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史学界大多数人认可室韦是蒙古族的前身的说法。《旧唐书》云：“大山之北有大室韦，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其河源出突厥东北界俱伦泊，屈曲东流，经西室韦界，又东经蒙兀室韦之北。”“蒙兀”是蒙古一称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的最早记载。而大兴安岭，古时候就曾被称作大室韦山、大鲜卑山，旧《唐书》中所说的大山应该是大兴安岭，“其部落傍望建河居”所说的部落就是室韦人的部落。
清代王国维所著《辽金时代蒙古考》中说“望建出俱伦泊，今由呼伦湖东出者惟额尔古纳河，东北流与黑龙江合……望建河为今额尔古纳河、黑龙江、混同江之通称，而蒙兀室韦乃在今黑龙江入混同江处之西南，由蒙古之居额尔古纳河、斡难河流域者可得而说矣！”而望建河就是额尔古纳河。
可见蒙古族是由室韦族发源、演变而来的。南北朝时，室韦就和中原有联系。隋唐时期，是室韦的兴旺时期，所在区域约东起嫩江东岸附近及今结雅河上中游地区，西至石勒喀河流域，南在今桃儿河流域与契丹为邻，北达外兴安岭南麓。唐代室韦的部落名称和数目，两唐书《室韦传》所列不尽相同，经史学家勘比后得20部。其中有个蒙兀（蒙瓦）部，在额尔古纳河下游以东、黑龙江以南的额木尔河和激流河一带，就是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直系先祖。
辽代，室韦人被契丹贵族所征服，成为辽的臣属。公元7～8世纪后，室韦逐渐被称为达怛（元代译作塔塔儿），这是因为达怛部落强大，其他大小部落也纷纷以达怛自称。室韦――达怛人的语言是乌桓、鲜卑以来一脉相传的东胡语言的一支方言演变和发展起来的。室韦――达怛人是蒙古族的先民，是古蒙古人。11～12世纪的蒙古、塔塔儿、蔑儿乞、札汗亦儿等操蒙古语的游牧民，都是室韦――达怛人的后代。840年，黠戛斯人南下，迫使回鹘人西迁。室韦――达怛人乘虚而入，大举迁入漠北，这一片原来属于突厥语游牧部落的牧地逐渐成了蒙古人的天下。
武侠小说是中华类型小说的重要一种，它为读者创造了一个侠气纵横、瑰奇灵异的武侠世界，历来受到读者青睐。应读者需求，历史上武侠小说代有佳作，异彩纷呈。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上对小说的歧视和学界对武侠研究的偏见，武侠小说方面的作品文献保存工作一直被忽视，作品散佚流失现象严重。为了弥补这种这种缺憾，学界作了大量的资料文献的辑佚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辞典》、《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观》、《中国武侠小说大观》等多部武侠小说文献辑录辞书，武侠小说文献辑录工作取得了空前成就。但限于体裁和编写目标的影响，这些辞书大多将辑录重点放在民国以后，对先秦至清的古典武侠小说用力甚少。在文献整理方面，由于大多是辞书类工具书体裁，文献多以音序编排，对文体类型、叙事主题、朝代时序等不太注意。有的辞书在资料整理上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如宁宗一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在“作品编”的“唐前古代作品”中，仅仅收录《三王墓》、《老人化猿》、《李寄》、《杨大眼》、《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燕丹子》等七部作品，数量与实际相差很多不说，其中还收入《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两篇不是小说的史传作品。[1]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宋巍写作《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时，非常重视对作品文献和相关资料的辑佚。在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中，宋巍统计了十五篇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品，不但注意到了影响较大的《三王墓》、《李寄》等，还新发现了《熊渠子》、《周处》、《戴渊》等作品。对以往常常混淆的《三王墓》、《干将莫邪》也作了厘清性的文献辨析。在以往唐代武侠小说研究中，对唐代武侠小说的作品数量统计往往是缺漏不全的。如199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辞典》，收录唐代武侠小说35篇。而漓江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收录的唐代武侠小说仅有14篇。相较他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搜检唐代古籍，辑出具有完整情节、完整形象和完整主题的唐代武侠小说53篇，其中《陶岘》、《懒残》等作品的收录和研究都是之前武侠小说研究领域较少关注和涉及的。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兴领域，武侠小说研究迫切需要在较深的层面迅速展开，如此方可正确认识研究对象，促进学科发展。也正因如此，本领域的早期学者作了大量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工作，包括作品赏析、作家研究和框架构建。但限于掌握文献不足，初期研究成果的取得是建立在片面文献分析上的，有些结论尤其缺乏扎实的例证支撑。这个问题体现的最突出的就是对唐前武侠小说创作的习惯性忽略。因为文献缺失，我们对先秦武侠文学的研究只能集中在《史记•游侠列传》，因而缺乏对武侠传统的文化影响的溯源审视。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武侠文学的研究重点，常常放在“顾名即可思义”的游侠诗上，既不区分诗与小说的文体差异，也不寻找后代武侠小说的魏晋祖源。因为对唐前武侠小说文献的忽视，我们曾经错误得出唐代豪侠传奇纯为武侠小说的全新开创的结论，使得中国武侠小说这一民族独有的小说类型陷入“失祖无源”的研究窘境。为了突破这种困境，宋巍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不但将“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单列三章，探源溯流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承继理清了渊源，而且将著述的重心放在前辈学者重视不足的文献辑佚上[2]。他遍阅典籍，系统整理了中国武侠文化中与武侠小说相关的神话、史传、谣谚、笔记，将散于各部的武侠研究文献置于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宏大结构中，并以朝代先后排列，按与武侠小说发展的关系加以分析，最终使得中国武侠小说的古代部分文献丰富而扎实，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史论结合新见迭出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方面在“史”的角度注意文献的整理运用，另一方面，该书也十分注意从“论”的角度上，深入论述中国武侠小说历史流变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之前学者已有结论的问题，《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并不盲目地接受或反驳，而是在掌握扎实文献证据的前提下重新审视，然后提出个人的见解。一言以蔽之，《史论》在理论研究角度的主要特色，一是注意新问题的发现和回答；二是重视老问题的审视和辨正。相对于其他题材的小说来说，武侠小说是小说研究中的新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应注意发现和阐述初期未涉及的新问题，以此促进研究走向深入。在这一方面，《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表现出明显的“以问题带创新”的特色。在以往的武侠小说研究中，历史研究是取得成果较多的内容。其中包括了《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中国武侠小说史》、《中国武侠小说史》（古代部分）等六部专著，相关论文百余篇，一些侠文化史著中也有涉及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内容，如《中国侠文化史》、《中国游侠史》、《中国侠客史》等。但以往的武侠小说历史研究中，多数是就武侠小说文体确立后的历史研究加以论述，缺乏武侠小说历史发展脉络的探本溯源的考察。针对这一问题，宋巍大胆提出“前武侠小说时代”的研究观点，即成熟的武侠小说作品在怎样的文化环境内生成？小说以外的文学发展怎样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发展演变？通过分析先秦至唐前的侠文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探讨了神话与武侠小说、诸子与武侠小说、史传与武侠小说、笔记与武侠小说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作用的具体过程。此外，《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还在具体研究中始终贯彻着问题意识，如第一章“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中，作者先后提出了“什么充当了武侠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媒介”和“武侠小说为什么会出现叙事学上的‘无祖’形象”等问题。在提出一系列类似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重新设计了武侠小说研究的问题域，表现出试图为中国武侠小说历史研究寻找更符合历史演变真相的努力。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之一就是，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困难——这与通常的看法完全相反。”[3]《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提出武侠小说渊源问题的意义正在于此。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不但重视发现新问题，而且也格外注意对已有问题的再解答。如在唐代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作类型研究方面，前辈学者已有很多论述，如李剑国先生以为可分“蜀妇人型”等八个类型等。[4]但以往的研究，多是站在唐传奇的研究角度得出的结论，缺乏在系统的武侠小说研究语境中的考察。宋巍在肯定前辈学者提出的“道侠”、“女侠”说法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唐代侠客典型还存在“盗侠”和“隐侠”。这是对唐代豪侠传奇人物形象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像这样的修正和深掘，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是处处可见的，如对唐代武侠小说内容描写和叙事结构的阐述、武侠小说史视野中的《水浒传》研究、明清时期短篇武侠小说成就的总结等问题，都可见出作者在深入研究后的细节上的理论推进。钱穆先生曾说：“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自然，在一时代学术创始的时候，那是学者的贡献，全在能提出问题；而在一时代学术到结束的时候，那时的学者的责任，全在把旧传的问题与以解答。[5]”《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始终秉持贯彻对于新问题的提出和旧问题的解答，这样的研究理路也是该书颇多创见的重要原因。
三、探源溯流体系完善
一、古今字定义
“古今字”概念原本是传统训诂学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早在西汉经学中便已有了今、古文之分。如《史记·儒林列传》载：“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西汉人所说“古文”、“今文”，与后来所说的“古今字”虽不完全是一回事，却是其概念的滥觞。可以考虑给“古今字”下一个这样的定义：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献语言在表达同一词义时，分工明确地、不相淆混地使用了音同而形异的两个汉字，它们便构成历史上的一对“古今字”。出现在较早阶段文献语言中的那个字便是“古字”，出现在较晚阶段文献语言中的那个字便是“今字”。其实所谓古今字，实际上是汉字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孳乳分化现象，导致古今字产生的原因是部分汉字承担的语义过多，影响交际，古今字的形成是区别律作用的结果。
二、前人对古今字的研究
前人对“古今字”的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以郑玄为代表，《礼记·曲礼下》：“君天下曰‘天子’，朝诸候、分职授政任功日‘予一人’。”郑注云：“《觑礼》日：‘伯父实来，余一人嘉之’‘余’、‘予’，古今字”《诗·小雅·鹿鸣》：“视民不眺，君子是则是效。”郑笺云：“‘视’，古‘示’字也。”《礼记·曲礼上》：“幼子常视毋谁。”郑注云：“视’，今之‘示’字。”郑玄所说的“古今字’，主要是指在汉语历史上不同时代的人表示同一词义时先后使用了同音而不同形的汉字这样一种用字现象。其中除了故书“仪’但作“义”这类情况以外，一般与汉字发展史上加注意符的造字模式都没有直接联系。从理论上来说，郑玄所谓的“今字”是应当包括“造字相承，增偏旁”一类的，但由于郑玄本人在理论上既未明确地提到这一点，而在实际分析中也没有自觉地、大量地列举这一类的例子，所以，他的“古今字”概念中的“今字”，便似乎没有包括加注意符及加注音符所产生的后起字。
第二阶段以唐代的颜师古为代表，颜师古不同意郑玄的“余”、“予’为古今字的看法，因为“予”之与“余”，“各有音义，本非古今字别”，其同训为“我”，只是一种同义现象罢了。这就是说.颜师古纠正了郑玄“古今字”观的个别失误。强调了“古今字”应当是音义相同，而古用彼今用此的一对字。他所说的“古今字”，既包括了汉字在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异体字，还包括了汉字在孽乳繁衍过程中所大量产生的加注意符式的后起字。
第三阶段以王筠为代表，他从文字发展的角度来看待古今字问题，提出了“分别文”的说法。有二种类型：一则正义为借义所夺，因加偏旁以别之者也；一则本字义多，既加偏旁，则只分其一义也。”这段话表明王筠对汉字的记词表义功能有了深刻的认识，并且揭示了汉字的孳乳发展的原因及规律。他提出的两类分别文基本上能概括古字和今字的关系。他所认为的“古今字”以“分别文”为主，包括了不同历史阶段所产生的异体字，而汉人所分析的“古今载籍本”中的古今字似乎未包括在内，概念范围比颜师古的又缩小了一些。
第四阶段以徐灏为代表，他所说的“古今字”明确包括两类，一是“造字相承”的后起字，一是“古今载籍本”的不同用字，即认为古今字是造字相承的关系。就这一意义来说，先造字与后起字的关系就是古今字的关系；但就其实质来看，“古今”二字，却是古时的相对概念，并不表示具体时间。同时，古今字中的古字、今字与古本字、借字；与初文、后起字也有区别。
比较而言，颜师古的“古今字”概念范围最宽，徐灏次之，郑玄、段玉裁又次之，王筠的最窄。
三、“古今字”与“异体字”、“区别字”、“通假字”、“同源字”之间的关系
“古今字”与“异体字”、“区别字”之间是一种包容兼交叉重叠的关系。所谓“包容”，是说“古今字”可以是“区别字”，也可以是“异体字”。因为“区别字”的产生一般都有古今时代的问题，所以一般都可以归人“古今字”之中。所以，所谓“兼交叉重叠”，便意味着“古今字”不能包括所有的“异体字”.只有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和使用的异体字才能纳人“古今字”范围，同一历史时期所流行的异体字便不能算作“古今字”。
“古今字”与“通假字”这两个概念都应是训诂学范畴中的问题，一般有其明确的界限。“古今字”是“古”、“今”不同时代使用音同而形不同的汉字来表达同一个词义，而“通假字”则是同一时代使用音同而形不同的汉字来表达同一个词义。但二者也有一定的交叉，这就是，如果“古今字”中的‘今字”是“区别字”，它们产生以后，世人使用它们并不严格地与其“古字”即初文区分开来，而是时有通用现象，这就既是“古今字”，也是“通假字”问题了。但总的来说，‘古今字”是异时用字问题，“通假字”是同时用字问题，这一条原则是始终存在的。
古今字和同源字关系十分密切，古今字并不都是同源字。王力先生曾给同源字下过这么一个定义：“凡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做同源字。分析这个定义，我们不难看出同源字的本质特征：必须“有同一来源”。古今字的形成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因假借造成一字记录多词最终发生分化而形成古今字，一是因引申造成一字表示多义后来产生分化而形成古今字。第一种古今字情况比较复杂，当今字表示古字本义时，今字和古字是同源字。如“莫”与“暮”，今字“暮”的傍晚、黄昏义是直接承袭古字“莫”的，“暮”字是由“莫”字派生出来的，莫、暮同源字。当今表示古字假借义时，今字和古字不是同源字，这是因为古字表示今字所表示的那个语义时，只是一种临时性的借用，它自身的语义与这个假借义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一般来说，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同源字的区别是明显的，它们的着眼点、字义范围、读音、处理角度不同：古今字着眼于时代的先后；异体字表现在写法上的不同（音义皆同），通假字产生于音同或音近（多数无意义联系），同源字则音义皆近，音近义同，或义近音同，它们划分的标准不一样。但是，这几种字又是不能截然分开而是相互交错的，如：“云谓”的“云”和“霎雨”的“霎”，从字源看，是古今字；从字形看，是异体字。“从”和“徒”本是古今字，但《说文》引为两个字头，从字形来看，则为异体字。
四、结语
古今字是传统训诂学的术语，它反映的是同字异义现象，古字和今字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在表达同一个词或者同一个意义时才构成古今字。我们要用辩证的眼光分析问题，不能因循守旧，以偏概全，用同源字、通假字代替古今字。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王力.古代汉语（修订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1.
