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宏观经济政策下微观企业行为的现存问题
企业行为的另一说法，即是企业活动，是企业为实现创造价值和利润等企业目标的经济活动，通过企业行为可体现企业的内部结构及其面临的社会经济环境，当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时，企业也将以此作出相应反应。而随着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企业行为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 对企业的业绩及价值评估上缺乏相关研究。客观而论，每当经济危机到来时，国家多数都会出台相应的经济刺激政策促使危机稳定下来，不同行业经济回稳及业绩改善的先后顺序不同，掌握不同行业在各发展阶段的轮动顺序非常关键，但是，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非常缺乏，相关研究成果更是匮乏。将一个指标量化到企业未来业绩及价值预测上是很困难的，因此难以通过系统分析某个企业的业务特点、经济指标或者行业指标等进行对企业业绩与价值进行评估判断。以“广船国际”事件为例，相关人员对这一船舶制造企业进行分析，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国际贸易活动及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对造船企业未来业绩有直接的指示作用；而为了预测“广船国际”的未来业绩，则需要对其相关指数的近期波动进行预测；由此，投资商会寻求专业的宏观分析师协助，对指数的波动进行分析，从而预测经济未来走向及对不同行业可能产生的影响。然而，上述并不能说明宏观分析师就拥有投资商需要的全部信息，因为投资商在进行决策时，通常只会部分性参考到宏观分析结果，且宏观分析结果也难以量化到企业具体业绩评价及每一价值评估当中。而实际上，投资商也更为关注伴随着经济周期而产生的行业轮动问题。
（二）央行利息变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尚不明朗。以我国股市为例，央行利息变动对股市的冲击力通常都是“立竿见影”的。通常央行发布加息政策后的首个交易日，由数以千计上市公司组成的股市股指大多数将会发生下跌现象，因此，央行加息会引起股民的强烈反应，觉得加息是国家降低企业价值的措施，由此对政府做法非常不满。实际上，央行利息变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不明朗，也不明确，个中具体原因与影响等仍需进一步研究。
二、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的主要影响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随后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增长逐渐呈持续上升趋势，这在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是极为特别的。但是，在这一经济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内生产总值增幅与税收收入增长不匹配，税收增长缓慢。因此，国家相关部门迫切需要开发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藉此提供适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分析渠道及管理手段。据2015年5月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等都正面临着一场变革，即意味将推动我国宏观经济步入一个新时代。
宏观经济政策是国家为了实现宏观的发展目标而制定的政策等用以干涉企业的微观行为，而国家作为宏观政策的主体，其政策制定是有目的的活动，以期通过强制性干预企业行为实现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基于此背景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关系密切，且两者相互影响甚深。例如，银行基准利率如进行调整，则势必将对企业的融资和投资行为产生影响；同理，基准利率上升也将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由此企业发展战略则将出现缩减融资和投资等决策。简单地说，即企业在运行过程中会受到宏观经济政策对微观企业行为作用的影响，并最终将影响企业的财务研究及经营成果。然而，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也并非空穴来风、无风起浪，其会以企业微观行为，例如企业将面临的发展环境或是发展状况等作其决策的先决条件。
三、调和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企业行为的构想
（一）切实强化宏观经济政策的执行效率。纵观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不难发现当国家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时，企业也会同期减少投资，以便在经济紧张时可以灵活应对，这种状况的出现与货币政策效率不高密切相关。宏观经济政策可以在多方面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尤其会影响企业的发展现状与前景。另外，宏观经济政策变动也将对企业的资产定价与折现率、投资与筹资产生带来直接的影响，使得企业的经营发展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应结合自身发展状况适时做出反应，以迎合经济政策的变动。
（二）严格执行经济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阻力越来越大，仅靠经济改革已举步维艰，已经难以收到具有相当说服力的效果，因此需要与经济改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化改革是推动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的保障，现代企业应该将民主政治作为发展自由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如南斯拉夫在20世纪后半世纪实施的“工人自治”模式最终失败，其原因之一是南斯拉夫的领导人不允许企业自治与竞争；再如施韦卡特提出的“经济民主”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实施的前提必须是在公民自由的法制国家。
我国的宏观调控的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过去，我们往往在出现严重通胀后才被迫采取高强度紧缩措施，造成经济大起大落。而此次宏观调控在经济出现过热苗头时，就迅速采取紧缩措施，不仅避免了经济强幅震荡，而且保持了平稳快速增长。这说明我国宏观调控已过渡到第二阶段。现在的任务是如何掌握利用微调来调控经济，将其控制在适度区间的方法和技巧。
我国此次宏观调控实际上是中等程度干预，它的效果虽然好于高强度干预，但低于微调。与后者相比，它有三个弱点。一是滞后性。它往往在经济运行已经偏离适度区间，过热或过冷初步形成后才进行干预，错过了最佳时机，有些失之过迟。二是力度偏大。由于经济运行已偏离适度区间，要将它扭转回适度区间，需较大的调控力度，这容易引起经济震荡。三是缺乏灵活性，不能对付经济惯性的冲击。
经济运行有两大特点，一是方向的变动性，即其总是交替向上或向下运动，不会停止在某一点上。二是惯性，当经济向上或向下运行时，有一种冲力，即使加以抑制，也会在原有轨道运行一段时间后才会停下来。例如，当经济处于上升趋势或上升通道时，经济惯性会使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快，如果不加以阻止，会很快越过潜在增长率和适度区间，进入经济过热。但如果采取强干预，则由于力度太大，产生矫枉过正的偏差，即不仅阻止了经济趋向过热，而且使之转为过冷，引起经济震荡。只有采取微调手段，才能适度减缓经济惯性的冲击，将经济稳定在适度区间。由此可见，宏观调控有两个任务：一是扭转经济运行方向，即在经济过热（或过冷）时，采取高强度或中等强度措施，使之由上升（或下降）转为下降（或上升）。二是使用微调手段来阻击和抑制经济惯性的冲击，将经济增长率控制在适度区间。如果第二个任务完成的好，第一个任务也就不需要了。
二、宏观调控的微调工具和技巧
从我国的宏观调控历史来看，我们比较善于高强度和中等强度调控，对于微调还比较生疏，缺乏深刻的认识。其原因之一是没有找到合适的微调工具。要掌握微调技巧，需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微调工具，确定微调幅度和频率，正确判断微调启动时机，三者缺一不可。
（一）微调工具
发达国家选择的是利率，这与它们已建立起相当成熟的市场经济分不开。而我国刚刚建立起市场经济，还不完备，利率也没有实现市场化，因而无法以利率为主要微调手段。更何况，利率的调控空间小、时滞长，既有正面影响，也有负面影响，局限性较大，并不是最理想的工具。
与之相比，投资贷款增长率具有很多优点。经济增长从短期来看，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而投资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资金的多寡，特别是投资贷款的多少。因此，抓住了投资贷款增长率（即信贷闸门）也就抓住了经济增长的“牛鼻子”和要害，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实际上，利率也是通过投资贷款增长率来间接影响经济的，即利率的升降影响投资贷款增长率的增减，进而影响投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从我国此次宏观调控来看，正是管住了信贷这个闸门，才及时制止了经济过热。
