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主要是通过数字技术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改造过程。在生产、管理、运营、营销方面上应用数字化，能够促进国有企业尽快实现智能化、网络化、数字化的发展，然而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也要认识到数字化转型在给国有企业经济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国有企业经济也将面临较大的挑战，因此，国企管理者需要积极地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变化，提升国有企业的综合竞争实力。
1.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
1.1数字化转型给国有经济带来的机遇
激发国有经济增长的动力：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消费的效率和形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数字化转型从多方面满足消费者的不同需求，拉动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式，拥有较大的发展前景，很多国家都将数字经济提高到了较高的战略地位，政府部门也相继制定了相关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能够为国有企业开拓良好的市场环境，大大的拉动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同时，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投资的活跃度，在建设数字经济的过程中，在研发前沿技术和基础设施方面于需要投入较大量的资金，数字经济的预期收益会增加投资的数额，提高资本的流通速度。为国企经济提供较大的发展空间：在科学技术水平日益提升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数字化转型能够突破时空上的限制，使得国际经济交流变得更加密切，加快了经贸往来交易的速度，能有为国有企业经济的发展提供较大的空间。能够提升国有企业的管理效能：企业在保持持续的规划、运转和调整中实现既定的目标，获得收益和成长。数字经济的出现，为企业的运营和发展提供了更大的机遇。通过现代技术的革新，能够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更加智能化、科学化、现代化。
1.2数字化转型给国有企业经济带来的挑战
跨行业、跨区域的发展：在数字化转型经济背景下，对国有企业的经营方式和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数字化转型可以说是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的一个分水岭，一方面传统国有企业会面临被替代、被淘汰的经营风险，由于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的应用，能够提供比传统国有企业更优的服务和商品，因此对于传统国有企业经济来说是一个较大的挑战。例如现代市场经济中能够提供甚至优于传统经济中企业提供商品和服务，给传统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发展挑战。从现阶段市场经济形式来看，传统实体经济的消费额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信息服务业、咨询行业也处在被替代的经营风险。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中经济融合、跨界业也加快了竞争格局的变化，在传统经济市场背景下企业探索的相关领域也不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较大的发展机遇。例如谷歌、百度等互联网企业在无人驾驶、导航、地图开发等领域的研发，也提高了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国有企业之间的激烈竞争。信息传统的安全性和及时性：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机遇与风险是并存的，国有企业只有通过准确的信息来对经济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对机遇和风险进行合理的把控。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加快了信息的传递，也对国企辨别。获取信息的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有关国企的负面信息传播的速度会变快，因此国有企业就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维护自身企业的形象。与传统渠道传递信息一点对多点的模式相比，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传播信息具备多维度、多点的特征，因此传播负面信息的速度也较快，因此国有企业必须有较大的应对能力。同时，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会存在一些失真、虚假的信息，对判断和分析经济环境的能力起到了负面性的影响，开发互联网环境中涉及到大量复杂的信息，也存在着一些不真实的信息。信息失真、扭曲严重影响企业对经营环境的正确性分析，会导致企业发展战略目标发生偏差。延缓了获取信息的及时性，不能紧紧抓住良好的发展机遇。
2.数字化转型下国有企业经营的难题
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正确性认识：数字化转型既是对技术进行的更新，也是全方位对经营理念、战略、组织和营运进行的变革，主要是从全局的方面来谋划。现阶段很多国有企业有着比较强烈的数字化转型意愿，但是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和战略目标并不是很清晰，主要将重点放在了如何在生产端引入相关信息系统，并没有结合自身的发展战略来进行综合性的谋划，高层管理者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没能达成共识。同时，数字化转型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是一项系统复杂的任务，对国有企业提出了人才培养、业务能力建设和技术创新等方面新的要求，一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重塑组织和完善相关制度，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也没有明确部门之间的权利和职责，激励奖罚制度和考核制度也不够完善。数据资产应用范围不广泛：数字化转型从实际上来看是国有企业对数据资产不断积累、应用的过程，在数字化转型的经济背景下，国有企业的一个主要任务是如何对数据价值的合理利用、加工。现阶段对数据应用方面，很多一部分国有企业还处在感知阶段，并没有进入到行动阶段，尚未形成一个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全流程的工业数据链；在内部各个业务系统中散落着分布不同数据资源，在过程控制层和底层设备层之间不能进行及时的沟通，引发了“数据孤岛”的问题出现；融合外部数据的能力不高，不能对数据的更新与分布进行全面、及时地感知。目前由于受到数据的质量、规模、种类方面的限制，一部分国有企业应用数据还处在起步阶段，在风险控制、精准营销方面还缺乏广泛的应用，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缺乏从决策性和预测性的分析，不能都会数据资产的潜在价值进行合理的挖掘。缺乏数字核心技术和第三方服务：传统产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存在成本较高的问题，也会面临供给数字核心技术不足等方面的问题，在战略架构设计、咨询和数据运营等任务方面缺乏应该有的承担能力。同时由于市场上的大数据、软件和云计算服务商存在较大的差异，因此也就加大了国有企业选择的难度。明显的数字鸿沟：传统国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会存在比较突出的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很多国有企业并不具备较高的数字化水平，智能化和网络化的基础相对薄弱，虽然对数字化转型有着比较强烈的意愿，但是有时会受到资金、人力方面的限制，这就会严重影响数字化转型的进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互联网的建设在功能完整性、行业覆盖面、模型组建系统性等方面还不够先进，在行业内还存在着较大的数字鸿沟。
3.国有企业应对数字化转型的对策
转变生产经营管理思维：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要提高员工对数字化的认识，现阶段有一部分国有企业的管理者认为通过数字技术就能够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主要原因是由于缺乏对数字化转型的正确性认识，因此就需要对数字化转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经济环境下，技术与人才的合理搭配是比较重要的，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并不能盲目地追求先进技术，不能简单地认为数字转型就是机器代替人工，而是要综合考虑到人工和机器相互配合，调动起员工在更新产品、日常管理等方面的积极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消费者的消费理念和习惯也在发生着变化，因此国企管理者也要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的产品服务，重视消费者体验，培养国企员工社会责任意识，在消费者中树立良好的国企社会形象，带动消费者消费。鼓励员工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提出大胆创新的改革理念，并积极吸取员工提出的合理化意见，在数字化转型中提升员工的归属感。提高国企的生产经营能力：一方面对风险和创新进行正确的衡量。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的交易结构、运作结构和成本结构带来的较大的创新和改变，使得传统国有企业从原来以服务和生产为核心体系向数据和信息为核心体系转变，因此，在转变的过程中会存在一定风险，国有企业要对这些风险进行正确的衡量。另一方面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需要国有企业决策者应该具备较强应用数字思维的能力，创新性数字化思维可以提升国有企业的竞争优势，能够积极应对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挑战。建设高效的数字技术供给体系：国有企业在数值化转型的经济背景下，需要建设一个数字经济创新平台，提升自身技术创新水平，特别是提高基础理论研究创新水平和原创创新技术水平，加大对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研究力度。对全球平台和人才资源进行整合，加大与全球科研机构进行紧密合作，推进融合性创新和数字技术原创性研发。制定任务明确、目标清晰的数字化转型策略：国有企业设定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不能采用传统的方法，要组织企业员工、管理层和董事会召开座谈会，聘请新兴数字技术能力较强的人参与数字技术的研究工作。在选择数字转型路径的过程中，国有企业要选择自上而下的局部尝试和顶层规划并行的方法，在发生局部突出的时候，要坚持“客户优先”的基本原则，积极采纳客户提供的合理解决方案。国有企业可以应用联合项目组的方法，来制定出一个统一高效的数字化转型推进机制。强化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方面的支持：对政府服务进行优化，提升政策的精准度，对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进行统筹研究，对土地、人才、金融和财税方面的政策力量进行整合，全面推动国有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同时在取得财税支持上，需要对财政专项资金进行统筹，加大对各级财政资金的引导力度，这样可以为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必要的政策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国有企业需要探索成立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基金，推动各级政府产业基金按照市场化运作方式，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数字经济发展相关投资子基金；积极落实数字经济领域的相关惠企政策，确保落地见效。
P键词： 数字化技术；高等职业教育转型发展；应用型本科
Key words： digital technology；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applied undergraduate
中图分类号：G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7）10-0192-03
0 引言
转型是高等职业教育对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需要的主动适应，也是对自身价值和定位的重新思考和调适。职业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文化整体的单位之一，与政治、技术、经济等文化单位密切相关，所以转型发展必然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内外互动的过程，而处于转型初期的转型主体必然也会面临着诸多的内茫和外困。转型主体一般对外部的宏观语境难以发挥主导和决定作用，必须加大力度投入到中微观层面要素的改革和重构，走内涵式、提质式发展路径。转型主体中微观层面的内部改革转型的展开方式、切入点选择成为首先面临的问题。
1 高职转型发展途径的数字化切入点选择
奥格本的社会变动论中提出了“文化基础”这一假设，认为社会变化由文化引起，文化拥有发明、蓄积、传播、调适四个特征，发明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技术的创新和发展包含于发明因素之中，教育则能够在蓄积、传播、调适因素中得到体现。同时他提出了“文化滞后”的概念假设，认为文化各个部分并非以同样的速率发展。技术和教育分别属于文化的不同部门，技术发展引起产业变化，产业变化要求教育进行调适。产业是独立变量，教育是从属变量，产业和教育属于典型的“文化滞后”现象。职业教育与技术和产业密切相关，以技术发展为依赖和载体，是人类生产在教育领域的延伸。虽然在社会文化变动的实践层面，职业教育发展涉及的因素更为多元，过程更为复杂，但是也可以了解技术在职业教育发展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也可以说技术是职业教育转型发展的根本动因。
