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写实主义绘画中的“理”
宋代是写实主义绘画发展的顶峰时期。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宋代绘画作品遵循客观世界的科学精神，将求真作为绘画作品的主要目的。求真就要求全面细致的展现物质的轮廓。北宋院体画更是将这种自然之“理”体现到了极致。北宋的院体画善用工笔，将绘画对象的外形、神态刻画的淋漓尽致。但是伴随文人画的出现，写实主义绘画逐渐开始退出宋代绘画的舞台，写意主义的绘画开始成形并遵循着宋明理学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哲学审美思路开始在中国绘画舞台上大放光芒。
（二）写意主义绘画中的“理”
宋意画但求神似不求形似的绘画风格之所以能够被观者所认同，一方面源于上述结构主义的阐释和分析，理学的兴盛，主观理性意识的膨胀，为宋代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源于阐释者（观者）本身对于画作的分析和处理。理解一幅绘画，一张图画，需要阐释者理解二维平面上的记号，线条和图形代表某种自然事物的特定传统，阐释者必须懂得，一个形象就是为了表现某个事物而被制作出来的。所谓制作即并非原物的完全真实的再现，而是人们将大量的来自一般经验的信息和摄像引入了图像，在建立共同视觉元素认知基础上的主观加工。宋意画不再重视对于客观事物的细致描摹，也从不关心事物的时空关系、透视比例、色彩运用等数理结构，它采用线条、笔墨的形式表现画作的整体意境，进而凸显人物心境。水墨之间不仅体现了自然的雄浑壮美，更要借景明志、借物抒情，实现情与景的深度交融。宋代文人画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有雪景、寒林、墨竹、墨梅、古琴、孤亭、渔夫等，这些意象多数都采用水墨、线条、无规则散点构图等方式予以描绘，常常是几笔墨块便勾勒出一朵梅或是一片林。这种写意的表现手法考察了阐释者的理解能力。文人士大夫阶层普遍具有一种清格，静谧洁净、超然世外、清高幽闭是他们的追求，通过这些意象抽象的描绘，采用一种复杂的方式将其内心的清格表现出来，也是其区别于世俗而凸显其精英意识的一种表现。同时也创作了只有这个阶层才能够理解且欣赏的艺术作品。因此，就宋代文人画而言，理解既不是对阐释者意图或生活世界的否定，也不是对那些作品或艺术家设计师见识所进行的一种简单的重构，而是两者的中和或融合。是宋代文人阶层对于绘画艺术作品的共同构建和认知，并且在此基础上将其书于笔墨的表达形式。再次，从绘画作品本身分析：沿用符号学理论的三分法，符号可以划分为再现体、对象和解释对象。同时由于西方绘画属于艺术作品，其对象的意义不存在，因此只拥有再现体和解释对象。正如上文所述，宋代文人画意象的选择，这些再现体对应的解释对象往往是洒脱、淡泊融于自然的思想态度。同时按照符号学组合轴和聚合轴的理论看宋代文人画，其选择的人物形象模糊、多为普通市民且体积相对较小，而自然景观庞大，如许道宁的《渔夫图》、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等，这不同于宋代以前的写实主义绘画作品，如隋代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唐代吴道子的《八十七神仙图卷》，这些画作中的人物形象相当清晰、所占面积庞大且多为帝王、鬼神。这种组合轴上符号的选择以及聚合中人物和自然的搭配凸显了宋代市民阶层的崛起，文人画对百姓生活的关注，也展现出宋代文人追求“天命合一”的理学审美价值体系内在要求。从总体上讲，自宋代以来，中国绘画作品体现出强烈的写意性，追求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和谐。中国画作中的写意，是在画家主观思想引导下的艺术表达方式，其核心在于以意统形，将不同物象拼贴组合在同一画作中表现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内心活动。被遴选的物象经过长期的渲染和加工成为某种具有主观色彩的表现符号，其表现的“意趣”、“意象”、“意境”也被长期保留下来。
二、中西绘画作品的比较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5）09-0092-01
《奥赛罗》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剧中人物奥瑟罗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冒险家，他具有坦率、天真、正直的优秀品质，他向往纯洁的爱情，向往人与人之间的真诚相待。但也正因为他这种单纯的信任，导致了最后的悲剧。奥赛罗和伊阿古的矛盾并不是特例，而是代表了当时整个英国社会那种具有崇高的理想与利己主义的欲望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这样的冲突，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社会中，自然极其深刻地表达了人文主义的危机，其中包括人文主义爱情理想比如真挚之爱战胜一切等受到重大挫折。
我的妻子！我的妻子！什么妻子？我没有妻子。啊，难堪！啊，不幸的时辰！此后奥赛罗确切的知道了妻子的无辜。在杀死妻子后他的懊悔和他的复仇一样的可怕，他陷入了一种死亡般难以自拔的绝望之中。自杀前奥赛罗向元老院陈述杀妻原因的那段话与他开始时讲述恋爱经过的那段话是同样精彩的，只有这样的结尾才能配得上那样的开头。如果有什么东西能够增加我们对奥赛罗的同情，那就是他的坦诚和慷慨了。莎士比亚在这里用短短半行取得的效果可能要花费其他作家十几段冗长的描写。
就奥赛罗本身而言，他的悲剧与他的人文主义自觉意识的弱化不无关系。在爱米莉亚揭破真相之前，他一直把伊阿古当作亲信，在伊阿古的阴谋导演下，他在较长时间里失去了内心的和谐。当他听信伊阿古的谗言，误认为苔丝狄蒙娜不值得他爱时，好像整个世界都变得很混沌。奥赛罗把个人荣誉尊严看得高于一切，伊阿古瞄准并利用了这一点，他在告别词中为自己的过失作辩护，也为亏待并失去苔丝狄蒙娜而忏悔，在辩护中强调了个人荣誉与尊严的重大意义。如爱略特指出，他采取了一种“美学上的而不是道义上的姿态”成功的把自己转变为一个“令人感动的悲剧人物”也由此可知，他的自我关照与剖析确实不如哈姆雷特那么认真深刻，但是奥赛罗的忏悔是真诚的，他弄清了真相，证明了苔丝狄蒙娜是圣洁的，恢复了对人的信任。
莎士比亚是赞主义者的观点的。他的所有作品都浸透着这种对生活和人的使命的新看法。他说：“把不同人的血液混在一起，在温度上，在重量上，在颜色上，是没有法子区分的”，这是莎士比亚的信念也是他的人生哲学，他提倡人类的自由解放，以及人性的充分展现。他的悲剧是深刻的是发人深醒的，他在中世纪的文化压制下提出这样的观点，创作出这样深刻的戏剧，是令我们蛰伏的。我们今天的文明成果正是由于有了这些伟人在历史长河中的奋斗，他的作品在今天读起来也同样令我们深思。
《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莎士比亚早期另一部体现人文主义思想的一部悲剧。贵族青年罗密欧与贵族少女朱丽叶一见钟情，但因两个家族是世仇，不得相爱结合。于是两人在修道院神父的帮助下秘密举行婚礼。不幸的是，由于阴差阳错，当天罗密欧因误杀了朱丽叶的表兄泰伯尔特被限12小时内流放。朱丽叶的父亲以为朱丽叶悲痛欲绝是因为表兄的死亡，为了给她减轻悲痛而强迫她嫁给贵族青年帕里斯。朱丽叶拒不从命，在神父的帮助下，饮下药酒，以假死对抗。流放在外的罗密欧阴差阳错没有得到神父通知他到凯普莱特家族墓室接朱丽叶出逃的信，误以为爱人已死，赶到还没有醒来的朱丽叶身边自杀殉情。朱丽叶醒来后，见罗密欧已死，也自杀而死。两个家族的家长痛失儿女后悔恨不已，终于握手言和。
大二的戏剧课和外国文学课上都有接触过这部作品，当时就有很大的感触。读过《罗密欧与朱丽叶》悲剧故事的始末，我们自然会认同它是一曲爱与美的颂歌，这出戏的主要冲突是爱与仇恨，情与礼法，通过爱战胜仇恨，情战胜礼法的悲壮故事，讴歌纯真的爱情与青春活力。从剧作故事情节的实际来考虑，不得不承认在友爱与仇恨的冲突中，在充满情致而变化多端的人际关系里，罗密欧与朱丽叶那种象征青春怒放的爱情，自然形成悲剧的核心，它是戏剧诗人进行艺术构思的聚光点。这里男女主人公的情爱并不狭隘，它与广博的情致相得益彰，赋予男女主人公自我意识与自觉意识的主题价值，充分体现了莎士比亚的人文主义创作思想。
纵观莎士比亚的悲剧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人文主义理想始终是作家所要刻意表达的基本观念，在文艺复兴时代，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若想得到迅速的满足还有相当的困难，弥漫在整个社会中的时代情绪在莎士比亚的笔下变得简化且浪漫。这个时期的剧本是人文主义思想的表现，是社会现象的反映。作者热情的肯定了人的价值、尊严和力量，歌颂了人的精神和肉体美，认为人有理性，有崇高的品质，可以创造一切。作品中的人文主义者还迈出了资产阶级人性解放的第一步，他们肯定现世生活，认为现世幸福高于一切。莎士比亚的许多作品中都充分的体现出了这一点。
参考文献：
新兴权贵们提出以“人，为中心，反对以“神”为中心提供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个性自由，反对神权和专制主义提倡世俗文化和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提供知识和理性反对愚昧主义。
具有蓬勃生机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生活现实为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为代表的绘画‘三杰’提供了创作的源泉。艺术家们在艺术语言上更是以一种十分谨慎的科学态度来表现人的精神世界为后人树立了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观察方法。
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开创了一个现实主义艺术的新时代。自然科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医学等取得了突破，开辟了世界文明的新篇章，成为古希腊文明以来的第二个高峰。
一、人文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文艺复兴起源于十四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城邦。意大利最早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是其成为文艺复兴发源地的根本原因。
意大利具有便利的海上交通较早发展了工商业和海外贸易，出现了新兴的商业阶层，以威尼斯和佛罗伦萨尤为突出。他们为了商业目的，要求发展科学，改进生产技术要求社会文明和社会进步，但却与封建神权的宗教政治体系产生了冲突为此他们提出了反对神学，提倡科学；反对神治，提倡人治等主张，人文主义思想正是在这一社会和经济背景下产生的。
首先生机勃勃的社会现实，为意大利的艺术家们提供了良好的创作机会。于是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为代表的绘画‘三杰”高举人文主义旗帜，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尽情地宣扬人的价值、人的力量倡导自由和平等。
其次意大利具有优良的历史传统，保存了大量的古典文化遗产，代表新兴商业阶层利益的人文主义者对之加以改造和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创办许多世俗的城市大学，开设人文学科为人文主义的传播提另外中国的四大发明，造纸和印刷术的传入也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便利。
以上所述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的意大利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从而促发了人类文明史上震撼人心又影响深远的思想变革。
二、人文主义与绘画艺术的完美结合
应当说人文主义是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它使文化艺术从神坛走向人间从神性回归人性它引导人们以理性来思考文学、哲学、历史、科学和艺术并赋予它们全新的解释，从而为近现代欧洲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根基。而人文主义对艺术的理性思考，表现在绘画方面则是迎来了一个群星璀璨的艺术世纪——十六世纪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菲尔、科雷吉奥（可内乔）提香等一大批杰出艺术家的出现使文艺复兴达到了辉煌阶段。
然而，在众多大师面前我们不能不提到一位伟大的先驱——马萨乔，正是由于他在绘画形式上的大胆创新才引导了绘画史上一个辉煌的世纪.
