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如何把中医和西医完美地结合起来，用最经济有效的方法来实现保健、治疗的目的，也是医疗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之一。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惟一保留两种医疗实践模式的国家，在医疗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充分发挥中医和西医的优势，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只能靠自己去摸索。
中、西医怎么看待疾病
对疾病的描述和病因的追究，中医和西医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医是建立在哲学辩证、宗教、宇宙观基础上对人体的认识：西医却是工业技术革命带动下产生的以寻求证据为根本的实践模式。如果读古文不是强项，学哲学又入不了门，那么患者想要透彻理解中医理论，听懂中医的诊断和治疗方略也许会感到比较吃力。相对而言，西医可以拿出X线片、心电图曲线或显微镜下细菌的照片来解释为什么患者近来会感觉“不对劲”。简单的说，中医把人看成是一个整体，任何局部和整体之间都互相关联；西医把人看成是一部机器，哪出毛病治哪，治不好就换一个。可见，中医对世界医学的贡献在于它的整体思路、互动和平衡理念：西医的长处在于其深究具体证据的实验科学精神。中西医在医学理论层次上的结合可以弥补各自的不足。假如中医能用传统经络、五行、脏腑理论的思想方法来审视现代实验和仪器诊断所提供的具体证据，或许可以引进综合治疗的理念，以避免西医疗法对整体生理功能影响所造成的“副作用”，或一些“医源性疾病”。
中、西医药物治疗
对患者而言，理论归理论，要紧的是把病治好。中西医结合的潜力体现在治标和治本的结合上。比如说肺炎，西医用抗生素可以有效地控制细菌繁殖，最终杀灭侵入人体的病菌。一旦体温和各项生理指标恢复正常，西医的任务也就完成了，但中医并不认为病人就可以松口气了。因为局部病灶虽然得到控制，但整体状况这个“本”还没有治。“本”是生病的自身原因，正是发生在“本”这个层次上的问题导致了局部病变。另外，抗生素治疗也许改变了自身的和谐。为了去除隐患，几剂中药也许可以帮助调理根本。可见，用西医的方法治疗西医能够确诊的疾病，用中药使身体保持在一种最佳状态，才能实现中、西医最理想的结合。
一、阴阳五行理论，到运用四诊八纲的辨证施治方法
从医理治则、理法方药的统一，到遣方用药，对一系列按照君臣佐使原则组织起来的方剂的灵活运用，都有与西医理论体系显然不同的特点。如果完全取消了中医这些特点，也就谈不上中医、中西医结合，发展中医也必然全部落空，那实际上是消灭中医。第二是要发展中医理论和实践。也就是说要发扬中医的优势，扬长避短。任何一门科学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时代背采和科学技术发展所提供的整体条件。和时代同步是任何一门科学取得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医也不能例外。中医如果把自己孤立起来，完全脱离现代科学的整体系统，它就必然会姜缩，会逐渐丧失存在的根基。所以只有在发展中，在与时代同步前进中，才能保持它的特色。第三是采用什么方法，通过什么道路发展中医。中西医结合概念和它的队伍组成就确定了它的道路和方法，即在中西医之间寻找结合点，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促进中医发展。所以中西医结合既不是以西医代替中医，也不是以中医代替西医，而是通过在中西医之间寻找结合部的办法来发展中医。我们如呆看一看这多年采取的具体描施，可以更明显的看出这一实质。我们培养了一支中西医结合的骨干力量，他们是由西医院校毕业，掌握比较儿实的西医基础理论和临床经验的医师，又经过较长时期培训，系统地掌握了中医理论，然后以中西两法、主要以中医方法从事临床实践活动。他们头脑里贮存着中西医两套知识，构成一种特殊认识主体。这就是现在的一批中西医结合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在教育制度上，采用了学校成批培养人才的方式，采用了从西方引进的一套堵养人才的规章制度、教学方法及成绩考核办法，建立了一批高等及中等中医院校。在教学内容上即设立传统的中医课，又开设了西医基础课及现代一些自然科学基础课，增加了个体知识建构中，中西医学知识在一个头脑内碰撞和融合的机会，尽管传统的师带徒及自学成才的路子仍然存在，但已不构成中医人才的主要来源。即使最后一种办法，他们由于生活在现代，也不能不受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影响。在研究方法上，除继续深入挖掘中医的宝贵遗产，继续整理中国古代医药文献外，把西医基础理论及实验研究方法引入了中医研究。在临床上，广泛使用了西医化验室及仪器检查，作为观察中医疗效的指标。西医一些研究方法如对照观察，统计学方法，双宣法等也引入了中医研究领域。经过多年研究，我们在中西医之间找到了不少结合点，成为中西医结合进一步发展的有希望的生长点。如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对中医的一系列鉴本概念的本质作了有意义的探索，如对气、阴阳失调及肾阳虚、’肾阴虚、脾阳盆、肝火旺等藏象的病理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单就气的本质就提出了物质说、功能说、力能说、物质功能说、活细胞说、核酸说、人体场说、信息说、带电粒子说等多种看法。综观这些研究，我们确实找到了两种医学之间的不少吻合点，说明中西医结合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但是，也应看到，它至今仍离中西医全面融合相距甚远，这个现象，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二、中西医结合的难点研究
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过程，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现象，有两类方法可以很快融入中医体系，一类属于外部条件，如教育制度、教材编写方式、人才涪养程序、学术交流手段、医务活动进行方式等。中医正在培养自己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便是一个例证。另一类属于具体方法，如防治中的中西药并用，中药的剂型改革等。高层次的最一般的治疗原则，如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治病必求于本之类，二者也是可以相通的。但当触及中西医的理论体系时，中西医结合的难点便立即暴峪了出来。他们的概念体系相互间是格格不入的，象挥铁樵所说的，“即如与微生物两说，太觉背道而驰了”。IgA、IgG等和正气一也是这样。追溯一下历史，中医曾经毫无困难的消化过外来的医学学说，引进了大量国外药物，只要翻一下孙思遍的著作或王蠢的《外台秘要卜，我们就会看到，他们毫无困难的把从印度引入的“四大”学说容纳在自己的体系之内。但在今天，如果用中医体系消化西医体系，或用西医体系消化中医体系都存在着严重的障碍。另一方面，它们也无法互相取代，既不能把中医这粒珍珠视同粪土，加以抛弃，把它看作完全与时代不相容的东西。也不能阻止西医在中国安家落户，扎根生长，化为中国医学不可缺少的骨肉。两种医学在中国土地上竟发争秀，但又有着根本不同的概念体系，谁也吃不掉谁公它们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立于中国和世界的学术之林，这就是中西医结合碰到的难点之所在。这个难点，从理论上加以概括，就叫做在中西医理论体系之间存在着不可通约性。什么叫不可通约性?按照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说法，就是指在两个理论体系之间，“能将两个理论完全表达出来，并因而可用来在它们之间作出逐点比较的共同语言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在二者之间“没有共同的量度”，没有一组用来评定它们优劣的中性标准。为了形象地说明这个间题，我们举一个不怎么确切的例子。中国有一个谜语，谜面是“一大一小，一跑一跳，一个吸血，一个吃草”。谜底是骚字。这个谜语如果翻译成英文，让英国人猜，他们即使搜索枯肠，也莫知所云;即使告知谜底，他们仍难领略其中神味。他们必须了解了汉字这种构架，才会恍然大悟。这种具体思维相互之间的一定程度的不可翻译性，正是不可通约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不过理论体系之间的不可通约性表现得更完整、更系统、更理论化。两种理论体系之间的转换是一种格式塔转换，人们可以在一个图上看出完全不同的形象来，人们从不同理论框架看世界所得的印象和意义是完全不同的，中西医正是看待人体和疾病的两种不同的理论框架。中西医理论体系的不可通约性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概念的不可通约性。中西医概念是在不同文化背景基础上，在不同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造成它们之间的差异。概念都是一种概括，都反映着一定的共性，但中西医概念产生的概括方式却有明显的差异。中医概括的主要方法是比类取象，是象数之学。它主要采取外推和意义联想的方式，仰观俯察，远取近取，一个概念可以象征多方面的事物，如火象阳，象气，象神、象升，象长夏，象南方，理一分殊，以一贯万，使中医概念富于流动性和灵活性。西医慨念多从实验结果概括而来，它和具体的实物具有密切联系，成为对客观事物及其关系进行逻辑运演的我体。中医讲数注重序数，它的层次是等级、地位，作为度量的数则比较模诩，西医更关心对客观现象进行数量分析，对计量重视，往往追求对客观数据的精确量度，如血压值，血钠含量，血糖耐量等。从使用概念的类型上说，中医重相对概念、关系棍念和整体概念，西医重绝对概念、实体溉念和结构分析概念。中医的阴阳，虚实，表里都是相对的关系概念。中医可以讲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水中有火，火中有水，西医也讲事物间的相互渗透和对立统一关系，如细胞间液中的离子可以透入细胞内，但它的渗透都是通过一定的物质结构变化实现的。它讲对立物的拮抗作用都体现为两种具体物质之间的作用，如血栓素A:和前列环素，一个促进血小板聚集，使血小板活性增强，一个则反是。中医也使用实体概念，但它仍是在功能意义上使用这些概念，如血热、血枯、血虚、肝风内动、肝阳上亢之类。在慨念之间的关系上，中医也和西医不同，西医概念反映的是通过具有结构的实体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一系列的中介物实现这种联系的，如以DNA为模板，将信息传递给。RNA，再由mRNA为模板合成蛋白质。西医概念所反映的这种具有特定结构实体之间的联系就构成概念之间联系的内容。中医则不同，气为血帅，气行则血行，培土生金等都是机体功能过程的一种联系，根本不涉及具有结沟的实体之间的联系。由于上述原因，在中西医概念之间就无法找到一对应的关系，给揭示中医基本概念的实质，.、建立与这瞥溉念相适应的动物模型造成很大的困难。这也是‘.L期中酉汇通派医家唐宗海等人用对号入座的办法，在中西医理论体系之间寻求对应关系遭受失败的原因。
(二)观察的理论负载的不可通约性。观察中渗透着理论，人们在世界中看到什么，不仅取决于外界的刊激，也不仅取决于观察器官的结构和外界刺激在感官上留下的印迹，它还取决于观察者的理论框架，观察者用什么理论去指导观察。概念既是客观对象的反映，又是整理感官材料的工具，它同时起着反映、选择和规范的功能。用不同理论框架去观察同一现象，会看到截然不同的东西。中西医心目中的人体和疾病现象是不同的，两个理论体系若是一种等价变换，那么在它们之间，尽管形式上很不相同，但可建立起一一对应的关系。例如在欧氏几何与非欧几何之间就是这样。如采没有这种关系，就难以在它们之间形成这种对应，牛顿力学和爱因斯坦力学的关系就是这样。中西医的理论体系不是一种等价变换，中医的一些核心概念如阴阳、五行、经络、八纲等构成了它的理论硬核，西医则以系统、器官、细胞、大分子在体内的活动作为自已的理论硬核。在致病因素方面，中医的六淫也难和西医的物理、化学、生物诸因子之间找到对应关系。如果中西医不运用各自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去观察世界，它们就无法辨别这个世界，用它去分辨，就会看到不同的东西，即使非常熟悉两种理论体系内容的人，也难以在它们之间建立起一一对应的桥梁来。中医所谓的五脏六腑，所谓的营卫气血，淮要想把它们与西医的解音概念宜接划等号，那就非碰壁不可。