当前，网络、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已经突破了社会生产的框架，波及到了社会文化和个体思维层面。技术成为除“人、文化、教育”三个维度之外理解和重构职业教育必不可少的新维度，选取技术作为视角和切入点来探讨高职转型途径符合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价值诉求。如图1所示。
2 高职转型的数字化策略
我国高职转型是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背景下展开的。在工业4.0概念背景下，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成为产业的核心特征。数字化技术发展改变了产业和社会的展开和呈现方式，并催逼职业教育进行调整和适应。
2.1 数字技术文化情境下的高职转型目标调整策略
数字化技术文化中的高职转型本质上是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包含了职业教育价值观、目的观、功能观、体制观、内容观、方法观、质量观、师生观等全面变化，而价值观和态度是内核和关键。数字化技术引起的文化变革蕴含了新的效用价值、观念、规范、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并进一步重构人类的文化内蕴和价值取向。教育学的文化性格也从“科学”转向“文化”。个体在数字化成长的过程中享受更多时间自由、空间自由、充足资源和发展可能性的同时，也面临着技术受控、自我异化、自我分裂、自我意义消解的困境。
高职转型，理念先行，办学理念决定政策制定和行动实施。高等职业教育转型必须一步到位，避免升级而没有转型，又落入到学术性大学的发展窠臼。转型也不是“拿来主义”，不照搬照抄国外经验和学术性大学经验，而要强调创新和融合。高等职业教育学校需要走在个体发展的前面，为个体发展创造一种开放的、多元的、促进学习者深度参与的教育生态。高等职业教育转型理念要与社会结构和价值观相匹配，或者更富有前瞻性和动态性。技术实践要与中国社会、文化相融合，进一步形成具有一定民族特性的价值观体系。
2.2 数字化情境下的高职转型组织管理策略
高职转型后的办学定位大多是服务于地方和区域经济，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也是高职人才培养主要的模式之一。政府、企业成为影响高职转型、快速发展的最有力的两个外部因素。政府和企业组织结构和管理理念必然会对高职院校管理者的管理理念和院校管理体制造成很大的影响。
高职院校转型后的组织管理在多元合作和技术促进的双重要求和作用下，必须对组织自身连接松散、目标笼统、依赖性强、合作性差、静态封闭、竞争意识缺乏等问题进行改进。首先，数字化技术的引入将为教育组织内子系统之间的联系和沟通提供支持，加强组织内部以及与组织外的连接，使组织管理跨越时空限制、更趋多元化、开放化和有效化。其次，随着组织内个体自我调节和自我管理能力的增强，以及数字化技术的辅助，组织分层要不断减少，使组织结构不断趋于扁平化，促进管理决策更加民主和高效。第三，在数字化技术管理的情境中，组织管理的基本过程和流程需要随着组织结构变革不断进行重新设计和再造。第四，加强组织中个体自我管理、自我学习能力的培养，激发组织成员的主动性，适应组织发展和变革需要。最后，转型发展的高等职业院校必须打破非赢利性组织惯有的管理文化，不断将营利精神和市场意识引入到组织管理中，提升组织个体的集体感和融入度，提高组织整体竞争力。
2.3 数字化情境下高职转型教学改革展开策略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是智能制造的核心要素，知识化员工和终身学习成为人才培养新要求。数字化技术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展开的宏观背景，数字化技术素养成为人才培养目标结构中的要素，数字化技术应用成为教学中的必不可少的内容，也成为有效化教学和终生学习实现的强有力支撑平台。
2.3.1 学科和专业建设
高职转型后的学科和专业设置决定了学校发展服务的方向，一般地区和行业为学校专业设置的主要决定因素。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一般不会对学校的专业结构和专业设置模式造成决定性影响，但是会影响专业调整的周期和方式。转型后的高职院校首先要在办学定位明确的基础上对专业进行重新考察和评估，考察和评估的第一步既是建立信息渠道，获取需求信息。当前，大数据、云技术等网络技术能够广泛收集、精确分析相关数据，结合行业需求和技术更新，进行职业分析，确定职业能力，提出专业方案，或者在原专业基础上更新专业教学内容，拓展展业课程覆盖面。
2.3.2 课程建设策略
在数字化背景下的职业人才培养中的课程建设目标应该是双向度的。在整体课程建设上应扩展课程的外延，将学校课程扩展为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两类，隐形课程以树人为目的，包含学校所有的文化影响。显性课程以成才为目的，以各专业培养方案为主线。
在显性课程的开发建设中，数字化技术重构了课程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结构，贯穿到课程目标定位、内容选择、资源开发、组织实施、评价等整个流程中。数字化技术拓展了课程开发、建设的主体观和时空观，课程开发过程不再是一劳永逸，而是形成性循环发展，不断更新完善的；课程开发主体不仅限于某单一主体，而是多元参与，开发者、使用者、学习者等同样可以参与到课程开发中。高职转型后的数字化课程建设并不能仅囿于技术论、工具论和思想论的取向，更关键的是将数字化作为行业或者专业建设和发展的文化、社会、价值和观念背景。数字化技术文化存在于行业和专业中，而不是仅仅体现或者应用在专业教学中。这就意味着数字化课程建设并非要以数字化技术为核心，而应以行业、职业和专业为中心。数字化课程建设的核心内涵应该是行业数字化技术的存在方式、生产方式和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的复合。
2.3.3 非正式学习开展策略
在数字化背景下，高职转型后的教学改革和创新过程中，非正式学习的地位和作用将越来越得到彰显，一方面原因是校企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符合学习过程中个体主体地位和主动意识不断凸显的学习理念。转型后的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仍然是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工作场所学习是这种人才培养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阶段。同时，在终身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工作场所中的非正式学习也成为主要的实现手段和组成部分。在数字化教学理念和情境下，微课、慕课、翻转课堂、E-learnning、混合式学习等学习形式也正在逐渐打破传统教学中教师主体教学模式，体现出以学习者为中心和主体的教学理念，逐渐成为校园学习的一种重要形式。在这些非正式学习形式中，数字化技术将发挥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校企合作培养模式中，双向互动、支持全面的数字化教学平台将为校内教师、学习者和企业导师提供沟通合作支持，使校内教学和工作场所学习具有更系统的联结。
3 案例
以“微课程”为教学单元，从教师课内教学、学生课外学习两个层面，开展教学活动。首先，“微课程”视频的设计。主要有两种思路：第一种教师依据预设的问题，通过问题层次细化及问题逻辑关联后建立的问题逻辑体系，构成“微课程”的教学内容；第二种是在收集学生问题并与教师预设的问题对接，调整原有问题体系结构或重设问题后，制作“微课程”视频。教师通过集体备课，选择部分教师拍摄四段“微课程”视频，时间各为8～10分钟，上传到“慕课”平台，作为一课时的教学内容。再次，“微课程”的教学实施。教师可以自己决定在课堂上现场授课或播放“微课程”视频。如果播放其中的一段视频，让学生先观看视频中教师的讲解，可以把课堂的时间节省出来，师生、生生之间可以进行面对面的讨论。如果把本校或其他学校最优秀教师的“微课程”视频课录下来，让平行班的学生一起学习，对学生来说则是充分享受了优质的教育。学生除了课堂学习外，通过“慕课”平台可以自主开展在线学习、在线做作业、在线答疑等学习活动。由于有了“微课程”，这种教学模式会倒逼教师将更多的精力用于研究教学，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4 总结
数字化技g文化变革是高职转型的起点和主线，也会成为沟通转型主体内外部因素，牵引整体性变革的有效动力和抓手。作为转型发展的主体，改革发展必须以教学为核心和根本，也必定要从教学改革抓起，这是转型院校的首要任务，也是院校自身改革发展最合适的着力点。
参考文献：
[1]郑娟新.文化再造职业教育―基于技术变迁的视角[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4.
[2]柳友荣.我国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1.
随着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出版企业化改革的推进，出版社作为市场竞争主体之一，日益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时至今日，由于互联网的普及，出版产业无论从业务流程乃至生产成品都处于数字化转型之列。2006年在国家“十一五”规划中，数字化出版、数字出版技术作为创新科技被重点列出，“数字化方向已成为出版行业未来发展不可逆转的事实”。[1]
何为媒介？其意主要指：第一，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制作和传播的社会组织，即传媒机构。其二，信息传播的主体、中介物、工具、渠道或技术手段。这里所说媒介主要运用后者的含义。与媒介一致，出版媒介也可分为两种：一是具体出版内容的介质，包括有书籍、杂志与报纸等。二是指生产以上的介质的组织，包括有出版者、杂志社、报社及出版集团等。而本文运用的则是前者的含义。今天网络化传播、数字化生产与数字化内容为主要媒介的新型化产业已转变了人们的阅读环境与习惯，现代人阅读方式已从传统纸介质转向了新兴媒体，应时代潮流出现了在线阅读与电子书等数字出版的新载体。近年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迅猛发展，产业链日趋完备。在新兴媒介技术推动下，出版业由传统产业向数字产业转型已成为必不可挡的趋势。在这种局势之下，为促进出版业可持续发展，完成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的对接、融合，发挥各自优势已势在必行。
1 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概念界定及发展态势
众所周知，传统出版产业的发展优势不可小觑。传统出版以传统纸质书籍为媒介，具有严格的出版、发行、传播等规范与流程，又有严格的内容采写、编辑、印刷等程序与规范，拥有极为完备的组织机构，训练有素且固定的采编、发行队伍，以及完善的信息采集与体系。因此，传统出版物内容在读者中的认可率极高，极具权威性。传统纸质图书易于保存，便于携带，方便阅读，再现性极强，给读者留有宽泛的思考空间，有益于读者更深层面的思考，更有益于知识的推广和传播，处处体现着出版业以人为本的精神理念。
所谓“数字出版”，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副院长张立在2005年首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中对其下定义为：以数字化技术从事的出版活动。宽泛而言，则是指用二进制技术操作出版社的各个环节，作部分当属于数字出版之列，其中有原创作品、编辑加工、印刷复制以及发行销售，甚至阅读消费都需以数字化的方式进行。
数字出版的信息都储存在网络上和计算机上，信息储存量远远高于传统出版，且网络储存不受时间、文化、地域等限制，人们上网查找所需资料极其方便。当前智能手机及电子阅读器都可大量储存数字出版物，为读者而提供了宽广的选择领域。采取数字出版将比传统出版纸质印刷更加低碳环保，更加有益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我国第一家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于2008年在上海张江成立，之后全国各地诸如天津、湖南、陕西、杭州、江苏、广东等9家国家级数字出版产业陆续获批建立，数字出版联盟也于2010年在北京成立。由北京出版集团提议成立该联盟获批建立之后，获得国内技术服务商与传统出版商约40余家的广泛支持，该联盟对数字出版产业的赢利模式进行了积极探索。当前，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科技联盟、产业园、基地等数字出版创新体系已初步建立，虽处于起步阶段，但为数字出版未来发展创立了良好的环境。
自数字出版物产生之后，人们对各类阅读器热衷起来。例如，在亚马逊有惊人销售业绩的Kindle，以及2010年苹果公司推出的iPad平板电脑，这类新终端、新业态的出现深刻改变了读者的阅读环境，毋庸置疑对数字出版物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2 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优势趋向
同传统出版相比较，数字出版具备了出版周期短、价位低、阅读空间大，出版领域扩增，出版、印刷、发行同步，查阅、检索便捷等特征。数字出版以其独有的技术优势，向传统出版提出了挑战。甚至有人曾预言：传统出版将完全被数字出版取代。不管言语是否真实，但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造成的冲击不容小视。从另一层面也道出新的发展态势，即数字出版正以渐趋渐进的速度进军传统出版领域，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已成为必然趋势。其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2.1 赢利模式的多样化
伴随数字出版的产生与发展，传统出版产业的营销与赢利模式愈加显得薄弱与单一，传统出版产业只依赖版权与书籍销售分成的赢利模式已无法满足出版企业对利润的追求。自数字出版产生以来，互联网期刊、电子书与数字报纸等产业促使出版产业的赢利模式变得多样化。譬如电子书可通过网络向读者提供销售服务，或由内容经营者销售给机构用户，在产业链上各个环节可按照比例分成。“数字图书作为内容产品，通过读者付费阅读获得收益，Kindle和iPad目前均采取此种模式。此模式为数字图书基本收入模式，其业务形态更接近于纸质书。”[2]电子书产品形态与形式的多样化，可以促成销售形势的多元化，赢利模式也将变得丰富多彩。此外，电子书还可以激发读者购买纸质图书的欲望，甚至在电子书搜索的同时，因广告服务，诸多原创网络文学等也将能够促进电子图书的赢利模式。因此，更多的赢利模式将更多被创造出来，彼此并存，利益分配、定价决策与定价权也将更加多样化。
