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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双语教育,是指借助少数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教学,进而过渡到汉语的使用和学习,达到掌握使用多数民族语言的一种教学模式,这是针对少数民族学生而设的一种双语教育形式。壮汉双语教育体制是我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体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广西壮族聚集区推行的一种特殊教育模式。“所谓壮汉双语同步教学法,就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同时使用壮、汉两种语言文字,按照一定的结合方式进行双语教学。壮汉双语‘同步’教学的基本步骤:学生在学前班阶段集中学习壮文,要求能够熟练掌握壮文的声母、韵母、声调和拼音方法,并能具备对壮文音节的直呼能力。在这个前提下,从一年级开始进行壮汉双语‘同步’教学。”壮汉双语教学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同时使用壮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相辅相成的教学模式,依据壮族儿童的思维方式使用壮语进行教学,在儿童能熟练使用壮文的情况下逐步过渡转入到使用汉语教学,使儿童更好地接受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文化。建国后,随着新壮文的创制,广西的壮汉双语教学模式从50年代开始发展,在中小学初步完成双语教学的模式,但是到了期间,这种教学模式被中断,直至1980年,广西区党委恢复推行使用壮文,壮汉双语教学模式一直沿用至今,这几十年来,广西的壮汉双语教学模式虽然历时短暂,但是在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上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壮汉双语教学是贯彻落实党民族平等政策的具体表现
中央政府十分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在以后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基本法律和政策。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招收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可以用少数民族通用的语言文字教学”即各民族不论人口多少,经济发展的缓慢都能享有使用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语言平等也是民族平等的一个重要标志,贯彻落实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相关规定,不仅有力地保障了少数民族语文的使用和发展,还更有力地推动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发展。“马克思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从语言在社会和民族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它对民族关系方面的影响出发,主张和坚持各民族语言一律平等,反对民族语言的任何歧视和限制。由于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标志,这一内容和标志又将关系到每个民族的政治权利和各民族之间的友好团结,因此,能否尊重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就是能否尊重一个民族的平等地位和合法权利的问题。”双语教学的实施是建立在依赖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天然条件上,过渡到主体民族语言的学习,进一步掌握主体民族的族际语,融入语言多数民族。壮汉双语教学模式就是为了让壮族儿童更快地学习掌握主体民族汉族的文化,融入社会的发展中。
我国各民族操持不同的民族语言,从政策上保障语言发展的平等自由,对较弱的语言是一种保护,保护其语言文化的独特性,在保护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发展,壮汉双语教学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因地制宜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教育举措。1900年广西区政府确定壮文进小学的办学方针,即“以壮为主、壮汉结合、以壮促汉、壮汉兼通”(简称“十六字”方针)。这个方针的制定和确立给壮汉双语教学指明了方向,“以壮为主”是基础,“壮汉结合、以壮促汉”是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壮汉兼通”。这种相互促进的教学方式从根本上提高壮族地区的科技文化,巩固和发展了民族团结友好关系,最终达到各民族的平等、团结、繁荣进步。
二、壮汉双语教学模式是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的有效措施
提高少数民族的教育质量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好双语教育问题。以南宁市为例,长期以来,在南宁市内或者城乡地区使用单一的汉语教育模式有很大的成效,但是在农村地区却收效甚微。南宁市的壮汉双语设置学校总共有28所,教学点基本上都是分布在乡镇的农村地区。这主要是顺应壮族儿童的语言和思维方式而特设的一种教育模式。广西壮族的农村地区在经济、文化上相对落后,在农村成长的壮族儿童在入学接受教育之前接触到的都是壮语,基本上很少使用汉语,交流、对话方式都是用壮话进行,如果让壮族儿童一入学就使用汉语授课,他们无异于听天书。“广大农村的壮族群众,特别是偏远山区还有大批人不通汉语,尽管使用汉文教学,但壮族的学生历来都习惯于用母语进行思维,在接收信息和处理信息上往往要经过‘转译’等加工程序,语言的障碍,导致了壮族地区初等教育教学质量不高,如识字教学、阅读教学、造句、作文和数学教学等都存在着壮汉互译的过程,增加了教学的难度,所以不通汉语的壮族地区教学质量同汉族地区有较大的差距。”壮汉壮语教学的实施是建立在民族教育的特殊性上,这种教育模式更好地发挥民族语文在汉语文学习中的作用。壮汉双语教学是一种过渡型的双语教育,其目的是将儿童从讲壮语转入到汉语的学习使用环境中,其潜在的目的是在社会上和文化上融入汉族的生活,也有效地解决国家基础基础教育的普及与提高的矛盾。
实践证明,双语教学有利于促进思维的开发,更能增强学生的学习能力。在壮族地区实行壮汉双语教学的学校,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好于汉语单语教学的学生。上林县下设三个壮汉双语教学点,分别为:上林县大丰镇黄周小学、上林县塘红乡石门小学、上林县塘红乡龙祥小学,通览该县2008年秋季小学期末各校文化素质检测成绩,发现皇周小学语文、数学的及格率分别为87.27%、89.14%,它已经超过了小学重点校70%及格率的要求,跟小学重点学校相比,及格率不相上下。按照县教育局的相关要求,小学重点校及格率要达到70%,乡镇所在地学校要达到60%,农村小学达到30%。而地属农村小学范围的皇周小学的及格率远远超过了30%的要求。这不能不归功于该小学实行壮汉双语教学模式对学生思维、语言的大力开发。上林县其他进行双语教学试点学校的成绩相对进行单语教学的学校的成绩要相对优秀,如唐红乡石门小学多年来学生的初考成绩一直保持在前三名。这说明了壮语在学生掌握第二语言(汉语)的过程中有积极的作用,这两种语言在教学过程中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从而有效地提高壮民族在农村地区的教学质量。壮汉双语教学的模式为壮族教育发展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
三、壮汉双语教学有利于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
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没有文化参与的语言教学就像是在展示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壮汉双语教学使用与壮语相伴的继承文化意识的培养和多元文化,这是壮族教育的一个重要因素。语言和文化是相互渗透互为一个整体,一个民族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相关文化都需要语言来记载,没有文字记载的民族也需要语言来口耳相传,世代传递。民族语是维系少数民族文化、民族感情的载体和纽带,人们在学习和使用壮语的过程也是在学习和继续自己的民族文化。“少数民族语言文化被有意识地包括在语言教学和学校物质和精神的整个环境中。这种做法尤其有助于鼓励学生加入到自己的继承文化中来。因为少数民族语言的语言能力,并不能为在青少年时期和成年人时期对这种语言的继续使用保驾护航。因此,如果想使少数民族语言成为一种有用的和被使用的语言,对其文化的适应,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在学校中,培育一种少数民族语言,而不去开发其文化,或许是在为一个将死的器官配置一只生命助动器。而在创收少数民族语言的同时,促进其文化的发展,则可能是为这种语言和文化注入一支维持生命的强心针”保存一种语言也是在保存一种文化,壮汉双语教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在保护壮族文化,而壮文进学校不仅仅是立足于保护的角度而已,更注重于再保护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文化。
广西区2001年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壮文进校实验工作的意见》中强调“在壮汉双语教学中,要努力培养学生热爱本民族语言文字、热爱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热爱本民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培养学生热爱汉语文和各民族的思想感情,培养学生掌握运用壮汉双语文的基本能力,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思想品质、文化品味”。在步入信息化的今天,少数民族语言濒于灭绝的危险,这不止是在我国,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危机意识,因此对民族语言文化的保护迫在眉睫。双语教学也成为一种保存语言的有效途径。壮汉双语教育成了保护和发展壮语的最佳方式,通过教学的方式不断扩大使用壮语人口的数量,间接上推动了壮族文化的发展。壮族聚集区有大量的民间宗教、艺术、文化,都是使用壮文字作为记录的方式,如壮族歌谣的古籍和资料的整理也需要壮文,这无疑是对壮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保护和传承。无论在过去还是现在,具有民族特色的壮族文化都需要壮文来记载,需要通过壮语这个语言载体来推动壮族文化的发展。
四、壮汉双语教学有利于文化多元化发展
何谓多元文化?科林•贝克指出“多元文化主义的基本思想包括以下内容。两种语言和两种文化可以使人产生对社会的双重或多重的看法。会讲一种以上语言具有一种以上文化背景的人,有着更大的敏感性和同情心。他们更有可能去搭建沟通的桥梁,而不是设置壁垒和划定界线。多元文化主义不会带来同化主义环境中的减少性状态,相反,它赋予了人更多的东西,使过程具有增加的性质。从理想上讲,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人会对他人和他人的文化表现出更多的尊敬,不像单一文化背景的人那样古板地表现出更多的偏狭和文化上的内省。”实施双语教学是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各个不同民族传统文化的相互汇聚交融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少数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承。双语教育有利于保持语言的多样性和文化的多样性。双语教育培养出大量的双语人,这些双语人加强了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各个民族间出现大量的双语人才会产生双文化或多元文化现象。因此壮汉双语教学模式顺应了多元文化发展的潮流。
