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经济论坛2004.18
【本文作者】：薛芳锦
一、虚拟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主要循环依托的直接以钱生钱的虚拟经济，其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复杂性、介稳性、高风险性、依附性、周期性、增长性、无形性等。这样，以虚拟资本为核心、以金融系统为依托的虚拟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五点：
1.聚集资本功能。虚拟经济通过各种存款凭证和有价证券等虚拟资本形式，经由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将分散在个人和单位手中的资金聚集起来，以进行较大规模、收益较高的经济活动。据统计，2000年底全球虚拟经济的总量已达,/.万亿美元，而当年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只有30万亿美元，即虚拟经济的规模已达实体经济的5倍。
2.循环流通功能。所谓的虚拟经济，是指与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总而言之，就是直接以钱生钱的经济活动。由此可知，虚拟经济的实质就是循环流通。倘若一旦停止了其循环流通活动，就无所谓虚拟经济了。据统计，全世界虚拟资本日平均流动量高达1.5万亿美元以上，大约是世界日平均实际贸易额的50倍。
3.引导资金功能。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前期存在形态是生息资本，而当生息资本一旦社会化以后，就可以引导资金从不能用于生产、流通等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转移到能将其用于实体经济活动的人和单位手中。当各种有价证券进一步市场化以后，不仅能使人和单位手中的有价证券可以随时变现，而且大大提高了引导资金向预期收益较好的产业流动的目的性和速度，从而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
4.扩张经济功能。国民经济要发展，各类企业要扩大，其基本前提就是必须要有资金，而资金的来源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向银行等金融机构间接融资。另一个则是通过发行各类有价证券直接融资。企业通过各类有价证券直接筹措到的资金，除了用于原有的技术改造之外，其余大部分或绝大部分，都是用于扩大其生产经营规模方面。企业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张了，整个国民经济规模的扩张也就由此得到了实现。从现实和发展的趋势看，这一点将会越来越突出。
5.增值价值功能。一般而言，就价值增值来谈，有下面两种情况。其一是：某甲急需从事一项经营活动，但他本人没有足够的资金，而某乙手头正好有一笔钱闲置未用，于是某甲便向某乙借一定数量的钱，许诺在一定时期内还本付息。某乙手中的借据就是虚拟资本的一种雏形，它通过借款与还款的循环活动而取得增值。这时，某乙并未从事实际的经济活动，只是通过一种虚拟的经济活动来赚钱。另一种情况是：某甲将借来的钱投资于一项具体的经营活动从事经营，当该项经营活动结束之后，他获得了比原来投资时大若干数量的收益。这时，某甲从事了实际的经济活动，其前提仍然是虚拟经济的作用。当然，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情况会复杂得多，但基本原理却是相通的。
二、实体经济的特点与功能
传统的观点认为，实体经济就是指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部门或行业，最典型的有机械制造、纺织加工、建筑安装、石化冶炼、种养采掘、交通运输等。实体经济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有形性、主导性、载体性、下降性。那么，以物质资料的生产经营活动为内容的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又是什么呢？
其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提供基本生活资料功能。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总要吃饭、穿衣、行动、居住、看病、休闲等，而保证这些活动得以继续进行的基础，则是各式各样的生活资料。那么，这些生活资料是由各式各样的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各式各样的消费活动也就得不到保障。
2.提高人的生活水平的功能。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存，而且更要发展，亦即人们不仅要生活，而且还要生活得更好。保证人们生活得更好的物质条件，是由各式各样的更高水平的实体经济创造出来的。如果实体经济的更高级的生产活动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就从根本上失去了提高生活水平的基础。
3.增强人的综合素质的功能。再同样，古往今来，乃至永远，人们不仅要生活得更好，而且还要使自己的素质得到全面的增强，亦即人们不仅要有高层次的物质生活，而且还要有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保证人们高层次精神生活的物质前提同样是由各式各样的具有特殊性质的实体经济所提供的。如果实体经济的一些特殊活动形式一旦停止了，那么，人们也同样会从根本上失去增强综合素质的根基。
三、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可以归纳为：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下面分别论述。
1.实体经济借助于虚拟经济。这表现为三点：第一，虚拟经济影响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实体经济要生存、要发展，除了其内部经营环境外，还必须有良好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这个外部宏观经营环境中，就包括全社会的资金总量状况、资金筹措状况、资金循环状况等。这些方面的情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状况，而这一切都与虚拟经济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因此，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如何，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外部宏观经营环境。第二，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后劲。实体经济要运行、尤其是要发展，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有足够的资金。那么，各类实体经济用于发展的资金从哪里来呢？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条是向以银行为主体的各类金融机构贷款；另一条则是通过发行股票、债券等各类有价证券筹措资金。从发展的趋势看，相比较而言，通过第二条途径解决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资金问题，会更加现实，也会更加方便、快捷。这样，虚拟经济就为实体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后劲。第三，虚拟经济的发展状况制约着实体经济的发展程度。从历史上看，虚拟经济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五个阶段，即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国际金融的集成化等。事实证明，虚拟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对实体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不同，亦即虚拟经济发展的高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总比虚拟经济发展的低一级阶段对实体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要大一些。反之，则会小一些。
2.虚拟经济依赖于实体经济。这也表现为三点：第一，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虚拟经济不是神话，而是现实。因此，它不是吊在天上，而是立足于地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无论是它的产生，还是它的发展，都必须以实体经济为物质条件。否则，它就成了既不着天也不着地的空中楼阁。第二，实体经济对虚拟经济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整体经济的进步，实体经济也必须向更高层次发展。否则，它将“消失”得更快。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的新要求，主要表现在对有价证券的市场化程度上和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上。也正是因为实体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对虚拟经济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要求，所以才使得它能够产生、特别是使得它能够发展。否则，虚拟经济就将会成为无根之本。第三，实体经济是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虚拟经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体经济，即发展虚拟经济的初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实体经济，而最终的结果也是为实体经济服务。因此，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本身就表明了虚拟经济的发展程度。这样，实体经济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检验虚拟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
综合上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着极其密切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它们谁也离不开谁，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会是这样的。
从理论和现实看，中国应该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
1．经济一体化有深厚的济学基础。
经济一体化有其经济学上的内在合理性。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已经证明，基于比较优势和规模报酬递增这两大理由之上的自由贸易能极大地促进各国的生产效率和世界的总产出。当前，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使传递用于协调和管理世界各地生产的信息及其处理成本大幅下降，组织国际分工的成本急剧减低。正因为如此，各国有强大的动力参加这种国际分工。而且，参加的国家越多，平均成本可以降得越低。因为它们的产品可以面对更大的市场。采取闭关自守政策的国家必定只能以本国为市场，各种产品的产量不可能很大，因而平均成本必然很高，根本无法同参加国际分工的国家相竞争。同时，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入，各国间的依存度会逐步加强，这将迫使一体化的进程不断向前推进。另外，各国也日益意识到，世界虽然人为地分成许多政治单位，但从生态、环保、资源、和人文的角度看，地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此，各国必须共同努力，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共享地球上有限的资源和防止全球生态的进一步恶化。
2．中国改革开放其实也是经济一体化的过程。
1978年以来。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增强，综合国力不断提高。目前，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雏形已基本显现，长期困扰我们的“短缺经济”已基本消失。2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际上也是经济一体的过程。首先，对外贸易不断扩大。一方面是贸易额的增加，现在中国大陆已经是世界第十大外贸国；另一方面是随着对外贸易国别和地区的扩大以及深度的增加，对外贸易依存度越来越大。其次，资本流动数量不断增加。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资本流入国，同时，中国也开始适量对外投资。再次，加入国际经济组织，参与国际经济协调。目前，中国已经加入了包括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在内的国际经济组织，同时加入了亚太经合组织这个准一体化的组织，不断参与世界经济和地区经济的协调。因此，整体上看，中国改革开放本身也是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也正是由于这一过程的不断推进，中国和世界的经济联系不断密切，迫使改革开发的力度一步步加大。
3．亚洲的现状决定中国应该加快一体化进程。
回顾上一世纪，我们发现，亚洲如同一串散落的珍珠一样，尽管次区域的经济整合度已相当高，但整个亚洲经济的一体化步伐却仍相对迟缓，缺乏一根有效的主线将他们由联起来。1997年之后，亚洲孤立的危险日益浓重，整合亚洲的压力也日甚。
和欧洲以及美洲的一体化相比，亚洲无疑已显得落后了。亚洲至今没有制度化的区域融合安排，长久以来，亚洲一体化的合作仅有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部长会议和高官会等，一直缺乏有效的谈判机制。尽管在《汉城宣言》正式确立了APEC的宗旨和目标为“相互依存，共同利益，坚持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区域贸易壁垒”。但从严格意义上讲，APEC还不算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APEC的特色在于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渐进性和开放性；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这一方面赋予了APEC求同存异、灵活务实的优势，但同时也带来了清谈气氛过浓，缺乏多边谈判和制定多边行动纲领的制度化约束的弊端。一体化的收益和参与者为其支付的成本、为其所承受的风险呈正比，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亚洲希望加速其一体化。就不能不增强谈判机制和制度化约束色彩。亚洲内部曾经涌现出“东亚奇迹”，目前正被人津津乐道的则是“中国奇迹”，但区域经济整合进展不大。亚洲内部存在纷繁的次区域板块，例如东盟板块。澳新板块、“中国经济”板块、南亚板块等，次区域的社会经济合作也日趋频繁，但亚洲明显地缺乏推动者，如果这样的状况延续下去，则亚洲就可能仍是半个世纪前邱吉尔曾经说的那样，亚洲？那只是个地理概念！
4．一体化过程的推进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国际空间。
尽管美国也参加了APEC，但其有两个明显的用意：一是借亚太一体化对付欧盟；二是想利用自己在APEC中举足轻重的作用遏制中国。同时，美国又在不遗余力地推进美洲一体化的进程：先是NAFTA的建立，解决了自己在北美一体化中的领导地位；另外，美国积极推动整个美洲的经济一体化，西半球贸易会议宣布，将2005年1月1日定为完成从加拿大到智利建立世界上最大自由贸易区的目标期限。美洲一体化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层次，欧美间在种族和人文方面存在千丝万缕的传承关系，而美洲和亚洲主要的经济体又同时为APEC所覆盖，因此其区域经济整合如果顺利，将给欧洲构成追赶的压力。而对亚洲构成示范的压力。这对中国拓展自身活动的国际空间来言是十分不利的。
中国如何加快经济一位化的进程
就目前而言，中国需要从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加深经济一体化的力度。
1．对外方面，通过各种手段，加快以中日为主的东亚经济一体化。
亚洲经济一体化之所以发展速度不快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地区缺乏强劲的推动者，这使得区域竞争和区域融合不尽同步。欧盟中存在德法核心，美洲存在美加核心，但亚洲缺乏促成区域化的“凝聚核”。
从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处于领先水平。尽管日本经济已在呆滞的泥潭中挣扎了十余年，日本国民财富也在迅速缩水，但此类缩水主要是不动产和股票市值蒸发引起的，例如2000年土地资产缩水了76万亿日元，股票市值缩水了88万亿日元，这并没有损害到日本经济的根本。迄今日本人均GDP仍然高达3．76万美元，位居全球第二，其制造业也涌现了例如液晶显示、光相关技术产品等一系列在2001年度增长达20％以上的行业，并且在超精密技术产业方面仍居于全球领先。中国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目前从GDP而言位居世界第七。另外，尽管目前东盟成立已有30多年，但由于这个一体化组织的十个成员整体实力比较弱，产业结构方面又存在着很大的雷同，因此，现在看来，这一组织的经济实力还不是太强。这样看来，亚洲特别是东亚的一体化应该由中日来充当核心了。但是，由于日本国内某些势力对二战中侵略亚洲国家的历史一直没有彻底悔过，这使得亚洲国家对日本还存有很大戒心，这对东亚的一体化十分不利。另外，当前日本似乎正成为亚洲区域经济的竞争对手，而非合作伙伴。回顾1997年的亚洲危机，当时日本的大型银行为尽力满足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全力从亚洲抽回贷款尤其是“君子协议”贷款，使得亚洲突然面临巨大的流动性困难，是引发亚洲金融出现雪崩式灾难的重要原因之一。从1997年起，日本对亚洲的贷款锐减了80％，对亚洲的海外直接投资则减半。这样看来，日本经济就不是日益整合于亚洲经济之中，而是孤悬于亚洲经济之外。