央行直接调控投资贷款增长率是行政手段还是经济手段呢？它实际上是经济手段。一般来说，在货币领域，凡是央行只控制总量不管资金具体使用，而由商业银行或经济主体自行决定的，都属于经济手段。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贷款增长率，特别是投资贷款增长率与银行准备金率一样，都属于货币政策工具，所不同的是它的作用更直接，效果也更显著。
（二）微调幅度和频率的确定
发达国家微调的幅度是每次变动利率0.25个百分点，属于小幅调整。对投资贷款增长率的调整也应如此，以小幅调整为主，每次变动0.25―0.5个百分点为宜。微调的频率不宜过快，要有一定的间隔，以观察效果。如果微调频率过快，间隔过短，等于几个微调叠加在一起，成为“重调”，容易引起经济较大波动。特别是投资贷款增长率，它的调整要半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影响经济增长率，因此每次调整后，应等一下，观察效果，不可操之过急，频繁调整。
从微调的实际效果来看，美国运用的比较成功。例如，为对付通胀压力（即经济增长率越出适度区间上限的压力），美联储从2004年6月到2005年12月，连续13次提高利率，使之从2%提高到4.5%。这些经验值得借鉴。对于我国来说，在进行微调时，无论是提高还是降低投资贷款增长率，都要一点一点地进行，走一步看一下，宁可慢一些，要有足够的耐心。
（三）微调启动时机的判断
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在经济运行处于上升（或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当经济增长率高于（或低于）潜在增长率时，启动微调，阻击经济惯性，将其控制在潜在增长率附近，至少不能偏离适度区间；另一种情况是经济过热，政府采取紧缩措施，使经济增长率由上升转为下降，但由于阻力太大，经济增长率迟迟不能回归适度区间。这时，就要启动微调来加速回归进程。
掌握微调启动时机，首先需要确定经济增长适度区间。经济增长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扩大再生产过程。决定扩大再生产的因素主要是投资和生产技术效率。由于后者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因此投资量的变动对扩大再生产至关重要。从这一点出发，扩大再生产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企业筹措投资资金阶段(简称筹资阶段)。由于我国企业投资资金很大一部分，甚至主要部分来自银行贷款，而它又容易为政府所调控，因此，投资贷款增长率成为该阶段的核心指标。第二阶段是企业使用筹集来的资金进行实际投资阶段(简称投资阶段)，核心指标是投资增长率。第三阶段是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阶段(简称经济增长阶段)，核心指标是经济增长率。第四阶段是经济增长率影响总量均衡阶段(简称总量均衡阶段或通胀阶段)，核心指标是通胀率。这四个阶段及其核心指标，组成了新的经济运行评价指标体系的主干。从其相互联系来看，投资贷款增长率是先行指标，投资增长率是次先行指标，经济增长率是同步指标，通胀率是滞后指标。
三、我国经济运行评价指标体系的参考数值和政策选择
从我国情况看，根据经济模型测算，上述四个阶段达到均衡时核心指标的参考数值是：通胀率为3%，适度区间为1―3%；适度经济增长率或潜在经济增长率为9.3%，适度区间为9―9.6%；适度投资增长率为16.5%，适度区间为15―20%；适度投资贷款增长率为6%，适度区间为5―9%。
运用上述参考指标来观察我国2005年经济运行态势，可以发现通胀率比2004年同期下降2.1个百分点，达到1.8%；经济增长率为9.9%，比2004年同期下降0.2个百分点，但高于适度区间的上限；投资增长率为25.7%，比2004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仍明显高于适度区间的上限；投资贷款增长率（由于我国没有投资贷款的统计,因此只能以贷款总额减去消费贷款后的余额来代表之）连续下降，从2004年12月的13.5%回落到2005年12月的10%，向适度区间的上限靠拢。
1 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 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 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 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杨丽彬.理性预期观点的评价[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6).
关键词：
投资者保护；破坏性成长；法与金融学
为何中国拥有如此高速的货币增长和冠绝全球的货币化比率，却依然存在着易紧难松的资金面和易升难跌的资金利率？高货币化比率和高资金利率并存的实质是资金配置和利用的效率问题，更需要的是结构化思维，因此就这一研究课题本身而言，简单地从宏观到宏观、就货币论货币往往会存在思维范式上的局限。另外也存在几个难以克服的技术性难题：比如货币的名义供给和有效供给的测度、货币金融市场的分类和分析、利率体系的分类梳理，这些在转轨经济的中国，往往难以给予精确的描绘和刻画。横向看，国内的利率体系相对分割，不同细分市场的投资者主体和行为偏好都不一样，货币创造和派生的机制也和国际经验有所不同；纵向看，过去30年，国内金融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利率和货币体系的变化纷繁复杂，理清其历史脉络和演进逻辑也是一个耗时耗力的系统工程。本文将重心转移至微观层面，力图在传统的货币经济学框架之外，寻找一条基于企业行为分析的微观道路，通过对企业投融资行为和由此驱动的资金配置效率分析，来探讨中国高货币化比率和高资金利率并存这一宏观货币现象的微观基础，并由此来提供全新维度的政策建议。
一、框架设定：研究综述和理论假说
新视角的分析需要新的理论工具，而不能局限于简单的现象描述和逻辑推导。宏观视角的货币现象生根于微观层面的企业投融资行为，而微观的企业行为又源自相关的制度安排和约束，首先需要搜索那些能够有效链接微观制度安排—企业行为选择—宏观货币金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法与金融学提供了理想选择。该学科认为不同的法律传统会导致不同的金融发展程度，并对法律起源为什么影响金融发展进行了具体分析评估；同时也强调私人产权、支持私人契约及保护投资者权利对于金融市场的重要性，以及法律作用于金融发展的政治机制和适应机制［1－15］。
从本文研究的实际需要出发，微观的法与金融理论为研究特定法律制度背景下的公司融资偏好、融资行为特征及其实际影响提供了很好的切入点，其重点讨论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对于本文的研究至关重要。进一步需要明确的则是传导的路径，为什么投资者保护程度不足会影响到最终的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这需要对国内外现有微观法与金融的研究成果做一个全面总结和提炼，理清投资者保护机制与企业投融资行为选择之间的内在关联，进而打通从微观法与金融到宏观货币现象解释之间的逻辑路径。
1．投资者保护影响企业投资行为微观法与金融学理论指出：不同的投资者保护环境会影响企业的投资行为选择。如果企业天生存在过度投资倾向，则构建有效的投资者保护机制有利于对其产生正向抑制；而如果企业天生就存在投资不足的因素，则构建有效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又有助于对其形成正向的激励作用。简森等人（Jensenetal．，1976）认为，问题会导致管理层热衷于通过构造经营扩张来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直接反映就是过度投资［16］。法扎里（Fazzari，1988）认为信息不对称会导致公司面临外部融资约束，进而导致投资不足［17］。而在基于中国国情的实证分析中，李斌和江伟（2006）对企业投资与现金流之间的敏感度到底是表示融资约束还是过度投资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国内企业存在较为明显的过度投资现象［18］。罗琦和秦国楼（2009）发现较高的投资者保护程度可以缓解投资不足并且抑制过度投资［19］。黎来芳、程雨和张伟华（2012）则实证测算了国内企业的过度投资水平，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新增投资支出的水平远高于公司的筹资净额，存在明显的过度投资现象［20］。
2．投资者保护影响企业投资效率投资有效性是微观法与金融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其实质是关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讨论。杰弗里（Jeffrey，2000）认为有效的投资者保护能够阻止资本向低回报率产业的流入，从而限制公司过度投资于低效率行业和领域［21］。施莱弗和沃尔芬周（Shleifer＆Wolfenzon，2002）认为有效的投资者保护可以约束公司内部人的侵吞行为，增强公司的融资担保能力，进而提高其资本配置效率［22］。麦克雷恩（Mclean，2012）同样证实了投资者保护制度对于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重要作用［23］。克拉帕尔和拉乌（Klapper＆Love，2004）则发现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能够减少公司内部人对于公司资源的侵占，促使公司资本更多配置在增加股东收益的项目之上［24］。国内方面，黎来芳、程雨和张伟华（2012）的实证研究表明，地区投资者保护水平的提升确实能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投资效率［20］。
