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OT分析法即强弱危机综合分析法，是用以分析企业竞争态势的一种方法。通过评价企业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企业面临的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准确制定企业的发展战略并做出具有可行性策略的结论。本文通过对南通地区发展进行SWOT分析，得出其发展的优势、劣势以及面临的发展机遇和潜在的威胁。
1.南通的发展历程
南通，处于沿江沿海岸线的“T”型黄金交汇点，踞江海之汇，扼南北之喉，是江苏省惟一既临江又沿海的城市[1]。五六千年前南通就有人居住，1934年南通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设立，辖南通、崇明、启东、海门、如皋、靖江六县。抗日战争期间，设通东、通海、通西、通如行署，在如东掘港建立苏中第四行政区专员公署，曾改建苏皖（华中）一、九行政区。1949年2月南通城解放，南通县设市。1983年3月，实行市管县体制，南通管辖六县二区格局形成[2]。1984年，南通成为全国首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经过改革开放以来近三十年的发展，南通经济社会已进入跨越发展、全面腾飞的阶段.随着2006年全面启动的新一轮沿海开发，省政府正式批准下发了《江苏沿海开发总体规划》，南通的发展更加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2009年6月10日，经国务院会议讨论，最终原则通过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这同时也说明了江苏沿海地区重要城市之一的南通开发已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2.南通经济发展的SWOT分析
2.1 优势分析（Strengths）
2.1.1 地理优势
南通位于江苏省最东部，具有临江又临海的优势，拥有我国长江与大海交汇处的“黄金水道”。南通自身属于苏南地区，邻接上海，浙江，身处苏南地区的地理优势，为承接上海、浙江以及苏南地区的产业转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随着苏通大桥、苏通二通道以及崇启大桥的通车，南通承接上海和苏南地区的产业升级和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
2.1.2 港口优势
南通海岸线430多公里。从南通顺江而下103海里就可进入黄海，距国际主航道仅130海里，溯江而上可直达皖、赣、鄂、湘等沿江省、市，具有强大的港口优势[3]。仅如东洋口海域黄沙洋水道和烂沙洋水道是江苏最大、全国少有的可建10万―20万吨级深水泊位的宝贵港槽，启东吕四港依托小庙泓水道，可建5万―10万吨级深水泊位[1]。
2.1.3 人力资源优势
相对上海和苏南地区而言，南通的劳动力成本低廉。作为教育之乡，南通的劳动力资源丰富，而且素质较高，但是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分别是上海的73.3%，苏州的77.3%，无锡的73%。这对既是资本密集型，又是劳动密集型的城市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竞争优势[4]。
2.2 弱势分析（Weaknesses）
2.2.1 市区面积小
南通市区面积为355平方公里，仅为全市总面积8001平方公里的4.3%。市区面积过小，严重制约了南通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与南通在全国、全省的地位不相称。二是中心城市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三是制约了南通的发展空间[2]。
2.2.2 经济技术基础薄弱，社会条件欠缺
南通市共有4985个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虽然有上千家大规模企业，但都缺乏自己的知名品牌和有影响力的大型企业，难以拉动整条产业链的拓展和进一步的产业优化升级。因为经济实力基础较弱，城市社会基础建设的投入明显不足。本区域文教、科技、卫生等相关机构数量也明显低于苏南其他发达地区。
2.2.3 中心城市缺乏带动作用
南通虽位于江苏南部，是江苏沿海三市中唯一一座苏南城市，属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江苏沿海开发的排头。但由于南通离上海太近，受到上海的辐射作用明显，经济发展和开放程度都将受到上海的制约，使之无法充分发挥带头作用。
2.3 机会分析（Opportunities）
2.3.1 国家政策支持
2009年6月，国务院原则通过了《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为这个宏伟蓝图提供了切实有力的政策支持，为其实现提供了广阔的平台。自该年6月份以来，江苏省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在海内外大力宣传江苏沿海地区发展优势，进行招商引资。在进行了一系列的推介活动之后，海内外客商纷至沓来，境内外分别签约重大合作项目68个和33个，总投资额分别为3485亿元和26.15亿美元。同时，积极筹备“百强企业江苏沿海行”等活动，让外界了解沿海地区，让更多有实力的企业进驻沿海地区。这些对于江苏沿海开发的排头南通市更是不可错失的发展良机。
2.3.2 交通逐步完善
2010年6月，江苏省临海高等级公路正式开工，这条高等级公路纵横南北，贯通连云港、盐城、南通沿海三市，全长521公里。这条路，在南通境内就有180多公里。从此，以苏通大桥为龙头，依托高速公路，南通就有了真正的南北大通道。综合规划和建设了经济区现代综合交通网络，加强南通与区域内各城市间的一体化合作，加快了再旅游休闲、商贸、文化等方面的互补合作，在其发展上意义深远。
2.4 威胁分析（Threats）
南通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其提供了多项发展优势，同时周边的发达地区所带来的激烈竞争也对其发展产生一定的威胁，产生压制影响。例如面对周边基础设施健全，产业链完整的多个发达港口竞争。同时，南通自身的特色产业发展还不够充分，所以若想想发展壮大，那就必须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把握时机，努力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具有不可替代性才能够避免不必要的竞争。
3.针对南通发展SWOT分析结果提出的几条建议
3.1 选择合适的发展模式
选择一个合适的发展推进模式，分清主次关系，参照国内外沿海区域的成功案例、吸取经验，避免走不必要的发展弯路。南通的发展不仅关系是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关系到全省乃至全国，因此，我们要积极调动各方面的有利因素，为沿海地区的发展贡献力量。
3.2 积极把握发展机遇
积极把握机遇争取国家的重大建设项目，以最大的程度争取国家的资金、政策和技术上的支持，为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后续保障。积极调动当地政府的发展热情，改变必要的考核方式，避免当地政府为了政绩考核而延误发展进程。积极调动企业的投资动力，特别是一些有实力和有影响力的知名企业到该地区进行投资。
3.3 充分利用资源
最大限度的运用社会资源，促进沿海地区的发展。同时，接受临近区域积极的辐射作用，融入到泛长江三角洲的区域内，充分利用临近区域的发展优势和丰富的资源，为自身的发展谋求机会。有效的利用滩涂优势，人力资源，科学合理的开发有限的土地资源，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
总而言之，城市的发展还需从更多方面的综合努力，例如完善临近区域的协调机制、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念、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可忽略的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提高人文素质等。只有各个方面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才能使其发展协调，早日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发达的现代化文明城市。
参考文献
[1]廖晓飞,顾阳,谢文哲.南通港:江海联动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EB/OL].sdpc.省略/xxfw/qyyb/t20080516_211432.htm.
摘要：本文着重分析贵州发展环境中内部的优势、劣势以及外部的机遇和威胁；运用区位商理论，核算出贵州省内的优势产业。为贵州的产业转型、经济发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SWOT分析；产业结构；区位商；比较优势产业
贵州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省份之一，长期以来，该省经济一直处于落后的位置，人均GDP连续多年列入末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贵州省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与东部城市相比，差距依旧很大。省内产业结构内部仍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本文拟采用SWOT分析方法，研究长期以来贵州经济发展中内部的优势、劣势以及外部的机遇和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战略。[1]
1.优势分析
1.1区位优势。贵州地处于西南交通枢纽的中心，它是川黔、贵黔、滇黔、湘黔以及南昆五大铁路干线的必经之地，也是西南地区出海通道的必经之地，又是商品集散和物流中心。目前贵州马上开通向东南方向广州的高铁，这将会大大的提升贵州在泛珠三角经济区发展中的作用，有利于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有利于东西部经贸活动的加强。
1.2资源优势。贵州的矿产资源丰富，是有名的资源大省，省内煤炭的储量比江南各省的总和还要多，其不但储量大，煤的种类也齐全，素有江南煤海之称。此外，汞、重晶时等储量排在全国第一位，磷、铝土矿、稀土等储量排在中国第二位，镁、锰等储量排在中国第三位。另外，省内第一大河乌江水域的径流量相当于黄河等等。
2.劣势分析
2.1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差。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多平地极少，地表崎岖破碎，城市的发展严重受到地形的制约。由于土地质量差，承受自然灾害的能力低，人口增长快，大规模地开垦土地，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使土地质量变的更差，土地单位产出量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使得农民生活更加贫困。农业生产率低下，严重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贵州城市化进程。薄弱的生态环境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很容易遭到破坏，一旦破坏后修复也是极难的，这对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
2.2产业结构层次较低，单一依赖自然资源发展。近几年，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贵州省内的产业结构得到了提升，省内第一产业的产值所占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的产值所占比重缓慢上升，第三产业的产值所占比重上升较快。但是与全国水平相比以及从产业内部结构看，仍然存在着很大的问题，第一产业中传统的种植业所占比重很大，特色农业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第二产业中重工业的比重过大，且没有形成链条式的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中最终消费品的比率非常低，一般为矿产资源粗加工，这导致各个产业间的协调性差，产品的附加值很小，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大。第三产业中以餐饮、运输等为主的传统服务业占很大的比重，像金融、通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幅度是有限的。
2.3 没有明确的城市定位。在大多数外界人的眼中，贵州是贫困落后的代名词，尽管近几年贵州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这一印象始终没有改变。、云南省份的经济发展和贵州相差无几，但是在人们的眼中是个神圣的佛教圣地，云南是个浪漫的旅游之地。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在于贵州没有明确区域形象的定位，没有注重城市形象的宣传，其忽略了城市的品牌效应，以至于无法发挥文化内涵、精神气质等软实力的作用。另外还有：城市化水平低，吸引外资及对外贸易量较少、科技创新能力差等。
3.机会分析
3.1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上世纪以来，为了缩小中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中央对西部实施了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内的一系列积极政策，使得贵州等西部省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另外对于少数民族有相应的优惠政策，促进当地自治区经济的发展。
3.2与周边省份相比，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①第三产业各行业分析。根据贵州及周边省份的结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贵州的第三产业还是以传统的服务业为主，现代化的金融业、房地产行业发展状况远不及全国的平均水平。对各个省份各行业的区位商进行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把贵州第三产业中的住宿和餐饮行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行业定为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行业，其中住宿和餐饮行业是整个西南地区区域性的比较优势行业。
②第一产业内部各行业区位商分析
表2贵州及周边省份第一产业内部各行业区位商
我们可以看出，贵州省第一产业中没有比较优势非常明显的行业，只有农业的区位商略高于其他省份，但也仅只有1.14，与国内其他城市相比仅维持在自给自足的水平。
③第二产业各行业分析。通过对广西、云南、四川、贵州四个省份的第二产业中不同行业区位商进行分析，我们可得出贵州省第二产业中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科技含量高的轻工业行业的区位商往往比较小；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医药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可以作为贵州省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行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非金属矿采选业、烟草制品为整个西南地区的优势特色行业。