我国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创办初期是为了解决运动员文化素质偏低问题而采取的措施，为此，对各附属竞技体校的学生采取“亦读亦训”的培养模式。所谓“亦读亦训”，“‘读’是指按文化程度分年级（初中一年级至高中三年级）编班学习普通中学文化课程；‘训’是指按专项技术水平分项编队进行训练。”从1979年9月第1所北京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校建立，到1987年9月成都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校创办，历时8年。这期间，各附属竞技体校都处于探索阶段，对于“亦读亦训”既无经验可以借鉴又无明确的发展措施，所以，只能按照“积极、慎重，处理好需要与可能、普及与提高、重点与一般、当前与长远等方面关系”办事，并在体教结合中尝试这种新型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模式。
1.2附属竞技体校发展阶段：“亦读亦训”逐渐以“训”为主
经过8年的发展（1979-1987年），各附属竞技体校在探索中逐步建立起了“亦读亦训”竞技体育人才培养模式，并且形成了各自的优势项目和办学特色。例如：艺术体操、女子举重、皮划艇、自由式滑雪等分别成为了北京体育学院、沈阳体育学院等附属竞技体校的优势项目。与此同时，各校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感召下，都全力以赴抓竞技成绩，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绩。例如，武汉体育学院附属竞技体校培养的学生运动员张香花在第24届奥运会上夺得一枚银牌和一枚铜牌。诚然，1979年国务院批准建立附属竞技体校是为了国家备战奥运会，为了培养高素质的“奥运”后备人才，但当时的初衷是为了寻求解决运动员的文化素质问题而做出的一种新的尝试。竞技成绩的取得却让附属竞技体校的办学初衷越走越远，“亦读亦训”逐渐变为以“训”为主。尤其当国家体育总局竞技体校经费投入管理办法的出台，更是加速了“亦读亦训”的分家，这是因为，“国家体育总局每年度经费投入包括三部分，即基本投入、办学效益投入和奥运重点项目投入，经费投入的多少以办学效益作为主要依据。另外，还制定了竞技体校办学效益评分方法，训练成绩占70％，文化教育占20％，科学研究占10％，在量化加权基础上统计各校每年投入万元办学效益分。”从上述中可以发现，文化教育仅占20％，奥运争光战略成为了各校的办学目标，此时，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渐渐沦落到次要的地位。
1.3附属竞技体校转制调整阶段：“亦读亦训”“读”流于表面
2001年，除北京体育大学继续由国家体育总局直接管理外，上海体育学院等5所院校划归地方管理，与此同时，各附属竞技体校也随之划归地方管理，但是，在业务指导和经费投入上仍由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目的是为了继续保留优秀运动员和后备人才培养基地。由于这一时期各体校已在办学、训练条件等方面初具规模，并且分别开设了奥运项目，为了继续保持“国家奥林匹克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也为了继续保持院校各自多年形成的办学特色或优势项目，各院校划归地方后不仅更加重视了竞校的发展而且也加大了资金投入，人才培养以竞技体育为导向，“亦读亦训”完全变成“训”了。
2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文化教育研究所思
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在过度追求金牌战略，以牺牲学生文化教育权利换来的暂时功绩，不仅不利于我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而且给国家、社会以及运动员个人都带来了沉重的压力。
2.1文化教育嬗变所带来的短板效应
对一名运动员来说，取得好的运动成绩固然是他们所追求的目标，但这并不是他们生活的全部，文化教育的好坏不仅是运动员个人成长中一个重要环节，而且更会涉及他们生活的全部。
2.1.1文化教育缺失使运动员竞技成绩提高屡遇瓶颈
现代竞技体育中每天的训练、竞赛需要运动员完成许多大量复杂的动作及专业技巧，在学习、掌握及如何熟练运用这些动作、技巧时，就要求运动员有较高的文化理论基础做铺垫，否则他们难以理解训练中的原理、动作或技巧。但由于当前竞技体育领域中各方利益的存在使得运动员的文化教育支离破碎。这种牺牲运动员文化教育的短期效益无异于竭泽取鱼，对于运动员本人来说，没有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是人生的缺憾，更为未来运动成绩提高留下了隐患。
2.1.2文化教育缺失使运动员后续学习深造难以为继
运动员的运动生涯是短暂的，尤其对于那些“小龄”项目的运动员来说更是如此。那些“小龄”项目的运动员多从7、8岁开始便进入体校进行训练，在此期间他们每天需要接受大量的训练，参加不胜其数的比赛。训练、比赛占据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几乎没有时间接受文化教育，他们与同龄人相比错过了小学、初高中、大学等宝贵的学习时光。等他们退役后想再去接受文化教育时，为时已晚。他们想重新拾起课本学习已变得困难重重，为退役后的二次就业留下了难题。
2.1.3文化教育缺失使运动员退役后处于劣势
我国竞技体育人才都将面临退役后的就业、谋生问题，早期的高水平竞技人才退役后由国家安置就业的情况，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目前运动员退役的出路主要有组织安置、上大学、自谋职业三类。现在极少数特殊人才能够得到组织安置，对于大部分退役运动员来说，或者走上大学继续深造之路，或者选择自谋职业之道。这对于那些从小就在封闭的环境里进行训练、比赛的运动员来说不仅仅是一个挑战，更是人生的重要抉择。运动员文化教育程度不高，体现出“无技能、无水平”的特点，与同龄人竞争时处于劣势状态，这也正如前全国女子举重冠军邹春兰所说，自己文化水平不及小学三年级，连拼音都无法拼全。正是由于文化教育的缺失，导致许多运动员退役后许多岗位无法胜任。虽然，国家在这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障退役运动员的就业、安置问题，诸如：“《关于进一步做好退役运动员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自主择业退役经济补偿办法》以及《关于做好运动员职业转换过渡期工作的意见》等等，但这些年来所取得的效果甚微”。尤其是2007年国家六部委联合印发了《运动员聘用暂行办法》，这意味着运动员退役后将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自主择业，与其他各类人才去竞争谋业。
2.2文化教育嬗变所产生短板效应的原因
运动员文化教育不仅贯穿运动员个人一生而且涉及运动员运动成绩、学习深造、就业等各个环节，由于存在着各方利益，遂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2.2.1思想认识的局限性导致了“亦读亦训”从一开始就偏离了方向
我国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特殊时期的产物，当时全国上下在竞技体育优先发展战略的指导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不仅按照“‘思想一盘棋、组织一条龙、训练一贯制’的要求，建立和完善4级训练网的制度，同时还提出了调动各行各业办体育的积极性。”举国体制使竞技体育得到了优先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了竞技体育的具体行动纲领，这为我国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在那时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已在竞技体校形成，于是，培养有文化有技能的高水平学生运动员的附属竞技体校在具体的实践中却出现了教育与体育脱节，重视训练轻视学习的现象。追根溯源，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竞技体育的大环境使然，也是当时我国国情发展的必然。
2.2.2政策执行的不力导致了“亦读亦训”成为上行下达的瓶颈
我国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采取“亦读亦训”形式培养优秀运动员，既可以保障各校能够为国家输送更多的高水平后备人才，又可以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利用，为他们将来走上社会奠定良好的文化基础。然而，2001年的管理体制改革，使各附属竞技体校原有的优势渐渐失去，随之而来的是在人才招生、输送以及就业安排上出现了诸多问题。如果各附属竞技体校真正实施了“亦读亦训”，向上输送人才困难可以借用本校的条件使这些学生读本科或走上社会就业；但现实的情况正好相反，“读”成了表面的事。体制虽然改变了，但相关的政策保障没有及时跟上从而导致了所谓的“亦读亦训”成为各附属竞技体校发展的瓶颈，由此不仅仅造成了国家竞技体育人才资源配置的浪费，而且也造成了地方院校人才培养的困局。虽然，国家体育总局为了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但在现实中收效甚微。
2.2.3考核评价机制的失衡导致了“亦读亦训”成为一对不解矛盾
我国附属竞技体校文化教育之所以出现学训矛盾，应该说从一开始人才培养的考核评价机制就出现了问题，即附属竞技体校人才培养是以竞技体育为导向，以奥运战略为最高目标。在这样的指挥棒下，各附属竞技体校虽然贯彻“亦读亦训”的办学方针没有改变，但是各校以竞技体育利益为导向的价值评价标准是影响“亦读亦训”尺度的重要杠杆，各校重视运动成绩，轻视文化成绩的现象已成为了一种常态。在对学校评先、教练员考核、学生评优，发奖金、升学等问题上均以运动成绩和金牌数量衡量。各附属体校所有工作都以金牌为中心，文化课及文化课老师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最直观的表象是，教练员与文化课教师之间出现不和谐的音符，教练员只抓训练、比赛，如果竞技比赛与文化课的时间冲突，给竞技比赛让位。文化课教师认为学生不重视文化课学习、上课不认真听讲、坐不住，常给老师出难题。文化课教师常常也很苦恼，无奈之下常采取照本宣科应付工作。
3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文化教育研究发展的建议
我国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特殊教育”学校，这种学校由于形成背景的原因，肩负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如今，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类学校的定位，重视这类学校的文化教育，这既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也是时展的使然。
3.1转变思想认识，构建相互协调的运行机制
国家利益至上，这在任何时候都无可厚非，我国竞技体育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金牌”的内涵已逐渐发生了改变。为此，各附属竞技体校一定要转变思想认识，要重新审视各自的培养目标，理顺在竞技体育方面人才培养的方向，在文化教育方面人才培养的标准；理顺在竞技体育人才训练、比赛方面与各自地方体育局、国家体育总局之间的关系，在文化教育方面与所属院校等教育部门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整个运动员文化教育体系的良性运转，并在运行过程中坚持责、权、利对等原则，各有关单位责任落实到部门，落实到人，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以防相互推诿。
3.2弱化金牌效应，强化综合素质考核机制
各体育院校附属竞技体校的上级主管部门，应积极落实运动员文化教育工作，采取必要措施，在金牌问题上，要弱化金牌效应。长期以来，竞技体育唯“金牌”论一直左右着他们的执政思维，由此，运动员文化教育也一直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现在，我们要打破竞技体育唯“金牌”论，强调对各附属竞技体校考核中，加大运动员文化教育方面的考核比重，由过去20％提高到现在的40％。与此同时，强化综合素质考核。这就要求各附属竞技体校不仅要积极探索运动员文化教育新模式，注重运动员的文化教育，将学训结合起来，更要增强以人为本的责任观，把运动员的文化教育与竞技体校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彻底打破现有运动员文化教育培养模式。