于文超和何勤英（2013）的实证研究结果则显示：投资者保护越好的地区，企业当期投资支出和未来业绩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大，说明投资者保护水平的增强能显著提升企业投资效率［25］。综合以上研究，投资者保护对于企业投资行为和投资效率的影响显而易见，良好的投资者保护既能够保证企业投资的合理性，避免过度投资，又能够提高企业投资的有效性，避免无效投资。如果企业投融资行为明显超过其资本承受能力，并且不能给企业带来利润和收益的同步增加，则这种投融资活动会实质上摊薄原有的股东权益，进而出现所谓的“破坏性成长”。由此，本文提供了一个从微观到宏观的理论假说：因为国内投资者保护机制不完善，导致微观层面企业投融资行为的扭曲，进而造成普遍性的资金错配和浪费现象，拉低了实际的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率，最终汇总为较高的货币供给仍然对应着偏高的资金利率。
二、计量检验：基于区域面板数据的实证
经验上看，因为长期以来经济领域的行政主导色彩和“规模为王”思维，国内投融资领域的破坏性成长现象非常普遍。忽视经济增长质量而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速度是一种“破坏性成长”。银行把贷款企业经营效益的考核置之度外，多头授信和过度授信是一种“破坏性成长”。秉承“先做大再做强”的企业经营思维而不考虑企业经营是否存在真实需求，也是一种“破坏性成长”。但是，所有这些直观感受都需要有更加细致的数据实证。考虑数据披露的规范性、及时性、完整性，选择国内上市公司群体作为核心观测样本，这不仅可以保证微观数据的完整性，也可以尽可能提高微观数据的有效性，同时还可以保证微观数据的全面性。实际上，在严格的股票发行审核制度下，上市公司基本上代表了国内企业中质地最高、运营最规范的群体，从研究的就高不就低角度看，如果最好的企业群体都存在明显的破坏性成长现象，其对前述理论假说的证明将更加有力。综合以上因素，本文以国内上市公司1997—2014年定期披露的财务数据为基础，并按照31个省级区域（港澳台地区除外）进行分类汇总，在控制其他变量影响的条件下，对其中描述企业投融资行为的相关度量指标和描述企业经营效益的相关度量指标进行计量经济检验，为前面提出的从微观企业行为到宏观货币现象的理论假说提供更多实证支持。
1．区域面板实证模型的设定依据前述的理论假说，设定企业破坏性成长对企业经营效应影响的线性模型。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省级区域和第t年份，εit为随机干扰项。Profit＿incit为企业利润率。Finanit为反映企业投融资类指标，主要包括资产负债率assetliab、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为排除四个指标之间的交叉和共线，故在回归中同时放入回归模型和单独放入模型进行回归，四个指标的回归结果若为负，即可表明企业投融资规模的扩张带来并没有带来企业效益的改善，反而出现利润率下降，某种程度上也表明企业存在破坏性成长现象。Controlsit表示回归模型中的一系列控制变量，主要包括现金分红比例Bonuscash和经济发展环境（用人均GDP表示），现金分红比例bonuscash越高表明企业越倾向于把盈利收入给股东分红，进而有利于激励企业生产和企业效益的提高，预期指标为正。人均GDP用来衡量经济发展环境，一般而言，经济越热企业越倾向于过度融资，进而影响企业利润。各指标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2．区域面板实证模型的估计实证方法上，为了克服面板数据存在的截面相关、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等问题，主要选取“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对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时间维度为1997—2014年，截面为度为31个省级区域）进行回归，且对所有数据进行了换准化处理以便对比分析回归系数的大小，回归结果见表2－1的估计（1）到估计（5）。为排除变量选取的随意性以及数据极值的影响，又进行了稳健回归。稳健回归结果见表2－2，主要包括估计（6）的替换变量回归，即用利润现金含量比替换利润收入比进行回归；估计（7）的剔除最值回归，即剔除面板数据中利润现金含量比和利润收入比相对较大的北京和广东地区，以及相应数据相对较小的地区（贵州和陕西）；估计（8）为替换被解释变量且剔除最值的回归结果。此外，在估计（1）到估计（8）中均加入了时间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用来克服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同时每个估计过程均基于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进行了Hausman检验，用以表明固定效应模型选取的合理性。估计（1）到估计（4）显示，资产负债率assetliab、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四个反映企业融资活动的指标在不同的四个回归模型中均显著为负，其中，后两个融资指标的回归系数显然小于前两个指标，说明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对企业收益影响的敏感性相对要高。估计（5）显示，资产负债率assetliab、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三个指标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仅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模型的拟合度也较高，说明四个指标并不存在严重的交叉和共线性问题。而且，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的回归系数仍大于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的回归系数，再次说明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对企业收益影响的敏感性相对要高。
稳健性估计：估计（6）为用利润现金含量比替换利润收入比对估计（5）重新估计的稳健性估计，结果显示资产负债率assetliab、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三个指标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该结果与估计（1）较为类似。估计（7）为剔除面板数据中北京、广东、贵州和陕西四个最值地区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资产负债率assetliab、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三个融资指标显著为负，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为负但不显著，尽管Investnet指标不显著，但从整体上仍不能排除投融资活动对企业经营效益的负向影响。估计（8）为替换被解释变量且剔除最值的回归结果，资产负债率assetliab、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三个指标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这一结果从企业融资指标的正负号及显著程度上仍然维持估计（5）的回归结果。综合考虑估计（1）到估计（8），选取的用来刻画企业融资活动的指标，如资产负债率assetliab、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三个指标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尽管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回归系数显著程度不高，但从整体上仍能给出企业投融资指标与企业收益指标负相关的结论，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较为明显的破坏性成长现象。控制变量方面：现金分红比例Bonuscash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企业越倾向于把盈利收入给股东分红，越有利于激励企业生产和企业效益的提高，符合理论描述。经济发展环境（人均GDP）显著为负，说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企业经营效益的改善，反而带来企业效益的下降，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过去十几年间国内经济的粗放型扩张特质。表3－1中所有估计仍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①，所有回归中均加入时间虚拟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用来克服时间效应和地区效应对回归结果的影响，且对所用回归过程进行了Hausman检验，用以表明固定效应模型选取的合理性。表3－1中估计（1）为发达地区回归结果，估计（2）为欠发达地区回归结果。估计（1）显示，资产负债率assetliab、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三个指标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但估计（2）中除资产负债率assetliab指标显著外，其余均不显著。而且，从估计（1）和估计（2）中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回归系数观察，估计（1）回归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于估计（2），这表明企业投融资活动指标在发达地区对企业经营效益影响的边际程度要相对高于欠发达地区。
