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强化总分支联动，精简内部流程、提高服务效率，提升客户体验，苏州分行今年5月份开展了“大家来找茬”金点子有奖征集活动，旨在通过“制度找茬”、“流程找茬”、“服务找茬”等活动内容，发现制度缺失、流程缺陷和服务短板等问题，针对现有业务流程，搜集同业好的做法和措施，并提出建设性改进意见。分行要求全体员工每人至少提出一项“大家来找茬”金点子，报送给所在单位合规专员；由法律合规部对合规专员上报的金点子进行汇总、梳理和分类，并组织金点子评选，牵头对“大家来找茬”金点子中意见和建议讨论研究，制定并落实改进措施，同时对相关活动结果进行通报。活动开展后，全行员工积极参与，踊跃献计献策，共提出各类金点子242条。经过评选，产生一等奖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5名、组织奖2个。
与此同时，分行不断完善前中后台无障碍沟通机制，开展限时服务梳理工作，推行“限时服务”和“一站式服务”，倡导高效务实的工作作风，提高全行整体运作效率，进一步增强了苏州分行的品牌影响力。
纳谏集智：开展“分行发展之我见”员工意见建议征集活动
在苏州分行进驻苏州第四年之际，为了适应更高要求，更加科学地制订今后发展战略，成功实现发展阶段过渡和管理层次提升，分行向全行员工广泛征集“分行发展之我见”意见、建议，以畅通民主决策渠道，集中全行员工智慧，增强员工主动性和团队凝聚力。活动得到了广大员工的积极响应，共收到意见建议书120余份，内容涉及业务经营、内部管理、人才培养、企业文化、品牌建设等诸多方面。针对这些意见建议，分行认真进行汇总、分析，对一些好的意见建议给予采纳，作为决策依据。
巫先生的家庭年储蓄率为76.77%，较高的储蓄比一方面说明巫先生的财富积累能力很好；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巫先生的理财方式还是非常保守的。
国家统计局昨日宣布我国4月份的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5.3%，而去年我国CPI为同比上涨3.3%，由此可见，巫先生的30万元存款想跑赢CPI还是有点难的，因此建议其应对资产配置做适当的调整。
建议一：准备好家庭应急备用金
首先建议巫先生建立起家庭的紧急备用金，一般而言，以准备家庭3-6个月的开支为宜，考虑到巫先生家庭收入较稳定，可按月均支出2520元、保留4个月的应急备用金约1万元即可，因此巫先生可以从现有的30万元存款中拿出1万元作为今年的家庭紧急备用金。该备用金可以活期存款的形式持有，也可以购买流动性强的货币型基金。
巫先生和妻子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此非常有必要建立以家庭保障为主的保险规划，以抵抗长期的风险。根据“寿险双十原则”，巫先生家庭寿险缺口约为130万元保额，建议购买保费低但保障相对较高的定期寿险以及合适的医疗健康保险，另可加保两倍于定期寿险保额的、但保费不是很高的意外险等险种，建议巫先生可从夫妻两人每月8000元的结余中拿出1000元作为保费支出。
建议二：定投三种不同风格基金
年过“不惑”的巫先生，当务之急是准备好孩子的教育金和夫妻两人的养老金。
巫先生的大儿子明年要上大学，假设大学全年学费为1.5万元、生活费为1万，则总计为2.5万元，4年下来，大儿子的大学开销要10万元，建议在剩余的29万元存款中，巫先生先拿出5万元作为明年大儿子的教育金开销。由于接下来面临加息预期，加息后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相应也会提高，因此建议巫先生可以拿这5万元购买3个月期限的短期银行理财产品，目前收益率在4%左右。巫先生的小儿子还要再过10年才上大学，建议可通过基金定投的方式积攒教育金。
合理化建议工作不仅仅是让员工提出建议，改进管理工作，这只是它的最基本功能。其实合理化建议工作对企业具有很多很强的积极作用。搞好合理化建议是管理民主化的具体实践，通过合理化建议的渠道让每位员工有说话的机会，把员工对企业的爱心和智慧集中起来。搞好合理化建议是一个文化落地项目，这是凝聚员工人心的有效办法，通过合理化建议把员工的心吸引到企业上来，员工提出的建议不仅是合理化建议，更是对企业文化的认同。搞好合理化建议是激发员工积极性的重要途径，员工的合理化建议能够得到采用，那是对员工的极大激励，这会使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得到进一步的高涨。搞好合理化建议工作也能够带来明显的经济效益，员工在生产经营一线，对实际情况更了解，解决问题更有办法，一个金点子可以带来很大的效益，甚至救活一个企业。搞好合理化建议能够使维护企业的稳定，通过对企业的了解去发现问题，发现了问题不是发牢骚的消极对待，而是积极的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然后提出一个好的建议。搞好合理化建议能够提高企业管理的有效性，员工提出合理化建议并且应用推广，等于员工参与了企业管理，因而员工对于企业的决策和制度就愿意积极执行，管理工作就比较顺利。
我们必须改变那种“员工不懂管理，提不出什么有用建议”的片面认识，必须纠正那种“决策是上层的事，员工只要好好干活就行了”的错误观点，必须扭转那种“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就不要”的消极做法，必须澄清那种“合理化建议是小事小非，害怕员工提了合理化建议伤害了领导”的糊涂观念。只有抛弃错误思想认识，才能建立正确的思想观念，有了正确的思想观念，才可能去积极搞好合理化建议工作。
二、加大改进合理化建议法子
过去合理化建议工作成效不大，坚持不久，其原因不仅是思想认识的问题，更重要的一个是方法上存在严重问题。这些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申报渠道不畅，员工有了合理化建议不知去那里申报；二是合理化建议确认速度慢，许多企业是一年评审一次；三是合理化建议奖励不够，包括奖励数量和奖励金额都不够；四是合理化建议面不宽，往往只限定在员工个人岗位上；五是企业资源支持不够，一般员工不能为了合理化建议获得企业有关资料、工具和设备；六是对合理化建议应用不重视，把一些好的合理化建议束之高阁；七是对合理化建议反馈不及时，往往员工感觉自己的建议石沉大海；八是对合理化建议宣传氛围不到位，很少看到听到优秀的合理化建议人物宣传。
一、指导思想，落实基层组织建设年“四强一创”活动各项要求，通过推行“村务会商”制度，进一步深化“村民说事”，规范村级组织运行机制，全面落实农村基层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不断提升基层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生态型海岛小城市提供强有力的基层基础保障。
二、“村务会商”的程序和主要内容
“村务会商”，是指以村党支部为核心，村四套班子成员为主体，村民广泛参与的一种村级组织和谐理事新模式。“村务会商”由村党支部书记召集主持，村四套班子成员参与，并可邀请村民代表和村民参加，定期召开村务联席会议或扩大联席会议。每个村应设立固定的“会商日”，一般每月开展1次以上，有条件的村应每周开展1次。
“村务会商”主要包括“说、议、定、示”等四个环节。
一是“说”。村四套班子成员就村务工作、村民反映的各类问题以及对村干部的建议意见等在会上进行交流和汇报。
二是“议”。村四套班子成员就工作执行情况、民情民意、重大事务决策、财务会签以及其他事项等议题，进行充分讨论商量，研究形成决议并记录备案。
三是“定”。村四套班子就商定的各项村务给予落实，对村民要求解决的诉求予以答复和办理，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开展票据会签，同时对下阶段工作和资金使用计划进行预期安排。
四是“示”。将会商相关事项在村务、党务公开栏上公开，接受群众监督。“村务会商”的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一）村务决策。对一般性村级事务决策事项，由村党支部书记主持，村委会主任提出会办意见，由村四套班子集体讨论决策。对涉及村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新农村建设项目安排与资金使用、村集体经济项目的立项承包方案、征地补偿款分配等重大事务，先由村四套班子集体会商，再根据“五议两公开”程序的要求，实施村级重大事务决策。
（二）民情办理。结合“村民说事”，建立快速反应、及时会商的民事村办工作机制，对村民要求办理的民生服务、矛盾调解、村务监督等各类事务，由村四套班子当场进行答复办理，不能当场解决的，立即商议解决方案，落实专人承办，并递交下一个村务会商会进行商议。
（三）财务审签。严格执行《关于印发象山县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建立健全开支限额审批制度，规范审批手续。对本期资金使用、支出和下期资金使用情况进行通报，明确每一笔收支的日期、来源、用途、经办人、证明人、审批人等要素，由村四套班子对财务开支发票进行联合审签，方可准予报销，并进行公示。
（四）述职述廉。结合村主要干部述职述廉制度，每半年开展一次。由各村自行组织，村党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监委会主任、村经济合作社社长就履行职责和廉洁自律情况，向村四套班子成员、全体党员和村民代表进行述职述廉，当场接受质询、点评，根据评议结果，提出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三、“村务会商”的推进步骤
根据上级要求部署及我镇实际，要求今年6月底前在各行政村全面推开，达到全覆盖，重点实施已被评为市级以上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先进村，已创建或列入创建计划的县级以上中心村、小康示范村、产业特色村和市级环境整治提升村，近3年内村集体经济年平均经营性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经济强村。根据鹤浦实际，确定黄金坦等12个村为“村务会商”重点实施村。
四、工作要求
推广“村务会商”制度，是推进基层组织建设年“四强一创”活动的生动实践和有力抓手，各村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广泛发动，明确责任，稳步实施。
（一）加强领导，形成合力。镇党委、政府建立推行“村务会商”制度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党政综合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各村也要建立相关工作领导小组，由村党支部书记担任组长，研究制定符合实际、操作性强的落实方案。
本文受“中央财经大学2009年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过剩货币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项目编号:2009004)
■一、导言
发端于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严重影响,亚洲地区也难逃此劫。由于亚洲各国多是出口导向型经济,实体面的下滑似乎在所难免;但如果深层次地考虑货币层面,问题也许更严重。亚洲区具备同美元区、欧元区相近的贸易规模,但货币一体化程度很低。这样一方面使亚洲区承担了美元或其他货币贬值的风险;另一方面对全球经济失衡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事实上,亚洲货币合作的步伐在亚洲金融危机后就开始加快。由于对国际金融机构如IMF在对待亚洲发展中国家危机救助措施的不满,亚洲各国随后就开展了各种危机救助合作。时至今日合作已初具规模,但距离货币一体化或者亚元的出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亚洲货币合作涉及的内容很多,学界一般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余永定等(2002),李晓等(2002)研究后指出,亚洲金融合作的内容分为四个不同的层次:国际的经济政策协调、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固定的汇率区、单一货币区。政策协调会降低国家之间政策的外部性;区域性解救危机的机构能更好的化解危机;汇率的稳定对发展中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单一货币区是区域金融合作的最高层次,也是亚洲金融合作的最终目标。
