道”行事，妄自作为。这一点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规律性。管理也是一样。在教育管理中，如果违背教育管理规律开展管理活动，管理越多，可能效果越糟。在教育管理领域，类似的现象屡见不鲜。比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不断强化对学校的管理，事无巨细都想控制，可学校主体发展的状况却每况愈下。
所以，当一所学校通过建章立制，取得稳定的运转之后，校长应借鉴道家思想，抱以“顺其自然”思想，对学校事情“冷眼旁观”，实现学校各部门自我管理。校长“无为”的目的，是让部门“有为”，培养和锻炼出一个积极、干练的核心管理团体，发扬其团队精神，产生学校立体化管理力量。
校长是一校之魂，对于校长而言，“想事”比“管事”更重要，“管事”比“做事”更重要。“管事”时，校长是符号，不同的情况当好不同的“符号”，便可以守中纠偏，确保方向正确、执行到位、效果良好。当事情没有做好，校长是“问号”，把脉问诊，督促推进；当事情做结束了，校长是“句号”，总结反思，不断提升；当事情做好了，校长是“感叹号”，不吝表扬，团结前行。
二、副校长治校，借鉴儒家，“刚健有为，仁者爱人”
儒家始终坚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管理路线，强调“自律化”的管理，因而，要通过教育来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和道德实践能力，使百姓“有耻且格”。才能达成社会的有序与和谐。
副校长负责学校一个块面或者一个条线的工作，是校长和基层干部及一线老师之间的桥梁，要将校长宏观办学理念和学校发展战略具体化、制度化；需要协调上下左右的关系，建立团队，化解矛盾，培训职工，开展活动，同心协力完成组织目标。学校副校长贯彻“儒家”的管理思想，才能“以人为本”地制定政策，出台制度；才能有效地化解基层执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凝聚团队，保障组织的正常运转；才能让校长摆脱烦琐的管理事务束缚，腾出时间和精力，做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副校长要强调自己以身作则，团结协作，示范引领。切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另外，儒家还主张“仁”。“仁”者，爱人也。强调应以爱人之心，调解与和谐社会人际关系。长期撒播“有为”和“博爱”的种子，再干涸的心田，也会成长出“进取”与“和谐”的绿苗。
三、主任治教，借鉴法家，“法莫如显，成就方圆”
“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若舍法从私意，则臣不饰其智能，则禁不立矣。”这是法家思想的一个关键。其管理的精髓，暗合了现代法制管理的精神。
我们这里谈的“主任”指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指的是学校中层部门的主任，一方面指的是管理班级的班主任。
部门主任是学校各项工作的执行者，把关的是学校教育教学最基本的流程和细节。他们不需要“深入基层”就可以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教师备课是否充分，作业批改是否认真，各种规章制度落实是否到位，一目了然，清清楚楚。他们能否严格执法和敢于顶真碰硬，是衡量一所学校执行力高低最重要的指标。学校基层干部贯彻“法家”的管理思想，严格执法，制度第一，不做好好先生，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实现组织的高效运作。而作为班主任，更是学校管理的基石。在班主任的引领下，学生心之有向，行之有范。学校工作自然就和谐了。
四、教师治学，借鉴墨家，“尚贤尚同，主动施教”
“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强者不劫弱，贵者不傲贱，多智者不欺愚。此必上利于天，中利于鬼，下利于人。三利，无所不利。”墨家管理思想描绘出了一个组织的终极状态，处处体现着责权利的统一，只不过是以统一的方式出现，表述为“尚贤”――追求贤良；“尚同”――追求平等。
教师的治学包括三个方面，既要搞好学科建设，让学生对教师知识储备和创新能力的敬佩；也要身正为范，从成已立人方面让学生敬仰；同时创建师生平等、共同探究的平台，成就学生的人生。教师在学科建设方面的“尚贤、尚同”，在成就自己的同时，也会成就整个团体，从而提升整个学校的师生的素养和教育质量。
墨家主张“不强说人，人莫之知”，这种以“教人为已任”的精神是很可贵的，强调教者积极主动。其中“古之善者则诛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的观点，更是表达了对古代的优秀遗产应当继承，但还要有创新的精神，就更吻合当今社会追求的“创新”本源了。
审美活动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每个民族的审美心理特征都会在其日常生活和文学创作、艺术活动中表现出来，并且在该民族的文化习俗、思想观念、意识形态中得到解释和证明。泰勒对文化所作的权威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 [ 1 ] ，审美作为一种“能力和习惯”，自然也应当与知识、信仰、道德、习俗等文化要素联系在一起，成为文化观念的具象化的表现之一。