总括20年来，关于中华文明以及其早期发展已发了一系列文章，其要点包括：
一、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
二、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特点。
三、中国的农业从起源时期起南北不同，最近10余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南北农业起源均可追溯至距今万年左右，与世界农业起源最早的各地区大体同步。
四、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余年以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一个千年纪，考古学界称为「古文化古国，我称之为「王朝前古国。这个历史时期，在考古学上大体相当龙山文化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在社会发展方面，是从无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在文化发展方面，是从无文字向有文字文明过渡；在国家和民族发展方面，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和民族形成过渡；在中国文献记载方面，是从黄帝至尧舜的五帝向夏商周过渡。因而，我所说的「王朝前古国时期，是王朝前夜、文明初曙、国家雏型从萌芽至发展的漫长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时代。
五、中华文化的发展在不同区域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了不同区域间的互补关系，是中华文化产生汇聚和向一体发展的动力因素。
六、中华文化的发展延绵不绝，连续而未有中断，与其他任何古老的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但，中华文化又是兼容并蓄的，是一种「和合的文化，故其「内聚和「外兼是对立统一体。正因为中华文化的这些特性造就中华文化的丰富与长久生命力，也是中华民族结构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因。
应该说，这些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特点的认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成就，它凝聚了多个学科数辈学者的共同心血。除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外，还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成就。大致说来，对我影响较大的前辈学者除上面已提的老师，还有顾颉刚、傅斯年、蒙文通和徐旭生等先生。若说我自己还有些成绩的话，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在进步，而我们站在前辈学者的肩上，故比前辈看得稍微远一些；二是新中国的考古学成就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我们有幸看到这么丰富的地下资料，眼界和认识自然会提高一些。
另外，多年来，曾从事历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的经历对我的帮助也甚大。历史地理的背景，使我在历史的研究中时刻关注与空间的关系，考虑空间问题时又会照顾到历史的时序；而民族史的背景，使我更关注「纵横时空网络中族群关系的变化，由历史事件真实性的探求深入到探讨「中国性(Chinese-ness)诸问题。
我始终相信，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后人必定要超过前人，所以我的这些认识也会随时代的更替而被不断补充和发展，我自己也随时准备更新认识，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一
关于中国人及其文化的来源，长期存在外来说和本土说、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辩〈1〉。以往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和流行学说的局限，科学发现也不充分，因而很难得有说服力的认识。如关于中华文明的种种西方起源说，就带有明显的虚构、编撰和假想成分。而且，从18世纪法国人约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纪)开始，止于20世纪初叶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来说的立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说和西亚古文明中心说等)〈2〉。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偏见和浅见。
当前，中国境内古人类学的材料已相当丰富和系统，旧、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万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是「遍地开花。这些系统而又丰富的发现，文化性质明确，内涵清楚，相互关系也易于得到证明，用来与中国文献记述的远古神话传说互相印证，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特点。
人类起源于何方？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古人类学界尚在不断探讨之中。中国古人类学研究有近80年的历史，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坎坷中取得了喜人的进展；人类起源各阶段的人骨遗骸化石材料，在中华大地上均有所发现，且分布广泛；人类起源序列各主要环节，在中国古人类学的发现中没有缺环。从体质特征方面观察，早期智人阶段已经出现了向蒙古人种(黄种人)方向演化的萌芽；到晚期智人阶段，以柳江人(广西柳江市发现)和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山顶洞发现)为代表，蒙古人种已出现南北异型的分化现象。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早期遗存有不同于他处的特点，北京人遗址文化堆积之厚、内涵之丰富早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瞩目。可以说，世界上普遍承认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存在，得益于北京人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和鲜明特点。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的遗存，其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现在石器的制作和加工上，大型球状石核以外，其它石器普遍较小，一般重约5─10克，最小仅有1克左右，但数量众多，已发现有2000多件！据其形制可分为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锥型器等，反映了当时人们过着狩猎的生活。从这些旧石器的精细程度推测，在此以前其文化当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人们必然具有足以保证技术传授、模仿、改进和继承的语言交流。长江流域也发现了一系列腊马古猿材料。将这些材料综合起来考虑，有理由推断：人类起源当在四五百万年以前，中国处于人类起源地区的范围之内〈3〉。
早期智人及与之相应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分布范围已明显扩大，尤其以黄河中游及其支流渭河、汾水流域，所发现的地点为多。晚期智人已几乎遍及整个中华大地，其相对应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和地点在现今行政区划的各省均有分布，仍以黄土高原较为密集。
从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分析，中国南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既具有不同的风格和传统，又具有共同的特点。至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部出现了不同区域类型的发展倾向。
综上所述，人类起源的问题还会进一步争论下去，但人类起源仅非洲一个中心之说，过去就已受到一系列新发现的质疑；最近在中国山西曲垣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则已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夏娃理论不能成立。因资料的限制，「基因证据的研究也远未解决人类起源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中心的问题。当然，讨论人类的起源不能局限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狭小范围之内，应该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视角来讨论和分析问题，实际上，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正是人类起源问题的一部分。另外，假若「人种的划分是可行的，中国人的起源问题还涉及到蒙古人种的起源问题。虽然，目前尚难确断中国是否是人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但已知的材料已经证明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谁也无法否认，中华大地上的这些人类化石，从直立人一直到现代人，其体质形态的进化表现有明确的连续性。
将化石材料与现代中国人体质形态的基本特点相比较，也能发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正如吴汝康教授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人具有四大突出特征：(1)铲形门齿，中国人为98%，白色和黑色人种相加也仅为5%；(2)印加骨，出现的比率也相当高；(3)面部扁平；(4)下凳圆枕〈4〉。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其主体──华夏/汉民族，从总体上来说，其远古祖先应来自那些起源于中华大地，并留居于本土继续创造历史的人们。
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5〉。
二
对中华大地上万年以来的考古文化，许多学者都有极其精彩的归纳和总结〈6〉。从这些归纳和总结中，可明显看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由多元起源而向一体汇聚的特点。
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观影响甚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中下游。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的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说。
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互相渗透，反覆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为中华文明。我在许多场合都讲到过这样的认识。在《中华民族起源说的由来与发展》一文中，曾对此加以总结，提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与近代以来史观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7〉。当然，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观点并非我的发明。1927年，蒙文通先生首先将古代民族分为江汉、河洛和海岱三大系统，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一样，其经济文化也各具特征〈8〉。傅斯年继之于1930年和1934年提出「夷夏东西说，认定中华文明来源的两大系统〈9〉。1941年，徐旭生先生将中国古代民族概括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三大「古代部族集团〈10〉。徐说晚出，最详。
上述诸说，对考古研究的促进是非常明显的。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创办人，中国学者进行的最早的考古发掘就是由他支持下开展的。他关于「新史学的主张对古史研究有相当的推动〈11〉。徐旭生先生参加过1927年的西北考察，1959年又开创了「夏墟调查和「夏文化研究。后来，考古学界开创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的苏秉琦教授就是他的学生，追溯起来，受他的影响最大。
众多的考古发现，以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成果已经昭示：中华文明起源有多个中心，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对于中华文明的多元性特征，我曾做过如下概括：「中华大地上的远古居民，分散活动于四面八方，适应各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创造着历史与文化。旧石器时代已显出来的区域特点的萌芽，到新石器时代更发展为不同的区系，各区系中又有不同类型与发展中心。而神话传说中，远古各部落所奉祀的天帝与祖神及崇拜的图腾也有明显的区域特点。考古文化与神话传说相互印证，揭示了远古各部落集团的存在，从而成为认识中华民族起源多源特点的科学基础。〈12〉
我所以强调考古与神话传说的「相互印证，就是为了改变「考古自考古，神话自神话的两分局面。中国没有发达的神话，或者说，中国的神话体系与西方是不同的，它是古史的传说，即古史的一部分。诚如徐旭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掺杂神话的传说(legend)与纯粹神话(myth)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古史传说并不是纯粹的神话〈13〉。但中国的古史传说至迟到战国时期就有了总结和归纳，表明不同来源和世系的各区域文明渐渐向一体发展。
下面就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划分，其与远古部落集团的对应文化，及各区系间文化的内外互动、融汇等内容，详为叙说。这是综合我以往发表的多篇论文而成的，同时针对考古研究的新认识(如碳14重新测年数据)，结合最近的考古发现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订。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密集分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之上，我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其发展结构的总体认识也因之日趋精确和完善，这些不断丰富的新知更细致描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本土特点、多元特点以及由多元向一体汇聚的特点。
三
由地质学的研究，我们知道公元前一万年左右进入冰后期，开始了全新世，人类的历史也由此进入新的纪元。
1987年8月，考古学家在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一处距今约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一批陶器、石磨盘、石磨棒等，还发现了一些植物种子，说明农业已经萌芽〈14〉。此外，江西的仙人洞下层和广东的玲珑岩和西樵山等地也都发现了万年左右的文化遗存。虽然我们关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约公元前6500年之前)只有上述零星的发现，但已足以说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多元起源特点。就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和我国比较优越的地理自然环境等条件来推测，我相信未来定会有更多的发现，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我国也是探寻农业起源的最佳地区之一。
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余处。7000年前的考古学文化几乎已是遍布全国各地，如辽河流域的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山东泰沂地区的后李文化，关中地区的大地湾和老官台文化，中原地区的裴里岗和磁山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等。这些新的发现不仅突破了「黄河一元中心论的传统认识，更丰富了「满天星斗说的内涵。苏秉琦先生将这些成果归结为「区系类型理论研究的必然：「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对中国古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大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阔国土上创造历史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深入探索，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古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15〉
这与我多年前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中华民族的形成的角度对考古发现的归纳基本一致〈16〉。我在许多场合又进一步强调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主张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族体结构与文化发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覆汇聚与辐射的方式作「多元与「一体辩证运动的〈17〉。这是我试图结合区系类型划分问题，进而对文化发展变化进程的分析和归纳。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在具体的细节还会有不断的反覆，但总的进程应是如上所概括的那样。
所以，我坚持认为有两点贯穿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一是中华文化的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各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各有渊源，又自成系统，分布区域和范围明确，文化内涵和面貌也无法相互重合，可以明显地划分为几个独立的文化区系。二是区域性文化呈现向中原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双向运动。
上述认识不仅来源于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划分，更来自对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故不妨将具体的划分结果及其认识作下列复述〈18〉，并依照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以往的叙述稍作修改〈19〉：
1.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黄河中游区，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为中心，北达河套及长城沿线，南接鄂西北，东至豫东，西抵黄河上游甘青接壤地带。南头庄文化以下，有磁山(公元前6100─6100年)──裴李岗文化(前6200─前5500年)、大地湾(下层)文化(前5900─5300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前5000─前3000年)〈20〉，中原诸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继之。
与这一区域相对应的为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集团，从中可以追溯氐羌与华夏起源，并且大致可以肯定继中原龙山文化发展的是夏文化(晋南、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和先周文化(关中)。炎黄集团起源之地比较接近，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地理的因素分析，这两大集团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点的亲缘集团。炎、黄同出少典──有峤氏部落，后世成为异姓的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与部落。我认为黄帝起源于陇山西侧，天水地区为近是。在黄帝集团的发展中，陕北是极为重要的地区。相传，黄帝死后葬于桥山。黄帝并非具体历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园所在就表明了陕北在黄帝集团发展中的重要性。黄帝集团另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地区是燕山地区。该集团从陕北向燕山地区迁徙的证据已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游越过黄河后，沿汾河和桑乾河北上，与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在桑乾河及汾河发源的河北张家口地区交汇在一起。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促进了文明曙光的出现〈21〉。
《国语•晋语》说，黄帝有25子，因母不同而别为12姓(实则是11姓)。这11姓显然不一定出于同一来源，而是不断融合的结果。故传说中的黄帝谱系有不同的称号，如「轩辕氏、「有熊氏等，说明这些后加入的群体还有自己的图腾，但均奉黄帝为共同祖神和天神。「黄帝既是该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所共享的名号。