(三)概念意义的不可通约性。沿着中西医各自理论体系去思考，对同一现象概括而成的概念却蕴藏着完全不同的含义，例如中西医都讲虐疾，中医讲的是份实寒热，外邪、瘁气，虐原虫则排除于祝野之外，更用说用显微镜去寻找原虫，杜绝蚊子叮咬这一传染途经了。中西医都讲糖尿病，西医要查血糖，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在发病中的作用，胰岛素依赖性与非胰岛素依赖性的分型，却并不去考虑它与三消的关系，消证的阴阳虚实，由于火耗津液还是由于真水不足等。六经、脏腑、三焦、营卫气血等辨证方法对西医是没有意义的范畴，寻找特异性指标的诊断方法，寻找内部脏器器质性病变的确切部位也在传统中医中不占什么位置。即使中西医都讲治病求本，含义也完全不同。这种不可通约性是导致中西医结合难点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中医现代化；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产生于中西两种医学同时存在的客观现实，这既是我国医学发展的一个 努力方向，也是创新医学理论与手段的尝试。目前已经成为我国医学发展中的一个独立学科 。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今，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中西医结合仍只处于奠基与初步发展阶段［1］，面临着诸多发展中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并且一直面对着各种批评与质疑 。本文拟从科学技术发展史的角度，论证其发展过程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坚定学科发展的信 心，探索学科发展的方向，以期推进学科的发展与进步。
1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过程性
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表明，多元的文化起源，孕育出多元的自然科学技术。中西医学正是源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东西方医学同时并存、不同发展的结果。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真理一元 性决定了多元科技趋于统一的历史必然性。在同一领域，不同的理论终将融合为统一的科学 理论，统一在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之中。
从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看，中西医的差异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唯一的。在不同的人类 文明的发源地，不仅孕育出了多元的医学，也孕育过多元的自然科学，如数学、天文学、物 理学、化学等，这些学科都已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走向了世界范围的融合统一，形成了 世界范围内科学家们共同遵循的理论体系。在自然科学领域，除了医学，东方科技基本都已 成为历史，西方科技早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超越并融合了东方科技。而在医学领域，西方医 学虽然在19～20世纪之交已经超越了中医学，并成为中国的主流医学，但却一直没 有完全取代中医学，成为唯一的、统一的医学。对此，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的研究表 明，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融合时间表，而中西医学的融合时间尚不知在何时(见表1)［ 2］。西方科技对中国古代科技融通的速度和进程，与各学科研究对象的有机程度相关， 有机程度越高，统一的速度越慢，“某一门学科越复杂，就越难实现东西方的统一”［ 2］。中西医结合，正是朝着医学融合的方向，在中西医汇通之后，试图将两种医学统 一起来的又一次尝试。而在两种医学理论的融合点没有出现之前，还只能是寻求医学进步、 提高医疗效果、促进医学统一的一种探索和实验。表1 东西方不同学科的融合时间表（略）
近50年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与存在的争议也表明，中西医结合尚处于方向和道路探索的起步阶 段，处在寻找结合点或结合途径的阶段，距离实现中西医结合的既定科学目标还有着目前无 法开列其时间表的探索过程。对这一点，从事中西医结合工作的学者应该有充分思想准备。
在中西医结合的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的认识存在是正常的。因为我们今天还远没有找到融 通这两种医学理论的方法与手段。要实现这一目标，正视否定性意见，研究和回答否定性意 见，对探索中西医结合的道路与方法来说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因此，总结、回顾中西医结合 中的各种争论，在现阶段有着特殊的意义。
2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复杂性
就某一学科领域的形成与发展而言，任何一门新的科学学科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现有学科 存在着不足、其理论和技术难以解释或改造客观世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的基础上萌芽和 出现、发展和成熟，从而取代原有的学科或者从原有学科中分划出来的。这是一个长期的、 艰巨的、有时是反复的科学探索的过程。中西医结合医学也是如此。
同一领域两个不同医学理论的同时存在并被实践证明各有其效，各有不足，为中西医结合的 尝试提供学科产生与发展的基础；而要在理论内核上将两种医学理论融合而发展成为毛泽东 所预言的“一个医”，就目前而言，在理论和技术上都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困难与挑战。
其一，就中西医结合的指导思想而言，毛泽东的认识，确实存在着“以西统中”的思维偏差 。这从通过培养“西学中”的高明理论家而促进中西医统一的指示中可以明显反映出来。 融汇两种医学理论体系的学科发展在其发展过程中，其道路与发展模式应该是多元的。名 家、名人的某一论断或某种尝试可能揭示了某种发展的历史可能性，但若将其作为学科发展 的唯一依据，则可能限制了其他可能推进这一学科发展的多元探索与实践。围绕中西医结合 学科发展道路以及毛泽东有关论断的争论，正反映出这种真理是否“唯上”、“唯权”的问 题 。只有将不同的声音在中西医结合多元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相互借鉴、认同，才能形成中西医 结合发展的合力。
其二，从实践层面上看，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基本上遵循着“以西统中”的指导思想 ；以西医学的理论与方法，或曰自然科学的方法发掘、改造、融合中医学。而当代自然科学 面临的困境表明，“自然科学、技术、经济学、管理和政治学中，线性思维显然已经过时” ［3］。而在中西医结合中我们却在千方百计地沿着线性思维的方法与模式批判、改 造着中医学。当通过几十年的努力，无法按照自然科学的标准，破解中医学的基本概念时 ，其理论上的结合也就变得无从下手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多学科的中医研究，中医自身 要 先行现代化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从这一点上，也说明了中西医结合还处在选择道路与寻找 方向即所谓“突破口”、“结合点”的阶段，而解决这一方向性问题在今天的研究条件下， 尚无人能够预期。
其三，中西医结合医学能在我国成为独立的医学学科，既是广大医学工作者、特别是中西医 结 合工作者努力的成果，也是政府政策扶持与保障的结果。政策的支撑，为中西医结合的发展 提供了科学发展的良好环境，但一门科学学科的成熟，最终必须依靠学科队伍的科学研究成 果。今天，从临床技术应用的角度，我们已经取得了许许多多中西医结合防治疾病的成果， 但这些成果同时也是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共同成果。在中西医结合医学还没有形成自身特有的 、不同于中医学和西医学的理论体系之前，只是拿来、应用了相关学科的现有技术。这一现 实，使中西医结合的学科评价也呈现出复杂的情况。中西医结合只有突破对中西医理论、技 术简单组合的这一阶段，才能迎来属于自身学科的理论与技术发展。在此之前，争议与批评 将一直存在。直面争议，研究争议，回答争议，是中西医结合学科发展不能回避的问题。因 为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正是中西医结合医学从起步走向成熟的发展过程。
3 中西医结合发展的艰巨性
20世纪50年代，当毛泽东预言通过“西学中”的实践，造就出中西医结合的“高明的理论家 ” ，创造中国的新医药学时，中西医结合的目标似乎不太遥远。20世纪60～70年代，当“新医 学 ”成为我国医学发展的口号并成为改造中医的指南时，人们以为中西医结合的时代已经到来 。而今天我们看到，近半个世纪的中西医结合研究，虽然产生了技术层面上居于世界领先水 平的临床成果(如针刺麻醉、急腹症治疗、骨折治疗等)，但却没有揭示出属于中西医结合医 学自身独立的医学概念，更没有形成不同于中医或西医学的理论体系。在临床上广泛应用的 中西医结合技术，在理论上依然脚踩着中医和西医的两条“旧船”。其不断宣称和发表的学 术成果，没有一项能构筑起中西医结合的专门理论。这一局面让许多医学工作者为中西医结 合的前途担忧。一个没有自己独立的科学理论的学科，其发展的道路将是怎样呢?于是一些 学 者将其总结为：“中医学与西医学属两种不同的理论体系；两种医学所形成的文化背景不同 ，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按照指导中医学形成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改造西医，或按照西医学形 成的自然观和方法论改造中医，都无法进行。因此，在目前阶段，取中西医学之长，建立统 一的中西医结合医学，还只是理想中的事情”［4］。 其实，从中西医学共同的研究对象和同一目的来看，只能说中西医学是医学研究领域两个不 同的理论体系，不管其差别如何之大，基于都在研究人的生命现象这一共同点，二者有着不 可否认的相互联系，因此我们才能对二者进行比较和认识。从科学发展的长远看，完全意义 上的医学科学也只能有一种理论存在。科学发展的“优化律”揭示：“两种不同的理论范式 之间的竞争与选择，除了一方战胜淘汰另一方的情况之外，还有一种情形，那便是两种理论 范式各自独立发展到一定阶段，将被一个新的更高水平的理论范式所取代”［5］。 这种取代不是对前两者的全盘否定与推翻，而是一种扬弃，是在吸收其合理内核的基础上的 一种更高层次上的重组、融合、互补。科学史上对于光的认识便是这种情形。两千年来中西 医学长期共存、共同发展的事实预示着这一历史趋势。中西医结合的实践，正是我国医学工 作者为了实现医学发展的这一目标所进行的可贵尝试，但也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1）现阶段，中西医学不同表述的理论之间是难以沟通的，各自的理论体系都不能证明对 方。因此，我们习惯了的用西医学理论来验证中医学理论的中西医结合方式是不能革新中医 理论的。科学发展的历史早已表明，同一领域的两个独立存在的、不同的理论范式是无法互 相证明的。
（2）真理一元观告诉我们，中西医理论体系都包含了对生命活动规律的认识，是生命认识 的局部与整体的两个方面，理应有一个能包涵这两个方面规律的更高层次的科学理论；未来 的新医学体系将能实现其真理的统一。也就是说，中西医学未来的结合，将宣告中西医两种 理论并存的局面的终结。但是今天，无论从西医学的角度，还是从中医学的角度，人们还无 法窥见未来的终极真理。
总之，在科学发展从局部走向整体综合总趋势的今天，中西医学交流与结合是医学发展的客 观要求，是创新医学体系的一个努力方向。但要实现其结合，不能单从两个医学理论的本身 相互解释，必须有使其可能整合的、能在更高的层次上统一这两种从不同角度发现人的生 命活动规律的科学理论与技术手段。换句话说，当中西医学两种不同的医学范式，发展到可 以 相互认识时，其难以沟通的问题、“结而不合”的问题便能得到解决。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中西医结合还有大量的艰巨的工作要做。
我们正处于科学革命和大转变的年代，“这个异乎寻常的发展带来了西方科学的基本概念和 中国古典的自然观的更紧密的结合……我相信我们已经走向一个新的结合，一个新的归纳， 它将把强调实验及定量表述的西方传统和以‘自发的自组织世界’这一观点为中心的中国传 统结合起来。”［6］也许，普里高津的认识能给中西医结合的发展带来一点启示。
参考文献
［1］吴咸中.21世纪的中西医结合――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关于西医学习中医批 示4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J］．中西医结合实用临床急救，1998，5(11)：487.