3.3关注运动员终身发展，构建文化学习的激励机制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的阶段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13-JKGHB-0023）
近些年，伴随着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逐渐暴露了出来：大学生社会就业面临诸多困难，其市场服务能力饱受诟病，文化素养的“低迷”与人格操守的“失范”更惹非议。社会对大学教育质量的质疑不言而喻。这种质疑一方面说明大学作为传承文化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它的重要性是被社会认可的；另一方面也明确表明了当代大学教育与现代社会发展需求存在隔膜。这种隔膜既有地域上的隔断，更多的却是文化上的阻隔，即大学生文化培育与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协调。基于这种现实，拓展文化教育视野，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已经成为众多高校共同面临的课题。
当下，在我们为美丽的中国梦奋斗的时候，首先面临的是文明的崛起与民族的复兴。这要求我们必须真正了解我们的文化历程，重新审视我们的文化内涵。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有的文化基础并不丰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人们为工业文明而奋斗的时候，文化传承走向边缘，“现代”对 “传统”的遗弃是决然的。今天，面对滞后于经济的文化发展现状，面对社会文化的停滞和庸俗，在哀叹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时候，众多拷问的目光首先投向了大学。就大学自身的职责和使命而言，它是承担文化教育的高等平台，无疑承担着更多的文化传承责任和文化复兴使命；就文化的发展而言，大学是社会文化的引领者，当大学在文化之
路上迷失方向的时候，社会文化很难不脱轨。大学的文化教育如何才能唤起国人的文化自觉、激发民族力量？这一切问题都提醒我们不能再漠视大学文化教育机制的建设与走向。
事实上，自中国现代大学教育机制建立以来，大学教育为切合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一直实行“专业”化教育，社会应用性的功利追求高，文化传承意识低。这虽然是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但我们不能忽视形成这种教育传统的思想与制度渊源。在近、现代时期，中国与传统的决裂自1905年科举制废止开始，至五四兴起，彻底的“反封建”成为一面思想旗帜，对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的决裂式批判使其成为中国进入“现代化”时期的标志。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被毫无质疑的贴上了“消极”的标签，“反传统”成为文化革命与创新的具体表现。其后，民国政府明令在学校教育中废除经科，传统文化的传承中从此失去了教育这一最大载体。这种在文化与思想上逐新弃旧的风尚对中国现代大学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古典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可以说“中国现代大学从一开始就没有植根于中国文明传统之中，事实上中国现代大学的诞生恰恰以与中国传统文明断裂为标志”。
伴随着有意识的、系统的民族文化传承体系在大学的消失，对经典文化传承的漠视成为一种新的教育传统，这种教育所带来的文化失落在今天已经有目共睹。当经典文化稳定传承模式被放弃之后，削弱的不仅仅是传统价值的影响，更带来了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的诸多
迷失。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伴随着院校升级和大学扩招的步伐，高校的规模飞速膨胀，庞大的新校区、现代化的场馆越来越多，“硕士”“博士”等高学历人才的培养也形成“批量生产”境况……在招生、科研、就业率、综合排名等各类“评估”指挥棒下，教师在教学之外还有刻苦应对各种科研指标，学生们致力于各类资质考试。然而，在“优秀”、“重点”大学越来越多的今天，社会的评价却很无情：大学生的综合素质滑坡，“学术失范”与“道德失足”等现象揭示出大学文化品味失落已积重难返。长期执着于知识技能的培养而忽视文化、人格素养培育的失重教育结出了苦涩的果实。
对此，应该说很多教育者还是有清醒的认识的。
1995年，结合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状况，针对建国后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来 “重专业”、“轻通识”、“重理轻文”等办学指导方针下的教育失衡状况，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全面展开。时至今日，文化素质教育已经走过了18年，论文、著作、教育基地，有形的科研成果很丰硕，可是大学校园里的喧嚣与迷惘依旧，大学的文化声誉仍在滑坡。文化素质教育并未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呈现出应有的心灵感召力和社会影响力。
这种微效文化素质教育的症结何在？
我们认为，文化教育传导模式的不当选择是主要原因之一。
当前，为完成“专业培养”重任，高校普遍以“公选课”作为文化素质教育的第一课堂，但是，公选课的开设在很多院校基本上流于形式：课程设置随意，教师授课随意，学生修习敷衍，管理机制散漫……总之，从认识定位和实际效应上来看，这样走过场的文化素质教育注定失败多于成功。
鉴于此，与我国高校现行散漫的“公选课”模式相比，开设经典教育课程不失为一个良好的选择。在全球本土化时代的中国现代大学不能不慎重思考如何保证传统文化经典的人文教育功能继续得到发挥；把中国经典文明作为所有中国大学生最基本的共同教育是我们实现文明复兴的根本途径之一。
历史的看，大学作为正规教育的高峰，理所当然地负有传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使命。以“通识”为目标的文化素质教育不能不发挥文化传承的作用。以经典作为通识核心课程，是传承文化价值的有效方法。这在西方的教育中经过了成功的实践。20世纪初，面对工业革命导致技术压倒人文的社会现状，西方国家一些大学为此展开了关于经典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探索，希冀以经典教育的方式传承和保护西方经典文化。这种教育理念为西方传统文化的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以经典教育完成对文化传承的坚守在古代中华文明的发展中有悠久而光辉的历史。世界四大古老文明都曾创造过灿烂的文化，中国文明是唯一不曾中断的，它得益于秦汉以来中国古代始终保有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统一局面，更得益于儒家文化中心地位的稳固。儒家经典教育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培育道德人格，维系社会风尚的主要手段，作为“民族的脊梁”的知识分子大都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在古代社会文化结构中起重要作用，他们所接受的经典教育对维系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现的重大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纵观古代经典教育历程，它所呈现的教育内容与形式上的切合机制值得我们学习。
在古代，文化思想的传播手段长期体现为“教化”的一元模式，政治教化是主导也是唯一的合法手段。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学校教育为统治者所重视从而成为完成文化、思想教化的重要系统。我国古代的教育体制是在“学在官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春秋战国时期，“私学”昌盛一时，但秦汉以后， “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建立，文化传播逐渐变成帝王意志的传达过程，其传播模式体现为权力影响下的官方文化传播。在这种文化传播中，有一个突出的文化选择定律：只有符合时代政治需要的文化才能被选择并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发展成为主流文化—— “正统文化”。由此，官学成为主流文化思想的传播中心。例如，自汉代以后，儒学独尊，儒家思想成为官学教育的根本内容。从中央官学到地方官学，儒家经典均被作为基本教科书。宋明以后，“四书五经”更成为科举取仕的最高准绳。在这种强大的教育引导下，私学自觉相随。儒家思想的教学内容渗透到私塾、义学、书馆、书院等各类民间教育机制中。其影响遍及了社会各阶层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这种以阐释儒家经义为基本内容的文化教育传承机制成为汉以后中国文化思想传播的主要形式。自以后，民族危机意识日益加深，戊戌维新运动、、“五四”等思想启蒙运动不断发展，体现出以文化变革为基础来改变国家与民族命运的价值取向。如前所述，这种文化反思最终带来了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反叛”，经典教育在现代大学成立之初便被排除在文化培育机制之外。
今天，应该说我们对经典文化重新有了科学的认识，“批判的继承”体现出一种科学审慎的文化选择态度。传统是了解和认知现实的前提，现代无法与它完全决裂。现代教育者应该具有清醒认识经典文化品味的眼光与情怀。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心灵和精神的支撑，如果没有明智的文化传承教育，在文化多元化与世界一体化的今天，又怎样实现对他文化的有效吸纳与融合？高校经典教育的意义，就在于把学校教育作为具有独立思想意识并承担社会职责的机制确立。
高校现在所推行的文化素质教育的意义在于“为学生个人成长空间之外提供共同的学习经历，形成大学生普遍认同和接受的价值观”，经典作为文明的载体，“既是对过往划时代智慧成就的集大成，又是后世思想活动的理性依托”[2]，对拓展大学生的学术、文化视野及人文情怀的培养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经典著作卓越的思想与文化底蕴决定了经典教育的品味和生命力。
在高校文化素质教育的发展中，很多院校意识到了经典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并设置了相关课程，效果却并不理想。主要原因在于：内容设置上，一般均以“概论”或“通史”式的模式授课。这种“通”往往停留于入门水准，侧重对某方面知识“概”而“全”的介绍，只能达到普及常识的程度，很少涉及对经典思想性和学术性上的深入探究。学生所获得的只是表层的知识，难以触及经典的思想内蕴，经典的文化感召力也就无从发挥，无法实现弥补专业教育缺陷的初衷。在形式上，很多高校普遍采用了公选课程体系，众多选修科目按模块分布供学生自主选择。这种设置看似科目齐备，选择灵活，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专业学生的学习需求，但在实际应用过程中，予取予求的选课制的随意性与授课的随意性，使得选修课程成为很多学生投机取巧混学分的捷径。公选课程的低效在高校已经成为通病。这与文化素质教育的宗旨背道而驰。
针对这一现实，我们认为经典研习教育机制的确立可以弥补这一缺憾。通过深入研读经典原著，能使学生感悟到作者的思想、智慧，切实了解历久不衰的经典所反映文化领域的博大精深，进而领略人类文明的精义和作者深厚的人文情怀。在现有的教育平台中，这一机制的可行性与效度也是非常明确的：
其一，如前所述，经典教育在中国历史中曾长期沿用并对文化稳定传承起过显著作用，在西方也被通识教育流派视为培育理性、弥补工业文明下文化失落的最佳途径。在我国港台地区，高校经典教育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些为我们当前的经典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二，高校经典课程的开设符合学生的能力水平。就我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广度和深度而言，针对大学生的文化与品性教育相对于面向中、小学生以单纯背诵为目的的“读经”活动而言，无疑更能切合学习主体的文化和精神需求。
其三，开设经典课程对现有专业教育模式下的课程设置、教学秩序并无冲突。只要有过硬的师资，相关经典课程即可置于原有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开设。只要坚持将经典研习形成传统，就能有效发挥其文化和思想内蕴。