表3－2中估计（3）到估计（5）为发达地区的稳健性估计，估计（6）到估计（8）为欠发达地区的稳健性估计。估计（3）到估计（5）显示，尽管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和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均不显著，但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这两个敏感度较高的指标仍显著为负。在欠发达地区的稳健性回归中，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只在估计（6）中显著为负，且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均不显著。因此，稳健性回归结果整体上仍表明企业投融资活动指标对在发达地区的对企业经营效益影响的边际程度要高，且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两个指标最具敏感性。综上，通过选取资产负债率assetliab、筹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Finannet、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净额Investnet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等能够反映中国企业融资活动的指标与企业效益指标进行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融资活动扩张不仅不利于企业效益的改善，反而带来了企业效益的下降，其中资产负债率assetliab和股东权益负债率Assetequ两个融资指标对企业收益率影响的边际效应相对较高，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投融资活动存在较为明显的破坏性成长现象。而且，这些投融资指标对企业效益影响的敏感性和显著程度在发达地区要明显强于欠发达地区，说明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不仅不能够消除或者缓解破坏性成长现象，反而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资金浪费，也从更深层次说明国内企业破坏性成长的背后实则存在更多的制度性因素影响，并不能够简单地在发展中解决问题。而这一多维度的实证结果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前面所提出的理论假说。
三、结论与展望
国内上市公司存在普遍性的资产负债率提升、投资规模扩张与投入资本回报率和现金分红比例持续下降并存的问题，甚至投融资活动越活跃企业的资本回报率和现金分红表现越弱，由此验证了所提出的理论假说：国内投资者保护机制缺失导致微观企业投融资行为扭曲，进而引发以高负债、高融资、高投资、低回报、低分红为特征的“破坏性成长”现象，最终降低资金配置和使用的实际效率，并汇总引发宏观层面的高货币化比率和高资金利率并存问题。落实到实践层面，本对应对国内高货币供给和高资金利率并存的两难困境也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的解决方案，即在传统的宏观货币政策操作之外，也应关注微观层面的制度校正，包括完善国内的投资者保护机制，从立法的完备性，到执法的严格性，再到多层次的社会规范体系，通过“依法治国”真正约束微观主体的投融资行为，形成合理的投融资制度安排，最终提高资金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包括在企业评价层面，更好地区分价值性成长和破坏性成长，鼓励那些与股东权益创造相匹配的规模扩张行为，并对那些摊薄和损害股东权益以获得规模扩张和利润增长的破坏性成长行为给予抑制。只有这样，才能为宏观货币政策操作营造和开辟更大空间，最终实现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健康运行和平稳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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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并指出其“不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构成，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创新和发展”。微观经济学作为教育部指定的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之一，目前在教学中存在很多问题，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微观经济学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部分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实际运用性较差
微观经济学有许多原理和模型，这些原理和模型都是通过对经济现象和问题的深入研究总结出来的，是微观经济学的精华所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是在建立这些经济学模型时，都是要预先设立了一个或者多个条件，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经济学模型和结论才能成立。如果条件不符却强行使用模型分析，则会使结论发生较大的偏差。例如，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假设之一，它指出经济主体都是自利的，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但现实中，人们的行为并不单纯出自追求金钱的目的，还有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需要，人们都只是追求可以实现的“满意的状态”而不是“最大化”。西方经济学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是假设经济主体在决策时是完全理性的，即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掌握完全信息，能够做出最优决策。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信息呈爆炸式增长，要掌握完全的信息，做出最优决策是不可能的。这些假设距离现实情况较远，因此建立在此假设基础上的经济学模型和原理的实际运用性也较差。
（二）微观经济学的教学内容与实践有些脱节
微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和应用性都很强的学科，在教学过程中如果只注重理论教学而忽略其应用性将难以适应社会的需求，也难得到学生的认可。例如将价格效应分解成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理论中，需要做一条虚拟的补偿线，这非常抽象，又如消费理论和生产理论中的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和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也因为缺乏案例不好理解。有些教材即使有案例也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例如在分析社会生产力边界曲线的时候，很多教材用“大炮”和“黄油”的案例，但这两种商品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都不是生活常见品，不能帮助加深理解。调研数据显示，70%的学生认为微观经济学“理论抽象枯燥”，35%的学生认为微观经济学教学“案例少，理论联系实际弱”。因此，应选用学生喜闻乐见的生活案例，才能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经济学原理。
（三）案例资源创新度较低，不能与时俱进
微观经济学是一门动态的学科，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案例教学是微观经济学常见的教学手段，其目的是让学生更加深刻地理解理论的价值和意义。但是目前教材使用的案例资源大多过时了，学生不能很好地用这些案例来理解复杂的理论知识。例如，在讲述消费者行为理论时，教材经常使用“钻石与水”和“吃三個面包”案例，但看明星演唱会、网红促销效应、综艺和影视的赞助效应以及当前“双十一”的巨额消费等案例，更能反映时代特点，如果用这些学生耳熟能详的案例，更能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教学内容过于西方化
微观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来源于西方，属于西方经济学的一部分，因此教材上研究的大多是西方的市场经济，分析的社会现象也多是关于西方社会的，用的也是一些西方典型案例，比如芝加哥雪天杂货店、石油输出国家石油价格的持续下跌、日本商人麻绳垄断以及美国政府微软案等案例。这些教学内容都过于西方化，我们在教学中如果一味照搬，将使学生的思想认识也过于西方化。我国走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经济发展模式以及经济现象与西方社会有很大的不同，“本土化”的教学案例具有“洋案例”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必须更多地使用反映中国经济现实的本土化案例，引导学生运用所学原理分析解释我国经济活动中的经济现象。