对美的形态的特殊的感受，是每个民族审美观念的一个重要内涵，既表现了每个民族特殊的美的价值观，也浓缩了该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和民族文化心理特质，是民族文化历史发展的结果。对美的形态的这种特殊的感受，可以体现在民族艺术的创作风格中，也可以作为日常的风俗习惯、生活时尚、审美情趣甚至宗教信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出来。
绚丽多彩，作为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审美感受，是对自然景象、社会生活现象和文学艺术创作的赞美之词，但在美学理论中却被排斥在美的基本形态之外。这是源于理论上的疏忽，还是出于观念上的偏见？本文拟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来尝试加以分析。
阴阳之道与美的形态的分类
美的范畴是意义的范畴，美学理论对美的范畴的规定，既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美的普遍特征的归纳与总结，也反映出人们对事物的美的属性的价值判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对美的价值判断，既不是仅仅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来评价艺术作品对鉴赏主体的价值关系，也不是仅仅立足于对审美对象超功利的“合目的性的形式”[ 2 ] 的感知，而是把审美活动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把美的“合目的性形式”作为自然的和社会普遍规律的“道”来加以规定，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审美关系。
道家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根本原则；儒家则把“道”看作是调节社会关系的政治和伦理原则，是治理社会的道德准则。道家之道是自然，儒家之道是名教，从汉代的经学到魏晋玄学，又逐渐将道家之道和儒家之道相互融合，形成了“以道解儒”或“以儒解道”的儒道互补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美学领域中的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以自然美来比附社会美、道德美，从而建立起一种具有泛审美特征的美的基本形态的划分原则。
把对多元性的美的外部形态的分析，纳入“道”的思想体系，使美的形态研究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基础之上，把美的形态纳入“道”的“二元对立”的感性形态之中，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两种形态的划分方法，就是这样形成的。中国古典哲学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世间的万事万物——乾与坤、天与地、阴与阳、刚与柔等等——都存在着相反相成的二元对立关系，《周易》：“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系辞下）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说卦） ，“乾坤刚柔，比乐师忧”（杂卦） ，“刚柔者，立本者也”（系辞下） ，既从观念上，也从方法上确立了美的形态分类的哲学基础。
而直接运用“道”的形态来解释美的形态，则是从清代的姚鼐开始的。作为古文家，姚鼐运用中国传统的哲学观念来解释美的形态的二元对立的特点：“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自诸子以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煗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复鲁絜非书》） 以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刚柔观念来解释文学创作风格的差异，并以丰富的比喻来对文学风格的状态做生动的描述，表现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背景上对美的形态研究所取的独特视角，使美的形态研究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但是，姚鼐的偏颇也就在这里表现出来。他以“道”的形态来解释美的形态，不仅忽略了美的丰富多彩的感性形式，而且在男权中心的语境下，用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两种美的形态来对人的性格情态进行分析，也似乎只注意到处于社会权力中心的两种人：叱咤风云的英雄和超然物外的名士，而如果从自然人来进行分析，至少还应该论及女人应当属于怎样一种美。可以肯定地说，女人的美就不是阳刚与阴柔这两种形态所能包容的了。因此，以姚鼐的这段论述来作为美的形态分类的依据显然是很不完善，也很不科学的。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仅仅用中国传统的阴阳刚柔理论来作美的形态分类的依据，对美的形态研究来说难免会以偏概全，捉襟见肘。