3.3对外开放程度扩大。贵州处于中国的西南部，在对外贸易方面具有沿边优势。近几年来，国家为了促进西南地区的经济发展，扩大了对外开放规模，现有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泛珠三角地区等贸易平台 ，贵州省内的产业结构与东盟部分成员国之间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和同构性。
4.威胁分析
4.1西部地区产业结构趋同。西部各个省份的资源禀赋条件和贵州及其的相似，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了基本相同的发展战略，纷纷利用自身丰富的资源构建省内主导性以及支柱性产业，这样导致了区域内产业类型雷同、布局重复、恶性竞争等。[6]由于贵州现在的基础比较差，这样必会大大的削弱外来资本数量以及人才数量，导致经济长期的处于落后状态。
4.2东部地区对其对外贸易的威胁。近几年中，西南各省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量增长率要小于我国整体对东盟贸易量的增长率，这就说明包括贵州在内的西南地区对东盟的贸易状况是不稳定的，受到来自中国东部城市的威胁。东部城市的经济要远比贵州发达，生产的产品可能会更具有竞争力，这样大大增加了东盟成员过对其的需求量。虽然，贵州等西南省份与东盟成员过毗邻，在对买贸易中具有很强的区位优势，但是这仅仅是贵州对外贸易量增加的重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另外，随着贵州省市场的开放程度不断增加，外来的进口产品势必会威胁到省内的中小企业的发展。
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我们应该明确贵州省的定位，使其有目标有方向性的发展。第一要优先发展本地区优势行业；第二对于本地区资源依赖性的优势重工业要实施改革，加长产业链，提高产业层次，加大产品附加值；第三要利用特殊的区位优势，把西南地区的区域优势行业发展为整个地区的优势特色产业；第四要相应宽松积极的贸易政策，充分利用贸易平台，加强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增加对外贸易量；另外还要实施优惠政策积极的引进人才和资本，鼓励当地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等。（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龚新蜀.基于SWOT法和层次分析法的西北边境地区经济特区发展战略选择[J].科技管理研究，2014（7）：31-35
凡是对世界经济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发现,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之间的经济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比如美国的人均gdp是埃塞俄比亚的四百倍。而且这种经济水平的差异还存在着一个国家的内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差异就更为显著。经济学家们对此作出了许多研究和解释，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往往缺乏有效的市场，国民教育水平低，技术水平落后，生产设备老化。不具备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使得这些国家越发贫困。因此，对经济发展要素的研究，无论是对贫穷国家、富裕国家还是正在发展的国家，都有着重要意义。
经济学家主要从三个方面去解释。第一是以贾雷德·达尔蒙（jared diamond）和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为代表的地理因素理论。认为地理的差异决定的气候的优劣，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影响农业生产和人力资源的质量。第二种观点认为国际贸易能促进生产率变革和收入增长。第三种是制度因素，其代表人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他认为社会的规则起主导作用，能对合理的经济行为产生恰当的刺激。实证分析表明，地理因素固然决定国家的一些基本状态。沙特阿拉伯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日本99%的石油都依靠进口，但沙特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就国际贸易而言，贸易的发生能够提高贸易国的福利水平，但贸易却是资源存在和生产率提高之后的结果。沙特丰富的石油只有通过国际贸易，它才会获得更大的好处。经济学家发现，当两个国家的地理位置相近，自然条件相似，但是他们的经济发展程度却有天壤之别。好比当今的朝鲜与韩国，尽管同处于一个半岛上，但朝鲜数十年来都没有从制度上作出更合理的改革，使得其经济水平与韩国相距甚远。显然，前两种因素在解释问题时都不尽人意，而制度恰恰就是经济活动中的最重要的因素。
制度是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形成或建立起来的，用以减少风险和增加信任的行为规则。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会因发生磨损而出现短缺，因此将打破旧的制度安排而形成新的制度供给。这种制度创立、变更及随着时间变化而被打破的方式即是制度变迁的表现。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把经济活动中的制度因素当作理想的既定因素对待，因而在经济分析中从不考虑制度因素对人们的行为和经济活动的作用与影响。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通过设立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或组织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合作或竞争关系的制度性问题。古典经济学在研究问题时涉及到制度分析。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则忽略了这种制度分析，把制度看成是既定的，转而集中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把制度因素高度简化，企业制度被简化成一种生产函数，市场制度被简化成一种供求曲线。以罗纳德·科斯、道格拉斯·诺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把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运用于研究包括法律、企业组织、市场组织和社会文化等制度在内的“生产的制度结构”，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展开经济制度分析。后来，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的概念，交易成本实际就是为了完成交易活动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或成本。包括搜寻或得到信息的成本，协商谈判的成本，签订契约的成本，检查和监督交易过程或索赔的成本等。交易成本构成了人类经济活动的主要部分，它往往比生产活动的成本更重要。张五常博士估计，香港的交易成本要占其gnp的80%。在科斯提出交易成本之前，旧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都假定交易成本为零的。后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们将交易成本概念广泛地运用于经济、法律、社会、历史和政治等研究领域。威廉姆森把交易成本比喻为物理学中的摩擦力，阿罗则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
张五常认为“交易成本实际上应该称为‘制度成本’，这一点科斯也完全同意。一个人以上的经济必然包含有制度，但由此而产生的成本却完全不需要有任何交易。”（张五常，2000年，p518）。处于战乱的伊拉克，市场交易只是很小一部分，但战争造成的政治成本却大得惊人。交易是在特定制度下完成的，存在制度，必然存在制度成本，制度成本无法消除，正如交易的发生同时存在交易成本。没有制度就没有交易的发生，正如比赛是建立在一定的游戏规则之上一样。没有规则的比赛是不存在的，人们可以在没有固定规则的比赛下进行角逐，这时作弊可以说是被默许的。显然，作弊也是一种默认的规则，只是这种规则是不合理的，人们的竞争成本也高了。甚至杜致整个社会的效用为负数。以战争为例，战争是一种蛮不讲理的人与人的竞争，它对社会和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是不可想象的。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每个时代，每个国家的每一次经济飞速发展都是制度的更新。从原始社会到奴隶制，从封建制度到资本主义再到社会主义。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制度），而上层建筑（制度）又对经济有反作用。直至到人类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社会，它还是一种制度，只是它比前面所有的制度更优越、更先进。因此，制度不能消除，只能以替代方式演进而更加优越。制度成本也就不能为零，只能通过最合理的制度安排来使其最小化。张五常博士认为，如果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指导所有的经济活动，也不会存在交易（制度）成本。因此，也可以把交易成本视为“看得见的手”的成本。作为成本，显然要达到最小化，才能使利益最大化，在特定社会中，制度成本的过高，对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障碍乃至毁灭性打击。在中国，大锅饭时期的经济制度是没有效率的，产权的模糊界定造成过高的制度成本，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现今的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得益于特区的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
近年来的实证分析提出了三种广义的制度衡量尺度。第一，管理的质量，包括腐败贪污的程度、政治、权利、公共部门效率、行政管理负担。第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范围和法律的执行情况。第三，对政治领导人和社会精英的限制。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济学家都十分重视保护制度畅通的制度安排。因为没有这些制度安排，市场要么不存在，要么就没有效率。经济的长期发展，除了基本经济要素的作用外，还需要制度来维持增长动力。上述关于制度的衡量标准中，最集中的是产权问题。从管理质量，私有财产保护或公民的平等发展等等的问题，在解决方法和最终结果上都表现为产权的明确界定。诺斯把产权看做一种经济体制中激励个人或集体行为的最基本的制度安排。一种有效率的产权，不仅有助于发挥各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保证把资本和精力用于社会最有用的活动，从而使个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趋于一致。而且还有助于减少未来的不确定因素，从而降低产生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节省交易成本。如果缺乏有效的、明确界定的产权制度，经济社会的私人收益（成本）与社会收益（成本）就可能不相等。这时，社会上可能会出现“搭便车”的无本获利者，或者因为私人成本大于收益而不愿从事损己利人的活动，社会的经济效率便会因此而处于较低的水平上。新经济史学派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国家对于产权制度的建立、产权制度的性质，以及产权制度的结构，都具有重要意义。诺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他和托马斯通过对公元900—1700年间西方经济史的考察，得出结论：产业革命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只是经济增长现象的一种表现形式，甚至是经济增长的结果。经济增长的起源和动力可以追溯到前几个世纪产权结构的缓慢确立过程。这种产权结构为更好地分配社会财富的社会活动创造了条件。所以，从根本上说，高效的产权制度是发达国家兴起的根源。
最后，对于贫穷国家或者正在探索改革出路的发展中国家的建议就是：为经济增长设立一个效率的制度框架。中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中国一开始就走市场化道路，或者着手从事产权制度方面的建设，从而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中国今日的成就将不亚于亚洲四小龙。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功同样引证了制度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参考资料：
[1]达隆·阿赛莫格卢（daron acemoglu）：《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金融和发展》，2003年6月号。
[2]张五常：《经济解释》，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第一版。
二、经济发展权的经济法定位分析
通常情况下，发展权主要有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发展权，在这些权利行使的过程中，应该将经济发展权作为重点，其他的发展权才能够有坚实的基础得以实现。很多学者认为，经济发展权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能够为社会的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持，而且能够在国家内建立公平合理的新秩序。经济发展权能够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在此基础上，能够实现各类法律的界定。从经济法的角度去分析，经济发展权的主体能够享受到全面地权利，而且其各类主体的权利也能够得到切实的保障。这些定位是经济发展权的研究更加得权威，而且能够使各项权利都具有紧密地联系。
(一)分析国家的二元结构，经济发展全可以分成国家发展权和国民发展权
在国民发展权中，主要指的是企业和个人的发展权，从国际的角度去分析，如果对发展权进行准确的定位，那么不论是在什么类型的国家中都是可以享有经济发展权的。通过对国内的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企业的经济发展备受关注，需要借助经济法的支持实现更好的发展。在对国家发展权的干涉和收益问题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也要充分考虑到个人的利益，这些经济发展权与经济发展方式是密切联系的。国家经济发展权能否正常的行使具有重要的作用，会对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针对有机的整体和二元的结构进行分析，经济发展权可以分为整体的发展权和个体的发展权
整体的发展权是在维护集体利益的过程中制定的，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对各个利益的主体进行权衡。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发展经济方面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在能够确保个体的利益能够得到满足的前提下，应该注重整体的效益的提升，从而实现国家的均衡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三)对政府和市场的二元结构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发展权的扩大