笔者认为，现在要培育中日核心，可以从两方面着手。第一，依靠日本国内各界，敦促其政府对侵略问题彻底反省，尽快融入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但笔者估计，如果没有其他外力的推动，这一进程将十分缓慢。第二，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同时应增强自身实力，迫使日本就范。具体来说，一方面中国应加强与东盟的合作。2001年11月5日在文莱召开了“10＋3”（亚细安+中日韩）首脑会议。针对中国总理朱镕基正式提出的十年内建立起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CAFTA）的建议，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对CAFTA表示赞同，认为“建立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机会千载难逢，我们决不能错过”，其余的东盟诸国对该提议基本上没有任何强烈的异议，这证明东盟各国对与中国的经济的互补性表示一致认可。不仅如此，亚细安已开始进一步寻求与中国的政治合作和地区安全协作。泰国外交部长素拉吉表示同意并支持CAFTA的提议，并期待“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协作，使黄金三角地带出产的不再经由中国流向世界各地”。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同一首脑会议上，由日本倡导的全面支持美国的谴责世界恐怖主义的决议遭到亚细安的否决。另一方面，中国与韩国应加强一体化的进程。如果中国和东盟、韩国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各方收益都明显增加时，将会迫使日本加入到东亚经济一体化中。
2．对内来说，中国应推进内部的经济一体化，不断加强自身经济实力。
要真正成为经济一体化组织中的核心成员，自身的经济实力要强于非核心成员。目前，中国总量与日本相比还有相当差距，从人均经济指标看，不仅比日本差，而且与亚洲四小相比也逊色不少。因此，中国应在积极推动对外经济一体化进程中，通过内部的一体化，不断增强自身实力。具体来说，可以从下面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积极推进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
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同是一个国家，文化接近，语言一致，由于历史原因，一直没有实行实质的经济一体化。由于香港、澳门都已经回归祖国，因此，现在不少贸易障碍已经减少。对于台湾，两岸首先应该“三通”，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经济的一体化。由于比较棘手，因此，应通过各种途径努力扩大两岸的贸易、投资，使得双方经济关联性不断增强，在此基础上，通过台湾民间力量给台湾当局施加压力，从而推进两岸四地的经济一体化。
第二，大陆应实现此区域的经济一体化。
目前，大陆的地区差距比较大，这对实现东亚的一体化是不利的。从欧盟的实践看，由于一些成员国贫困地区比较多，因此，共同的财政预算给这些国家的份额比较大，这引起了其他成员国的不满，不利于一体化的快速推进。因此，缩小国内地区差，减少地方保护主义，首先实现大陆自身的一体化十分必要。
笔者认为，当前，可以通过以下几条途径实现大陆的经济一体化：（1）加大西部大开发的力度。主要应通过输入技术的手段提高西部的经济实力。（2）加强边境地区的次区域一体化，发展边疆地区的经济。以加快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次区域的经济一体化，强化相对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为经济总量的增加做出更多贡献。
加强对及全球化的研究，拢出解决途径，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扫清理论障碍
在成功举办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的背景下，奥林匹克精神与运动健身的意识正逐渐地深入人心，同时我国也提出了提高民族身体素质的口号，号召全民参与体育运动。而由于各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这也决定了地方经济下体育理论与其实践方案有所差异。伴随着体育产业的兴起，希望相关人员加强对体育运动的重视，在这方面不断探索和研究，完善当地的体育理论与其实践方案。
一、地方经济下体育理论与其实践方案的现状（一）研究者较少。
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了体育发展的规模和水平，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决定了各地应制定不同的体育理论与实践方案。然而，纵观当前我国各地的体育事业，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个问题：即参与体育理论与其实践方案研究和制定的相关人员较少。专业人才的欠缺，必然会导致体育理论及其实践方案在制定时不够完善，这也制约着地方体育事业的发展和普及。此外，这一问题也反映出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经济发展程度较低，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尚未达到一定的层次，因而对体育的重视程度不够；即使有的地区经济比较发达，由于政府宣传力度不到位，对体育事业资金投入不足，分配的专业人员较少，体育理论与其实践方案不完善，反而出现体育理论及实践的程度满足不了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需要。
（二）研究程度相对较浅。
体育理论与其实践方案要想不断得到完善，实现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这就需要相关人员不断地深入探索和研究。
经济发展水平的程度越高，对体育理论与其实践方案制定的水平要求就越高。比如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事物新工具迅速涌现，在体育领域内也出现了诸如自行车比赛，撑杆跳高由竹竿到金属杆到玻璃杠杆的变化，这都反映了经济发展所创造的物质手段在体育事业上的应用，但是反观当前，一些地区对体育事业的资金配置不足，相关专业人员不受重视，因而产生懒散心理，不愿对体育理论等相关方面深入研究，不愿投入更多的精力去完善体育理论与其实践方案，研究的积极性不够，导致体育事业长期落后，反而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理论脱离实践。
这集中表现在体育理论与其实践方案和地方经济发展不相符合。我们一再提出，要把当地实际状况发展体育事业理论及实践方案的制定要与实际密切结合，这样在实践推行过程中，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真正的实现全民参与体育运动，完成提高民族身体素质这一目标。而许多地区制定体育理论与其实践方案，太过形式化、机械化，要么照搬以往经验，强制在本地实行；要么就好高骛远，制定一些不切实际的方案，不符合当地现状，理论与实际脱离，最终必然会失败。
二、就地方经济完善体育理论与其实践方案的相关策略及具体应用（一）大力发展地方经济。
经济基础决定了当地政府及人民对体育事业的投入与重视程度。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必然可以为体育事业提供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而相关人员的积极性也能够得到极大调动；与此同时，随着物质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的要求必然会越来越高，因此会越来越关注体育事业，在增强身体素质的同时也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这些都可以为体育理论及实践方案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客观依据，促使相关人员在这方面的探索就更为深入和具体。所以，大力发展地方经济是关键。像我国北京、广州等地，都属于经济发达地区，正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才使其有能力承办运动会，并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城市的体育事业发展水平远远高于一些落后地区，人民参与运动健身的意识也相对较高。
（二）号召全民参与。
提高全民的身体素质，不但有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还有利于城市和地区卫生医疗事业发展，提高城市的整体健康水平。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中国，毛泽东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后，在党的“八大”会议上，他提出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并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出发。认真发现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分析其中原因，寻找解决途径，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倡导全党干部用心研读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典理论著作，理性思考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积极推动改革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相适应的计划经济体制，并从哲学高度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构想，指导社会主义的实践探索。
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初期这些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构想与实践探索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宝贵财富，也为邓小平实施的改革开放国策奠定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筹谋实施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构想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全面学习苏联经验与模式的政策，构建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高度计划的行政管理体制在建国初期的运行中越来越暴露出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际不相适应，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和尖锐。于是，毛泽东开始独立思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若干理论指导思想，开始广泛听取各大部委来自基层的情况汇报，从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他听取国务院34个部委的情况汇报后，开始仔细分析、研究中国政治建设与经济建设当前存在的重大问题。
接着，毛泽东从哲学的理论高度连续发表对中国经济建设有重大影响的《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理论文章，提出了若干关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构想。其中很多思想不仅在当时是正确的，即使在当前也有积极的指导价值，可以说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的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都具有普遍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更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与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经济建设只有反对教条主义，才能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反对教条主义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无论在新民主义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的若干著述与讲话都对教条主义的工作作风给予了严厉批评，曾指出：“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①毛泽东批评教条主义，主张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上结合中国实际独立思考，要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总结苏联教训，少走一些弯路，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要在充分了解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研究如何发展中国生产力，研究什么样的道路才适合中国国情。要求国务院各部委认真研究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确定了中国要按农、轻、重的秩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方针;在生产力布局问题上，要求中央各部委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也解决好国防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关系问题②;在经济体制上，要注意解决好国家、集体、个人的权利、责任、利益分配问题，要求中央向地方与企业分权，要使企业成为“半独立王国”，要使企业具有生机与活力，关于国家对经济与其他事业的管理体制问题，要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些问题，才能调动各方面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商品生产的命运，多元化的社会需求更需要商品生产的继续存在。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和《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积极探索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与实践相关的若干重大问题。陈云同志提出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框架;薄一波提出积累与消费的三条杠杆的思想;李富春提出实行分级管理的计划体制的建议。1956年～1957年间，在社会科学方面出现了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的大讨论。在此过程中，薛暮桥发表《价值规律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和《再论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两篇文章，指出价值规律在整个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③在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毛泽东深感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日益尖锐，空想模式的弊端日渐突出，他开始从理论上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展道路开始反思，不但自己静下心来研读列宁、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论著，而且要求党的干部认真学习、思考本地区、本部门存在的问题。