我国的现代美学理论在美的形态分类研究中，既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融合了西方美学理论的美的范畴学说。中国古典美学对美的形态的论述，最早可以推到孟子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孟子·尽心下》），而这一美学命题，又很容易让现代美学家们把“美”与“大”这一对概念与西方美学中的“美”与“崇高”这一对基本范畴联系起来，从而产生直接的比附和对应关系。虽然孟子所说的“大”既包含了现代美学中的“崇高”的内容，却也有色彩绚丽和气象辉煌的意思，就像孔子赞美尧所说的“焕乎，其有文章”（《论语·泰伯》） ，就包含着赞扬尧具有光彩照人的相貌和博大辉煌的气概这样一层意思，这又不是一般的美所能概括的，它是属于那种灿烂鲜艳、绚烂夺目的绚丽之美。但由于现代美学一般只取美与崇高这两种美的形态的分类，所以“大”的后一层意思就往往被忽略了。
我国早期引进西方美学思想时就体现了这样的思维特点。王国维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中说：“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也。就美之自身言之，则一切优美皆存于形式之对称、变化及调和。至宏壮之对象，汗德（按：即康德）虽谓之无形式，然以此种无形式之形式能唤起宏壮之情，故谓之形式之一种无不可也。”[3 ]王国维根据上引的康德的理论并加以发挥，提出：“美学上之区别美也，大率分为二种，曰优美，曰宏壮。自巴克（按：即博克）及汗德之书出，学者殆视此为精密之分矣类。”[4]我以为，这就是我国现代美学理论对美的基本形态的最初的命名，此后，美学理论研究便从阴阳刚柔的二分方法出发，对美的形态作优美与壮美这两种形态的划分了。
我国现代美学理论在基础建设阶段就已经把西方美学中对“美”与“崇高”的形态分类，与中国传统美学中关于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的分类相比附，从而建立起了概念上的对应关系。早在40年代，朱光潜先生在1941年出版的《文艺心理学》中就从一般美学范畴的角度提出“刚性美和柔性美”这一对概念，并以此为依据，描述了感觉雄伟与秀美时的不同心境 。此后，蔡仪先生在1947年出版的《新美学》中也提出了“雄伟的美感和秀婉的美感” 这一对美学范畴。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认为：“在美学史上，很早就有人注意了崇高与优美（狭义的美）的不同。中国战国时期的孟子曾对‘美’和‘大’加以分别；以后的文论、画论对两者的区别描绘得非常生动，明确地提出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的概念。”[ 5] 杨辛、甘霖著《美学原理》说：“优美与崇高是美的两种不同形态，即美的两种不同种类。……中国的传统美学亦分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 [ 6 ]这样一来，在我国的现代美学理论中， 就形成了两组概念系统：一组是美、优美、阴柔之美、婉约美，另一组则是崇高（包含孟子说的“大”）、壮美、阳刚之美、豪放美，同一组概念在美学观念上是等值的，两组概念之间则构成对立统一的关系。西方美学中的美与崇高这一对范畴，就在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得到新的解释，形成了作为自然美和社会美的两种基本形态。
其实，西方美学的“崇高”与中国传统美学的“阳刚之美”并不能完全等同。康德对于“崇高”的解释是：“它经历着一个瞬间的生命力的阻滞，而立刻又继之以生命力的因而更加强烈的喷射，崇高的感觉产生了。它的感动不是游戏，而好像是想象力活动中的严肃，所以，崇高同媚人的魅力不能和合，而且心情不只是被吸引着，同时又不断地反复地被拒绝着。”[ 7 ]而对于自然界的崇高，康德作了这样的描述：
高耸而下垂威胁着人的断岩，天边层层堆叠的乌云里面挟着闪电在雷鸣，火山在狂暴肆虐之中，飓风带着它摧毁了的废墟，无边无界的海洋，怒涛狂啸着，一个洪流的高瀑，诸如此类的景象，在和它们相较量里，我们对它们抵拒的能力显得太渺小了。但是假使发现我们自己却是在安全地带，那么，这景象越可怕，就越对我们有吸引力。我们称呼这些对象为崇高，因它们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力量越过平常的尺度，而让我们在内心里发现另一种类的抵抗的能力，这赋予我们勇气来和自然界的全能威力的假象较量一下。[ 8 ]
但如果把姚鼐对“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的进一步发挥，拿来与康德的论述作一些比较，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
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暗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温深徐婉之才，不易得也；然其尤难得者，必在乎天下之雄才也。（《复鲁絜非书》）
