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真正含义
关注含义，首先必对这个知识点或考题进行概念界定。这道题称之为“文化常识”，而非“文学常识”；又因它出现在文言文阅读题目中，并取材于文言文阅读文本，故而为求准确，我们当称之为“古代文化常识”。
什么是古代文化常识？古代文化常识是指中国古代称谓、习惯、历法、礼仪、科举制度等悠久文化的常识性知识。少数同学若误以为是文化常识、古代文学常识，甚至极少数同学若误以为是文学常识，那么势必在无形中扩大了我们的复习范围，也在较大程度上偏离了对题目内涵及外延的正确理解，也自然会大大增加我们备考复习的任务和难度。
二、命题背景
这道题我们之所以准确地称之为古代文化常识，正是立足于特殊的命题背景的。笼统地说，此题取材于文言文阅读，不可能涉及现当代文化常识，也极少涉及文学常识；具体而言，此题所选文言文主要集中在记叙类文言文中，甚至很多年的文言材料都源自于《二十四史》。而正确分析认识历史类文言文本的写作对象、特定内容、表达特征等，都有利于我们划定符合史传类文言文本所常出现的文化常识知识点。
三、取材范围
就近几年的高考文言文阅读篇目而言，基本上都是文言文史传类文本，并且更倾向于人物传记。这些倾向于人物传记的文言文本，大多遵循了从姓名籍贯到科举考试，从官职任免到主要政绩，从主要精神品质到最终结局的叙述模式。在这种叙述模式中，所选主要人物都有官职在身，他们既有广泛接触其它官员甚至是面见皇帝的经历，更有接触地方官吏百姓、民情风俗、人文地理等等诸多机会。既如此，该题考查点要出自文本，那么所考文化常识点自然与历法、官职、朝廷机构、科举制度、称谓（含人物、地理、风俗、礼仪等）等密不可分。
以2016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I卷、Ⅱ卷、Ⅲ卷为例，我们都能发现此种规律。
例如：2016年全国I卷【答案】A
5.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首相指宰相中居于首位的人，与当今某些国家内阁或政府首脑的含义并不相同。
B.“建储”义为确定储君，也即确定皇位的继承人，我国古代通常采用嫡长子继承制。
C. 古代朝廷中分职设官，各有专司，所以可用“有司”来指称朝廷中的各级官员。
D. 契丹是古国名，后来改国号为辽，先后与五代和北宋并立，与中原常发生争端。
例如：2016年全国Ⅱ卷【答案】D
5.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中宫是皇后所居之宫，后来又可以借指皇后，这与东宫又可以借指太子是同样道理。
B. 陛下指宫殿中立有护卫的台阶下，因群臣不可直呼帝王，于是借用为对帝王的尊称。
C. 吏部是古代六部之一，掌管文官任免、考核、升降、调动等，长官为吏部尚书。
D. 移疾指官员上书称病，实际是官员受到权臣诋毁，不得不请求退职的委婉说法。
例如：2016年全国Ⅲ卷【答案】A
5. 下列对文中加点词语的相关内容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 礼部为六部之一，掌管礼仪、祭祀、土地、户挤等职事，部长官称为礼部尚书。
B. 教坊司是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歌舞的教习等演出事务。
C. 致仕本义是将享受的禄位交还给君王，表示官员辞去官职或到规定年龄而离职。
D. 历史上的“两京”有多种所指，文中则指明代永乐年间迁都以后的南北两处京城。
综合三套2016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不难发现，三道题中的四个选项，实际有三个选项都与官职有关。我们切不可认为这只是一个巧合，或是命题者有意而为。即使是有意，也是有意保持三套试题难度与考查内容的一致性；而不是不约而同地都重点考查到与官职相关的文化常识。理解这一点，还是应该回到这篇文言文文本的取材。《二十四史》是典型的官方历史，亦谓之正史，所记载人物怎么可能是普通百姓？事实上只要对中国正史稍加浏览便知，任何一部正史，无一不是皇族、官吏或反皇权官吏的历史。那么这类文言文本，可能常常必然出现的就是官职、官僚机构、官员交际等或与此相关的文化常识。
虽然如此，但我们断不能以2016年高考试题推断2017年高考也要围绕官职这个核心命题。也许明年的文化常识还会涉及到科举制度、天文历法、风俗习惯、人物称谓等；但无论如何命题，都是这类文言文本所无法避免的古文化常识。
四、复习方法
古代文化常识，尽管是常识，但毕竟是古代的，有些我们可能接触较多，有些我们可能仍然生疏或者根本不了解。从复习方法和能力考查层级而言，建议还是以记忆为主。
但记忆并非死记，也不是滥记，更不是没有系统、没有章法、没有条理地记忆。下面，拟结合文化常识本身的内容特点，介绍几种行之有效的记忆方法。
首先，为保证记忆的有效性、时效性，首先我们务必理解文化常识形成的原因，力求理解性记忆；第二，不是所有的文化常识，都是我们必须掌握的，我们要突出对常见文化知识的记忆；第三，在记忆时，我们还要借助具体的情境或语境，文化常识不是孤立的知识点，它必然渗透于人物及故事的叙述和描写之中；第四，为保证不经常遗忘，我们还要反复记忆易混淆、易错误的文化常识知识点；第五，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分类、要比较、要排序、要联系地记忆和突破。
（一）分类记忆
整体分类：我们可以将史传类文本所常有的文化常识进行分类。例如，出现在文言文本中常见的无非就是科举制度、古代官职、人物称谓、天文历法、古代地理、风俗礼仪、饮食器用、音乐文娱等几个主要文化内容。
除了整体分类，我们还可以进行细致分类。例如，对科举制度，我们可以按照朝代特点或时间顺序分类。
（1）汉代科举制度文化常识分类。
例如：“察举”汉代选拔官吏制度的一种形式。察举有考察、推举的意思，又叫荐举。由侯国、州郡的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上级或中央，经过试用考核，再任命官职。察举的主要科目有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等。其它汉代科举制度文化常识还有“征辟”“孝廉”等。
（2）明清科举制度文化常识分类。
例如：“童生试”也叫“童试”。明代由提学官主持、清代由各省学政主持的地方科举考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合格后取得生员（秀才）资格，方能进入府、州、县学学习，所以又叫入学考试。应试者不分年龄大小都称童生。 除此之外还有“乡试”“会试”“殿试”等。
（3）明清科举制度考试结果分类。
例如：“及第”指科举考试应试中选，应试未中的叫落第、下第。《祭妹文》：“逾三年，予披宫锦还家。”古时考中进士要披宫袍，这里“披宫锦”即指中进士。《祭妹文》：“大概说长安登科，函使报信迟早云尔。”“登科”是及第的别称，也就是考中进士。除此之外，还有“进士”“状元”“会元”“解元”“连中三元”“金榜”“同年”等。
（4）明清科举制度学校分类。
例如“乡学”与国学相对而言，泛指地方所设的学校。其它还有“太学”“国子监”“书院”等。
（5）明清科举制度学官分类。
①学官：古代主管学务的官员和官学教师的统称。如祭酒、博士、助教、提学、学政、教授和教习、教谕等。
②祭酒：古代主管国子监或太学的教育行政长官。战国时荀子曾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校长。唐代的韩愈、明代的崔铣（《记王忠肃公翱事》的作者）都曾任过国子监祭酒。
③博士：古为官名，现为学位名称。秦汉时是掌管书籍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职，后成为学术上专通一经或精通一艺。
④学政：学官名。“提督学政”的简称，是由朝廷委派到各省主持院试，并督察各地学官的官员。学政一般由翰林院或进士出身的京官担任。《促织》：“又嘱学使俾入邑庠。”学使即学政的别称。《左忠毅公逸事》：“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指左光斗任京城地区的学政。
⑤教授：原指传授知识、讲课授业，后成为学官名。汉唐以后各级学校均设教授，主管学校课试具体事务。
⑥助教：学官名。是国子监或太学的学官，协助国子监祭酒。
⑦监生：国子监的学生。或由学政考取，或地方保送，或皇帝特许，后来成为虚名，捐钱就能取得监生资格。《祝福》中的“四叔”就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则是一个吝啬鬼的典型。
（二）比较记忆
比较记忆，适用于易混淆、古今差异大、朝代差异大的古文化常识。
（1）同类比较。
①太师：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后多为大官加衔，表示恩宠而无实职，如宋代赵普、文彦博等曾被加太师衔。其二，古代又称太子太师、太子太傅、太子太保为“东宫三师”，都是太子的老师，太师是太子太师的简称，后来也逐渐成为虚衔。
②太傅：参见“太师”条。古代“三公”之一。又指“东宫三师”之一，如贾谊曾先后任皇子长沙王、梁太傅。
③少保：指两种官职，其一，古代称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后逐渐成为虚衔，如《梅花岭记》中“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蝉脱”，文天祥曾任少保官职，故称。其二，古代称太子少师、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为“东宫三少”，后也逐渐成为虚衔。
（2）内部比较。
三省六部：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隋唐时，三省同为最高政务机构，一般中书省管决策，门下省管审议，尚书省管执行，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尚书省下辖六部：吏部（管官吏的任免与考核等，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户部（管土地户口、赋税财政等）、礼部（管典礼、科举、学校等）、兵部（管军事，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刑部（管司法刑狱，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工部（管工程营造、屯田水利等）。各部长官称尚书，副职称侍郎，下有郎中、员外郎、主事等官职。六部制从隋唐开始实行，一直延续到清末。
（3）古今比较。如古今纪时的方法。
①天色纪时法。古人最初是根据天色的变化将一昼夜划分为十二个时辰，它们的名称是：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yú）中、日中、日i（die）、晡（bū）时、日入、黄昏、人定。
②地支纪时法。以十二地支来表示一昼夜十二时辰的变化。古天色纪时、地支纪时与今序数纪时对应关系见附表。
③现化纪时法。23-1点 1-3点 3-5点 5-7点 7-9点 9-11点 11-13点 13-15点 15-17点 17-19点 19-21点 21-23点。
④五更：我国古代把夜晚分成五个时段，用鼓打更报时，所以叫作五更、五鼓，或称五夜。
（三）排序记忆
（1）官职的任免升降。根据任命、提升、调动、贬官、辞官的顺序来记忆。如：①拜：用一定的礼仪授予某种官职或名位。②除：拜官授职。③擢：提升官职。④迁：调动官职，包括升级、降级、平级转调三种情况。⑤谪：降职贬官或调往边远地区。⑥黜：“黜”与“罢、免、夺”都是免去官职。⑦去：解除职务，其中有辞职、调离和免职三种情况。⑧乞骸骨：年老了请求辞职退休。
（2）二十四节气。根据节气及月份的先后顺序来记忆。
正月：立春、雨水 二月：惊蛰、春分
三月：清明、谷雨 四月：立夏、小满
五月：芒种、夏至 六月：小暑、大暑
七月：立秋、处暑 八月：白露、秋分
九月：寒露、霜降 十月：立冬、小雪
十一月：大雪、冬至 十二月：小寒、大寒