毛泽东学习与研究经济理论是为了取得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深度认识，他采取读、议结合的方法，注重联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发表许多对当时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观点，有些理论观点即使在今天也是有指导意义的：其一，从哲学的高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毛泽东注重从哲学高度总结经验教训，认为要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为纲来研究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④研究经济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现象出发，从历史的分析开始，揭露其内在的本质。毛泽东分析与研究经济问题，就是从社会最常见、最普遍的商品入手，既尊重了事实，又抓住了实质⑤;其二，提出商品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毛泽东认为，商品生产，要看它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他着重指出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取消商品经济、取消商品交换方式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如果不发展商品经济，人民的物质生活也不可能富裕。他反复告诫全党同志，社会主义建设过程都不要忌讳“商品”二字，违背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交换、价值规律等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都是不负责任的态度。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掌握和运用商品经济规律来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并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⑥毛泽东认为，价值规律是一所大的学校，里面有很多很深的大学问，要尊重它，更要懂得利用它。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既要消灭资本主义，还要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形式，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其对立都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就给社会主义的理论探索者出了一道难题，既然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对立物，当我们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后，商品经济理应一同消灭，如果现实的社会主义中还存在商品经济，这个形态还是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对这个理论问题的探索曾在一定时期内较为慎重。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虽然没有完整系统地论述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但就其基本思想来说，他是在肯定的意义上使用了商品、物价、工资和货币等商品经济的概念，还明确提出了等价交换的问题，并主张实行等价交换。毛泽东还研究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种所有制并存时商品生产的重要前提，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决定了商品生产的命运。毛泽东在此时期的讲话中还从多角度、多方面论证了商品生产存在的必要性。他还针对党内一些同志提出消灭商品经济的错误言论，提出在社会主义时期废除商品是违背经济规律的。⑦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在与工商联代表的谈话中说：“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就是要求各部门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生产与流通搞活，要利用资本主义生产与流通手段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对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就是既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成功的案例。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在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后，毛泽东决心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但由于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加上急于求成的骄躁情绪，在实施经济建设中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曲折。为此，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号召全党干部同志学习研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边学边讨论。于是掀起了全党同志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热潮，并结合当时所有制结构、生产和流通体制等关于经济建设运行与管理进行改革，理论界对经济体制领域、商品经济领域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党中央也及时出台了一些实施改革发展经济的若干政策，毛泽东把这些举措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由于苏联东欧与中国关系的变化及国内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曲折等多种原因，毛泽东这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思想并未能坚持始终，但其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计划经济的理论构想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理论探索，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初步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全面学习苏联经验而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当时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一五”计划的实施、重大项目的顺利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提供了制度、机制与体制保证。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其弊端也日益暴露，改革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势在必行。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鲜明地指出要对当时计划体制进行改革。随后，国务院在1956年5月到8月召开全国体制工作会议并制定改革计划实施的时间表，从1956年着手准备工作，1957年试点，到“三五”期间全面实施。⑧为了推进和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1957年10月，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以陈云为组长，在中央政治局之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在1957年7月首先在工业、商业、财政三个方面进行改革，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基本上通过由陈云主持制定关于改进工业、商业和财政三个管理体制的决定。毛泽东就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进行认真探索，尤其就所有制结构、生产和流通体制的改革发表了较多意见和建议，要求改革要做到社会主义制度与体制都要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多的优越性。⑨陈云根据毛泽东改革经济体制思想的要求，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构想，即“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主体，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是补充;在生产计划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毛泽东支持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改革思路，并把所有制结构、生产和流通体制方面进行的改革探索称之为“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在1956年12月与工商联代表谈话时，就“新经济政策”进行阐释：“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他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需要，就是发展起来……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要搞资本主义。”⑩
毛泽东与工商联谈话的实质是与陈云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是一致的。毛泽东与陈云这些改革思想对于克服当时盲目求纯的思想是一剂良药，同时也显示出所有制结构、生产与流通体制等方面也与后来探索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靠近。
虽然从理论上认识到了中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的诸多困难与问题，也提出了要改革体制的一些设想，但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商品经济、商品流通，商品交换等一系列的理论探索更多的是基于政治层面剖析问题，还有较大的局限性，偏重于从政治维稳的思维与视角去探索与研究，因而当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或动荡等因素，往往容易使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逆转，也容易将正确的理论误判为资本主义不健康的东西轻易改变，甚至转而受到批判。尤其在毛泽东晚年阶级斗争为纲困扰着他，把党内同志的不同认识、不同意见误判为阶级斗争的新苗头、新动向。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很容易否定原来正确的思想，在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紧时，正确的经济建设思想容易被异化。因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计划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构想与陈云同志提出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未能得到全面贯彻与实施，被不断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当时“左”的思想干扰而搁置，被毛泽东称之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也未能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消除。
一、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内涵
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主要任务是通过经济管理科学与现代信息化技术融合渗透，提高实验教学手段的网络化、信息化程度。在布局上打通专业的实验教学界限，为相同的专业实验课程建立共同的实验教学平台；同时从专业特殊性上，针对各专业实验教学的各自特点，建立不同的功能实验教学平台。
围绕大学的实验教学理念和培养目标，经济与管理实验室在实验教学上需坚持深化实验教学改革为动力，狠抓素质教育：加强实验教学管理，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加强实验室建设，以人为本，突出学生能力培养：依托购置的经济管理类模拟教学系统，增加自己设计、制作的实验方案和教具，采用互动式的教学方法，不断挖掘实验课程内涵，革新实验教学内容：运用模拟软件操作、多媒体演示教学、案例实战演练的特色教学模式，使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操做应用能力大大提高，达致良好的教学效果。
二、高校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管理体制的创新发展策略
（一）实行实验室集中管理模式。实验室建设过程中一个常见的问题是实验室的管理模式，最常见的管理模式有分散管理模式和集中管理模式两种。
其中，最常用的一种模式是集中管理模式，因为它有更多的优点：首先，集中管理模式可以实现软硬件资源充分共享的目的，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节约建设资金。其次，有利于统一协调和实现规模化教学。在分散管理模式下，各个专业实验室各自为政，课程的安排、资源的调配和利用需要在各个系之间进行协调，在时间和资源上都是一种浪费。集中管理模式下的管理，则可以在学院的框架下进行统一的调度，有利于实验课程的统一协调。
（二）强化实验室硬软件管理。计算机硬件设备是经管类实验室的基础设备，对其管理应从采购环节开始人手。在设备采购过程中，应派专业知识丰富的技术人员前往，并对硬件设备进行仔细检查，保证设备质量过关。注意签订合同并妥善保管，以便事后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有据可依。购买安装后更要管理好硬件设备。学期初组织实验室技术人员对所有硬件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确保实验设备正常运转无误。遇到设备不能正常运行的要做出标记，及时解决。学期中，遇到试验设备出现故障时，也应及时解决，保证试验设备的完好率达到98％以上，以免影响正常实验教学。
软件是实验教学的重要资源，一套教学软件往往贵则上万，甚至几十万上百万，便宜的也要上千元，所以，要加强对软件的管理，放置在安全防潮的地方妥善保管，防止出现软件丢失和损坏现象的发生。购买软件时应该注意软件的升级功能，有些课程内容随着相关制度的完善会有所变化，例如，会计学实验软件，会计制度每年都可能有变化，学生实验内容最好也能随之更新，这样既可以达到教学软件及时更新，满足教学需求的目的，又可以达到节省建设成本的目的。
（三）注重学生管理，提高实验效果。实验课程的主体是参加实验的学生，为了提高实验课的效果，必须加强对参加实验学生的管理。经管类实验课的特点之一就是利用网络资源，例如电子商务实验课，如果实验教师对学生实验课堂纪律管理不好，势必会有学生偷偷摸摸上网聊天、看电影等。有些实验课程可能不需要网络，只要计算机设备即可，但是，因为现在移动存储设备的容量不断加大，上课教师如果看管不严，也可能出现学生看电影、打单机游戏等与实验课内容不相关的动作，如果这类事情发生的话，实验课的效果必定大打折扣。
避免上述事情发生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任课教师加强实验课监管力度。可以利用安装的电子教室设备不时查看学生屏幕，提醒学生把注意力放到实验内容上面，掌握课堂基础知识，熟悉试验流程与内容。也可以在试验过程中流动巡视，既可以随时解答学生实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又可以起到监管学生的目的。
（四）加强卫生环境管理，营造优良教学环境。环境管理，重在教育。实验室是学生做实验的场所，优雅干净的学习环境要学生自觉维护才是根本，所以，在上课之前实验指导老师一定要提前强调，对学生提出具体的卫生维护要求，使学生逐渐意识到卫生环境靠大家的重要性。实验室工作人员还要制定相应制度，按期打扫实验室卫生，保证实验室的卫生环境。另外，还要制定相应的卫生管理条例，以便提醒学生注意和学习。
（五）提高防范意识，加强安全管理。随着先进实验设备的不断增多，电的耗用量也在不断加大，要时刻注意用电安全。要经常配合学校电工检查电源接口是否老化和松动，查看灭火设施是否健全有效，摆放位置是否铭记在心，紧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利用每年的消防演习熟练消防设备的功能和用法，做到知识熟在口，技能熟在手。
经管类实验室以计算机设备为主，所以价值较高，容易成为不法分子重要的猎取对象，要对设备安全加强管理，最好的办法是安装摄像设备。
数据的安全保管也是安全管理的重点对象。一些重要数据是某些事件发生后查找线索的重要依据，比如监控数据、学生上网数据等，要按照主次定时备份这些重要的数据。制作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制成挂牌悬挂墙面，对学生起到警示作用。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高校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高等院校，应该以现代化科学管理的思想为指导，不断改革创新，以培养顺应时代潮流的优秀毕业生为宗旨，结合自身特点，从实际工作出发，将经济管理类实验室的建设与管理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