2.2 产业链条的多元化
传统出版的基础是产业分工，主要包含有产品的出版、印刷、发行、销售等环节在内的基本产业链。伴随着数字媒介的出现，传统出版逐渐向数字化转型，产业链也将不断得到补充与完善。“数字出版产业链的重要环节包括：内容创作―内容加工―内容出版―内容―内容投送、传播、销售―消费者。”[3]数字媒介应用于出版产业，这将导致出版产业的产品类型急剧增加，譬如电信运行商、版权商、广告商、软件开发与系统集成等技术提供商，甚至广告商与银行等企业都可通过提供各种服务纳入到这个产业链当中。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对接与融合，若数字化技术完善可形成独自的“内容+渠道+终端”这一极为完善的电子书产业链，对电子书产业链进行全面布局与规划，企业将能够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又增强企业品牌的影响力，使企业处于同行业中的领先地位。
2.3 管理模式的新型化
传统出版向数字化转型可促进管理模式的变革。“数字化产业基地的建立有利于在一定地域空间里落实数字出版产业的各类优惠政策，从而推动整个产业的进步。”[3]今天传统出版的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数字出版基地因聚集性而产生的产业需求，实现“智力与技术的结合是传统出版实现转换与超越的关键”，[4]这一关键就在于数字化转型。数字出版产业具有数字化传输、内容与生产三大特征，囊括了诸多产业种类，甚至包括了信息服务业与电子制造业。数字出版产业链涉及领域越宽广，构建适于数字出版产业基地的管理模式就更加迫在眉睫。数字出版具有诸多产业融合特质，在众领域中应建立起相对应的管理部门，形成一个主管多个部门相协调的基地管理体系。除此之外，数字出版产业还应当建立集资金、政策与技术于一体的公司化管理机构，以便汇集、落实各种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使数字出版产业无论在技术研发或融资方面都将得到更直接、更专业的服务。精确分工的管理体系向数字出版产业提供极为精准的服务，为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夯实坚固的基础。
3 “数字转型”中亟须解决的困境
当前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由于诸多资金、技术、资源等各方面条件的不足，因而面临着客观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对此分析归纳，总结出以下需待解决的困境：
3.1 资金匮乏，融资渠道狭隘
事实上，资金问题是当前出版单位发展数字出版的重要瓶颈。内容资源丰富、资金雄厚的大型出版集团数字化转型的速度较快，能从中获得更多利益。然而对于资金资源不足，融资渠道狭隘的部分传统出版单位，数字化转型则非常缓慢，甚至部分出版单位望而却步。依托于高新技术建构起的数字出版产业，本质上实属资金密集型产业，在起始阶段，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研发核心技术。从目前境况来看，传统出版企业常因回款和库存等原因，资金周转期较长，对于新媒体技术研发中资金缺口问题无法填补，造成了传统出版数字数字化转型进程严重滞后。
3.2 尚未形成标准化管理体系
网络出版标准化、出版数据标准化以及出版物流系统标准化等是数字出版产业标准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准化问题是制约我国数字化出版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数字化出版尚处于起步阶段，整个产业形态尚未形成，其标准化的制定还未得到真正统一。倘若在没有清晰认识数字出版标准体系的层次框架，对数字出版标准体系的脉络还未认真梳理之前就对数字化标准进行制定，这种盲目行为极大可能不利甚至阻碍数字出版的发展。当前，国际针对数字出版制定出标准体系包括《数字版权保护标准体系》《动漫出版标准体系》《数字出版标准体系》《数字印刷标准体系》等，这是一套在明确数字出版产业层次框架后制定出的相互支撑、联系的标准体系，而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尚未制定出同国际水平相当且完善的标准化的管理体系。
3.3 数字出版人才缺乏
数字出版人才既要谙熟数字出版规律，又要具备优秀的文化修养；既要适应新媒体技术下大众文化传播的多元化趋势，又要具备解决数字出版实际管理与运营中出现问题的解决与创新能力，又能在文化创意相关行业，如影视制作、媒体传播与出资出版等方面，从事信息资源平台集成定制服务、数字出版规划与推广、多媒体信息表达、数字版权保护与交易、创意策划等岗位工作的高级复合型人才。
传统出版企业员工缺乏对数字技术的掌握，其工作主要集中在编辑与出版的流程。因此，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大量引进数字出版复合型人才乃重中之重。对于编辑人才而言，在专业素养、知识结构、能力等方面，数字出版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必须具备编辑、出版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其次，熟悉数字化出版编辑技术。第三，要具备利用网络推广营销与策划产品的能力。实际上，当前很多出版企业已经设置了数字出版部门，但从业人员多以学计算机技术为主，对出版、编辑理论知识严重匮乏，极难为企业提供数字出版的技术支持。
4 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转型的创新及对策
面对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过程中出现的资金匮乏、融资渠道狭隘、标准化提供尚未形成以及缺乏数字出版复合型人才等这些亟待解决的困境，笔者在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增加投资，加快自主创新，走品牌化之路
数字出版企业具有人才、技术密集型的特质，这类产业都需大量资金投入，用以保证研发新核心技术或人才招聘。数字出版企业在初始阶段投资大、产出小，属于正常现象，切不可专注于收益而在发展数字出版产业的道路上徘徊不定。数字出版企业在充足资金的保证下可研发新的核心技术，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促使企业各层面如服务理念、技术机制、盈利模式、出版内容等得以创新与提升，增强其运行层面的竞争力。传统出版企业应重点关注国内外数字出版的新动向，加快推进数字出版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实现传统出版向数字出版的转型。此外，出版企业的良好形象打造也需大量资金的投入，品牌化之路也是出版企业未来发展的重要前提。因此，出版企业在研究客户的消费需求方面投入一部分资金，掌握读者的需求与心理，使读者对该企业形成良好的认知，因而为企业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另外，资金雄厚的出版企业可以多吸纳技术复合型人才，或与技术实力强大的公司合作，抑或在资金或技术方面联合新闻出版单位，这样可以增强核心竞争力，营造良好的技术氛围，携手迈进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之中。
4.2 构建标准化数字出版管理体系
目前，关于数字出版管理标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已将此列为四大工程首要解决的问题。但我国数字出版目前决不能盲目制定标准，否则因定位不准而使标准缺乏严谨性将极为有害。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在《新闻出版行业标准管理办法》中指出，标准的立项必须获得专家的论证。制定行业标准还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一致，而传统出版企业是内容的提供商，在数字出版行业里处于领导地位，因而制定标准需要传统出版的参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制定数字出版管理标准必须要尊重市场运作规律，围绕社会关注的热点制定标准，满足客户要求。基于此，数字出版管理标准的制定才能符合该行业的发展需求。该标准的制定需要众多出版专家与信息技术人员加入其中，以保障制定出的管理标准能够使数字出版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平稳均衡。
4.3 吸纳复合型人才，提升核心竞争力
当前，数字出版的人才队伍建设已成为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数字出版以技术为核心对人才的需求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从业人员不仅要谙熟编辑、出版流程，更要具有熟练操作技术研发、版面设计、网络编辑、营销发行、数字产品设计、版权引入等各方面的技能。构建复合式数字出版人才队伍，其一要引进，其二要培养。此外还要构建起相关从业人员的考核录用机制，这种措施既能加大竞争机制的建设步伐，更能增强从业人员的综合素质。
传统出版企业在发展数字产业时，对于人才建设要制定出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策略。在传统出版企业从业的新媒体技术人员与数字出版创新人才，在职称和待遇方面要增加政策保障，这样可解决人才流失问题。此外，还可采取人才引进策略，以高薪和福利政策吸引人才。数字出版运营与技术研发的复合型人才队伍的构建，对提升整个出版行业的经营管理与技术水平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耿丽萍.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对接――第二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部分嘉宾发言观点辑要[J].中国编辑，2007 （05）.
1.数字化转型和发展
传统印刷数字化转型的首要任务是实现印刷数字化，同时发展数字印刷和高新印刷技术。
(1)实现印刷数字化
①实现印刷内容数字化
传统印刷企业应充分利用所拥有的内容资源以及编辑和管理优势，利用新技术实现内容数字化，一方面不断推出新的数字内容产品，形成新的内容资源，另一方面对原有的内容资源进行深度开发和综合应用，推出适合不同媒体需要的内容产品；实现内容和载体形式的分离，对于同一内容，可以一次加工、多次使用；加强对内容资源的管理，由目前主要为印刷服务，发展为可为印刷媒体、网络媒体等全媒体服务的“媒体内容开发和管理”企业；在条件成熟时，甚至可以发展成为各种媒体的内容产品供应商。
②实现印刷生产过程数字化
印刷生产过程数字化主要包括数字图文采集、数字排版、数字拼版、数码打样、CTP制版、印前数据控制的印后加工等，即基于CIP3/PPF或CIP4/JDF的印刷全过程数字化，这是印刷数字化的基础，也是实现效率、质量、成本优化的基础。
③实现印刷经营管理数字化
印刷经营管理数字化主要包括建立印刷服务网，通过实现自动报价、网络接单、异地印刷、个性化服务、作业跟踪等功能为客户提供更快捷的服务；强化印刷企业内部人、财、物、产、供、销的统一管理及核算；建立客户、出版和发行管理系统，实现编、印、发一体化；建立印刷设备和器材的供求网络，改善供求关系，优化设备供应和原辅材料供应。
④实现印刷设备数字化
印刷设备数字化也是印刷数字化的基础。没有数字化、智能化的印前设备，就不能生成CIP3/PPF和CIP4/JDF数据文件，而这些数据文件要控制印刷和印后加工过程，就要求相关印刷设备必须能够接收、解析和执行这些数据文件，也就是说，这些设备必须具备接收这些数据的接口和执行这些数据命令的能力。因此，印刷设备必须实现数字化和智能化。如要应用印刷油墨预置和色彩闭环控制系统，就要求印刷设备具有接收印前油墨数据的接口，接收这些数据后，各墨区的墨键必须能自动调整；在印刷过程中，墨色发生变化时，印刷设备必须配备在线检测系统，与标准样张比对、计算、发出调整指令，各墨区的墨键也必须能迅速、准确地执行再调整指令。可见，如果使用完全需要手工调整的印刷设备，根本无法实现印刷过程的数字化。
(2)发展数字印刷
从广义上讲，采用传统的印刷方式，印刷复制数字化内容，就是数字印刷；从狭义上讲，数字印刷是采用生产型数字印刷设备进行的印刷（目前可分为静电成像数字印刷和喷墨数字印刷两种）。鉴于目前数字印刷技术的发展现状，数字印刷更适合个性化按需印刷和可变数据印刷。因此，传统印刷企业可根据自身业务情况和市场需求，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数字印刷。在设备配置上，可将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传统印刷设备和数字印刷设备搭配使用，以满足长版、短版印刷和个性化印刷市场发展的需要。
(3)发展高新印刷技术
随着高新技术在印刷行业的广泛应用，印刷业务的范围在不断扩展，印刷业也面临着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传统印刷大多是 “内容印刷”，只是将信息复制在需要的承印物上，但工业化和信息化技术的日益融合和发展，为“功能性印刷”创造了条件。所谓“功能性印刷”，是指采用印刷复制的方法和手段，解决某些精细产品批量生产的难题，使得印刷复制的工业产品能够实现某种或某些功能属性，如生物检测芯片的生产、集成电路板的印刷、显示器的印刷、太阳能电池板和柔性太阳能电池膜的印刷、大面积有机发光二极管的印刷、RFID标签的印刷等，这些新技术已经或即将进入工业化阶段，并能构建出新的产品理念。
在信息媒体不断发展和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印刷业的客户越来越注重多种感官体验，因此像QR码这样能够在印刷与移动应用之间实现互动的技术正在成为印刷的发展趋势；同时，由于包装印刷越来越奢华，防伪印刷技术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同时，高新技术的发展促使了非纸介质出版物的产生，因此，传统印刷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也应该利用数字化内容优势，不断扩大出版介质范围，积极发展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
上述高新技术领域，特别是微电子、生物医学、增强现实以及产品创意等领域为印刷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发展空间。在印刷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印刷企业应时时注意这些领域的发展，并主动研究自己企业是否适合进入这些印刷领域，应何时、如何进入，并在条件基本成熟时积极探索。
2.不同印刷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不同
一个完整的综合型印刷企业应包括“媒体内容开发和管理”、“印刷介质信息产品的生产、加工”和“流通及服务”三大部分。因此，印刷全过程的数字化也应该是这三大部分的数字化。专业的印刷企业，应根据自己的具体业务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转型。
