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TV69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4）09-0234-01
肖家楼倒虹吸工程始建于1960年，共22孔，为方形砼涵结构，设计流量552 m3/s，校核流量960 m3/s，承担着黑龙港流域近1万km2的防洪排沥任务。该闸建成60余年，因年久失修，其主要结构混凝土碳化严重，洞身、底板多处裂缝，存在安全隐患。为确保该工程安全运行，2009年12月对该工程进行了全面的检查与检测，包括底板、闸墩、闸门、胸墙、上部结构和进出水池等，以便查清工程损坏的程度、原因，分析可能造成的后果，为除险加固处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检测结果及综合分析
1.1 裂缝
护底及消力池为浆砌石结构，局部破损、不平整；砌石缝隙间生长有植被，影响河道过流并降低了消能标准。而这种结构形式本身的防洪、消能、抗冲刷能力的不足应该是其主要的缺陷之处。涵闸的工作闸门轮轴锈死不能滚动；门槽外缘混凝土面剥蚀破坏、骨料外露；受力钢筋的混凝土保护层胀裂脱落，锈蚀；门槽内缘铁埋件防锈层剥落、锈蚀厚度超过2 mm。整个闸门滑道凹凸不平，已经严重影响到闸门的启闭[1-2]。墩墙接缝止水设施化、失效，甚至脱落，在接缝处有不同程度的渗水。底板施工纵缝间的止水设施与混凝土底板相对错位高差普遍较大，最大高差达8 cm。
裂缝是存在的最直观、最具代表性的破坏形式。涵洞进口端墩墙外均有裂缝，共计24条。均位于进口端0.5～2.0 m的范围内，由盖板与墩墙相交处的顶部开裂，向墩墙与底板相交处的根部发展，呈上宽下窄型，裂缝最大宽度达6 mm。同一个墩墙两侧的裂缝基本上呈对应发展的状态，说明裂缝已经成为左右贯穿型裂缝。出口闸墩每个侧面均有上宽下窄、与水平方向呈约45°夹角的阶梯状裂缝，共计16条。裂缝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开裂比例很大，有的已经延伸至墩头顶端，超过闸墩本身结构尺寸1/2的裂缝占裂缝总数的70%。这说明闸墩的裂缝缺陷严重，对涵闸结构的安全与稳定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3-4]。底板裂缝共发现7条，位于涵洞的进口端第1节底板上，均为横向裂缝，对建筑物的安全构成较大危害。从钻孔探查的4条裂缝深度上看，全部达到或超过底板厚度的50%，最大的深厚比为87%，说明底板裂缝对建筑物已经构成严重性的危害。本工程裂缝主要因为地基不均匀沉降所致；其次是浆砌石砌缝薄弱及混凝土底板质量不均匀所致。裂缝的发生与发育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应该进行定期和长期的观察、量测、分析与判断。
1.2 混凝土碳化
肖家楼倒虹吸的底板、闸墩、洞身混凝土面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碳化现象。碳化深度一般为5～25 mm，局部处混凝土破损、剥落、钢筋外露。
2 肖家楼倒虹吸工程的加固设计
加固设计要求：对倒虹吸进出口部分拆除重建；消除洞身混凝土碳化层，增强混凝土的抗碳化能力；封闭裂缝，确保结构的整体性和设计工作性能。加固设计要点：一是倒虹吸进出口拆除重建。拆除重建倒虹吸前部的闸室、闸墩及第1节洞身，拆除重建倒虹吸出口部的闸墩及最后1节洞身。二是对洞身混凝土进行防碳化处理。首先除去原有的混凝土碳化层，然后涂抹1层聚合物纤维砂浆，增强混凝土的抗碳化能力。三是对倒虹吸底板采用压力注浆法封闭裂缝，并采用混凝土加厚法。先对涵洞底板进行凿毛处理，再浇注10 cm厚C25混凝土，并配双向钢筋。分缝处用沥青木板填塞。四是更换止水。由于原接缝止水普遍老化、失效，甚至脱落，拟采用双组份聚硫密封膏填充缝隙。
3 施工程序及工艺要求
3.1 混凝土防碳化处理
首先根据检测结果，划定混凝土碳化的部位；而后通过角磨机打磨或凿除清除混凝土碳化层，若需处理的面积大，可用冲砂机处理；接着用高压水枪冲洗；再用高标号砂浆或细石混凝土对混凝土破损严重的部位修补、填平，严重部分可涂抹聚合物纤维砂浆补强。
3.2 裂缝处理
沿裂缝凿槽，进行表面处理；清洗干净后灌浆，要求用密封材料将裂缝顶部封闭，使之形成密闭的裂缝空腔，以便注胶；裂缝封闭后应通气检查，检查裂缝顶部是否封闭密实，凡漏气处都应进行处理，直至完全密封为止；最后按比例配置修补胶，进行灌胶，压力一般为0.3 MPa左右。
3.3 更换止水
首先沿缝凿V型槽，将缝内杂物及失效的止水材料清理干净；而后在槽面涂刷胶粘剂，槽底缝口设隔离棒，嵌填双组份聚硫密封膏；最后再回填弹性树脂砂浆至与表面齐平。
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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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F742； 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5-0170-07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5.025
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已持续数十年。直至2004年前后，美方才提出用人民币升值来抑制巨大的双边贸易失衡。2005年7月人民币汇改至2009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降反升。此后，美方为扭转中美双边贸易失衡做出逼迫人民币升值的种种威胁。有人认为，中美贸易失衡，使美国民众失去成千上万的就业机会。另一些人则认为，中美贸易使美国消费者长期从购买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消费品中获得大量消费者剩余，中国出口为美国消费品市场超过30年的物价平稳做出了贡献。无论是消费者剩余获取，还是消费品市场物价稳定，现有研究都是从传统经济学的货币资本（monetary capital） 的角度分析中美在双边贸易中的利益。而越来越多的生态经济学研究显示，货物和服务在货币资本上的等价交换，有可能在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上是不等价交换[1-6]。本研究试图从生态经济学的自然资本的角度分析中美在双边货物贸易中的利益。
1 文献综述
自然资本，也称为生态资本（ecological capital），用来表示生态资源的存量，被生态经济学文献广泛使用，例如，Constanza et al.[7]， Andersson and Lindroth[2]， Monfreda et al.[8]， Moran[5]等人的研究。传统经济学用货币资本表示货物和服务的货币价值，但生态经济学认为货币资本不能反映货物和服务的生态价值，故用自然资本表示货物和服务所含有的生态价值。自然资本测算主要涉及两个问题，其一，自然资本的测度方式；其二，特定测度方式所采用的计算方法。
Moran et al.[6]概括了自然资本的四种测度方式：① 物资流分析（MFA），以重量测度生态资源；②基于能量的测度，用内涵能量或能量记忆来测度生态资源；③ 用人类占用的净原生产力（HANPP）测度生态资源；④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 EF）， 以面积为单位测度生物圈的可再生能力有多少被人类活动所占用。一国/地区的EF是生产该国/地区货物和服务的用地，并吸收这些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所产生的排放和废弃物用地，以及提供基础设施用地面积之和。EF将某一商品所含的自然资本分解为以下六种类型的用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碳汇用地，其中，前五种用地为生产该商品的实际用地，碳汇用地为吸收该商品生产的排放所需用地，是虚拟用地。所谓虚拟，是指碳汇用地并不像实际用地那样，实际地占用地表面积。
基于曹淑艳、谢高地[9]的分析，笔者强调EF的如下缺陷：① 核算的不完整。EF模型没有考虑包括地下水在内的地下资源，并暗含着不可再生资源与可再生资源之间不可相互替代的假设。②缺乏动态性。EF基本模型表达的是存量测度，没有将存量测度与出入系统的资本流结合起来。③缺乏结构性。EF基本模型直接把土地利用分配给最终消费，得到的部门-土地矩阵能反映部门的直接土地占用需求，但无法反映部门间接土地占用情况。
虽然EF存在缺陷，但在上述四种测度方式中，EF涵盖并改进了其他三种测度方式，比其他三种测度方式更加形象和直观，其使用日益广泛，故本研究采用EF测度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商品所内涵的自然资本，进而揭示中美在双边货物贸易中的生态利益。
在使用EF分析国际贸易的文献中，EF的计算主要采用投入产出法（inputoutput， IO）和产品用地系数矩阵法（product land use matrix， PLUM）。IO方法将商品和服务的贸易值转换成EF面积，转换所需系数由投入产出表导出，相关文献见诸Wackernagel et al.[10]， Machado et al.）[11]， Li et al.[12] 等人以及大量其他人员的研究。PLUM方法则是将商品的贸易量转换成EF面积，转换系数用来自全球足迹网（GFN）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编撰的国家足迹账户（NFA）所提供或其他人员计算的产出系数计算得到。在对国际贸易进行EF分析的文献中，使用产品用地系数将商品贸易量转换成为面积的文献见诸van Vuuren el at.[1]， Andersson and Nevalainen[3]， Hornborg[4]， Moran[5]， Moran et al.[6]等人的研究。
Wiedmann[13]全面、详细地阐述了IO方法与PLUM方法的优劣对比。笔者在此强调PLUM方法的如下优点：①联合国食品和农业组织（FAO）数据库及全球贸易数据库提供了与NFA中的商品编码一致的年度贸易数据。故PLUM可以获得长时期的年度数据。在IO方法中，各国通常不提供年度的投入产出表。② PLUM方法的分辨率可以达到具体的商品。IO方法的分辨率只能到达部门或产业。③ PLUM方法的系数矩阵构建相对简单，NFA给出的转换系数已经考虑了母产品（例如，桔子）到子产品（例如，桔汁）的转换率，IO方法的转换系数则要考虑从最终产品追朔到原材料的完整供应链。
在对商品量转换成EF面积进行EF时间序列的研究中，产出系数的选择涉及两个重要问题[14]：其一，产出系数的空间选择。在空间维度中，产出系数可以在全球产出和当地产出中选择。全球产出是指使用世界平均产出系数将以吨（tonne）或立方米（m3）表示的商品量转换为用地面积，当地产出是指使用所研究地区的产出系数进行商品量到用地面积的转换。使用全球产出可以标准化不同地区间生态生产力的差异，利于不同地区的横向比较。其二，产出系数的时间选择。在时间维度中，产出系数可以在可变产出和恒定产出中选择。可变产出具有动态性，每一年份均使用当年的产出系数进行商品量和用地面积之间的转换，可以同时反映消费、生产和土地生态生产力等因素对EF的综合影响。恒定产出具有静态性，选定一年为基年，假设每一年的生态生产力都与基年相同，历年都使用基年的产出系数将商品量转换为用地面积，可以有效地分割各因素对一定人口所占用EF的影响。
本研究采用PLUM方法并选择全球恒定产出计算1992年至2010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及从美国进口的全部商品的自然资本。在空间维度上选取全球产出，可以将美国生产的商品中内涵的用地面积和中国生产的商品中内涵的用地面积统一为全球公顷，以便对双边贸易中进出口的自然资本进行横向比较；在时间维度上选取恒定产出，可以排除土地生态生产力的变化对EF造成的名义影响。
对测算得到的自然资本EF值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①构造EF密集度、EF贸易条件及EF结构，进而分析EF值的贸易特征；②测算1992年至201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值的顺差结构，进而从货币资本流向及商品流向的角度揭示自然资本流向的成因。
本研究在以下方面不同于van Vuuren el at.[1]， Andersson and Nevalainen[3]， Hornborg[4]， Moran[5]， Moran et al.[6]等人的研究：① 现有研究缺乏双边贸易的时间序列分析，在van Vuuren el at.[1]的研究中，贸易只是一个次要问题；Andersson and Nevalainen[3]考察2000年芬兰与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的EF；Hornborg[4]考察18世纪末及19世纪初英国与北美进行原棉与棉制品、羊毛与羊毛制品贸易中，原料与制成品在货币资本的等价交换，其空间（用地）交换和时间（用工）交换却是不等价的；Moran[5]， Moran et al.[6]则是在全球范围内考察2002年每个国家的出口的EF。本研究却是对中美双边货物贸易进行的时间序列分析。② 现有研究中，只有Moran[5]， Moran et al.[6]构造了产品用地产出系数矩阵。Moran[5]， Moran et al.[6]将各个国名、四类用地产出系数构造了不可直接计算的矩阵，也没有列出矩阵运算的算式。本研究构造了商品贸易量向量（1×n）、用地转换系数矩阵（n×5）及等价因子向量（5×1），用地转换系数是用地产出系数的倒数，并建立三个矩阵连乘的算式，以计算某一年n种进口或出口商品的每一种用地类型的EF值及五种类型用地之和的EF值。③ 本研究双边贸易商品的EF流向进行贸易特征分
2 EF值测算方法及数据
参照Moran[5]， Moran et al.[6]构造的产品用地产出系数矩阵，本文构造产品用地转换系数矩阵，并建立矩阵算式，以计算1992年至2010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及从美国进口的全部商品的EF值。本研究选择全球恒定产出并选取2007年为基年，在世界土地生态生产力不变的假设条件下，1992年至2010年均使用2007年世界土地平均产出系数。在全球范围内，建筑用地不到总用地量的10%，并且，在贸易商品的生态足迹中，建筑用地不到2%[6]，故本研究参照Moran et al.[6]的做法，将贸易商品所含的自然资本分解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和碳汇用地，不考虑建筑用地。
2.1 矩阵及算式
2.2.1 数据来源