经济体制改革实践向传统的生产关系理论提出了如下问题：（1）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组织形式属于不属于生产关系的内容？（2）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产品交换形式，具体地说，市场经济体制反映的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生产关系？（3）生产组织形式、产品交换形式和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劳动产品的分配形式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又是如何的，它们怎样有机结合成统一的生产关系体系？显然要回答改革实践提出的这些理论问题，首先必须对传统生产关系理论的历史局限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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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生产关系理论主要指的是以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内容的分析为经典所形成的观点。它通过哲学教科书的系统阐述和哲学工作者的广泛宣传，已变为我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也成为学术界的共同概念。这个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把生产关系界定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物质关系。在分析生产关系的内容构成时，提出了“四环节说”和“三方面说”，以及把二者综合起来的“三层次说”。“四环节说”是把马克思分析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运转过程中存在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当作构成生产关系的四个环节。其实应当是生产关系存在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四个环节之中，至于存在于各个环节中的生产关系的内容到底是什么，这恰恰是需要揭示和说明的。“三方面说”是斯大林所做的揭示和说明，他把生产关系概括为三个方面：“（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二）由此产生的各种不同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如马克思所说的，‘互相交换其活动’；（三）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1]（P594）。哲学教科书在系统阐述这个观点时，把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的“四环节说”与斯大林关于生产关系的“三方面说”综合在一起，把生产关系的内容构成表述为三个层次：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交换关系；产品分配关系以及它所直接决定的消费关系。在生产关系的复杂体系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是最基本的、决定的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从以上所陈述的观点可以看出，传统生产关系理论存在着两个局限性：第一，这种理论把生产关系仅仅理解为是一种物质利益分割关系，而排除了对其他关系的考虑，至少是忽视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所结成的其他社会性的物质关系。应当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革命为主要任务的历史阶段，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物质利益分割关系不但是十分自然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但在以生产斗争为核心，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实践中，这种理论却陷入了解释困境，暴露出其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例如，我们在农村搞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了“一大二公”的组织。对于这件事情传统生产关系理论的解释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获得了使用土地的自，并把分配成果同自己的劳动直接挂钩，一句话就是物质利益关系的调整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只是最表层的解释，从深层看，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组织形式更适合以手工工具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也更适合那时中国多数农民个人的活动能力。因此，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不仅指物质利益分割关系要适合，而且还包括生产组织形式也要适合。
第二，传统生产关系理论把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看作是生产关系的基础，这种观点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是正确的：（1）把生产关系仅仅理解为物质利益分割关系，并且是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解释生产关系的内容时，生产资料所有制自然是基础。（2）只有在同上层建筑的联系中，当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成为经济基础时，生产关系中的物质利益分割关系才被凸显出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才能被看作基础，由它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只要改变一下上述条件，把生产组织形式、产品交换关系和物质利益分割关系都包含在生产关系范畴之中，并且在同生产力的联系中来考察生产关系体系，生产资料所有制未必就是生产关系的基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践正在改变着上述条件，它需要我们围绕生产力发展这个核心来重新思考生产关系体系的构成及其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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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关系概念是由交往形式术语演变而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合著的唯物史观的奠基之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首次使用了交往形式术语，并提出了生产力决定交往形式，交往形式必须和生产力相适应的原理。在这部著作中，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已经形成，但在表述这些基本思想时所使用的术语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含义比较宽泛，交往形式术语就是如此。因此，在他们后来进一步研究的著作中就很少使用交往形式术语，而在表达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时则明确地提出了生产关系概念，并在使用生产关系概念时突出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由于生产关系概念在以后的解释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简单化，直到今天人们把生产关系等同于物质利益分割关系，这才产生了传统生产关系理论对经济体制改革实践解释的困难。
人类思想史证明，一个思想、一种理论一旦成熟就容易被教条化、简单化，思想只有在形成时期才具有无限发展的生命力，形成时期的思想虽然具有不确定性，但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广阔的解释空间。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论是正在形成中的生产关系理论，要回答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有必要重释马克思的交往形式理论，从理论渊源上来理解生产关系理论应有的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把交往形式与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紧密地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认为“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的发展”[4]（P25）。分工一方面使人们处于利益对立状态，另一方面又使人们之间的交往成为必要，利益的对立和交往总是存在于一定的交往形式中，而且又不断产生这种交往形式。这种“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4]（P41）。这些论述告诉我们，交往形式实际指的是人们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也可以称为物质利益关系、经济关系或生产关系。无论用什么术语表达，它反映的对象就是市民社会（经济社会），而实质只能是“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那么在生产力发展出现分工以后的历史阶段上，各个人之间的一切物质交往包括哪些内容呢？我们依据人与人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交往的中介物，可以把各个个人的一切物质交往的内容具体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在具体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以生产工具（物质生产工具）为中介的劳动能力交往；在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以劳动产品（物质劳动产品）为中介的社会需要交往；在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发生的以生产要素（物质生产要素）为中介的劳动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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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以生产工具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能力交往。在这种交往关系中，个人是作为工具的使用者和支配者出现的，他之所以能够使用和支配工具，只是因为他具有劳动能力，这种能力包括人的智能和体能。因此，在这种交往中，人与人进行物质交往的实际内容是因使用和支配工具所发生的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这种交往发生的范围是在“具体劳动”或“个别劳动”过程中，这是直接生产的过程，因而同生产力之间具有最直接最密切的关系。既然这种交往是以生产工具为媒介的，因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说是随着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人与人之间劳动能力的交往和交往形式也必然会发生改变。
在以小生产为特征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生产工具主要是手工工具，马克思把它称为“自然产生的生产工具”[4]（P71），劳动者在具体劳动过程中是“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4]（P71），“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彼此还完全没有分开”[4]（P72）。单独的个人“只要具有普通常识”就能够支配和使用工具完成具体劳动。每一个劳动者既是一个依靠体力活动使用工具的工具劳动者，又是一个依靠脑力活动支配工具，并使自身活动（活工具）和生产工具（死工具）相协调的管理劳动者。因此，在这样的历史阶段上，在具体劳动过程内部，“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凡是他的工具能够做的一切他都应当会做”[4]（P58）。手工工具的经验技能性特点还没有产生出真正的分工，至多在不同的生产者之间存在一些简单的协作。在这种场合只要靠经验就可以协调大家的活动，管理活动还没有被分化出来，成为专门的独立劳动。但这个历史阶段上的具体劳动还不是独立自主的活动，它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支配，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属物，占有生产资料的统治者从生产过程的外部，即从政治上层对具体劳动过程和劳动者进行统治，“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脑力活动和体力活动在具体劳动过程的外部形成对立。政治权力对具体劳动过程的统治代替了管理。
在以大生产为特征的生产力发展阶段上，生产工具成为机器，马克思把它称为“文明所产生的生产工具”[4]（P71），这种工具使“各个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4]（P71），在同一时间内相互交换其活动。因此，在具体劳动过程内部，机器的应用使“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力之间实际上已经必须完成分工”[4]（P72）。“机器是劳动工具的结合”[4]（P71），它一方面要求把操作机器的人变为机器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按机器的构成把工人分解为从事不同岗位和不同工种的简单操作者，成为活的生产工具；另一方面又要求把按机器的性能和运转规律组织协调不同工序、不同岗位和不同工种的劳动者之间互换活动的工作交给脑力劳动者。因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不同于这个总体的独立器官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段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2]（P367）在手工工具生产中，劳动者是自己管理自己，在机器生产中，具体劳动过程内部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管理活动的职能。这种职能最初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兼任，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活动中，管理就具有二重性质：“资本家的管理不仅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同时也是剥削社会劳动过程的职能”。[2]（P368）但进入20世纪之后，生产力发展使机器工具自动化和复杂化，从而使管理工作中的技术因素增加，使管理活动逐渐成为一种需要靠科学头脑指挥的专门职业，具体生产过程中的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转变为股东和股东大会的表决权，而把生产经营管理的权力交给了懂得经营的内行们——董事会和经理阶层。因为在现代生产活动中，“要管理就要内行，就要精通生产的一切条件，就要懂得现代高度的生产技术，就要有一定的科学修养”[3]（P394）。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阶段上，我们才能看到具体劳动过程成为独立自主的活动，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活动过程，这是社会直接生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有着自己特殊的内容。
具体劳动过程的生产力表现为劳动生产效率，它主要取决于生产工具的性能和工具劳动者的技能，当这两种工具分离时，这仅仅是抽象的可能的生产力，只有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形成现实生产力。实现二者结合的社会条件，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之外，更重要的还有生产组织形式问题。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外部条件，即在进行具体劳动之前就必须确定的前提条件，而生产组织形式则是内部条件，在整个具体劳动过程中始终必须依靠这个条件才能把二者统一起来。因此，在具体劳动过程中，人与人的生产关系就表现为生产组织形式，这是由生产工具性能所决定的劳动者之间能力交换的产物，是他们之间的交往形式，是劳动者个人借以实现自己活动的社会形式。同时，这种生产关系（即生产组织形式）又是管理劳动者借以进行管理的手段，他们运用、巩固、维护和不断完善这种关系来维持生产过程的秩序，使生产过程能够顺利的正常进行。因此，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就是生产工具和生产组织形式的矛盾。生产组织形式一定要适合生产工具的性能，这里说的生产工具包括使用工具的劳动者，他们在具体劳动过程中执行的是活的生产工具的职能。因此，“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行为或活动的关系”[4]（P78）。生产组织形式必须和劳动者个人的劳动能力相适应，有利于发挥个人的创造才能。