不同印刷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内容各不相同。综合性的大型印刷企业或印刷集团，因其业务基本包括以上三大部分，所以其转型应该三大部分全部覆盖；对于只有“印刷介质信息产品的生产、加工”业务的印刷企业，只进行印刷生产、加工的转型即可；对于开展了印刷“流通及服务”的印刷企业，则还需要对流通及服务进行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印刷企业发展战略的重大转折。每家印刷企业都应该认真对技术、市场发展情况和趋势进行调研，结合自身发展战略、市场定位和优劣势确定发展和转型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精心实施。
3.转方式、调结构、促发展
(1)坚定数字化转型的信心
在数字技术迅速发展和逐步普及的背景下，一切能够数字化的都将被数字化。数字印刷、印刷数字化、数字出版是今后出版印刷业的发展方向，这是毫无争议的。因此，作为印刷出版工作者，首先要转变发展思路，坚定不移地走数字化道路。虽然由于数字印刷、印刷数字化、数字出版技术及市场目前尚不完全成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传统出版和数字出版将长期并存、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但这绝对不能成为不转型和“看一看、等一等”的借口，聪明的经营者，应该积极主动进行数字化转型。早转型，早主动；晚转型，更被动。
(2)利用优势，转变发展方式
在各印刷领域中，面对汹涌来袭的数字大潮，出版印刷所受的影响应该最为强烈，因此，笔者也对传统出版及印刷企业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出版印刷的核心是传播正确信息和文化知识，因此出版内容资源是核心。传统出版企业有着雄厚、优质的内容资源，远比网络原创内容丰富得多，人们对传统出版企业内容资源的信任度远高于对网络原创内容资源的信任度。但是，数字出版的时效性、快速性却远高于传统的纸介质出版。
因此，传统出版企业，应充分利用内容资源优势，转变发展方式：首先，要把自己发展成为媒体内容开发和管理商，为多媒体出版提供内容产品；其次，应主动开拓和发展新媒体介质出版，在做好纸介质出版的同时，发展纸质有声读物、电子书、手机报、网络出版物等全媒体出版方式。传统印刷企业则应主动提升企业现代化管理水平，改变粗放式管理、数量式增长的现状，向精细化管理、质量型增长方向转变；同时加快向信息技术、创意设计、加工服务三位一体发展的步伐，加快由单纯的被动加工生产型向主动服务型转变。
(3)调整产品结构
目前传统出版企业的产品结构不太合理，重传统出版，轻数字出版，产品也只有单一的纸质出版物，虽然一些企业近年来开发了基于其他介质的出版产品，但所占比重甚微。
因此，传统出版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市场定位，自觉、主动地进行产品结构调整；改变传统的出版印刷经营模式，实现编、印、发全过程的数字化；对于内容开发与管理工作，则应实现从内容收集、内容数字化、编辑、修改、校对、制作、销售全过程的数字化管理与控制。
对于传统印刷企业来说，加速推进绿色印刷，是其调整产品结构的重要内容之一，印刷企业应认真贯彻和执行绿色印刷标准，大力开发和应用绿色印刷新技术，以中小学教科书、政府采购产品等为重点，大力推动绿色印刷的发展。
为了达到建设印刷强国的目标，有条件的印刷企业，应通过强强联合、资产重组等方式，努力将自己建设成具有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大型综合型出版印刷企业或集团；不具备条件的印刷企业可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成为具有竞争力的中、小型企业，或主动加入大型企业或集团，以求共同发展。
数字出版是指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内容编辑加工，并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产品的一种新型出版方式，内容上，使用数字技术来编辑加工；传播上，是通过网络传播数字内容。包括电子出版、互联网出版、手机出版。电子出版是指将数字化内容与具备一定外在形式的物质载体固定在一起提供给消费者的出版方式。互联网出版：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将自己创作或他人创作的作品经过选择和编辑加工，登载在互联网上或者通过互联网发送到客户端，供公众浏览、阅读、使用或者下载的在线传播行为。手机出版因接受信息的终端设备主要是手机而得名，是一种通过无线网络传动出版物内容信息的出版方式。
一、数字出版的特征
1、内容生产数字化。精神产品生产阶段要采用各种数字化技术手段，使产品在内容和形式上的所有信息都以二进制数字编码的形式记载在相应的存储设备中。
2、管理过程数字化。使用全数字化的信息管理系统，把各个出版项目中各个方面的信息及时进行整理、规制、存档并动态更新，从而让管理者随时随地协调和控制各个出版项目的进程，确保产品的质量。
3、产品形态数字化。对原有信息信号的处理后形成的二进制编码信息流，需要一定的解码设备将数字流转换成人可以感知的文字、符号、图形、图像、声音等信息信号。
4、传播渠道网络化。固定物质载体的出版物要通过仓储、分拣、包装、交通运输等流程才能实现出版物产品的传播；而数字出版其产品是由能够转换成电流或电磁信号的数字流所组成，无法通过传统物流系统，只能通过一定的信息网络系统实现传播，这一过程快速便捷，而且传播的成本很低，其传播途径主要包括有线互联网、无线通信网和卫星网络等。
总之，数字出版是人类文化的数字化传承，它是建立在计算机技术、通讯技术、网络技术、流媒体技术、存储技术、显示技术等高新技术基础上，融合并超越了传统出版内容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出版产业。它在出版的整个过程中，将所有的信息都以统一的二进制代码的数字化形式存储与光盘、磁盘等介质中，信息的处理与接收则借助计算机或终端设备进行。它强调内容的数字化、生产模式和运作流程的数字化、传播载体的数字化和阅读消费、学习形态的数字化。数字出版在我国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很快，目前已经形成了期刊和图书的新业态。目前，数字出版业总产值已超过传统出版业。
二、数字出版给传统出版业造成冲击也带来挑战
传统出版业作为人类文明得以传承、延续与发展的文化生产方式，目前正受到了数字技术风暴的影响。一方面给传统出版业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也使之遇到了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
1、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给传统出版带来了巨大挑战。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近几年来全国图书销售总册数一直呈徘徊状态，增长乏力，单品种销售量下滑，出版利润下降，图书市场从整体上看已步入一个成熟期、呈现出不景气的态势和经营滑坡的趋势。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互联网等新媒体分流了大量原来属于传统出版物的潜在购买力。
2、数字技术给传统出版业在生产流程、营销方式、人才储备和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上提出了挑战，让众多出版商如临大敌。
（1）对传统生产流程的冲击。数字技术改变了传统出版生产流程，在组稿、编辑和印刷等方面更具有优越性。.数字出版物的随机检索增加了出版物的交互性，加之信息的海量存储增强了信息传播的能力，可以随机检索的海量信息，突破了纸张版面的限制，大大提高了编辑的工作量。数字出版对印制流程方便快捷、实现了按需印刷，数字出版使出版载体从有形到无形，印刷流程或将消失。在网络出版的整个过程中，信息是以数字化形式保存和传播的。网络出版通过数字化的“复制”取代了“印刷”，传统意义上的印刷环节被省略。
（2）对传统营销方式的转变。数码印刷解决了困扰出版界很久的库存和退货问题，对发行环节的影响是实质性的，发行流程被大大缩减。随着电子商务技术和数字版权保护技术的发展，出版物的发行可以在网上完成。
（3）数字技术的发展需要复合型出版人才。传统出版业中缺乏既懂数字技术又熟悉出版业务的复合型人才稀缺。随着我国出版社全面转企改制工作的推进，出版市场特别是数字出版市场将会吸纳更多复合型人才的加盟。传统出版业的体制与运营机制还没有与数字出版这个新兴产业全面接轨，构建一个清晰化的商业模式似乎还需时日，大量的传统出版机构依然是数字出版的旁观者，至今没有实际参与的动作。
（4）版权保护制度还需完善。在数字出版领域，版权保护的问题较为突出。数字出版的繁荣是不可能建立在一个缺乏对原创知识产权尊重与保护的环境下的。
三、数字技术给传统的出版业也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从技术上看，传统出版物上的内容可以比较容易地转化为数字形式，出版的发展空间以新的形式得到拓展。
2、网络为出版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互联网等新媒体不会简单地代替传统出版物，而是开拓、满足了读者的新需求，而且还会拓展传统出版的品牌和销售渠道。因此，从传播史看，新媒体的诞生对传统媒体往往具有包容性，各类媒体具有不同的特点。
3、在相当时期内，数字媒体还不能完全取代传统出版，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会共存。从发展趋势看，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呈现出融合共生、互补互动发展的趋势。
出版业是名副其实的创意产业。所谓创意出版是指出版人凭借个人知识、智慧和创意，对出版活动或出版活动的各个环节进行创新，通过为社会创造精神财富，赢得经济效益的过程。创意出版的核心是创意，没有创意，出版就失去了灵魂，创意只有运用于出版，才能充分发挥其创造的力量。
面对知识经济的到来和数字出版的兴起，出版社需要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出版从业人员队伍，特别是需要编辑人员素质的转型与提高。这里所说的编辑素质转型是指其思想观念、知识结构、业务能力等的转变，由不适应创意出版转向适应创意出版，开创编辑工作的新局面。具体说来，转型是素质上的更新和变化。在发展创意出版产业背景下，编辑素质转型已成为编辑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
1、思想观念的转型
（1）认识观念的转型。出版活动中的认识观念包括对出版活动、出版单位、出版物等性质的认识。传统观点片面认为出版活动属于文化活动，是意识形态的阵地。出版物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以商品生产的性质界定出版活动中认识观念的转型，是编辑思想观念转型的重中之重，是做好新时期编辑工作的重要条件。
（2）思想意识的转型。编辑的思想意识主要体现在质量意识、竞争意识、法律意识等方面。编辑人员对其生产的产品，必须注意质量，增强质量意识，并把自己的产品推向流通渠道。
（3）思维模式的转型。编辑思维模式转型要求有适应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新形势的能力，有从新的角度、用新的方法思考新的问题的能力，有判断包括经济、政治、文化信息不断发生变化的能力。
2、知识结构的转型
（1）从封闭型知识结构向开放型知识结构转变。在当今社会，谁不更新自己的知识，谁就会成为当代意义上的文盲。要适应网络出版和创意出版的要求，编辑的知识结构应成为开放型结构，即对一切有用的新知识开放；通过对新知识的不断接纳和吸收，使自己的知识结构不断得到改造和更新。
（2）从单一知识结构向复合知识结构转变。新型的编辑不应是固守于一门学科的狭隘专业人士，而应成为具有全面性知识的人才。随着网络出版的发展，网络知识在编辑工作中的重要性将大大增加，应该在包括声音、图像、音乐、动画和影像等多媒体出版中，具备成为“系统制片人”的能力。
（3）从被动型知识结构向主动型知识结构转变。知识结构是影响乃至制约创造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未来社会的知识将处于不断地更新中，而出版物作为传播知识的重要媒介，编辑首先就应当具备创新意识和必备的创造能力。
3、业务能力的转型
（1）语言文字能力。编辑要在语言文字方面建立自己的职业优势，就必须比作者更熟悉有关的语言文字规范文件，掌握并能熟练运用文字、语法、修辞、逻辑方面的知识，还要了解并能敏锐识别语言文字应用中的常见错误。写作能力也是出版物编辑的基本功。否则，就容易在加工过程中产生种种“硬伤”，甚至闹出以错改正的笑话。
（2）策划能力。编辑策划以选题策划为主，还应包括市场营销策划、出版单位形象宣传策划等。编辑策划中要重视信息感知能力的重要性。能及时地把握信息、对信息资源进行精细的分析和利用。
（3）社交能力。编辑应把作者、读者视为自己的知音和朋友，建立深厚的感情和广泛的联系，相互理解和支持，做好这一点，编辑需具备一定的社交和公关能力，获得各方面的支持，得以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4）信息技术能力。蓬勃兴起的数字出版有着全新的网络出版环境，出版工作越来越多地与互联网相关联，从而对传统意义上的出版理念、出版流程带来了全新的概念诠释。所以，编辑必须掌握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多媒体制作技术等方面的应用能力。能熟练地运用电脑，将人脑的信息转录在电脑上，将文字内容转变成数字信息；具备网络运行、硬件维护和软件管理等方面的知识，熟悉保护著作权的技术手段；能熟练制作专题页面，制作多媒体动画，熟练处理图片。出版社编辑只有掌握了这些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才能使自己在数字出版发展的浪潮中立于不败之地。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对传统出版业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关键在于如何去应对。随着世界范围内数字时代的到来，在大众的阅读方式已经从传统纸介质开始向新兴媒体转移，电子书、在线阅读、手机书等数字出版的全新载体正悄然兴起、且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对于出版业而言，顺应时代潮流向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出版业只有适应市场经济和出版活动的规律，才能有发展。在数字出版异军突起的形势下，传统出版业编辑的素质只有依据现实需要进行转型，才是一名合格的编辑，才能不被淘汰。
参考资料
[1] 中国新闻出版网：王熙俊《数字出版离我们有多近？》；
[2] 中国新闻出版报《加强复合型出版人才培养是数字出版发展的当务之急》；
[3] 柳青《数字技术对专业图书出版的影响》，《科技与出版》2004年第6期；
[4] 吕志军《数字出版对传统出版业务流程的影响》，《大学出版》2007年第2期；
[5] 文宏武《数字化浪潮与出版创新》，图书选题创新――2006香山论坛；
[6] 蒋云峰、蒋保纬《传统出版应对网络出版的对策研究》，《大学出版》2003年第1期.