其四，经典作品的多元性赋予学生更多的文化选择。在大学生积极追求人生价值，提升人生境界的青春岁月里，经典作品深厚的文化内蕴与超越性思想内容能给与他们广阔的文化视野与思考的能力。深维度的经典教育让学生获取文化养分的同时，更可以思考生命的意义，感悟人生的价值，建构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意义世界，真正实现以文化“化”人。
参考文献
[1] [2] 董云川，周宏.大学的文化使命—文化育人的彷徨与生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 第30页，第24页。
[3] 程美东.中国现代化思想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
在国际环境下，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需要形成改革思维，建立创新的教学理念，树立起跨文化教学原则，正确开展跨文化教学，平衡好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建立起综合、科学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研究》从认知、情感、行为三个方面对大学英语教学中的跨文化问题教学进行研究。全书分为五个章节，第一章为引言。第二章为外语教学法演变历程综述，包括不同的外语教学法发展历程，分别有翻译法（TranslatioMethod）、直接法（Direct Method）、 听说法（Audio-lingual Method）、认知法（Cognitive Approach）以及交际法（Communicative Language Teaching）。第三章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包括语言、文化与交际“三位一体”，跨文化交际与大学英语教学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第四章为实证研究方法与设计以及教师跨文化教学访谈。第五章为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的问题及其成因，包括跨文化交流背景下我国大学英语教学的现状，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中的问题，大学英语跨文化教学问题成因分析。
从某种程度来说，交际能力的强弱是衡量学生英Z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在与他人交际沟通时，如果交际双方无法同时进入到相同的文化背景中，就容易出现误解，导致交际失败。因此，高校英语教学要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让学生拥有跨文化交际的能力，对英语语言国家的文化有所了解，能够根据不同的英语话题、语境等进行交流。这一要求不仅是当前高校英语教材的重要教学目标之一，同时也是国际环境交流的迫切需求。文化包括地理环境、民俗风情、生活习惯、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等，而语言是一面真实的镜子，人们在价值理念、语言表达与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异将会使其语言行为、语篇组织等方面形成巨大的差异。因此，高校英语教学进行跨文化教学十分关键。首先，跨文化意识的强化有利于学生在使用英语交际的过程中加深对英语的理解。如果缺乏英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则必然会导致英语跨文化交流产生障碍。其次，外语教学学者认为，在交际行为中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错误，分别为语言错误和文化错误，其中文化错误尤其严重。例如，在与英语语言国家的人进行英语交流时，母语为英语的人对于他人在语言和语法方面的错误往往较为宽容；相反，如果出现了文化错误，则会被认为是不礼貌的行为。
由此可见，在国际环境下开展英语跨文化教学十分重要。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开展跨文化教学，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在教材中寻找与跨文化背景相关的知识。鉴于当前高校英语还没有开设专门的跨文化背景知识的课程，大学英语课堂就成为了学生获取英语国家文化背景与相关信息的重要途径。大学英语教材中的文章都是精心选择的，涉及面广，包括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不同文化内容，这为跨文化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英语教师可以结合大学英语阅读材料来讲解英语国家的语言习俗，融入西方的文化开展教育，以培养学生跨文化意识与能力。例如，在关于动物的阅读材料教学中，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中西方文化对于动物的不同解释。例如，为什么西方人不喜欢看到黑色的猫？龙的形象在西方人心中为什么是邪恶的？ 这样一来学生就不会把“亚洲四小龙”翻译为“four dragons in Asia”了。第二，教师可以在语法教学中进行跨文化教育。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独特的语法体系，不同的语法体系的特征也各不相同。教师要引导学生挖掘其内在逻辑形式与结构，并且探索语法形成的内在根源，从而发现其中所隐藏的文化因素。例如，汉语中的表述为“一块面包”，而英语则表述为“a piece of bread”。虽然汉语没有复数的变化，但是面包在概念上依然为一个可数名词；在西方人们把面包看作主食之一，吃的时候需要将面包切为数片，有时候还会在面包片上涂抹黄油，佐以牛奶或果汁。由此可以看出，在日常语法教学中融入跨文化教育，不仅能使枯燥无聊的语法知识变得生动，还能够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苏婕，西安建筑科技大学，讲师。）
据统计，2016年共有来自2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2，773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29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比2015年增加45，138人，增长比例为11.35%（以上数据均不含港、澳、台地区）。仅温州医科大学，目前就有全日制学历教育留学生755人。
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教育国际化的日益推进，中国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外国学生求学的目标，而来华留学生数量的增加给中国大学的教育体制与管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课题。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大学文化规划，营造良好的大学文化氛围，建设和谐平安的高校校园已经成为现实之需。
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
对来华留学生来说，他们在中国学习的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他们对中国的文化会有一个自发的适应的过程，但如果这种适应是一个纯粹自发、单向适应的过程，那将会是比较艰难的、比较痛苦，也非常容易出现不适，甚至引发严重的后果。作为高校，如果我们能够对学校的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规划，使之与来华留学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主动营造有利于留学生生活与学习的环境，将会推动来华留学生深入准确地了解中国，很好地融入大学生活，顺利完成学业，为国际间的友好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温州医科大学在留学生的文化适应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并主动开展学校文化规划，也积累了相应的工作经验，主要的做法如下：
一、全力推进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的专业化建设，努力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
结合留学生教育管理的工作内容，对辅导员的工作职责进行了明确定位，对心理健康教育、安全法规教育、中国文化教育，签证服务、保险服务、社区服务，学生社团管理、奖惩管理、外住管理、见实习生管理等各项工作实施专业化管理，并推行辅导员AB岗制度。积极鼓励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业务学习，鼓励他们考取各类职业能力证书。注重加强辅导员对日常工作的思考与创新，努力打造辅导员学习与提升业务能力的平台，推进管理工作精细化，实现管理服务人性化。
制订了《留学生班主任工作管理办法》，发放班主任工作手册，鼓励班主任在班级建设、学生干部队伍建设、寝室走访、主题班会、学生谈话等方面深入开展工作并加强与所在班级学生的联系与服务；鼓励班主任参与学生社会实践、公益服务、新青年下乡等各类活动，加强班主任与辅导员、留学生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加强了留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协同能力。
二、积极开展加强各项主题教育活动，培养留学生的集体意识和团队能力
开展安全知识讲座、文明出行讲座、消防安全知识讲座、新生始业教育之安全教育讲座，留学生与保卫处、国际教育学院签订安全守法承诺书等，全面加强留学生安全教育与管理，确保留学生的安全稳定。通过班级活动如主题班会、集体生日、告别茶山活动、班级团辅等，做好班级的基础文明和纪律管理，树立留学生的集体意识观念，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同时充分利用留学生正面典型事迹的宣传、各类评奖评优、美丽温医等途径以榜样的力量育人。利用留学生文明寝室以及各类奖学金获奖者的典型事迹，不断鼓励着全体留学生积极进取，营造良好的氛围。
三、多渠道开展留学生过中国节活动，促使他们融入中国的文化和家庭
每年春节，学校都会开展留学生和中国学生共吃年午饭的活动，大家共包饺子、写春联等，以中国的传统过大年形式，让留学生感受中国的传统文化，2016年春节，共有300余名留学生和300多名中国学生一起“留守”学校过春节。在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留学生会分散到老师和同学的家中，以中国传统的吃粽子、赏月吃月饼等形式，感受中国的节日文化与习俗，真正融入到家庭的生活中，享受地道的传统文化。
四、以丰富的校园文体活动，真正实现中外学生融合
[作者简介]刘芳（1974- ），女，广西桂林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跨文化教育、教育管理。（广西 桂林 541004）
[课题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广西教育厅高校科研立项项目“广西工科院校中外合作项目学生满意度调查研究”（项目编号：LX2014136）和广西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3年资助经费重点课题“广西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学生跨文化适应研究――以爱尔兰项目为例”（课题编号：2013A005）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6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4）33-0073-02