1、马萨乔‘三要萦’
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于三位杰出的先驱人物：布鲁内莱斯基（建筑师）多纳太罗（雕塑家）马萨乔（画家）他们是人文主义的倡导者。众所周知人文主义的典型态度便是否定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中世纪文化拋开古希腊、古罗马“神人合一”的艺术理念把神的‘人性’特征剥落使原本纯洁、高贵且具有亲和力的崇拜形象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而人本身则被奴化成‘绵羊，，放弃肉体和精神上的自我完全皈依于虚拟的神秘世界。马萨乔等冲破这种理念的禁锢把人重新置于宇宙万物的中心，高度赞扬人的理智和精神；在实践上，他们打破以前的惯例把艺术以新的形式推向世人面前尝试拉近人和自然的距离。为此，马萨乔提出了著名的“三要萦’，正是他的这一带有强烈人文主义思想的理论指导了文艺复兴时期绘画艺术的发展。所谓的“三要素”便是：
(1)朴素而厚重的写实主义
(2)以人文主义为基础高度赞美人的肉体和精神品质；
(3)运用中心线性透视法来处理人物形象。
马萨乔这一理论的提出正好迎合了新兴商业权
贵门要求稳定与和谐的心理物质基础决定意识形态。新兴权贵们为了树立权威，在政治上要求权力的心态必然影响他们对艺术的规范。所以他们给艺术设计了新的方针，大致归纳如下：
(1)追求古典式的完美造型重塑人的权威;
(2)忽略细节，着重把艺术的现实性体现在理想的结构之中；
(3)重新构拟宇宙的和谐结构，并表现为艺术;
(4)把以上的创作经验升华为一种普遍的创作规范。
新兴权贵们对艺术表现形式的追求本身就有很大的社会意义正如艺术评论家胡塞尔所说：统治者力图通过艺术向世人证明，今天的确存在着一种普遍有效的、坚定不移的、不容触动的标准和原则存在着一个指导世界事物和人的行为的永远不变的、绝对正确的方针。
可以看出，马萨乔‘三要素”既符合人文主义者对艺术朴实性、人性回归的愿望同时也迎合了新兴权贵们对社会艺术结构合理性的期待。而要达到这种愿望实现这种期待必须借助于新的艺术表现手法——透视法.
2、透视法雕塑精神的神秘手段
所谓透视法，也就是在二度空间的平面上用三度空间的理性思维来处理艺术作品的一种科学手段，这是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艺术家们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堪称是独特的发明。透视法成为文艺复兴艺术与中世纪艺术的分水岭。正是这种技法的运甩从而使原本平淡的画面呈现出勃勃的生机它体现了人文主义的要求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模拟现实，注重人性的表达，这是文艺复时期绘画领域对艺术的贡献无论是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还是拉菲尔的《雅典学院》，都是运用这种处理方法来达到突显人的精神的效果，从而使作品更富有现实性，充满对人性的关怀。正如胡塞尔所说：任何完美的艺术作品都必须完美地反映它所包含的全部现实。”②文艺复兴盛期的绘画艺术恰恰体现了这一点。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分地赞扬透视法，艺术家们对作品神韵的追求其实与中国画对传神追求一样。
文艺复兴的斐然成就是在复古的基础上取得的，也即是越过黑暗的中世纪直接到古希腊、古罗马那里找源泉。而‘三杰”之所以能获得如此伟大的成就正是在重回马罗、重回古典的基础上实现的。
3、古典与浪漫：殊途同归
古希腊神话艺术中对人性、对人体、对青春的高度赞美，直接影响了古罗马艺术的发展。所以公元三世纪左右基督教的兴起表面上看是反希腊艺术的，实际上仍然是以描述人的世界为主的。亚当夏娃、诺亚方舟等故事都说明了同一个主题。因此，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们提出要重新恢复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传统，重新把人当作艺术描述的主线。如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便是回归传统的体现。而文艺复兴绘画艺术伟大时刻的到来则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菲尔先后到达罗马后在古典的基础上完成的。
就‘三杰”来看，达。芬奇和拉菲尔是比较倾向于“古典”的，而米开朗基罗的后期则倾向于‘浪漫”。先来看古典一支达。芬奇给人的印象便是有着近乎科学家的冷静他擅长分析，擅长冷静的思考常要求自己的艺术创作在形式上要达到绝对完美稳定的状态。如他认为完美的人体是丈量宇宙的尺度。这种理性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在用科学的、理性的分析来检查作品形式上的完美和精神上的感动。如他的杰作之一(最后的晚餐〉便是理性思考的极致这幅作品虽然无法看得很清晰，但仔细观察，仍不难发现他在构图过程中对人性的思考。他与安德烈。德尔°卡斯塔尼奥、多米尼科。吉尔兰达创彳作(最后的晚餐〉时注重氛围的营造不同而是通过加重对人物的刻画来表现作品深度的精神。他选择朴素而幽僻的背景，精心设计了一个对称的画面使画面上所有的人物有序排列而又紧密联系，并集中于一点——耶稣身上使他的庄严、安详、沉静与使徒们的激动、辩解、惊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此他运用自己发明的“空中透视法”，13|(卜78)通过背后的三个窗子光线的折射，从而使画面的流畅性与和谐性效果更加突出。在刻画人物上，他运用阿尔贝尔蒂的理论：“精神上的活动以通过身体的动作来展现但动作不能过分，要恰如其分。”①达。芬奇在《绘画i论〉中也强调：一个好的画家必须注意绘制好两个主要对象：人和他的精神面貌。”131(U69)达芬奇正是通过对传统宗教故事的解读，以理性的思维、科学的分柝把现实与古典紧密结合，使信仰在突破神学禁锢的樊篱中后更加稳定。
而年轻的拉菲尔虽然同时向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学习，但更多地是揣摩达芬奇技法与传统题材的巧妙结合。他也很重视‘古典”，不仅在构图上讲求均衡、层次、和谐而且注重表达的节奏感。如其最富代表性的作品之一《雅典学院〉便是一例。在这副作品中，他注重严谨与细腻清新和自然，通过对人物的层层渲染，对布局的和谐处理表达了人类追求真理的永恒愿望。当然在后期他也受到米开朗基罗浪漫手法的影响也大胆在作品中表现‘悲剧性风格”，深刻刻画在时代激变中人的各种形象
“浪漫”一支属于米开朗基罗。但他也只是在中年以后才在作品中大胆的加入非正统的、更富有想象力的形式或手法来造型激动人心的作品。因而被认为是倾向于浪漫的色彩。如他在创作六件‘奴隶’雕像时便运用大胆的夸张、变形来表现人物的扭曲和抗争。而其最富有代表性的、在绘画方面浪漫色彩表现浓重的便是晚年为罗马西斯廷教堂创作的《最后的审判»。在这幅作品中，米开朗基罗赋予画面强大的“律动感’，把人物的精神展现的淋漓尽致描绘了人类在信仰中的圣洁与沉沦。
当然严格地区分‘古典’与“浪漫’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是不合适的。“古典”宣扬的是理性、是分柝“浪漫”昭示的则是激情和放纵但无论是“古典”还是‘浪漫”，其目的都只有一个也就是拉近形象与精神的距离拉近神和人的距离把表达人的喜怒哀乐等情感放在艺术的中心地位。这种坚定不移的标准和原则表达了艺术对于永恒信仰的追求也恰恰反映了艺术背后的力量——新兴权贵们对于权力永恒性的表达。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文关怀精神解读
人文关怀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西方经济学的超越。其人文精神关怀精神体现在：
1.强调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马克思认为：在物质财富的增加过程中体现着人与人之间的经济矛盾，物质财富是人们生活的手段，而不是人们生活的目的；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是劳动者，不是物质财富；物质财富是人的劳动作用于物质的结果，生产力是人的生产力，并非物本身的力。物质财富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人的素质高低和能力的大小，以及作用于物质所必需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资本统治的结果，不仅把物质财富变成了经济乃至社会的主体，而且将劳动异化了。 将资本所有者变成“资本的人格化”，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矛盾之所在；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突出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克服劳动的异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发展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认为,“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了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人的需要是人自身的规定性,是促使人们积极从事各项活动的内在动力。人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从事劳动和其它社会活动,通过劳动和社会交往得到需要的满足,而需要的满足和满足需要的劳动又产生出新的需要,从而才能不断引发新的活动。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认为需要和生产一样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必要前提,人的发展包含着多方面需要的发展。需要的发展是促使人全面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
2.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批判，揭示了专制制度的反人道性质。私有制是异化的主要根源，社会分工固定化是它的最终根源。异化概念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反对人们自己的特殊性质和特殊关系。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也包括三个方面:①人的异化。在异化活动中，人的能动性丧失了，遭到异己的物质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从而使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发展，甚至畸形发展。马克思揭示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而且还当作精神上和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 ,在资本主义生产劳动中,物的世界的增殖与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因此，资本主义劳动不是发展劳动者的个性、才能，相反却使劳动主体的才能受限制、个性受压抑、人性受扭曲。②物的异化。劳动者将自己的劳动外化在产品上，劳动成为对象，成为一种异己的东西，这种异己的东西成为自己的对立面，生产的越多，劳动越廉价；劳动过程中的劳动者是自我否定的过程，劳动让劳动者相对的或者绝对的越来越贫困；人成为劳动的产物，甚至成为劳动的工具。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尊重劳动，承认人及其独立性和自我活动，但由于它把劳动看成是谋生劳动，既贬低了人，也贬低了劳动，是在承认“人”的假象下对人的彻底否定；马克思从作为劳动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利益出发，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创造了极大的财富，但它也极大地损害了无产者的利益，使无产阶级不仅不能满足自己的需要，相反却丧失了自己作为人的起码的需要。③货币的异化。私有财产实际上是劳动异化的产物。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的劳动的根据和原因，不如说财产是劳动外化的结果。马克思把劳动与财产的关系比作是上帝与人类的关系。私有财产和上是人类理性迷雾产生的。私有财产和上帝又反过来作用于人的异化。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马克思明确指出,在经济生活中,金钱是一种外在于主体的物质,又是人类主体本质外化的表现。金钱明明是人创造的东西，可是现在它却以“一切事物的普遍价值”的身份剥夺了主体自身和整个世界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异化了的主体又不得不拜倒在这个人造物面前，即“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 ”。这是主体的人与自己的创造物关系的颠倒。
3.对未来社会的设想：谋求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的观点是: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用。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是“自由人联合体”，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是生产资料公有制。马克思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占有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因而要解决这个根本矛盾，就要边生产资料私有制变为公有制。当摆脱了私有制的束缚了时，国家权力消失，人就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人又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同时人也不再受分工的束缚，真正成为自身的主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是“自由的人”。由这样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组成的联合体，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联合体”。
4.强调自然界与人、经济发展的统一性。同时马克思还认为未来社会是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社会。恩格斯指出：“人首先依赖于自然。”马克思说：人是“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马克思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人和自然界的同一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要依赖自然界，另一方面，人可以主动的改造自然界。自然界的改造和经济的发展要遵循一定的规律。经济的发展要依赖于自然条件，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人必须合理的支配自然界，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马克思主义理论阐明了人的本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关系的真谛。人类要想持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劳动。人类正是在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劳动中，才使人的类本质得到确认。自然界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在自然界之中；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自然界。人与自然一定要和谐，恩格斯在总结了人向自然界索取的教训后精辟地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他强调指出，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文关怀精神对构建和谐社会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蕴含着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包含着对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的执着追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文关怀精神与构建和谐社会在理论上具有一致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把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肯定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及其根源，表现了马克思对社会结构和谐的追求，对人际关系和谐的追求；马克思对异化的批判反映了他对人与社会和谐的向往；而他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则反映了人类社会生活条件、构成要素之间的和谐，“人的自由的全面的发展”则表现了对人自身的和谐的追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蕴涵的以人为本、对人的地位及命运的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追求，为我们在社会实践活动中，注意并科学处理社会生活各要素的协调性和整体性关系，提供了科学思路和思维方法，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以人为本，一是说人是目的，即人是人的活动及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和归宿。这里强调的是“为了谁”的问题。二是说人是关键。与技术、自然资源、资本等物的因素相比，人这个因素最活跃、最重要。最根本，人力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这里强调的是“依靠谁”的问题。三是说人是主体。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人总是扮演主体的角色。而人的主体角色，只有在不断实现、发展和维护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得到更加充分的发挥。因此，从为了人的目的出发，通过所创造的各项成果都应当为人们所共享。发展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的是为了给人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2.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坚持科学发展，处理好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则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是把发展同人的关系、发展手段同发展目的的关系辩证地统一起来，突出了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的目的性 ,即一切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追求作为发展的立足点与出发点，让人民群众从发展中获得最大的好处，就会最大程度地调动其创造的积极性，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不竭的动力。和谐是指逐步实现社会结构和谐、社会阶层结构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自身的和谐。