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概述
习近平经济思想根植于中国实际，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问题的深刻阐释，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结晶，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写就了21世纪中国特色经济学的“新篇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微观经济学相关的内容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给侧结构性的，必须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场硬仗，要把握好“加法”和“减法”，增加要素投入，促进经济总量增加，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供给体系更好适应需求结构变化。
（二）在新常态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同志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在新常态下，应进一步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凡属市场能解决的，政府要简政放权、松绑支持，不要干预。凡属市场不能有效解决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问题。既要“有效的市场”，也要“有为的政府”，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等。
（三）实施精准扶贫，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是我们党和政府的重要使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注重增强扶贫对象和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注重解决制约发展的突出问题，努力推动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加快发展。提倡合乎公平的收入分配，强调既要能够促进效率提高和经济增长，又要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
（四）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价格改革，防止市场垄断，维护公平竞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聚焦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加快价格市场化改革，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强化价格监管，维护公平竞争，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总体思路，深化垄断行业价格改革，价格由市场调节；保留政府定价，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有效发挥价格机制的激励、约束作用，引导资源在实体经济特别是生态环保、公共服务等领域高效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更好适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五）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指明了绿色发展方式的转型，确立了生态思维方式，就是要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的必要性
（一）新时代经济思想的融入有利于微观经济学教学资源的本土化开发
微观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优化配置的科学，研究领域包括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理论、分配理论、福利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等，由于微观经济学本土化教学资源的缺失，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面临较大的困难。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作为时代的智慧产物，其中一些思想与微观经济学有着相同的理论内涵，因而将这些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更有利于教学资源的本土化开发。例如，在微观经济学的供需均衡理论中，供给和需求是经济内在关系中两个互相依存的基本方面，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而习近平同志结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把需求放在更重要的地位，提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供给的总量和结构必须同需求的发展变化相适应，从生产领域加强优质供给，减少无效供给，扩大有效供给。将习近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思想融入供求理论的教学中，可以开发出很多符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的教学资源，形成具有本土化特色教材、教案、案例库等。
（二）新时代经济思想的融入有利于微观经济学课堂理论联系实际的开展
微观经济学试图通过对个体经济单位经济行为的研究，来说明现代社会中市场机制的运行和作用。在微观经济学的教学中，教师常常采取灌输式纯理论教学方法，很多学生在学完后根本不知道如何把该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如果把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将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例如，在市场失灵理论中，市场失灵是指通过市场机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其中就有垄断这个原因。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进一步深化垄断行业价格改革，防止市场垄断，维护公平竞争”的思想，则是将微观经济学市场失灵理论与中国的发展实际情况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因此，将习近平新时代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课堂中，将有利于理论联系实践的开展，将有利于教师突出重点、抓住难点、把握热点，优化微观经济学教学内容，有效地开发学生的智力潜能、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帮助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当前中国经济问题。
（三）新时代经济思想的融入有利于开展创新型教学，培养学以致用人才
十八大以来，针对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国际社会出现的新形势，习近平同志立足于当前中国微观和宏观经济层面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以问题导向和实践指向为原则，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进行总结和提炼，从而形成系统的、重要的理论结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将习近平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中，有利于微观经济学创新型教学，培养学以致用人才。例如，微观经济学在对效率与公平的理论分析中，只重视效率而忽视公平问题，并指出在市场的自由交换下，任何资源在初始分配下的结果都是帕累托最优状态；市场经济的初次分配会使得贫富差距加大，要构造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在注重效率的同时使分配更加公平。习近平同志针对这一现象提出实施精准扶贫思想，强调要通过公平分配以实现经济公平与机会平等，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將习近平关于精准扶贫的经济思想融入微观经济学教学中，有利于微观经济学结合当前经济发展需要开展创新型教学，不断增强微观经济学课程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推动高校培养出更多学以致用的人才。
一、微观经济学的产生
微观经济学的产生以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性质原因的研究》为标志，至今已经有231年的历史了。亚当・斯密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