促进发展权，通过完善自我发展权，使个体的权利能够得到满足，这样也能够促进整体权利的实现。国家可以采用宏观调控的方式，使主体的经济能够得到最大限度地发展。自我发展权的实现能够通过市场的主体来实现，进一步推动宏观经济的发展。通过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分析，在中小企业中一定要促进其发展权利的实现，是以国家的层面展示权利的实现的。中小企业通过对相关法律的履行，在此基础上，能够实现自我发展权的实现。国家也可以通过财政和税收制度，调整企业的金融情况，让企业在融资方面更加的简单。从经济法的层面去分析，各类经济发展权的制定都是要求主体能够享受到权利，这些权利具有综合性特点，其有效性会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情况，使企业的目标在最短的时间内实在。确定经济发展权在各项经济法中的使用，能够发展不同类型的经济，实现了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在具有二元结构的经济法中，其强调的主体性，一方面是市场的主体性，另一方面要实现企业的主体性，使经济法的主体能够实现二元的结构。从经济发展权的角度去分析，不同的政策都要实现自我发展权，只有自我发展了，才能够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对相关的权利进行修改的基础上，应该找到概念的共同点，应该建立完善的适应于各类经济法的发展权。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各国都认识到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性，他们都纷纷调整自己的经济结构，使经济结构能够促进自身的发展。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是很有必要的，但是，由于市场的限制，经济结构是不能形式自发调节的模式的，需要人们借助对市场的分析，结合实际的发展情况，分析经济结构。经济结构在调整时不仅仅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有消费结构的调整，实现各类结构的均衡调节。在法律中，应该建立完善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各项制度，这样运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约束，可以使市场秩序更加得完善。在对经济发展权分析的过程中，结构的调整要适应各项权利，要实现对经济主体的调节和对市场的调节，其是不同层面的概念，所以，使经济结构的调整展现出层级行特点。各类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都要实现经济的发展为目标。在经济法主体权利制定的过程中，需要实现对主体的调制权利，通过各类发展的理念，实现经济权利的实现。通过借助市场上宏观调控的方式，使市场的权利得以行使和体现，从而促进市场的有序发展，保障国家能够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这与国家促进经济发展权的目标也是一致的。而且，市场的主体的权利的行使，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目标的实现，是一种更加综合的发展权利的实现，与其目的性和工具性是相协调的。
2因子分析模型的建立
当前，对经济发展业绩评价的相关研究已经趋于成熟J，主要采用因子分析法和综合评价法(DEA方法、模糊评价法、灰色关联分析等)两大类。因子分析法是通过对原始数据相关系数矩阵内部结构的研究，将多个指标转化为少量互不相关且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即因子)，以提取原有指标大部分信息的统计方法。当因子载荷阵结构不够简化时，可以通过因子旋转使因子具有更为鲜明的实际意义，同时使用因子得分函数对样本给出相应的评价和排序。因子分析的数学模型为：X=AF+(1)式中，X=(x，X2，，X)，为原指标；F=(F，F，，F)，为的公共因子；A为因子载荷矩阵；为特殊因子。通常使用主成分因子提取方法，其特点在于可以用方差贡献值衡量第i个公因子的重要程度。因子分析步骤：①将原始数据标准化，仍记为；②建立相关系数矩阵R；③解特征方程IR—AEl=0，计算特征值和特征向量，当累计贡献率不少于85％时，取前k个主成分代替原来的m个指标，计算因子载荷矩阵A；④对A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变换；⑤对主因子进行命名和解释。如需进行排序，则计算各个主因子的得分F：，以贡献率为权重，对加权计算综合因子得分。
2．1数据分析过程
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以消除指标间不同量纲对分析结果的影响，通过统计软件SPSS17．0对数据的巴特利球度和KMO(Kaiser、Meyer-Olkin)检验输出分析结果知KMO值为0．581，根据Kaiser给出的度量标准可知KMO值偏小，但是巴特利球度检验统计量的观察值为263．957，相应的概率值为0．000<0．05，说明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着明显差异，各变量相关性大，综合考虑原有变量还是适宜进行因子分析”。根据样本标准化数据建立指标间的相关系数矩阵R，计算其特征值和累计贡献率，前4个特征值及其贡献率见。，前4个特征值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已经达到85．418％，已集中体现了原始数据绝大部分信息，因而提取4个公共因子是可行的，达到了化简与降维的目的。由于初始因子载荷矩阵结构不够简明，各因子的含义不够突出。为此采用方差最大(VARMAX)正交旋转变换，使各变量在某些因子上产生较高载荷，而在其余因子上载荷较小，从而得到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
2．2因子命名及解释
根据，第1个主因子在指标置、置上有较高的载荷，这些指标主要体现了各地区在耕地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等自然因素方面的不同比较，可概括为农村自然资源水平因子；第2个主因子具有较大载荷，可概括为农村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因子；第3个主因子具有较大载荷，可概括为农村富裕水平因子；第4个主因子在、墨上具有较大载荷，可概括为农业现代化水平因子。
2．3各市(地区)综合得分计算
依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和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可计算17个市(地区)的4个主因子得分F、、和，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各市(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再以4个主因子对应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计算综合分值，综合得分公式为：F=0．5498Fl+0．2088F2+0．1561F3+0．0853F4(2)运用该公式计算各地区的综合分值，可以排序出2008年湖北省l7个市(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竞争力水平。
3结果与分析
3．12008年湖北省各市(地区)农村经济因子排序结果，只有荆州市、襄樊市、武汉市、荆门市、黄冈市、宜昌市和孝感市总得分F>0，其他10市(地区)得分在0分以下。湖北省各市(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有着较大差异，得分最高的荆州市与得分最低的黄石市分值相差2分左右。荆州市、襄樊市、武汉市作为湖北省传统的农业强市，其得分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而作为湖北省省直管市的天门市、仙桃市、潜江市得分却都在10名开外，它们的农业生产主要局限于自然资源的不足，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它们的耕地面积等自然资源指标排名都很靠后(仅高于鄂州市和神农架林区)。总体来看，湖北省大部分市(地区)的农村经济发展都还处于全省平均发展水平之下，这样的排名结果也和湖北省现实意义上的农业经济发展相吻合。
3．22008年湖北省各市(地区)农村自然资源水平因子排序对于农村自然资源水平因子而言，总的排名和最终综合得分排名变化不大。荆州市、襄樊市、孝感市依靠自己较突出的常用耕地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农作物播种面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等指标，得分领先其他市(地区)，而鄂州市、神农架林区、黄石市排名最后3位。其中荆州市的这4项指标值均排名湖北省第1，其农村自然资源水平因子得分第1，与实际情况一致。
3．32008年湖北省各市(地区)农村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因子排序武汉市、宜昌市、黄冈市在农村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因子得分方面表现突出，孝感市、天门市、仙桃市则表现不佳。武汉在农林水利一般性预算支出、金融机构农业贷款、医院卫生院总床位数上名列前矛，这与武汉作为湖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相呼应。宜昌作为水利之都，其在农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黄石市在农村人均用电量方面都领先其他市(地区)。
目前低碳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中国这片大地上，如何才能发展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低碳经济，是目前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低碳概念的发展历程
2003年，英国发布了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其明确指出：“低碳经济是通过更少的自然资源消耗和更少的环境污染，获得更多的经济产出。”也就是说，所谓低碳，其目标指向不仅仅是更低的碳排放量，更是更高的能源转化效率。这是低碳概念的第一次正式登场。
在此之前，199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已经有149个国家和地区代表于日被东京通过了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这个议定书虽然没有将低碳概念付诸纸端，但是已经明确指出，全球气温的升高已经不容忽视，并且在议定书中提出了若干对温度进行控制的建议。随后，2005 年在英国苏格兰鹰谷召开的八国首脑会议上，气候变化成为G8 峰会的核心议题。而后的2007年以及2008年中，气候变暖问题都是G8峰会的核心议题。2009 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 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5 次缔约方会议在哥本哈根就温室气体减排问题做出了讨论。2010年11月5日，负责气候变化问题的秘书长高级咨询小组向潘基文秘书长提交了工作报告，明确指出了发到国家承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若干行动。然而时至今日，，世界各国做出的减排承诺与科学家提出的将全球气温升高控制在2℃以内的目标仍相去甚远。
二、低碳产业构成分析
想要真正缓解温室问题，首要一个工作就是发展低碳产业。降低碳的排放量，如果单纯采取压制的方法，只是治标不治本，况且这样做从根本上看是在压制经济的发展。而想要真正达到缓解温室问题的目标，还要有赖于低碳产业的发展。
从根本上看，低碳产业一共可以细分为四个主要方面。
首先是含碳量低的行业，例如以可再生资源、低碳新能源以及现代服务业为主的行业。包括水能、潮汐能、风能、太阳能的应用；以电能、何能等其他替代燃料的应用为主的相关产业；以及其他服务行业。这些行业本身具备低碳的特征，符合绿色减排的要求。
其次是高碳产业低碳化，主要以第二产业为主，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迫使并促进他们转变相关技术，从高碳向低碳转变，即让传统的“三高”行业通过购买引进低碳技术或采用自行研发低碳技术后，达到有关标准从而进入低碳领域。
再次是低碳技术相关研发产业，其中主要包括研发以及出售低碳技术的企业。同时碳捕获、碳储存以及二氧化碳二次开发利用等，也同碳原料低耗技术一同列入其中。
最后是碳交易行业，主要指碳的金融贸易方面。主要指对于排放量准许额度的交易，碳金融贸易的发展，将十分有利于实现国家对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控制。
三、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分析
如何才能发展出符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是目前我们面对的当务之急。虽然目前世界上有很多成功典范，但是能否照搬照用却是未知。
鉴于我国目前低碳经济的发展形势，有必要从总体上加以推动，以帮助整个低碳产业链的形成。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完善环境法律法规以及其他必要的政策体系。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推进低碳产业链逐步成熟的过程中，必然不断凸显新的问题和麻烦，这些不断涌现的问题都不是在构建产业链之初就可以看清楚的，因此相关约束性法律法规也必将是随着这样众多问题的出现而不断完善的。针对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情况，有必要加速制定高耗能、高耗水及高污染行业市场准入标准和合格评定制度，并且针对重点行业置顶清洁生产评价指标体系和涉及低碳经济的有关污染控制标准。只有法律法规足够明确，才能为相关产业指明发展的方向。
2.建立以碳为中心的经济体系
如果只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这些硬性的规则，难以对市场中的众多经济主体进行弹性管理，因此还应当建立起以碳金融贸易为核心的经济体系。首先应当制定有参照意义的各类标准，而后在众多标准的基础上依据不同的地区以及行业状况设定奖惩标准。对符合低碳标准的产品或者企业进行补贴，对不符合标准的产品进行严格规制使其难以进入市场。
3.推进低碳科技发展
低碳科技是低碳产业向前推进的基础，关于这一方面，政府应当身为表率，从经济和政策多方面引领低碳科技的发展。在对科技研发部门进行考察落实的基础上，基于这些部门资金以及政策等多方面的支持。在相关的技术出台以后，政府还应当予以考核，对于确实对低碳发展有作用的技术，应当协助大力推行。
一、天津滨海新区与廊坊市产业结构演变过程
根据区域产业结构发展演进规律,区域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合理化和高度化。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以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来衡量的。产业结构高度化是一次产业向第二、三产业升级演进,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演进。