炎帝又称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袭用的称号。相传，前后承袭炎帝名号者凡8氏，共530年，最后一位为榆罔氏〈22〉。炎帝集团起源之区当为陕西境内渭水上游和秦岭以南汉水上源一带。其后不断迁移。炎帝的后裔有姜姓诸夏及姜姓之戎，还包括氐羌。后发展为共工、四岳和氐羌三大支系。共工一分为二，即共工和鲧(缓读)，说明炎帝集团又有进一步的分化。共工发展于今豫东及冀南地区，徐旭生具体指出其为辉县境内，范围显然过于偏小。鲧兴于崇山(今嵩山)，发达于豫晋接壤地区。故此，鲧被认为是黄帝集团的一支系。四岳，或写作西岳，又作太岳。其后裔有申、吕、齐、许等国。申在今河南南阳；吕原在陕西，后迁南阳；齐在山东；许即今河南许昌；炎陈(今河南淮阳)。大约四岳一支是炎帝的主流。氐羌则比较复杂，一直处于西北农牧交错地带。传说中，共工与鲧治水失败后，被天帝殛死，鲧化为黄熊或黄龙；共工化为赤熊〈23〉。这与黄帝集团以猛兽为图腾有相通之处。可见，炎黄两大集团分布的地区内，不仅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点亦有相当的相似处，差别只是地方类型和文化中心的差异。神话传说上的共同性更加说明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渊源相通。
今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南至淮，东至海，北至无棣，实际是先秦时期济水及海岱地区。其文化渊源和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发展序列完整。后李文化(前6300─前5600年)〈24〉，青莲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25〉，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和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诸文化前后互继。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神话传说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团相对应，其中一部分与炎黄集团融合，成为夏人、商人的来源之一，大部分则为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先民。整体上，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应是三代时的东夷文化。
太昊，分布偏北，时代稍早于少昊，它是东方的帝，又是风姓的祖神。少昊分布与太昊交错重合而稍偏南，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五年列举有15个以鸟为氏的部落或氏族。传说中，少昊的后裔有后益、陶、蚩尤和羿等，今莒县是其核心区。
2.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随着长江中下游考古发现的增多，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考古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括洞庭湖，西尽三峡、川东(今渝东)，北达豫南与黄河中游的考古学文化相同分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区。关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关系，由于两湖和四川、重庆等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也由于三峡库区1995年以来的抢救性发掘，有了更新的认识〈26〉。如青年学者孟华平写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结构》一书，对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作了很好的归纳，也落实了我原来的一些设想：时代越晚，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越广，其文化内涵的包容性也因之越丰富。他说：「长江中游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主要表现为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即以两湖平原西南侧为中心的南方系统和以汉水东侧为中心的北方系统的谱系结构。南方系统分为南北两支，南支由彭头文化、皂市下层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构成，北支由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8500─5100年之间。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由边畈文化、油子岭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构成，他们的绝对年代约在距今6900─4200年之间。在发展的构成中，南北两系统的考古学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交往和影响。约在距今5100年前后，这种以二元为主体的谱系结构被打破，即北方系统的油子岭文化逐步向西南扩展，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基本取代了南方系统，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和繁荣。尽管如此，南方系统的文化出土仍有部分保留，成为北方系统的不同地方类型。石家河文化之后，来自中原的考古学文化逐渐向长江中游地区渗透，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江中游地区的传统文化谱系结构，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7〉
传说中，这个区域有三苗集团。按照《国语•楚语》下及高诱注，三苗是九黎的后裔。九黎的分布，文献记载不明。三苗则战国初吴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魏策》)。《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徐旭生和钱穆均作过考证，所说即鄱阳湖、洞庭湖一带。俞伟超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把三苗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联系起来，认为长江中游「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属于三苗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最盛时「向北影响丹江和汉水中游，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里的原始文化从以原始因素为主，转化为以屈家岭因素为主。在洞庭、鄱阳两湖间江西修水一带的南部类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于何时，但至迟到屈家岭阶段，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达到那里，并同岭南的石峡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前3000纪中叶以后，这个文化系统发达到新阶段，文化面貌发生急速变化，可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并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阶段诸文化发生更多的接触。〈28〉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发展与三苗集团的范围与势力消长大致吻合。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谱系分析来看，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有明确的北方因素，故有学者把它们当作「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29〉。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它们的起源与面向海洋的「鼎文化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规受泰沂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显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风格(如玉凤等)〈30〉。
综上，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大致出现了「一统的局面，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后进入石家河文化时期，此时整个长江中游的文化面貌有较大的变化。「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已经发生文化的断裂现象，似乎说明了尧舜禹时期中原对「三苗的征伐。
另外，有学者指出，黄帝集团在较早的时期有一支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宜昌地区，与西陵峡一带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并从考古学上予以证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对大溪文化中心区的影响，也许就有着黄帝与嫘祖传说的历史背景〈31〉。长江以北地区，无论大溪文化，还是油子岭文化都明显可见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弱之势，至江南则基本不见其踪迹了〈32〉。
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地区，北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是自有渊源、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区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400年)──马家文化(前5000─前4000年)以下，有松泽文化(前4000─前3200年)、良渚文化(前3200─前2200年)〈33〉。
这个地区分为三个明显的中心，即杭州湾宁绍地区，太湖周围和苏杭地区，以及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接壤地区。其文化面貌有自己特点，如稻作农业、干阑式建筑等。特别是，良渚文化出现的成套的礼玉、高坛建筑土筑(「金字塔)和规划严整的聚落等等，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说明其开始进入等级礼制社会。令人惊讶的是，良渚文化的发展突然中断。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后来的青铜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联系。我曾将其原因推测为自然灾害方面的后果，近来从地理、地质研究的结构基本支持了这个推测：距今4000年前，在长江下游一带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涝灾害〈34〉。
良渚文化明显地影响到南北各地。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就包含有颇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反过来，良渚文化也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有互借现象。近年来，关于良渚玉器符号和大汶口文化符号的探讨，已表明了两种文化区系间的密切往来〈35〉。发掘不久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就是两大集团文化相碰撞的最好证明。在这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所出土的玉器基本是良渚文化的风格〈36〉。严文明认为这是两种文化「冲击与「碰撞的结果〈37〉。
良渚文化的重要性，考古学和历史学家都已作了充分的估计，或称其达到「酋帮制阶段，或认为处于「军事民主制古国时期。我以为应列作「前王朝古国时期，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性质与文化内涵，已在引言中阐述，于此不赘。我们清楚地知道，良渚文化的诸多因素为夏商周所吸纳，如礼玉制度，鼎的使用，甚至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也是直接来自良渚玉器上的纹饰〈38〉。但是，整个三代，长江下游的文化和文明发展都表现出中断和回归的特点，直到春秋中晚叶才重新起步，兴起了吴越文明。也许，正因此之故，在先秦文献及汉晋以来流传的神话传说中，不见远古时期客观存在于这一带的部落与部落集团。相当时期内，对其认识一直是一片空白。如，前举蒙文通的「三系说和徐旭生的「三集团说都将长江下游视作洪荒无人的空白之区。
我们的意见是，伏羲、女娲神话起源于长江下游。由于已在〈中国远古的各部落集团〉一了考证，此不重复〈39〉。
3.燕辽文化区及黄河上游文化区
燕辽文化区，相当于苏秉琦所说「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包括辽东、辽西和燕山南北地带的新石器文化。辽西，进入1980年代以来有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凸显了辽西作为文明起源中心的地位。特别是围绕「坛──庙──冢及「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讨论，将牛河梁、红山咀等的重要发现提高到文明起源的认识水平，进而中华文明的北方源头已见端倪。不久，又发现更早的查海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位于辽宁阜新，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敖汉旗。两种文化的最早年代均超过前6000年〈40〉。查海出土十数件真玉制品，包括工具和装饰品，还发现了最早的龙纹图像，被誉为「中华第一村。兴隆洼遗址是目前中国北方已知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遗址，已发掘的房屋有120多座，排列有序，居于中心的房子面积达140平方米，可知当时的社会结构组织已相当系统和发达。兴隆洼文化的发现，揭开了北方新石器考古研究的新篇章。查海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的玉器是已知最早的中国玉器作品。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还有赵家沟文化(距今7200─6800年) 〈41〉。继之为红山文化(距今6000─5500年)和富河文化(距今约5200年)。前述之牛河梁和红山咀均为红山文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辽东及旅大地区，为新乐文化(距今7300─6800年)和小珠山(下层)文化(距今6500─4500年)。小珠山为代表的辽东半岛的新石器文化，明显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山东长岛大汶口文化遗址的系统发掘，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文化联系的密切性。新乐文化基本是一支独立的文化系统，与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有一定的关系，如彩陶和「之字纹的普遍使用等。在内蒙古的中南部已进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分布范围，此不赘。
由上可知，该区的考古学文化系统比较完整，且自成体系。文化面貌也有自己的特点，如常见细石器，石砌建筑和陶塑像发达，玉器自成系统，等等。这些内涵，都昭示了这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区。多年前，我写〈商先起源于幽燕说〉(与干志耿、李殿福合作)及〈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再考察〉，论证商起源于幽燕地区，至上甲微以后，南下发展于河济泰山之间〈42〉。
黄河上游，指陇山以西的甘青地区，分布着马家 文化(距今5200─4000年)和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这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大体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即所谓的「龙山时代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一般认为这里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再向上因材料有限，则无法追溯。
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一种旱地农业文化，直至青铜时代早期。但狩猎和畜牧业则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继承发展的是游牧文化。人们通常不把甘青区划为一个独立的区系，除了囿于材料外，主要没有同时考虑生计类型的文化要素。这一带昆仑神话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4.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文化区
华南地区，包括今天的两广、闽台和江西等省在内，多为山地和丘陵地带。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是降雨充沛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万年以来，这里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的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遗址多分布于洞穴，贝丘或台地。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骨角器、蚌器较为发达，陶器粗糙。采集渔猎经济仍占主要地位。重要的遗址，如江西仙人洞、广西的豹子头、广东的西樵山遗址等，均在距今8000年以上。仙人洞文化，距今约1万年。新石器时期中期，只有台湾的大盆坑文化，距今约6400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发达的农业，江西修水山背和广东石峡文化都发现了稻谷遗存。陶器也更为精致，更晚的时候还出现了硬陶。石峡文化距今5000─4000年，山背文化距今4800年。在福建有昙石山文化(距今4000─3500年)，台湾有凤头鼻文化(距今4500─3500年)、圆山文化(距今4000─3500年)和卑南文化(距今3000─2000年)等。台湾海峡两岸，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这些分布于江西、两广和闽台的考古学文化既有地域差别，又有颇多的共性。如，石峡文化与长江中游的考古学文化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而石峡文化的玉器又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如良渚式玉琮)。
对于广泛分布于华南地区的几何纹陶和有段石锛、双肩石斧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曾命名为「几何印纹陶文化，实际这在年代是有问题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始自新石器，兴盛于商周时期。
由于云贵高原所知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仍然较少，认识也还有限。俞伟超认为，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一部分就来源于云贵高原的文化(另一部分来自岷江上游)〈43〉。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基本未见，晚期以云南的白羊村文化为代表(距今约4200年)。在洱海、滇池地区的这些遗存，表明这里是稻作农业的文化。在昌都，发现了卡若文化，距今5300─4000年，除了旧石器外，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是一种以粟为主要经济的农业文化。
古史记载，这里是远古时期的荒蛮之野。百越诸民族系统当起源于岭南及东南沿海远古文化基础之上。
5.北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划分，通常将兴隆洼──红山文化划入北方新石器文化区，而将黄河上游划入西部文化区。从域和文化的角度分析，这样的划分是有充分依据的。考虑到经济文化类型的因素，我们将上述二区分为燕辽文化区和甘青文化区。包括河套和长城沿线地区，后来相当时期，都是游牧民族的舞台，农牧业交替发展，构成「华夏文化的边缘〈44〉。
东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平原和塔里木盆地东缘等地区，普遍分布着以细石器为代表的考古遗存，陶器和磨制石器始终没有得到发展。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业已经相当发达时，这里仍是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经济形态。关于中国细石器文化的分布及特点，贾兰坡先生已作过精彩的分析，无需重复。至少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叶，华北地区已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中石器时代的遗址，如山东沂源凤凰岭、河南许昌灵井、陕西的沙苑、内蒙古的扎赉诺尔等，细石器的传统都比较发达。随着农业的发展，黄河流域的细石器消失了，仅在红山文化及长城沿线有所保留。在北方和西部草原地区，细石器普遍延续到金属使用以后，说明细石器在游牧区和渔猎区盛行的时间较长，且于华北地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蒙古草原和新疆等地，由于细石器的遗存多暴露于沙丘之下，断代相当困难。这里仅以黑龙江为例，将东北北部的考古学文化作一介绍。据《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的归纳，这里的新石器文化可分西部铜钵好赉文化、中部昂昂溪文化和东部新开流文化。其中新开流文化距今6000年，是典型以渔猎为主的文化，有磨制石器、篦纹陶和细石器共存。昂昂溪文化的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铜钵好赉文化则是以狩猎为主的遗存。
关于这些更为边远地区的文化(相对于中原中心)，倘若不是藉助于考古发现，毋宁说我们根本就没甚么系统的认识。在古史传说体系里，也难以落实。
四
讨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还有必要分析一下经济类型。中华农业起源自成体系，是世界上探讨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自1979年以来，我反覆撰文阐述中华各民族的发展，呈现出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总特点。这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民族统一的过程，也就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过程。