跨文化适应的研究起源于20世纪初期，研究者普遍认为，人从一种文化移入另一种文化而成为旅居者时，会面临很多变化和冲击，如生活环境、生活习惯的改变，价值观念的冲突等，此类改变带给人许多精神压力，从而导致较高的患病率。Oberge于1960年提出“文化冲击”的理论，指出当人与其他文化接触时会产生种种心理问题，如丧失心理安定，产生各种心理、行为变化，以及情感方面的障碍等。随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深入，跨文化适应问题逐渐突出。留守国内的教师，面对国际化的学生群体，如何施教？即将到海外分校任教的教师，如何在异国给外国学生授课？有跨文化适应需求的教师，都需要怎样的跨文化适应训练以完成相应的教学任务？查阅国外相关文献后我们发现，不仅即将留学或正在海外留学的学生遇到跨文化适应问题，甚至教师都可能随时遇到各种跨文化适应问题。对于教育管理者而言，跨文化适应问题关乎教育的有效性以及公平性，此类研究多针对现实中急需解决的问题，针对不同人群及需要，富有参考价值。如美国由于本国多元文化的背景，在教师教育体系中添加了两年制跨文化适应训练课程，以培养胜任跨文化教学的教师队伍；加拿大则针对教师海外任教过程中跨文化适应的需求，开展专业化的教师跨文化适应训练。这些研究都对我国教师跨文化能力的培养、跨文化适应等有重要参考价值。
一、多元文化教育背景下的美国教师跨文化适应训练：纳入本国教师教育体系
美国的一项研究讨论如何帮助公立学校的教师应对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学生甚至国际学生，并将这种辅导与培训纳入相应的教师教育体系。①近年来，由于美国公立学校的学生种族来源渠道多元化，以白人为主导的人口结构已经改变。2001年，61%的适龄学童为白人，但到2007年，有色人种学生的数量超过白人学生的数量。2010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发现，83%的公立学校教师为白人，但市区学校67.3%的学生为有色人种，其中大部分还来自只说英语的中产阶层，这不可避免地导致教师与学生之间出现文化界限。由于“教师常常被当作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化身，作为一定族群的成员，教师不同程度地推崇那些制度化了的信念和知识”②，白人教师往往强调因人种差异存在的文化参照体系、种族、社会阶层、性别等差异，而过分强调这些差异，则会导致教育的不公平。在多元文化学校情境中，教师的跨文化适应状况、文化身份认同赋予教师的工作以不同的意义。基于这样的背景，研究者有必要在公立学校教师中开展文化融合与跨文化施教训练，以促进教育的公平发展。
含有跨文化教育训练的教师教育旨在辨析美国多元文化现状，专门面向在多元、复杂的文化结构下开展教学的教师，特别是城区中学的教师。课程为两年制，设置了高强度的实际体验环节，立足于社会架构，使受训者置身于多种文化情境中，以切身的经历思考文化与社会环境的影响。该训练课程通过浸入式体验、大量的资料阅读以及情景预设等，融入城区学校教师角色，促进教师对自身的认识以及对教育真谛的领会，不断强化角色意识。在第一年的学习中，受训者主要学习文化差异及社会公平，参加城区学校的教育实习等；第二年的专业训练中，受训者参加学校与家庭、社区联合开设的课程，深化课程教学研究，区分教学策略，研究对应于某文化的教育方法，且需要参加为期一年的实习，由导师严格督导。受训者反思自己过往的个人判断、信仰甚至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解，深度思考社会现实是如何受到各种因素影响的，重新定义城市中的文化社区，充分建构自己未来作为某个城市某间学校教师的角色。2010―2011年，共有近100名受训教师参加了该培训项目，62%的受训教师为白种人，38%为有色人种，男性教师占14%。他们在此期间学会了重新审视自己的学校，学会了跨越文化界限来反思自身的教育背景以及国家教育体系，并思考这些因素对课堂教学的影响。
二、国际教育背景下的加拿大教师跨文化适应训练：获得高度重视且专业化发展
研究发现，不少公司外派到国外工作的经理如若难以适应国外环境则会提前中止海外工作任务，返回本国，处于失调状态的人员即使没有提前回国，工作表现也平平。因此，不少外派单位意识到，对即将奔赴海外执业的外派经理或工作人员进行跨文化适应训练很有必要。与公司的海外派出经理类似，很多国外大学在境外设立了分校，教师经常要承担到海外分校任教的任务，短则1～2月，长则1～2年，这些教师十分缺乏相应的跨文化适应训练。一项在北美三所大学教师中的调查发现，没有任何一位教师曾接受过跨国施教前的跨文化训练 。③即使一些接受过跨文化训练的教师，也认为那些训练仅仅停留于基本的常识、着眼于教人如何应对外国学生的学习方式层面，对于如何提高教师与异文化进行“协商”（negotiate）的能力毫无帮助。④
在教师前往海外分校教学前，应对教师进行必要的跨文化施教训练，提升其跨文化敏觉力，促进其顺畅地与外国学生沟通，以帮助其适应海外教学的跨文化障碍。加拿大女王大学研究发现，赴海外校区授课的教师遭遇的问题具有普遍性。由于教职工对日渐国际化的生源背景、学校文化、学习氛围等准备不足，对于跨文化教学不知所措，即便进行短期教学也苦于没有跨文化施教经验或必要的训练。随后，研究者据此研究了跨文化语境下对教师的训练方案，分别就情感态度、异文化价值观、异文化开放度、动机、文化自认知、技能、自我反思、沟通技能等方面，有针对性地为每一位即将到异国环境下授课的教师提供前期准备，运用的理论为Darla Deardorff’的过程模型，核心训练指标为：态度、知识与理解、技能。⑤跨国任教的教师必须自我检测自己对异文化的态度，是否能在跨文化环境下欣赏这种特有的文化，是否能够确定良好的海外教学的内在动机，发展跨文化适应力。此外，还要通过自我认知、反思自己的言语是否能充分表情达意，建构知识系统和异文化理解能力，并适当进行批判性反思，学会聆听与表达等，从而获得跨文化沟通技巧。
跨文化适应训练需要围绕如何改变受训者旧有的态度、知识背景与技能，以帮助其顺利与文化背景相异的学生相处。相应的训练内容与方法主要有：案例研究、角色扮演、小组讨论、个人经历回放以及其他能构建跨文化适应力的核心要素的方法⑥。受训教师必须意识到，当下进行的跨文化训练只有解构与重构原有的价值观、理念及文化观，才可能培养跨文化适应力。
三、国外研究对我国教师跨文化适应训练的启示
我国教师的跨文化能力普遍较低，国内研究者曾提出，单就外语教师而言，跨文化能力就存在五个缺口，即对跨文化意识不够、缺乏相应培训、缺乏外国文化的体验、跨文化知识结构不完整、跨文化教学理念缺损等。⑦结合国外经验，提高我国教师的跨文化能力必须重点培养教师个人对跨文化的适应能力，顺利开展跨文化互动，提升教师的跨文化修养和基本素质，使其具备跨文化教学的基本条件。因此，一方面，要使受训教师将跨文化知识、态度、技能融入课程中，开展跨文化教学；另一方面，要使教师具备跨文化的基本素养，拥有高度的文化敏感性与文化意识、良好的跨文化适应及沟通能力，以解决跨文化冲突。教师“愿意像学生一样，不断学习和探索外国文化，反思本族文化和自己的文化参考框架”。⑧教师要持续不断地学习、体验、反思，并拥有一套健全的跨文化训练模式，能顺应专业能力发展的需要，使自己在完成学习后能达到一定标准，最终实现培养跨文化公民的跨文化教学。结合国外教师跨文化适应训练的研究动态，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借鉴：
1.重视跨文化适应训练中受训者的体验。体验往往能直接体现文化差异，对于实现训练目的至关重要，产生的体验不可能被其他的训练方式替代。调查发现，由于政治经济环境所限，我国教师群体中普遍存在跨文化体验严重“缺失”的情况，跨文化视野狭隘，对中西优秀传统文化缺乏足够的理解力和扬弃贯通的能力。大部分教师对外国文化有初步或浅层的印象，甚至是一种带有偏见的文化理解，出现一种“文化错位”。⑨为此，我国教师的跨文化适应训练一定要注重开发互动性、交际性和情景性强的培训内容，为有效帮助受训教师获得丰富的跨文化知识、训练跨文化能力、提高跨文化意识，尽可能多渠道、多方式吸收和体验异国文化，充分体验跨文化交际活动。
2.关注教师个体差异与不同需求。根据有关学者研究，跨文化适应有顺应型、冲突调整型两种方式。顺应接受型是指教师在接触异域文化之初，一般能通过各种渠道，如网络、书刊、电影电视等媒体以及家人、朋友、学长等多种渠道，对异域文化有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并形成一种简单、规律性的认识，据此了解新文化，并逐渐学会按此方式对话或行事。冲突调整型是指教师随着对异文化的深入了解，发现目的国语言行为并不符合先前的规则，也无法将某些文化现象纳入已知的认知体系，出现冲突后也无法顺利解决问题。每个个体、每位教师的跨文化适应敏觉力不同，观点与态度不同，对异文化的接受度不同，这些均会导致跨文化适应力的不同，跨文化训练也要有所区分。对不同受训者的个体差异及其需求更要关注与特别对待，针对不同类型的受训者分别设计不同的活动内容，设计的培训层次也可以更加丰富、更为灵活。
3.形成常态化的教师跨文化适应训练。跨文化训练形成常态，分各种阶段或层次，持续不断进行，以提高训练效果与质量。文化的接纳度以及跨文化适应力的培养并非一蹴而就。经过持续分层的培养，受训者的适应力有显著改善。系统化、规范化、常态化的教师跨文化训练，对于教师观念转变、教师专业发展等很有裨益。国外研究证明，如果每项训练要素能单独开展、训练能持续而常态，文化常识的渗透更到位，文化适应力则更强，如此一来，哪怕是在本国举办的跨文化训练，也会收到良好效果。实验研究结果显示，跨文化适应训练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深入，可增进文化的渗入，实验前后的受训者在跨文化适应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变化。研究称，即便是出发前举行的跨文化训练，也给受训者形成“文化介入”的可能，精心设计的训练内容加上早期介入，则会快速影响受训者对异文化的理解。⑩
4.师生同步参与的跨文化适应训练。跨文化教育的背景下，多种文化的摩擦与冲撞有可能同时发生在教师和学生身上，师生同训成为跨文化训练的趋势。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化背景，即使是教师也面临跨文化冲突和跨文化不适应的情况，影响教师的教学及其课程实施取向。因此，将师生摆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同时开展跨文化训练，将减少学校情境中双方在教学与学术上的文化差异，促进磨合，更有利于大学国际化发展。以我国外语教师为例，如教师参加各种语言文化、跨文化教育的培训班与研修班、专题讲座等，吸收外国文化、提高自身的跨文化意识和能力，增补跨文化知识结构，更新跨文化教学理念，在教学中刻意设计文化教学，培养能在全球环境下成功交际的“多元文化人”。外语教师可以结合二语教学，适时适量给学生添加跨文化训练内容，提前给予学生对陌生文化的预知、预适应，再使学生明确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应达成的目标，降低因文化休克而产生的焦虑等心理，帮助其顺利实现跨文化适应。11学生和教师均能在跨文化训练中获得相应的跨文化适应力。
5.教师跨文化适应训练需具备强大有力的政策支持。教师的跨文化适应状况逐渐内化为教师的生活方式和认知框架，从而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行为。12因此，科学的教师跨文化适应训练需要有相应的政策支持，以保障这些举措或培训项目的落实。外派教师的高校要在学校各管理层面达成共识并形成固定文件，推进这类跨文化适应训练。如果政策制定者未重视教师跨文化培训，跨文化适应训练最终会被叫停或废止，就连维持项目基本运行的培训费用也无从落实，因此，寻求政策支持无疑是对中国大学传统管理的一个挑战。
[注释]
①Waddel，Jennifer.Crossing Borders without Leaving Town：The Impact of Cultural Immersion on the Perceptions of Teacher Education Candidates[J].Issues in Teacher Education：Fall Edition，2011，20（2）：24.
②12王艳玲.“局外”与“局内”：多元文化学校情境中教师的跨文化适应及其课程实施取向探究[J].全球教育展望，2014（4）：46，47.
③Gribble K，Ziguras C.Learning to teach offshore：Pre-departure training for lecturers in transnational programs[J].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 Development，2003，22（2）：205.
④⑥Otten M.Intercultural learning and diversity in higher education[J].Journal of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2003，7（1）：12，26.
⑤Gopal，Anita.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Preparing Faculty to Teach Cross-culturally[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Higher Education，2011，23（3）：374.
⑦颜静兰.外语教师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缺口”与“补漏”[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140-142.
⑧张红玲.跨文化外语教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322.