农产品贸易量、牧产品的贸易量、渔产品的贸易量均来自UN Comtrade，采用HS02商品编码，林产品的贸易量来自FAO的ForesSTAT Statistical Database，采用FAO商品编码。碳汇用地所需的商品贸易量来自UN Comtrade，采用SITC Rev.1商品编码。商品的内涵能源密度、电力能源系数都从NFA2010版中得到。但是NFA2010版未提供世界电力和热能的碳密度，本文采用NFA2010版的匈牙利账户中的CO2核算工作表推算出2010年世界电力和热能的碳密度。所有产品产出系数及用地均衡因子来自NFA2010。
2.2.2 HS92向HS02及HS96向HS02的版本转换
UN Comtrade在1992年至1995年、1996年至2001年、2002年至2010年的贸易数据分别采用HS92、HS96及HS02编码。本文使用HS92与HS02及HS96与HS02的转换表将HS92及HS96编码数据转换成HS02编码数据，转换表可从Comtrade数据库中得到。
3 测算结果及分析
1992年至2010年中国对美国贸易全部商品（出口年均510种，进口年均550种）的EF值及折线图分别如附表1和图1所示（鉴于版面所限，附表1略去，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图1显示，总体而言，在1992年至2010年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中国是四种实际用地（耕地、草地、林地、水域）的净进口国，反映出中国实际用地比较劣势日趋加剧；1992年至1999年间，美国为碳汇用地的净出口国，2000年至2010年间，美国转变为碳汇用地的净进口国，且净进口量呈波动上升趋势，美国通过货物贸易从中国获得排放空间。因此，美国用实际用地换取中国的碳汇用地。
为考察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EF值的贸易特征，笔者构造EF密集度（EFI）、EF贸易条件（TTEF）及EF结构（EFS）如下：
EFI j=EF jTV j， j=ex，im，分别为出口和进口 （6）
式（6）中，TV为贸易值，EFI体现每一美元出口或进口商品的EF值，1EFI为EF的货币价格。贸易两国实际用地出口EF的货币价格（1EFIex）差异体现两国实际用地丰裕度、生产技术水平、用地集约化程度的差异。贸易两国碳汇用地出口EF的货币价格（1EFIex）差异则体现两国环境规制严度和减排技术水平的差异。
（7）
TTEF刻画一国出口自然资本换取进口自然资本的能力。TTEF升高，反映出口自然资本可以换取更多的进口自然资本，EF贸易条件得到改善，反之，则EF贸易条件恶化。
EFS刻画出口或进口商品的EF值中实际用地与碳汇用地的比例。EFS升高，反映实际用地比例提高，笔者称之为EF结构绿化，反之，则称之为EF结构碳化。一国EFSex碳化、EFSim绿化，表明该国在进出口中存在使用换碳汇用地换取实际用地的趋势。
表1显示1992-2010年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EF值的贸易特征。从实际用地看，我国实际用地EFIex远低于EFIim，体现我国实际用地丰裕度、用地集约化程度远低于美国；我国EFIex呈递减趋势，即我国实际用地的货币价格越来越高，意味着我国实际用地的比较劣势呈加剧趋势；我国实际用地EFIim相对平稳，反映美国实际用地丰裕度、用地集约化程度保持平稳；实际用地TTEF呈递增趋势，即出口实际用地所交换的进口实际用地呈递增趋势，我国实际用地EF贸易条件呈改善趋势。从碳汇用地看，我国EFIex相对平稳，反映我国出口产品的排放含量没有显著降低，EFIim值呈递减趋势，反映我国从美国进口产品的排放含量呈递减趋势，美国碳汇用地的货币价格越来越高；碳汇用地TTEF呈递减趋势，即出口碳汇用地所交换的进口碳汇用地呈递减趋势，我国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呈恶化趋势。从EF结构看，我国EFSex呈递减趋势，反映我国出
口商品EF结构呈碳化趋势；我国EFSim呈递增趋势，反映我国从美国进口商品EF结构呈绿化趋势。
为揭示中美双边货物贸易EF流向的成因，笔者测算了1992年至201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值按HS分类全部21个类别商品的顺差结构。按HS分类第1至第21类商品如附表2所示（鉴于版面所限，附表2略去，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为同时考虑顺差和逆差的影响，笔者构造商品顺差贡献率如下：
SCit=Xit-Mit∑21i=1（Xit-Mit）×100%（9）
式（9）中， i =1， 2， …， 21； t =1992， 1993， …， 2010； Xit为t年中国向美国出口第i类商品的出口值，Mit为t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第i类商品的进口值。∑21i=1（Xit-Mit）表示t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的全部21类商品的净出口值之和或净进口值之和，scit表示t年第i类商品的净出口值或净进口值占当年全部21个类别商品的净出口值之和或净进口值之和的百分比。若Xit-Mit>0，则scit>0，表明t年中国对美贸易第i类商品顺差；若Xit-Mit
scit
1992年至2010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值顺差结构由SCit组成，如表2所示。表2显示，中国对美贸易历年都是或绝大部分年份是逆差的商品类别为第6类、第17类及第2类、第10类、第3类等五类商品。其中，前两类（第6、17类）为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后三类（第2、3、10类）为实际用地密集型商品。前两类（第6、17类）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的逆差贡献幅度呈现由强渐弱的变化趋势，后三类（第2、3、10类）实际用地密集型商品的逆差贡献幅度平稳。
在中国对美贸易的顺差商品中，主要顺差贡献的商品类别依次为第16类、第20类、第12类、第11类、第15类、第8类等六类商品，其中，第16、20、15类商品为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第12、11、8类商品也是碳汇用地密集型商品，同时还占用实际用地。前四类商品（第16、20、12、11类）的顺差贡献大幅度变化，反映出中国出口顺差商品从以鞋、帽（第12类）、纺织制品（第11类）为主导向以机电产品（第16、20类）为主导的结构转变。机械设备（第16类）的顺差贡献幅度逐年大幅度攀升。
由于化工产品（第6类）及车辆（第17类）的逆差贡献幅度与机械设备（第16类）的顺差贡献幅度的反方向变化，导致中国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由碳汇用地的净进口国自2000年起转变成为碳汇用地的净出口国。
图1显示的中国实际用地净进口量逐年上升趋势，也可以从表3的货物流向中得到解释：①鞋帽、纺织品、皮革制品等三类占用实际用地的商品（第12、11、8类）的顺差幅度逐年大幅度降低，相应的实际用地出口量逐年减少；②植物产品、木浆、动植物油脂等三类实际用地密集型商品（第2、10、3类）的逆差幅度虽然保持平稳，但由于双边贸易量逐年攀升，相应的实际用地进口量逐年攀升。这两个反向变化的合力形成中国实际用地净进口量逐年上升。
表2实际上是以货币资本为测度来描述中美双边贸易的货物流向。表2从货币资本的角度展现中国在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实现了出口商品的结构提升，而图1、表1则从自然资本的角度反映，中国为实现出口商品的结构提升付出了如下代价：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恶化、出口EF结构碳化、从碳汇用地净进口国转变为碳汇用地净出口国。
4 结 论
本文采用基于产品用地系数矩阵（PLUM）的生态足迹分析测算1992年至2010年中国对美国贸易全部商品的内涵自然资本，得到以下结论：
（1） 在1992年至2010年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中国是实际用地的净进口国，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恶化、出口EF结构碳化。美国自2000年以来是碳汇用地的净进口国，美国通过货物贸易从中国获得排放空间，碳汇用地EF贸易条件改善、出口EF结构绿化，因此，美国不仅获得消费者剩余和消费品市场物价平稳的货币资本利益，也获得用实际用地换取碳汇用地的自然资本利益。
（2） 我国碳汇用地净出口集中在 “杂项制品”、“SITC未另分类的其他商品和交易”、“机械及运输设备”、“矿物燃料、油及有关原料”、“饮料及烟草”等五个类别的商品。在这五个类别中，我国自2000年以来为美国提供排放空间。长期以来，我们认为我国制成品、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就意味着出口商品结构的提升。但是，这种出口商品结构提升并未考虑自然资本的代价。我们未曾意识到，制成品、机电产品出口的增长同时也意味着我国为贸易伙伴国提供碳汇用地的负担加重。我们应该认真思考如何在制成品、机电产品出口增长与生态资源保护之间寻求平衡，如何尽量减少产品出口所付出的生态资源代价。
（3） 在1992年至2010年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中，中国实际用地净进口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反映出中国实际用地比较劣势日趋加剧。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我国总体上是否呈现生态资源贫瘠化，生态资源贫瘠化又是否与中美贸易正相关。
致谢：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下列同学参与本课题的研究工作：2006级本科生谭新龙、徐化愚，2009级硕士研究生沈晗；2008级本科生李璇、冯亚平，2011级硕士研究生邬光燕、吴莉。2012级硕士研究生杨楠承担投稿的格式调整。作者谨此向他们致以谢忱。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指出论文初稿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而富有建设性的修改建议。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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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低碳 创意设计 面向
在全球反思经济模式的今天，“低碳”日渐成为当下最为关注的话题，是新时期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世界性共识。由低碳理念引发的低碳经济与低碳生活不但是未来世界发展的大方向与主旋律，更成为全球经济、生活的必然趋势与新支柱之一。低碳理念是一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它需要以特定且相关的学术理论为基础，更需要具体与取向明确的实践活动予以转化。而创意设计作为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创造性活动，具有着“与生俱来”的低碳面向，并通过其学理内涵与特质的低碳价值取向，以独创性的低碳造物活动，具体化、物质化的践行方式诠释着低碳理念，进而成为推动与促进低碳经济科学发展与构建低碳健康生活的重要力量和必要依托之一。
一、 低碳理念的界定
随着世界工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人类欲望的无止无休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无节制，世界气候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二氧化碳排放量越来越大，全球灾难性气候变化屡屡出现，已经严重危害到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健康安全，即使人类曾经引以为豪的高速增长或膨胀的GDP也因为环境污染、气候变化而大打折扣（也因此，各国曾呼唤“绿色GDP”的发展模式和统计方式）。①面对此情此景，关注、倡导与践行低碳的理念呼之欲出，并日渐成为共识。
低碳，英文为low carbon。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低碳的涵盖领域较为广泛，包括了低碳社会、低碳经济、低碳生产、低碳消费与低碳生活方式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其中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是其核心内容。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它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低碳经济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产业领域。著名学者林辉称之为“第五次全球产业浪潮”，并首次把低碳内涵延展为：低碳旅游、低碳艺术、低碳音乐、低碳人生、低碳生存主义等多个领域。“低碳经济”的理想形态是充分发展“阳光经济”、“风能经济”、“氢能经济”、“生物质能经济”。
二、创意设计的解读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的愈演愈烈，创意设计同“低碳”一样，可谓是当下中国乃至世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它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综观世界各国，创意设计及其产业越发达，人们的生存品质就越高，经济就越强，综合国力发展的速度也就越快，二者是成正比关系的。