为了便于记忆，人们编出了歌谣：“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古诗文中常用二十四节气来纪日，如《扬州慢》：“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夏至白天最长，冬至白天最短，因而古人称夏至、冬至为至日，这里指冬至。
（四）联系记忆
（1）联系文句。联系文言文中所学的句子来记忆。
①王公即位年次纪年法。以王公在位年数来纪年。如《左传・骰之战》：“三十三年春，秦师过周北门。”指鲁僖公三十三年。
②年号纪年法。汉武帝起开始有年号。此后每个皇帝即位都要改元，并以年号纪年。如《岳阳楼记》的“庆历四年春”、《琵琶行》的“元和十年”、《游褒禅山记》的“至和元年七月某日”、《石钟山记》的“元丰七年”、《梅花岭记》的“顺治二年”、《后序》的“德v二年”、《雁荡山》的“祥符中” （“祥符”是“大中祥符”的简称，宋真宗年号）等。
③干支纪年法。如《五人墓碑记》：“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丁卯”指公元1627年。《〈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事略〉序》：“死事之惨，以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围攻两广督署之役为最。”“辛亥”指公元1911年。《与妻书》“辛未三月念六夜四鼓”，“辛未”应为辛亥。近世还常用干支纪年来表示重大历史事件，如“甲午战争”“”“庚子赔款”“辛丑条约”“辛亥革命”。
④年号干支兼用法。纪年时皇帝年号置前，干支列后。如《扬州慢》的“淳熙丙申”，“淳熙”为南宋孝宗赵Y（shèn）年号，“丙申”是干支纪年。《核舟记》的“天启壬戌秋日”，“天启”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壬戌”是干支纪年。《祭妹文》的“乾隆丁亥冬”，“乾隆”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年号，“丁亥” 是干支纪年。《梅花岭记》的“顺治二年乙酉四月”，“顺治”是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年号，“乙酉”是干支纪年。
一、在高中阶段进行传统文化常识教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灿烂的文化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蕴含了这个民族优秀的精神，让中华民族能够一直傲立在地球的东方。但在中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今天，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正在被淡化甚至已经消失，外来文化不断渗透，学生对优秀的传统文化的理解日渐模糊。而在本应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教育阶段，由于应试的压力，教学只为高分的现象极为普遍。经典古文未能涵咏，诗词名篇未及吟哦，使得学生与大量的优秀传统文化失之交臂。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教育领域深化改革的精神，教育部于2014年3月26日，在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明确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和中国梦宣传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推动文化传承创新的重要途径；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2016年10月，教育部考试中心的《2017年高考考试大纲》，在“古诗文阅读”版块中明确提出了“了解并掌握常见的古代文化常识”的考核目标。
由此可见，在高中语文教学中进行传统文化常识教学已经不再是一个做不做或者什么时候做的问题，而是一个当下必要而且迫切的工作。
二、关于高中阶段传统文化常识教学的内容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体的。从时间跨度看，从夏商周上先圣三代，一直到晚清；从内容上看，其主体应该是儒家文化，辅以道家、佛教、法家等文化形态。
研究近年来，北大、人大、南大等国内知名高校国学院的培养计划，可以看到教学内容从古代哲学、古代政治、古代经济到古代文学、古代史学、古代民俗……包罗万象，无一不有。然而，高中阶段，尤其是高中阶段的语文课程中，现实的因素制约了我们不可能像高等教育一样，将所有的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教学内容。
以课程标准和2016年的新考纲的实际要求，笔者梳理了现行通用的人教版教材中的传统文化常识，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古代历法常识。如古文中经常涉及到的纪年方式、计时方式等。
2.古代星宿相关常识。如《滕王阁序》中涉及到的星宿分野的知识。
3.古代姓名称谓常识。如古文中常涉及到的姓、氏、名、字的相关知识。
4.古代职官常识。如古文中常涉及到官名和官职变动的词语。
5.古代年龄的称呼。如古文中常涉及到的一些表示年龄的词语。
6.古代的礼仪制度。如婚恋诗中涉及到的出嫁礼仪。
7.古代的节庆常识。如古代重要的节日的时间和主要的民俗。
三、关于教学途径的一些简单尝试和构想
由于急功近利的教学环境，一线教师们往往采用“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往往是罗列出所谓“常见的文化常识”，然后让学生们强行记忆。笔者所加入的各种教学交流群中，散见的皆是《高考文化常识100题》。然而，我们知道没有理解的记忆是根本无法长久的，这种死记硬背的教学方式显然是不科学的。笔者在阅读了大量的理论文章和相关经验介绍后，做了一些思考和尝试。
1.立足教材，用有限的教学资料拓展整合教学内容。文化常识教学是高中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但绝不是唯一内容。在有限的教学时间中，要进行文化常识教学，首先就需要我们充分整合教学内容，将教材中涉及到文化常识内容进行足够地拓展和有效地整合。
比如，在学习《寡人之于国也》时，遇到“申之以孝悌之义”，这时就可以针对“孝悌”拓展延伸儒家的“八德”。不仅如此，还可以从“四维”（礼、义、廉、耻）到“五常”（仁、义、礼、智、信）再到“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演变，延伸到“孝”的地位在传统文化中的日趋提升。并且讲到古代越来越重视“孝”，是因为伴随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发展，以家庭为本位的农业经济日益稳定与发展，家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对于社会的祥和与稳定功能日益突出。这样，不仅让学生积累了相关的文化常识，也加深了学生对宗法制社会和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社会的认识。
2.注重理解，调动既有阅读经验和生活经历加深记忆。没有理解的记忆是无法长久的，靠死记硬背明显不是积累文化常识的好方法。文化常识虽然是古代的，但是许多优秀之处依然被传承了下来，镌刻入了我们的基因之中。学生无法理解某些文化常识，是因为学生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调动阅读经验和生活经历。这就要求老师们在教学的过程中帮助学生弥补这些问题。
3.构建知识体系，让思维做到有的放矢。有些文化常识不论讲多少遍学生总是记不住，有些文化常识学生明明记住了但是一做题就出错。归根究底，笔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生没有构建合理的知识体系，知识杂乱无章。因此，我们有必要指导学生构建科学、有效的知识体系。
4.通过实践活动，巩固所学内容。如果教学文化常识，仅仅是为了应付高考，或者坐而论道，就显得有些狭隘了。进行文化常识教学，最主要的目的是让学生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培育民族精神。所以，进行文化常识教学，最后还是要学以致用。由此，进行实践活动，也是一种不错的教学方式。
四、小结
在当下文化大繁荣的背景下，在语文学科之中进行文化常识教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十分必要的，更是迫切的。教学文化常识，不应是急功近利的，而应真正站在树立学生文化传承意识的立足点上，让学生了解、感知、传承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本文所探讨的一些教学途径，主要是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希望学生能够对传统文化通过理解记忆而后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并且能够影响自身的价值观和处世方式。
⒖嘉南祝
[1]张岱年，程宜山.中国文化精神[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在关于美术考古学科关系的认识中，目前学者较多涉及的是与考古学、美术学、社会学、历史学、图像学等学科的关系，这其中涉及学科的本源、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学科的意义等诸多方面，涉及面不可谓不广、不可谓不具体。遗憾的是，在这些关系的讨论中，基本上没有考虑到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的特殊关系。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不仅在研究对象上有相同之处，而且在研究资料的获取上也有相同之处；同时，在接受的影响上也有相同之处。因此，我们提出美术考古的叙事特征和与宗教美术的学科关系作为理论深入的探讨视角。
一、与研究对象相关的叙事逻辑
这是一个关于叙事逻辑的学科定位问题。我们认为，美术考古如果作为分支学科看待，那么，从叙事逻辑角度看，它不是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是美术学的二级学科。
1.美术考古是将研究对象作为美术史现象来描述的。“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1]（P5）是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在美术考古的研究过程中，这些美术遗迹和遗物转化为美术发展史上的叙事遗存，围绕美术遗迹和遗物展开的研究是关于构图、造型、色彩和主题、风格、艺术进步等美术学科范畴的研究。
2.考古学的学科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的研究趋势。目前学术界中，不论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考古学学科还是将美术考古归之于美术学学科，学者们都希望美术考古拥有更多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广泛的研究领域，但是，考古学的研究方法并不支持美术考古这种具有扩张性的发展要求。
3.美术考古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提高了美术史研究的学术影响。这一点最好理解，美术考古将美术史的研究进入到石窟艺术、墓葬艺术、岩画艺术等考古遗存的领域，美术史上的许多空白被填补，许多文化遗存得到了更深入的理解，美术史在作出贡献的同时也提高了自己的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