姚鼐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出发，并不强调阳刚之美的恐惧的一面，因此反对“刚者偾强而拂戾”，即因为强调阳刚之美而达到令人恐怖的地步，而主张“温深而徐婉”，即力求达到严而不厉，威而不骄的境界。但沿用阴柔之美和阳刚之美这一对概念来诠释西方美学中的美与崇高，比较符合我们的哲学方法和思维习惯，因此也就成为现代美学理论约定俗成的解释。
朴素为美：一种与绚丽相对立的美学观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为美是一种基本的生活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美学观念。朴实无华，清新自然，成为美的最高形态。这一美学观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强调“文以载道”的前提下，提倡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质朴与简洁，更能体现文学的实用价值。但如果把这一美学形态强调到唯一的程度，并以此为准，否定其他美学形态存在的合理性，就违反了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性的规律。
从上古时代到春秋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一般观念上都强调满足人的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反对追求华丽的奢侈，不但老百姓不可能有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自身的社会地位的享受，就是贵为天子的君主，也不应该一味地贪图享乐。《尚书·五子之歌》：“训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墙。有一于此，未或不亡。”把华丽的美与奢侈的生活欲望简单的等同起来，甚至认为追求华丽的美就是一个国家衰败和灭亡的根本原因。《国语·楚语上》：“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这是倡导朴实之美的最基本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原因，与此同时，传统美学观也就把对美的鉴赏和崇尚纳入了政治风格和道德评价领域，成为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超美学的标准。
朴素，作为一种美的形态，就是在这样一种前提下提出来的。“朴素”这两个字就来源于《老子》：“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在时代的变革面前，对奴隶主统治阶级无限膨胀的欲望 和奢侈的生活方式表现出极度的憎恶，希望回到“小国寡民”的上古社会去，因此提出了一些极端的主张，如“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他认为仅有这些消极的措施还不够，“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作为一种治国的原则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因此，老子极端反对文学艺术的精巧与美丽：“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在他看来，一个人只要能够吃饱肚子（“为腹”）就行了，而无须考虑视觉的欲望（“不为目”）。那种美丽的色彩不但对人的心理是一种摧残，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是很可怕的腐蚀剂。在美与真的关系上，老子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真实可信的言词不美丽，而美丽的言词就不可信，既然如此，艺术创作就只能对客观存在的现实作简单的描摩与再现，而无须作艺术的修饰，这正是老子的“无为”的政治理想、“大巧若拙”的社会理想在艺术创作领域的推广与贯彻，也正是朴素为美的美学观念的源头。
庄子的美学理想从整体上看是追求宏大之美，其中的“逍遥游”、“秋水”等篇都表现出壮美的气势，但在对美的形态作论述的时候，他却更多地强调朴素、自然、平淡的美，这使他与老子的美学思想有着明显的一致性。《庄子·天道》：“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静而圣，动而王，无为也而尊，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刻意》：“若夫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故曰，夫恬惔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这些论述都表明，庄子把朴素自然、恬淡无为作为美的最高形态，是符合天地之道的最高的美。