国际贸易分工是优化资源配置、增进全球福利的基本手段。但贸易分工必然引发碳转移排放。随着发达经济体日渐向服务和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其高能耗、高污染的低端制造品越来越依靠从发展中国家进口。这种分工格局必然引发“发展中生产国通过出口贸易承担发达消费国的能耗和环境污染”的碳转移排放问题。目前国际社会采用的以“生产排放”为基准的碳减排核算方法没有反映碳转移排放的事实，不但有失公允，而且使得发达国家缺乏减排及转让减排技术的激励，不利于全球减排的终极目标。准确计量贸易中的隐含碳及贸易引发的碳转移排放，是融入“消费排放”准则，在国际范围内合理分配碳减排责任的前提条件。本文以中英货物贸易为例，准确测度贸易中的隐含碳及贸易引发的碳转移排放，在分析其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的同时，试图提供一个更加科学的碳排放与碳减排核算框架。
二、文献综述
源自贸易全球化对世界环境影响问题的关注，国外一些学者较早就意识到国际贸易中隐含碳的重要性。Wyckoff，A.W. and Roop，J.M.（1994）通过评估1984～1986年OECD最大的6个国家进口工业制成品的隐含碳，得出了“如果进口货物占国内产品消费的比重很大，那么仅仅针对国内温室气体减排的政策将会大打折扣”的结论。Schaeffer，R.and Leal de Sa'，A.（1996）分析了1970～1992年巴西进出口货物情况，认为发达国家正通过离岸生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碳排放。Munksgard，J. and PederSen，K. A.（2001）提出了究竟是产品的生产者还是消费者应该为碳排放负责。Ferng，J. J.（2003）则建议用受益原则来分配因为产品消费所产生的污染物排放的责任。Ahmad，N. and Wyckoff，A.（2003）计算了24个国家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并且探究了贸易引发的全球碳排放的地理转移趋势。张晓平（2009）采用投入产出法分析了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产生的排放转移效应，并指出中国出口商品内涵排放量在2000～2009年处于上升态势。
近几年，随着气候和碳排放问题的升温和研究的深入，从双边贸易角度研究隐含碳和碳排放的文献开始出现。Shui，B. and Harriss，R.C.（2006）估算得出中国对美国出口而产生的占每年中国碳排放总量的7%～14%。同时，由于中国大量使用煤炭作为能源并且制造技术缺乏效率，中美贸易在1997～2003年间使全球多排放了720百万吨。You Li. and Hewitt C. N.（2008）估算了2004年中英双边贸易的隐含碳排放。结果显示，通过中英贸易，英国避免了11%的碳排放。尹显萍、程茗（2010）运用投入产出法对中美商品贸易中的内涵碳进行了测算，发现2000～2008年中国对美国内涵碳的年净出口量高达1.42～6.73亿公吨，占中国化石燃料碳排放总量的4.7%～10.9%。尹显萍等（2010）从国家、部门和重点行业三个层次定量研究了中日商品贸易中的内涵能源问题，结果表明，对比日本同类部门，中国的生产部门倾向于更多的能源要素投入和对高能耗部门的依赖，间接反映出由生产技术特征决定的投入结构还处在较低水平，这些部门在出口产品时也为日本承担了大量的碳排放责任。陈红蕾、翟婷婷（2013）分别采用双区域和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估算中澳贸易的隐含碳排放，发现2007年以来中国在中澳贸易中为隐含碳净进口国，即中澳双边贸易有利于中国经济“节能减排”。
当前，绝大多数文献仅仅采用“出口隐含碳”一个概念来分析或计算贸易转移排放，进口隐含碳则以贸易伙伴的出口隐含碳来代替，并以此研究贸易对各国和世界环境的影响。然而，从“消费排放”的角度，进口隐含碳应该指如果进口品完全由本国生产（消费）所排放的，即“通过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这样，一国生产的碳排放量减去出口隐含碳加上进口隐含碳才会等于该国消费的碳排放量，一国出口隐含碳减去其贸易伙伴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也才能反映该国出口对世界环境的净影响。因此，与已有的文献不同，本文引入“通过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这一概念，准确测度中英货物贸易中的隐含碳及贸易引发的碳转移排放，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及中英双边贸易对全球环境的净影响。
三、出口隐含碳和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的计算方法
（一）中国向英国出口的隐含碳计算
计算出口隐含碳的最基本方法是叠加本国不同货物的出口额与该货物每产值消耗的的乘积。但是，由于经济各部门之间存在复杂的投入一产出关系，一种货物所隐含的排放量并不等于生产该货物的部门排放的（因为生产中使用的原材料、零部件等投入品也隐含，原材料、零部件又有其投入，投入又隐含……），必须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才能计算每种货物所隐含的碳排放。
环境投入产出表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排放强度矩阵来阐释产品生产给环境带来的影响，是测度货物隐含的碳排放的最佳选择。但中国官方目前尚未公布环境投入产出表，因此本文借鉴张晓平（2009）计算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的方法，根据里昂惕夫投入产出法的基本原理，来推算每种产品所消耗的，并进一步计算中国向英国出口货物的隐含碳。
A、B矩阵是根据《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整理得出的17个部门间的投入产出矩阵①，假定研究期间部门间投入产出矩阵不变，即部门间的 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保持不变。
其中的数据由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中国第k年向英国出口货物隐含碳总量为：
（二）英国向中国出口的隐含碳计算
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经采用环境投入产出表来估算产品生产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英国便是其中之一。英国官方最近一次公布环境投入产出表是在1993年。1993年环境投入产出表直接测算了英国91个产品部门直接和间接的排放量。因此本文依据该表计算英国向中国出口的隐含碳。
由于部门间直接和完全消耗系数变化、一次性能源消耗比例变化等原因，英国各个产品部门排放量并非一成不变。借鉴You Li和Hewitt（2008），本文根据一次性能源消耗比例的变化对英国1993年的环境投入产出表进行调整，以获得其它年份各个产品部门的排放量。
（三）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碳排放的计算
由于受到汇率和购买力平价的影响，用同等价值的金钱在中英两国分别购买相同或相近的产品将会得到不同的数量。中国从英国进口某类产品的进口额并不等于由中国自己生产该类产品的国内价值。因此必须先通过相对购买力平价计算来自英国的产品的国内价值，然后计算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碳排放。
相对购买力平价（RPPP）等于两国货币的汇率（E）与两国货币购买力平价（PPP）的比值，这里是人民币/英镑的汇率与中国/英国购买力平价的比值。由于人民币和英镑之间没有直接的购买力平价转换因子，因此我们以美元为中介来计算人民币和英镑间的相对购买力平价⑤。即：
计算结果见表1。
经过相对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第k年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为：
（四）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碳排放的计算
同理，计算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碳排放时，必须运用相对购买力平价对来自中国的货物的英国价值进行调整。这里，英镑对人民币的相对购买力平价刚好是表1中人民币对英镑的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倒数。因此，经过相对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第k年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为：
式（9）中，的含义及数据同式（6）。
在中英双边贸易中，如果排除统计口径、方法、误差等因素，中国对英国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就分别等于英国对中国的进口额和出口额。因此，本文采用由中国商务部公布的贸易数据⑥。在计算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以及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时，本文利用《2007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关于行业产值及能源消费额，以及历年中英贸易数据作为计算依据。由于投入产出表的分类、产品HS海关分类以及《中国统计年鉴》中行业和能源消耗分类都不尽相同，本文对数据进行了归并整理，最后得到17个产品部门的数据。在计算英国对中国出口隐含碳以及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时，本文利用英国1993年环境投入产出表和中英贸易数据作为计算依据。在数据归并整理时，中英贸易数据按照环境投入产出表的91个产品部门进行了归并划分。
四、计算结果及分析讨论
（一）中英双边贸易中隐含碳的计算分析
1.中英双边贸易中隐含碳的总体情况
根据前述方法，本文计算了历年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和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如图1、图2所示，2004～2009年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介于76.17百万～112.32百万吨之间，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介于1.55百万～4.08百万吨之间。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以2006年为顶点，有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而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要小得多，且呈持续上升趋势。
以上两图得到的结论说明，在中英双边贸易中，中国是隐含碳的净进口国，并且差额巨大。巨大的隐含碳差额一般都有巨大的贸易差额作支撑，因此我们把中国对英国贸易净出口和中国对英国隐含碳净出口进行对比，见图3。图3显示，中国对英国隐含碳净出口除了在2005年有小幅上升外，之后的年份呈持平下降趋势，而中国对英国贸易净出口则一直稳步上升到2008年，2009年才有所下降。两者变化趋势的不吻合说明，除了贸易差额外，还有其它因素影响出口隐含碳的变化。
图4显示，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占当年中国总排放量的比重从2004年的1.35%上升至2007年的1.71%后又下降至2009年1.44%，同样呈现了先升后降的趋势；而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中的隐含碳占当年英国总排放量的比重从2004年的0.33%一路上升到2009年的0.75%。
图3和图4表明，2004～2009年中英双边贸易中，中国一直是隐含碳的净出口国，六年间累计达到581.75百万吨。并且，中国因中英贸易而产生的占本国总排放量的比重较高。这说明中国生产排放的有一部分是为了满足国外消费需求而产生的。因此，不考虑碳排放转移，按照现行的“生产排放”基准把这部分排放的责任推给中国是有失公允的。
2.影响中英双边贸易隐含碳变化趋势的因素
一般来说，出口隐含碳主要受三方面因素影响：出口额、出口货物结构以及出口国每生产1单位出口货物所消耗的能源。由于出口货物种类过多，不便于计算，因此本文用出口国每生产1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量，即能耗强度，来代替出口国每生产1单位出口货物所消耗的能源。
（1）影响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隐含碳的因素
观察图5可知，与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相似，中国对英国出口额也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但是两者达到峰值的年份不同，分别是2006年和2008年，因此可以推断，中国对英国货物出口额并非是其出口隐含碳变化趋势的唯一影响因素。
图6反映了2004～2009年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结构的变化，各行业出口额的走势与中国对英国总出口额走势基本吻合。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口货物结构的变化并非是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变化（趋势）的主要原因。
表2反映出2004～2009年中国的能耗强度一直处于下降趋势，这一点直接解释了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隐含碳的向下变化趋势。
综合以上分析，中国对英国出口额的逐年攀升为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提供了向上的动力，而中国逐年提高的能源利用效率则给出口隐含碳向下的压力。在两者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呈现了以2006年为顶点，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2）影响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隐含碳的因素