因此，我们认为美术考古不应作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而应当作为美术学的分支学科。通过对美术考古定义的讨论，我们提出一个求教大方的表述：美术考古是一门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在美术史层面上展开研究活动的美术学分支学科。
二、与宗教美术相关的叙事特征
这是一个从叙事特征角度讨论学科关系的问题。
1.从逻辑关系上对叙事特征的讨论。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看，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在概念上存在的关系是交叉关系。从叙事特征看，美术考古的研究对象主要有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因为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墓葬艺术作品、石窟艺术作品等；第二部分是因为社会动乱、自然灾害等原因而成为考古对象的，如古建筑遗址、被掩埋的艺术作品等。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深入于艺术活动之中，留下了丰富的美术作品。
2.关于美术作品埋葬方式的叙事认识。
在通过考古手段而获得的美术作品中，其埋葬方式毫无疑问是美术作品完成叙事的重要内容，可是这一点目前没有深入的研究。在目前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的研究论文中，研究对象的确定常常是侧重于从作品的发现角度来认识的，即考古学的角度。
3.关于叙事意义的理论认识。
叙事作品是一个动态的意义生成系统。[2-6]通过学科逻辑关系的认识，我们可以从逻辑角度认识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所存在的共同性；通过作品埋葬角度的认识，我们可以从作品存在的角度认识两学科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同时，两学科的结合思考还可以在操作层面上提供可以深入的理论意义。这个意义，就是在认识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学科特征的基础上突出两者结合思考后的指导意义，即强调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所具有的叙事意义。
3.1叙事主题的单一性（或集中性）。
在宗教美术作品和与之相关的美术考古作品中，叙事的结构往往都显得非常宏大，几乎所有的构图都试图包括天上和地下、凡间和世外，这是指导的必然结果。
3.2情节的真实性。
宗教美术是描写另一个世界的，与现实世界对照，它是不真实的。但是，宗教美术作品能够存在的理由却是来自于宗教经验，即这些作品的内容是真实的。这样的真实在作品中得到了普遍支持，即作品表现了情节的真实性。情节的真实性当然是来自于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宗教经验对这样的真实是支持的态度。宗教美术作品的构图体现着这样的“真实性”。
3.3物象的符号化。
在宗教美术作品中，物象符号化的手法无处不在，每一个物象都拒绝随意的理解，必须从某一个已经存在的特定的概念来入手，从而得到物象的象征意义。
综上所述，就学科性质的认识而言，美术考古与宗教美术之间存在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命题，这两门学科的共性可以使我们在认识学科性质上寻找到诸如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方面的逻辑关系，特别是在接受的影响上所存在的相同叙事结构，使我们更容易理解美术考古和宗教美术的学科定位。
参考文献：
[1]杨泓.美术考古半世纪[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
[2]阮荣春，主编.丝绸之路与石窟艺术[M].沈阳：辽宁美术出版社，2004.
[3]朱浒.全国首届艺术考古学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J].中国美术研究，2007，（3）.
（一）服务。
站在参与者的角度看，诵读教学模式需要教师与学生、课本的良好配合才能完成，教师需要在课堂教学中解答学生对古诗文产生的困惑和难题，教师主要通过教材对学生进行授课，学生在课本上学习古文知识，所以教师、课本与学生是诵读教学模式的特征。
诵读教学模式主要是指高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以朗诵方式对知识进行传授。诵读教学模式有较为显著的特点，第一，从文字表面角度讲，诵读教学模式是教师与学生二者间进行的有声交流，但是需要教师与学生的完美配合才可以完成，并且是有声的相互配合，不是传统意义上“教师讲解―学生记笔记”教学模式；第二，教师在进行诵读教学模式的课堂教学时，要对学生进行诵读技巧的相关指导，并且要对学生进行相关的诵读练习。
（二）在高校古代文学课程中应用诵读教学模式的影响。
从时间的角度观察，在古代教学中便出现了诵读教学模式，直到如今都在沿用诵读教学模式，这也说明诵读教学模式在古文课程教学中的重要价值。譬如：在古代的《百家姓》、《弟子规》等启蒙教育中都是以诵读教学为主要教学模式。在高校的古文课程中，诵读教学模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可以提升学生对古代文学中语言文字的语感、音韵的理解能力，还可以调动高校学生对古文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譬如《西厢记?长亭送别》主要讲述了崔莺莺十里长亭送书生张生进京赶考的离别过程，二人在短暂的相恋后要饱受异地相思之苦，学生在朗诵过程中，深刻领会元杂剧的独特魅力，在朗诵中体会两人对自由爱情的向往和想要冲破现实束缚的决心。诵读教学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的改革，不仅可以使学生全面了解我国古代文学的魅力，而且可以提高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兴趣，从而更深爱我们的国家。与此同时，诵读教学模式不仅可以使学生更快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意境，更容易理解作者所运用的每一个字，探析作者想要真正表达的情感，这样在古文学习中，不仅是对作者的文章进行简单理解与鉴赏，还是对作者创作文章背后的故事进行探析，以此更全面地学习古文。譬如：杜甫的《蜀相》，这是一首七言律诗，教师如果只是一味讲解诗中的内容，则很难取得良好的教学成果，所以要让学生进行朗诵，更好地领会七言律诗的魅力。
二、目前我国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考试状况
在我国高校课程教学中，古代文学课程占有较大比重，并且在教育改革上要给予更多关注，不仅是教学方式的创新还有课堂教学的创新都是教育改革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以下是我国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考试的现状分析：我国高校古代的文学课程考试主要包含：①传统的考试方式。主要是指，我国的古代文学课程考试需要的试卷都是由任课教师根据自己的课堂教学内容出题，但是教师所出的试卷涉及的知识点比较少，难以对学生的掌握的知识进行检测，而且这样的考试方法的评分标准都是由教师本身制定的，具有较强的主观意识，不能真正考查学生学习古文的能力。②标准的考试方法。主要是指有专门的命题人员对我国高校的古代文学课程进行命题，在经过对高校古代文学课程的内容的探究和分析后，找出教师教学中出现的考点和难点，得出全面具体的内容，从而进行考试命题。这种考试方式的运用，可以规避传统考试所具有的不足，确保考试的试题关系到教材的每个知识点，并且对学生的考试以客观的评判标准，但是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譬如：固定的考试形式与出题方式会导致学生的创新思维得不到发挥，也会出现学生猜中考试题型的状况，考试答案更具客观性，学生的思维方式出现固化，以至于形成“读死书、死读书”的局面。
三、诵读教学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课程考试的具体实施方法
（一）使考试与日常的诵读教学相融合，增加平时成绩的比重。
高校教师在进行古代文学课程的课堂教学时，可以将考试与日常的诵读相融合，考试并非只有在固定的日期才可以进行。譬如：教师在日常课堂教学中可以不定时地要求学生默写与背诵古代文学中的经典段落和句子，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朗诵比赛，并且可以把这些课堂上所有的活动成绩都作为学生日常成绩，以此增加学生期末成绩的分数，以平时表现的成绩的累计加上期末试卷的成绩，作为学生的期末成绩。
（二）尽量使考试中的答案更具广泛性和主观性。
在诵读模式下的高校文学课程考试中，要尽量避免试卷中的“标准化答案”，在试卷中加入主观题目，为学生创造思维的机会。诵读模式下的考试答案已经不是以往的固定答案，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可以得到多样各异的答案，可以更有效地发挥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意识，提升学生思维的活跃度，使诵读模式下的高校文学课程考试可以更顺利地进行。
（三）要改变诵读模式下的高校古代文学的课程考试形式。
二、中学语文教学中古典诗词所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教师对于教学目的的认识存在着偏差
应试教育一直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在中学阶段，中考与高考都是指挥棒，教师的教学与学生的学习都需要以中考与高考为目的。在中学语文教学中，虽然具有大量的关于古典诗词的内容，但是从考试的考察范围来看，关于古典诗词的考察往往同时采用填空的方式进行，即要求学生将古典诗词背诵下来，而对其中所蕴含的文化内容并不会过多的进行考察，这就导致教师认为古典诗词的教学就是要求学生将相关的古典诗词背诵下来就可以了，教师往往并不会过多的讲解古典诗词背后的文化内容，从而导致中学生虽然可以背诵大量的古典诗词，但是对于古典诗词的文化内涵却完全不理解，这对于古典诗词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存在着非常不利的影响。
（二）学校环境中缺乏古典诗词的元素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社会开放程度不断增加，多元文化在社会中泛滥，对学校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当前阶段在校园当中，各种不同的文化内容在学生当中广泛传播，古典诗词并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因此学校对于古典诗词也没有积极的态度，在校园环境的建设中往往也不会注意到加强古典诗词文化的使用。例如在当前由于受到商业文化的渲染，到处充斥着许多具有一定的商业信息的内容，学校大力宣传一些商业巨子。同时由于现代社会科技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学校文化宣传对于科学文化也较为关注，这些内容严重弱化了古典诗词在校园文化中的地位，从而使得校园环境中古典诗词的元素不断减少。
三.中学语文教学中古典诗词改革策略研究
（一）正确认识古典诗词