正是在上述层次的意义上，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具体解释道：“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60年代我们在农村搞过“三自一包”，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在农村全面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践证明，这种生产组织形式比较适合我国的农业生产力状况，即手工工具的性能和农民的劳动能力。后来在城市改革中，人们把这种承包制形式搬到企业生产中却遭到了普遍的失败，根本原因是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不适合大生产。大中型企业的生产必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公司制。如果我们把生产关系仅仅理解为物质利益分割关系，那就必然会曲解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误以为不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就行。因为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关系不同于作为制度内容的生产关系，这两个层次尽管有联系，但却不容混淆。在相同的社会经济制度条件下，有些企业生产搞得好，有些企业生产搞得不好，关键的问题是管理，而管理的内容就是创造出更能适合生产工具性能和生产者的劳动能力，并使二者协调起来的生产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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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以劳动产品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需要交往。在这种交往关系中，个人是作为劳动产品的所有者和交换者出现的。作为劳动产品的所有者，他有权用自己的劳动产品进行交换。而他之所以成为交换者，是因为分工把他的劳动产品变为个别劳动的产品，生产发展又使他的需要成为社会性需要，即成为不断增长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他只有通过劳动产品的交换才能满足自己的社会性需要。这种交往的社会条件是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而人与人交往的实际内容则是因占有和交换劳动产品而发生的社会需要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发生的范围是在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它包含了所有具体劳动过程。不同的具体劳动通过劳动产品的联系构成了社会总体劳动。劳动产品的联系实际是以劳动产品为中介的人与人的社会需要交往，这种交往随着劳动产品的存在形态的变化而变化。
在小生产阶段，具体劳动内部没有产生真正的分工，因而具体劳动之间也不存在真正的社会分工，它们之间缺乏经济联系，各自独立生产着自己的必需品，这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劳动产品这时以实物形态存在着。但是在整个社会内部却已发生了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和对立。从事精神劳动的人成为社会的统治者并脱离开物质劳动过程，他们把物质劳动的重担全部转嫁给体力劳动者。物质劳动就是具体劳动，这种劳动生产出的劳动产品不但要维持劳动者的生存，而且还要养活脱离物质劳动的社会统治者。社会统治者和具体劳动者之间以劳动产品为媒介必须发生交往。但是这种交往不是以劳动产品的交换为基础，因为具体劳动还不是受法律保护的独立自主的活动，而是受生产资料占有者支配的活动，具体劳动者还不是为自己而生产，而是为生产资料所有者、为统治者、为自己的主人而生产。因而他们的劳动产品还不完全属于他们自己，他们还无权进行交换。社会的统治者根本就不劳动，他们没有什么劳动产品可以交换，在社会内部他们也不需要交换劳动产品，而是直接依靠生产资料所有权和政治统治权进行剥夺，把具体劳动者的绝大部分劳动产品据为己有。这是以对劳动产品的掠夺为基础的交往。交往的实际内容只能是这样的社会需要：一方是统治者需要劳动产品，这是他们的物质需要；另一方是具体劳动者需要权力保护，这是他们的生存和进行具体劳动的安全需要，也是他们生存和劳动的社会条件。一切具体劳动都必须同社会统治权力进行交换，用他们劳动的产品换取对自己生命和劳动的权力保护，而社会的统治者则利用自己的权力来索取一切具体劳动者的劳动产品，供他们享受，并以此来巩固、维持和加强自己的统治权力。因此，这种交往产生了社会统治者对具体劳动者的直接统治和剥削关系，产生了人身依赖关系，产生了权力经济（也叫自然经济），即依靠社会权力对经济活动的直接统治。
在以机器为代表的生产阶段，具体劳动内部产生了真正的分工，因而在具体劳动之间也发生了真正的社会分工。具体劳动成为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的生产活动，它们的劳动产品也以商品形态而存在。具体劳动之间必须进行产品交换才能进行再生产，而且具体劳动之间也能够进行产品交换。因为这个历史阶段上的具体劳动已成为受法律保护的独立自主的活动，生产资料所有者不是在具体劳动之外，从政治上利用统治权力支配劳动，而是在具体劳动内部利用经济力量支配着生产过程。生产资料所有者也就是劳动产品的所有者，产品交换也就是商品所有者之间进行的交换，而且是平等的交换。交换的实际内容是他们之间的社会需要，这种社会需要是以社会化大生产造成的更丰富更全面的需要。要满足这样的社会需要，具体劳动的产品不但必须同一切其他具体劳动的产品之间发生交换，而且还必须同社会中非物质生产性的活动产品之间发生交换。这是一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这种普遍性的交往活动把人类各个具体劳动在性质上的差别性消灭掉，抽象为在性质上相同的人类一般劳动。一切具体劳动只有在同其他活动的交往中转化为货币，即转化为人类一般劳动，才能成为社会总体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否则便是无效劳动。把各个具体劳动联合起来构成社会总体劳动的力量已不是外在的政治权力，而是内在的经济力量，即货币的力量，货币取代了已往的社会统治者成为新的权贵。版权所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以劳动产品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需要交往产生了社会总体劳动，这是“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所产生的社会力量，即把各个具体劳动结合起来所形成的扩大的生产力。当劳动产品以实物形态存在时，把各个具体劳动结合起来的力量是政权力量，这种结合是外在的结合，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扩大的生产力仅仅是量的扩大而无质的飞跃，把一万个小生产式的具体劳动结合起来仍然是小生产。但当劳动产品成为商品时，把各个具体劳动结合起来的力量就成为纯粹的经济力量，即货币的力量，货币从经济运动内部把性质不同的具体劳动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所产生的扩大的生产力就成为社会化的大生产。这样，我们从社会总体劳动范围来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会发现在这个范围内生产力实际指的是社会总体劳动，即扩大的生产力。生产关系指的是把各个具体劳动结合为社会总体劳动的方式，即劳动产品所有者之间的交往形式。在大生产阶段，当劳动产品以商品形态存在时，劳动产品所有者之间必然发生的交往形式就是商品交换关系。
也正是在上述层次的意义上，邓小平同志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并提出对证券、股市这些属于商品经济范畴的东西要坚决地试。因为在机器大工业时代，在劳动产品还只能以商品形态存在的情况下，要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就只有通过商品交换关系，使具体劳动成为专业化、社会化和商品化的生产活动。依靠货币的力量，运用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节各个具体劳动之间的关系，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社会总体劳动。市场经济体制是商品交换关系的规范化、制度化、明确化和普遍化，它是在社会总体劳动范围内，以劳动产品为中介所产生的一种生产关系，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社会需要交往的形式，它同物质利益分割关系有密切联系，但二者属于不同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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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以生产要素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往。生产要素是指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这是经济活动中的物质因素，其中生产资料是已往劳动的结果，是凝固化、物态化了的人类劳动，马克思把这称为“死劳动”。劳动者是从事现实劳动活动的人，因而被马克思称为“活劳动”。无论“死劳动”还是“活劳动”，都是人类劳动本身。以生产要素为媒介所发生的人与人的交往的实际内容就是劳动本身的交往，具体说就是“死劳动”和“活劳动”的交往，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成为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能力交往和社会总体劳动中的社会需要交往的历史前提和逻辑前提。因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把它们结合起来”[5]（P44）。
在原始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是直接的结合。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才以它们的分离为前提，这种分离是由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由分工所导致的，“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和材料的分配，因而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私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4]（P73）。在小生产阶段，由于分工还不发达，生产资料和劳动者还没有彻底分离，占有生产资料的人同时也占有了劳动者（如奴隶制），或半占有劳动者（如封建制），劳动本身的交往还没有发展起来，因此占有生产资料的人依靠政治统治力量强制性地把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起来。只有“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的时候[4]（P72），“活劳动”与“死劳动”、生产资料和劳动者才彻底发生分离并陷入对立，劳动本身的交往才成为必然，“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会停止”[4]（P73）。这是只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和具有人身自由的雇佣劳动者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活动正常进行的条件。
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结合形式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这种关系是由人与人之间的劳动交往产生的。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作为生产要素随着生产的发展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形态。因而以它为中介所发生的人与人的劳动交往及交往形式也必然发生变化，这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演变。当劳动者被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生产资料主要是奴隶时，就产生了奴隶制；当劳动者依附于土地，而土地成为主要的生产资料时，对土地的等级占有产生了封建等级所有制；当劳动者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而资本成为主要的生产资料时，对资本的占有产生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在不同的所有制条件下，人与人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和交换关系必然是不同的，由此所决定的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和消费关系也必然不同。因此，我们看到了私有制社会存在着奴隶和奴隶主、地主和农民、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存在着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存在着富人和穷人，不劳而食者和劳而无食者等社会矛盾现象。这些就是传统生产关系理论所反映的实际内容。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传统生产关系理论着眼于以生产要素为中介的劳动交往形式问题，在这种交往形式中，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以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对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体现出来。这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人的物质利益的分割关系。但是，物质利益在分割之前首先必须实现出来，或者创造出来。要创造出人们的物质利益，需要人与人的合作。这里有两个层次的合作需要特别强调：最直接最基本的合作是在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合作，这种合作表现为以生产工具为中介的劳动能力的交往。通过这种交往使许多劳动者齐心协力使用工具生产出劳动产品；比较间接和复杂的合作是在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的合作，这种合作表现为以劳动产品为中介的社会需要交往。通过这种交往使不同的劳动产品在交换中转化为社会总体劳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能满足社会需要的有效劳动，或者成为人们物质利益的实现。因此，我们必须把具体劳动过程中的生产组织形式和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的产品交换形式也看作是生产关系，在这两种交往形式中，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是以劳动能力合作关系和社会需要合作关系表现出来的，它们实际反映了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合作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把生产关系界定为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物质利益关系，这是由一定的生产力所决定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质性的社会关系。这种物质利益关系包括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合作关系和物质利益分割关系。也就是说这种物质利益关系本身也是人与人在生产中的矛盾关系，合作体现了人与人利益的统一，分割表现了人与人利益的对立。人们只有合作才能做为社会力量去改造自然界，创造出人们的物质利益。而物质利益只有通过分割才能落实到不同的社会集团，最终成为个人的消费品。在物质利益合作关系中存在着两个层次的合作关系：即具体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能力合作关系和社会总体劳动过程中的社会需要合作关系。在物质利益分割关系中存在着两个阶段的分割关系：即生产过程之前的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生产过程完成之后的劳动产品的分配关系。在物质利益的分割关系和合作关系之间，应当强调分割关系贯穿于合作关系之中。因为在具体劳动之前必须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这种关系贯穿于具体劳动过程的始终；在社会总体劳动形成之前必须明确劳动产品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贯穿于产品交换过程的始终；最后以产品的分配关系实现了利益的分割，而分配又是一次新的占有。这种物质利益的分割关系成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内容，其中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又成为决定经济制度性质的标志。因此，当人们为了变革社会制度，需要确定不同社会制度的性质时，人们把生产关系理解为物质利益分割关系，并把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当作基础性的关系，这无疑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正确的。但当人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我们必须注意生产关系中所包含的物质利益合作关系。在不改变社会根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且这种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因此，生产组织形式和产品交换形式的变革将具有更突出的作用。