长期以来，我省经济依赖钢铁、煤炭、电力、建材等传统优势主导产业的规模扩张，产能增加，实现了总量的快速增长。
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出现新变化，资源和能源需求减少，产能过剩，竞争加剧，资源型产业的扩张发展路子难以为继。由于我省重工业比重大、产业和产品结构相对单一、产业链短和附加值低，加上调结构、转方式和动能转换相对滞后，致使经济发展遇到多年少见的问题和困难。因此，全面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发展是实现我省社会经济和谐发展的迫切需要。
二、数字经济是转型发展的大趋势
近年来，随着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数字经济异军突起，其核心要素的信息流带动技术流、资金流、人才流、物流等冲破供需障碍，促进资源要素优化配置，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强劲势头相对传统产业需求不振、危机四伏的低迷现状，显得异常强劲。2015年我国提出，实施“互联网＋”行动和“中国制造2025”，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和政策支持数字经济发展。
许多省市顺势而为，积极推动，取得良好效果。广东省以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基础部分规模多年位居全国第一，2017年电子信息制造业产值3.6万亿元，同比增长12.8%；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业务收入9318亿元，同比增长14.2%。浙江省把数字经济作为“一号工程”，大力发展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产业和一批重量级未来产业，2017年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实现1.25万亿元，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37.1%。重庆市制定“大数据行动计划”，使大数据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数据枢纽及产业基地。
信息时代和数字经济将改变世界面貌，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必须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积极推进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努力实现全省经济转型发展。
三、以数字经济促转型发展的几点建议
新一轮工业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推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持续创新，推动实体经济实现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进而带动经济发展新体系的形成。
在全球信息化进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加速创新、引领发展的大背景下，发展数字经济是转方式、调结构、换动能的重要抓手，也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创新驱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河北省应全力抓牢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建设雄安新区的历史性机遇，聚焦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和科技力量的支撑作用，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全省经济创新发展。
一是着力以数字经济推进产业转型。加快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创新，不断培育和壮大新兴产业，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提供新动能。要将制造业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主战场，大力促进数字技术与整个制造业本身、制造业产业链和智能制造点对点的三次融合，支撑制造业向智能化、服务化、绿色化全面升级，加快构建以智能制造为重点的新型制造体系。要将发展现代农业与数字经济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水平，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建立农业决策系统、农业数据资源系统，不断完善数字农业平台的服务功能。要将数字经济融入现代服务业，以数字技术助力电子商务、金融、教育、远程医疗、智能交通等新业态，促进生产性服务业更好发展，积极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
近年来，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互联网、移动媒体等新媒体迅速普及，这对传统媒体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媒体背景下，报纸如何实现从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战略转型，重塑自己的竞争优势，实现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是当前急需解决的课题。
一、报纸战略转型的特点
“转型”是指事物的结构形态、运转模式和人们观念的根本性转变过程。报纸战略转型是指报纸媒体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的重大改变，对其经营模式、经营方向、资源配置方式、组织结构进行的调整与革新，为报纸媒体发展提供方向性的指导。
战略转型要具有以下特点：一是前瞻性。由于报纸受技术革新、社会文化变迁、产业政策和结构调整等各方面影响，报业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发生巨大变化，虽未危及生存，但其发展前景堪忧，由此说来，报业需未雨绸缪，居安思危，积极思考开展战略转型，以获得持续生存与发展，因此，报纸战略转型必须具有前瞻性特征。二是目的性。战略转型更多是求得报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为了短期增长。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市场规模，都存在着一个增长的有限性问题。增长是一个量的变化，发展是一个质的变化。战略转型寻求的是报业发生质的飞跃。三是创新性。每一个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都来自于创新，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市场创新等已成为行业发展的动力。没有创新，就无法在竞争中取得优势，报业战略转型要具有创新性，不能随大流，更不能重蹈覆辙。
二、新媒体引发报纸的深刻变革
各种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带给报纸这一传统媒体行业巨大冲击，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要探讨报业在新媒体背景下战略转型的举措，就要清醒的认识到新媒体给报业带来的深刻变革。
变革一：报业生产数字化。数字化主要是指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将电、光、声、磁等传输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或是将文、图、音等各类不同信息统一编码，把信号按照二进制进行技术处理和网络传输。信息或信号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十分有助于报业用数字技术改造和装备传统报业，其内容包括内容、形态、流程、手段等的数字化。内容数字化是报媒数字化的基础和前提，主要是运用计算机技术将新闻信息编码后转换成可以用数字技术进行识别和处理的内容；形态数字化是内容数字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主要表现为报业数字内容与数字技术相对应的数字化文本、图片、语音、视频、动漫等存在形态；流程数字化是内容数字化和形态数字化技术要求的必然结果，主要是运用数字技术处理新闻信息的采、编、排、传、售、读、存、检等全过程，是数字报业的关键；手段数字化主要是运用网络传输技术、数据存储技术、基础平台技术和移动终端技术等数字工具实现对报业信息的处理与管理，是数字报业的技术标志。①
变革二：媒介受众分流化。对任何媒体来说，受众都是非常重要的。失去受众，媒体就丢失了传播对象，也就没有了其存在的经济基础。新媒体的海量信息和交互性等优点分流了传统报纸的受众。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在内容上的时空限制，尤其是在信息来源、内容形态上等方面具有更强的延展性和丰富性，大幅提升了受众在选择信息时候的自由度。另外，受众与媒体间的互动性在新媒体背景下也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数字化网络带来海量信息的互动传播，意味着传统人际传播得以在数字媒介平台上全面还原并提升，即人们可以超越时空进行点对点的信息沟通与实时交流，且不必再拘泥于传者与受者、大众与小众之间的明晰界线”②。新媒体的便捷性、互动性和及时性，使传统媒体的受众不断向新媒体转移。可见，单一媒体已经很难满足所有受众的趣味和需求。信息和传播媒介多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受众选择媒体和信息的自主性明显增强，这必然引发传统媒体受众资源的流失。
变革三：传播载体多元化。新媒体的突出特征是传播载体终端功能的多元化，表现为一种载体具有多种功能，或一种功能可由多个载体去实现。数字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信息传播的接收平台，除了报纸外，人们还可以在网络、手机、广播等不同的媒介上看（听）新闻。在新媒体背景下，对新闻的报道，记者可以把采访到的信息形成文字、声音、图像等多种形式，提供给不同形态的媒体，获得最大、最佳的传播效果。
三、报纸战略转型的对策建议
在以数字化和网络化为基础的新媒体时代，报纸依然有着自己的竞争优势，核心问题是，报纸如何实现战略转型，如何应对报业生态环境的变化，重新定位，拓展渠道，打造新的产业链。
对策一：产业属性与角色定位重构。对传统报纸而言，新媒体时代不仅要求其生存困境下进行数字化技术改造，也不仅意味着报业生存形态和传播形态的改变，从更深层来说，报业将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即报业面临产业重新定位的问题。一是报业的产业属性定位。美国经济学家马克·优里·波拉特在《信息经济学》中把产业分为农业、工业、服务业和信息业四个种类，由此正式提出“信息产业”概念，③信息产业实质上是一组产业群，主要从事信息生产、传递和服务。因此，传统报业从传媒产业转型为信息产业，是其在产业融合后必然的产业属性定位；二是报业在产业中的角色定位。可以说报业在产业属性中的角色定位是报业战略转型的一个前提。宋健武、董鸿英认为，中国报业必将转型为新媒体机构。报媒的基本功能和核心价值是信息的收集、加工以及传播。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一个信息加工商和信息传输网络运营商，同时还是媒体运营商。④徐峰认为，新媒体背景下报业的重新定位是其核心的两个转变：一是报纸编辑部向信息或内容提供商转变；二是报业集团向多媒体传媒集团转变。⑤可见，报纸应该突破平面媒体的限制，重新定位角色，使其成为数字信息开发处理、数字信息、数字产品营销和数字产品客户服务的综合平台，实现了报纸的数字化。
对策二：品牌塑造与产业链条延伸。研究表明，与新媒体相比，报纸仍具有明显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信息把关的权威性、栏目的专业化和批量化，但报业内容同质化现象严重，打造和锤炼报纸品牌，实施差异化发展，提高报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凭借其品牌效应争取在文化产业链条中更具有核心竞争力。此外，还要注意报纸品牌的延伸开发。
印刷、发行、广告是传统报媒的三大产业，新媒体背景下，报业的价值链已发生巨大变化。报纸的产业或者价值链条必须继续延伸，否则极有可能会沦为新媒体的内容或信息提供商。因此，拓展和延伸报业经营产业链，非常迫切。报业链条的拓展和延伸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延伸。数字技术将各种形态的媒介内容、信息转化为数字形式进行传播，从而使得不同媒介类型的内容互换、再生产，实现交互共享，形成规模化生产。二是终端延伸。终端是媒体与受众的直接接触点，新媒体时代，媒体数量和媒介类型的不断增加使得媒介受众日益增长；各种媒介的一体化多功能趋势，使得报业可以实现规模化、差异化内容生产，满足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这些都为报业赢得大量受众资源。