教师要充分认识到古典诗词的重要意义，首先，古典诗词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中学语文教学中加强古典诗词的教学，对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次，随着教育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学生的人文素质的培养对于其日后的发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教师在实际的授课过程中应该转变自己的一些较为功利性的做法，在进行古典诗词的教学过程中，应该积极的向学生讲述古典诗词背后所包含的知识细节与文化内涵，从而不断加深学生对于古典诗词的认识。
（二）运用古典诗词建设校园环境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在现阶段的中学校园环境中，古典诗词所占据的比例相对较小。因此，学校在进行校园环境的建设过程中应该充分利用古典诗词的魅力，使得整个校园的古典诗词氛围不断加深。首先，学校可以在宣传栏中宣传一些具有趣味性的古典诗词知识，同时定期的进行更新，从而吸引学生前来观看。其次，学校还可以通过举办古典诗词比赛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的进行古典诗词的学习，从而使得古典诗词可以深入到学生的自学范围中去。
四、结语
当前阶段，我国中学在古典诗词的教学方面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从而使得古典诗词这种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问题，同时也使得学生的人文素质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在本文中笔者分析了现阶段古典诗词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总结了对应的改革措施。
作者:李佃忠 单位:青岛市黄岛区泊里镇信阳中学
参考文献：
[1]游思源.高中生古典诗词鉴赏能力培养研究[D]江西师范大学,2015
中国古代文学在课程设置上主要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文学作品是核心。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读,学生可以逐渐熟悉中国文字的特点、古代汉语的基本规律、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理解古代作家的创作用心、创作手法和古代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分类及其不同的文体特点。然而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仍然偏爱文学史教学,他们乐于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占用大量面授课时,向学生讲授文学史基本知识,梳理文学发展脉络;而对于作品教学,则多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印证文学史的辅助材料,泛泛带过,错失了培养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自主学习能力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多居于主导地位,其讲授内容往往被视为“金科玉律”,难容质疑;学生居于被支配地位,其实际学习能力和不同兴趣诉求常常遭受漠视。课程教学很多情况下只是出于授课教师的一厢情愿,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考核上重知识轻能力,重终结性考试轻学习过程考察
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授受教学情况相对应,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也相对较为僵化刻板。其一是考核构成上存在“一考定终身”的倾向,即以期末终结性考试的成绩作为课程成绩认定的绝对标准,忽略学习过程的监控和考核。考核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其二是考试内容编设较为教条。教师的命题多依据平日的教学讲义或教材,命题内容多限于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大家及其代表作品,如建安风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等,这样的问题限定性、指向性强,难以让学生开展独立评议,提出创造性的识见。其三是考核缺乏科学的评价模式。平时作业的批阅、考试试题的评阅,一般都是由教师独立完成的,即便有学生参与其中,也多是根据教师提供的标准答案来评判,从而忽视了文学评论的多元性特征和学习的个体化特点。考核完成后,则多是通报成绩了事,很少有针对性的考核分析和评价反馈。
二、地方文献对推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的积极作用
地方文献指的是记录某一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科技、教育、风俗等内容的地域性文献资料,具有地域性、原始性、多样性、长久性、稀缺性等特点。地方文献因其“包罗万象”的内涵,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文化事业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适当引入地方文献,既可以推动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激发学习兴趣,又可以增加考核的学术含量,提高课程的关注度,扩大课程的影响力,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一)树立作品教学观念和研读原典意识
地方文献汇集了某一地域长期科技文化发展的成果,内容庞杂,其中很多属于未经整理的原始文献。研读这样的地方文献,可以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知识,调动丰富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让学生能够研读地方文献,教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就必然要将教学重心从文学史转到作品上,通过作品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地方文献多是第一手的资料,将其引入考核中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研读原典的意识和不从俗众、唯己是信的科学探索精神,培养研究性学习习惯。对于教师而言,地方文献的原始性特点也可以督促他们积极关注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拓宽学术视野,提高科研水平,实现教学相长。
(二)深化课程考核改革,克服学习功利化倾向
近年来,基于高校过于注重实用的专业及课程体系设置、以分数为核心的较为单一的考核评价标准和脱离学生学习实际的教材编设等多重因素,很多大学生缺乏内在学习动力,在学习上越来越功利化。中国古代文学所面临的学习功利化现象更加严重,“陈旧无聊”、“脱离实际”之类的评价甚嚣尘上。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引入地方文献,可以在内容上增加课程考核的深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归属感和成就感,促进学生良好学习动机的形成,克服功利化倾向。如针对浙江嘉兴地区的学生可以根据《万历嘉兴府志》、《光绪桐乡县志》等地方志的相关记载编设关于明清时期嘉兴地区佛寺兴废、民间兴学等方面考题;针对杭州地区的学生则可以根据《湖山便览》、《西湖志》等地方文献编设诸如西湖的历史沿革、西湖历代名人题记等方面的考题,让考题充分体现出地域特色,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期待。
中国古代文学在课程设置上主要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文学作品是核心。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读,学生可以逐渐熟悉中国文字的特点、古代汉语的基本规律、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理解古代作家的创作用心、创作手法和古代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分类及其不同的文体特点。然而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仍然偏爱文学史教学,他们乐于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占用大量面授课时,向学生讲授文学史基本知识,梳理文学发展脉络;而对于作品教学,则多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印证文学史的辅助材料,泛泛带过,错失了培养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自主学习能力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多居于主导地位,其讲授内容往往被视为“金科玉律”,难容质疑;学生居于被支配地位,其实际学习能力和不同兴趣诉求常常遭受漠视。课程教学很多情况下只是出于授课教师的一厢情愿,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考核上重知识轻能力,重终结性考试轻学习过程考察
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授受教学情况相对应,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也相对较为僵化刻板。其一是考核构成上存在“一考定终身”的倾向,即以期末终结性考试的成绩作为课程成绩认定的绝对标准,忽略学习过程的监控和考核。考核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其二是考试内容编设较为教条。教师的命题多依据平日的教学讲义或教材,命题内容多限于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大家及其代表作品,如建安风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等,这样的问题限定性、指向性强,难以让学生开展独立评议,提出创造性的识见。其三是考核缺乏科学的评价模式。平时作业的批阅、考试试题的评阅,一般都是由教师独立完成的,即便有学生参与其中,也多是根据教师提供的标准答案来评判,从而忽视了文学评论的多元性特征和学习的个体化特点。考核完成后,则多是通报成绩了事,很少有针对性的考核分析和评价反馈。
二、地方文献对推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的积极作用