［2］潘吉兴.李约瑟论文集［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21，2 15.
［3］克劳斯・迈因策尔.复杂性中的思维［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 01.序言.
中西医结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笔者将目前中西医结合面临的问题浅述如下。
1 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不能相互阐述或表达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观点，并要求医务工作者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提出这个观点，是从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的角度出发的。那么，怎样理解中西医结合呢？中西医结合可否理解为用中医理论阐述西医或者用西医理论阐述中医？如果这样理解会走向极端的，也是不科学的。如细胞属于哪脏哪腑哪经哪脉？中医学的经络为什么用显微镜，甚至电子显微镜都“看”不到呢？有些人提出谁能找到经络可获诺贝尔医学奖。这和那些否定中医的观点一样，都是没有正确理解中西医结合，误解了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以藏象和气血津液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用以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一门科学。以整体观点为主导思想，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
中医学理论阐述人体的“功能”。中医藏象学说表达的是人体某一组器官或一系列器官的功能。如中医学概念的“肾”，其功能是“藏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主水；主纳气”［1］。其内涵不仅仅是西医学上的肾脏，还包括生殖系统，同时还包括人体生长与发育。中医学概念的“脾”，与西医学概念的脾脏，意义完全不一样。气血津液学说中的“气”，其组成，中医学认为有先天之“精气”，食入之“谷气”和自然界中的“清气”。“气”是脏腑功能活动的体现，而西医学不知“气”为何物。“血”和“津液”也不同于西医所说的血液和体液，如中医学所说的“气血虚”所致月经量少或闭经等，通过西医学的化验检查不一定是贫血。经络学说认为“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换句话说就是把各种功能联系起来的通道，即功能通道。因此西医学对“经络”是无法理解、无法想象、无法找到的。
中医学认为人体死亡是“阴阳离绝”，死人没有阴气也没有阳气。无阴气无阳气，不是中医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中医学研究的人体是“活”人。
西医学，即现代医学是以尸体解剖为基础，与现代科学相结合，阐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进而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和预防的一门科学。它体现了现代科学的特点。
西医学研究的是“分子”、“细胞”，是“看”得见的物质，而不是功能。西医学认为，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形态功能单位，由许多分子组成细胞。由许多形成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按一定方式组成具有一定功能的结构叫组织。几种不同的组织结合成具有一定形态和功能的结构叫器官。若干器官联合在一起完成一个共同的生理功能构成系统。各系统在神经体液的调节下，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完整的人体。无论细胞、组织、器官还是系统都是由“看”得见的物质——分子构成的。现代医学研究人体已进入分子水平，是从分子的角度研究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从分子的角度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和预防。
西医学研究人体是以尸体解剖为基础，人体死亡是呼吸心跳停止、生命活动消失或者脑细胞功能活动消失。当人体死亡、生命活动消失时，分子还存在，细胞还存在，仍可作为研究对象。西医学研究人体好似把人体当作机器一样来研究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西医学研究的是“死”人。
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相比较，中医理论讲述“功能”，而西医理论讲述“分子”或“物质”。在一定意义上，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的关系，像唯物辩证法中“意识”与“物质”的关系，因此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是不能混淆的，也是不能相互阐述和表达的，用西医理论研究中医不是中西医结合的内容，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2 药物的研究
2.1 中医和西医研究药物的角度不同 中医治疗疾病应用中药，是从药物的功效着手的。所谓功效，也就是药物作用于人体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功能变化，实际上讲的是药物的“功能”，比如砒霜，其功效是外用蚀疮去腐，内服祛痰平喘；又如青蒿，其功效是清虚热、除骨蒸、解暑、截疟等［2］。西医治疗疾病应用西药，讲的是药物分子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即药物分子作用于人体后，对人体内某种分子、细胞、组织或系统的影响过程；或者某种抗生素分子在体内对微生物分子的作用过程，实际上讲的“分子”或“物质”，比如多酶片、氢化可的松；又如磺胺类抗生素等都是讲的药物分子。可见，中医和西医在治病时，研究药物角度是不相同的。
2.2 中药的西药化研究是中西医结合的一部分内容 有学者认为同一患者一张处方中药，一张处方西药，这样是中西医结合。这种方法一方面浪费金钱增加患者负担，另一方面浪费宝贵的药物，而且易出现意想不到的不良作用，因为每味中药所含有效成分并非单一，可能和西药有效成分重复或拮抗。这不是中西医结合。
中药治疗疾病有五千多年历史，中药确有疗效。中药学博大精深，单《本草纲目》就收集了一万多种中药，每一味中药都有各自不同的功效，甚至同一味中药，药用部分不同，功效也不一样，比如柴胡。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柴胡根主要成分为柴胡皂苷、甾醇、多糖、黄酮、挥发油等；而茎叶主要含挥发油和芦丁等，不含皂苷；其挥发油主要在茎叶中，根含量甚微［3］。从柴胡可以看出，有些药物，其药用部分不同，所含有效成分不一样，功效也不相同。
中医中药要发展要推广，必须证明中药有疗效；中医中药为什么有效或者说中医中药有效的依据是什么，因此，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就很有必要。要研究中药有效成分，就必须结合现代科技，也就是应用西医的药物研究方法研究中药，称为中药的西药化研究。西医学应用现代科技从砒霜中提取三氧化二砷治疗粒细胞性白血病，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治疗难治性疟疾等；常用药物黄连素就是从中药黄连、黄柏等中提取的，其主要成分为小檗碱［4］。这是中药的西药化研究的最好例证。
另一方面，常用抗生素如青霉素G或氧氟沙星，假如用中医方法研究，其功效是什么，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也无法理解。因此不能做西药的中药化研究。
为什么不能用中医的药物研究方法研究西药，而可以用西医的药物研究方法研究中药呢？或者说，为什么不能作西药的中药化研究，而可以作中药的西药化研究呢？首先，它们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都是治病救人的药物，是“看”得见的物质；其次，每味中药功效的概括，是经过长期实践后归纳总结而来，要经过相当长时期，而应用现代科技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是用时短而且方便有效的。因此，可以进行中药的西药化研究，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一部分内容。
3 怎样理解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的结，是结而非集，集是聚和总合的意思，结是联合和发生关系的意思［5］。中西医结合可以理解为把中医学理论和西医学理论相联系，各取其优势，做到优势互补，然后应用到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过程中，实现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目的；为了推广中医药，证明中医药的疗效，对中药进行有效成分研究，即中药的西药化研究，这也是中西医结合的一部分内容。
4 中西医结合的意义
4.1 疾病预防 现代医学即西医已认识到，许多疾病与精神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如精神因素导致消化性溃疡［6］。这类疾病怎样预防呢？西医学在这方面无具体的论述，而中医学却有详细、确切、系统的阐述。
当今社会，物质生活极为丰富，但冠心病心绞痛发病率较高。在冠心病的治疗中，介入疗法开展较多，而球囊扩张和安装支架非常普及，但是，在6个月或1年后，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出现冠脉再狭窄。要预防再狭窄，在常规西药治疗基础上，加用活血化瘀中药，取得了理想疗效［7］。
在传染病的预防当中，中医学在这方面办法不多，而西医学“疫苗”方法就很有效而且简单方便。
4.2 疾病诊断 现代社会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对健康要求比较高，许多疾病，患者要求给了明确诊断。中医在诊断上是笼统的、抽象的、理论性的，而西医在诊断上是具体的、准确的、实在的。如高血压脑血管意外患者，中医说是“中风”、“肝风内动”等所致，这的确不好理解，患者也不易接受。要明确诊断该病，就需要应用现代化设备，即西医检查手段，如CT、MRT或DSA。
4.3 疾病治疗 对某一种疾病，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思考，明确中医治疗疗效好还是西医治疗疗效好，然后应用疗效好的方法治疗，以尽量减少患者痛苦，减轻患者负担。如心脏猝死患者，心肺复苏是最好的抢救方法，如果采用针灸或灌服中药的方法，而放弃心肺复苏，是不恰当的。又如发生在夏天，以发热、全身酸痛为主证，又无“上感”症状的患者，经西医手段检查后，考虑为病毒性感染。这类患者，中医诊断为“暑湿”感冒，应用中药治疗疗效高，不良反应少，而西医对病毒性感染治疗无特效，因此，该类患者应用中药治疗就是最理想的治疗方法。
4.4 疾病康复 许多疾病，如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在脑出血停止、颅内高压消失之后；以及各种术后恢复期患者，西医怎么办呢，只能采取加强营养，增强功能锻炼等措施，靠人体自身恢复，而中医可以采用针灸、理疗等康复措施，这时中医康复治疗措施就是最好的。
总之，中西医结合应正确理解，恰当运用，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参考文献】
1 印会河.中医基础理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39.