对策三：传播载体与传播渠道拓展。报纸传播载体和传播渠道的拓展关键是通过新技术的应用。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无线网络和3G网络越来越普及，接收终端呈现出移动性强、多样化、便捷化、智能化等趋势，报媒转型就是要“利用数字技术重塑报纸出版业的行业边界和业务形态，推动多元传播格局下报纸出版方式和报业经营模式的转型，报纸内容通过新的介质（如光盘、电信网、广电网、互联网等）、新的终端（如计算机、手机、PDA、阅读器、显示屏等）进行传播的传播形态”。⑥也就是说，报业应该逐渐开始发展“网络版”、“手机报”，研究开发“多媒体互动报纸”等非纸质新媒体，由单一纸质媒体传播向综合平面、电视、手机、网络等跨媒体互动传播，实现报纸新闻信息生产一体化、自动化和可视化，不断创新传播载体和拓展传播渠道。
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使报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通过战略转型，明确报业的产业属性和角色定位、拓展传播载体和渠道、打造自身优势品牌、延伸产业链条，方能化危机为契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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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V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6）12（a）-0008-04
数字化设计制造技术的应用使传统设计和制造流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也是当今先进制造技术的发展方向。以波音、空客、洛马等知名的企业为代表，通过数字化设计制造手段实现了产品质量、协同效率、研制能力大幅度提高[1-6]。产品设计制造模式正从根本上发生变化，以往的二维图纸为主要信息载体，辅以三维模型的产品定义技术，正被以三维实体模型为唯一数据源这种全新的产品定义技术MBD（Model Based Definition）所取代。以波音787为代表的新型客机研制，正是直接以带有产品制造信息PMI（Product Manufacturing Information）的三维模型作为制造依据，实现了产品设计、工艺设计、工装设计、零件加工、装配与检测的高度信息集成、协同和融合，开创了飞机三维数字化设计制造的崭新模式，从而大幅度提高了产品研制能力，确保了波音787客机的研制周期和质量。
近年来，在航天产品研制过程中正在尝试三维设计制造技术的应用探索[7，10]，设计单位将产品三维设计模型直接传递给下游制造单位（简称“三维下厂”），陆续有新研型号开始三维下厂制造。这种以三维模型为核心的信息传递、工艺设计及制造模式与传统的以产品二维图纸为核心的模式相比，具有很多技术优势，但同时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管理上均有很大不同。其中，带有PMI的产品三维模型成为设计、工艺及生产阶段的标准，但一些复杂三维模型文件大小动辄上百MB甚至几GB，这些模型的显示、浏览和使用越来越困难，单纯地通过提高计算机终端配置已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鉴于此，该文从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流程出发，分析了各环节对三维模型轻量化的需求，结合典型产品特点，提出了三维模型具体应用途径和三维模型转化技术途径，并综合分析了三维模型轻量化的一些关键问题，最后介绍了三维模型轻量化在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中的具体应用。
1 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中三维模型轻量化需求分析
由三维CAD软件创建的产品模型，是产品的精确模型，不仅包含产品的参数化几何外形，还包含造型过程及参数、平面草图及约束等，结构复杂且数据量大。当浏览复杂产品的CAD源模型时，计算机常出现显示困难现象，三维模型“轻量化”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
三维模型“轻量化”有两种形式[11]，一种可为后续各个阶段所使用，如仿真分析、工序模型等；另一种是浏览产品PMI信息用。前者只关注几何实体本身及其应用，如STEP、IGES、JT等，其附加PMI信息则被轻量化掉，该技术较为成熟；后者则仅保留几何轮廓、视图，但确保PMI信息与原模型一致，以最大限度满足浏览三维模型获取原始模型PMI信息的需要，该技术难度较大，尽管需求迫切但发展较为滞后。该文提到三维模型轻量化主要指后者。
目前，基于三维模型的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流程可分为三维设计、三维发放与接收、三维工艺设计、三维生产加工检验、三维装配集成、三维试验检测、产品交付等环节。其中，一些环节的业务内容及对三维轻量化模型的具体需求如下。
产品三维设计：设计人员利用CAD软件（ProE/CATIA）创建产品的三维模型，并在三维模型上标注尺寸、公差、粗糙度、基准面等技术，为三维模型表达需要创建必要的视图、剖视图。（需精确模型）
设计工艺协同与会签：在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工艺人员提前介入，提出产品工艺可制造性方面的建议，参与产品设计。此外，产品设计完成后确定基线版本，相关工艺人员通过可视化协同环境进行工艺会签。（需轻量化模型）
三维模型接收：由档案部门确认设计模型状态，并导入三维工艺系统。后续如果技术状态发生变化，需对三维模型更新，并确保版本一致。（需精确模型和轻量化模型）
三维工艺设计：工艺人员在三维工艺系统中相应产品节点下完成三维工艺和工装的设计。工艺人员利用三维数字模型，创建工序模型，包含必要的定位、加紧、尺寸、工序描述等，工序模型视图可嵌入在各信息系统中进行浏览。（需精确模型和轻量化模型）
作业计划编制：型号调度在生产管理系统中查阅三维工艺系统提交的工艺及三维模型信息，制定生产计划并下发。（需轻量化模型）
工时定额：型号调度向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提交工时计划，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生产管理系统中查阅工艺及三维模型信息，制定工时后向车间下发。（需轻量化模型）
物资备料准备：型号调度向物资管理部门提交物资备料计划，物资管理部门在生产管理系统中查阅工艺及三维模型信息，进行物资备料。此外，在产品三维模型会签时，也可提前开展物资备料准备。（需轻量化模型）
产品加工及检验：车间操作人员在车间管理系统中进行任务接收和进度反馈，查阅三维工艺和三维数字模型。更进一步，检验规划人员可利用原始三维模型创建检验模型，并定义必要的检验视D，标注检验要求、注释等。（需轻量化模型）
产品验收与交付：产品研制完成后，由型号产品保证工程师从质量系统中提取相关记录形成产品数据包，按要求组织预验收，配合用户开展产品验收工作，验收通过后交付。（需轻量化模型）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从设计阶段开始，设计工艺协同、工艺会签、工艺设计、生产现场各环节均存在对三维轻量化模型的应用需求，而且有几点问题显而易见。
（1）各应用环节都不是专业的设计人员，只是需要以简易、直观的方式浏览或应用三维模型，没必要通过原建模软件打开模型，来满足这一功能需求，同时，通过原建模软件打开模型会使模型处于可编辑状态，易因误操作改变模型状态。
（2）对于一些大型模型（文件大小超过1 GB），在各应用环节通过高配置计算机、原建模软件来浏览或应用，显然是不现实的。
（3）对于产品而言，单纯地只对一部分模型进行轻量化处理是不完整的，应当将其作为完整的个体加以考虑，并实现版本受控。
综上所述，航天产品三维数字化研制中，尽管产品的三维模型由设计建模完成，但在制造环节不同人员根据工作需要，除了需要三维模型，更多的是需要浏览三维模型以获取产品设计信息，因此必须解决三维模型轻量化的问题。
2 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中三维模型轻量化技术途径
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中三维模型轻量化问题，应当从体系角度出发，系统地解决。现结合当前轻量化技术研究和型号推进实际情况，针对典型产品的特点，以现有条件为基础，分析三维模型应用及轻量化的具体实施途径。
2.1 典型产品三维研制技术途径
（1）金属结构件。
在金属结构件的研制过程中，设计工艺协同、工艺会签、生产现场等环节，暂可利用现有条件直接应用设计软件浏览三维设计模型，但个别大数模仍需转为轻量化模型。在三维模型利用方面，可将三维设计模型转化为UG模型用于数控编程，再将UG模型转化为JT轻量化模型用于工艺过程建模，将UG模型转化为STL模型用于数控加工仿真，此外，三维设计模型可转化为STEP模型用于三坐标检测。
（2）结构板。
在结构板的研制过程中，设计工艺协同、工艺会签、生产现场等环节，暂可利用现有条件直接应用设计软件浏览三维设计模型。在三维模型利用方面，可以将三维设计模型转化为DWG二维图用于面板激光加工，将三维设计模型转化为IGS模型用于低桥式测量机检测结构板。
（3）管路。
在管路的研制过程中，单根管路、接头的研制，在设计工艺协同、工艺会签、生产现场等环节，暂可以利用现有条件直接应用设计软件浏览三维设计模型。但在需要查看（包括会签、模型导入、工艺设计、生产现场）整体装配模型时，如果三维装配模型过大，就需转为轻量化模型。
（4）电缆网。
在电缆网的研制过程中，在需要查看（包括会签、模型导入、工艺设计、生产现场）整体电缆网模型时，当三维电缆网模型过大时，仍需转为轻量化模型。
（5）结构装配。
在装配体的研制过程中，在需要查看（包括会签、模型导入、工艺设计、生产现场）整体装配模型时，当三维装配模型过大时，就需转为轻量化模型。同时，装配体轻量化模型要能够浏览装配结构关系。
此外，其他专业工艺可参照零件级和装配级的方案，但须保证待加工区域的原始信息识别和浏览。
2.2 三维模型转化技术途径
针对上述典型产品三维研制中所涉及的三维模型应用及轻量化转化问题，目前，应用在航天产品研制中的三维建模软件主要有Pro/E、UG、CATIA，根据不同的应用需求，模型的轻量化、转换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进行。
（1）专业软件自身转化。
Pro/E三维模型可转化为PVZ格式，UG可转化为JT格式，CATIA可转化为EXE格式。前两者转化仍存在丢失特征、尺寸标注、标识等问题。
（2）专业软件间转化。
Pro/E、CATIA三维模型可转化为UG格式。这类转化仍处于研究阶段，实际应用仍有局限性。
（3）第三方软件转化。
目前正在推进的PDM平台类产品，力图从统一数据平台的角度支持各类CAD模型的浏览，如新一代AVIDM（4.0/5.0）、Teamcenter、VPM等，但效果差强人意。想实现对各类模型的轻量化应用，只能借助于第三方软件。
该文所提的保留模型PMI信息的轻量化转换，目前只能通过第三种途径解决。但需认识到其中涉及的技术问题，受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仍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尽管如此，无论通过何种途径解决三维模型轻量化问题，需要明确：三维模型轻量化转换应包含完整的PMI信息。
3 三维模型轻量化关键问题分析
（1）轻量化模型与原始模型的关系。
从产品研制流程各环节对轻量化模型的应用需求可以看出，轻量化模型其实是作为产品信息的依据来使用的，作用与原始模型相同，应当附属于原始模型，共同存在。
（2）轻量化模型包含的信息。
原始模型除了模型实体、特征、视图、PMI、装配结构关系外，还有大量建模过程信息，而轻量化模型实际上只需要体现最终信息即可，即模型实体、视图、PMI、装配结构关系与原模型保持一致。
（3）轻量化模型的应用范围。
轻量化模型面向不同的应用群体，其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应用最多的就是模型浏览，在工艺会签、流程审批、生产现场均会用到，同时还会需要批注。另一些环节，如数控编程、工装设计则会用到模型实体本身，这就需要原始模型，或前文提到的保留模型实体精度、不带PMI信息的轻量化模型。
（4）何时转？谁来转？
从产品的研制流程看，轻量化模型既然是原始模型的附属，那么就应当在设计模型产生或受控之后同步产生，这样下游环节在应用r才能体现其价值。
（5）规范性建模。
前期实践发现，由于设计三维建模的不规范，三维模型轻量化转换过程中会出现特征、标注丢失及视图与标注不关联等问题，为此，还需建立相应的三维建模及标注规范并有效落实。
（6）轻量化应是一个完整体系。
尽管当前最迫切需要开展模型轻量化的对象主要是大数模，如电缆网、管路、结构部装、总装，但轻量化更应当以一个完整体系考虑。一个产品，不可能一部分保持原始模型，而另一部分实施轻量化，最终部装、总装又将这两类模型汇总到一起。
4 具体应用
从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体系的角度出发，结合各类产品的特点及其三维模型轻量化的需求，经选型对SView进行了定制开发，经过系统测试、功能改进，目前已在金属结构、结构板、结构部装、电缆网、管路等航天产品中得到应用，保障了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的顺利推进。
此外，通过与三维工艺系统平台Teamcenter的数据集成，实现了三维模型自动轻量化转换和轻量化模型的受控管理。
5 结语