地方文献指的是记录某一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科技、教育、风俗等内容的地域性文献资料,具有地域性、原始性、多样性、长久性、稀缺性等特点。地方文献因其“包罗万象”的内涵,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文化事业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适当引入地方文献,既可以推动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激发学习兴趣,又可以增加考核的学术含量,提高课程的关注度,扩大课程的影响力,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一)树立作品教学观念和研读原典意识
地方文献汇集了某一地域长期科技文化发展的成果,内容庞杂,其中很多属于未经整理的原始文献。研读这样的地方文献,可以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知识,调动丰富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让学生能够研读地方文献,教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就必然要将教学重心从文学史转到作品上,通过作品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地方文献多是第一手的资料,将其引入考核中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研读原典的意识和不从俗众、唯己是信的科学探索精神,培养研究性学习习惯。对于教师而言,地方文献的原始性特点也可以督促他们积极关注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拓宽学术视野,提高科研水平,实现教学相长。
(二)深化课程考核改革,克服学习功利化倾向
中国古代文学在课程设置上主要由文学史和作品选两大部分组成，其中文学作品是核心。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研读，学生可以逐渐熟悉中国文字的特点、古代汉语的基本规律、古代文学创作理论，理解古代作家的创作用心、创作手法和古代文学作品不同的体裁分类及其不同的文体特点。然而很多教师在教学中仍然偏爱文学史教学，他们乐于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占用大量面授课时，向学生讲授文学史基本知识，梳理文学发展脉络；而对于作品教学，则多是把文学作品当作印证文学史的辅助材料，泛泛带过，错失了培养学生中国古代文学自主学习能力的机会。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多居于主导地位，其讲授内容往往被视为“金科玉律”，难容质疑；学生居于被支配地位，其实际学习能力和不同兴趣诉求常常遭受漠视。课程教学很多情况下只是出于授课教师的一厢情愿，难以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考核上重知识轻能力，重终结性考试轻学习过程考察
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授受教学情况相对应，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也相对较为僵化刻板。其一是考核构成上存在“一考定终身”的倾向，即以期末终结性考试的成绩作为课程成绩认定的绝对标准，忽略学习过程的监控和考核。考核结果并不能准确地反映出学生的真实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其二是考试内容编设较为教条。教师的命题多依据平日的教学讲义或教材，命题内容多限于文学史上的主要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大家及其代表作品，如建安风骨、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精神等，这样的问题限定性、指向性强，难以让学生开展独立评议，提出创造性的识见。其三是考核缺乏科学的评价模式。平时作业的批阅、考试试题的评阅，一般都是由教师独立完成的，即便有学生参与其中，也多是根据教师提供的标准答案来评判，从而忽视了文学评论的多元性特征和学习的个体化特点。考核完成后，则多是通报成绩了事，很少有针对性的考核分析和评价反馈。
二、地方文献对推进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改革的积极作用
地方文献指的是记录某一地域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科技、教育、风俗等内容的地域性文献资料，具有地域性、原始性、多样性、长久性、稀缺性等特点。地方文献因其“包罗万象”的内涵，在服务地方经济建设、文化事业建设、学术研究、教育发展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适当引入地方文献，既可以推动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激发学习兴趣，又可以增加考核的学术含量，提高课程的关注度，扩大课程的影响力，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教学模式起到一定的纠偏作用。
（一）树立作品教学观念和研读原典意识
地方文献汇集了某一地域长期科技文化发展的成果，内容庞杂，其中很多属于未经整理的原始文献。研读这样的地方文献，可以引导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知识，调动丰富的知识储备———尤其是古代汉语基础知识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阅读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为了让学生能够研读地方文献，教师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中就必然要将教学重心从文学史转到作品上，通过作品教学切实提高学生的古文阅读水平。地方文献多是第一手的资料，将其引入考核中可以帮助学生树立研读原典的意识和不从俗众、唯己是信的科学探索精神，培养研究性学习习惯。对于教师而言，地方文献的原始性特点也可以督促他们积极关注学术研究的最新动态，不断拓宽学术视野，提高科研水平，实现教学相长。
（二）深化课程考核改革，克服学习功利化倾向
近年来，基于高校过于注重实用的专业及课程体系设置、以分数为核心的较为单一的考核评价标准和脱离学生学习实际的教材编设等多重因素，很多大学生缺乏内在学习动力，在学习上越来越功利化。中国古代文学所面临的学习功利化现象更加严重，“陈旧无聊”、“脱离实际”之类的评价甚嚣尘上。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考核中引入地方文献，可以在内容上增加课程考核的深度，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求知欲、归属感和成就感，促进学生良好学习动机的形成，克服功利化倾向。如针对浙江嘉兴地区的学生可以根据《万历嘉兴府志》、《光绪桐乡县志》等地方志的相关记载编设关于明清时期嘉兴地区佛寺兴废、民间兴学等方面考题；针对杭州地区的学生则可以根据《湖山便览》、《西湖志》等地方文献编设诸如西湖的历史沿革、西湖历代名人题记等方面的考题，让考题充分体现出地域特色，符合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期待。
一、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重要性
古诗词作为中国独特的文化遗产之一，对于中华民族来说，是非常重要而珍贵的。从小学开始进行古诗词的教学，不仅对于小学生人格的养成起到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整个民族的文化传承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对于小学生来说，从小学开始接触和学习古诗词，能够培养对语言美感的感知。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接触的语言不仅包括日常用语，还有很多的例如音乐、诗歌等艺术语言。而对艺术语言的感知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形成的，语文素养的提升需要一个长时间的积累。小学生对于古诗词的接触，能够帮助其了解中国古人不同的语言风格和用词方式，能够帮助小学生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而诗词的韵律、用典等，则对小学生的审美能力、历史知识等方面都能起到一定的提升作用。
二、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现存问题
（一）过分注重知识教学，缺少情景体悟
在小学语文的课堂上，很多教师在讲解古诗词时仍按照知识点的方式进行讲述。课堂中的大部分时间用花费在了对于重点字词的讲解，以考试考什么作为课堂教学内容设置的指南针。虽然古诗词中一些字词的用法与现代汉语有一定的出入，例如“走”、“发”等词在古代都有其不同于现代的意义，如果不加以解释和了解，学生很难读懂诗词。但在必要的讲解之外，刻意的去解读一些字词的用法，将一些词语的固定搭配按照像背知识点似的进行反复的背诵记忆，会使得学生缺乏对于诗词美感的鉴赏能力，很难领会到诗词当中所描述的情境，无法与诗词融为一体。这样无疑扼杀了学生的想象力，使古诗词的学习变成了知识点的记诵，减弱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对古诗词过分分割，缺少整体感知
小学语文教师在讲解古诗词时，常常为了引导学生而将古诗词人为的切割成几段，学生依据教师分割的段落，进行逐句地理解和学习。这无疑会将诗词的整体意境和魅力进行削弱，使学生很难从一首诗或一阕词的整体角度进行诗词的赏析和意境的体会。学生的“体验感悟”是指对一个具体的对象有一个整体而直观的把握，分割式的教学显然无法满足学生对于诗词的整体感知。同时，古诗词的特点使得诗句的上下文之间有着起承转合的关联，分割式的教学会切断句与句以及段与段之间的关系，很难领会诗词整体的意义和魅力。
三、提升小学古诗词教学的策略
（一）减少功利意识，运用情境教学
教师不应以升学率或是考试来作为课堂教学的指挥棒，忽略学生感受而以考试为最终目的的教学是本末倒置的。因此，在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的课堂上，教师应当减少功利意识，不再以练习册上的题目或是知识点的背诵为圭臬，而是应当以让学生具备了解和鉴赏诗词的能力为基本原则，对教学的内容和方法进行精心的设计，以适应学生的需求。
在诗词的教学过程中，情境教学的运用能够在一定帮助教学的进行。例如在课堂上辅助一些音乐渲染，借用一些古风歌曲或是影视剧作品来对诗词进行配乐的赏析，能够让学生在音乐的意境下，更容易进入诗词的境界当中，更加近距离的感受诗词的意蕴。利用呈现图画的方式来对古诗词所描述的场景进行重现，也能够使古诗词中的意境更加的形象化。
（二）提高诗词修养，整体感悟诗词
教师在对古诗词的讲解中的水平受到教师自身诗词修养的影响，当教师具有较强的古诗词功底，那在讲课过程中多会“口吐莲花”，也更能够准确的把握古诗词的内容和主题，对相关用典的历史知识有所了解。教师对于自身素养的提高一方面体现在对古诗词的掌握能力上，教师需要自身有丰富的古诗词积累，掌握必要的鉴赏能力等；另一方面体现在教师需要定期对自己的教学过程进行反思，从而提高自身的教学素养，能够了解学生的需求和水平，使课堂更加贴近学生的特点。对于诗词的讲解应当整体与部分相配合，不仅对重要的词句进行讲解，更要从整体的角度来对诗词进行赏析和理解。
参考文献：
[1]黄红华.古诗词诵读教学方法的运用与思考[J].阅读与鉴赏（中旬），2011（09）.
[2]李慧.论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北方经贸，2010（12）.