从津廊产业结构变化的整体趋势来看,目前,天津滨海新区的发展及滨海新区新的功能定位要求,将使天津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中的物流业得到迅猛发展。而廊坊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第二产业仍将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第三产业比重业将会有所上升,但还需要一个质的飞跃才能够超过第二产业比重。具体数据见下表:从表中可以看出,天津滨海新区在第一产业方面处于劣势,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度却稳定上升。而廊坊第一产业方面却占有比较明显的优势,第二产业一直是廊坊的主导产业,为天津滨海新区产业向廊坊的渗透转移提供了条件;第三产业连续几年都处于稳步上升状态,可以为京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由此可见,廊坊与京津产业结构存在着明显的互补作用和梯度差距。同时,天津滨海新区的第三产业明显成下降趋势,显然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会产生很不利的影响,也会对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产生严重的制约作用。
二、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比较分析
(一)发展速度方面:
表3列举了反映滨海新区与廊坊市、长三角、珠三角发展水平的主要数据。受统计资料的限制,用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综合数据代表长三角区域,用广东省数据代表珠三角区域。(以下同)
数据显示,在地区生产总值总量上,滨海新区与廊坊市生产总量,分别占长三角和珠三角的5%和10%。在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上,滨海新区与廊坊区域中的廊坊市最低,比最高的上海市低46110元,为上海市的25.6%,是广东省的60%;滨海新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均高于江苏省、浙江省和广东省。在固定资产投资上,滨海新区与廊坊区域也远远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分别只占两区域的20%和7%。在政府财政收入人均水平、城市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方面,滨海新区与廊坊市综合水平与长三角、珠三角差距在缩小。
(二)区域内城市经济发展方面
滨海新区与廊坊市和长三角、珠三角类似,都形成了以特大城市为核心、以若干大中城市为拱卫的城市群和城市圈,但各个城市经济发展程度存在差异。长三角、珠三角两区域核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差异较小,新的经济簇群凸现,发展非常迅速。除上海、广州两个核心城市外,长三角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杭州、宁波,珠三角的深圳、珠海、东莞、南海、顺德、中山等,产业聚集明显,经济高度发达。而滨海新区与廊坊区域的滨海核心城市与周边环廊津产业带的大城。霸州,文安等城市之间,发展水平和产业梯次相关悬殊,经济发展程度差异很大,形成明显的中心城市孤岛现象。
(三)产业群、产业链形成方面
津廊、长三角、珠三角同样涌现出众多的产业群,并成为区域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但津廊区域产业群不仅规模偏小,数量偏少,而且多是自成体系,产业链条短,跨行政区域的产业联系相对不足;相反后者的产业群不仅在本区域获得大规模发展,构成区域特色竞争优势,而且以产业链为纽带,形成跨行政区域的产业连绵区,产业一体化趋势非常明显。
三、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区域内发展不平衡,廊坊产业结构梯度低。
廊坊产业优势不明显,与天津合作基础薄弱。廊坊的产业结构基本上属于拾遗补缺的配套加工型,没有形成突出的主导产业,也缺少较大规模的龙头企业,不可避免地存在“夹缝经济”的特征。从总体看。廊坊市工业企业规模以小型化和分散化为为特色,行业集中度低,主导产业不突出是基本特征。廊坊的三次产业结构和天津滨海新区的产业结构相差悬殊,一产比重过大,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这种产业结构的高落差,无论参与同天津滨海新区的垂直分工还是水平分工,都是十分不利的。
(二)“核心”城市产业极化程度不够,对周边区域拉动力不足。
总体分析,津廊区域强中心虽然开始出现,但作为“核心”的滨海新区,极化阶段还远没有完成。天津滨海新区人均GDP虽然远远高于廊坊,但从经济总量看,滨海新区的GDP还不如上海市。因此,加强产业聚集,增强经济实力,仍是天津滨海新区面临的重要任务。
(三)“沿海”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临港优势没有得到发挥。
津廊区域具有环渤海湾最好的港口资源和其他临海产业资源条件,但长期以来沿海开发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环渤海”战略真正实施力度不够,以至优越的沿海优势得不到应有发挥。直到“十五”期间,沿海开发建设才有了实质性进展,但今后的任务仍很艰巨。
(四)区域产业协调发展不够,产业价值链条残缺。
津廊区域间缺乏明确的产业分工,产业联系不够紧密。产业链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重要纽带。有产业链的地方,区域经济联动就会十分活跃,就能够形成都市圈,这点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区表现的十分明显。虽然廊坊与滨海新区在产业结构上几乎不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但仅有的几个价值链十分单薄。滨海新区作为国家重点建设地区,对地区经济的带动和辐射有限,区域内产业链残缺,产业联系不够紧密,没有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例如,天津的摩托罗拉、天津一汽等大型公司并没有与与廊坊形成有效的产业联动。究其原因,其滨海新区与周边廊坊地区的经济落差较大有很大关系。滨海新区各种产业发展迅速,产业定位高,而廊坊产业定位与滨海新区还有很大差距,因此产业传递梯度落差很大,很难形成平稳衔接的产业链。而且滨海新区的发展思路是大而全,城市内部就形成一定程度的产业链,所以也缺乏与其他地区合作的动机。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经济相当发达,企业之间的联系不是靠行政,而是和产业特性相联系的。企业规模小,多为中间产品,考虑上下游之间的关系,形成相对完成的产业链。津廊地区相对来说,主要是以国有企业为主,中小企业不发达,大气也习惯自己单打独斗,自我完善。因此,该区域难以形成紧密结合、良性互动的产业链。
(五)科技创新不足,产出率低
创新是区域竞争力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决定一个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的因素包括科技创新投入水平和产出水平两个方面。2007年津廊区域R&D支出总额占当年区域GDP值的2.3%;而沪、苏、浙研究与试验发展 (R&D)经费支出相当于GDP的比例分别为2.6%、1.7%和1.52%,均超过1.49%的全国平均水平,而广东(R&D)经费支出相当于GDP的比例是1.3%,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些都说津廊区域在科技创新投入上并不落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专利申请和拥有量,特别是发明专利在专利中所占比重是直接或间接反映一个地区的自主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竞争力的主要指标。到2005年,长三角地区大中型工业企业在专利申请量和发明专利申请及拥有量三项指标上均领先全国,而津廊区域的专利授权量比长三角低70%,比珠三角低62%,差距相当明显,说明与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京津冀的科技创新投入中有相当部分没有转化为产出,产出率很低。
四、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对策
(一)构建廊坊与滨海新区互动互补的政策平台
廊坊滨海新区应本着开放的原则,弱化“行政区划”的概念,强化“经济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原则,呼吁两地政府尽快制定近期地区经济发展近期、中期和长期总体规划,完善专项规划的编制工作。两地应明确区域发展目标、各地区的城市分上和功能定位。同时构建产业一体化、要素流动一体化、城市规划和布局一体化。并在实际上作中,两地要多多沟通、互通有无、共同发展、发挥其引导性职能。政府的首要职能是协调区域利益,消除行政分割与障碍,建立市场竞争的环境和条件,通过制度规范保证市场竞争的公平、公正,从而减少市场运行的交易成本,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资源配置的基础性调节作用,通过区域协定、区域公约或局部协定多方商议等形式打破地方保护性政策,从而构建区域大市场。
(二)制定合理的区域经济互动发展战略和规划
廊坊与滨海新区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并且是在两地政府有意识、有组织的指导下形成的。因此,两地政府有必要对廊坊与滨海新区,特别是京津冀的未来发展做统一的筹划和部署。具体的规划会因为战略的实施和制定对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能够起的积极的推进作用,这是富民强区的需要,是京津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保障区域快速发展的需要。
(三)建立有效的区域经济互动协调机制
两地政府应完善地方政府间的对话体系和信息互通机制。这一体系应形成经常性的互动。通过投资信息来引导产业的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同时在制度建设方面要努力做到与国际规范接轨。信息互通制度对廊坊与滨海新区区域内的各级政府、各类企业乃至外商而言,都有极其需要的决策资源。例如长三角的上海己经启动了新闻发言人制度,因此廊坊与滨海新区也可以效仿其组建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也可以依托媒体与网络将相关信息资源整合成为廊坊与滨海新区的共同财富以及强化两地的内部合作机制。要建立一种可以异地进行上商企业注册、异地办理银行结算等的经济体系。
参考文献:
第三阶段（1988－1990）是劳动力流动“低潮”时期。这一阶段国家提出整顿经济秩序和环境的方略，压缩基建规模，控制乡镇企业贷款，使第二产业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空间缩小，流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回流现象较为普遍，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拉力”作用受到了一定限制，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的增长贡献不大。抽样调查资料显示，1989年、1990年当年转移的劳动力不足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594.28元，比1987年增长53.6％，而同期工资性收入略有增长，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仅为13.3％，比1987年降低了7个百分点。
第四阶段（1991－1993）是劳动力流动快速增长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的发表，把改革开放事业推向了高潮，大规模的“民工潮”不断涌向东南沿海地区和城市。这一阶段，非农业就业增长较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规模逐年增加，1993年当年转移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7.9％，比1990年上升了6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贡献来自于外出务工。199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67.04元，仅比1990年增长12.2％，同期工资性收入增长70.3％，远超出纯收入增长幅度，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达到76.9％。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回升到20.1％。
第五阶段（1994－1996）。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再次调动了农民投入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从农业生产和农副产品价格上涨中得到了更多好处，劳动力流动的积极性不高，转移规模徘徊不前。1996年当年转移农村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5.1％，比1993年降低了2.8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农民纯收入出现了恢复性增长，工资性收入在纯收入中的份额明显降低。1996年农民纯收入1415.78元，比1993年增长了1.1倍。工资性收入仅增长55.2％，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6％。
第六阶段（1997－2000）是劳动力流动的新阶段。自1997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劳动力外出流动性增强。当年转移的劳动力自1997年明显减少之后，1998年、1999年、2000年逐渐增加，转移速度加快，2000年向外转移的劳动力占劳动力总数的6.7％，比1997年回升了3.7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农民收入增长趋缓，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显著。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1％，比上年回落了27.4个百分点，1998年主要农产品全面丰收，农民收入出现暂时性增长之后，1999年又回落到2％，2000年下降了3.7％。分析近几年收入增长趋缓的原因，主要是农业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的错位造成的，在这一阶段非农产业特别是劳务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重要的“蓄水池”作用。工资性收入在农民纯收入中份额迅速增加，2000年达到28.1％，比1996年上升了13.4个百分点。这一阶段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8.2％，意味着近几年农民收入能有略增的形势，外出打工获取工资性收入起了关键作用。
纵观劳务经济发展的轨迹，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呈现出周期性变化，当农民纯收入增长加快时，家庭外工资性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减弱，相应地家庭内经营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增强。反之，当家庭内经营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减弱，农民纯收入增长减缓时，家庭外工资性收入所占份额和贡献明显增强。改革开放以来，1983年－2000年工资性收入对农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0.9％，超出其他产业。
二、劳务经济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与贡献
发展劳务经济的目的就是增加农民打工工资性收入，最终表现为农民家庭总收入的增加。劳务经济的发展可以带来两方面收入增长效应：一方面是对农民收入增加产生直接贡献；另一方面是通过劳动力流动，优化配置家庭内劳动力资源而产生间接增加收入效应。另外，发展劳务经济对收入分配会产生一定影响，通过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最终刺激农民收入更快增长。