图7显示，2004～2009年英国对中国的货物出口额和出口隐含碳的变化趋势基本吻合。两者在 2008年以前都呈快速上升趋势，2009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出口额和出口隐含碳相对平稳或略有下降。由此可以推断，英国对中国出口隐含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出口额的影响。
图8显示的是英国对中国出口货物的分行业（按中国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分类）数据。经过计算，2004～2009年英国机械设备制造业对中国的出口额占英国对中国出口总额的50%～60%，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英国对中国出口是由英国机械设备制造业出口所主导的。同时，其他行业出口额的变化趋势与机械设备制造业出口额变化趋势相似，因此英国出口货物结构变化并未对其出口隐含碳变化产生重大影响。
表3描述英国的能耗强度。由于英国的能源利用率已经很高，所以其能耗强度下降缓慢，2009年的能耗强度甚至和2008年持平。因此，能耗强度的变化对英国对中国出口隐含碳的影响不大。
（二）中英双边贸易中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及其影响
1.中英双边贸易中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
（1）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
将相关数据代入公式（8），经过计算，我们得到图9和表4。
由图9得知，2004～2009年，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量介于6.38百万～8.65百万吨之间，并且总体处于上升态势。
由表4得知，2004～2009年，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占当年本国总排放的比重很低，但总体处于上升趋势。这意味着通过从英国进口货物而不是由本国自己生产进口货物，中国减少相当于本国总排放量0.09%～0.16%的碳排放。
（2）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
根据公式（9）以及相关数据，我们得到下页图10和表5。
由图10得知，2004～2009年的中英双边贸易中，英国所避免的碳排放量大大高于中国所避免的碳排放量，从2004年的18.77百万吨上升至2007年的35.98百万吨后开始一路下降至2009年的27.22百万吨。
由表5得知，在研究期间，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占当年英国总排放的比重从2004年的4.03%上升到2007的6.62%，此后开始下降，到2009年为4.99%。相比于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占中国总排放的比重，英国所对应的比重明显较高。
2.中英贸易对全球环境造成的影响
（1）中国对英国出口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如果进口国通过进口货物所避免的碳排放量小于出口国出口该货物的隐含碳，就说明该贸易行为会造成额外的碳排放。英国从中国进口货物的贸易很显然就属于这种情况。用研究区间内各年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减去当年英国从中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我们可以得到中国对英国的出口贸易将会多造成多少碳排放（即多余的环境负荷），如图11所示。
通过从中国进口货物，英国为本国节约了18.77至35.98百万吨的排放。但是由于中国较低的能源利用效率，中国对英国出口这一贸易行为使得世界上多产生了相当于英国节约碳排放4.3倍到1.8倍的。而英国消费者则应为这些多产生的负责。如果这部分碳排放被划归于英国，英国不同年份的碳排放将会增加8.97%到17.37%不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逐渐提高的能源利用效率，中国对英国出口多产生的碳排放在2006年之后开始逐步下降。
（2）英国对中国出口对全球环境的影响
由于英国对中国出口的隐含碳小于中国从英国进口所避免的碳排放，因此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实际上会减少全球排放，对环境有正面影响，如图12所示。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贸易使全球少承担的碳排放在2004～2009年之间比较稳定，浮动于4.11百万～5.21百万吨之间。
（3）中英贸易对全球环境的净影响
将中国对英国出口对环境的影响与英国对中国出口对环境的影响进行加和，我们可以得到中英贸易对全球环境的净影响。图13显示，中英贸易在2004～2009年对全球环境造成了负面影响，多产生的排放量介于44.38百万～84.89百万吨之间。但是从2006年开始，这种负面影响在逐年减小。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1.中英双边贸易中隐含碳不平衡，英国存在通过贸易向中国转移碳排放的现象
2004～2009年，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隐含碳介于76.17百万～112.32百万吨之间，占中国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35%～1.71%。与此同时，占英国当年碳排放总量的0.33%～0.75%的英国对中国出口的隐含碳仅为1.55百万～4.08百万吨，远远小于中国对英国出口商品的隐含碳。由此可见，英国通过国际贸易向中国转移了大量的碳排放。而这部分实际上在英国消费的碳排放，应该由英国承担责任。《京都议定书》确定的以生产者为碳排放核算基础的原则并不反映碳排放转移，当然也不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合理分配碳排放责任。
2.中国对英国出口的隐含碳和英国对中国出口的隐含碳呈现不同变化趋势
中国对英国出口的隐含碳以2006年为顶点，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在2006年以前，中国对英国出口额的增加主导了中国对英国出口隐含碳向上变动的趋势；2006年以后，以能耗强度降低为代表的技术效应抵消了贸易规模扩大的规模效应，中国对英国出口的隐含碳开始下降。由于中国对英国出口货物的结构在研究区间内并有明显变化，因此结构效应不明显。
英国对中国出口的隐含碳在2004～2009年呈持续上升态势。在英国能耗强度和对中国出口货物结构无明显变化的情况下，英国对中国出口额的增加主导了出口隐含碳的上升趋势。
3.中英贸易对全球环境有着负面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在逐步变小。
存在贸易的中英两国将比不存在贸易的中英两国给地球带来更多的排放。多产生的排放量介于4438百万～84.89百万吨之间。但是由于技术进步使得中国的能耗强度不断减小，2006年之后的中英贸易给地球带来的环境负荷正在不断减小。
（二）启示
1.重视碳排放转移，争取将其纳入国际碳排放核算框架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2-050-05
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生态及资源的约束，使经济发展的条件日益恶化，从而面临经济发展基础崩溃的危险。为此，我国长期以来就一直倡导“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共“十七大”以来，我们更进一步提倡“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力求使中国经济绿色发展。但此方面有许多问题需要深入探索。
一、绿色发展的实质
人们通常认为，21世纪是绿色经济时代，即经济的绿色发展时代。特别是面临生态环境不断恶化，使人们对绿色发展更为重视。从实践上看，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以建立碳排放交易体系、制定碳排放交易规则为主要手段，致力于低碳经济的发展。碳金融实际是这种交易体系及规则的衍生物。在理论上，不少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绿色发展中低碳经济概念及内涵进行了概括。其一，低碳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如英国学者鲁宾斯就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正在兴起的经济模式，其核心是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创新，推动提高能效技术、节约能源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技术的研发和运用，促进整个社会经济向高能效、低能耗和低碳排放的模式转型。”一些中国学者也认为，“低碳经济是针对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而言，是对基于碳基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一种新的能源发展模式。”其二，低碳经济是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一些学者认为，“现代意义上的低碳经济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关系的一种理性认知，是一种低能耗，低物耗、低污染、低排放、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绿色可持续经济；是继人类社会经历过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继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的新能源革命。”其三，低碳经济是一种以碳排放数量变化的新的经济发展方式。鲍健强等学者认为，一方面，碳排放量可以反映人类对能源资源的利用水平及方式，另一方面又涉及改变原有的生产、生活及消费方式，并形成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其四，低碳经济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过程。这是因为人类社会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不断的利用外界环境及自然条件，通过自身的劳动创造满足社会需要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由于自然环境及条件是不断变化的，因而人们的经济活动在方式或形态上也是不断变化的，因此低碳经济只不过是人类全部经济活动历程中的一个特殊过程。如此等等。显然，理论界及实践中人们都希望通过绿色发展来实现经济的新的起飞，并以“清洁能源、节能减排、环境保护、低碳技术、循环经济”作为低碳经济实现的目标及准则，并认为通过低碳经济就能实现绿色发展，因此低碳经济的实质就是中国经济绿色发展的实质。
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当前提倡的低碳经济实现的目标及准则，被认为是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有缺陷的。因为现在强调的绿色发展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节约能源及资源；其二是保护生态环境，达到社会与自然高度和谐。然而这两个方面是很难同时做到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一对矛盾。我们仅强调以低碳经济为代表的绿色发展的“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内涵是不行的。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及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提供了佐证。
绿色发展的实质及内涵，既不能单纯定义在“节约能源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内容上，也不能单纯按《京都议定书》的要求，推行“联合履约机制”、“清洁发展机制”以及“国际碳排放交易机制”，也不能单纯过分简单的强调“碳排放交易”及“碳金融”，更不能在节能减排，实施低碳技术，搞清洁能源和保护环境的同时，又造成新的、更大的、更长期的生态环境破坏和资源的浪费。基于这种考虑，我们认为：绿色发展的实质及内涵，应该定义在“资源能源合理利用，经济社会适度发展，损害补偿互相平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理念的基础上。
二、中国绿色发展的现状及误区