30年在历史长河中只是弹指一挥间，但对于中国考古学来说，30年蕴含着发展和前进的机遇。这种发展，成为我们今天回顾和反思夏先生学术成就的契机。
一
对于专业领域意识日渐增强的当今考古学者来说，夏先生学识的渊博和研究领域的广泛几乎成为一个传奇。受因果思维习惯的影响，面对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我们愿意回顾其成长的心路历程，尽管我们永远也找不到一个自由者成长历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个人的成长在根本上离不开时代的影响。夏先生是在“新文化运动”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现代专业人士。夏先生求学的年代，中国正走在从封建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艰难道路之上，以现代西方科学为核心的教育体系已初步建成，鲁迅当年“走末路”学洋务的日子已成为历史。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夏先生自订了一份“家世与少年时代”，他从其漫长的青少年时代撷取了三个事实：1922年，高小一年级时任儿童自治会图书馆主任，阅读文学研究会的新小说及《小说月报》，开始对新文学发生兴趣③（卷一，第6页）；1924年，在温州十中读书，周予同先生教国文，选陈独秀《新青年・发刊词》（卷一，第7页）；1925年，请父亲在游沪时购买鲁迅的《呐喊》（卷一，第8页）。看来夏先生明确意识到，他是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新文化运动”是夏先生自我认同的成长背景，他的成长确也得益于“新文化运动”之后的自由学术风气。
那个时代文化和学术界大家云集。夏先生在上海光华大学附中学习时，就旁听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和张东荪的“西洋哲学”；在燕京大学听钱穆的“国文”，后在清华听钱穆的“战国秦汉史”、陈寅恪的“晋南北朝隋史”、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外交史”。单是日记中抄录的公费留美考试成绩单上考官的名字，就足以令人倾倒：“国文”朱自清、“英文”吴宓、“中国上古史”顾颉刚、“人类学”李济、“地质学”丁文江（卷一，第265页）。改革开放以来，三四十年代的文化学术地貌学在摒弃了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下非黑即白的标签式评价之后，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风采。一时间，学界大有厚“古”薄“今”之势，当然也有如学者葛剑雄所指出的，那个时代的学术成就被夸大了，争议似乎不小④。其实，对一个时代的学术成就的科学评估不可一概而论，那恐怕应该是各学科发展史的课题。当我们夸赞三四十年代的学术时，我们或许并不是真的看中了那时的学术水准，而是思慕陈寅恪为王国维纪念碑题写的那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夏先生1931年在燕京和清华求学时，曾阅读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包括《哲学之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原著，以及考茨基、河上肇、拉斯基等人的著作。如果说在“思想改造”和“”期间，这份书单能够支撑夏先生对进步思想的追求，那么在今天，它们的存在证明的是其时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
作为留美预备校，清华园的美国校园文化和通识教育理想对夏先生的成长不无正面影响。夏先生在博览群书之余，经常与同学打网球、桥牌和郊游，虽然他常对自己流连于运动和牌戏深表自责，但那不过表明他是一个自律性极强的人。那时的北大可能允许学生偏科，但清华则要求新入学学生通过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课，以拓宽知识面⑤。在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与秩序井然的学习生活的二重奏之间，夏先生的“智识”得到了拓展，这一点正是他日后在考古专业领域中得以自由驰骋的坚实基础。
“智识”这个词出现在夏先生的早年日记中，在不同语境下涵义不完全相同。简要归纳，有三种用法。比较容易理解的是“铸铜之智识”（卷一，第382页）、“地理学的智识”（卷二，第46页）、“制陶术的智识”（卷二，第195页），这时的“智识”就是现在所说的“知识-knowledge”。但在如“智识状态”（卷一，第397页）、“受智识及品行之训练”（卷二，第143页）等处，“智识”当兼有“智性-intellect”和“知识-knowledge”之义，其内涵应大于“知识”，因为“智性”是在“认知”基础上进行逻辑思考的能力和理解力，它和“知识”水平并不必然地对等。广为诟病的中国教育，就是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忽略了对“智性”能力的培养。第三种用法为“智识分子”，其间的变化颇耐人寻味。“智识分子”首次出现在1931年夏先生阅读陶希圣《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时所做的笔记中。在那本书中，“智识分子”或者是作为封建势力代表的士大夫阶级的依赖者，或者是作为“资本主义奴隶”；“智识分子”服务于统治阶级，不代表社会的先进力量（卷一，第32页）。在1936年的一则日记中，记有夏先生对阅读Robinson所著 “Mind in Making”一书的评论，说此书“叙述吾人智识之浅陋，遗习之深染，而力主思想自由之必要。书乃欧战初毕时所写，表示当时智识分子之见解，颇可一读”（卷二，第19页）。这里的“智识分子”显然不再带有贬义，它应该就是英文intellectuals的对应词，即后来的“知识分子”。从intellectuals的本意看，“知识分子”的用法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它只强调了对“知识”的占有，而忽略了对“知识”的自由追求。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源起于“好奇-惊赞”，其实人文科学又何尝不是如此。Intellectuals就是这样的群体：他们追求“知识”，但这种追求当是摆脱、超越于实用、功利的目的，是“为知识而知识”；只有“为知识而知识”的人，才是自由者，才能真正从运思过程中获得。在这个意义上，用“知识分子”替代“智识分子”实则是对这一群体的贬低。在人文领域，仅有“知识”而缺乏“人文化成”历程的人，可以满腹经纶，但不过匠人而已。所幸二者的差异已为文化学术界所重视，“智识分子”的用法已经出现在正式出版的书刊之间⑥。
在培养“智识”的目标和相对自由的学术空气下，良性的学术批评体系正在建立。夏先生曾在《光华大学附中周刊》上就发表《吕思勉〈饮食进化之序〉的商榷》，对食物的进化和“茹毛饮血”的理解提出自己的看法。在清华期间，夏先生先是应吴晗之邀担任《清华周刊》的文史栏主任，后与吴晗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清华大学史学研究会”。1934年5月，夏先生在蒋廷黻的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太平天国前后长江各省之田赋问题》，深受导师赞许，但他依然发表文章，就蒋廷黻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的体例进行商榷，就书中的西历年月日、西文原字和标点等加以补正⑦。此类商榷和评论文章，在三四十年代夏先生还发表过多篇。
二
那个群星灿烂的年代，出现了很多文采和学问兼而有之的人，冯至、闻一多、沈从文、钱锺书、陈梦家、卞之琳，他们后来大多花落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他们相比，夏先生并无出众的文采，虽然他的文字功底非常扎实。夏先生是摆脱了传统文人气的现代专业人士，是走出金石学传统的考古学家，这个转变来之不易。
初闻考取留美考古门的一段时间内，夏先生对考古学并无兴趣，一时间怅然若失（卷一，第264页、265页）。及至安阳小屯实习，夏先生更是感叹，自己更喜欢也更擅长读书，不擅长从事需要组织和管理才能的田野工作（卷一，第302页、第311～312页、第320页、第326页）。但在中国考古学初创时期，人才稀缺，所以夏先生之步入考古门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国家行为”。当时清华确定由傅斯年和李济担任夏先生的导师，在安阳实习时，李济和梁思永多次与夏先生商谈未来的学业规划――那也是在规划中国考古学的远景蓝图。当时夏先生承载的心理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一方面是学界前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另一方面是在内心祈盼“在职业以外去找一个可以安心立命的思想或信仰”（卷一，第265页）的渴望。但夏先生最终克服了内心的彷徨，从1934年开始阅读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一书开始，历经1935年春在殷墟西北冈的首次考古发掘，至1941年学成归国后的西北考察团的调查和发掘，夏先生迅速成长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之一。1950年夏先生任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逐步开始全面领导中国的考古学研究。他主持河南辉县商周遗址、长沙战国两汉墓和明定陵等重要考古发掘，负责考古学期刊和考古专刊的编辑出版，组织《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若干重要论著的编撰等。考古学又因存在实际的工作对象和具体的田野活动而不同于其他学科，对遗址的发掘、规划、保护，以及相应的人才培养等，都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夏先生在这些方面也一直担负着领导职责。因此，对于“夏先生为新中国考古学指导者、组织者和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的认识和评价不会因时代变化而改变。
但是学科初创者或许会遭遇到悖论式的命运：一方面，奠基性工作虽艰难但易显成效，犹如平地拔起的高楼引人瞩目；另一方面，随着学科向纵深方向发展，对学术问题的研究要不断向前推进，前人的观点可能会被后人超越，奠基者的工作有可能被颠覆、替代或降低到历史意义，如自然科学领域中的某些成就。夏先生不仅没有遭遇这种命运，而且他的研究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在学术史上居领先地位。
夏先生的研究工作具有全局意识。过去，学界更多强调夏先生研究领域的广阔⑧，其实，他的全局意识与责任意识更加突出。从上世纪50年代以降直到80年代，夏先生每隔5年、10年或30年，都要对那个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进行全面的总结和展望。即使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夏先生也在《考古》复刊的首期总结了60年代后期的考古收获⑨。80年代，夏先生更多地从宏观上思考和认识中国的文明起源问题。如果我们充分意识到中国考古学在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开创期与曲折发展的话，当更清楚地意识到这些论述在当时的引领性意义。
在心怀中国考古学全局的前提下，夏先生没有忽视对具体材料的精细研究。最能体现这一特点的案例是他对新疆、青海、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广东等地历年出土的衣文钱币、波斯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拜占庭金币、阿拉伯金币、威尼斯银币所做的系列研究⑩。对这些细小的钱币，夏先生详尽地统计历次发现的时间、地点、数量、埋藏背景，追溯国内外学者既往的研究，考察每一枚钱币的形制、花纹、文字、标记、大小，再结合国外的相关钱币考证中国出土钱币的国别、铸造年代和埋藏年代、历史背景和用途，最后再由此讨论中西交通和文化交流。在这样的研究中，每一枚钱币的细节和每一批钱币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均无一遗漏。另一个突出例子是对新疆等地及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的研究11，具体到了每一件织品标本的分类、织法、经纬线的疏密度、经纬线的交织，等等，并配有详尽的结构图与组织图。这些论文讨论的问题极为专门、也极其细微，今天阅读起来都需要足够的耐性，很难想象夏先生当年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写作的。夏先生对黄道十二宫的梳理、对汉简中具体文字的释义等也莫不如此。这些研究不仅解决了相关的具体问题，更为此类研究提供了范例。