所谓东西两大部，是指面向海洋湿润东南部农业区和背靠欧亚大陆的广大干旱牧区，在牧区中有小块河谷与绿洲农业的西北部。所谓三带，就是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水田农业带，此线以北至秦长城以南的旱地农业带，和秦长城以北的游牧带(包括渔猎和畜牧)。这三个经济带，也是中华文化与民族起源与发展地域空间。
在全面研究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系特征后，我们进一步深信上述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的发展格局，其起点和萌芽，实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虽然，就畜牧文化而言，考古学研究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结合民族学和民族史的研究仍可将这总特点确定下来。因此，在中华文化起源与形成的阶段，就已经萌生和孕育了这个特点和格局。换句话说，中华文化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实是伴随着中华经济文化类型「底层的酝酿和形成〈45〉。这是中华民族起源具有多元特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关于上述总特点的具体描述，我们已在许多场合和论著里讨论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仅强调如下几点，以为进一步的小结：(一)农业的起源与进步，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成就，是一场「革命。(二)中华新石器时代农业所呈现的南北异色基本奠定了以后我国农业的格局，因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北纬41°─44°间进入青铜时代后由农业区变成了游牧文化区。(三)河谷地带，农业与游牧文化呈交错式分布，更凸现出两种经济形态的互补与平衡发展的关系，形成所谓华夏「边缘〈46〉。更为重要的是，游牧文化与旱地农业文化、水田农业文化的平行发展、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四)这种区域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中华文化的起源阶段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在后世得到充分发展，这既是历史传统所致，也与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特点分不开。因此，研究中华民族的起源必须考虑到中华大地的地理特点。
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是中华文化由多元向一体融合的最关键时期。我们将这一时期，笼统地称为「前王朝古国文化时期。
由于农业和其它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财富的积累空前迅速。从考古发现看，这一时期，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迅速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时代。首先，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加剧，于是，出现了凌驾于部落成员之上的贵族(常为军事首脑)。战争与土地兼并成为国家孕育的酵母，一方面造就了最早的国家管理者，另一方面造就了国家机器本身。原有各部落与部落集团逐渐打破部落与地域的界限，因之，考古学上所见到的现象是：文化上呈现出强烈的统一趋势。
具体而言，起源于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文化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地区，形成了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使上述各区系的文化特征都有了「龙山文化的面貌。虽然仍有地区性特点和差异，但统一的趋势已经完全显露出来。故，考古学者将这一时期概括为龙山文化形成期，也有学者直接称为「龙山时代〈47〉。
神话传说中，黄帝战胜炎帝、两昊蚩尤，尧舜禹战胜三苗等惊天动地的战争，就反映了当时部落集团间的兼并事实。中华大地上，由多区域文化并行发展的新石器文化，在此一时期被反覆碰撞、融汇与吸收、涵化，加速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夏王朝的最后形成。所以，中华文化是多元起源，而中华文明却是在中原最早出现。
最近几十年的考古新发现，使我们对中华文明最终形成的过程有了清晰的认识。考古学昭示，在青铜起源与文明初曙时期，燕山南北、黄河上游、长江中、下游本来是与中原齐头并进，有的甚至走在中原的前面。正是在这些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汇聚于中原、各部落集团融合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复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形成了稳定发展的华夏民族〈48〉。华夏民族在中华民族中首先形成，是以炎黄部落集团融合为核心，不断融合两昊、三苗及其它各部落集团的一部分，吸收四方先进文化大融合的结果〈49〉。
从华夏各部分来源来看，与四方各民族都有共同的渊源联系。四方各部落与部落集团，都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进入华夏形成的过程，大部分仍沿固有文化传统继续发展。当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邻近各部落与部落集团的文化与成分，发展形成为边疆各民族。同时，华夏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不断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迁徙到边疆，融于当地各族之中，成为当地民族的一部分来源。中华各民族形成发展的这种一方面是融合，另一方面是分化的特点，一直可追溯到起源时代。这一特点，对中华民族后世历史的发展影响至为深刻，此所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缘故。
五
上述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的看法是自己数十年不断探索的结果，自然也凝聚了数代学人的心血和汗水。为了清楚理解上述认识，需要放到更长的历史时段中加以审视。
我将中华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分为四个大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即起源时期、元典时期、发达时期和近现代时期。起源时期，从中华大地上有人生活算起，重点是万年以来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所孕育而成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原质性于此已经显露出来。元典时期，即夏商周以来的文化。此一时期，约当于西方的希腊、罗马时期。此一时期是中华文化主体巩固与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至秦汉时期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帝国。发达时期，主要是指隋唐以后，此时期，中西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广泛开展起来。近现代时期，则是指自19世纪以来的现代中国时期。我们的研究侧重主要在元典文化时期及其以前，同时也注意到现代以来的文化嬗变。
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形成主要是在元典文化时期以前。中华文化的特质于此时期内明显地表现出来。中华文化的起源与形成基本上是自成体系的，它有一个「自组织的系统，其文化的进程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种差异，并加以总结。如，张光直等说中国文化属于连续的，而以欧洲为代表的文化则是断裂的，一种文化、思想乃至制度取代另外的文化、思想及制度。我们认为，中华文化是属于「交融型或称「和合型，是连续的。我们将中华文化的这个特质称为中华文化的「原质。
正是中华文化的这种原质，才会有神话的融合与归纳。「古史辨派的「层累说，基本上是对的，说明多元融合的事实，即多元的祖先融合为一体。各部落集团融合后打乱了原有的神话系统，将祖先神进行了「归纳。当然，「古史辨的疑古，已为上述考古材料充分证明，是必须加以修正的。
也由于中华文化的这种特质，所以它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大一统思想的主导地位。在中国，从历史到今天，讲大一统是民族大义。从文献看，至迟战国时期，各家各派都主张大一统(只有墨子主张回到「小国寡民，是个例外)。关于这个特点的认识，除了从中华大地的地理结构(所谓「海中地)来分析外，更应着眼于中华文化的这个交融性传统。
另外，与「大一统思想相伴随，中华文化还有另一个特质，即中华文化的「兼容性，这是一个次生性特质。如果仅仅具有交融性，并不能完全反映出中华文化至今仍然多彩斑斓的原因。而有了这个兼容性，就可以在统一的思想之下，兼容并包各族群的不同文化特点。《礼记•王朝》即已阐明，华夏、夷蛮戎狄不同的文化、风俗、语言，是地理与历史特点不同决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多民族的「大一统，必然是「修其教不移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这种多元的统一，才能保障统一的巩固与发展，而不是搞「文化殖民或「文化沙文主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二十四史的确定，不以「民族为限，而以「大一统为根本标准，反映了中国独特的「正统观。西方强调文化「熔合，所以美国早年的民族政策就有过「盎格鲁──萨克逊民族，所谓「A+B=A。这样的「文化吞并思想从来没有成为统治中国的思想，尽管汉文化的主体作用非常明显，同时也兼容多民族不同的文化，不管哪一个民族成为统治民族，都是如此。这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所不同的第二个重要特征。
只有把握以上两点，我们才能认清中华文化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也才能把握文明比较研究的要义。所以，我们反对泛泛的所谓中西比较，就是因为多数比较研究者不能把握中华文化的上述特质。
【注释】
〈1〉参见陈连开：《中华民族起源学说的由来与发展》，收入《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
〈2〉参见列•谢•瓦西里耶夫著《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有关各章节。有郝镇华等先生译本，文物出版社，1989年12月出版。
〈3〉参见《光明日报》1994年4月7日，《贾兰坡院士就河北发现世界上最早细石器，认为人类起源在亚洲》的报道。前此，贾老曾在一系列论著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4〉吴汝康：《人类的由来》，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2年。
〈5〉人类起源的「夏娃理论最早是于1987年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智人之古老的类型向现代类型的转变约在10─14万年前(后修正为平均20万年前)，首先发生在非洲，现代所有的人类都是那个群体的后代，即人类起源于非洲，全世界的人类均是从这里迁移过去的。有来自非、欧、亚和澳洲的4000多人接受了DNA(脱氧核糖核酸，即遗传密码)检测，所有被测者的线粒体DNA的起源都在较近的年代，没有由本地智人承袭下来的遗传证据，所以认为现代人具有共同的起源。1997年，尼安德特人被「基因证据否定，这一结果列入当年「十大科学发现。由之，分子从类学的加盟，给古人类学的「化石证据研究法带来了诸多挑战。基因研究的结论认为，人类起源的时间没有过去说的那么早，最可能的时间约在距今20万年左右。又据报道：中美两国科学家利用遗传学信息作分子人类学研究，得出「中国人亦来自非洲的结论。这些研究，当然应该受到重视。考虑到基因证据研究所取材料的局限，而且该类研究也只是起步阶段，不可贸然仅据一两个研究报告而否定中国古人类学半个多世纪的发现和研究成果。相关研究可参看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吴汝康《人类发展史》(科学出版社，1978年)，以及潘其风、韩康信、黄万波等先生的有关论著，并参见中美科学家最近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关于山西曲垣县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的论文。我们认为，即使将来古人类学证明人类起源不止中国一个中心，也不影响蒙古人种(黄种人)起源、形成于中华大地的古人类学结论。
〈6〉参见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几点思考》，《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中华文明初曙从多元向一体的发展，收入《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又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载《文物》1987年3期；石兴邦《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三个接触地带论》，载《史前研究》1985年2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文化体系及其有关问题》，载《亚洲文明论丛》1986年8月；佟柱臣《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多中心发展和发展不平衡论──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的规律和中国文明的起源》，等等。
〈7〉参见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页93─96。
〈8〉蒙文通：《古史甄微》，商务印书馆，1933年。
〈9〉傅斯年：《小东大东说》，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分册，页101─109；又《夷夏东西说》，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页1093─1134。
〈10〉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文物出版社，1985年。
〈11〉杜正胜：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载《考古、文明与历史》，「傅斯年汉学讲座，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9年出版。
〈12〉陈连开：《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几点思考》，载《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118页。
〈13〉徐旭生：《我们怎样来治传说时代的历史》，《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页20─23页。
〈14〉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2年11期。
〈15〉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五、满天星斗，三联书占，1999年，页102─128。
〈16〉陈连开：《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原载《北方民族》，1988年1期，收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17〉陈连开：《中华文化的起源与中华民族的形成》，原载《中国古代文化史》(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收入《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89年。
〈18〉陈连开：《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原载《北方民族》，1988年1期，收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
〈19〉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依据1988年国际碳─14会议确认的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表对全部碳─14年代数据作了校正。详参考古所编《中国考古学中碳十四年代数据集(1965─1991)》，文物出版社，1992年，下同
〈20〉苏秉琦将仰韶文化分为「仰韶文化和「后仰韶文化，将洛阳-郑州的「仰韶文化定名为「王湾一期文化和王湾二期文化，晋南地区则为陶寺文化。详参《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所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年表，三联书店，1999年，页184-185。另外，考古学界对仰韶文化诸地方类型有不同的认识，如对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有人认为是前后互继的关系，命名为不同的文化，可参载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载《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需要说明的是，考古学界对黄河流域诸新石器时代遗存现象在认识上的争议，更加表明其文化内涵、面貌的复杂性，也坚定了黄河中游为独立区系的认识。
〈21〉苏秉琦：《文化与文明：1986年10月5日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辽海文物学刊》1990年1期。又收入《华人•龙的传人•中国：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
〈22〉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中华书局，1964年，页10。
〈23〉杨宽：《中国上古史导论》，「鲧与共工，《古史辨》第七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24〉王永波等：《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的新课题──试论后李文化》，《考古》1994年3期；又王永波〈关于后李文化的谱系问题〉，载《青果集》，知识出版社，1993年。
〈25〉从前学术界把江苏淮安青莲岗和大墩子下层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作为「青莲岗文化，或作为「大汶口文化一期。北辛文化早、中期的碳14年代为前4600─前4300年。可参华东文物工作队：〈淮安青莲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碳14年代数据从上述考古所新公布的数据。
〈26〉相关资料可参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所附的文献索引(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四川考古报告集》所收入相关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及长江三峡库区文物保护规划组《长江三峡淹没区及迁建区文物保护规划报告》(分省及分县报告)。近来在三峡库区(指广义的三峡，自宜昌至重庆)的考古工作均以该规划报告为发掘依据，已有相当多的重要发掘，对三峡地区的文化面貌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因之提出四川史前文化及商文化的来源问题，围绕三星堆的发现已召开过数次国际性会议，可参看。
〈27〉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前言，页2─3页。
〈28〉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文物》1980年第10期。收入《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文物出版社，1985年。相关研究还有李龙章〈江汉新石器文化系统族属考》，《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俞伟超先生另有关于「三苗迁三危的考古学研究，载于《文物》1988年，亦可参看。
〈29〉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页242。
〈30〉潘守永：《中国史前玉器纹饰研究》，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3年。又林已奈夫《中国古玉的研究》(日)，日本吉川弘文馆，1991年。
〈31〉王震中：《从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的交流看黄帝与嫘祖的传说》，《江汉考古》1995年第1期。关于长江、黄河中下游文化关系的讨论，还可参看任式楠《长江、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文化的交流》，《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32〉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页237─239。
〈33〉考古学界对马家 文化、松泽文化有不同的意见，或以为前后相袭，或以为并行发展。本文采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所附录「中国考古学术文化区系年表的观点，分为两个并列的文化。
〈34〉任振球：《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生的一次自然灾害异常期》，《大自然探索》1984年4期。又叶文宪《中国国家形成之路》，《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6期。
〈35〉相关研究参见李学勤《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文物》1987年12期；《良渚文化玉器符号》，《湖南博物馆文集》，岳麓书社，1991年。又木已奈夫《良渚文化和大汶口文化中的图像记号》，《东南文化》1991年3、4期。
〈36〉南京博物院：《1987年江苏新沂花厅遗址的发掘》，《文物》1990年第2期。又〈江苏新沂花厅遗址1989年发掘纪要》，《东南文化》1990年1、2期。