就直接贡献而言，前面已分阶段进行了分析，这里主要通过外出劳动户与非外出劳动户收入比较，来分析外出打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从目前宁夏农民收入结构看，农民向外提供劳务获取工资性收入已占相当比重，也是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之一，无论是绝对量还是相对量都位居农业、牧业收入之后，居第三位。外出打工已不再是农民的兼业行为，而是一个主导产业。农村住户调查资料显示，2000年宁夏农村有外出打工的农户占总农户的39％，平均外出从业时间5.5月，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体的劳务兼业户（工资性收入占总收入的50％以上）比重为14.2％，远超出家庭经营二、三产业兼业户比重（9.3％）。劳务兼业户平均工资性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64％，人均纯收入1799元，高于第一产业兼业户（1582元），低于二、三产业兼业户（2288元）。在南部贫困山区，劳务经济已经是优势主导产业，特别在遭遇干旱灾害的年份表现更为明显。2000年这一地区务工工资性收入占全年纯收入的37.1％，以工资性收入为主体的劳务兼业户比重为18％，劳务兼业户纯收入水平位居家庭经营一、二、三产业兼业户之首。通过外出打工户与非外出打工户家庭收入比较，更能说明外出打工对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作用。2000年宁夏有外出打工的农户人均纯收入2180元，非外出打工户1667元，高出31％，收入水平差距较大。
劳务经济对收入增长不仅具有直接贡献，而且间接效应也很明显。间接增长效应主要通过经验分析来说明。影响收入增长的因素较多，除了劳动力外，还有土地和资产。由于劳动力的外出与不外出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不同，我们建立两个收入函数进行对比分析，一个函数被解释变量是外出劳动力户纯收入，解释变量是外出劳动力数、非外出劳动力数、耕地面积、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另一个函数被解释变量是非外出劳动力户纯收入，解释变量仅比第一个函数少外出劳动力数，其他相同。在第一个模型中，增加外出劳动力人数和非外出劳动力均有利于外出户收入增长。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个外出劳动力将影响纯收入增加1095元，每增加1个非外出劳动力将影响纯收入增加1059元，略低于外出劳动力的边际贡献，虽然二者的差量不大，外出劳动力的高回报率未得到验证，但是二者总量对家庭纯收入的边际贡献又高出非外出户很多。在第二个模型中，增加非外出劳动力对非外出户纯收入的边际贡献较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个非外出劳动力，仅增加纯收入693元，远低于外出户非外出劳动力边际贡献1059元的水平，同是非外出劳动力，在外出户和非外出户中对收入的边际贡献相差较大。这一结果正说明了外出劳动力所产生的对收入增长的间接效应。由于外出劳动力户中的一部分劳动力的流出过程也就意味着其家庭内部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过程，对于存在剩余劳动力的农户来说，一部分劳动力流出后，其余劳动力尤其是从事家庭生产的劳动力其边际劳动生产率会得到提高。
附图
注：表中系数估计值右上角*表示该估计值在5％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表示该估计值在10％置信水平下是显著的。
外出打工已成为相当一部分农民稳定的收入来源，对增加农民集团总体收入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如此，还有助于农民集团内部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小。从农民纯收入基尼系数和扣除工资性收入后农民纯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看，2000年宁夏农民纯收入基尼系数是0.3644，如果从农民纯收入中扣除外出打工工资性收入后，农民收入基尼系数是0.4518，比扣除以前扩大了8.7个百分点，且进入分配不合理区间，说明外出打工获取的工资性收入使农民集团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明显缩小。为了反映工资性收入在不同收入层农户的分配效应，我们通过计算10等份农民收入分配数据，观察包括工资性收入和不包括工资性收入的农民纯收入在各层的分配情况。由表二数据可看出，1－7层包括工资性收入的纯收入份额均比不包括工资性收入大，9、10两个高收入层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有所减少，外出打工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也相对较低，说明高收入层由于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过高，而不愿流动。
附图
三、劳务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与相关政策措施
劳务经济发展具有持久性，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低潮期”和“高潮期”都是暂时的。因为劳务经济的发展是置身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之中，它除了受自身因素和社区环境影响外，整个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制度对其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近几年，国家为刺激需求，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拉动了投资需求的超常规增长，由于基本建设投资的乘数效应作用，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出提供了用武之地。在这种背景下，农村劳务经济出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明显高于家庭经营第一产业。但是，劳务经济发展也同时面临着不利环境，如乡镇企业二次创业后劲不足，城市国有企业减员增效，下岗职工增多等。这些都影响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行为。劳务经济发展既有机遇又面临挑战，关键是要用改革的精神，市场化行为来推动其发展。
要正确看待发展劳务经济。发展劳务经济，一方面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会给城市管理、交通、上学、就医、就业和计划生育等带来不利影响，同时也影响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另一方面，高文化素质劳动力流出会影响到流出地农业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使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新技术推广应用缺乏必要的智力支持。发展劳务经济要正视不利影响，不能因此扼杀劳务经济大发展的趋势。劳务经济发展是农村与城市收入差异的内在“拉力”作用所致，任何外力是难以阻止的，是最终实现农业现代化，消除城乡差别的必经之路。
劳务经济发展的优势就是劳动力资源优势。从宁夏来看，劳动力资源丰富，全区现有农村整半劳动力211万人，占乡村人口的55％，1990－2000年每年以4.1％的速度增长，按照有关专家研究的测算标准测算，目前全区有农村剩余劳动力90万人，扣除已累计转移36万人，还有54万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充分就业，这就是最大的资源优势，劳务经济的发展将促使农村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步转化为经济优势。宁夏劳务经济同时也具有一定潜力，农民外出打工获取的工资性收入远低于东部发达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1999年宁夏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423元，比东部地区低81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07元，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为23.6％，比全国低4.9个百分点，比东部地区低22.9个百分点。差距隐含着潜力，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实施，劳务经济发展的潜力将会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各级政府要切实重视劳务经济的发展，要像抓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工程一样，抓农村剩余劳动力输出转移问题，不能把劳务输出看作是农民、农村的事，要把它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当中，把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就业作为一个整体考虑。要像抓农业生产一样，千方百计组织劳务输出，改善劳动力就业结构，是新阶段农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突破口。
为了保障劳务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以实现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边际贡献，政府部门既要加强宏观协调与组织，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予以规范，又要发挥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
首先，按照城乡统筹的原则，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供求市场，加强管理，规范供求双方运作，为劳动力择业和用人单位选人创造良好环境。
其次，加强劳务输出协调、组织机构，建立省、地、县、乡垂直的职业培训、劳动力供求信息传递网络，从组织上保障劳务输出的及时性、有序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从而扩大有组织向外输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模。
再次，建立激励机制，鼓励和引导劳动力需求量大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其他单位直接到区内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农村招民工。对吸收本地农民工多，对农民收入增长贡献大的各类企业，政府在用地、信贷方面给予支持，调动各企业使用本地农民工的积极性。
一、金融发展理论缺陷及原因
（一）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分歧
20世纪初Schumpeter指出，金融中介在经济增长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1］。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和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金融发展理论开始萌芽。1973年，McKinnon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2］。金融发展理论论述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金融发展理论的实证研究大量涌现，较早的实证研究说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没有说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90年代，King和Levine放弃了既有金融发展理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以金融功能观为指导，建立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计量模型，并得出结论，功能健全的金融中介促进资源配置，加速全要素增长率，对长期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3］。但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确不支持相关理论。
沈坤荣（2004）等人用私人部门贷款（PC）年增长率对GDP年增长率进行回归，他们得出的结论是，1978年以后，私人部门贷款增长率开始表现出和经济增长的关联，但没有表现出金融深化理论的正的推动力量，而是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4］。康继军（2005）对中国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表明，金融中介和股市的发展在长期可以促进GDP的增长，但是短期内金融的发展并不是GDP的增长之因［5］。Dornbusch和Reynoso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性［6］。Boyreau-Debray(2003)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金融发展不是经济增长的催化剂，而是经济增长的抑制剂［7］。
（二）金融发展理论缺陷的原因
为什么金融发展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分歧？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1．金融发展理论兴起的背景和动机
金融发展理论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它以发展中国家(地区)的货币金融为研究对象，强调金融对经济的促进或阻碍作用。发展经济学家迈耶在回顾发展经济学兴起的原因时认为,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看来,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没有一点社会进步,就可能陷入共产主义统治的危险,从而投资机会和进入市场与原料来源地的机会将消失。还有，战后的宣传强化了平均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趋势。由于这些，50年代初期出现了从富国得到大规模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政治基础。欧洲和北美的许多经济学家开始改变分析‘不发展’问题的工具。所以,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术的殖民经济学’”［8］。由于发展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带有发达国家的利益偏向，从维护发达国家的利益出发，并且是用根据发达国家的国情和经验得出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因此是失败的。与发展经济学失败的原因一样，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框架建立在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一假设基础之上，忽视了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尤为不健全和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特点［9,10］，必然导致理论与事实的背道而驰。