3.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进一步完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为社会和谐提供制度保证。在政治方面，应该保证人民享有充分的民利。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在经济方面，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些领域 ,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社会不公现象 ,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拉大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 ,这些现象的背后都有社会不公的影子 ,社会不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到了社会不同阶层的和谐相处。在文化方面，使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满足。必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进一步弘扬良好思想道德风尚，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4.对民众进行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的启迪教育，正确处理社会的人际关系。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社会和谐的本质是人的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诚信友爱、安定有序的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是正确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民众进行人文精神、终极关怀的启迪教育，引导人们逐步跳出只在实用主义、经验主义、功利主义的层面去思考问题的立足点，营造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社会氛围，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宽容、谦让、奉献的社会道德，使整个社会呈现出和睦融洽的和谐局面，努力实现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页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3）34-094-02
我们所说的人文精神是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不同领域的反映。在长久的历史发展变化中，人文精神逐渐的形成和发展，就是古老的、传统的、积极文化浓缩出来的精华。而教育本身作为一种传播积极文化的工具，就更加应该担负起传播人文精神的责任。在校园的教育生活管理中就更应注重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感受，将精神文明融入校园教学生活管理中去，注重人文主义精神，让教育生活更加人性化和文明化。现代学校教育生活管理中，人文精神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成为学校建设发展的一个趋向。
一、把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作为校园管理的思想基础
1、管理要有制度，做到以人为本
管理要有制度，但不是所有的制度都是万能的。比如，有许多学校虽然有比较系统的制度，但难以落实，出现管理低效的情况，其主要原因就是缺少了人文精神的管理思想。杨振宁教授曾说过，在科技发展迅猛的今天，忽视人文，我们中国是要付出极大的代价的。而值得庆幸，我们越来月明吧将物质和人文主义相协调，而制度就是这样一个手段。我们的制度是学校秉承依法治校而制定的在学校内部进行的规则，它的制定是为了保护学校，避免因为一些变动而造成学校正常工作的混乱，从而保证正常的运行。当人，制度也为全校的师生指明了思想和道路，让他们清楚的知道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和事情，对他们的犯错也有一种制约在其中。这样就给出了他们一个积极的引导作用实现了制定制度最初的意志――将人文精神和客观实际相结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本身在制定制度的过程中就坚持了一切服从实际情况，坚持了从哪来到哪去的思想，秉承了人文精神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广大师生的意志。按着制度进行管理，以服务广大师生群体为目的，坚持教学育人，培养高素质人才。这是创造温馨校园、充满人文精神校园的重要方向。
2、实现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的有效结合
目前，许多人都认为依法治校是纯制度的管理模式，缺少人性和情感，没有人文精神；而许多人又认为以德治校是纯情感管理没有相关的制度。还有很多人认为德育为重线，辅之法制才是校园人文精神建设的重点，制度建设作用不大。些都属于片面的认识，归根结底是没有真正理解党的治国策略内涵。德育、人文。制度都是将人文精神融入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是目标一致的有机的整体。要在校园教育生活中融入人文精神必须要把这三项全部融入我们的管理中去，让学校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渗透着人文主义精神。例如北大校长蔡元培，他之所以能够开创北大一代光辉历史，在于其特殊的人文管理，初任校长便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将依法治校与以德治校两者紧密结合，同时他也主张以德治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施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建立了这样的管理思想，才能真正理解党的治国策略内涵，并把这些思想落实到实际行动中去，提高学校的管理水平和管理效益。
二、人文精神融入现代校园管理的重要意义
1、人文精神管理中坚持的公平公正原则
人文精神管理中公平正是主要的原则之一，满足了广大师生在心理和日常的生活中的问题。维护大多数人的合法权益，也随即营造了一个相对更轻松愉快的交往环境。在管理中所体现出来的公平公正原则，有助于协调校园各部门之间、学校与家庭之间、学校与社区之间等的关系，维护学校的合法地位，从而拥有更多的教育资源与教育力量。在人文精神的管理中，师生占了主体地位，在这里也充分发挥了师生的主体性作用，调动了最广泛的一切积极因素，发挥了师生的自我批评、自我激励等的主人翁精神。台湾辅仁大学校长黎建秋曾提出重建高校人文精神，他强调一种整合精神，即人与自身的结合，人与社会的结合，我们应该具备一种整体的精神。黎认为人文的基本精神，就是希望人能能成为一个整体，朝着一个共同的，至善的目标去奋斗，就是人文大学中最高的理想。在学校，师生与校园便构建了一个整体，只有当师生们具备了主人翁精神，才会真正把自己融入学校这个大家庭，为和谐的校园建设而尽心尽力。实现个人与学校的共同发展。
2、人文精神使校园生活更美好
弘扬人文精神，其目的就是让广大的师生建立起共同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形成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激励的意识，把管理要求内化为提升自我素质，外化为端正自我品行。在学校里校长是集教育者、管理者、领导者为一身的焦点人物。所以，在管理和人际交往中，校长要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自身优秀的品行与独特的人格魅力在日常生活中去影响全校师生，并做到关爱师生、凝聚师生。通过言传身教促使各个领导人员与管理人员严格执法，加强工作的监督、检查和反馈环节，落实好评价及奖惩等制度。主体的本身有人文精神的愿望和需求才校园人文精神建设的前提性条件，而主体人文精神素养是要经过长时间的熏陶才能培养出来的。社会发展进步和转型给大家提供了更多的机会，给大家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就要求大家学习发展自己，让自己时代的转型与社会的发展给广大师生带来众多机遇和挑战，让师生们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总结
教学管理是教育事业提高质量、生存发展的关键性因素。我们在校园教学管理中也要秉承党的思想，把科学发展观融入进去，将以人为本等思想融入校园教育生活当中。将人文精神真正的融入学校，融入学生和教师群体当中，让校园教育生活更加人性化、更加和谐发展。现代的管理需要弘扬人文精神，校园管理中更需要人文精神的积极向导与指引，才能让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在实现自我人生理想的同时更安教乐教；才能让我们的学生们更加积极向上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才能更加地健全当代的学校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 闫 辉.高校文化建设与“和谐校园”构建[J].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2（04）.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5-0038-04
基金项目：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梦凝聚社会共识的学理支撑及实现路径研究”（14XKS009）。
作者简介：蒙云龙（1974-），男，壮族，广西崇左人，博士，钦州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教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所诞生的最伟大的文化成果，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指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方向和最终归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高屋建瓴和与时俱进的理论特征。因此，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坚定不移地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统摄和引领社会思潮的旗帜，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成为人民群众社会实践活动的科学指南。这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并使之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了解、所掌握、所认同和所实践，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吸引力和感染力。诚如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所指出：“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1]而这主要归因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蕴涵博大精深的科学性、人文性和实践性等价值意蕴。因此，剖析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人文性和实践性等价值意蕴，以其价值意蕴作为拓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和引领舆论的向度，是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感染力和凝聚力最有效、最迅速、最便捷的路径。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价值意蕴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价值意蕴，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民群众对科学的呼唤和需求，体现主体对客体属性需求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是其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继承和发展了人类文明以来思想发展和文化发展中最有价值的智慧成果，为谋求全人类解放，真正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和富裕的崇高使命所创建的学说，体现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决定于其始终坚持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为逻辑发展依据，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和客观规律，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立论、发展的可证性特质，与形形色色的宗教主义、神灵主义和蒙昧主义等形而上的玄学、神学划清了界限，彰显了科学的可怀疑性、可检验性和可证实性。马克思主义科学性还决定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未把自己的学说视为固定不变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真理，而是认为需要与时俱进、与实际相结合地不断丰富和发展，体现了人类科学发展的本质脉络。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2]248-249克服了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强调了科学的发展性，也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体，人的自然性决定了人像其他生物一样吃喝拉撒睡，从而使人得以生存和发展。人的自然性是人的社会性的基础和前提，但非本质。“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56个体必然与其他个体、群体发生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社会关系才能生存和发展，个体由此必然会受到各种科学的或谬误的思想、体制、文化等的影响。人趋利避害的本能性和以求得更好生存和发展的需求性，决定人都渴望得到科学的思想、体制、文化的引领和帮助。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迄今批判人类文化成果最多、汲取人类文明成果智慧巅峰最多的科学理论，集中反映了人类社会精神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和必然趋势，人类只有以它作为精神支柱和价值引领，才能势如破竹地推动社会的发展，实现人生价值和致达人类发展的终极归宿。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对科学的渴求性，决定了巩固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遵循科学价值路径。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意蕴，尽可能满足人的科学价值渴求，是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和感染力、统领和引领社会舆论的迫切要求。随着全球化发展，国家间和民族间意识形态的斗争和文化的竞争日趋激烈，各国各民族利用全球化趋势打意识形态牌、价值观念牌、文化牌等越趋频繁，旨在使自己所秉持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文化能影响更多的人、拥有更多追随者和信众。一些邪教组织、封建团伙、迷信团体等也趁机沉渣泛起、兴风作浪，给社会带来了很多危害。如何使人民群众在纷繁芜杂的意识形态和多元多彩的文化碰撞中始终保持清醒头脑而不沦为各种歪理邪说的俘虏、始终保持身心健康与和谐，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直接挑战，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升竞争力和影响力必须破解的时代难题。这就要求我们，要坚持科学价值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向，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普及科学的求实、求真、求善的理性精神，引导人民大众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自己思想，自觉抵制封建愚昧、蛊惑人心的歪理邪说，正确理解社会发展规律，筑牢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长城，树立共产主义信念，自觉为实现共产主义而辛勤工作。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文性价值意蕴