该文从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流程出发，分析了各环节对三维模型轻量化的需求，结合典型产品特点，提出了三S模型具体应用途径和三维模型转化技术途径，并综合分析了三维模型轻量化的一些关键问题，最后介绍了三维模型轻量化在航天产品数字化研制中的具体应用。尽管该文提到三维模型轻量化主要用于浏览以满足各环节对产品PMI的获取需求，但将“轻量化”的两种输出形式合二为一，既能满足一些环节对模型实体的应用需求，又能保证模型PMI信息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必将是“轻量化”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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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森哲2015年的《寻找中国经济的数字化红利――数字化密度指数报告》显示，在经济各个领域全面应用数字技术将推动中国新一轮经济增长，而这种转变已经积蓄了巨大势能，促使数字化即将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推动力。
消费者很成熟，企业技术还不足
资本投资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中国经济的数字化却主要由消费者拉动。随着中国进行数字化转型，网络消费者已变得更加成熟，热衷尝试新的产品和服务。
与中国消费者全面拥抱技术相比，中国企业的数字技术应用却明显不足。在游戏和社交网络等网络服务的推动下，中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手机市场，并在2013年成为全球总值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但是，相比其他领先经济体，中国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仍存在巨大差距，虽然也开始利用数字技术管理企业，不过就目前情况而言，这项工作还仅仅只触及表面，尚未充分挖掘出数字技术的潜力。
中国不同行业间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程度差别也很大。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为代表的领先网络企业，拥有非常卓越的用户基础，并且在采用大数据、分析法和云计算等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电信和银行业等被大型国企统治的主要行业，基于巨大的规模经济和丰富的资源，也积极支持应用数字技术，虽然其等级结构和避险倾向不利于其提高创新能力。
相比之下，主要由中小企业组成的各个行业则处于落后地位，不仅承受能力有限，而且其自身以低劳动力成本为竞争基础的低利润业务特性也导致其对数字化转型缺乏紧迫感。此外，虽然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生产商，华为、联想和中兴等中国企业都已成为全球主要的信息通信技术硬件供应商。但在软件和服务方面，却鲜有领先的中国企业。中国企业IT开支方面也存在类似的不平衡，软件和服务所占比例远远低于发达经济体。
提升数字化密度，跨越转型鸿沟
埃森哲最近的一项全球高管调查发现，相比其他国家，更多的中国企业高管认为，在不久的未来，数字技术将会对其企业起到重要作用。很显然，中国的企业高管和政策制定者都意识到了飞速发展的数字创新，并希望积极利用技术推动增长和提高竞争力。
但事实上，相比其他领先经济体，中国的数字化发展状况究竟如何呢？埃森哲与牛津经济研究院合作共同测评的“数字化密度”，揭示了中国数字化的发展现状。对于“数字化密度”，埃森哲大中华区战略与可持续性业务董事总经理李广海是这样解释的：“一言蔽之就是数字技术，以及数字业务，数字的应用在经济体里的渗透率，或者覆盖率。”
对一个国家的数字化密度测量，主要衡量的是数字技术的普及程度，而非仅仅针对信息通信技术领域。测评结果显示，中国目前的数字化密度在17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十位，居荷兰、美国和瑞典之后。
基于对数字化密度得分卡的综合分析，埃森哲认为可以通过提升三方面的数字化程度来提振经济表现――投资于数字资本；打造数字机构和数字市场；实现企业行为数字化。
1、投资于数字资本
中国的企业高管和政策制定者应当重点关注商业环境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质量问题，这是企业增长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具有支持性的灵活数字基础设施需要长期统一的战略投资来鼓励数字创新和应用。
2、打造数字化机构和数字市场
决策者必须确保市场已做好适应数字化的充分准备。这条路径重点关注互联网覆盖、网络商业活动、组织灵活性、社会态度、政府数字政策、监管环境以及开展数字业务的便利性等方面。要想取得进展，需要重点关注企业和消费者的网络文化，发展本土信息通信技术行业，并以制定数字友好型政策为优先考虑。
3、实现企业行为数字化
埃森哲对数字企业的定义是，能够通过利用信息、企业资源和数字技术，打造独特的客户体验，从而取得成果，并最终实现增长。在寻求数字世界成功的战略过程中，中国企业应可以通过更好地服务客户和消费者，推动创新，实现增长。这包括制定数字经营战略，以新的业务成果为目标；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探索更优化的全新客户渠道；向新市场进行有效扩张；以及采用新的定价和盈利模型，实现利润最大化。
激发数字化潜力，把握增长红利
埃森哲数字化密度指数在最宏观的层面上揭示出，数字化密度在五年内增加10分（百分制），就将推动发达经济体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提升0.25%，而新兴经济体的增幅可达0.5%。预计到2020年，中国则有望实现4180亿美元的增加值（见图），也就意味着数字化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超过四千亿美元的红利。
虽然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由于管理体制、经营理念、人员素养、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不足，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仍面临着较大的风险。第一类风险：机构转型风险农村金融机构尤其是农信机构规模普遍较小，客户主体以小微居多，区域属性明显，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必须同时推进机构的数字化转型，由转型引发的战略调整、组织变革、文化融合和技术融合均存在潜在的风险。一是战略调整风险。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是战略和思维的转型，要将机构的发展战略与数字化转型的步骤有机结合起来，从资金投向、人员素质、激励机制、组织协调、治理结构等方面作出规划，制定“一盘棋”战略。然而，当前部分农村金融机构是“为转型而转型”，没有真正以客户体验为驱动，在战略上的转型安排并不到位。二是组织变革风险。从部门设置看，农村金融机构现有的组织架构多数是对公业务、零售业务与网上银行部、信息科技部并行的架构，部门间几乎都是各自为政。从人才结构看，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中，本科以上学历者占比不高，从业人员年龄结构偏大，对数字化产品的适应能力较差。以农商行来看，目前柜面业务的线上服务替代率已达到了90%以上，但人员的数字化水平和线上营销等能力不足加剧了机构数字化转型的风险；同时由于对科技人才缺乏独立的引人、用人、晋升机制，存在“引不进、留不住”的人才困境。三是文化冲突风险。在既有的管理体制下，农村金融机构往往形成了相对保守、僵化、厌恶风险的企业文化，对新事物接受度不高，业务发展缺少创新意识，不愿也不敢跨界合作。数字化转型需要更多的共享、协作，这与农村金融机构既有的文化形成了冲突。四是技术融合风险。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势必要采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这些新技术在为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交易提供便利性的同时，在与既有的系统、产品、流程融合过程中也会带来新的风险。第二类风险：机构展业风险农村金融机构利用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移动终端以及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过程中，受限于认知理念、研发能力等方面的不足，面临较大展业风险。一是认知理念风险。农村金融机构的数字化不等同于渠道数字化，数字化产品也不等同于产品数字化，流程数字化也并非简单地设立专门部门，对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认知理念上的任何偏差都会带来风险。例如，一些农村金融机构将数字化转型理解为做一个手机App、开通微信银行或将传统的产品放到信息共享不足、交互不够、没有形成闭环等问题，加大了展业风险。六是场景缺失风险。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必须将金融业务嵌入到适当的场景中去才能有效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然而，适合农村金融机构应用数字技术展业的场景仍十分有限。在业务开展过程中，如果没有必要的业务场景与数字技术对接，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则无从谈起。然而，一哄而上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很可能会因为场景缺失而加大农村金融机构的业务风险。七是数据缺失风险。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自有的客户数据大多分散于各类业务信息管理系统中，数据仓库尚处于搭建阶段，不能实现数据的全面共享；另一方面，农村金融机构客户更多的数据分散在县域各级政府部门，形成了一个个有待深度挖掘的“数据孤岛”。数据缺失、数据不完整导致基于数字技术的分析工具和模型结果有偏，从而增加了展业风险。第三类风险：机构环境风险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对客户素养、行业生态和监管能力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农村金融机构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时可能面临三个方面的环境风险。首先，客户素养不足。一方面，农村客户多为老人、妇女等弱势群体，其教育水平和金融素养较低，对电脑、智能手机等设备的使用不多，在观念上对基于数字技术提供的金融服务和产品接受程度较低；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经营的数字化水平仍较低，农村小微企业和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字化水平更低，加大了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风险。其次，行业生态不佳。近年来，一些互联网金融平台甚至农村金融机构打着普惠金融的旗号，变相收取高额利息或违规发售理财产品，严重侵害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对整个数字金融行业生态产生了“污名化效应”，成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隐性负担”。最后，监管能力不足。在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尤其是面对数字技术与金融业务的融合创新，金融监管也面临着能力不足的巨大挑战。例如，对于农村金融机构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模型进行风险控制时，县域金融监管部门要么采用传统的监管方法进行监管，但效果显然不好，要么简单粗暴地予以禁止，均不利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众所周知，在传统图书出版和电子音像出版领域，教育出版一直是产值比例最大的板块。可以说，教育出版实现转型升级是传统出版业完成转型升级的关键。《2020-2021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指出，“数字教育市场总体上呈现蓬勃发展态势，传统出版单位正在加快数字教育出版产品和模式创新”。再观现实情况，当前传统出版单位在数字化转型方面仍面临产品核心价值不明确、产业链话语权不足、技术标准不统一等诸多困难，且缺乏大量人才。有学者认为，缺乏复合型人才是阻碍教育出版社数字化转型升级的一大瓶颈［1］，数字出版专职人员少且多来源于内部转岗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2］。由此，文章立足于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难点，对数字教育出版编辑的核心素养和专业成长路径进行分析。
一、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的难点与人才需求