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已的，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就是为追求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但每个人都不能独立生存，通过分工使交换成为可能，并接受“看不见的手”的约束，实际这种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抽象描述就是经济学范式研究的对象逻辑，因此，在此观念范式层提供的逻辑空间上，亚当・斯密提出了货币、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工资、利润等经济范畴，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规则范式。斯密反对重商主义政策，主张放任自由政策，取消限制经济自由的种种障碍，建立起合乎规律的“自然秩序”，使每个人追求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协调起来，最终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这些促使财富增长的主张，构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操作范式。当然以观念范式为基础，还可演绎出更多的定理，从而使其理论更加完善。
亚当・斯密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是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微观经济学从创建到目前不断有新的理论、新的观点充实到微观经济学的知识框架中，使得微观经济学的体系更庞杂，内容更丰富，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更加多样化。微观经济学由对经济问题的定性分析为主发展到要采用大量的定量分析才能得出相应的定性结论。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经济学问题的解释和说明需要借助建立经济学模型并运用数学、微积分、运筹学、概率论等相关学科中的概念和工具分析才能完成。使得微观经济学的理论越来越抽象，越来越深奥，其逻辑性也越来越强，甚至在一定的假设前提下对某一问题的分析，因为假设条件不同，结论会差别巨大。有时对于同一个经济问题，不同经济学流派的观点与结论竟然截然相反。这就使得微观经济学成为财经类学生学习的难点，使得众多的初学者无从下手。对部分微观经济学教学人员而言，他们在讲授微观经济学的时候，往往迷恋于介绍复杂的经济学模型，繁琐的数理推导过程，忽略了对经济学基本思想的介绍，造成微观经济学成为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学习难度系数最大的一门课程。
二、理性的厂商
厂商是微观经济学的又一个重要主体。在西方经济学中，生产者亦称厂商，它是指能够做出统一生产决策的单个经济单位。在微观经济学分析中，厂商被假定为合乎理性的经济人，厂商提品的目的在于追求最大的利润。厂商最大化的利润是总收益和总成本差额的最大化。为使该差额最大，要尽量使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因此，研究厂商的行为不得不研究厂商的生产和成本，故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理论必然涉及到生产的投入和生产的产出，而企业的生产行为是一种持续的过程，生产的规模会随着市场需求和企业目标等众多因素的变化而调整。在微观经济学里，以企业是否可以调整其规模为标准，将企业的生产分为长期生产和短期生产。短期生产是企业规模不变，而长期生产是企业可以调整生产规模。理性的厂商会利用自身所具有的条件使得短期和长期的生产成本最小化，产出最大化，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因此，微观经济学中厂商的行为也是以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出发的。
三、生产和消费同时的理性――一般均衡和福利经济学
最优的经济关系就是不仅生产达到了最优的状态，消费也达到了最优的状态。经济学上把这种经济的最优效果称作帕累托最优状态。经济学是研究如何用有限的资源来满足人们无限的欲望的一门学科。因此，如果产品在消费者之间的分配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分配都会至少降低一个消费者的满足水平，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率的状态，同样如果要素在厂商之间的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任何重新配置都会至少降低一个厂商的产量，那么，这种状态就是最优的或最有效率的状态。生产和消费的最优如果能同时达到社会收入分配的公平和公正，则是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或称之为社会得到了最大化的满足。这种一般均衡和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也是基于生产的理性、消费的理性及社会收入分配的理性考虑的，即是从理性人的假设条件出发的。
四、三个关键词：需求、供给、价格
在经济学家的笔下，复杂多变的经济可简化成需求、供给、价格这三个简单的名词。
1.需求。需求(demand)是在某一时期内，每一价格水平时，居民户计划购买的产品与劳务量。需求是购买欲望与支付能力的统一。消费者行为的出发点是需求，归宿是需求的满足，即效用。在微观经济学中有两种研究消费者行为的理论：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这两种理论的假设前提、分析工具、表达方式不同，但所得出的结论是殊途同归的：即居民户把有限的收入分配于各种消费上，以获得满足程度的最大化，这就是消费者消费行为的目的，其理性选择；需求定理的内容是由消费者实现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所决定的。如此，透过消费者的需求这个表面现象研究其深层次内容――消费者行为分析。
2.供给。供给(supply)是厂商在某一时期内，每一价格水平时，计划出售的产品与劳务量。厂商的供给行为可以用生产者行为理论来作出合理的解释，包括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主要分析理性的厂商如何生产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具体而言，运用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分析厂商在企业内部如何用最小的成本生产出既定的产量，从而实现内部的经济效益。但这一行为并不能保证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实现，因为企业用最有效率的方式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有在市场上销售才能实现其价值。因此还必须通过市场理论来考察不同市场类型条件下完全竞争厂商和不完全竞争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经济行为，及其短期、长期均衡价格和产量的决定，进而推导出厂商的供给曲线。
3.价格。市场经济的成功乍一看是一个谜。千百万利己的家庭和企业分散作出决策似乎会引起混乱。但事实并非如此。事实已经证明，市场经济在以一种促进普遍经济福利的方式组织经济活动方面非常成功。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全部经济学中最有名的观察结果：家庭和企业在市场上相互交易，他们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指引，引起了合意的结果。价格既反映了一种物品的社会价值，也反映了生产该产品的社会成本，它引导着社会资源的配置，影响着消费者满足程度最大化、厂商利润最大化乃至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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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货币政策为例，今年广义货币M2的预期增长目标为12%左右，也可能略高一些，与2014年相比变化不大。降息、降准主要是防止货币政策被动紧缩，维护货币政策的中性或稳健性。
降准是为保持货币供应量平稳适度增长，最近降准一个百分点，只是大致对冲外汇占款少增所带来的影响。
降息是为保持实际利率的基本稳定，去年以来CPI持续走低，如果名义利率不变，实际利率就会上行。
有定力，也要有活力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中国经济“做不到”“受不了”也“没必要”像过去那样高速增长，宏观调控思路也需要适时转变。
新常态下创新宏观调控的思路和方式，一方面，应保持政策定力，稳定和完善宏观政策，在区间调控基础上实施定向调控。不能仅仅因为“速度焦虑”而踩大油门，而应把握好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上下限。当经济运行接近下限时，政策的着力点是稳增长；当经济运行接近上限时，注重防通胀；当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内，就要实行定向调控，抓住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结构性问题，定向施策，聚焦靶心，精准发力。去年以来，针对经济结构中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央行实施了定向降准、定向再贷款等措施，明确指向“三农”和小微企业。最近这次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在普降的同时，也有针对性地实施了定向降准措施，体现了定向调控的一贯思路。