〈37〉严文明：《冲击与碰撞:花厅墓地试析》，《文物天地》1991年3期。
〈38〉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东南文化》1991年第5期；又潘守永、雷虹霁《古代「玉鬼神面的几个问题》，《民族史研究》(民大史学3)，民族出版社，1999年。
〈39〉陈连开：《中国远古的各部落集团》，《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
〈40〉参见《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又《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1999年。
〈41〉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42〉陈连开等：《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又陈连开〈商先起源于幽燕说的再考察〉，《民族研究》1987年第1期。
〈43〉参见俞伟超在日本所作的演讲。
〈44〉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4年。
上世纪90年代，苏秉琦先生提出关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演进模式一系列理论成果，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他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并将中国文明与国家的演进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随着王权的确立，于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及西拉木伦河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内涵是氏族组织已经松散、劳动与社会分工在家族之间展开、聚落已出现分化、祀与戎发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控制着社会的神权与王权，既不是奴隶制，也不是西周那样的封建制。第二阶段便是龙山时代，他对龙山时代的界定是与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及黄淮平原的龙山文化起始年代相当，内涵是包括龙山文化在内的所有与其同时的考古学文化．尧舜时代或为龙山时代，或为龙山时代的部分时期．但尧舜传说主要同夏王朝有关，故尧舜传说非龙山时代诸考古学文化的传说，而只是同夏文化，即二里头文化前身的那部分属龙山时代的考古学文化相关的传说。第三、四阶段为夏、商和西周，可称王国时期。虽有奴隶但并非奴隶制社会。此时期社会的基本内涵是父权家族、贵族、平民、农村公社、神权、王权、宗法制、礼制和分封制。第五个阶段从秦汉王朝开始。中国古代文明进入了以对地方实行郡县管理为特征的中央集权制的帝国时期。
有的学者则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既不是一元的，也不是简单多元的，而是多元一体的。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起源是指文明因素的起源。文明形成则是指文明的因素发展到足以摧毁原有的社会结构，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的产生。夏、商、周三代各有自己的文化渊源和发展谱系．并不同源。但中国最早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中国文明起源形成的进程与途径、环境因素在中国文明起源形成中的作用等课题还有待解决。
有的学者基本上接受了关于“酋邦”的理论，并用它来解释中国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演进，认为尧、舜、禹时期“属于酋邦性质的部落联合体不但久已出现，其内部的运行机制已经相对稳定”。而且从唐尧到虞舜再到夏禹的领导权交接，都不应看作是个人之间的权力转移，而应视作是部族地位变更的反映，因此，过去那种竭力拔高由“禅让”到“家天下”的意义，将其视为我国前国家时代与国家时代的分野的评价，也值得重新审视。同时，世袭制并非夏禹以后才有，故而尧、舜、禹之间的斗争并不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是新的王权和旧的氏族制度的斗争，故以部落联合体的最高首领是否世袭来作为判断我国上古社会由前国家时期进入国家时期的分野，并不恰当。首领世袭制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正确判定前国家时期与国家时期分野的标志。因此，把尧舜时代看作是酋邦社会的末期，是由前国家形态向国家形态过渡的阶段，而且直到有穷氏夺取有夏氏政权以后，尧、舜、禹时代那种旧有的部落联合体最高领导权力以相对和平方式交接的机制完全被破坏，残存的部落联合体躯壳已彻底失去作用，中国上古社会开始进入以强大邦国间的武力争雄为特征的早期国家时代。据此，不能以夏初作为早期国家时期的开始，而应把我国前国家时代与国家时代的分野定在太康失国以后，以部落联合体政治功能是否完全丧失作为判断两者分野的依据。
2。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目前，学术界对于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观点主要有：(一)“满天星斗说”，即认为我国数以千计的新石器遗址可以分为六大板块；(二)“两大集团说”，即前者以半坡文化为代表，属高原山岭型，后者以青莲岗系统文化为代表，属川泽湖泊型；(三)“接触地带说”，即主张以阴山、秦岭、南岭三条山脉为标志划分出几个接触地带，找出各种文化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四)“大小中心说”，仍然坚持黄河文化是一个大的文化中心，在这一大的中心之外也存在若干个小的中心；(五)“辽河流域文化中心说”，理由是赤峰的红山文化并非受黄河仰韶文化的影响才形成的，它有自己明显的独立特征，远古文化北方狩猎民族文化的特点更加突出，远古时期并非落后于中原文化。
近年有的学者提出了“文明起源三段论”的理论。即据摩尔根的“野蛮时代三段论”，特别是恩格斯文明起源论中的“三次大分工理论”，包括文明起源三大物质前提奠基期、文明起源三大要素生成期、文明总体标志国家形成期。关于物质前提奠基期，认为“农业起源一一新石器起源一一陶器起源”这三大创新分别实现了产业创新、工具创新、日常生活用具创新。从而为文明起源奠定了三大物质技术基石。
有的学者通过中国与西亚的两河文明的比较研究后认为，中国的两河文明具有鲜明的不同特征，即黄河文明是连续不断的文明，长江文明是断而再续的文明；在不同的文化圈内，其文明要素也显示出不同的特征。由此，形成了中国古文明多源并起、相互促进的态势。
有的学者则对城市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提出见解，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具有明显的政治特征，不是商业发展的产物，不是市场中心，严格说来是“城”而非“市”。“城”是具有鲜明防御功能的新星聚落形态，城的出现是英雄时代掠夺战争的产物，但并不意味着文明的形成。也有学者通过对牛河梁遗址的重新审视指出，牛河梁遗址至少存在两个不同时代的文化遗存，既不能用新石器时代的红山文化来概括全体遗存，更不能用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来代替红山文化的本身，故其中的“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的考古发现，并不代表“文明的曙光”或“原始文明”的开端。因此，不同意关于中国文明起源“满天星斗”式的多元论。
有的学者认为，在运用聚落研究文明起源时一方面要找到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文明起源重点地区的中心聚落(包括都城)，但另一方面也要重视对周围聚落及聚落群之间关系的研究，即要回答当时文明演进的程度和社会结构，单纯聚落的规模并不能说明问题，还要展开微观聚落研究，尤其是城址布局和功能的研究，没有该起源研究便难以深入；特别是聚落和聚落群规模的差别，并非进入文明社会才有，史前也是存在的，但那主要是自然环境或人口增长造成的，而进入文明社会之后聚落和聚落群规模的差别才反映了社会结构上的变化。
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具体时间，以往学者大多把文明的源头上溯定在公元前2000年的夏代，即“上下五千年”之说；现也有学者根据20世纪后期中国考古发现的成果，将其上推到一万年之前，即分为“上下两个五千年”，上五千年是文明的起源过程，下五千年是文明的发展过程。
3．“古国”问题
“古国”概念是由苏秉琦先生首先提出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古国”理论成为近年来在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一种很有影响的解释性框架。
有的学者认为，“古国”作为指称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制度的概念应有其深意，即对那些高于典型氏族制度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关注，特别是苏老后来对“古国”概念的重新界定，更是“对长期以来人们所熟悉的对于中国国家形成和早期国家进程解释的基本框架的重大改变”。但是应当指出，“古国”理论在考古学证据的认定上存在明显缺陷．那就是“在作为古国理论基础的有关考古工作中并没有发现对于国家制度存在能够自明的证据”，而这一缺陷是与“古国”理论在内容上的特征直接相关，即“‘古国’理论不包含关于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概念，从而放弃了对国家形成前夕可能存在的接近于国家的社会一一政治形式的探讨”。特别是由“古国”理论所导致的国家起源与文明进程的多元格局也与古代文献总体内容的“内核”相冲突。
鸦片战争，使得中国的国门被打开，而我们的知识分子也深刻意识到国家的落后，文学界由此觉醒，并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过犹不及，“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等口号和思潮使得古代文化与文学受到强烈排斥，这种过于极端的决定未免显得急躁了，也正因为如此使得中国现代文学今后的发展遗留下不小的隐患。20世纪初的文学革命，将现代文学的序幕正式拉开了，有伤痕文学、乡土小说和九叶诗派等。一直发展到如今有穿越小说、奇幻小说和都市言情等出现，表面上看来现代文学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态势。但仔细追究，我们会发现繁荣的背后正是一派虚无和浮躁，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西方理论的影响，另外本土文化改造所产生的影响也很深，而我们自己的文学史和本民族的文学意蕴已越走越远，我国的现代文学可谓是进入了“瓶颈”。
(二)文学“断裂层”
现代文学史已有近百年的时间，然而却尚未真正出现能与古代文学相媲美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小说可以与《红楼梦》比肩，没有一首现代诗歌可以与唐诗相对抗的诗歌。文学是一门较为感性的科学，其应当具有一定的现代性以反映当下的真实生活，同时也不能与历史母体相脱离。在经过历史的“大浪淘沙”之后，现代文学中鲜少出现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只知向前看却忘了回顾身后，因而使得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出现了“断裂层”[1]。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一)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先秦诸子的《诗经》、《庄子》;两汉的汉赋、《史记》;魏晋的“建安风骨”；唐宋诗词、元曲，明清的四大名著等等。此外还有民歌、游记等不同种类的文本史料。古代文学资源十分丰富，我们所指的古代文学资料当然指的不仅仅是文本资料本身，因为其本身也反映出了一些潜在的内容，这或者是一个时代的风尚，或者是某个朝代的社会思想等等。由此可见，祖先们为我们留下的古代资源之丰富，这些不同文学形式的作品为我们展示不同时代的人们的生活面貌，不同时代的历史变更以及社会生产等等。
(二)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然而，我们在传承文学资源方面显然做得还很不够。我们要传承就一定要很好地面对困难，需要克服的难题主要有两个。首先，要克服理所当然的心态，在现代，人们有着十分自由的言论，思想自由，人们总是试图去研究文学发展史，并对其历史进行演变，同时并设法使其合理化。但我们所认为的合理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对于现代人所需要的合理性，我们也不应该一味地遵循，而将历史的真实性抹杀了。研究古代资源的人员，应该始终站在时代和历史的大背景下，对于古文化的接受和传承要本着最真实的态度。其次，应该对古代文化资料进行多角度地解读，由于历史悠远，文学资源过于丰富，这也使得我们今天的传承遭遇难题，因而相关工作者就需要从多维视角出发，采用多种不同的理论进行理论批评，从而使得评析更加全面和综合，以防理论过于主观，对于历史人物与事实更不能肆意地褒贬，要客观地做出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离不开自己的“根”：古代文学资源[2]。虽然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之初曾试图抛弃古代文学而实现自己的现代性，但最终实践证明这条路是无法走下去的。我们发展现代文学终究还是离不开古代资源的支持，没有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就难以出现“终极关怀”和“以人为本”的思想理念；现当展的诗歌、散文和小说也是从古老的文学文本中演变而来。因此，我们在对历史资源和现代文学前景的反思，不应该只是一味地去远离，更重要的是要去靠近，而且是进入到最深层次，将其内在潜力挖掘出来，将新的的活力注入以便促进自我的更好发展。在如今这个世界，返璞归真的实现还是需要立足于传统的东西，这样才能很好地矫正人性，使心灵得到慰藉。因此，联系起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二者的关系，二者之间向来不是对立的的关系，而应该是同一。若不是深入地挖掘和利用古代文学资源，就无法从中汲取力量，进而促使现代文学获得长远发展;；不去进行现代性文学语境的渗透，也不能很好地挖掘古代文学资源的潜在力量。因此，我们说发展中国现代文学语境和发掘古代文学资源，二者并无冲突，是相互依存的，是一种同一的关系。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当我们的祖先用原始工具在树枝上刻下历史性的一笔时，这便是文化最初的足迹，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记录了原始人类的生活起居及从事的社会活动，例如打猎，祭祀，很好地传承了古国文明，可以说文字的产生，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虽然是夸张的描述，但也可见文字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因此，关于文字的起源，历年来各家众说纷纭，据《易•系辞》、《老子•八十》、《庄子•?箧》、《说文解字•序》,在仓颉造字之前我们的祖先曾用结绳记事。此后，“太昊 ,伏羲氏造书契 ,以代结绳之政”。然后是“仓颉作书”，即有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图画说，原始意象说等，且各说法具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图画说以其形式上的象形和内容上的丰富含义得到文字学家们的普遍认可，并命名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裘锡圭先生赞同“文字画”），唐兰先生用“文字等于图画加上语言”支持图画说。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说，“文字画”说包含的信息量明显大于其他表现手段。著名的人射鹿图是个强有力的证据。图画给人的直观感受即是弯弓搭射箭去射，这是显性的信息量；隐性的信息量是该图以直观形式作用于人的大脑，通过大脑的加工，联想与想象，得出“射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不论是射人，射马，还是射虎，”，这是结绳，契刻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图画是原始文字的“源”，而忽略了其他的史前文字的存在形态。我认为，图画是作为汉字的主要起源的，结绳，契刻，八卦可认为是次要起源，为研究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不可抹灭的作用。
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古代社会，原始记事主要可以归纳为实物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种方式各施其职，实物记事与符号记事可以说是原始人类为帮助记忆的最初尝试。郭沫若先生的“文字的发生和发展 ,在结构上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刻划系统 ,另一个是图形系统。”“刻划系统应在图形系统之前 ,“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 ,即描画客观形象而要能象 ,那还需要一段发展过程。” 等系列观点的提出和史前刻划符号的发掘极大地震撼了“人类文字起源于图画”的理论。首先,从工具性角度出发，刻划，记号，图画等视觉符号形式的存在状态都是以“原始人类”的需求为出发点，作为客体，它们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之所以使用不同的表达工具，都是满足使用主体不同的需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次，从主体行为的主动性来说，远古人类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很简单的，更不带政治色彩——将主流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之上，也就是说，选择结绳，刻划或图画是有相对自由的，虽然有些学者根据汪宁生先生的《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的调查得出了“陶器上的刻划记号”只是一种“随意的刻划记号”的结论 ,认为它们既“没有社会性”、“本身也没有自我说明的作用”、“任何信息也传达不了”， 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和武断了，图画以其象事物的型和表意得到认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的结绳记号同样也负载着一定的信息量，远古人类用随意的结绳动作有意识地保存记忆，避免遗忘。我们说“文字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结绳也是作为原始交际工具在帮助记忆的同时，也作为相互交际往来的凭证，“工具”性质是可以肯定的，从这点上足以说明结绳与文字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排斥结绳起源说可以说是否定结绳记事的这段历史。结绳的方式虽然简单，但足以表达简单的意思，例如记忆与盟约，而且在后代结绳方式亦有遗迹，如朱熹记述的苗民不知文字，仍以结绳记事，并父子相传，林胜邦亦考证过硫球结绳法分指事会意两类，凡物品交换，租税赋纳，用以记数者，则为指事类；结绳记事也成为后来有些汉字的取象之源，如汉字中的 、 、 等字即取象于结绳，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认为，在声符文字未发生以前，图画文字里只有极少数的象形，此外，就完全是象意字了。即图画文字演化为象形字和象意字，而据上所证，象形字与会意也可以在结绳记事上找到一点证据，可见，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前奏和预演，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准备。
契刻是远古人类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创造的用于帮助记忆数字的一种方法，契字做动词，《释名》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由于数目记忆的困难，所以刻木来作为一种信约，由于古代文献的大量记载，如《管子•轻重甲》、《列子说符》、《易林》、《曲礼》等，文字家们对契刻说给予了适当肯定，认为契刻的“约定俗成”的性质已经十分接近文字，已经带有书写的性质，然而仍不承认它是文字的起源，虽然有人推测汉字的一到八数目字来源于契刻，但不能作为有力证据。我认为，契刻的符号与汉字是相当接近的，服从于交际需要，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征，服务于小地区，小范围人们的交际圈，从认知学的角度，远古人类的简单思维已经创造了奇迹。刻划符号与人类思维具有直接的关系。为使对事物的直观认识能够保存，于是借助一定的形式（刻划）来实现，刻划的符号即代表现实中的事物，若我们把远古人类为保存原始记忆的意图叫做“意”的话，通过心理加工，其生成的图象即刻划的符号可以叫做“象”，即原始心理图式，可见远古人类有了“我手写我口”的可能，虽然这些刻划符号并没有语音形式，但无语音并不妨碍小范围的交流，并不影响突破时空限制的记忆，虽然所记忆的内容十分有限，只限于简单的具体的事物，但“约定俗成”的性质和工具的职能足以证明它在文字产生之前的重要性，作为次要来源来说，并不过分。
由于各种起源说都有一定的道理，赞同一种起源说而排斥另一种起源说显得太主观化，还有学者折衷一说，认为结绳和象形汉字之间有个中间环节，即是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原始“数字卦”，阐述思路是结绳主要是用以记数的，实际上结绳是原始的数字形式，先民用这种原始的结绳数字进行占卜，“河图洛书”正是这种原始结绳数字排列而成的数字卦图式，这些图式可以排演出众多的数字卦，不同的数字卦代表着不同的事物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说数字卦粗略地具备了文字的功能，但这些数字卦所代表的内容毕竟让人难以把握，为了更形象准确地记录数字卦所蕴含的内容，掌管卜筮的巫师们才逐步地发明、创造了象形汉字。