关注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关注人的发展、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点和价值取向。马克思恩格斯立足资本主义私有制出现的人的异化、人的畸形发展等现实，回溯和展望了人的发展历程中的三种态势，即“人对人的依赖”发展态势、“人对物的依赖”发展态势、“人自由自觉”发展态势，阐明了人自由全面充分发展，既符合人性、又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追求。人的发展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但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性制约因素成为遏制人发展的主因。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实现共产主义、促使人自由全面充分发展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彻底废除私有制，实现人的自由和平等;还要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科学技术进步，逐渐减少或彻底废除自然界对人的发展的控制、统治和制约，使人真正成为主人，过着平等、体面、文明、富裕和自由的生活;而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无法给人提供此类发展。只有共产主义才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3]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提出并论证了人类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发展逻辑，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既能保证社会成员有富足的且一天比一天富裕的物质生活，又能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体力和智力自由全面充分发展和运用。因此，共产主义生产条件下的劳动，不再是奴役人、压迫人和剥削人的劳动，而是人类自由全面充分地运用人的体力和智力，是一个充满快乐和愉悦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种高瞻远瞩的科学理论预见，既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性受到扭曲的强烈不满和愤慨，也是对理性化的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的迫切吁求，显示他们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具有浓郁的人文价值底蕴，闪耀着灿烂的人文价值光芒。
马克思主义人文价值底蕴和光芒，决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发展以及宣传教育务必要将人文价值贯穿于始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人文价值的现实性和可行性，而不是像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所鼓吹的抽象的人文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发展要遵循人文价值取向，就要始终坚持人民地位至上、人民利益至上、人民发展至上思想。坚持人民地位至上思想，就要承认和坚持人民是社会财富创造者和精神财富创造者，坚持人民是历史发展主要力量的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首位，体现人民的尊严和价值。马克思主义自十月革命传入我国以来，随着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不断发展而发展，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秉持和践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文价值取向，切实做到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4]积极发挥马克思主义认识世界和变革世界的巨大功能，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坚持人民利益至上，就要始终秉持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把维护和满足人民群众利益放在首位，才能使人民群众认同马克思主义。毕竟利益是思想的基点，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出丑。马克思主义就是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利益分配异化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和利益状况始终是马克思主义关注的基点和取向。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活动，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文价值取向，就要把是否能满足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是否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评判标准。坚持人民发展至上思想，就要始终秉持和践行以人为本的发展观，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是固步自封的理论阐释，而是在不断破解发展难题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需要发展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充实自身，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民发展至上思想，就是要做到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要惠及人民、发展要依靠人民，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贴近实际、贴近人民、紧随发展，体现与时俱进的发展观。
人是万物的尺度。任何脱离人或背离人的主义、理论或思想必定遭到唾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文价值取向，本质上就是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认清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和实现人的发展。就我国当代而言，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就是要在坚持以人为本的基础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立场和方法的普及，继续弘扬马克思主义的人文价值，不断解放生产力以创造出更多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产品，为人的发展奠定雄厚物质基础;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彻底摈弃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人全面自由充分发展的机制体制，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发展，为维护人的平等和尊严创造条件;不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在坚持“双百”和“二为”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创造出内容丰富多彩、形式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提高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实力，逐步实现从“经济富国”到“文化强国”的转变，为推动人的发展奠定可持续的智力基础和精神支撑;不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始终不渝地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价值发展趋势，引导人民群众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升人民群众精神境界，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没落思想意识的侵蚀和腐化，树立为构建和谐社会主义、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而辛勤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努力奋斗的崇高理想。回顾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辉煌壮丽的历程，实际上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和凝聚力不断提升的历程，本质上就是始终牢牢把握和贯彻以人为本和人民群众至上的人文价值取向历程。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提升的经验总结，也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价值要求。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性价值意蕴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神灵主义、经院主义、神秘主义等唯心主义思想的根本标尺。从马克思主义发展源头看，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黑格尔思辨理性主义和费尔巴哈直观感性主义基础上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克服了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缺陷，把实践作为哲学、主义和理论的根基和生长点，摆脱以往理论家、哲学家等纯粹学术化的研究工作，着眼于对资本主义诞生和发展过程中人的异化难题的思考，着眼于对决定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关系的研究，着眼于对实现人类自由全面充分发展的探索，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终极归宿指明了道路。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实际是实践的第一要义，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与形形色色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要求。马克思恩格斯不止一次强调他们所创建的理论不是封闭固步的终极理论体系，而是随着实际的发展而发展。他们在《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2]248坚持了实践性的实际属性和根本要求;践行是实践的根本使命，“物质批判”比“理论批判”的优越之处就在于“物质批判”的变革性和直观现实性，解释世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使命的互通之处，但改造世界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的根本使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物质批判”要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关注“此岸”世界的现实性活动;人民群众观点是实践的根本保障，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不是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而是视人民群众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变革社会和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具有浓厚的人民群众基础意识和人民群众主体性思想，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价值意蕴是马克思主义的属性决定和自身所求。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以实践为基点。自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后，凡是坚持实践性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就能蓬勃发展;反之则遭遇挫折。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特征，立足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实际情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使广大人民群众明确中国革命属性、使命、阶段等，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拥护和支持，创造性地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而以陈独秀和王明等为代表的“右倾”“左”倾主义，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性、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和发展态势，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受挫折，甚至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特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时“一穷二白”的实际紧密结合，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奠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经济基础，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显示出了强大的实践性成效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知和认同。但因晚年的毛泽东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实践性特征，中国陷入了十年浩劫的深渊，整个社会濒临崩溃。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进入改革开放，但长期囿于“左”倾思想的禁锢，改革开放初期多在姓“社”或姓“资”、姓“公”或姓“私”、“改革”或“改向”的激烈争论中蹒跚前进。邓小平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非凡的理论创新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科学概括社会主义本质，闯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奠定了中国飞跃式发展的基础。随着改革开放全面深化，中国社会呈现的多元化趋势和社会发展瓶颈期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如何继续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政党属性、实现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成为党在新时期所面临的执政难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国情、世情、党情和民情的紧密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全面贯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飞跃。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则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全面攻坚期所面临空前挑战和机遇的形势下，高屋建瓴地提出科学发展观，为中国改革开放寻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新境界。
3 卢卡契、阿尔都塞与本雅明
卢卡契(1885一l971)，匈牙利共产党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他自己说：“成长为共产党人的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最大的发展成就”。主要著作有《心灵与形式》、《历史与阶级意、《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理性的毁灭》、《审美特性》等。1923年，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集中反映了他的美学思想。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在该书对资产阶级的物化批判的基础上，着手建立他们的“批判理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反对历史决定论，强调主体意识的作用。布哈林批判他“重新陷入了黑格尔主义”。当现象学美学家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中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追溯到《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卢卡契表示了强烈抗议。自1933年迁居苏联起，他就转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他的思想与美学有关系的，主要是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理论。在他看来，相对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变化是过去那种完整统一的社会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破碎的零散的社会。面对这样一个社会，艺术家失去了整体把握的能力。在表现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和意识流文学中，扑面而来的都是一些破碎的局部现象。面对这样的现实，本雅明主张以一种新的“剪接拼合”方式来表现现实，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则认为现代主义之所以采取一种破碎的形态，目的在于与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相抗衡。卢卡契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认为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是四分五裂了，但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体现出一种“总体性”。他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但“从个体通往总体的道路是没有的”，“只有阶级才能积极地领悟社会现实并整个儿地把它加以转变”。