收稿日期：2000—03—23
【参考文献】
[1]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等区域经济合作的成功运作，加快了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共同发展已经成为趋势，此举已经对世界经济发展及经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将在2010年建成，广西因其地缘优势，迎来新的发展机遇，面对新的国际环境和发展机遇，探索新的发展思路应成为广西当务之急。
一、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提出
区域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1954年，荷兰经济学家丁伯根第一个提出经济一体化的定义， 认为经济一体化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动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 通过相互协作与统一， 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1961年巴拉萨在其名著《经济一体化理论》一书中做了明确的阐述。国内关于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也早已开展，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的借鉴与演绎，主要是总结归纳国外关于一体化的理论概念来推理一体化定义；另一个层次是运用相关的理论，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因素、发展过程、制度演变以及社会经济效应等。
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核心理论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蓬勃发展引起了专家学者对其研究的浓厚兴趣，有关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研究成果曾出不穷，其中，较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雅各布.维纳为代表的关税同盟理论
1950年，美国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在其代表作《关税同盟理论》中系统地提出了关税同盟理论。维纳先是指出了早期关税同盟理论的不确定性，并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效应区分为“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认为关税同盟得益与否取决于二者的最终结果，从而将定量分析应用于关税同盟的经济效应研究，奠定了关税同盟理论的坚实基础。关税同盟理论的核心在于揭示关税同盟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所带来的不同的经济效应，即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前者是指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后者主要指规模经济效应、投资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等。
2.以罗布森为代表的自由贸易区理论
英国学者罗布森在关税同盟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自由贸易区理论。认为关税同盟与自由贸易区相比是次优的。自由贸易区有以下显著特征:(1)成员方所生产的商品在贸易区内征关税；（2）对来自自由贸易区外（非成员）的各种进口商品，各成员方有权自主决定关税税率；即对外不实行统一的关税和贸易政策；(3)实行严格的原产地规则，只有原产于区域内或主要在区域内生产的产品才能进行自由贸易。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罗布森等人还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专门适用于南南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模型，罗布森认为南南型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益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目标。
3.以西托夫斯基和德纽为代表的共同市场理论
共同市场的目标是消除保护主义的障碍，把被保护主义分割的每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统一成为一个大市场，通过大市场内的激烈竞争，实现专业化、批量化生产等方面的利益。西托夫斯基和德纽在假设关税同盟的基础上，研究消除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以后成员国所获得的经济效应。其核心是：(1)通过国内市场向统一的大市场延伸，扩大市场范围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技术利益；(2)通过市场扩大，创造激烈的竞争环境，进而达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利益的目的。
4.以小岛清为代表的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
小岛清对依据古典学派提出的比较优势原理来对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分工提出了疑问，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提出了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认为：在实行分工之前两国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但由于市场狭小，导致产量很小，成本很高，两国经过协议性分工以后，都各自生产一种不同的产品，导致市场规模扩大，产量增加，成本下降。协议各国都享受到了规模经济的好处。但是要使协议性分工取得成功，必须满足三个条件。
此外，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还有以普雷维什等为代表的中心—理论和国际依附理论、以里斯.塞泽尔基为代表的综合发展战略理论、国家需要理论、货币一体化的收益与成本理论、政策一体化的经济效益分析理论、双边或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安排否定的理论即双边贸易体制与多边贸易体制矛盾理论等等，在这里就不叙述。
三、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核心理论对广西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实践的指导意义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10年建成，广西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中有着独特的地缘优势，面对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广西在如何制定正确发展战略规划？如何发挥地缘优势？提升和再造其经济优势？如何参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有着积极的借鉴指导意义。
1.转变发展理念，达成发展共识
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和多年实践说明一个简单事实：依靠贸易保护不可能使任何一个国家（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成功，同样，游离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之外也难使一个国家（地区）经济取得高速发展。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以及广西在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的战略地位，决定了广西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放在经济全球化和国际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之下，特别是放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大背景下来把握和定位，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已经从国家战略高度把广西推向中国对外开放的最前沿，使广西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因此，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战略就是把国家发展战略转化为广西对外开放战略，提升和再造广西经济发展优势，使其成为发展的强大动力，实现跨越式发展，即要挖掘广西地缘优势，实施以开放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把广西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在面向东盟市场、拥有国际大市场竞争力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加强与东盟各国及广西周边各省（区）的全面经济合作，巩固经济腹地建设，借开放促合作，以合作谋发展，夯实广西作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桥头堡地位。当前，全区上下应加强宣传，转变发展理念，摒弃广西“老、少、边、山、穷”地区的传统消极等待意识，抓住发展机遇，谋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达成发展战略共识。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广西发展的机遇更是挑战，不能成为贸易区中心就将被边缘化
一、实体理论
实体理论这个概念最早是USA美国会计界著名学者莫里斯・穆尼茨所建议的，并经过USA美国会计学会在1994年出版于《合并报表的实体理论》中[1]。概念上，经济实体理论是合并理论的其中一种，经济实体理论是实体论的一种延伸，于企业集团而言，它是集合并会计报表的最终目标、编制的方式方法、少数股权性质、合并的资产计价额度、合并利润的计量方式和企业集团中还没有实现损益抵消的合并报表编纂方法的总体原理和理论。
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至今十五年有余，我国企业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参与激烈竞争的首要任务就是充分的借鉴和全面的分析国际会议惯例。从信息索取方面而言，合并会计报表的编纂过程中，充分满足囊括母公司众多股东在其中的一切信息索取人的要求是必不可少的，而就我国目前经济状况来说，母公司众多股东的信息需求繁杂而量大，按照母公司编制的合并报表基本忽视了其他报表的使用者知情权利。我国的会计关键定义为把小批股东的收效权利作为合并关键体现中合并净利润的一个调配项；把小批股东的权利作为合并股东的权利一部分，在实体理论的大概念下，小批股东的权利就是合并股东权利的构成部分之一，而对合并的主体来说，小批股东的权利并不能作为合并主体的其中一项职责，也不会造成企业经济利益的流失。所以说，小批股东利益的损失非但是单一的费用，对于合并主体体现的合并利润而言，它是一项调配措施。企业集团里各公司交易还没有实现的损益抵消而言，实体理论中要求效果为百分百的抵消，却不是按母公司的持有股份比例来抵消，这样就很大程度上的抑制了企业利用集团内部关联贸易来操纵利润的问题产生。
二、经济实体论下财务报表合并的优缺点及国内发展
实体理论可以称为主体理论或者是经济实体理论，实体理论是用企业为主体所开展的理论。实体理论的观点是母公司与子公司间的关系是操控和控的，跟所有权理论观点的具有和被具有观点不同，这就标志着在实力理论观点里面母公司可以全权支配各分公司的全部资产运作，更有权驱使子公司的全部经营决议和财务调配。这样，母公司和子公司在产业运作、经营过程和财务决策等方面上就成为了完全独立的，在最终的所有者是一致的，这个一致就是编纂合并会计报表的主要方面[2]。以实体理论为准基编纂合并财务报表时，首先，实体理论倡导采用完备合并法编纂合并财务报表，其中全部资产和债务均按照市价反映，无论各种资产的重新估价均要对应整个集团企业，更是囊括子公司的小批股东权益，母公司和子公司间的交易和他们还没有完成的损益，都全部给予抵消；其次，在构建母公司和子公司结合体的过程中因为收购合并产生的资产和债务升降值及商业信誉，都要全部给予合并和均摊；最后，合并后的股权不但包含多数股东权益，也包括小批股东的权益，表现于合并资产债务表上的时候，母公司没有真实拥有的所有权反映出的是少数股权，并当作合并所有权的单个项目列出。以集团企业中内部交易还没有实现的损益抵销来说，实体理论的要求是百分百的抵销，而非是按母公司股东持有股份的多少来抵销，这就有利于抑遏集团内部相关交易操控利润的问题出现。
我国对合并财务报表的推广和使用有很大优势[3]。1.从现在的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来说，此后的股份公司股份权益将愈来愈分散开来，以前表述上的小批股东一般在持有股份总额上超越了母公司拥有份额，这样就会造成母公司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小批股东，虽然从操控的方面来说母公司仍然是母公司，但是股份上的削减会让母公司理论编纂的合并财务报表只是母公司股东使用[4]。所以在新的经济形态下，只有实体理论能够为全体股东更好做出合并整体的财务信息；2.就我国目前的会计信息须求来说，在对合并报表形成信息需求的不单单是母公司的股东，这对于集团企业的债权人决议是同样有关系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在不断的完善，债权人作为商业银行的代表，其利益也是重中之重，所以，实体理论所提倡的开放性合并报表编写的目标，也就是合并财务报表是为了集团企业中所有信息和资源供给者而编纂的，这明显的和我国会计信息须求的现状相对应，极大的填充了会计信息应用者的须要；3.合并财务报表和我国会计要点的定义是相符的，就少数股权和小批股东的收效来看，实体理论下的小批股东股权是合并股东股权的一个局部构成项，所以对于合并的主体来说，小批股东的股权不单单是一个义务，更不会造成经济利益的外溢，也就是说，小批股东收效也不仅仅只是一项费用，而会成为对合并主体实现的合并净利润的一项支配。最终，和我国经济发现相符的只有合并财务报表理论了。
三、结论
在经济实体理论观点下，编制合并报表主要着重的是经济概念上的控股权，不是法律概念上的拥有权，实体理论充分反映了经济实质上所谓的“调控”概念。在我国，《企业合并》和《合并财务报表》等例行标准中，企业合并的理论基础采用经济实体理论是一种科学化，合理性的选择，我国企业集团在运用财务报表合并时的分析过程也是值得推荐的推广的，而相对于我国现在的经济形势再说，经济实体理论下的财务会计合并报表是每个企业集团所必须拥有的基本[5]。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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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想是指教育信仰，也即是一种教育价值取向。在大学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出现过多种教育理想.如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科学研究的教育理想、实用主义的教育理想、专家型的教育理想。它们在不同时期和国度里都曾经居主导地位。知识经济时代，使我们重新认识大学。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市场.对大学的理解是传授知识、培养专业人才的地方，相应的教育理想有实用主义的教育理想、专家型的教育理想。而知识经济时代，大学的最高层次的教育理想则是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大学追求文化多元性、文化的高品味，注重文化选择、批判、创新的教育。同时，以文化作为辐射源向其它方面辐射，以提高社会的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的平衡，社会文明程度的迅速提高。
1.对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阐释
教育本身是一种文化，现在提出学校以文化为主体作为教育理想似乎是废话。其实不然，学校的教育活动都是一种文化活动，但文化高品味却从来没有作为一种教育理想去追求过。从前学校追求的人文教育，科学教育，专业教育等都是比较狭窄的文化，而不是一般文化的含义。