“语言是社会人在一定语境(Contest)下的交际工具”(Halliday，1976)。在交际过程中，为交际双方提供各种语境信息，能使交际双方更好的使用和理解话语的含义。对于不同语言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只有了解传统文化下话语中存在的差异，才能够得体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一、文化语境
语境，顾名思义，是指言语的环境。胡壮麟教授(1994)把语境分为语言语境、情景语境和文化语境三类。语言语境，指词、短语乃至更长的话语、语篇的前后内容；情景语境，指与交际相关的人物、场合及时间；文化语境是指语篇所涉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习俗等。我们知道世界万物之间都存在着联系，离不开赖以生存的环境，语言也是如此。语境可以说是跨文化交际的基础，它的本质是一定的语境下的跨语言――跨文化――跨思维的交际行为。
文化语境通常蕴含在文字形式之中，它会间接的影响语义的传达，是一种非语言因素。非语言因素一般包括某种语言的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社会风俗、人文景观等各种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差异要求我们在进行跨交际时要把词句放在大的、宏观的社会文化背景来考虑，并充分注意两种语言的差异及制约语言的社会文化，不能逐字逐句地采取英汉一一对应的形式来运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习语是语言浓缩的精华。“习语包含着特定的历史或文化内涵，且时常含有特定的文化价值观。从横向关系上讲，习语表现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人文地理、风土人情、、文学作品等”。从以上陈述我们不难看出，事实上运用英语进行的跨文化交际，涉及到的是文化语境下的语言。在我们进行这种交际的过程中，特别是涉及到习语的时候，首先要进行文化语境的分析与辨别。例如：pound of flesh(合法不合理的要求)出自于莎士比亚的戏剧《威尼斯商人》，busy as a bee(忙忙碌碌)和last straw(使人无法承受的最后一击)又分别出自于英国诗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由于英语中极大部分习语都不同程度地折射出种种文化因子，蕴藏着丰富的文化积淀。因此，在这里我们将重点讨论语境对涉及到习语的跨文化交际。
二、文化语境与习语的跨文化交际
绝大多数英语习语都传递着英语民族的历史发展、风俗习惯、社会体制、、道德标准、价值取向、文学艺术等文化信息。所以，要恰当的理解一个习语的意思，必须领会这个习语所依赖的文化语境，以及由此而获得文化内涵。而这些文化内涵表现为英语民族固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背景等。
在跨文化交际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风俗习惯和民族心理等缘故，英语国家的人厌恶猫而喜欢狗因此很多与猫有关的习语都含贬义，而很多与狗有关的习语则含褒义。例如：Every dog has its day(凡人都有走运的时候)；Love me，love my dog(爱屋及乌)等。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文化语境对涉及到习语的跨文化交际有制约和解释的作用。
文化语境是我们接近文化内质和灵魂的关键。因此，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涉及到习语时首先必须把它本身的文化环境考虑进去。交际双方只有明了原语习语的基本语义信息和它附带的信仰、习俗、价值观念等文化信息，才能有效的使用一定的转换方法，做到习语交际上的“等值和等效”。
语言的认知性注定了两种不同文化中习语寓意上的对等。在这种情况下，交际双方可以采用直译的方法，即明了又不失原文色彩。直译法适用于比喻性词语中喻体、喻义完全对应的情况。
“直译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原语的民族色彩，而且使译语读者能多接触并逐渐去接纳原语的文化特色”(郭建中，2000)。事实上，英语中很多比喻性习语已在汉语中广泛使用。如：crocodile’s tears(鳄鱼的眼泪)都用来指别人假心肠，坏心肠，但表面上装作假惺惺的样子；Pandora’s box(潘多拉宝盒)都用来比喻会带来不幸的礼物，灾难的深渊。由此可见，直译的方法可以使交际双方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相互的文化背景，有益于跨文化交际。
在汉英两种文化背景下，除了寓意对等的习语外还有寓意部分对等习语。这种情况下，交际双方可以采用本族文化中与之寓意对应的习惯用法进行交流，即在保留原有喻义的前提下，套用或借用译语习语来代替原语习语。如：“Monkey makesthe mare go”可以理解为有钱能使鬼推磨。由此可知交际方通过使用这种方法，可以形象生动的表现出原语的意思，同时又不失为彼此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打开一扇窗口。
三、结语
文化语境影响着跨文化交际，特别是在涉及到习语方面的交际活动。因此在进行习语交际中，交际者必须了解对方民族社会文化体现在语篇中的文化内涵，正确理解语词所包含的文化语义，采用适当的交际方式。交际方法也许因译者而不同，但基本原则应该不变，那就是审慎考虑习语的文化语境，尽可能做到既有信度又有效度的交际。
参考文献：
一、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
（一）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含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信息社会的到来，国际间的文化教育交流日益密切，高等教育国际化已成为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高等教育国际化是指在保留合理的本国教育特性的基础上，追求与国际上通行的高等教育制度接轨，追求人才培养模式的国际化、教育质量国际化、学历文凭国际化、教育服务国际化。这种趋势是建立在经济、科技、信息等全球化基础上的，是世界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目的
教育国际化本身不是目的，其根本目的是要实现人的国际化，是要培养出能满足本国和世界的需求，在思想、知识、技能诸方面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人才。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认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就是要培养通融东西方文化的一流人才，在经济全球化中更好地为各自国家的利益服务。
二、高等教育国际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跨文化交际教学
英语是国际通用语言，大学英语教育与高等教育国际化是相辅相成的关系。高等教育国际化对大学英语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大学英语教育又可以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中关于教学目标的阐述为：“大学英语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口头和书面的信息交流，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传统的大学英语教学重视知识的输入，教师为使学生顺利通过大学英语等级考试，在课堂上强化了英语词汇，语法等知识的传授，忽视了与之相关的文化内容，课堂教学变得非常单一，学生在课堂上没有充分接触西方文化的机会。学生在以“考级”为目标的观念指引下，把大量时间用在语法，单词的记忆上，忽略了英语的实际运用和交际能力的提高，跨文化交际意识非常薄弱。因此，英语教学的方向便与真正的大学英语教学目标不符，与社会交际的需要产生偏差，也不可避免地与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培养具有国际文化背景的学生的目标相抵触。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英语教学必须进行改革，我们要培养的是面向世界的大学生，而这样的大学生要具备跨文化交际的意识，要主动学习他国的文化习俗，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来适应社会的需求。
三、如何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一）在课文阅读中输入文化内涵
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目前，大多数英语教材的内容都涉及多方面的文化知识。教师可以深入挖掘课文中的文化要素，灵活地结合课文所学内容，适当地讲解相关的背景知识。例如《新编实用英语综合教程》第一册第九单元Celebrating Holidays and Making Friends中涉及圣诞节的庆祝。学生们对圣诞节并不陌生，但对其文化内涵却知之甚少。通过教师对圣诞节的历史和一些与之相关的习俗的讲解中，学生了解到圣诞节的种种习俗分别来源于不同的国家：圣诞树的传统是于15世纪末起源于德国；圣诞卡诞生于英国伦敦；圣诞老人的原型来源于荷兰。
教师也可以让学生自主寻找课文中的文化信息，收集材料进行研究，并让学生在课堂上就此话题开展讨论。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二册第一单元为例，本单元的主题是：珍惜时间的美国人。课前，教师可以让学生利用业余时间搜集资料，了解美国的文化背景，美国人对待时间的态度，进而比较美国人和中国人在对待时间上的文化差异。课上，教师可以让学生就准备的话题进行演讲并给予点评和总结。学生通过不同的途径收集到的材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同一文化差异现象，不但能扩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知识范围，加深学生对跨文化差异现象的理解，还能提高学生的自主研究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二）在词汇、习语学习中输入文化内涵
事实上，在我们认为最平淡的词汇教学中，也有跨文化教学的空间。我们很容易发现在英语词汇中有很多重点词汇背后隐藏着很深的文化内涵，代表着英语国家独特的文化及风俗习惯。因此，对词汇和习语文化内内涵的探析是文化输入重要的具体内容之一。英语教师应挖掘词汇的文化伴随意义，比如英语的星期五是“Friday”，英美人很多都信仰基督教，而耶稣受难的日子正是星期五，因此就有了“Friday face”，意指“愁眉苦脸”；“black Friday”意指“灾难的一天”。另外，中国的主食“馒头”在英美国家根本没有这种食品，也极少用“蒸”这样的烹饪方式，而西方的主食是“面包”，所以“馒头”就翻译成了“Steamed Bread”。
英语教师可以在授课时将教材中涉及的一些成语，典故的来龙去脉介绍给学生听，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掌握其中的文化内涵。如以“meet one’s Waterloo”一词为例，大多数学生在不了解其文化背景的情况下翻译成：“某人见到了滑铁卢”，这样就完全背离了该句的原意。教师可以在学生出错后，告诉他们“Waterloo”不是指滑铁卢这个城市，而是隐含了1815年拿破仑的军队在此地打败的文化意义，应翻译成“一败涂地”。
（三）在听，说教学中输入文化内涵
在大多数高等院校中，听说教学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点，听说教学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听力和口语表达能力，也为提升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提供了良好的渠道和真实的场景。听说教材中每个单元的主题都蕴含了相当丰富的文化信息。如：问候和介绍，感谢与歉意，喜欢与厌恶，在餐厅点餐，去看医生等。这些话题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真实的交际中非常实用，却也蕴含了不少交际准则和习俗。
在授课过程中，教师可以让学生比较和讨论中西方在日常表达上的差异，引导学生归纳和总结。教师应尽可能为学生提供真实或模拟的交际情景，力求创设学生能主动参与的课堂教学氛围。比如可以通过角色扮演等活动，让学生模仿西方国家人们交际中各种各样的行为，从而体验英汉文化的差异。当学生进行活动时，他们不限于复述课本中的对话，他们可以发挥想象力创造新的场景，自编对话进行操练，做到学以致用。这样，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听说能力，也有效地培养了学生运用英语进行了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在听说教学中，教师还可以适当地选择一些英文电影，在观看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记下英语国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语句。因为教材中的语句更多是在正式场合中运用的，学生接触非正式用语的机会不多，而这些非正式用语才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它们可以解决跨文化交际中语言上会出现的困难。在观看的过程中，教师应引导学生留意其中的生活场景，让他们了解英语国家人们的生活方式，注意其中涉及的文化习俗以及由这些文化习俗导致的不同语言表达方式。
（四）在课外学习中输入文化内涵
课堂时间是有限的，紧靠课堂教学是不能完全满足学生掌握外语的需要。教师应鼓励学生更好地利用课外时间进行外国语言与文化知识的学习，及时为学生推荐与所学教材相关，富有英语国家文化方面的阅读材料和优秀的文学作品，针对其中出现的文学现象启发学生去思考，开阔他们的文化视野，促进语言知识和文化背景知识的结合，从而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四、结语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形势下，伴随着英语语言的国际化，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培养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人才尤为重要。因此，在英语教学中实施跨文化交际教学必须得到重视，我们应认真研究如何在教学中进行跨文化能力培养的文化教学。大学英语教师应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探索新的跨文化交际教学模式，提高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业务水平，为学生提供多种机会在实际场合运用知识，积累经验，使其成为符合国际化需求的跨文化交际者。
参考文献：
［1］邓炎昌，刘润清．语言与文化［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1989．
［2］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7．