他把存在分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两类。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建立，目的就在于要正确协调自然的因果性和劳动的目的性之间的关系。卢卡契实际上是以文学对现实世界的总体性描绘为基本要求，来区分现实主义和一切现代主义文学的根本差异。他把艺术视为人类自我意识的最高形式，把审美视为人性复归的途径。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两种选择面前，他认为“哲学水平之降低就是非理性主义发展的本质标志，“颓废艺术即是非理性主义的艺术”。他认为，从谢林到希特勒的非理性道路背叛了德国哲学的理性传统，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非理性主义的不同阶段都是作为对阶级斗争的问题所作的反动回答而出现的”。他竭力强调20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方向，对现代主义，例如表现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提供了总体性的艺术方法，达到了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他甚至和布莱希特进行了关于“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大论战”。同时，在现代作家托马斯·曼和卡夫卡之间，他选择了前者。倡导现实主义，反对现代主义，这是他美学思想的重心。卢卡契政治上的革命理想和艺术上的保守趣味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西方现代批判理论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类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大致出现了两种思潮，即“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坚决站在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边，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黑格尔化的倾向，认为在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期间的马克思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决裂”。阿尔都塞(1918-1990)是以《保卫马克思》(1965)一书成名的，他是法共党员，但反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主要著作有《保卫马克思》、《阅读》、《列宁和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等。他把马克思思想解释成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创立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他讨论文学艺术的著作并不多，主要有《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一封论艺术的信》和《抽象派画家克勒莫尼尼》。他依据一种“症状”阅读法，主张在马克思理论的表层结构中寻找深层结构，把一种深层理论框架“从深处拖出来”。这就是理论的“结构”。在他看来，只有对“无意识的”“深层结构”的认识才是科学。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意识形态期到科学期的转变。是“认识论上的断裂”。他的独特的意识形态论和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理论，对西方马克思美学有较大影响。甚至形成了阿尔都塞学派。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本雅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和卢卡契、阿多诺相比，它的思想组成更为复杂，并深深地影响了杰姆逊、伊格尔顿等人。本雅明(1892-1940)，出身于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主要著作有《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德国悲剧的起源》、《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他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这造成“一切取决于时间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现代人不再致力于那些耗费时间的东西”。因此，小说等传统艺术形式走向终结，摄影、电影等机械复制艺术取而代之。机械复制艺术是指能够运用先进技术、机械手段进行大量复制的现代艺术作品。随着“韵味”的消失，艺术的全部功能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是从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一书有关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论述中得到启发，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生产”观念。“艺术是一种社会性生产的形式”。为了说明艺术的生产性质，他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理论，阐明了艺术政治学的革命要求。在他看来，在艺术生产过程中，文学艺术家是生产者，艺术作品是产品或商品，艺术欣赏是消费，艺术创作的技术代表着一定的艺术发展水平。艺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即艺术家与观赏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艺术生产关系。这样，文艺的“技巧”作为艺术生产力的代表，在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本雅明是第一个把生产概念系统用于美学研究的。应该承认，本雅明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充分肯定了现代摄影、电影等新兴艺术的价值与成就。他对后审美艺术即机械复制艺术的肯定性判断，大大突破了唯美主义视野，并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倾向。当然，他对技术的歌颂有忽视艺术精神性的成份，他对现代派的推崇也有盲目性。
本雅明对技术的重视和阿多诺对技术工具理性的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定意义上直接开启了后现代美学。本雅明认为，电影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艺术和大众的关系，使之具有了革命性。因为电影把艺术变成了亿万民众的参与，不再象传统艺术那样局限于少数人。这种关注普通大众的接受效果的观点，显然有“接受美学”的思想。在布莱希特的戏剧中，他认为只有保持“间离”效果，才能避免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并把被动的观念改造成积极参与的批判主体。他把绘画艺术和摄影艺术相比较，更清楚地说明了复制给艺术带来的巨大变化和“传统大崩溃”的内在原因。复制作为“后现代的一个基本主题”(杰姆逊语)，摆脱了原作的局限，是当代艺术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里，本雅明和阿多诺的美学观念稍有不同。当复制技术出现并威胁到传统艺术的生存时，阿多诺做出的直接反应是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现代派。本雅明对此不屑一顾，自然受到了阿多诺的反驳。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只有本雅明坚决主张大众文化，并认为其中包含了许多值得发掘的政治潜能。他说：“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性改变大众对艺术的关系。最落后的关系，例如毕加索，最进步的关系，例如卓别林”。在一定意义上，他关于“韵味”有无的判断，实际上构成了艺术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区别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的美学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美学。
和哈贝马斯相似，本雅明的思想同后现论有着复杂的联结。他欣赏尼采的说法：“当什么东西正在衰落时，应该给它最后的一击”。由于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衰落，因此，“当代现实性”、“破坏”、“重建”等就成为其美学思想思考的中心。这样，波德莱尔象征主义的愤世嫉俗，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式的疯狂否定和布莱希特反戏剧式的表现主义戏剧，正是他理想的出路。在这一点上，他和阿多诺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即努力在现代主义的艺术中寻找出路。不过，对阿多诺来说，卡夫卡、贝克特、勋伯格才是理想的最有颠覆性的艺术家。而在本雅明那里，真正有力的艺术家则是波德莱尔、布列东和布莱希特。
4 后期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是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从比较的意义上说，就审美观念而言，卢卡契是一个传统主义者，阿多诺是一个现代主义者，而本雅明、哈贝马斯则是后现代主义者。
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纳粹法西斯的残暴，美国式的消费文化，这一切都在他的美学思考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作为一个一度是唯美主义者和音乐问题专家的阿多诺(1903—1969)，他的主要著作有《启蒙辩证法》(1947)、《否定辩证法》(1966)、《现代音乐哲学》(1499)、《美学理论》(197o)等。同其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一样，阿多诺的研究重心也放在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上。不同之处在于，阿多诺是从“否定的美学”方面来建设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
卢卡契和阿多诺在政治目标上是较为一致的，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揭露物化的现实和虚假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但两人的审美选择却大相径庭，前者主张回到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亦即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肯定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则主张从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的情况出发，在现代主义艺术中找到新的“批判武器”。卢卡契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精神的堕落”，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回到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才能发挥艺术的批判现实的功能。而阿多诺所推崇的则是艺术在现存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具有的文化批判和否定的功能。如果说卢卡契在现代主义中看到的是颓废、消极和堕落，那么，阿多诺则在现代主义艺术中看到了否定、颠覆和批判。一个失望于现代主义，一个则寄希望于现代主义。他要通过现代主义艺术来达到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颠覆，以实现审美的救赎，唤起希望的乌托邦。阿多诺最钦佩的几位现代主义艺术大师，如波德莱尔、卡夫卡、贝克特、勋伯格等，都是具有这样明显特征的艺术家。在阿多诺眼里，现代主义具有一种更为深层的政治使命。现代主义艺术在其100年的历程中，似乎一直具有“小圈子的分工性格”(马尔库塞语)。在阿多诺看来，要否定资本主义社会，要同市场化的文化产业作斗争，唯一的道路就是拒绝交流，拒绝被大众所接受。他在其著名的《审美理论》一书中指出：“关于艺术的一切已经变得成问题了：艺术的内在生命力，它和社会的关系，甚至它存在的权利”。阿多诺对存在主义美学家海德格尔(也是宿敌)十分尖刻，说他“每一个毛孔里都浸透着法西斯主义”。
3 卢卡契、阿尔都塞与本雅明
卢卡契(1885一l971)，匈牙利共产党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他自己说：“成长为共产党人的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最大的发展成就”。主要著作有《心灵与形式》、《历史与阶级意、《关于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理性的毁灭》、《审美特性》等。1923年，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集中反映了他的美学思想。法兰克福学派正是在该书对资产阶级的物化批判的基础上，着手建立他们的“批判理论”。在这部著作中，他反对历史决定论，强调主体意识的作用。布哈林批判他“重新陷入了黑格尔主义”。当现象学美学家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中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追溯到《历史与阶级意识》时，卢卡契表示了强烈抗议。自1933年迁居苏联起，他就转向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研究。他的思想与美学有关系的，主要是总体性、物化和阶级意识理论。在他看来，相对于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已经出现了一系列巨大的变化，一个最大的变化是过去那种完整统一的社会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破碎的零散的社会。面对这样一个社会，艺术家失去了整体把握的能力。在表现主义文学、超现实主义文学和意识流文学中，扑面而来的都是一些破碎的局部现象。面对这样的现实，本雅明主张以一种新的“剪接拼合”方式来表现现实，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则认为现代主义之所以采取一种破碎的形态，目的在于与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相抗衡。卢卡契的观点则与此相反，他认为表面上看资本主义社会似乎是四分五裂了，但实际上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体现出一种“总体性”。他指出：“马克思的辩证法，旨在把社会作为总体来认识”。但“从个体通往总体的道路是没有的”，“只有阶级才能积极地领悟社会现实并整个儿地把它加以转变”。他把存在分为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两类。社会存在本体论的建立，目的就在于要正确协调自然的因果性和劳动的目的性之间的关系。卢卡契实际上是以文学对现实世界的总体性描绘为基本要求，来区分现实主义和一切现代主义文学的根本差异。他把艺术视为人类自我意识的最高形式，把审美视为人性复归的途径。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这两种选择面前，他认为“哲学水平之降低就是非理性主义发展的本质标志，“颓废艺术即是非理性主义的艺术”。他认为，从谢林到希特勒的非理性道路背叛了德国哲学的理性传统，最终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产生，“非理性主义的不同阶段都是作为对阶级斗争的问题所作的反动回答而出现的”。他竭力强调20世纪文学的现实主义方向，对现代主义，例如表现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他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提供了总体性的艺术方法，达到了现象和本质的统一。他甚至和布莱希特进行了关于“现实主义”与“表现主义”的“大论战”。同时，在现代作家托马斯·曼和卡夫卡之间，他选择了前者。倡导现实主义，反对现代主义，这是他美学思想的重心。卢卡契政治上的革命理想和艺术上的保守趣味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西方现代批判理论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类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大致出现了两种思潮，即“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坚决站在科学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边，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化、黑格尔化的倾向，认为在青年马克思和成熟期间的马克思之间，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决裂”。阿尔都塞(1918-1990)是以《保卫马克思》(1965)一书成名的，他是法共党员，但反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主要著作有《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列宁和哲学》、《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等。他把马克思思想解释成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特别是意识形态的理论，创立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他讨论文学艺术的著作并不多，主要有《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一封论艺术的信》和《抽象派画家克勒莫尼尼》。他依据一种“症状”阅读法，主张在马克思理论的表层结构中寻找深层结构，把一种深层理论框架“从深处拖出来”。这就是理论的“结构”。在他看来，只有对“无意识的”“深层结构”的认识才是科学。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意识形态期到科学期的转变。是“认识论上的断裂”。他的独特的意识形态论和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理论，对西方马克思美学有较大影响。甚至形成了阿尔都塞学派。