实际上，各种起源说法都有其理论基础，然而我要说的是，人们在重视事实考证的同时，忽视了最本质最重要的问题，文字学家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审视中国古文字时，怀的是探求“文字”的目的，何谓文字成为衡量的标准，裘锡圭认为，语言文字学者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叫做文字。裘先生认为这种分歧只是使用术语的不同，很难说这里面有什么绝对的是非。然而实际上，文字的定义却成为探索文字起源的关键。也就是说文字学家对文字定义存在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由此导致了探求文字起源时的理论基础不同，验证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才会有各种文字起源说。狭义派的观点是：“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书•序〉正义》）这句话道出文字的性质。文字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一种书写符号系统，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中国的文字是方块汉字，自然，狭义派文字学家以这定义做衡量标准，以古推今，进行严格的一一对照的研究，文字和非文字的符号界限分明，结绳记事，契刻记事很容易找到不符合的条件，如不代表语音，只是远古人类随意做的记号，一个个绳结并没有同语言中的语素或词建立起固定的联系，认为汉字是高级的符号体系，其复杂的构形是不可能从简单的契刻演变而来的。从固有的文字构形来判断史前符号，根据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距汉字发生的源头较近，绝大多数文字个体是通过象形的诱导产生的图形式文字，文字符号与它所代表的词之间的联系，很明确地表现了汉字与图画的渊源关系，“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广义派文字学家在“用来传递信息，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的理论指导下，支持图画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从宏观角度来说，只要可以用来传递信息，本身具有一定意义，都可以作为探索文字起源的材料和证据。根据目前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没有有力的证据非常肯定地说图画说就是文字的唯一起源，恰当的说，这是主流观点，也有人持否定意见，认为以指示性的图案作叙事型的描绘的“图画文字”在中国尚未发现任何痕迹，而古埃及前王朝时代的象形字，其文字本身就是以图画的形式来表示的。不能因为甲骨文中象形字数量众多而断定汉字起源于图画，但大部分文字学家如唐兰，裘锡圭还是持肯定意见，我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可以像广义派的做法，认为图画说是主要起源，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做为次要起源来补充，丰富文字起源说的理论，形成多元化的观点，但其中还是有主次之分的。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在文字定义做广义和狭义区分的同时，我觉得有必要对文字起源说也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在远古人类时代，结绳，契刻，八卦，图画作为符号形式，依表达者的需要来选择，处于一个较自由选择的阶段。图画符号以其整体的优势（象形，象意）奠定了起源说的基础,但从广义上来说,可以把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做为次要起源来补充和发展汉字起源的理论。
【参考文献】
[1]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城墙为防御工程，本来与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没有什么关系。也就是说，城市和城墙是两回事情，城市可以有城墙，也可以没有城墙。因为城市是指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非农业人口集中，工商业繁荣，并与农村相对立而存在的特殊区域，有无城墙并不是城市的必备标志。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多数城市是由官府设立的政治中心而形成的，城墙就成为中国城市的主要标志，而且促进和限制城市的发展。 1.城墙的起源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后，人类就开始了征服自然的斗争。为了生存，除采集食物和学会生产外，还要维护自己的安全。早在新石器时代，人们为了防御野兽的侵袭和不同部落的骚扰，就在自己居住区的周围挖掘深沟，以保障自己的安全。西安半坡新石器村落周围就挖有深、广各六七米的深沟，可以作为代表。所以先挖沟，因为挖沟比筑城容易。开挖壕沟作为防御手段，在龙山文化、商代遗址中曾普遍存在①。这就说明，从挖沟到筑城经历了很长时间，就是筑城技术兴起后，挖沟并未绝迹，仍然是防御的一种手段。譬如， 金代的界壕就是巨大的壕沟工程，其作用与万里长城相似。但从总的发展趋势看，筑城兴起以后，城墙的修筑越来越广泛，不仅首都、省、府、州、县衙门所在地修筑城墙，就连一般的村寨、堡寨也往往修筑城墙。尽管挖沟防御的技术并未绝迹，但却越来越少了。这是因为壕沟再宽、再深，也容易架桥横越，而且守卫困难，使自己充分暴露在敌人面前。城墙则不然，它有一系列防御设施，不仅攀登困难，而且易守难攻，能充分保护自己和杀伤敌人。 正因为如此，尽管城墙修筑困难，但终于取壕沟而代之，成为防御工程的主要形式。 中国的城墙起源很早，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证实，它起源于原始社会中后期，即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时期。据文献记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①，“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②，“鲧作三仞之城”③，“鲧作城郭”④，“夏鲧筑城”⑤，“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⑥，这些记载虽然比较简单，但都证明中国的城墙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考古发掘已经证实文献记载的正确性，发现了中国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古城。山东章丘城子崖 龙山文化遗址中首先发现了完整的古城，距今已有四千年之久。该城南北宽约450米，东西长约390米，为南北向的长方形，面积约0.17平方千米，折合257.5亩，几乎与后来小县的县城相当，从建筑如此规模的城墙来看，筑城技术已发展到一定的高度。以此推论，我国城墙的起源可能更早，只是尚有待于考古发掘罢了。最近考古工作者又在湖南澧县城头山发现一座古城，属屈家岭文化中期，建造年代距今已有4800余年，专家认定为我国最早的古城遗址之一①。这次重要发现，可能要把我国城墙出现的时代，推移到距今 5000年以前。接着，考古学者又在河南省郑州市北发现了距今4800—5300年前的古城，可见中国的城墙在6000年前左右就已经出现了②。实际上，在世界历史上，城墙的起源并不比壕沟晚，据说在埃及就发现了8000年前的古城。 2.奴隶制时代的城墙 这里说的奴隶制时代，以夏、商、周三个朝代为主，也就是由城墙到城市的过渡时期。现在发现的夏代古城，最典型的有河南登封告城镇西约1千米处台地上的两座东西并列的小城，东城东墙北段、南墙东段和西墙北段，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山洪冲毁，从残存南墙西段30米、西墙南段65米来看，可能为方形。大约在东城被毁后，又紧靠东城西墙修筑西城③，其南墙长82.2米，西墙长约92米，北墙残长约29米，接近正方形。夯筑比较原始，若按正方形计算，两城合计面积0.016平方千米，折合24亩，范围比较小。C14 测定为4000±65年，树轮校正为4415±140年，相当于夏代初年。有人以此为据，认为可能为禹都阳城遗址④。河南淮阳东南约4千米的平粮台遗址，平面呈方形，每面长约180余米，面积0.032平方千米，折合30余亩⑤。现在墙体顶部宽约8—10米，下部宽约13米，残高3米。从筑墙技术看为小版筑堆筑法，即先筑成宽0.8—0.85的小版土墙，以此作为城墙内壁，然后在墙的外侧堆土夯实，略成斜坡，层层修筑，逐层加高。这种小版筑堆筑法比较原始，但却为中国早期筑城的办法提供了实物证据。平粮台城址的路基下发 现陶水管，说明已注意到城内排水问题。C14测定距今4335±175年①，也是夏代初期城址，是不是夏代的都城之一，无法判断。 到了商代，随着筑城技术的提高，筑城次数显著增多，除首都外，一些诸侯国也在筑城。已发现的商代都城，最典型的就是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诸侯国城最典型为湖北盘龙城和山西夏县埝掌乡东下冯古城。从商代都城城址看，不仅规模大，而且有专门的宫殿区，街道整齐，显然是经过精心规划的。城的作用不仅仅是政治中心，已向经济、文化中心过渡，具备了城市的某些影子。偃师商城位于偃师城西，平面呈方形，西墙长1700米，北墙长1200米。东南角内收，东墙更长。南墙被洛水冲毁。墙厚18米，残高1—2 米。东西墙各开三门，北墙一门，各门之间有大道相通，形成棋盘式格局。 面积2.04平方千米。在城的中部有小城三座，居中一座为正方形，两边的城较小，当为宫廷区②。学术界认为，这座古城也就是汤都西亳。郑州商城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最大的城址，比郑州老城大出将近一倍，整个城址都被郑州市占压。经过部分钻探和发掘，城墙周长6960米，其中东、南墙各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面积3.02平方千米，比偃师商城大出近1平方千米。在城内东北部6万平方米内发现几处大型夯土台基和房基，最长的达60余米，显然为宫殿区。城墙发现11处缺口，可能与城门的 设置有关。郑州商城采用大版修筑法，每段长约3.3米，夯土层厚10—20厘米不等，底宽20米，顶宽约5米，高约10米。从修筑方法看，层层平筑中部的“主城墙”，然后还要在两侧斜筑“护城坡”，使城墙成为状的梯形。这大概是尚未发明以绳悬系横木不断加高“主城墙”的方法，只好用斜坡墙来支撑“主城墙”的横木，以便继续加高“主城墙”。这种方法虽仍带有原始性，但与夏代相比，已大有进步，表现在大版筑和在“主城墙”两侧均加筑“护城坡”，不仅增加了城墙的厚度，而且使城墙更加坚固、匀称。 郑州商城C14测定距今3570±135年，树轮校正为3545±135年，有人认为就是汤都亳①。安阳市西北小屯村殷墟为商代后期的都城，直到现在尚未发现城墙，仅在宫殿区附近发现宽7—21米，深5—10米的巨大壕沟②。这可能由于城区范围太大，难于修筑城墙，也可能是盘庚迁殷以后，为稳定政局就没有设计城墙，只在宫殿区周围挖掘壕沟。 商代的诸侯国也开始筑城，已发现的古城有湖北黄陂滠口乡叶店盘龙城，山西夏县埝掌乡东下冯古城和北京房山县琉璃河董家林古城。盘龙城座落在盘龙湖滨一个小山丘上，三面环水，北面与另一山丘相连，城墙残高1—3米，城南北长290米，东西宽260米，平面接近方形，面积0.075平方千米，为商代早期城址。筑城方法与郑州商城相似，城内东北部高地上为宫殿区①。东下冯古城已全部埋入地下，经钻探，南墙总长400米，宽约8米，残高1.8米，其夯筑法与郑州商城和盘龙城相似，为商代前期古城。若按方形计算，面积约0.16平方千米②。琉璃河古城东西长约850米，南部由于大石河泛滥，南北长度不详③。但从城角判断，南北长约600米，面积0.51平方千米。其筑城方法与郑州商城相似，这是商末作为方国的燕国的都城。这三处城址很有代表性，分别代表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商代诸侯国古城的基本特征。这就是范围在1平方千米以下；形状为方形或接近方形；筑城方法与郑州商城相似，即仍带有原始性。商周之际，在我国北方还出现另一种筑城方法，即石砌的“山城”。譬如，内蒙古赤峰市西山根夏家店文化城址，就座落在英金河西岸，为石砌不规则石城。 西周建立以后，实行大分封，推行种族奴隶制的统治。西周共分封了多少诸侯国，各家说法不一。《吕氏春秋》说：“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④；《荀子》说：周“立国七十一，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⑤；实际上，见于《春秋》经传的一百七十余国⑥。西周的封国都有自己的统治据点，也就是说，无不建城立国，西周初年兴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筑城高潮，筑城数量当以数百计。西周的筑城技术也达到成熟阶段，能“其绳则直，缩版以载”①。孔颖达解释说：“绳者，营其广轮方制之正也。既正，则以索缩其筑版，上下相承而起。”也就是说，已学会用绳索悬版的技术，与今天的筑城方法十分相近，省去了商代的“护城坡”。 周文王迁都今西安地区以后，首先“作邑于丰”，作邑就是筑城。“筑城伊淢，作丰伊匹”，“维丰之垣”②，就是记载文王修筑丰京城。淢为城沟，匹，配也，即作城大小适中，大于诸侯之城而小于天子之城。丰京位于沣河西岸，其城墙有待于考古发掘。文王死后，武王继位，又把国都迁到沣河东岸，修建了规模更大的镐京城。镐京建成以后，丰京并未废弃，因此，西周的国都可以丰镐相称。丰镐的城墙虽已湮没无闻，但文王“作邑于丰”，武王“宅是镐京”，“武王成之”，证明都修筑了规模宏大的城墙。依据《周礼·考工记》的记载，西周的国都城墙周长达13千米，面积达10平方千米左右，比商代的都城大出三四倍。这在筑城史上实在是一次巨大的飞跃，说明筑城技术已达到成熟的阶段，因此，西周初年才能每封一国必建一城，使城星罗棋布于中国大地。由此可见，中国筑城兴起于原始社会中后期，成熟了西周初年，发展演变达二千余年之久。 ①《商周考古》第57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①《轩辕本纪》，转引自《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1期。 ②《黄帝内传》，转引自《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与发展》。 ③《淮南子·原道训》。 ④《世本·作篇》。 ⑤《吕氏春秋·君守》。 ⑥《吴越春秋》卷5。【转自铁血tiexue.net】 ①《专家认定我国最早古城》，《西安晚报》1994年3月16日。 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1995年9月16日晚新闻广播。 ③刘式今：《试论中国最早的城址》，《河北大学学报》1984年1期。 ④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3期。 ⑤安金槐：《近年来河南夏、商文化考古的新收获》，《文物》1983年3期。 ①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②黄石林、赵芝荃：《偃师商城的发现及其意义》，《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1987年。 ①《商周考古》第57—61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②《商周考古》第63—64页。 ①《商周考古》第61—62页。 ②东下冯考古队：《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东区、中区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2期。 ③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第4页，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④《吕氏春秋·观世》。 ⑤《荀子·君道》。 ⑥《晋书》卷14《地理志》。 ①《诗·大雅·绵》。 ②《诗·大雅·文王有声》。 ①中社科院考古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7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日本汉学家在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方面走在国际汉学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学方法的运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证方面具有很好的学术影响。民间文化学学术史专家贺学君的《中日中国神话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资料显示,日本较早研究中华民族起源神话的成果有井上圆了的《孔孟之偶像尧舜形成原因探源》(1882),此后至1904年间,日本学界发表了较多的相关论文,如《尧舜》和《续尧舜》(清野勉,1894)、《五帝论》(中村德五郎,1898)等。这些研究以文献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资料。真正自觉运用考古人类学方法的是出石诚彦的《中国神话传说之研究》(1943)。作为日本第一位专门从事中国神话研究的学者,他以比较神话学方法为基础,大胆突破前人纯以文献为主的传统观念,注意从古代绘画、雕刻等历史遗物中寻求原始神话的痕迹,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话产生的现实基础,从而将神话从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观念中剥离出来,较为可信地梳理了华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话的原始形态。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御手洗胜通过考证黄帝与龙的关系来探寻黄帝传说的传承地区与意义。侧重于考古和历史素材的林巳奈夫,着有《殷中期以来的鬼神》(1970)、《汉代的神》(1975)。侧重于中国神话通论的贝冢茂树,着有《中国的神话》(1971)、《中国神话的起源》(1973)、《英雄的诞生》(1976)。侧重于神话与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静,着有《中国神话》(1975)、《〈山海经〉中的鬼神世界》(1986)、《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国古代民俗》等一系列专着。20世纪末叶,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1993)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话的起源与演变,考证西王母神话与七夕文化的关联,深化了西王母神话的可信度。欧美汉学界运用考古学方法和考古新成果来研究中国起源神话的代表是20世纪中期的女性主义神话学派。中国神话学家叶舒宪认为,女性主义神话学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以女性主义观点和考古新材料为双重契机的女神再发现运动,以及女性主义神话学对西方文化两大源头的重新认识。女性主义作为一场文化思想运动,它的重大启蒙意义就在于揭示出一个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几乎都是父权制的。女神的发掘与研究取得的重大影响,与考古学方法及其相关成果的运用密切相关。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当我们的祖先用原始工具在树枝上刻下历史性的一笔时，这便是文化最初的足迹，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记录了原始人类的生活起居及从事的社会活动，例如打猎，祭祀，很好地传承了古国文明，可以说文字的产生，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虽然是夸张的描述，但也可见文字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因此，关于文字的起源，历年来各家众说纷纭，据《易•系辞》、《老子•八十》、《庄子•胠箧》、《说文解字•序》,在仓颉造字之前我们的祖先曾用结绳记事。此后，“太昊,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然后是“仓颉作书”，即有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图画说，原始意象说等，且各说法具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图画说以其形式上的象形和内容上的丰富含义得到文字学家们的普遍认可，并命名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裘锡圭先生赞同“文字画”），唐兰先生用“文字等于图画加上语言”支持图画说。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说，“文字画”说包含的信息量明显大于其他表现手段。著名的人射鹿图是个强有力的证据。图画给人的直观感受即是弯弓搭射箭去射，这是显性的信息量；隐性的信息量是该图以直观形式作用于人的大脑，通过大脑的加工，联想与想象，得出“射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不论是射人，射马，还是射虎，”，这是结绳，契刻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图画是原始文字的“源”，而忽略了其他的史前文字的存在形态。我认为，图画是作为汉字的主要起源的，结绳，契刻，八卦可认为是次要起源，为研究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不可抹灭的作用。
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古代社会，原始记事主要可以归纳为实物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种方式各施其职，实物记事与符号记事可以说是原始人类为帮助记忆的最初尝试。郭沫若先生的“文字的发生和发展,在结构上有两个系统,一个是刻划系统,另一个是图形系统。”“刻划系统应在图形系统之前,“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画客观形象而要能象,那还需要一段发展过程。”等系列观点的提出和史前刻划符号的发掘极大地震撼了“人类文字起源于图画”的理论。首先,从工具性角度出发，刻划，记号，图画等视觉符号形式的存在状态都是以“原始人类”的需求为出发点，作为客体，它们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之所以使用不同的表达工具，都是满足使用主体不同的需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次，从主体行为的主动性来说，远古人类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很简单的，更不带政治色彩——将主流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之上，也就是说，选择结绳，刻划或图画是有相对自由的，虽然有些学者根据汪宁生先生的《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的调查得出了“陶器上的刻划记号”只是一种“随意的刻划记号”的结论,认为它们既“没有社会性”、“本身也没有自我说明的作用”、“任何信息也传达不了”，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和武断了，图画以其象事物的型和表意得到认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的结绳记号同样也负载着一定的信息量，远古人类用随意的结绳动作有意识地保存记忆，避免遗忘。我们说“文字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结绳也是作为原始交际工具在帮助记忆的同时，也作为相互交际往来的凭证，“工具”性质是可以肯定的，从这点上足以说明结绳与文字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排斥结绳起源说可以说是否定结绳记事的这段历史。结绳的方式虽然简单，但足以表达简单的意思，例如记忆与盟约，而且在后代结绳方式亦有遗迹，如朱熹记述的苗民不知文字，仍以结绳记事，并父子相传，林胜邦亦考证过硫球结绳法分指事会意两类，凡物品交换，租税赋纳，用以记数者，则为指事类；结绳记事也成为后来有些汉字的取象之源，如汉字中的、、等字即取象于结绳，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认为，在声符文字未发生以前，图画文字里只有极少数的象形，此外，就完全是象意字了。即图画文字演化为象形字和象意字，而据上所证，象形字与会意也可以在结绳记事上找到一点证据，可见，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前奏和预演，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准备。