中国与世界各国一样，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化的制约。为了解决绿色发展中的核算问题，早在1988年，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帮助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联合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如何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侧重探索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及方法。1996年至1999年，北京大学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侧重研究“中国综合经济与环境核算体系”的核算模式、核算理论及方法。国家环保局在1998年，对中国1978年以来的国民储蓄率进行了计算，2001年，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小组进一步进行补充核算，对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资产负债核算的方法、途径及实际操作进行了验证。在大量调查及探索的基础上，2005年7月，国务院了《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以循环经济为契机，拟在加速中国的绿色发展。特别是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使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的要求。因此，国家于2009年1月开始实施《循环经济促进法》，并在全国各地迅速开展循环经济的实践。为了推动以循环经济及低碳经济为形式的绿色发展，2010年中国绿色产业及绿色经济高科技博览会召开，展示了中国近些年经济绿色发展的成果。而低碳经济作为绿色发展的另外一种形态，单位GDP的CO2排放量也作为一项约束性指标被纳入了国家的“十二五”规划，同时，我国还向世界郑重承诺“到2020年我国CO2排放强度要比2005年下降40%-45%”。面对强大的内外压力，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发出《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都要全面启动低碳生态城市的建设。
在国家的大力倡导及推进下，地方及企业也进行了很多的工作。各地分别制定绿色发展规划，截止2012年5月，全国提出建设以“生态城市”或“低碳城市”为目标作出城市规划的地级市以上的城市达到671个。例如，山东东营市在2006年开始全面实施《东营生态市建设总体规划，努力建设“省级低碳生态示范城市”》。四川省成都市提出建设宜居、宜业、宜商、宜工的“世界现代田园城市”，并不断深化及完善其相关内容，进一步开展“北改”工程及“天府新区”的规划及建设。重庆市也早已提出“五个重庆”，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森林重庆”，并采取了相应措施。作为国企巨头的中国石化，从2002年至2012年的lO年间，通过技术革新等措施，使我国的车用汽油全部达到国Ⅲ标准，完成了欧美发达国家用了30年时间才完成的油品升级。同时，中国石化原油加工量增长了108%，但是炼油综合能耗则下降了24%。在整个“十一五”期间，中国石化累计节约1444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3466万吨，节约水资源7.11亿立方米，为绿色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自主品牌的奇瑞汽车，告别了全面追求“规模”及“速度”的发展模式，加速绿色发展，2008年，其“节能环保汽车技术平台建设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尽管上述有代表性的个案表明了全国各地及企业在绿色发展中的长足进步，但绿色发展任重道远。从生态方面来看，我国森林覆盖率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人均森林面积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森林积蓄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七分之一。同时，全国的国土总面积中，沙化土地面积占了近五分之一，水土流失面积占了三分之一。在工业结构方面，高碳排放工业比重很大，煤炭消耗占能源消耗的70%。据专家测算，2000年以来，我国能源消费总量迅猛增长，2001-2010年平均增速高达9%。其中煤炭消费比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30多个百分点，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作为高能耗、高污染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产业，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平均为50%左右。从总的情况来看，中国经济的绿色发展仍面临诸多困难，而许多困难长期无法克服，与人们在绿色发展中存在许多误区有很大关系。
误区之一：认为低碳经济只是绿色发展的权宜之计。这主要是基于低碳经济在实践中困难较大，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长期以投资拉动，以高投入带来高增长的惯性所致。有些人觉得既要高增长，又要少投入，减少能耗及其它资源消耗的矛盾很难协调。因此低碳经济是难以持续的。
误区之二：认为通过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进行绿色发展实施起来很困难，因此可以通过“碳交易”的途径来加以解决。一些人觉得搞绿色发展在西方发达国家中都很艰难，例如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其对环境的污染，人均碳排放也列世界各国前茅，这些发达国家都是通过“碳排放”的交易规避其绿色发展中的责任与风险，因此，我们也应效仿之。
误区之三：认为通过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等来从事绿色发展，尽管在世界上形成了一个潮流，但毕竟刚起步，应看看等等。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可能在搞低碳经济、循环经济过程中存在搞形式的一些现象，在实质问题上触及不深。
除上述三点主要误区之外，还存在其它许多误区。这些误区会使中国的绿色发展乃至世界的绿色发展得不到真正的推进。
三、中国绿色发展的理论指导
作为世界潮流的绿色发展，其理论指导十分重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作为当代两大经济理论体系，理应在指导中国的绿色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实际上早在1950、1960年代，西方就出现了较大规模的“绿色运动”，并出现了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的社会团体如“绿党”等，绿党的主张如今已深入西方国家人心，绿色运动也取得很大的实际效果。一些西方学者的调查数据表明，早在1995年，83%的西欧民众认同环境保护的价值。人们已开始抛弃单纯对物质生活的享受而更加追求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例如在当今的英国、荷兰、比利时、瑞典等国，绿色的环保型小区日渐增多，人们利用高科技采用太阳能发电、蓄电池蓄电，安装雨水收集系统及自然通风系统，安装水处理剂循环系统等，使住宅能耗下降，大幅节水、节能，不用安装空调装置及不用电网供电等，以保持人体健康及无害。而美国的中产阶级也实行简单生活，不愿居住在城市豪宅之中，而愿意到乡间去过乡村生活。人们自己动手钉木板房；不愿使用更多电器，自愿将消费降至最低水平。而在德国，人们也广泛使用未经漂白的再生纸，推行共享拼车，减少使用私家车，更多的人拒绝使用塑料袋。在欧洲各国广泛流行“简单的饮食”，“饭不能不吃，但不必太好；钱不能没有，但不必太多”。显然，尽管绿色发展在西方国家还有相当长的路，但应该说已有一定的认识基础及社会基础。
在绿色发展的理论指导方面，西方学者主要认同双重危机理论及生态危机理论。这两种理论的建立主要依据西方国家严重生态环境及能源资源问题的现状。双重危机理论一方面认为西方国家不仅面临经济危机，另一方面还面临生态危机，而造成这种双重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的积累以及全球发展的不平衡。在西方学者看来，由于资本积累的需要，西方国家为了提高经济水平，迫使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廉价出售生产资料及能源等自然资源，这样就降低了资本积累成本，加快了资本积累速度，反过来又加速了对生产资源及能源等自然资源的开采速度，这就导致恶性循环，从而导致了全球性生态危机及生态环境的灾难。这样，西方国家的消费市场进一步引导着单个资本尽力越来越快地销售消费品，降低资本的周转时问，以此来维持利润。如此一来，消费主义社会和生态破坏与浪费的普遍化就与资本主义消费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生态危机理论并不特别强调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而更强调生态危机，并且用生态危机来否定经济危机。这些学者认为，生态危机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西方国家的资本积累；其二是当代无产阶级存在的一种病态性对消费的异化，即病态的对奢侈品的消费。这样不断使西方再生产过程不断扩张，资本积累加速，从而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和资源能源等的过度开采。但生态危机理论及双重危机理论都主张通过消费异化的“期望破灭”，来实现资源的合理开发及资源的合理利用，形成一种稳态的经济。
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是在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合理的过程中形成的。在马克思看来，生态问题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中，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制追求，使资本主义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不断掠夺自然资源，不断破坏生态环境，并使生态难以修复或恢复。“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而“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在农业中，社会生产力的增长仅仅补偿或甚至补偿不了自然力的减低，——这种补偿总是只能起暂时作用。”而对于生态的破坏的难以恢复，马克思还进一步举例，“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养护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马克思还认为资本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是很残酷的。“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不是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涵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利用。”
西方生态危机理论及双重危机理论同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相比，具有若干方面的重大区别。其一，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强调社会制度对生态环境产生作用的重要影响，而西方的生态危机及双重危机理论则认为制度对生态环境产生作用并具有重要影响，并认为这种影响不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不是内因，而是诸如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等外因。其二，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揭示了资本对生态环境的掠夺式破坏的本质，西方的生态危机及双重危机理论只阐明了资本积累造成生态破坏的表象。其三，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将无产阶级作为生态环境破坏的受害者，作为维护生态平衡的主体；而西方生态危机及双重危机理论则认为由于无产阶级的消费异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因而无产阶级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其四，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强调要资本主义制度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西方生态危机理论及双重危机理论并不赞成资本主义制度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而是通过构想一个让无产阶级消费异化的“预期破灭”的社会变革模式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
我们认为，通过历史考察，生态环境的恶化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之后才逐步形成的。而且在西方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越发达，其对生态破坏的情况越严重。这种状况的出现，正是资本主义生产追求价值增殖，实现资本不断积累造成的。由于生态环境的破坏造成了对西方社会化大生产的严重制约，才迫使他们开始关注绿色发展问题。中国的情况也表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推进社会化生产，大力积累资本，尽管很有必要，但生态环境同样不断恶化。显然，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是完全正确的，完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因此，将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作为绿色发展的理论基础，并用以指导绿色发展，是理所当然的。
四、中国经济如何实现绿色发展