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主要服务于教育信息化发展，用于支撑数字化环境下的教与学。其产品的核心特征包括四个方面。首先，以内容为核心，围绕内容配套相关教育功能与服务，这是其不同于一般教育信息化应用软件和系统的根本特点；其次，以学生为核心用户，兼顾教师、家长等相关群体；再次，在内容、功能、服务等方面符合教育信息化发展需求和实际教育教学的需要；最后，技术实现需要符合网络传播业态和教育规律的要求。从实际看，传统教育出版以教材、教辅产品为主，而数字教育出版则除了数字教材、数字教辅出版外，还增加了数字化课程出版和教育资源数据库出版两大新形式，并且关系到出版平台、商务平台、课程教学平台、版权管理平台等各类配套系统。可以说，数字化教育产品在出版过程中，内容、产品形式、发行渠道和应用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在当前阶段，数字教育出版的有效业态模式尚未建立起来，包括数字教育出版产品的结构体系、管理方式、盈利模式等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同时，许多教育信息化应用模式仍在探索中，各种数字技术如何在教育中发挥作用尚无定论。因此，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在产品设计、开发、运营方面均存有较多难点等待攻克，需要编辑人才具备较高的专业素养。毋庸置疑，数字教育出版强调教育、编辑出版和信息技术三大领域的融合发展。理论上讲，其编辑应具备上述三个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并且能够实现融合应用。但教育、编辑出版和信息技术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专业领域，每一个领域均包含复杂的知识、能力体系，且具有各自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加之当前从事数字化教育产品出版的编辑多为传统编辑转岗而来，同时具备上述三个领域的知识与能力并实现跨领域融合应用绝非易事。以教育出版内容的数字化为例，早在20多年前，将传统教科书中的内容进行多媒体化呈现就已经是教育出版数字化的一个主要方式。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教科书内容的数字化已从多媒体升级到富媒体、智能交互、增强现实、虚拟现实等。而这种采用“新媒体技术改变知识呈现方式”的教育出版产品设计方法在近年来一直广泛存在于教育出版行业。该类产品看上去改变了教科书内容的呈现方式，已经结合了教育、编辑出版和信息技术三个领域，但编辑在策划产品时对各领域的认识深度不足，仅做了形式上的改变而无法从融合的角度对产品的内在教学逻辑进行系统设计，即并没有触及学生对知识的深层次认知需求，因此无法被教育工作者视为一种优质教育资源，难以有效促进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笔者认为，对多数正在从事或想要从事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工作的编辑来说，应在具备一定核心素养的基础上，通过合理的专业学习途径，逐渐成长为能够驾驭一些数字教育出版项目的专门人才。
二、教育出版转型中编辑的核心素养
在综合了能力、知识、素质、态度等要素后，人们提出了在评价人才时可使用“素养”这一概念［3］。在传播、教育等领域，“competencies”“skills”“literacy”等单词都在不同场合被译为“素养”。从这些词的含义和词源不难看出，“素养”本质上是人们胜任某一领域工作时必备的能力、技能、知识等的综合体。所谓的核心素养，则是各类素养中最为关键的部分。根据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的需要，编辑应当具备三个方面的能力。第一，从事数字教育出版的基本品格和基础技能，可概括为社会责任和人文底蕴；第二，具有持续的专业成长潜力，即融媒思维和学习能力；第三，正确的工作方式和价值取向，即创新意识和工匠精神。核心素养处于编辑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体系的底层，支撑着编辑知识、能力结构的不断建构，也引导编辑长期、持续地进行专业发展。
（一）基本品格和基础技能：社会责任、人文底蕴
社会责任是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编辑须具备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素养。社会责任素养包括社会责任意识和社会化的责任方式两个层面。在社会责任意识中，最为关键的是政治坚持。数字教育出版承担着社会文化传承和育人的职责，读者以未成年人为主，其产品的政治方向对未成年人的道德认知、国家认同等影响重大，直接关系到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甚至影响到未来民众的世界观、价值观。编辑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教育理论，这是工作的基本方向。同时，由于数字教育出版工作具有多领域融合的特点，合作担当是有效的社会化责任方式。对编辑来说，应该认识到数字教育出版需要分工合作，以团队方式完成数字出版产品的研发和运营。人文底蕴是编辑的必备素养，无论从事何种类型的出版工作，一个编辑的人文底蕴都是不可或缺的。普通编辑学认为，编辑活动的本质就是从原有的社会文化出发，缔构并产生新的社会文化［4］。数字教育出版的编辑工作实质也是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发展为目标，将已有的社会文化转化为适宜学生学习的内容产品。在这之中，编辑的人文底蕴对内容的品质有着重要影响，并能间接影响到教育效果。
（二）持续的专业成长潜力：融媒思维、学习能力
教育出版向数字化转型是教育出版实施数字化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必然需求。随着5G、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在推进教育育人方式变革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教育出版的内容、形态及传播途径都需有相应的变革。传统编辑工作多受限于纸张载体进行平面思考，在数字出版时代，编辑应树立多媒融合观，形成多元化的思维和立体思考模式，主动探究不同媒体的教育功能，并能够将其应用于教育出版产品的设计与研发中。信息时代，新技术层出不穷，编辑在转型过程中面对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广博、系统、复杂且在不断发展。因此，具备学习能力是教育出版转型现状对编辑提出的必然要求。学习能力既指编辑应该有强烈的学习意愿，同时又强调编辑应具备合理高效的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比如，编辑应该积极尝试各种数字化学习方式。对编辑来说，自身的数字化学习体验会直接影响到数字教育出版产品的设计与开发。无论从教育出版转型的发展阶段，还是从编辑个人专业成长的需要来看，学习能力无疑都是编辑的必备素养。
（三）正确的工作方式和价值取向：创新意识和工匠精神
创新意识符合我国当前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并且在教育出版转型过程中有重要作用。当前，无论是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还是作为出版服务对象的教育信息化发展，都存有诸多不完善之处。只有通过创新发展填补空白、完善产品设计与应用，才可能进一步推动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在教育出版的转型过程中，融合创新、集成创新、改进创新都是可以尝试的创新方向，包括将新技术以合理的方式应用于教育出版中并形成新型的产品，应用不同的技术，以创新集成方式为教育出版服务，依据教育和出版的实际需要对已有技术进行改进等。而所有创新的前提是，编辑必须具有创新意识。工匠精神在我国源远流长，我国古代科技曾长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这与工匠精神密不可分。在今天的信息化社会中，工匠精神有了新的时代表征。工匠精神的现代内涵所涉及的已不仅限于手工业者应具备的价值取向，而是各行各业的通用素养［5］。在教育数字出版中，工匠精神是指敬业态度、乐业情怀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甚至可以认为，工匠精神是上述各项核心素养能够可持续发挥作用的保障。无论是学习还是创新，都只能在工匠精神的引领下，才具有持续、深入发展的可能性。上述三方面六项核心素养是当前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对编辑提出的基本要求，是编辑实现进一步发展并推进教育出版转型的关键。
三、编辑的发展途径
如上文所述，数字教育出版领域由教育、编辑出版和信息技术三大领域彼此融合、交叉形成，并且领域之间的融合并不是两个或多个领域知识与能力的简单叠加，而是重构了一种新的专业知识与能力，进而形成新的专业领域。由此，上述新领域的专业知识与技能是编辑专业发展的核心目标。如何基于核心素养有效提升编辑的专业素养以实现核心目标是各教育出版单位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实际问题。笔者认为，具备三方面核心素养的编辑可通过立足自身专业稳扎稳打、开展定向学习分项突破、积极参与科研推进深度认知、不断融合创新发挥价值等方式逐渐成为满足数字教育出版需求的人才。
（一）立足自身专业稳扎稳打
在教育出版机构中，编辑都已具备编辑出版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且大多数编辑拥有与教育相关的专业背景，包括宏观的教育学、课程论、教育心理学专业或具体的学科专业。少数编辑则是编辑出版、新闻传播或数字出版专业。无论编辑本身所学的专业是什么，都应该首先立足于自身专业，通过不断学习与实践加深对自身专业的认知。
（二）开展定向学习分项突破
某个具体的数字教育出版项目，并不会要求编辑具备覆盖教育、编辑出版和信息技术三大领域的知识与能力。特别是教育和信息技术方面，单一项目往往只涉及与产品定位相关的一小部分知识或技能。在这些项目的预备或启动阶段，编辑可以通过定向学习集中攻克相关知识、掌握相关技能，并基于对自身专业的深度理解在项目范围内实现跨领域融合。在一些项目中，编辑只需要掌握相关领域的话语体系、了解其基本原理，遵循社会化责任分工，与相应领域的专业人员合作完成数字教育出版产品的设计与开发。而这一过程本身需要编辑具备社会责任、善于学习、工匠精神、创新意识等核心素养。
（三）积极参与科研推进深度认知
积极参与科研工作是教育出版在数字化转型时期对编辑提出的新要求。一方面，数字教育出版目前存在太多需要研究的空白领域；另一方面，参与科研是普通编辑成为学者型编辑的必要方式。编辑参与的科研工作一般直接与出版产品相关，属于实用研究。科研的成果将成为提升数字教育出版产品品质的直接因素，而科研的过程则是编辑内化知识、创新突破，最终实现专业素养提升的有效途径。当然，对于任何编辑来说，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基础上参与科研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就更需要编辑具备善于学习、工匠精神等核心素养。
（四）不断融合创新发挥价值
创新意味着对旧的、常规事物的超越和突破。由三大领域融合而成的数字教育出版行业，更加需要编辑善于创新，从而推动数字教育出版的发展。但融合创新的本领并非一蹴而就，也没有哪所高校或研究所可以直接培养出符合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要求的创新型编辑人才。那些具备核心素养的编辑，只要在不断实践、研究的过程中提升专业素养，并在一定范围内敢于融合创新，实现跨领域的知识、能力融合，就可以成为满足数字教育出版需求的人才。
四、结语
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目前仍处于攻坚阶段，其对传统出版行业整体实现转型升级有着重要影响。编辑人才的遴选和培养在这一阶段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文章提出核心素养和编辑专业素养提高途径，意在尝试解决当前数字教育出版领域编辑人才缺失的问题，为行业发展提供一些建议。从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发展趋势看，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无疑有着巨大潜力。但也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教育出版不同于其他传播领域，教育出版的受众对信息掌握深度有刚性需求。这也是技术与内容浅层结合的方式不适用于数字教育出版，以及数字教育出版产品设计、开发、运营面临诸多困难的根本原因。由此可见，教育出版的数字化转型任重而道远，需要编辑们脚踏实地，砥砺前行。
参考文献：
［1］李莉.山东教育出版社数字化转型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D］.青岛：青岛科技大学，2021.
［2］雷鸣，湛冠琼，冯英.我国大学出版社数字化转型的现状及优化策略［J］.出版广角，2021（18）：39-42，53.
［3］辛涛，姜宇，林崇德，等.论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内涵特征及框架定位［J］.中国教育学刊，2016（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