契刻是远古人类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创造的用于帮助记忆数字的一种方法，契字做动词，《释名》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由于数目记忆的困难，所以刻木来作为一种信约，由于古代文献的大量记载，如《管子•轻重甲》、《列子说符》、《易林》、《曲礼》等，文字家们对契刻说给予了适当肯定，认为契刻的“约定俗成”的性质已经十分接近文字，已经带有书写的性质，然而仍不承认它是文字的起源，虽然有人推测汉字的一到八数目字来源于契刻，但不能作为有力证据。我认为，契刻的符号与汉字是相当接近的，服从于交际需要，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征，服务于小地区，小范围人们的交际圈，从认知学的角度，远古人类的简单思维已经创造了奇迹。刻划符号与人类思维具有直接的关系。为使对事物的直观认识能够保存，于是借助一定的形式（刻划）来实现，刻划的符号即代表现实中的事物，若我们把远古人类为保存原始记忆的意图叫做“意”的话，通过心理加工，其生成的图象即刻划的符号可以叫做“象”，即原始心理图式，可见远古人类有了“我手写我口”的可能，虽然这些刻划符号并没有语音形式，但无语音并不妨碍小范围的交流，并不影响突破时空限制的记忆，虽然所记忆的内容十分有限，只限于简单的具体的事物，但“约定俗成”的性质和工具的职能足以证明它在文字产生之前的重要性，作为次要来源来说，并不过分。
由于各种起源说都有一定的道理，赞同一种起源说而排斥另一种起源说显得太主观化，还有学者折衷一说，认为结绳和象形汉字之间有个中间环节，即是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原始“数字卦”，阐述思路是结绳主要是用以记数的，实际上结绳是原始的数字形式，先民用这种原始的结绳数字进行占卜，“河图洛书”正是这种原始结绳数字排列而成的数字卦图式，这些图式可以排演出众多的数字卦，不同的数字卦代表着不同的事物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说数字卦粗略地具备了文字的功能，但这些数字卦所代表的内容毕竟让人难以把握，为了更形象准确地记录数字卦所蕴含的内容，掌管卜筮的巫师们才逐步地发明、创造了象形汉字
际上，各种起源说法都有其理论基础，然而我要说的是，人们在重视事实考证的同时，忽视了最本质最重要的问题，文字学家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审视中国古文字时，怀的是探求“文字”的目的，何谓文字成为衡量的标准，裘锡圭认为，语言文字学者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叫做文字。裘先生认为这种分歧只是使用术语的不同，很难说这里面有什么绝对的是非。然而实际上，文字的定义却成为探索文字起源的关键。也就是说文字学家对文字定义存在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由此导致了探求文字起源时的理论基础不同，验证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才会有各种文字起源说。狭义派的观点是：“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书•序〉正义》）这句话道出文字的性质。文字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一种书写符号系统，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中国的文字是方块汉字，自然，狭义派文字学家以这定义做衡量标准，以古推今，进行严格的一一对照的研究，文字和非文字的符号界限分明，结绳记事，契刻记事很容易找到不符合的条件，如不代表语音，只是远古人类随意做的记号，一个个绳结并没有同语言中的语素或词建立起固定的联系，认为汉字是高级的符号体系，其复杂的构形是不可能从简单的契刻演变而来的。从固有的文字构形来判断史前符号，根据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距汉字发生的源头较近，绝大多数文字个体是通过象形的诱导产生的图形式文字，文字符号与它所代表的词之间的联系，很明确地表现了汉字与图画的渊源关系，“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广义派文字学家在“用来传递信息，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的理论指导下，支持图画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从宏观角度来说，只要可以用来传递信息，本身具有一定意义，都可以作为探索文字起源的材料和证据。根据目前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没有有力的证据非常肯定地说图画说就是文字的唯一起源，恰当的说，这是主流观点，也有人持否定意见，认为以指示性的图案作叙事型的描绘的“图画文字”在中国尚未发现任何痕迹，而古埃及前王朝时代的象形字，其文字本身就是以图画的形式来表示的。不能因为甲骨文中象形字数量众多而断定汉字起源于图画，但大部分文字学家如唐兰，裘锡圭还是持肯定意见，我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可以像广义派的做法，认为图画说是主要起源，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做为次要起源来补充，丰富文字起源说的理论，形成多元化的观点，但其中还是有主次之分的。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在文字定义做广义和狭义区分的同时，我觉得有必要对文字起源说也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在远古人类时代，结绳，契刻，八卦，图画作为符号形式，依表达者的需要来选择，处于一个较自由选择的阶段。图画符号以其整体的优势（象形，象意）奠定了起源说的基础,但从广义上来说,可以把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做为次要起源来补充和发展汉字起源的理论。
【参考文献】
[1]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笔者发现，由于种种原因，外部世界未能全面、深入地了解黄河河谷与黄土高原，以及由此产生的黄河文明。我们也未能就黄河文明与外部世界进行深入、广泛地交流与研究，等等原因导致了外国学者撰写的史书忽视或遗漏了人类最主要、最重要的一部分，造成全球历史文明观的片面性、人类历史的失实性、人类起源的多样性。
现在，外国史书，特别是西方的人类起源论、文明观、传播观已作为大学教材以全球史的面目出现在我国，并占据了一定的市场。而我们的史书，除采用传统的理论与观点外，更多地是照搬外史观点，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全新的、科学的、站在全球高度的人类起源论，人类文明起源及传播观。
因而没有各种文明参与讨论的史书，是不准确的史书。
每种文明都是全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黄河文明的古老性、连续性、广泛性且黄种人占全人类的大多数，足以说明黄河文明的重要性，但我们的史书一直沿用外国人的观点。
如达尔文的人是由古猿演变而来的观点，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思想，而我们没有全新的理念推证人类进化，我们也很少怀疑人类的直系先祖是古猿。古猿真是人的直系先祖吗？
现在，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编著的《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定论全人类最早出现文明之光的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最早的文明是苏美尔人创造的两河文明。人类文明由此向全球四面八方传播。现斯氏的史书已作为中国大学的教材，我们能相信这种文明起源与传播观吗？人类文明之火真的就是苏美尔人点燃的吗？其文明何以产生？苏美尔人从何而来，又到何方去？没有答案。
如今，全球范围内又提出现代人类起源地在东非，这种以化古或基因的推证观点正确吗？古人类历史以新旧石器和铜器为标准划分科学吗？
而上述这一切，很难听到黄种人的声音，很少有黄河文明的参与，没有全人类大多数人及黄河文明为依据，现编的史书科学吗？客观、公正吗？因此我们有必要结合中外一切考古发现及现有的一切科学知识，深入研究人类历史，论证人类起源。
二、现人类起源学说不足之处与起源地必具条件
人类起源有二层含义。一个是人类的起源，指的是从古猿怎么演变成人或者是人是何种动物演变而成的问题。是从猿到人或猿是否是人的先祖之问题，这在时间上要久远的多。另一个是现代人的起源，指的是现地球上黄、白、黑、棕四色种人是何处、如何起源的。也就是说早期人类是如何演变成现代人的问题。这一段虽是整个人类进化中离现代最近的、局部的一个阶段，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只有弄清现代人类的起源才有利于弄清整个人类的起源，因此，应首先论证现代人的起源，然后再推证人类的起源。
关于现代人的起源，有二种理论。一种是“同源论”，另一种是“多源论”。同源论认为现代各色人种均为同一先祖，是人类早期智人，从某一地区起源，渐渐渗入世界各地。多源论认为现黄、白、黑、棕四色人种是由当地的早期智人以至猿人演变而来的。
持同源论观点的学者根据古化石及人类基因推测，现人类起源于东非，但各自理据不足。
如考古发现的化石中缺少古猿与南猿之间400万年化石证据及南猿与猿人之间20万年化石证据。因而无法证明达尔文提出的人是由古猿——南猿——猿人——人类的演变过程，即证据链缺少关键必要的环节。用片面的、单一的某地区化石的古老性寻找人类起源地，违背了人类是迁徙动物，有四处游走之规律，因而让人难以信服。另外，一旦证实人非猿而变，那么再多的古猿化石就不再是人类起源的主要证据。再多的古猿化石若非现代人的直系先祖化石，也就不能做为现代人类起源的证据，所以，用化石推断人类起源是片面的，由于用古猿化石推证前提的不确定性，一些推论往往是徒劳的。因而化石可做为人类起源的证据之一，而非唯一。
用基因推测人类起源，亦可做为证据之一，但不能是唯一。因为同一先祖，其后代在若干万年后不同分支在同一时期内的遗传基因差异甚大，进化慢的（即生育繁衍周期长的）其基因虽更相似先祖，但环境产生的基因变异往往也会影响判断的正确性，更不能以现存的进化慢的基因视为各色人种共同先祖的基因，也不能将进化慢的地区定为人类起源地。再说进化慢的人类也存在着迁移规律。按哺乳动物迁徙规律，常常是最落后的类型被排斥散布在中心之外，而最强盛的类型则留在发源地或附近继续发展。基因判断法与此规律相悖，因而其推证也难让人信服。
多源论虽有一定道理，但不符合同类同宗的规律，只要是同类，归根结缔是同一先祖，四色人种无论从哪一方面推证都是人类，是一类必定是同一源头，差异只是进化的结果，其本质是一样的。
基于人类同源论，四色人种先祖在全球范围内，应曾有一个生存发展，生育繁衍后代的共同区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人类的发源地——人类最古最大最好的家。三者缺一不可，比如，石器时代人类几百人或上千人群，彼此在相距较远的热带或温带草原、河边，狩猎、游牧游走不定，人类文明难以产生。即使有一处可容纳近百人的人类曾经生活过的自然山洞，后来种种原因被废弃，即使考古年代十分遥远（如上百万年），仍不能视为人类的起源地。人类起源地必须同时符合最大、最好、最古并具有产生人类早期文明的物质环境，且要有相关的综合证据佐证此区域为人类文明源头（人工取火与铜器的产生地），同时这个区域必须具备家的特性，即有人类不断繁殖物质条件。源地的人口在石器时代至少保证在三百万左右。最古时间应定在新旧石器时代即20万年前后。最大面积应在50万平方公里以上，且周边生态环境、交通条件较好。最好应定为有良好的居住环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可产生文明、传播文明的优良的地理、气候条件，且此区域一直是人类居住地，文明的产生地，即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中途成为荒漠、荒原的、或文明从未产生、或很迟产生，或外来传播产生、或中途中断的等。都难以认定是人类地起源地或人类文明的源头。
三、划分新旧石器人类历史还应参考的几个标准：
划分人类历史以石器为标准是最次、最小、最片面的标准。即是以考古发现的石器为标准，而考古未被发现的木器、土窑洞等，这些远古时代的确存在，现无论从各方面推证是客观事实的，却视而不见。这也是导致人类起源论、文明观混乱、片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们是否深入地想过，在石器时代人类“穴居”的年代，人类居住的山洞，有几个是人工挖凿的，天然石洞有多少有多大可容纳众多的人类居住，石洞是否在水源附近。严格的说，人类是伴着木器进化而来的，进一步说，没有木器就没有人类的进化，人类的文明，无论是保存火种、人工取火、狩猎、建房、取暖、熟食，以至建造金字塔，无一不与木器有关。而木器的可燃性，易毁性，使人类历史学家忽视了它的存在，等等。所以，划分古人类历史不能单一用石器作标准。笔者认为划分人类历史，应综合参考以下标准：
（一）近水源时期与远水源时期
远古人类几乎每天都生活在水源附近。狩猎、游牧远涉他方，要有相应的容器盛水，而容器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工具，离水源生活近远，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如现在的航天飞机上的宇航员在太空生活，是最远水源的时代。
古文明均产生于水源边，之后人类才以高原的人工池泊、水井为水源，以此定居、农耕、游牧。这都说明水源的重要性。利用天然水源与人工开凿水源，是近水源时期与远水源时期的分界线。
（二）旧木器时期与新木器时期
旧木器时期可使为人类对野果的食用，以木棒对野兽、利用木棒挖凿洞穴，利用木柴保存火种、取暖、熟食等时期。新木器时期即用木器为原料人工取火或种植，建房等时期。
（三）旧火时期与新火时期
旧火时期可视为人类只会利用天然火来保存火种。新火时期可视为人工以各种方式取火，且或利用煤炭作燃料。
（四）近热、温带时期与远热、温带时期
人类最大的特点是没有可御寒的体毛，古人类只能在热、温带生存，人类能否在零下10度渡过寒冷的冬天，是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能够在低寒带生存，标志着人类居住、御寒的技术提高。
（五）旧冶炼时期与新冶炼时期
土陶器的烧制可称为旧时期，青铜器冶炼可视为新时期，陶器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水的保存与扩大利用，铜器的出现，使人类对矿石有了新的认识，锋利的铜刀等武器出现，使人类有了对付猛兽，征服同类的物质基础。
（六）食物采集时期与食物生产时期
狩猎与采集野果为食物采集时代，游牧、农耕为食物生产时期。狩猎、游牧、农耕三者互相影响。农耕范围的不断扩大，标志着游牧和狩猎范围的缩小。
（七）旧居住时期与新居住时期
旧居住时期就是人类利用天然洞穴或建造简陋的草、木、石房时期。新居住时期即人类可以人工挖洞，建造较好的草、木、石房。居住环境对人类的生存繁衍，人类文明的产生、发展传播，意义十分重大。人类无体毛的特殊体质，使人类从古至今一直追求良好的居住环境。任何动物的生存，除自身占有一个空间外，第二个空间（区域）就是休息、生育的栖所。第三个空间是觅食的活动区域，这些区域的优劣、大小决定其生存、兴衰之命运。人类也不例外。利用天然洞穴与人类能否建造成片居所以保证大规模农耕生活，是这两个时期的分界线。
（八）新旧石器时期与金石并用时期
这两个时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虽然石器不如木器轻便多用、但其特殊作用是可以保存几十万年，有利于考古研究。铜器的出现具有划时代意义，又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以上八项标准，各自的作用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大小不一。任何一个旧时期进入一个新时期，都标志着文明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所以划分人类历史应综合各种标准，不能单一的以某一类器物为标准。
四、从火或青铜的出现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
在古人类不会利用天然火的时期，人类的无体毛之特殊体质，表明其只能生活在热带、亚热带或温带的夏季。人群的规模不会很大，从人的牙齿上看人非食肉动物，人以采集野果、昆虫为生，茹毛饮血的时代几乎不存在。狩猎活动应是从人类会利用火的时期开始。因此，人类在无火的旧石器时代，移动采集野果、昆虫生活，不会产生太大的人群，人群太大食物没有保障。随着火与铜的出现，人群规模不断增大，人类的文明产生有了一定的基础。
从人类用火取暖观点看，越炎热的地区，人类对火的需求越不强烈，故对天然火的利用及人工取火产生，距寒带愈近，可能性愈大。但人工取火产生于寒带几乎不可能，因为彼时的人类不能在寒带生存。故人工取火最大可能性是人类在温带冬季时因取暖利用天火，产生人工取火。
人类从利用天然火，保存火种发展到人工取火究竟跨越了多少万年，我们现在难以定论，但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洞穴内有用火的遗迹。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会人工取火。在七万年前消失的尼安德特人也会人工取火。在十万至二十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的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地区，在中国南方，也曾发现过尼安德特人的遗骸。何时起尼安德特人会人工取火呢？我们可设定为二十万年前后。
人工取火是人类进化中最具有质的飞跃。推证人工取火年代意义十分重大，究竟是何种人在何处发明了人工取火，这应是现代人类起源及文明产生的关键环节。用自身器官使用工具及靠近火源取暖是许多动物都有的本能，但人工取火使人类彻底地与其他动物分开，具有划时代意义。
现代的基因科学依四色人种已知的线粒体dna突变速度研究证明推算各色人类的共同先祖生活年代在距今14万—29万年，平均为20万年前后。现代各色人种及可能产生于那个时期已掌握人工取火的先祖群体，因此，结合考古发现的尼安德特人，我们设定人类会人工取火的年代在20万年前后。
那时这群先祖住在何处？在20万年内如何生存、繁衍，度过漫长的冰期发展到现在？首先一点，离不开火，没有火，生活在寒、温带的人类在漫长的冰期里，是难以存活的，故我们应首先从火的利用论证现代人类起源。
从利用火、保存火到人工取火，人类可能经历了几十万年，在利用火的过程中，产生人工取火，农牧生产，使人类由食物的采集者变成食物的生产者，进入文明时代。
在几十万的利用天然火，保存天然火的漫长历史中，人类为了度过漫长的温带冬季，肯定会无止境的滥伐木材，以保证火种延续，保障取暖、熟食，所以凡能用作燃料的树木，都会被人类无情地摧毁。特别是冬季的火源会将万顷森林化为乌有，使之成为荒漠、戈壁。热带草原也会成为沙漠。曾经是草原的撒哈拉沙漠和曾经是森林的塔克拉玛干就是明证。被毁掉的草原、森林由于地理、地质、气候等原因无法成为耕地，使人类不能从食物的采集者变成生产者，失去了植被就失去了野果、野兽，人类只得再去寻找植物再去烧林取暖。
几百万年前的黄土高原上植物茂盛、物产丰富，而如今黄土沟壑纵横，水土流失严重，整个高原黄秃秃一片。其地层内有大火烧焦的土层，说明也曾遭过大火的浩劫。但由于黄土的特性，高原未变成沙漠，黄河与黄土高原又塑造出华北平原，平原又成为草原牧场、农耕良田，同时高原已可发展农耕、牧业，这一特性也是全球绝无仅有的。这一特性使此区域的火从50万年前至今就没有熄灭过。
自从人类掌握了人工取火技术后，一部分人类持火种可以走向低温带甚至寒带。北京人、山顶洞人、尼安德特人的火无一不是在低温带发现。火的发展表明人类可以顺水源成群的走向寒带或热带狩猎、游牧、农耕。
有了人工取火技术，持火种的人类可以征服植物，战胜严寒，走遍全球大陆有水源的各个地区，但是却难以在低寒带或热带发展农业。持火种的人类可以使同类（可能被称作野人的未掌握火技术的人类）逃离原住地、或者同化同类，但难以消灭同类。同时，更不能征服猛兽，仍需与猛兽作顽强的抗争。猛兽仍是人类的主要天敌。而人类的近亲（或远亲）—猿类的生存也受到威胁，由于人类对火的扩大利用，使其他不会用火的人类及其它动物的生存、发展的区域进一步缩小。
当某一区域的人类造出铜器并会驯兽、种植时，动物界、植物界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一手持火，一手持刀的人类在地球上所向无敌，更加大胆地走向全球。火毁的土地上可以发展农耕，可以去茫茫的草原上放牧，去原始森林狩猎、征服猛兽，以至在资源枯竭时，残杀猿类或落后的同类，以保证其生存、发展。现考古发现众多的猿、原始人后代在哪里呢？是自行消亡了吗？北京猿人头骨上均有打击伤痕，难道是别的动物所为吗？我们只能从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寻找答案。
黄河地区出现的青铜炼技术在全球遥遥领先（摘自《全球通史》语），青铜器的出现表明煤的发现与利用，使燃料从地上发展到地下。虽然会人工取火的尼安德特人消失了，但黄河地区的火却一直未灭，且越烧越旺。“火”又象征着光明，没有火产生的明，也就不会产生所谓的文，“文明”是以明为前提、为基础。文明之一的明在黄河地区，历史十分悠久。现黄河区域内山西芮城西候渡遗址发现最早人类用火遗迹，以及黄河地区内考古发现的陕西大荔人、山西许家窑人均为20万年—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距今10万——1万年间）的柳江人和山顶洞人（形成中的黄种人）均在这火的周边，这一切均说明此区域火源、人种及产生的青铜器具有古老性与连续性，是世界其他地区不可比拟的。以此佐证黄河谷地是现代人类主要发源地。
五、最早铜源地及其作用与意义
人类进化史上两次质的飞跃，一次是人工取火，再一次是青铜器出现。其各自的重要作用，上面已做了简要论述。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应首先着眼这两个源地。
全人类最早的火源，是否在黄河河谷出现，笔者不能肯定。因为天然火的可见性、随机出现性，以及树木的广泛性，其它地方均有可能最早出现。也许在此之前或之后，地球上出现过许多火源，但其持续燃烧的时间及强度，远远不及黄河河谷。因此，相对的说，黄河河谷可视为现代人类最早的火源地。
但黄河河谷古代青铜冶炼技术在全球遥遥领先，以及保存至今的青铜器，几乎近万年，这都证明黄河河谷是全球冶炼技术最早的源地。其烧制土陶，冶炼青铜年代，可推定为三万年前或更早。铜器用于狩猎、游牧年代，可推定为两万年。大规模使用铜器至少在一万年前。从考古发现及人类五万年内的活动情况，也可印证此推断。
之所以在这一地区最早产生铜器，是因为此区域有许多全球唯一的，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条件。是优越的环境使此区域人类迅速从旧石器时代跨入铜器时代。
黄土高原与黄河均处在北温带。黄土高原面积60万平方公里。黄河近万里长，从西向东横跨亚洲大陆，流经黄土高原时，在疏松的黄土层上冲刷形成宽大的河谷。黄土高原地层内有优质丰富的煤炭，时常被冲刷散落在河滩上，古今皆有。而黄河流经中条山西端，中条山上风化散落的铜矿石，随地可见。石器时代，利用天然火或人工火，以煤炼铜是很容易的自然的，这就是此区域成为全球最早产铜的主要原因。
黄河冲击形成的黄土岸崖，土质疏松。在石器时代，石木皆可在黄土岸崖挖凿洞穴。窑洞冬暖夏凉，且可成片开发（这一点也极为重要，在旧时期时代，此类居住环境全球是唯一的）。此区域周边生态环境良好，植物茂盛，物产丰富，有利于采集野果，或狩猎。取暖用材除两岸高原森林外，逆河上游，森林密布，煤炭丰富，且航运便利。人类在此生存发展是必然的、迅速的。