针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能源需求量不断增大、能源消费仍以煤炭为主、第二产业比重过大从而碳排放量巨大的现状，要在短时期内有效地迅速地降低碳排放量是不可能的。我们认为，在绿色发展悖论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解决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绿色发展要有更加全面而系统地思路及途径。
1.全面树立珍惜自然资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意识。根据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自然资源蕴藏的自然力可以无偿获得，但不能滥用。因此，人类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如果没有珍惜自然资源的意识，把自然界仅看成无生命、无意识可以无偿取得而滥用的资源，必然产生破坏生态环境的种种不利行为，忽视生态补偿、忽视生态平衡、加剧碳排放的现象必然越来越严重，必然无法实现经济的绿色发展。
中图分类号：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8-0019-01
“低碳经济”（Low Carbon Economy）最早见诸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先驱和资源并不丰富的岛国，英国充分意识到了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的威胁，它正从自给自足的能源供应走向主要依靠进口的时代，按2003年的消费模式，预计2020年英国80%的能源都必须进口。
一、关于低碳经济的概念研究
2006年，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尼古拉斯・斯特恩牵头在其《斯特恩报告》指出，全球以每年1%GDP的投入，可以避免将来每年5%-20%GDP的损失，呼吁全球向低碳经济转型。
国内早期研究低碳经济的庄贵阳（2005）认为，低碳经济是指依靠技术革新和政府推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实施一场能源革命，建立一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从而减缓气候变化。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效率和能源结构的问题，核心是能源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目标是走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谢军安等（2008）认为低碳经济的内涵包含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低碳经济是相比于基于碳密集能源生产方式和能源消费方式的高碳经济而言的；第二，低碳经济是对于新能源和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最后，低碳经济是对于人为碳通量而言的，是一种人为解决碳通量增加引起的地球碳失衡而实施的人类自救行为。低碳经济本质上属于全球的碳中性经济。
付允等（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绿色经济发展模式，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为基础，以节能减排为主要发展方式，以碳中和技术为重点发展方法的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李建建、马晓飞（2009）认为，低碳经济是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经济形态。其特点是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发展模式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适应和减缓地球气候变暖；其本质是通过不断增加对气候变化科技研发的投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技术，优化产业结构，发展循环经济，重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
范建华（2010）认为需要从五个方面来深刻理解低碳经济丰富的内涵：第一，在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规律上，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第二，在主体上，企业是低碳经济发展的主体；第三，在发展内容上，主要构建低碳型产业结构和低碳型区域发展模式；第四，在目标上，要权衡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最终使得能源的使用效率最大，生态环境最优化，使人民生活福利最大；第五，在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上，必须坚持节能减排。
综上所得，正是由于全球能源与环境问题日益显著，低碳经济作为当下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参与其理论和实践的完善拓展。也就能看到我们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研究领域来看待和发展低碳经济。尽管研究的角度不同和表达方式的差异，其根本内涵是大致相同的，即低碳经济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这“三低三高”为主要特征，以最少的温室气体排放获得整个社会最大产出的绿色经济。
二、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考虑
不管用什么指标去评价当今中国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得出的结论肯定都是不达标的，如何来解决当今中国低碳水平不高的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如果要迅速推进当前低碳经济的发展，国家必须制定一系列的政策去全方位立体的推广。现在很多专家学者都对其公共政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谢军安（2008）认为当今中国的“高碳”特征非常明显，高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富煤、少气、缺油”的资源特征以及工业化比重不平衡等因素制约着中国从“高碳”转向“低碳”的步伐。所以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提出了几点建议：第一，分步实施，有序推进中国的产业化转型和技术革新；第二，加快建立我国的低碳发展国家战略，从发展战略和长期目标，从国家层面到企业甚至个人层面，全面实行社会经济生活低碳化；第三，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开发新能源和可替代能源；第四，在全力推进科学技术革新的同时保护知识产权；第五，积极推进碳信息平台的建立，构建中国的碳平衡交易平台；第六，推进企业参与国际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紧跟时代风向标；第七，促进低碳经济立法，保障低碳经济的顺利推进。
李友华（2009）认为中国目前经济增长与减排目标之间产生了巨大矛盾，只有科学的运用好政府政策才能实现这两个目标。他认为科学的发展低碳经济需有一下几个对策：第一，落实科学发展观，实施低碳经济的发展战略；第二，加大经济投入，促进低碳经济的技术改革和国内国际间合作；第三，制度的创新，尽快完善碳排放的贸易制度，创造条件建立碳基金；第四，建立低碳经济示范园区，可分为区域性，行业性示范区；第五，发展低碳能源体系，例如核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第六，关注农村低碳经济的发展，农村是碳源的大户，解决农村碳汇，对全世界的影响极大。
可见，在低碳经济政策上面，基本都是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资金投入，技术革新，金融财政创新等几个方面来进行创新的，同时带给我们很多新的理念，比如碳税，碳交易平台等等。从国家政策层面来推广低碳经济的效果是肯定的。如何在使各个层面的公共政策之间相互配合，产生最高最好的效率，还需要我们深入进行实证分析和讨论。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F291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与高碳经济相对的就是低碳经济，低碳经济是坚持可持续发展，实现循环经济的一种发展模式，通过制度改革、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开发新能源等多种途径，在不对经济发展造成较大影响的基础上，减少碳能源消耗，逐步削减C02等温室气体的排放，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它是环境成本和经济成本的最优化，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二、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所面对的问题
（一）能源使用效率低下
（二）能源技术落后
由于地方GDP主义盛行，GDP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使得各地对一些技术落后，机器残旧，资源使用率低的中小企业难以下定决心进行整改，致使高排放、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模式依然困扰着不少地区的经济发展。要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下定决心进行整改外，还需建立相应的政策支持与补贴制度，鼓励相关企业进行低碳技术，采用资源效率高，污染小的新型设备。
（三）主要能源人均含量不足
我国能源总含量大，居世界前列，但由于人口众多，人均拥有煤、石油、天然气分别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55.4%、11.1%、4.3%，而随经济发展人均能源消耗量却逐年增加，大批资源从国外进口，资源外在依存度高，据统计容易受治于人，能源安全不够。
（四）产业结构不太合理
三、低碳经济的内涵
低碳经济是与目前的高碳经济相对应的，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
（一）低碳经济的新能源属性
低碳经济是以传统化石能源为基础，着力发展核能新型能源，低碳能源等，增加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可循环能源的使用，通过替代措施等，减少含高碳能源的总量，降低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的紧密联系，实现碳排放的弹性增长。
（二）低碳经济的低碳强度
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无限制的使用能源来发展经济，是一种能源密集型的发展方式，低碳经济的第二层内涵是通过碳封存、碳捕捉、碳积累等措施最后实现单位能源耗费量的碳强度下降。
（三）低碳经济的低碳通量性
低碳经济是一种人类针对高碳通量排放，破坏生态系统，损坏生态环境的一种自我纠正行为，低碳经济中“低”的关键是通过采取措施减少经济发展本身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不利影响，实现碳平衡，也就是人为采取措施后吸收处理的CO2与经济发展过程张排放的CO2实现平衡。所以本质上说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是实现释放和吸收处理两端的碳平衡。
四、低碳经济体系
经过低碳经济内涵进行分析后，低碳经济体系是在当前市场机制的保障下，政府进行制度改革与设计，鼓励企业发展新能源，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减少CO2气体的排放。最终建立起全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全流程低碳化的体系。
（一）生产低碳化
生产的低碳化包含人口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的低碳化两个方面。人类的生存是以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基础的，社会聚集多少财富，人类能够消费多少产品，统统都由这个基础所决定，而物质资料的生产与当前的科学技术、生产力、制度等又是紧密相关， 其低碳化就是在注重科学规划、和先进技术的情况下有效控制生产规模，避免大干快上，盲目上马，造成资源不必要的浪费，重复低层次的铲平，形成产能过上，而要重在与科技水平相结合，提升单位能量所生产产品的附加值。除了注重提升效率，在消耗端减少消耗量外，在处理回收端尽量做到“再回收、再建立、再利用”， 实现经济循环发展。科技创新是经济发展驱动力， 而人才本身就是这驱动力的源泉。人口生产的低碳化， 提高人口的质量与素质当量，控制人口数量的不断上升，降低人对环境的压力， 使环境承载力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口的再生产相平衡对应。
（二）流通的低碳化
消费是产品生产出来价值的体现，而从产品到消费需要市场流通这条纽带来实现买卖，维持生产与消费的平衡。商品不流通将剪断这条纽带，使经济陷入病态。而流通的低碳化主要是指道路交通、物流等方面使产品能够自由流通， 实现资源的最优化。这一方面实现主要是完善硬件建设，改善公路要实现硬件设施，建设环保节能高效的立体交通体系，地下轨道和水陆空综合平衡利用；另一方面要实现软件提高服务水平，鼓励车辆安装节能减排的设备。 （三）分配的低碳化
（四）消费的低碳化