2．计量检验方法
金融发展实证研究中，一般是通过比较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来解释各国经济增长情况，主要以回归分析为工具，基本检验方程为：
Y=αβF(i)γXε
Y代表人均GDP、经济增长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F(i)是某一项金融发展指标，X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条件变量，包括人均收入，受教育程度，政治稳定情况，进出口，财政状况、货币政策，ε是随机扰动项。
在上述模型中，F(i)用金融中介发展水平指标或市场发展指标。前者常用两个指标，第一个是PC（PrivateCredit）指标，等于金融中介对私人部门的贷款（扣除中央银行或政府机构贷款）除以GDP，第二个是金融深度指标，即M2/GDP。后者常用市场资本化率（股票市场总市值/GDP）。事实上，这些指标反映的是金融系统的规模。国内外学者普遍把它们用做金融发展指标，是基于假设：金融系统规模与金融业务范围、服务质量正相关［11］。
2000年，我国的M\-2/GDP指标为152%，这一比例，既高于美国（50%）、日本（126%）、英国（105%）等发达国家，也高于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比如韩国（68%）、巴西（39%）和新加坡（121%）。显然，这不能说明中国的金融深化程度处于领先水平。
根据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M\-2/GDP的增长，并不是宏观经济趋好的风向标。Demirgüc-Kunt和Detragiache（2001）甚至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如果没有宏观基本面支撑，金融深度指标M2/GDP快速上升之后就是金融危机［12］。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资产本身所固有的逐利性。M\-2迅速提高，必然有大量资金通过金融机构分配到房地产、股票市场，甚至其它存在极大风险的投资项目，对中国这样的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来说，有可能导致信用风险等在银行机构大量积聚，给银行系统的正常运行埋下隐患。不良贷款率高、资产质量差导致银行发生支付危机现象时有发生，从九十年代末威海市商业银行支付危机、汕头市商业银行支付危机、海南发展银行倒闭可初见端倪。
二、金融发展理论新视觉——金融生态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不可能（也不能）抛开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包括西方经济学在内的有用的知识成果。问题的关键是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立场出发，必须从发展中国家的特有国情出发，找出阻碍发展的主要因素，然后运用不同的假设，建立不同的制度关系和变量关系；最后对症下药，提出适合一个国家的发展思路和政策建议［9］。作为发展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延伸，金融发展理论主要应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学家来创立，这些金融学家必须既精通西方经济学、金融理论和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经验，又熟悉本国的国情和现实，更为重要的是，这些金融学家研究发展问题的动机要和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相一致。
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中国银行体系的不良债权、证券业隐含的金融风险、大规模的不正常国际资本流动、人民币汇率、房地产泡沫等一系列问题，深刻地说明，按照现有的金融发展理论所开出的药方，不能有效解决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这促使国内外学者将研究视觉转移到影响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其它重要方面。在国内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同推动下，生态学概念与方法被系统地引入金融领域，“金融生态”研究迅速成为2005年中国金融界的新范式。
金融生态系统指的是：由金融主体及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共同形成的动态平衡系统。金融主体包括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消费者，以及保证金融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第三方，如会计及律师事务所、监管机构。金融生态环境指金融主体在其中生成、运行和发展的经济、社会、法治、文化习俗等体制、制度和传统环境。
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主要考察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有关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的反向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金融生态环境对金融主体运行有着举足轻重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一方面，金融发展通过资源配置作用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经济基础、法治环境、地方政府行为、文化及导致了金融结构的形成与演化，以及金融机构经营战略的调整，从而影响金融发展的整个进程。研究金融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双向能动关系，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丰富和深化。
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典型相关分析
从金融生态的角度出发，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相互制约的关系。金融发展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金融总量的增长和金融结构的演进。就规模而言，金融发展指的是金融交易规模的扩大和金融产业地位的上升；就结构而言，金融发展指的是金融合约、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具、金融服务和金融制度的多样化与现代化。因此，总体来看的金融发展，意味着金融中介的扩大、金融市场的扩展、金融机构服务体系的完善、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制度的法制化与规范化等一系列综合因素的完善和现代化［13］。而金融体系不是独立的创造金融产品和提供金融服务，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因素，决定了它极其复杂的金融生态环境，这种运行环境促进或阻碍金融系统发挥自己的作用。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各经济主体赖以活动的制度环境没有重大差异，但各个地区之间，却存在相当明显的金融生态环境差异。如果按照信贷资产质量来衡量，最差地区和最好地区的不良资产率相差10倍以上。而目前国内的金融体系是银行主导型，信贷资产质量的好坏，反映了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健康状况，即反映了金融发展的重要方面。这表明，金融生态环境因素，对金融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采用典型相关评估技术考察金融发展与金融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
（一）指标选择
金融发展体现在金融规模、金融结构优化、金融风险控制方面，也就是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即各类金融体系的运行状况。
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基础，体现在人均GDP增长，适龄学生初中入学率，政府消费GDP占比，通货膨胀，进出口总额GDP占比。另外，宏观货币指标也体现地区的金融政策取向。正常的M2/GDP应当保持在一个适当的范围，根据国际上计算M\-2投放量的一般计算公式，M\-2增长率适度值＝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调节系数。其中调节系数主要包括货币流通速度变化、央行政策取向等因素。以2006年为例，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0.9万亿元，增长10.7%，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1.5%，。考虑到我国货币流通的特殊情况，加上央行适度从紧的政策取向，调节系数可取4％，合理的M\-2增长率应为16.2%左右。事实上，该年度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速度最高点的为19.2%，在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综合作用下降至16.9%。
二是法律环境。金融法权论是金融服务观的一个分支体系。其主要观点是：金融就是一系列合约。合约的签订及有效程度由法权和执法系统决定。从这个角度讲，不论银行主导型或市场主导型金融系统，金融服务的总体水平和质量都决定于法律体系，进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
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和监管体系，在债权人对公司权益保有追索权的情况下，能够给予其获得全部现金值的优先权，有效执行合约，敦促公司提供全面而准确的财务报告，那么该国金融中介将得到良好发展［11］。
基于上述分析，将金融发展与金融生态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分为三个层次，如表1所示。
（二）评估方法
典型相关分析（CCA，canonicalcorrelationanalysis）是研究两组指标变量间相关关系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它实际上是多元回归分析的拓展。普通的多元回归分析只有一个被解释变量，存在多维被解释变量时，典型相关分析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它借用主成分分析降维的思想，分别对两组变量提取主成分，且使这两个主成分间的相关程度达到最大，而同一组内部提取的主成分之间互不相关，用从两组之间分别提取的主成分的相关性来描述两组变量整体的线性相关关系。通过计算，可得到第对典型相关变量为：
U\-1=a\-i1x\-1a\-i2x\-2Λa\-i10x\-10
V\-1=b\-i1y\-1b\-i2y\-2Λa\-i16y\-6
（一）经济运行平稳。从全市生产总值增幅看，*到*年，分别增长14.5%、15.6%、15.6%、15.7%、15.7%，今年一季度增长14.6%，增速虽在高位上有所回落，但仍处在平稳较快增长区间。从产业发展情况看，一是农业形势较好。第一产业增加值完成20.7亿元，下降1.2%。全市小麦播种面积311.5万亩，比上年增加10.5万亩，苗情好于去年，夏粮可望再获丰收。一季度，全市新发展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0家，累计达到215家。粮食直补、农资补贴、生猪扶持等各项惠农政策全面落实。去冬今春以来，全市累计完成水利工程2540项，改善灌溉面积30万亩，修复水毁工程900处，农业生产条件继续得到改善。二是工业增势平缓。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228.9亿元，增长12.5%；实现主营业务收入792.1亿元，增长26%。重点调度的30种主要工业产品同比增长的有18种，占60%。三是服务业发展加快。全市实现服务业增加值318.1亿元，增长17%，高于全市平均水平2.4个百分点。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27.2亿元，增长22.2%。商贸、金融等重点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发展。其中金融业增长20.9%，住宿餐饮业增长28.5%。
（二）发展质量趋好。一季度，全市完成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为8.1%，同比提高0.6个百分点。其中税收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81.4%，同比提高6.1个百分点。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257.5%，同比提高17.3个百分点。服务业提供地税28.8亿元，占全部地方财政收入的59.4%。节能减排工作力度加大，重点减排项目开工率达到70%。其中，北郊热电厂烟气脱硫等3个接转项目运行正常，金鸡岭热源厂、济钢集团烟气脱硫和章丘、济钢污水处理厂建设等4个项目投入试运行。
（三）经济结构趋优。一季度，全市三次产业比例为3.4:43.7:52.9，与去年同期相比，一产提高0.2个百分点，二产下降0.9个百分点，三产提高0.7个百分点。全市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310亿元，增长32.7%，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36.7%，比年初提高1.3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增加值138.8亿元，增长15%,占全市服务业的比重为43.6%，同比提高0.6百分点。
（四）金融形势稳定。自去年1月15日至今，央行已13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提高存贷款利息率，企业存款和储蓄存款明显增加，贷款余额增量同比出现下降，国家从紧货币政策的政策效应逐步显现。截止3月末，全市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4321.2亿元，比年初增加258.9亿元，同比多增159.5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347.1亿元，比年初增加80.5亿元，同比多增10.6亿元。各项贷款余额为3711.8亿元，比年初增加33.6亿元，同比少增147.6亿元。
（五）外经外贸增势良好。全市完成进出口总值17.5亿美元，增长27.6%。其中:进口7.9亿美元，增长24.5%；出口9.6亿美元，增长30.3%，分别高于全国、全省出口平均增幅8.9和5个百分点。一般贸易出口7.71亿美元，占全市出口的80.3%；加工贸易出口1.15亿美元，占12%。重点企业出口拉动作用明显。其中省农资公司、重汽、玫德和中电山东公司四家企业出口2.56亿美元，同比增加1.08亿美元，占全市的比重为26.7%。利用外资形势较好，全市合同外资额9.4亿美元，增长14.8倍。实际使用外资1.71亿美元，增长1.3倍。