2 雷载权.中药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94-338.
3 肖培根.新编中药志.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785-787.
4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213-214.
中西医结合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笔者将目前中西医结合面临的问题浅述如下。
1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不能相互阐述或表达
20世纪50年代，同志提出了中西医结合的观点，并要求医务工作者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提出这个观点，是从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的角度出发的。那么，怎样理解中西医结合呢？中西医结合可否理解为用中医理论阐述西医或者用西医理论阐述中医？如果这样理解会走向极端的，也是不科学的。如细胞属于哪脏哪腑哪经哪脉？中医学的经络为什么用显微镜，甚至电子显微镜都“看”不到呢？有些人提出谁能找到经络可获诺贝尔医学奖。这和那些否定中医的观点一样，都是没有正确理解中西医结合，误解了中西医结合。
中医学是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以藏象和气血津液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用以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的一门科学。以整体观点为主导思想，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
中医学理论阐述人体的“功能”。中医藏象学说表达的是人体某一组器官或一系列器官的功能。如中医学概念的“肾”，其功能是“藏精，主生长、发育与生殖；主水；主纳气”［1］。其内涵不仅仅是西医学上的肾脏，还包括生殖系统，同时还包括人体生长与发育。中医学概念的“脾”，与西医学概念的脾脏，意义完全不一样。气血津液学说中的“气”，其组成，中医学认为有先天之“精气”，食入之“谷气”和自然界中的“清气”。“气”是脏腑功能活动的体现，而西医学不知“气”为何物。“血”和“津液”也不同于西医所说的血液和体液，如中医学所说的“气血虚”所致月经量少或闭经等，通过西医学的化验检查不一定是贫血。经络学说认为“经络”是运行全身气血，联络脏腑肢节，沟通上下内外的通路，换句话说就是把各种功能联系起来的通道，即功能通道。因此西医学对“经络”是无法理解、无法想象、无法找到的。
中医学认为人体死亡是“阴阳离绝”，死人没有阴气也没有阳气。无阴气无阳气，不是中医学的研究对象。因此中医学研究的人体是“活”人。
西医学，即现代医学是以尸体解剖为基础，与现代科学相结合，阐述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进而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和预防的一门科学。它体现了现代科学的特点。
西医学研究的是“分子”、“细胞”，是“看”得见的物质，而不是功能。西医学认为，细胞是人体最基本的形态功能单位，由许多分子组成细胞。由许多形成相似的细胞和细胞间质，按一定方式组成具有一定功能的结构叫组织。几种不同的组织结合成具有一定形态和功能的结构叫器官。若干器官联合在一起完成一个共同的生理功能构成系统。各系统在神经体液的调节下，彼此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一个完整的人体。无论细胞、组织、器官还是系统都是由“看”得见的物质——分子构成的。现代医学研究人体已进入分子水平，是从分子的角度研究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从分子的角度对疾病进行诊断、治疗和预防。
西医学研究人体是以尸体解剖为基础，人体死亡是呼吸心跳停止、生命活动消失或者脑细胞功能活动消失。当人体死亡、生命活动消失时，分子还存在，细胞还存在，仍可作为研究对象。西医学研究人体好似把人体当作机器一样来研究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西医学研究的是“死”人。
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相比较，中医理论讲述“功能”，而西医理论讲述“分子”或“物质”。在一定意义上，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的关系，像唯物辩证法中“意识”与“物质”的关系，因此中医理论和西医理论是不能混淆的，也是不能相互阐述和表达的，用西医理论研究中医不是中西医结合的内容，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2药物的研究
2.1中医和西医研究药物的角度不同中医治疗疾病应用中药，是从药物的功效着手的。所谓功效，也就是药物作用于人体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功能变化，实际上讲的是药物的“功能”，比如砒霜，其功效是外用蚀疮去腐，内服祛痰平喘；又如青蒿，其功效是清虚热、除骨蒸、解暑、截疟等［2］。西医治疗疾病应用西药，讲的是药物分子在体内的代谢过程即药物分子作用于人体后，对人体内某种分子、细胞、组织或系统的影响过程；或者某种抗生素分子在体内对微生物分子的作用过程，实际上讲的“分子”或“物质”，比如多酶片、氢化可的松；又如磺胺类抗生素等都是讲的药物分子。可见，中医和西医在治病时，研究药物角度是不相同的。
2.2中药的西药化研究是中西医结合的一部分内容有学者认为同一患者一张处方中药，一张处方西药，这样是中西医结合。这种方法一方面浪费金钱增加患者负担，另一方面浪费宝贵的药物，而且易出现意想不到的不良作用，因为每味中药所含有效成分并非单一，可能和西药有效成分重复或拮抗。这不是中西医结合。
中药治疗疾病有五千多年历史，中药确有疗效。中药学博大精深，单《本草纲目》就收集了一万多种中药，每一味中药都有各自不同的功效，甚至同一味中药，药用部分不同，功效也不一样，比如柴胡。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柴胡根主要成分为柴胡皂苷、甾醇、多糖、黄酮、挥发油等；而茎叶主要含挥发油和芦丁等，不含皂苷；其挥发油主要在茎叶中，根含量甚微［3］。从柴胡可以看出，有些药物，其药用部分不同，所含有效成分不一样，功效也不相同。
中医中药要发展要推广，必须证明中药有疗效；中医中药为什么有效或者说中医中药有效的依据是什么，因此，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就很有必要。要研究中药有效成分，就必须结合现代科技，也就是应用西医的药物研究方法研究中药，称为中药的西药化研究。西医学应用现代科技从砒霜中提取三氧化二砷治疗粒细胞性白血病，从青蒿中提取青蒿素治疗难治性疟疾等；常用药物黄连素就是从中药黄连、黄柏等中提取的，其主要成分为小檗碱［4］。这是中药的西药化研究的最好例证。
另一方面，常用抗生素如青霉素G或氧氟沙星，假如用中医方法研究，其功效是什么，这个问题无法回答，也无法理解。因此不能做西药的中药化研究。
为什么不能用中医的药物研究方法研究西药，而可以用西医的药物研究方法研究中药呢？或者说，为什么不能作西药的中药化研究，而可以作中药的西药化研究呢？首先，它们的研究对象是相同的，都是治病救人的药物，是“看”得见的物质；其次，每味中药功效的概括，是经过长期实践后归纳总结而来，要经过相当长时期，而应用现代科技研究中药的有效成分是用时短而且方便有效的。因此，可以进行中药的西药化研究，这是中西医结合的一部分内容。
3怎样理解中西医结合
中西医结合的结，是结而非集，集是聚和总合的意思，结是联合和发生关系的意思［5］。中西医结合可以理解为把中医学理论和西医学理论相联系，各取其优势，做到优势互补，然后应用到疾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和康复过程中，实现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的目的；为了推广中医药，证明中医药的疗效，对中药进行有效成分研究，即中药的西药化研究，这也是中西医结合的一部分内容。
4中西医结合的意义
4.1疾病预防现代医学即西医已认识到，许多疾病与精神因素有密切的关系，如精神因素导致消化性溃疡［6］。这类疾病怎样预防呢？西医学在这方面无具体的论述，而中医学却有详细、确切、系统的阐述。
当今社会，物质生活极为丰富，但冠心病心绞痛发病率较高。在冠心病的治疗中，介入疗法开展较多，而球囊扩张和安装支架非常普及，但是，在6个月或1年后，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出现冠脉再狭窄。要预防再狭窄，在常规西药治疗基础上，加用活血化瘀中药，取得了理想疗效［7］。
在传染病的预防当中，中医学在这方面办法不多，而西医学“疫苗”方法就很有效而且简单方便。
4.2疾病诊断现代社会物质生活丰富了，人们对健康要求比较高，许多疾病，患者要求给了明确诊断。中医在诊断上是笼统的、抽象的、理论性的，而西医在诊断上是具体的、准确的、实在的。如高血压脑血管意外患者，中医说是“中风”、“肝风内动”等所致，这的确不好理解，患者也不易接受。要明确诊断该病，就需要应用现代化设备，即西医检查手段，如CT、MRT或DSA。
4.3疾病治疗对某一种疾病，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思考，明确中医治疗疗效好还是西医治疗疗效好，然后应用疗效好的方法治疗，以尽量减少患者痛苦，减轻患者负担。如心脏猝死患者，心肺复苏是最好的抢救方法，如果采用针灸或灌服中药的方法，而放弃心肺复苏，是不恰当的。又如发生在夏天，以发热、全身酸痛为主证，又无“上感”症状的患者，经西医手段检查后，考虑为病毒性感染。这类患者，中医诊断为“暑湿”感冒，应用中药治疗疗效高，不良反应少，而西医对病毒性感染治疗无特效，因此，该类患者应用中药治疗就是最理想的治疗方法。
4.4疾病康复许多疾病，如高血压脑出血患者，在脑出血停止、颅内高压消失之后；以及各种术后恢复期患者，西医怎么办呢，只能采取加强营养，增强功能锻炼等措施，靠人体自身恢复，而中医可以采用针灸、理疗等康复措施，这时中医康复治疗措施就是最好的。
总之，中西医结合应正确理解，恰当运用，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参考文献】
1印会河.中医基础理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39.