中国古陶瓷以深厚的文化底蕴、精湛的制作技艺和强烈的人文精神，代表了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精髓，体现了中国古人的聪明才智和文明成就。在古陶瓷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辉煌灿烂、博大精深的陶瓷文化，其中蕴含了优秀的民族精神和丰富的教育资源。陶瓷文化在当代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提高审美修养、培养创新能力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陶瓷文化的内涵
中国古陶瓷不仅是一种日用品或者工艺品，而且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古陶瓷承载的这种传统文化可称之为陶瓷文化。具体地说，陶瓷文化是指在陶瓷的泥做火烧与销售、消费的过程中和各个环节中所呈现的材质文化、工艺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物质文化形态和情感、心理、观念、习俗等精神文化的面貌。陶瓷文化以功能性与审美性相统一为特色，以满足人们实用的和审美的需要为目的，以科学技术和造型艺术相统一为特性，是中国民族文化的精粹之一。①
陶瓷文化是唯一贯穿中华文明发展进程而未中断的物质文明，从新石器时代的彩陶、黑陶，到夏商周时期的白陶、釉陶，乃至秦汉以后相继出现的青瓷、白瓷、釉上彩、釉下彩、单色釉，虽然形式上有发展创新，但内涵上却是一脉相承。而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中国陶瓷在唐代就开始沿陆路和海路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宋、元、明、清一直延续。古代外销瓷是中国陶瓷文化中的华丽篇章，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熠熠生辉的亮点。瓷器的外销对促进我国的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经济的繁荣，以及对世界文明进程的推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陶瓷文化鲜明地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富于创造的民族精神。由于古代陶瓷工匠的不懈努力与大胆创新，中国古陶瓷历代窑场竞胜、名品辈出。在隋唐时期，“南青北白”平分天下；两宋时期，以汝、官、哥、钧、定五大名窑为代表，陶瓷艺术发展到历史顶峰，瓷器生产遍布全国；元明清时期，景德镇窑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珐琅彩等品种如春芽破土，竞相出现，瓷器生产发展到另一个高峰。中国古代瓷器品种的不断创新，正是各个时期的中国古代工匠对中国文化与物质生活的演绎，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
陶瓷文化精致地表现了中国自古以来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文思想。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作为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品，却把人与自然紧紧融合在一起。先民们对于点、线、面的熟练融合，对花纹繁密的组合，以及对于旋纹与弧线的审美感，表明自然界已经脱离了其原貌，插上了人类想象力的翅膀，充分体现了人类童年的稚气以及与大自然的亲密关系。中国古代瓷器上的装饰花纹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山水风景、花草植物、飞禽走兽、神话传说、人物故事以及民风民俗等，不仅题材丰富，技法巧妙，且“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在这些纹饰中，总是执着地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深刻揭示古人内心纯真的感情和潇洒的风度。瓷器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反映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事物的不懈追求。
二、陶瓷文化的素质教育功能
党的十明确提出“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坚持立德树人”。这不仅规定了我国教育工作的总方向，而且凝聚了党和国家对人才培养的总要求，指明了我国各类教育的根本使命。立德首要是立政治品德，着力于培养学生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确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坚定信念。②十报告要求，“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因此，实施素质教育是提高质量的关键。素质教育是把教育过程中的学生培养成现实的人、人性的人、智慧的人、创新的人的教育。③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
通过对我国千年制瓷史和丰富陶瓷文化的了解，我们会被古人的聪明、智慧、质朴、勤劳所震撼，将极大地增强中华儿女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中国古陶瓷的辉煌离不开文人高雅的文化审美品位与民间能工巧匠的结合，也是东西方高端审美碰撞产生的精粹。因此，中国古代陶瓷艺术是美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古陶瓷陶冶高尚情操，也是实施传统文化教育和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对提高民族的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研究陶瓷文化不仅能够探索陶瓷科技中的一些学术问题，更能够激发现代人的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从古至今，中国古陶瓷在不断地创新，从原始制陶材料和简陋的制作条件，逐步发展到利用各种工具，使用瓷土、高岭土和各种釉料，运用划花、刻花、剔花、印花、雕塑、彩绘等不同方式，创造出各种风格和样式的陶瓷装饰艺术。可以说，中国古代陶瓷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生动鲜活的创新史诗。通过鉴赏历代古陶瓷，我们能深刻感受历代陶瓷在造型上的变化、釉彩上的变革、绘画上的变幻，能极大地扩展僵化的思维模式，培养发散性思维，有利于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培养。
三、陶瓷文化教育的实现途径
借助古陶瓷承载的文化内蕴和艺术魅力，来培育学生的民族精神、审美修养和创新能力，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新的载体、新的方法和新的途径，同时也为如何在校园弘扬传统文化，培育学生的爱国情怀提供了新的思路。陶瓷文化教育可以采取专题展览、选修课、课外陶艺活动等多种形式来实施。
（一）举办古陶瓷专题展览
与博物馆等文博系统的相关单位合作，通过古陶瓷实物或介绍展板等形式举办专题展览进校园活动。展览的内容可以专题展示中国古陶瓷的发展史，也可以和当地的历史和出土的陶瓷文物相结合，着重介绍中国古陶瓷的发展过程、制作工艺和对世界的影响。陶瓷文化以物质的形态生动地展现在学生的面前，往往比说教、书面的教育更具感染力，这是其他教育手段不能替代的。通过展览，使学生进一步了解中国古老的文明、灿烂的文化，领悟中华民族的伟大，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二）开设陶瓷文化选修课
开设公共选修课是多数学校加强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也是打破传统学科壁垒的重要手段。作为科技、艺术与文化的结合，陶瓷文化连接诸多学科，包括物理学、化学、经济学、美术学、设计学、材料科学等。因此，陶瓷文化非常适合作为公共选修课在各类学校中开设。开设陶瓷文化选修课，不仅可以让学生感受陶瓷文化的无穷魅力，而且还能达到陶冶学生情操、扩大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的目的。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陶瓷的烧造技术不同，陶瓷造型与装饰艺术也各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美学观念和文化心理特征，陶瓷文化课程还可从艺术不同的表现形势中区分出其中美的含意，从不同的角度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提升学生的审美修养。
（三）开展课外陶艺活动
陶艺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结合的艺术形式，在各级学校开展课外陶艺活动是非常必要的。陶艺活动不仅是一种有关创造的体验式教育，更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活动。陶艺制作过程中大脑智力活动通过外部动作表现出来，具有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共同参与的特点，充分发挥了认识主体的记忆、思考、分析、综合判断的能力。陶泥易于塑造且可塑性极强，具备触觉感知、视觉审视、启发想象等诸多方面的优势，陶泥塑造成型的过程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对创造意识的形成和创造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此外，一件陶艺作品，从塑型、上釉、到烧制的过程，需要反复修改和制作，只有耐心、细心、用心才能完成，因此，陶艺制作还有利于塑造学生健全而优良的人格。
爱因斯坦认为，“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纵观世界上的杰出人才，他们取得成功都是得益于对优秀文化理念的深刻理解和创造性发挥。因此，在高校中加强陶瓷文化教育，能够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培养学生对社会、民族和人生的理性认识，培育他们的民族精神、审美修养和创新意识，能够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真正成为社会需要的人才。
（注：本文为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2014年教育科学研究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ghjk2014-05）
注释：
①陈雨前，杨丽莎.陶瓷文化的概念及其特征的探讨[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0（4）.
语言的产生和发展是建立在人类文化的基础上的，是一种文化载体，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传播文化的一种工具。而由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使各民族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上产生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人们进行语言交际时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制约各民族之间语言的顺利交流。在日益开放的社会中，进行跨文化的语言交际已经成为对人们的一种要求，如果我们掌握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就能很顺利的进行语言交际。一般来说，了解和掌握一种民族文化主要包括如下方面：正确识别和理解不同文化特有的语言和非语言行为功能；熟悉常用词汇的文化内涵；了解不同背景的人的语言特征，并能运用适当的语言表达不同的人际关系，了解那些语体特征。
1.文化差异背景下的语言交际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其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环境的不同，导致人们产生了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在进行语言交际时，产生理解上的障碍。这里就汉语和英语文化之间的差异为例，阐释文化差异背景下的语言交际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1词汇方面
词汇是一种语言的基石，是信息的载体，没有词汇就没有语言。当人们看到一个词的时候就会首先想到它的意思，然后联想到一系列的情景，在脑海中形成意象。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由于价值观念的不同和思维方式的不同，在脑海中形成的意象就会不同。比如红色，可能中国人就会立马想到“喜庆”、“幸福”，而外国人就会想到“极端”、“恐怖”等字眼。英文单词的引申意义，对于中国人的理解能力也是一个考验，英文的很多单词都不是表面上看到的意思，这更多的需要去接触，去理解。如“black sheep"这个词，中国人会认为是“黑色的绵羊”，但是西方人会理解为“害群之马”，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理喻的。又如：外国有一句夸人的话：“You are a good dog”，意思是“你是个好人”，如果中国人不知道这层引申意义，就会闹笑话，中国人一听，以为是在骂自己，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说一个人是“狗”是骂人的话。所以在进行语言交际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中西方词汇之间的差异，要多进行积累，以免在进行交际时闹出笑话，甚至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1.2生活用语方面
东西方国家在见面寒暄、称呼及谈话内容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如果没有了解这些差异，不但可能达不到交际的目的，还会造成不良的影响。中国人在日常见面寒暄时，经常会说：“你好啊！”遇见很熟的人时经常会说：“吃了吗？”“去哪啊？”这是长期以来的中华民族习惯造就的；而美国人则会说：“How are you doing，my friend？”，英国人则喜好说：“How do you do？”。而中国人在称呼上是很讲究的，由于封建传统的观念，要讲究长幼尊卑、等级差异，晚辈对长辈的称呼要十分尊敬，否则就会被认为没有礼貌；而英语中的称呼就简单地多，一般比较笼统和模糊，可以不分辈分差别，都按名称呼。中西方在谈话内容上也不尽相同，中国人见面总是喜欢把家里其余人的情况都问个遍，还可以问工作、工资等西方人都认为很隐私的问题；西方人在一起时，经常以谈论天气、经济等为主。
1.3价值观和思维方式方面
人们的一言一行，举手投足都会体现其社会的价值观，不同的人又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价值观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础，只有有正确的价值观的民族才是强大的民族。人们价值观的不同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中国人在交流时是比较含蓄的，委婉的，注重“话外之音”达到的效果，如果说话太过直接明显是很没有礼貌的；而西方国家往往是直接大胆的，他们崇尚“直言快语”，无保留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中国人的集体主义非常强烈，强调集体团结、相互合作，重视“关系”的重要性，如果一个人只想着自己的，是会被认为“自私”的；而在西方国家，他们的个人主义是非常强烈的，他们注重的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成功，凡事依赖别人的人是无能的。