目前实际的合作主要是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目前的主要成果如 “清迈协定”及后来的多边化、外汇储备池都是作为一种流动性危机的救援机制。虽然在实践中也提出过亚洲货币单位的设想,但并不成熟。而学界的研究热点是亚洲货币合作未来的发展前景,也即亚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方式。
本文试图对亚洲货币合作的内容进行全面的梳理,找出其发展脉络和理论依据。首先对亚洲货币合作目前的政策措施进行梳理;然后从理论上对其未来的前景进行分析;最后对其阶段性战略的实施进行展望。
■二、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现状
总体来看,亚洲货币合作的建议被提出后,合作逐步深入。体现在参与的国家逐步增多:由东亚内部、东盟内部的合作转向东盟10+3之间的合作;合作规模逐渐增大:最新的建议提出的储备池规模为1200亿美元;合作框架日益合理:体现在清迈协议之外加强政策协调保障、亚洲债券市场的建设并讨论如何引入亚洲货币。
(一)亚洲货币合作的提出与初步发展
亚洲货币合作的建议由日本首先提出,其萌芽源于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部分亚洲国家对国际组织如IMF在处理危机的方式上不满,于是日本于1997年9月在IMF和亚洲开发银行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构想。这个建议最终被搁置,但这并不能阻挡亚洲进行货币合作的愿望。后来的发展主要包括:新宫泽喜一构想(New Miyazawa Initiative);东亚货币基金(EAMF);东盟10+3 监督进程;亚洲借款安排(AAB);东盟10+3的早期预警系统(余永定等,2002)。这些措施侧重发展危机救助机制。
(二)亚洲货币合作的里程碑――清迈协议(CMI)
清迈协议是亚洲货币合作的里程碑,这在学界得到了认同。余永定等(2002)认为,清迈协议把亚洲货币合作从构想转变为现实。Henning(2009)认为,清迈协议具有重要意义,是后续政策措施的基础,下一步东亚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官员将讨论如何将“清迈协议”转变成共同区域基金,类似于原来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
(三)清迈协议后的新进展
首先,在流动性救助方面,Henning(2009)回顾到,清迈协议后的主要进展包括:2006起探讨的货币互换多边化途径(CMIM);2007年建立的作为货币互换多边化形式的外汇储备池(reserve pool)。今年2月,东盟与中日韩特别财长会议通过了《亚洲经济金融稳定行动计划》,将储备池规模由800亿扩大到1200亿美元;并计划一个独立的地区经济监督机构,以监督基金和地区经济运行。5月,东盟与中日韩财长会议宣布,规模为1200亿美元的亚洲区域外汇储备池将在今年底前正式成立并运作。中日韩三国的出资额分别为32%、32%和16%。另外20%由东盟10国承担。其次,在金融市场方面,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央银行的行长会议(EMEAP)推出了两期的亚洲债券基金(ABF),东盟+3也提出了建立亚洲债券市场动议(ABMI)。再次,在汇率合作方面,亚洲开发银行和经济学家们提出了建立亚洲货币单位(ACU)的设想。可见,流动性救助措施已日渐成熟,但金融市场的发展还亟待加强。
■三、亚洲货币合作的发展前景
尽管在实践中亚洲货币合作还处于初级阶段,但理论上对固定汇率区和单一货币区的讨论已经比较多。有的学者认为目前比较理想的选择是建立一种固定汇率区。余永定等(2002)在讨论亚洲货币合作的前景时提出了加强区域汇率安排的管理。他认为,在东亚建立一种类似西欧国家建立过的汇率机制(ERM)有助于推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对于固定汇率区内钉住货币的选择上,实证检验上结果表明目前的钉住货币仍以美元为主,但多数学者认为钉住货币应由美元转向一篮子货币。
(一)东亚各国事实上的汇率联动机制
东亚各国在事实上是钉住美元或准钉住美元的,即“东亚美元制”(the East Asian Dollar Standard)(McKinnon,1998、2000)。对于“东亚美元制”的解释有两种说法:“浮动恐惧论”(Calvo & Reinhart,2000)和“原罪假设”(Eichengreen & Hausmann,1999)。Calvo 和Reinhart(2000)指出,东亚国家像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存在“浮动恐惧”(fear of floating)。Eichengreen 和 Hausmann(1999)运用“原罪假设”(original sin)指出,在国内金融市场不完全的情况下,本国是不愿意使本币浮动的。固定汇率制度(或类似的制度)对东亚国家和经济实体来说成本较低。陈虹(2000)认为东亚采用篮子货币制度,既能避开浮动汇率制对国内经济稳定造成的压力,又可以稳定区内贸易的发展。
(二)亚洲各国货币钉住方式的计量检验
计量检验的结果印证了亚洲各国事实上钉住美元的结论。McKinnon 和 Schnabl (2004) 采用Frankel 和 Wei Shang-Jin (1994)提出的计量方法检验东亚国家(除日本外)的汇率波动性以及估计货币篮子的组成,得出结论:在新的千年,美元在亚洲国际货币篮子中仍然保持其支配性权重。Ogawa Eiji 和Taiyo Yoshimi (2007)用同样的方法评估了最新的统计数据,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尽管在韩元、新加坡元、印度尼西亚卢比和泰铢的货币篮子中美元的比重比危机之前有一定幅度的下降,但与官方公布的汇率制度相比,这些货币依然与美元有密切的联系。周继忠(2009)对人民币参照一篮子货币进行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进行了定量检验,发现美元在人民币参考货币篮中占据绝对重要的地位。运用移动窗口回归分析方法,发现人民币参照货币篮子的稳定性存在下降的趋势,美元权重缓慢下降,人民币相对货币篮子整体持续升值。
(三)汇率联动机制中钉住货币的选择
许多学者认为钉住美元对于亚洲各国也许不是最优的选择,而应该转为钉住一篮子货币。Kwan(2000)认为,亚洲国家钉住美元制有着内在缺陷,转向钉住一篮子货币并提高日元在篮中的比重有利于克服这些缺陷。河合正弘(1999)指出,东亚钉住美元汇率制是金融危机的触发器,稳定汇率目标的合理选择应该是减少美元比重,加大日元比重的货币篮子。伊藤隆敏等(1999)在1998年对钉住货币篮中的汇率制度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推算出篮中各货币的最优权数。国内学者也有相似看法,余永定(Yu,2001)认为东亚要建立起汇率合作机制,就必须选择某个货币作为驻锚,使用美元作为地区共同钉住的货币存在矛盾,因此东亚应就日元的作用达成协议。
(四)采用单一货币区方法
欧洲经济一体化和欧元的成功启动引起世人普遍关注。Mundell(1961)提出的最适度通货区是理论基础,他指出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和成本。随后的研究,如McKinnon (1963)和Kenen (1969)都采用Mundell提供的分析框架。多年来,由于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最优货币区理论也随之不断得到修正和扩展,研究的问题主要围绕两个方面:加入货币联盟的成本收益分析,如De Grauwe (1997)、Dupasquier和Jacob (1997);以及参加货币联盟国家需要有哪些经济特征,如Ishiyama (1975)和Tavlas(1993)等。20世纪90年代以后,又出现最优货币区的内生性问题的研究,如Frankel和Rose (1996) 、Eichengreen (1992) 、Krugman (1993)和Kalemli-Ozcan等(2003、2004)。对于亚洲国家货币一体化的潜力,高海红(2007)通过采用一般购买力平价(G-PPP)模型分析到,亚洲各国货币一体化的潜力远超现实。范小云和邵新建(2009)认为,港元和人民币具备最优货币区的一些特征,双方应进行更为高级的货币合作。
(五)人民币国际化与亚洲货币合作的关系
人民币近期开展了跨境贸易结算试点,并与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同时又积极参与到亚洲外汇储备库的建设中。对这个问题,高海红(2009)分析到,现阶段中国大陆已与韩国、马来西亚和中国香港等分别签署双边救助互换协议,这可看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而清迈协议多边机制是人民币区域化的一个重要平台,如何以扩大人民币在亚洲区域的使用来促进人民币国际化,对于中国来说是一项战略选择。
■四、亚洲货币合作面临的现实困难与可行措施
亚洲货币合作存在诸多困难,如同欧元的诞生一样,“亚元”的产生也不是一撮而就的。在欧元诞生的过程中,“德洛尔报告”和《马约》等所制定的步骤保证了欧元的顺利产生,亚洲货币合作的顺利发展也应该考虑分阶段实施相关战略。
(一)亚洲货币合作面临的现实困难
对于正在进行的亚洲金融合作,很多分析者主要从政策协调和解救危机的机构方面讨论遇到的困难。余永定、何帆和李婧(2002),Lewis(1999)等分析了合作面临的障碍,主要有: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具有“非正规化、非制度化”的特点;各国间缺乏相互信任;各国在经济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方面存在差距;亚洲金融合作缺乏“领头人”。Henning(2009)指出,多边化货币互换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仍需讨论,如:多边化互换的实质、基金的规模、会员国的选择、会员国的出资额、双边互换是否退出、共同基金是否与IMF相联系等等。
(二)亚洲货币合作的可行措施
1、政策协调机制和清迈协议短期可大力发展
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动荡的挑战下,政策协调需加强。吴晓灵(2007)认为,一方面要加强亚洲合作机制间的协调和整合,提高合作效能;另一方面,要加强与国际金融组织及区外金融组织的沟通与交流,提升东亚地区在全球金融界的地位及影响力。“清迈协议”是流动性救助机制的基础,短期内仍应大力发展,争取早日把“清迈协议”发展为“亚洲货币基金”。
2、亚洲债券市场要逐步发展
高海红(2008a,2008b)通过对亚洲金融体系的分析,指出当前的亚洲金融体系实际上是美元本位。由于路径依赖,美元在东亚持续占据支配地位,这将延长在地区贸易和金融交易以及官方储备中从依赖美元转向使用本地区货币的进程。因而通过亚洲债券市场可以改进投资基础设施为扩大本地区货币的使用创造基本需求,但这个过程是逐步发展的。
3、亚洲汇率联动机制与亚洲单一货币构想是长远目标
李晓和丁一兵(2008)认为,在当前的全球金融动荡的挑战下,制度化的汇率合作机制应对缓行。作为对汇率合作机制的准备工作,当前的工作重点在于加强汇率政策协调、加强各经济体金融市场的开放和区域债券市场的建设、将多边化CMI机制建设为多国合作的金融投资基金。
■五、总结