2雷载权.中药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94-338.
3肖培根.新编中药志.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2，785-787.
4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213-214.
总觉得中国人的管理方法更像一门艺术，是纯意识流的。
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很喜欢亲自面试人，我的第一个老板管鑫生就擅长相面，看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不是风水师的那一套，但他真的能说出这个人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感觉真的很准，一般没有什么大出入。
相面，这基本就是我们第一代企业领导人的人才管理。没办法，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多数是第一代企业，这些企业家大多都是从政府机关、大学院校下海的，没有办法像西方公司一样通过看人以往的经历、以往的岗位给他带来什么能力，没有办法衡量其能力，不相面也很难有更好的办法。
我原来是不大相信中医的，最近看了几次中医，觉得神了。为什么会从不相信中医变成相信中医呢？因为我遇到了大师级的大夫。中医有时候确实不得不佩服，我最近胸口痛，大夫给我捏捏脚，第二天我就不痛了。而西医那绝对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我们中医诊断靠什么？4个字：望闻问切。中医的一切都得看医师的功力深浅，望闻问切有一定的医学基本概念，更多的是靠经验。中国式的企业管理也一样，主要靠经验。看中医遇到大师那就神了，但特别怕碰到一个庸医。带上一个老中医的方子去跟另一个老中医说，他听都不听。我们没法把一个中医搭的脉写下来拿去给第二个中医看，第二个中医他还得重新把脉，而且结论可能完全不一样。看西医则大可以放心一点，只要测量不出错，带着华山医院的化验单到瑞金医院去看，问题也不大。
了解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对中式管理和西式管理一定会有新的认识。中式管理是：董事长或总裁巡视，他们鼻子都非常灵敏，一闻，就知道东北区域情况不妙，西南区域苗头不对。你说他真的看到什么了吗？不见得。但是闻出感觉来，现场抓两帖药，换几个人，试试看，可能很管用。西方管理则是：东北区域情况不好？组织客户满意度调查，进行财务分析等，靠一套分析来决定。人力资源管理出了问题就调整人力资源，销售出了问题就调整销售，产品出了问题就调整产品。
从艺术回归科学
你说西医好还是中医好？我们有一句话叫：“中西医结合疗效好。”为什么我说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分，因为只有在企业发展不同阶段根据病情来决定是以中医为主还是西医为主，还是中西医结合。
20年前或10年前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如果是按部就班照西式管理方法来，基本上全死光了，退出中国去了。这样一批水土不服的国外企业在互联网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雅虎、谷歌、eBay，这些跨国互联网巨头在中国的境遇都相当惨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个新兴行业在国外都还未建立起自己的体系，这个西医在自己祖国的医术都还不知道怎样，本身都还在对自己业务模式进行探索，也就是说他们的诊断体系还没建好，即使建好了也得看这个病人以前的病例怎么样。这样的西医来中国，自然是白费功夫。
目前，即使不懂中医中药的西医师，也会开出中成药处方;有些病人既找西医看病，同时又找中医开药。这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只能说是中西医药简单地相加，而不能称为“中西医结合”。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中医和西医本是相邻的近缘学科，只是由于两种医学发展的历史背景不同，才导致了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中医所具有的独特理论体系和中华民族文化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重视宏观思维，着眼于整体，强调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应用很少有副作用的天然药物，或者进行非创伤性的治疗。然而，中医在微观分析方面显得不足。西医是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重视微观分析，着眼于病变的定位，注重实验研究，观察深入，治疗的针对性强。与中医相比，西医显得比较机械，局部关注有余，而整体观不强，采用的化学合成药物常常带来副作用。可见，中医所长正是西医所短，西医所长又正是中医所短。取中西医之所长，进行优势互补，在客观上提供了“结合”的基础。
辨病与辨证
中医看病讲究辨证论治，先是辨别不同的证，而后给予相应的治疗。中医的辨证从症状着手，分析症状的部位、原因和性质，能归纳出比症状更接近于疾病本质的“证”。因此，它有别于见痰治痰、见血止血、见热退热的对症治疗。中医也有病的名称，如痢疾、消渴、黄疸等，但中医认识疾病基本上是从证入手。西医看病是按部就班，对症状和病史进行分析，辅以体格检查和实验室检查，再确定病位、病因，然后给予相应的治疗。辨病是西医所长。中医和西医是从人体的不同侧面来认识疾病本质的，因此采用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正是取中西医各自之长。
中西医结合应该取中西医理论各自之长，指导临床上具体的结合。这样，其疗效既高于中医，也高于西医。以消化性溃疡为例，从前西医认为是由于胃酸分泌过多而消蚀胃黏膜，形成溃疡，故有“无酸就无溃疡”之说。近年发现幽门螺杆菌（Hp）才是消化性溃疡的重要病因，于是又有人提出“无Hp就无溃疡”之论。的确，消化性溃疡患者的Hp阳性率相当高，现在以抗生素为主的三联疗法，可使Hp转为阴性的已达到80%～90%，从而使溃疡愈合。中医对胃的生理功能的认识，其中就有“胃主降浊”。“浊”是指经过消化吸收之后的食物残渣，“胃主降浊”指胃气下降，而且是不断地下降，将食物残渣下输到小肠、大肠。若胃不能顺利通降，不仅影响食欲，而且因浊气停留在上，便出现口臭、嗳气、胃胀、泛酸，甚至恶心、呕吐等胃气上逆的症状。采用中医利气通降的治法，可以纠正胃的动力障碍，从而减少消化性溃疡的复发率。这就体现了取中西医各自之长的优势进行结合。
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
经卫生部门统计显示,各地传染病病情大致相同,发病之初多为心痛头昏,上吐下泻,短则二三小时,长则二三天就死去。死亡者大多是妇女、儿童。从延安各大医院抽调下乡参与疫情防治的西医诊断认为,“病的来源主要是饮水不净。其次因群众不常洗衣。虱子繁生,得斑疹伤寒者亦众。”这是一个浮泛的常态卫生情况判断,并没有对此次疫情作出具体的确切诊断。
危难面前,中医发挥了补台作用。参与边区政府紧急疫情防治会议和防疫委员会工作的李鼎铭、毕光斗等几位著名老中医,从中医病理诊治立场出发,对疫情作出独立判断,因地因时制宜,开出特制药方,简便而有效,作为各医疗队下乡医疗急救方法。“据医大医疗队统计,在川口区三乡未经过治疗的病人死亡率占98%(60人中仅1人未死),而经过医疗者却只死去20%,其原因尚多由于群众迷信巫神拒绝复诊,或病势稍轻时即参加劳动,复发后难以医治而来。”(《解放日报》,1944年6月3日)
毕光斗(1879-1970),清末秀才,陕北名医,具有诊断透彻,下药准确,医德高尚之美誉,1940年6月倡议成立延安第一个中医研究组织“边区国医研究会”,并荣获边区模范医生称号,当选为边区参议员。1949年后在延安卫生所工作。“”中遭批斗,所有医案和著述都被付之一炬。这个特制药方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当时的新闻报道受时代观念影响,宣传的重点是西医,没有关注中医在此次疫情防治过程中的特殊贡献。
实际上,在医药短缺的陕北农村,维系群众生命安全的主要医疗保障是中医。
民生危急,必须团结改造中医中药
1944年10月,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的讲话中说:“陕甘宁边区现在婴儿死亡率高至60%,成人死亡率高至30‰,人民相当普遍地相信巫神。在这种情形下仅仅依靠少数机关部队的西医是不可能的。为机关部队服务是很重要,西医比中医是更科学,但西医如在这种情形下,不关心人民,不为边区人民训练更多的西医,不联合和帮助改造边区的一千个中医和旧式的兽医,就是实际上帮助巫神,帮助边区人畜的死亡。所以新形式与旧形式的统一战线是完全必要的,排斥、鄙弃也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形式、旧人,而帮助、感化与改造他们。”(《解放日报》,1944年11月1日)
政策是由国情、区情决定的。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基本医疗卫生情况是,150万人口,有巫神2096个,中医1074人,兽医54人,农村西医不及中医的1/10,机关部队医生共200余人,中药铺及保健药社共376个,并且,医生多居市镇,巫神散布于农村。巫神,主要是利用道教的跳神、捉鬼、画符、咒语等巫术活动,为患病者祛病免灾,降魔祈福。革命政权建立后,将其作为“二流子”,进行彻底摧毁和改造。中医则属于可以团结、帮助、改造的传统医疗队伍,是一种“旧形式”,但可以再利用。
1939年11～12月,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改善民生,提高人民医疗卫生水平的号召。实际工作中,只有延安各级各类机关、学校和军队响应执行着这一号召。1940年5月,延安防疫委员会成立。仍然局限在主要关注革命队伍里的“公家人”,以及延安市区范围。
1940年6月10～29日,边区政府民政厅主持召开“国医代表大会”,邀请各县国医代表及边区政府各卫生机关代表数十人参加,讨论中心为如何改进中医中药以促进边区卫生工作,并将成立中医研究会,以求中医中药的改良趋向科学化,及加强中西医之联系。互相帮助,共求进步。会议闭幕典礼上,宣布成立“边区国医研究会”。边区政府卫生处处长欧阳竞在讲话中说:“由于过去几千年长期的封建统治,使国医同其他科学一样,不能长足进展。但正由于有这样悠久的历史,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点我们不能完全把它抹煞,相反的要承继祖先的遗产,扬弃它,改进它。这就需要我们有组织的进行研究。使它向着进步的科学化的方向前进。”