基于这一美的理想境界，庄子痛感于华丽之美，《庄子·骈拇》：“骈与明者，乱五色，文章，青黄黼黻之煌煌非乎？而离朱是也。”《庄子·天地》：“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乱目，使目不明；二曰五声乱耳，使耳不聪；三曰五臭熏鼻，困惾中颡；四曰五味浊口，使口厉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此五者，皆生之害也。”尤其是在《庄子·胠箧》中，他也同老子一样表现出对华丽之美的深恶痛绝：“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鉤绳而弃规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这段话简直可以看作是对《老子》的“绝圣弃知”、“大巧若拙”思想所作的诠释与发挥，而其对华丽之美所持的排斥的立场，与老子也是完全一致的。
崇尚自然、平淡、朴素、简约，本来是老庄美学思想的精髓，但在先秦时期，其他派别的许多思想家也加入了对华丽之美的尖锐批判，这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比较稳定的美学思想传统。墨家从下层人民的立场出发，提出“非乐”的主张：“子墨子之所以非乐也，非以大钟、鸣鼓、琴瑟、竽笙之声，以为不乐也；非以刻镂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非以刍豢煎炙之味，以为不甘也；非以高台厚榭邃野（宇）之居，以为不安也。虽身知其安，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墨子·非乐上》） 法家对华丽之美的批判态度更加尖锐，韩非子认为，文饰的目的就是为了掩盖丑的本质：“夫恃貌而论情者，其情恶也；须饰而论质者，其质衰也。何以论之？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黄。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之。夫物之待饰而后行者，其质不美也。”（《韩非子·解老》） 他不但把绚烂华丽作为“丑”的外表装饰，而且还同老子、庄子、墨子一样，把追求华丽之美同国运、民心联系起来：“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斩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没，殷人受之，作为大路，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四壁垩墀，茵席雕文，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弥少，臣故曰俭其道也。”（《韩非子·十过》） 而且，儒家美学思想中本来就包含着“节用”的观念和“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的主张。这样，不但是儒与道，而且又加上了墨与法，这四家的美学思想在朴素、自然、平淡、简约、实用这诸多方面形成了合流，更强化了朴素为美在中国美学传统中的地位，华丽之美也就成为众矢之的了。
绚丽之美的文化内涵
尽管从文化观念上看，人们对绚丽之美持排斥的态度，但在艺术创作和日常生活中，人们对美的不同形态却又常常持有二重性的立场。作为一种艺术的美，丽词艳藻，铺锦列绣，都会给人以雕琢之感。在艺术创作中追求这样的美学风格，人们就常常嗤之以鼻，认为这样的风格显得粗俗，是“形式主义”的表现。作为一种美学形态的“艳丽”，通常就会被人称之为“俗艳”。但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灿烂艳丽却又同样表现出对美的别一种追求，具有另外一种文化内涵。
单从语言作为一种文化的表征就可以看出，许多成语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比如我们就常常用万紫千红、姹紫嫣红、桃红柳绿、花团锦簇、五彩缤纷、花枝招展、绚丽多彩、艳丽夺目、金碧辉煌、雍容华贵、富丽堂皇……这些成语来表达对美的事物的赞赏，甚至会认为这些可以看作是美的极致，是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的美学形态。这是因为人们把这样的美学形态看做是奢侈豪华的外在的形式的表征，是地位高贵、财产富有的最直观的感性形式，也是为一般人所艳羡的物质生活享受最直接的可以诉诸视觉的特征。
绚丽的美作为一种华贵的美的象征，它的光彩夺目的外在形式，正是同高贵的地位、丰饶的财富联系在一起的。“华贵”，就意味着外表的“华”和内在的“贵”。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金银不仅在消极方面是多余的、可以省掉的对象，而且它们的审美特性使它们成为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的自然材料，一句话，成为剩余品和财富的积极形式。”[ 9 ] 为此， 马克思甚至从《德国语言史》中找到了在印度日尔曼语系的各种语言中，贵重金属名称和色彩关系的字源联系。
这种华贵的特性，可以从三个层次上表现出来。