金融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通过正式与非正式的政策协商,亚洲各国可以增进贸易一体化程度、深化对区域金融市场的培育、提升亚洲国家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这个过程不仅包含经济上的合作,政治上的合作也至关重要。中国作为区域内大国,在亚洲货币合作中扮演的角色也格外引人关注。一方面,人民币区域化的过程不仅有助于亚洲货币一体化的深入,还有助于发展人民币国际化;另一方面,当亚洲货币一体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限制一定的国家,可能有碍人民币真正成为一个国际货币。所以,密切关注亚洲货币合作的进程,对国家的政策制定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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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狠抓班子建设，发挥表率作用。进一步调整了班子成员工作分工，强化了工作责任，严格落实“一把手”三个不直接分管规定，以“向我看齐”的标准，严格约束自身的言行。经常以“扯袖子、咬耳朵”的方式，时时提醒班子成员严以律己，坚持公道正派、光明磊落，清清白白做人，实实在在办事，要求别人做到的，班子成员自己首先做到，禁止别人做的，班子成员自己坚决不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示范作用带动干部职工廉洁勤政。同时班子成员之间坚持做到在工作上互相通气、思想上互相交心、生活上互相帮助，从而形成了分工协作、开拓创新、执行力强的战斗集体，在各项工作中发挥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体现了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二）发扬民主作风，坚持集体决策。建立完善了《局党组议事规则》、《局务会工作规则》，凡“三重一大”事项，凡事关审计工作相关问题，凡是大家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必须召开局党组会、局务会进行讨论，经过集体研究决定，做到公开透明。进一步完善了审计业务会审制度，扩大会审范围，细化工作要求，增强决策的透明度，提高了审计质量。同时，加大依法行政力度，制订了《市审计局行政权力运行清单》，进一步清理规范了审计工作流程，严格依照权力运行流程图办理各项业务，将监督贯穿于权力运行的全过程，从而有效提高了行政效能。
（三）强化学习，提升综合素质。落实会前学法制度，先后组织学习了《审计法》、《审计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审计工作意见》等法律、法规。同时建立理论学习制度，在科学合理制订学习计划的基础上，认真组织学习、贯彻党的十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等中央领导重要讲话精神和相关重要会议精神。班子成员坚持既学政治理论，又学专业业务知识，有计划地及时学习掌握审计监督相关法律法规，按照缺什么、学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先后参加了国家审计署、省审计厅、州审计局开展的视频审计业务培训15期，参加了为期5天的西南财大短期财务培训班子和南京审计学院业务培训。通过不断努力，班子成员的政治素养、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有明显提升。
（四）落实“两个责任”，狠抓党风廉政建设。一是落实局党组主体责任，自觉坚持把党风廉政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到与审计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考核。局党组书记坚持做到反腐倡廉工作亲自主抓、机制建设和风险防控亲自督促，苗头性问题亲自过问，立足于从早从小抓起，及时提醒，主动把“主体责任”扛在肩上，抓在手上。二是层层落实责任。成立了以局长任组长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与股室认真签订《党风廉政建设目标责任书》，做到了责任到领导，任务量化到岗到人，形成了齐抓共管、各负其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三是明确工作任务。制定下发了《2015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实施意见》、《2015年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要点》、《2015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任务责任分解表》，对党风廉政建设目标任务、措施办法、工作责任等进行了逐项分解，使党风廉政建设的任务和责任实现全覆盖。四是全力做好廉洁自律工作。局领导班子成员认真落实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主动报告了遵守廉洁自律规定情况、个人有关事项，严格执行不准收受礼金、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的有关规定。2015年，班子成员无违法违纪现象和不廉洁行为发生。
（五）切实加强作风建设，树立良好形象。局领导班子成员始终把抓作风建设纳入日常工作，不断强化责任，转变作风，培养班子成员的责任心和扎实过硬的作风。一是落实八项规定，深化正风肃纪。2015年，局领导班子成员坚持做好表率，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省、州、县关于改进工作作风的要求，加强公务用车管理，严格控制公务接待，压缩文件简报，坚决杜绝铺张浪费。二是认真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按照上级安排，认真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召开党员领导干部“严以修身”、“严以律己”、“严以用权”等六个专题学习讨论，认真查找了局领导班子及成员存在的不严不实的问题，并制定问题清单、整改清单、责任清单，深入抓好19个问题的整改落实，不断提升了审计工作水平。三是建立作风建设长效机制。认真执行《审计组和审计人员纪律》、《市审计局上下班工作纪律制度》、《市审计局公务接待工作制度》、《市审计局车辆管理规定》等各项制度,形成了用制度管人的长效管理机制，为深化作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二、立足本职，认真履职
2015年，我局在市委、市政府和上级审计机关的领导下，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认真落实“依法审计、服务大局、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求真务实”的工作要求，大力开展依法审计监督工作，在保发展、促反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审计业务工作开展情况。2015年，我局共完成审计项目39个（其中州审计局临时交办3个，市委、市政府临时交办9个），完成计划安排数的17个的229%。审计资金总量达到212,741.5万元，查出违纪违规资金324.19万元，管理不规范资金529.08万元，提交审计报告35篇，信息简报60篇，提出审计建议
45条，被采纳的审计建议29条。作出审计处理决定5个，收缴入库违纪违规资金227.56万元。完成政府投资建设项目竣工结算审计24个，送审金额24,758.7万元，审定金额21,080.5万元，审减3,687.3万元，审减率达到了14.86%。
1.执行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促进相关政策措施落实。认真组织实施了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棚户区改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农村安全饮水、大江大河治理、财政存量资金盘活等19个方面、63项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审计监督，审计资金总额39,250万元，查出问题7个，提出建议意见15条，切实发挥了审计保障作用。
2.强化财政审计，促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加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力度，推进财政资金审计全覆盖。持续开展2014年预算执行情况及决算（草案）编制审计和2014年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及县地税局税收计划执行情况的审计工作，查出违纪违规资金224.31万元，管理不规范资金123.28万元，提出审计建议5条，被审计单位采纳5条。作出审计决定1个，收缴入库违规资金224.31万元。同时，对涉及预算收支的3个行政事业单位进行延伸审计，查出违纪违规资金1.75万元，管理不规范资金4.92万元，提出审计建议并整改落实4条，作出审计决定1个，收缴入库违规资金1.75万元。
3.强化经济责任审计，促进领导干部依法行政和履职尽责。进一步扩大了经济责任审计面，科学制定经济责任审计计划，做到关口前移，加大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共组织实施审计领导干部 3人，客观公正地评价了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经济责任的真实情况。
4.注重政府投资审计，促进规范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和提高投资综合效益。完成县城区房屋维修加固及风貌塑造工程、县卓克基会议旧址红色旅游景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第四标段改造提升工程等24个项目的竣工结算审计，送审金额24,758.7万元，审定金额21,080.5万元，审减3,687.3万元，审减率达到了14.86%。
5.加强民生资金审计，促进改善民生和提高专项资金使用效益。一是开展了2012年～2015年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跟踪审计，提出审计建议并整改落实2条。截止目前，我县完成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工任务708万套，基本建成任务594套，实现支出3,810.85万元，其中：保障性住房租赁补贴支出49.72万元，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建设和房源筹集支出2,776.28万元，公共租赁住房（含廉租住房）维护和管理支出9.35万元，棚户区改造支出975.5万元;二是开展2014年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审计，对2014度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资金的管理、分配、使用情况及目标任务完成情况进行全过程审计，送审资金总额2,269.31万元，对资金拨付、信息真实、跟踪监督等方面提出了3点建议;三是开展2011年～2014年幸福美丽家园建设和巩固提升工程项目资金审计，送审资金总额11,474.21万元，查出违纪违规资金1.25万元，管理不规范资金401.2万元，提出审计建议3条，作出审计决定1个，收缴入库违规资金1.25万元;四是开展2013年大江大河治理、农村饮水安全专项资金审计，送审专项资金2,391万元，未发现管理不规范及违纪违规资金，提出审计建议3条;五是开展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计划专项资金审计督查。分两次对专项资金到位、拨付、使用、效益情况进行检查，共审计督查单位7个，延伸调查4所学校，走访了学生、家长及其他群众135人次，查出违纪违规资金31.53万元，提出审计意见3条;六是开展“三公”经费跟踪督查，对全县79个预算单位2014年公务支出和公款消费情况进行专项审计和跟踪督查，有效杜绝奢侈浪费、盲目铺张的现象;七是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对市民宗局、市财政局“十二五”期间两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两项资金项目共43个，已完工32个，资金总额3,276.8万元，另11个项目资金未到位，尚未启动。
（二）其他工作开展情况。一是配合市纪委开展案件查办；二是配合市纪委开展“村财民理乡监管”检查；三是配合市财政局开展“涉农”专项资金检查。四是配合县民宗局开展藏传佛教寺庙财务检查工作。
三、深化思想认识，多措并举抓党建