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其涵义在于对文化的理解上，是在最广泛的文化概念基础上考虑教育问题，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也包括外显形式的客观文化和内隐形式的主观文化，从社会文化整体的层面上研究教育规律、形成价值取向和目标。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必然是把学校教育定位在文化上，这种文化为体、经济为用的教育理想就被称为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
2.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作用
教育不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身发展的需要，因此人们认为，社会和人都是教育的主体。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是推动人类社会的不断延续和发展，但它是通过培养社会所要求的人来实现的。因此，人们认为大学教育是以人为本，也可认为以社会需要为本，同时这两种主体观是统一的。事实上，也会经常有矛盾，冲突的时候，当处理不好二者的统一关系，就会造成教育上的偏离，降低教育效果。那么如何才能处理教育上的各种主体观的矛盾统一关系呢?那就是应该以文化为主体，就能保证以人为本的教育主体观的实现，也能使教育很好地满足社会需要。因此，当代教育发展，应该提出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将是更有意义的事。
以人为主体，以人为本的教育，这一提法往往忽略了社会需要，因而会造成教育对社会的不适应性，减少社会对教育的支持，不利于教育发展。而把教育看作是以满足社会需要为主体，往往会忽视对人的全面培养、素质的提高，因而降低教育的育人功能。而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将更加充分地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因为文化是和人密切相关的，文化即人化和化人，人的本质是文化，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包括以人为本的教育。同样，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也包括了以社会为主体的教育，因为文化是人和社会的中介，人走向社会依靠文化，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群体、人与社会的沟通都要靠文化。文化实际是社会深层次要素，是社会的基石。以文化为本的教育必然也能满足社会需要。
由于文化内涵十分深刻，涵盖内容非常广泛.教育中的许多思想、观念被包容在里边，比如高校有四大职能:育人、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国际化，每一种职能都可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职能。这样，高校的四种特定的文化职能就可以概括为文化职能。
对文化的研究，使我们对教育更有深刻的认识。把研究教育的注意力、思考方式转移到对文化的理解上来，因此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方法。研究教育和文化的关系，研究教育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即教育文化。这样就可以形成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有利于教育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解决。
3.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意义
第一，使得学校教育具有长远的价值取向。文化不像经济那样更直接，而是体现着一种精神，具有长远的、持久的价值取向，正是这种精神力量和久远的价值取向能够鼓舞人们去努力奋斗，有更高的追求，更大的理想，更多的是从战略上去思考，从而能够克服急功近利的狭隘的教育观和人才观。我国教育专家认为，真正会对教育产生长期危害的则是教育目标的过份功利化倾向。实际上，我国教育在质量上是很下功夫的，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是精雕细刻、认真负责，很少有马虎懈怠现象，但为什么培养出来的人才的创造力不强，这是因为把人才培养局限在知识教学方面，是教育目标功利化造成的误区所致。所谓教育目标功利化就是把教育目标仅仅看作是培养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工具，而不是把它看成是造就有文化的知识创新的人，进而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学校教育功利化倾向与教育价值取向不长远有直接关系。因此，通过以文化为主体的现象.克服教育教学中的短期行为，树立长远的教育价值取向，必须在人才培养、为社会服务和科学研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效益和效果。
第二，具有宽阔的文化胸襟。教育是一种文化现象，处于文化之中，但教育往往缺乏文化的自觉性和多元性、选择和批判性。树立起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就会更多的以文化视角去思考问题。
事实上，回顾教育的历史和现状，虽然教育和文化关系最密切，教育本身就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是，身处文化之中而不自觉，教育本身对文化认识的就不够，因为教育存在几千年，而文化概念的提出仅有一百多年历史，且定义150多个，至今还在不断更新。可见教育对文化认识不够，因而不能主动地适应文化规律，而缺乏自觉性。而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有助于这种文化自觉性，也正是有了文化自觉性才能提出这种理想，并能把这种理想作为一种最高的形式.处于学校教育的主导地位。
文化作为一种最为复杂、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一个概念堂而皇之地进人教育殿堂，使得教育活动不再被局限于各个专业领域之中，不再是被分割为许多分支，而是一种整体统领着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文化视野将会变得无比宽阔。教育中有博大的文化胸襟，对人才培养、教育自身发展都将有难以估量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在教育中能够形成文化力，具有很强的辐射功能和穿透力。文化力量和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相比，在短时间内不会表现出多么强大和优势，但长时间来看，则会显示出其强大力量，表现出辐射能力和穿透力。教育的特长在于利用文化力，而不是经济力盆或政治力量。教育正需要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鼓舞着教育活动去提高人的文化力量。
文化力也即是文化释放的能量，人的文化力包括智力因素、精神力量、文化网络和传统文化。其中精神力量包括理想、信念、道德、价值观、求实创新、奉献精神等。教师和学生都需要提高文化力。而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正是培养他们的文化力的一种支持力量，也能帮助探索出培养和提高人的文化力的方法。
第四，便于运用文化学方法去研究教育规律与教育方法。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科学技术等都能提供研究教育的方法，并能形成相应的教育理想、教育理论和模式，形成相应的教育思维方式。同样，文化学方法比起上述其它那些方法，更具抽象概括性，从而能够统帅、更新原有的许多概念、思想和方法，使得传统教育思维和方法作出重大转移，也将形成新的教育逻辑和思考方式，使得教育问题的研究和文化学研究结合起来，相互借鉴、沟通，形成新的教育理论与发展思路。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将使文化学更快地和教育结合起来。
第五，在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支持下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将会不断提高教育教学的文化品味，增强人才的文化素质，不仅能够使学校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势头，也为社会发展注人更多的文化活力，能更好、更快地提高社会文化素质，从而也就提高了社会的政治、经济家质，提高了综合实力。
4.以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实现
首先，坚持以人为本、育人第一的教育思想。因为人是文化的载体，培育质量高、数量多的人才是以文化为主体的最大体现，是实现这一教育理想的最高层次和境界。
人是万物的尺度，培育出人才是对社会的最大贡献，而培养人才也不能停留在技能、智育的训练上，而是全面的，特别是人格塑造。从文化角度看人才培养，就是在教育中突出由知识内化为人格，让知识变成精神生活的因素，吸引人的思想，激发人的兴趣和热情，使思维方式、心理要家得到品质上的改替，从而使精神得到升华，文化品味得以提升，较好地实现用知识文化、社会文化去化人的这一过程，使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提升，并能进行外化为一定的文化产品，形成受教育者的文化呼与吸的运动，从而使学生具有文化自觉性，主动地和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实现人生价值。
其次，学校应始终强化学术氛围。学校教育不能是平庸的、毫无学术价值的活动，也应最大限度的减少功利主义活动，需要更多地体现出学术价值，突出学术研究。大学的学习过程往往应和研究、学术活动联系在一起，研究往往是最好的学习。学生参与研究活动，通过学术氛围燕陶学生，使学生尊重学术、感悟学术，树立起浓重的学术意识，这是学校教育具有文化高品味的重要表现形式。
其三，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应充分利用学校的文化资源，培养学生的精神品格，包括科学精神、人文精神。
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必须依靠高质量的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和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教师们专心致志的从事科学研究，用自己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率先垂范去影响、带动学生的科学与人文思想和精神，有好的译程内容和教材，开设出高质量的课，形成良好的教学实践。这样繁重的任务需要教师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这就需要有政策保证和良好的校风。可见，这是艰苦的工作，绝不是任何人都能胜任，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作得到的，这需要有文化为主体的教育理想的精神鼓舞。
一、引言
随着2008-2012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对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发展造成不小的影响，导致目前全球经济状况呈现不景气的状况。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因此，针对全球经济的复苏上，在“新常态”下，有必要对经济与金融学进行理论上的创新，为经济复苏提供理论基础。
二、“新常态”概念
随着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过去那种单纯依靠粗放式的GDP已经不适合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进行调整，对经济学的方式、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增长模式进行转变，来对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行调整，保证中国经济平稳运行。
在对经济和金融学进行创新理论方面，主要对经济和金融学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内容进行调整。在实践操作上，要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目前在部分国家中，金融体系的“泡沫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行造成很严重的干扰，没有呈现真实的财富增长。
因此，加强金融体系的建设。主要原因是金融体系的建设依靠货币、信用等形式来对经济与金融体系进行综合配置。金融体系的运转对宏观经济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便是实例，让金融体系更好的为实体经济服务，认清并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关系。
三、基于“新常态”下经济和金融学方法论创新
要解决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的动态关系存在的问题，在理论上必须建立符合实际情况的经济和金融学创新理论。但是实际情况是，目前国际上在相关的学术理论与实践操作上，对金融因素的影响未能引起及时的重视，甚至没有相应的内生性金融经济理论，除了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上没有理论指导外，也造成相关方面的理论危机。因此，解决上述问题，要重建经济和金融学的理论来适应时代的发展。
虽然金融危机产生的问题有很多的专家学者进行分析，但是大量经济学家在理论的阐述上，仍然采用传统方式进行表达，甚至出现走向“死胡同”的情况发生。
科学的理论建立在符合事实的假设前提与逻辑在建构上的有机结合。经济学的方法论的设立必须要有经验、行为、实践三大基础。也就是说经济学方法论必须经过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并且立足于市场的规律，能找到理论与现实的实践点。理论的改革必须符合两者深度的兼容，这样才能对新理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重要的基础。新常态背景下，对现有经济和金融学理论进行反思，是对现行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对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理论、政策、实践等重新进行综合整合，构建新的理论框架。对科学的经济和金融学理论重新回归。使相关的理论进行一次整体性的系统变革，要根据现今世情的变化，构建一个崭新、有效的经济和金融学理论的新范式。
四、基于“新常态”下经济和金融学理论的新范式
目前理论的构建是要重新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建设，使金融与实体经济这现实中最重要的两大支柱纳入相应的理论框架，这样可以解决主流经济学界在理论创新上面临的困境，也在实践操作上，对国家的宏观调控的政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首先，在金融学的理论上，要重建宏观微观相统一的理论。国际主流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当中，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都对经济发展起到理论指导上的作用，但是这些理论没有根据实际经济运行的变化作出相应的调整。传统金融学理论对宏观与微观的分离没有引起重视。这就要求在金融学的新建理论上，对金融体系的规律与运转进行相应的研究，并阐述出相应的理论框架。
其次，在经济学理论方面，虽然经济学的理论当中涉及到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之间的关系，但是要在此基础上内容要有创新。在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上，系统的把金融体系作为一个重要框架纳入到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上。在此基础上，经济学理论要在结构上进行整体分析，对相应的框架进行理论上的重建。通过对经济学的整体理论框架的建设与完善，使理论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在理论构建当中，要注意金融体系与体经济的联系与作用，实现理论基础与政策实践的相统一。
五、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相结合统一为基础上对经济学和金融学理论的创新，有助于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转变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新理论的应用对我国实体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起到重要的基础作用，并对中国与世界的金融与实体经济建设有着一定的影响，促使其得到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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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丛文.金融创新、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新常态分析视角[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5，02：13-24.