一是天堂的幻想，这是宗教层次上的。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是“佛”还是“仙”，都是用缤纷的色彩装点起来的。“佛要金装”，就是指要用灿烂的金黄来给佛贴面的。仙山琼阁，金楼玉宇，祥云缭绕，是佛的最高境界。佛殿上的装点也是大红大紫，富丽堂皇。杨衒之《洛阳伽蓝记》：“逮皇魏受图，光宅嵩洛，笃信弥繁，法教逾盛。王侯贵臣，弃象马如晚屐；庶士豪家，舍资财若遗迹。于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岂止木衣绨绣，土被朱紫而已哉！”他在描画法云寺的宏富瑰丽时还写道：“佛殿、僧房，皆为胡饰。丹素炫彩，金碧垂辉。摹写真容，似丈六之见鹿苑；神光壮丽，若金刚之在双林。伽蓝之内，珍果蔚茂，芳草蔓合，嘉木被庭。”而且，佛殿上的经幡，和尚的袈裟，甚至佛像前的贡品，也都是色彩斑斓、光彩夺目的，营造出了一个与苦难的人间世界截然不同的另外一种华贵绚丽的理想世界，给信男善女一个模拟天堂的美丽而幸福的幻想。
二是权力的标志，这是现实层次上的。现实世界的华贵是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其外部的表象的特点就是绚丽多彩。在封建等级制度下，连衣服的色彩也是有严格规定的。《礼记·礼器》：“天子龙衮，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绿藻，十有二旒，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为贵也。……是故先王之制礼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称也。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谓之礼，匹士大牢而祭谓之攘。管仲镂簋朱紘，山节藻棁，君子以为滥矣。”相反，作为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不加修饰也不行。据《大戴礼记·劝学》记载，孔子就说过：“野哉！君子不可以不学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夫远而有光者，饰也；近而逾明者，学也。”如果说孔子是借华丽的修饰来作比喻，借以说明个人的文化修养也是一个人的外表的装饰，那么荀子是直接地从华贵的装饰与统治阶级奢侈欲望的关系来加以论述的：“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不足以一民也”，“必将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荀子·富国》） ，为此他还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荀子·解蔽》）。汉高祖刘邦称帝后，新任命的丞相萧何为他主持建造了未央宫，刘邦“见宫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无令后世有以加也。’”（《史记·高祖本纪》）格罗塞也认为，“在较高的文明阶段里，身体装饰已经没有它那原始的意义。但另外尽了一个范围较广也较重要的职务：那就是担任区分各种不同的地位和阶级。”[ 10 ] 可见，不仅止儒家主张统治阶级有权利享受荣华富贵，而且作为一种普遍的美学原则，绚丽的美已经成为权力、身份、地位的装饰性的美的表征。
三是富贵的愿望，这是民间层次上的。在礼仪性的场合，无论是大型的庆典（如大型的纪念日的集会），还是小型的欢乐喜庆的场面（如婚娶、寿庆等），在民族习惯上都会借助于绚丽的色彩以显示庄严和隆重的气氛，渲染欢乐和喜庆的色彩。无论是富甲一方的财主，还是一贫如洗的百姓，都希望通过色彩的艳丽来表达对富贵生活的向往。皇帝穿的龙袍固然金光闪烁，而普通百姓家的女儿在出嫁时也照样穿得大红大绿；皇帝的金銮殿金碧辉煌，百姓的婚娶喜庆的仪式也一样可以红烛高照，色彩缤纷，珠光宝气。这种艳丽，在表现为对浓郁、强烈、丰满色调追求与喜好的同时，也表现出人们对富贵生活状态的一种向往和企求。虽然这可能仅仅存在于短暂的幻想之中，却也在审美理想中表现出了普通人的生活理想。很难想象，一个庄重、热烈、欢乐的场合，可以用简朴的色调来造成那种喜庆的气氛。就民族习惯来说，不同民族的衣着、服饰、化妆，也具有自身的特点，如维吾尔族、藏族、苗族、彝族、景颇族、纳西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的女性，都崇尚色彩的繁富与艳丽，尤其是为赴约会的青春少女，更重视打扮的鲜艳。这些审美的习惯与崇尚，都能说明绚丽之美所具有的内在的文化蕴涵。
多年来，在美的形态研究中，对绚丽之美所采取的贬抑甚至排斥的态度，影响了我们对美的多样性的认识，而且这种泛道德的美学立场，更把对绚丽之美的形态研究与追求华丽奢侈的生活情趣相提并论，混为一谈，这就更限制了美学研究的开阔视野和求真态度。从美学研究自身的发展看，把绚丽之美作为美的形态研究的一个学术课题，应该是有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 泰勒：《文化之定义》，引自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99—10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 2 ] 康德：《判断力批判》，引自《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158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