（一） 真抓实管，努力夯实党建基础工作。一是突出党建工作的首要位置。始终把抓党建摆在首要位置，纳入党组重要议事日程，及时制订《2015年市审计局党建工作计划》，实行月例会制度，定期听取党建工作开展情况，及时研究并解决党建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二是突出抓好党建的首要责任。在进一步明确党组书记抓党建的基础上，对党组书记、支部书记、支部委员的职责进行梳理，明确权限、责任和要求，切实解决好落实中存在的“说起来重要、抓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问题。三是突出党建工作阵地建设。按照党建工作要求，成立了一个有力的领导组织，统揽组织活动扎实开展；建立了一支专门的党建工作队伍，统筹党建活动同步进行；完善了一套健全的党建工作制度，保证党建工作有条不紊推进；绘制了一张党建工作和晋位升级规划图，指引党建工作按计划、分步骤实施；设立了一个配套齐全的活动室，为党员学习、教育、活动开辟了专门场地；设置了党员基础台账和党组织工作台账，有效地促进了党建活动的有序、健康、高效运行。四是突出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扎实开展政治教育学习，充分利用每周例会、参加培训、每月党课等时间，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知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审计职业道德和反腐倡廉等方面学习，提高党员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加强支部规范化建设，积极探索推行年有安排、月有主题、周有活动、评有总结“四有”工作法，严格执行“”、民主评议党员制度，认真落实党员领导干部参加支部组织生活会制度，切实加强党员干部的日常管理。同时，强化党员服务活动，局党员志愿服务队利用元旦、春节、“七·一”、国庆等重要节日，加强党内关怀激励，先后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21人次。
四、从严从实，全面加强队伍建设
(一）抓学习，树正气。把学习作为一种工作需求、政治要求和精神追求，不断提升干部职工的政治修养、理论素养。坚持每周五政治学习，落实领导授课和学习制度，及时组织审计干部认真学习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努力把思想和行动高度统一到党中央和上级的各项精神、决策部署上来，牢牢把握政治大局，坚定正确政治方向。同时把审计法规业务知识学习作为主线贯穿全年，在全局上下形成了心齐风正气顺的工作局面。
（二）抓查摆，促正气。通过狠抓机关效能建设，大力整治“庸、懒、散、庸、浮、拖”等不良现象，使机关效能有了明显的提高，工作作风有明显改进。
（三）抓人才培养，固正气。认真负责地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着力提升干部政治思想水平和依法行政、依法履职、依法办事的能力。一是以会代训方式，组织干部职工参加国家审计署、省审计厅、州审计局开展的视频审计业务培训；二是先后派出12名干部职工到西南财大参加短期财务培训；三是派出1名年青干部到南京审计学院参加业务培训；四是派出1名中层干部到省审计厅参加计算机审计中级培训；五是创造条件鼓励职工自学成才，如给予考试假及报销相关费用等鼓励办法，引导大家积极参与学习考试。我局在仅有业务人员8人的情况下，已有7人通过了ao审计资格认证考试，并有2人取得了中级审计师职称。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审计人员业务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
（四）抓廉政教育，扬正气。加强党风党纪廉政教育，是打造富有战斗力的审计队伍的前提和基础。一是局领导班子通过党组会、职工大会、党员大会、股室会、个人自学等多种形式，切实抓好纪律教育、形势教育、正面典型教育、警示教育，狠抓领导班子、干部职工廉政教育，从思想上筑牢思想道德和党纪国法两道防线。今年以来，共开展党风党纪教育和警示教育20次。二是积极开展严守党纪法规教育。先后组织学习《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并参加了公开答题、网络答题，要求党员干部要以《准则》为明镜，以《条例》为警钟，心中常存党规党纪戒尺，扭紧自律“螺丝”，严格依法审计，远离违纪红线，努力构建自我保护基准线；三是找准审计廉政风险防范点，把党风廉政建设融入审计工作的每个环节。局纪检组经常深入被审计单位座谈了解审计人员遵守审计“八不准”纪律执行情况，实行全过程监督。同时，完善各种制度，重新修订各项工作制度17项，严格用制度管人、管事，进一步规范审计人员履职，促使审计人员依法审计、廉洁审计。
今年以来，我们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严格按照市医疗保障工作要求和部署，落实好县委、县政府对医疗保障工作与非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同步推进的总体要求，着力推进“三医联动”，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现将相关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坚持“党建”领先，狠抓机关党的建设
（一）聚焦学悟抓党建。一是会议传达学习，我局召开相关会议40次余次。二是集中培训学习，召开集中培训学习10余次。三是打造党建示范阵地，开设了专题党建栏目，设置了“两学一做”、党史教育、支部品牌、党建文化、特色活动等展示板块，集党员教育、党群活动、宣传展示等功能为一体，为下一步我局全力打造机关党建示范阵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聚焦主业抓党建。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9月，我局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会。明确“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总要求，忠实践行初心使命，维护基金安全，全力做好医疗、医保、医药相关政策衔接工作，全方位开展打击欺诈骗保专项治理活动。
（三）聚焦主责抓党建。我们紧紧围绕医疗保障重大政策、重要工作开展宣传20余次，发放政策宣传材料15000余份。9月末，县委巡回指导小组领导对我局的主题教育学习活动作了精细指导，要求我局增强运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能力，让老百姓看好病、少花钱、少跑腿。
二、坚持“服务”优先，狠抓医保服务窗口建设
医疗保障是一项民生工程，涉及千万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一直立足于“抓服务、促提升”的工作理念提升服务水平。
（一）推进办事信息化。按县委县政府要求，实现最新办公区“一体化、现代化”，将医疗保障局整体搬迁至新行政服务中心集中办公，为参保群众提供“一站式”服务，全面提升办事效率。设置了10个医保服务窗口，提供转诊备案、异地就医报销、生育津贴、特慢病门诊报销、参保信息修改、意外伤害报销等服务，全面提升了办事效率。
（二）优化办事流程。按照“简政效能”和结合放管服改革精神，对原有的办事流程进行了大力优化。一是大力优化城乡居民慢性病评审程序。将原来的城乡居民慢病每半年评审一次改为每季度评审一次。二是大力优化异地就医回乡结算报销程序。将原来的异地就医回乡结算报销45个工作日等待时间缩短为20个工作日。三是大力优化协议医药机构的报销款结算程序。在新的医保局成立后，我们主动与县财政局沟通协商，将原来的结算时间20个工作日改为10个工作日。四是大力优化医保经办程序。10月份，医保局配合税务部门创新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方式，除了传统的线下缴费方式，还采取了农业银行“惠农通”平台缴纳、税务手机APP、鄂汇办App等不同线上缴费方式，更便捷更惠民。11月初，为了进一步方便参保群众，医保局联合社保局、工商银行就医药机构如何使用电子社保卡进行了培训，真正做到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2019年城乡居民参保人数652934人，职工参保人数51685人，合计704619，参保率98%。其中建档立卡人员59872人，参保率100%，享受了健康扶贫“四位一体”政策，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到了91.5%。确保扩面征缴覆盖率，做到应保尽保。
（三）优化服务环境。一是提供免费复印、免费饮水服务；二是提供公开承诺服务。办理住院、转院手续，5分钟办理完毕；癌症病参保患者办理慢性病评审登记手续，即时即办，半小时办理完毕。
三、坚持“管理”率先，狠抓基金监管制度建设
为确保基金安全，扎实开展好打击欺诈骗保活动，我们采取了“三项”工作举措：
（一）把控基金监管重点。今年是国家开展打击医保欺诈骗保工作的启动年，重点做好贫困人口和免起付线特殊人群及医疗机构的监管。10月中旬，我局召开医保基金总额控制座谈会，按照“总额付费、协议管理、结余留用、超支不补”的原则，加强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支预算和住院医疗费用结算管理，确保基金运行安全。
（二）打造基金监管亮点。为形成多方位管控、多模式管控、多手段管控的工作质效，我们做到了“四个相结合”：一是基金安全管理与协议管理相结合。严格对照协议条款，对协议医药机构进行考核，实行“排名倒挂钩式”备案制，年终结总帐。二是基金安全管理与行政监督相结合。我们依法依规对利济医院等相关医疗机构的违规行为进行了行政处罚，扣罚违规金额12.98万元。三是基金安全管理与动态巡查相结合。今年4月份，我们依照网审报销的问题线索，对6家医院进行了入住院和诊疗行为在事先未告知的情况下进行了突击式动态巡查，核查数据260余条，查核出大小问题14余条。四是基金安全管理与日常结算相结合。1-9月份，我们通过智能审核加人工复核，依法依规对全县29家定点医疗机构扣减2800余万元，有力的防范了基金风险。
近年来，各级财政牢固树立“支农、强农、富农”的工作理念，精心培植农业龙头企业，大力扶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取得了明显成效。坚持以科技为先导，以市场为依托，强化政策扶持，通过贷款贴息、项目扶持等方式，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发展农业龙头企业，通过财政奖补和项目支持，积极开展示范社创建活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发展态势良好。对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财政支持在转方式、调结构，加快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发展方面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1财政支农的优惠支持
（1）提高补贴标准。省财政对单个企业最高贴息额不超过100万元，临沂市财政对单个企业最高贴息额不超过10万元。这个补贴标准远不能满足企业需要，建议提高补贴标准，并降低贴息金额的最低额度，或不再设置最低贴息额度限制。（2）建议按贷款利率贴息。财政对企业贷款一般按基准利率贴息，而龙头企业在各个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均高于基准利率，造成龙头企业在财政贴息后仍然要承担一部分利息。建议省市财政加大补贴力度，直接按每笔贷款的贷款利率全部贴息。（3）扩大补贴范围和资金用途。由于农业部门严控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指标，临沂市还实行淘汰递补制，造成省市级龙头企业数量始终无法壮大。建议在适当放宽龙头企业指标的同时，进一步扩大财政补贴范围，省财政在重点支持省级龙头企业的前提下，按下管一级的原则，可以对市级龙头企业及合作社进行贷款贴息，以促进中小农业企业及合作社的发展。资金用途可扩展到技术改造、产品研发、固定资产投资、基地建设、农产品原料收购、品牌创建、销售渠道建设等农业企业及合作社需要的方面。
2创新完善财政与金融扶持方式，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