消费是经济活动的最后步骤， 也是人类生产的目的。建设经济转型并非限制人消费， 而是鼓励大家进行积极合理的消费、但目前我国消费的观念存在不太文明的状态，消费低碳化方面做得不够，铺张浪费、更多的重物质消费，精神方面关注不足，极大的消耗了社会资本。消费的低碳化就是要在消费的过程中形成文明消费、适度消费、绿色消费，合理消费。
五、推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低碳经济是当前全球经济前进的趋势， 是与后工业化社会相适应，建立环境友好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但同时目前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很高，甚至还有相当数量的人未能摆脱贫困，还需要利用目前中国的工业化发展， 创造财富和就业，摆脱贫困、维持社会稳定。在这样的背景下向低碳经济转型还面临着许多现实困难。所以如何既保经济发展，又保生态环境友好，考验着中国的决策部门。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在于改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体摆脱碳依赖，减少经济发展对化石能源的依靠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对高碳能源的依赖，最终实现既不妨碍经济增长，又能满足减排要求的低碳经济通道。
（一）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工具，建立便捷的交通系统
（二）积极建设绿色建筑
建设绿色建筑，应朝节水、节能、节材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努力，是推进低碳建设的重要方式。主要措施有：使用先进技术的空调、照明灯设备，使得大型建筑的电能耗大幅下降，间接降低碳排放；调整供暖及冷气等官网改造，提高效率，进一步降低能耗；采用可循环使用的可再生建筑材料，实现绿色建筑理念。
（三）设立低碳经济基金，激励低碳技术研发
为鼓励低碳技术研究，可以专门设立基金筹集经费进行支持。目前低碳经济基金既可以是以社会出资的民间基金，也可以是政府主导出资的政府基金，双轨并下，满足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需求低碳基金的除了资助进行低碳技术的研究外，还要将相关技术推广到相关企业和公共部门，既减少CO2气体的排放，同时构筑低碳技术的商机，积累资金，反过来推动低碳技术的进一步的研发。同时政府应该鼓励企业采用相关新型技术，予以一定政府补贴或退税政策。
（四）做好碳排放预算，有计划实施减排工作
为了确保碳减排工作切实可行，做好碳排放预算就显得很有必要。首先按照签定协议要求，每年需达到的减排目标，每人许可CO2排放量，然后进行相关预算，最后对整个社会各个行业进行预算，最终实现预算平衡，从而实现大气碳平衡。
（五）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历史上，人类利用能源经历过三个时期：薪柴时期、煤炭时期和油气时期。前面两次能源结构转换已经顺利完成，面对高碳经济的危害及油气资源的逐渐枯竭，第三次能源结构的调整就显得很紧迫。用可再生能源代替油气资源，低碳能源代替高碳能源。
低碳教育必须回到教育的根本，要在教师的“教”上下工夫。教师的教包括教书和育人。要做到：“低碳教书”，我想教师先要考虑好三个方面。
一是教的内容：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没有用处，对塑造他们的人格有没有用处，对他们的“终生发展”有没有用处。
一、低碳经济时代，广东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的迫切性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一直都是我国对外贸易开展的最前沿阵地，外贸蓬勃活跃，不仅是促进广东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也对全国的经济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自从近几年全球进入低碳经济时代后，广东的对外贸易也因新式贸易壁垒的出现和经济转型时期的到来而深受影响，实现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转型已是迫在眉睫。
（一）广东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是低碳经济环境下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随着全球变暖以及各种环境问题的出现，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发展的大潮流，被更多的国家提倡和采用。长期以来，广东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粗放型发展对外贸易，具有“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特点，这与低碳经济的核心内涵相悖，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模式面临巨大挑战。首先，低碳经济时代使许多发达国家纷纷采取“碳关税”政策对本国实行贸易保护，“碳关税”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碳壁垒”。这使得广东省出口的以低技术、高耗能、高污染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产品销售成本大大增加，丧失了过去价格优势的地位，使广东省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其次，广东省高新技术产业面临严峻的壁垒问题。比如在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计算机与通讯技术产品，在2009年上半年出口564.7亿美元，比2008年同期下降19%，深受新型技术性壁垒的影响。
（二）广东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必然选择
经济转型指的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等转变。在低碳经济的要求下广东要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转变对外贸易的发展模式。外贸发展模式与我国环保的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可以保持广东省对外贸易优势，即减少产品对环境的污染和资源的消耗，降低由于环保标准提高而增加的生产成本；同时，因为低碳经济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内核，可以促进广东企业减少环境污染、降低损耗、保护资源、运用科技手段发展绿色生产优势，创造竞争优势，推进产业升级，在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领域，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增加广东省对外贸易的核心竞争力，真正实现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广东省经济转型的关键之举就是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的调整。近几年来广东省过高的出口贸易依存度带来贸易摩擦增加，极易遭受国际经济与贸易环境的影响和冲击，这迫使广东必须调整现在的外贸发展战略，实施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这无论是应对国际新式贸易壁垒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广东省经济整体转型，都显得十分紧迫，十分重要。
二、广东省对外贸易发展模式简析
（一）加工贸易发展模式简析
加工贸易是广东吸收外资和外贸出口的主要力量和重要方式，其出口产品从以传统产品为主发展到以电子、通讯、信息产品等机电、高新技术产品为主，逐步向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2010年占全国加工贸易进出口额的38.5%。同时，加工贸易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充分发挥了广东人口大省的优势，缓解了就业压力，有利于社会稳定。虽说广东省加工贸易发展迅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在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广东加工贸易整体仍处于加工制造和零部件配套等中低端环节，附加值还不够高，核心技术、关键设备、品牌等环节大部分还由跨国公司母公司控制；二是近年来加工贸易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趋势，2006年，加工贸易进出口额占总进出口额的69.1%，到2010年降至56.85%；三是广东加工贸易主体仍没改变以外资为主的状况，目前广东加工贸易企业中外商投资企业占80%的绝对比例，内资企业占20%，其中民企只占5%。内资加工贸易企业比例及规模偏低，反映出本地企业参与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优势不足。
（二）一般贸易发展模式简析
与加工贸易相比，一般贸易对外依存度相对较小。从数据显示来看，广东省加工贸易在进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逐年下降，而一般贸易虽然在广东外贸中比例较低，但比重却在逐年上升，从2006年的26.49%上升至2010年的34.21%，显示出巨大的增长潜力。所以在低碳经济时代，在加工贸易面临严峻挑战时，一般贸易成为广东外贸的突破口。但是，一般贸易出口企业的品牌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知名度、销售渠道不畅，而加工贸易已由母公司在国际市场建成较固定的销售渠道和稳定的市场，这致使有技术的企业仍更愿意选择贴牌出口。与此同时，企业担忧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国内建立销售渠道和品牌并不容易。对此，一般贸易出口企业要加强产品品牌建设，提高产品国际国内知名度，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而这又是一般贸易出口所面临的巨大困境。
三、低碳经济背景下广东对外贸易发展模式转型策略
［关键词］低碳经济；低碳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3－0130－02
工业社会以来，由于人类对常规能源的依赖导致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过度，由此引发的温室效应致使全球气候变暖。最近几年来，气候变化的速度已超乎人们的想象。200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报告说：“最近的科学证据表明，重大而广泛的气候变化已经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发生着。例如，自上个冰期以来北极变暖的大约一半是在最近10年间发生的。”[1]全球变暖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连锁反应，对全球社会、经济、政治甚至整个人类社会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人类目前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
在全球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的重大背景下，“低碳经济”这一概念诞生了。低碳经济，是指在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的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2]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本特征的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之相应的简约俭朴、崇尚生态自然的低碳文化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本文力图在低碳经济模式的指导和借鉴下，对低碳文化的内涵及构建思路加以阐述。
一、何为低碳文化
低碳文化是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以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发展低碳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人们CO2低排放的思想认识、行为态度、道德伦理、规范制度等精神因素的总和。
低碳文化是低碳经济的内核，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根本要求，是低碳社会建设的动力支撑和精神保障。低碳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低碳价值观