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本雅明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物。和卢卡契、阿多诺相比，它的思想组成更为复杂，并深深地影响了杰姆逊、伊格尔顿等人。本雅明(1892-1940)，出身于一个富有的犹太人家庭，主要著作有《论本体语言和人的语言》、《德国悲剧的起源》、《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他认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入了信息时代，这造成“一切取决于时间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现代人不再致力于那些耗费时间的东西”。因此，小说等传统艺术形式走向终结，摄影、电影等机械复制艺术取而代之。机械复制艺术是指能够运用先进技术、机械手段进行大量复制的现代艺术作品。随着“韵味”的消失，艺术的全部功能就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是从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一书有关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论述中得到启发，形成了自己的“艺术生产”观念。“艺术是一种社会性生产的形式”。为了说明艺术的生产性质，他运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理论，阐明了艺术政治学的革命要求。在他看来，在艺术生产过程中，文学艺术家是生产者，艺术作品是产品或商品，艺术欣赏是消费，艺术创作的技术代表着一定的艺术发展水平。艺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即艺术家与观赏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艺术生产关系。这样，文艺的“技巧”作为艺术生产力的代表，在本雅明的艺术生产理论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位置。本雅明是第一个把生产概念系统用于美学研究的。应该承认，本雅明从技术进步的角度，充分肯定了现代摄影、电影等新兴艺术的价值与成就。他对后审美艺术即机械复制艺术的肯定性判断，大大突破了唯美主义视野，并具有鲜明的功利主义倾向。当然，他对技术的歌颂有忽视艺术精神性的成份，他对现代派的推崇也有盲目性。
本雅明对技术的重视和阿多诺对技术工具理性的批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一定意义上直接开启了后现代美学。本雅明认为，电影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艺术和大众的关系，使之具有了革命性。因为电影把艺术变成了亿万民众的参与，不再象传统艺术那样局限于少数人。这种关注普通大众的接受效果的观点，显然有“接受美学”的思想。在布莱希特的戏剧中，他认为只有保持“间离”效果，才能避免完全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俘虏，并把被动的观念改造成积极参与的批判主体。他把绘画艺术和摄影艺术相比较，更清楚地说明了复制给艺术带来的巨大变化和“传统大崩溃”的内在原因。复制作为“后现代的一个基本主题”(杰姆逊语)，摆脱了原作的局限，是当代艺术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这里，本雅明和阿多诺的美学观念稍有不同。当复制技术出现并威胁到传统艺术的生存时，阿多诺做出的直接反应是倾向于“为艺术而艺术”的现代派。本雅明对此不屑一顾，自然受到了阿多诺的反驳。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只有本雅明坚决主张大众文化，并认为其中包含了许多值得发掘的政治潜能。他说：“艺术作品的机械复制性改变大众对艺术的关系。最落后的关系，例如毕加索，最进步的关系，例如卓别林”。在一定意义上，他关于“韵味”有无的判断，实际上构成了艺术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相区别的标志。在这个意义上，本雅明的美学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美学。
和哈贝马斯相似，本雅明的思想同后现论有着复杂的联结。他欣赏尼采的说法：“当什么东西正在衰落时，应该给它最后的一击”。由于资本主义世界正面临着深刻的危机和衰落，因此，“当代现实性”、“破坏”、“重建”等就成为其美学思想思考的中心。这样，波德莱尔象征主义的愤世嫉俗，布列东的超现实主义式的疯狂否定和布莱希特反戏剧式的表现主义戏剧，正是他理想的出路。在这一点上，他和阿多诺在总体上是一致的，即努力在现代主义的艺术中寻找出路。不过，对阿多诺来说，卡夫卡、贝克特、勋伯格才是理想的最有颠覆性的艺术家。而在本雅明那里，真正有力的艺术家则是波德莱尔、布列东和布莱希特。
4 后期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后期的代表人物是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从比较的意义上说，就审美观念而言，卢卡契是一个传统主义者，阿多诺是一个现代主义者，而本雅明、哈贝马斯则是后现代主义者。
阿多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领袖，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纳粹法西斯的残暴，美国式的消费文化，这一切都在他的美学思考中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作为一个一度是唯美主义者和音乐问题专家的阿多诺(1903—1969)，他的主要著作有《启蒙辩证法》(1947)、《否定辩证法》(1966)、《现代音乐哲学》(1499)、《美学理论》(197o)等。同其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一样，阿多诺的研究重心也放在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上。不同之处在于，阿多诺是从“否定的美学”方面来建设他的社会批判理论的。
卢卡契和阿多诺在政治目标上是较为一致的，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揭露物化的现实和虚假的日常生活意识形态，但两人的审美选择却大相径庭，前者主张回到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亦即回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肯定的意识形态，而后者则主张从现代资本主义的新的情况出发，在现代主义艺术中找到新的“批判武器”。卢卡契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精神的堕落”，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因此，只有回到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才能发挥艺术的批判现实的功能。而阿多诺所推崇的则是艺术在现存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具有的文化批判和否定的功能。如果说卢卡契在现代主义中看到的是颓废、消极和堕落，那么，阿多诺则在现代主义艺术中看到了否定、颠覆和批判。一个失望于现代主义，一个则寄希望于现代主义。他要通过现代主义艺术来达到对现存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颠覆，以实现审美的救赎，唤起希望的乌托邦。阿多诺最钦佩的几位现代主义艺术大师，如波德莱尔、卡夫卡、贝克特、勋伯格等，都是具有这样明显特征的艺术家。在阿多诺眼里，现代主义具有一种更为深层的政治使命。现代主义艺术在其100年的历程中，似乎一直具有“小圈子的分工性格”(马尔库塞语)。在阿多诺看来，要否定资本主义社会，要同市场化的文化产业作斗争，唯一的道路就是拒绝交流，拒绝被大众所接受。他在其著名的《审美理论》一书中指出：“关于艺术的一切已经变得成问题了：艺术的内在生命力，它和社会的关系，甚至它存在的权利”。阿多诺对存在主义美学家海德格尔(也是宿敌)十分尖刻，说他“每一个毛孔里都浸透着法西斯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3-0005-05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马克思在唯物史观创立的前提下，在充分吸收前人优秀成果和革命与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独创的意识形态理论。它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理论性与实践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相统一的科学体系，是反映社会生产关系、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思想体系。开天辟地，为后人留下无穷无尽的宝藏；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缔造了人类历史上意识形态的巨大变革。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和灵魂，对我国整个社会思想体系建设起着统领和支配的作用。正是因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我国在革命与现代化建设中才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说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先进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能反映社会发展规律，明确社会发展方向，代表着人民群众的愿望和价值追求，对推动社会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纷涌而入，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严峻挑战
（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挑战
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以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为主要特征，以市场原教旨主义、文化霸权、“华盛顿共识”以及“意识形态终结论”为主要表现形式。[1] 新自由主义思潮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长驱直入”，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广泛传播、蔓延，严重威胁着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一些人鼓吹“市场万能论”、 大肆宣扬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张一切由市场调控，反对国家干预，企图全盘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原教旨主义作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意识形态直接作用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企图误导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生产力落后，如果被新自由主义思想误导，将对我国改革和社会建设造成严重后果。此外，新自由主义倡导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消费主义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对我国民众生活产生了负面影响。为此，我们必须坚决抵制和防范新自由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和侵袭，切实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
（二）思想文化多元化的挑战
思想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有利于我国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但多元化的思想所包含的西方价值观、伦理观、生活观不断冲击着我国国民的思想道德、价值取向、伦理规范，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受到挤压、冲击，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产生负面影响。
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我国改革开放的客观形势下，西方文化纷涌而入，人们的思想观念空前活跃，文化选择日益多元化，价值取向日益复杂化，利益关系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日益多元、多变、多样，西方发达国家利用先进的科技向弱势国家传播其强势文化，这种文化霸权的渗透和浸淫使得我国大众潜移默化地吸收着西方价值观念、思维习惯、审美情趣等，不自觉地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产生认同而对我国执政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信仰产生了怀疑和动摇。此外，“社会转型时期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发展也催生了多样化的观念和价值追求，社会群体开始个性化多样化发展，其思维方式也具有自主性、分散性和随意性。一些人的主导信仰发生程度不同的质变和量变，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所削弱。这一切都大大增加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难度、整合难度和引导难度”。 [2]（P43）
（三） 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
“主流意识形态” 和“非主流意识形态”两条“支流”汇聚而成意识形态。其中，主流意识形态“为世人确定意义”，[3]（P92）在社会价值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其目标体系为人们的社会活动提供了价值导向。而非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注定水火不容，为了捍卫自身利益，总是不断地冲击、挤压、侵袭主流意识形态，力图削弱其影响力。 [4]自20世纪以来至今，世界上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日益增加，以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为核心的西方文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形色多样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反马克思主义滋生暗长，悄无声息而出其不意地冲击着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多元论和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终结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意识形态终结论的思想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出现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级形态，而获得永恒胜利的是资本主义。[5]（P176）实质上，意识形态终结论并不是认为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已终结，而是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终结，随后西方自由民主的普适价值观开始在全球传播。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污蔑，各种“污水”迎面而来，国际反马克思主义、势力大肆鼓吹马克思主义破产论、共产主义灭亡论，人们开始怀疑并反思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念，关于“儒家伦理取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呼声此起彼伏 [6]，意识形态终结论实质上是否定马克思主义，彻底颠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意识形态多元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对人们思想形成了冲击，多元思维随之产生，除了居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外还存在许多或消极或激进的意识形态，这些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造成了消极影响。例如：各种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如拜金主义、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严重影响着我国国民的价值观，甚至有人错误地认为：所有制结构多样化必定需要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西方国家在政治上可以实行多党制，我国政党制度也可以多样化，宣称要打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垄断地位，“把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分割为所谓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主张开放的马克思主义， 即认为不需要重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 把它树立为一种意识形态或正统体制。意识形态多元论的要害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7]这种思潮实实在在地动摇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并严重削弱了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作用。