近年来，各级部门不断创新完善财政扶持与金融支持方式，将财政贴息资金与金融信贷资金有效对接，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这一做法，进一步调动了企业加大投入、银行增加信贷的积极性，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金融信贷的带动作用，有效增加了龙头企业的资金周转。建议通过提高补贴标准降低贴息金额的最低额度，各级财政加大补贴力度，直接按每笔贷款的贷款利率全部贴息。进一步扩大财政补贴范围和资金用途，资金用途可扩展到技术改造、产品研发、固定资产投资、基地建设、农产品原料收购、品牌创建、销售渠道建和设等农业企业及合作社需要的方面，以促进中小农业企业及合作社的发展。
3加强财政、金融和担保公司的合作，实现中小农业企业及合作社顺利获得贷款
资金短缺一直是困扰的企业成长的大问题。农业是一个生产周期长的行业，如果不依靠金融资本，而仅凭公司一点点积累，很难实现跨越式发展。由于中小农业企业缺乏有效的抵押物，农业企业规模小、生产周期长、见效慢，影响金融部门对其放贷积极性。建议由各级财政建立风险基金，组建涉农企业担保公司，实现中小农业企业及合作社顺利获得贷款。
4突出重点，细化政策，着力加强对制种业发展的扶持
（1）积极支持农业新品种的研发能力。财政部门要将支持种业科技自主创新摆在优先位置，切实增加农作物新品种保护和开发方面的投入，重点支持我省农业院校、科研单位和企业运用现代育种技术，加强基础性研究，不断研制和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产优质适用新品种。积极筹措、充分利用好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等科研专项资金，支持推进种子科研与商业应用的有效对接和合理流动，逐步建立运行高效的种子科研成果共享和转化机制。（2）积极支持提升供种保障能力。财政部门要将良种繁育和供应作为财政支持的重要环节，努力筹措资金，重点支持建设一批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和机械化的种子生产基地，重点加强土地整理改良、水利基础设施和田间基础设施建设。省级财政要继续安排资金，对种子储备给予补助，支持建立健全省级种子储备体系。
党风廉政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我作为县政府主要领导，坚持从思想上提高认识，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不断增强党风廉政建设的自觉性和紧迫性。
一是加强学习，提高认识。注重把廉政建设学习与政治理论学习有机结合起来，浓厚学习氛围，搞活学习形式，扩大学习范围，增强学习效果。今年以来，相继观看反腐败电教片、文艺晚会、集中学习等形式，认真学习中、省、市有关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相关规定、文件、会议和领导讲话精神，特别是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央纪委、省纪委“四项规定”，“宜宾市机关工作人员禁令”、“市委市政府给区县一把手的一封信”等，深刻领会了各级党委、政府狠抓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决心，充分认识了党风廉政建设在党的建设、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在行政工作中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切实抓好分管各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并严格履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分工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
二是加强领导，全面部署。始终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当大事、要事来抓，将经济工作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并安排部署，一并检查落实。把廉政建设责任制摆在重要议事日程，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廉政建设工作，做到早研究、早部署。在县纪委三次全会上，对全县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在县政府次全体会议、县政府次常务会议、县政府次县长办公会等工作会议上，分别就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并明确了班子成员责任。在全县各种大会和专题会议上，结合会议内容，对政府部门领导干部的勤政廉洁、监督管理、机关作风、班子建设、行政效能、案件处理等方面提出了明确要求。平时，在不同地点、不同场合不失时机地利用正反两方面的典型，对廉政问题经常讲、多次讲、反复讲，找原因、说危害，教育干部要从身边人、身边事中吸取教训，耳边警钟长鸣，心中筑起道德和法纪两道防线。班子成员和县府各部门对中、省、市明令禁止的事，做到令行禁止，确保了政令畅通。
三是层层分解，落实责任。通过各种形式明确班子成员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分工，按照规定要求层层落实有关责任。班子成员积极指导对分管单位做好反腐倡廉工作安排，强化督促检查、落实，各部门均认真健全并落实了民主生活会制度、述职述廉制度、领导干部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对分管部门的党员干部开展了廉政谈话，不断强化党风廉政建设；对分管部门的正职强化监督，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及时通过谈话等方式予以纠正；对分管部门、行业中出现的不正之风及时发现、制止、并严历予以纠正。全年没有部门党员干部违风廉政建设规定，没有引发恶性事件。
二、突出重点狠抓关键
实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根本在落实，关键在行动。在认真分析、研究责任目标的基础上，不断加大工作力度，真正在落实上下功夫，靠实际行动求成效。
第一，抓体制改革。按照年初纪委全委会工作安排，突出抓好改革工作。一是继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把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作为促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加强县域经济环境建设的重要历史契机。带头学习《行政许可法》，多次在政府各种会议上进行宣传贯彻。责成成立了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工作领导组，加强对《行政许可法》的组织实施。要求认真开展对行政许可项目、许可依据、许可实施机关和许可收费的清理工作，共清理出有许可权的部门个，许可项目项，许可收费项目项，取消行政许可项目项。对清理结果，由许可部门面向社会公告。同时，积极推进工商登记互联审批和基本建设项目联合审批两项改革，完善了各类行政许可审批程序，扩大了基本建设联合审批范围，并探索网上审批新路子，有效纠正了“体外循环”和“双轨运行”的问题。对执行《行政许可法》不力违反行政许可程序审批的人进行了责任追究,给予名相关责任人党政纪处分。二是积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定期不定期召集财政部门研究财政工作。支持推进部门预算改革，开展国库集中支付试点，落实“ 收支两条线”规定，建立“非税收入银行直收”管理体系。针对乡镇财政收支矛盾突出，运转非常困难的情况，责成财政部门全面调查，认真分析，详细核实，科学制定了“划分收支范围、确定收支基数、超收全留、短收不补，定额补助（或上解）、一定五年”的县乡财政体制，调动了乡镇当家理财、培植财源、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第二，抓重点领域。多次在项目工作会上，把廉政建设作为必讲内容，要求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做做好项目的监管工作。我县在工程建设中继续实行《公正廉洁承诺书》和签订《工程廉洁合同》，严格执行《南溪县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管理办法（试行）》，始终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坚决杜绝招投标活动中的违规行为。目前已有建设工程招投标个，招标金额.万元，中标金额.万元，节约资金万元，节资率达.。强化对招投标工程的后期管理，抽查了个建设项目，对招投标后增加的工程项目未及时报批的行为，进行了通报批评，提出整改意见条，为进一步规范招投标的后期管理制度提供了基础。认真做好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工作。健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制度，加强对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监督。截止月底，已招标挂牌出让国有土地宗.亩，收益.万元。积极支持推进政府采购工作，严格按《南溪县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进行采购，做到了项目有审批，资金有来源，采购有方案，支付有凭证。通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谈判采购、询价采购等多种采购方式，全年全县共进行物资、办公用品等采购次，采购预算资金.万元，实际采购资金.万元，节约资金.万元，节约率为.。高度重视国有资产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制定了《关于南溪县国有资产处置和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在国有资产出让上，坚持“资产清理，资产评估，产权鉴定，财政确认”的原则。年共举办国有产权公开拍卖次，收益.万元，将收回的资金优安置职工，增大社会效益，促进社会稳定、经济发展。
第三，抓政策落实。切实开展专项执法监察工作，保证政令畅通、提高行政效能，创造良好投资环境，促进南溪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健康发展。其一，强化退耕还林和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工作的监督检查。要求成立了退耕还林督查组和检查组，督查组对个乡镇进行了全面督查，查处了南溪镇粮油公司裴石分公司和万寿宫仓库转买退耕还林粮食案件，给予人撤职处分，追缴单位和个人非法获利.万元，依法维护了农民利益。强化制度落实，责任到人，确保了今年我县亩管护无盗伐、滥伐、毁林开垦、乱占林地、森林虫害的发生。其二，扎实做好粮食直补督查工作。开展明查暗访，提出改正建议条，及时纠正了个别乡镇用直补资金抵扣农税的现象。保障了我县直补的.亩的.万元的直补资金严格按照“五到户”、“六个不准”的要求，全部兑付到农户手中。其三，开展救灾救济款物和低保资金的发放使用情况督查，保证了专款专用，解决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和灾后重建中遇到困难，充分发挥其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年，全县共下拨给各乡镇救灾救济费.万元，其中自然灾害救济费万元，拨付“、”洪灾受灾户建房补助.万元、“、”暴雨灾害受灾建房补助.万元。加强对低保资金的管理和发放使用情况的督查。其四，责成县纪委、监察局会同组织、财政、审计等部门，开展了清理工作。坚持标本兼治、以清理促管理的原则，清理与完善相结合，积极帮助各乡镇针对清理中发现的问题分析原因，堵塞漏洞，加强制度建设。全县个乡镇共清理出个乡镇名乡镇、村干部有借占此文来源于文秘站网公款，涉及金额.元，其中涉及副科级以上干部人.元。已收回.元，占借款总额的.。其五，、认真清理整顿全县统一着装，减轻财政负担。收缴违规制式服装套，价值.万元，减少着装人数人，年减少财政开支万余元。