（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较快。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其中三次产业投资分别增长49.5%、11.5%和35.3%。三次产业投资比例为3.2：28.1：68.7，与去年同期相比，一产持平，二产降低4个百分点，三产提高4个百分点。一季度，全市引进市外项目342个，完成投资101.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2%。一季度，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56.9亿元，增长85.5%，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30%，分别比去年同期提高24.2个和10个百分点。全市商品房施工面积750.8万平方米，下降6.5%；新开工面积88万平方米，下降53.4%；竣工面积22.9万平方米，下降54.7%；销售面积40.8万平方米，增长4.7%；空置面积28.7万平方米，下降27.8%。商品房销售平均价格3919元/平方米，增长5%。
（七）城市建设快速推进。一季度，完成城市建设投资约80亿元，占全社会投资的42%。迎全运会80个重点建设项目和90个重点整治项目进展顺利，一季度预计完成投资35亿元。全运会场馆建设，全市新建和改扩建比赛场馆23处，计划总投资43.5亿元，已完成投资13.5亿元。奥体中心“一场三馆”、马术赛马场、全民健身中心等项目正按计划加快推进。泉城特色标志区建设，大明湖综合改造工程进展顺利，完成投资2.87亿元，约占全年投资计划的30%。护城河通航项目正进行施工前期准备。西客站片区建设，目前安置房、市政道路、腊山河整治工程已完成立项，军用机场搬迁取得实质性进展，拆迁摸底测算工作已全面启动。基础设施建设，小清河综合治理工程顺利推进，完成投资12亿元，占全年计划的42%。腊山分洪工程玉符河试验段已开工建设，前期准备工作全面展开。市区8条河道整治工程目前已开工建设5条。
（八）社会民生继续改善。年初市政府承诺的为民12件实事已全面启动，其中提高城市低保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补助困难职工医保、补贴高龄老人、免费开放公厕等5件实事已全部落实，其它7件实事也取得阶段性成果。截止3月底，全市安置城镇就业再就业2.8万人次，城镇登记失业率3.52%；转移农村劳动力6.7万人次。全市企业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比年初增加3万人、1万人、1.7万人和2.3万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45.3万人，农民参合率达到97.5%，提高1.6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066.8元，增长13%；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150元，增长15.2%。根据总体安排，我市棚户区改造目标为三年改造38个棚户片区。其中，*年已经启动12个片区，有5个片区完成拆迁，发祥巷、明湖八片区项目正在建设。*年计划启动20个片区，目前经一纬九、裕兴里、汽车厂东路南、解放阁舜井街等4个片区已启动。截至3月底，16个已启动片区完成投资6亿元，其中，今年一季度完成1.8亿元。今年计划向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困难家庭提供经济适用住房（含集资建房）约1万套、70万平方米，目前在建约20万平方米；计划筹建廉租住房500套，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实施配租，目前已筹集房源200余套；计划安排3600万元向符合条件的申请家庭发放租赁住房补贴，目前已向313户家庭发放补贴约90万元。
二、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今年以来全市经济社会运行总体良好，但也存在一些矛盾和问题，主要是：
（一）工业发展面临的矛盾较多。由于受长期以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制约，全市工业经济总量偏低、结构不合理及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仍较突出。
1、工业经济增幅下滑。近年来，我市工业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年到*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5.2%、22.6%、17.5%，呈现逐年下滑趋势，与全省平均增速相比，分别低3.2、1和3.3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全市工业增加值增幅又比去年同期下滑7.1个百分点，分别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3.9和6.7个百分点，差距进一步拉大。分析原因：一是主导产业优势不突出。与同类城市相比，我市产业集中度相对较低，支柱产业趋于分散，主导、带动作用不强。六大重点产业占全市工业比重虽高达80%，但每个产业占全市的比重平均为13.5%，最大的冶金钢铁、机械装备分别占22.4%和18.5%,而交通运输、食品药品、石化化纤分别占10.5%、11.5%和11.8%，电子信息产业仅占5.4%。二是增量不足。在全市经济发展历程中，纺织、轻工、造纸、家电等曾是我市工业经济的优势产业，所占比重较高，但由于产品结构调整缓慢、市场竞争力差等原因，部分产业已逐渐萎缩甚至消失。而电子信息、新能源、新光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虽已具备一定基础，但尚未形成对传统产业规模的有效替代。加之受城市发展规划、土地政策限制等因素影响，新引进和落地的大项目较少。钢铁、建材等现有优势产业也由于受产业政策等因素影响，规模膨胀遇到一定困难。从我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看，目前有1820户，比上年末减少51户，增量不足的矛盾比较突出。三是内部结构不合理。一季度，重工业增加值完成183.2亿元，轻工业45.7亿元，轻重工业比为20：80。从重工业内部看，多数仍为高耗能产业，对资源、环境形成的压力相对较大。从产品结构看，高附加值、高出口创汇、高市场占有率和最终产品的比重偏低。从高新技术产业占比看，一季度虽然达到36.7%，但重汽、浪潮两家企业就占到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的40%以上。
2、工业效益不理想。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利税66亿元，增长6.4%，同比回落47个百分点；与去年全年相比，回落21.5个百分点。其中实现利润33.4亿元，同比下降6.8%。企业亏损额9.6亿元，同比上升1.4倍。分析原因：一是能源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3月份，我市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4.7%，而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8.2%，涨幅差为6.5个百分点，分别高出全国、全省5.6和2.5个百分点。原油、煤炭、进口铁矿石等价格的大幅上涨，导致相关企业的生产成本明显增加。据测算，产品提价与原材料涨价相抵后，今年一季度，济钢月减利润3000万元；中石化*分公司同比增亏5.9亿元；黄台电厂、章丘电厂等8家电力和供热企业同比增亏1.9亿元。二是要素价格呈上涨趋势。去年，国家6次提高贷款利率，企业财务成本增加，初步测算，全市企业仅利息支出每年增加约6亿元。另一方面，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有利于保障劳工权益，但企业用工成本也相应提高，特别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影响较大。同时工业用地实行招拍挂，土地费用进一步增加。三是运输费用大幅上升。运力紧张的状况有所加剧，导致运输价格明显上升，特别是煤炭运输费用、进口铁矿石船运费用大幅增加。当前，我市工业发展已进入高成本阶段，如果不能有效化解成本上升的各种因素，将难以保持效益的持续快速增长。
3、工业投入持续下滑。一季度，全市完成工业投入51.5亿元，增长10.5%，占全社会投资的比重同比下降4.3个百分点，仅完成全年计划425亿元的12%。分析原因，一是新开工项目少。千万元以上新开工项目中，工业项目仅有47个，比去年同期减少13个。总投资53.4亿元，完成投资9.3亿元，仅占全部工业投资的18%。二是招商引资不理想。目前，全市招商引资工作进度相对较慢。一季度引进投资中，工业投资仅占22.3%，比去年同期下降7.1个百分点。部分引进的大项目进展也比较缓慢，吉利、青年、中车三个项目一季度完成投资3.8亿元，其中吉利3.4亿元，青年和中车分别为3795万元和10万元。三是受部分大企业投资周期影响。济钢、烟厂、济柴等一批本地大企业阶段性投资高峰已经过去，投资增势趋缓。
（二）固定资产投资持续增长的压力较大
多年来，我市投资总量与全国、全省同类城市相比一直偏低。“十五”初期，我市的投资总量在15个副省级城市和全省17城市中，分别居第9位和居第2位，到*年分别下降到第13位和第4位，其中总量比青岛少484亿元，比烟台少455亿元。今年一季度，在全省17城市中，总量排在烟台、青岛、潍坊之后仍列第4位，投资总量偏低和后劲不足的矛盾仍较突出。分析原因：一是大项目偏少。据初步调度，全市千万元以上在建项目中，10亿元以上项目53个，占千万元以上在建项目的6.1%。新开工项目中，10亿元以上项目3个，仅占千万元以上新开工项目的1.4%。二是招商引资规模小。全市招商引资的342个项目中，新建项目87个，引进投资35.3亿元，占全市的25.4%和34.7%，比年初分别下降8.4和3.6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项目占引进投资比重为35.4%。一季度利用外资1.71亿美元，增长1.3倍，但主要依靠少数大项目支撑，总量依然不足。三是企业融资难度加大。受国家从紧货币政策影响，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难度进一步加大。存款准备金率目前已上调到16%，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一季度，全市到位建设资金中，银行贷款占16.4%，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工业贷款仅增长1.2%。据不完全汇总，我市218项重点项目银行固定资产贷款需求约为180亿元，工业企业流动资金缺口约60亿元。四是园区载体作用较弱。目前我市园区数量不算少，但除高新区、明水开发区、经济开发区、济北开发区已形成一定规模外,多数规模偏小，且产业聚集度低，功能特色不突出，整体实力较弱。一季度，10个省级以上开发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8亿元，占全市的26.9%，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70.6亿元，占30.8%，实际利用外资0.23亿美元，占17.5%。与南京、杭州等同类城市60%以上的比重相比差距较大。五是投资后劲不足。今明两年是我市迎全运会建设的投入高峰期，在相关基础设施加大投入因素拉动下，全市投资仍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由于后续项目储备不足，新引进的大项目少特别是带动作用大的产业项目少，再加上土地、资金供应等因素制约，投资持续增长的动力不足，保持投资稳定增长的难度加大。
（三）价格上涨的压力依然较大
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6.9%，低于全国1.1个百分点，与全省平均水平持平。前三个月分别上涨6.3%、6.9%和7.4%，其中3月份当月高出全省0.1个百分点。从影响价格上涨因素看，食品类上涨仍然是主要因素，一季度食品类价格上涨20.3%，拉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5.9个百分点。分析原因：一是去年翘尾因素影响。去年价格的整体走势是前低后高，对今年的价格上涨仍有滞后影响。据测算，去年涨价的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分别影响价格上涨4.3个和2.6个百分点。二是国际市场涨价的传导影响。近几年，国际原油、铁矿石、粮食等大宗商品价格一直在高位波动，对拉动国内价格上涨有较强的传导作用。三是成本推动的影响。受市场需求等因素的拉动，一季度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14.7%，为近年来的最高涨幅。
三、发展趋势分析
分析当前经济形势，我市发展的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总体看，经济增长不确定因素增多，压力明显增大，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从国际环境看，自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进一步加剧，引发全球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美元贬值的趋势还在发展，国际原油价格屡创新高，粮食价格居高不下，国际通货膨胀的风险进一步加大。受此影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都出现放缓的迹象。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年美国经济增长0.5%，比上年下降1.7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增长3.7%，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从国内看，今年一季度，全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4.6%，同比提高0.9个百分点；居民消费价格上涨8%，比去年底提高3.2个百分点。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继续把“双防”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政策取向没有变，调控力度没有减，加上近几年国家实施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的效应进一步释放,对我市的影响将逐步显现。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升值速度加快，对我市扩大外贸出口形成的压力较大。*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已累计升值13.8%。人民币加速升值，削弱了出口企业的竞争力，许多企业不敢承接长期订单。去年7月，国家调整了2831项商品出口退税率，出口商品平均退税率由12.5%降到10.1%，去年同期我市相关企业赶在政策出台前集中出口，政策滞后效应在今年开始显现。再加上去年国家多次调整加工贸易政策，禁止钢铁企业从事加工贸易，原材料、运输等成本费用的大幅增加，一季度，济钢出口1.26亿美元，同比减少5200万美元，下降28.9%。从下一步价格走势看，随着各项调控政策和保障市场供应措施的落实到位，居民消费价格继续加快攀升的势头会有所减弱，预计全年价格会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但全年价格总水平仍在较高位运行，完成全年3.6%的预期调控目标任务相当艰巨。