在立足大量可靠资料的基础上，夏先生尤其强调要提高考古学的理论水平和综合研究水平12。夏先生对考古学的认识、对考古学文化的讨论等有着深远影响。至少从上世纪50年代学科初创期开始，夏先生就在各种论著中不断论及考古学的对象、性质、研究目的与方法。至80年代，他深入、系统地阐述了什么是考古学13。近一二十年来，随着对西方考古学了解的深入，中国学者对于考古学的认识不断发展且趋于多元化，但夏先生对考古学的阐述在中国仍保持着百科全书式的主导地位。针对50年代全国各地的考古新发现骤然涌现的局面，夏先生又及时讨论了考古学文化是什么、如何确立和命名、以及考古学文化对于考古学研究的意义等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4。时至今日，围绕考古学文化进行的深化研究仍然是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内容。夏先生对某些区域文化也有重要认识。1959年，在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成立的文物考古工作队队长会议上，夏先生就谈及了长江流域考古。当时在长江流域的考古发现相比于今天还非常有限，但夏先生已论及古代长江流域对于中国物质文化的贡献，并从长江流域的角度提出了汉民族的形成过程和古代社会性质等重大问题15。在此后的50多年里，长江流域以丰富的考古发现极大地充实了夏先生立论的基础。今天，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一体、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不同区域间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等都被作为前沿问题。如果是资料的丰富、理论的发展、视角的变换促成了今天认识的进步，那么，夏先生半个世纪前提出的问题更突显了他认识的前瞻性和思想的先进性。在一些专门领域，夏先生也有高屋建瓴的论述，如夏文化、商代和汉代玉器、我国古代的丝织品与丝绸之路等。夏先生曾撰文系统讲述田野考古方法，相信这些方法早已融入中国的田野考古实践之中，其影响难以估量。
更难能可贵的是，夏先生始终致力于促进利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开展考古学研究。在夏先生出国学习考古学之前，即已发表近代史方面的论文。转入考古门后，他的研究涉及古文字学、数学、天文学，以及古代科技等。不通晓这些专门的知识是无力从事这些精深研究的。对洛阳西汉壁画墓中星像图、宣化辽墓星图、敦煌星图，以及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等的研究16，显见夏先生通晓中国古代的星图与现今西洋天文学上的星座，也熟知中国、印度、巴比伦和希腊等古代天文学成就。前述夏先生对丝织品的研究，则让人叹服夏先生对中国及西亚古代纺织技术的了解――包括各类织品的纺织细节和各种织机的结构与使用。
夏先生认为，一门学科有它自身发展的具体特点，但又和其他学科相联系17；“当代世界科学的一个重要发展是一方面专业化而另一方面整体化”，“后者是每一学科与别的学科在理论上互相渗透，在方法上也互相渗透”18。夏先生尤其注重科技史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认为考古学有很多地方需要依靠科技史专家的帮助，有些问题是考古工作者经常没有能力来自己解决的19。外国学者曾评论，正是由于夏先生在科技史方面的兴趣，才使得中国考古学家重视技术史研究20。碳十四测年方法在中国的推介、碳十四实验室的建立、碳十四测年工作的开展和数据的公布等，均与夏先生的认识与部署相关。1977年，夏先生利用已经发表的四批碳十四数据，结合考古材料，就中国各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序列进行全面、系统的探讨21。这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研究，并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
三
在“”60周年之际，夏先生在《考古》上发表了题为《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一文，明确将作为科学的考古学在中国的落户与倡导“民主”和“科学”精神的“”联系在一起。夏先生指出，中国考古学的前身是“金石学”，但“只有在的影响下，中国的近代考古学才得兴起和长成”。在一个讲到“科学”二字时仍需在前面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限定语的年代，一个不便提李济的名字、而只说用英文出版过《安阳》的时代，夏先生对“”倡导的“科学”精神的解读依然深刻。他指出：“提倡科学，不仅是介绍和发展各门科学的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鼓吹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结合实践的科学方法”22。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一直是夏先生在考古学研究领域中坚守的原则。
夏先生从步入考古门的那一刻起，就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在安阳实习的时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来参观。梁思永担心殉葬坑被外国人看见，宣扬出去有损国誉，故提前令人用松土盖住人架。那时夏先生就有“这又是何必”的感叹（卷一，第325页）。1959年江苏宜兴西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和残片，经化学分析为铝。但铝是到19世纪才被提炼出来的，遂有多个科研机构分别就残片重新进行了数次分析，结果发现成分有银也有铝。1964年夏先生再请中科院物理所鉴定，证实16件完整带饰都是银而非铝。夏先生撰文详述历次鉴定的始因与结果，又论证银带饰为公元3世纪之物，而墓中的铝片可能是后期混入的23。1972年河北蒿城台西出土的铜柄铁钺，夏先生虽亲见认定为铁制，但仍提出要对陨铁还是人工炼铁进行鉴定。随后，冶金部的冶金研究所鉴定初步认定是炼铁，因为杂质中含有炼铁中作助熔剂的石灰，相关简报由《考古》1973年第5期发表。夏先生在审读校样时为慎重起见，在“编者附记”中指出这一发现很重要，但仍有可能是陨铁，因为含镍量高，而石灰可能是沾污上去的。为此夏先生还被批为“打击新生力量”。最后夏先生请柯俊教授重新鉴定，最终证明是陨铁，这一结果遂为国内外学术界普遍接受24。
夏先生还把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多次提出，“我们在考古工作中尊重客观事实，决不以所谓‘理论’来歪曲解释事实”25，“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尊重客观事实，‘实事求是’”26。1985年3月夏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会第五次年会开幕式的讲话中――这大约也是夏先生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再次提出要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27。在那个时期，中国考古学界总体上做到了这一点。日本学者贝X茂树在上世纪70年代末评论中国考古学虽然有民族主义和单线进化论的影响等，“然而，在野外考古学调查、发掘现场，却是尊重事实。那种以理论歪曲解释事实的倾向虽不能说绝对没有，但确实是罕见的”28。张光直也有类似评说：“翻检过去30年的考古学书刊，就会发现政治化的倾向始终存在。不过，概因忠实于传统的史学的独立性，在我看来，中国考古学还没有受到政治化极端的影响。资料、对资料的分析和政治术语共存于大多数考古报告和论文中，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两者经纬分明，相互间的影响不大也不深”29。之所以如此，应离不开夏先生个人的坚持与倡导。
有了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夏先生一开始就把中国文化置于整个世界文化的背景之下，以世界主义的眼光审视中国考古学。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而言，世界主义已是一种理论上的自觉。那个年代的学人差不多都是“‘乡土中国’的世界主义者”。美国汉学家易社强说，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东南沿海接受西式教育的学人对纽约和伦敦的思想潮流的了解，远超过他们对本国农村生活的肤浅了解。“他们在社会上是精英，在思想意识上是世界主义者，在政治上是民族主义者”30。这一点是否造成了“知识分子”在未来的不幸姑且不论，只就考古学领域内的世界主义意识而言，这无疑是科学的、先进的。中国文明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古代文化的交互影响不仅不会损害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反而为中国文化增添了多样性。更重要的是，站在世界文明的高度反观中国文明，能够对中国文明有更深的认识。
1935年安阳实习前后，夏先生在日记中郑重记载了李济的两则教诲：
“旋往谒李济之先生，……继言及中国考古学之重要，在于以全人类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古代文化在世界中的位置”（卷一，第285页）；“中国文化与西洋有关系，此为已证实之事实，惟关系深浅如何，则尚待证明耳。现今中央研究院集中精力于中原文化，欲先明了中国上古文化之主体，将来必扩充至南部及沿海”（卷一，第292页）。
今天看来，李济的话不仅是对夏先生的职业启蒙，也是为未来中国考古学指明方向。夏先生在伦敦大学求学时，舍弃了简便的以中国考古学研究换学位的道路，选择了艰难的埃及学，并以《古代埃及的珠子》为博士论文题目，这是他直接从事的世界考古学的研究。回国后夏先生依然保持这方面的研究，内容涉及埃及考古的玻璃珠、蚀花肉红石髓珠、贝克汉姆岩以及瑞典的中国外销瓷等。对于很多中国境内出土的材料，比如古代纺织品、钱币、银器、瓷器和石碑等，夏先生都是把它们放在世界古代文明的背景下来认识的31。即使是中国考古学的论题，通常也都涉及到与西方文明的比较。
夏先生对西北地区的考古材料的重视和研究，或许可以归因为他一直力图从世界的范围内来看待和考量中国古代文明。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悼念夏先生的文章中写到，“1941年在抗日战争中归国的他的心，深深地向着国内。但是，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时，作为他的研究对象的地域仍然是以与西亚相近的甘肃为中心的地方，这是很有意思的”；夏先生逝世前约一个月正在研究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墓出土的萨珊时期的镀金银瓶，表示今后要专心研究它，为此三上次男感叹道：“最后的研究对象和初期的研究对象结合在一起，不能不使人感到其间有某种因缘”32。
身为新中国考古学的领导者，夏先生对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整体中的定位能够形成客观的认识。1983年3月，夏先生在应日本广播协会的邀请所做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出，“在商文化中，冶铜技术和艺术，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用马驾车，夯土建筑等，都出现了，都市也已兴起。但是这些文化元素的渊源问题，仍未完全解决”33。在日本的另一场演讲中，夏先生又提出，殷墟文化的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要素方面，都具有中国色彩的特殊性；中国文明的产生“主要是由于本身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有时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因素、外来的影响。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这些外来的影响不限于今天的中国境内各地区，还可能有来自国外的”34。如今我们已愈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境内各地区文化对中国文明的最终形成所作出的贡献。同时，新的研究也表明，中国的一些家养动植物都不是本土起源的，它们来自于西亚与中亚；冶金术等似乎也可以从西方寻找源头。由此也可见，在30多年前甚至更早，夏先生对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已有自己的判断。
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夏先生的思想意识里有一种深刻的文化自信，这使他能够如实地看待和衡量中国的考古发现和古代文明成就。藁城台西的铁刃铜钺在柯俊的鉴定文章发表之前，英国的Antiquity和日本的考古学杂志刊发的文章，都说殷代中期已能炼铁，不过又都指出因有人（即指夏先生）持异议还不能定论。在晋墓中的铝片被认为是后世的混入物后，夏先生即明示，今后“不要再引用它作为晋代已知冶炼金属铝的证据”。还有一则事例是对玉v玑的研究。这种牙璧形玉器，西汉以来的学者多认为是天文仪器，国外的汉学家也加以接受。但夏先生根据出土玉器重新审核，认为这种玉器有其自身渊源，可证明与天文仪器完全无关35。以上这三项认识都曾将中国古代的发明提前、或将科技水平与文明成就放大，且都已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夏先生都坚持予以更正。
没有人能离开时代的影响。但是，如何在时代潮流的涌动中坚守自己所信奉的原则，在学术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从而努力使个人超越于时代之上，使学术的精神传诸久远，这是夏先生以其实践向后人展现出来的“智识分子”的任务和使命。