第四，抓作风转变。切实搞好机关作风建设。坚持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作风考评制和责任追究制，印发了《〈南溪县机关作风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对乡镇和县级机关开展作风考评的实施意见〉的意见》、《转发县纠风办关于年纠风工作意见的通知》（南府办[]号）；深化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以公开正作风，以公开促廉政；及时分析处理投诉热点问题，突破工作难点，县投诉中心全年共收到群众反映作风方面的投诉件，其中：电话投诉件，来人来访件，来信投诉件。现已办结件，办结率为。转党纪处分件，政纪处分件，已作其他处理件，不予认定件，澄清是非件。及时办理了市作风投诉中心转批的件投诉案件，并将调查结果上报了市作风投诉中心，得到了好评；认真收集社会各界人士对机关作风的意见建议，及时纠正影响社会公平，影响经济发展的违纪违规行为；积极开展明查暗访，重点对“四条禁令”和单位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了监督，对有的单位工作人员不遵守签到制进行了通报。
第六，抓热点难点。严格执行企业改制政策，坚持把职工的利益放在首位，县车队、建陶总厂、锅炉总厂等改革遗留问题得到妥善解决，南福酒业正依法深化改革，航运公司、国有粮食购销企业、丝绸公司等改革正积极推进，配合南山、长庆军工企业政策性破产改制顺利开展。对群众反映的难点、热点问题，督促相关部门组织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处理。今年以来，接待群众*达余人次，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余个，*形势总体稳定并有所好转。
三、清正廉洁树好形象
班子要形成合力，树立良好形象，圆满完成各项经济工作任务，首先要加强廉洁自律工作。围绕中央提出的“四大纪律，八项要求”和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廉洁从政“九条要求”，狠抓廉洁自律规定的落实。今年以来，县政府班子成员未发生违反廉政建设规定的情况。
第一，认真执行中纪委、省纪委“四项规定”。对班子成员严格要求，班子成员未发生干预和插手各项招投标、经营性土地使用权出让、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国有资产产权交易等市场经济活动的行为。
记者：此次两会，您向大会提出强化国库事中监督，完善预算监督体系的建议，您是基于什么考虑，关注这个问题的？
杨小平代表：2015年开始施行的《预算法》提出了规范政府收支行为，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的总要求。当前我国政府预算具体执行主要涉及财政和央行两个部门，分别作为政府的“会计”和“出纳”。构建财政与央行国库之间既分工合作又互相制衡的治理结构，能够有效促进预算收支依法合规执行，较好地完成受托管理公共财政资金任务。国库具体办理预算收入的收纳、划分、留解、退付和预算支出的拨付，承担着确保国家预算资金的准确、完整、安全的重要职责。国库事中监督作为我国预算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预算资金运行链条中的关键环节，通过对预算收支执行进行实时审核，能在源头上及时堵住违法违规的行为，有效地弥补人大事前审查看不到、审计事后监督来不及的监督机制空缺，在整个预算监督体系中扮演“预警器”“纠偏器”和“信息库”的角色，起到与财政部门共同管理好政府资金的作用。
随着财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盘活财政资金存量、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开、政府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等各项工作逐步开展，国库事中监督在促进各项改革措施的有序实施的作用进一步凸显。
记者：目前国库事中监督存在哪些问题，对此您有何建议？
杨小平代表：目前国库事中监督存在着法律地位不明确、监督对象不完整，监督合力未形成等问题，监督效能尚未充分发挥。针对目前我国国库事中监管存在的问题，我就此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建议：
一是明确国库事中监督法律地位。以修订《预算法实施条例》为契机，明确界定国库在预算执行中的职责、权利、手段、责任，实现各相关部门在预算资金收支运行过程中决策、执行、反映等环节上的相互制约。配套制度方面，在政府事权和支出职责划分、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地方国库现金管理、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等各项制度政策制订上，明确国库的监督职能，确保各项改革措施有序推进。
二是实现国库事中监督范围全面完整。在收入方面，尽快取消非税收入收缴过程中的财政（汇缴）专户过渡账户，实现非税收入直缴入库。在支出方面，改进集中支付流程，逐步实现人民银行直接办理集中支付业务，使财政支出能够直接从国库账户直接拨付至相关收款人账户。在存量方面，继续清理整顿财政专户，对确有必要开设的财政专户，尽量开在国库部门，对开在商业银行的，要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管理，同时财政专户收支信息要与国库进行共享。
三是建立预算监督协调机制。建议建立预算监督协调机制，财政、纪检、审计、人行等具有预算监督职责的部门共同参加。通过定期召开联席协调会、信息报送、联合调查、共同检查等多种形式，互通情况，共享监督成果，确定阶段性监督重点，形成整体监督合力。
建议完善不良贷款司法处置
记者：当前金融机构信贷风险持续暴露，不良贷款处置面临的挑战有哪些？
杨小平代表：当前不良贷款处置压力持续加大，以云南省为例，全省不良贷款率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持续上升，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上升了1个百分点和0.77个百分点，截至2016年末，全省不良贷款余额达687.9亿元，不良贷款率2.92%，全省资产质量已经下滑至全国倒数第6位，高于全国1.97%的平均水平0.9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作为不良贷款先行指标的关注类贷款占比持续走高，2016年末余额已达到1868亿元，占各项贷款的7.9%；逾期贷款余额1131亿元，占比达6%。尽管各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重组、展期等手段暂时稳定住了部分信贷资产质量，但贷款质量劣变的可能性仍然较大。金融机构面临不良贷款“双升”的严峻形势短期内难以改变，信贷资产质量控制与不良贷款清收处置工作压力持续加大。
记者：目前司法处置作为金融机构处置不良贷款的主要方式，在实际操作中存在哪些问题？对此您提交了哪些建议？
杨小平代表：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的处置手段主要包括现金清收、司法处置、打包转让、证券化和核销等方式，随着不良贷款处置难度的不断加大，现金清收数量逐年下降，打包转让和不良资产证券化也仅适用于抵押物足值、易于处置的不良贷款，而司法处置占比却明显提高，大部分金融机构80%以上的不良贷款均通过司法手段进行处置。2016年，云南省金融机构司法诉讼案件数量达12456件，涉案金额424.26亿元，分别较2015年大幅增长87.53%和85.09%。作为金融机构最主要的不良贷款处置手段，当前司法处置过程中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亟待解决：一是不良贷款司法处置立法缺位。二是y行诉讼案件激增与法院审结数量下降的矛盾突出。三是司法审理周期延长、债务受偿率降低。四是抵押物处置障碍加大执行清收难度。
银行贷款是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资金来源，不良贷款处置不力会导致金融生态环境恶化，对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为有效应对当前不良贷款司法处置中的困难和问题，我提出四条建议：
一是加快推进金融法制改革，健全金融法律框架。通过出台金融案件审理和执行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完善案件管辖、文书送达、审理、执行等多个环节的执行标准，缩短案件审理执行周期，提高不良贷款处置效果，使不良贷款司法处置工作有章可循，为司法处置不良贷款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为化解金融风险提供良好的司法环境。
二是建立长效联系机制，加强沟通协调。建立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和司法部门的长效联系机制，定期组织开展案件清理，及时研讨解决存在问题。司法部门针对不良贷款清收案件在审理、执行中出现的趋势性、苗头性问题，及时协调金融管理部门，适时通过司法建议或监管建议等方式提出预警，实现金融案件的快立快审快执。
三是加强平台建设，提高抵押物处置效率。搭建不良贷款抵押物处置信息平台，通过平台及时各类处置信息，有效扩大信息覆盖面。针对大额不良贷款抵押物处置难的问题，建立跨区域重大事项会商平台，畅通处置渠道，提高处置效率。支持建立地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提升中小金融机构和地方重点企业的处置议价能力，加快区域不良资产处置。
四是创新金融案件办理模式，提高办案效率。在金融诉讼较多的法院设立金融法庭或金融案件合议庭，配备专业审判人员，专门审理银行不良贷款涉诉案件，缓解银行诉讼案件激增与法院审结数量下降的矛盾。成立区域金融仲裁委员会，引导金融机构通过申请仲裁保护金融债权，切实提高不良贷款处置效率。
建议完善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管理 推进“两权”抵押贷款
记者：“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对于促进农村资源向资金、资本转变，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的资金来源，促进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有很大作用。目前“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推进情况如何？有哪些困难？
杨小平代表：2015年，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并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在全国232个县（市、区）和59个县（市、区）暂停执行物权法和担保法的相关法律条款，分别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以下简称“两权”抵押贷款）试点。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的名单，云南省分别有开远等6个县（市）和大理等3个县（市）列为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截至2016年末，6个农地试点县（市）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余额2.12亿元，比年初增加0.95亿元；全年累计发放贷款1963笔，累计贷款金额1.93亿元。3个农房试点县（市）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余额为17.52亿元，比年初增加2.84亿元；全年累计发放贷款9119笔，累计贷款金额14.53亿元。同时，试点地区相关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稳步推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平台逐步建立，并在相关产权价值评估、贷款风险补偿和缓释机制方面做出了积极有益探索。“两权”抵押贷款利率上浮基本在50%以内，较原先的信用贷款利率降低30%以上，获贷主体利息负担减轻明显。“两权”抵押贷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和农民增收致富。如，云南省鲁甸县通过发放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抵押贷款，促进了全县农业的发展。2016年，4家农业龙头企业获得贷款1495万元，从农民手中共流转承包土地经营权3318亩，带动吸纳县域农村人口就业约300余人，企业实现年增收166万元。