科学化,被普遍视为中医改造发展的方向。会议通过国医研究会简章和工作提案,主要精神是,开办国医训练班,出版国医小丛书及刊物,呈请政府登记全边区国医及国药商店,大量开采及炮制土产药材,呈请政府严格取缔巫神法师之迷信误人,呈请政府统筹及普遍施种牛痘,国医研究会应与各卫生行政机关取得密切联系等等。
194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颁布《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其中第十五条规定:“推广卫生行政,增进医药设备,欢迎医务人才,以达减轻人民疾病之目的,同时实行救济外来的灾民难民。”这里将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保障工作,列入中共施政纲领文件。9月,边区政府据此批准执行《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明确规定,“医士、医师愿脱离生产参加医疗机关或公营药厂工作者,享受技术人员之待遇,其家庭生活得按抗日军人家属优待之。”“医士自营药店或其他业务兼执行医疗业务,热心社会卫生防疫工作者,当地政府得视具体情况减少或免除政府法定之义务负担。”如果在医药上有所发明创造,可以申请政府奖励。
中央态度明确,施政纲领公开颁布,边区政府执行细则出台,但是医疗部门执行过程中,却明显出现中医与西医两个群体,两套人马,两个组织的分裂现象。
有边区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参与组织的“边区国医研究会”成立后,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到1941年9月,已由最初的会员40余人,发展到208人。仍然有很多中医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没有全部加入该组织。第二次国医代表会议,主要讨论国医科学化,沟通中西医学,中西医团结,共同开展医药工作等问题。参加国医研究会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中医,在打破中医传统保守观念的主张推动下,代表们纷纷将自己的“祖传秘方”讲了出来,向业内同行公布,提供给大家讨论研究。实际上,他们是在向科学看齐,向西医靠近,不惜对中医中药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奉献态度。
为了响应中央号召,延安各大医院的西医代表数百人,另外成立一个组织“陕甘宁边区医药学会”,计划加强边区地方性疾病研究,进行边区医务人员之调查,加紧卫生宣传教育工作,从事营养研究,开展中药研究,建立医药图书馆,组织在职医务干部理论学习,等等。显然,这是一个新立的医学山头,是一个处于强势地位的医学群体,他们不屑于加入已经成立的“边区国医研究会”,宁愿与之遥相对应。
一个将信将疑,一个清高傲慢,中医西医两支队伍需要一个强大的推动力,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合作。
李鼎铭向进言中西医团结合作
生活中的偶然性,带来了历史的传奇性和人情味。
1941年初,患肩周炎,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西医对此没有什么快速有效的治疗方法。傅连决定采用物理疗法为医疗,如热敷、晒太阳、按摩等。
肩周炎困扰了大约两年时间,后来是边区政府副主席,著名中医李鼎铭先生用中医诊治痊愈。据时任李鼎铭秘书的丁雪松回忆,“他在边区政府任职期间,给中央和边区一些领导同志及群众看过病,被人称为医教巨擘。我记得一次坐专车来接李先生去给看病。她把车停在山下,自己爬上坡来。我住在第一孔窑洞,首先看见她,遂即迎出来,并去通报李先生。不久李老即由公务员扶着登车而去。”
李鼎铭为把脉诊断后,开出四剂中药,很有把握地说:“吃了第一副药,能让你胳膊抬起来;第二副药叫你胳膊能转动;第三副药胳膊就自由了;第四副药就能让你爬单杠了。”按照医疗保健制度,看病用药必须经过中央卫生处同意。当时,卫生处有关同志不大相信中医,不同意服用中药。不堪病痛折磨,同意服用,“还是试试看吧!”果然应验,疼痛消失,胳膊可以活动自如了。
当时延安有几个医院都是西医,对中医持不承认态度。有人让中医看过病,西医就不再给他看病开药,甚至让中医看病用药,不给报销医药费。这种对立情绪,是不利于革命队伍团结,也不利于对付疾病和敌人的。
在与李鼎铭交往过程中,征询李鼎铭意见:“现在延安有些西医看不起中医,你看边区的医药事业应如何发展?”
李鼎铭自信地说:“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求得进步。”
充分肯定李鼎铭的意见:“你这个办法好,以后中西医一定要结合起来。”
李鼎铭(1881-1947),陕西米脂人,陕北名医,急公好义,享誉乡里。1941年11月,作为开明绅士代表应邀参加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并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所提议案“精兵简政”,受到的高度重视并作为一项政策贯彻执行。
中西医结合,是延安革命队伍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总结概括。李鼎铭的贡献在于,他以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尊崇身份,提高了中医学和中医师的地位,促进了“中西医合作”政策的提出、推行和实践。
1940年11月12日,在纪念白求恩逝世一周年大会上,指出必须团结中医,发挥中医的作用。
1942年夏,对傅连、黄树则说:“要和中医老先生多来往来往,交交朋友。”
综合上述材料,接受李鼎铭中医治疗肩周炎的时间,可能是1942年春天。尔后,还推荐李鼎铭为、、林伯渠、谢觉哉、王稼祥等领导人诊断看病。在此交往过程中,李鼎铭进言中西医团结合作的观点,促进了关于中西医合作,结成医疗统一战线,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形成。
1943年2月,有关方面抽调边区医院外科医生邵达担任延安大众卫生合作社医务主任。为了具体落实中西医团结合作的精神,邵达与李鼎铭共同主持开展中西医门诊。李鼎铭每周抽出两个半天的时间前来门诊,持续半年之久,从未因故不到。继李鼎铭之后,又抽调和平医院的鲁之俊等医生,主持门诊,探索中西医合作临床经验。
同年4月,边区国医研究会向边区政府呈文,“决心整顿国医,改正缺点,尽力参加边区卫生事业之建立。以推进国医于科学之道路。”提议创建延安中医院,官办民营,实行董事会领导制,待条件成熟时,在各地设立分院,连锁经营。“边区人民大多相信国医,遍山郊野皆有中药,而国医人才亦复不少,此种条件,实可充分利用以加强全边区卫生建设。”此次呈文态度自信,语气畅达,显示中医人士在政府支持下,积极投身中医药改造运动。
与此同时,国医研究会对1941年9月制订的《国医国药奖励优待条例草案》进行修订,更名为《国医国药奖惩条例草案》,增加了对中医中药行业自律的内容,并经由边区政府重新。
1944年3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要求把医疗卫生知识普及和服务工作大大推广,加紧医务人员培训,药品尽量自己制造,争取用五至十年的时间,做到每个区有一个医务所,能够诊治一般疾病。4月,正式提出“中西医合作,开展群众卫生运动”。5月24日,在延安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又说:“近来延安疫病流行,我们共产党在这里管事,就应当看得见,想办法加以解决。我们边区政府的副主席李鼎铭同志是中医,还有些人学的是西医,这两种医生历来就不大讲统一战线。……我们提出这样的口号:这两种医生要合作。”
此时,正是延安附近农村传染病流行之际,动员组织中西医团结合作,开展群众性卫生防疫运动显得特别重要。《解放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强调指出,“目前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在中西医密切合作打倒巫神的方针下,大批培养边区医药卫生工作干部,以便在最近三五年以内,具体实现指示,做到每个乡都有医务所,都有医生。”中西医合作,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群众卫生工作的一项基本方针原则。
1944年7月,在延安举办的大型卫生展览会上,“中西医合作,反对巫神,推行防疫卫生”,作为一个重要内容,进行现场展示。国医研究会派出12位中医名家,轮流坐堂,义务为群众诊疗治病。国医研究会会长毕光斗忙碌终日,曾有一天开出50个处方。裴慈云治疗关节炎时,和西医共同研究,互相学习。做到了破除成见,交换技术,互相商量,公开药方。
“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原则方向
1944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陕甘宁边区文教会议上专门邀集中西医代表连续召开讨论会,领会落实关于建立文教统一战线,促进中西医合作的精神。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协调中央医疗卫生防疫运动的李富春同志,发表长篇讲话,对边区医疗卫生运动中的各项具体问题,作了详尽的指示,并在综合会议讨论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发展方向。并预计“中西医合作团结与改造中医以共同进行卫生建设的方针,不仅适用于边区与现在,而且适用于全国与将来,从不断发展中做到中国全部医疗卫生工作的科学化、中国化,才是号召的中西合作统一战线的最后成功。”(《解放日报》,1944年11月4日)
延安时期,中西医合作最成功的案例,是用西医科学话语对针灸诊治经验的初步总结和研究推广。
1941年4月,针灸名医任作田主持的延安针灸疗病所,在延安城南门外的马家湾成立。任作田(1886-1950),原籍辽宁辽阳,针灸技术得其恩师姜文远的精要秘传,加之乐善好施,为当地群众尊崇为“针神”。日本侵占东北后,他参与组织难民垦荒队,经绥远、榆林、绥德,历经坎坷进入延安。1944年10月,任作田参加边区文教大会,主动抛开宗派和保守观念,破除门户之见,带头公开医技,愿意和西医同志合作研究针灸学说。会场上当时就有包括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鲁之俊、中央军委门诊部主任朱琏在内的几位西医报名,表示愿意向他学习针灸疗法。