在看到不利影响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市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一是虽然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但整体增长的趋势并没有改变；国家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在防止物价过快上涨和经济过热的同时，着力调整结构和提升经济运行质量，特别是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启动内需、扩大需求的政策力度会进一步加大，将有利于保持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二是“三大需求”拉动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从投资需求看，据初步调度，目前全市在建的投资千万元以上项目有789个，总投资2629亿元，今年计划投资690亿元。其中工业项目327个，总投资726亿元，计划投资205亿元。特别是迎全运会建设已进入投资高峰期，80个重点建设项目和90个重点整治项目计划总投资796亿元，一大批项目将陆续建设完工，会有力拉动全市投资增长。同时，力诺太阳能产业基地、吉利汽车、浪潮软件园等一批重点工业项目也将陆续进入投资高峰期，工业投入下降的状况将会逐步改善。服务业投资目前增势较好，随着“三大载体”建设的加快，100个在建项目推进和100个策划项目的陆续启动，将会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因此，投资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拉动我市经济社会增长的主要力量。从消费需求看。一季度，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2.2%，比去年同期提高5.8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市场增长17.3%，这是近几年少有的。随着居民收入的增加和鼓励消费政策的逐步落实，消费规模继续扩大，消费结构和层次不断升级；一些新的消费热点将逐步向农村扩散，农村消费市场将继续稳中趋旺，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强。从出口需求看，虽然国家调控政策对出口和利用外资增长的影响将逐步显现，但由于世界贸易量持续扩大，随着我市出口产品结构的不断优化，企业应对市场变化和贸易摩擦能力的提高，钢铁、汽车等传统优势出口产品仍将保持稳定增长的势头，预计全年出口规模将继续扩大。综合分析当前的经济形势和发展趋势，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虽然面临许多新的矛盾和困难，但平稳较快发展的势头没有改变，经济运行质量也将得到进一步提升。
四、下一步工作建议
关于今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市九届三次会议和市人代会都做了全面部署。为确保全年任务目标的完成，我们要切实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统筹发展、协调发展，努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针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建议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一）着力优化经济结构。目前我市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是产业结构，难点也在产业结构。要按照“调整存量，优化增量，做大总量”的要求，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一步提升全市经济综合实力。
1、突破发展服务业。认真贯彻全市服务业会议精神，加快落实《*市*-2010年服务业发展实施纲要》。突出抓好载体培育、增加投入、政策引导和绩效考核等四个关键环节。以加快重点服务业城区、园区和企业发展为契机，促进“三大载体”建设取得新突破。以“双百”项目建设为抓手，着力推动十大重点产业加快发展。一是金融业。进一步强化其龙头带动作用，加快推进普利门金融商务中心区的规划建设，启动规划建设东部金融商务区，力争外资银行及国内新的金融机构引进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二是信息服务业。大力发展软件产业，壮大齐鲁软件园、历下软件园等6大园区。加快动漫基地、数字创业园等重点项目建设，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三是旅游、会展业。突出抓好泉城中心区旅游资源整合，加快一批特色旅游项目建设。全力办好文博会、信博会、汽车配件交易会等一批重点展会，拉动全市会展经济发展。四是商贸、餐饮业。抓好现有商业设施的升级改造和新建商业网点布局，加快汇泉地王广场、恒隆广场、佳世客超市及一批星级饭店项目建设。五是现代物流业。继续加强物流园区建设，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推进九州、佳怡、博远等重点物流项目进程，实现物流业发展新突破。力争今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占全市比重超过50%，初步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
2、做大做强工业。高度重视当前工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尽快扭转生产效益下滑的局面，促进全市工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一是抓规划，优化发展布局。争取6月份编制完成全市工业产业发展和布局规划初稿，经过专家论证和争取有关部门意见后，提请市政府研究，并尽快组织实施。二是抓投入，增强发展后劲。对上半年预计能够竣工的浪潮工业园、重汽桥箱、蓝孚生物GMP基地等项目，要加强调度，跟踪服务，确保投产见效；对济钢、重汽、青年、同欣电子等在建重点工业项目，要加快进度，努力帮助项目单位协调解决规划、土地、资金等有关方面的具体问题，力争三季度和年底前多竣工一批项目；按照“招大商、大招商”的要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搞好项目储备，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三是抓载体，形成集聚优势。进一步强化现有园区载体功能，搞好产业定位，引导企业向园区集中。充分发挥高新区产业基地优势，着力自主创新，优化发展环境，继续集全市之力推动高新区加快发展。抓好信息通信国际创新园、服务外包、软件出口三个国家级基地建设，壮大产业规模，引领相关产业发展。加快重汽工业园建设，延长产业链条，提高地方配套能力；积极培育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风力发电等新能源产业和半导体照明等新光源产业，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四是抓县域，拓展发展空间。要把工业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依托园区，加快县域工业和民营经济发展，发挥比较优势，突出产业特色，实现错位发展，着力提高项目承接能力和产业竞争实力。全面落实市委、市政府加快发展商河县的决策部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3、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继续以“十大行动”，推进新农村建设。全面贯彻中央、省、市一号文件精神，落实好各项惠农支农政策。今年以来，我市降水比常年减少6%，同比减少49%，随着气温回升，抗旱形势依然比较严峻，需要进一步加大抗旱保收工作力度。要切实搞好种子、化肥等农资供应，保证春耕春播需要。重点抓好农业龙头企业建设，继续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力度，增强其带动能力，加快形成企业连基地、基地连农户的现代农业生产格局。落实好生猪、奶牛生产等各项扶持政策，支持规模化养殖项目建设。继续推进农村“路水电气医学”工程，搞好中小型水库除险加固、重点河道治理和小流域综合治理，扎实做好抗御自然灾害的各项准备，确保安全度汛。
（二）切实抓好重点项目建设。继续坚持突出重点、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加快推进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的项目建设，引导资金投向“三农”、节能降耗、环境保护、高新技术、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为投资稳定增长提供后续保证。一是加快推进大项目进度。对在建的千万元以上大项目，进一步落实项目建设责任制，及时协调解决项目建设中的问题，确保项目建设进度。加快第二生活垃圾处理厂、浆水泉热源厂等一批项目前期工作，尽快落实建设条件，力争多开工、早开工。二是搞好项目策划储备。按照“策划一批、储备一批、实施一批”的思路,进一步完善重大项目储备库，适时进行滚动调整。加大重大项目前期工作投入，争取尽快开工一批重大项目。三是完善项目推进工作机制。理顺工作关系，健全工作网络，明确各级各部门在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方面的职责。抓紧制定切实可行的工作制度和目标考核责任制，对重大项目建设情况实行月调度、季通报，按照惯例，今年继续组织两次由市领导带队的现场观摩活动，根据进展情况进行通报奖惩。四是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改进招商引资办法，组织开展一批境内外重大招商活动，实现招商引资工作新突破。继续发挥银行贷款在重点项目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采取项目推介等形式，争取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努力扩大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力争更多的企业早日在境内或境外上市。同时，积极争取有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
(一)发展机遇
未来5年,我们处于不可多得的黄金发展期,面临着重大发展机遇。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快速发展,国内外经济融合、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加快,将有助于邯郸市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做大做强优势产业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其次,我国正处在重化工业主导的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消费结构、产业结构全面升级,将为结构偏重的邯郸市经济发展提供难得的机遇;第三,邯郸市处于中原腹地,具有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独特区位优势,随着东西产业转移、南北经济融合的加快,将进一步推动邯郸市区位优势的发挥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第四,随着省委、省政府“一线两厢”发展布局的全面实施,邯郸市打造河北南厢经济增长极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区域投资吸引力和经济影响力将明显提升,经济发展潜力将充分释放。
同时,邯郸市经过近一个时期的不断探索,发展理念进一步更新,发展思路更加清晰,工作重点更加突出,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全市上下坚持树正气、讲团结、求发展,干事、创业、为民的氛围日渐浓厚,这些都为“十一五”更快更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二)面临挑战
进入新时期,邯郸市仍面临着一些矛盾和问题,给发展带来一定的压力。一是产业结构优化度低。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强,特色不突出;工业主导产业集中度不高,现有支柱产业对资源依赖程度过高,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和战略支撑作用不够强,缺乏在全国、全省有重大影响的大企业、产业集群和知名品牌;服务业相对滞后,现代和新兴服务业发展缓慢。二是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资源主导型产业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资源、环境约束日益明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务十分艰巨。三是体制机制问题仍然是影响发展的根本性因素。改革总体进程不快,对外开放水平不高,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亟待突破。四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经济社会之间发展不够协调。城市辐射带动能力不强,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东部县域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科技总体实力弱,自主创新能力差,人才结构不合理,高层次、高素质人才缺乏;社会事业欠账多,社会保障、就业再就业压力大,农村教育、卫生事业不适应,居民收入滞后于经济增长。此外,邯郸市还面临着区域竞争日益激烈的挑战,全省及周边城市未来发展势头很猛,这将给邯郸市在全省晋位和建设区域经贸中心带来很大压力。
“十一五”时期对邯郸市来说,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我们必须审时度势,趋利避害,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抢抓机遇,迎接挑战,力争在新一轮产业分工和市场竞争中赢得主动,实现经济社会更快更好发展。
二、邯郸市经济类外语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我们培养的外语人才更适用于从事教学和研究,而不能把语言作为工具运用于实际交流。但是,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弊端更加明显:一方面企业招不到真正需要的外语人才,另一方面外语人才找不到人尽其材的合适岗位。调查结果反映了外语人才的现状是:到各企业应聘的外语专业毕业生多,但符合要求的少,想要招到满意的人才更是难。这说明,社会经济所需要的外语人才与高校培养的外语人才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企业在对外经济活动中需要的是实践应用型外语人才,而学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则偏重于培养应试型和理论型外语人才。
事实证明,地方院校的发展离不开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反过来地方院校的发展又会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发展,二者是相辅相成的。看到这一点,地方院校应从当地的经济发展及就业市场的需求出发,充分发掘利用地方特有的办学资源,调整发展模式,走有自己特色的路。这是关系到地方院校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能否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的空间、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以邯郸学院为例,英语专业多年来一直承担着培养服务于本地区中学教师任务,具有一定的教师教育经验。建议要继续发挥自己的长处,重点办好师范类英语教师培养工作,在此基础上再拓宽发展渠道,比如现已增设的商务英语专业,是否还可考虑增加旅游英语专业,以适应邯郸及周边旅游业的发展。
三、外语人才培养如何与邯郸市经济发展相适应
应在全市范围内作人才需求分析和预测,根据分析和预测结果对课程设置作出相应调整,使我们培养出的人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同时也为我们的毕业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那么,如何开展社会人才需求分析和预测呢?