故此区域在旧时期时代，以至铜器时代中期，可称作是古人类的人间天堂。自现山西河津禹门口到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几百公里长的河谷中，窑洞成片，两岸鸡犬相闻，氏族部落和睦相处，河水清澈，两岸农耕、狩猎、游牧、制陶、炼铜迅速发展。人类的各种生活技能、知识，迅速提高，并传播。导致人口激增、膨胀，迫使人类不断向四周扩散迁徙。由于铜器出现，人类可以手持铜器，扩散到陆地上每一处可以生活的地方。这次扩散可推定是二万年前短暂暖期时的事情，随后是漫长的冰期。冰期过后，世界面目全非，地球上出现了四色人种（另节再论）。
此区域最早出现铜，表明火的利用扩大，人类的农耕、狩猎、游牧、居住等等，由于铜器的出现，均进入一个新的阶段。铜器使人类有了征服世界的物质基础，人类可以走向更远的地方，所以说最早的铜源即为现代人类除上苍造物之源之后的人类自身再造的又一次生命之源。
六、从考古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分析推证现代人类源地
依据化石对古人类有多种划分法，鉴于猿是否为人祖之问题，故笔者认为划分应以类人的动物可否用火为标准，会用火的基本上可肯定为人类。现证实会利用天然火或人工火大致有五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十万年前后的尼安德特人、一万八千年前的山顶洞人。尼安德特人因1856年发现在德国的尼安德特谷底而称为“尼人”，“尼人”分布在亚、欧、非、美等地区，从现存的“尼人”骸骨看“尼人”粗壮结实、体格和高度与现代的爱斯基莫人有几分相似，我们可视其为黄种人。“尼人”生活在北京人与山顶洞人之间的年代，在几万年前到十几万年前会人工取火的“尼人”手持石器狩猎，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但在七万年前“尼人”销声匿迹，现有人认为“尼人”成为后起智人的旁支，有的认为进化成中东人或欧洲人，有的认为其成了野人。
根据我们分析的火与铜的产生使用发展及黄河地区的中心位置以及“尼人”近似黄种人，我们有理由推认“尼人”应是掌握了人工取火的从黄河河谷走出的人类。
关于印第安人来源，美国学者派克斯（henry.bamford.parks）研究认为美洲的印第安人在人类学上近乎蒙古人种（黄种人）—至少主要特征是如此。在1.5万年或2万年前冰期时代，从冰峰的白令海峡由亚洲地区进入美洲地区，苏联学者也持相同的观点，这一时期正是山顶洞人生活时期，也是“尼人”消失之时期，同时又是一部分人类有了铜器的时期，因此，“尼人”消失，山顶洞人出现、印第安人东迁与黄河河谷人类有一次持火铜扩散有一定的联系。印第安人与黄河地区人居住的地理气候相似，在一、二万年进化中仍彼此相似，若印第安人来自亚洲，其源也应在黄河河谷。
大洋洲的古化石爪哇猿人距今90—60万年。昂栋人距今20万年，而中国的元谋人距今170万年，蓝田人距今70万年，北京人距今50万年。中国的早期智人（20万年—10万年）有陕西大荔人、辽宁金牛山人、山西许家窑人。晚期智人生活的时代为 10—1万年前，印度尼西亚群岛，至今没有发现早期智人，而只有晚期智人尼阿人、瓦杰克人（距今4—2.5万年）、菲律宾的的塔邦人（距今2.3万年）、澳大利亚的凯洛尔人、塔尔盖人和科胡那人（距今1万多年），而中国的晚期智人更多，如周口店山顶洞人和四川资阳人。从南亚地区没有发现早期智人遗骸及学者对两地区古化石分析研究南亚地区的晚期智人来自中国的大荔人等为代表的早期智人。因此，用化石分析黄河地区人种在不同时期又分批向南扩散。
七、从黄、白、黑、棕四色人的人口数量、历史分布，特征、进化过程分析现代人类起源地。
依据同源论观点，全人类应当是同一群先祖。黄、白、黑、棕四色人种，各有各的先祖群，各先祖群仍应有一共同先祖。四色人种共有六十多亿，而黄色占大多数，其它各色均为少数。
从四色人的历史分布看，一万多年前，黄种人分布在亚洲地区、欧洲部分地区，南、北美洲等广大的温带地域。黑种人在非洲热带大陆。白种人在欧洲温带草原上。棕种人在南太平洋热带岛屿上。
黄种人在地理分布上范围最广，时间最长。白种人在寒冷漫长的冰期中受严寒影响，其活动区域更小，只能在欧洲南部。从居住环境上看，白种人远没有温带的黄种人与热带的黑种人、棕种人条件好。在冰期中，有限的自然洞是白种人最好的御寒栖身之所。而黄种人在黄河谷地的人工窑洞可成千上万，成片随意开发。热带的黑人、棕人居住环境也较好。
冰期中，三分之二的陆地被冰雪覆盖，冰雪隔绝各区域各色人种的往来。各色人种只能在特定的地区内顽强的独立发展，漫长的数万年或十多万年冰期，使特定地区、特定环境的人种进化成不同肤色的人种。
各色人种的肤色受环境影响而形成不同的肤色，这是各自进化产生的结果。这四色人种的共同先祖肤色应当是特定的、不同于现四色人种的肤色。我们可以设定其为近水色的肤色。将四色人种的共同先祖推至二、三万年前或十几万年前冰期间的暖期。然后用进化论观点，分析四色人种肤色、体高、毛发等形成原因。
首先，黄种人的先祖为生存，破坏了黄土高原的植被，黄土流失严重，黄河成了混浊的黄水河。常年饮用含黄色素的水，食用桔子等黄色食物，栖于黄土洞穴，成天生活在黄土环境中，遗传基因从内改变了人的肤色。因此，此区域的人类随黄土环境形成黄色人种。黄种人与黄土高原及黄河变黄有密切的关系。
白种人的肤色是因为其先祖常年在阳光照射不足的低温带游牧生活环境中形成的，特别是冰期，若干万年的洞穴生活更加剧肤色发白，基因也随之改变。“碧眼金发”是低寒少光导致的。而非先祖生来如此。
黑种人先祖在若干万年的强烈阳光辐射下，皮肤变黑、基因改变也是必然的。棕色人种形成亦同比理，两者的差异与饮食有关及阳光照射时间长短有关。黄种人在强烈的阳光下很快变黑，离开阳光又渐渐发白，说明人的肤色与阳光照射有很大的关系。
关于人的毛发。过去许多人曲解了达尔文的人是类似于猿的动物演变而来的观点。达尔文的本意是人的先祖形态象猿。但人是古猿进化而来没有得到证实，且基因学证实人与猿是近亲，非人类的直系先祖。如古猿是人类的直系先祖，那么人的体毛如何进化退去的，这一基本问题都难以解释清。现我们只能说人的先祖形态象猿但决非猿类。人类在与猿类分支时，身上的毛发仅有现在的头发、腋毛及细微的汗毛等，不可能有厚厚的、长长的御寒体毛。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先祖有厚厚的御寒体毛，锋利的牙齿及发达的四肢，那么，现在的人类也许是猿、虎、豹、熊等其它类的动物。人类对天然火的利用与人工取火就不能产生。
各色人种的毛发是在原始先祖原有的毛发基础上各自进化而来的，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哪一色人种毛发少就进化快，毛发多就进化慢，现四色人种的毛发，是同一先祖在不同环境中进化的结果。
比如，白种人毛发最多，那是白种人为适应低寒环境的自然选择产物，鼻子长是为了保持其体内温度长期进化的结果，作用如同我们现在为了保持室内温度加长烟筒。而生活在炎热环境中的黑种人、棕种人毛发，鼻子正好与白种人相反，且黑、棕人种毛发较黄种人毛发更少，其头发弯曲、蓬松、胡须卷曲如波，鼻子宽大，何也？环境使然！炎热的天气无须毛发御寒，便逐渐消退。头骨的发孔变细，导致头发弯曲，鼻子鼻孔宽大其作用恰好与白人长鼻左右相反，使为了散除体热进化的结果。而黄种人的毛发、鼻子介于黑、白两色人种之间，这也是温带环境影响形成的。
白种人长期游牧，黑种人长期狩猎，运动量大于农耕的黄种人，其身高于黄种人，也是长期进化形成的。
现基因学证明，七、八千年前，亚洲众多的黄种人，由黄河谷地向亚洲边缘地带扩散(应与炎帝、黄帝、蚩尤大战有关)。
所以依据前几节的论证，黄种人的起源地应为黄河河谷，鉴于前一节的对化石论述，棕色人种的起源地也在黄河河谷，白色人种生活在低温带，其历史主要为游牧生活，是铜器前期的历史，该地区也没有最早古文明产生，其来自亚洲地区可能性最大，非洲地区没有产生过最早的古文明，难以认定其为现代人类起源地，所以说黑、白、棕三色人是数万年前或十几万年前黄河地区人群向全球迁移途中遇冰期而长期进化形成的，其源地也在黄河河谷。
八、从各地区古文明产生的时间、原因等方面分析推证现代人类起源地。
我们知道的四大文明古国的文明均产生于各大河的可发展农业的流域，说明定居农业是文明产生的基础。
《全球通史》作者认为人类古文明出现最早的时间是从苏美尔人公元前3500年创造的两河文明开始，其它文明出现的时间依次是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文明，公元前2500年的古印度文明，黄河文明为公元前1500年的商朝文明，中美州和秘鲁文明为公元前500年。其对文明的定义是以制度、文字、阶级等为特征。笔者认为这些特征是人类古文明的后期特征，是生产关系的特征。如果以人工取火、青铜冶炼技术等生产力为特征，那么，从火与铜出现最早，黄种人最多，早期活动区域最广等证据推断，黄河文明要领先其它文明几千年或上万年，且黄河文明独立发展并持续到现在。《全球通史》作者认为苏美尔人的文明是最早文明，其是以文字、制度定义的，是古文明后期的特征，但苏美尔人是何种人，来自何方，又去何处？来去匆匆，仿佛是外星人似的，故以其为文明源头，理据不足。
从上几节论证的观点看，黄河文明在对天然火的利用时间，掌握人工取火、青铜冶炼技术时间上，均远远早于其它各古文明的时间，且一直没有中断。这一切说明，黄河文明的早期文明是其它文明的源头。是人口众多的黄种人（文明的载体）引燃了黄种人周边的文明之火。我们不排除其他人种在其地区有一定的文明基础，只是说在各人种接触的边缘地带，由于文明的相互交流，新的文明之火更旺，发展更为迅速，这是文明传播的基本规律。其文明的中心点、起源点在黄河谷地。
结合上几节的推证，我们不难想象出这样的历史画面：
在十多万年前，会人工取火的人类先祖，以黄河为源地，向全球扩散，遇冰期，文明发展受限。在二、三万年前，又一批掌握青铜冶炼技术及农耕技术的人类，再次向全球扩散，又遇冰期，形成四色人种，各自文明独立发展。由于环境的差异，文明结果不一，以黄河文明为最好，发展最快，人口最多。最后一次冰期后，也就是一万多年前，黑、白、黄三色人种在其所处的边缘地带，即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尼罗河流域相会，以黄河文明为主导，产生了更新、更辉煌的文明，以及新的人种。这一点推论是基于黄河地区火与铜产生最早、农耕最为古老，黄种人最多而言的。
而古印度的微黑人种亦为黄河人种一分支，是人工取火年代迁至印度河流域发展农耕的人群，其在黄河文明的基础上，创造了古印度文明，直到白色人种雅利安人入侵后，而形成新的人种。
属于黄种人的印第安人则在美洲地区以黄河文明为基础独立发展。
棕色人种（亦为黄河人种分支）在南太平洋岛屿上，由于种种原因，文明难以产生发展。
不难看出，黄河谷地为所有古文明的重心、中心、源头。
黄河文明在古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兴起之时，相对落后了。其原因有三：一是其为中心位置，与边缘文明交流机会少；二是此区域内人口众多，发展文明的物质资源有限；三是此区域内发生了古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炎黄之战、炎黄与蚩尤之战。此后，时常内战，从未中断。
所以，黄河文明为世界各地区文明的源头，以此佐证现代人类起源地在黄河河谷。
九、从中国古代传说中分析推论人类起源地
关于古人类的传说，虽神话成份颇多，但除去神话部分，仍能印证人类起源过程中每一阶段的变化与发展。虽然传说不如文字准确，但“口碑”也是极为重要的证据。代代相传的“口碑”除去神话等成份，并结合人类起源进化中发展每一时期的基本规律，仍能看出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轮廓。
首先，中国人说自己是龙的传人，这是人是由何种动物演化产生的问题，如同我们现在认为人是由猿演变而来的假说。也就是说，中国人先祖也曾考证过人类起源于何种动物，或者说龙是人的先祖是中国人先祖用语言代代相传的“人类起源学说”。至于“龙”是何模样，后代人在想象中描绘形成现在的四不像动物—“龙”。
其次，关于盘古一手持凿，一手持斧开天辟地的传说，可以推证为旧石器时代（或更早的年代），古人类在黄河河谷开辟生存活动空间—人工造穴，砍伐树木，放火烧荒，混沌初开之时，人们与天地作斗争的情形。
女娲造人是人类母系社会的表现。
有巢氏建巢时代是人类“穴居”转为“房居”时期。
燧人氏钻木取火表明人类进入人工取火、制陶、冶炼时期。
伏羲氏时期是人类进入渔猎、畜牧、八卦、算术、天文时代等。
神农氏（炎帝）时期是农耕、医药、大规模用煤冶炼铜、铁的时代。
黄帝时代象征着人类进入了文字、宫室、船车、货币、弓矢、指南针等更为文明的时期。
嫘祖发明蚕丝象征着女性进入纺织时期，等等。
当然还有更多的传说，比如炎帝、蚩尤与黄帝大战。
这些传说除去神话、政治、迷信等因素，基本事实是存在的。因为人类就是从这些阶段发展而来的，只是在时间上太模糊，很不准确，每个阶段也许就是成千年、或上万年，离现代愈远时间跨度愈大。
现代科学技术用碳14测定，炎帝时代距今七、八千年，黄帝时代迟于炎帝时代500余年，蚩尤与黄帝同代。
有必要在此进一步分析这一时期黄河河谷周边发生的炎、黄、蚩尤大战。炎帝时代农耕已很发达。“炎”又是火的象征。炎帝死后葬于山西高平，高平附近的煤及高平人的手工铜铁业至今流传不衰，说明当时煤的广泛使用与铜、铁冶炼技术发达。
蚩尤的生活地在山西运城盐池南边中条山下（有蚩尤村为证），中条山的铜矿遍山都有，蚩尤应是铜业的代表。彼时蚩尤又管理着盐池，又为盐业的代表。蚩尤部落为炎帝部落一部分。而黄帝最初的部落在陕西北部，亦属炎帝部落。黄帝死后葬于陕西，也说明黄帝最初部落在此区域游牧生活。黄帝部落后顺洛水南下，由黄河河谷进入河东，战胜炎帝后代部落蚩尤后，从游牧转为农耕定居。
黄帝部落先与炎帝其它部落发生激战，最后与蚩尤部落决战，将蚩尤在山西运城解州杀死肢解，“解州”以此得名。传说蚩尤血流入盐池使池水变红，说明这次战争异常残酷、规模巨大。传说战争中蚩尤部落人铜头铁额，会铸刀造戟，会施用烟火雾气战术，而黄帝部落作战工具为驯养的虎、熊等野兽。最后黄帝打败蚩尤。蚩尤余部纷纷南逃，后发展为南方的苗、黎等少数民族。
从作战双方使用武器说明这次战争性质是手工业部落、农耕部落与游牧部落之争。
这次战争导致此区域及周边人群向更远的四周扩散。人类基因测定，在距今七—八千年间，黄种人以黄河河谷为中心向四周扩散形成了西藏人、蒙古人、朝鲜人、日本人、东南亚人及中国南方等许多少数民族人。
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这一地区发生的战争从未间断过，如匈奴与汉朝、蒙古族与宋朝、满族与明朝等等，所以上述分析炎黄蚩尤大战性质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这次人类的扩散是基因学证实的，那么在此之前还有多少次不同或相同原因，导致人类扩散，我们只能依靠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与基因科学进一步推测论证。
上述这些传说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之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尚未出世。历史是按其规律发展的，无论有无学说，人类仍然按照既定的规律变化、发展。
为此，笔者多次去黄河地区考察人类有无穴居时代。在考察中，发现了大量的古窑洞，虽大都是很晚期的窑洞，但人类“穴居”的遗迹仍清晰可见。同时，发现几处有考古价值、旅游价值应发掘的土陶时代遗址。
并发现了清代咸丰二年石碑，某姓先祖旧居被称为“故穴”。雍正二年的石碑将黄土窑洞称为“佛洞”，这“佛洞”应是后来所有神庙的邹形。等等
中国古代传说及现实证据说明，人类从黄河河谷的“洞穴”，一步、一步地艰难而顽强地走上高原、平原或更遥远的地方。人类是由此谷地起源向远方发展的。
十、用全新的方法综合分析探寻现代人类起源地
我们已从不同方面（人工取火、青铜冶炼、四色人种、古化石、古文明、中国的传说、黄河河谷的遗址等）分析论证人类的起源地在黄河。
由于其它的起源说往往是以单一的证据，从某一方面片面地从古向今顺向推证，因而难以探寻到人类客观存在的源地。现我们采用已知的各科知识，以全人类的四色人种及整个人类历史活动的痕迹、遗迹为证据，采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严格遵循历史发展规律，从现在向远古逆向论证。这样的论证，如果关键环节无误的话，就一定能寻找到人类的起源地。
现在，我们已经从人类最大部分的黄种人为主线，结合其它方面证据，推论出主要人类的起源地—黄河与黄土高原形成的河谷。就是说这些黄种人，无论其为何国、何族、何姓，其先祖在石器时代，均生活于黄河河谷里的某一洞穴。
其它三色人种先祖也极可能出自黄河河谷。为此再做进一步的分析推证，一般认为，在距今4、5万年前，晚期智人形成的时候，四色人种也开始形成，参照地球最后一次冰期时间（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所处的时代正处于冰期高峰，当时气温比现在低7-8度），再依据美国人类学家洛林·布雷斯认为人类在特定的条件下，5000—10000年时间就可以形成新的群种之观点。（这是他推认中东智人和欧洲智人是由尼安德特人进化时所持观点）。笔者认为在二、三万年内形成四色人种更是有可能的。
非洲起源说认为距今4—5万年前的现代智人（即四色人种的先祖）起源于10万年前的非洲，并从非洲扩张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当地的直立智人和远古智人。走出非洲的这一部分人进一步演化成现代智人。其证据主要为化石资料，认为最早的智人化石都出现在非洲（即6—13万年的化石较多）。问题是这些化石是哪一色人种的先祖？没有定论。
中东地区以色列加尔默山的斯库穴发现的智人遗骸，碳14测定也为1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比法国的克罗马人和德国的尼安德特人要早三倍年代。且各方面论证这遗骸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人。这遗骸的先祖来自何方？又是何种人先祖？也无定论。
如果说四色人种的先祖在非洲产生，就是说在5—10万年前，四色人的先祖就生活在炎热的非洲，至少在此又生活了5—10万年。也就是说四色人种的先祖已经是黑色的。那么其后代又是如何演变成其它三色的？
我们不妨借用笔者第七节四色人种形成法，那就是说，在四、五万年前或二、三万年前黑色人种由非洲扩散到寒带或温带，由于冰期相隔，形成了白色人、黄色人。现问题是基因已改变的黑人是否能在寒带、温带形成白色人种或黄色人种？黄色的变白色或黑色相对容易，但由黑变黄或白，相对困难。再说非洲当时没有早于黄河谷地的铜、火技术，热带黑人又如何成批去寒带狩猎、游牧？又如何在温带的冬季生存？再有，白人与黄人的传说中也没有提到他们的先祖是黑人。纯黑的人种在二、三万年内形成白、黄、棕人种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我们不排除五万年至十万年前非洲有黑种人，但现在的黑人可能是黄河地区人祖与当地土著人形成的新的人种。况且，黄河地区也有许多古化石，如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20万年前的大荔人等。几乎与元谋人生活的年代相当的山西芮城西侯渡遗址，发现了更明显的用火痕迹。西侯渡就在黄河谷地。这说明黄河谷地人类用火年代比我们想像的要早的多，是非洲等其他地区难以相比的。
有的外国人认为，中国人因关闭自守自认为其是“中央之国”，是对世界不了解的表现，这是片面的看法。正如每一个人的乳名，不可能是自己所起，是先祖与别人叫起的。“中央之国”说明黄河谷地是黄河地区与外部人在几乎跑遍地球陆地后认为的。如十多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足迹遍及全球，表明不只有现代人才可以走遍全球，古人类同样用自己的双脚可以走遍全球任何可到达的地方，且没有什么国界阻隔与限制。只要有火与铜器，凡是有水有食的地方，古人类均可到达、生存。因此，当时的人类认为黄河谷地及周边地区是“中央之国”是可信的。并且“中”含有“源”之义。
非洲有许多古老化石，只说明古人类或古猿在此生活过。若其化石若是猿的话，或古人类化石已无后代，就难以用化石的最古、最多来认定是人类的起源地。再从地理位置上看非洲其实是亚欧大陆凸出的一个半岛，其中动物与亚欧大陆密切相关。亚欧大陆的原人类迁居非洲是完全有可能的。
根据美国底特律市维恩大学古德曼教授与其他生物学家，一道分析人与巨猿的基因构造时发现：人与大猩猩、黑猩猩这两种巨猿只有1%的差异，这说明，人类与巨猿仅有亲缘关系，猿不是人类的直系先祖。在500万年—1000万年间或更早的年代，人与猿分开了。
仅用化石的古老与多少，推证人类起源是片面的。只有用现在人类所有的证据向远古人类逆向推证，且每一步论证都环环相接，才有可能找到人类的起源地。
用化石证明东非是人类的起源地，不能令人信服。
有的学者认为中亚是人类的起源地，其理据亦不足。因为人类是热带或温带动物，地球上的几次冰期有的长达数万年、十几万年或几十万年。冰期中，这一地区冰天雪地，人类难以生存。所以中亚是现代人类的起源地，也令人难以信服。
也有的学者认为，南亚次大陆是人类的发源地，其理据是基于南亚的褐猿与人类比非洲的黑猿和大猿与人类亲缘关系更近等。基于非洲起源说理据不足，南亚次大陆也难认为是人类的起源地。
所以说，黄色人种之外的三色人种来源于黄河谷地可能性最大。
那么，黄河谷地的人种是从哪里来的？是自生的，还是外来的？外来的，是从何而来？是自生的，又如何产生？是猿变的，还是其他动物变的？综合上述论证，结合古猿变人假说及海猿变人假说，现笔者提出新的假说，人的先祖为“水龙猿”，且产生于黄河谷地。
十一、新的人类起源说—“水龙猿”假说
笔者之所以将人祖定为“水龙猿”，其理据有如下几点：
关于古猿变人说，因发现的古猿化石到现代的人化石的所有的证据链中有的环节未证实，以及人的毛发、体毛是如何进化的，用进化论难以解释，加之基因科学证实猿非人先祖等等，故我们不能再坚持猿变人之说。
有的学者根据人是喜水动物，发现人的许多的生理特征是存在于海豹、海豚等水生哺乳动物身上的。比如，所有的灵长类动物都是浑身有浓密的毛，而人与水兽一样，皮肤裸露没有体毛；再有，灵长类动物是没有皮下脂肪的，人却与水兽极其相似，人是有皮下脂肪的；第三，人类眼腺分泌泪液以及排出盐分的现象，也是水兽所具有的特征。这在灵长类动物中是绝无仅有的；还有，妇女在水中分娩是没有痛苦的，婴儿天生的喜欢水，并有游泳的本领，这些都说明了人类与水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
因而提出“海猿说”，其根据是在800—400万年前，非洲曾有大片的陆地被海水淹没，推测部分“古猿”被迫下海生活，进化成“海猿”。几百万年后，海水退去了，海猿重返陆地，成为人类的先祖。这一学说仍是基于古猿变人学说为基础的。虽然这与笔者提出的“水龙猿”有相似之处，可借鉴参考。但其仍没有脱离古猿变人说，且部分海猿下海生活，理据不足，所以视其为古猿变人学说的延伸。
笔者提出的“水龙猿”。其中的“水”是借鉴“海猿说”人与水有密切关系而言。“龙”则是基于中国人（黄种人）言其是“龙”的传人，以及几千万年前出现在地球上的恐龙虽大部分灭绝，但仍有个别品种生存下来，如鸡、鳄鱼等仍是恐龙的后代而言。人类的先祖也有可能是恐龙时代生活在水边的两栖动物进化而来的。“猿”是因为基因科学证实人与猿有亲缘关系，且人的先祖形态像猿猴而言。
那么，我们可以推测一千多万年以前，我们的先祖形态相似考古发现的18000年前的普罗猿形态。他们生活在温带或热带的海洋、河、湖边，是水陆两栖动物，大如猴子，身上无体毛，但有头发、腋毛等。常年在水边捕食昆虫、采食野果，不时与有亲缘关系的猿、猴在河滩上嬉耍。也许他们是某种恐龙的后代，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先祖—“龙”。
其头发的作用是为隐蔽、保护自己，为捕食需要而生长出来的。腋毛等是为防止水中生物侵扰而生。均是生来具有的。其毛发如同虎、豹身上的花纹，或青蛙身上的颜色，是适应环境的产物。由于其是两栖动物，且生活在温带，身上无需体毛。他们每天在水中捕食，然后上岸采食野果，晒晒太阳，有的找个洞穴，生儿育女，与其他动物一样，正常繁衍生息。
只是后来有一天，气候发生变化，天气变冷或海水突然落潮，被迫走上陆地，为御寒迫使他们本能地钻入岸边洞穴。他们为了寻找温暖的地方生存，本能地接近火、利用火，后又发明人工取火，一步步进化成现代人类。
人类只所以能成为万物之灵，除本身素质外，说明人类在进化中还有许多特殊的环境突变。因人类适应了环境才演变成了现代人，这也是进化论中的观点。
综上所述，人类进化的路线图为：
一千多万年前，在黄河与黄土高原形成的河谷中生活着现代人类的先祖—“水龙猿”。由于气候、地理等环境变化，生活在水中的人祖，在五百万年前后，被迫生活在陆地上。由于其特殊的怕冷体质，只得寻找洞穴、接近火源。二百万年前后，人类会利用天然火取暖、熟食，一百万年前后会人工取火。五十万年前后，持火向全球扩散。二十万年前后，现代四色人种之先祖开始形成，并分批分期再次走向全球。十万年前后，炼铜技术出现萌芽。五万年前后，铜器用于狩猎、游牧、农耕。人类再次大规模地向全球扩散。由于冰期的影响产生了四色人种。一万年前后，四色人种的分布区域基本形成，且文明出现萌芽。而黄种人分布地域最广、人数最多及产生的文明一直遥遥领先。在黄河文明的影响下，其他各地文明进一步发展。
结束语：
人类历史中横躺着人类未来的秘密，探寻人类起源是为了人类更美好的明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