[ 3 ] [ 4 ] 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引自《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册，433页，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转贴于
[ 5 ] 王朝闻：《美学概论》，38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
[ 6 ] 杨辛、甘霖：《美学原理》，2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出版。
一、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充满了“心理学”意义的文化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的三大思想传统.俗语说：三教归一或三教本同，这三教本同即是同归于心。孟子把儒家思想的四端仁、义、礼、智皆归之于心的注解，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在道家思想中，“道”是最根本性的概念，对于那包融天地、无形无迹的道，唯有心才能够把握。庄子主张心斋，对道的体验要以心为本。在佛家思想中，有“三界惟心”和“万法一心”的说法，言简意赅，已经是把心放在一切佛法、一切佛缘之根本位置了。归结起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之“心”，已不仅仅是指人体中的一种生理结构。而是被用来表示思想、情感、性格、意志等精神状态。这里的“心”已经完全成了心理学的“心”，它已经超越了“心脏”，同时也超越了“大脑”。我们的古人用心来表示人的智慧，表示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显而易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之“心”的概念中有着极其深刻的内涵，一旦我们理解了这一内涵，就会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心理学，获得一种真实的体验。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健康教育资源
1.“天人合一”和“阴阳平衡”的和谐观
世卫组织将健康定义为：“健康是指人的身体、精神以及与社会和谐的完善状态，而不仅仅指无疾病或无体弱的状态。”《周易大传》“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人合一”强调个人身心发展与自然、社会发展和谐统一，从而为积极心理健康提供了生态学的理念和范式。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的西周开始，中国人就用阴阳相互作用的观点来解释天地间的现象；并视之为宇宙间万事万物构成、发展、相互作用的根源。“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是对事物共有的特殊规定性的抽象概念，是宇宙中相关联的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阴阳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情志的阴阳属性及心身疾病的致病机理两方而。阴阳协调则人的精力充沛，身心和谐。《素问·生气通天论》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相反，阴阳失调则形病及神，或形神并病为各种心身疾病。阴阳平衡或失调与健康或疾病关系表明健康和疾病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西方心理健康研究范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到心身医学模式发展到现在的生物—心理—社会的生态学模式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合、地和、人合、几合”以及“阴阳平衡”的和谐健康观不谋而和。
2.“致中和”和”自强不息”的入世观
“中庸”是儒家提出的处理世间万物的总法则，它包含着保持内心世界动态平衡的深刻内涵。“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中庸强调折中和辞让，避免偏激，以达到“和”。这种“和”不仅是天地万物和谐共处的状态，也是通过调和事物间矛盾关系而达到和谐的手段.““自强不息”也是中国人的基本人生哲学，和入世哲学。《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提倡人应效法日月星辰刚健运行那样奋斗不息，坚持独立意志和人格尊严。儒家提倡尊重理性，推崇德化、感化、重视自治和为社稷承担责任，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社会责任感，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禅宗认为真正的禅不脱离实际，饥了就吃，渴了就喝，在亲自实践和体验中“开悟”，使得佛法与生命、与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和世界观。这种”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观弥补了”致中和”的处世之道的不足，避免了因”致中和”的思想引起的消极遁世思想.同时“自强不息”的积极入世观也在“致中和”的思想中不断的调整到和谐的状态，避免太过入世激进而产生“执着”偏执心理。