意识形态。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已对他们造成了威胁，于是炮制“中国”“中国意识形态”，凭借发达的技术媒体对我国进行歪曲负面报道，以此丑化我国在国际上的形象，试图遏制我国的迅速发展，利用文化霸权主义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颠覆，企图消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最终达到被“西化”“分化”“边缘化”“淡化”直至被西方价值观“同化”的目的。对此，我们应保持清醒头脑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做斗争，坚决捍卫我国的意识形态安全。
二、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面临挑战的原因
（一）经济全球化因素
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全球化使我们面对世界的方式有了根本改变，全世界正在共同接受着源自世界市场的、范围广泛的多样化的物质形式和文化。“经济全球化过程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过程，而且是一个伴随意识形态运动的政治过程。”[8]（P179）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自身在经济、文化、信息、科技方面的优势，在全球化中推行强权政治和文化帝国主义，向弱势国家推广其普世价值，宣传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消费方式来吸引和腐蚀我国的青年，潜移默化地使民众接受他国意识形态，而淡化对本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难以坚持和确定本民族的文化属性，全球化客观地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威胁。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想把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普世价值强加给我国，进而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改变社会主义性质。由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经受着各民族多元化思想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是现阶段淡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社会结构转型因素
当前，我国正处在剧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再加上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价值观念未能建立起来，市场化浪潮开始泛滥，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很大挑战。首先，市场主体、所有制结构、分配方式、利益格局都趋于多元化，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和评价标准多元化，使人们不再信仰和认同单一的意识形态，而是理性地选择不同的意识形态观点。在个人利益的驱使和开放的市场化影响下，实用主义、消费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非诚信、非道德、腐化堕落的消极思想开始侵入人们的生活，诱导着人们的行为选择，逐渐地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道德观背道而驰，这些复杂的思想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难度增加了。[6]其次，贫富差距迅速拉大，两极分化加剧，在社会转型中，弱势群体逐渐对社会不公平不公正行为产生了不满甚至对立情绪，逐渐地对执政党和政府产生不信任感，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自觉地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和否定心理，开始反思长期坚持的信念是否值得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受到强烈的冲击。如果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民生问题不能有效解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将难以获得最广大民众的认同，又何谈抵制多元意识形态的冲击。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存在缺陷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自身建设中存在的认知上的缺陷是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构成挑战的重要因素之一。根据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批判是其秉持的基本批判精神。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9]（P416）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的过程中，缺乏批判的全面性和深刻性，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等缺乏深刻的理解，模糊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界限，造成意识形态理解上的混乱。另一方面，仅仅是从形式上简单地揭露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虚假性，并予以全盘否定，而忽视了其具有的“普适性”价值观念。
此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宣传中形式主义问题严重。在思想政治教育上，只是照搬马克思主义文本，教条主义地进行理解，形式主义严重，内容空洞，远离人民群众生活，缺乏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实际相结合回答实践难点或困惑的能力，这种照本宣科只能使人产生反感和厌倦。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缺乏对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批判和反思，将十分不利于发展并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更谈不上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三、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对策
（一） 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一元化指导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10]（P52）意识形态只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指导思想必定是一元的，以维护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和地位。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一方面要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意识形态的侵蚀，防范被“西化”“分化”的意识形态演变，坚决反对意识形态多元化指导。当前，有些人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思想上出现了迷惑或动摇。甚至有人认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一元化已然过时了，在这个多样化的时代意识形态自然也该多元化。[11]另一方面，我国执政党要更加重视加强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建设，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介手段宣传主流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的核心作用，从而使主流意识形态深入人心，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为，意识形态具有黏合剂的作用，正如葛兰西所说：“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到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12]（P25）因此，越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挑战下，越应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唯有如此，才能在纷呈的时代里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信仰，才能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环境中保持自己的初衷，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切实捍卫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二）弘扬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推进意识形态创新
首先，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是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动权的内在要求。在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过程中，应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批判与继承的原则，一方面要积极吸收弘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彰显文化独立性，另一方面也要吸收国外先进科技文化成果，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促进我国文化多样化发展，真正打造“百花齐放”的格局。意识形态决定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文化又是对意识形态的直接体现，因此，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网络信息化的时代，在世界多元思想交汇、多元文化相互涤荡、碰撞的新形势下，唯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以“三个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统领文化发展全局，才能保证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
弘扬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先进性，对于有效抵制其他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涌入、渗透，防范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冲击、侵扰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世界先进文化的吸收，增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因而，弘扬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可以让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自身先进性，并紧紧掌握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动权。
其次，在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中，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理论创新是意识形态建设的内容之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需要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固守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只能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僵死教条，必将使人民群众失去对其信仰”。[13]只有进行理论创新，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阵地中的说服力和凝聚力，也只有理论创新才能更好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让创新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中善于总结实践经验，在实践检验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并强化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在新思想、新思路的指引下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多样化发展。弘扬并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仅在世界民族文化竞争中，保持了文化独立性与多样性的统一，而且增强了先进文化所反映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
（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意识形态建设奠定经济基础
[JP+1]毋庸置疑，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其所代表的社会阶级或阶层的力量，而社会阶级或阶级的力量则取决于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方式以及交换的性质、方式。我国加强经济基础，“就是要增强马克思主义所代表或所维护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力量。而增强无产阶级的力量根本在于加强他们对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和对社会物质财富的贡献， 然后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在精神生产领域中的优势地位”[6]。 当前，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更为强大的经济基础。[14]
（四）加强并巩固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导
首先，加强并巩固执政党对意识形态建设的领导，是发挥和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根本保证。任何政党都与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任何一个负有远大抱负的政党，都首先要构建代表自身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理论，然后被民众选择、认可、接受才能实现该政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如果一个政党没有自己的理论，那就会失去自己存在的基础和理由。执政党重视并不断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领导，不仅可以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而且还增强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而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巩固和加强又反过来为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了依据。因为意识形态具备提供政治行为“合法性”依据的功能。
其次，要加强新时期我国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无产阶级执政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生命载体”，其执政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新世纪新时期，实现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关键在于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领导，这是我国执政党保持政治稳定性和理论先进性的首要问题。这就要求我国执政党以马克思主义做指导，审时度势，以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加强党的执政理论建设、全面加强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从理论上把握执政党的特性，掌握执政的基本原则，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这样才能使我国执政党拥有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才能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群众基础，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稳固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建设是做好意识形态建设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马克思所言：“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15]也就是说，除了制造理论化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家，意识形态的宣传、解释、实现还需要“意识形态的宣传者”。而显然，这些“宣传者”必须要忠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忠于共产主义事业， 也只有这些人，才能真正扮演“意识形态的宣传者”的角色。同时培养执政党自己的舆论宣传队伍，构建一支思想敏锐、作风严谨、纪律严明、政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队伍，塑造并培养一大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理论者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积极进取，锐意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性，更好地表达人民群众的意愿，能更好地反映社会实际问题，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的抽象说教一改往日严肃、生硬、死板的印象而具有说服力、亲和力，才能被人民群众自觉地认同接受，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者做好意识形态建设的前提和基础，而其最终目标是使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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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与时俱进的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如此。在今天，在世界发生着巨大变化，人类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的思维本身的认识日益深化，并且在新的探索中，提出种种新的学说、新的观念。我们应当从当代各种思潮的交流和撞击中，吸取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根据当代人类的实践不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前进，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一般社会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分析后，发现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规律，即唯物主义历史观。