另一方面，也应处理好定力和活力的关系，在保持宏观政策基本取向不变的框架下，不断增强宏观调控的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保持定力不等于固定僵化、自缚手脚、无所作为。应当在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的同时，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有专家认为，央行动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有针对性地补充流动性，引导利率水平下行，正是巧妙地避开了问题积累、被迫“放水”的尴尬境地，充分体现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今年调控方向已明
对于今年的宏观调控，政府工作报告已定调――“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重点支持薄弱环节。” 这些表述为今年宏观调控奠定了主基调，指明了方向。在稳定宏观政策取向的基础上，要切实把握并落实好财政政策加力增效、货币政策松紧有度。
（2）现代经济分析数学思路拓展在经济学中，数学分析法能科学地描述和客观地分析经济现象，尽可能减少经济分析误差，具有其他经济分析法不具备的优点。在基础经济分析理论基础上，数学方法的应用有利于完善经济分析体系，对经济分析基本概念定义作出合理的解释。在人类经济活动不断变化的背景下，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已经无法适应于现代化经济发展需求，需要一种更加精确的数据分析法，以此弥补传统经济分析的缺陷，这样数学方法的作用得到了凸显。数学分析方法不仅能在经济分析范围内较好地融入和更新人类活动，还能分析和比较原有的经济分析体系，为经济分析带来更加有效的计算方法，避免经济活动中出现决策失误。
二、经济数学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
（一）经济数学极限理论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极限理论作为大多数数学理论概念的基础，广泛地应用于经济数学中，当然在经济分析、经济管理及金融管理等经济学方面也比较常见。极限理论主要体现事物增长和衰竭的规律，包括设备的折旧价值、放射性元素衰变、人口增长、细胞繁殖等。在经济分析中，采用经济数学的极限理论可以更加准确、快速地计算出储蓄连续复利，包括对连续复利中本金和利息之和的计算。
（二）经济数学函数模型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1）供需问题在金融分析中，通常会涉及到函数关系，那么利用经济数学中的函数模型，能有效地解决金融经济中的实际问题。在对市场供给和需求问题分析时，在充分了解经济数学函数知识的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函数关系，有利于更加明确地分析市场供需问题。在供需问题中，商品价格、商品替代程度、消费者价值取向等都会对市场发展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以商品价格为例建立的函数关系包括两种，即供给函数和需求函数。商品往往是随着价格上涨，供给量增加，可见供给函数的一个增函数；而商品随着价格上涨，需求量会不断降低，需求函数是一个减函数。因此市场经济中供需问题，可以看作是价格逐渐向供需双方均满意的方向发展，即价格的决定问题。（2）成本与产量问题在金融经济中，研究成本与产量两者关系时往往会涉及到成本函数。在产品价格与生产技术保持一定的情况下，成本与产量之间会形成某种函数关系。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应注意成本与收入、收入与销量的关系，那么将生产出的产品销售出去，生产者将获得收益，这样又涉及到收益函数。通过对各类函数关系分析发现，在金融经济分析中应用经济数学中的函数关系，能达到高效率的分析目标，帮助生产者和经营者更好地处理成本与产量的关系。当然在经济数学专业教学中，适当地引入金融经济分析案例，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水平，培养学生良好的经济分析能力。
（三）经济数学导数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在经济学中，很多问题都涉及到导数知识，导数在经济学中的另外一个概念为边际概念。将经济学研究对象从常量引入变量，是经济数学导数在经济学中的一个典型，同时也积极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边际函数包括边际利润函数、边际需求函数、边际成本函数以及边际收益函数等。利用导数能比较清楚地观察到经济学中自变量的微小变化，并分析该情况下因变量的变化趋势，以便更为客观地研究函数的变化率。针对成本函数，对一种产品固定产量下的边际成本进行计算，将其与平均成本进行对比，能较为客观地分析商品产品变化情况，从而科学地扩大或者缩小商品的生产产量。若边际成本大于平均成本，需要缩小该商品的生产量，反之则扩大生产量，使生产厂商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在对函数相对变化率进行分析时，可以采用经济分析中的弹性进行研究。以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为例，采用弹性能客观地获取一个价格值，若价格值大于商品价格，那么价格提高的比率应大于需求量减少的比率；反之则价格提高的比率应小于需求量减少的比率，有利于帮助厂家及企业制定合理的商品价格。
（四）经济数学微分方程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应用经济学中很多问题与经济数学中的微分方程息息相关。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经济活动往往存在量与量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函数关系表达；若一旦遇到比较复杂的函数关系，各种变量关系需要通过微分方程进行表达。微分方程是一种函数关系，主要包括微分、自变量及未知函数等。针对较为复杂的金融经济问题，无法用导数或者函数表达量与量的关系，因此通过建立微分方程，能直观地展现出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当然微分方程内容复杂，学习难度大，在经济数学微分方程教学中，老师应适当结合金融经济案例，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充分体现出微分方程在金融经济分析中的工具性作用，从而培养学生金融经济分析能力和经济数学应用能力。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这一表态与此前陆续出台的“微刺激”政策一起，宣告中国的宏观调控步入“区间调控、定向调控”阶段。央行的定向降准更是被评价为从“全面漫灌”到“精准滴灌”的进步。
央行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组合拳中，新型调控工具的入场和调控力度的把握都因上半年的结构性“微刺激”而进入观察期。
两波“微刺激”
在货币政策上，第一波“微刺激”主要以一季度的“宽汇率、稳货币”为核心。
据海关统计显示，按人民币计算，第一季度中国进出口值为5.9万亿元，下降3.8%，第二季度进出口值为6.5万亿元，增长1.8%，增速已经开始转正。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宏观研究员刘学智认为，此前人民币的阶段性贬值，下半年开始进入收获期。因为汇率贬值对出口的促进有大概6个月左右的时滞。
另外，央行于2014年年初创设了公开市场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SLO）和常设借贷便利（SLF）。1月份，央行在多地开展SLF操作试点，由当地人民银行分支行向符合条件的中小金融机构提供短期流动性支持。
春节后，随着现金逐步回笼及外汇流入形势变化，央行又全额收回春节期间通过SLF提供的流动性。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分析，央行之所以在一季度全额收回SLF提供的流动性，是不希望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太过宽松。“否则会导致表外融资扩张，不利于降杠杆。”
二季度开始进行的第二波 “微刺激”，核心是“宽货币”，主要是通过定向降准来实现。央行先是在4月22日针对县域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而后6月9日又将定向降准范围扩大，符合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标的商业银行也被纳入降准行列。
分析人士指出，此举主要目的在于配合结构调整的需求，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对“三农”和小微这两类实体经济中的薄弱环节进行政策倾斜，本质为货币政策的预调微调。
目前来看，定向降准对实体经济的传导效果尚不明显。“两次定向降准给我行释放了近2亿元的资金。”山东一位城商行负责人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说。但是他也坦言，这些资金很难全部转化为信贷，今年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更是从紧从严。
“很多小微企业埋怨银行不放贷，其实银行也有苦衷。”这位城商行负责人表示，银行对信贷发放除考虑流动性因素外，还要受存贷比、资本充足率、贷款限额等多个硬性指标的限制。另外，如银行坏账率高企，银行便“有钱不敢贷”。
央行思变
伴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尤其是房地产投资的加速下行，市场上普遍预期的更大力度的第三波“微刺激”正蓄势待发。
从货币政策的调控角度来看，央行可能有待观察现下政策的效果，再考量推出新的调控手段。