据鲁之俊回忆,参加边区文教会议,听了、李富春讲话,大家认识到这不仅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一项政治性的任务。把中西医合作提升到政治任务的高度,那就是理解了要执行,不理解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中西医之间原有的成见,被政治任务挤压到最低限度。
事有凑巧,鲁之俊虽然报名表示愿意学习传统针灸疗法,但碍于医院工作繁忙,实际上一个月都没有正式从师学习。一个月后,国际和平医院有一位住院很久的面部神经麻痹病人,经过西医多种方法治疗都无效。病人要求到院外针灸,院长同意了。四天后,病人回到医院,面部竟然完全恢复正常。鲁之俊和内科主任、德国医生汉斯・米勒都觉得惊奇极了。这更促使鲁之俊坚定学习研究针灸的决心。
鲁之俊(1911―1999),江西黎川人,毕业于北平陆军军医学校,接受过比较系统的西医理论和临床实践。1939年1月,从广州奔赴延安,先后担任八路军卫生学校教官、八路军医院医务主任、院长,曾参与为延河坠马右肘受伤会诊治疗工作。进入任作田针灸疗病所,鲁之俊发现针灸治疗的病症很广泛,尤其是对多发性关节炎、各种疼痛、妇科病和眼病,都有良好的效果。他学习针灸热情高涨,几乎达到着迷的程度。他努力将自己学习掌握运用针灸的经验体会,与西医科学理论相对照,索证,求解,寻找中西医汇通的途径。
任作田在向西医传授针灸技法的同时,虚心学习现代医学知识,既当先生,又当学生,彼此请教,相互学习,共同攻关。他提出“练心、练指、练法”针灸练习三要素,总结出用针技法“八法”、“十术”,将自己多年积累的临床实践经验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与西医学员们共同探讨针灸疗法的科学规则和医学原理。特别是他们合作对80例患者进行临床观察及症治疗都获得显著疗效,涉及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等多个西医门类,经过中西医比照研究,认为“针灸方法有刺激血液环境、增加白血球、兴奋神经机能、增强新陈代谢作用,使疾病消除,与苏联发现的神经系统治疗方法,在理论上有共同之处”。
在此基础上,鲁之俊撰文对其中的63个案例进行具体分析研究,经过针灸治疗,痊愈者9人,近愈者7人,有明显疗效者26人,疗效无法确定者17人,无效者4人。通过对各种不同医疗结果的病症、病史、病情分类,总结出针灸疗法对于主要由神经系统引起的疾病具有显著疗效,其医学原理在于针灸可以调整自主神经、消退各类炎症、增加人体抵抗能力、帮助诊断,从而证明针灸疗法符合医学科学原理。
这种精神和态度,表明这不仅是中西医合作的一个研究成果,而且是一个崭新的开始,是西医彻底改变对于中医的态度,中西医携手合作探索医学新领域、新境界的开始。
【文章编号】1814-8824(2008)-11-0074-03
1 中西医药学结合研究历史的简单回顾，足以发人深思
自1840年中国田门被西方列强打开，西方的医药学传入中国后我国才有中医药学和西医药之称谓。其在防治疾病中，很快显示了优势作用方面，尤其弥补了中医药学的一些不足之处。故很快传播开采，并成为中国的一种重要的医药学理论体系。面对此况，中国的中医药学工作者，陆续对西药学进行研究，力求吸收之，以丰富和发展中医药学，提高防治疾病的能力和水平，逐渐形成和出现清朝末年和民国初年的中西汇通派医药学，此即为中西医药学结合的开始，并涌现出一批代表性人物。此段时间，有一批中西汇通类医药学著作问世；张锡纯的名著《医学衷中参西录》，尤涉及药物学内容较多，至今被人们瞩目。此阶段吸收西医药的研究工作特点为中医药学工作者的自主行动。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西医药学结合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突出特点为政府大力提倡，明确提出“中西医结合”。这样，就使中西医药学结合研究工作，由中医药学工作者的自主行动，进而成为有组织的联合行动。如此优越的环境和形式，对中西医药学结合研究是极为有利的。然而进展如何呢?“中西医结合”的明确提出，若从1958年算起，至今已40年，尽管中西医结合早已被视作中国卫生界三支力量之一，但从学术角度讲，小西医结合后的医学，其学科范畴和内函，却尚处争议中。科学史表明，一门学科的形成或建立，需如此长时者，实属少见。此况，内中必有原因，发人深思。
2 中西医学结合研究与中西药学结合研究应相辅相成，终达中西医药学结合
作为一个医药学理论体系，由其医学与药学两大部分组成。二者关系，即有区别，又有关联。区别在于各有侧重，关联在于互为依存，相互促进。决不是彼此能够包含或替代的关系。同时，医学以人体为主要研究对象，药学以药物为主要研究对象。作为中西医药学结合，其中西医学结合和中西药学结合的关系，亦然。多年来，仅提中西医学结合，并着力从事研究；不提中西药学结合，漠视中西药学结合研究。似乎中西医学结合研究就包含了中西药学结合研究。如此，则从认识上和行动中，呈现着根本性的大偏差，故中西医药学结合研究，难于有较快和较大的进展。
再从中西医学本身来看，结合后的医学，为达防治疾病的目的，将使用何样的药物呢?使用现有状况的中药或西药，恐怕均难适用，只能使用中西药学结合的药物。鉴于以往漠视中西药学结合研究，自然难有相应药物可供选用。无可供选用药物的中西医学结合后的医学，难于谈到其真正的存在或称达到。可见，若仅有中西医学结合，而无中西药学结合，客观讲，中西医学结合的研究工作，难于深入和真正结合。只有视中西医学结合与中西药学结合为相辅相成关系，并作大体同步化的研究，在中西医药学结合的实现过程，才能体现和达到中西医药学结合的实现过程，才能体现和达到中西医学结合。
3 中西医药学结合及其研究工作，应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
中西医药学结合的目的，就实质讲，乃为使中医药学和西医药学二者的优势得以保留和结合，劣势得以消除或避免，进而形成新型的医药学。客观现状是：中西药学的优势在宏观，劣势在微观；西医药学的优势在微观，劣势在宏观。认识论表明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是：宏观包括微观并统帅微观，以此认识客观事物，呈现整体的准确性和局部的不精确性；微观用来阐述宏观，决不能完全包括宏观，更不能统帅宏观，以此认识客观事物，呈现局部的精确性和易致整体的不准确性。现状的中西医学的实践，正是如此。就药物使用来看，中药准确性强―安全有效而不伤或少伤机体，但精确性差―质量控制不严和对局部病性针对性差；西药精确性强―质量控制严格和对局部病灶针对性强，但准确性差―有时易致不良反应而伤害机体，此为其弊端。正是中医药学的客观优势而能容纳西医药学内容，中西医药学结合，应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
纵观以往的中西医药学结合的研究工作，不仅如前述仅强调中西医学结合并付诸研究而漠视中西药学结合，更在结合研究工作中，亦是以西医药学理论为基础的。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西医药学概念的疾病：作中医药学的证型分类研究，如高血压病，可有阴虚阳亢型、痰浊内阻型等；(2)中医药学的某类药物，可用来治疗西医药学的何种疾病，如活血化瘀作用中药，可用来治疗肿瘤.微循环障碍等;(3)中药使用的目的，多在于如何增强西药作用或减弱西药的不良反应；(4)研究中药的目的，在于吸收中药为西药或称由中药获得新西药。如上可概括为一句话：如何让中医药学内容为西医药学服务，或称如何将中医药学纳入西医药学。正是这种理论基础方面的大偏差；西医药学结合是难于取得较大进展，亦是难于实现的。
中西医药学结合，如何才能体现以中医药学理论为基础呢?为此，突出应作如下几方而研究：(1)中医药学概念的疾病，到底包括西医药学概念的哪些疾病；(2)西医药学的某类药物，可用来治疗中医药学的何种疾病，例如抑菌消炎药，可用来治疗实热证还是虚寒证等；(3)如何用西药增强中药的作用或减弱中药的毒性：(4)研究西药，将其吸收为中药等。如上亦可概括为一句话：如何让西医药学内容为中医药学服务，或称如何将西医药学纳人中医药学。如此才能使中西医药学结合研究取得较大进展，终将实现中西医药学的结合。尽管如上研究工作尚少，但理论上思考，确应如此。同时，亦有部分实践表明，确能如此。仅以将西药吸收为中药而言，将西药研究成中药后，不仅仍保留其微观优势。又能获中医药学的宏观优势。从而达到宏观与微观的辨证结合地使用，即准确而精确地使用，更好地发挥治疗作用。
西药中药化――中西医药学结合研究的突破点中医药学的现代科学化，是中西医药学结合的前提。中医药学理论为中西医药学结合的基础，但处于微现劣势的现状，尚不能与微观优势的西医药学相结合。只有获得微观表述之后，才能与西医药学具有共同的内容表述，实现结合。而微观表述，实质即为其现代科学表述，故中医药学的现代科学化，乃为中西医药学结合的前提。换言之，中医药学的现代和科学化，则意味着中西医药学结合的到来。
中医药学的现代科学化，包括中药学和中医学的现代科学化。那么，二者谁先实现现代科学化更方便呢?这要从研究对象、研究现状及研究方法来进行分析。首先，医学以人体为主要研究对象，药学以药物为主要对象，而人体组成及功能状况，诚比药物的组成和功能状况复杂。这就从根本上决定着中西药学结合更容易。再从人体和药物的现代科学化程度来看，仅就药物的组成而言，现已达现代科学的分子乃至量子水平，而人体组成的了解，却远远没有达到如此程度，起码从程度上即普遍性方面讲，确实如此。最后，从研究方法看，药物为物，其现代科学化的研究方法，由于人选择的随意性大，即可用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如物质基础的研究，可进行提取，分离的处理，甚至可烧成灰进行研究；生物活性的研究，在很多情况下，可由动物实验来进行，而动物实验，则可对动物进行解剖乃至处死的处理。然而，对人体进行现代科学研究，达到现代科学的微观阐述，在很多情况下，却不如对药物研究方便。总之，中药学现代科学化较中医学现代科学化，易于达到。故中药学现代科学化研究先行，带动和促进中医学的现代科学化，以达中医药学的现代科学化。中药学现代科学化，中心内容是获得现代科学化中药，这就需要先明确现代科学化中药的标准。笔者认为，现代科学化中药应具备两大方面内容：(1)宏观内容，即仍具中药基本内容可按中医药学理论使用;(2)微观内容，即中药基本内容得以现代科学表述，包括物质基础和生物活性两方面。一种药物，具备如上两大方面内容，则可视为现代科学化中药。以上两大方面，缺一不可，如缺宏观内容，则不为中药了，难称现代科学化中药；如缺微观内容，则仍为现有中药而非现代科学化中药。
在网络日益发达的今天，癌症患者有着越来越多的渠道在网上问诊， 可以获得更多的帮助。作为医生，我们也很愿意通过这一方法帮助更多的患者。通过一段时间接受咨询，我发现患者对于中医治疗癌症需求很强烈，但由于不了解中医、中西医结合治疗的方法特点，导致询问时抓不住重点，得不到有价值的帮助。