“两权”抵押贷款试点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也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影响试点工作的推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少制度性顶层设计。对农村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缺少系统全面管理条例或办法。农村承包土地和宅基地的取得、确权登记、使用、处分、收益无系统性管理规定，基本只有部分地方探索形成的地方性办法。在长期顶层制度空缺的情况下，新的确权登记工作遇到了诸如承包资料缺失、面积不准、部门间职责不清、历史遗留问题多的情况。相关产权确权登记工作进度缓慢，新的承包土地经营权证颁证率低、房地一体不动产权证书颁发较少，金融机构大多只能使用无权属争议的旧证办理抵押贷款。
二是无顶层农村产权流转交易指导意见，流转交易市场建设滞后，农村产权流转不畅。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随之而来的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交易规模不断增加，但是由于无顶层指导意见或制度，各地区基本无专门的农村产权流转交易管理办法，只有少部分县（市）成立县级城乡一体化公共资源流转交易中心，大部分县市无流转交易平台，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交易基本无市场机制、监管机制，流转交易信息体系未建全，流转双方信息有效对接机制尚未形成。许多农户只能私下交易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交易规范程度低、手续不健全、价值未充分显现、交易后权责不清、纠纷多、后续隐患不少，部分流转交易合同甚至有悖于相关的法律法规。
三是缺乏有偿使用和退出机制。2017年中央1号文件再次明确“允许地方多渠道筹集资金，按规定用于村集体对进城落户农民自愿退出承包地、宅基地的补偿”，但是由于国家层面未出台指导意见和办法，各地基本未出台具体办法，许多进城农民对承包土地和宅基地政策不清楚和对土地怀有兜底保障的思想，对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有“惜转”现象，宁愿撂荒承包土地和空置宅基地，也不愿意有偿退出承包土地和自家宅基地。
四是《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部分条款与《土地法》存在一定的矛盾。《土地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俗称“一户一宅”，六部委印发的《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暂行办法》第四条对借款人以农民住房所有权及所占宅基地使用权作抵押申请贷款的，需要“借款人除用于抵押的农民住房外，应有长期稳定居住场所，并能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矛盾。其一，若按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对农户是否有长期稳定居住场所银行难甄别，农户难贷款。其二，若办理了贷款，当贷款发生损失时，为保障农民的基本居住权，抵押物处置难度较大，鲜有成功的案例。
五是抵押物处置变现不易。目前，部分县（市）成立了流转中心，但对交易后的产权登记有效性和经营权人的权益维护无相关规定办法，也未形成成熟的流转交易机制和平台。银行在进行抵押产权处置时，土地经营权和农民房屋交易受到较多的法律和制度限制，变现难现象突出。如，集体土地上房屋只能在本村组内转让，由于都是熟人，一般不会接手，一旦贷款无法偿还，农村住房变现十分困难，直接影响金融机构放贷的积极性。
六是试点后续政策不明朗。国务院关于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试点工作于2017年前完成。同时，指导意见鼓励金融机构在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剩余使用期限内发放中长期贷款，有效增加农业生产的中长期信贷投入。2016年以来，云南省9个试点县（市）分别发放了一至三年和三年以上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16.4%、30.7% ，这就意味着2016年发放的一年期以上大部分贷款和2017年发放的贷款到试点结束后才到期。一方面试点结束后如果不能修改有关法律法规，试点期间发放的贷款若发生损失，能否依法处置贷款抵押物成为影响贷款发放的重要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受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证、流转交易平台、抵押登记平台等配套措施推进缓慢的影响，部分地区短期内无法大量地开展抵押贷款试点，从云南省的情况看，9个试点县（市）中， 有2个县（市）2016年以来贷款发放笔数未超过10笔，有2个县（市）贷款余额不足500万元。贷款缺乏模效应，不利用经验和模式的总结。当前，是否延长“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期限成为关注的焦点。
记者：针对“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推进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您有何建议？
杨小平代表：尽管“两权”抵押贷款试点存在诸多问题和困难，但“两权”抵押融资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对盘活农村资源、促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意义重大。《深化农村改革综合性实施方案》《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及近几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明确提出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因此，要坚持统一谋划、有序协调推进的原则，统筹安排各项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做到有缓有急、上下联动、分类推进、有序实施。
一是加快研究出台具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管理办法和宅基地管理办法。明确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的具体内容，相关权证取得方式、登记、内容、行使、灭失、流转、法律责任及其他法律应当规定的条款等。
二是研究健全农村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出台指导意见或操作细则，指导各地制定统一、科学、公开、透明的交易规则，明确交易平台、交易流程的监督管理部门及具体管理职责，为农村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和交易双方提供中介服务，引导各方参与交易，为金融机构实现抵押权提供便利，逐步形成依法自愿公开公正有序交易的流转交易市场。研究出台土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有偿退出指导意见，指导各地制定具体办法，促进土地向种田专业能手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促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土地产出效率。
三是研究调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在兼顾长远的情况下，使各项法律法规适应当前发展需要。如扩大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受让范围，在赋予集体经济组织或其成员优先购买权的前提下，允许更大区域内其他经济组织及其成员作为受让方。
四是统筹推进农村产权确权登记颁证、流转交易机制、配套农村产权平台建设等工作。从上至下，加大资金、技术、人员投入，加快推进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指导建立多级联网的产权流转交易平台、完善配套抵押登记机制，发展第三方评估组织，全面深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五是建议明确试点期间发放的“两权”抵押贷款，到试点期结束后，如果发生损失，能否处置抵押物。基于当前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步伐，适当延长“两权”抵押贷款试点期限，为是否修改有关法律条款提供更加全面客观的建议和经验。鉴于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差异，试点到期后，建议统筹考虑农村稳定和盘活农村资源资产，分别评估农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抵押贷款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根据评估结果区别调整有关法律法规。
建议修订《票据法》促进票据市场规范健康发展
记者：此次两会，您还提交了修订《票据法》的建议，现行《票据法》主要存在的不足有哪些？
杨小平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颁布于1995年，此后在2004年为适应有关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及《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做了修订。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在支付领域的广泛应用，我国票据业务快速发展，业务规模不断增长，业务处理趋向电子化。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票据业务实践逐渐出现了一些突破现有规范的情况。同时，电子票据的应用以及企业票据融资需求的客观存在，也迫切需要对《票据法》进行修改。现行《票据法》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