注释：
① a.《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夏鼐同志逝世 首都隆重举行向夏鼐同志遗体告别仪式》。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会：《沉痛悼念夏鼐同志》。c.王仲殊：《夏鼐先生传略》，《考古》1985年第8期。
② 王世民：《夏鼐》，《20世纪中国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考古学卷・第一分册》，科学出版社，2015年。
③ 夏鼐：《夏鼐日记》（十卷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下文引自日记的内容仅标注卷数和页码。
④ 葛剑雄：《被高估的民国学术》，《文汇报》2014年10月17日第15版。
⑤ 参见易社强（John Isreal）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102～103页，九州出版社，2012年。书中对清华生活的描述与夏先生清华日记中的诸多细节可相佐证。
⑥ a.徐复观：《论智识分子》，九州出版社，2014年。b.史蒂夫・富勒著、焦小婷译：《智识生活社会学》（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 life），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⑦ 夏鼐：《评蒋廷黻编〈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图书评论》第1卷第6期，1933年。又见《夏鼐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即将夏先生的主要成果分为考古学通论与考古学史、中国史前时期考古研究、中国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国科技史的考古研究、中外关系史的考古研究、外国考古研究、历史学研究等。
⑨ 夏鼐：《无产阶级中的考古发现》，《考古》1972年第1期。
⑩ 相关系列研究论文参见《夏鼐文集》（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1 a.夏鼐：《新疆新发现的古代丝织品――绮、绵和刺绣》，《考古学报》1963年第1期。b.《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c.《吐鲁番新发现的古代丝绸》，《考古》1972年第2期。
12、33 夏鼐：《中国考古学的回顾和展望》，《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13 a.夏鼐：《什么是考古学》，《考古》1984年第10期。b.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4 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第4期。此文发表后，夏先生又于1961年撰写《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当时曾打印若干但未正式发表，2000年收入《夏鼐文集》（上）。
15 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考古》1960年第2期。
16 a.夏鼐：《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星像图》，《考古》1965年第2期。b.《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c.《另一件敦煌星图写本――〈敦煌星图乙本〉》，《中国科技史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17、22 夏鼐：《和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考古》1979年第3期。
18 夏鼐：《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
19、20、24 夏鼐：《中国考古学和中国科技史》，《考古》1984年第5期。
21 夏鼐：《碳十四测定年代和中国史前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
23 夏鼐：《晋周处墓出土的金属带饰的重新鉴定》，《考古》1972年第4期。1979年收入《考古学与科技史》一书时，夏先生补记了新测得的铝片成分，以及国外考古发掘中混入现代物的事例。经最后增补的文章见《夏鼐文集》（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5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前言，文物出版社，1984年。
26 夏鼐：《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四次年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夏鼐文集》（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27 夏鼐：《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考古》1985年第6期。
28 贝X茂树：《中国文明的再发现》，1979年日文版。夏先生曾分别在《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考古工作者需要有献身精神》（《考古》1985年第6期）中转引此评论。
29 张光直：《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
30 易社强（John Isreal）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第73页，九州出版社，2012年。
31 在夏先生研究古代纺织品、钱币和古代交通等方面的文章中，相关的欧亚地图均未绘出国界。这一细节也许表明夏先生认为古代的文化是需要跨越国界来审视的。
“主体终有一天——以历史的形式将所有那些被差异遥控的东西重新收归己有，恢复对他们的支配，并在他们中找到我们可以成为主体意识场所的东西。” [1]在主体与“人”可以化等价的时代，人总是试图以自身的需要阐述历史，以此构造人为的历史，塑造人的历史性主体地位。针对思想界存在的连续性地“总体历史观”，福柯指出，“总体历史观”旨在重建某一文明的总体形式，某一社会的——物质精神——原则，某一时期全部现象所共有的意义，以及涉及这些现象的内聚力的规律，“以至历史的描述必然使自己服从于知识的现实性，随着知识的变化而丰富起来并且不断地同自身决裂”。[2]
一、主体的迷失
现代哲学通常是现代实践的指导意见，同时也接受现代实践的印证，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然而这种实践观通常是以人作为主要实行者。以此而形成的对实践观的认可，从而陷入了主体哲学的盲目崇拜。然而人始终是有限性的存在，主体的存在受制于人的具体活动、生命以及语言的阐述，也就是说人表现为一个有生命的，说这话的存在。由此，现代哲学陷入了一种‘人类学沉睡’。这种沉睡的根源在于主体迷信，这种主体迷信使现代哲学等价为主体哲学。“福柯对主体与主体哲学的解构正是为了把现代思想从这一沉睡中唤醒”[3]。
在主体性哲学建构的过程中，由于是以实践观作为参照标准，试想一下，此时作为实践的主体站在什么角度？在发展和充实的过程中，似乎整个体系都是彰显人的主体性，强调人的能动性，可是，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人在确定主体性的同时，丧失了主体地位，成为以主体性为目标的构造活动中，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而努力的机器，处于建构和被建构这一双面性中一个自以为是主体实质是客体的矛盾体。对于这种主体的丢失，或者说主体的被奴役，“我们要做的是分析具体的理性，而不是总是引出一般的合理化过程。”[4]
二、话语分析理论的考古学
总体历史观的主体的迷失，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开始对陈述整体进行倒推式的反思，这一反思从话语单位，也就是陈述的基本单元开始，这是对话语甚至是对整个历史进行根本上的颠覆，由此形成的话语分析理论。
“首先应该完成一项否定性工作：摆脱那些自以为的方式变换连续性主题的概念游戏”[5]福柯在对话语的单位的开始阐述中，对人习惯的表达，指出其在日常表述中所存在的不合理，否定了人们习以为常的联接单个事件的关系网络，甚至对于连续性本身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但并不是盲目，毫无理由的束之高阁，正如福柯所说的“这样做绝不是为了最终把他们摒弃，而是为了动摇人们接受某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为了指出他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规则，并对它做验证，为了确定在那些条件下和做什么样的分析”[6]。在这里的表述中，福柯尽力避免掉进自己的理论客体中，不否定一切事件，然而在处理话语的单位之后，福柯谈到了陈述的形成，“强调陈述本身不是一个单位，只是一种功能，当命题、句子和表达行为符合一定的规则，发挥一定的功能，才能进入陈述空间”[7]。
话语对象是通过“在出现、界限和规格审定之间建立起的关系整体使这个形成得到保证”[8]，由此考古学话语对象不是指明哪些是对象，而是对出现、界限和规格审定以此来确定对象，同时指明对象在何处出现，如何相互区别和对象“分离、对比、联系、组成、分类和派生”的规则。主体相对于对象而言，主体的地位是由不同的对象的范围来确定的。主体与客体的地位时常由于时代的变迁而转变，主体要表述事件，需要各方面的配合，不能随心所欲。
三、反主体认识论的考古学
按照考古学的理论，所谓的人的知识属于话语实践。对于知识，福柯认为：“这个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构成的并未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尽管它们并不是必然会产生科学，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不具有确定的话语实践的知识是不存在的，而每一个话语实践都可以由它所形成的知识来确定。” [9]福柯强调知识是组成科学的要素，但是不一定是科学。知识并不是都局限在科学之内，是一种认识论场地，也就是说除了科学知识以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知识。由此，从福柯的观点出发，所谓的知识开骨血就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认识论——“知识论乃是对一些话语的描述，而这些话语是在一特定时刻的社会中，作为科学的话语而发生作用，同时又作为科学的话语而被制度化的。”[10]
考古学的主要任务是反连续性、反主体性，而连续性最终会被归结为主体性，所以考古学是一种反主体的理论。而福柯的在《知识考古学》中的反主体性直接表现为反历史连续性。他写道：“连续的历史是一个关联体，它对于主体的奠基功能是必不可少的”，而历史连续性主题就是“为了反对一切便宜，挽救一切主体的至高地位，挽救人类学与人文科学这对孪生学科的形象。”[11]换句话说，历史的连续性是与主体性联接在一切的，对历史连续性的批判也就是对主体的反叛。。所以，知识考古学“确定一种超脱了人类学主题的历史分析方法”，“确定一个无任何人本主义的分析方法”。[12]
注释：
[1]【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3
[2]【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3
[3]刘永谋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 中国人民大学. 2005
[4]福柯. 福柯的附语：主体与权力，附于【美】L·德莱弗斯 保罗·拉比诺. 张建超，张静译. 超越解构主义与解释学【M】.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2. 274.
[5]【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21
[6]【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26
[7]刘永谋 福柯的主体解构之旅 中国人民大学. 2005
[8]【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41
[9]【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206
[10]【法】米歇尔·福柯 《言与文》，转引自冯俊等. 《后现代主义哲学演讲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444-445
[11]【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13
[12]【法】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谢强 马月译. 三联书店. 17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