患者求诊时的特点：大多数是“患了……癌，放化疗不能进行，或放化疗后再次复发，希望中药能延长生命”，然后附上几张报告单。其实，这样的咨询对于中医医生来说，真的很难给出具体答复。
中医治疗的特点
中医治疗是迥异于现代西医方法的，中药治疗方案的制定，除了要知道癌症病情、病史之外，更需要知道患者有哪里不舒服，也就是具体的症状，比如乏力、食欲不振、大便秘结等。
中医诊疗是个高度个体化的过程，同样是肝癌，一个面色发白乏力的患者和一个面色发红发热的患者，在中医看来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人，会开出完全不同的方剂。比如对于乏力没胃口的患者，一般多用党参、黄芪等益气健脾的中药，而对于黄疸发热舌苔厚腻的患者，则以栀子、黄连、黄芩、郁金等药物。因此，再请中医医生看病时，最好见到患者本人，或者至少要知道患者的具体症状。
关于检查报告
肿瘤的治疗要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检查和检验结果对于中医医生制定长期的治疗方案有着很大作用。因此患者需要把CT、MR等的片子拍照或扫描上传，而不是仅仅提供一个报告。这是因为片子对于医生把握病情范围、制定合适的中西医结合方案很重要。
另外，化验单也很重要，比如肝癌的患者必须提供肝功能、血常规等，以利于医生判断。
两点告诫
不要被骗 患者总是希望能得到最有效的治疗，能延长生存时间，这是很正常的要求。但对于晚期肿瘤，这一要求并不容易满足，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偏方等。
随着科学方法学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临床医学的研究思路与方法也跨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临床流行病学及循证医学(evidence based medicine，EBM)等科学方法学的形成和广泛运用，大大促进了临床医学的发展，提高了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质量和水平。
1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基本思路
中西医结合是中西医两种医学的取长补短，互相渗透。一般说来，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特点，它体现了中医的整体恒动观，重视人体内在的抗病能力，强调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西医以辨病为主，重视局部的器质和功能变化，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和手段，在诊断和治疗方面也有许多特长。因此，将中医的辨证与西医的辨病相结合，是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基本思路。
1.1 辨病与辨证相结合 在西医诊断的前提下进行中医辨证论治，是目前中西医结合临床诊疗经常采用的方法。通过这种方式观察的大量病例，确定了许多种病的中医治疗效果，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总结辨证论治的规律时，必然要归纳出各种病的常见证型，这样就发展成为西医的辨病与中医的辨证分型相结合。一个病的辨证分型方案应是该病辨证论治规律的反映，对辨证分型的不同看法，主要还是在于辨证分型的具体方案是否真正反映了辨证论治的规律。
另外一点是辨证分型中的治疗问题。辨证分型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治疗，故一般都是按证型固定方药或主方。这种作法并不违反辨证论治的原则。自古以来，除治疗专病的验方外，每个方剂都是为一定的证型而设立的。这样，每个证型有其相应的方剂，每个方剂也有其适应的证型，从而达到理、法、方、药的高度统一。早在《伤寒论》中就是按方剂的适应证型进行病证分类，每个证型各有相应的方剂，甚至以方剂作为证型的命名，这就是所谓“方证对应”。
除了中医有辨证分型之外，西医的诊断中也有分型或分期的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医和西医的分型依据是不同的，例如西医常以病理组织学变化，局部的功能变化或致病微生物的不同属性作为分型的主要依据，而中医则常依据整体的反应性或功能变化。多年来，对这两种分型进行了不少的对比研究，发现其间有一定的关系。但由于其着眼点和依据不同，不可能完全对应，所以在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中，中医和西医的分型常只能相互补充，而不能彼此取代。
将西医的辨病与中医辨证论治相结合，本身就体现了同病异治的原则。在这种结合过程中，将不同的疾病进行横的联系，发现部分病例尽管疾病的诊断不同，却有共同的证候，可用相同的治法和方药进行治疗，这又体现了异病同治的原则。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既可以从某一种疾病出发，寻求有效的治疗方法，也可以有计划地从某一证出发，对于若干种不同疾病的患者中共同具有该证候者，应用相同的方法进行治疗，探讨辨证论治的规律。后者不仅能为中西医结合的理论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料，同样也是提高临床疗效的一种有效途径。
1.2 宏观辨证与微观辨证相结合 所谓微观辨证，即是临床上收集辨证素材的过程中引进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发挥它们长于在较深入的层次上，微观地认识机体的结构、代谢和功能的特点，更完整、更准确、更本质地阐明证的物质基础，简言之，是试用微观指标认识和辨别证。
在完全正常的健康人和西医所说的患者之间，存在着一片很大的空白，这一人群虽有这样那样的症状，但按西医看是“无病可认”，够不上任何疾病的诊断标准，往往给予“神经官能症”或“××系统功能紊乱”的诊断。但在中医看来，却是“有证可辨”，也“有药可治”。以上是指虚证而言，实证则不一定是疾病与健康之间的空白，而是机体的种种反应状态，西医对这种反应状态不曾予以理会，中医则同样“有证可辨，有药可治”。微观辨证将揭示许多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这样通过宏观辨证就能发现人体隐潜性变化，例如见到肾阳虚外貌就可预测到下丘脑的衰老钟调节功能已提前衰退。可以说是“宏观辨证通过微观指标可以发现隐潜病变，从而弥补了辨病的不足”。
中医有过解剖，但并不长于解剖，故对人体的观察是以外象推证，以这样那样的症状，但按西医看是“无病可认”，够不上任何疾病的诊断标准，往往给予“神经官能症”或“××系统功能紊乱”的诊断。但在中医看来，却是“有证可辨”，也“有药可治”。以上是指虚证而言，实证则不一定是疾病与健康之间的空白，而是机体的种种反应状态，西医对这种反应状态不曾予以理会，中医则同样“有证可辨，有药可治”。微观辨证将揭示许多已知结构的未知功能，这样通过宏观辨证就能发现人体隐潜性变化，例如见到肾阳虚外貌就可预测到下丘脑的衰老钟调节功能已提前衰退。可以说是“宏观辨证通过微观指标可以发现隐潜病变，从而弥补了辨病的不足”。
中医有过解剖，但并不长于解剖，故对人体的观察是以外象推证，以方药测证。宏观辨证不足之处，在于人体内在病变不一定都会在外表显露出来，也就是尚未“形见于外”出现典型的证。“证”的症状有时全部显露，有时会部分表现而不易辨识，有时还潜伏着，要到一定阶段才表现出来。例如支气管哮喘，从明、清以来的治疗理论一般都是“发时治肺，未发治肾”，说明传统中医通过方药测证，已预见到补肾将对哮喘可起到预防发作的作用，近人对哮喘患者的内分泌研究中，发现患者即使无肾虚的临床表现，也有类似于肾阳虚证的隐潜性变化――肾上腺皮质功能偏低。
西方医学长于识“病”，东方医学长于“辨证”，两种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在治病的认识和实践上确是各有所长，我国广泛地从宏观上采取辨病与辨证的结合，随着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深入，以及引进现代医学的先进技术对中医“证”本质的研究，越来越感到病与证的结合必须从深入的“微观”层次上，才能找到结合点。在具体的临床与实验研究中，并不应以微观辨证取代宏观辨证，而是弥补宏观辨证用肉眼来观察事物方法之不足，因此也是为发展宏观辨证，提高宏观辨证的水平，将微观辨证和宏观辨证有机地结合。结合得好，必然会把识病治病的水平提高一大步，有时也可能有不一致的表现，这就要善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有所取舍。微观辨证，是辨病和辨证相结合的一次飞跃和突破。
2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方法
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方法必然依据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思维方式而确定，即体现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基本思路。亦服务于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的总体目标：在继承中医整体、宏观、动态性的思维优势，吸取中医注重观察、比较、类比、试错、分类、调查等方法的精华，充分运用现代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开展中西医结合临床研究，解决临床医学的重大诊疗问题，揭示“病”与“证”的发生、发展规律和内在统一的客观基础；促进现代生命科学理论的发展。
2.1 临床流行病学方法 临床流行病学(Clinical epidemiology)是采用流行病学、医学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并吸取运筹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有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与临床医学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DME(Dsign，设计；Measurement，衡量；Evaluation，评价)是临床流行病学的核心内容和方法。近年来，应用DME方法开展中西医结合的研究已逐渐为人们广泛接受，在病证结合研究，新药临床试验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