未确立融资性票据的合法地位。《票据法》立法之初，鉴于当时市场经济及票据市场尚不发达，为防范银行风险，对融资性票据采取了“一刀切”的态度，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要有真实的交易背景，绝对禁止企业签发融资性票据。随着形势不断发展，这一规定越来越不符合实际需要。一方面，由于企业通过票据贴现方式获取资金较一般贷款等融资方式成本低、更快捷，近年来，部分企业为缓解一时资金困难，通过虚构交易，签发并向银行申请贴现一些无贸易背景的票据。另一方面，禁止融资性票据的规定限制了我国票据市场规模，使票据市场为企业提供直接短期资金融通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而市场上客观存在的融资需求又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民间票据市场的发展。民间票据市场鱼龙混杂，业务操作水平不一，容易出现“假票欺骗”、违规操作等现象，不利于票据市场的健康发展。因此，从发展趋势看，适度放开票据的融资功能，有着广阔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有利于健全社会信用制度、繁荣票据市场、改善中小企业融资难状况。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融资性票据的合法地位在立法上均得到承认，且在促进经济发展、提升贸易竞争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票据无因性原则未能彻底体现。票据无因性是一项经过国际票据法律实践长期检验的技术性规则，为各国票据立法所普遍遵循。但我国《票据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及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办法》等法规对票据法律行为中因果关系的规定大相径庭，导致理论上和实务中对票据无因性的认识与处理的混乱。对真实交易关系的过分强调，导致实践中商业银行、财务公司对票据审查义务的提高，由形式审查转为贸易真实性的实质审查，由此将市场交易主体本应承担的过错责任转嫁至商业银行、财务公司身上。
实务中部分票据行为尚存在立法空白。目前，适应票据当事人需要，实务中出现了不少现行票据法未能囊括的票据行为，如票据涂销、空白票据（英美称未完成票据）等。国际上，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先进的票据立法对此都有具体明确的规定。我国票据法则仅允许在一定条件下发行空白支票，不承认或不允许发行、流通空白汇票和空白本票，亦未对票据涂销行为进行必要的规定。从我国票据市场的发展看，若不从立法上对这些行为的法律性质及效力做出明确规定，势必会严重影响票据交易的安全，最终阻碍票据流通，限制票据作为流通证券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发挥。
未承认电子票据的法律效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企业对快速资金流动的迫切需要，我国目前的票据实务中已出现了电子票据，中国人民银行2009年上线运行了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电子票据是以电子方式制成票据，以电子签章取代实体签名签章的支付工具，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以传统纸质票据为基础，在票据截留的基础上实现票据结算的电子化；二是以数据电文为载体，以电子签名为基础，用数字信息彻底取代纸质的票据。然而，现行《票据法》是基于纸质票据所制定的，并未将电子票据相关的权利义务关系纳入法律的调整范围，也未明确过数字签章认证的非纸质的电子票据的法律效力，从而成为制约电子票据发展的最大法律障碍。
未确立票据影像和支付密码的合法性。采用票据影像交换和支付密码进行票据结算，不仅能加速资金周转，而且能极大地提高票据防伪识伪功能，保障银行和企业资金交易安全。但现行票据法要求持票人在行使票据权利时必须按照法定程序在票据上签章并出示票据，致使票据影像和支付密码的合法性缺失，人民银行推行票据截留、影像交换等现代化支付技术能极大提高社会资金利用的效率，因法无明文规定而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
记者：针对上述问题，您认为《票据法》应作何修改？
杨小平代表：针对现行《票据法》存在的不足，我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坚持票据的无因性这一基本原则，确立融资性票据的合法地位。统一现行票据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中有关票据无因性的法律规定，确立其适用的合理界限。在票据业务上有条件地允许企业签发融资性票据，适度放开票据的融资功能。同时，为控制法律风险，建立有关融资性票据的发行、监测等一系列配套制度。二是增加规范票据涂销、空白票据及其补救等行为的规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现实中票据涂销、空白票据及其补救等行为将大量出现，立法机关应及时改变票据立法不适应现实的状况，通过修法使这些行为得到有效规范，以维护票据流转秩序，保障票据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三是确立电子票据、票据影像及支付密码的合法地位。电子票据和票据影像虽有着不必随身携带和亲自保管、流转速度快、收款风险大大降低等优势，但其签发和流通是在虚拟的网络中实现的，采用的是无纸化的电子交易方式，其签章、防伪只能分别通过电子签名、支付密码等形式来实现。因此，必须通过修改现行票据法以明确电子签名、票据影像交换结算及支付密码的法律地位，将电子票据和票据影像纳入《票据法》规范与调整的范畴，确认票据电子化的合法性，鼓励并支持电子商务的创新和发展。
建议制定《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条例》
记者：个人金融信息泄漏不仅侵害客户的隐私权和财产权，降低客户对金融机构信赖度，更易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影响金融稳定和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目前我国针对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法制建设情况如何？
杨小平代表：截至2015年底，全国人均持有银行卡3.99张，卡均消费金额1.01万元。频繁的金融交易积累了大量个人金融信息。但由于监管不足和利益驱使，个人金融信息泄漏等事件屡见不鲜，不仅导致消费者无故受到滋扰，也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实施诈骗活动，其中“徐玉玉案”“清华大学教授被骗案”等案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据公安部数据，2011年以来全国电信诈骗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不断飙升，年增速超20%，仅2015年立案达59万起，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2016年前10月，公安机关破获电信诈骗案件9.3万起，挽回经济损失48.7亿元。学生、老年人、农民、残疾人等群体成为主要受害对象。
目前，我国尚无独立的个人信息安全保护法律，规范“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的制度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法律体系不完善、信息主体权利不明、救济手段有限、监管制度安排不到位等问题，使得监管部门开展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缺乏基础性制度支持，难以形成有效的威慑力。
在法制建设层面，《刑法》虽已将非法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入罪，《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也对金融机构保密义务进行原则性规定，但相关条款可操作性不强。《反洗钱法》《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征信业管理条例》《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等虽对某类个人金融信息或者某个金融业务领域和环节作了保密规定，但并非以保护个人金融信息为主要目的，缺乏针对性、完整性和协调性。
在监督管理层面，现行法律体系缺乏对金融监管部门履职的充分授权，行政检查、处罚的法律依据不充分。加之没有统一的监管部门，监管力量分散，容易出现监管重叠和监管盲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虽然做出规定，但受制法律层级效力和监管对象的局限性，政策效果有待检验。
相形之下，欧、美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均制定了个人金融信息保护规则，不仅着眼于防范个人金融信息泄露，也对内部机构间的信息使用做出明确的规定。欧洲议会通过《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设置数据保护官和严格处罚机制，全面保护个人数据。美国先后制定了《公平信用报告法》《金融隐私权法》《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等多部金融法，已形成了完备的金融隐私保护法律体系。
记者：针对目前个人金融信息保护存在的问题，您有何建议？
杨小平代表：在金融混业经营和互联网金融快速发展的趋势下，为健全个人金融信息保护监管体系，构筑个人金融信息安全的保护网，建议尽快出台《个人金融信息保护条例》，通过立法明确以下内容：
农总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杨琨同志在主题活动结束时指出：这次会议主要议题侧重在个人业务的发展和转型，特别是对个人中高端客户资源服务管理体系的规划和建设上，充分体现了农业银行建设最大零售银行的战略目标正在从理念走向行动。他说：“长期以来，农行环渤海地区各家分行立足本地客户基础，积极推进个人业务的创新和发展，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经营业绩。有的分行有效地实施了一把手工程，加大了在经济资本人力资源配置、科技投入、财务费用等方面对个人业务的倾斜力度，维护了农业银行在各地市场零售大行的形象；部分行努力完善客户关系，初步定成了对客户的筛选和细分工作，保障了针对高端客户的三优服务体系，锁定了宝贵的客户资源；有的分行积极推进综合营销活动，加强了对个人客户经理的综合营销考评，规范了营销服务流程，逐步提升了个人业务的营销和服务层次；部分行加强营业网点的规范化建设，加快推进了经营网点业务分流、客户分层、功能分区的有效转型，发挥了骨干网点分销主渠道作用；部分分行还实行了零售业务产品计价核算办法，将营销资源逐步导向边际贡献高的产品结构。”
在点评如何落实好本次“金钥匙理财”主题活动时，杨琨副行长要求：一是在客户分层和交流推广上，要尽快明确客户的细分标准，将身份识别与支付功能同高端客户等级管理及分层服务有机结合起来。各分行要尽快启动“3+N增值服务计划”。二是在队伍建设上，要抓紧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个人客户经理队伍建设，通过劳动组合，部门职能优化，扩充个人业务部门编制和人员；要加强培训，尽快完成个人综合授信业务等新产品的培训工作，利用各种资源提高培训质量。三是在网点建设改造上，要通过合理布局网点的功能区域，扩展低柜服务界面、优化业务流程、明晰员工的服务对象和职责定位，促进客户渠道服务的差别化整合；选择有条件的支行和营业网点建立金钥匙理财中心，在全行范围内推行识别建设标准，在有条件的地区建立金钥匙理财旗舰店，集中对高端客户的财富管理服务，提高服务层次与服务效率。四是加大各类个人业务产量的整合创新力度，对基金、黄金、国债、本利丰、汇利丰等投资理财产品加强综合营销，开发针对高端客户的个性化、捆绑式的理财套餐，提升高端客户的忠诚度和资金归集度。五是加强对理财业务的风险管理和内控建设。
杨琨副行长最后要求：参加本次活动的各分行，一定要紧紧围绕合作发展协议确立的目标责任，将各项主题会议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农业银行党委委员、北京分行行长朱洪波在对“金钥匙理财”主题活动进行总结时谈到：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势下，环渤海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中最具活力和发展潜力的地区之一，在这一背景下，推动环渤海地区各行个人金融业务的交流与合作，用系统之力谋求共同发展，既有利于更好地贯彻落实农总行“打造国内最大零售银行”的战略要求，也符合环渤海地区各行的共同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