一位接近央行的人士向《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长期以来，金融体系的传递渠道并不顺畅，因此定向调控的精准度也有待提高。目前，央行研究局已经在着力研究货币政策到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力图打通栓塞。
《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了解到，央行的初步思路是对于定向降准的银行，一年一考核，检测资金流向，动态调整。
央行公开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二季度会议内容显示，央行将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适度流动性，实现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此外，二季度例会新闻稿较一季度还增加了“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出现分化”和“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
这在业内人士看来，未来包括定向降准、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工具的使用范围和量级均可能扩大。
7月10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记者会上，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央行想要让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正在为短期和中期利率准备两个或三个政策工具。
这一表态似乎验证了近期传闻央行正在创设一种新的基础货币投放工具――抵押补充贷款（PSL），并通过PSL的利率水平来引导中期政策利率。这是利率市场化渐趋成熟后可采用的一种价格型调控工具。
此前的7月20日，央行宣布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下限，全面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宋国青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央行此举，是面对实体经济的深度疲软“不得不出手”，也是“对二季度经济数据实在看不下去了”。
二季度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上半年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下降2.2%，降幅比一季度和去年同期分别扩大0.5和1.6个百分点。其中，6月同比下降2.7%，环比下降0.6%。
今年以来，快速增长的社会融资总量和经济运行出现背离，大量的新增货币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一直在金融机构之间打转，出现“金融空转”现象。
中国银行战略发展部研究主管钟红指出，眼下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占比下降，说明企业的信贷需求和实体经济疲弱，也反作用于企业层面的投资信心。货币可能由被动变为主动“空转”，融资成本还将上升。
央行反复表态将着力支持实体经济。但摆在其面前的是，在金融机构资产配置未完善的情况下，央行放松货币政策很难真正起到支持实体企业的作用。央行放开贷款利率管制后，有外界人士认为其对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作用有限。
货币“空转”持续
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高达105.45万亿元，同比增长14.%；M1余额31.36万亿元，增速9.1%。两者均高速扩张。
同时，上半年人民币新增贷款5.08万亿元，同比多增2217亿元，但其中真正落到实体的贷款比例有限。
“表象上，货币增量和社会融资总量大规模上升，但价格指标却偏紧。”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张斌分析，货币政策看似宽松，实体经济的资金环境却相对偏紧。
宋国青表示，企业融资成本并未因信贷增量而降低，微观层面的实际贷款利率约为8%左右，金融领域短期收益率与实际利率的中长期收益率相背离，已经达到历史高点，金融“空转”现象还在持续。
他认为，货币流通渠道需要细分，并非所有的货币都在“空转”，但包括政府、团体和企业在内的机构存款高速扩张，是导致一部分货币“空转”的主要原因。
通常，“空转”程度可用M2流通速度下降来描述。历史上，M2流通速度大幅下降，曾先后于1998年、2004-2008年间出现过两次。
宋国青表示，今年以来的货币“空转”非常离奇。粗略算来，105万亿元货币总量中，真正从银行“借出”的货币量仅40多万亿元，余下60万亿元则“存在了银行里”。
《中国统计年鉴2012》显示，居民持有货币量与M2的比例，从1991年末的61.4%降为2012年的47.0%。因而可推算出，机构货币以每年22.4%的速度持续增长。
截至今年5月底，机构存款共14.3万亿元，占GDP的24.4%，加上3.5万亿元财政性存款，则该比例将更高。其中的财政性存款，一方面源于财政部发行的国债，另一方面源于财政部直接和间接的银行存款。
计算可得，5月末M1中活期存款为25.9亿元，非金融企业活期存款13.5万亿元，两者之差12.4万亿元。
同时，许多活期存款被“理财化”，活跃于房地产和地方融资平台等高利润领域，严重挤出了真正用于实体经济的货币。与美国活期存款仅占全国GDP中10%相比，中国该比例高达50%以上，大量货币处于非常态流通。
“宏观形势越萧条，机构存款就越高，货币流通速度越缓慢。”宋国青说，如此循环下去，“空转”的影响力将更大。
总量控制失效？
“央行（货币政策）已经捉襟见肘。”在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看来，货币政策的总量控制手段已基本失效，政策执行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
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余永定也表示，面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在“货币空转”中的逐利表现，央行的监管手段很难产生良好效果。
余永定解释，由于资本市场收益高于实体经济，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自然会让资金大部分流向高收益领域，使得货币在各种金融通道中循环往复，脱实就虚。但以上所有投资回报率，最终还是取决于实体经济，实体经济一旦疲软则“空转”就再也无法继续，“长期下去，‘庞氏骗局’终有一天会破灭”。
当前的理财市场和同业市场成为银行的新盈利点，业务期限错配日益严重，出现以大量短期资金来支撑中长期非标资产的局面，使得信托、券商、保险、金交所和基金公司等金融机构异常活跃，以类信贷业务将资本输送到高收益领域。
“货币政策不可能切实监管商业行为，更何况央行面对的是房地产和地方平台，以及产能过剩等宏观难题。”农业银行战略规划部副总经理李运认为。
从6月的银行间流动性紧张开始，央行的总量控制就已遭到业界诟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就对央行以简单手段教训市场、加强银行监管持有异议，称“货币政策定位有问题”。
他表示，金融机构逐利无可厚非，要纠正其中存在的问题行为，需要监管制度的调整，以及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的加强，而非货币总量控制；央行方面，应该将货币控制分类对待，对货币流通速度较低的部门可适时增加供应量，对“空转”严重的部门则严格控制总量，压缩需求。
“笼统的简单操作，已经让实体经济不堪重负。”刘元春说，靠给实体经济打点滴、猛输血的方式，应该结束了。
受访专家认为，货币“空转”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严重问题，国有部门“越来越大”，私营部门“越来越小”。眼下，要依靠财政部、国资委部委等对地方政府、央企和国企等机构进行深化改革。同时，以政府转型、国有企业改制等手段多管齐下，方能真正见效。
调控创新
在一些受访专家看来，央行创新货币调控手段，已属时之所需。
宋国青表示，央行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其实际意义和象征意义均不大。微观层面，真实贷款利率上浮非常严重，达到下限的企业很少，更少有企业能享有七折优惠。因而短期内，此举对实体经济的促进作用很难显现。
央行金融研究所一位人士透露，通过对利率市场化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模型研究，发现现有的市场化利率（如shibor等）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显著，贡献率在10%左右，其影响效果将可能高于利率市场化政策的施行。简单来说，即日后央行放开存款利率时，市场化利率的参考价值有限，存款利率政策效果可能大打折扣。
“这无疑是对利率市场化提出质疑。”该人士称，上述理论已经有了实证结果，正等待上报。
7月2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经验交流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将“综合运用数量、价格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充分发挥再贷款、再贴现和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的引导作用”，在继续实施稳健货币政策下，更合理地改善金融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