不同的文化教育也决定了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往往比较相信直觉，相信“眼见为实”，往往承认已经既定的事实；而外国人往往重视探索，注重通过亲身体验得到结果。这不同的思维方式就造就了不同的社会现象，中国人喜欢安静，眷恋亲情和家园，重视血缘关系，重视一个家庭的团结；而西方人则注重探索、冒险和独立，这也是外国孩子独立早的原因，他们往往到成人年龄后就会和父母分开生活。
1.4禁忌和崇信方面
不同的文化产生背景使各民族的禁忌也不相同。比如对数字的崇信和禁忌，众所周知，“六”在中国人眼中是再好不过的数字，“六六大顺”就是最好的证明。“八”这个数字也是中国人喜爱的，“八”代表着“发”，象征着发财。“九”在汉语的发音中和“久”谐音，因此中国人常用“久”作为祝福语，代表“长长久久”。而“四”这个数字在中国是很受避讳的，因为它和“死”谐音，所以人们在选择电话号码、车牌号、门牌号、日期等时，都忌讳用“四”这个字；而在西方国家中，对“四”这个数字倒是没有很多的说法，受基督宗教的影响，他们喜爱的是“三”和“七”，“十三”和“五”被认为是不吉祥的数字，他们甚至对“十三”的忌讳达到了恐怖的地步。
而中西方国家对动物的禁忌也是非常不相同的。中国受古代传说的影响，“龙”这种动物是种信仰，代表着吉祥和传奇，“龙”代表“真命天子”，是至高无上的象征，所以很多的褒义词成语里都出现了“龙”这个字，比如“龙腾虎跃”、“生龙活虎等；而在西方国家中，“龙”是非常凶残的邪恶的动物，他们都忌讳提到“龙”这种动物。再如，在中国文化中，“猫”这种动物常常用来表示亲昵、宠爱的意思，比如“小馋猫”、“小懒猫”等；但是在西方国家中，“猫”常常特指“心怀鬼胎的女人”，是个贬义词。
2.结束语
学习语言的目的是运用这一工具表达思想，达到交际的目的。在交际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不注意理解对方国家的文化与本国文化之间的差异，一味的按照自己的认知行事，就会闹笑话，甚至如果我们出现违反交际原则的文化错误，就会被视为缺乏教养，可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在积累知识的同时，高度关注各国文化差异，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很重要的，要增强对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学会如何在不同的场合与人进行语言交际的时候，正确地应对文化之间的差异，建造和谐的跨文化人际关系。
参考文献：
[1]孙红蕾 中西方语言交际中的文化差异[J].时代文学.20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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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教育早期社会化问题很早就被学术界和教育界所关注，但大多只从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角度进行分析，鲜有人从文化学角度予以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对立格局逐渐被打破，城乡之间开始了文化互动，城市与农村构成了文化传播、文化交流的关系，在此过程中，出现了文化融合等现象。对社会学家而言，从个人的层面看，文化起着塑造个人人格的作用，有着实现社会化的功能；从团体的层面看，文化有着目标、规范、意见和行动整合的功能；从整个社会的层面看，文化起着社会整合和社会导进的作用。所以，在一定意义上，文化的过程就是社会化的过程。考察农村教育早期社会化困境不可避免地涉及对农村文化环境的分析，本文在这一思路的指引下，在融合过去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着重从文化学视角分析农村文化软环境对农村教育早期社会化的影响并给出建议。
一、转型期农村文化教育环境的基本状况
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市场化的建设步伐，我国告别城乡二元对立体制，正朝着城乡一体化方向迈进，在这期间（我们称之为转型期），交通的便利、信息的畅通为城乡文化互动提供了前提条件。由此，城市的价值观、生活观逐渐向农村渗透，这其中有科学先进的思想文化，也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等不健康的思想文化渗入农村。从文化互动关系的角度衡量，城市显然居于强势地位，主要扮演文化输出者的角色；农村居于弱势地位，主要扮演文化接受者的角色。但是农村也有它的特殊性，一方面接受城市文化的洗礼，另一方面又固守自己原本的文化传统，正是在这种接受与固守中，农村形成了特殊的文化教育环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农村人的思想观念也有了很大进步，但由于农村环境的封闭性、文化的固守性，使农村尤其是偏远农村至今依然保留着封建思想的残余，如封建家长制、“重男轻女”思想、宗教、迷信思想、“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教育观等。对于农村儿童、青少年来说，这些因素构成了其社会化教育的软环境，我们可将其称为农村文化软环境。
二、农村文化软环境制约下农村教育早期社会化困境的表现
（一）农村中遗存的“重男轻女”思想、封建家长制作风，不利于孩子政治社会化、角色社会化的健全发展。
就个人而言，所谓角色社会化，是指一个人根据自己所处地位将有关社会规范加以内化，形成一定的符合社会期望的心理与行为特征的过程；所谓政治社会化，是指一个人学习和建立政治取向与行为模式，以及政治人格特征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社会政治态度的内化。现代化社会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把人培养成具有一定理想信念、政治信仰、法制意识的合格公民，这其中就包含了自由、平等、民主、正义等内容，而农村中遗存的“重男轻女”思想、封建家长制作风与政治社会化的要求是相违背的。
“重男轻女”思想、封建家长制作风导致家庭成员之间严重不平等的现象，长辈处于家庭的支配地位，晚辈处于被支配地位，孩子在家里没有发言权；男性居于核心地位，女性居于边缘地位。当孩子出于天性，渴望参与家庭事务的讨论时，家长常以“小孩子懂什么，不要管大人的事”等说辞为理由拒绝孩子的参与。这样孩子的参与意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容易被扼杀。这样的家庭不能为孩子营造平等相处、民主协商的和谐家庭氛围，孩子难以树立“人生而平等”的现代价值理念，对诸如人格、尊严、自由、平等等政治内涵缺乏感性认知，不易形成自我角色意识，对角色旅行中所应涉及的权力、义务、责任、使命之类的内容缺乏感性认识。此外，孩子不易形成“仁爱”精神，对关心、照顾他人容易表现出淡漠的倾向，可以想象，没有健全的政治人格和角色意识的孩子将来是很难融入社会的。
（二）农村残余的宗教、迷信思想，不利于孩子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儿童、青少年时期正是世界观建立、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思想、心理成长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家长应给予孩子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帮助其建立正确的世界观，运用科学的方法发现和认识世界，在日常生活中注意向其传授科学知识、真理性知识。有些农村家庭由于家长有宗教、迷信思想，使孩子受到了有神论等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生活在这种家庭环境的孩子很难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虽然孩子在学校里可以受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但回到家中却又受到唯心主义思想的笼罩，内心经常徘徊在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对立中，这对其人格的健全发展是极其不利的。
处于儿童、青少年期的孩子有活泼开朗、乐观进取的天性，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处于向上的阶段，如果及时给予科学世界观的引导，对促进其身心发展极其有利。宗教、迷信思想倡导消极无为、宣扬消极厌世情绪，这与追求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主流价值观是对立的，受其影响，孩子很难树立“奋斗”理念与“竞争”意识，容易滋生“等、靠、看”的思想，这与社会化人才培养目标是相违背的。
（三）农村中“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狭隘教育观，不利于孩子树立“为社会发展而学习”的正确理念。
有些农村家长抱着“重男轻女”、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狭隘教育观，对女孩的教育不够重视，甚至不愿过多投入，认为即使培养出来，以后也要嫁到别人家，为别人造福。这样一来，女孩的社会化人格的培养成为大问题。这是一种狭隘自私的教育观。一些没有“重男轻女”思想的农村家长，虽然一心想让孩子成才，但依然未能脱离“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传统狭隘教育观。这种教育观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仅从自己家庭需要出发来设计孩子的教育。其教育的目的是光宗耀祖、发财致富，提升家庭的社会地位。有些家长抱着孩子短期成才的想法，同时使自己的教育投资能早日得到回报，逼迫子女早早辍学，从事各种技能性的学习。这种做法对孩子社会人格的培养是十分不利的。
受这种教育观的熏陶，孩子容易形成错误的读书观，滋生读书成材只为“报答父母之恩”、“振兴家族”的想法，贫困家庭的孩子容易滋生读书成材只为发财致富、提升家庭社会地位的想法。这种所谓“为父母而读书”、“为家庭而奋斗”的错误读书观，与社会教育发展的主流是背道而驰的。在这种家庭氛围中成长的孩子难以形成“为社会发展而读书”的正确思想，长大成人后，难以立足于社会，不能被社会所用，无法成为合格的社会化人才。所以，这种无视社会大环境，“关起门来搞人才建设”的狭隘教育观必须得到纠正。
（四）农村打工潮的出现，不利于孩子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未来的职业观。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户籍制度的放开，农村逐渐兴起打工潮。打工潮虽然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使不少农民脱贫致富，但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有些孩子目睹外出打工的亲戚、邻居返乡后生活变得阔绰了，吃穿变得奢侈了，于是心生羡慕，也萌生了外出打工的想法，从而造成不能安心学习，学习成绩下滑的现象。他们错误地认为外出打工只需健康的身体，不需要很高的文化知识，不需要太高的学历和文凭，容易滋生“读书无用论”、“赚钱就是硬道理”的思想。从部分打工者返乡后生活得到改善的表象出发，一些孩子在脑子里得出一个错误的公式：打工=赚钱、赚钱=职业。所有这些想法，导致他们误以学习为苦，以打工为美，情绪变得浮躁，有辍学的心理倾向。在这种情况下，学校和家长应对他们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及时告诉他们实情，讲述在外打工的艰辛、打工收入来之不易、没有文化到处碰壁的苦楚等，耐心细致地劝导他们安心学习。如果学校和家长及时地对孩子进行这方面的教育，孩子就可以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职业观。
此外，由于农村环境的日益开放，农村逐渐出现离异家庭和流动家庭。这些现象导致部分孩子处于一种不稳定的家庭环境中。离异家庭的孩子在性格上容易孤僻、胆小、寂寞、沉默等；流动家庭的孩子因为经常变换环境，表现出对周围环境的不适应性，学习成绩不稳定，性格上容易自卑、烦躁。这些情况也是造成孩子社会化困境的重要因素。
三、解决农村教育早期社会化困境的出路
（一）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改革开放以来，从总体上看，农村的物质文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有些农村，尤其是偏远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却没有及时跟上，导致出现物质文明发展而精神文明滞后的现象。这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可以说，精神文明的滞后是导致农村整体教育水平落后于城市的根本原因。所以，农村人应树立“物质文明出生产力，精神文明也出生产力”，精神文明发展了，可以促进物质文明更快地发展的思想。政府应重视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在财力、物力、人力上给予农村一定的扶持，帮助改善农村的文化软环境。
农村加强精神文明建设，要做到以下几点：（1）转变农村人的思想观念，肃清农村残余的愚昧落后思想，通过说明教育、细心疏导等方式帮助农村人树立科学的思想。（2）加强对农村文化市场的监管力度。对城市流入的，以及农村本有的文化垃圾，如黄、赌、黑等现象要严厉禁止，让农村孩子远离这些文化垃圾，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3）整饬农村社会风气。应尽量保留农村优良的传统风气，如勤俭节约、孝悌、友善等美德，对不良的社会风气，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要严行禁止。
（二）政府和学校予以协调和配合，帮助农村家长树立科学的教育观。
家庭是孩子实现社会化的第一个重要场所，家长的生活观、价值观、语言行为方式对孩子的社会化具有示范性意义。对孩子来说，家庭是温暖的港湾，是人生航程的出发点，对其一生影响最为深远。所以，家长的教育观显得十分重要，正确的教育观可以让孩子终身受益，错误的教育观可以毁掉孩子的一生。
有些农村家长文化素质比较低，教育观念落后，政府和学校应帮助他们树立科学的教育观，让他们树立大局观念，懂得培养孩子不能仅考虑家庭自身的需要，还应考虑社会发展的需要、祖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只有这样，孩子将来才能学有所用，成为真正的栋梁之材。此外，还应帮助他们克服教育上急功近利的思想，让他们知道教育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长期积累的过程，不能因为孩子一时成不了才就逼迫孩子早早辍学。学校是孩子接受科学教育、学习真理性知识的地方，是孩子净化心灵、升华精神的地方，所以学校不仅要关心孩子的学习，更要关心孩子人格的培养和身心的发展，使他们成为真正合格的社会化人才。
参考文献：
［1］周恩武.亲字教育缺失对农村留守儿童个人社会化的影响［J］.当代教育导刊，2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