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西方经济学教学逐渐占据国内大学讲坛的半壁河山，并有喧宾夺主之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对这个事实的解释有多种版本，夹杂着各种“理论偏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解释本身，而在于真正能够着手改造这个事实。因此从问题意识和导向出发，适时提出具有与时俱进性质的马克思经济理论研究纲领和范式，以捍卫马克思主义十分必要。
1.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应首先体现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教学之中。卢卡奇喜欢引用马克思“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的观点，来强调理论和实践的内在结合，并以列宁为例鼓吹它的必要性。卢卡奇说:“只有当意识同现实有了这样一种关系时，才有可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种局面实际上随着无产阶级进入历史而出现了。由此，在卢卡奇这里，历史、理论与阶级意识是直接同一的，从而“理论”被赋予特殊涵义:不是一般的知识体系，而是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化了的阶级意识的那种认识。卢卡奇的认识存在内在的逻辑缺陷，他把实践从属于理论，实际上仅指“理性实践”，相对割裂生产实践与理性实践的内在关联，因而相应缺少对勾连两者内在联系的中间环节的研究，而后者实际上就是通过具体化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来完成的。
2.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实践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同样强调这样一句话:“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如何理解这句话的真实涵义?阿尔都塞把马克思的哲学生产方式看作“新型的哲学实践”，并通过例举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两重观念，认为它客观存在着两个层面:一方面与辩证法的“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相适应，哲学执行和完成的是革命批判理论功能;另一方面，与辩证法的“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相适应，哲学执行和完成的则是实证批判理论功能。阿尔都塞不适当的理论高扬了哲学的革命批判性。简而言之，与前者相适应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哲学研究层面，与后者相适应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学研究层面，从而政治经济学作为完整的经济理论体系不过是作为“实践的哲学”而存在，进一步，就其作为实践与哲学(哲学的意识形态)的理论与逻辑中介而言，它在理论形态上即可以被规定为“实践的意识形态”: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相应的方法论。
3.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普遍存在的偏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倾向，其实质是没有正确处理好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辩证关系。单纯的经济学层面不能够解决“认识的彼岸性”问题，因此，“认识的彼岸性”问题的解决毋宁是相关于共产主义秩序的理论建设过程，它显然是在不断发挥马克思经济哲学对于马克思经济学乃至于现代经济学的特别的理论指导功能的过程中才能够得以渐进完成的。由此决定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内在的辩证关系是:(1)两者并非不具有可融合性，而是经由经济学层面进行;(2)马克思经济学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融合，必须以马克思经济哲学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为前提基础和条件;(3)进一步，必须实现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层面对于经济学研究层面的现代的理论指导，或者说从理论形式而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层面实质也是一个“未完成体系”，它的进路则是经由劳动价值论的不断的现实扩张和理论扩展。
4.要把西方经济学中客观存在的有益的“个别理论、个别结论、个别方法”进行适当的理论和逻辑整合，达到能够直接为我所用的理论目的和功用。马克思没有根本抛弃“一般、特殊、个别”的一般研究，恰恰相反，而是在经济个别的“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相对抽象出经济学二重性的一般原理，用以指导经济个别的理论研究、因此，在对西方经济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进行总体理论否定的同时，应注重对经济个别进行框架性的汲取，从而建立有效的理论形态的经济学方法论体系。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与时俱进的内涵体现于两方面:一是在方法论方面予以整理，把哲学方法论转换为经济学方法论，这就是“哲学向数学的转化”，解决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内在结合问题;二是把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具体化，需要进一步把“数学”具体化为通俗的经济理论体系，这就是辩证逻辑指导实践应用的问题。两者决定应整体采取科学抽象法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工作指导。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层面的实质涵义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层面有两种实质涵义:一种是马克思本人的既有的明确理论阐述;一种是理论形态的政治经济学。
就第一种涵义而言，如果马克思对于经济哲学层面的探索研究起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显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完成和止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的话，那么马克思对于经济学层面的真正探索起始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逐渐完备于《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最终成熟于《资本论》。一部完整的《资本论》就是马克思本人开始创建并完成政治经济学的整体大厦的理论历程，就是将经济哲学层面的探索研究推进到经济学层面并予以完美结合的逻辑范本，是马克思本人对于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本身精髓的最好阐述。这说明:(1)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层面的区分是整体嵌人方法论的体系层次性之中的，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实质与精髓是为确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提供内在根据;(2马克思经济哲学层面的研究以广义体系为中心线索，并利用这一成果最后促成了《资本论》写作计划的确立;(3)马克思经济学层面的研究以狭义体系为中心线索，而以成熟体系的研究极大地揭示了技术与资本互动的历史关系和理论意义。只要不是固守于马克思的狭义体系，相反，而是把马克思关于这一成熟体系的基本的理论构想嵌人广义过程之中来理解和掌握，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层面的相互放人转化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辩证逻辑来理解和掌握，则狭义过程不过是嵌人广义过程演化环节的一个历史段落。
就第二种涵义而言，理论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决定和体现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体系层次性:(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由“对象、结构和总体”的逻辑上升的环节和层次，以及对象的二重性、结构的二重性和总体的二重性所构成的具体化的概念体系;(2)马克思以劳动一般提炼对象的二重性，表明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论之间具有相互放人的语境和语义功能，而对应以资本一般提炼结构的二重性，则表明劳动价值论的产业分析视角与企业分析视角本质上是内在统一和结合的;(3)马克思总和以生产一般提炼总体的二重性，表明劳动的物质规定对劳动的社会规定的上升最终相应就会在理论逻辑上生成本体论、实体论、价值论的研究路径。
基于前者的分析，可以整体描绘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层次为:(1)广义的方法论层次是方法的集合层面(方法论体系的规律性方面)与集合位次(方法论体系的实现形式方面)的统一，决定整体的方法论体系必然体现于方法集合的不同层次—根本层次、基本层次、具体层次的祸合或者它们的一个侧面;(2)根本层次提炼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唯物史观硬核，赋予劳动价值论的“双层科学研究纲领”性质，直接决定基本层次提炼的是理论形态的经济学方法论:科学抽象法+实证分析方法，规定理论形态的经济学基本方法论体系;(3)具体层次提炼的是科学抽象法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实证分析方法的重建，即要求科学抽象法承担双重的理论任务:一是把生产实践通过本质一规律分析模式理论归纳为科学假设;二是把科学假设再通过假设一结论分析模式理论演绎为可检验的具体化假说体系，从而最终理论实现理性实践和生产实践的内在统一(如图)。
评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广义地作为理论形态的政治经济学是实践、哲学、经济学与方法论的高度统一，从而在马克思体系中经济学仅仅被视为理论应用和方法应用，决定其必须在经济哲学的理论指导下实现由认识主体对行动主体的转向。另一方面，马克思经济学的相对独立地位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作为相对独立的发展体系提出理论诉求，因而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归属显然仍然是生产关系，但根本归属则应该是唯物史观与劳动价值论的相互放人，并且，准确的说乃是唯物史观本身。
三、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指导途径
1.加强马克思经济哲学对于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欠缺不在于“经济哲学层面”的研究缺失，而在于缺乏适当的价值理论作为中介，使得由经济哲学至经济学的理论进路简单成为一部经济哲学外化的逻辑史，从而使经济学简单成为经济自由主义自我演化的理性扩张工具。即在神学阶段，古典主义把价值看作自然的存在，因而自然秩序与劳动是等同的，信奉劳动价值论与“看不见的手”原理并行不悖;而在形而上学阶段，价值转而成为对绝对律令的反动和超越，因而人的视阑与效用是等同的，决定新古典主义信奉的是效用价值论，并逐步完成了由“基数效用论”至“序数效用论”的形式逻辑转化;直至在理论实证阶段，价值可以进一步被看作“非存在”，它的理论拓展方向和空间是致力于发展一个没有价值理论作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理论体系，意味着实证主义经济学必然要以交易费用范畴完全取代价值范畴。由此推之，所谓的“纯粹经济学”的理论提出及其构建过程，其实质乃是经济哲学逐步理论奴役经济学的过程，从而它的本质内容是经济哲学与经济学的直接二合一的经济理论体系，进一步决定必须以劳动价值论对效用价值论的理论和逻辑的扬弃作为马克思经济哲学彻底批判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进路。
2.马克思经济学对于现代经济学的直接融合。应以知识和内容层面为基本依托，努力实现马克思经济学对于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个别理论、个别结论、个别方法”的直接融合。这个基本工具乃是数学方法和手段。钱颖一强力推荐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数学及其模型方法，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数学和计量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数学强调逻辑一致性而计量经济学强调现实一致性。实际上，那种以为数学方法只是西方经济学的特有分析工具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恰恰相反，数学方法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工具，运用数学方法(包括计量经济学)完全可以解释、解决政治经济学的具体理论与实际问题。围绕这一共识，比如可以把西方经济学中的斯密定理、杨格定理、科斯定理及相关的边际分析方法、超边际分析方法等重新纳人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框架，逻辑演绎复杂(性)劳动与简单(性)劳动协同创造价值的全部可能的路径，奠基马克思经济学现代取向的发展。
3.马克思经济学对于现代经济学的间接融合。以逻辑和方法层面为基本依托，进一步则应努力实现马克思经济学对于西方经济学中有益的“个别理论、个别结论、个别方法”的逻辑整合。田国强归纳现代经济学的假设一结论分析模式为五个基本组成:(1)界定经济环境;(2)设定行为假设;(3)给出制度安排;(4)选择均衡结果;(5)进行评估比较。第一、二部分涉及对不同理性经济人的界定，属于理论假设部分，第三部分涉及对不同理论模型或图式的选择运用，属于理论模型部分，第四、五部分涉及对不同理论结果的筛选和评估检验，则属于理论结论部分。这一理论概括的新颖独到之处在于:客观承认了经济环境的外生性，并把不同的经济理论、经济流派或理论结果的生成正确地视为是对经济环境进行不同的主观判断和理论界定的结果，但它本身仍旧是一个逻辑体系而非历史体系，即客观确认了现代经济学的“纯粹经济学的学科属性”。由此决定马克思经济学要完成对于现代经济学的整体的理论吸纳和改造，应先由内生化经济环境人手，并经由本质一规律分析模式对假设一结论分析模式的方法打通，探索诸经济学基本方法的理论实现形式。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历史地改造“经济人”假设的抽象和符号式的非人格规定，把马克思体系之内的“社会经济人”的假设思想，作为当前批判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现代经济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内容本体。这同时说明马克思经济学对于现代经济学的彻底改造和融合，必须经由方法论和理论批判作为前提基础和条件，马克思经济哲学是发挥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的教学指导作用的必然中介。
四、进一步的建议
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学教学的指导终归要通过和以一定的教材媒介的形式进行，抓好教材的编写和课程设计工作，是发挥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重心所在和主要渠道。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层面可以相对分立的原理，坚持马克思经济哲学作为理论和方法指导的前提条件下，马克思经济学应具有相对独立的理论地位，从而决定指导现行高校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的总体编写和设计的原则应该是:
1.总体定位于“中级理论经济学”的教学目标。马克思经济哲学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硬核”，本身不具体体现于内容层面，而体现于方法层面，它内嵌于和决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由此决定政治经济学教学的理论水平不能定位过低和过于通俗、简单，我们建议适时推出具有一定数理基础、能够准确代表马克思主义真正理论水平的一本与时俱进的政治经济学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