1.德意志意识形态在马克思主义中的理论地位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
《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作于1845年―1846年间，该著作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对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的清算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德意志意识形态》适应了当时理论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熟之作，对共产主义作了科学的哲学论证。同时，在新世界观的指导下，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进行了科学认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正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和一般社会意识形态进行科学的分析后，发现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基本规律，即唯物主义历史观。
当前， 以马克思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 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尤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内容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着许多新问题， 经受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因此， 在新时期， 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地位， 正视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面临的挑战， 积极推 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完善与实践创新， 使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始终保持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活力。
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占主导地位， 这是不容质疑的。 我们应该强调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的重要性。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 世界上的各种思想文化将不断地涌入中国， 与本土的思想文化不断地融合， 对我国人民的价值观念将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我们在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的优秀成果的同时， 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 能够明辩各种是非， 抵抗各种消极腐化甚至会危害到国家文化安全的思想， 牢牢把握住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替代中国文化，造成文化传统的断裂，而是要在代表着人类现代性方向的马克思主义的引导下，使中国传统文化获得现代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获得了它的中国形态和中国内容，是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实践，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和社会面貌，给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打上了马克思主义的烙印，是所谓马克思主义“化”中国。这两方面的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体现。在民族与人民的生存问题高于一切，而马克思主义又能与传统文化契接整合的情势中，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应运而兴就成为合历史逻辑之事。
2.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以怎样的形态展现
意识形态在当代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是个极其混乱又极其重大的话题，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尤甚。对于苏联模式的反思拷问着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制度： 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而又不唯我独尊。适应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拷问着传统的意识形态话语： 如何在话语体系转换中不割断历史、不割裂马克思主义，不丢老祖宗？ 再进一步，社会主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该如何发展？ 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的民主化意味着进步还是倒退？ 经济上的市场化是再生还是毁灭？ 在这些重大问题上的任何偏颇都将导致理论上和实践上的重大失误， 因而其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中国理论视野的重大热点。这里首先关涉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所以，马克思主义需要借助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交融与共生，最终形成社会生活实践中人们自然接受的文化价值取向而发挥作用。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形态应该而且只能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形态来展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今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赖以支撑的价值认同基础，其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体系综合体。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它是面向改革开放的鲜活社会实践的精神映照。
综上所述， 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 以马克思主义为重要内容的和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是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在新的历史时期， 必须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积极应对马克思主义主导地位所面临的各种挑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本身就是文化，是思想、精神层面的文化，是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整合。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当代意识形态的冲突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三种理论势力的冲突。最为尖锐的冲突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 这种冲突关系到对社会发展与历史进程的不同认识和现实道路的选择。 一方面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另一方面又要注意意识形态冲突方式的时代变化、善于在对话中获得并把握话语权。掌握意识形态较量主导权的关键是我们必须坚持中国特色这一价值取向。这一理念表明，一切是非曲直、一切价值评价，都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尺度。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是关于当代中国全部意识形态争论的理论源头的基础性研究， 意义重大。所以，针对当代意识形态的主要冲突，“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九十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及其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我国的社会发展指明方向、提供精神动力。在十报告中指出，“要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广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把广大人民团结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之下。
对培养意识形态宣传工作的专业人才，定期到社会各部门、各群体中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对人们进行理想信念的教育。这项工作费时、费力，而且短时期内难以见效，因此，要求有一大批具有专业素质和献身精神的工作者，并且要求国家在政策层面和经费层面上都予以保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的作用，主流媒体应当始终把国家和公众利益放在首位， 负起相应的社会责任，文明办刊、办网， 通过树立典型和宣传先进文化， 引导社会朝积极上进的方向发展， 防止主流媒体过于娱乐化。对歪曲、恶意中伤马克思主义的言论进行及时、有力的回击，维护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迅速做出反应，消除人们思想上的误区。传统意识形态教育存在的弊端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产生了消极影响。
对意识形态的研究，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研究，不能停留在概念上，而必须直面人们在理论上的困惑和实践上的难题， 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建设和发展， 否则没有意义。基于这一考虑， 探索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改革与重建，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 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题。因此，适应时代的变化，正视时代的挑战， 表达时代的呼声， 是意识形态能够成为社会的水泥和黏合剂的先决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 意识形态就是执政党的精神状态和思想路线， 是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指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符合并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大道。“只要我们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顽强奋斗、艰苦奋斗、不懈奋斗，就一定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一定能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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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结构主义批评最富成果与最有价值的当属叙事学，而提起叙事学就不能不提到罗兰巴特。罗兰巴特对“文学以及一般文化现象的系统研究，对巴尔扎克、拉辛等作家具体文本的批评实践，使他成为西方现代结构主义思潮在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代表”1而他对结构主义文论的创新与突破也使他成为结构主义文论向解构主义过渡的代表人物。结构主义文学批评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后者的三大核心观念可以归结为：“语言的任意性、关系性和系统性”2，索绪尔认为，在语言或任何符号系统中，是一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区别构成了这个符号本身。如同一个棋子本身并不具备任何意义，它只有在被置于棋盘中时才被赋予了意义，因而结构主义是一种关系、一个系统，这些理论在结构主义文学批评上则反映为一部作品就是个由各种关系组成的系统。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但语言本身具有稳固的结构，所以可以通过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认识语言现象的整体，这也是为什么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可以抛开外部环境的影响潜心于对文本语言的研究：语言的意义产生于语言单位的相互作用，因而只需在系统中对各语言要素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巴特在《批评和真理》中就认为文学研究的是文本所产生出的意义：“一部作品之不朽，并不是因为它把一种意义强加给不同的人，而是因为它向一个人暗示了不同的意义。”3而在《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中，巴特的结构主义观点表现得更为清晰。对应于语言学中的描述层音素—词语—句子，巴特的文学描述层为：功能层—行为层—叙述层。通过这种模式，巴特明确提出文学作品是一个完整体系，它有清晰的内在结构，人们可以通过这一结构了解文学作品形成的内部规律。巴特认为“文学作品与语言存在着相通之处，即语言中某一孤立元素本身缺乏意义，只有在与其他元素及整个语言系统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作品中某一层次也只有在与其它层次及整部作品联系在一起的情况下才有意义。”4
二.罗兰巴特思想的转变
早期的罗兰巴特确实认为能通过对作品的切分与重组来找到文学作品的内部规律，而这一分析范式不禁使我们联想到以加斯东巴什拉尔为鼻祖，以让-皮埃尔里夏尔为代表的法国主题学批评。法国主题学批评旨在通过“对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现象进行细致分析，探究作者的意识或想象世界，构建作者的意识结构”5，而这一深层意识的网络则被视为作品之源。巴特早期也从事主题学批评，但他在不断的文学批评实践中逐渐察觉了主题学乏味、重复与令人厌倦的批评模式，在《S/Z》的一开始，巴特就无不自我嘲讽地说到“据说，某些苦心修行的佛教徒能在一粒蚕豆中看到完整的景致”，巴特在这里明确表明了结构主义那种试图在单一结构里发现适用于所有文本的普遍性结构模式的简化分析“最终让人毫无兴趣，因为文本失去了差异性”。巴特认为追求这种同质是没有必要，同时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要试图去开创新的批评关系模式。巴特曾在他的《结构主义活动》一文中说过，一切结构主义活动“目标都是要对一个客体进行重建，从而揭示该客体运作的规律”，他的叙事作品结构理论也正是遵循着这一原则，认为可以找到一种所有文学作品都共有的普遍模式，但正如他在《S/Z》的开头所自嘲的那番一样，巴特意识到，如同无法从一粒蚕豆窥看到整个大千世界一样，他之前孜孜以求地试图以单一结构洞悉所有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对这种单一结构的追求最终只会将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独创性扼杀。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得巴特背弃了结构主义并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呢？
三.从结构主义到解构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