价值观是人对事物的属性，满足人的需要程度的总体评价和看法，反映的是事物的使用价值和功能。低碳价值观的评价标准不仅以人为尺度，而且以更深层次的自然生态为尺度。在认识人与自然、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上，摒弃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以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惠共生为发展的准绳。在价值关系方面，即承认自然对人的各种价值和功能，是维持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人类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先决条件。同时也要承认其自身的存在价值，即它是地球生命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维系着生命和自然界的可持续发展。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上，要求尊重自然，以审美和欣赏的态度热爱大自然，以高尚的情怀和人性关心大自然，尊重自然规律，追求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与环境保护、物质满足与人的心灵净化之间的平衡协调，寻求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和谐发展。
（二）低碳动力
低碳文化的核心动力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力求达到三方面的和谐统一、均衡发展，即物质满足与精神满足的统一、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人的发展既脱离不了社会环境的影响，还需要良好的自然环境的熏陶。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优美的自然画卷能给人提供视觉和心灵美的享受，有利于激发人的创造热情和灵感，丰富人的情感，净化人的心灵，使人变得宁静而致远，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其身心平和，富有智慧，人生充实而有意义。反过来，人类在从大自然母亲那里获得慷慨馈赠的同时，心怀感恩，从而有助于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更加积极饱满的热情和动力进行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
（三）低碳意识
首先，低碳意识表现为责任意识。由于我国受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小等国情限制，加之处在社会转型期阶段，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突出，发展低碳经济又面临着技术和资金的两大瓶颈，单纯依靠政府和企业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广大民众自觉参与到低碳行动中来。“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千百万民众的低碳行动是推动低碳生活的力量源泉，也是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重要保证。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阿西姆・斯泰纳说：“在低碳减排过程中，普通民众拥有改变未来的力量。”这就需要发扬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文化美德，践行低碳生活方式，进行科学合理消费，为促进低碳发展协同努力，为兑现我国向国际做出的减排承诺做出个人应有的担当。再者，低碳意识还要具备节俭意识。节俭意识倡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电、节水、节能的好习惯，尽量将个人的碳排量降低。提倡“勤俭节约型”的生活方式，杜绝挥霍和浪费，崇尚简约、精致而纯粹的生活。最后，推动低碳减排，还需要公众具有环保和“碳汇”意识。“碳汇”主要指通过植树造林、种草等绿化手段和方法，净化空气，吸纳空气中的CO2以美化环境的活动和过程。通过引导公众树立环保和“碳汇”意识，珍爱自然，呵护自然，共建人类美好的精神家园。
（四）低碳态度
态度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内在倾向，是行为的预先准备，对行为具有指导作用。态度决定一切。低碳态度倡导人们为履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同责任，为如期实现国家承诺的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为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宏伟蓝图而做出个人的努力和行动。低碳态度告诉我们：低碳不只是个人的自愿行为，更是公众承担社会责任和公民精神的有力表现。所以，有了勇担使命的责任意识和厉行节约的愿望和决心，纠正个人的浪费、不当消费的习惯，拥有给予大自然深度关怀的人文情怀和态度，那么以每个人的绵薄之力乘以13亿人口汇集而成的低碳力量是难以想象和超越的。
（五）低碳能力
若要科学而有效地进行低碳，除了个人的热情外，还需要一定的低碳知识和能力。通过宣传、教育，普及低碳常识，以提高公众对低碳的认识水平。通过家庭公约、社区公约、个人承诺等形式，组织调动社会广大力量，彼此相互监督，形成强大的舆论道德压力，以此约束个人不合理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努力将个人的低碳能力和热情感染他人，影响其他社会成员，共同采取行动，争当“今天你低碳了吗？”的时尚达人。
（六）低碳行为
在二十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工业文明模式是，追求最大效率的最大生产，最大开发以刺激最大消费。在物欲横流，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形成一种“浪费型生活方式”，外在表现形式就是“多买、多用、多扔”，高消费和高浪费，由此形成了“炫耀消费”“面子消费”“消费至上”的消费文化心理。这种消费模式对社会的危害性很大，不仅过度消耗了能源、资源，加重了地球的负担，更使人的欲望在“消费盛行”的年代变本加厉，不断膨胀，表现出了任性、放纵、不受约束、为所欲为的精神气质，结果成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绊脚石。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低碳行为提醒我们：“在自以为追求幸福而实为追求财富的时候，千万要头脑清醒啊。”（美国戏剧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尤金・奥尼尔）倡导低碳行为，就要戒除个人“过度消费”“便利消费”“一次性消费”等不良消费嗜好，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崇尚自然，奉行节俭主义，在追求物质满足的同时，注重精神满足，正确处理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使自己的生活方式同生态环境、资源之间保持平衡稳定。
二、构建低碳文化的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低碳文化的理论研究
一方面，借鉴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中外文化有关或类似于“低碳文化”的思想观念，根据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和要求，对其进行去粗取精和总结提高，在深入调查研究中努力寻找低碳文化存在与发展的根基，构建低碳文化的理论表达体系，使之具有科学性、民族学和时代性。在布迪厄所言的惯习、场域双重作用指导下，挖掘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和认知结构，通过宣传教育和示范引导，促使人们将低碳文化内化，转化成个人的自觉行动，从而形成低碳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二）增强低碳文化的创新力、吸引力和生命力
加快建设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发展清洁能源和可替代能源为核心的低碳技术创新体系、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为主体的低碳研究研发体系、以各种科技、绿色服务组织为纽带的社会化、网络化科技环保中介服务组织体系。把资源节约利用、环境保护和公共安全保障列于科技发展的重要领域和优先主题，实施一批重大科研专项，力争取得突破性成果。[3]低碳文化要在借鉴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基础上有所创新，并结合现实发展需要和时代精神，于发展低碳经济和低碳社会建设的实践中，尽可能创造出大量丰富生动、富有文化魅力和感染力的文学艺术作品，形成浓厚的低碳文化氛围，使人们深刻认识到大自然的内在价值和存在价值，激发人们用低碳文化的先进理念指导自己的行为，动员人们脚踏实地的投入到呵护地球家园的行动中去。
（三）加大低碳文化宣传教育
一、低碳经济产生的背景及内涵
近年来，绿色生活、生态生活、低碳生活等新鲜名词跃人人们的视野。其出现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从现象分析，暴风雪、洪涝灾害、旱灾、雾霾等反常态气候灾害以及与之相呼应的荒漠化、水土流失等地质灾害日益严重；另一方面，诸种不容乐观的现象给人们带来焦虑感。因此，低碳经济应运而生。
2003年，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首次提出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为主要内容及途径的低碳经济模式，而近些年低碳经济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随后，英国政府在优化能源结构、调整能源政策、实现照明技术的更新换代等多个方面都作出调整和改变。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再一次以不可忽视的地位隆重地被摆放在世人面前。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并代表着绿色经济的低碳经济模式自此成为遍及全球各个国家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而向低碳经济模式转型的趋势也已在世界范围内不可逆转。刘啸认为，低碳经济对全世界未来宏观经济的影响是深刻而重大的。碳排放量将成为衡量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的新标志；不仅如此，它更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并成为世界进程的又一重要规则。因此，低碳经济将成为社会文明发展史上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产生的新文明；它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宗旨的全新的、进步的发展理念与发展模式。
二、低碳经济与低碳旅游的关系
蔡萌、汪宇明认为，旅游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具有响应低碳经济模式、运用低碳技术、推行碳汇机制、倡导低碳消费方式的先天优势。在当代社会中，需要倡导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具体到旅游业便是以营造低碳旅游吸引物、建设低碳旅游设施、培育碳汇旅游体验环境和倡导低碳旅游消费方式为主要实现路径的低碳旅游发展方式。
因此，低碳旅游是低碳理念在旅游行业的具体体现。也是低碳经济在旅游行业的实现途径。低碳经济规定了旅游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其重视的“低碳性”强调未来旅游行业的环保、绿色、可持续性，要求旅游行业需向低碳化发展。另一方面，旅游业先天的低碳性则顺应了当代全行业发展潮流，以不容小觑的影响力推动低碳经济发展进程。
三、旅游业的低碳性――开展低碳旅游的可实现性
被人们视作“无烟工业”的旅游产业，有其先天的低碳性。陈海波、莫莉萍认为旅游业在全球倡议实行的低碳发展大进程之下，扮演着先行者、教育者及受益者的角色。
1.碳的排放量较小
2008年，以世界旅游组织为主出版的《气候变化与旅游业：应对全球挑战》的报告表明：在2000年，整个旅游行业发展中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一亿吨。仅占人类活动全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4.9%。旅游业是以满足游客感受体验为目的的人类活动。与制造业、重工业等传统产业相比，旅游业的生产活动所占比例较小。旅游业主要是利用可持续的、可再生的旅游资源（以自然、人文景观为主）吸引游客，带来收益，它的碳排放量相比较而言是较低的。
2.碳汇机制的积极效果
根据《联合国气候大会框架公约》缔约国签订的《京都议定书》中所知，“碳汇机制”即是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其含义是能够将二氧化碳在大气中所占的比重降低的过程、活动或机制。“碳汇机制”并不主张通过人类生产活动人为地控制二氧化碳所占比重。而是提倡运用自然界生态地使其降低。树木、森林、水体等都是重要的生态型碳汇载体，其中，森林碳汇居于最主要的地位。旅游业本身便以丰富的林业资源、水体资源等作为骨肉框架，也据此具备积极的碳汇机制功能。
3.调整居民收入结构
靠旅游业谋生的居民。在其收入来源上。与第一产业及第二产业工作者有差异。旅游业充分调整着居民的收入结构，使其趋向环保型、绿色型，使当地产业结构向生态、环保型过渡转型。同时，旅游业对其他产业有强劲的带动力，它的低碳性的发挥将更好地带来全行业的低碳效果。
4.“教育者”的身份
旅游活动本身也是一种教育活动。具有深厚的社会教育意义。它是旅游者为了满足自身意愿自发的受教育活动。社会群体能够通过进行规划设计过的旅游活动受到积极的教育及启发，因此可带动全社会的观念转变。
四、旅游业的低碳化――开展低碳旅游的途径
在经济低碳化大方向的指导下。旅游业低碳化是不可避免的选择。同时，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旅游者也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更利于可持续发展的低碳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