3.“内省自悟”心理调节观
中国古代医}弓《诸病源候论·虚劳候》中说：“七伤者，……二曰大怒气逆伤肝，……五曰忧愁思虑伤心，……七曰大恐惧，不节伤志……”意思是说，情绪波动过于激烈容易产生疾病，也会给心理健康带来隐患。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非常重视个体自我内省的文化，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特有的心理修养范畴。他虽然没有现代心理学意义上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说法，但却在如何理解个体的心理健康，如何而对和处理个体的心理问题等方而，有着十分丰富而宝贵的遗产。儒家在身心修养上十分重视用“内省”的方法来调节情绪。在如何处理个体的心理问题上，儒家认为应正而控制，即发挥个体的主观能动性，通过控制引发心理冲突或困惑的事件，通过认识的转换和个体的积极修养来解决心理问题；道家的采取退让，通过弃智守朴，去用取无，以下为上的策略来解决心理问题；佛家采用化解，把生存困惑化解为其他方而来解决心理问题。这些方法有一定的消极性和被动性，但若能将其与有些心理问题合情又合理地加以联系与升华，却又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处理方式。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如果人们能用正确的道德规范反省自己，积极自我暗示，就能有效地预防由于情绪失控而产生的各种心理问题.
4.“不治已病治未病”的预防观
《内经·素问》载：“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上医治未病，中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这种预防为主、扶正祛邪、标本兼治的传统医学理念一是把顺应自然作为养生的重要原则，强调“顺四时而适寒暑”，提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原则；二是把精神情志的调控作为养生的重要措施，指出“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二是重视保养正气在养生中的主导作用，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人是有机统一体，对外须适应四时气候变化；对内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须协调和顺，否则会身心失调而生病。现代“生物一心理一社会”整体健康模式与之一脉相承，为心理健康服务从疾病模式走向生态模式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5.消愁怡悦，是进行心理调适的方法
从传统文化中可梳理出诸多心理调适之法，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方法在实施中更注重整体性，不仅考虑心理健康受阻的个体之心理治疗，也强调心理健康者时时维护自身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和谐统一，以有利于心理健康。概括而言，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可构建出以下之方法。第一，儒家的“身心修炼”之法。儒家注重个体日常生活中修炼身与心，以达和谐之目的，并获心理之健康无碍；第二，道家的“自然无为”之法。“自然无为”既是一种理念，又不失为一种方法，其顺从自然、尊重规律的态度决定了在作为个体心理治疗时所追求的“尊重现实，活在当下”的理念。第二，佛家的“去除无明”之法。佛家认为，烦恼的来源是“无明”，只有去除无明，才能摆脱烦恼，因此，“去除无明”既是方法，又是目的。二者较好的融为一体。另外消愁怡悦法、移情变气法、气功导引法、义理开导法、以情胜情法等等也都是我国传统的心理疗法。其中消愁怡悦法是很有借鉴价值的。它是通过怡情移志帮助有心理疾病者调节消极情绪的一种心理治疗方法。清代吴师机在《理渝骄文》中说：“七情之病，看书解闷，听曲解愁，有胜于服药者矣。”这种方法的机理是通过山水花草的游玩与欣赏，以及文艺、清谈、琴棋书画的爱好，茶酒的适当品用，使环境发生变化，令人赏心悦目、怡情移志，从而达到对抑郁、焦虑、紧张等心理疾病的调适。这种方法与我们今天的音乐疗法、娱乐休闲疗法基本一致，这种方法对一些心理疾病患者较有疗效，值得推广借鉴。
参考文献：
[1]任其平.文化视域中的心理健康教育[J].安庆师范宁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